第十三章用人术（下）（7）

    鲍超是湘军著名战将，镇压太平军立下了很多汗马功劳，官至湖南提督。1865年清廷任命去西北指挥作战。当时西北形势非常严重，多隆阿、杨岳斌曾经相继调往那里，都没有什么建树。对于朝廷的这种任命以及决策曾国藩是反对的。他指出：

    鲍超统率该军径入新疆，大漠苦寒，艰险异常。虽有名将深得军心，平日信之如金石、爱之如父兄者，至塞外亦恐携贰思归。鲍超威严有馀，恩信不足，本不甚孚于部曲。倘出关后离怨溃散，必见轻于回众。一有挫失，则叛回大炽，全局震动，后人更视关外为畏途矣。且行军贵顾根本，贵取远势。昔年向荣、和春等进攻金陵，惟不能取上游之势以为根本，卒至覆败，几误东南全局。今若甘肃未平，而遽谋新疆，后路之根本不稳，不惟难期急效，又将更长寇氛，求速而反迟，求扬威而反损国威。鲍超之功，自咸丰四年以至九年，屡破大敌，频受重伤，姑不复论。即自十年以后，臣驻祁门，四面为贼所困，全赖鲍军左右翼蔽，纵横苦战，危而复安。如青阳之坚城，宁国之悍贼，东坝之要地，皆该军独任其难。而辛酉、甲子二年，两次肃清江西，勋劳尤著。臣岂忍忘其大功，而摘其小过？惟谋短识浅，众心不固，实非独当一面之才。

    曾国藩反对鲍超率兵进入新疆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战略思想问题，曾国藩认为进入新疆首先要稳定陕西、甘肃；现在这两个地方没有稳定的局面，轻易进入新疆不能够取得胜利，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另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对鲍超的使用不当。鲍超虽然立过大功，遇到困难能够“独任其难”，但是他“谋短识浅，众心不固，实非独当一面之才。”对于鲍超的使用，曾国藩一直用其“斗胜之力”，用他做游击之师，并且给他安排好后勤之类的工作，解决其后顾之忧。鲍超为人贪暴，恩信不足，士卒不深信，一旦进入苦寒之地，没有像曾国藩一样的领导者支持、爱护、指挥，就很容易众叛亲离、导致溃散。根据曾国藩的建议，后来清廷撤销了对鲍超的任命，鲍超也得以保全名誉。

    任何人才都有优点、缺点，有长处，有短处。领导者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只见缺点、毛病、短处，不见优点、长处。曾国藩认为：

    大抵人非圣贤，难于求备。短长互见，乃土之常。在朝廷之用才，贵节取其所长，而纠察其所短。在臣子之自饬，贵勉其所已知，而增其所不能。

    曾国藩认为：“用人要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他早年用人注重德，不注重才，重视德行的使用，而忽视才力的使用；后期由于事业的需要，改变了这一思想，才长德短者也使用。体现的正是这一原则。不过这一用人方法，主要讲究人的才能的长短问题，根据人才的能力来给予合理、科学的安排，而不至于“指鹿为马”、“张冠李戴”、“上错花轿嫁错郎”。

    严树森是一个典型。同治元年有人参奏湖北巡抚严树森，弹劾他三点问题：一是说他“胆怯见偏、量狭性愎”，不能与文官和谐相处；二是不谙军务，不能给下游的曾国藩提供有力的支持；三是胆小怕事，在任河南巡抚时不敢开门迎敌。在朝廷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从用人之长，去人才之短的角度给予解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保全了严树森。他分析认为：“严树森之所短，在负气自矜，计较过熟。稍有龃龉便事吹求，处人鲜留余地，而人亦攻之甚力。计较既熟，则利害太明，趋避亦所难免。”性格缺陷，这是造成别人攻击他的主要原因。至于在河南闭门不迎战捻军，曾国藩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严树森自度新集之卒，未可深恃，与其出战挫衄，不如婴城坚守，此盖未可厚非。”其二是“惟军旅之事，必看毫无瞻顾之心，而后有一往直前之气。严树森于祸福成败多涉计较，则危急之时，难期坚定。功名之地，难泯矜争。”这第二个原因就是指他想得太多，难以决断。这正是他的短处。与此同时，曾国藩分析了严树森的长处，给朝廷提供了一个相互参照的系数。接到曾国藩的解释，朝廷没有免除严树森的职务，也没有调开他，事实证明，严树森后来做的很好，对曾国藩在下游的用兵也起到了很好的帮助、支持、配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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