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用人术（上）（6）

    领导者识人，如果只看某一方面，往往会失之偏颇。诸葛亮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看到的只是魏延的“反”，却忽视了他的才，因此不能正确使用。曾国藩看人，不仅看他们的优点，也不忽视他们的缺点。刘峙衡为曾国荃四虎将之一，曾国藩对他寄予厚望，但爱其人而不掩盖其缺点。他的优点是不徇私、救人于危急；缺点是有时见解偏颇，喜欢当面骂人。他要求湘军将领“略其短而服其长”，这样将领之间“自然互相敬爱”。李次青是曾国藩的好友、亲家，早年追随他，是曾国藩的心腹，1855年、1856年曾国藩在江西通信最多、联系最多、作为依靠的就是他。对于这样一个关系紧密的人，曾国藩并没有偏私偏爱，而是很客观、很实际地分析了他的长短，认为他是“命世之才”、过人之处极多，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患在无知人之明”，能分辨上级领导“贞邪”，不能分辨下级“奸邪情伪”，下级“请托，无不曲从。即有诡状发露，亦必多方徇容”；认为他是治民之才，不是军旅之才，不能带兵。李次青看不到自己的短处，要求带勇作战，他所带的平江勇纪律松弛，作战力弱，1859年徽州一战大败，多年积累的功劳、名望扫地于一旦。这次教训后，他还是不知道改弦更张，继续招募“安越军”，却又迟迟不到，遭到曾国藩的严厉参奏，官职被免。

    曾国藩认为：“人固不易知，知人固不易也。”要真正深刻认识一个人，一个能够干大事、成大业的人，更不容易，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了解、识别。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但是在对这个学生的认识上，也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最初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是：“有用之才”、“可用之才”。这是一般的评介。开始李鸿章以翰林编修的身份在安徽吕贤基所办的民团做事，吕失败后，李来到江西的曾国藩营中，后来又离开，因此在1859年之前对李鸿章的具体才能缺乏深刻认识。李正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两人天天在一起商议大事，曾国藩对他的才能才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曾国藩对李的认识也是“似可以带一军”存有疑问。后来，曾国藩对李的认识更加深刻后，他的评介是“劲气内敛，才大心细”“ 堪膺封疆之寄”。这几个字，没有深刻的认识、考察是不能得出的。1862年李鸿章达到上海后，指挥调度适宜，与洋人相处得当，不断由上海向周边扩展，取得了苏州、常州战役的胜利，曾国藩感叹：“壮哉！儒生之事业。”足见其识人之准。

    第三，用人标准随着形势变化。对于曾国藩用人重德的风格，左宗棠批评他“尚用庸才”。曾国藩反驳说：自己手下确实有庸才，但是“尚”却没有。事实上，曾国藩虽然“常常以求才为急”，但是“其闽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很多亲戚朋友缺乏才能的来找他，他打发他们回家的路费，讲明不用他们的道理，送他们回家，而不是“一人升天仙及鸡犬”。到了后期，他的军队中，也用了一些才胜德的人才，悄悄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识到：“当战争之世，苟无益于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有才无德者，当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尽管如此，他却不忘德的教育，期图以德感化人、培育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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