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十六章（3）

    曾国藩认为“无多言”的理由之一，是“巧语悦人，自扰其身”，也就是花言巧语、巧言令色者危害甚大，由此往往易令当事者晕头转向，混淆是非。理由之二，是“多言”往往“妄语”，且“词气虚骄”，因而“惹人厌烦”，于己于事不利。为戒“妄语”，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甚至刻意疏远朋友，被大家戏谑为“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仔细想来，实属无奈呀！理由之三，他认为君子应“讷于言而敏于行”，事情靠做出来，不是靠说成功的，多言无益。小人言而无信，可以信口雌黄，而君子却不行，他要言必信，行必果。

    咸丰八年（1858）正是湘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此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趾高气扬，曾国藩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给九弟写信，力说长傲、多言为“凶德致败”之二端，他于信中写道：自古以来，因不好的品德招致败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长傲，一是多言。尧帝的儿子丹朱有狂傲与好争论的毛病，此两项归为多言失德。历代名公高官，败家丢命，也多因这两条。我一生比较固执，很高傲，虽不是很多言，但笔下语言也有好争论的倾向。……沅弟你处世恭谨，还算稳妥。但温弟却喜谈笑讥讽……听说他在县城时曾随意嘲讽事物，有怪别人办事不利的意思，应迅速改变过来。

    曾国藩生怕曾国荃忘了此二戒，七天之后又写信告诫曾国荃要力戒长傲、多言。这确实是一种自保的技术性措施。

    勿多言，免致败

    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曾国藩也指出：人生坏事的两个因素，一是自傲，二是多言。多言生厌，多言招祸，多言致败，多言无益。

    ● 解读

    历史上，不少权臣名将自恃功高妄自尊大，丝毫不知谦逊自保，又不守为臣之道，种种大忌导致己身势必不能得到善终，雍正王朝的年羹尧就是十分明显的一例。

    雍正在与诸皇子夺取帝位继承权的激烈争斗中，实力人物年羹尧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雍正初年，年羹尧被视作社稷重臣。在政务活动中，雍正常常征求并采纳年羹尧的意见。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

    进京陛见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

    年羹尧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羹尧要慎重自持，年羹尧不以为然。在雍正的暗示下，内外官员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尽削年羹尧官职，押送北京会审。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请求立正典刑。有清一代，各朝惩处的重臣，唯有雍正王朝的年羹尧被冠以的罪名最多，达到九十二条。

    最后，雍正赐他狱中自裁，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世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曾国藩在清朝官场风风雨雨几十年，他在日常生活中，言行谨慎；处世时藏匿自己的锋芒，不显山露水。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也是一个很懂低调的人。她罕言寡语，安分随时，人谓之“装愚守拙”，她的“装愚守拙”比林黛玉的“任性逞才”容易被人接受得多，也更容易赢得好感。这就是低调的好处之所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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