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十三章（6）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军队是一个作战集体，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包括生死存亡之际不散不乱，令行禁止，整齐划一。要如此，须有一套严明的军规军纪，如曾国藩制定《初定营规二十二条》《营规》《营制》《马队营制》等。

    他规定各种纪律几十条，严禁将士吸食鸦片、赌博及。如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吸烟、赌博“全是一种暮气”，暮气必败，故必严禁。

    再看“义”。筹办湘军时，他看到由于官兵“掳掠”，广大民众深恶痛绝，迅速转向太平军。为此，他提出“不扰民”三字为“治军之根本”方针。

    曾国藩驭下有术。在对待那些投降的太平军将士方面，曾国藩把他们纳入有才无德者之列，并善于揣摩他们的心理，认为这种人阴险狡诈，难以驾驭。他归诸一句话：宽在名利，严在礼义。这样驾驭降将，确实也收到了实效。韦志俊、程学启、李世忠等降将无不为之拼命效力。

    应严者，礼义

    曾国藩说：“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 解读

    曾国藩强调“立法行令”、“宽严相济”的治军方针。强调部队要规矩森严，进止划一；为此制定营制、营规以为准绳。认为“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提出治军应宽严相济，宽在利和名，严在礼和义，四者兼备，即使骄兵悍将也能统驭。

    对部属同是运用“宽严相济”之法，他是有所区别的。例如，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在这里，他一方面主张对降将许以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则采取 “礼文疏淡”，“情不可密”，而严之以礼义，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他认为，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则避免一旦降将“旧病复发”而自身反受牵累；二则“临之以庄”，保特一种庄严感，使他们知威从命，不敢犯上。

    曾国藩认为，对人太宽厚则难以约束，对人太严格则毫无生机，只有刚柔并济、恩威兼施才是良方。曾国藩奉命“剿捻”时，李鸿章和僧格林沁的悍将刘铭传和陈国瑞在军中效力，二人发生两次械斗，造成流血冲突。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曾国藩充分运用恩威兼施的手法，消除了祸患。曾国藩对刘铭传严厉斥责，使其心生畏惧；却又不追究其过失，让其感激涕零，赴皖北继续剿捻。曾国藩历数陈国瑞的劣行恶迹，使其灰心丧气；又表扬他作战勇敢、不贪财等优点，大有前途，使其精神振奋。

    曾国藩深知军民关系维系着战争的胜负，在编练湘军之始就特别注重军纪教育，并且身体力行，当作头等大事，强调“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禁骚扰以安民”。不可否认的是，湘军在实际中也确有扰民之举。但是湘军基本上赏罚分明，宽严互济，“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所以这些营规戒律在一定程度上对严肃军纪、赢取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弟子李元度说：曾国藩“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这是基本符合事实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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