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十三章（5）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

    曾国藩说：“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 解读

    曾国藩认为：用严谨精微的态度，去做树立威严之事，是期望被处死的人没有怨恨，活着的人知道警戒自己，这样寸心之间才能得到安宁。对待属下的方法，有两个方面应该宽：一是使用银钱之事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钱财充裕的时候，要挥金如土，一掷数十百万；当穷困窘迫的时候，也要慷慨解囊，分利于人，而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遇到打了胜仗，要将功劳全部归之于别人，遇有保举的事，就通过保举优奖笼络人。

    宽大仁慈，并不意味着软弱。它实际上既体现了胸襟和气度，也体现了涵养与明智。宽大为怀，是为了征服人心，使人心服，也是自信心的表现。

    威猛严厉，不意味着残忍。它所体现的是决心和力度，为的是以强硬手段迫使越轨者和不法之徒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平等竞争。

    对于手下的将领与幕僚，在管理和交往中曾国藩也有自己的原则，即宽严相宜，“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因战功而奖赏、保举时，他毫不吝啬，也不太较真；涉及“礼”、“义”等他所认为的原则性问题时，则毫不留情、从严处理。

    在具体实践中，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注重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相应措施来激发其积极性“武人给钱，文人给名”，即以厚赏换得兵将之勇，以名位换得幕僚之智，皆大欢喜，军心一统。他屡屡上书向清廷举荐部下，替他们谋官、要权、争职位，使得人人都升迁有望。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人人皆有顶戴”，充分满足了他们的好名之心。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怕部属与自己同职齐名，鼓励他们“自立门户”、“自辟乾坤”，并为之铺路搭桥。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后来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大放异彩。

    通观整个湘军发展史，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部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时候居多，很少对他们施展霹雳手段。

    应宽者，名利

    曾国藩说：“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

    ● 解读

    应该严的：一是对他的礼节要疏远，跟他的往来要少一些，给他写的信要简单，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是要与他剖明是非，凡是他和他的部下做得不对的，坚决进行惩治。 总之，在名和利问题上要宽，在是与非问题上要严。四者兼备，你的手下又有强兵，那么就没有不可以相处的人了。

    曾国藩认为，“应严者，礼也，义也”。“礼”在这里指的是湘军内部的等级规范。筹办湘军时，曾国藩就从营制上考虑按着“礼治”的要求，建立严格的隶属规范。他吸收了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军礼之说”，仿照他的“束伍成法”，制定了湘军营制。这套营制革掉了绿营“兵不相习，兵与将不相知”的弊病，他还制定严格的营规约束士卒，严禁犯上作乱。

    战争是严酷之事，军队的“礼治”更带有强制性。曾国藩以一儒生治军，开始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在多次惨败之后，他才总结教训，提出“驭将之道，以严为先”。认为对部将要时刻“以礼存心”，“不必过谦”；要“临之以庄”，脸上常挂着一副“懔然难犯之象”，使他们知威，并要求部将也要做到“以法立令行，整齐肃严为先”。对兵勇要严明纪律，使“兵不敢玩”，临阵时心存畏惧，不敢违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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