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八章（2）

    在古代，官方的安排使用是士人的主要出路，他们的穷达主要取决于掌权者如何选材用材，事业的成败也与此息息相关。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往往以不恰当的所谓“德”的规范去决定人才的取舍，而不看是否能不负所托推进事业，而他们衡量德业的方法又常常是吹毛求疵。

    曾国藩一贯重视人才，有着颇具传统道德色彩的人才观念。他认为举贤用能既是治世之道，也是“仁”德之举；在用人标准上，强调要德才兼顾，重视品德优劣。他“生平好用忠实者流”，即把人品放在选人、用人的第一位。

    到晚年时，多年的经历让他发现，“有德或者有才，能有一样就已经很难了，要想两者兼全，更是没有几个”。事实上，凡是愿意出来“做事的”，大多都好名、贪财，而不贪名利者则早就隐居起来了。他总结道：“对有才无德的人，应当不要埋没他的长处，只需要稍微与他保持一点距离就可以了。”显然，这时他在“德才兼备”的标准上已有所让步。

    好用忠实者的误区

    曾国藩说：“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 解读

    据记载，汉高祖刘邦灭楚建国后大摆庆功宴，席间，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问身边的大臣，自己取得天下、项羽失去天下的缘由。大臣的解答不能令他满意，他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指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敢用比自己在某个方面高明的人才，这是他取得天下的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帐下，有各种各样的能人，有文人、武将、谋士，也有兴办洋务的科技人才，有李鸿章这样通过正规科举出身的人才，也有大老粗鲍超、师爷左宗棠在野人才，还有塔齐布这样的八旗子弟。这些英才都各具个性，甚至性如烈火，桀骜不驯，曾国藩却能善用巧用，成就大业。

    在德才之间，曾国藩更强调人的德行。曾国藩所谓的“德”，含义很广泛，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都属于“德”的范畴。按照他的总结，“德”就是在政治上要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要能心甘情愿地为之竭尽全力；在作风上要质朴实在，能吃苦耐劳；在精神上要坚忍不拔，顽强不屈。

    曾国藩认为“才德不可兼得以德事，好利之人不可重用”。凡经他鉴定为个人品德有问题的人才，他是坚决不会重用的。吃饭将米粒丢在地上，常人看来是小事，但是他认为是个人品德问题；湘军早期有名将领叫王鑫，才华出众，但他回乡招勇时用个人名号私建队伍，曾国藩闻知后也坚决弃用了。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 “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于淳朴中选拔人才，才可以蒸蒸日上”。曾国藩所谓“淳朴”主要是指朴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巧语媚上，而是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这种将淳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重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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