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生活（9）

    让我觉得欣慰的是，贝尔博士、洛奇先生还有几位热心人一直鼓励和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不随便指点和干涉我的意愿。对于他们这种开明和慷慨的态度，我感动不已，因此我下定决心：以后我要尽我所能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直到我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才抓住了为盲人作贡献的时机。

    一天，一位名叫查尔斯·康培尔的年轻人来拜访我。从他的讲述中，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从柏金斯盲校毕业的，后来一直为英国的盲人教育而努力，并且还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接着，他邀请我加入“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当我知道这个组织是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时候，我立即就同意了。

    入会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议会请愿，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此保护盲人的权利。请愿非常顺利，特别委员会很快就成立了。从此以后，我就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开始了我的工作。

    首先，康培尔先生带领我们调查了盲人能够做的事情，在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开办了一个实验所，主要指导盲人做手工艺品。为了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我们另外在波士顿开设了一家专卖店，后来又在马萨诸塞州等地方开设了几家分店。

    毕业后，我搬到连杉，在那里我常常深入而全面地思考盲人的种种问题。最后，我得出了两条结论，而且必须尽快解决。首先，每个盲人必须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因此必须教他们掌握一种技能；其次，为了方便盲人彼此联络和职业调查的进行，设立全国性的机构势在必行；再次，我觉得有必要把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以此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平。

    有一天，摩洛博士不远千里地从纽约来到我们的委员会，给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说：“失明的预防很重要，据统计，盲校中三分之二的儿童都是因为在出生时眼部感染了病菌而造成的。我相信，如果在孩子出生时就给他们消毒，很多人就可以避免失明的不幸。”他大力主张给婴儿作眼睛消毒，为了保证实施最好借助法律的强制作用，为此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制造舆论，积极响应。

    有人听后就反问他：“既然你弄明白了问题的根源，为什么没有行动呢？”他流露出无奈的神情，叹息道：“其实这些所谓的病菌，有很多是因为父母曾经做过一些有损声誉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这些事情甚至连医生都要保密，各类媒体虽然心知肚明，但也都避免这些话题，我想不出更好的途径，无奈之中才向你们求助的。”

    原来事情的内幕是这样的，听完博士的解释后，全体成员都表示要竭尽全力做好这项工作。摩洛博士说得很对，要做好这件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医生不太信任那些媒体和传播机构，一旦这种偏见先入为主，他们就不愿意和我们谈论这类问题，只是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1907年的一天，我在堪萨斯市遇到一位眼科大夫，和他谈论到这个问题。他建议说：“对这种事情，在众多媒体中还数报纸的舆论力量最大。我认识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他有可能帮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你可以去拜访拜访他。”

    我立刻面见《明星报》的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当我说明来意后，他一口就回绝了。我一下子从希望的顶端坠入了失望的深渊，不知道是我沮丧的表情让他感动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语气忽然缓和下来：“这样吧，你们先把稿子写好，随便你们怎么写，至于是否发表，由我们自己定夺，你认为怎么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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