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经历（25）

    我大致是这样回答的：我的情况还不错，不需要业主如此恩赐。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不应该接受业主的任何赏赐。同时，我和业主之间并无任何个人恩怨，只要他所提出的公共措施不仅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尚能惠及人民生活的话，我一定会表示拥护和赞助。过去之所以反对他的一些议案，是由于显然只有利于领主，而置百姓利益于不顾。我十分感激总督阁下对我表示的好意，他尽可放心，我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他支持，使他的执政尽可能地顺利。同时希望他没有接受那些糟糕的指令，这些指令使其前任受累无穷。对于这一点，他没有给予答复。

    但是后来他与州议会办事，双方的争执又开始了，而我作为议会的文件起草人，还像过去一样地积极抵制这些指令的要求，同时我也不赞成对这些指令所作的过于尖刻的评论。不过，我们私人之间却并没有发生过矛盾，我们常常来往，他更像是一个学者，见多识广，阅历丰富，谈吐风趣，极有魅力。

    议会后来终于发现，业主继续坚持用指示束缚其代理人（总督），这种指示不但违背人民的权益，而且对英王利益也有妨碍，因此州议会决定请求国王废除这些指令，指定我为州议会的代表去英国，觐见国王陛下呈递请愿书。

    我于1757年7月27日抵达伦敦，查尔斯先生已经为我安排了寓所，安顿下来以后，我立即前往拜访福瑟吉尔博士。因为有人向他大力推荐我，同时我在美洲的朋友提醒我说，在采取行动前应该先请教一下这位博士。博士很友好地接待了我，他不赞成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主张先跟业主们进行私下接触，这些人在朋友们的调停和劝导之下，可能会改变立场，从而友好解决此事。

    随后，我又拜访了一位老朋友、新闻记者彼得·科林森先生，他告诉我一位名叫约翰·汉伯里的弗吉尼亚商人曾经来打听我到达的时间，并要求我一到马上就通知他，他将带我去见葛兰费勋爵，这位勋爵当时正担任议院议长，他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我。我约定第二天上午随他前往。

    第二天，汉伯里先生就来见我，并用他的马车送我去见那位贵人。葛兰费勋爵接待了我，而且颇为谦恭有礼，在询问了一些美洲现状，并对此进行了一番谈论之后，他对我说：“你们美洲人在看待自己的政体性质上有一些偏差。在你们看来，国王下达给总督们的命令不是法律，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和需要表示支持或者不予理睬。你们应该清楚，国王给他的总督们的命令不同于那些在总督们赴任前所带去的那种指令，那种指令只是一种礼节上的需要。而国王下达的正式命令首先经熟谙法律的法官们草拟，然后经过反复地辩论、修改，最后由国王签署发布。所以，这些命令就是你们的国法，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就此番言论，我回答葛兰费勋爵说，对我而言，可谓前所未闻。我一向认为，根据宪章规定的美洲殖民地特许权，我们的法律应该是由我们的议会来制订。虽然还需要呈请国王批准，但是一经批准，国王也应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这就如同英国的法律一样，议会得不到国王的批准不能制定永久性的法律，但是，国王不经议会的同意也不能擅自立法。

    勋爵觉得我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但是我不这么看。葛兰费勋爵的谈话使我对英王政府对待我们的意图感到担心，所以我一回到寓所，立即把这次谈话记录下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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