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收购——巧妙收购，善意始终（14）

    李嘉诚这个当局者并不“迷”，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民族斗士，只是一个商人，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李嘉诚凡事并不是志在必得。他凡事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创业感悟：有一个词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思是说，此时失利，彼时得到补偿。做生意就应这样，不看重表面的输赢。如果在某件事上未能达成心愿，并不等于输了。若是因此维护了信誉，维持了人际关系，等于种下了善因，将来必结善果。反之，如果勉力而为，不顾一切地达成心愿，使名誉受损，或招致怨恨，等于种下恶果，日后难免遭报应。生意场上更要注重这一点，做生意是为了盈利，而不是逞一时之气。

    9.遏制迁册 稳定香港

    李嘉诚如是说：我个人对生活一无所求，吃住都十分简单，上天给我的恩赐，我并没多要财产的奢求。如果此生能做多点对人类、民族、国家长治久安有益的事，我是乐此不疲的。

    1982年9月，香港股市发生动荡，许多富商将大批资本移往海外，移民潮汹涌而起。

    1984年3月28日，以西门?凯瑟克为大班的怡和董事局突然宣布：本集团基于香港前途问题，决定迁册百慕大；股票将在伦敦、新加坡、澳洲同时挂牌上市。怡和的迁册引起香港工商界发生强烈动荡，恒生指数急挫62点。于是，工商界各大公司开始迁册成风。

    和记黄埔行政总裁李察信力劝李嘉诚迁册，集团内也形成一股“主迁派”势力。

    李嘉诚很清楚李察信的言下之意，他说：“不可能那样，我们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若论个人在公司的利益，我比你拥有的多，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说这种话的。现在中国政府欢迎海外企业家来华投资，也就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私人资产采取行动。”

    李嘉诚态度十分坚决。这就跟李察信的分歧颇大，以致无法协调工作。1984年8月，李察信辞职。

    1984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投资环境开始变得明朗，使迁册风有所遏制。但后来的中英谈判一波三折，似乎显得遥遥无期，香港人的信心指数重新下降，迁册风因而卷土重来。

    李嘉诚作为长实系的总裁还是坚决不迁册，非但自己不存迁册念头，还说服了集团内的“主迁派”。到1990年11月，在香港四大财团中，只有李嘉诚的长实系集团和施怀雅的太古洋行集团尚在香港注册。

    1989年的北京风波，使信心危机在香港再次爆发，恒指狂泻580多点。迁册再起，华商都在看着李嘉诚的行动，因为他是香港首富。这时候，李嘉诚就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他在媒体上表示，他相信香港1997年后仍会继续繁荣，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作为香港首富，李嘉诚在迁册问题上的坚决态度，稳住了相当一大批华商的阵脚。

    然而，迁册风潮依然不减。1990年，汇丰银行也决定迁册伦敦。在李嘉诚的反迁册意见未被采纳的情况下，他突然宣布辞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职位。

    其实，李嘉诚的做法很明显，即他是一个重利的商人，但自己更是一个中国人，始终都是。虽然在中国商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商人莫谈国事。因此就有很多商人只顾埋头做生意，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李嘉诚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立足于任何一个国家，商人的前途必然受政治的影响，更会受国家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作贡献，对自己的商业前途会有利。

    所以，他坚信自己是一个香港人，是一个中国人，因此强力主张不迁册。李嘉诚希望香港稳定和繁荣，也率身垂范尽其所能地去稳定香港。因为他知道，只有香港稳定了，商家才会有利可图。此外，香港的繁荣对全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一个商人，同时也作为一个中国人，李嘉诚的行为再次为自己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同时，李嘉诚以他充满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的作为赢得了香港和内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这为他在过渡期以及“九七”之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业感悟：商人经商不是闭门造车，要立足于任何一个国家，商人的前途必然受政治的影响，更会受国家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所谓的“商人莫谈国事”完全是狭隘的观点，在一个国家有了商业大厦，也不应该忘记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大环境的促进。因此，商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作贡献，对自己的商业前途会有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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