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韬光养晦减锋芒（9）

    为了让曾国藩强大的势力不至于威胁到清廷统治，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约束措施。在争饷之时偏袒沈葆桢只不过是这些措施的表现之一，通过这一做法，曾国藩和沈葆桢之间也出现了嫌隙，原本坚固的情谊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立。清政府扶持沈葆桢以及那些和曾国藩职务地位相近的湘军将领，通过感情上的疏远，利益上的分化，让他们逐渐和曾国藩之间拉开距离，原本的从属关系也逐渐破裂。曾国藩曾经的部下和幕僚，如罗泽南、江忠源以及左宗棠、李鸿章、刘长佑等人，都受到清廷的拉拢和扶持，清廷使这些人开始和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彼此不和，通过争斗来实现其控制和利用的目的。

    在分化曾国藩湘军内部人员的同时，清廷对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国荃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1863年5月，升为浙江巡抚的曾国荃已经有了直接递交奏折的权力，为了便于抢先报功，曾国藩也授意曾国荃自己来递交奏折。但当曾国荃递交奏折报功后，却遭到清廷的严词拒绝，理由则是身为浙江巡抚的曾国荃一直留在南京，没有去浙江赴任，因此不准他单折奏事，并申明如果有军务要事，曾国荃依旧要先呈报给曾国藩，让曾国藩来奏报。此举让曾国荃非常郁闷，难免会言辞不逊，为了避免他惹来祸端，曾国藩只好派自己的心腹赵烈文跟随曾国荃，替他草拟各类奏章。

    在这些措施之后，清政府并没有因此对曾国藩放松警惕，在上谕之中用言辞敲山震虎：“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大臣，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一道上谕之中对曾国藩赞誉有加，认为他资历和功绩都不计其数，但曾国藩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对曾国荃的点名批评就是在打他的耳光。在谕旨之中，曾国荃成为对上不敬、小胜而骄的代表，语言之间流露出的不满，表示如果想要“长承恩眷”就必须要小心谨慎，严加管教。在此寥寥数语之中，可谓杀机暗藏。

    熟谙历史知识而又具备丰富政治经验的曾国藩自然听出了朝廷的弦外之音，他能够掂量出这一份谕旨的分量。他时常忧谗畏讥，常怕盈满，而此时看来，恐怕已经到了盈满之时。但他并没有贸然地请求告老还乡，早在父母去世的时候，他就时常提及回籍服丧的事，而如今功成名就，这类请求反而不能提了。只因在太平天国之乱后，军功显赫的他被封为一等毅勇侯，他已经成为湘军领袖，凡是那些从湘军出身的将领，不管他们在朝廷执掌军权，还是出征在塞外疆场，都将他视为精神上的首领。在剿灭太平军后被遣散的数万湘军的心目中，亦是如此。此时如果请求告老回乡，即便他本身没有二心，也很可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如果被图谋不轨之人所挟持，奉为精神领袖，对朝廷来讲也是个大威胁。

    在考量各方面因素之后，曾国藩一边解除了自己的兵权，让朝廷放松对自己的猜度，另一方面主动表示自己不愿意归乡，愿意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朝廷效力，绝不轻言去留。这种做法无疑是让清政府感到放心的最好途径了，依旧在任曾国藩会一直处于朝廷的视线之内，同时也不会因为手握太多兵权而让朝廷时刻惦记。在此后，他还积极地奉旨剿灭捻军，不辞辛苦地奔波在战场之中。他立功之后不居功，而是将功劳分给其他的将士，一旦出现失误，便立刻承担起责任，并借机大力向朝廷推荐李鸿章等人。这些无非是为了远离权势而避嫌的常用做法，只是在曾国藩做来却显得那么自然而不留痕迹，因为功成不居也是他的一贯作风。

    曾国藩曾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这是封建社会帝王所带来的时代特点，曾国藩身处其中，只能无奈慨叹，然后为自己寻求一条最为安稳的退路。“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在患难时能够任贤用能，意图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功业，然而安乐的时候却总是担心身边的人心怀叵测。所以对于无心夺位的曾国藩来说，急流勇退，也正是他可选择的上上之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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