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低调做人，精明做事（11）

    人言可畏，省察舆论

    一般而言，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的社会，不可不省。

    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阮籍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应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另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都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支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测之祸，从容应对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希望失败，希望平平安安。但社会节奏越快，人们却越不自安，而“飞来之祸”又每每发生。曾国藩通过观察，得出祸福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二者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骗、暗、诡”这三种人最容易招来祸端。他具体解释说：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名誉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患；窝藏隐埋暗昧之事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害；经常忖度他人，诡计多端的人，有预测不到的祸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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