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修身养性，内圣外王（8）

    其次，因时而变，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国藩对此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晓事、知人，这都是主客观密切结合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有客观标准可寻，而且必须眼睛向下，虚心考察实际情况，从阅历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把是否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理学笼罩下的社会上层说来，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标准的变动。试想一想，醇亲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标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爱国的典范。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变”，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耻，但其对策却是“毋以诗书为迂阔”。要“非圣之书，屏而不读”。按照他们的思路，国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学亦必然继续在泥淖中打滚。曾国藩在君子小人的区分这一重大问题上做出新的概括，这既是对理学的勇敢挑战，也是为实事求是地体察国内外情况、汲取新知识、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针对中国士大夫的思维特点，他特别强调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务实之意溢于言表。

    曾国藩还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儒家有强烈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性格，亦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辩证法遗产。以曾国藩来说，直至1850年，他仍然郑重其事地申明：“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对内外交困的境况感受不深，缺乏变以解危的紧迫感。随着太平天国义军在大江南北驰骋，他由一帆风顺的京官转到地方上兴办团练，阅历增长，对社会痼疾的了解加深，求变的思想便日益加强了。他在1859年写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震就是动，要反乎贞吝而在变动中求吉与无咎，在于正视现实，不断改正既往的缺点错误。个人如此，国家大事也是如此。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曾国藩积极推动和参与学习西方的洋务，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

    今人对于洋务运动自然有褒有贬，然而曾国藩倡洋务足以说他绝不仅仅是那种以谦谦自守、修身养性为信条的一介儒生。他敢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行动则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丈夫居世，无刚不立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他指出：“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因而，淮阴侯韩信羞与为伍。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刘邦初入咸阳，见秦朝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辄谏曰：‘此乃奢丽之物，是秦之所以亡天下的所在。愿大王急还坝上，无留宫中。’这是第一件事。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樊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到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坝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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