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修身养性，内圣外王（7）

    3月11日的《日记》记载：“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理学宗传》是曾国藩日记中所记载的最后读的一部书。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与他的治学之道颇有关系。

    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他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

    因时而变，风气之先

    古往今来，无数事实多次证明，那些名垂千古，为人推崇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而是那些主张因时而变，敢承风气之先的人。曾国藩却是一个“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的双重特性的人物，可以说他的“发展”与“革新”，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放弃夜郎自大的盲目自大观，开启了一代学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之先，给黑暗沉沉的中国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儒家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培育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曾国藩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而居汉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处理，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在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国藩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完晚节。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开创一代风气，是不会有这一行动的。他一生谨慎，但却要求李鸿章敢于“越俎”，表明他担当大事的品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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