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寿辰宴会上的讲话

    [英国]乔治·萧伯纳

    乔治·萧伯纳（1856—1950年），英国作家、戏剧家和政论家，生于柏林公务员之家。曾当过抄写员、会计，赴伦敦后开始从事创作。1884年参与组织费边社，鼓吹用改良主义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早年致力于小说创作，后专门研究戏剧。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26年7月26日，工党设宴庆祝萧伯纳70华诞，萧伯纳应邀发表演说，但英国政府以防止“党派偏见”为由，不准向全国广播。本篇为该演说节译本。

    这些年来，公众舆论想方设法为难我，但在一无所获后，又把我吹捧为伟人，任何人遇到这种事都可称之为可怕的灾难。现在，显然又有人想故伎重施。因此，对于我70岁寿辰的庆祝活动，我完全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不过，当我的工党老朋友们请我到这里来时，我知道不会有麻烦的。

    现在，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立宪党，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立宪党。我和我的朋友西德尼·韦布先生及麦克唐纳先生一开始就明确地说过，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拥护宪法的党，使任何可敬的、虔诚的人都能在个人尊严丝毫不受侵犯的情况下加入这个党。我们革除了陈规陋习，这就是为什么比起任何持激进观点的人来，政府目前更怕我们。

    我们的立场是非常简单明确的，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理解自己的立场。我们用社会主义来对抗资本主义。

    根据资本家的观点，可以保证国家的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工作。他们不主张高薪，因为如果工资很高，一个星期就可以攒下足够的钱，而下一个星期就可以不必工作了。所以，他们决定以仅能养家糊口的工资使人们始终不停地工作，而他们自己则分享着一份资本增长。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为工人提供了保证，而且，由于确保巨额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些人不论是否愿意也都会把钱积攒下来，并且不得不用于投资。这就是资本主义，而我们的政府却总是妨碍它。政府既不会为一个人提供工作，又不会让他挨饿，而是在确认他已经为得到救济而先付过钱之后，才会给他一点救济金。政府给资本家补助金，制定出各种打破自己制度的规定。政府一直在忙于此事。我们告诉政府这是破坏，政府却无法理解。

    我们在批评资本主义时说：你们的制度自公布以来，从未信守过自己的诺言。我们的生产是可笑的、荒唐的，因为当需要建造更多的房屋时，我们却在生产80马力的汽车。当孩子们正在挨饿时，我们却在生产最豪华的奢侈品。你们把生产颠倒了，不去生产国民最需要的东西，而背道而驰。我们认为分配已经变得荒谬绝顶，以至于在4700万的国民中，只有两个人赞成现行的分配制度——一个是诺森伯兰公爵，另一个是班伯里勋爵。

    我们反对那种理论。社会主义理论明白无误地指出，你们必须关注的问题是你们的分配。我们也必须由此着手，同时，如果私有财产妨碍了公正的分配也必须予以废除。

    那些掌管公共财产的人必须受到社会的制约。例如，我带着拐杖但不能随心所欲使用，也要受社会制约。我不能拿它敲诸位的脑袋。我们认为如果分配出了问题，一切都将会出问题，包括宗教、道德、政府等等。因此，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全部意义），我们必须从分配着手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想我们都能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关注世界财富的分配问题。我刚才对你们说过，现在还要对你们重复，我认为在四千七百万人口的国家里，不会有两个人，或许不会有一个人赞成现行的财富分配制度。我甚至还要说，你们在整个文明世界里也找不出一个赞同现行财富分配制度的人。这种分配制度已经堕落得极其荒谬了。

    我认为，我们将自己同资本主义者区分开来的一天总会来临的。我们必须把一些必要的指导思想在人民面前公布。我们必须宣布，我们所努力的不是那些陈旧的再分配观念，而是收入的再分配。我们要让再分配始终成为一个收入问题。

    今晚我在这里感到非常得高兴。我们的主席刚才说，你们认为我享有社会的尊敬，并赢得了你们一定程度的个人喜爱，我完全理解这番对我的褒奖。我不是一个感情冲动的人，但是你们所说的这一切感动了我。我知道它的价值，在我年届70的时候（一生只有一次70岁，因此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说了），它使我能说出许多人不能说的话，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快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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