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提示：

    １．媒体一旦报道后，不但家人知道，连左右邻居、亲朋好友、单位同事都会知道，这就是媒体批评的厉害所在。

    ２．采访过程成为报道的一个部分，媒体把冲突过程呈现给受众，让大众评判。

    ３．与媒体冲突，尤其是对媒体施暴难有好结果。

    ４．记者在采访中被打的时候，他所代表的不光是记者个人利益受到伤害，而是整个公众的利益——受众的知情权受到伤害。

    ５．避免与记者冲突的有效办法是，了解记者采访意图，与记者真诚沟通。

    ６．如果媒体出现虚假报道，侵犯了你的权利，你就应该向媒体提出你的合理要求，乃至告上法院。

    “不怕通报，就怕见报”

    一个地方、单位或个人出了差错，过去往往采取通报批评的做法，但现在无孔不入的媒体，发现其中有新闻价值，便进行报道。

    通报批评只限于一定范围的人知道，甚至丈夫被单位通报批评，妻子和孩子都不一定知道。但媒体一旦报道后，不但妻子孩子知道，连左右邻居、亲朋好友、单位同事都会知道。好像一个干净的面孔一下子被抹上了黑灰、刺上了字，人人知晓。这就是媒体批评的厉害所在。

    媒体监督，也叫舆论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行为所进行的报道，对重大事件进行披露。

    一个没有武器的战士不能称为战士，人们不能设想一个战士手中不拿武器。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媒体监督就好比他们手中的武器。没有这个武器，新闻媒体及记者就没有战斗力。

    媒体（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生活和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媒体（舆论）监督既是我国六大权力监督体系（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和行政、司法、民主、舆论监督）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一种最直接、最群众性的监督，是一种特殊的监督。它对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对克服党和政府工作中的行为与不正之风，吸引广大群众参政、议政，对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克服各种消极、落后的不道德行为等六大作用。

    有关部门经常开展的舆论调查表明，人们对有关揭露、丑恶和治安、刑事以及自然灾害、突发件等十分关心，大案要案总是备受群众的关注，总是拥有广泛的读者。即使是较小的、不起眼的案件，也会吸引相当多的读者。按照马斯洛理论，人的需要有5个阶梯，在满足生理需求之后，人们便追求安全需要，追求安全的需要，也就意味着关心与自己、亲人、他人、人类安全有关的事情。

    近年来，媒体上舆论监督的内容越来越多，舆论监督已在国民经济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沉冤多年的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被媒体曝光后，就能引起有关部门及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引起公众的关注，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使揭露的问题得到及时纠正和有效解决，从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所以现在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媒体上，希望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来解决问题。

    媒体（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其他组织监督的补充、促进和提高，在监督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弄权渎职者往往“不怕通报，就怕见报”，“不怕会议批评，就怕广播点名”。党内通报起到点上的影响，报纸、广播、电视点名则是面上的作用，两者互相补充而不能互相替代。事实证明，在必要时将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上揭露出来，影响面大，效果好，对不良现象有着较大的抑制作用、震慑作用。

    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一度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为了以正视听，2004年8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负责人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该负责人说，根据原先的规划，北京奥运会大多数场馆应在2006年底前基本建成。这个竣工日期现在已被推迟到2007年下半年。受此影响，部分场馆的开工日期也由2004年推迟到2005年。该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设计方案已经作了优化调整，但其独特的设计风格未受影响。这是北京市政府职能部门首次就此对外正式表态，是一次权威的信息发布。

    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奥运场馆建设显现出透明，决策和组织实施部门进一步约束了自己的行为，做到节俭办奥运。同时，民意在媒体上有了充分的表达，决策层通过媒体进一步了解民意。

    媒体越来越多且有权监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重大工程项目的立项、选址、资金、建设、进展、预算、决算等，重大活动的日期、组织、实施、安全等，凡此种种，涉及纳税人的钱，涉及公众利益，涉及公众的生命安全，公众有权利知道，政府和主办方也有义务和责任告诉社会及公众，媒体应该且必须报道。人民有知情权，政府应树立公信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样的报道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媒体报道人们的不良行为，如翻栏杆，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报纸、电视、广播、网络时常有这样的批评报道。对这种情况你不能批评媒体为什么播了你的镜头、上了你的照片而不是其他人。

    而一些地方、单位和部门对新闻报道采取了封杀令的做法，结果适得其反。2004年1月5日广州的《足球》报刊登一篇题为《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的文章，称国务院国资委认为中国足球是不良资产和不良市场，要求国有企业完成与中国足球的剥离。中国足协认为该报道失实，于1月9日正式宣布：从即日起取消《足球》报对中国足协主办、承办所有比赛的采访资格。由此冲突引发的“封杀令”事件立即成为当年新闻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经历了2003年的“”之痛后，公众的媒体意识普遍进一步觉醒，人们对新闻采访权、公众知情权等公共权力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和重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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