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麻将牌举世闻名。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麻将，玩麻将成了经久不衰的“国玩”。

    前些年有“全国山河一片麻”的说法。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玩的种类比过去增多，比如青少年玩电子游戏机，青壮年逛卡拉ok厅，有些身份的人打网球，或者打高尔夫球等，但玩麻将仍然在诸种玩中占据主导地位。

    麻将的吸引力如此之大，参加玩的人，“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玩的时间，往往通宵达旦，一直到筋疲力尽为止。至于玩的地点，可以说到处摆战场，或在单位，或租宾馆，或寓于一地，或在旅行中。

    旅行途中，麻将是必备之物，汽车中、飞机上常听到国人玩牌时的大呼小叫。有时空间狭小，颠簸不已，仍然玩得兴高采烈，笑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使周围昏昏欲睡的旅客难以成眠。到旅馆后，衣不解带，马不下鞍，还要鏖战通宵，哪怕第二天没有精力观光旅游，干脆躲在旅馆里睡觉。

    最可笑的是，有的旅游团不远万里，飞行十几个小时，花费数万元来到美国，竟然也宁可躲在旅馆打随身携带的麻将而不去外面观赏光怪陆离的异国风光。真是：撼山移，撼麻将瘾难！

    打麻将者没有不动输赢的，只不过数额有大有小而已，不动钱的麻将没有刺激性，没有吸引力，玩不出劲头来。因此，即使是一家人聚在一起，也象征性拿出钱来，真枪实弹，麻得热火朝天。

    有的国家“尚武”，有的国家“崇文”，或多或少都有其好处在。但如果我们从孩子小时开始，就让其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在似赌非赌的气氛中长大，形成了“好赌”的恶习，就追悔莫及了。

    有些行贿之人，也会利用麻将这块遮羞布，不动声色地把钱送给手中握有重权之人。当然，要做到不留痕迹也难，人们从他们专事“点炮”的行径中，也会看出破绽的。

    疯狂的麻将热，其实也危害人的身体健康。“”过后，人们正在反思自身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麻将热也应在其中。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在不断提高，休闲娱乐的方式也应该随之高雅健康起来。

    吃得鸡飞狗跳

    如今在一些干部中间，吃风太盛。传统节日要吃，洋节也要吃；升迁要吃，调转也要吃；分别要吃，重逢还要吃；婚丧要吃，寿诞也要吃；客来请吃，无客自吃；闲暇自娱吃，事繁抽空吃；有事相求吃，密切感情吃。吃的时间，过去是安排在中午、晚上，现在已扩展到早晨同吃早茶，晚上共进夜宵。

    总之，对于一些人来说，大概家里吃饭的时间是屈指可数了。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常回家看看》，颇受欢迎，很有针对性；大概也需要写一首新歌，不妨就叫《常回家吃饭》，来规劝这部分颠倒主辅，把饭店当家的人了。

    至于吃的种类正在向一低一高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地方风味，一是名贵佳肴。有些人吃熊掌，吃“三鞭”，吃山珍，吃野味。其中有的贵重，有的虽便宜，但是难以觅找，筹备之人也要既费钱财，又费脑筋。有些人于世界普通食物之外，还吃其他国人所不吃的珍馐：吃蛇，吃果子狸，吃癞蛤蟆，吃癞头之鼋，吃老鼠，有的甚至吃到小孩的胎衣，以及直接从人身上取得的东西，真是除了“两脚的爷娘、四脚的眠床不吃”，其他什么都吃。如果能够，怕是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摘下来尝尝哩。

    对野生动物的吃风由来已久，从官场到商界到民间绵延不绝。在这种吃风中，不少野生动物遭殃。某省有关部门对某市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市有半数以上的人吃过野生动物，认为吃野味能增加营养或有滋补作用。

    在崇尚美食的民族文化中，“吃”可以说无处不在。林语堂曾就此写道：“中国人之所以对动植物学一无贡献，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不能冷静地观察一条鱼，只想着鱼在口中的滋味，而想吃掉它。对于客观对象的好奇心，始终没能超过品尝美味的好奇心。”此话虽显挖苦刻薄，也确实值得深思。

    前些时肆虐的病毒，经过医学专家研究发现，病人身上的冠状病毒同果子狸身上的病毒具有同源性。因此呼吁，对高危野生动物应采取应急措施，停止一切捕猎活动，禁绝一些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进入市场。然而，部分人冒着生命危险，仍然什么都敢吃。田间地头的大老鼠和未经烹调的生鱼片，仍受食客的欢迎。在南方某地的餐馆里，师傅最善烹调各类山珍美食，最出名的是“四大美人”宴，即西施猫、貂禅鼠、昭君兔、贵妃蛇。仅仅田鼠就可以做一个“九式鼠套餐”，做法有红烧、白灼等。

    “吃”，已经吃出了疫情，影响了经济，吃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吃得四邻不安，举世恐慌，还不应该进一步检讨“吃”的问题吗？！

    一把赢把把输

    市纺织厂王厂长是个有名的老面瓜，偏偏工厂效益不错，四面八方都来蚕食，连居委会、环卫所、驻地小学也不落后，老面瓜笑脸相迎，有求必应，倒也相安无事。

    这个厂的税务征管员李科长，也是蚕食队伍中的一员。过去小小不然的事情很多，诸如外出旅游、朋友聚会、年节送礼、购买时令服装等等，都要掏王厂长的腰包。鉴于李科长身份特殊，加之数额不大，少则数百，多则几千，王厂长心知肚明，二话不说，一律照付不误。

    这次李科长喜分新居，需要一笔装修费，开出的价码是   5 万元。王厂长尽管心疼，还是不愿意得罪李科长，一咬牙一跺脚，给了。没想到时间不长，李科长欲壑难填，提出再要   5 万元。王厂长到了忍耐极限，但也不敢轻易发作。

    事有凑巧，王厂长在一次聚会中遇到了市税务局长，两人很熟，闲谈中提及此事，说完又后悔了，话已收不回来。税务局长对这种明显的勒索行为不能坐视不管，但也轻描淡写，免去其科长职务、调离现工作岗位了事。

    从此以后，纺织厂的麻烦接踵而至。

    先是那位李科长变为李干事之后，由工业分局调到税检分局工作，他首先检查纺织厂的欠税问题，拿厂办一个小卖店开刀。小卖店是安排该厂下岗职工的小商店，本小利微，勉强维持，工资不能正常开，欠税也在所难免。李干事从小卖店开张之日查起，竟查出需补交100多万元滞纳金，小店难以承受，只好关门大吉。

    采取同样的办法，李干事又查了卫生所、托儿所等福利单位，同样有欠税问题，同样需交数额颇大的滞纳金，也只有关门黄铺。

    与此同时，这个厂税收征管员换上了张科长，不再采取合作态度，完全“公事公办”，没有一点商量余地。

    王厂长到这时才明白，得罪一人得罪一群，从此纺织厂的事更难办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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