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二十世纪六○年代，我得了一项大奖；三十年后，二十一世纪○○年代，我又得了一项大奖。

    六○年代得的大奖是：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用惟一的死刑条款，要军事法庭把我处决。我在报纸上写专栏，追求言论自由，早被蒋氏父子政府不满，但真到被押上军事法庭，才知道事态严重至此。幸遇孙观汉先生在海外密集营救，稍后虽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但仍然是一项大奖，家破人散。十二年是一个够长的时间，足够我安静地阅读和沉思。我曾认为中华文化是一个沉淀、腐化力极强的酱缸，大受爱国专家谴责。现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发现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一开始就缺少人权思想，从没有人权素养。像儒家大师歌颂的尧舜禹汤，以及文王武王，被尊敬的盛世，根据史料，都恰恰相反。这项发现，使我像在皇帝御床黄绫被下发现一条眼镜蛇一样，惊慌失措。

    事实果真如此，再观察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已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病源：中国人思考是两极的，只有政治，只有金钱（像迦太基一样），从没有产生过高品质文化。所谓的中国文化，不是以诚信、尊严、尊重为主轴，而是以政治或金钱为主轴。这种文化，只有君权父权官权，没有民权人权。

    感激这项大奖，使我有勇气向这个严峻的课题挑战。

    二十一世纪○○年代得的大奖是：全球中华文化艺术奖中的中华文艺奖。它给我的营养是直接的。不像六○年代那项大奖，有那么多难以消化的曲折。入狱之前二十年中，我出版过二十部散文、两部报告文学、七部小说、两部另类小说、一部童话。

    出狱之后，又出版了七部散文和一部诗集。报告这些，不是沾沾自喜，只是说明我确实是一个写作人。

    然而，出狱后二十年间，前十年从事历史著作，后十年从事人权教育。唐德刚先生说的“中国从前千年不变，如今一年千变”的时代，泰山压顶般，压到人们头上。飞奔中的社会结构，时间不能累积，人们认为一切都从自己开端。社会跟电影院一样，不断换片，一年岂止千变，昨日之事，已成千古。我虽然仍以写作人自居。我的名片也从没有印过任何职衔，但写作人身份已逐渐模糊，逐渐被其他身份代替。去年，一个文艺社团举办老作家重阳聚会，就忘了我，当主办人提醒补寄一份邀请函时，承办小姐失笑说：“柏杨什么时候和写作扯上关系的？”

    后来，主办人告诉我：那位小姐除了知道柏杨坐过牢，还知道柏杨在什么岛上盖了一座碑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感激这项大奖，使我如梦初醒，重翻三十年前的旧作，真是“一字一情一惘然”！

    多少年来，我一直是单桨划船。二十一世纪○○年代这项大奖，唤起我重拾闲在一旁的另一只文学的桨。希望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能走得更远，能帮助更多比我走得更艰难的朋友！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蒋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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