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乡的一句谚语：屈死不告状，道尽了中国人宿命的悲哀：一旦兴起诉讼，犹如肥羊投入饿虎之口。民事案件往往家产荡尽，刑事案件更加伏尸刑场。法庭是一个保障大人物的地方，哀哀小民是注定被草菅的对象。

    五千年来的讼狱，建立在口供主义上。圣明的帝王，怀着大慈大悲的心肠，小民如果自己不承认犯罪，绝不处罚。所以，怎么要小民“坦承不讳”、“自动招认”，遂成为执法官员最大的挑战，迫使他们不得不用苦刑拷打--这是我们小民的语言，暴官酷吏的语言称之为“帮助我们唤回记忆”。

    笔录与自白书，是口供主义的两大支柱。二十世纪以来，证据主义取而代之。但是，“酱缸文化”威不可测，证据主义立刻就被酱成了一项美丽的条文，专作对外宣传之用：“我们是科学办案，证据第一！”但是脑子里发酵的，仍是口供。而今，台湾就有三个微不足道的孩子苏建和、庄林勋、刘秉郎，他们在口供主义下，命在旦夕。

    一九九一年三月，台湾省台北县汐止镇，吴氏夫妇被砍杀身亡，警察不久逮捕真凶王文孝。王文孝在警察多方“帮助”下，承认还有一个同谋，那就是他的弟弟王文忠。之后，王文忠在“帮助”下，供出了连王文孝都不认识的上述的苏、庄、刘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又在同样的“帮助”下，全都“自动自发”的写下了自白书和完成了笔录。一九九二年一月，王文孝被枪决前夕，替这三个跟他素昧谋面的孩子呼冤。但是，大狱已成。

    自一九九五年起，“最高法院”对这三个孩子三次判处死刑。“检查总长”一连三次提出非常上诉。

    今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五月，“最高法院”突然一反立场，裁定再审。同月，“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也突然一反立场，对再审提出抗告。问题就在这里，“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性，不但遭到“检查总长”的三次质疑，三次提出非常上诉，十年来，先后四任的“法务部长”，全都拒绝批准死刑的执行。而“监察委员”也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最高法院”判决不当。现在，“最高法院”总算批准了再审的申请，可是曾经提出三次非常上诉的检察体系的检察官，反而反对再审，提出抗告。一种阴气森森的诡异，“宁可错杀一百，不可错放一人”的土石巨流，正在咆哮翻滚。这三个孩子势将死在这种巨流之中。

    如果我们小民们倾尽全力，还不能挽回一个明显的疑狱，那就让三个孩子死吧！因为他们是小人物。他们或许是真凶，或许不是，我不敢确定，那是专家的事。但有一点却是敢确定的：专家们的看法完全相反，说明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刑事案件。我们的老祖先，远在两千年以前，就为这类事件，提出公平的裁决，《尚书·大禹谟》：“罪疑唯轻”，对有争议性的诉讼，应从轻发落。想不到两千年后，就在台北，案件虽然疑点重重，却仍然有人坚持非要索取那三个孩子的性命不可。传统文化中，少有的优美部分，不但没有予以发扬，反而让它淹没。几年前，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被判无罪。有人向辩护律师提出质疑，律师说：“我从没有说辛普森没有犯罪，我只是说，我们没有辛普森犯罪的证据。”我们同样指出：“我们从没有说这三个孩子没有犯罪，我们只是说，我们没有这三个孩子犯罪的证据。”

    我们面对的是：台北少数崇拜口供主义的司法官员执法者，正在企图用别人的血，灌溉“罪疑唯重”的野蛮文化，使它成为罪恶的磐石，便忍不住酸鼻！

    我进了一家日本人在德国开的咖啡店，清洁得像个冰宫，我大为紧张，浑身不舒服，急忙逃走！对于华人，大概这就是一种惩罚！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蒋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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