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9 中国资本的杀机（1）

    资本无处不在，现在，我们把目光再移到中国。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划分，也习惯了中国千百年农耕社会与现代西方资本社会之间的遥远隔阂。然而资本的本性都是相同的。中国明清时代出现了累积巨额民间资本的近代商业，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资本也以其自己的方式攀附上，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金权制度。到了近代，中国资本在中西力量的冲击下，形成一种独特的现象。

    1.  民营资本三十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仿效前苏联选择了计划经济的体制，民间资本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打入冷宫。在中国建国后的30年间，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经济要素。上至汽车、轮船，下至鞋子、袜子，都是通过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和销售。政府以绝对的权力控制了一切经济命脉，因此对于有想法、有抱负的人而言，如果有任何改变经济或者社会的理想，那么实现这个理想唯一的途径就是进入政府工作，只有获得一定的权力之后，才能有可能实现做事的机会。

    这种经济体制毫无疑问制约了经济的创造力。因此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

    1979年年初，邓小平在中南海召集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指出要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钱要用起来，人要动起来”。来自中国政治中心的这句话让打入冷宫30年的民营资本重新复出。1979年11月30日，在温州摆摊卖针线、纽扣等小商品的章华妹拿到了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4年后，靠在大连动物园门口摆照相摊起家的姜维成功地拿到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营业执照，并与外商合资成立股份实业公司 。

    然而，这在那个政治仍旧统率一切的年代，发源于阡陌之中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却并没有走过一条顺风顺水的道路；相反，有些在当年甚至曾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胡金林——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对这个人的名字感到陌生，但是早在1981年，这个温州商人靠做五金生意年销售量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民币，成为当时名震一方的大富豪。不过对于这些一夜之间忽然壮大的民营资本，刚刚从阶级斗争中转过身来的中国政府还没有做好完全接纳的准备。1982年，中国政府开始整顿市场。很快，温州乐清市“打击投机倒把工作小组”进驻胡金林所在的柳市镇，并且把胡金林第一个喊来谈话。工作小组问胡金林一些诸如企业是如何经营的、有没有依法纳税之类的问题。胡金林觉得这次谈话估计是冲着他没有依法纳税来的，因此被约谈之后的第二天，胡金林带着6万税款主动去见工作组，算是补交之前17个月的税款。但是让胡金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上头给他定的罪名是“投机倒把”。因为在当时计划经济依旧根深蒂固的年代，胡金林在全国各地倒卖他的五金产品，已经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了。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胡金林背后一冷，因为之前温州已经有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枪毙。因此胡金林当夜立即选择了出逃，从上海、北京一直逃到东北。公安部门在发现胡金林出逃之后，马上把他列为全国通缉犯。1985年，在出逃2年多后，胡金林抱着侥幸心理试图返回温州老家。结果在回到家的第二天，就被公安部门抓获，并被关进看守所。

    在1982年国家整顿经济的运动中，全国有近3万人被判刑。在温州，以胡金林为代表的八个工商户因为性质特别严重而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这八个人在当时的温州民间也被称为“八大王”。胡金林在被关押以后，曾一度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甚至认为自己也会同样被枪毙。

    但是整顿经济的负面效应也立即出来了。整个温州地区在抓了一批工商户之后的几年间，经济也陷入了一蹶不振中。温州的工业增速从1980年的31.5%下滑到1982年的—1.7%。

    幸运的是，保守势力在80年代并非难以撼动，而是和改革势力一直都是此消彼长。1984年，中央又出了一个新的一号文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面对低迷的温州经济，终于在1984年一号文件上找到了曙光。袁芳烈认为发展私营经济的大方向没有错，温州不能走回头路。为了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袁芳烈毅然为胡金林等“八大王”平反，认为胡金林等人除了有一些偷税漏税行为，其他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胡金林等人也很快被释放。

    “八大王”事件之后，温州的民营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直到今天，温州人还对袁芳烈这位老书记心存感激之情。如果没有当初他顶住政治压力，为“八大王”翻案，那么今天的温州可能回事另外一个样子。然而，温州人对于老书记的感激也道出了民营资本的一个无奈，那就是从草根中成长起来的民营资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没有什么话语权。只是温州人有幸遇到一个相对开明的主政官员，并且愿意为他们争取权益，民营资本才有幸能够从政治上获得保护。而在全国范围，不少“上面没人”的私营企业主仅仅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受牢狱之灾。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间，如何对待民营资本问题一直在中国政治的左右两个方向中摇摆，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都有过不同的答案。这一切，让夹缝中的民营资本举步维艰，而且缺乏安全感。直到1992年，事情才发生转机。这一年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再纠缠姓“资”姓“社”的问题，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位政治老人的这番言论再次点燃了民间资本的活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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