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掠夺、协调和制度（2）

    但是，上述讨论只是局限于两个人。在两个人的博弈中，欺骗行为是可以被直接发觉的。因为只要有人欺骗，则赢利就会发生变动，因此可以通过赢利变化判断对方是否欺骗；只要赢利发生变动，若不是自己欺骗一定就是对方欺骗了。那么，被欺骗的一方就可以通过结束合作关系来惩罚对方；正是这种惩罚的威胁，迫使对方在事先就维持在合作的轨道上。

    若参与博弈的是三个人或者更多人，发觉欺骗的行为就不容易了。或许一个人可以知道是否存在有人背叛，但是他往往很难断定是哪一个人背叛。就像一个笑话所讲，赫鲁晓夫说：我有100个卫士，其中有一个人已经叛变，但我不知道叛变的是哪一个。这时惩罚机制很难用得上。

    事实上，即使知道谁是背叛者，背叛者也可能得不到惩罚，合作也可能因此而瓦解。因为惩罚背叛者本身也是有代价的行动。谁来惩罚背叛者？这本身就是新的一轮囚徒困境：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去惩罚，自己享受好处，结果却是谁都不去惩罚。

    不过，人类合作的困境似乎也没有真正严重到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步。有研究表明，当人们面临紧急危难时，合作的动机就明显增强，合作行为明显增加。也有研究表明，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大爱”之人，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也要对背叛者实施惩罚；甚至脑神经研究还发现，这些人可能从正义的惩罚中得到了快感。而恰恰是这些人的惩罚动机，限制了大量参与人的背叛动机；若没有人背叛，惩罚者其实并不需付出惩罚成本。

    关系型治理机制并不需要局限于囚徒困境的讨论，我们用这个例子是因为它很简单。事实上，关系型治理中所有成功的机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通过让人们对当前的机会主义行为承担一个未来成本，而这个未来成本足够大，最终抑制了这个人当前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个未来成本，可以是货币的、物质的或者其他类型的，如社会地位、内心负罪感等。

    当然，并不是说通过关系型治理就能完全解决合作问题。关系型治理之所以有效，关键就在于参与人重视将来。如果没有将来，或者对将来的期望黯淡，那么人们就可能不会关注将来，而只注重眼前能赚到什么，不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会盛行。因此，有些伤害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的因素，完全有可能导致合作的社会走向不合作。比如，存在政治动乱的国家或者政策朝令夕改的国家，人们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其社区的合作关系也往往会分崩离析。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动乱地区，社区的制度近于崩溃，就是明显的例子。

    法治型治理

    法治包括两个方面：健全的法律和有效的法律实施。对于交易双方而言，良好的法治环境意味着更大的合作动机、信任程度以及投资的信心。

    其中的道理比较简单：法律及其有效实施，可以对背叛、欺骗行为予以惩罚，从而迫使人们回到合作的轨道。仍以前面信任问题的博弈为例，若我与你签署了借款合同，约定借你20万元，一年后还你15万元。在没有法律惩罚的时候，一年后，我赖账自己可得20万元，还款则我只能留下5万元，我于是就会选择赖账。但是，存在法律惩罚时，比如，倘若我违背合约，则法院不仅会强制我支付15万元给你，还会对我的赖账机会主义行为施加罚款2万元，这样我赖账后的实际所得只剩下3万元；还不如不要赖账还你15万元，然后留下5万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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