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自由交易的可能性后果（2）

    其二则是“三聚氰胺毒奶事件”。从国内第四业集团三鹿被举报开始，这场危机很快波及了几乎所有国内知名乳品企业。舆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企业的丧失底线、政府的监管不作为。此后，亡羊补牢的“救市”举措纷纷出台。

    但是，市场仍在以一种最坏的方式进行集体惩罚。三鹿集团已基本破产，蒙牛、伊利和光明市值大幅跳水，订单比高峰时下滑了60%~8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至于上千万的奶农，则是受害最深的群体，“成桶成桶的奶，哗啦哗啦地倒掉”，他们不得不忍痛卖牛杀牛，整个乳业至少倒退5年。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一场质量危机，居然引发了全行业的系统性崩盘？全线产品，从奶粉到液态奶再到冷饮制品无一幸免。产业链上的每个参与者，从领袖品牌到奶站到千万农户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

    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事件同样也时常发生。但问题大都局限于一两款产品、一家供应商或者一个品牌企业。问责的只是当事人、当事企业以及主管官员罢了。就在前一段，日本某家“问题大米”厂商的老板还引咎自杀，但也没听说日本人民不吃大米。

    我们可以骂三鹿的田文华，骂牛根生，骂潘刚，骂无良奶贩和收黑钱的政府官员，这样的道德审判固然很解气，但可能也是最无力的。今天整个中国乳业的危机，不是一个道德黑洞，而是一个制度缺陷的问题。是农村落后的产权制度，导致了“公司+奶站+农户”的模式无法有效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进而导致整个乳业产业链严重畸形化。

    癌变

    为什么这么说？

    田文华和牛根生等人是今天国内乳业主流模式的缔造者。20世纪80年代，田所在的国有企业三鹿率先砍掉了自建牧场，把奶牛养殖交给农户，通过自建奶站来控制奶源。而到了1999年，完全民营的蒙牛诞生，一起步就采取了盘活社会资源，完成了“轻资产运营”的杠杆战略。一方面，他们高价收购散养农户手中的原奶，并租赁亏损的小乳品厂进行加工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又倾全力打央视广告搞营销，开发低价量多的“利乐包”常温奶，以市场销售来拉动上游生产。

    实事求是地说，蒙牛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内蒙古乳业上游的发展。蒙牛出世前，呼市奶价全国最低，有所谓“限量收购卡”，超量部分要么不卖，要么就卖低价。而此后6年，蒙牛带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新增奶牛80多万头，奶业链条辐射约200万奶农。据说当地有民谣云：“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

    蒙牛最先发明了“社会合作建奶站”。企业首先从合作奶站中获取奶源，当地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高峰时这样的合作奶站超过3000个。牛根生深谙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他曾这样解释：“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

    最初，这一商业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先进性，蒙牛从零起步，5年内就成为全国第二业巨头，并成为全行业争相效仿的对象，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pc业的戴尔一样。伊利、三鹿等先后放弃了自建奶站的模式，光明也在上市前剥离了自建的城市牧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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