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逻辑》 奥数的逻辑 奥数的逻辑 2009年5月31日上午，我作为特约评论员参加了由黑龙江卫视和语文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大型教育话题讨论节目《问教》。主持人是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讨论的话题相当有趣，即“奥数”——奥林匹克数学该不该被打倒？ 节目开头是请曾发出“奥数太毒，毒过了黄赌毒”之观点的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确认其真假。杨教授回答说：“是我写的一篇博文，结果没想到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事态的发展是完全超乎我的预料的，我原来以为不会有很多人关注这篇文章。”他接着说：“奥数试题被很多数学家称之为数学杂技，它是远远超过少年儿童的智力水平的，一种特定的技巧性非常高的题，或者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偏题、怪题、难题，对于培养一个人的数学思维并没有实际好处。” 之前新浪网搞了一次调查：觉得奥数比黄赌毒还厉害，要坚决撤销的占67%以上；认为需要改革，但并没有形容得这么可怕的占22%左右；坚决反对的占8.8%，还有不置可否的。另外，有一个资料显示，只有3%的孩子是适合于奥数的神童。在座的观众当中，多数家长表示，他们也是无奈地让孩子上奥数班的。家长们感到无奈的理由简直是被迫或从众的，如数学老师推荐孩子上辅导班，其他孩子也上类似的课。 背景果然与升学有关。如果在奥数上取得好成绩，就有可能被保送到名牌大学。节目还邀请了2008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比赛冠军张瑞祥。小张获得金牌，人大附中毕业后直接被保送到北大数学系。他跟奥数的缘分与大部分家长、孩子截然不同。他表示，“因为我当时就是很喜欢数学，小时候比较喜欢玩一些东西，就发现有的跟数学有关，它蕴含着很奇妙的数学思想；数学竞赛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用你已学过的尽可能少的知识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个竞赛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培养你的思维能力”，小张毫不犹豫提出自己对数学的兴趣和爱好，“即使奥数与升学无关，我也一定会学奥数的，希望将来成为真正的数学家”。 我在日本上初中的时候参加过奥数学习。我数学水平在班里没那么突出，只是觉得很有趣就报名了。我们班里只有5%的同学自愿参加奥数学习，根本不是义务性的，也没有什么专门为奥数开的辅导班，顶多是跟数学老师的个人辅导。从结果看，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的知识水平处于平均以上，但奥数跟升学没有什么关系。大家纯粹是个人兴趣，或者是对数学有热情，觉得学奥数可以锻炼应考以外的能力。因为，真正优秀的学生普遍对应试教育感到厌烦，想方设法把自己放在应考以外的舞台。奥数正是这样的舞台，其本质功能则能够使得少数学生摆脱应考这一体制内的怪物。 奥数有权面向所有求知的孩子，但其性质决定，它只适合于极少一部分人。不可能所有学生都喜欢数学，更何况奥数是由偏题、难题、怪题组成的系统。在当今中国，奥数如此普及，吸引了那么庞大的学生和家长群体，带来巨大的商机，本身已经脱离了奥数的本质。之所以这样，明明是因为它与升学有关。缺乏独立思维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家长们觉得，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可能，就是让孩子学奥数。可想而知，使得家长持有如此愚蠢思维的背后始终是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国情。虽然高考是当前中国社会所有体制因素中最为公平的制度，但其竞争程度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因此，所有利益攸关者知道一点途径或机遇后，盲目去追踪，无论它是体育、艺术、语言还是奥数。 讨论奥数的是非、要不要、好坏，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既然奥数是由人类塑造的，问题永远在于我们作为主体如何合理地去面对并利用它，奥数永远是客体。我觉得，呼吁家长们好好与孩子沟通，真正了解孩子的兴趣和能力，是有点够呛的。今天中国家长的素质达不到这种理性。只要奥数让他们看到一点曙光，就会逼着孩子上奥数班。像小张那样真正聪明的学生是极少数的，他们反而根本不把奥数与升学挂钩，而是从兴趣和更加长远的人生设计出发的。 我曾享受过体育特长生待遇，坚决认为，奥数带来的竞争力、产生的人才效应是不能被消灭的。因此，完全使得奥数和升学脱钩是不合理的。本着这一立场，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相关教育部门必须提高参加奥数班以及奥数考试的门槛，并在各个学校建立由不同人士判断一个孩子适不适合学奥数的面试机制。目的与其说是使像小张那样真正的数学爱好者集中学习奥数，并由此升学，不如说是使那些抱着幻想的家长们不得不放弃这条路，并下决心真正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本能。因为，前者往往不靠奥数也能考上北大，后者则极为容易陷入半途而废的窘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网论的逻辑（1） 网论的逻辑（1） 2010年两会结束后的一天，我逛北京王府井书店。一进去就发现顾客们围观着印有总理的图书海报，我抱着好奇心过去凑热闹。 果然如此，新华社总编室刚刚推出了一本书叫《信心与希望——总理访谈实录》（新华出版社）。这本书记载着温总理于2010年2月27日、2009年2月28日、2009年12月27日在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的实录。温总理对网络舆论表示说，这些天来，他一直十分关注网民提出的各种问题。 中国总理接受网络访谈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中央最高层已经把网络空间视为名副其实的舆论环境，把网民视为名副其实的公民，把上网视为名副其实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传达了中央领导给民众的信号：网民要有信心，中国会有希望。 对于像我这样的观察者来说，了解中国民情，就必须要上网，因为老百姓的想法在那里；要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心情，必须要上网，因为中国领导人要经上网了解民情、民意、民生。 我与中国对外政策有关部门的一位高官座谈，讨论最近在中美、中日之间引发热议的敏感话题，商讨日益引起大关注和大反响的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及其决策过程的影响。 我对于网络舆论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影响有浓厚兴趣，提出一个观点：从当今中国国情与视角看，西方意义上的舆论或民意基本可等同于网络舆论。对于规模已经超过4亿的网民来说，互联网无疑提供着最宽松的言论自由和话语权。 那位高官回应说，中央有关部门有个内部专用、带着密码的意见箱，最高领导人会浏览并参考的。这一内部意见箱则一般被国内思想库等学者以“举报”网民对政府内外政策意见的形式加以利用。有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往往以点盖面，刻意筛选部分言论作为举报内容。例如，“对于中国政府在东海油气田开发议题上与日方达成的原则性共识，网民们表示愤怒，说中方实际上默认了日方一直以来主张的‘中间线’，出卖了祖国领土”。 这份邮件直接被发送给内部意见箱的同时，还抄送给有关政府部门，即领导人和有关当局的官员几乎同时看到了这份具有高度敏感性和政治性的秘密邮件。 这位官员对我感叹：“这一举措对我们具体负责事务的官员来说有巨大压力，往往使得决策制定过程极为被动，毕竟被领导发现了的问题不能不面对，结果不得不迎合网络上的民意，虽然我们知道那样做有时损害国家利益，却无可奈何。” 领导人了解民情、民意、民生的渠道是有限的，往往依靠内部渠道，比如新华社内参或内部意见箱等。那么，这些内部消息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领导人把握现状，进行决策的判断力。上述同时发送给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网络内部举报”很有可能造成一个决策循环：领导人知情——官员有压力——政策被反映——网民很高兴——举报者得分。 我干脆造一个词语吧。网论——网络的舆论和网民的言论，正在深刻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并起着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作用，尤其在中国有关部门对我的祖国日本的政策与对策上。 我认为，日本这一极为抽象而象征性的概念就考验中国网论及其对决策影响而言是个最佳实验室。历史与现状折射出一个道理，即日本对中国来说永远是个内政。反过来讲，中国对日本来说永远也是个内政。意思是说，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策、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态度以及中国社会对日本的依赖等因素有可能决定中国政府的正当性、中国人民的成熟性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二十一条要求如此，东海油气田问题如此，毒饺子事件亦如此。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网论的逻辑（2） 网论的逻辑（2） 日本《东京新闻》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清水美和先生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新富人”支配》一书中写道：“近年以来，中国当局持续开展强调‘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50年的侵略和侮辱’这一充满受害者意识的历史教育。一方面管制媒体对政权的批判性报道，另一方面默认民众对日本和中国台湾问题的过激言论。这一怪现象在半个自由化了的网络空间也发生着。这一矛盾性政策的弊端从政权成立后同时被强化到了大国、周边外交关系当中，但只有对日关系遭到国内民众的‘反日’情绪的影响而无法正常进行。这是意味深长的瓶颈。” 从我站在日本公民的立场来说，不管从历史、现在，甚至未来的角度看，“日本”这一具体而实质性的产物对这些政策、态度及依赖和正当性、成熟性及现代性是有责任的。因为它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内政，改变中国的历史。 或许，饱受争议的东海油气田问题和毒饺子事件是个典型案例。 关于东海问题，中日官方在2008年6月达成原则性共识，随后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10年4月12日，正出席核峰会的主席和鸠山由纪夫首相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会晤，讨论了东海问题。鸠山首相说：“两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没有进展，您能否跟有关部门打声招呼？”主席回应说：“我们重视并坚持协议。” 毒饺子事件，自2008年1月以来，长达两年多时间一直困扰并纠缠着中日高层和政府间的信任关系，2010年3月底突然得到暂时解决。不过，我从东京一位资深媒体人处了解到，“中方当局突然公布嫌疑人，而媒体之前没有任何过程报道。看到这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日方媒体人以及民众不得不产生质疑，即那位被弄出来的罪犯是否是替罪羊？” 在观察这些敏感问题的过程中，我始终无法摆脱一个问题意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如何影响对外政策的？之所以说对外，而不仅仅是对日，是因为日本因素对中国民族主义起的作用具有持续性的同时也日益相对化，即它对其他国家——美国、法国、印度、韩国甚至朝鲜等，也越来越发挥作用。谷歌风波如此，家乐福风波亦如此。 当代中国以网络舆论为代名词的民族主义正在呈现出对日相对化和对内普遍化的态势。这一现状对主张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来说是个难以解决的“麻烦”，尤其在2008年到2010年这一“国家大事”密集的时期，有关部门高效治理舆论环境，加强控制媒体报道，保障稳定压倒一切和经济发展优先。 然而，有一点值得警惕。当多年被压抑的民间力量带着浓厚的“排外主义”形成集团势力，并超过官方控制能力时，由于中国外交人士和部门无法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地展开对外政策，因而，中国的国家利益客观上将受到损害，其国家形象有可能再次陷入低谷。国家形象则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国家利益。权力递减也好，民间崛起也罢，都是现代化国家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的普遍规律。我初步估计，中国将也不会是个“另类”。 2010年，我回日本的机会比较多。在日本，中国仍然是个大话题、大焦点。日本有识之士习惯于拿出国民感情的良好与恶劣来评估日中关系。许多学者当面问我：“加藤君，中国百姓对日本持有什么样的感情，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不明白的是，他们究竟是靠什么途径表达情绪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网论的逻辑（3） 网论的逻辑（3） 这个问题提得不错。我回答说：“许多日本人认为中国百姓彻底沉默，言论被当局压制，没有表达个人意见的空间。事实上，这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正在快速取得网络这一新的话语权。”门户网站的论坛、互动社区、校内网、微博……互联网早就成为我了解中国舆论的必经之道，老百姓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在那里。我对国内的前辈们反复强调，了解中国，必须上网。 有人站起来反驳：“说‘话语权’太夸张了吧。网络语言是虚拟的，网民只是发泄生活上的不满情绪而已，实际上也不需要对自己的语言负责任，决策者不会在乎的。” 在日本，不管它是真实还是虚拟，网络语言对政府的决策来说是毫无影响力和作用的。一方面，日本百姓只关注个人生活，日益淡化对政治的关注。另一方面，若对政治社会有何意见，他们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合加以表达，比如投票、游行、集会等。 我接着反问：“那为什么主席、总理等领导人要上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安抚老百姓，鼓励他们要有信心呢？”不管它是真实还是虚拟，当代中国的言论改革正处于逐步开放、多样化的过渡阶段，网络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正在形成唯一的表达空间，难能可贵，政府也在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 2010年“两会”论证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两大崛起：一是民生崛起；二是网络崛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政治改革，都与这些崛起相关。这些现象本身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还不能给予价值判断，而依然处于细腻观察的阶段。 我对“中国网络民意”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并把它定义为：在当前中国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社会矛盾逐步升级的特殊发展阶段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网络上获得了意见渠道的新公民表达的集团化民族情绪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力量。 网络民意往往是不可控的，这帮人“不怕死”，对政府足以形成崭新的社会压力，有时甚至成为“看不见的敌人”。它有以下四个特征：一、大众化。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过去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观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他们原来属于不具备话语权的弱势群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他们逐步把网络视为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把它视为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二、体制外。网民已超过4亿，网络民意也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但它属于体制外，其原因归结于它的匿名制。三、情绪化。网络空间与其说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平台，不如说是发泄生活情绪的途径。大众也好，体制外也好，这一广泛的群体往往属于缺乏政治权利、财富基础、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四、极端性。由于大众化、体制外、情绪化三方面原因，网络上的言论往往趋于极端化。 网络民意无疑成为海外中国观察者的新关注点。约翰·奈斯比特先生在著作《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里提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的，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这段话给我提供了线索。网络民意与政策回应的互动相当有趣，它有着内在逻辑和机制。网络民意正在促使中国决策过程变得更加开放、民主、透明。就民意对决策的影响力度和分量而言，如今，中国与日本、西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前者以庞大的网络资源为支柱，后者以选举、上街游行等程序为支柱，逐渐形成“殊途同归”的关系。 那么，对网络民意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这一命题，我们心里大概就有数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80后的逻辑（1） 80后的逻辑（1） 我的中国80后朋友们纷纷结婚了，已经生了孩子的夫妻也不少。身边的动态一方面使我感到某种压力，另一方面让我重新深思中国80后所面临的“结婚与生子”的问题。前段时间，我跟一位80后女性朋友聊天： “我怀孕已经6个月了。” “恭喜你，身体怎么样？” “没事，只是生活不太方便，暂时只能放弃工作。” “你快要当妈妈了，心情如何啊？” “没什么，生下来就不再是我管的事了。” “噢，什么意思呢？” “生下来就交给我妈，由她管罢了。” 听到她的想法后，我没有吃惊，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我曾接触过不少，只是此次对方说得更直接、彻底而已。我知道，今天大部分中国年轻人持有与她同样的观点，即结婚、怀孕，把孩子生下来后，直接交给母亲，自己则回到原来的单位，或者重新寻找单位继续上班。 对年轻人的这种做法，我可以理解。当今城市生活的压力巨大，除非两个人都有工作、有收入，否则养不起一个家庭，何况已有了小孩。因此，一对夫妻不得不把养孩子这一任务交给某方或双方的母亲。与此同时，这一岁数的母亲们则往往都没事干，又非常喜欢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宝宝，照顾小孩对老太太来说就成为了生活的乐趣。这样，年轻夫妻与高龄母亲之间不仅达成了共识，还实现了双赢。 毋庸置疑，就养育而言，最好的办法是直接由“真母亲”来照顾。她应该照顾到2至3岁这一能把小孩儿送到幼儿园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的年轻人也明白这一道理，但因生活压力太大而做不到。责怪他们当事者是不合适的。转型中的社会给年轻人造成的压力成本应该由整个社会来负担，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我还是坚持一个立场：母亲应照顾小孩至少到1岁。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把养育这一过程多样化，请奶奶或姥姥来照顾、委托给幼儿园等。父母是孩子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任老师，把刚生下来的婴儿立刻交给其他人的做法对养育本身来说，无论如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假如一对年轻夫妻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把孩子交给比自己老一辈的高龄者是合理的吗？跨一代之鸿沟对养育来说现实吗？除非夫妻之父母的素质比他们更高尚、更文明，否则，答案是可想而知的。 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年轻夫妻的智慧和努力是做不到的。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家企业必须合作起来，想方设法考虑并解决“女员工生孩子”的问题。比如，企业给怀孕的员工提供一年的产假，并在此期间，国家提供财政上的补贴等。 2010年3月6日我在腾讯网参加了由曹景行先生主持的“两会三人行”节目，另外一个嘉宾是《汽车之家》ceo，80后创业人李想。我们谈“80后看两会”。 李想的同事大部分都属于80后，最关心的是房价、物价涨幅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他本人则关心与广电总局有关的信息，因为与他经营网站有关。我评价认为，这些都是进步现象，如果社会所有人都关心政治那才可怕。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话题，去消化，这叫现代化。 曹老师问我们俩说：“你们觉得80后的发展前景如何？80后当政治领导人之后，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李想回答：“80后的选择权始终被老师，尤其是家长剥夺着，80后是遭受压力最大的一代。大学毕业，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们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而立之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80后的逻辑（2） 80后的逻辑（2） 中国80后可以被总结为“承受祖国转型和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80后身上的负面的性格也好，作风也罢，其责任都应该归咎于家长不成熟，舍不得放任孩子，以自我为中心。责怪80后是错误的。 中国80后就像蜗牛，一步步往上爬，大器晚成。他们未来走进政坛后社会会变得如何？坦率地说，三年前我认为后果会难以想象，因为在我眼里，大多数80后缺乏独立思考和生存能力，不知道团队精神和和谐社会的价值。这两年我逐渐发现他们内在的力量，只需再折腾一段时间，其未来的价值观将是混合中国和西方的产物，即中体西用。 李想提到“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我想也是。日本80后出生后，有了一点点思考的头脑就遭遇了泡沫经济的崩溃，从来没有听说过祖国的好消息，听到的都是黑暗、糟糕的消息。今年还是“失去的20年”纪念日呢。与此相比，中国80后是在祖国变革、崛起的环境中成长的，令人羡慕。不过，有趣的是，今天两国80后所面临的困境似乎相同，主要还是就业问题，工资如何？前途如何？同样的浮躁而迷茫。我相信，如果日本当局举行“两会”，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日本年轻人的关注方式与话题也跟中国网民差不多。 有一点差别在于日本80后不急着要房子，因为在我们那里有房有车跟结婚没有关系。孩子过了18岁，家长会给他们自由，不干涉，不给压力。中国80后找对象或结婚，似乎必然牵涉到有房有车，否则没面子。没面子的究竟是谁？ 我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到中国80后真正的恋爱观或婚姻观，或许根本不存在什么观念，他们自身也根本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只是马马虎虎应付家长的压力而已。看来，围堵日本80后的大环境稍微成熟一些。 我知道中国80后始终在挣扎、折腾，这一群体是需要社会广泛人士关怀的。从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角度来说，如何培养年轻人，并使得他们健康、活跃地成长下去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 2010年11月20日凌晨3时，我从东京羽田回到北京首都机场。在日本待了6天，采访了在横滨举办的apec会议，然后转到东京参加了若干电视节目谈论中国问题，开了多得数不清的会议，这些天的睡眠时间合起来恐怕不到15个小时。 打出租车，回到家简单处理点事，入睡时已经4点半了。我一般不定闹钟，把自然醒视为健康，但这一天定了，怕“第二天”睡过头起不来。 7时，闹钟准时响了，我慢慢反应，沉重的身子勉勉强强地动起来，刷牙、洗澡、换西装，7点半出发。当然，北京这一“堵城”永远不会令人放心。还好，8点半到了，北京的冬天比东京冷，除了西装外，我也穿了一件黑色皮夹克。 11月20日9时，我受邀出席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第四届高校间模拟联合国大会”，做了5分钟的嘉宾致词。其他嘉宾还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共事务官员许楠女士等。我平时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或言论活动表达自我，促进交流，其最核心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帮助我的晚辈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能够更加健康，充满信心地走向社会、面对人生、创造未来。这一点与我必须通过写作和评论影响决策层、领导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80后的逻辑（3） 80后的逻辑（3） 我在北大上大一的时候曾参加过模拟联合国活动，但因为任务太重、水平不足、不够积极，导致中途受挫。我说：“学生时期的积累和实践很重要，大家应该主动创造条件让自己不断提问题、想问题、答问题。”中国大学生把联合国模拟得相当完美，甚至过于完美，就显得有些不新鲜了。我说：“一切创新都从模仿开始。你们把联合国的游戏规则模仿好、体现好是重要的，在具体讨论上却不该不受政治、体制等约束。” 我把核心观点讲清楚了，基本完成任务了。学生们应该风暴头脑，没有必要拍所谓专家学者的马屁，那些中年人士本来就是公认的既得利益者，不值得大学生去追踪、模仿。从纯学术讨论的角度，本来就没有对错和好坏，我们拼的不过是说服力。 “今天国际关系学者都不看好联合国，说它的作用不大，无法代替现实中的权力政治。国际社会本来就是无政府状态。但我们是年轻人，不需要太多次被洗脑，这次完全可以讨论如何把联合国这一世界上唯一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国际组织提升到‘世界政府’的进程和指标，凭什么不可以？” 紧接着，我举了更极端的例子。“我前段时间在日本听到早稻田大学的一位著名学者就尖阁诸岛和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共同主权’的概念，中日双方政府站在自己的立场是肯定不接受的。但他是从学术的角度提出，努力去扩大并深化政策讨论的框架，凭什么不可以？” 积极实践、风暴头脑对于大学生提高能力以及高校丰富学术空间发挥着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大学生的学术交流活动对一个国家社会的政策环境也带来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我跟来自全国各地——北大、清华、人大、二外、南开、哈尔滨工业、大连外国语、中国传媒、上海外国语、西安外国语、华中农业等高校的青年才俊们分享我刚刚在apec会议上所体悟的心得。“这次，主席和菅直人首相举行了中日首脑会谈，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为接下来的中日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这绝不仅仅是两国政府自上而下加强沟通，而更多的是各界人士强烈渴望首脑外交能够为民间交流做好铺垫，并向政府施压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大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也介绍了我于2005年创办的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互访交流项目“京论坛”，为当时的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我每年把会议成果向两国高层汇报，他们则耐心倾听，并鼓励大学生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外交建言献策。 我向模联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打听了为主办会议所需要的资源。我了解到，为前期准备他们实际上付出了不少自己的钱，学校方面只是提供了场地、思想指导以及行政支持。我也曾为“京论坛”跑过赞助，相当困难，经常让我崩溃，社会人士往往不看好这些学生论坛。 从工作人员给我的会议手册上找到了一段话：“在模联里我们明白了什么是青年的责任，我们学会了思考与承担并为之奋斗。模联教会了我们用国际化的视野看这个世界，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我们的眼光早已越过了国界，我们是国际舞台的舞者，现在是，将来亦然。模联，我们一次参与，却终身受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90后的逻辑（1） 90后的逻辑（1） 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上课时，话题涉及到了2009年初期中国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参与讨论的都是高一高二的学生，就是所谓的90后。毕竟是享受精英教育的高材生，也受着白领父母的影响，见多识广，颇有思想。远胜于高中时期的我，很让我感到欣慰。 我知道，大人主导的社会对90后有些说法与意见，就像著名的80后那样。我本人对那些评论毫无兴趣，也不知道大家到底是怎么说的，总是觉得那些评论有点“以点盖面”或是“以面盖点”。换位思考，如果我是“90后”也会很难受。但我要对我的学生负责，若发现什么不健康的想法或观念，作为长者给点建议比较好。 “西方政府或媒体往往给中国盖上的帽子，这是有偏见的，为了消除误解，中国方面也尽量以外国人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传播自己，促进中外交流。” “别讨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了，那些都是空的，跟实际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讨论这些是根本没用的。” 这是一名高一女生提出自己对如今形势的观察后，被其他大部分学生反驳的场面。结果，在座的学生之间达成了共识，即谈主义只是空话，毫无意义。我觉得，两者表达的都不无道理，外国对中国有偏见，中国应该主动传播自己，不该从“姓社”vs“姓资”的角度看问题、谈问题。 我只是发现了两个“问题”。首先，前者是极少数，后者则是绝大多数，碰撞的火花有些失衡；其次，占绝大多数的“反主义者”看问题的态度充满冷漠和感性，缺乏和理性。比如，不像我周围的大学同学那样，他们对将来没有什么悲观，对现状也不抱有那种不满，似乎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搁置问题、抛弃痛苦，对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状保持莫名其妙的距离感，觉得无所谓。 这是我这几年来经过跟自己学生、大城市的90后接触、交流后的深刻印象和普遍体验。我知道，城市孩子跟农村孩子有所不同。我认识的农村高中生对未来充满着动力和希望，他们正视问题，通过挑战自己而改变现状。从这一点看，中国90后也处于多元化。不过，我打算对自己学生看问题的不健康态度进行纠正。那些“把意识形态妖魔化”的态度在我看来还是有些片面、极端。 上面谈了90后的意识形态问题，接下来谈谈我对中国90后的观察与思考。进入正题前，我先要表明一个态度。在我看来，90后也好，80后也罢，其概念的本质与大家很熟悉的左派、右派、走资派、海龟派、保守派、改良派等种种归类没有任何差别。我对此话题的观点毫无动摇：中国正在进入新的阶级分化时代，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显而易见，无非是当代中国转型中的高压力和在网络上获得了新话语权的当代中国公民超强的想象力之间，差距不断拉大所造成的结果。他们善于把压力变成想象力，从中蹦出雷人的网络语言、玩弄概念。 由于日本社会不存在把80后和90后等归类的习惯，所以，让我这个80后说90后，说实话有些困惑。日本只有“年轻人”的说法，社会和大人把它称为“若者（ono）”，并讽刺我们，“你们年轻人缺乏斗气，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满就马上上街、罢课，60年安保斗争时还去围堵国会，不怕死的。而你们呢？都是什么宅男，让人失望。我国的未来真是一片黯淡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90后的逻辑（2） 90后的逻辑（2） 今天日本年轻人缺乏斗志与时代环境有关。我是1984年出生的，当我刚刚学会独立思考，就赶上了泡沫崩溃，媒体上几乎都是负面的报道。与此相比，那些讽刺我们的大人在年轻的时候适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期。相信那句话，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 而今天中国大人和年轻人的关系呢？前者似乎也经常讽刺后者，说什么没有社会责任感，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等等。社会不能怪年轻人，年轻人没有那么坚强的自我认同和自力更生是世界共通的。性格也好，个性也好，心态也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受社会、体制、舆论的影响。至于中国媒体动不动就说年轻人浮躁、迷茫、盲目，试问，你们不觉得年轻人不浮躁的社会很可怕吗？年轻人对现状把握得透彻，对未来预测得准确，这很不正常吗？至少我看到的中国年轻人，在当今社会转型和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核心背景下，他们的状态极为正常而正确。 我想80后与90后之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毕竟都是年轻人，浮躁迷茫，容易伤感，爱与人交流，喜欢吃麦当劳，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的压力而彻底陷入“成绩主义”，看到许多社会矛盾从而对未来感到不安……这些都是他们共有的状态。 从外国人的角度看，媒体也好，网民也好，中国人对80后、90后的特征和区别等的讨论，非常的绝对、固定、僵化，给人一种煽动舆论、玩弄概念的悲观印象。为何非要给他们贴上这样的标签呢？与数学截然不同，人性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 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担任外教，以及在平时社会活动等场合也接触过不少90后，但80后则是我接触最多的群体之一，毕竟我也是80后。 倘若非要说80后与90后之间的不同，我从90后的观察能力和社会赋予他们的物质条件加以寻找。80后问题出现后，舆论用各种辛辣的词语谈论80后，并给那些嫉妒80后的中年人提供大力讽刺、痛骂80后的言论空间。那一刻，90后在干嘛？他们不仅在旁观，同时不动声色地观察80后越走越被动、越来越消极的恶性循环。从本能反应出发，90后就学习了一下，并初步思考，“怎么避免80后那样的局面呢？” 没有80后，就没有90后，90后的被关注度显然没有80后高，这点对90后来说也意味着欣慰。80后的心态动荡在于，一方面为社会格外地关注自己的现状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很清楚，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未来没有那么坚定的把握，因此产生说不清的折腾。毋庸置疑，有了选择权，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的80后是新中国最幸福的一代，但由于上述复杂原因，80后这一新兴群体就变成了充满“受害者意识”的一代。 90后看起来没有80后那么浮躁，甚至保持着一种冷漠，首先是因为被关注度没那么高，压力就必然没那么大；其次是如前所述，他们已经亲眼见证了80后的悲剧，从中学习，尽量避免走上80后那条路。 具体而言，90后倾向于与媒体报道保持距离，与蜗居、蚁族、房奴等热点话题保持距离。理性则是一种距离，不管围堵你的周边环境多么的严峻，政治生活多么的紧张，尽可能不把自己视为当事者看，而退一步，从旁观者的立场保持“观望（wait and see）”的态度。不是90后的本性成熟，而是他们的成熟来自内心的理性和冷漠。80后比90后更充满奋斗精神，80后一定比90后更加成熟。 不过，我很不看好90后面对物质社会的态度和在长辈面前的无礼。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些中学生两个月就换了一台3000元的手机，随意吃花，没有节制意识；把父母开车接送上学视为理所当然，只要成绩过得去，教室背后就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嘲笑老师笨蛋，讽刺学者无知。 我每天收到三四百封读者来信，毕竟是第一次交流，双方保持基本礼仪和客气是应该的。媒体记者和长辈们对我彬彬有礼，“尊敬的加藤嘉一先生，您好”。而凡是无礼、缺乏诚恳的基本都是90后，“嘉腾，你好”。至少在日本，称呼长辈不加敬语是不可以的，写错对方名字是不严肃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成功的逻辑（1） 成功的逻辑（1） 2010年，唐骏“学历造假门”引起了轩然大波，时至今日，大家却似乎已经忘记了。一个公共事件，容易热起来，更容易冷下去，这是当代中国人应该重视并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舆论对此事件的关注度和传播力一度让我感到震动和惊讶，但也在情理之中，号称“打工皇帝”的唐骏毕竟是中国所有渴望复制成功的年轻一代的偶像。而当今中国社会环境好像需要n个有个性而突出的英雄型人物，来正确引导处于困惑、迷茫中的年轻人。但其良好形象一旦遭到质疑和否定，接踵而来的反作用超出人们的想象。 我把它叫做成功后遗症。《新周刊》杂志曾写道“一种毒药叫成功”，现在看来，那句基于常识的概念已经得到了证实，今后将继续增强其说服力和渗透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本来把此次“学历造假门”事件视为中国的进步现象，它是互联网等媒体对公共事件的及时介入、老百姓对科学与真实的追究等要素复合在一起，并发展到一定境界后发生的表面现象。学历造假本身没什么了不起，也不值得去弘扬，真正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成因和影响。除了唐骏和两位当事者之间围绕利害关系和面子问题的争执之外，庞大的第三者，包括媒体和公众对此事件的参与本身是值得欢迎的。立体而有弹性的讨论基础无疑逐渐使中国走向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 众所周知，中国公民对真与假的敏感度、判别与监督的意识和能力是极低的，也不怎么当回事儿。许多博士学位可以用权或钱买到，已经毕业的学生可以做假证继续到处享受学生优惠，至于那些家电、科技产品、衣服、食品、图书、光盘等造假现象无处不在。不管是造假者还是使用者，服务者还是消费者，大家作为合格公民的权利意识极为薄弱。 看到不良产品或现象，媒体的迅速介入让在宪法层面上具备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公民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公民尽可能利用合适的言论平台去参与讨论，最终本着依法治国的精神在司法程序上进行合理的处理和解决，才是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之道。 对于唐骏先生的学历真假以及诚信等相关问题，我不给予任何价值判断。我和唐骏先生曾一起参加过上海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当时我们俩挨着坐，具有留日经验的唐先生主动用日文和我打招呼。我用日文跟他回应说“您的日语很地道啊”。他很谦逊地说“很多年前的事，已经忘了很多”。外界对唐骏先生的评价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而我的判断依据只有那场日语对话。我跟他，没有用中文或英文交流过。 当代中国对海外媒体来说意味着天堂——素材之多、事件之多、新闻之多，不过，对于此轮“学历造假门”介入得却不明显，甚至无语。为什么？美国媒体面向美国读者，日本媒体面向日本读者，读者要什么，记者就写什么，记者要不要写取决于读者是否关心。我相信，正转型中的当代中国遭到“学历造假门”的消息肯定引起海外中国观察者们的兴趣。但对于不那么了解中国国情的一般读者来说，这一事件不太好理解，记者也很难深入浅出地给予解释。 即使是在中国待了七八年，相对较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我，也经常遇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比如，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博士官员？我认识的许多高官都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在读期间依然忙着当官、开会、应酬，不怎么上课，也似乎不怎么具备写学术论文的专业能力和得到博士学位的文化素质。他们使劲儿利用官本位的传统惯例，通过发挥官员本身的身份优势向教育机构提供政治优惠等方式换取学位。我怀疑，难道中国的博士学位真的那么便宜吗？在日本，这种做法绝对行不通，若有这样的政治家或官员，就会被媒体曝光，并永远失去身份，所在政府机构也务必在阳光下面临来自司法和舆论的双重审判。我认识几个日本博士官员，他们一般都放弃职位或停职，专门付出一段时间和精力去拿学位，而基本没有所谓的在职研究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成功的逻辑（2） 成功的逻辑（2） 在日本，造假事件或现象没那么多，至少不到中国的万分之一。日本的产权、归属、真假关系比较明确，一个产品、一个品牌、一个人物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出现问题，务必遭受来自舆论和法律强有力的双重压力和反击。刚开始由媒体挖掘并预热，最终由司法来解决，这是日本社会处理“真或假”的普遍规律。对于明星或公众人物，社会的积极反应和严格要求就更加明显。 日本的老百姓也很能“挑毛病”，对于事物的质量和真假尤其挑剔。2010年5月，淘宝网与软银集团控股的雅虎日本宣布将展开战略合作，双方将通过数据对接全面打通中国和日本的网购平台。马云和孙正义两位资深企业家携手出席发布会。马云对日本市场和消费者的看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淘宝要先学会服务好世界上最挑剔的用户，赚钱不是目的，只是结果，学会服务好用户才是最重要的。”淘宝在2010年刚满7岁，国际化首站就选择了日本，对此马云解释说：“日本消费者是要求最高、最挑剔的，淘宝如果能在日本市场站住脚，就能服务好全球用户。” 具有消费者意识是一个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与日本公民相比，中国公民或消费者比较粗糙和迟钝。在现有的生存环境下，假的产品和现象太多了，就麻木了。对于产品出质量问题，媒体侵犯产权转载，政府公布假数据等不良现象，大多数人都习惯采取“犬儒”反应：“没什么，出问题很正常嘛”，“我说反正也改变不了，无所谓，再说吧”。 媒体和网民们热烈争论唐骏“学历门”的那段时间，我退一步观察后认为，此案件没必要轻易得出结论或答案，探索解决的过程更加珍贵。而我写本文的这一刻，非常让我伤感和可悲的是，媒体也好，网民也好，中国公民对唐骏“学历造假门”的讨论始终停留在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这个证据合不合理，那个发言有没有说服力等技术层面。我在上面也提到，围绕学历、成功以及公民意识、消费者权利等真正影响，甚至促进中国社会向前看、往前走的讨论相当稀缺。 文凭不等于文化。 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今天，学生、家长、老师、官员、媒体、学者等所有探索“年轻人如何健康成长，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追求自己渴望的人生”，从事“关心下一代”事业的社会行为体都已经彻底体会到了这一哲理。盲目追求成绩是不够的，简单做好三好学生是不妥的，循规蹈矩地走好人家已经铺好的道路是欠佳的。究竟有多少学生拿到了学历却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呢？究竟有多少官员没好好上课，没好好写论文，却拿到了博士学位呢？至少肯定的是，在当代中国，学历本身已经失去了衡量一个人本来面貌的社会价值。 已婚并有了孩子的80后们将如何培育孩子，让他或她即将面对“学历社会”呢？正在上大学，为拿到学历而奋斗的大一、大二学生如何调整策略，尽可能摆脱学历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通过其他渠道让自身的社会价值实现最大化呢？对于正在上小学、中学的孩子们，家长如何传达学历所带来的正与负、好与坏、黑与白，并促进他们成为能够自力更生的社会人呢？而已经从大学毕业，拿到了学历，在大城市蜗居，在社会的底层当蚁族，却始终不放弃一夜成名、复制成功的年轻人如何改正其价值观和人生观呢？为此，正在崛起的社会又能做什么呢？能提供健康而合理的知识导向性素材吗？ 在我看来，这些命题才是唐骏“学历造假门”的落脚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服务的逻辑（1） 服务的逻辑（1） 2009年5月的某一天，我从吉林省的延吉出差回京，那次来回都坐了飞机。回京的飞机是早上8点45分起飞，我大概7点45分到了延吉机场，没有托运行李，很快就拿到了登机牌，感觉很顺利。 走到安检处，大概8点多。突然发现，排队的乘客特别多，我以为是因为早晨的高峰期，所以乘客自然很多，开始担心能否来得及。仔细观察，不知为什么，一共有三个安检处，向我们开放的却只有一个。我决定跟安检处的监督员商量： “这是怎么回事？人这么多，还只开放一个口，乘客来不及登机怎么办？另外两个口也开了吧。” “人手不够，其他人都吃饭去了。” “吃饭？吃饭和公务哪个更重要啊？那你来负责那边的口吧。” “我有我的工作。” 过了10分钟，有8个人一起吃完饭回来，数了一下，安检处的工作人员一共12个人，等于三分之二的人在登机高峰时段离开岗位，集体吃饭。有惊无险，8点35分，我勉强赶上飞机起飞了。在现场，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乘客还有很多。 前几天的上午11点半左右，我到位于中关村的邮局领款。邮局里人不多，我立刻觉得很幸运，以为不用排队，能迅速办完。突然发现，一共四五个窗口中，只有一个向顾客开放。领款的窗口没开。我决定向唯一一个工作人员咨询： “请问，你们为什么只开放一个窗口啊？这边呢？” “其他人吃饭去了。” “现在不是营业时间吗，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 “你等一会儿吧，他们马上回来。” 我等了15分钟，刚吃完饭回来的女工作人员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却对我没表示一点歉意。我没追问，知道说也没用。走出邮局时看了一下营业时间：9∶00—17∶00。 大部分读者朋友都很有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而这是绝不应该发生的。机场和邮局都是公共服务场所，这里的工作人员作为公务员有义务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不管是对国企还是对民企，顾客不是上帝吗？企业不是依靠我们吃饭吗？我的问题是，以吃饭为理由拒绝向公民提供服务是否合理，是否可以被政府和公民原谅？ 假设吃饭导致我错过飞机究竟是谁的责任？机票的费用能返给我吗？我在邮局里等待的时间是值得浪费的吗？如果不是，究竟由谁来把时间还给我？中国人难道不认同“时间就是金钱”这一道理吗？ 我很严肃地向邮局提出建议：如果员工们在中午时非得集体吃饭，而无法轮流吃饭，请至少把“营业时间”改为“上午8∶30—12∶00，下午13∶00—17∶30”。 同样不像话的服务形态，我跟着旅游团到外地的时候也经历过。 2009年底，我第一次跟着内地的旅游团参观了九寨沟和黄龙。除了欣赏美丽的风景，我感到好奇且产生洞察的是：内地人的旅游风格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坐中午的飞机，从成都到达九寨黄龙机场。藏族居住的阿坝州，充满异国的风情。吃完午餐，大概是下午3点钟。导游说：“一会儿要经过海拔4000米的地方，去往黄龙。” 哦，很奇怪，黄龙不是第三天去的吗？怎么突然改计划了？导游不解释理由，只是要求：“大家不要在车上睡觉、聊天，必须听我讲解，这是对导游工作的尊重哦！” 到了黄龙，已是下午4点半了。很冷，下着细雨。导游说：“不管爬到哪里，5点半务必往回走，6点半要回到车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服务的逻辑（2） 服务的逻辑（2） 哦，又奇怪了，被列为世界遗产的黄龙，其入口到顶上有4公里，来回8公里的距离。一般要花2至3小时爬上去，何况高原旅游，容易头疼、胸闷。我使出全身力气爬了上去，到了顶上的五彩池，细雨变成大雪。周围没人，看了手表，正好5点半，立刻返回。回到车上，6点28分。 果然，只有我看到了五彩池。其他游客好像很早就回到了车上，打扑克、聊天，吃东藏特色的青稞饼。几位游客还不停地抱怨我说：“你怎么这么晚啊？天都黑了，快坐下来，要开车去酒店了，饿死了！” 哦，太奇怪了：“好不容易到了黄龙，你没看到五彩池，难道没有丝毫的遗憾吗？我是唯一看到的，又没有迟到，还以为你们问我五彩池长的什么样子呢？” 很愧疚地坐下来，顿感疑惑：在这里，导游怎么这么不像导游，游客也不像游客呢？导游和游客都没有扮演该有的角色。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不像旅游的旅游。 导游明知道游客来不及到顶上，凭什么那样安排？第二天去九寨沟，第三天上午还空闲着，为什么不安排那时去黄龙呢？黄龙是所有景点中海拔最高的，把它安排在第三天还能避免游客们的高原反应呢。 游客凭什么不批评导游？你们花2300元来干嘛呢？作为有知情权和发言权的公民，在那样极端不合理的情况下，不是该向导游咨询原因，要求解释，并给出应有的反馈意见吗？ 我设想一下，如果在日本会怎么样呢？首先，导游不可能“那样”乱七八糟，一定内部之间沟通好，把游客交费时所提供的行程安排落到实处。其次，遇到“那样”的情况，游客们会立刻凭集体优势去要求旅行社还款。最后，旅行社绝对还款，让领导正式向每一位游客表示歉意，甚至有可能提供“慰问金”，免得被媒体曝光，使公司信誉受损，甚至破产。 朋友曾告诉过我中国人的旅游方式：“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家什么都不记得”，这意味着利益攸关者不注重旅游的礼仪、细节和美妙。经过亲身体验，我似乎明白了些。 日本被说成是服务大国，我来到中国之后，确实每时每刻感觉到在服务水平和精神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异。不过，在北京的日本企业也五花八门，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咱们看看两家店的例子，作为案例分析。 东京的半夜，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民营企业，许多写字楼都灯火通明，日本人是真正的工作狂。不分白天和晚上，只要上司不走，同事还在干活，你也得跟着干，不能回家。因此，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对大都市的健康运转绝对不可或缺。上班族可以在加班中途出来放松，吃喝点东西，过艰苦日子的大学生也有地方打工（半夜的薪水比白天高20%左右）。反正，在日本，便利店的地位独一无二，必不可少。万一消失，大家一定会崩溃。 7-11（seven eleven）是最普及而有名的，在今天的北京也随处可见。对生活在北京的我，就像在日本的时候一样，7-11照样是绝对需要的。有时特别想念祖国的饭团儿，我就去7-11。饭团儿包含的是日本人健康的饮食习惯和朴素的生活方式。北京的7-11当然是本土化了的，消费者大部分是中国人，必须尊重他们的口味，比如那些中式的盒饭（等于日式的便当）是中国特色的。 有一天晚上6点钟左右，我去了地铁2号线东四十条站后面的7-11，目的是买两个饭团儿。我晚餐经常如此，很简单，令人联想起家乡的味道，很享受。我兴高采烈地拿着饭团儿走近收银台，突然发现，大概10多个人排队，而店里只有两个服务员，只开放一个收银台，另一个人负责打包。等了一刻钟，才轮到我结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服务的逻辑（3） 服务的逻辑（3） 我只是想，买两个饭团儿花15分钟值得吗？商品是现成的，场所是便利店。我了解那是下班时间，晚餐时间，客人一般很多，是店方最忙碌的时刻。问题是，店方为什么不增加人员呢？这里是中国首都北京，符合在便利店工作的劳动力应该不缺。消费者为何要去便利店？向店方要求的不是质量，也不是廉价，而是时间和便利，否则没有去便利店的意义和动机了。 我之所以如此固执，首先是因为自己是便利店的常客，其次是7-11是日本的。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日本人，不愿意看到昨天那样的场景。买两个饭团儿也好，一块三明治和一瓶乌龙茶也好，让购买者排15分钟的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昨天的现场，所有排队者都在抱怨，说明他们对现状不满。两个服务员却根本不在乎，动作也很慢，缺乏服务业该具备的敏感性。 我建议，7-11北京的经营阶层派人“秘密”调查，评估各家分店的服务现状。如果许多店都处于我昨天看到的那种状况，7-11在北京居民眼里的形象就会彻底受损、恶化。如果人员不够，就请加派人手。难道连增加几个工作人员的财力都没有了吗？不至于吧，毕竟是经济大国日本最有实力的便利店，应该能做到。 不过，在北京的日资服务业里，我也遇到过非常令人温馨的场面。 2009年9月某一天，我逛北京大望路时忽然看到了一家日式咖喱餐厅叫“coco壱番屋”。很惊讶，因为这家店就像日式牛肉盖饭的代名词“吉野家”一样，我在日本生活的18年里去吃过无数次。它的外号是“coco壱”，日本人都这么叫它，我上学期间也经常参加它举办的活动：20分钟之内吃完1公斤的咖喱饭就免费，否则要付规定的费用。我挑战过五次，只有一次成功，其余几次都付费了。这个活动好像在北京分店里没有，估计老板害怕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外地的民工吃得很多很快，成功率很高，就不合算了吧。 我虽然刚吃完饭，但特别激动，就进去点了最小的咖喱饭。不错，很正宗。我落座后，年轻的女服务员立刻过来问我：“先生您要温水还是冰水？”我说：“请给我杯冰水。”我停下来想了一下：一、中国餐厅的服务员很少这样主动问客人，如果问基本都以收费为前提，是为了让客人多消费的推销策略。二、日本的“coco壱”从来没有那样问客人，因为日本人基本上喝冰水。服务员一般看到客人进来、坐好，确认几个人之后马上把冰水拿过来，然后开始点菜。水是免费的，日本的服务员也不推销饮料。 我想，服务员之所以主动问“先生您是要温水还是冰水”，是因为日本餐厅在中国这一事实。中国人不一定喝冰水，甚至喝冰水的人属于少数，大部分人都喝常温的，理由应该是习惯性的，基于中医思想，保护胃口，毕竟直接喝冰水对胃口造成压力，这点我很欣赏。 毕竟是位于大望路这一写字楼集中区域的日本餐厅，许多日本人也来吃饭，我看周围大概四分之一的客人是日本人。我相信，我长得跟中国人差不多，并跟服务员说中文，对方也应该下意识判断我是中国人，但她还是按照店里的规矩问我。 对，那是“coco壱”北京分店的规矩，无论客人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来自第三方国家的人，都统一主动问客人要温水还是冰水，为的是尊重客人的喜好。正如一家日企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的“品牌战略”：在保证原来日本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尽可能适应当地中国客人的习惯，同时尊重日本客人本来的传统。到日本餐厅，改变习惯喝冰水的中国人很少，来到中国后改变习惯喝温水的日本人也很少。“coco壱”的做法无疑是因地制宜的。在跨国企业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努力调节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产生的矛盾的精神，值得赞扬和推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礼让的逻辑（1） 礼让的逻辑（1） 对于生活已有七八年的北京城，我始终无法摆脱一种感觉，即可惜，可惜在于城市运转的畅通度很落后。如今，北京市民的生活压力前所未有的巨大，其程度绝不亚于其他国际大都市，包括东京。压力来源之一，在我看来，明显是城市运转的不畅通。 “不畅通”牵涉到：凌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晚上、半夜；学校、医院、政府楼、写字楼、马路、地铁、火车站；堵车、抢位、插队、强盗、闯红灯、官僚化手续。无论时间、地点还是原因，不畅通发生的背景错综复杂。这一状况在北京奥运的前后也几乎没有变化。 城市为什么如此混乱？生活为什么如此紧张？居民为什么如此压抑？首先可以找到两层原因：第一，北京正处于迅速崛起的发展阶段，发展是硬道理，紧张也好，压抑也好，都是必经之路，不可避免。第二，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制度设计必须加以完善，那些既不合理又不人性化的政策和制度早晚需要加以改正。可是，运转不畅通的责任仅仅归结于国情和当局是很受局限的。本着这一立场，我要提出第三个层次，即公民社会对此非有所反应、有所付出不可，需以公民的力量提高城市运转水平。 看看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北京任何一个十字路口，都拥堵着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大家很忙碌，却无序。政府作为“奥运政策”投入了大量的交通指挥员，十字路口的混乱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产生了一种秩序，这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公共政策的“有序”。不过，它不是根本的改革，更不是健康的改良，无论是开车的、骑车的还是行走的，只要找到一点空间，或者指挥员不认真执行任务的时刻，就毫不犹豫地闯过去，然后觉得取得了胜利，给自己小小的生活安慰。 北京地铁站可以用“人海”来形容，尤其在上班的高峰时间令人发闷。乘客们一边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不被偷盗，一边对拥挤、郁闷的环境感到厌烦，匆匆忙忙地上车下车。某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从四惠坐到国贸，里面拥挤得要命，没法走到下车的位置。我下决心勉强、用力地挤过去。但紧接着大量的人冲上来。结果，我被挤到原来的位置。无可奈何，只好到下一站永安里下车。返回国贸的时候发现，跟我遇到同样尴尬局面的乘客还不少。偶然与原来北大的同学相逢，他对我唉声叹气道，“本来是要开早会的，已经来不及了”。 我知道，在这里拿出东京的经验解释北京的现状也许是“犯规”的，两国的国情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我也知道，中国人是最讨厌被日本人教育的。但我作为一个来自日本的老外，只能用亲身的经历去解读眼前的现象，希望中国朋友能够谅解。 东京任何十字路口也充满汽车和行人，自行车少一些。与北京不同的是，市民是忙碌而有序的。我不觉得政府为城市运转制定的规则比北京多，东京交通指挥员的人数也远不如北京。 东京地铁站同样是个“人海”，其程度甚至超过北京。与北京不同的是，乘客从不担心自己的随身物品会被偷走，而是平静地看书，各忙各的，互不干涉。越是上班高峰期，秩序越井然有序。乘客们凭借日常经验准确了解什么时候、哪个车站很拥挤，无论是上车的还是下车的，都提前做好行为和心理上的准备。站在车门旁边的乘客们，先主动下车，让里面下车的乘客下好车，确认没有人要下车后，“率领”新乘客重新上车。大家早就达成了默契，不需要打招呼，更不需要表达谢意或歉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礼让的逻辑（2） 礼让的逻辑（2） 东京市民之所以如此扮演角色，恰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大家都很清楚，不自觉遵守“潜规则”是犯规的，结果则是本人受损、吃亏。谁愿意在交通堵塞、地铁无序的地方生活呢？如果你想享受轻松、有序的生活，那么，以先退一步的方式，求进两步，抓住更多、更广、更好的利益是应该达成共识的。动机是自私的，结果却是和谐的。 话又回到北京，只有大家认识到以退为进这一潜规则的前提下，每一个市民的生活质量才能被保证。背后的逻辑是以人为本，思想则是和为贵。 其实，上述所说的“先退一步，后进两步”归根结底要探讨的问题是：“礼让”凭什么？ 我2010年以后经常回国，在日中两国之间跑来跑去。早上还在东京坐着像蛛网一样复杂的地铁，用硬币买票，必须看着地图才能避免坐错。下午已经到北京，拿着一卡通坐着相当熟悉的京城地铁，感觉很奇特和别扭。 东京的地铁只能用有序和安静来形容。早晨的东京，比北京多得多的人在换乘通道上彻底分成左右两边走来走去，只有脚步声。我最近一次是陪同一位中国高官访日的，他看到这一场景吓了一跳，并发现通道上只有自己的声音。他说话声音特别大，像在国内一样不顾周围大声说话，结果被警察注意到，人家真以为破坏秩序的“疯子来了”。 到了自动扶梯，左边是站着用的，右边是用来行走的，乘客们很默契，没人违规。高官很不习惯，我站在左边，他为了与我聊天，自然到了我右边，结果把路堵上了，后面的人就开始用眼神骂他一顿，绝不开口。这就是无形中的压力。 走到站台，车来了，乘车高峰时间，车厢里人特多，没有空间。即将上车的乘客们自然排成两队，靠近车门但还不下车的乘客先主动下车，让要下车的人先下车，然后接着上车，最后新来的乘客们上车，没有造成任何矛盾和拥挤。 下午到了北京首都机场，先坐机场快线，到了三元桥站，换乘十号线，大概6点多，相当拥挤。不像东京乘客们那般默契，北京乘客的素质和意识五花八门，没有一条有规矩的。要上车的人在车门的中间站着，阻挡着要下车的乘客，造成摩擦。原来靠近车门附近并不下车的乘客也不下去，坚决在那里忍着，结果里面要下车的人无法下来。该下车的人还没下车时，已经有大量新乘客上来了，造成至少几个人下不去车。 听日本长辈说，上世纪60年代，东京和大阪的地铁也没有今天那么顺畅，经常发生摩擦。今天北京糟糕的地铁秩序也不要紧，要慢慢来。从地铁文化的过渡阶段看，指望乘客们像东京那样形成默契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政府花了一笔钱派遣了大量的指挥人员。问题是，这帮人没起到预想中的作用。明显是高峰时间，同事之间却在聊天，认真一点的也被那些大喊着“的！”“你别推我！”的情绪化了的乘客卷进去，不仅没化解矛盾，还参加了吵架。 我建议，政府应该把素质高一点，有沟通和协调能力的人派到地铁里去。最好的是大学生，给他们实习的机会，当然要给工资的，不用太高，这也是给不懂社会规则的90后们提供了绝佳的锻炼机会。 地铁反映的是一个城市的成熟度和现代化，因此，北京需要尽快迎来高水平的地铁文化。快速、大量建设好地铁线是硬件措施，软件措施更重要，如何创造条件让那些趋于急躁和不安的乘客们之间形成默契：先下车，后上车。我想，北京市政府为改善软环境投入1个亿都不过分，这可以降低大量的行走成本，也能降低居民在大城市过日子的压力。 晚上跟曾去过日本的新华社干部喝酒，我谈到上述想法。他总结说：“我去日本后深有体会，礼让原来是把内耗降低到底的有效工具。”这位领导把日本人的国民性看得相当透。我回应说：“您说得很有道理，对我们来说，礼让不仅是态度问题，更是利益问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零钱的逻辑（1） 零钱的逻辑（1） 2008年4月上旬的某天早晨，我要在北京农展馆以西的使馆区办事。时间似乎有些紧张，没有从北京大学直达使馆区的地铁，想了一会儿，决定打车走。约会是9点钟，我想7点50分出门应该来得及，可没想到到达时间居然是9点30分。因此我感到非常惭愧。 浅析一下，迟到的原因有三个：一、堵车，北京早上从西到东的车流总处于崩溃状态；二、我判断错了。既然时间显得比较紧张，在预料到早上堵车的情况下，就应该先打车到苏州街站，坐地铁10号线到北京农展馆站，然后再打车，虽然很麻烦，但这样估计9点钟左右能到，又省了钱（那样走共50元，这样走共22元）；三、出租车司机的判断错了。不知为什么他选择的路，堵得相当厉害。 第一个问题暂时不要提了。北京堵车，我怎么评价都没有任何意义，只能等到“到时候”再说。第二个问题我会反思，今后要采取更加理性而现实的判断。至于第三个问题，我要专门谈一谈对出租车司机的看法。 一直以来有个不满，每一次打车，告诉师傅目的地，他都问我怎么走？我觉得，这句话很成问题。除非你不认得路或有特殊情况，司机不应该向服务对象问怎么走，因为你是司机，专门搞这行的，对交通地理以及现状应该有更深的了解。 北京的交通极为可怕，最大的受害者也许是司机先生或女士。不过，无论如何，开车至少目前对你们来说是个职业，要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出租车司机应该更深刻、准确地研究北京交通状况，及时听取交通广播，以便最有效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当然，北京堵车，不好控制时间，乘客也要对司机表示理解与同情。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得指出，有部分司机每一次都问乘客“怎么走”，听到此句，我感到很困惑，就回答说：“我哪儿知道？你不是司机吗？你比我了解，拜托了。”但有些司机还接着问：“不一定啊，我听你的。”难道你一点职业意识都没有吗？你对交通知道得怎么比我这个人还少？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推卸或转移责任。北京交通往往很堵，经常不能准时到达目的地，这样乘客就会很着急，有的还向司机抱怨，司机不想负责任，就让乘客指路，这样司机的责任就客观上消失了，毕竟是乘客主动要求怎么走的嘛。司机到了之后就自然说，“不是你要我走这条路的吗？” 同一时期我有机会到上海出差。之前已做好心理准备，上海与北京比更不容易打车。而且，上海堵车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北京，道路整体上更狭窄，给人的感觉更紧张（这一情况经过2010年的世界博览略有改善）。我发现，上海出租车司机的素质之差同样也不亚于北京。我注意到两点：一、人家很不愿意拉近距离的活，所以乘客上车前就问“去哪儿”；二、许多司机也与北京的一样问乘客“怎么走？你说吧，我听你的”。我重复一遍，开车对你们来说是个职业，不该把那些情绪或个人偏好带进来，乘客上车，说去哪里，司机就该去哪里，除非有急事（比如孩子生病，交班等），没有商量的余地，必须绝对服从乘客。在这里，别谈下岗什么的个人背景，这与乘客的需求没有本质的联系。另外，我很不熟悉上海的地理，就只好对司机说“不好意思，我不是上海人，还是您来定吧”，结果司机还要我来决定怎么走，不想负因堵车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零钱的逻辑（2） 零钱的逻辑（2） 我知道，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对于堵车，司机无奈，乘客着急。司机和乘客都需要发挥智慧，尽量有效避开堵车，也许这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的公民该具备的素质。司机还要好好履行自己的职业任务，这么多市民打车，任重道远。乘客也得尊重司机，不要故意埋怨。双方都应该控制情绪，保持平静。此外，为了共同的战略利益，即尽快有效、省心到达目的地，乘客与司机也应该开诚布公，展开沟通，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提供方案，一起商量，最终尽可能实现双赢。 我也遇到过服务态度良好的的哥。 2009年7月底，北京很炎热。我从北京东四环外的四惠前往与北四环交叉的望京。望京原来是韩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由于金融危机、韩币暴跌，据说一半以上的韩国人都撤回祖国。已经下午3点半了，赶赴4点的约会感觉有些晚了。赶紧打出租车，但害怕堵车，心里不踏实。当我告诉师傅具体的目的地之后，他说大概知道地理，但也没有那么确认，接着跟我说：“咱们一起找找好吗？” 听到此句，高兴极了。原来我对北京司机的印象一向很不好，按我的经验，传达完目的地，许多司机动不动就问：“怎么走？听你的。”在许多情况下，司机明明知道怎么走，对交通信息和状况了解得也不可能比乘客少，还非得让乘客主动说出怎么走。双方都知道路上会堵车，相互抱怨，司机则不愿意负责任，别有用心，就把晚到的责任推卸给乘客，回头假装说：“不是您说这样走的吗？” 这位司机的态度明显不同，他说：“我是专门干这行的，但您说的地点确实不太清楚，到时候请您指路，对不起，我也尽力。”通过聊天，我了解了司机师傅的开车情况。 概括一下就是两高一低：份儿钱高、油价高、收入低。司机说：“每个出租公司都不一样，我的份儿钱一天140元，还得交油费，一天的纯收入大概就是100元吧。”他认为，此收入太低，每顿要吃一碗面条6元，还抽烟。自己一天最起码也得消费20元，一个月就600元，月薪是3000元，占五分之一，一年中无休息日，一天开16个小时。要交房租，女儿上大学，一个月给600元。 “这3000元是干净的，用我的血汗赚的，不像公司的领导那样贪污来的。”他搞不懂政府的300元补贴是怎么回事，他先付差不多300元的类似申请费，然后公司用别的渠道给300元，说是政府补贴。资金流动显得很复杂、不透明。他说，目前的出租车公司有两个问题：一是体制；二是苛刻。“我们的工作都是老板说了算，很独裁，压制我们职工不让发表任何的意见。对开车的要求也太苛刻，一年不能犯一次错误，别说闯红灯，连停错车位也不行，否则被罚款。我去年一共被罚了3000元，这样怎么生活啊？” 脖子痛，腰痛，血压高——公司领导对司机陷入的健康危机毫不关心。但令人感到温馨的是，这位司机在这么苛刻的状态下，还能对我这样一个老外乘客那么礼貌，还鼓励我好好学习。“要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是抱着集体荣誉感开车的。可是，的哥也有的哥的困境……” 不过呢，无论的哥有着怎样的困境，你们迫使乘客给零钱，或主动表示“我没带零钱”的情况，我非要表示抗议不可，明知道你是需要随时带着零钱的职业，还不带。要不然你就不要靠这行吃饭了，干脆找一个不用带零钱的工作得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零钱的逻辑（3） 零钱的逻辑（3） 谈到零钱问题，我再说两句。2009年11月下旬，我遇到了非常令人愤怒和沉思的一件事。我在北京东四环外的一家小卖部买零食和饮料，一共18元，因有标志，买单前就能知道价格，看了钱包，只有50元，我就只好拿着这张绿色的纸币。 走近收银台，服务员看了一下说：“先生没有零钱吗？”我回答：“没有，麻烦你帮我找一下。”服务员以轻松无辜的表情说：“我也没有呢。”我困惑：“哎哟，那怎么办？”“先生到旁边的店破钱吧，我这忙着呢。”我立刻带着口气反驳：“哪有这样的道理，我是客人啊，你怎么可能让我去破钱？”服务员生气地说：“我也没办法啊，那你别买了呗。” 此家小卖部的寿命，恐怕不会很长。其实都是小事，却让我突然间自言自语：对了，平时在北京消费的时候，往往由对方——服务员、销售员主动提出“有没有零钱”，包括我经常点的外卖，说完菜单，电话那边务必要确认我有没有零钱。其消费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被动，甚至有些紧张，挺奇怪的呢。 在日本，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日本的服务员不会问“先生有没有零钱”，更不会让消费者破钱，他们及时准备着任何面值的零钱。 确信，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倘若消费者能主动给出零钱，服务员会很高兴，毕竟不用找零钱嘛，被积累的零钱，到时候绝对也发挥作用。问题是，在消费者面前，服务者到底应不应该准备零钱？答案很清楚：应该。不准备零钱是不应该的，准备零钱属于服务业基本工作的范畴之内，否则别干这行了。假如一名数学老师不具备数学知识，或者一名家电维修师不具备维修技术，这些人有资格在市场上生存、竞争吗？那么，不管消费者给的是哪一种颜色的纸币，即使面对1块钱的消费，消费者给的是100元，服务员也必须面带微笑去找99元，这叫做服务。 亲身经历之后，我坚决主张，服务员主动向消费者提问或要求“有没有零钱”，严重缺乏服务精神。超市的服务员、出租车的司机、机票的送票员，凡是与服务有关的行业人士，若曾经向消费者提过此句，请立刻反省，今后再也不能这么做了。我也建议，所有服务业的老板们在这一简单而本质的问题上，需要重新教育现场的工作人员。 同时，作为一名服务业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我也自我反思。如果手里有零钱，考虑到服务方的便利以及对此的尊重，应该主动加以提供。万一遇到服务方没有零钱的情况，也应该耐心地等待对方找零钱。 在国家正面临扩大内需，鼓励个人消费的今天，围绕消费的甲方与乙方之间建立比以往更加健康、和谐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关系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是，两者之间能否保持态度上的自律和沟通上的默契。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服务的方向永远不变，服务方准备零钱，天经地义，向服务对象要求零钱，本末倒置。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帅男的逻辑（1） 帅男的逻辑（1） 广州亚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林丹激战三局，打败了马来西亚的李宗伟。林丹在随后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我很开心，很开心，我实现了，实现了！”在祖国举办的亚运会上首次夺得冠军，林丹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汤姆斯杯和苏迪曼杯全部夺冠。再次祝贺林丹。 林丹夺得胜利，非常兴奋，就像奥运会取得冠军后把鞋子扔送给观众们一样，他把上衣脱光，将在比赛中所使用的毛巾等物品也送给了观众们。他很会为粉丝服务呢。听说，他脱光衣服后，现场所有女球迷都疯了。不难想象，她们觉得林丹太帅了——白色的皮肤、强壮的肌肉、干净的面孔、精炼的动作，实在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假如我是女人，我也一定会喜欢上他，深深地迷恋他。幸亏我是男人，看待并分析他的时候还能带点客观和冷静。 在这个世界上，长得帅的人不少，打球打得好的人不少，动作精炼的人不少，肌肉发达的人不少，眼神充满魄力的人不少，皮肤很白净的人不少，能跳得很高的人不少，声音很好听的人不少，穿衣服穿得很漂亮的人不少，时尚观念很强的人不少……但这些要素同时具备，并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出来，并有能力和条件使得它们面向公众，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人很少。林丹的帅气是综合的、跨越的、立体的。我与林丹没有私交，相信他也不认识我。但从我个人对他若干年的观察以及我所获得的相关情报看，林丹是相当勤奋的人，他的勤奋使得上述无数潜能的有机结合和有力表现——这些本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 据悉，林丹对自己做事的要求非常严格，教练对林丹做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许多球迷是不理解本来面貌的，大家或许盲目地认为：林丹是天才型运动员，长得又那么好，可以拍广告，很受欢迎是正常的。但在我看来，这些推论过于简单而肤浅。天才的潜能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刻苦和勤奋才能获得体现，帅气的外表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要求才能获得体现，公众的好评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克制才能获得体现。就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天下没有无成本的天才、帅气以及人气。 对林丹的赞美有点多了，但真诚欣赏他对我来说是客观事实。由此引发我另外一种思考——中国男人的时尚感问题。我接下来的讨论都基于相对论，请大家不要从绝对化的角度去加以解读，我没有别的意思，更不是别有用心。 实话实说，与中国一般男人普遍缺乏时尚观念和基本帅气相比较（比如，那些把头发剪成军人那样的发型，有肚子，把裤子弄得太高，衣服的颜色严重不搭，例如黑色的皮鞋配着白色袜子等），为什么运动员的时尚观念和基本帅气如此的高？以擅长羽毛球的林丹、体操的邹凯、田径的刘翔等为代表，中国的男运动员确实比一般公众要帅气（演员等明星充满帅气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不考虑）。 我们老外经常感到困惑，并一起讨论：“中国女孩子那么漂亮、苗条、轻盈，站在旁边的男人为什么总是那样？”不少老外在看到这种场面后不得不产生责任感，带着“白色骑士的精神去挽救那些似乎受骗的女性们。曾有一位欧洲帅哥带着相当认真的眼神跟我说：“kato-san（加藤君），我受不了了，我去让那些女孩子体会什么是真正帅气的男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帅男的逻辑（2） 帅男的逻辑（2）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在同一个环境下长大、生存的中国人。就女性而言，一般公众和运动员都似乎具备基本的时尚和审美观念。外国男人对中国女性的评价是很高的，这种好评不仅是针对那些演员或歌手，更多是对不分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的庞大女性群体。女性能做到，男性凭什么做不到？我曾怀疑我的观察和看法本身有问题，但后来问了其他老外，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同意我的看法，包括女性。我也问过中国的女性，她们也基本同意我的观察——中国男人普遍缺乏时尚感和审美观。那么，我的问题意识至少不是自以为是的，是带着一定的社会性存在着的。中国男性（请允许重申，我说的都是相对的，具有良好时尚感和审美观的中国男人也有）值得思考上述问题，那么，我想，对此进行思考的一个线索，恐怕就可以从林丹开始。 关于中国男女之间的问题和反差，我曾在中国媒体上也表达过相关立场和意见。争议在所难免，大部分中国男人会站起来“炮轰”我，当然也有理解我观点的；大部分中国女人则会站起来支持我，当然也有批评我看法的。作为名副其实的女权主义者，我坚持站在女性一侧，我还是认为，如果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并将权力逐步转移到柔软、温和、务实的女性身上，人类社会将迎来更加和谐的局面。我不是瞎说的，而是带着责任感讨论“女性与社会”问题的。 相对于中国女人的时尚感和审美观，中国男人实在太差，真不希望看到那些“美女与野兽”共存的场面。但林丹不像大多数男人，他相当帅气，是内涵与外表相结合的帅，中国男人应该向林丹学习，培养综合帅气。对于在动荡、不确定、转型社会中进行谋生的中国男人来说，帅气的风格与清晰的头脑同样重要。 对于前面的观点，曾有中国美女跟我回应过：“你讲的虽然是事实，但会气死好多中国男人的，他们是永远不承认的。”我当然本能回应“无所谓，我是就事论事”。她接着说：“他们在面对中国女人时，总是充满了优越感。 中国的女人就很惨啦，要生活在这种现实里。”我再次发誓永远站在女性一边，带着白色骑士的精神。 我非常同意她提出的两个观点： “中国男人是这样，你说他外表不帅时，他说他们有更重要的内在。你说他没钱时，他说他们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他们不过是把女人看作工具。” “想想很可怜的，从内到外，他们没有一点拿得出手的东西，于是就只好说，我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我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虚无的民族主义和男权优势感上。” 的确如此。我原来的思考有些太狭隘了。其实，中国男人除了普遍（我再次重申，我说的都是相对的，中国也有充满时尚感、具有责任感的绅士）缺乏基本的时尚感和审美观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心：即在潜意识上远远没有摆脱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不知不觉看不起女人，觉得男人比女人更有话语权和生存权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们要保护家庭，发展事业。 这种针对女性的虚伪优越感，早就不合时宜了，在我看来，这种立场更多反映的是他们对女人的嫉妒和焦虑，在中国社会，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了，她们在职场上表现得实际上比男人更优秀，而且很有魅力。我们回顾一下大学生活，不管是学习成绩还是社团活动，活跃的永远是那些女生，何况中国是看重文凭的学历社会，女人整体上超过男人绝对是时间问题。我很欣赏并羡慕中国社会的这种转型，日本社会尤其在职场上是裸的男尊女卑，女性当部长、校长、社长等的可能性很小，就像中国人对日本女性的基本认知依然停留在“家庭主妇”一样。 我提及了男人虚伪的优越感，但我曾在《中国，我误解你了吗？》这本书里专门花了一个篇章讨论了“中国的女性为什么强势”。在我看来，中国女人很坚强，在社会各个领域表现得很出色。我想到的一个场面是，在北大校园里，男生一直跟在女生后面，拿包、送饭，经常讨好女生，好像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似的。 我想，女性的地位正在强有力地赶超男性。原因除了中国女人本身很优秀、很有时尚感外，也跟男人本身的状态息息相关。那些中国男人不仅坚持依靠男尊女卑和虚伪的性别优越感之外，有时还那样盲目地讨好，靠着金钱、房子、车子、学历等本来与一个男人的能力和魅力无关的东西去征服女人。在我看来，中国男人必须想办法避免世界末日的到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蜗居的逻辑（1） 蜗居的逻辑（1） 紧随2008年，2009年也成为了中国的多事之年，来自民间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被”、“钓鱼”、“偷菜”、“打黑”、“不差钱”等新词诞生。中国似乎成为造语大国，而这背后依存的是错综复杂的国情。 我是平时不看电视剧和电影的无聊男人，但从了解中国国情的角度出发，观看了饱受争议的电视剧《蜗居》。此剧被那么多百姓关注，又被观众清一色描述成“好看，真实”，本来不打算看的我，后来也禁不住诱惑看完了。观看后还是蛮新鲜的，与在我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颇有相似点。郭家师妹——海萍和海藻也好，苏淳也好，小贝也好，宋思明也好，都在大城市里忙着赚钱、买房、养家，还不忘记遵从各种“潜规则”。《蜗居》应该排解了不少百姓的苦恼和郁闷，使得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共鸣才是人们在大城市里谋生的价值观念，更是使它保持稳定和秩序的思想武器。 我也阅读了由北大国关学院的廉思师兄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这是“80后”团队对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统计分析等立体型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有数据，也有故事；有感性，也有理性；有情感，也有思想。不愧是得到大牌人物共同推荐，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的研究报告。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外国媒体都到小月河、唐家岭、土井村等“蚁域”去做过考察、采访了。 蜗居也好，蚁族也好，同样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词语或概念，背后深刻反映的则是以“80后”为主力军，既有学历又有知识，既有目标又有未来，既有困惑又有无奈的年轻一代在大城市“混着”的实况。经过有意无意与他们的接触和交流，以及观看《蜗居》和阅读《蚁族》的感受，我重新认识到，那些奋斗着的年轻人绝不是恶化问题的原因，比如房价或失业率上涨，而是问题恶化的承受者，比如买不起房或就不了业。这些80后无非就是祖国转型及受到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是硬发展的牺牲品，责怪他们是错误的。 “蚁族”勇敢、耐心地追求生活上的“归属感”，徘徊于城市生活的边缘，为美好的未来乐观地面对现实。蜗居则是一种信仰，哪怕每天花五个小时挤公交，居住在脏、乱、差的地方，他们非要在大城市获得自己的房子不可，为解决首付，不惜一切代价奔跑。 冷静下来就不难发现，在大城市谋生不见得是最合理的选择。但同是“北漂”的我深有体会，北京这一大城市折射的诱惑极其难以抗拒。有序的车流告诉我，总有一天能够成功；高耸的大厦告诉我，这个社会向前发展。很难离开，不为什么。我跟大部分中国青年一样，对于选择在大城市承受巨大压力和不安的生活，从不后悔，永不放弃。 日本人从未发明过类似“蜗居”或“蚁族”等词语，原因应该不是日本人智商低，而应该是社会环境不同。日本社会没有中国人形容的所谓蜗居或蚁族，但即使有，国民也不当回事，不把它问题化。虽然其程度和细节有所不同，但首都东京也有许多“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群体”，大学毕业生居住的地方实际上都是蜗居。东京有大量“1k”，即“一个房间，厨房，卫生间”的小房子，30—50平米。有一个人住的，也有与女友或老婆同居的。反正，日本年轻人住宿也很朴素，只是东京的房价也很昂贵，一般在6万至12万日元之间（4千至8千人民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蜗居的逻辑（2） 蜗居的逻辑（2） 其实，中国80后非得蜗居，扮演蚁族的重大原因无非就是那两个因素：房子与婚姻，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中国年轻男女的思维是，只有有房子，才能结婚，不远不近，相互牵制。“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娶不了老婆，没面子。”这是中国多数男人的精神困境，虽然也有主张“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无所谓”的正常女子。 在日本，把婚姻和房子挂钩的逻辑思维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人是刚大学毕业就想到买房问题的。住着“1k”的小屋子，踏踏实实地工作10年左右，把钱攒得差不多了，有了信心之后，才打算去买房。几乎没有一个女人把男人有没有房子作为嫁人的标准。他们都认为，两个人踏实过日子，一步步攒钱，偶尔要点小小的幸福，多浪漫啊。日本人结婚时往往委婉地说一句：“你能跟着我辛苦一辈子吗？” 电视剧《蜗居》还引发我思考两个问题。 首先，中国人买房问题，其中也包含着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核心观念问题。 年底了，大家聚一聚！2009年底，我跟北大的同学们相聚，在饭桌上，“买房”成为当晚最火爆的话题。大家的年薪从5万到50万不等，在如此大的差距之下，却清一色地考虑买房问题。 在场的人中从未想过买房的似乎只有我一人。就像在前面说的，在日本，刚毕业几年的年轻人一般会先租房子，工作至少十年，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会产生买房打算。我在东京工作的80后同龄人中，没有人已经买到了房子，也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毕业后，大家毫无疑问地租房，解决温饱问题。每个人年薪也有所不同，100万、80万、50万……差距没中国那么大，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大概是2倍到3倍，80%以上的人属于中间，即中产阶级。 我突然想到，中国年轻人怎么这么快就要买房子了？这与他们的收入基础不是很匹配。而且，如果条件允许，中国人通常会尽可能选择买大房子，比如100平方米、甚至200平方米的房子，这在东京是难以想象的。在东京市中心23区内，绝大部分的房子在70到90平方米之间。 在北京，对部分在外国投资银行、外资律师事务所等上班的白领来说，100万或200万并不是个太大的问题。但对于月薪3000元左右的一般工作者，在城市买房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那些为城市添砖加瓦，却没有资格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在城市买房无异于天方夜谭。 从市民的一般收入水平看，现在的房价极为不合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失衡现象不能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还应从中国人被现代化的传统观念出发，加以挖掘。 年轻人走进社会，辛苦是自然的，而父母就成了最佳保姆，提供买房首付，打理家务，照顾孙子孙女，这似乎是个常态。此外，一部分有钱人抢夺市中心的大房，收入水平不高的绝大多数被边缘化，只能买到离市中心很远的小房子或破房子。政府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政策似乎也无法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 收入与房价之间的失衡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加严重而深远的命题是：中国人尽早追求大房子的观念与一个转型中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前景极不乐观。而把房子和车与婚姻挂钩的观念更令人难以接受。在日本或欧美，哪有这么荒唐的逻辑思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蜗居的逻辑（3） 蜗居的逻辑（3） 据统计，2007年日本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是中国的两倍以上。日本人并没有因为房子而背上沉重的包袱，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房市趋于平稳，另一方面，日本人的观念也有可借鉴之处。日本人通常认为，城市化归根结底是把产品、东西、建筑等事物缩小化、轻量化。换句话说，现代化是从大、多等量化走向少、小等质化的过程。真正有钱人是买最小的数码相机、最轻的笔记本电脑、最环保的车子以及利用率最高的房子，因为那些才是真正的高级品。这一逻辑也符合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科学发展等价值取向。 相比之下，如今很多中国人依然把大、多等标准看得过重，比如，奢侈的房子、丰盛的饭局。或许，在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中国人还需要一场观念改革，从有钱、有文化、有条件的人做起，尽可能把“缩小”和“轻量”等真正现代化的习惯视为美德。 周围的中国人经常自问：“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许多人为此感到困惑。我的感觉是，这种匮乏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西方老生常谈的人权、自由、民主等“理念性价值”，而更倾向于去年同样相当流行的，我看过的第二部中国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常说的“信仰”：“我有信仰，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切，相信自己的选择。” 西方意义上的价值观也好，《潜伏》里的信仰性价值观也罢，都或多或少带着意识形态或宗教的色彩。就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社会的动物”，现实社会与意识形态或宗教之间的挂钩不可避免。日本人不信宗教，但尊崇以神道为基础的某种信仰。它以让人们自律的方式忠诚于稳定与秩序，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只要服从秩序，从中能够获利。 西方则以宗教的形式让人们忠诚于稳定和秩序，为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帝告诉你要好好劳动，你就好好劳动。基督教给予了生活上的规范与人生上的价值取向。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潜规则”可循。 任何发达国家社会都酝酿着类似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让民众在自律的前提下顺从社会秩序，从中获利。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需求越大，越需要能够约束或制约老百姓盲目膨胀、破坏秩序的信仰机制。否则，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很难往健康的方向发展，一定会中途受挫，甚至半途而废。 转型中的中国似乎缺乏如前所述的价值观。之所以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容易感到迷茫、浮躁，是因为他们没有能依靠的精神之托。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物质发展和精神文明之间正在导致严重的失衡。年轻人、商人、媒体人、政治家，都无法在精神上追踪经济的、物质的、现实的增长。从中国特殊体制看，拿着以往西方或日本的例子去比较，询问“中国也会遭受泡沫经济或其崩溃吗？”几乎没有意义。更应警惕的是在未经历物质泡沫下的精神泡沫及其崩溃，正在蔓延的则是价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或信仰？儒家思想是重要选项。日本的社会稳定和秩序，以及人们对此的绝对服从，归根结底是吸收、加工儒家传统的结晶。日本人从小在家里、社会上实践到底什么是和为贵、天人合一，在学校里学了12年的道德课。日本模式证明，儒家传统或许能够给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带来颇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和信仰。 值得警惕的是，过分炒作儒家思想，宣传所谓“古人的经商之道”、“向孔子学习如何走捷径”此类的话题，只能造成更加严重的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变成拜金，信仰变成实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钱人”兴高采烈地宣称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但历史证明，在真正意义上发展经济、培育社会、开放政治、发扬文化的大前提绝不是大家盲目追求赚钱的拜金社会，而是大家主动律己，尊重秩序的规范社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官腔的逻辑（1） 官腔的逻辑（1） 2008年7月，王旭明“下课”了。他离开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前往语言出版社任社长。中国政府对王旭明采取的人事安排引起了轰动。此消息7月18日于首次面世其后的一段时间，“王旭明”三个字一直是中国媒体报道的重点，舆论关注的焦点，老百姓关心的亮点。一个副厅级政府官员的人事变动，却引发了这么广泛的讨论，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寻常却很有意义的社会现象。 官员素质、政府体制、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制度安排、信息公开、教育、媒体、公众、沟通、理念、情感……从王旭明的身上，人们能联想的事情有很多，这些也都是当代中国的热点话题。王旭明给中国人带来的，确确实实是一次“思考自我”的机会。作为第三者，我很欣赏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对他的关注和讨论，这的确是一件喜事。 众所周知，王旭明曾经饱受争议，经常遭到网民们的指责。媒体也曾以“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等言语，来形容王旭明这位个性化的新闻发言人。不过，在王旭明离职的此时此刻，大家似乎都很“怀念”他，虽然批判之声依然普遍存在，正面的评价也不少。 谈到王旭明，一言难尽。 我认识王旭明若干年了。2006年的有一天，我教日语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举办了一次活动，是日本某家银行在人大附中设立奖学金制度的仪式，当时我是翻译，王旭明是嘉宾。在王旭明致词时，我站在他旁边，负责翻译。我还记得，当时王旭明没有拿稿子，现场发挥，讲得很幽默，很清晰，也很有节奏感。我感觉到他对翻译者的照顾和关怀，他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交换了名片，后来，我们经常通过面对面沟通、发短信等方式联系，所以说，我对王旭明还是比较了解的。借此机会，我想对王旭明调任一事，谈谈我的几点看法和感受： 王旭明曾经当过中学老师，当过记者，然后进入政府机关，做新闻发言人。他始终关注的是教育，是资深教育人。在同一个教育领域，王旭明跨行业地展开其职业生涯，积累了足够的经历，也因此丰富了他想问题的深度、看问题的角度以及谈问题的尺度。 王旭明身上带有强烈的个性。他的个性首先来自于他很有impact的外表，包括酷酷的发型、强壮的身材、神秘的表情、沉思的眼神……这些都是外人了解王旭明的窗口。他曾经跟我说过，他穿的所有衣服都是由他自己选的，他也是习惯使用各种香水的人。总之，他很重视自己的外表。 王旭明善于沟通。他在任何场合都很重视与他人心连心的交流。在新闻发布会上，除了与记者常规的互动外，他也非常灵活地满足记者的新闻需求。在私人场合，他也相当重视与同行以及非同行的交流。他也是一个充分考虑对方感受的人，他每一次打出租车或在餐厅用餐的时候，都很照顾司机、服务员的心情，真诚地说“谢谢啊”。 王旭明平时习惯坐地铁，在地铁里，如果他无意中与别人相撞，便像日本人一样很客气地说声“对不起”。他也经常在比较简陋的饭馆里吃便饭。我每一次跟他下馆子，吃得都很简单，两个人不超过50元。应该说，他对生活的态度简单而朴实，这是他真实的一面，也是他魅力的源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官腔的逻辑（2） 官腔的逻辑（2） 王旭明身上也带有浓厚的官员气质。我经常跟他讨论有关教育的敏感问题。今天，中国缺乏很多东西，但最不缺的是人。以人为本的教育对中国今后发展来说相当关键，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左右国家命运。王旭明也经常强调这一点。不过，谈及那些敏感的问题，比如，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义务教育免费政策、贫困与教育、四川地震校舍倒塌、师生死亡人数等问题，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其表态往往十分谨慎，即使是在私人场合，他也一般不超越政府的立场，不轻易谈个人观点，在其强烈个性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是谨慎的姿态。这是王旭明的另一面。 “我的工作要调整了，下周到语文出版社任职。”——这是王旭明2008年7月6日晚上给我悄悄发来短信的部分内容。在短信里，他还表达了某种带着遗憾的复杂心声。在这里，我不便公开这一部分短信的具体内容，我唯一能够说的是，这部分内容也大致没有超出王旭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欲哭无泪”。“欲哭无泪”这句话，内涵神秘，意味深长。坦率地讲，我对他调任的消息感到很惊讶。他毕竟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干了5年。也许调任是正常的，我只不过是没有想到他调任到语文出版社而已。我曾经在凤凰网的博客里写过这么一段： “此次上面对王旭明的人事安排，无论从朋友还是第三者的角度看，是不应该的。当然，中国政府有它本身的一套制度，包括人事制度。因此，此次他的离职也应该是由多方面的理由组成。我也不怪教育部。不过，王旭明作为一名资深的新闻发言人，是具有魅力和条件超越常规制度的先生。从他为中国新闻界、新闻发布会史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看，我至少认为，存在比调任到语文出版社更‘合理’的位置。我的意思是，希望他能在有效发挥他经历与智慧的场所继续从业。比如，在某些教育或政府机构专门从事培养新闻发言人的任务等。因为，王旭明在这个领域中，毋庸置疑是独一无二的人。” 我的这一想法至今依然没有变化。 王旭明做了一件大事，他为中国新闻发布会史、新闻发言人史、信息公开史打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不仅需要王旭明，还需要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中国今后确实需要培养优秀的新闻发言人，这是政策上的需求，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如今，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必须不断地探讨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等，而新闻发布会对政府的政策来说是一种尝试，在“如何以有效的方式把政府的政策向老百姓公开”方面，王旭明的摸索很重要。政府的政策要透明、公开──这是中国政府面对的宏观方向，是大势所趋。政府与公众之间如何达成默契？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的媒体，又如何更好地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其间，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和作用至关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讲，王旭明至今做出的尝试、取得的成绩和留下的遗憾，都值得所有中国人总结和反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包的逻辑（1） 红包的逻辑（1） 2009年底，我在北京参加了有关“媒体伦理”的国际会议。伦理不仅在中国，在当代，在媒体领域存在，也是跨越时间、空间和分野的话题。就会议的切入点而言，面对着庞大的话题，以小见大是个前提。最引起我注意和关心的是：中国记者“拿红包”的问题。它反映着今天中国记者的现实和困境，作为分析的案例，再好不过了。 不管是刚入行的还是资深的，拿过红包的还是没拿过的，现场的媒体从业者们为“记者该不该拿红包”这个问题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争论得相当激烈。说明大家经过亲身的体验，有很多话要说。 一位资深媒体人指出：一个同行曾这样形容过辉煌的过去，“我在××年前，一个月就有1万多元的红包了”，我还能记起这个同行骄傲得意的表情。 散会后，我给一位“跑会议”的经济记者打电话问：“你平时拿红包吗？”我们俩关系很熟悉，对方实话实说：“有，没办法，主办方每次逼着我们接受，平均一次1000元吧。”接着问：“一个月大概拿多少？”对方想了一下回答说：“最多3万吧，平均1万左右。” 这正好与那位资深媒体人所说一致。这一情况在中国是否很普遍？我不敢轻易论断。但行业内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部分记者的红包收入往往会超过工资奖金。虽然每一个地区和领域的实际情况不同，但所谓有偿新闻似乎无处不在，每天都在发生。现实传媒体制内编辑部与经营部混岗，这也是造成有偿新闻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是一场双赢交易，若给钱的和拿钱的角色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双方也不可能这么做。拿红包、收封口费、广告版与新闻版混淆、新闻栏目拉企业赞助等，都是违反所谓“职业道德”的现象。 在那天会议上，所有参会者都达成共识，主张拿红包是不应该的、不可以的，是违反了职业道德的不良而可耻的行为。不过，“应不应该”与“可不可以”是一回事，实际上“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光从职业道德观察矛盾中的动态不合时宜，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极端特殊的体制下，更是如此。 同样认为“记者不该拿红包”的刚入行或地方的记者坦诚交待说：“我平时拿红包。”理由是：“活动主办方必须得让我收，没法拒绝”“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又没什么底薪，不拿红包怎么生活啊？”收入偏高的记者认为：“我们内部有个规定不可以拿红包，一旦拿红包了，不仅违背职业道德，还会降低报社的公信力”“我拿着中等偏高、能够相对安稳过日子的工资，如果一个月只拿3000元敢这么辛辛苦苦写稿吗？报社不会让记者为那么一点红包拼搏，钱应该向老板要，不该向外界要”。还有一些其他说法：“作为记者，如果尊重自己，就不可能拿红包，这是底线。连底线都没有，凭什么干这活儿？”“我们不应该讨论该不该拿红包这一低水平的话题”等等。 我原来也知道中国媒体圈里存在的红包问题，但第一次这么集中地听到了记者们的心声，觉得挺新鲜的。其中一部分认为：“该不该拿红包不值得讨论，没什么讨论的必要，就是不应该。”但在我这个老外看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愿意还是不愿意，记者拿红包是个结果，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现象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包的逻辑（2） 红包的逻辑（2） 之所以让我静下来思考这一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媒体记者的形象往往不受尊重，民众甚至对“记者”表示反感、蔑视。这一现状不应该持续下去。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新闻和言论空间只能往相对自由、开放，至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长远看，言论倒退只能造成更大、更多、更深的社会矛盾、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在这个意义上，媒体记者的形象以及其报道公信力必须被保证、改进。假设媒体被定义为社会职业，而不是政治权力，它永远是国民的代言人，换句话说，要为人民服务。 “记者为什么要拿红包？”体制原因、商业利益、东方文化、行业转型、个人素质以及职业道德等等，可以找到许多原因，这些因素都在相互影响，不是相互制衡，而是相互勾结。不过，让我感到最直接而深远的原因是：记者的生存状况问题。 据悉，中国媒体从业者的平均月薪大概在3500元左右，即年薪4万元左右，收入数一数二的报社平均收入大概是10万左右。当然有更高的和更低的，即使在一个报社或电视台里，其收入也不均衡。据我在华的六年生活以及与媒体密切交往的经验，从工作压力和收入水平看，媒体从业者是最为辛苦，令人感到可怜的群体之一。中国很多大学开设新闻学专业，许多学生愿意学新闻，抱着希望走进新闻行业，说明这行还是有吸引力的。不过，在今天中国的体制下，媒体又是最难做的行业之一，直接受到体制的影响而被管制最多。连我也经历过一些，这个不能做，那词不能写，这块不能碰，这个要删，那篇不能登…… 因此，记者们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之所以压力很大，是因为他们有纯粹的理想——想写独家的、有深度的、有趣的，又能给读者带来启蒙和反思的新闻报道。新闻行业的特殊性在于，从业者都有一种责任意识：希望社会能够健康发展，政府能够做好决策，人民能够过好日子。我相信，任何从业者至少刚入行的时候，都是对新闻这一行业抱有道德和良心的。因此，我不相信任何一位记者无理由地拿红包，或者期待拿红包。我还是只能从记者生存状况的恶劣性和艰难性寻找原因，并切入这一问题的病状何在。 参加完媒体伦理会议之后，我认为，对于新闻工作来说，理想和饭碗并存才是合理的。光指望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良心远远不足以解决这一行业的任何问题，比如拿红包。我举一下祖国的例子。日本国民赞同两个事实：一、新闻从业者很辛苦而勇敢；二、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很高。 我曾经问过许多日本长辈，“是什么让您下决心从事媒体行业的呢？”他们的回答几乎高度一致：“二战前的我国政府犯了错误，没能阻止军部的失控行为，结果发动了战争，战败之后，日本承受了侵略国的罪名和一片废墟。那么，我们要自问：当时媒体是干什么的？为何没能阻止军部，监督政府阻止军部呢？媒体的责任绝对不能被忽视，必须被追问、处理。我们搞媒体，是为了再也不让公权力失控、发动战争，尽可能让政府少犯错误。我们不监督他们，谁来监督？社会凭什么证明政府所说的和所做的总是正确的？” 日本媒体人似乎承担着崇高的责任与使命，因此，拿的工资要合理。据我所知，在日本，刚入行的记者平均年薪大概为30—40万人民币，工作了10年之后，大概达到80—100万。因此，日本记者没有必要拿红包，记者也不敢冒这个风险。假设a家报纸的记者拿红包了，并被竞争对手b社发现了，a社的这条丑闻必将被b社曝光，a社的形象将受损、公信力将下降，甚至会陷入破产的危机。 日本记者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天天熬夜，几乎没有周末，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有时其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这是由记者这一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在想，今天的中国记者难道不也是一样吗？每天承受着巨大压力，有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一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天天熬夜，没什么周末。我相信，几乎所有中国媒体从业者对现实工作感到巨大压力的同时，却对未来感到不安，没有什么安全感。 我只是想说，拿出体制或发展中的瓶颈去辩解记者的生存状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是极为错误的。正因为体制在转型，整个社会才需要保护记者的合法权利和保障其相对宽松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老板与记者相互尊重、沟通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工资、社会保险、户口等待遇问题是个起点。其次是记者要思考如何从独立、客观、批判性的角度写好报道，做好自己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拿红包也好，有偿新闻也好，“记者”也好，都将自然而然地消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老朋友的逻辑 老朋友的逻辑 2009年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正在展开第一“外游”，代表美国新政府，象征性地访问亚洲。在访问的第一站日本，美日就加强同盟、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合作促使朝鲜弃核、解决人质绑架等问题达成了共识。双方也签署了驻冲绳美军移驻关岛的协定。另外，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奥巴马总统有早日与麻生首相会面的意愿，并确定日美首脑会议将于2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 从那次访问中的政治安排，如希拉里·克林顿与人质的家族成员以及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等会面、交流场面评估，希拉里·克林顿对日本的访问取得了成功。按中国媒体的普遍说法，她确实有意安抚了日本，给了面子。日本方面虽然难以消除对美的疑虑，但至少暂时放了点心。不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麻生太郎在其内阁支持率极低，政局极端不稳定、不靠谱的情况下，2月24日在华盛顿提什么、谈什么、要什么。 其实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外界观察者更应该关注希拉里·克林顿在最后一站——中国有何表现。她于2月20日到达最后一站——中国。很显然，中国的媒体对此格外关注，并刊登出与她的“第一夫人”生涯有关的大量文章、报道，掀起了“希拉里热”。据我所知，许多中国年轻女生崇拜希拉里，很愿意成为像她那样的女性，其热度远远超过日本。中国的网络上也出现了关于希拉里·克林顿对华态度的讨论，在我看来，其中本质而有趣的问题是：希拉里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吗？ 根据我的经验，中国媒体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是不可以随意使用的，这一称呼必须在经过有关部门或领导的批准后才能统一使用。纵观历史，中国的老朋友有官方的和私人的两种，官方的老朋友是指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国家领导人或外交官，比如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福田康夫等。民间人士则有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和日本的西园寺公一等。 可以说这些人在中国是非常有面子的。比如，南斯拉夫总书记铁托去世时，《人民日报》曾经用整个头版进行专门的报道和纪念，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类似的佳话还有很多，比如，中国曾经以很高的规格邀请刚下台的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尽力营救被政变者关押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汉等等。这些似乎可以称之为一种中国传统的“老朋友文化”。据我所知，在西方，领导人的任期比较短，退休后的生活与在任时反差很大。中国人讲究义气，关心曾经对中国有帮助的外国领导人，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外交渠道。尤其是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候，老朋友可以发挥无法替代的斡旋作用。而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自北京的友谊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对于讲究“义气”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老朋友”也理所当然是讲究义气的。虽然一般来说朋友的行为应该原谅，但“忘恩负义”、“乘人之危”、搞“政治投机”、“出卖”中国的行为，中方绝不能接受。一旦“老朋友”搞了政治投机，那么中国领导人就会感到被欺骗。在崇尚权谋的中国，被欺骗就意味着被侮辱，而这种侮辱一定会带来极大的愤怒。无论是从中国的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利益的角度看，都是如此。然而，外交却正好是一个充满了政治投机的领域，再友好的外国人也不可能把中国的利益放在本国的国家利益之上。作为外国人如何做才能把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激怒中国？可想而知，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不缺乏。 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法国总统萨科齐曾经都是中国的朋友，但最后都成为对华关系的失败者。其理由高度一致，都是因为在西藏问题到了关键时刻时帮助了中国的“叛徒”喇嘛，过度使用了中国的友谊。其结果是，印度在1962年遭到中国猛烈的军事进攻，法国则在2009年被中国总理“绕了一圈”。相比之下，曾与中国陷入危机的布什总统在反恐战争中避免了中国的强烈反对，一直都与中国关系一般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见过后也并没有遭到萨科齐一样的“待遇”。 而在另一方面，无论怎么激怒中国都能恢复老朋友身份的领导人也是存在的，比如古巴的卡斯特罗。冷战中卡斯特罗一直跟随苏联，结果是先成为中国的朋友，然后又猛烈批评和邓小平的政策，其力度可以说比当时的石原慎太郎还要严厉。听中国长辈说，他本人也因此在七八十年代成为《人民日报》政治漫画的大明星，每两三天就被中国漫画家讽刺一回。可是，1989年6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古巴被世界孤立的情况下访问该国后，中国与古巴立即重归于好，中国领导人与他的私人关系也令人惊讶地上升，主席甚至赠诗，称他“青松傲骨定如山”，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外交行动，而是一种真正的尊重和好感。经过比较能够得出的结论是，“老朋友”的身份是容易得到的，但能不能成功维持取决于能否理解中国的“义气”，以及能否有效掌握中国人的心理和底线。我不知中国朋友们怎么理解。 希拉里在丈夫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曾经与中国打过不少交道。受其婚姻变故影响，她在中国民众中的知名度也相当高，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有名的美国第一夫人。直到现在，中国媒体对她的称呼仍然是名而不是姓。在日本，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我们不可能这么称呼的，应该称为“希拉里·克林顿”，要是简称，就毫不犹豫地称为“克林顿”。这一中日之间的差距从何而来？ 也许，中国人还记着她在白宫居住的时代，这就是“老”。而比尔·克林顿任期内的美国对华外交也比较成功，中美之间现有的对话渠道就是在那期间建立起来的。从私人的关系上，希拉里·克林顿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朋友。不过，能否成为中国的“老朋友”文化的真正受益者，还取决于她在实际外交平台上，尤其在中美关系长期面临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形势下，采取的勇敢而谨慎的举措和判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弱国的逻辑（1） 弱国的逻辑（1） 2010年9月上旬中日撞船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利益博弈给中日关系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和教训，对我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影响也不小。我在地铁里遭到围攻不算什么，新书《中国，我误解你了吗？》的全国巡讲被迫延期才是痛中之痛。能与中国朋友们面对面，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是我一直期待的。 就像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强调的，老百姓合理表达爱国主义或民族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民众适当向对方表示抗议和愤怒是好事，可以让对方民众知道“我怎么看你”嘛，有利于达到相互理解的境界。 然而，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深思，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如何共存共荣的过程中所必然面临的心态设置（mind-set）问题。这对两国来讲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我始终对“大国”一词抱着好奇和怀疑的双重态度，它往往模糊不清。也许，“大国”是能够量化的概念，却较为模糊，令人迷惑。每当听到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等说法时，一方面感到很大气，另一方面又觉得是否说得过于简单化，与内在的真实存在一定的距离。 对于弱国，我有比较明确的判断标准。弱国指一个国家公民的心态，主要表现在看待他国的心态上。中国人和日本人尤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始终未能摆脱弱国心态，无论中国和日本是否正在各自追求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地位，两家的心态是成问题的。 给“弱国心态”下一个定义：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人观察到另一主权国家的人的劣势、缺点、短处等而感到高兴、舒服、愉快，并陷入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膨胀的状态。比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衰落、货币贬值、企业倒闭、员工离职、社会不安、政局不稳等状况发生时，与此国家有外交关系并且交往不少的国家和民众看到这些现象，发现对方不得不依赖自己，为自己的优越性而感到骄傲，并认为自己很强大，对方很落后。 如果你曾经有过类似想法，无论你的国家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经济多么的发达，政局多么的稳定，文化多么的灿烂，你的心态是弱的。让我们一起回望一下：我有没有抱过这种心态？如果有，立刻反思一下，如果没有，也谨慎对待一下。 “弱国心态”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利益和价值。 2009年11月，对大众舆论或草根舆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冲击力的环球网作了一次“中国何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网络调查。我周围，尤其所谓高举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似乎不看好此类调查，认为这纯属于煽动民族主义的怪物。我对此表示理解，当今中国舆论界较普遍处于反对民族主义的氛围中。不过，不管产生理性派还是造成爱国派，在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多种舆论调查同时出现，并相互影响、抗衡，使得民众从不同的角度积极思考国家的动态和静态，这对中国实现强国梦是有好处的。 最终，近8000人参与了投票。其中，对于“你认为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吗”7成网友认为能，3成认为不能。首先，我承认，民间渴望“强国梦”的心态越向上越好，毕竟，中国正处于经济、军事、科技等综合国力高速发展的历史性时期。这一现象也相当令人刺激、羡慕。比如在日本，估计这种结果绝不会发生，把7和3倒过来也够呛。中国今年似乎又能保八，民间保持对现状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渴求，对执政党的正当性和表现力也起到维护作用，必然奉献于“稳定高于一切”的国家方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弱国的逻辑（2） 弱国的逻辑（2） 值得注意的是，“夺回近代以来，中国失去的土地”和“为经历过的民族耻辱复仇”加起来占到33.6%；“向其他国家推行中国价值观”有14.1%；“不管其它国家，享受自己的幸福”则仅有4.2%。 看完此结果，我认为要警惕民间的弱国心态，此心态由扩张主义与自卑心理组成，缺乏的则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一大国风貌。33.6%的比例说明，中国民间依然未能摆脱近代以来持续存在的“义和团心理”。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来说，做好自己比推行自己重要很多，不应该通过煽动扩张与自卑这一反动心态去加以推进。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放弃大国责任。该承担的要承担，对此，民间也要有相应的认识。毕竟，中国已经在走大国的道路。 对于我的警惕——弱国心态，该发挥作用的大概是政府和媒体，具体内涵是公关。民间对未来抱有向心力和自信心绝对利大于弊，关键是怎么把握尺度。在大国崛起、转型、变革的过程中，普通甚至应有的民族主义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变成扩张而自卑的弱国心态，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任何国家都必然经历这一过程。政府的良性宣传与媒体的理性声音能否使得民间认识到发展的本体何在，问题的根源何在，崛起的敌人何在，才是必要的。这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救亡，应该是官民一体的启蒙。 在7个选项中占最多的实际上是“帮助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26.1%。我相信，选择此项的网友渴望祖国能和平崛起，行使和谐外交，站在弱国、第三世界一侧，反对霸权（成为新的世界霸权国家——7.3%）和单边主义（帮助所有国家实现和平与平等——14.6%）。这3项结果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多年以来实施政治宣传与公共外交的成功。不过，面对着崛起中的巨人，我只是想问：中国外交提倡的建立国际新秩序还要多久？中国提倡此理念已经很久了。和30年前相比，国家实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当中还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问题是，还要提下去吗？直到国际格局变成何样的时刻？对此，我表示质疑。另一个问题是，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民众对变革中的国际格局能否有相对客观、公正的认识？对此，决策者也应该给予相应的答案。 2010年夏天到秋天，上海正好举办世博会，国际社会考验着其大国风貌。我也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加藤，你觉得中国应该通过上海世博如何提高国家形象？”我回答说：“上海能平平安安办好就可以了，不要过多去考虑炫耀什么，这样国际社会反而不看好”。中国已经在走大国道路，是公认的事实，不需要当事者多说。 摆脱弱国心态是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任何崛起中的国家都曾经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愿中国少走弯路。中国公民应该积极向外看，与外国公民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只有在两者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抱着从对方能够学习什么的大国心态观察对方，反观自己，中国人才能真正避免来自海外的、没必要的“中国××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信心的逻辑 信心的逻辑 2009年3月5日，两会正式开幕。这是一场一年一度、确定政策方向、最具有宏观意义的会议。对我这个在北京已经居住六年的老外来说，两会依然是神奇而陌生的，所以才需要仔细、认真观察两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对国家意味着什么。我在这里讲点自己经过观察两会所产生的感想。 第一天，最为瞩目的还是国务院总理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份约两万字的工作报告，分为2008年工作回顾、2009年工作总体部署、2009年主要任务三大部分。虽然温总理在之前的网上活动中和网民深入交流过，但这次毕竟是大会，所以报告不可能超出大家的预料，其形式、内容、风格与以往差不多，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大家公认并接受的。在我个人看来，报告传达的亮点有两点： 首先是数据。gdp增长8%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总体水平涨幅4%左右；全国财政赤字9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地方债券2000亿元；新增贷款50000亿元以上；企业、居民税负减轻约5000亿元；中央政府投资总额9080亿元；中央财政拟投入420亿元促进就业；今后三年各级政府拟向医改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7161亿元，比上年增加1206亿元；中央财政科技投入1461亿元，增长25.6%；中央财政拟投入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加439亿元；中央财政今年再安排1300亿元地震灾后重建资金……这些数字，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虽然这些数字本身非出乎意料，也没有任何新鲜感，不过，无论如何，在全球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能够给出这么多数据，为各方面了解中央最高领导制定的政策方案和方向，还是具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其次是信心。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困难，战胜挑战；这些措施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稳定房地产投资，推动房地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通过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增强企业投资的信心，增强社会消费的信心，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坚定必胜信心…… 温总理在报告中总共8处提到了信心这个词。从中，我们明显看出政府的担心和焦虑，就是人民正在对现实失去信心，而政府无论如何都得把信心收回来，否则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信心危机”，所以报告才发挥了“缺什么就提什么”的传统。而我认为问题就在这里，毕竟中国的执政党是靠实际表现来随时获取合法性的，相对于通过定期选举上台，实在不行也可随时下台的外国政党来说，让人民确保、坚定信心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代价更为高昂。 “北京还在召开两会，在杭州，我的眼里满是求职无望的大学生。我父亲在世时曾帮很多农民工解决过工作问题，而我现在却什么都做不了，一切都糟透了。” “真没想到，从小辛辛苦苦学习才上了北大，却连工作都找不到。我不是不努力，但实在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我父亲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学校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物、宿舍，还给父亲一笔助学金，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工作。二十多年后我上了同一所大学，交给学校几万元学费，又花了几万元生活费，到毕业的时候什么工作都没有。教育改革真是太伟大了。” “我去找一份工作，雇主问月薪要多少，我说两千，整个房间里立即发出嘲笑我的声音。” “为什么各种专家们总是说我们大学生不能适应社会？总是说我们观念跟不上时代？社会在哪里？时代在哪里？如果连大学生都适应不了时代，那谁能适应时代？专家们，你们说得真的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时代吗？” 这些是我的中国朋友们在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中的真实感受。我平时尽量多跟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以及在城市里拼命打工的农民工交流，他们也发自内心地告诉我真实的痛苦、无奈、还有小小的快乐……此时此刻，我最直接的感受是，无论是正找不着工作的北大学生还是正在城市失去打工岗位，却没有面子和条件回家的，来自河南农村的农民工，对他们来说，“两会”真的真的是很遥远。 国家正面对的是会议，人民正面对的是生活。国家要的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人民要的是维持家人的生计。国家在会议上给了数据和信心，人民从中得到了什么？这是个问题。国家维护的社会稳定跟人民维持的家人生计息息相关，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国家在一年一度的两会上通过明确数据，呼吁人民必须坚定必胜信心。但问题是，坚定信心有那么容易吗？党说了我们有信心，人民就有信心了吗？问题是，信心是从何来的？人民失去了信心，国家只好陷入执政困境，因此非保八不可。这一逻辑推理是正确的。但事实是，学生是找到了工作才能确保信心，健全走进社会的；农民工是回归了岗位才能确保信心，健全走出农村的。 据说，两会召开期间缩短与开支状况有关系。这本身无所谓。重要的是，国家已经用了人民缴纳的税金给出了数据，呼吁了信心。更重要的是，国家必须以具体、细致的政策、对策关心老百姓，下一步的实施措施才是根本的。 任何国家、社会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中国而言，就是“国家”和“人民”。不言而喻，“两会”是运用被统治者缴纳的税金由统治者举行的会议。它为的是什么？统治者是代表被统治者行使权利的，目的无非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国家保护人民是应该的，人民向国家提出要求是合理的。代表人民的会议，拿道理和正义来讲,正是最应该体现两者健康互动的场所,而不应该是为开会而开会,为走程序而走程序。 我最后要表达的是，国家有它的权利和义务，人民有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人民绝对不应该只是等待、指望国家能给我们提供什么。人民必须用自己的脚站起来，主动寻找机会，改变现状，创造未来。我们要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信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上架公告及充值方法 上架公告及充值方法 vip充值方式详解！ 亲爱的读者朋友，感谢在这段时间里支持本书，为了给予作者创作的支持，小说的后面章节将是vip章节。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本小说，可以看下去，请继续支持，不过，后面内容需要付费才能阅读（本书为单本购买作品，2元即可阅读所有内容）。由于一些读者可能会如何成为vip用户不了解。现在说明如下： 步骤一：注册新浪帐号，注册的地址是：/cgi/register/reg_sso.php?entry=vipbook 步骤二：进入新浪读书个人中心，地址是：/userinfo/myhome.php 点左边第一栏的充值付费 步骤三：在右边的页面中选择充值付费的方式，有以下方式： 1、网银充值：网银充值无手续费，但需要预先开通网上银行的户头。 通过云网用网银进行充值，已开通的银行卡有：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兴业银行 招商银行 华夏银行 广东发展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 民生银行 （注意：浦发、中信等银行的的支付未开通） 2、短信充值：移动或联通的手机可发短信1元、2元充值，方便快捷，但要收取50%的手续费 3、手机钱包充值：开通手机钱包后，移动和联通都可以一次充值5元或15元，每个月限充2次，同样要收50%的手续费。 4、固定电话充值：按新浪的提示，拨打电信服务号码16839918，根据语音提示操作！使用电信固定电话新浪读书账户充值，支付平台会扣除55%的交易手续费。（手续费比较高，请大家谨慎选用） 5、神州行手机充值卡代支付：买张神州行充值卡照页面上的提示输入卡号和密码就可立即充值，非常方便，手续费是15%或19%，还可以接受。 6、新浪读书点卡充值：1，新浪商城已有10元面值的点卡出售，无手续费，可到以下地址购买，即买即用：/p/4/3103/8688/1333731.htm（购买方式按照新浪商城的提示进行）。 7、支付宝充值：开通支付宝后，选择充值渠道列表中的支付宝充值，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和要充值的金额后，点击确定。接下来页面会转到支付宝平台，按提示输入您的支付宝密码，就可以为您的新浪账号直接充入读书币。 【手机阅读充值方式】 目前，手机新浪读书和互联网新浪通行证开放账户互通功能，手机新浪网的虚拟货币升级为u币。无论您是手机用户还是新浪通行证用户，均可登录任意平台使用新浪网读书频道为您提供的服务。 u币作为手机新浪网的通用货币，可以用于vip读书、游戏等不同产品；vip读书每千字需支付币。您使用电脑和手机均可对您自己或朋友的账户充值，充值的u币即可在手机新浪网消费，也可以在互联网消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充值方式，充值时请记住自己的订单号，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有疑问或问题，请您联系新浪客服，客服会及时帮您解答：周一至周五，每天9:00至18:00，拨打新浪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105670按2(按市话费标准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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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被高估的加工基地 被高估的加工基地 2010年春节前后我到广东东莞待了两周左右，借机对东莞进行了一番了解。 2008年东莞在城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上夺得了第1名——30275元。根据2005年9月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测评结果显示，东莞28个镇全部上榜，11个镇名列前100强。其中，虎门摘取千强镇桂冠，长安与塘厦分别居于第3位和第5位，常平、厚街和凤岗等8个镇入围前百强。 我曾多次到过这些镇。在那里，五星级酒店耸立，很多还在大力建设中，住一晚500元左右。在这里出租车是不打表的，即使是不超过起步价的近距离，乘客也随便给20元，否则司机不会拉你。总之，你一定会怀疑：“真的是一个镇吗？”有点进入迪拜的味道。 富裕镇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不少居民向我举报说：“这里有很多台商，大部分都属于黑道，赌博、非法交易、抢劫、杀人等现象很普遍，治安特别恶劣”。到了常平、长安等镇的街头，那些“”的女孩子随处可见。东莞的“娱乐场所”全国领先，早就形成一条产业链，明显感觉到娱乐支撑着这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很好奇：它究竟在东莞gdp中占多大比例？固定答案当然是没有的，具体统计应该也是不存在的。但一位本地大地主告诉我：“大概5%到8%吧。” 这些年来，东莞市领导在其著名“黄赌毒”的蔓延面前感到巨大压力。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东莞市公安局查禁“黄赌毒”若干规定》，政府高度重视并遏制不良行为和现象的蔓延，维持良好、健康的城市面貌。但据我对有关人士的采访，政府的努力似乎没有起到缓和作用，无法控制基于市场原理的自然现象。春节前后，我在街上遇到过来自重庆，受到薄熙来“打黑”政策影响，集体坐车到东莞“谋生”的50多个女孩子。 娱乐产业的异常繁荣与东莞独特的发展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东莞户籍人口160余万，外来人口700万至1000万，以外向经济为主，以加工贸易为主。目前东莞拥有16000多家外资企业，14000多家是从事加工贸易的，其中9000家是来料加工的。作为全球著名的“制造基地”，“东莞模式”依靠的经济拉动方式无非就是“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耐克鞋”恐怕是其中的代名词。诺基亚、三星等国际知名企业也以东莞作为制造基地，压低成本，扩大规模，提高利润。 严重依赖外向型经济的东莞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大。2010年3月5日，市长李毓全接受《羊城晚报》和凤凰网的联合采访时描述金融危机后的复苏状况：“整个加工贸易这一年多转型的力度很大，效果也比往年好。去年转型的有400多家为独资或合资合作企业，更重要的是，去年有120多亿元被投入技术更新，比正常年份增长一倍多，看得出来，企业技术调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较高。”“我们感到担心的时期、最困难的时期，基本上过去了。今年1月，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0.8%，财政总收入增长42%，一般性预算收入增长14%，出口增长34%。” 然而，加工业老板们对现状的认识与对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一位长期拥有政府关系的国企老板对我说：“金融危机后，至少35～40%的外企撤出东莞，富裕镇的三分之一工厂倒闭。”这段时间，我也参观了后危机时代的东莞加工业面貌，许多工厂确实是空的，显然处于停工的状态。一家为俄罗斯品牌加工内衣的老板向我介绍说：“金融危机后，员工减少了五分之一，缺工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问题。” “民工荒”是袭击东莞的典型范例。春节前后，为了应付普遍蔓延的缺工现象，“不差钱”的政府采取了不少紧急措施，比如跟人才中介机构有机互动，通过在媒体上登广告等方式，组织型地展开招聘工作。据我对本地企业家的采访，东莞最低工资迄今为止从原来800元左右上升到920元左右，再加加班费，民工的月薪最起码达到2000元，有的还超过3000元。“那些民工变得越来越聪明，不给2000元，人家不给你干活儿。但你想想，我们给的条件都是包吃包住，待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差。” 我观察到，依靠外来流动人口保增长的东莞政府非常重视打工者的社保以及其子女的上学等问题。“我感到，他们打工不光为了自己的一日三餐，很多是为了下一代。所以这几年我们会加大民办学校的建设，加大公办学校的招生等，帮助在东莞的新莞人、外来人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市长李毓全表示说。 不过，要从根子上解决“民工荒”问题，东莞就务必面对所谓产业升级的问题，否则一切措施以短命而告终。市委书记刘志庚曾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没有品牌永远是替别人打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必需的。“东莞不转型，就没有未来”，一位政府官员对我说。在后危机时代，东莞再也不能依靠“三来一补”来粗放、盲目地保增长，而正式进入“调结构”的阶段。“三来一补”才是阻碍东莞始终无法实行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内因”。 然而，基于本土化、国产化的品牌建设过程并非那么容易。绝大多数企业无法承担为创建品牌所付出的人力、研发、市场等必要成本，而陆续撤退。来自政府、市场及舆论过快的转型需求正在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加剧企业之间的互相淘汰率。“东莞从中央政府采取的4万亿紧急拨款中得到的恩惠太少，相对于内地许多城市，东莞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了。”一位水利工程企业的老板对我说。 难以创建自主品牌，政府就开始靠招商引资来弥补空白。据悉，这两年，东莞政府高层多次访问外国展开“招商之旅”，但似乎不太顺利，没有奏效。不难想象，东莞领导人的压力极大，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正陷入非常尴尬的两难处境。官员的天生素质首先是为上级服务，追求政绩。对相关领导人来说，既然后者暂时无法去落实，就不得不把政策优先投放于前者。 据内部人士透露，东莞市政府在未来5年内计划投资7000亿人民币，来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有利于政府保增长，能够保证就业，抑制失业率，维持社会稳定，却绝不利于政府面对产业升级、创建品牌、城市化等转型命题。一位曾负责城市建设的官员担忧地说，“政府主张，只有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才能引进更多外来资源。但这只是自上而下的借口而已，只好把转型任务无限期地拖下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不合格的教师 不合格的教师 2010年4月底我参加了一场跟“性”有关的座谈会。就像其他名人嘉宾带着害羞感表达的那样，“这个话题不好在公共场合说出来”。在中国，“性”就像“政治”一样是敏感话题，更是体制问题。难道存在“正确”与否或“内外”之分？ 今天中国人在性的“实践”方面开放很多了，可以断定，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性解放”。只是在有关“言论”方面，由于它本身具备的性，再加上东方文化的内向性，还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性，大家还是小心翼翼地谈性。 无可厚非，“性”本质上是私人事务，只要不违法，在不危害他者权利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一个人在私人场合做什么都不成问题，公权力也不该给予任何干涉。“性”类似于吃饭或睡觉，是一个合法公民拥有的基本人权。何况，没有性了，人类的继承过程也自然中断。 同年3月初，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春的“案”引起了轩然大波。3月10日，马尧春拿到南京市秦淮区法院的起诉书，所涉罪名为“聚众”。起诉书指出：“2007年夏天至2009年8月间，马尧春组织或参与聚众活动18起，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一条的规定，当以聚众罪追究其责任。” 马教授没有认罪，他表示：确实存在聚众，但并未从中获得刺激，这只是他和同伴们的生活方式，其中不存在强迫，他也没有组织。4月7日上午9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南京“聚众案”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2名被告人（包括8女14男）走上被告席接受指控。本案引起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它被指涉及“公权力干涉私生活”的问题。 53岁的马教授面临最高5年有期徒刑的指控，如果罪名成立，他将成为20年来第一个因为“聚众罪”获实刑的人。当时中国的媒体和网民展开了大争论。有人说“马没有危害别人，是属于他人权范畴之内的正当行为”，有人说“马确实危害了社会秩序或氛围，应当承当相应责任”。 那天与我一起做客座谈会的著名性学家、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对马尧春予以声援。3月16日，方刚发表博文《呼吁关注“马教授聚众”一案》，表示“个人的性行为方式属于其人权的一部分，一个进步的社会应该不去干涉私人的自主选择”。3月24日，方刚又发表博文《就南京马教授“聚众”案答某报记者问》，重申“性是私事，无关社会道德，社会道德不应该干涉个人私事”。 我个人认为，社会公正与秩序是由法律、道德、舆论等多个因素相互作用、抗衡的结果。对于此轮“案”，法官有法官的说法，公安有公安的说法，搞宣传的有搞宣传的说法，媒体有媒体的说法，网民有网民的说法。经过良性、健康的社会竞争使得争论“软着陆”即可。这种竞争本身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我站在日本人的角度稍微展开一点。众所周知，日本是个“性大国”。受中国男人极大欢迎的“av”片不用说，制作过程很精致，除了日本人的国民性之外，还体现了经验的丰富和多元。日本人一般在工作等公共场合承受着巨大压抑感，一旦回到私人空间，往往就变得很疯狂，“性”则是疯狂的对象，女人往往比男人还开放。 不过，日本在“性”方面的政策法规是非常严格的。比如，未成年人不可以在便利店购买有关的杂志，包括《》。自称享受着“言论自由”的日本舆论界，方面是罕见的受到政府“监控”的领域，原因是它有可能破坏社会秩序，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我们从初中开始上“保健课”，“性”也是课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课堂上讨论此话题当然有些害羞，尤其是当年轻的女老师面对男生时。但该具备的知识要具备，甚至需要男学之间碰撞想法，补充知识。第一堂课常常会问到“女生是如何怀孕的”、“避孕有什么方法吗”。我坚决认为，这些课程是个好东西，学校必须在中学阶段好好教给孩子们，这样才能避免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我建议，中国基础教育也应该从初中阶段开设保健课，作为体育课的一部分，让学生在基本知识层面上了解与性相关的信息。不难猜测，有些学校觉得性很忌讳，有些老师觉得性很敏感，但性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它是牵涉到孩子未来，牵涉到健康成长，甚至生命的重大问题。 至于马教授的“案”，先不从法律的角度去谈，至少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他必须面对来自“舆论的审判”。马教授是大学老师，其身份与普通老百姓截然不同，属于特殊群体。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老师的最大使命是教育下一代，依靠自己的言行引导正确的思考，向孩子传授正确的价值观。从其社会功能和价值看，老师应该是最受尊重的职业。 据悉，2002年，马尧春彻底摆脱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他的第二任妻子在他看来就是梦魇，为了寻找下一段感情，他进出单身俱乐部，同时开始上网交友。马教授对换偶有个独到的学术观点：他需要从中获得的并非快感，而是转移注意力，认为自己没有精神病发作，正是因为换偶和同居转移了他的一部分注意力。 从中国基于文化传统和现代需求的道德观念或教育体系来看，我很好奇，“马先生”（在日本，“先生”是老师的意思，在以前的中国，它也指老师）的“之旅”说得过去，站得住脚吗？学生看到马教授的行为，家长听到马教授的观念，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还敢不敢相信老师的人格，还敢不敢信任老师的品格？ 对于“一个公民在私人场合，在不危害别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做什么都可以”，我表示赞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一名教师，马先生是不合格的。 据《广州日报》2010年5月21日报道，5月20日上午南京秦淮区法院进行了公开宣判。马尧海等22人以“聚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马尧海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被从重处罚，获刑3年6个月。据美联社5月20日报道，马尧春的律师姚永安表示，其当事人是唯一坚称无罪的被告，正计划上诉。 后来怎么着，好像没什么消息了，我也不知道老马上诉了没有，其结果如何，现在人们也不关注了，也许已经忘了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城市的印象（1） 城市的印象（1） 南京 2010年3月，这是我第二次到南京访问。前一天在上海参加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谈了“丰田会不会完蛋”的问题，晚上感受了一下上海夜生活。本打算早点出发，但晚上喝酒喝得太多了，9点钟才起床，只买到动车组93元的无座票。在我坐的车厢里，到处都是解放军南京军区的军人，带着许多行李，应该是刚刚在外地受过集训的吧。这一场面仿佛让我进入《南京！南京！》里的场景。 作为一个日本人，来南京还是感觉到一种压力的。这跟在香港因听不懂人家说的话而感到的压力不同，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压力。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南京这个文化很深厚的古都。 能够享受当地的地铁文化是一种幸福。南京的地铁很干净，很整齐，建造的水平很高。从火车站坐到玄武门，走到充满文化风味的湖南路，边上看到了“凤凰广场”。据说，这里的“凤凰国际书城”是南京最大的书店之一。我从未遇见过如此具有文化味道的“新华书店”，有点像北京的“光合作用”那种感觉。 走进跟书店挨着的星巴克。有没有星巴克通常是我判断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我跟平时一样：“本日中杯带走”。有点帅气的年轻男服务员看到我后表示惊讶：“你是经常上凤凰卫视的加藤嘉一吗？”昨晚的酒精依然没有缓和过来的我勉强说“是”。小帅哥说：“昨天我还看你在《锵锵三人行》谈房子来着呢，我给你大杯吧！”我腼腆表示谢意。 这哥们儿很不错，南京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四个月前开始在那打工，一个月平均打100个小时，薪水为一小时10元，一个月赚1000多，唯一特权是干了4个小时可以自己倒杯咖啡喝。他是通过星巴克店长和区经理的面试成为“星巴克人”的。我问：“像你这样边上学边打工的大学生多吗？我一直在北大鼓励学生去麦当劳打工，但没什么效果呢。”他说：“不是特别多，一部分吧。我是因为很喜欢星巴克的气氛，所以过来上班学习学习，可以接触到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天天在学校里太闷了。”我表示敬意，“小伙子不错，也可以顺便跟老外客人锻炼英文是吧？一举多得啊。”他笑着说：“哈哈，是啊！您这样说很像电视里的风格呢！”我很开心，下决心再鼓励北大学子走出校园，到麦当劳、星巴克等社交场所去打工。社交是从小“被洗脑”的中国大学生，尤其是自以为是的精英分子最为缺乏的本事。 第二天早晨，我去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上次本来想去的，但正好装修，没能进去。装修后的纪念馆是免费的，很干净，以黑色和灰色为基调色彩，感觉很“黑暗”。“300000”绝对是纪念馆宣传的重中之重，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思想。南京事件的遇难者的人数在两国之间，甚至两国国内始终存在争议。突然想起，最近由两国政府来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会”发表研究报告，对于南京的“数字问题”表示求同存异的精神，即日方明确承认“南京事件”的史实，对于饱受争议的“数字问题”，双方就尽可能避免政治化，让两国的历史学家依靠时间和交流逐渐缩小差距。 进去就看到了南京沦陷的短片，日本兵在大喊“举国万岁”。纪念馆利用当年各种图片、工具、报纸、影像等描述日本侵占南京，屠杀无辜平民的事件与过程，其中有中国幸存者的控诉，也有日本侵略者的见证。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充实知识、重新思考的好机会，我尽量站在加害方日本兵和受害方中国人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向战局提出“假设”。假设日本文官能够控制军方失控，假设日本没有打败沙皇俄国，假设中国近代以来成功实施百日维新等等，虽然我深知，后人对历史永远是不能说假设的。 走出纪念馆，逐渐恢复平静。纪念碑前，我穿着正装，打着领带，端正姿势，闭着眼睛，鞠躬，献花。谨代表个人，对于我国曾经发动的错误战争表示反省，对于遭受巨大伤害的中国老百姓表示歉意，并祈祷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长安 2010年5月某日晚上23点，我抵达西安咸阳机场，坐机场大巴花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走了40公里。到了钟鼓楼，依然很繁华。中国的夜生活很丰富，跟日本不一样，日本的夜生活是上班的延伸，而中国则是一种抛开工作的、不受干扰的、随心所遇的独立空间。中国百姓掌握着怎么把不满和郁闷释放出来，真令人羡慕。 西安是人口超过700万的大城市，很时尚很现代，年轻人早就把麦当劳和星巴克视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钟鼓楼附近的回民街也好，沿着城墙的西安胡同也好，都令人闻到古老的味道。在回民街吃的菠菜面是6元，酸梅汤是1元（比北大校园还便宜）。这里既是吸引游客的景点，也是居民经营生活的场所。古今东西，西安似乎把传统和古老保存的比北京更完美。 毕竟是五一假期，人特多，上午没做什么，下午去看了《东风雨》，还挺好看的，我很喜欢谍战片。傍晚打车，走二环去东门，参观了张学良将军公馆，复习了一下当年的历史。西安事变对中国来说是扭转局势，实现了国共抗日的转折点。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与张学良等和平谈判，决定国共合作。参观历史的古迹，思考历史的继承，受益匪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城市的印象（2） 城市的印象（2） 下午5点多，走到东门，买了40元的门票，爬了城墙。西安古城墙位于西安市的核心地带，是唐代长安城的皇脉之地。城墙呈长方形，周长13.74公里，我跑了两圈。从城墙上面能看到城墙内西安百姓的日常生活。傍晚的阳光让我感到很舒服，最喜欢这个季节的这个时光。 我享受了想象的幸福感：盛唐时期到首都长安朝贡的日本遣唐使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个无法抵达的邻邦的？怎么学习无法可比的大国的？西安这个古城，居民依然保持着自古以来的生活状态——不着急，不勉强，顺其自然。 祖国的前辈拿着贡品去朝拜中国皇帝，吸收长安的制度文化。中华文明对日本人来说一直是令人崇拜、嫉妒的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国家。日本打赢清朝政府，也打败了俄国，开始傲慢了。过去始终服从于老师的学生，其实力超过了老师之后，更是老师因自己原因衰退之后，产生无法控制的使命感，试图替老师抵抗西方列强，维护东方人的尊严，解放亚洲，是否很正常呢？ 随后的历史很清楚了，日本占领了台湾、满洲，采取了错误的国策，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全国各地，还屠杀了无辜的生命，结果战败，最终没能向老师好好表现学生的实力。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往往是这样吗？ 香港 2010年1月上旬，我第一次从广州进港，为的是参加凤凰卫视的节目。我曾去过香港，但是从北京飞过去的，没有从陆上进去过。从广东东站坐和谐号，到了深圳的罗湖，到处能看到往香港的标识，原来大陆和香港是这么近的。周末人多，平时还好。 上火车到了新界的大埔墟站，22港币。扑面而来的空气，车站的布置，电梯、楼梯等的连接，出站后的风景，便利店，星巴克，atm等几乎与日本相同。香港使用繁体字，我都看得懂，只是那些服务员说得基本都是广东话，只好用英语沟通。最近去香港的大陆人特别多，香港不断被“内地化”，在地铁里播放着广东话、普通话、英语三种语言。但能用普通话正常沟通的人并不多，这点出乎我的意料。 那天是跟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做《新闻今日谈》，主题是美日安保50周年和日本民主党面临的内政困境。节目前，我们也不怎么准备，随便聊天。何先生把几种报纸拿来给我讲解，《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是两大竞争者。香港700万人口，报纸有超过30万的发行量已经很不错了。香港的报纸，风格太独特了，有着浓厚的娱乐味道，到处都是八卦。那天的头条是反高铁，就是大众反对立法院通过法案修建广深港高速铁路，报纸刊登了众人围堵立法院，示威、抗议的场面，图片相当显眼。何先生基于评论的需要同时看着电视了解动态，场景特别生动，但播的是广东话，我听不懂。在香港，媒体拍摄也好，采访也好，没人管的，办起来的报纸，报出来的报道，什么都有，乱七八糟。我觉得，香港媒体对新闻的尖锐和敏感远远超过日本媒体，值得敬佩。只是因为报业已经相当娱乐化了，很难追求深度或严肃性，但这也反映着大众的需求，入乡随俗就是了。 有一次节目拍得很晚，无法回广州，于是坐地铁到中环，感受一下香港的夜生活。到了著名的酒吧街兰桂坊，虽然是周二，却相当热闹，本地的外地的，白种人黑种人，比比皆是。坐下来点了啤酒，没过多久，几个香港小姑娘过来叫我一起喝洒跳舞。东京涩谷的风格，我很不适应，小聊了一会儿便离开了。在便利店买了几瓶啤酒，走到港口，坐在椅子上享受夜景，这才是我喜欢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地铁的故事（1） 地铁的故事（1） 我在北京，平时都坐地铁。从我刚来北京的2003年至后奥运时代的2010年，北京的地铁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地铁是我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地铁是反映一个城市文明程度与发展水平、人民素质与文化面貌的珍贵镜子。每到一座城市，只要有，我都会选择坐地铁，从感受地铁的草根角度观察中国。在这里，我想跟读者分享“我与北京地铁”的四大故事。 一 2008年5月的某一天，我去天津出差，先从北大走到五道口，坐城铁到西直门，再坐开往北京站方向的2号环线。与平时一样，我拿着《新京报》，度过地铁里的时光。 虽然是早上拥挤的时间，乘客却没那么多，难得可以轻松阅读文字。忽然间我发现，周围一半以上的乘客跟我一样在专心看报纸。在20多分钟的时间里，至少我周围的人始终保持沉默，车厢很安静。我一口气读完报纸，感到了生活的乐趣。 这是不寻常的现象，令我吃惊，并让我再次思考北京和北京人。 其实，北京市民在地铁里看报纸或看书并不是新鲜事。我每一次坐地铁时或多或少接触过看报的乘客，只不过旁边乘客的表现五花八门而已——有聊天的、吵架的、郁闷的、睡觉的、吃喝的、沉默的……看报的人并没有那么突出。而那一天，所有人安静看报的场景，一瞬间在我眼中几乎成为北京地铁文明史上的一次转折。 最近，乘坐地铁的市民不断增加，高峰时间实在令人头疼。排队、等待、拥挤、臭味儿、大声……地铁已变海，而地铁对所有承受了巨大生活压力和希望降低生活成本的市民来说，又是那么不可或缺。因此，如何度过地铁时间就变成一个重要的课题。 请大家冷静想一想:地铁是公共交通，地铁也是个公共场所，它应该是有序、理智、和睦的。凡是牵涉到公共两个字的事物都要被公众的认同与关怀所支撑。地铁既是公共的代名词，也是衡量城市文明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在地铁里看报纸的乘客，即“看报族”的存在无疑是值得赞扬的。据我所知，与我刚来北京的2003年相比，“看报族”明显增加了。地铁站旁边的报刊亭以及地铁里的报纸销售处对城市市民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那些卖报的叔叔阿姨对城市文明进步的贡献功不可没。何况，大家在地铁时间关注新闻，了解社会动态，充实知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同时它给北京带来的是文明与和谐。 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首先要看它的社会秩序和国民素质。如果国民能够主动认同社会的稳定，并为此自律，必然就产生良性的秩序。无序永远与和谐背道而驰。所谓“和谐社会”也绝不能光靠强制性的公共政策来建立，它需要全体市民的积极而耐心的参与，实际上是一种潜移默化。 北京地铁（包括城铁）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在原有1号线、2号线、13号线、八通线的基础上增加了5号线、10号线、奥运支线、机场快轨，2010年前还会增加几条。那时候，北京交通会迎来何种局面？北京市民的生活将取得怎样的便利？我现在就在认真构想，默默期待着。 看报族的增加很有可能成为北京走进市民社会的开端或切入口。倘若在日益成熟的地铁里，大家沉默而愉快地看报纸，而不随便大声说话和吃东西，不就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进步吗？它既可以提高市民的知识水平，也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还能促进媒体的市场化和大众化。这难道不是一条实现现代化、加速改革开放的必经之路吗？ 翻报纸是一种放松，看报纸是一种乐趣，读报纸是一种文明。让我们一起在地铁里，度过放松的时光，享受生活的乐趣，推进精神文明的进步。在地铁里看报纸是一件大事。 二 “请问，地铁安检究竟持续多久？” “不知道，直到地铁消失吧。” “你们为何不对所有人安检呢？” “我们忙不过来啊，只好抽检！” “以什么为标准呢？” “你要干嘛？” 2009年3月下旬，北京一天一天地暖和起来。这是我与地铁工作人员在北京地铁10号线苏州街站安检处的一段对话。我很重视类似的沟通，首先，因为它与我的生活有关；其次，我很关注奥运后那些“奥运政策”将何去何从。 “为维护北京地铁的公共秩序，保障奥运会的顺利举行，6月29日至9月20日，北京对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所携带的物品实施安全检查。”这是2008年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奥运措施”之一，也是对北京居民的实际生活产生不小影响的规定之一。结果表明，这项措施是非常成功的，它保障了北京奥运的安全举行。 不过，现在奥运会早已结束，北京已经处于后奥运时期。我不反对市政府持续部分的奥运措施。就地铁安检而言，它本身对维护城市秩序有利。北京是国际大都市，人员流动频繁，容易滋生犯罪，而且像其他大都市一样，地铁也有可能成为国内外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应该说，把地铁安检常规化，既有先例，又有合理性。 不过，仅仅凭借国际先例和合理性判断一项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并不充分。更重要的是，北京的实际情况如何？安检的实施情况和效果怎样？而据我观察，地铁安检如今至少呈现着三个问题： 第一，政府有关部门，即政策制定者始终没有向全社会正式通知这一政策到底持续多久。在“2008年6月29日至9月20日”之后，便再无明确的说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地铁的故事（2） 地铁的故事（2） 第二，各地铁站的安检人员的工作让人难以放心。作为地铁的老乘客，至少我是看不出安检人员凭什么标准或规定进行抽检的——是包的尺寸、质地，还是高峰期非高峰期、平时或周末？但每天我都看到很多携带了大包的人不理会安检处大摇大摆走了过去，另外一些似乎并不可疑的人却被拦住接受安检。 如果说是抽检，其目的又是什么？我想，政府有关部门或许是决定抽检一段时间后，统计结果，然后推出更合理、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吧。但如果是这样，这一段时间又是多长？什么时候可以公布数据？ 我还注意到，现场安检人员被地铁乘客反问安检政策时，常常是以“我不知道”或“你去问我们领导吧”这样的说辞打发了事。所谓人民的公仆难道不是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替上级机构——政策决策者向纳税人解释理由的吗？ 第三，每天乘坐地铁的上班族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政策的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看到，有人假装没看到安检机器和人员，漠然地走过；有人在无奈中接受安检；也有人被拦下安检，于是在现场抱怨着，发泄不满情绪…… 在我看来，三者的态度都是成问题的。假装不如正视，指责不如理解，无奈不如交流。成熟的社会公民绝不应该简单地唉声叹气，说“没办法”。公民有权利和义务了解公共政策的产生过程和结果，如果觉得有问题和缺陷，应该寻找途径去追问或咨询，而不是盲目接受。反馈意见能否被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首先存在一个有没有所谓公民意识的问题。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策都是有缺陷的。一项真正好的政策，需要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和政策享受者三者之间充分的沟通，从而产生理解和配合。这一点，或许是后奥运时代的北京需要关注的。 三 2010年1月，北京市政府下令，北京地铁站内除《北京娱乐信报》之外的报纸一律被禁售。理由为超过500万人次的大客流难以控制，目的为确保乘客安全。这条新规引发轩然大波，市民们从轻视民意的角度表示不满。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1号线和10号线交接的国贸站，确实见不到报纸销售员了。站台上的人数似乎少了一些，氛围似乎冷清了一些。上车后发现，果然没有人看报纸，很正常，毕竟买不到嘛，普通百姓把在外面买的报纸带到地铁里专门翻一翻，有些够呛。看看周围，有打游戏的，聊天的，吵架的，吃喝的，比原来乱了些，吵了一些。 我刚来京的2003年，地铁里是一片混乱，乘客素质很低，大家爱干嘛就干嘛，不尊重其他乘客的自由和权利，更不可能为维护公共秩序作出贡献。后来，到了北京奥运前后，看报纸的人明显增加了。周围一半左右的乘客都在专心看报纸，保持沉默，空间处于安静。还记得让我联想到地铁文明史上的那次转折么。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北京市政府实施的“为秩序而禁售”这个政策，表明其眼光极为狭隘而短暂。请冷静衡量一下，以政府禁售这一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策而产生的暂时秩序和民意倒退，以媒体促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战略而提高的经济效应和市民素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导向，到底哪一种更符合广泛的民意而可持续，哪一种结果可维护秩序，即“确保乘客安全”？另外，政府向《信报》这家市委宣传部批准的北京唯一的地铁报给予特殊照顾，而其他报纸都被排除，是否违背城市建设的总方略。多元化的舆论环境才是健康的。 我担心，倘若在地铁内禁销报纸的政策持续下去，将使得市民的文明素质倒退到2003年，甚至更以前的水平。看报族的增加无疑成为北京走进成熟、有序的公民社会的开端或切入口。倘若在日益发达的地铁里，大家沉默而愉快地看报纸，而不随便大声说话和吃东西，不就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进步吗？它既可以提高市民的知识水平，也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还能促进媒体的市场化和大众化。 同样属于国际大都市的东京，地铁的拥堵程度绝不亚于北京，乘客们所承受的压力同样是巨大的。东京的每一地铁站台都设置着固定的便利亭，里面卖的有饮料、食品、书、杂志，还有报纸，由一个阿姨来负责销售。东京的地铁很安静而有序，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各忙各的，互不干涉。没有人把“拥堵”和“卖报”挂钩，使它问题化。这两者虽然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内发生，但各自运转和有不同的功能，不可混淆。 把目光投向北京的地铁，造成站台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卖报的叔叔阿姨以及买报的乘客吗？如果非要说是不可，难道就不能把报纸销售处挪到固定的位置规范一下吗？这么一点调整，政府应该能落实吧？难道有必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民众对政府的愤怒和首都先进文明的退步——去“禁售”吗？ 四 2010年6月，高考那一天，我在北京地铁一号线终点站四惠东站入口处看到了“高考生优先安检”的牌子。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着那张牌子陷入沉思。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当过外教，人大附中毕竟是升学率高的学校，学生们也都很活泼、聪明、睿智。只是除了那些靠金钱或权力出国留学的孩子之外，他们都要面临高考的压力。曾经无数家长为孩子的未来表示过担忧，并向我询问：“加藤老师，您看我孩子怎么样？” 我平时也收到无数高中生的邮件，其中来自高考生的邮件最多，内容大概都是“加藤老师，我是您《vista看天下》专栏的忠实读者，很喜欢您的专栏。我是即将面临高考的学生，最近压力很大，实在受不了，我们中国的孩子为什么……” 我很清楚，对于一个孩子或家长来讲，高考意味着什么。高考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在如今不公平现象无处不在的失衡形势下，高考是相对公平的制度，是比较廉洁的平台和大概透明的过程。 我想起自己的高考经历。2003年1月中旬，日本山梨县在下大雪。与平时一样，我早上3点钟起床送报纸，6点钟回家吃早饭，7点多钟出发。骑着自行车大概要走15公里，中途发生了些意外，摔了一下，把制服弄破了，最后勉强赶上考试时间。我记得，其他同学也都是自己骑车或坐电车去往高考考点的，没有一个是父母送过去的。高考结束后，我们也自己回家，准备第二天的考试。电车、公交等公共交通也不可能为高考生提供任何便利。 我来中国七年，第一次了解到高考生是可以优先安检的。我知道高考当天的疯狂，几乎所有家长都小心翼翼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考试期间一直在考场入口等候着，孩子考完赶紧把饮料或小吃等送过去，好像秘书或保姆似的。 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发生应该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独生子女、竞争激烈、孩子脆弱、家长疯狂等等。我对中国家长围绕孩子高考表现出疯狂的现象表示理解的同时，必须得提出一个简单而普遍的道理。家长越那样疯狂，孩子越是紧张；社会越给高考生什么特殊权利，高考生越是备感压力。不管高考还是其他重大考试，以平时的节奏与规律正常面对并处理，是最能让孩子发挥潜能的。我建议，取消“高考生优先安检”这一荒唐的制度安排。高考生也要正常安检，早点出发不就可以吗？被社会照顾就能发挥你的水平吗？作为前国家队运动员，我想告诉即将高考的学生：越是重要的比赛，越需要以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否则失败的概率会更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家长的幼稚与无知 家长的幼稚与无知 我从2004年开始在人大附中教日语。一天傍晚放学，在高中楼一层大厅，我跟一位年轻的中国教师边走边聊。同学们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有的大声聊天，有的吃零食，纷纷离开校园。我感觉很孤立，几乎没有一个学生理我们。 我问旁边的老师：“他们怎么回事，面对着老师，连‘再见’都不说？”老师回答：“现在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忙他们自己的。”忽然，有个女生边跑边向我们摆摆手，快速说：“拜拜！”只有这一个学生打招呼，用的是英语。老师说：“那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应该说，这些学生严重缺乏礼仪甚至不懂得礼仪，或者懂得却不执行。如果我在日本这样做，一次会被警告，两次以上会被认为“素行不良”并影响学业成绩。多次不改，家长就要被叫到学校，跟班主任、孩子一起“三者面谈”。依然不改，就有可能被开除了。在日本，学生至少要对老师说“再见”，一般是要鞠躬再见，最好的姿势为45度。我当时是体特生，这方面被要求得很严，不仅对老师，对师兄、师姐也要那样，一次都没有错过。师弟师妹也同样对我们。 日本的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必须上道德课，记得我那时是每周六上午上两小时。教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老师讲道德、礼仪以及如何做人，把道德的重要性灌输给小孩子。课本素材几乎都是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孙子，仁、礼、忠、孝等等都有。第一节课往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会问：“如果你的朋友偷了你的书包，大家欺负你，你会高兴吗？”我们一起大声喊：“不高兴！”老师接着讲：“那你也不要对朋友那样，明白了吗？”我们回答：“明白了！”诸子百家思想在中学语文（古文、汉文）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占高考语文四分之一的比重。如果说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史和思想有着比较多或深的了解，起点在这里。 另一种是实践，学校会安排学生到养老院、聋哑学校等地接触并照顾弱势群体，学习如何沟通和相处。比如，周末早上，一个班（30人左右）分两个组，一组去养老院，大概3个人为一小组，陪一个老年人散步聊天，打牌，帮助他们读书；另一组去聋哑学校，他们提前学习手语以便沟通。 据我观察，中国的中小学老师似乎不怎么讲道德的意义，学校也没有开设类似的课程。学校的课程安排及背后的体制背景，确实影响着年轻人礼仪道德的相对滞后。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学校教育毕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高中，主要目的还是实现升学，让孩子们提高竞争力，最终成为社会人。 教育必须分工完成。学校教育和包括媒体报道、政府宣传在内的社会教育，主要是使孩子学会“做事”；而培养孩子如何“做人”，则是家庭的责任。 我经常看到中国家长对孩子管教过于宽松或溺爱。比如，小孩在地铁里吃味道浓厚的汉堡，大声说话，站在椅子上跳舞等，作为一个社会公民，这是绝不应该的。但家长却一点都不在乎，还以“我孩子真可爱”之类的态度向周围张扬。小孩子不懂事可以理解，这就需要家长主动引导。如果在日本，家长会趁机在公众场合好好教训一顿，让孩子直接体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若在我家，父母当场就打我，让我在家门外站着反省一个晚上，并“断食”一天。 连基本对错都分不清的孩子，其未来走向是相当可怕的。家长们除了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外，也应该多花点时间和精力，教育孩子学会如何做人。因为高考有可能决定一个人的职业，而能否做人更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家长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学习模仿的对象，家长做好人永远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前提。 2010年9月中旬，我在海外待了10天，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环球时报》编辑告诉我说：“在你离开的这几天，北京大堵车，超级无敌堵。一个是节前，好多人送礼，外地车多。另外就是开学了，很多家长要接送孩子”。我毕竟在北京这座行走成本居高不下的大城市待了七年，对这些现象不难理解。编辑接着说：“中国的学校硬件不差，但是居然都没有校车”。 我立即反驳：“学校有没有校车与北京大堵车无关”。 据编辑介绍，中国的城市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没有校车。但日本除了部分幼儿园有，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也是没有校车的。日本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都由公立（国立）和私立组成。公立学校根据全国各地政府所制定的行政划分进行分布。比如，若小学和初中，住在a区的孩子只能去b学校；高中稍微宽松一些，c学校从d、e、f区招生；大学就变得很自由，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申请任何地方的国立大学。私立学校就彻底无所谓了，只要考得上，交得起学费，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选择。 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日本学校也是不提供校车的。还是举自己的例子吧，我出生在农村，没上过幼儿园，就从小学说起。那时候是集体一块上学，由六年级的学生带上每一个区域的孩子，一般都是10～20个人左右，每天早上定个时间，排成一队，徒步过去，单程10公里左右。不过，我小学是在乡下上的，来回大概20公里，但在城市的话，来回距离平均大概在5～10公里。 初中和高中我上的私立学校。搬到城市之前，每天在路上需要花费4个小时，3个小时在电车上，1个小时在路上走路，这种情况在东京等大城市也比较普遍。搬家之后，我则是骑车上学，每天骑30公里左右，不管是城市还是乡下，这也很普遍。在一座城市最普遍的高中上学情况恐怕是：早上出门，骑车10分钟到最近的车站，坐电车半个小时，下车走路15分钟，回程也一样，大概每天在路上花一个多小时。 而我几乎没有目睹过父母开私家车接送孩子的状况，最多是把孩子开车送到最近的公交站。设想一下，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如果所有家长都开车接送，学校附近的道路遭遇大堵车是难以避免的。我也不否认东京个别贵族学校的孩子有可能每天由家长接送，但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超过1%。 我坚持认为，早上和傍晚的高峰时间段，北京中学附近每天造成大堵车的根本原因不是没有校车，而归结于父母对孩子上学的接送文化。我曾跟北京的家长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接送有弊端，却找出种种借口：北京学生上学太远，让小孩子骑车去不现实；北京路面交通情况，敢让孩子放出去骑车吗；地铁太挤，能放心让孩子接受那么艰苦的环境吗。 我冷静回答说：“你们太溺爱孩子了，如果太远，来回40公里，骑车确实够呛，但不要总说这个不便，那个危险，地铁不便就结合公交、地铁、走路三种手段灵活解决吧，几乎没有过不去的学校了。如果不放心，就让孩子跟朋友一起上学，有事随时与父母沟通，这样还能培养团队精神呢。何况，中国的小学生、初中生与日本孩子不同，都是有手机的。” 北京的公共交通状况至今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而且，治安也没有那么差，绝对不至于到“孩子不能一人在路上”的地步。中国人总是抱怨西方发达我国落后，但我要明确说明，只有中国的孩子那样娇气、自私、物质。在物质文化的享受方面，中国的孩子比西方“发达”多了。当然，我指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孩子，如果农村以及二三线城市的话，情况完全或比较不一样。 北京的家长尤其年轻的家长总是抱怨养孩子太贵，月薪1万元的小夫妻都养不起孩子。在我看来，养不起活该，太浪费。中国家长真舍得出大钱培养孩子，接送孩子这一物质成本和精神代价都超级昂高的文化不过是冰山一角。问题是，这样被教育的孩子将来会成长为什么样子？当今折腾中的80后和90后是个明证。父母的奋斗不仅没有回报，而且付出了巨大代价，还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北京大堵车不过也是冰山一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另一种民工荒 另一种民工荒 2009年12月7日，郑州的早晨，冷风习习，温度在零度左右。从郑州火车站出发，溜达了大概1公里，找到了集中招聘下岗或失业者群体的场所。 这里大概有300个应聘者，男女老少都有，听大家的口音来自不同的地方。每个人把一张白纸放在地上，用红色或黑色的水笔写着“求职” 、“四川火锅” 、“杂工” 、“我会做烩面”、“精品烧烤” 、“大众炒菜” 、“工厂职工” 、“专业装修”等等。他们一边站着聊天，一边等着老板们不通过中介公司，直接来招聘。 这个地方叫“郑州二马路劳务市场”。当地公安介绍说：“虽然说是个市场，但是民间自发的，而不是由某些部门组织起来的。二马路应该是全国最大的民间劳务市场之一吧。政府、警察也管不了他们，如果连这市场都要由我们管制或关闭，那肯定会遭到民间的抗议，我们只是偶尔过来巡逻一下，维持秩序。” 一年四季，除了春节当天或前后一些日子之外，基本上都能看到几百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失业者。有青岛的、成都的、福州的、安徽的、贵州的、河南农村的、甚至北京和上海的。或许，是因为郑州这一位于中原地带的省会城市是个交通上的要塞，不管是“北漂”还是“南漂”，许多流动人口都要路过郑州。 其实，我2008年春节前也来过郑州，以及二马路劳务市场。当时，我采访了遭受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从深圳、东莞等依靠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地区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后来，农民工的提前返乡以及中国经济的复苏加剧了所谓“民工荒”现象。自从2003年以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金三角等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所出现的民工大量短缺，特别是一线工人的减少始终影响着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在这里，我不展开讨论造成民工荒的原因。产业结构有待升级，农民工的综合待遇有待提高，农民对低级劳动的认同度正在下降，中国二元经济有待改进，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市场正在扩大，农副产品、粮食价格以较大的幅度逐渐上涨等。民工荒无疑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合理性及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必然现象，更是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可避免的战略环节。 一年之前，我在二马路采访到的绝大多数民工都清一色地说：“公司订单少了，我没活儿干了，老板说可以提前回家，但不保证过节后还会不会继续雇用我，实际上就是被炒鱿鱼了。所以回家之前一定要找好节后的单位，否则一家人没饭吃了”。我不知道那些采访过的，拼命保证接下来一年全家温饱问题的农民们后来有没有找到工作。我也不知道媒体大力报道的民工荒现象是否帮助农民们找到了工作，或者他们是否掌握好了来自舆论的基本信息。 一年前的二马路和今天的二马路，到底有哪些变化呢。毕竟，两者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劳动市场形势有所不同，相对来说，前者是劳动力过剩，后者是劳动力短缺。那么，这些不同是如何反映在二马路这一全国领先的民间自发性劳动市场呢？从那些应聘者的表情和言行上我看到了三个相同点和三个不同点。这不是自上而下，严格意义上的统计数据，只不过是那天在现场观察到的，主观而局部的认知而已。 先谈谈相同点： 首先是人数规模。在那里应聘的人数没什么变化。毕竟不是政府组织，所以它比较真实反映现实中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人数基本不变意味着，下岗或失业人数或比率基本也没什么变化。不管媒体怎么报道，企业怎么需求，形势怎么变化，仍然还有大量来自地方、农村的劳动者是没有工作岗位，而陷入生存危机的。 其次是工作内容。那些应聘者们声明的拿手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餐厅、工厂、大厦等地方做菜、装修、清洁等低级性劳动。在市场里几乎看不到中等级别以上的知识导向性的工种，比如电脑维修、公司财务等。可见，具有中等或高等技术以上的求职者似乎能够以相对正常的方式应聘，也许许多人已找到了岗位。而天天在二马路展开游击战的，真正没找到工作的人是缺乏能够吸引企业老板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的。 最后是民工素质。这点跟工作内容密不可分。那些民工们的素质明显很低，不具备什么礼仪和理性。大多数都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初中或高中毕业，普通话讲得也很不标准，无法充分沟通，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受害者，而不追求自我成长，很情绪化。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除了父母和妻子，还有几个即将或正在上学的孩子，应该说，他们的生存压力比城市居民大很多。 接下来谈谈应聘上的不同点： 首先是工资要求。与2008年相比，他们对招聘单位的要求严格了一些。去年看到的情况是——“我来自上海，在找装修人员，你会吗？月薪1200元。”“我去，马上跟着您就去！”而今年看到的情况是——“我来自北京，在找川菜厨师，你会吗？月薪1500元。”“北京啊，工资又这么少，我不去。”“那你说月薪多少？”“最低2000元，我之前在广东的餐厅是月薪3000元呢。” 其次是打工地点。这点让我感到有趣，发现许多人不愿意去北京、上海、广东等大城市，说那边消费高，老板不靠谱，生活压力大。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去消费不那么高，节奏不那么快，生活较平稳的中西部中等城市，比如郑州、成都、武汉等。 最后是应聘态度，与2008年相比，今年应聘者们看待现实的态度似乎乐观了一些。我记得，去年的二马路市场充满紧张、迫切的空气，不同的应聘者之间经常争吵，竞争甚至战争氛围相当浓厚，毕竟来招聘的老板也很少。但今年看到的现象是，应聘者之间以较轻松的表情聊天，甚至合作起来分享信息，共同努力找到岗位。老板来了，他们也先了解对方的需求何在，然后较冷静地判断老板提出的岗位对自己合不合适，相互让步，而不野蛮式地抢岗位。 以上六个方面似乎都是中国政经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体现的则是积极的变化和消极的持续。 离开二马路之前，我思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农民工是不是合格的信息掌控者？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应该比过去少了很多，但他们有没有合理的渠道去掌握那些招聘信息？对此，我持有怀疑。另一个是，这些农民工有没有接受过合格的培训？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倘若应聘者，尤其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没有接受过合理的知识或技术培训，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的供应与需求关系将导致严重的失衡。对此，我比较担忧。 其实，信息和培训是日本相关劳动部门最为重视的两大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企业、教育机构合作起来，向全国各地所有城市的失业者、转业者、刚毕业者以及残疾者提供名叫“职业安定所”和“职业训练所”的服务。前者实际上是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的中介功能，这一政府部门向双方利益攸关者提供招聘和应聘的信息，所有日本国民都有权利免费享受这一服务。后者则是在掌握劳动市场及招聘机构的需求信息的基础上，给应聘者提供培训。时间有长有短，有一个月的半年的，甚至一年的。领域也很多，农业、机械技术、会计、医疗、福利、中学老师，甚至政府公务员等。一般来说，参加培训是需要报名和面试的，但一旦通过，不仅免费享受服务，还可以在培训期间拿工资，保证生活没问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世博的记忆 世博的记忆 2010年5月1日，上海世博会开幕了。晚上的烟火让我想起了家乡伊豆在海边每年举行一次的“烟火节”。看烟火，日文叫“花火”，对日本百姓来说是最好的情绪释放，把平时积累的所有郁闷和不满都释放出去，大家一起享受节日的欢乐。 世博的历史一脉相承。爱知到上海，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专门从事的“接力赛跑”，它包含着所有队友的汗水，是心连心、手牵手的灵魂交接。我曾接触过许多被派遣到日本爱知县吸取爱知世博之经验的中国官员，但愿爱知经验能够为中国模式提供一点点参照。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日本，地理上很接近，虽然曾发生过不幸的历史，国家实力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也折射着些许互不信任，但经贸上、文化交流上、人文情怀上的相互依存是不争的事实。相邻的中国馆和日本馆将携手展现对“环保”、“绿色”的极高忠诚度。 之前的3月初，我曾访问上海，考察了上海当局的筹备情况。发现，地铁日益变多，建筑日益变美，道路日益变宽。听当地朋友说，这叫“面子工程”，政府投入一大笔人民缴纳的税金改观世博场地附近、周围的所有建筑，包括市民的住宅。一位老人很兴奋地跟我说：“小伙子，我太高兴了！住宅环境美丽了很多，没花一分钱，我们的政府还是很厉害的！”中国人是永远爱面子的，不希望到时候被外国游客看到不好看的中国、不卫生的中国和不文明的中国，务必一次性地采取相应的紧急措施。北京奥运的拆迁工程、广州亚运会的扰民工程，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两年前，我在北京亲历了奥运会。之前，北京也变了很多，或许，为主办奥运而变迁的城市综合面貌和市民的文化素质远比奥运本身重要。但愿上海世博也是如此。与北京居民的包容性相比，我感觉上海人的心胸确实很狭隘、封闭，拥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只是它排斥的对象是中国其他地区文化，而不是外国先进制度。上海人将很热情地接待外国人，发挥“崇洋媚外”精神。访问上海的内地人如何认知上海人和上海城？倘若外地人不得不感到“被上海人和外国人之间拍马屁式的游戏排斥”，那就有些糟糕了，离和谐社会更远了。 如果说奥运展现的是硬实力，世博展现的则是软实力。我将仔细观察工作人员和游客在场内外的表情和气息，这才是衡量上海文明的重要指标。“中外沟通”、“中西认知”从媒体人的角度来说也是值得关注的新闻点。世博会是各国抱着一种竞争意识来展现本国的高科技和先进文化的“赛事”。这本身是好事。竞争带来认真，认真带来成就。不过，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少政治，多文化”的和谐盛典。在我眼里，它与其说是展览会，不如说是嘉年华。 时间过的很快，欢乐中的世博也一瞬间过去了。 10月28日18时，我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难得抽空享受秋天傍晚的时光。忽然间，手机响了，香港的号码，就像平时一样接到了凤凰卫视“全球连线”栏目主编的电话。“加藤，世博快结束了，你从日本人的角度谈谈对上海世博的看法。在世博平台上，中日民间交流也遭到一定打击，理由你很清楚，你怎么评价这些。今晚有时间吗？” “没问题，我去。” 很熟的栏目，除非真没空，抑或不在一个城市，我都不会拒绝。凤凰全球连线是我在中国上的第一个电视节目，后来也成为了做客最多的节目，对它有感情。 挂了电话，我才意识到上海世博要结束，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最近一段时间忙于处理中日撞船事件的种种后遗症，疏忽了世博的存在。多谢凤凰给我思考世博对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中日民间交流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去了两次世博，人太多了，根本没有耐心排队。仔细观察发现，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是中国人。我在北京连线香港的主持人任韧，在上海连线的凤凰卫视评论员郑浩先生介绍说，90%以上的游客都是中国人。外国人来得太少，从借此机会加强中外交流、加深中西理解的角度看，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我曾向不少西方媒体人打听过从新闻价值的角度出发对上海世博感不感兴趣。他们基本认为：不大感兴趣，只做最基本的报道，其他都不做了，反正是政府的表演舞台嘛。 上海世博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中国人民，尤其是那些平时没有机会来到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的，来自内地二三线城市，甚至农村的居民。我在场馆内溜达溜达，听到许多外地口音，他们显得很激动，好像说着“上海好漂亮哦，太厉害了！”五星级酒店的老板向我抱怨，没想到预定状况这么差。兴高采烈的反而是如家、汉庭等商务酒店。 日本馆还蛮受欢迎的，作为日本人感到欣慰。就像任韧在节目上问我的，“我感觉日本馆在世博平台上与中国游客有双向的交流，而不是单方面宣扬自己的文化。”谢谢任韧，这点正是我想表达的。上海世博的口号是“让城市变得更美好”。中日民间交流日益深化、扩大的今天，日本人早就把中国的发展视为自己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环保和节能，在2008年到2010年的国家大事密集期，国人正追求“绿色中国”。 日本把自己这方面的优势和经验与中国人分享，对中国有好处，对日本也有好处，可以同时创造商机和友谊，即获得双赢。何况，世博对日本来说意味着公共外交的大舞台。不过，日本馆布置得相对低调，这首先符合日本人的民族性，我们把低调视为美德。其次是在中日关系依然处于复杂和敏感的形势下，日本人介绍自己的民族文化，促进草根交流应该慎重，慎重，再慎重，这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 日本发行量最大（1000万）的报纸《读卖新闻》10月29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上海世博闭幕：损害了国家形象的强制性政治手法”。社论肯定了上海世博空前的规模和中国人民从中吸收了许多营养这两点，却明确提及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包括撞船事件、限制出口稀土、诺贝尔和平奖问题等。社论指出，中国政府的一些手法违背了国际规则和舆论，并在结尾处强调，中国政府必须明白，只有坚持冷静的外交态度和对人权的尊重等基本原则，才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 日本社会有各种言论很正常，中国朋友也别太在意。 中国政府把上海世博看作是国家公关的大机遇，相关部门努力探索如何才能把世博宣传好。但过多讨论中国应该从世博得到什么，反而引起西方社会的质疑和厌烦，于是又开始了那些“中国威胁论”的西式报道。大部分西方媒体人认为，中国在利用世博得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更需要收敛。 中国崛起是不争而客观的事实，只要平平安安、踏踏实实地办好世博即可，不需要张扬。以上海世博为契机，中国政府和人民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今后中国必然日益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那么，其未来的国家公关战略必须是“光而不耀”。改革过程必然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先生为后代留下的外交智慧——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我看来依然是奏效的，且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川地震：纪念与反思（1） 四川地震：纪念与反思（1） 2008年5月20日22点56分，日本国际紧急援助医疗队的专机到达成都国际机场。本队包括4名医生、7名护士、1名药剂师、5名医疗协调人等，总共有23人。而至19日在四川省北川县曲山镇进行搜索活动的救援队人员大约60人将在21日乘坐同一专机，返回日本。救援队与医疗队的交替顺利完成。 5月20日，救援队结束自己任务后，小泉崇队长表示：“虽然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任务，但由于中方接受方面的经验不足，没能够迅速、顺利地展开搜索工作。”其他队员也表示无奈、遗憾，因为日本救援队始终没能够抢救出幸存者。而21日早上将与中国政府方面交换信息并向震地现场出发的医疗队员的心态也比较复杂，他们毕竟已知道救援队的工作状况不太理想，因而表示担忧。无论是救援队还是医疗队，这次日本有关人士的共同意见为中方提供的信息不足。医疗队的小井土雄一副委员长表示：“无论如何，只能说，先到现场，尽力而为。” 可见，一方面，中国政府及人民对日本各界的援助表示热烈欢迎，另一方面，日本救援人员至今没能顺利展开工作。表示“热情”的中方与表示“遗憾”的日方，两者在其立场或感受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今后，事态发展得如何，还是未知数，只好跟踪观察。 5月12日14点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在上海。我来自地震大国日本，出生于经常发生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灾害的伊豆半岛，但这一次，我却没有感到任何震感。我大概是在14点40分接到来自北京朋友的电话后才知道发生了地震。当时的感觉就是，噢，地震发生了，在中国很少发生地震呢。仅此而已。回到北京，仔细看新闻才知道汶川地震影响面之大、损害后果如此严重。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40075人遇难，247645人受伤；至20日12时，累计失踪32361人。众多学校、房屋倒塌，据环境部领导透露，核设施也被破坏了，形势刻不容缓。大地震发生后，全世界人民都非常关注此事，为此感到难过、痛心。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企业还是个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家尽最大努力为灾区捐款、捐物。日本也不例外。 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媒体、企业的反应相当迅速。外务省大臣高村正彦5月13日就表示向中国方面援助5亿日元。日本各媒体5月12日当天就开始向中国地震的震中地区或周边地区派遣记者，进行报道。在四川省，日本企业一共有174家，在重庆有100多家，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日本各企业也立刻开始收集“情报”。日本民众的神经这次极为敏锐，不断跟踪媒体报道，组织捐款活动等。 根据我的观察以及与有关人士的交流，这次日本社会或舆论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态度，大概有三种： 第一，关心。日本社会确实相当关心这次在邻国中国发生的天灾。媒体专门设置专题，每天都进行大量相关报道，“四川大地震”一词在日本媒体上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日本舆论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做到这种程度，国民对它的关心可见一斑。 第二，同情。日本国民非常同情邻国的遭遇。日本的朋友说过，这几天在很多街上都有针对四川大地震的捐款活动，华人居住区就更不用说了。同样遭受过大地震灾害的日本国民无法把此次四川地震视为外事。日本政府第一时间提出救援的意愿，这也表明日本方面对中国方面的同情。 第三，质疑。大部分日本朋友给我解释说，日本媒体这几天针对中国政府抗震救灾方式也进行了批评性报道。很多日本国民认为，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缺陷。大家指出，如果能更有效应对，更加迅速接受海外救援，死亡者或受害者应该会少一些；如果建筑抗震度方面能够事前考虑周到一些，损害也会少很多；奥运会能顺利举行吗？如果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发生大地震，它能承受吗？损害会有多大？ 由此可见，无论是媒体还是老百姓，日本人对本次四川大地震采取的态度具有比较明显的倾向，即对于直接遭受巨大伤害的老百姓表示同情，对于国家建设遭到损害的政府方面表示质疑。日本政府在大地震发生后，始终紧密关注邻国的动态，尽量提供各种援助。 除了关注灾区灾民的动态之外，我比较关注这次大地震发生后，中日关系将如何的问题。 众所周知，本次大地震是中国国家主席刚刚结束对日国事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发生的。中日两国社会及人民还未离开“暖春”的余音，大灾害就突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为了维持良好健全的关系，必然试图互相“示好”，日本国民积极关心中国、同情中国人，中国人民也主动感谢日本政府的援助、日本人的关怀。 总之，从中日外交或社会关系的视角看，本次大地震应该说巩固了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公民之间的友情关系。中日应该趁机积极推动两国关系，构建信任基础，尽量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比较理性的做法。天无情，人有情。 2008年7月12日，是中国四川大地震两个月的祭日。对中国来说，这一天既应该是纪念日，也应该是反思日。但纪念什么？反思什么呢？ 先谈纪念。 两个月前发生的地震是一场灾难。众多人死亡了，受伤了，失去亲人了，失去家园了。对社会来说，无论从物质层面而言，还是从精神层面来讲，这场地震灾难带来的损失不可估计。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这场地震也唤醒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像中国人经常强调的那样，此次抗震救灾的斗争是伟大的。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极为严峻。西方各国借“西藏风波”之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国际舆论似乎包围了中国。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奥运圣火在海外传递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示威抗议，便是明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川地震：纪念与反思（2） 四川地震：纪念与反思（2） 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反应非常迅速，之前在河南进行考察的中国总理立刻返回北京，紧接着飞往四川灾区，并亲自领导抗震救灾活动，的快速反应与亲和形象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政府的信息公开和媒体的真实报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灾民对生命的渴求浓缩为一个个感人故事，获得了全国民众的关注与同情。奔赴灾区的志愿者是勇敢的斗士，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与救援活动，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大爱。此前曾被冠以“无责任”、“自私”、“无独立性”等标签的中国80后，也以自己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赢得了长辈的真诚赞誉。 总之，地震使得中国人团结一致。西方政府或媒体对于正与自然灾难抗争的中华民族也没法说什么，更没法以人权为由指责中国。西方似乎“收回”了原来对中国当局施加的压力。四川地震的发生及其随后的事态发展，改善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在海外的形象。对于即将在28天后召开的北京奥运会来说，地震带来的种种变化，应该算是一种良性转折，的确值得纪念。 再谈反思。 就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言，反思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不应害怕反思，相反，我们需要经常反思。对于四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来说，中国政府与人民的伟大是一回事，活人的反思则是另一回事，两者并不构成矛盾。地震的确是天灾，但天灾不一定都会带来死亡和损失。既然人类不得不与自然共存，那就要学会如何与它打交道。 地震中倒塌的建筑，是否包含了那些豆腐渣工程的危房？针对自然灾害的预防机制是否到位？针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是否启动？公民的防患意识是否达到了应有水平？一旦知道地震发生，官方和民间如何应对？城市或农村的规划以及基础设施是否合格？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目的都是为了在下次地震发生时尽最大可能避免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把地震说成天灾很容易，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更容易。可是，一味责怪老天爷，无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下一场天灾。因此，人类要反思，因为社会要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立了法律，就要执行。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实际上成为政府对“信息公开”这一法律承诺的首次考验。 不言而喻，既然这次发生的是天灾，政府就无法、也无必要阻止媒体追求真相，主动报道。既然如此，信息公开越快越好，越准越好，越广越好，越深越好。它客观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亟需提升形象的执政党来说，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中国媒体也功不可没。记者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全力以赴地把灾区的动态传播给全国人民，其结果表明，新闻工作者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及时的报道提升了政府的威望，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 地震发生后的最初阶段，中国政府曾授权新华社每天更新遇难者、失踪者等方面的数据。当时，海内外舆论的关注焦点是灾民的受害情况，即死了多少，伤了多少，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基本上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 但与此同时，海内外舆论更感兴趣的，则是被种种统计数字所掩盖的“内涵”。虽然新华社提供的数字相当精炼，但中国政府始终未能进一步对这些数字进行科学分析和解释，例如，我一直没有看到根据农民、工人、妇女、老师、学生等分类而细分的死伤人数。尤其在舆论关注校舍倒塌的情况下，人们特别想知道地震中遇难的师生人数。 我唯一看到的类似数据，是四川省教育厅2008年5月21日发布的信息：四川全省师生有6581人死亡，8810人受伤，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从那时起，时间已过一个半月，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对此展开公开论证或追踪。政府对信息公开的责任难道已经结束了吗？媒体与民众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有没有必要继续发挥监督的作用？ 我绝不相信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或条件对包括师生死亡人数在内的数据进行具体分类。既然中央政府已经朝着信息公开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为什么还要有所保留呢？我认为，只有弄清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数据，并把它们公诸于众，国家才能有效、民主、科学地进入灾后重建阶段。灾后重建是需要全民参与的综合性工程，一切数据就应该暴露在阳光之下。 信息不能由政府垄断，而应公诸于众；国家利益不能等同于执政党的利益，它是多元的，是由组织、企业、个人等多方面利益组成的；人民有权利知道信息，政府就要全面公开；中国正推行改革，公开则是必经之路；中国正推行开放，细节则决定成败。 我们在肯定中国政府抗震救灾表现的同时，还要反思一下：对于信息，到底应该公开什么？向谁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怎么公开？何时公开？何地公开？这些都正在考验着政府对公开一事的姿态和决心，也正在提醒着政府重新思考：不公开的政治成本究竟有多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闲人和有钱人 闲人和有钱人 在我看来，闲人与有钱人的生存态势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发展态势。我一点都没有夸张，希望读者朋友们认真思考，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先说说闲人。 2010年的五一假期，我是在西安过的。5月1日早上跑步90分钟，从经济发达地高新区的酒店经西门跑到城墙内最中心的地方钟鼓楼。西安城墙始建于隋代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隋唐皇城基础上经过历代修葺，明代洪武初年向东、北延伸后扩建而成。 前一天晚上，西安居民应该观看了上海世博开幕式的盛况。我边跑步，边想像居民们睡懒觉的表情。不管是奥运开幕前夕还是世博开幕的第二天，居民的生活依然继续，没什么变化。2011年西安主办“世园会”，西安这一古城的物质文明和现代化建设按迎来国家大事的惯例而加速发展。 每到一个地方，尤其在中西部的城市都有同样一种感受，即居民过得都很悠闲。“悠闲”两字正是我这次西安行的最大感受。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超级大城市之外，包括引领中国gdp增长的广东地区，中国的城市一方面让我领会到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另一方面也让我感觉到一种悠闲。中国人似乎活得没有那么累，至少没有像东京上班族那样压抑，每天以同样的节奏过着规律、枯燥、单调的生活。 悠闲的日子、闲人的蔓延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悠闲也好，闲人也好，他们应该为过快的物质增长起到缓冲器的作用。我估计，中国至少有2～3亿闲人。吃饭、喝酒、聊天、睡觉、打麻将、打牌……他们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凭什么呢？他们显得非常悠闲、快乐，无所事事，对这个社会的发展似乎没有作出任何的贡献，但他们却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一群，这是否是中国普通百姓在充满矛盾和不公平的动荡社会中过日子的大智慧呢？他们根本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或时事问题，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朋友。“不关心”也正是中国人谋生的智慧，否则活不下去，因为来自政治和体制的压力太大，必须学会超越。 就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的，闲暇对长期健康有效治理城邦来说是关键要素。中国似乎拥有这个基础，而日本没有，日本是没有那么多闲人的，日本人把休闲视为一种耻辱，因此只能扮演工作狂，否则会被多数人排斥到边缘。 中国人则宁愿扮演闲人的角色。这种截然不同的差距是缘于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还是传统风俗文化的不同？我一方面好奇或怀疑中国无处不在的闲人之存在和蔓延，又从积极的角度评价拥有闲暇文化的中国社会。后者对日本社会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日本社会的严谨对中国来说也是必要的。休闲和严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却也是相辅相成的。 接下来谈谈有钱人。 2010年春节前夕的某一天早晨，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待机，还有点时间就随便逛逛。看到前面有个便利店有书卖，就去看一看。便利店正好挨着吸烟区，是个排他性专属吸烟区域。吸烟者务必在那个区域内吸烟，而不准在别的地方吸烟。这点和日本一样。 近年以来，日本社会对吸烟者的管制不断严格，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政府机构在各处建立了吸烟专属区，以制度、规定的方式去要求每一个吸烟者只能在那个区域内吸烟，其他地方，包括餐厅、酒店、厕所、公司等公共场所，一律禁烟。路过吸烟区，看见大家在那里排队，挤着吸咽。突然间发现一个打扮相当奢侈的大哥嘴里叨着烟，怀里抱着几包烟和几瓶酒去收银台结账。从他独特的风格看，就是没文化的土皇帝。 收银台的小姑娘看到客人抽烟劝告说：“先生，这里不能抽烟，请到旁边的吸烟区抽。”土皇帝笑眯眯地回应说：“美女，你别生气，我就是抽一会儿，没事的。”我在旁边看着，靠，那个男的真是的，一点绅士气质都没有…… 小姑娘很勇敢地向个子将近2米的男人发出警告：“先生，我说了，这里是不可以抽烟的，是规定，请立刻到旁边抽。”土皇帝大笑，并向姑娘示威着说：“哎哟，你别跟我来这一套，就是吸一会儿嘛。好了，我消费一万块好不好？这样可以在这吸吧，你也有了面子啊？” 姑娘脸红了，有点不知所措。自称女权主义者的我，平时习惯调停乱局，冲过去迅速拿起一份杂志，插队买单，“姑娘，我要这个，多少钱？”同时转身装着咳嗽紧瞪着大哥眼睛说：“大哥，请别在这抽烟了，我肺不好，到旁边去吸烟好不好？” 他看了看我，停顿下，没说话，扔下货就走开了。我拿零钱时对收银的小姑娘说：“你所说所做的都很对，规定就是规定，他怎么威胁你都不要妥协，很欣赏你的处理方式。”姑娘很惊讶：“噢，您原来是故意帮助我，谢谢先生”。 我对那位女服务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店里不可以抽烟这一规定是面向所有客人的，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富人还是穷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那空间内一律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叫做公民社会。 近年以来，中国也出现了大量推崇制度的“制度决定论者”，并围绕制度发挥的功能和效果进行广泛而深远的讨论。我从中察觉到国人的进取精神。请允许我梳理一遍核心观点，即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有权人还是没权人，在一个先进而普遍的制度面前，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除非此制度本身就是区分不同级别、身份的人之间不同权利和义务关系的。 今天是信息公开、互联网开放的时代，那么，在一个明文化了的制度或规定面前，请大家，尤其有特权的人群不要狡猾地探索能不能突破制度的底线。制度的功能永远是“可不可以”，而不是“能不能”。在便利店里面是“不可以”抽烟的，请别想方设法把它变得可能。这是以弱肉强食为代表，原始时代的陈旧思维和行为方式。假如一个制度被有权人和有钱人随便弄来弄去，这个社会就彻底变成封建资本主义，后果不堪设想。请读者朋友们也不要跟我较劲儿，说我不了解中国。我宁愿装不懂，也希望中国社会朝着既有先进制度，又有传统美德的和谐社会不断迈进。 那些积累了资本，其精神文明却始终无法摆脱少年水平的“有钱人”之蔓延与泛滥，必将成为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上的巨大障碍。我建议，有关部门立刻对那些无理、无礼、无利的人群与场合加强监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致北大学子：师生恋与麦当劳 致北大学子：师生恋与麦当劳 中国学生，尤其是我母校北大学生的聪明才智一直让我自己感到惭愧，他们无疑是世界上一流的青年才子，若不出意外正常发展下去一定能成才。当然，任何才子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有欠缺才可爱。 在高峰时来京，第一天我就住在了北京大学。在华生活的几年中，始终与北大密切相连，在这里我接触过来自城市的、农村的、富裕的、贫穷的学生，以及与日本老师风格很不同的中国老师，同时也走访了许多外地大学。现在，我想谈一谈对中国高校的几点看法。 首先是师生缘崩溃问题。中国高校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地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就像外交方针似的，坚决贯彻互不干涉原则。在课堂上，每一个老师都按照教务处的规定去“考”学生，包括点名、作业、小测验、期中论文、期末考试等。为了获得学分和较高的分数，每一个学生也尽可能应付老师给的考验。两者都是被动的，被考试、被点名、被学分、被上课、被老师、被学生……老师与学生都各忙各的，没什么实际的交流。老师忙出差、开会、应酬，学生忙考gre或toefl、社团、实习，而真正在学术上的交流已经不多了。我明白，对一位学者来说，参加国际会议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很重要；我也明白，对一位学生来说，参加社团和实习丰富简历，好好准备考好gre很迫切。但即使如此，是不是不应该忽视在课堂内外师生之间的交流呢？那个地方，毕竟是个大学。 其次是大学行政化问题。我要表达的情感与师生缘问题一致，就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那个地方，就是个大学，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机构。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校领导，本质上都有资格，也有理由在相对自由、民主、开放的学术环境里求知、做事。“课堂民主”跟“党内民主”同样重要，否则后果堪忧。但我认为，今天的大学离这一本质不断疏远。学生去一次教务处办手续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甚至金钱，简直与在行政机构办手续一模一样。部门及个人的贪污时有发生，学生对老师拍马屁式的送礼也屡见不鲜。至于所谓官方网站，直接让人联想到政府部门的网站。拜托了，大学的网站不是搞政治宣传，而是思想交流的地方，能不能搞得有趣一点，轻松一点，而不要简单自言自语。 最后，我想对正读本科的学生们提点建议。大学生活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无疑是最自由的。大学之前，大家只能“被”义务教育；大学毕业，走进社会之后，又要“被”利害关系，都是没有自由的阶段。只有大学时期既能摆脱义务，也能不受利害所限。但愿大家不要把大学生活设计成要么与义务阶段一样，要么与利害阶段一样。被“师生缘崩溃”和“大学行政化”卷进去，不如与老师进行不能说的恋爱、不如在教务处门口进行示威和抗议、不如好好地解放自己。能否享受青春，完全取决于你。 我平时习惯把大学毕业生介绍给企业，但常常会遭遇尴尬。企业家抱怨北大毕业生不靠谱，只懂无用的理论，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被我介绍过去的同学也抱怨，不知如何与同事共处，不想服从无能的老板。最终，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让学生在校期间培养相关能力和技巧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大学生基本不住在校内，而是在外面租房。国立大学的学费一般一年50万日元左右（1人民币＝15日元左右）。最贵的私立大学医学部一年要付600万日元。拿东京私立大学文科这一比较平均的水准算一下：学费一年100万日元，房租一个月6万日元；吃饭一天2000日元，交通一天500日元，一年就需要260万日元。家长只负责学费和房租的一半，即130万日元。剩下130万日元从何而来？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孩子打工赚钱。 要是东大、京大等著名大学的学生，以家教为主，省时间，高效率。但这类工作一般不可能一次教很长时间或每天都做。平均下来，一次3个小时，一周2天，月薪7.2万日元。普通大学生则在麦当劳、肯德基、便利店、餐厅等服务场所打工。平均下来，一个小时900日元，一天5个小时（周末12个小时），一个月上25天的班，14万日元。东大学生和普通学生之间的开支应该差不多。前者怎么弥补呢？一年86.4万还达不到130万这一基本费用呢。普通学生做不了家教，东大学生却能胜任在麦当劳的工作。答案，可想而知。 赚钱是压倒一切的目的。日本学生都清一色说，上学比工作期间更辛苦，既要学习，又要打工，疲惫不堪。但肯定的是，拼命兼顾学习和打工的四年大学生活绝对有利于提高生存和社交能力。当然，大学生无法集中学习研究也带来负面后果。若一个人想当学者，集中学习是最佳渠道，但这个不现实，除非你是富二代。 中国大学生想象一下，如果自己住在校外，吃在校外，坐车上下学。最大开支应该是房租，即使与同学合租，一个月怎么也需要1000元吧；吃的话一天平均30元，交通费一天平均5元，一个月至少需要2000元。加上学费，一年需要3万元左右。 而现在，住宿费一年才1000多元，交通费先不算，吃饭一天15元，一年不到1万元，住在校内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费用，国人应该感谢祖国体制。请想象每年要负担3万元的情况，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承受得了孩子一年3万元的开支，那怎么办？不上学了？也不现实。上大学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出路。假设父母承担一年2万元的经费，那孩子要赚1万元，一个月就是830元。家教一个小时30元的话，需要教27个小时；在麦当劳打工一个小时8元的话，打103个小时的工才可以。 东大学生只有一个月做24小时家教加上在麦当劳打工34个小时，才能达到生存需求。假设中国大学生要住校外，北大学生能做一个月27个小时的家教或者在麦当劳打103个小时的工吗？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密集的就业属性，完全依靠某一种方式不太可能，只能打几份工。 打工赚学费或生活费的大学生不是不存在，只是在现有国情下掀起大学生打工潮流的确不现实。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连大学生都要打工，那些农民工在哪里劳动呢？因而，大多数学生利用实习这一最为实在而保守的方法，先积累工作经验，后为就业铺好路。 我只是建议，几个有勇气的北大精英携手走出校园，在外合租，边学习边打工，一定变得更“牛”。这不仅能锻炼人，能给自己独立的空间去学习、思考，还能为青春恋爱提供更多的便利。总之，对以后走进社会益处良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户口与休假（1） 户口与休假（1） 2009年2月，“户籍新政”这一重要民生话题在中国舆论界讨论得如火如荼。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居住证转户籍需要满足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７年；参加上海保险满７年；依法纳税；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无违反国家及上海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等条件以及在上海作出重大贡献并获得相应奖励；在上海远郊地区教育、卫生等岗位工作满５年等优先条件。 我对新政有三点看法：从手段上看，这个办法一点都不新，采取的是过去的购房落户的老一套，至少没有跳出最近同样变热的蓝印户口；从动机上看，它出于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利益需求，而不是基于体制改革、解放思想；从受众上看，是面向一部分精英分子的垄断品，而不是为绝大多数献出血汗的老百姓服务的公共品。它不会吸引广大老百姓的关注和配合，它也不可能摆脱先富论和城乡二元化的改革困境。《办法》的影响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有局限性的。总之，此轮户籍改革并没有真正到位。 作为一个出生在日本农村，而且搬过许多次家的人，我对中国的户籍制度难以产生亲切之情。每一个日本人都理所当然地有户籍，更严格地说原籍，大部分人的原籍和当前的所在地是不一样的，但这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每当我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母亲到所在地政府的窗口去申请全家的“住民登录”，一家五口人就自然成为这里的居民，随后就自然享受所在地提供的教育权、医疗权等。当然，日本每一个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生活环境是有差距的，但这与户籍制度本质上无关。许多年轻人离开出生地，走进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名义上、实际上都成为所在地居民。日本人本身不具备什么城市人、农村人、本地人、外地人等意识，因为户口对日本人来说不是身份，更不是自我认同。 反正，户口对日本人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形式，对于国民的现实生活不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日本人对户口是陌生的。坦率说，我也是来到中国以后才真正开始思考户口这一问题。因为中国人与户口的关系呈现出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若没有户口，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户口在我看来制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两个极端：既保证了三十年以来gdp增长率，也给未来走向增加了政治成本。 我相信，除了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生活，并具有当地户口的既得利益者外，绝大部分中国人对现存的户籍制度是不满意的。在老百姓眼里，它既不公平，也缺乏人性化。在知识分子眼里，它既是停滞不前的，也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改革的阻力一目了然。对于城市来说，户口制度的存在有利于“地方第一”主义，既有利于条件较好的大城市保持人力资源上的优势，同时更加高效地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农村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取消户籍制度后农村陷入破产。谈到农村，事实上，在土地制度没有改革的情况下，户口方面也很难动手。在我看来，取消户口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相结合是农村改革的必经之路。 政府为什么保留或维护目前的户籍制度呢？我们要知道，政府的做法永远都不会是“不成立”的。它对政府来说自然有其道理，但制度的真正合理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满足国民幸福指数的客观需要，是否成为了这一指数的客观障碍。 从经济的角度讲，户口制度是中国为了实现工业化采取的，为了工业的发展而消耗农村的制度遗留。现在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进入科学、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时代，政府再也不能利用户口剥削农民了。从政治的角度讲，农业户口意味着极少的发展机会，保留农业户口则意味着受社会的歧视。从教育的角度讲，户口在高考中作用极大，不同地区的高中毕业生在升学方面的待遇完全不同。 总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还需很长一段时间，前景不容乐观。不过，与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来华后的感受相结合进行思考，它最后要达到的境界是：户口不等于身份，身份不等于自我认同。到那时，城市居民、农民工等身份和认同将彻底从社会中退出，无论是北京朝阳区出身还是贵州毕节出身，你都是一样的、平等的中国公民。 同一时期，在中国民生范围内广泛被讨论的焦点，是五一黄金周休假问题。 毋庸置疑，所有人都喜欢休假。在平时繁忙有序的上学或工作中，能够放假，给自己放松的时间，是很快乐的事情。以工作狂闻名的日本人常说“休息是为了更好的战斗”，这恐怕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认识。 我们日本人把休假理解为两种，一种是休日，指的是所谓周末，劳动法规定每一个国民在一周内至少休一天假。另一种是祝日，指的是所谓节日。根据《关于国民祝日的法律》规定，适逢祝日，国民是有权利和义务休假的。我们通常带着喜悦的心情，把它称为“国民的祝日”。自从2007年以来，它一共有15天。这数字在发达国家里面最多，有人曾经提出过，这一事实与日本人的“工作狂”之国民性背道而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户口与休假（2） 户口与休假（2） 我来到中国已有七年，发现中国与日本的休假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关于相同点，两国政府都对休假进行了明文规定，明确休假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当局所制定的法律被执行的过程中，通常带着执行上的调整和政策上的变迁。 关于不同点，日本的假期一般都是短假，除了最重要的元旦前后的长假（12月29日之1月3日）之外，其他基本都是一天。“国民的祝日”却有很多种，包括建国纪念日、天皇诞生日、宪法纪念日、儿童日、日、绿色日、体育日、文化日等。种类多和休假短是日本祝日的特征。相比之下，中国休假的特征是种类少和休假长（“节日”和“休假”不同）。 中日假期的差异，是由历史和国情的差异决定的。每一个国家对“国民的祝日”有不同的定义，而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的需求以及背景的变化随之调整的。笔者认为，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有关休假的讨论也不例外。 3月25日，广东省政府召开“五一”黄金周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五一”放假全套方案：5月1日至7日放假，其中1日为国家法定节日，2日、3日为周末，4日、5日与9日、10日对调，6日、7日为带薪年假。 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回应说，“各地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不得擅自调休、自行安排。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单位可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和职工本人意愿，灵活安排”。 3月27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27日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规定的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国办关于节假日放假安排的要求，不再进行调休。 看到这条消息后，我有几点感触。 首先，我对于这三天内在广东省政府与国务院之间，即中央与地方之间展开的“交涉”感到惊讶。其他地方政府也在考虑当地居民的劳动生活、旅游业发展、扩大内需、经济刺激等情况下，积极参与这场交涉。更令人欣慰的是，交涉的中间还有媒体和公众，即舆论的参与。那几天，我也听到政府官员、专家、媒体以及普通老百姓密切关注“要不要恢复五一黄金周”的不同声音。中央与地方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精英与草根之间，大家讨论得热烈而广泛，积极而活跃。这一议题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了，将持续地开展下去。 其次，今天日本国民究竟如何看待休假？政府提出与以往不同的法规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冷静回想，虽然日本国民与以往相同，与中国人相同，仍然喜爱休假，没有休假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对于休假的立场似乎已经“定型”了。至少肯定的是，休假不太可能引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也不太可能引起民间广泛而积极的参与。日本人对休假的态度，已经有所淡漠，觉得“就这样吧”。 之所以当代中国人这么密切地关注休假，并对此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因为国家正在改革中，社会正在转型中，人民正在崛起中。休假也许是牵涉到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最为重大的民生问题。它既是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义务，也是公众必须维护的权利。 无论是制定休假，取消休假还是恢复休假，它是需要过程的。它既不该自上而下，也不该自下而上，是应该官民互动的。舆论的碰撞总是有好处的，从长期和大局看，更是利大于弊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亚的夜宵（1） 三亚的夜宵（1） 尊敬的客人： 酒店的对面是中事基地，此军事区域包括对面的野猪岛以及酒店东面的所有地带。此区域对于公众是禁止入内的，如有进入会被逮捕和扣留。请勿游泳至对面的岛屿或进入酒店东面的军事基地。酒店西面至海底世界码头以至再往西的沙滩都是为公众开放的。 为了您的安全，酒店建议您在酒店以浮球及绳索划出的海上及沙滩区域内进行海上活动。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三亚亚龙湾假日度假酒店 12月上旬，我再次来到了三亚。入住位于亚龙湾的假日酒店（holiday inn resort yalong bay）后，我在电脑桌上看到了带着上面文字的通知书，还附带有地图，除了中文版还有英文及俄文版。有俄文是因为来三亚的外国人当中俄国人占很大比例，在海滩、餐厅、酒吧等确实能看到许多俄国游客。 一年前来三亚，酒店是没有这个通知的，但我却记得，酒店的经理跟我抱怨说：“许多外国游客不知不觉走到旁边的军事基地，他们对军事禁区也不怎么敏感，军方对外国游客的无知也不敏感，动不动就判断别有用心，拍摄国家机密什么的，至少会扣留。这让我们相当头疼。” 我特意入住了靠近亚龙湾海军基地的房间，从5楼确实能很清晰地望到基地的全貌，看到了三艘护卫舰。三亚的紫外线特别强，前两天有雾，军舰显得模糊而神秘，令人产生好奇心。入住第三天雾消散了，军舰显得近了很多，右面还有通知书里提到的野猪岛，一直往左看，就到山区了，据说我看不到的山区后面才是真正、核心的军事秘密基地。 令人奇怪，在众所周知的军事敏感区的旁边，不到半径200米的空间内，许多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着泳衣，开开心心地游着泳。我感觉不到他们是知道军事基地的存在和意义的，不能说他们政治敏感性不够，他们只是花了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来著名的三亚来旅游，寻找快乐而已。 我在海边走到了离“军事禁区”牌不到50米的渔民村。本地渔民住的房子相当简陋，是由木头和叶子做的原始房。我问一位50岁左右的大叔：“叔叔，住在军事管理区的旁边，您的生活会不会受影响啊？毕竟是敏感区啊。”他说：“没事，我们就是农民，那些跟我无关。”我勉强听懂他的普通话。“军人会不会把你赶走，或你听到军演大噪音什么的？”他保持平静说：“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农民，每天早晨出海，抓鱼，正常过日子。”军事管理区与自古以来存在的渔民村的另类并存让我深思了很久。天快黑了，三亚的日落格外地漂亮。 一位从别处坐渔船走到山区后面的当地朋友跟我说：“坐一般的观光船是过不去的，必须跟那些与军舰有默契关系的渔船去。上次去我看到了海军正在搞用火光炮的小军演，这种军演在大东海那边更多。另外一天，我也看到了潜水艇浮到水面上。” 据说，三亚亚龙湾将来会成为中国解放军南海舰队的重要基地。有一天我在从亚龙湾坐车前往三亚市区的途中故意绕了一下路，路过大东海。三亚的旅游区由三亚湾、大东海、亚龙湾组成。大东海那里的海边全都是军事管理区，我也看到了不少普通的建筑，但听熟悉当地局势的资深司机介绍，那些都或多或少有军方背景，一般人都不好考进的。 看到了解放军的大门，确实特别壮观。然而旁边却是普通老百姓悠闲地过日子的场景，买菜，打牌，散步，聊天。我向司机打听：“师傅，您是哪里人？听口音不像南方人呢”。司机回应说：“我是东北人，辽宁的。”果然如此，那种热情接待方式肯定是中国东北式的，这位十年前来到三亚的神秘司机给我介绍说，近年东北人来三亚的特别多。我问为什么？他笑眯眯地说：“哪有商机，奔到哪里，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以前东北人不就是去东京的多吗？那有生意可做啊。东北人也讲究人际关系，一旦有人去，朋友，哥们儿，什么都要来了。还有，东北冷啊，这里的气候多好，一年短袖就ok了。” 那天晚上，他带我去了当地一家叫琼菜馆的海鲜饭馆，非常简陋，卫生管理也不怎么好，但味道不错，野菜、土鸡、海鲜等一应俱全，我们每人还喝了两瓶当地啤酒。哥们儿不让我买单，仍是东北人的那股热情劲儿，我凭借在北京大众餐厅消费的感觉估测两人吃了200元左右，结果发现是500元。我问他：“怎么这么贵啊？”他说：“三亚的消费水平是相当高的！这几年物价不断上涨，一家三口人在普通餐馆吃个便饭就要200元，还不含酒水。我开车，油价也特高，普通司机（当地出租车5元起）自己要负担油，一个月还给公司6000元的份儿钱呢。老百姓的收入是跟不上的，平均月薪大概3000元吧。但这里富人多，对那些占多数的一般的工人、服务员、农民等来说，有2000元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了，他们的工资平均就是1500元左右。” 晚上我们去了当地酒吧，地方相当大，有演出，很热闹，当地朋友们好像没什么压力，尽管那天是周四，人依然很多。但我感到奇怪，怎么来的男人都是农民工似的？素质特低，脾气很不好。女人还好，但基本都像被富人包养的。我后来问了东北兄弟，他介绍说：“对，他们就是海南产马仔，给黑道做事混日子的，他们不怕死，什么都干，今天赚的钱就在今天花。你离他们远一点，非常野蛮，一点点不高兴就动手，连杀人都是家常便饭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亚的夜宵（2） 三亚的夜宵（2） 听说，前些日子在三亚市区内发生了杀人事件。有个马仔要在一家工厂休息日的时候去宿舍见女朋友，后来工厂老板不让他进去，马仔就生气回家了，晚上再过来，冲进来用小刀把老板杀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一共喝了70瓶啤酒，总共花了2000多元，大哥果然不让我请客。我担心地问他：“你一个月的收入不是4000元吗？这个月没事儿吧？”他说：“没事儿，不是春节快到了吗？三亚就是旅游旺季了，许多内地富人来这边度假，随便开一天的车至少超过1000元了。过年前后我要特别忙。”据他介绍，最近三亚管制酒后驾驶特别严厉，我在路上也看到了不少被抓住的司机。他却继续开自己的黑车，酒量超大，果然是东北人。他说一定要送我，我笑着说：“不用了，你喝了那么多酒，把车乱开了怎么办？我还不想死哦。” 1988年，海南整个省被设定为经济特区，这是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2010年1月，海南又被设定为“国际旅游岛”，这是国家战略，海南将享受来自中央的一些特殊待遇。中央政府发布有关意见和通知后，立刻决定，今后5年海南的建设投资将达50亿人民币。 据海南省旅游局介绍，本省试图趁国际旅游岛规划之机改造产业结构。有关部门估计，至2020年，第三产业将占gdp的60%，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也将增加到省内总人口的60%。另外，根据省统计局统计，2008年，在海南岛的人均旅游消费为125美金，等于夏威夷的二十三分之一，冲绳的十分之一，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海南的成长空间依然巨大。2008年4月，以为期3天的行程视察海南岛的主席提出，“海南具有领走改革的潜力，应该把旅游业当作支柱产业。” 在我看来，从三亚作为国际旅游岛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最不确定的因素是教育。海南省，包括三亚的教育基础设施相当薄弱，本地人的思维方式就像我曾接触过的无数农民一样：不怎么重视教育，或不把教育当回事。他们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就是干那种体力活或接待客人的，认为不怎么需要文化素质。这一现状对于超过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外地的流动人口来说是头疼的问题。父母来到三亚有生意可做，但孩子不一样。从海南的教育体系出去的孩子能有应付全国竞争，甚至国际竞争的能力吗？我曾接触过的所有外地人都向我做出清一色的抱怨，就是孩子的教育很让人头疼。其中，一半左右的人正在或即将把孩子放在老家上学，毕竟，他们多数人的户口是在老家的。 2010年1月26日，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在本省两会上提出，未来30年，支撑海南经济的是房地产。据我此次考察，三亚目前的平均房价大约每平方米1.1万元，好一点的公寓就达到每平方米两三万元相当正常，若靠海边就五六万了，著名的凤凰岛就达到十五六万了。本地房地产老板介绍说，今后最贵的地方会涨到28万左右。 国家发改委在2010年2月11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与去年同比增长了9.5%，其中前五名是：海口35.1%；三亚31.2%；广州22.4%；温州、金华16.9%；深圳15.2%。根据当地政府的介绍，目前，海南基本每个楼盘的岛外客户成交量都占到80%以上，且基本入住率都低于30%。海南房地产明显处于泡沫状态，省委书记则是要在未来30年要靠房地产支撑海南经济。三亚政府高官很有信心地表示：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崩溃再也不会发生；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将投资到民生领域；除了商品房外，海南也将为本地人准备大量经济适用房。 我此次三亚行中接触到不少本地人，他们都把那些来自外地的房地产商或投机分子的行为断言为“侵略”。一位中年男人抱怨说：“我们根本得不到近年发展的实惠，物价涨得太厉害了，收入根本没有提高，一个月100元的补助算什么，不过是政府的借口吗？不如没有，免得他们欺骗老百姓。”另外年轻女性接着抱怨：“如果以这样的速度涨价，被外地人控制商机，几年后，恐怕我们得离开三亚，变成难民了。” 离开三亚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大东海的酒吧街一个人坐着喝一瓶20元的喜力啤酒，对于这几天所了解到的三亚现状进行总结思考。离开之前碰到了一位30岁左右的男人，他冲过来说：“你是加藤嘉一吗？我看过你很多电视节目呢”。我们开始聊天，后来这位本地男子要请我吃饭。我说吃过了，他不让步，最后请我吃了三亚特色的夜宵。 我们从大东海打车走到三亚市区的胜利路，进了万捃隆饭馆，他点了用生米做的蟹粥，需要等半个小时。我问他怎么看最近几年三亚的发展。只见轻松开心的表情不见了，他严肃地说：“什么是发展？我们老百姓从国际旅游岛获得的只有坏处。我们本地人得不到发展的实惠，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政府能得到政绩，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我有房子，有开发商要我100万元卖给他，我说不行，把房子卖了，我住哪里？今天三亚100万元能买房吗？” 周围很热闹，看来三亚的夜生活很丰富。他介绍自己是普通工人，月薪为1300元，加上政府补贴是1400元。我们继续聊天，蟹粥来了，特别香，朋友为我放了三只很好的螃蟹，很热情。吃饱了，100多块，他果然不让我出钱，他说：“我今天请你吃的是三亚最好的蟹粥，嘉一，希望你不要忘记我们本地人热爱的本土文化的味道！你下次一定再来哦！” 三亚蟹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我至今吃过的，最好的夜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文比英文重要（1） 中文比英文重要（1） 日本人普遍持有一种说法：读书的秋天和运动的秋天，意思是秋天是最适合人们读书或运动的季节。日本人似乎也最喜欢秋天，因为它不热不冷，日子过得很舒服，看书、跑步都有劲儿。 我在北大生活的几年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春天是大家从宿舍跑出来读书的季节。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学生坐在椅子上看书或在未名湖畔练习英文。对于北大学子来说，读书的春天也许是最合适的。至于是否是跑步的春天，我比较怀疑。 来到中国以后，我仍坚持跑步，在这过程中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与炎热的夏天、寒冷的冬天相比，春天明显是最不好跑的，因为有柳絮这一麻烦的对手。不过，我还是最喜欢春天，毕竟我是4月出生的，虽然北京的春天很短，但我还是会尽量去欣赏它、珍惜它。 有一天早上，我买了包子和豆浆，走到校园里的静园坐着吃。忽然间听到有一位女生准备英文报告（presentation）的声音。她发音很有力度，我扮演听众角色，感觉到她的认真和刻苦。我和她打了个招呼，表明自己身份，我们开始用英文交流。她告诉我，她每天早上都来这里练英文，毕业后想出国读书。 北大学生对英文水平的追求是令人惊讶、钦佩的，像那位女生一样从宿舍跑出来练口语的学生非常多。我几乎没有看到过日本大学生在校园里发音练习英文的场面，我也问了正在日本上学的几个朋友，他们也说没看到过。我猜测，如果一个人在外面自言自语，周围人会不由得觉得此人疯了。为什么日本的大学生与中国大学生这么不一样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客观原因，大部分日本大学生不住在学生宿舍，而在外面租房子，等于有私人空间，因此，没有必要走到外面说英文。其次是民族原因，日本人有在公共场合保持沉默，扮演内向，服从秩序的习惯，因此，在大家眼里，无论如何，在外面大声说英文是违背公民道德的。最后是主观原因，日本大学生没有中国大学生那么强烈的渴望好好掌握英文，因此，根本没有在外面练英文的意识。 我最关注第三个方面，毕竟是主观因素，可变性最大。中国学生对英文的渴求和执著，日本学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不过，任何事情都是硬币的双面，表里一体，有利有弊，有舍有得。中国学生学英文的热情有时也导致另外一个极端。 2008年的夏天，我帮30个中国80后申请赴日团体签证。日本的官方与中国一样，手续很让人头疼，要严格遵守规则填写申请表格，一个人填错就很麻烦，要重新来一次。我就让所有申请者同时聚在一起填写，我在现场把关。 检查交上来的表格后发现，三分之一的人写错了，错误方式高度一致：在应该用英文字母填写名字念法（意思是请填写您户口上名字的拼音）的地方，竟然写了他们主观认知，而非户口上登记的英文名字，比如，tom、bob、robert、cathy等。 我很吃惊，但一瞬间解答了我过去无数次感到过的疑惑。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英文名字，背景很清楚——改革开放。在对外交流不断增多的今天，用英文名与外国伙伴交流确实更容易和平相处。毕竟，对我们老外来说，中国人的名字的确不好念，很多的时候甚至不知道怎么念，很费劲儿。 问题在于，许多中国年轻人，尤其80后和90后的思维观念和表达方式已经彻底变成英文化了，用不好听的话来说，全盘西化了。包括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不叫自己王明或李雪，而叫franklin或amanda。根据我在北大留学期间的经验，中国学生之间，尤其在与国际交流有关的社团里，都互相叫英文名，邮件也用英文。我则始终被卷在他们的游戏规则里面，对我来说，与中国人沟通还是用中文名字，邮件用中文舒服一点。因为，我们生存于东方文化，为了双方能真正理解对方的意思，还是用本土化的语言精确一点。 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比日本学生高是个不争的事实，相信这是中国学生刻苦练习英文取得的成就。日本人做不到本国人之间说英文，一般也没有英文名字。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人的名字比较好念，日本人也不那么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另一方面或许是日本人对自己国家历史和民族传统的执著。 名字与语言是自我认同（identity）的核心。倘若“00后”的小朋友已经有英文名字，并用它经营自己就有些危险了，必须加以警惕，因为这很有可能逐渐失去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思维观念，这点也正是我坚决反对中国孩子过早（比如幼儿园或小学）开始接触英文的根本原因。那些从小在英语和汉语双重语言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们很难建立自我认同，哪一种语言都掌握得马马虎虎。 应该回到初衷，起英文名或用英文名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了方便交流，而不是消失自我。其实，不仅年轻人需要引导，那些引导年轻人学习的大人更应该需要引导，因为有些现象实在令人深思，绝不能说大人比年轻人做得好。 2010年5月，我有幸出席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了主题演讲。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是来自国内外权威学术机构的专家，我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很不适合在那里坐着。说实话，我很不习惯那种充满官腔儿味道的学术会议，大家互相说套话，拍马屁。我明显是最年轻的，其他代表的年龄跟我母亲差不多，主办方却给我提供与他们同等的待遇，很令人感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文比英文重要（2） 中文比英文重要（2） 毕竟是国际研讨会，就必然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懂得汉语或英语，所以，主办方准备了同声传译。我说中文或英文无所谓，但毕竟中国国内的学者占多数，这里也是中国，就入乡随俗得了，何况，我的中文比英文好。 会议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多数中国学者用英文来讲话，显得很自信，好像特别想借此机会确认并张扬自己的英文水平的样子，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念稿。 我在中国生活有个原则，不跟中国人说英文，不跟西方人说中文，除非是大山、朱力安那样把中文说成跟中国人没什么两样的资深老外。我听会场的中国学者嘴巴上讲着英文，感到很别扭。而且，有些学者的英文水平不怎么样，还非要说英文不可，怕伤自尊似的。 其实，我在中国看到过很多次类似的学术场面。此刻我很想说，在中国举办的带有中英文同声传译的国际学术会议，应该建立一个明文化的原则，即任何一个出席者或演讲者都务必用最能准确表达意思的语言发言。中国人说中文，美国人说英文，其他母语非中文或英文的人就自己判断哪一种语言更容易表达。 有些中国学者最好不要出于炫耀自己英文水平或显示自己的学术地位去乱讲英文，这是对同声传译者的不尊重。有个中国学者跟我说，他说英文是为了减轻同传的负担。对不起，您错了。作为经常做同声传译的人我很清楚，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听清楚，这样才能保证说清楚。前者比后者更迫切而关键。最好的方式是听母语，说外语。中国学者自以为是地乱讲英语，还说不清楚，这对同传者来说才是头疼的问题。 我曾在国际会议上遇到过一位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他表现得很低调，与其他如前所述的学者不同，踏踏实实地用中文演讲，把沟通任务彻底委托给同传。到了茶歇时间，我看到他和英国学者私下聊天的场面，大吃一惊，他英文简直是perfect！绝对是在会场上说英文最好的中国学者。在我看来，那个人才是合格的参会者。 最后，我顺便讨论一下今后中国年轻人面对“如何处理母语与外语”问题上的核心问题——如何增强语文的生命力。 2010年4月18日，我受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邀请出席了由语文出版社、中国教育学会及《教育》杂志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中学语文教学论坛”，并做了演讲。 来自全国各地官方和民间的资深教育专家和语文老师相聚，只有我一个人是外行，又是老外，有些害羞。没办法，王旭明非要我传授怎么学习中文的。 讨论的主题大致是：怎么改革语文教学的课程，即所谓课改。有人认为重点在于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有人认为现有语文课完全被政治课、历史课等其他课程侵犯了，脱离了语文课本身；有人主张语文课必须培养孩子们的综合文化素质。 我第一次了解到，语文教学目的早在1963年就确定，即教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关键词无非就是理解和运用，前者指的是知识，后者指的是能力，出发点在知，而终点在行，即知行合一。 上台后我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在七年前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汉字都不会写。现在，读写中文已经彻底融入我血液中，我将把中文阅读和表达视为一辈子的事业。中文是文化底蕴很深厚的语言，外国人不好接触，只懂语言远远不足，必须了解背后的文化，这叫做“学语文”。 我的汉字水平极差。当年高考，满分800分，我得了769分，其中在汉字上足足被扣了20分。有点讽刺的是，最后我选择来到中国，这个使用汉字的国度。 我的“语文印象”很明确：语文是最重要的，覆盖面最广。英语、数学、历史、道德，甚至理科，一切都是以对语言和文字的理解和掌握为基础。学语文也是培养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重要过程，所以我很后悔没好好学语文。 如前所述，我对中国的孩子过早接触英文有意见。家长要求独生子女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学习英语，甚至很多家长和学生把50%左右的精力放在学英语上。如此早接触英语，很容易和国语混乱。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学生的外语水平提高很慢甚至停滞不前，80%以上的可能就是因为语文基础不够牢固。一个中学生不可能完全靠外语思考事物的，必须经过国语的系统理解外语，表达外语。那么，国语的阅读、思维、逻辑、表达能力极为重要，它甚至决定一个孩子的英语能力。 周围人问我：“那加藤，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语？” 我回答说：“英语13岁，汉语18岁”。我17岁时toefl几乎拿了满分，开始做日英——英日翻译。相比较，我的汉语水平还有待提高。 能否学好外语，关键不在于学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方法和策略是否正确。我想趁课改说一点：在全国人民盲目迷恋英文教育的形势下，增强中文的生命力才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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