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学通史》 简介 这是一部很出色的学术论著。 对于鲁迅研究的全部历史和种种有关的研究论著，都作出了确切的评价，真可以称得上是十分谨严的史家笔法。 这部论著更为出色的成就是总结了不少有关学术史的共同规律，阅读起来更具有启发的意义了。 最为难得的是这部论著还思考了有关人类文明建设的不少问题，因而显得高层建邻瓴，肯定会给予学术界明显的影响。 作者简介 张梦阳 男 1945年3月生于甘肃天水，祖籍山东临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在北京二中读六年中学，从韩少华、潘逊皋、陆庭栋等老师处受益颇深。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革”中毕业分配到农村教书，在艰苦环境中仍坚持读书、写作。1979年在林非等老师帮助下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专攻鲁迅学，20余年来从未敢有丝毫松懈。主要著作有：《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主要编者)、《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静斋梦录》；新撰论文有《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等；译著有《中国人气质》(与人合译)。现正撰写《中国鲁迅学通史》，并准备创作反映20世纪中国学者精神历程的长篇小说《浊世清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内容提要 《中国鲁迅学通史——20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与理性反思》包括以下三卷： 上卷 主要界定鲁迅学和鲁迅学史的概念和内涵，阐明研究鲁迅学史的意义以及本书的框架与要义；从宏观上描述作为20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鲁迅学的发展史。 下卷 从微观上透视鲁迅学研究的一些专题，对《野草》学史、阿q学史、狂人学史、《故事新编》学史、杂文学史等主要专题学史进行学术梳理；对鲁迅学中鲁迅本体与鲁迅映象的关系、学术哲学问题以及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精神解放、思维变革的双向互动进行理性反思。 索引卷 20世纪中国鲁迅学论著资料的要目索引，分为编年索引、专题索引，分别按时间顺序和学术专题编排，便于检索。 本书仅止于中国内地部分，港澳台部分除个别特例外暂不涉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鲁迅本体与鲁迅映像 ----20世纪中国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征求意见稿) 一、“精神文化现象”解 宋代苏子瞻之徒讨论过如何给“精神”一词下定义的问题，结论为“精出为动，神守为静，动静为精神”。《淮南子》“精神”注则为：“精者神之气，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说其意，故曰精神。”《庄子·知北游》又有“澡雪而精神”一说。总而言之，不管怎么解释，都把“精神”解为人之灵气，生命之核心，灵魂之根柢。 西方大哲黑格尔更是看重精神，把精神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并有一部高深难测、超凡深刻的《精神现象学》传世。 精神当然不是世界的本原。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发展的最高结晶----人脑和人的高级神经系统的属性，反转来又主宰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行为。 “文化”这个词汇最早见于《易·贲》：“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其所指当包括诗、书、礼、乐、风俗、信仰以及与之适应的社会制度。以现代意义理解，文化则是人类的意识形态、生存方式、社会组成规则、个人行为模式以及精神的物化产品如书籍、典章、艺术品等等的总称。而文化虽然宏大，却涵盖不了精神，精神则可以容纳文化。因为精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主宰着文化的形态和走向。 所以，精神乃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宇宙间最绝妙的造化，人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的标志，人类思想意识与文化行为的最核心的主导。倘有精神，一个人即使如霍金那样肉身全部麻庳、只剩下一颗脑袋和三个手指，也仍能在剑桥大学讲授大爆炸、黑洞和宇宙的起源，进行最辉煌的创造，成为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倘无精神，即使体魄强健，也只能是与动物无别，不过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罢了。倘有精神，一个民族，即使从形式上被灭绝了，也会最终挺起精神的脊梁，重振雄风；倘无精神，即使形式上仍很强大，表面上似乎更加繁荣，也早已从实质上被灭绝和同化了。因为有精神存在，所以宇宙才显现出了它的辉煌；精神不存在了，茫茫宇宙只是无知无觉的无边混沌。 人类史上有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一个宗教领袖能使信徒们一代又一代、千百年来信仰、崇拜，如神魔一般控制着人们的灵魂，年年都要不惜一切地前往朝拜；一部宗教经典，也如有无穷法力，引得信徒长年颂读，为其中的某个经义的解释而争论不休，甚至分成教派，引起战争。 其实，这都是精神的魔力在做怪。一个领导者，倘若仅是从行政上进行管理，无论多么严密，充其量也只能是优秀的行政长官，并不能控制人心，产生一种精神维系力；倘若能深入到人的精神核心中去，成为所谓精神领袖，就会像有了魔力，使亿万人发自内心地跟他前行，赴汤蹈火，再所不惜。一位作家，倘若仅是从文学上描写和反映人类的生活，无论多么优秀，充其量也只能是卓越的文学家或语言艺术家，并不能把握人的灵魂，使人们心向往之；倘若能直刺到人的精神深处去，淋漓尽致地将人的灵魂抖罗出来，予以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解剖，加以评说，成为人类精神的分析家，就会如一些精神领袖那样长久牵制着人们的心，无论是崇拜还是反对，都始终难逃他的幅射，总要把他当成一个热门话题，争论不休，研究不尽。 这其实是人类史上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所谓精神文化，就是由灵魂深处幅射、迸发出的一种高层次的精髓文化。精神文化现象，就是这种精髓文化外显出的一种“在场”形态。它与一般的民俗现象不同，是一种深刻的引发人的灵魂波动的精神“地震”，具有深邃的刺激力、宏大的震撼力和恒久的影响力。 二、鲁迅本体与鲁迅映像 回眸20世纪中国的精神文化史，无论你站在什么立场，持有什么观点，甚至怀着什么成见，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一位文化巨人，身材瘦小，疾病缠身，仅生存了半个多世纪，著作不算浩繁，也没有长篇巨制，却能在生前就以雷霆般的精神力量震撼了中国精神文化界；身后更以其精神之力撼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文化群体都要对他做出反响，所有历史阶段的思想论争、精神碰撞都要迸发出他的火光，有的崇拜，有的赞颂，有的利用，有的扭曲，有的攻击，有的讥讽，有的谩骂，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所遭遇的精神反弹都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的存在和对他的反响，构成了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景观，形成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 这位文化巨人，就是鲁迅。 我愿重申十多年前在《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开头所写过的话： 鲁迅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 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 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以浩大的气势、猛烈的威力、锐利的 笔锋、深湛的思想深入到文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社会 学等各个文化领域，锋芒所向，几乎无不引起带整体性、全局 性的深刻革命，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 奇迹般的功绩。他去世后的近五十年中，人们日益感到他的伟 大和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当以后的历史实践日益证明他思 想的深刻性和预见的正确性时，人们不禁要回首仰视这位文化 巨人的巍峨雄姿，发出啧啧惊叹之声。 这就是鲁迅在我心中映射出的形象，与别人心中的鲁迅形象可能一样，更可能不一样。鲁迅本体只有一个，在人们心中映射出的鲁迅形象、我们简称之为“鲁迅映象”却是无限多样的。的确是一千个鲁迅读者心中可能有一千个鲁迅映象。鲁迅本体的唯一性与鲁迅映象的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内在联系。 唯一的鲁迅本体之所以如此恒久地产生如此强烈、深刻的无穷多样的鲁迅映象，首先是由于其自身的精神性所决定的。 鲁迅从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个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突出特点：不是为了描摹生活，也不是为了自抒胸臆，更不是为了写出华章美文以留才名，而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他始终把改变人的精神当作提倡文艺运动的“第一要著”。这是因为鲁迅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他在20世纪初写的《文化偏至论》中，就突出强调“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逆过度崇奉物质而抹煞精神的世纪潮流而动，主张兴作渊思冥想之风，复苏自省抒情之意，“尊个性而张精神”。在另一篇重要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又大声疾呼发扬国民精神，在荒落的中国思想界苦苦求索“精神界之战士”。自此，探索人类的精神现象，致力中国的精神革命，贯串了鲁迅的一生。 鲁迅本体的精神性又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具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深邃性，深入到了人类的精神根柢。鲁迅青年时代的奋斗是在“既非赞同，也非反对”的无边寂寞中告终的。辛亥革命之后，他更是陷入了失望之中，在北京绍兴会馆里钞古碑，辑录《嵇康集》，猛攻佛经。他曾对至交许寿裳说道：“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1)释伽牟尼这位大哲究竟启示鲁迅解决了哪些问题呢？鲁迅没有直接说出，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可以体悟出来，他毕生都在探索着生死有无这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他认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坟·写在坟后面》)终其一生，都以极为清醒的“中间物”意识，冷峻地对待人的生死、宇宙的有无，一一消解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不承认永恒的存在，拒绝逃离世间的逍遥超脱，宁愿在苦难中、在毁灭中亲证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那有名的“过客”正是鲁迅的自喻，拒绝一切施舍和诱惑，也拒绝一切希望，为了反抗绝望而悲壮地前行。鲁迅虽然并不信仰什么宗教，却从释迦牟尼那里获得了知音，浸染了某种宗教式的精神性，也获得了吸摄人们灵魂的精神领袖式的魅力。而且，“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2)，看事论人总能锲进根柢，上升到耐人寻味的哲学境界，因而以后无论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争，还是有关人类前途命运的讨论，都无法回避鲁迅所曾提出的这些根柢性的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总要由他那里引发精神上的碰撞。 鲁迅深邃的精神性又不是以抽象说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是用富于形象性的艺术手段予以表现的，因而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反响也必然强烈。例如“精神上的胜利法”这一理论上的独创性的发现和概括，就是通过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活生生地表现出来的，这就比一篇论文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了。鲁迅关于中国历史和封建传统的许多论断，也都是用形象的话语表达的，例如在五四文化革命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中把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在杂文《灯下漫笔》中把“所谓中国的文明”概括为“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都给人以极为强烈的印象，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都会受到深刻的刺激，产生激烈的反响。 而且鲁迅的这种深邃而形象的精神性的幅射面又极为广博，古今中外、三教九流无不涉及，这样引发的反响也必然极为广泛，几乎牵动了各个阶层的神经，令读过鲁迅的人无不作出反弹。 并且，鲁迅的这种深邃、广博、形象的精神性又是极为尖锐的。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直面人生，正视残酷的现实，撕破“瞒和骗”的面纱，将现世中的各类人们的灵魂无情地抖罗出来，对丑陋者予以辛辣的讽刺与毫无情面的评说，令人或者恼火，或者震惊，或者反击，或者醒悟，无不产生极为强烈的反响。鲁迅不愧是一位人类精神的分析家，中国人灵魂的最为尖锐、深刻的解剖者，民族精神的最为精警、深邃的反省者和民族脊梁的最为突出、坚韧的代表者。仅从这一点说，他就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深邃、广博、形象、尖锐的精神实体，一个长满芒刺、充满悖论的矛盾球，引发长久、多样、强烈的反响，出现各种各样的鲁迅映象，完全是必然的。 鲁迅临终前不久，在杂文《“这也是生活”……》中强调给名人作传要顾及全人和他所处的生活状态，不要一味突出某一特点或某一片面，倘若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也预言了他身后的遭遇：多少年来，人们对鲁迅的认识，也有盲人摸象的意味，摸着脚的人以为像柱子，摸着耳朵的以为像大蒲扇，摸着牙的以为像尖石，摸着肚子的以为像土山，结果全不符合真相。这里存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鲁迅作为客观对象实在是太复杂，太多棱角、多侧面了，对他的认识很容易只见一面而忘全人；作为鲁迅的认知者，主观上又往往有失简单、片面，不能以复杂多极的思维方法全面地认识鲁迅。所以，仅从认识论根源和思维方法上考察，就会发现唯一的鲁迅本体产生无穷多样的鲁迅映象的必然性：面对极为复杂、多棱角、多侧面的鲁迅本体，在处于多种不同视角、不同地位的认识者心中必然出现无穷多样、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 同时，对鲁迅的认知还受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制约，各个历史阶段都只能从当时时代环境的具体范畴内认知鲁迅，不可能超越时代，也不可能割断与过去时代的历史联系。各个历史时代从当时理论高度正确地反映鲁迅本体或某个方面的鲁迅映象，都有其不可否定的历史价值。这些鲁迅映象之间的关系是共生互补、互相衔接的，而不是相克互灭、不可共存的。如30年代瞿秋白、40年代、50年代陈涌、80年代王富仁、90年代汪晖等等的鲁迅映象，就是共生互补、互相衔接的，后人不应否定前辈，前辈也不必压制后人。正是各个历史阶段的包含正确因素的鲁迅映象所构成的学术链，组合成了逐渐趋近于真相的鲁迅映象。对鲁迅的认知史就是这样不断发展的。 所以，要认识复杂的鲁迅，就必须具备复杂的头脑和科学的精神，从各个视角、各个侧面去进行观察，包容各个历史阶段的具有正确因素的鲁迅观。否则，是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鲁迅的。这就是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鲁迅认知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以上是从认识论根源、思维方法和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认知的视角出发，考察鲁迅映象多样性的原因，由于这种原因而产生各种各样的鲁迅映象都无可厚非，以后注意提高认识水平、改进思维方法就是了，只要努力，就会逐步产生趋近于真相的鲁迅映象。严重的是还存在内心动机的问题，因为鲁迅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他无比显赫的声名和无法抵御的影响使有些人想利用他，有些人想抹煞他。 想利用他的人，往往采取“神化”的方法捏造出一个假鲁迅，唯自己的功利目的是用。 想抹煞他的人，往往施展“丑化”的手段也捏造出另外一种假鲁迅，唯攻击为能事。 还有另一种人，他们既无“神化”之力，又无“丑化”之能，而是不愿有人比自己更突出，就以小市民之心度鲁迅之腹，硬要把这位多少年才能出现的伟人拉到与自己一样的水平线上，“俗化”鲁迅，同样也是在按照自己的臆想捏造假鲁迅。 这样，就必然产生多种多样、更加稀奇古怪的鲁迅映象，其中有真有假，令人眼花潦乱，难以辨别，不禁为之惊讶。 三、都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其实，大可不必为之惊讶，因为无论是鲁迅本体，还是由此而引起的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都是一种正常的客观存在的精神文化现象。 如前所述：所谓精神文化，就是由灵魂深处幅射、迸发出的一种高层次的精髓文化。精神文化现象，就是这种精髓文化外显出的一种“在场”形态。它与一般的民俗现象不同，是一种深刻的引发人的灵魂波动的精神“地震”，具有深邃的刺激力、宏大的震撼力和恒久的影响力。而在20世纪的中国，鲁迅正是这种高层次精髓文化最突出的代表，他在20世纪之初就如闪电一样刺破了近代中国的精神阴霾，在新旧转型的精神变革时期起到了超人一等的作用。因而也引发了直刺中国人灵魂的精神“地震”，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反响和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如今，这种精神转型非但没有过去，而且碰撞更为激烈，斗争更为深入，反响更为多样，映象更为杂色，当是十分正常的。如果在这个时期，鲁迅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也产生不了什么反响，或者有反响也是清一色的赞颂，还是那扳着面孔、一味斗争的鲁迅映象，倒是反常的了。 需要做的工作是对各种各样的反响、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及其与鲁迅本体的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鲁迅研究的正宗 ----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征求意见稿) 一、 鲁迅映象的多样性与鲁迅研究的确定性 鲁迅映象是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是否都属于鲁迅研究的范畴呢？不是的。即使历来被从名义上划归鲁迅研究的某些论著，从严格意义上说也并非正宗的鲁迅研究。 什么是正宗的鲁迅研究呢？一言以蔽之，正宗的鲁迅研究就是对鲁迅本体的还原。历来的以鲁迅研究为论题的著作浩如烟海，其中很多是“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借鲁迅以发挥自己观点，达到自己目的；还有很多是仿照前人的既定模式进行诠释，又没有自己观点。人皆有说话的权利，他们愿意这么说这么写，我们无法干涉，但是作为正宗的鲁迅研究来说，不应该这样做，而必须把还原鲁迅本体作为自己的宗旨。因为尽管鲁迅映象无穷多样，鲁迅本体却只有一个，具有无可改换的确定性，作为科学形态的鲁迅研究只能以还原这个确定的唯一的鲁迅本体为宗旨。 所谓以还原为宗旨，就是坚持“面对实事本身”的原则，致力于“让人看到实事本身”，借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从希腊文词义上对现象学的解释来说就是：“让人从自身展示之物出发，如它从其本身所展示的那样来看它”。从认知逻辑和思维方式上说，是排除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先期假设，努力科学地“还原”鲁迅和他所处时代环境的本来的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的真实面貌和固有特征。从学术范型上说，是以求真、求实为最高标准。80年代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代表了鲁迅研究界向这一类型回归的意向。还原型的鲁迅研究又分两种，一种是实证还原型，致力于史实、著作和全部有关资料的搜集、考证、注释，努力“还原”鲁迅本体的“原本性”的“原印象”；一种是理论还原型，以鲁迅本体的“原印象”为基础，在不断的反思中，努力还原鲁迅固有的“原真性”的精神特征和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这种“原真性”不是在直向思维中对意识客体直接把握的“原本性”，而是对各种意识行为内在实质的感受与把握，所以只有在反思中才能显现出来。 因此，在诸多鲁迅研究类型中，只有还原型才是鲁迅研究的正宗与主流，只有它称得上是一门学问。当然，这种研究类型不能以口头的自诩为标志，在口头上，所有的学派和研究者都是自称“求真”、“求实”的，任何人都不会说是在搞伪学术，但是一究诘实际，就大不一样了；还不能以对鲁迅是赞颂还是批评为分水岭，鲁迅当年就曾以郑板桥的两句诗赠人：“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1)。“搔痒不着”的赞颂，只能表明其人的平庸，在学术史上毫无价值，而原创性的“入木三分”的批评倒可能有其不可抹杀的意义。关键在于是否在学术研究中真实地贯彻了还原的原则。 二、鲁迅研究与鲁迅本体 正宗的还原型鲁迅研究纵然力图真实地还原鲁迅本体，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如愿。 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环视(umsicht)在发现着，这就是说，已被理解的‘世界’在被释义。”倪梁康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自以为在发现世界，实际上，我们所发现的世界是我们已理解的那个世界”。(2) 正宗的还原型鲁迅研究学者力图真实地还原鲁迅本体，但是他们所还原的鲁迅映象只是他们已理解的那个鲁迅，与客观存在的鲁迅不能完全契合。作为“此在”的理解与作为“存在”的被理解者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又不可能等同的关系：“此在”应力图理解“存在”，“存在”也要依赖“此在”外显自己的场所和情景；然而，“此在”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存在”，“存在”也永远不可能依赖“此在”完全外显自己的全貌。 鲁迅本体可分为两部分：本体的著作、思想、生平和本体所处的外部时代环境以及与外界精神文化思潮的联系。就本体内部的研究来说，研究者可以越来越深入、细致、完整地理解和阐释鲁迅本体的内涵，却永远不能穷尽其中的意蕴，达到完全的契合；就本体外部的处境和联系来说，研究者可以越来越真实、系统、全面地了解其中的全貌，却不能完全再现其当时的场所和环境。 而从研究者的主体来说，无论他怎样客观、冷静，都不可能不带主观色彩，不可能脱离他所处时代的具体语境，他所力图还原的鲁迅终归还是他心中的鲁迅，不可能与存在者的鲁迅完全一致，而只能实现趋近性的还原。 三、宗旨是趋近性还原 尽管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性的还原，正宗的鲁迅研究还是必须以还原鲁迅本体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因为倘若不以此为根本宗旨，离开了求真求实的根本原则，就失去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就会距离鲁迅本体更其遥远，完全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学术研究了。 那些从功利出发借鲁迅以发挥自己观点的，甚至把鲁迅当作工具、任意扭曲为自己的功利目的服务的，或者蜷缩在奴性窠臼中以诠释、模拟他人观点为能事的，我们纵然只能从学理上予以抵制和批判，没有办法限制人家说话的权利，但是在研治学术史中，却可以把其划在正宗的鲁迅研究之外：尽管你有说话的自由，却不能进入正宗的学术领地。在这个严肃的领地里，只能以求真求实的趋近性还原为宗旨。也正是因为经过艰难努力才能趋近鲁迅本体，稍一放松就会偏离真实，所以我们才更有必要强调这一宗旨，明确地作出这样的定论： 正宗的鲁迅研究----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鲁迅学----正宗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形态 一、 什么是鲁迅学？ 鲁迅研究的正宗是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那么，究竟什么是鲁迅学呢？ 鲁迅学是正宗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形态。所谓学科化，就是发扬求实求真的宗旨，使鲁迅研究上升到体系化、理论化、专业化的境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鲁迅学这门独立的学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是本体还原层。这一层可分为内学与外学两大体系。内学体系是对鲁迅本体的著作、思想、生平、人格的还原与阐释；外学体系是对鲁迅本体所处外界时代环境以及与外部精神文化思潮联系的还原与阐释。内、外学两大体系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在相互交叉、相互融通的还原与阐释同构成了鲁迅精神文化实体。 第二是历史反思层。这一层是在本体还原层基础上，把鲁迅本体置于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历史范畴内进行评估，对鲁迅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性进行理性的评价与反思，并由此抽出一些带有人类深层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 第三是现实观照层。这一层是在本体还原、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对鲁迅在现实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正负面意义进行观照和探讨。 这里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第二层所说的鲁迅的“局限性”与第三层所说的鲁迅的“负面意义”。这两点都颇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令人误以为是对鲁迅的不敬。其实并非如此，作者是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无限敬意并力图以鲁迅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思虑再三后才写出这两点的。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负面意义”，鲁迅是人，而不是神，不可能超脱在外。鲁迅最可贵的地方正是始终强调自己是历史的“中间物”，始终不断地无情解剖着自己，克服着自己，从而不断前进。他也始终盼望听到切中“真症候”、“入木三分”的中肯批评，那种只知一面赞颂、不会全面分析的态度正是违背鲁迅精神，违反科学的辨证思维方式的，是一种低级、片面、蒙昧的精神状态，是为鲁迅所不取的。鲁迅学既是正宗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形态，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怎么能不讲科学，不讲功过正负两面的全面分析呢？ 鲁迅既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最为深刻、复杂的人，还是一个对人有最深刻研究的人，那么鲁迅学又是一门研究一位最深刻的人、并对他对人的研究进行再研究的特殊的人学。 而人最突出的特征、与动物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精神，因此人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精神，作为一门特殊人学的鲁迅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必然是人的精神，而且是一种最为深刻、复杂的人的精神----由鲁迅的精神和鲁迅对人的精神的研究所构成的鲁迅精神文化实体。所以，鲁迅学又是一门精神学。 推而广之，由于鲁迅本体极为强烈、深邃的精神性以及鲁迅与古今中外、特别是20世纪的中国精神文化现象极为紧密的联系，所以研究鲁迅学，必然也要研究古今中外、特别是20世纪的中国精神文化现象史，所以鲁迅学从一个侧面来说，又是一门以鲁迅为视角研究精神文化现象史的学问。 因此，简明地概括起来说，鲁迅学就是一门以鲁迅这个人和他的精神、著作、思想、艺术及其所处时代环境、相关的精神文化现象史及由此构成的鲁迅精神文化实体为研究对象、对鲁迅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性作历史反思、正负面意义作现实观照的独立的人文学科。 二、鲁迅学形成的学科条件及其本质特征 那么，为什么鲁迅研究能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他许多的作家研究都无此幸运呢？ 这主要是作家自身的条件所决定的。 世界上已经有相当一批人物研究、甚至作品研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足以称为国际性的“显学”。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学，德国的歌德学、黑格尔学，法国的司汤达学、巴尔扎克学，希腊的荷马学，意大利的但丁学，甚至《红楼梦》一部书的研究也成了“红学”。这并不是由外部的人为条件所决定的，而是由于这些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具备以下条件： 广博性。所有形成独立学科的人物或作品，无不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几乎囊括当时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精华，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各个人文科学领域，有的还深入到自然科学范围，反映了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各个侧面。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所有方面，涉及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各个人文科学领域。歌德，不仅在文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诸方面达到了时代的高峰，而且在博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但丁的《神曲》，实质是人类从封建的中世纪向现代资本主义纪元转折时期的百科全书。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大全。总之，只有具有充分的广博性，才可能为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的学科形成打下坚实、深广的基础。 深刻性。形成独立学科的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其研究对象还必须具有深刻性，深入到当时社会的最深处，人们灵魂的最深处。但丁《神曲》的深刻性，几乎达到令人颤悚的程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揭示了人类灵魂最深处的东西。曹雪芹的《红楼梦》使人们心灵深处感到震撼。这些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底蕴几乎是深不可测的，不知多少代人一层层地深掘下去，不仅没有穷尽，而且会时时出现更深刻的认识。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说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无穷。”只有经得起人的思想钻探机一代一代无穷深钻下去的人物研究与作品研究才可能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 独特性。无限广博的学识与巨大的思想深度相结合，往往会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与人格形象，在世界文化中往往是独一无二、独树一帜的，如珠穆朗玛峰突兀独立于群山之中，超越了平庸，超越了凡尘，引起世代学人的注目，激发起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盎然而往，经久不衰。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一门独立学科所需要的规模与深度，也才可能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 当代性。任何一门兴盛的学科研究，都无不具有当代性。诚如钱钟书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一文中所说：“近代一位意大利哲学家有句名言：‘在真正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是的，与当代现实毫无关系的学问，无论多么高深，都不可能形成热点。无论是宣布入世还是标榜隐世，从实质上说，所有学者的学术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现实有关，是明确或隐晦地从当代现实需要出发的。只是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有远近、深浅、明隐之别罢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与“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正是文化遗产研究的两大任务，而又以后者为重。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资料挖掘、整理、辨析，到一定阶段，可能有穷尽或饱和之感，但是从不同时代理论思维的高峰与人文科学的新境上去观照与分析，却又会出现新的认识，新的观念，达到更深的层次，拓展更多的侧面，永远不会穷尽。当然，这种与当代现实联系的紧密程度，首先取决于作家、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内涵与时代距离的远近。因此，能够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必须具备当代性，符合时代的深层次需要。不过，时代是不断变化的，此时不十分需要的，彼时可能需要，所以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衰冷热也可能起伏变化。有些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某一时代十分兴盛，后来却逐步衰退了，将来又可能重振，都是时代使然。 除了以上四点自身条件之外，一项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能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研究历史、研究规模与研究队伍，并且建立某种形式的专门研究机构。例如莎士比亚学、歌德学、黑格尔学等等，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整理、出版了系统的研究资料，早已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形成了国际性的规模，在各个国度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专家，并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鲁迅研究，就会感到鲁迅研究正好符合形成独立学科的全部条件。我们在论述鲁迅本体的精神性时谈过一些鲁迅自身所具备的优越条件，这里还有必要按照学科的形成条件作进一步的阐发： 广博性。鲁迅著作的广博性，不仅在中国20世纪精神文化史上少有比肩者，而且在五千年精神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世界精神文化史上同样是屈指可数的。鲁迅涉及了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社会心理学、精神现象学各个人文科学领域，并深入到了自然科学范畴，不愧是中国近代社会、人情世俗的百科全书。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懂得鲁迅。 深刻性。这是鲁迅思想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对中国国民性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以及思维方法的科学性、思辨性，迄今为止，无人企及，其深刻内涵远未挖掘穷尽。这看来是广大鲁迅研究学者需要继续奋斗若干年后才能更见成效的艰巨任务了。 独特性。鲁迅思想、人格以及由此构成的文体风格、艺术笔法的独特性，是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单是分析、研究这种独特性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就值得写一系列厚重的专著，成为一种独特的学问。 当代性。在中国文化名人中，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联系最紧密、最深刻的是鲁迅。有人说，如果鲁迅研究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那么李白、杜甫、司马迁等等文化名人的研究也都可以独立成学了。我并不否认这些文化名人的研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建立鲁迅学的现实必要性的确比其他文化名人之学大得多。因为鲁迅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价值与意义，实在是其他文化名人无法比拟的。 除了鲁迅及其全部著作本身具有形成独立学科的充分条件之外，鲁迅研究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深广，成果之丰硕，队伍之壮大，也是其他文化名人研究无法比肩的。 由此可见，鲁迅研究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鲁迅学，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鲁迅学又具有以下三点本质特征： 体系化特征。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四册《全梁文》卷论昭明《文选》中指出：“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所以由人物研究发展形成的专门学科，是指这位人物的全部著作及其蕴含的意义和独特的方法、风格、境界，是以该人物独特的深刻思想为核心，涉及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延及他所处社会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各阶层人们的心灵深处，所结构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体系。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德学就是以浮士德精神为核心，涉及当时德国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触及普鲁士社会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各阶层人们心灵深处，所结构成的一种不知满足地追求现代科学、力图从中世纪封建束缚中解脱的精神文化体系。但丁学则是以但丁的求索精神为核心，涉及当时意大利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触及佛罗伦萨市民社会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心灵冲突，所结构成的一种人类从中世纪向新纪元转折的新旧交替时代的精神文化体系。而鲁迅学则是以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彻底批判精神为核心，集改造中国国民性的诸种学说之大成与中西文化之精华，运用对中国近代世俗社会的讽刺笔法所结构成的一种新旧转型时代的精神文化体系。 跨学科特征。这样，鲁迅学就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一门学科之内，它必然如鲁迅本体那样具有很大的广博性，横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社会心理学、精神现象学各个人文科学领域，并深入到了自然科学范畴，是跨学科、综合性的特殊学科。 精神性。由于鲁迅本体所内含的极为深邃的精神性和哲学意味，鲁迅学也必然具有异常突出的精神性，是一种带有宗教特性又并非宗教的深刻的精神哲学，并与所处时代的精神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总之，从本质特征上看，鲁迅学是一种跨学科、综合性、体系化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学问。 三、鲁迅学研究的性质、方法及其意义 鲁迅学研究属于什么性质呢？ 非常明确，这是一种中立性研究。 胡塞尔有一句名言：“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1)所谓“中立性研究”，就是一种“排除成见”、“面对实事本身”的研究态度，是要超越阶级、政党、集团的局限，从人类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域内审视鲁迅这一精神文化实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现实中的意义。 这又颇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历来都宣称鲁迅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怎么在这里宣扬起超阶级、超政治的人性论观点呢？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大惊小怪。从人类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域内审视问题，恰恰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因此，只有从人类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域内审视问题，才能寻找到最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确道路。那种口头上一味突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要以暴力消灭其他所有阶级的人，恰恰是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只为一己集团利益服务的独裁者，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从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上说，马克思主义也一再强调观察问题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恩格斯说过：“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2)其实就是教导人们在认识世界、研究科学时，要“排除成见”，“ 面对实事本身”。鲁迅同样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总是冷静得近乎残酷地观察着客观现实，无情地揭露现世、包括自身的种种弱点和丑陋之处，呼吁人们挣脱“瞒和骗的大泽”，对那些自欺欺人的虚假作风痛恨之极，怎么可能反对“面对实事本身”的科学态度呢？ 所以，“中立性研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鲁迅本人的精神。 同时，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硝烟散去以后，所有的阶级都应对自己走过的历程进行冷静的自省和反思，看看哪些是对的，应该坚持；哪些是错的，应该纠正？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实践，有利于人类进程和人民幸福的就是对的，就应该坚持；反之，就是错的，就应该纠正。鲁迅先生苦斗一生，就是为了后代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后来倾向无产阶级，也是由于“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为了人类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他肯定不会反对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实践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何况，科学就是以人类的客观实践为唯一的真理标准的，鲁迅学要成为一门科学，也必须这样做。 总而言之，鲁迅学研究属于一种从人类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域内审视鲁迅这一精神文化实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现实中的意义“中立性研究”。 确定这样的性质，正是鲁迅学上升到科学境界的需要。 随之，鲁迅学研究的方法也应发生变革：不再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也不是以某一阶级、政党、集团的功利为是非，更不是谀墓式的“神化”，进行宗教式的崇拜，而是以整个人类历史实践的进退得失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对鲁迅这一精神文化实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现实中的意义进行历史主义的评价与全面、辨证的分析，运用科学的阐释学方法对其内涵做多角度、多侧面的深入阐发。 鲁迅是经得起这样的检验和评判的，因为他是鲁迅，而不是别人。 在从性质和方法上实现了这样的变革之后，鲁迅学就会具有真正的科学意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书评 读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 文：程致中 新世纪伊始(2001年8月—2002年12月)，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本(下称张著)。这部新作以其谨严求实的史家笔法和鲜明的学术个性，赢得好评如潮。与此前的鲁迅学史相比较，张著对科学学理精神的探求，特别值得称道。它的降生，鲜明地表现出学术史研究的理性自觉，标志着鲁迅学作为一门学科已走向成熟。从这一角度切入，我以为它在学术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上，表现出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 张著在“结论”中将鲁迅本体和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定位为“一种正常的客观存在的精神文化现象”，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高层次精髓文化最突出的代表，鲁迅学是一门以鲁迅为视角研究精神文化史的学问，而鲁迅学史的意义则是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来推动中国人的精神自觉。著者高层建瓴地返观并凸现出鲁迅和鲁迅研究的本质特征，使全书获得一个极富有创意的理论制高点，从而产生一种整合力和凝聚力。 从宏阔的精神文化背景透视将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进而“寻绎鲁迅映象与鲁迅本体相悖离或相契合的原因”，著者能于从容不迫的评说中，提出许多闪耀着智慧火花、令人叹服的创新见解。为什么推崇鲁迅而国民党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社成员郁达夫能够深刻认识鲁迅?张著并非从政治功利出发做出简单判断。而从国共两党“冷战”的背后，透析出隐含其中的东、西方两种文化精神的对峙；而郁、鲁二位精神本质同属于东方文化体系，故能相遇相知。著者还敏锐地发现，狂飙社与鲁迅冲突的实质是狂飙社的尼采精神与鲁迅精神的碰撞，“他们合也尼采，分也尼采”；鲁迅与梁实秋的冲突实质上是平民精神与贵族化精神的冲撞；鲁迅与林语堂的分歧，则是民族战士精神与西洋绅士精神的冲撞。将鲁迅学史上各种评论和争议纳入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这一大视野，许多学术史上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就能给出一个精彩的说法。 二大气恢宏的学术建构 在编撰体例上，张著的总体思路是从界定鲁迅学和鲁迅学史的概念、内涵，阐明鲁迅学史研究的意义出发，宏观描述作为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的鲁迅学的发展史，再从微观上透视鲁迅研究的若干重要专题，然后站在学术哲学高度对鲁迅学中若干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进而展望21世纪中国鲁迅学的前景和发展态势。除上、下卷外，另有索引一卷，使全书兼具学术性和工具性功能，更加和谐统一。全书洋洋187万言，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相渗透，称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全景式的学术通史。 在治史理念上，著者从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关于哲学探索有赖于历史研究的学说得到启发，特别关注“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活动”，主张将学术史研究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这种科学的理性反思精神，贯彻全书始终。“宏观描述”部分对各个不同时段、不同语境下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爬梳、辨析，其理论聚集点是鲁迅研究学理化的进程。全书以学理精神的萌芽、奠基、发展、受挫、重振和升华为“经”，而以同一历史时段不同学科、阵营、学派、学人对鲁迅的不同认识为“纬”，经纬交织，详略有度，对20世纪的鲁迅学史进行了整体观照。“微观透视”部分选择几个重要的专题学史进行学术梳理，各个专题均有一篇精粹独到的“小结”，提出若干相关的理论问题。例如，《故事新编》学史围绕三个有争议的问题，选择学术链的关节点进行纵向描述，而以“油滑之处”的评价贯穿始终，最后则以简短的“小结”归纳出诸种不同意见。杂文学史的“小结”准确地指出，80余年来鲁迅杂文领域的争论，归根结底围绕着如何认识和估价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成就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具体的理论探讨，则集中在五个焦点上。此类“小结”，判断精确有序，析理严密通透，既是某个专题学史的学术总结，又富于启悟性。 “理性反思”部分，借鉴现代阐释学、现代心理学和当代思维研究成果，就鲁迅研究中的认知逻辑、主客融合、学术范式、思维方式等等学术哲学问题进行广泛讨论，总结了诸多学术史研究的共同规律。特别是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精神解放和思维变革两章，对学术研究和人类精神建设中的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探讨。第19章深入地论述了鲁迅学发展与精神解放之间的互动关系；第20章无论对于20世纪中国鲁迅学八个思维期的划分，还是最后20年“开放思维期”思维变革五个特点的论述，都极富于创意。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凝聚着近一世纪鲁迅研究的宝贵历史经验，对于未来世纪鲁迅研究突破“知性”认识局限，实现理性整合，将会产生积极影响。“理性反思”部分以深沉的历史哲学思考，描述“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活动”，提升了张著的学术品位，它和“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两部分融合互补，相得益彰，使这部学术通史走向大气恢宏之境。 三平和中立的学理阐释 在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著者鲜明地提出两个理念：一是坚持“中立性研究”，不以一家之言代替“历史的总和”；二是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学理化，“以平和的学理精神去做”。这两个目标的追求，是科学学理精神觉醒的标志，也是治史者“史德”与“史识”的表征。除了全面、系统地占有学术史料外，著者还总结并运用了许多科学的理性反思方法，举其要者，论述如下。 其一，从客观事物及其所处历史境遇出发的认知逻辑。 鲁迅学的宗旨是对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以及这种“还原”下的现实观照，其最高标准是求实、求真，所以必须坚持“面对实事本身”的科学态度。张著受鲁迅治学风格和清代朴学家的影响，特别注重史实的发掘和审慎的考证，披沙拣金，探幽发微，多有鲜为人知的发现。面对学术史上的诸多疑案，也能从事实本身和历史境遇出发，做出新的解说。例如，发现邢桐华1930年就讲出了类似十年后才说出的话：鲁迅“在中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和战士”，由此看出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乃是时代呼声，并非哪个领袖人物凭空制造的“神话”。又发现钱杏村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即使观点有误，也是中国鲁迅学史上少见的学理丰瞻、分析细致的大论文，绝非创造社一些意气用事的文章可以同日而语，从而突破了过去将创造社和太阳社等同视之的旧说。关于鲁迅后期思想转变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张著在肯定瞿秋白从历史因素和内心动因两个层面分析鲁迅后期转变原因后，提出“精神层次升华”说，认为鲁迅后期思想升华到了“灵魂生活的天地境界和哲学境界”，从而拨开云雾，发现一片阐释的新天地。 其二，内在“还原”性的链环式学术史眼光。 学术史总是一环扣一环地向前发展，各个历史阶段鲁迅映象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衔接、共生互补的。各个阶段含有正确因素的鲁迅映象构成许多“学术链”，逐渐汇合成趋近于鲁迅本体“原真性”的鲁迅映象。过去出版的几本鲁迅研究史，并不忽视学术链的梳理，但往往偏于论著、学人、学派或学术观点的“曾在”的还原，这种还原大抵侧重于外在特征的描述。张著则另辟蹊径，对各个时段重点论著的内在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进行实质性的还原。以这种“内在‘还原’性的链环式学术史眼光”观察《呐喊》、《彷徨》学史，就不难发现王富仁的意义在于将研究视角从政治革命向思想革命转换，汪晖提出“中间物”概念则标志着研究向度实现了从外视角向内视角的大转移，而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将“中间物”概念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元点)来规定，对于扭转既往研究中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习惯性思维定势，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其三，运用辩证思维方式评判学术史上的得失是非。 实行“中立性研究”，就不能以某一阶段、政党、集团的功利要求作为评判学术史上得失是非的标准，也不能以对鲁迅的赞扬或批评划线，而应“以整个人类历史实践的进退得失为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这就要求研究者奉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原则，不为尊者贤者讳，只为实事求是言。张著高度评价王富仁纠正现有研究系统“偏离角”的历史贡献，但不讳言其试图以思想革命系统“代替”陈涌提出的政治革命系统而出现了新的偏颇。即使是最具权威性的鲁迅论，张著也以实证方法探究出两位哲人精神上“相通”与“相悖”的诸多特点，指出“文革”时期的鲁迅论既有真理性的一面，又有将鲁迅“变成自己权威的支持者”，对鲁迅形象造成某些消极影响的一面，进而提出“把真实的鲁迅从的负面影响下剥离出来”这样开心放胆的真知灼见。对学术史上那些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或被湮没的成果，也能不抱成见，重新评估；甚至有些谩骂的文字也一并收入，因为“首创者”的谩骂也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文献资料。著者对学术史和研究家的理解、尊重态度，以及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的大家风范，值得称道。 张著于事实的铺陈、考证之外，时有对于背景、根由、起因的透辟分析，显示出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为什么李长之不承认鲁迅是思想家?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只有诗人的激情却不懂政治，对鲁迅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人生感悟和文学艺术的层面上；再联系德国古典哲学的学术背景加以观照，指出他是以西方的抽象理念代替中国的具体国情，用德国思想家的标准苛求鲁迅。这就从主观与客观方面鞭辟入里地论述了李长之当年与鲁迅有些“隔膜”的思想根源。此类具有创造性和理论穿透力的阐释，书中并不鲜见。 四主客融合的学术境界 著者有过艾略特那样“最残忍”的大荒原意识和在“大寂寞中读自己”的灵魂交战，所以他对上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罹难和心灵创伤能够感同身受，激起共鸣。在这部通史里，他努力突破“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追求“主客融合”的学术境界，把客观对象的评述和个人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绘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幻史。冯雪峰1946年在《鲁迅回忆录》中正确地揭出鲁迅“内心极度深刻的矛盾”，后来却在《论〈野草〉》中，把《野草》表现黑暗与虚无的思想根源归于“个人主义”。冯雪峰思想观念的倒退，正是当年社会思想大滑坡的典型表现。闵抗生前后两部《野草》的对比分析，也从一个侧面描绘出一代学人从受到精神奴役到冲出精神牢笼的心路历程。 在著者与客观对象的学术对话与思想交锋中，也出现了主客融合的情境。著者以真诚、真心、平等的态度面对学术史和众多研究家，只要研究成果中有新的发现，就给以热情肯定和赞誉。特别对于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精心呵护、奖掖，也有中肯的分析与期待。著者坚守“以学术作为自己的生命”的信念，对于在青年读者中影响较大而又确实存在严重偏颇的著作，如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也直率地提出批评意见。王著有许多突出优点，但存在两个明显缺憾，即“过于偏重个人的生命本能而忽略甚至摈除了人的社会性的集体意识”，“过于强调绝望和虚无而抹煞鲁迅反抗绝望的内心理想”。著者认为“对这本鲁迅传的偏颇之处进行纠正和批评，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读到这些真情洋溢的学术对话和坦诚热烈的思想交锋的文字，怎能不被著者科学的求实精神，温暖的学术良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深深打动呢! 我以为，张著的价值不仅在于全景式地描述了20世纪中国鲁迅学史的全貌，让我们看到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的一个侧影；更为深远的意义还在于科学学理精神和求实、正派学风之倡导与实行。鲁迅学史上“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式的研究，五花八门的不虞之誉或求全之毁，都背离了学理化原则；过去社会上之所以出现一些对鲁迅的困惑和误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研究者忽视了科学的学理闸释，不能以理服人。当下学术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有碍于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虚伪、浮躁之风：有人以为不通过艰苦求证的研究程序，就可以信口开河，随意褒贬；有人以情绪化的宣泄代替真理的探求，把学术研究视为一种商业炒作；也有人热衷于谈禅说玄，或搬弄时尚概念名词，以知识碎片自炫；还有人把学术视为获利之具，晋身之阶，怎样能捞到好处，文章就怎样写。要想阻止学术车轮在空虚、浮躁、急功近利的轨道上继续下滑，推动21世纪鲁迅研究和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大力张扬科学的学理精神和求实、天上派的学风。黄修己先生说得好：《中国鲁迅学通史》“这本书最重要的是举起了一面学风之旗，为树立良好的、正派的学风提供了一个榜样”。 一部高品位的学术史著作，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我较为关注“理性反思”部分。或许正是这些“闪光”点，更有可斟酌之处。比如，对“内在‘还原’性的链环式学术史眼光”尚缺少必要的理论阐述。尽管著者确实取用新的“眼光”进行学术梳理，但它的概念内涵、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的特点，它的来龙去脉和方法论意义等，可惜语焉不详，倘若就此进行深入的学术哲学思考，或许可加强这部“通史”的方法论启发意义。再比如，全书反复论及东、西方两种文化精神，并将学术史上许多争论的思想根源归结为两种文化精神的冲突，无疑是新锐独到的见解。但是未能清晰、系统地回答：东、西方文化精神之主要特征及其对于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建设的影响，鲁迅学与东、西方文化精神之联系，对鲁迅的“异议”和“谩骂”与东、西方文化精神之联系，鲁迅学的各种民间形态及其文化追根等等具有迫切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如果新建一章“20世纪鲁迅学与东、西文化精神”或“鲁迅学与20世纪精神文化建设”，似可弥补上述缺憾，“理性反思”部分也会更为充实完善。这些想法，或有苛评之嫌，不知著者和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鲁迅学通史》“发热”的研究书 光明日报 张梦阳这个名字早就知道，但第一次和梦阳先生见面，是1999年夏天在昆明开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初见梦阳先生的印象是，嗜烟爱酒，平易近人，但言语并不多，只是谈起鲁迅来才滔滔不绝，条理清晰，让人觉得和这样一个人相谈，没个不被他的热情和理念感染，也不会拒绝他的感染。那时知道他正要着手写一本鲁迅研究之研究的书，即中国的鲁迅研究史。 两年过去了，此间和梦阳先生多有邮件往来，这边多在白天发，那边多在午夜两三点钟回，而且也总是情不自禁地要谈到鲁迅和书稿，这使我知道他的精神在深夜里的燃烧。干将莫邪十年铸一剑，用的是什么火候已不得知，梦阳先生潜心鲁迅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所费的心智体力且不说，能够使一个人不顾世俗的干扰，埋头陋室从事一项专题研究的能量，正是来自一种生命的燃烧。 现在这场燃烧终于又有了一个结果。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上下卷和索引卷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这部专著，拿在手里就像一块重重的大砖头。当然，书的好坏不在“形”，而在“质”，这道理谁都懂，但不知为什么，不论是在读它以前或读的过程中或读了以后，我总能感受到这“大砖头”在发热，总能感受到作者心血的奔流。但我不知道有这种感受的是不是只我一个人。 在日本开研究会，几个亲近的人，会后总要到小酒馆里喝上几杯，而许多话题、课题、问题也多是在正会后的“饮会”上产生的。去年的某一天，也是在这例行的“借酒交流”会上，吉田富夫先生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一谈起鲁迅来就发热？”吉田先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和鲁迅研究也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作为我们佛教大学中文系的“主将”，他常常能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的问题。我当时没能理解他提问的意思，也无从回答他的问题，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大家一谈起鲁迅来的确是“发热”的。最近读吉田富夫先生的新作《鲁迅点景》才知道，上面的“为什么大家一谈起鲁迅来就发热？”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他的独家专利，而是三十多年前一起在京都大学念中文系的高年级同学问他的。此时他这样写道∶ 已经是距今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收在本书中的《Ⅳ〈野草〉论》刚刚付梓，一时蒙住了，竟答不上来。因为心里虽浮现了些诸如鲁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沉重之类的耍小聪明的话，但那位高年级同学指出的问题，似乎洞见到了我的自以为是，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奇妙的感觉。(该书《后记》) 这段话是对鲁迅追踪者“热情”的追述和反思，把它和梦阳先生的《通史·代跋》放在一起读，就会在很多鲁迅研究者那里找到一个跨越国界的共通点，即热情和忍受寂寞的毅力。用梦阳先生在《代跋》里回答他“为什么陪鲁迅一辈子”的话来说，就叫作“大荒原上追‘过客’”！ 本来研究是最忌讳“发热”的，但“发热”却是中外鲁迅研究中包含的一个最大特征。梦阳先生的《通史》既是一部专业性极高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学术史，同时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连同作者自己——对鲁迅“发热”的一份记录，甚至《通史》就是从这种“发热”现象写起的∶ 回眸二十世纪中国的精神文化史，无论你站在什么立场，持有什么观点，甚至怀有什么成见，都不能不重视这样一个现象∶一位文化巨人，身材瘦小，疾病缠身，仅生存了半个多世纪，著作不算浩繁，也没有长篇巨制，却能在生前就以雷霆般的精神力量震撼中国精神文化界；身后更以其精神之力撼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文化群体都要对他作出反响，所有历史阶段的思想争论、精神碰撞都要迸出他的火光，有的崇拜，有的赞颂，有的利用，有的扭曲，有的攻击，有的讽刺，有的谩骂。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所遭受的精神反弹都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的生存和对他的反响，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景观，形成了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重要精神文化现象。 然而，即使按照纯学术的观点，也很难对包括本书在内的鲁迅研究中的“发热”现象立刻做出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因为鲁迅本身的确是一个“理”与“情”很难剥离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就像他所自述的“冰火”，使人在触摸他的理性时不能不感受到情感的燃烧，而且也很难不被这种燃烧所“热”。由此我想到了鲁迅当初立志文学时，是以“诗人”自命的。“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8页) 掩卷《通史》，在说它的“学术”之前，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再次强烈领悟到了“鲁迅”与包括鲁迅研究者在内的“读者”之间的那种经久不懈、与时共进、难舍难分、不可化消的情结，即“撄人心者”和“会解者”之间的那种充满紧张的情结。因此，梦阳先生说得对∶鲁迅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性的纯学术研究”。李冬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部通合的鲁迅学术史——评《中国鲁迅学通史》 [ 鲁道祥　2004年8月5日，阅读人数787人 ] 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从五四时期至今日，是引起文坛乃至社会关注最多的作家。八十余年以来，对于鲁迅及其著作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学术争论始终不休，逐渐形成了一部底蕴深厚、意味隽永的鲁迅研究历史。在此基础上，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在宏观描述和微观透视的纵横交错中，清晰地展示出八十余年鲁迅学术史的曲折脉络，并给予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爬梳、辨析和阐释，实现了鲁迅学学科形态的知性认识和理性反思的整合。 《中国鲁迅学通史》从宏观和微观相统一的凝聚点上淘洗、冶炼学术史料，并具有冷峻的兼容性和鲜明的开放性。张著上卷在宏观上通过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鲁迅价值与地位的各种认知理论加以梳理辨析和筛选，描述了着为20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鲁迅学发展史。下卷就着重对鲁迅学研究的一些专题，对《野草》学史、阿q学史、狂人学史、《故事新编》学史、杂文学史等主要专题学史进行学术梳理，对鲁迅学史中鲁迅本体与鲁迅映象的关系、学术哲学问题以及鲁迅学与二十世纪中国精神解放、思维变革的双向互动进行理性反思。宏观描述中撒网式地收集，难免遗漏了一些重要成果，未能将鲁迅研究成果中一些代表实质性进展的“点”清晰的“画”出学术链来。微观的梳理正好弥补了这一漏缺，显示了整体框架构思的新颖独到和书写路径的委婉多致。此外，对一些特别重要的个人学术成果以及最新出现的具代表性的一些青年学者及其文论，张著另列专章作者对其进行论述，并展望了今后鲁迅学的前景，体现出其兼容和开放的姿态。对鲁迅学术研究的不同学科、阵营、学派、学人对鲁迅的不同认识采取了客观公允的态度，张梦阳指出：鲁迅的思想本质与核心最精要之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而鲁迅学的最精要之处就在于对这种反思进行再反思。这种理性反思是以“唯实”为标准的，所以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连一些人对鲁迅的谩骂也写进去了。他认为，谩骂也要入史，第一个开骂或者骂出的一种类型的，都要如实入史，并且分析其根由、起因与背景。谩骂与异议一样，只要有其道理，都应该客观地摆出来，供人参考，鉴于当时历史情况复杂，尤其应慎重待之。在这一百八十万字的宏篇巨制中，张梦阳先生真正做到了信息翔实，锐意收集了丰富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的资料，尽力做到无所遗漏，然后按照鲁迅学的方方面面和各个专题对论著资料进行分类，最后进行梳理脉络、辨析阐述，上升到学理化的高度。这是一项庞大而又艰辛的工程，我们在张著中看到的很多资料都是以当时原版的报刊、书籍为文献基础的，客观地再现了历史上对鲁迅的各种反响、评论、研究和异议，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在书中再现，其中有许多文献资料还是作者首次使用的。为了完成这一百八十万字的巨著，张梦阳先生前后共耗去二十余年的光阴，可谓做到了呕心沥血！ “一部鲁迅学史，其实就是一部‘鲁迅映象’与‘鲁迅本体’之间不断悖离又不断契合的历史”。写出这部《中国鲁迅学史》除了卓越的史识和理论水平，还需要多向性的多极化的思辨能力，张梦阳先生没有囿于单一化的图式思维和扼杀个性的规定性思维，而是本着学理化的精神，基于“鲁迅学史就是二十世纪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历史”这一贯穿全篇的全新视角，完成了对鲁迅学史的理性反思过程。学理精神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必须全面地掌握自己所要研究地客观对象，对此进行层层渗透地比较、分析和综合，然后得出自己的独创与深入的思想见解来。正是学理精神，让张梦阳先生从研究对象林林总总的表现中间，找出它们所具有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在联系，更好地判断出此种历史进程中的各个反面和部位、存在的正确抑或谬误、收获抑或短缺、长处抑或不足，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地避免了盲目地推崇或否定。鲁迅学是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形态，科学的鲁迅研究是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还原的目的是为了在本体还原、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对鲁迅在现实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正负面意义进行观照和探讨，以获得对现实的借鉴。作为科学形态的鲁迅学史，对其理性反思的意义亦在于此。但张梦阳先生在学史上的每个研究者的论著及其丰实的原材料中，更是填充了睿智的理性反思。例如对于胡适、粱实秋等从英美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对鲁迅持异议的问题进行分析时，不是简单地赞扬一边而斥责另一边，而是分析了其中更深层的精神文化背景的根由，认为这里不仅有政治利害的关联，还与世界上的两种精神文化背景有关。尽管作者申明自己是以平和的心态来写这篇著作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见到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丰富的精神情感。例如张著写道：“陈涌使用自己的骨头、蘸着血，写作鲁迅研究的论文的”，评价李长之“毕其一生，无论遭到多大的灾难和不幸，都一如既往。”他的遭遇“折射出一部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世感”。就这样，张著构建了一部充盈个人色彩的与被研究者心心相印的性情之作，而又显示出悟性与理性的穿透力。 实现这样一部学术史的整合，没有观念上的一个新颖的立足点是无法想象的，“精神文化”是张梦阳的独特视角和出发点，并成为起领全篇的制高点。张认为：历年来的鲁迅学史都是一束束精神文化的投影，而不是把鲁迅和鲁迅学研究当作一种纯学术研究，包括所有对鲁迅的评价，质疑甚至诽谤苛责，张都视其为奇特而殊异的精神文化现象。沿着这个视角，许多难疑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在解决的途径上，张梦阳又提出了“通合学”的理论，“通”就是打通各种学问之间纵向与横向的界限和隔膜，“一以贯通”，融合贯通之意。“合”就是融合、整合之意，联系而言，所谓通合学就是疏通整合之学。通合学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哲学，一种宇宙观。张著中正是采取了通合的方法，在明了了学史上各家各派的观点合阐述的异同、长短、对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融合，从而形成自己新的观点，新的阐述，上升到新的境界。在宏观描述的梳理中，张肯定了各种视角、层面和范式的科学形态的阐释，由此经过通合学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鲁迅世界。再融合微观透视，将鲁迅研究放在多维视野中展现出多侧面、多角度的立体映象，并对鲁迅所处的历史时代进行通合，产生了新的整体性认识。 观览全篇，我们就会折服于张著的整体构思：抱定学理化的精神，从“都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视角出发，并以汪洋恣肆的鲁迅学史料资源充盈全书，走“通合”之路，以纵横贯通的“通史”结构统之，实现对鲁迅学术史理性反思的高度整合。这是《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独特学术意义之所在，它以鲜明的开放性，冷峻的兼容性，精确有序的方式，完成了对以往鲁迅学史的一次完美总结，尤其可贵的是在学理的阐析和全局的把握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和超越。随着创建鲁迅学的倡仪成熟化，鲁迅研究逐步向学理化和规范化的境界深化，张著的出现大大拓展了鲁迅学术史的视域，也昭示着新世纪鲁迅学研究的突破时代的到来。 (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2002级研究生　鲁道祥　430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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