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爱玲》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 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的舞台。去掉了，斗争便失去了活力。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 一　金锁记 由于上述的观点，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以一个小家碧玉而高攀簪缨望族，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原来当残废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于老太太一念之善（或一念之差），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于是造成了她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在姜家的环境里，固然当姨奶奶也未必有好收场，但黄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么高涨，恋爱欲也就不至压得那么厉害。她的心理变态，即使有，也不至病入膏肓，扯上那么多的人替她殉葬。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的人，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给“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也还得给不相干的群众义愤填胸地咒骂几句。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 当七巧回想着早年当曹大姑娘时代，和肉店里的朝禄打情骂俏时，“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她的丈夫，那没生命的……”当年的肉腥虽然教她皱眉，究竟是美妙的憧憬，充满了希望。眼前的肉腥，却是刽子手刀上的气味。——这刽子手是谁？黄金。——黄金的。为了黄金，她在焦灼期待，“啃不到”黄金的边的时代，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只能“低声”对小叔嚷着：“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 “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这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项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地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 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被爆风雨无情地扫荡了。雷雨过后，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晚了。“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完了，永久的完了。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悔恨。“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脑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她的痛苦到了顶头，（作品的美也到了顶），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忿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起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体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 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的俘虏，代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在上面所引的几段里，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着读者的怜悯。还有“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十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这些淡淡的朴素的句子，也许为粗忽的读者不曾注意的，有如一阵温暖的微风，抚弄着七巧墓上的野草。 和主角的悲剧相比之下，几个配角的显然缓和多了。长安姊弟都不是有的人。幸福的得失，对他们远没有对他们的母亲那么重要。长白尽往陷坑里沉，早已失去了知觉，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觉。长安有过两次快乐的日子，但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便是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的那样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long，longago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心坎。 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列几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还有什么描写，能表达这一对不调和的男女的调和呢？能写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呢？和七巧的爱情比照起来，这是平淡多了，恬静多了，正如散文，牧歌之于戏剧。两代的爱，两种的情调。相同的是温暖。 至于七巧磨折长安的几幕，以及最后在童世舫前诽谤女儿来离间他们的一段，对病态心理的刻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文章。 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rci）的运用： 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 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 第三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例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些凄凉。”这一段引子，不但月的描写是那么新颖，不但心理的观察那么深入，而且轻描淡写地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假如风格没有这综合的效果，也就失掉它的价值了。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 二　倾城之恋 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潮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淖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整篇故事可以用这一两行包括。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家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这样的一幕喜剧，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当然不能有好结果。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麻痹的神经偶尔抖动一下，居然探头瞥见了一角未来的历史。病态的人有他特别敏锐的感觉： ……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块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在这中篇里，无异平凡的田野中忽然现出一片无垠的流沙。但也像流沙一样，不过动荡着显现了一刹那。等到预感的毁灭真正临到了，完成了，柳原的神经却只在麻痹之上多加了一些疲倦。从前一刹那的觉醒早已忘记了。他从没再加思索。连终于实现了的“一点真心”也不见得如何可靠。只有流苏，劫后舒了一口气，淡淡地浮起一些感想：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两人的心理变化，就只这一些。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只有“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这样淡漠的惆怅。倾城大祸（给予他们的痛苦实在太少，作者不曾尽量利用对比），不过替他们收拾了残局；共患难的果实，“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仅仅是“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 而且范柳原真是一个这么枯涸的（fade）人么？关于他，作者为何从头至尾只写侧面？在小说中他不是应该和流苏占着同等地位，是第二主题么？他上英国的用意，始终暧昧不明；流苏隔被扑抱他的时候，当他说“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的时候，他竟没进一步吐露真正切实的心腹。“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未免太速写式地轻轻带过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折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神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柳原宣布登报结婚的消息，使流苏快活得一忽儿哭一忽儿笑，柳原还有那种cynical的闲适去“羞她的脸”；到上海以后，“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由此看来，他只是一个暂时收了心的唐·裘安，或是伊林华斯勋爵一流的人物。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但他们连自私也没有迹象可寻。“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世界上有的是平凡，我不抱怨作者多写了一对平凡的人。但战争使范柳原恢复一些人性，使把婚姻当职业看的流苏有一些转变（光是觉得靠得住的只有腔子里和身边的这个人，是不够说明她的转变的），也不能算是怎样的不平凡。平凡并非没有深度的意思。并且人物的平凡，只应该使作品不平凡。显然，作者把她的人物过于匆促地送走了。 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么，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 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三　短篇和长篇 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为什么要用这个譬喻？因为她阴沉的篇幅里，时时渗入轻松的笔调，俏皮的口吻，好比一些闪烁的磷火，教人分不清这微光是黄昏还是曙色。有时幽默的分量过了份，悲喜剧变成了趣剧。趣剧不打紧，但若沾上了轻薄味（如《琉璃瓦》），艺术给摧残了。 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是道地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卑怯，懦弱，懒惰，虚无。反映到艺术品上，便是没有波澜的寂寂的死气，不一定有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来点缀。川嫦没有和病魔奋斗，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除了向世界遗憾地投射一眼之外，她连抓住世界的念头都没有。不经战斗的投降。自己的父母与爱人对她没有深切的留恋。读者更容易忘记她。而她还是许多短篇中①刻画得最深的人物！ 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各种心理互相摸索，摩擦，进攻，闪避，显得那么自然而风趣，好似古典舞中一边摆着架式（figure）一边交换舞伴那样轻盈，潇洒，熨帖。这种境界稍有过火或稍有不及，《封锁》与《年青的时候》中细腻娇嫩的气息就会给破坏，从而带走了作品全部的魅力，然而这巧妙的技术，本身不过是一种迷人的奢侈；倘使不把它当作完成主题的手段（如《金锁记》中这些技术的作用），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骨董。 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 《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雅赫雅是印度人，霓喜是广东养女，就这两点似乎应该是第一环的主题所在。半世纪前印度商人对中国女子的看法，即使逃不出玩物二字，难道没有旁的特殊心理？他是殖民地种族，但在香港和中国人的地位不同，再加上是大绸缎铺子的主人。可是《连环套》中并无这二三个因素错杂的作用。养女（而且是广东的养女）该有养女的心理，对她一生都有影响。一朝移植之后，势必有一个演化蜕变的过程；决不会像作者所写的，她一进绸缎店，仿佛从小就在绸缎店里长大的样子。我们既不觉得雅赫雅买的是一个广东养女，也不觉得广东养女嫁的是一个印度富商。两个典型的人物都给中和了。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哒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除开最初一段，越往后越着重情节，一套又一套的戏法（我几乎要说是噱头），突兀之外还要突兀，刺激之外还要刺激，仿佛作者跟自己比赛似的，每次都要打破上一次的纪录，像流行的剧本一样，也像歌舞团的接一连二的节目一样，教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描写色情的地方，（多的是！）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 ｛傅雷｝ ◎　来源：中华读书网　　【文学视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论张爱玲 文／胡兰成 （一） 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彷佛是一只鸽子时时要想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 她赞叹越剧「借红灯」这名称，说是美极了。为了一个美丽的字眼，至于感动到那样，这里有着她对于人生之虔诚。她不是以孩子的天真，不是以中年人的执着，也不是以老年人的智慧，而是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 我可以想象，她觉得最可爱的是她自己，有如一枝嫣红的杜鹃花，春之林野是为她而存在。因为爱悦自己，她会穿上短衣长裤，古典的绣花的装束，走到街上去，无视于行人的注目，而自个儿陶醉于倾倒于她曾在戏台上看到或从小说里读到，而以想象使之美化的一位公主，或者仅仅是丫环的一个俏丽的动作，有如她之为「借红灯」这美丽的字眼所感动，至于愿使自己变成就是这个美丽的字眼那样。这并不是自我恋。自我恋是伤感的，执着的，而她却是跋扈的。倘要比方，则基督在人群中走过，有一个声说道：「看哪，人主来了」，她的爱悦自己是和这相似的。 正如少年人讲话爱抢先，觉得自己要说的话太多太兴奋到不可抑止，至于来不及也没有空隙容许他倾听对方的说话，而常常无礼地加以打断一样，张爱玲先生由于青春的力的奔放，往往不能抑止自己去尊重外界的事物，甚至于还加以蹂躏。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而贫乏，正因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倒是外界的事物在她看来成为贫乏的，不够用来说明她所要说明的东西，她并且烦恼于一切语言文字的贫乏。这使她宁愿择取古典的东西做材料，而以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因为古典的东西离现实愈远，她愈有创造美丽的幻想的自由，而图案画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发挥她的才气，并且表现她对于美寄以宗教般的虔诚。 她一次对我说，她最喜欢新派的绘画。新派的绘画是把形体作成图案，而以颜色来表现象征的意味的。它不是实事实物的复写，却几乎是自我完成的创造。我想，是因此之故，特别适宜于她的年龄与才华的吧。她曾经给我看过她在香港时的绘画作品，把许多人形画在一幅画面上，有善于说话的女人，低眉顺眼请示主人的女厨子，房东太太，舞女等等。她说是因为当时没有纸，所以画在一起的，但这样的画在一起，却构成了古典的图案。其中有一幅是一位朋友替她涂的青灰的颜色，她赞叹说：「这真如月光一般」，我看了果然是幽邃，静寂得使人深思的。 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激出生之泼刺。她对于人生，恰如少年人的初恋，不是她的对象真有这样美，这样崇高，却是她自己的青春创造了美与崇高，使对象圣化了。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着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曲，赞她的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同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同饶恕了他们，并且抚爱那受委曲的。饶恕，是因为恐布，罪恶与残酷者其实是悲惨的失败者，如「金锁记」的曹七巧，上帝的天使将为她而流泪，把她的故事编成一只歌，使世人知道爱。而「花凋」的女主角受了一生的委屈，委屈到死，则作者把她写成一个殉道者，而以「永恒的爱，永恒的依依」作为她的大理石的墓的题词。读它的时候，我记起了被系时作的诗中的两句：「这是泪花晶莹的世界，然而是美丽的」。作者悲悯人世的强者的软弱，而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人世的恐怖与柔和，罪恶与善良，残酷与委屈，一被作者提高到顶点，就结合为一。他们无论是强者，是弱者，一齐来到了末日审判，而耶和华说：「我的孩子，你是给欺侮了」，于是强者弱者同声一哭，彼此有了了解，都成为善良的，欢喜的了。 她就是这样：「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基督在鸡鸣之前祈祷三次：「主呵，如果可以移开这杯子，让它移开吧，」而终于说：「既是主的意思，我将喝干它。」于是他走向十字架，饶恕了钉死他的人们，并且给钉死在他旁边的两个强盗祝福。她就是这样，总觉得对于这世界爱之不尽。 她的这性格，在和她接近之后，我渐渐了解了。初初一看，似乎她之为人和她的作品是不相似的。因为，倘以为她为骄傲，则骄傲是排斥外界的，倘以为她为谦逊，则谦逊也是排斥外界的，而她的作品却又那么的深入人生。但我随即发现，她是谦逊而放恣。她的谦逊不是拘谨，放恣也不是骄傲。一次她说：「将来的世界应当是男性的」，那意思，就是她在沉香屑里说的「那是个淡色的，高音的世界，到处是光与音乐」。她还是孩于的时候，就曾经想以隋唐的时代做背景写一篇小说，后来在回忆中说道：「对于我，隋唐年间是个橙红的时代」。她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写过一篇霸王与虞姬，有这样的句子：借项羽的口说道：「我们是被猎了，但我倒转要做猎者」。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她具有基督的女性美，同时具有古希猎的英雄的男性美。她的调子是阴暗而又明亮的。她见了人，很重礼数，很拘谨似的，其实这礼数与拘谨正是她所缺乏的，可以看出她的努力想补救，带点慌张的天真，与被抑制着的有余的放恣。有一次，几个人在一道，她正讲究着礼数，却随即为了替一个人辩护，而激越了，几乎是固执地。她是倔强的。 因为她倔强，认真，所以她不会跌倒，而看见了人们怎样的跌倒。只有英雄能懂得英雄，也只有英雄能懂得凡人，跌倒者自己是不能懂得怎样跌倒的。她的作品的题材，所以有许多跌倒的人物。因为她的爱有余，她的生命力有余，所以能看出弱者的爱与生命的力的挣扎，如同「倾城之恋」里的柳原，作者描写他的无诚意，却不自觉地揭露了他的被自己抑制着的诚意，爱与烦恼。几千年来，无数平凡的人失败了，破灭了，委弃在尘埃里，但也是他们培养了人类的存在与前进。他们并不是浪费的，他们是以失败与破灭证明了人生爱。他们虽败于小敌，但和英雄之败于强敌，其生死搏斗是同样可敬的。她的作品里的人物之所以使人感动者，便在于此。 又因为她的才华有余，所以行文美丽到要融解，然而是素朴的。 讲到她的倔强，我曾经设想，什么是世界上最强的人呢？倘使有这样一个人，他被一种从未经验过的烦恼重重地迫着，要排遣它是不能，倘竟迫倒了他呢，他也将感谢它，然而也不能。他试试喝醉，想使自己软弱些，也还是想要失败而不能。有如半马人齐龙被他的学生赫格尔斯的毒箭射中，而他是得了不朽的，在苦痛中怎么也死不掉。他祈祷大神宙斯取回他的不朽，让他可以死去，结束苦痛。这是强者的悲哀。但这样的人还不是最强者。因为他的悲哀里没有喜悦。 而她，是在卑微与委屈中成就她的倔强，而使这倔强成为庄严。如「金锁记」里的长安，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终于被她的母亲加上了一个难堪的尾巴，当她的爱人童世舫告辞的时侯，她这样写：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显出希有的柔和。世舫回过身来道：『姜小姐……』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这真是委屈，然而是最强的抗议。是这样深的苦痛，而「脸上显出希有的柔和」，没有一个荷默的史诗里的英雄能忍受这样大的悲哀，而在最高的处所结合了生之悲哀与生之喜悦。 因为，她是属于希腊的，同时也属于基督的。她有如黎明的女神，清新的空气里有她的梦思，却又对于这世界爱之不尽。 起先，我只读了她的一小部份作品，有这样的担心，以为青春是要消失的，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自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现在，我不再这么想了。我深信她的才华是常青的。何以呢？就因为她不仅是希腊的，而且是基督的。 （二） 轮到她的作品，我想先从「倾城之恋」说起。白公馆的流苏小姐二十岁上离了婚，回娘家，住七八年，哥嫂骗光了她的钱之后，用教训，也用冷言热语要将她逼走。而她也终于出走了，抱着受了委屈的心情，拚着接受罪恶的挑战，在罪恶中跋涉，以她的残剩的青春作命运的一掷。但也并非全由于负气，还更由于直到现在纔分明地使她吃惊的古老的家庭的颓败生活，埋葬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没有同情，没有一点风趣的残剩，是这么一种凄凉情味，使她的出走类似逃亡。这种颓败的气氛，以前她是没有感觉到的，因为她是此中长大的。第一次感觉到，大概是在结婚之后丈夫的家里。男家和她的娘家白公馆应是同等门户，只因为于她是生疏，她以生人的眼看出了这种颓败的气氛，但不能如这次的分明，却不过是觉得诸般的不合适。作者虽然没有提到离婚的原因，可是不难想象的。于是她回到娘家，在那里有她做女儿时代一切熟悉的东西，使她又住上了七八年。但在哥嫂排挤她，使她觉得在娘家也成了一个生人之后，她骤然地发现了这古老的家庭的颓败气氛，比她哥哥的教训和嫂嫂的冷言热语更难受，而同时也是与这些教训和冷言热语混合为一的灰暗而轻飘的画面，而陷于一种绝望的恐怖，凄凉地、小声地说道：「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 于是她走了，怨愤地，凄凉地，也喜悦地。 然而她不是娜拉。她是旧式家庭的女子，以她残剩的青春的火把，去寻觅一些儿温存，一些儿新鲜，与一些儿切实的东西。她把这些归结于第二次的结婚，而她也只能如此。 她的对手柳原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也可以说是颓败的人物，不过是另一种的颓败。他和她要好，不打算和她结婚。这样的人往往是机智的，伶俐的，可是没有热情。他的机智与伶俐使他成为透明，放射着某种光辉，却更见得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经熄灭了。结婚是需要虔诚的，他没有这虔诚。他需要娼妓，也需要女友，而不需要妻。他与萨黑荑妮公主往来，这萨黑荑妮公主对于他毋宁是娼妓，他决不把她和流苏同等看待。保持这样的女友关系，靠的是机智与伶俐，不是靠的热情。流苏恨他的这一手，但也有不尽了解他的地方。柳原有意当着人做出和她亲押的神气，而两人相对时却又是平淡的，闲适的，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始终保持着距离是狡脍，但他当着人和她的亲狎却是有着某种真情的。人们把他俩当做夫妇，在他乃是以欺骗来安慰自己，因为他只是厌倦人生，缺乏家庭生活的虔诚，没有勇气结婚而已，但仍然自己感觉到这一面的空虚，他需要以伪装的夫妇来填补这空虚。其人是自私的，并且怯弱。有一天，他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流苏，也不是为了要使流苏烦恼，却正是他自己的烦恼的透露。他说出了爱，随即又自己取消了。因为怯弱，所以他也是凄凉的。 但流苏不能懂得这些，只以为都是他在刻毒她，玩弄她，她也是自私的，但她的自私只是因为狭隘，和柳原的自私之因为软弱不同。当她赌气回上海住了些时，柳原打电报请她再到香港去的时候，她觉得万分委屈，失败到不能不听他摆布而哭了。这处所，倘在低手，是要写成一喜一怒，或惭喜交集的，其实是绝没有喜意，也没有怒，连愧惭都不是，而有的只是一腔委屈。 重到香港之后，一个晚上柳原吻了她。第二天他却告诉她，他一礼拜后就要上英国去。他是要逃避自己的这一物。流苏被留在香港，独自住在他给她新租下的一所房子里。一切竟是这样的空洞，不切实，这样的没有着落吗？不，就是梦也要比这更分明些。她搬进了新房子，「客厅里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黏指尖贴在墙上，一贴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她要证实给自己看，就是欺骗自己都好。 于是来了战争，柳原和流苏逃难做一起。这战争，如作者所说，流弹的「那一声声的『吱呦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若无数剪断了的神经的尖端，那炸弹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拍地掷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而更要紧的，是这流弹与炸弹把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自私与软弱都撕掉了，剩下素朴的一男一女，变成很少说话，却彼此关切着，给了婚了。早先说的：「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首最悲哀的诗，至此得到真实的人生做注解了：「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的。」 这故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划了柳原的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至于文句的美，有些地方真是不可及的。例如：「那口渴的太阳汩汩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哗啦哗啦的响。人身上的水份全给它吸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流苏渐渐感到那奇异的眩晕与愉快……」凡是在浅水湾海滩上玩过的人大概总能领略这妙处的。又如写流苏刚到香港：「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躐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的七上八下起来。」好在那里，我想是无须解释的。并且我也不想一一举出，不如让读者们自己去发现来得更好。 （三） 有一次，张爱玲和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强。停了一停，又思索着说：「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感倩，贫乏到没有责任心。但她又说：「譬如写文章上头，我可是极负责任的。」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当时也说不上来。 但也随即得到了启发。是几天之后，我和一个由小党员做到大官的人闲谈，他正经地并且看来是很好意地规劝我：应当积极，应当爱国，应当革命。我倦怠地答道：「爱国全给人家爱去了，革命也全给人家革去了，所以我只好不爱国了，不革命了。」 正如鲁迅说的：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有人会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再遇见张爱玲的时候，我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这名称是不大好的，╳╳╳╳╳╳╳╳╳╳╳╳╳╳╳╳╳╳╳╳╳╳╳╳╳╳╳╳╳╳╳╳╳╳╳╳╳╳╳╳╳╳╳╳╳╳╳╳╳╳╳╳╳╳╳╳╳╳╳╳╳╳╳但也没有法子，就马马虎虎承受这个名称吧。（编注：原文如此，想是经检查之故。） 说到「没有法子」和「马马虎虎」，想起一次和清水、池田两位谈天，他们很惊奇这两句中国特有的流行语。我说这两句话是民国以来纔有的。几十年来，英雄们来来去去，一个个摩拳擦掌，在那里救国救民。而人民，却只是赶着看热闹，你问他游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号他也喊。回来问他怎么样？他说是「马马虎虎」。但凡英雄们，无论是土著的，外来的，总是异口同声的叹气，对于这样的人民「没有法子」。也幸亏这「马马虎虎」，人民纔不至于被骗光，使得英雄们作恶「没有法子」作得澈底。 还是各人照管照管自己吧。同时也不妨听听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当作余兴。「到底是上海人」里赞扬上海人的这种聪明，与几乎具有魅惑性的幽默，但不是俏皮。 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走向。如今人总是把个人主义看做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专有的东西，殊不知历史上无论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当它没落之际，都是个人被团体淹死，而人类被物质淹死。有如一家破落的大户，奴隶厌倦主人，主人也厌倦奴隶，生活的一角更沉缅于奢侈，而生活的全面则是物的贫乏，使人心因为吝蔷而收缩。一切成为不可忍受，如「论写作」里说的有一种「壅塞的忧伤」，人也「雾数」，物也「雾数」，没有一桩顺眼的。要活下去，是只好出走，如「走，走到楼上去！」里说的「去接近日月山川」，并且把物从阴暗的角隅里拖出来，拆散，一件件洗干净了，也得个爽心悦目。苏格拉底与卢骚就是这么的要袪除氤氲于「雾数」的东西上头的神秘，而诉之于理性。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卢骚还挑战地说：「我即使不比别人更好，至少我是和别人不同的。」 讲到出走，她的一张照片，刊在「杂志」上的，是坐在池塘边，眼睛里有一种惊惶，看着前面，又怕后头有什么东西追来似的。她笑说：「我看看都可怜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个朋友说：「像是个奴隶，世代为奴隶。」我说：「题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过后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说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开始，世界于她是新鲜的，她自个儿有一种叛逆的喜悦。 但她和苏格拉底、卢骚他们都不同。纪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只是在解体中，后面并没有新的时代，苏格拉底的理性没有现实的东西可以依附，随后是被吸收到基督教里去了。尼罗时代的罗马也是有没落而无新生，如显克微支的「往何处去」里所写的，人们倦怠于生活，盛行了讽刺，但终因时代没有前景，所以讽刺也渐渐稀薄，成为无害的警句，过后是无结果地消失了。一时代的没落之后倘使随来的是空虚，是开不出文学的花来的。 卢骚的时代却是有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前景的，所以卢骚对于旧时代是谴责，不再用讽刺。他有「民约论」，有「爱弥儿」，替时代开了药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种。文学上从讽刺发展到谴责，再发展到对于新事物的寻求，往往是经过一串长的程序的，而现在却是压缩在一起。例如鲁迅，在他同时写的作品里就有讽刺，有谴责，有寻求，并且有开方。这是因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连续的革命与连续的反动之故。但鲁迅在开方上头是错了，他的参加左翼文学是一个无比的损失。他是过早地放弃了他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旧时代的抗议者，新时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时代的和谐中融解，却不是什么纪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灭的。 鲁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讽刺没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虚挣扎，想归结到有所寻求，但终于自己烧掉了死魂灵的后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鲁迅的讽刺却是有寻求，所以能不受空虚的袭击，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鲁迅的收场也并不比托尔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尔斯泰是伟大的寻求者，但一开方，就变个枯竭的香客了。鲁迅开的方是史太林一味，也等于宗教。而在过早地放弃个人主义上头，则鲁迅和果戈理在晚年同样的被什么纪律所牺牲了。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使得许多年青作家的创作力毁灭了，现代杂志社的那些人，有的是从明丽的南欧留学回来的，带来一些鲜洁的空气，如同沾着露水的花朵，刚刚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时代的阴暗给予文学的摧折真是可惊的。没有摧折的是鲁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愤怒纔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几年来，一派兵荒马乱，日子是更难过了，但时代的阴暗也正在渐渐袪除。兵荒马乱，是终有一天要过去的，而传统的吓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能再恢复。这之际，人们有着过了危验期的病后那种平静的喜悦，虽然还是软绵绵的没有气力，却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围了。而她正是代表这时代的新生的。 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统治这世界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呢？「封锁」里的翠远，像教会派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没有错，然而不快乐。她没有结婚，在电车上胆怯怯的接受了一个男人的，原来在她的灵魂里也有爱，然而即刻成了秽亵，她吃惊，并且混乱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个银行的职员，像乌壳虫似的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和那女人，不过是很偶然的戏剧化的一幕，但他从自己的一生中记忆起了一些什么，使他烦恼，不满于他自己了。 高等的如「倾城之恋」里柳原与流苏的，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柳原说的不错：「死生契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世界是荒凉的，并且太沉重了，他的机智与风趣只是萤火虫的微蓝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还有更低等的如「连环套」里霓喜过的那种日子。霓喜一个又一个的和男人姘居，有如饥饿的人贪馋地没有选择地大嚼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也有滋养，不免伤了肠胃，精致的东西不一定是伟大，但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柳原的光辉久后是要黯淡的。这光辉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梁太太一直过的高等的生活，越来越变成现实的浅薄的享乐，灵感褪了色，只好加上腻与刺激，以浓浓的味使自己上瘾，并且欺骗自己，当作这里边有着滋养。 这种靠不住的灵感的褪色是可哀的。「金锁记」里姜公馆的客厅是阴沉沉的，姜公馆的男女一个个如同年深月久贴在屏风上绣出的鸟，没有歌唱，连抖动一下翅膀的意思都永远没有了。即使加上腻与刺激也没有用，人后成了麻痹，如同「年青的时候」里的油炸花生下酒的父亲，听绍兴戏的母亲，庸俗的姊姊，过的日子正如绍兴戏的唱腔宽平面无表情，热闹的，眩晕的，不真实的。如同「花凋」里的郑先生家，外面好看，里头姊妹们为了一件衣裳一双袜子费尽心机，几乎是返到原始的生存竞争，并不比拾荒的孩子们的争吵更文明些。 是什么鞭子把人打成这样子可怜相的呢？是「年青的时候」里教科书的怆然告诫自己：「无论什么事，都不可以大意。无论什么事，都不能称自己的心愿的。」连惊叹号都没有，只是冷冷的逗点与句点。是「金锁记」里那沉重的黄金的枷锁。总之是这世界上有着牵牵缠缠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伦理。 她谴责这些，而抚慰那被损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泪，不是悲怆的而是柔和的眼泪洗净了人间。在「公寓生活纪趣」与「道路以目」里，她把事事物物养在水盂里，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精致的，明朗而亲切的。她拆卸了戏剧化的装饰，把人类的感情揩拭干净，告诉他们衣着的美，吃食的美，告诉他们怎样听幼稚的弟弟讲故事：「他还没说完，我已经大笑起来，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当作小玩意。」 但这些都是个人的。倘或集团相处又怎样呢？「到底是上海人」里她赞美上海人的聪明，那种把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也当作一个小玩意的风趣。不过事实本身并没有她的这说明那样好。她另有她所寻求的。「论写作」里她神往于申曲：「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官上马定乾坤」那种时代，如南星的散文里有一句：「午后庭院里的阳光是安稳的」，真是思之令人泪落。但她不能开方，她是止于伟大的寻求。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至此忽然记起了郭沫若的女神里的「不周山」，黄帝与共工大杀一遍之后，战场上变得静寂了，这时来了一群女神，以她们的抚爱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这样，是人的发现与物的发现者。 （※本文原发表于「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国三十三年五、六月出刊〔上海〕。）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张爱玲的幸运 作者：王晓明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在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受到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托朋友从香港买来了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是多么惊讶！张爱玲才二十几岁，却对人性有那样细致的体会，她兴致勃勃地描绘都市里的生活，可你仔细品味这些生动的描绘，分明又浸润着难以明言的悲哀。一面是精致而略显稚气的文字，一面却是阅尽人世般的悲凉的情怀，这两者构成那么奇特的对比，真称得上是让人耳目一新。 事实上，对张爱玲作品的这种惊讶的感觉，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也就从八十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埋没的作家相继被“开发”出来（沈从文曾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先是郁达夫，接着是沈从文、徐志摩和周作人，再接着就是张爱玲了。一九八四年，上海的《收获》杂志重新发表张爱玲的《金锁记》，出版社也开始重印她的小说。到八十年代晚期，张爱玲的名字在各种文学选本中频繁出现；一九九二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而四本张爱玲的传记也在这时候相继问世，把对张爱玲的“开发”推到了一个。 在许多大学的中文系里，张爱玲成了学生们特别关注的作家。即如我执教的华东师范大学，今年就有两位女学生以张爱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至于同样题目的硕士和学士论文，数量就更大得多。这样的情形当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八十年代中期铁凝发表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人们在称赞其对人性的深入刻画的同时，就明显感觉到了《金锁记》的影响。而当一代在大学时期已经熟读过张爱玲的青年人逐渐进入文坛之后，张爱玲的影响就更广泛了。不但一些年轻的小说家——往往也是女性——有意无意地摹仿她，更有许多散文作者，甚至在遣词造句的格式上也摹仿她。虽然还没有人像有些台湾读者那样公开宣称自己是“张迷”，但自张爱玲的作品问世以来，她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中国的官方传媒会为她的逝世专门播发消息，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吧。 张爱玲为什么会在今日中国有这样大的影响？我想特别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它成就了张爱玲今天的广泛声誉。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严复和陈独秀、胡适这两代人的努力，在一部分敏感的文化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以救世为宗旨，深具乐观色彩的思想话语。到二十年代中期，这套话语明显地占据了社会流行思潮的主导地位，开始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中国的现代文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个新文化一面被不断地简化（常常是恶性简化），一面也日益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它依然笼罩着绝大多数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不用说，它也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l，正是它促成了白话新文学的诞生，从《新青年》上发起的那一场“文学革命”运动，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随着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化更逐渐孕育出一整套文学“想象”：文学应该是一项指向社会和历史进步的事业，它应该担负起思想启蒙、社会批判乃至政治革命的责任，它应该始终关注历史变迁所提出的中心话题……我想，大凡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套想象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覆盖作家的精神世界。它不但规划着作家的视野，铸造着他的创作冲动，也不但影响他对素材的取舍和主题的构建，它还一直深入到作家的潜意识里，制约着他的感觉和想象方式，他的叙述和文字风格。 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能够突破这套想象的限制，鲁迅的《孤独者》，沈从文的《边城》，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但在总体上，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却正是这套想象日益弥漫的历史，是它不断地排斥和压抑异己，将越来越多的作家牵引入同一条窄道的历史，也是它不断地影响读者和研究界，从接受的一面强化这种排斥和牵引的历史。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面目彼此酷似的文学史著作，就触目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就是在七十年代末，沈从文和张爱玲们的“复出”会获得那么热烈欢迎的原因。特定的政治使现代文化的那一套文学想象的某些方面恶性膨胀，这种膨胀已经将社会的文学创造力窒息得奄奄一息，在这样的时候发掘出《边城》和《传奇》这样充满生气的作品，人们当然要觉得兴奋了。读者的口味越是被《金光大道》之类的作品败坏无遗，沈从文和张爱玲就越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喜爱。不仅如此，与其他的“出士文物”相比，张爱玲似乎是与那一套主流文学想象距离最远的一个。沈从文内心也深埋着悲观和忧郁，他并不相信所谓历史的进步，在这一点上，他正和中国的现代文化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悲观却常常还指向历史的变迁，指向人性的发展。在骨子里，他关注的依然是那套主流的文学想象。张爱玲就不同了，她非但对人生怀有深深的绝望，而且一开始她就摆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她写人性，却绝少滑入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有讽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但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甚至会令你记起“控诉”这个词，但她这控诉的指向是那样模糊，你根本就无法将它坐实。与沈从文相比，她的写作显然更富于个人性，她没有沈从文那么多的牵挂，她可以全神贯注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细致感受，她的表情是那么平常，在这一点上，连萧红都比她不上。而今天，整个社会正处于价值空虚日益深重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化所提供的种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想象，已经招致越来越广泛的怀疑。人们普遍对历史、社会、道德、进步、革命之类的大事情失去了兴趣，而愈益珍重自己个人的具体的生活。在这样一派消沉的精神氛围里，张爱玲自然会特别引起广泛的共鸣，书贩们将她的文集与形形色色的休闲书刊并列在一起，正凸现了这份共鸣的病态的一面。她更为置身于这种氛围的年轻的作家们，提供了背向历史的写作榜样，也就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摹仿者了。这些摹仿者未必能领会她作品中的无以名状的悲凉，但可以学用她那样的兴致盎然的笔调来咀嚼日常的生活，这样的咀嚼或许可以使作家和读者都感到心安，在经历过信念破灭的大惶惑之后，他们感觉自己重新踏着了坚硬的地面。张爱玲笔下的那份琐碎平常的诗意，正为人们坚守这个感觉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倘就艺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但是，我们置身的这个“文化偏至”（鲁迅语）的时代，偏偏格外要成全她。这自然是她的幸运，但却未必是她那些摹仿者的幸运。在《倾城之恋》的结尾，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是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倘我也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世事，那或许就可以说，这一段话也同样适用于张爱玲。 一九九五年九月上海（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马建高 来源：橄榄树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不是善良的典范，却必须是容易犯错误的人。他（她）陷入逆境而遭难，不是因为有什么恶德恶行，“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而他（她）之所以犯错误，不是由于他（她）对自己身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便是由于他（她）的。由此可见，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学思想，它的局限性肯定是存在的，但它能够成为西方美学理论的主要依据并“雄霸了二千余年”，也足以证明它是有很强的现实生命力和美学意义的。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详后）。至于张爱玲是否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张爱玲在塑造她的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同时我还发现，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那些特点，要比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更为充分、更为具体。 一、无意识的错误与未加思虑的愚蠢所导致的悲剧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主人公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由于他（她）无意识地犯了错误。典型的例子是（在《诗学》里讲的）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的俄狄浦斯王。不过这则悲剧更多表现的是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人对茫茫不可知且又无法抗拒的命运的斗争。而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安白登，开着汽车，春风得意，“他深信他绝对不会出乱子，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其实他的周围危机四伏，充满不安。新婚妻子愫细把正常的夫妻生活视为禽兽行为，在新婚之夜离家而去，结果闹得满城风雨。罗杰很快便感到“一片怔忡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宁静”，安全感这时候变成了恐怖感，他最后就在这恐怖感中了结了自己的一生。再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他所面临的任务大于他本身的能力，这无疑也是一种人类的弱点。二十上下的人眼角眉梢却带着“老态”，为人委琐、怪僻。聂传庆的和精神其实是受到了来自他的家庭的严重伤害，父亲不但打聋了他的耳朵，而且骂他“贼头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这一切导致了他病态的心理，变态的性格，“整天他伏在卧室角落里那只藤箱上做着‘白日梦’”。因此他憎恨父亲，憎恨家，希望在言子夜教授身上寻找到理想的父亲形象，当这个企求幻灭之后，他又在言丹珠身上寻找寄托：“言丹珠，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然而丹珠沉默了一会，悄然答道：“恐怕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我如果爱上了谁，至多我只能做他的爱人与妻子，至于别的，我－－我不能那么自不量力。”聂传庆渴望着摆脱以父亲为代表的没落生活，但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小说结尾四个字“他跑不了”即证明了他摆脱不了他那变态心理的折磨。 二、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 也就是说悲剧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肯定会导致悲剧的结局，但仍然坚持做下去。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到过，他在《诗学》中以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为例。在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如《心经》中的许小寒，她那种变态的恋父情结，对母亲的嫉妒、排斥，对女孩儿时代的留恋等等。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父亲最终和一个与许小寒长的十分相象的女学生同居，从而摧毁了小寒“良好”的打算，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色，戒》中的作为学校剧团当家花旦的王佳芝，宁愿牺牲自己的贞操去勾引汉奸易先生，但在执行刺杀易先生行动的紧要关头，忽然觉得有点爱上了眼前她要谋杀的这个人。“紧张得拉长到永远的这一刹那间”，她若有所悟，“这个是真爱我的”，把易先生对自己的玩弄当成了真爱。这一发现令她“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她放走了易先生，关键时刻救了易先生。就在当天，逃脱了性命的易先生下令一网打尽了佳芝他们一伙人，并且统统枪毙。佳芝的悲剧的根源是她的虚荣心，是她的自恋的幻想，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她都需要一种“顾盼间光彩照人”的感觉，她之所以甘心牺牲自己去设美人计，有一半也是由于这种工作对她是浪漫神秘的诱惑；她的自恋的幻想甚至也是导致她相信易先生真的爱上自己的一个原因－－她愿意相信他是爱她的，潜意识里甚至不能容忍他不爱她。再如张爱玲学生时代的小说《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可以被看成是有意识的错误中的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她面临着两种愿望或两种理想的选择和斗争，在这里，悲剧行动就产生于她的嫉妒、恐惧的弱点所导致的有意识的行为。一方面，她深挚地爱着项羽，另一方面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他的江东弟子去获得他的冠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如果他得了天下，那就有三宫六院，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冷落、被遗弃。她对她的思索“又厌恶又惧怕”。但是这时候虞姬犯不着想那么远了，汉军已经围攻上来，项羽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虞姬怕他分心，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她躺在项羽怀中，给他留下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刚才的沉思是这谜语式句子的注脚：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还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张爱玲借这一历史故事探讨了当代女性的处境：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摆脱，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 三、人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 这一类人物形象是张爱玲无意识地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这一类人物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占的比例非常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仅仅存有“一刹那的彻底了解”，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白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十八春》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父母和妹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娼，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结尾佟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小说似乎成了一则主人公想做自己与环境的主人而不可得的故事，但仔细思考一下便会发现，佟振保的周围不存在什么外部的压力，而是他的一再地拖着他往下沉，“他的抵挡不住异性的诱惑实质上是抵挡不住自己的诱惑”，玫瑰、王娇蕊和孟烟鹂等几个女人的出现不过是充当了他的“的测度计”。对英国的混血姑娘玫瑰，佟振保坐怀不乱，可是事后，“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后悔”；第一次见到王娇蕊，娇蕊手上的肥皂沫子溅到振保的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象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佟振保把娇蕊丢在浴室里的头发一团一团捡起来，集成一股塞进裤袋里，“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热燥”……正是的无限扩张使佟振保无法成为他的“对”的世界中的“主人”，而只能“又变了个好人”。 《金锁记》中人物的更是“燃烧得象着了火”。七巧得以一个小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只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的正常的难以得到满足且受到很厉害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之火，结果当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七巧是因为季泽的原因才嫁到姜家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爱”，多少个寂寞难熬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忘记这个美好的初衷，然而时间的流逝和无情的现实迫使七巧一点一点地失望下去，她慢慢地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但对于季泽，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忘记过，以致后来季泽来看望分出去的七巧，说出了那一股确实有点儿感情的话语时，七巧惊得陷入了片刻的眩晕之中，“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可是毕竟此时的七巧已经不是当初为了爱嫁到姜家去的七巧了，她知道什么才能使她生存下去，她更加知道季泽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她暴怒，她发疯，她果断地拒绝了姜季泽。季泽走了，决绝的七巧却又“滴着眼泪”，“无论如何，她以前爱过他，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是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一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如果说对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点爱，她便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了地道的疯子。不幸她还是人母，是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将身边的人拉来做陪葬。“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周围的人恨毒了她”，但是她无法控制她自己，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疯狂来自黄金欲，而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她摆脱不了。 中国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这些说法概括一句话就是，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我们也总是以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悲剧人物形象。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中不是没有，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坏人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不过这篇小说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应是另当别论了。 总之，张爱玲自觉地以、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文学视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述评 灵真 随着张爱玲１９５２年出走香港，１９５６年移居美国，大陆的评论家忽视了她，大陆的新一代读者不知道她。然而在台湾、海外，张爱玲一直受着读者的青睐和研究者的推崇。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文化交流的加强，大陆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张爱玲热”，众多出版社争相推出她的作品，研究文章也越来越多，关于她的传记也有了四部。 本文是对整整半个世纪的海内外张爱玲研究情况的综述，其目的是为研究界提供一个简明的研究资料，并尝试性地探讨如何深化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４０年代　上海 张爱玲的名字与她最初发表的作品一同被读者注意，一同为文坛重视。她是上海某些杂志的座上客，《传奇》一出版，即有活跃文人参加的“《传奇》集评茶会”。第一篇正式评论张爱玲创作成就的论文作者，是著名的翻译家傅雷。他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文［①］。以翻译著称的傅雷，评论文字似不多见，但他以纯正的审美品味和艺术眼光，发现了张爱玲的独特价值。 傅雷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时代的重压之下，张爱玲的出现，似乎是个奇迹，人们被怔住了。他所做的工作，正是要说明这个奇迹之“奇”和何以会发生。紧接着，傅雷从技巧与主义的角度，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了一番检讨。他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不少笔墨的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悉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件象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从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这一现代基本艺术的观念出发，他批评了新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忽视技巧的倾向，以及仅从文学的外部因素这一单一角度评判作品的缺陷。傅雷立意的起点颇高，且具有针对性，还涉及到对新文学的整体评价问题。或许，触动他写作此文的思绪的，正是他对某些作家忽视技巧的流弊的反感和对张爱玲惊人才华的欣赏。 傅雷认为，文学不仅要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更应关注人的内部状态——。由此他正确评价了张爱玲创作的得失。 他充分肯定了《金锁记》，认为“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passion）的作用，很少象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在对七巧性格的主客观因素作了分析之后，指出了作品的三个基本特色。第一是心理分析的精妙。“她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第二是省略法（racconrci）的运用。第三是风格特点，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已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章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象在这篇里那样地尽快妙用。” 论文对《金锁记》评价极高：“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范。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此外，论者对《倾城之恋》中华彩胜过骨干，对《连环套》的内容较贫弱、过分注重情节而有损人物形象的弱点进行了批评。 最后，文章认为张爱玲对目前创作的缺陷，作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傅雷之看好张爱玲，也正因她这难能可贵的弥补上。套用傅雷评《金锁记》的话评这篇作家论，我们可以这样说，毫无疑问，这一文章是４０年代张爱玲研究的最中肯之作，至少也该列为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精彩篇章之一。 与傅先生的文章相映成趣的是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②］他将五四时代的女作家与这两位４０年代的女红人作了这样的比较：“我们读了以前的冯沅君、谢冰莹、黄白微诸家的作品再来读这两位的，便生出了后来何以不能居上的疑问。因为前者都是向着全面的压抑作反抗，后者仅仅是为了争取属于人性的一部分————的自由；前者是社会大众的呼声，后者只喊出了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面的苦闷。”谭先生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不过，该文对张爱玲的技巧赞誉有加，他说：“张爱玲在技巧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 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集《传奇》初版不到五日即已售罄，《杂志》社趁热打铁，请沪上文坛的一些作家评论家出席“《传奇》集评茶会”。［③］会上，虽是即兴式发言，但也有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袁昌硕教授盛赞张的写人技巧，称小说中人物呼之欲出；苏青以“吞读”表达对张的喜爱与感服；谭惟翰指出张女士小说具有用词新鲜、色彩浓厚、比喻巧妙三个特点；吴江枫又补充了两点，一是制造氛围的手腕高，二是“凉”字用得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班公视张为一位从西洋来的旅客，观察并描绘着她喜爱的中国。而“她的笔法在模仿着《红楼梦》或者《金瓶梅》”。这里已初步涉及到中外文学对作家的影响问题。他还谈到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认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 这些随意的发言，虽不够深入，但已涉及到张的文体特点，文学渊源和地位问题，可以看出当时文坛对张是格外注目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一篇题为《评张爱玲》的文章，它的作者是与小说家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胡兰成。［④］此文对其作品的分析很空泛，但却是第一个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的。他说：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唐文标将这段比较称为胡乱的吹捧，［⑤］似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胡的表述确有未说到点子上之弊。我认为，鲁迅与张爱玲有两点共通之处，一是皆十分注重对国民性弱点的挖掘。张非常佩服鲁迅对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揭露，她自己亦是描绘人性弱点的圣手。如果说鲁迅侧重对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的探索，那么张爱玲更多表现的是中外文化在“犯冲”的洋场背景下开出了什么样的奇花野果。其二，这两位作家皆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茅盾说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种新形式，大体是公正的。张爱玲探索过多种文体，最后形成了她自己的风格。 挖掘人性，探索文体，是优秀作家的成功之路。在这些方面，鲁迅和张爱玲都有出色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鲁迅首先是个思想家，他以文学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具有典型的启蒙主义作家风范。张爱玲却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更带有自由主义作家的气息。因而在人性针砭、文体表现上呈现迥然不同的风貌。 ４０年代还有一些或长或短的评论张爱玲的文字，但其学术价值不太高，恕不赘述。［⑥］张爱玲成名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有相持时的相对平静。当时斗争的文学没有了持久的阵地，伪政府的和平文学无人理会，软性的消遣之作泛滥成灾，纯文学的创作几近空白。张爱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对上海文坛和现代中国文坛作了一个漂亮的填空。她的出现，是她的幸运，是文坛的奇迹。各路人马把眼光盯上了她，因此对张爱玲的研究几乎在张刚成名就开始了，而且有着较高的起点，有着良好的开端。 （二）６０—８０年代　海外 ５０年代，张爱玲奔波于香港、美国、虽有不少创作，但如同她行居未定一样，评论界对她亦未有太多注意。然而，张氏作品本身的魅力依然，价值既存，迟早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１９６１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张爱玲第一次被写进文学史，且占了长达４１页（汉译本）的最重要篇幅。 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蔓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夏著对《传奇》评价很高，他准确把握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在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发等。他称《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作者还简明探讨了张爱玲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指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影响，又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受旧小说影响之最深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给她摸透。”但作者在论述《金锁记》时又道：“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严谨。《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来看，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两段文字有一些矛盾之处。 夏志清是第一位较完整评价张爱玲的评论家，且给她极高的文学史地位。在一本书的序中，他还说道：“以‘质’而论，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曹雪芹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⑦］ 夏志清的张爱玲研究，尽管有时显得论断多而论证不足、枝蔓杂芜不够严谨，但闪烁着不少真知灼见。他对张氏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尚未得到普遍赞同，但他激发了人们对这一作家的极大兴趣，台港大陆学者对张爱玲研究的热衷，莫不与夏著有关。 张爱玲两度在香港生活，前后十余年，香港读者显然十分喜爱这位擅写香港传奇的作家，她的作品多次印行，根据她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早已上映。但更重视张爱玲的是台湾。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作品研读方面，台湾学者作了大量的扎实的工作。 唐文标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引人注目。他所编纂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⑧］和《张爱玲卷》［⑨］等书，搜列了与张有关的文字、图片、并编有作品系年，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相比之下，他的《张爱玲研究》一书并不如他的资料工作重要。［⑩］这部两百多页的专著，由两篇长论组成。他说：“我认为她代表了上海的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她的小说，表现出几重新旧矛盾的结晶。”“她是这个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唐先生详尽分析作品，为张爱玲笔下的遗老遗少家庭画像、制表、写族谱，很有意义。但他的划分未必精确。《封锁》中的吕宗桢、吴翠远，《桂花蒸的阿小悲秋》中的哥儿达，《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也被他划为遗老遗少系列，显然缺乏根据。 张爱玲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感伤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但没有恶意。”［①①］唐文标先生引用这句话，并与张的小说相联系，认为二者无多大区别，因而“她是一个活在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这一看法与其对张爱玲的总评价有矛盾。难道鸳蝶小说也有如唐文曾肯定过的那样重要的文化历史意味吗？把张爱玲与鸳蝶派混为一谈，无疑否定了张爱玲。 另一较为重要的专著为水晶所作《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其第一篇是作者访问张爱玲经过的实录，提供了在美国生活期间的张爱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如张的读书、生活习惯，写作《第一炉香》等小说的经过，对沈从文、鲁迅的看法及张对自己作品的评价等。 这部论著主要讨论张氏小说的象征与意境，有不少新见。他认为张的心理描写技巧远甚于郁达夫，后者呆板粗糙；他运用神话原型理论解析《倾城之恋》是“祸国殃民的美人”的现代版，似有些牵强；他指出《第一炉香》与亨利·詹姆斯《淑女画像》结构上的相似性，从而说明小说表现了逼良为娼的环境使纯朴少女走向堕落毁灭的过程；他认为五四以来写男性心理最成功的，当属《红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专门分析过张小说中的镜子意象，等等。这些看法，都是富有启发性的。水晶先生对张的总评价是：粗看象章回小说，但貌合神离，精神技巧近西洋，是属于现代的。 台大中文系教授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①②］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还有一些论著与资料集，笔者未见其完貌，不敢妄评，特列于文后，聊以备考。［①③］ （三）８０—９０年代中叶　大陆 翻开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大陆的任何一部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或论文，都不会发现张爱玲的名字。历史有时候真像任人打扮的姑娘，但终究会现出不可移易的本源面貌。８０年代初，研究界解放思想，大批现代作家或重回文学史家园，或重换了面貌和座位，但很大程度上是让他们回到５０年代的棋盘上，更深入的研究发掘须待史家们更新文学史观念。随着研究的深化，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开创和发展，张爱玲终于“浮出历史地表”，被史家们请回文学史，并开始在４０年代文坛的最偏僻一角给了她一小块地盘。第一个引荐者是谁？现已不易细查。但应该最早提到的一批研究者至少有赵园、颜纯钧、李子云等。而１９８５年出版的钱理群等四人所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使张爱玲第一次被列入大陆文学史排行榜。［①④］比这本专史更早的是一些研究者的专论。赵园在１９８３年即有评《传奇》的论文［①⑤］她着重阐发了张的洋场小说的认识意义，并提请研究界注意这位独特作家。几乎与此文同时，颜纯钧亦有专论张氏小说的文章面世。［①⑥］他认为张承继古代传奇志怪和说故事传统，刻划人物方面又吸取了西方小说方式，形象有相当深度，但也有不少脱离时代环境之作。李子云则将张与受其影响的白先勇、施叔青等作家作了一番细致中肯的比较。［①⑦］ 还应特别提到柯灵先生。他的《遥寄张爱玲》在两家颇有影响的杂志上同时刊出，［①⑧］深受读者注意。柯灵以老友身份回忆往事评价人物，肯定其才华，指斥其在政治上的盲视，颇有史料价值。 如果说４０年代的傅雷等人的文章是国内张爱玲研究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８０年代初、中期可视为第二阶段的起始探索期。两者相距４０年，实在叫人感叹不已。这些文章并无特别的惊人之论，激发兴趣、平面介绍是共同特点，平实地描述了张爱玲其人其文的基本特征。既吸引了研究者和读者的视线，又为此后的研究铺下了几块坚实的砖石。 大陆读者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这位年过六旬的“新”作家，８５年后，她的小说散文迅速地被多家出版社推出并倍受欢迎。而学术界对张爱玲的兴趣，与夏志清小说史中译本的传入关系极大，这是勿庸置疑的。 从１９８７年起，张爱玲研究论文明显增多。研究日渐细致深入，范围更加广泛。既有综合探讨其小说艺术之作，亦有单篇分析；既研究其早期（理应是重点），亦注意其出国后的创作；既讨论其小说，亦析介其散文；既评价作品，亦剖析其人的思想并探讨文学史地位。不仅格局基本铺开，而且出现了不同意见。资料整理也渐受重视。这是研究较前深入的标志。 综合探寻其小说艺术特征的专论较多。胡凌芝指出，《传奇》“开拓了都市文学新局面，使张爱玲独占鳌头。”［①⑨］饶岚子、黄仲年合撰的论文指出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的一面”的高手。［②⑩］“王剑丛在比较中得出张爱玲是现代作家中最专注于“恋爱、婚姻”的作家，其婚恋描写与时代关系淡漠，而是指向人性、人性的恶的一面。［②①］刘川鄂则认为《传奇》及张氏同期诸作，不仅是认识４０年代洋场社会的窗口，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末路人没落历史的见证，是中外文化在租界洋场这一特殊景地上撞碰异化的写照。［②②］表述各有不同，但大都注重从题材入手探讨其独特而深刻的文明与人性的认识价值。而这，也正是张爱玲小说能久经时间考验仍流光溢彩的内蕴所在。 她的神奇的艺术魅力，也吸引着众多研究者。胡凌芝从象征、意象、心理描写和语言特色方面多方概括，［②③］饶、黄的论文格局与胡近似，但表述较有个性。［②④］尤其对张的小说结构与语言风格的分析清晰细致，认为其结构多变，纵横自如、有完整美和节奏感。其语言则是华糜中有素朴、流丽中见凝重，词旨多寓篇外，耐人寻味。不少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现代小说对张的双重影响以及张的创造性转化。有人认为张的题材与宋话本小说中人鬼离合故事、世故邪俗的市井风情类似，具有阴柔美；［②⑤］有人将张爱玲作品与通俗小说比较，评价她“以通俗小说为基面，铸入新的表现技巧，并把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刻画，和我国传统小说的意象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②⑥］从而把通俗小说提高到新的层次。 单篇分析中，论《金锁记》最多。其中以朱家宏的文章较为深透。［②⑦］在讨论七巧性格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同时，着重剖析了七巧变态人格的三个层次：性变态心理、仇恨与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前两点以往的研究有所涉及，第三点则是朱文的独到发现。金宏达从《十八春》入手分析了这部长篇在张爱玲创作道路上的独特性，显露了作家思想倾向的变化，也在向通俗小说靠近的同时保留着原有特色。［②⑧］张国桢从“启悟母题”角度分析《茉莉香片》和《第二炉香》，指出张的作品“包藏的是真正现代派作家所关注的人性问题的深刻内涵。”角度新颖，论述富有启发性。［②⑨］ 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把握张爱玲，比起单纯地从作品内容、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显得更有立体感。因此，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③⑩］赵顺宏《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③①］和潘学清《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③②］等文是别致可读的，他们都试图解析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位作家的独特人格和文风。宋文从身世环境等方面认定“失落感”是张的基本心态，因而导致了作家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并使作品充满了“荒凉感”、“孤独感”、“自卑感”。赵文将张爱玲小说中的错位表述为人物与时代的错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错位，而这正是与小说家的特殊心理状态分不开的。潘文在现代作家普遍的“离家”与“怀乡”情结的冲突中把握张爱玲“无家可归感”的独异意义，据此概括张氏批判封建性的独特角度以及价值和局限。 注重张爱玲与海派文学的比较分析，是近年的研究新动向。刘川鄂认为张氏深化了洋场小说的内容，拓展了海派的表现力。”［③③］在这一领域里，如果说鸳鸯蝴蝶派是一片草丛，张爱玲则是一束鲜花；如果说新感觉派是一阵奇风，张爱玲则是一株茂密的大树。”杨义将之称为“海派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夸她具有鲜明的“才子＋浪子”的真正艺术家品格。而《金锁记》更是海派小说罕见的杰作。［③④］吴福辉盛赞张对旧家族在大都会的际遇命运的精细表现，认为她的都市最贴近上海的真面目，并深入到现代都市哲理的层面。［③⑤］ ８７年至今，大陆学界发表了近百篇张爱玲研究文章，［③⑥］其涉及面之广是此前的海内外研究不能比拟的，我们可将之概括为张爱玲研究第二阶段的全面展开期。值得注意的是９２年下半年至９５年初，出版界推出了四部张爱玲传。它们的出现，似可看作是这一阶段研究的初步总结期。 这四部传，是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和余彬的《张爱玲传》。［③⑦］前三部的写作时间十分接近，作者之间不可能有互相的沟通启发，却在书名上不约而同，抓住张的“奇”与“才”作文章，亦可看出他们对传主的共识。这三部传记各有特点。王传近于电视脚本，顺序勾勒，尤重对某些细节的文学性渲染。较适合“张迷”们了解作家、熟悉身世；于传以描述为主，间有简洁分析。语言小说化，畅顺可读，且资料较王传丰富得多；川传注重从作家之为作家和女性之为女性的角度理解张的文学道路的独特性，注重文本分析，因而更带有评传的色彩。 然而，严格说来，这三部传记都有应时应急的仓促之感。写作的动机是为满足文坛内外认识了解张爱玲的需要，并力图为其人其文作一个初步的总结。相比之下，晚出两年的《张爱玲传》则显得厚重一些。表现在对传主生平思想吃得较透、分析较细致平实、描绘较完整平稳等方面。不失为一部有份量的作家传记。 回顾海内外５０年的张爱玲研究，可谓坎坷不平、起伏跌宕。有非凡的热闹，也有不正常的沉寂。有海内外的互相隔绝，亦有大陆自身的断层。中国人的学术环境太不纯粹了。张爱玲的生平创作太特别了，天降奇才于张爱玲，必将劳其心智，损其声名，必将折磨读者和学者一番。 由于张爱玲本身的价值，由于学人们对其价值的发掘，张爱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傅雷奠基于前，夏志清推波助澜于中，唐文标整理阐发于后，加之海内外学人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张爱玲研究已初具规模。然而，突破性研究成果并未出现，对张的贡献与地位还未有中肯而公正的评价。 从研究队伍来说，大陆的老一辈权威学人囿于既定的文学史格局和观念，对张未有足够注意；年轻一代研究者中不少是从爱好者身份起步的，难以肩负正确全面评析张爱玲的重任。加之两岸学者交流较少，信息沟通不够，未能联起手来，共同提高研究水平。 从资料搜集方面来说，亦有不少空白和缺憾。为何张传的急就章较多？只因在现有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中，张的材料是最缺乏的。比如张的身世详情，她在上海的独居生活、海外４０多年的经历，我们鲜有第一手甚至第二手材料。人们叙述张的生平，所据的“硬件”材料，抄来转去的不过是港台的几本有关书籍。这是十分遗憾又奈何不得的。 从研究成果而言，论文虽多，但并不丰厚。从整体上没有超出夏志清《中国现代水说史》的水平，不过有所拓展，有所纠正而已。 从研究本身着眼，我们不仅要扩大研究张爱玲作品的范围，而且要加强比较研究。以前的研究大都限于张氏４０年代创作，对她在海外所作相对忽视，这是不利于全面认识张的创作道路和成就的。至于比较研究，包括将张与现代作家和海外作家的比较，亦包括对中外文学如何影响“张爱玲体”形成的具体分析，在这些方面目前还鲜有力作。 在我看来，张爱玲的特点在于，她具有自觉的作家意识，她是为数不多的“为创作而创作”的现代作家之一，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由作家。唯其如此，她才能少受其他作家常受到的外部干扰孜孜不倦地经营她的艺术世界；她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她不带偏见地尝试过鸳蝶派，章回体，“新文艺腔”等多种文体，并逐渐形成她卓然不群雅俗共赏的“张爱玲体”；她具有非凡的转化中外文学传统的能力，中国古代文人小说精华和现代西洋小说神髓在她作品中得到了和谐自然的吸收消化；她具有对人性的精深的洞察和描写能力，她描写人物形象的深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现代作家。这四个方面，是张爱玲之为张爱玲的独异之处，是她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的丰厚遗产，也应是今后研究的四个重要方面。 将张爱玲视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将之视为海外华文文学中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已是学界的共识。但到底应给她在文学史上怎样的评价，却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时间会让张爱玲放出更大的光彩！让我们相信时间，让我们努力缩短这一时间。本文谨为努力者提供一块攀登的砖石。 注： ①１９４４年４月７日作，刊于《万象》杂志同年５月号。 ②《风雨谈》月刊，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号。 ③《杂志》月刊，１９４４年９月号。 ④《杂志》月刊，１９４４年５月号。 ⑤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６年。 ⑥参见唐文标编《张爱玲资料大全集》。 ⑦大地出版社，１９７３年初版。 ⑧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４年版。 ⑨远景丛刊第２９７种。 ①①《流言·忘不了的画》。 ①②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 ①③唐文标《张爱玲杂碎》（初版在台，香港有印）；林伯燕《且说半生缘》，（大林出版社《文学印象》书中）；高金之《张爱玲的女性本位》，（幼狮期刊丛书第２１６种）；陈炳良《张爱玲小说论集》，（远景出版社１９８３年）；杨翼《奇女子张爱玲》，（香港奔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林以亮《昨日今日》，（皇冠出版社１９８１年）；郑树森《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李清泉比较张爱玲与姜贵的“小说”，（《幼狮月刊》３７卷１期，１９７１年１月）；《（秧歌）中的情与景》，《谈（秧歌）的结构》，（《抛砖集》。三民出版社１９７０年）。 ①④上海文艺出版社。 ①⑤《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３年３期。 ①⑥《文学评论丛刊》，１９８３年。 ①⑦《同一社会圈子的两代人》，《读书》１９８６年１期。 ①⑧《收获》１９８５年２期，《读书》１９８５年５期。 ①⑨　②③《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抗战文艺研究》１９８７年１期。 ②⑩　②④《张爱玲小说艺术论》，《暨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４期。 ②①　②⑥《雅俗结合的宁馨儿》，《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１年１期。 ②②　③③《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张爱玲》，《文学与语言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②⑤阎志宏《美丽而苍凉的花》，《沈阳师院学报》１９９１年２期。 ②⑦《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７年二期。 ②⑧《论（十八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１年三期。 ②⑨《张爱玲启悟小说的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照》，《海峡》１９８７年２期。 ③⑩《文学评论》１９８８年１期。 ③①《华文文学》１９９０年２期。 ③②《上海文论》１９９１年２期。 ③④《论海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１年２期。 ③⑤《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文学评论》１９９４年１期。 ③⑥参见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之附录二：《近十年来国内张爱玲研究资料索引》。 ③⑦四部传记分别由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陕西人民出版１９９３年３月、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春出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今生今世 胡兰成 一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 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后来我向苏青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 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得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我甚至怕她生活贫寒，心里想战时文化人原来苦，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个作家。 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身份有各种价钱的衣料，而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都还未有品极。她又象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她的亦不是生命力强，亦不是魅惑力，但我觉得面前都是她的人。我连不以为为她是美的，竟是并不喜欢她，还只怕伤害她。美是个观念，必定如此如彼，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形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张爱玲却把我的这些全打翻了。我常时以为很懂得了什么叫做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亦不是那种艳法，惊亦不是那种惊法。 我竟是要和爱玲斗，向她批评今时流行作品，又说她的文章好在那里，还讲我在南京的事情，因为在她面前，我才如此分明的有了我自己。我而且问她每月写稿的收入，听她很老实的回答。初次见面，人家又是小姐，问到这些是失礼的，但是对着好人，珍惜之意亦只能是关心她的身体与生活。 张爱玲亦喜孜孜的只管听我说，在客厅里一坐五小时，她也一般的糊涂可笑。我的惊艳是还在懂得她之前，所以她喜欢，因为我这真是无条件。而她的喜欢，亦是还在晓得她自己的感情之前。这样奇怪，不晓得不懂得亦可以是知音。 后来我送她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我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二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俱原简单，亦不是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绔，带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象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象这样的有兵气。 我在她房里亦一坐坐得很久，只管讲理论，一时又讲我的生平，而张爱玲亦只管会听。男欢女悦，一种似舞，一种似斗，而中国旧式栏上雕刻的男女偶舞，那蛮横泼辣，亦有如薛仁贵与代战公主在两军阵前相遇，舞亦似斗。民歌里又有男女相难，说书又爱听苏小妹三难新郎，王安石与苏东坡是政敌，民间却把来说成王安石相公就黄州菊花及峡中茶水这两件博识上折服了苏学士，两人的交情倒是非常活泼，比政敌好得多了。我向来与人也不比，也不斗，如今却见了张爱玲要比斗起来。 但我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小姐配婚姻，是有名的佳话，因我说起，她就把她祖母的那首诗抄给我看，却说她祖母并不怎样会做诗，这一首亦是她祖父改作的。她这样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 张爱玲因说，她听闻我在南京下狱，竟也动了怜才之念，和苏青去过一次周家，想有什么法子可以救我。我听了只觉得她幼稚可笑，一种诧异却还比感激更好。我连没有比比拟张佩纶当年，因为现前一刻值千金，草草的连感动与比拟都没有工夫。 回家我写了第一封信给张爱玲，竟写成了象五四时代的新诗，一般幼稚可笑，张爱玲也诧异，我还自己以为好。都是张爱玲之故，使我后来想起就要觉得难为情。但我信里说她谦逊，却道着了她，她回信说我“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从此我每隔一天必去看她。才去看了她三四回，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她送来一张字条，叫我不要再去看她，但我不觉得世上会有什么事冲犯，当日仍又去看她，而她见了我亦仍又欢喜。以後索性变得天天都去看她了。 因为我说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相片，翌日她便取出给我，背后还写有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这送相片，好象吴季扎赠剑，依我自己的例来推测，那徐君亦不过是爱悦，却未必有要的意思。张爱玲是知道我喜爱，你既喜爱，我说就给了你，我把相片给你，我亦是欢喜的。而我亦只端然的接受，没有神魂颠倒。各种感情与思想可以只是一个好，这好字的境界是还在感情与思念之先，但有意义，而不是什么的意义，且连喜怒哀乐都还没有名字。 三 我到南京，张爱玲来信，我接在手里象接了一块石头，是这样的有分量，但并非责任感。我且亦不怎么相思，只是变得爱啸歌。每次回上海，不到家里，先去看爱玲，踏进房门就说：“我回来了。” 要到黄昏尽，我才从爱玲处出来，到美丽园家里，临睡前还要青芸陪我说话一回，青芸觉得我这个叔叔总是好的，张小姐亦不比等闲女子。一晚我从爱玲处出来径到熊剑东家，剑东夫妇和朋友在打牌，我在牌桌边看了一回，只觉坐立不安，心里满满的，想要啸歌，想要说话，连那电灯儿都要笑我的。 我常时一个月里总回上海一次，住上天，晨出夜归只看张爱玲，两人伴在房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亦且没有工夫。旧戏里申桂生可以无年无月地伴在志贞尼姑房里，连没有想到蜜月旅行，看来竟是真的。 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只是说话说不完。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些什么都象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丝竹之音亦变为金石之声，自己着实懊恼烦乱，每每说了又改，改了又悔。但爱玲喜欢这种刺激，象听山西梆子的把脑髓都要砸出来，而且听我说话，随处都有我的人，不管是说的什么，爱玲亦觉得好象“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我的迂于定型的东西，张爱玲给我的新鲜惊喜却尚在判定是非之先。旧小说里常有人到了仙境，所见珍禽异卉，多不识其名，爱玲的说话行事与我如冰炭，每每当下我不以为然，连她给我看她的绘画，亦与我所预期的完全不对。但是不必等到后来识得了才欢喜佩服，便是起初不识，连欢喜佩服亦尚未形成，心里倒是多少带有叛逆的那种诧异，亦就非常好，而我就只凭这样辛辣而又糊涂的好感觉，对于不识的东西亦一概承认，她问我喜欢她的绘画麽，只得答说是的，爱玲听了很高兴，还告诉她的姑姑。 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一次我竟然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牵牛织女鹊桥相会，私语未完，忽又天晓，连欢娱亦成了草草。子夜歌里有：一夜就郎宿，通宵语不息，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 我与爱玲却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 如此只顾男欢女爱，伴了几天，两人都吃力，随又我去南京，让她亦有工夫好写文章。而每次小别，亦并无离愁，倒象是过了灯节，对平常日子转觉有一种新意。只说银河是泪水，原来银河轻浅却是形容喜悦。 四 基督说：“属于凯撒的归凯撒，属于上帝的归上帝。”如今亦即如此把人们来分属，张爱玲却教了我没有禁忌。天下人不死于殉恶，而死殉善，怎样善的东西若是带上巫厣禁忌，它便不好了。 我因听别人常说学生时代最幸福，也问问爱玲，爱玲却很不喜欢学校生活。我又以为童年必要怀恋，她亦不怀恋。在我认定是应当的感情，在她都没有这样的应当。她而且理直气壮的对我说，她不喜她的父母，她一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这与我的做人大反对。但中国文明原是人行于五伦五常，并不是人属于五伦五常，而伦常之所在几千年来不被革命掉，是因与二十四孝同时也可以有桃花女与樊梨花。 民间看戏，爱看与公公斗法的桃花女。也喜欢樊梨花，樊梨花弑夫弑父，但大唐世界还是要她这样美貌有本领的人。还有哪吒，哪吒是个小小孩童，翻江倒海闯了大祸，他父亲怕连累，挟生身之恩要责罚他，哪吒一怒，刳肉还母，剔骨还父，后来是观世音菩萨用荷叶与藕做成他的肢体。张爱玲便亦是这样的莲花身。 爱玲是她的人新，像穿的新衣服对于不洁特别触目，有一点点雾数或秽亵她即刻就觉得。聊斋里的香玉，那男人对着绛雪道：“香玉吾爱妻，绛雪吾腻友也。”爱玲很不喜。又我与爱玲闲话所识的几个文化人，爱玲一照眼就看出那人又不干净，又不聪明。我每听她说，不禁将人比己，多少要心惊，但亦无从检点起。 我称赞爱玲的房间，她却说这还是她母亲出国前布置的，若她自己来布置，她爱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不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她看金瓶梅，宋惠莲的衣群她都留心到，我问她看到秽亵的地方是否觉得刺激，她却竟没有。她爱看小报，许多恶浊装腔的句子她一边笑骂，一边还是看；亦有妙语，小报上的妙语往往亦是可怜语，一点不得爱玲的同情，但她转述给我听时，她亦是这样的开心好笑。无论她在看什么，她仍只是她自己，不致与书中人同哀乐，清洁到好象不染红尘。 连对于好的东西，爱玲亦不沾身。她写的文章，许多新派女子读了，刻意想要学她笔下的人物都及不得，但爱玲自己其实并不喜爱这样的人物。爱玲可以与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李瓶儿也知心，但是绝不同情她们，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薛宝钗凤姐晴雯袭人，乃至赵姨娘等亦知心，但是绝不想要拿她们中的谁来比自己。她对书中的或现时的男人亦如此。她是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 我自己以为能平视王侯，但仍有太多的感激，爱玲则一次亦没有这样，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常人之情，连我在内，往往姑息君子，不姑息小人，对东西亦如此，可是从来的悲剧都由好人作成，而许多好东西亦只见其纷纷的毁灭，因为那样的好原来有限，是带疾的，其实不可原谅的还是不应当原谅。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爱玲好象小孩，所以她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一次她搬印书的白报纸回来，到了公寓门口要付车夫小账，她觉得非常可耻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上楼来，连不敢看那车夫的脸。中国民间又说小孩的眼睛最净，睡梦里会微笑，是菩萨在教他，而有时无端惊恐，则是他见了不祥不洁了。张爱玲一点亦不研究时事，但她和我说日本的流行歌非常悲哀，这话便是说日本将亡，当时我连不敢告诉池田，他若知道，应当大惊痛哭。 五 张爱玲喜闻气味，油漆与汽油的气味她亦喜欢闻闻。她喝浓茶，吃油腻熟烂之物。她极少买东西，饭菜上头却不吝刻，又每天必吃点心，她调养自己象只红嘴绿莺哥。有余钱她买衣料与胭脂花粉。她还是小女孩时就有一篇文字在报上登了出来，得到五元，大人们说这是第一次稿费，应当买本字典做纪念，她却马上拿这钱去买了口红。 她母亲是清末黄军门的小姐，西洋化的漂亮妇人，从小要训练爱玲做个淑女，到底灰了心。她母亲教她如何巧笑，爱玲却不笑则已，一笑则张开嘴大笑，又或单是喜孜孜的笑容，连她自己亦忘了是在笑，有点傻里傻气。爱玲向我如此形容她自己，她对于这种无可奈何的事只觉得非常开心。又道：“我母亲教我淑女行走时的姿势，但我走路总是冲冲跌跌，在房里也会三天两天撞着桌椅角，腿上磕破皮肤便是瘀青，我就用红药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见了一惊，以为伤重流血到如此。”她说时又觉得非常开心。 爱玲给我看小时她母亲从埃及带给她的两串玻璃大珠子，一串蓝色，一串紫虹色，我当即觉得自己是男孩子，看不起这种女孩子的东西。她还给我看她小时的作文。她十四岁即写有一部“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稿本，开头是秦钟与智能儿坐火车私奔杭州，自由恋爱结了婚，但是经济困难，又气又伤心，而后来是贾母带了宝玉及众姊妹来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淇淋。我初看时一惊，怎么可以这样煞风景，但是她写得来真有理性的清洁。 张爱玲是使人初看她诸般不顺眼，她决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恶去看她总看她不透，象佛经里说的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她的人即是这样的神光离合。偶有文化人来到她这里勉强坐得一回，只觉对她不可逼视，不可久留。好的东西原来不是叫人都安，却是要叫人稍稍不安。 她但凡做什么，都好象在承当一件大事，看她走路时的神情就非同小可，她是连拈一枚针，或开一个罐头，也一脸理直气壮的正经。众人惯做的事，虽心不在焉亦可以做得妥当的，在她都十分吃力，且又不肯有一点迁就。但她也居然接洽写稿的两不吃亏，用钱亦预算排得好好的。她处理事情有她的条理，亦且不受欺侮。一次路遇瘪三抢她的手提包，争夺了好一回没有被夺去，又一次瘪三抢她手里的小馒头，一半落地，一半她仍拿了回来。 我在人情上银钱上，总是人欠欠人，爱玲却是两讫，凡是象刀截的分明，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她姑姑分房同居，两人锱铢必较。她却也自己知道，还好意思对我说：“我姑姑说我财迷。”说着笑起来，很开心。她与炎樱难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点心，亦必先言明谁付账。炎樱是个印度女子，非常俏皮，她有本领说得那咖啡店主犹太人亦软了心肠，少算她的钱，爱玲向我说起又很开心。 爱玲的一钱如命，使我想起小时正月初一用红头绳编起一串压岁钱，都是康熙道光的白亮铜钱，亦有这种喜悦。我笑爱玲：“有的父亲给子女学费，诉苦说我的钱个个有血的，又或说是血汗。”爱玲听了很无奈，笑道：“我的钱血倒没有，是汗血的钱只使人心里难受，也就不这般可喜了。” 爱玲每用钱，都有一种理直气壮，是慷慨节俭，皆不夹丝毫夸张。一次说起一个朋友家，她道，那么多值钱的东西都其气不扬，没有喜意，我看过之后，只觉宁可不要富贵了。又爱玲住的公寓，邻房是个德国人，悭吝的叫人连不好笑，爱玲道：“西洋人都是悭吝的，他们虽会投资建设大工程，又肯出钱办慈善事业，到底亦不懂得有一种德性叫慷慨。” 六 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要就是大哭一场，她告诉我有过两回，一回是她十岁前后，为一个男人，但我记不得是爱玲讨厌他或喜欢他而失意，就大哭起来。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一年放暑假，仿佛是因炎樱没有等她就回上海家去了，她平时原不想家，这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的不可开交。她文章里惯会描画恻恻轻怨，脉脉情思，静静泪痕，她本人却宁象晴天落白雨。 她道：“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但她到底也不是个会缠绵悱恻的人。还有一次她来信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她是想到婚姻上头，不知如何是好，但也就不再去多想了。 前此我问爱玲向来对结婚的想法，她说她没有怎样去想象这个。她且亦不想会与何人恋爱，连追求她的人好象亦没有过，若有，大约她亦不喜。总之现在尚早，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亦不挑三挑四。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而她是女子，却亦能如此。 但她想不到会遇见我。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而她与我是即使不常在一起，相隔亦只如我一人在房里，而她则去厨下取茶。我们两人在的地方，他人只有一半到得去的，还有一半到不去的。 我与爱玲亦只是男女相悦，子夜歌里称“欢”，实在比称爱人好。两人坐在房里说话，她会只顾孜孜的看我，不胜之喜，说道：“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后来我亡命雁宕山时读到古人有一句话：“君子如响”，不觉的笑了。她如此兀自欢喜得诧异起来，会只管问：“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还必定要我回答，倒弄得我很僵。一次听爱玲说旧小说里有“欲仙欲死”的句子，我一惊，连声赞道好句子，问她出在哪一部旧小说，她亦奇怪，说：“这是常见的呀。”其实却是她每每欢喜得欲仙欲死，糊涂到竟以为早有这样的现成语。 可是天下人要象我这样喜欢她，我亦没有见过。谁曾与张爱玲晤面说话，我都当他是件大事，想听听他们说她的人如何生得美，但他们竟连惯会的评头论足也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象看灯市，这亦不能不算是一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能起劲。我与他们一样面对着人世的美好，可是只有我惊动，要闻鸡起舞。 七月间日本宇恒君来上海，我说起张爱玲，他想要识面，我即答不可以招致，往见亦还要先问过她；熊剑东几次说宴请张爱玲，要我陪同去见她，我都给她谢绝了。我惟介绍了池田，每次他与爱玲见面，我在一道，都如承大事。池田说，他当炎樱是他的妹妹，当张小姐是他的姊姊，比他更是大人。张爱玲也说池田好，但是我看池田并没有从她受到什么影响。 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思情。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是年我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旁写炎樱为媒证。 我们虽结了婚，亦仍象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象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 七 世人多知恶的东西往往有大威力，如云恶煞，会惊得人分开顶门骨，轰去魂魄，不知好的东西亦可以有大威力，它使人直见性命，亦有这样的惊。佛经里描写如来现相，世界起六种十八相震动，竟象是热核炸弹投下的震动。但恶煞的威是威吓、惊是惊怖，使人渺小，好的东西则威如祥麟威凤的威，惊是惊喜，使人飞扬。惟有好的东西亦发挥了大威力，才能使恶煞的大威力亦化凶为吉。但西洋人惟发现了神，他们的人依然是燔祭的牺牲，不及中国人的可以直见性命，谁挡在面前，虽释迦亦可以一棒打杀，如汉高祖的斩蛇开径。 我小时看花是花，看水是水，见了檐头的月亮有思无念，人与物皆清洁到情义亦是理性。大起来受西洋精神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因我坚起心思，想要学好向上，听信理论，且造作感情以求与之相合，反为弄得一身玻红楼梦里贾宝玉病重，和尚来说会医，袭人等把他身上带的通灵宝石解下来递出去，那和尚接在手里只见玉色暗漠昏浊，不觉长叹一声道，青梗峰下，别来十五年矣，竟如此为贪嗔爱痴所困，你那本性光明何在也！我读到这一节，回味过来，真要掩泣。 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宴河清。西游记里唐僧取经，到得雷音了，渡河上船时稍公把他一推，险些人掉下水去，定性看时，上游头淌下一个尸身来，他吃惊道，如何佛地也有死人，行者答师父，那是你的业身，恭喜解脱了。我在爱玲这里亦有看见自己的尸身的惊。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 我们两人在房里，好象“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我与她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爱玲极艳。她却又壮阔，寻常都有石破天惊。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得如同数学，它就只是这样的，不着理论逻辑，她的惊绝四海，便象数学的理直，而她的艳亦象数学的无限。我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所以每要从她校正。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 前时我在香港，买了贝多芬的唱片段一听不喜，但贝多芬称为乐圣，必是我不行，我就天天刻苦开来听，努力要使自己懂得它为止。及知爱玲是九岁起学钢琴学到十五岁，我正待得意，不料她却说不喜钢琴，这一言就使我爽然若失。又我自中学读书以来，即不屑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亦是经爱玲指点，我才晓得它的好，而且我原来是喜欢它的。《大学》里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我是现在才有了自己。 爱玲把现代西洋文学读得最多，两人在房里，她每每讲给我听，好象“十八只抽屉”，志贞尼姑搬出吃食请情郎。她讲给我听萧伯纳、赫克斯莱、桑茂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她每讲完之后，总说“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好象尘渎了我倾听似的。她一点也不觉得我的英文不好有何不足，反而是她多对我小心抱歉。可是对西洋的古典作品她没有兴致，莎士比亚、歌德、嚣俄(或为苏俄？——桑妮注)她亦不爱。西洋凡隆重的东西，象他们的壁画、交响曲、革命或世界大战，都使人觉得吃力，其实并不好。爱玲宁是只喜现代平民精神的一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读了感动的地方她全不感动，她反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看出有几节描写得好。她不会被哄了去陪人歌哭，因为她的感情清到即是理性。连英娣与我离异的那天，我到爱玲处有泪，爱玲亦不同情。 我从来不见爱玲买书，她房里亦不堆书。我拿了诗经、乐府诗、李义山诗来，她看过即刻归还。我从池田处借来日本的板画、浮世绘，及赛尚的画册，她看了喜欢，池田说那么给她吧，她却不要。她在文章里描写的几块衣料，我问她，她只在店里看了没有买得，我觉可惜，她却一点亦不觉得有遗憾。爱玲是象陌上桑里的秦罗敷，羽林郎里的胡姬，不论对方怎样的动人，她亦只是好意，而不用情。 她对我这样百依百顺，亦不因我的缘故改变她的主意。我时常发过一阵议论，随又想想不对，与她说：“照你自己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她笑道：“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但我还是爱听。”她这个人人呀，真真的象天道无亲。 一个人诚了意未必即能聪明，却是“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要聪明了然后能意诚，知尚在意之先。且不能以致知去格物，而是格物尚在致知之先。格物完全是一种天机。爱玲是其人如天，所以她的格物致知我终难及。爱玲的聪明真象水晶心肝玻璃人儿。我以为中国古书上头我可以向她逞能，焉知亦是她强。两人并坐同看一本书，那书里的句子便象街上的行人只和她打招呼，但我真高兴我是与她在一起。读诗经，我当她未必喜欢大雅，不想诗经亦是服她的，有一篇只念了开头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爱玲一惊，说：“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又古诗十九首念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她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同看子夜歌：“欢从 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我才知我平常看东西以为懂了，其实竟未懂得。 爱玲不看理论的书，连不喜历史。但我还是看了她的一篇写衣裳的散文，才与民国初年以来的许多大事觑面相见相知，而她这篇文章亦写衣裳只是写衣裳，全不用环境时代来说明。爱玲是凡她的知识即是与世人万物的照胆照心。 八 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象“花来衫里，影落池中”。一日清晨，我与她步行同去美丽园，大西路上树影车声，商店行人，爱玲心里喜悦，与我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 爱玲的母亲还在南洋，姑姑已先从欧州回来，在怡和洋行做事，一日她说起柏林战时不知破坏得如何了，因就讲论柏林的街道，我问爱玲，爱玲答：“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所以我政治上诸般作为，亦终不想要移动她。 我与爱玲同看日本的板画、浮世绘、朝鲜的瓷器，及古印度的壁画集，我都伺候看她的脸色，听她说那一幅好，即使只是片言只语的指点，我才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还有爱玲文章里描写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都有一统江山的安定，我才亦对这些东西另眼相看。可是随即我跟爱玲去静安寺街上买小菜，到清冷冷的洋式食品店里看看牛肉鸡蛋之类，只觉与我刚才所懂得的中国文明全不调和，而在她则只觉非常亲切，她的新就是新得这样刺激的。 我与她同看西洋画册子，拉斐尔与达文西的作品，她只一页一页的翻翻过，翻到米开朗基罗雕刻的人象“黎明”，她停了细看一回，她道：“这很大气，是未完工的。”塞尚的画却有好几幅她给我讲说，画里人物的那种小奸小坏使她笑起来。爱玲自己便是爱描写民国世界小奸小坏的市民，她的《倾城之恋》里的男女，漂亮机警，惯会风里言、风里语，做张做致，再带几分玩世不恭，益发幻美轻巧了，背后可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也竟如火如荼，惟象白日里的火山，不见焰，只见是灰白的烟雾。他们想要奇特，结局只平淡的成了家室，但是也有着对于人生的真实的如泣如诉。 现代大都市里的小市民不知如何总是委屈的，他们的小奸小坏，小小的得意，何时都会遇着大的悲惨决裂。现代的东西何时都会使人忽然觉得它不对，不对到可怕的程度，连眼前那样分明的一切，都成了不可干涉。爱玲与我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象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又一次她告诉我：“午后公寓里有两个外国男孩搭电梯，到得那一层楼上，楼上惟见太阳荒荒，只听得一个说再会。真是可怕！” 扫帚星的尾巴有毒，扫着地球，地球上就要动刀兵或是发生大瘟疫，但不致因此毁灭，如今民国世界便象这样，亦不过是被西洋的尾巴扫着罢了，所以爱玲还是从赫克斯莱的影响走了出来。 中国文明就是能直见性命，所以无隔。我与爱玲两人并坐着看诗经，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她很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而虞信的赋里更有：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 爱玲与阳台外的全上海即是这样的相望相识，叫一声都会来到房里似的。西洋人与现世无缘，他们的最高境界倒是见着了神，而中国人则“见神如鬼”是句不好听的话。 中国人说天意，说天机，故又爱玲在人世是诸天游戏，正经亦是她，调皮亦是她。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中国人有远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汉乐府有个流荡在他县的人，逆旅主妇给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我与爱玲念到这里，她就笑起来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再看底下时却是：“语卿且勿眄”，她诧异道：“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两人把它来读完：“语卿且勿眄，水落石头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这么一句竟是对困苦亦能生气撒娇。这种滑稽是非常阳气的糊涂。 爱玲自己，便亦调皮得叫人把她无奈。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人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虽然她也不听，也不答，也不作参考。我是人家赞扬我不得当，只觉不舒服，责难我不得当，亦只得咄的一声，“无聊”，但他若是诚恳的，我虽不睬他，亦多少珍重他的这份心意。爱玲却不然。她笑道：“我是但凡人家说我好，说得不对我亦高兴。”劝告她责难她得不对，则她也许生气，但亦往往只是诧异。他们说好说坏没有说着了她，倒反给她如此分明的看见了他们本人。她每与姑姑与炎樱，或与我说起，便笑骂，只觉又是无奈，又是开心好玩。是这样的形相，即不论他们当中虽有心意诚恳的，她亦一概不同情。爱玲论人，总是把聪明放在第一，与《大学》的把格物致知放在诚其意之先，正好偶合。 又我与她正在用我们自己的言语要说明一件事，她却会即刻想到一句文艺腔，脱口而出，注曰，这是时人的确两人都笑起来，她这人就有这样坏。连她身为女子，亦会揶揄可笑的形容她自己。苏州灵岩寺客堂挂有印光法师写的字，是“极乐世界，无有女人，女人到此，化童男身。”苏青去游，见了很气，爱玲却丝毫没有反感。 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汉民族的壮阔无私，活泼喜乐，中华民国到底可以从时代的巫厣走了出来。爱玲是吉人，毁灭轮不到她，终不会遭灾落难。 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上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辉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我与她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她听了很震动。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她道：“这口燥唇干好象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道：“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象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厢里藏藏好。”不但是为相守，亦是为疼惜不已。随即她进房里给我倒茶，她拿茶出来走到门边，我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侧，喜气洋洋的看着我的脸，眼睛里都是笑。我说：“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她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她在我身旁等我吃完茶，又收杯进去，看她心里还是喜之不尽，此则真是“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了，虽然她刚才并没有留心到这两句。 九 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我说好看，她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还有我爱看她穿那双绣花鞋子，是她去静安寺庙会买得的，鞋头连鞋邦绣有龙凤，穿在她脚上，线条非常柔和。她知我喜欢，我每从南京回来，在房里她总穿这双鞋。 有时晚饭后灯下两人好玩，挨得很近，脸对脸看着。她的脸好象一朵开得满满的花，又好象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爱玲做不来微笑，要就是这样无保留的开心，眼睛里都是满满的笑意。我当然亦满心里欢喜，但因为她是这样美的，我就变得只是正经起来。我抚她的脸，说道：“你的脸好大，象平原缅邈，山河浩荡。” 她笑起来道：“象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她因说水浒里有写宋江见玄女，我水浒看过无数遍，惟有这种地方偏记不得，央她念了，却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八个字，我一听当下呆住，竟离开了刚才说话的主题，却要到翌日，我才与她说：“你就是正大仙容。”但上句我未听在心里，央她又念了一遍。 还有一次也是，我想要形容爱玲行坐走路，总口齿艰涩，她就代我说了，她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我觉得淹然两字真是好，要爱玲说来听听，爱玲道：“有人虽遇见怎样好的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象丝棉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踏糊涂。”又问我们两人在一淘时呢？她道：“你象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 我问爱玲，她答说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她是使万物自语，恰如将军的战马识得吉凶，还有宝刀亦中夜会得自己鸣跃。我说苏青的脸美，爱玲道：“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世俗也好，她的脸好象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点有胭脂。” 爱玲与炎樱要好，炎樱这个名字是爱玲给她取的，她的本名是fatima。她象敦煌壁画里的天女，古印度的天女是被同时代西方的巴比仑与埃及所照亮，炎樱亦这样，是生于现代西洋的，但仍是印度女子，且住在中国的上海。她比爱玲淘气。她只会说几句中国话，但对她所识的三五个中国字非常有兴趣，建议要与爱玲两人制新衣装，面前各写一句联语，走到街上，忽然两人会合在一起，忽然上下联成了对。 爱玲每赞炎樱生得美，很大气，知道我也喜欢她，爱玲很高兴。炎樱每来，活动不停，三人在房里，我只觉笨拙，不但是我英文不行之故，即使她是讲上海话的，恐怕我亦应接不及。她又喜理论，但她滔滔说了许多，结果只象一阵风来去得无影无踪。有时爱玲要我评评，我就试与炎樱辨答。我说，但是事实如此，她道“真可怕！”我说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她道“怎么可以这样愚蠢！”都只是小女孩的责怪，我的逻辑只好完全失败，而且甘愿认输。我忽然想起古乐府“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却又不切合眼前的光景，但与炎樱说话，的确好象闻得见香气。 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队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应酬场面上，只一次同去过邵洵美家里。又当初有一晚上，我去苏青家里，恰值爱玲也来到。她喜欢也在众人面前看着我，但是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她惟常到炎樱家里，虽与我一道她亦很自然。我美丽园家里她亦来过几次，但只住过一晚。平时她惟与姑姑朝夕相见说话，有什么事商量商量。 她文章里有写姑姑说，从前家里养叫蝈蝈，剥青豆伺它，她正听姑姑说下去，却没有了。如今手头没有爱玲写的书，不大记得，但心里尚留着一种好，那是什么意义或情调都还未有的好，如前人写琴，“再鼓听愈淡”，人世只是历然都在，什么扰乱亦没有。 十 张佩纶当年为御史，攻击李鸿章议和，力主与法军战，朝廷命他督师，兵败基隆，贬窜热河七年。罚满释归京师，听候起复，例须谒李鸿章，意外得到李鸿章的小姐赐以颜色，忧患感激，遂成婚配。但李鸿章因翁婿避嫌，倒反不好保奏了，夫妻遂居南京。同辈张之洞是两湖总督，吴大徵是江苏巡抚，盛宣怀是邮传部大臣，他们或经过南京晤见，故人樽酒平生，张佩纶曾悲歌慷慨，泣数行下。爱玲说祖父好，姑姑却不喜，姑姑的漂亮是祖母的，她说祖父相貌不配。 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爱玲喜在房门外悄悄窥看我在房里。她写道：“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她是把古人亦当他们是今天的人。非烟传里的那女子，与人私通，被拷打至死，惟云“生得相亲，死亦无恨”，遂不复言，爱玲说道，当然是这样的，而且只可以是这样的。因为爱玲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柔艳刚强的女子。她又说会真记里崔莺莺写给张生的信好非常委屈，却又这样亮烈，而张生竟还去郑家看她，她当然不见。 好句是使人直见性命。白居易长恨歌有“宛转蛾眉马前死”，爱玲叹息道，这怎么可能！这样委屈，但是心甘情愿，为了他，如同为一代江山，而亦真是这样的。 爱玲与我说赵飞燕，汉成帝说飞燕是“谦畏礼义人也”，她回味这谦畏两字，只觉是无限的喜悦，无限的美，女心真象是丝棉蘸着胭脂，都渗开化开了，柔艳到如此，但又只是礼义的清嘉。爱玲又说赵飞燕与宫女踏歌“赤凤来”，一阵风起，她的人想要飞去，忽然觉得非常悲哀。后来我重翻飞燕外传，原文却并没有写得这样好，爱玲是她自己有这样一种欲仙欲死，她的人还比倚新妆的飞燕更美。 爱玲真是锦心绣口。房里两人排排坐在沙发上，从姓胡姓张说起，她道：“姓崔好，我母亲姓黄亦好，红楼梦有黄金莺，非常好的名字，而且是写的她与藕官在河边柳荫下编花蓝儿，就更见这个名字好了。”她说姓胡更好，我问姓张呢？她道：“张字没有颜色气味，亦还不算坏。牛僧孺有给刘禹锡的诗，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姓了牛，名字又叫僧孺，真要命。”我说胡姓来从陇西，称安定胡，我的上代也许是羌，羌与羯氐鲜卑等是五胡。爱玲道：“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是黄胡须。羌字象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 她只管看着我，不胜之喜，用手指着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抚到眼睛，说：“你的眼睛。”抚到嘴上，说：“你的嘴。你嘴角这里的涡我喜欢。”她叫我“兰成”，我当时竟不知如何答应。我总不当面叫她名字，与人说是张爱玲，她今要我叫来听听，我十分无奈，只叫得一声“爱玲”，登时很狼狈，她也听了诧异，道：“啊？”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荷花娇欲语，你不禁想要叫她，但若是真叫了出来，又怕要惊动三世十方。 房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象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但是我们又很俗气。爱玲的书销路很多，稿费比别人高，不靠我养她，我只给过她一点钱，她去做了一件皮袄，式样是她自出新裁，做得来很宽大，她心里欢喜，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要。又两人去看崔承禧的舞，回来时下雨，从戏院门口讨得一辆黄包车，雨蓬放下，她坐在我身上，可是她生得这样长大，且穿的雨衣，我抱着她只觉得诸般不宜，但真是难忘的实感。 且我们所处的时局亦是这样实感的，有朝一日，夫妻亦要大限来时各自飞。但我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爱玲还与我说起李义山的两句诗，这又是我起先看过了亦没有留心的，诗曰：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原隔座看。 其后我亲见日本战败，总要想起这两句。见星沉海底虽惊痛。中华民国还要有新的好日子要来，如虹气飞雨扫过河原，那里是汉民族的出身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我的姊姊——张爱玲 张子静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罢，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钮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干下面打着一个结予，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件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手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算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做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来看不可，大家伙怎样挽留也没有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家里从前有一个小丫头，名字叫小胖。又胖又笨，长得又难看，妹妹一向讨厌她，有一天不知道怎么高兴起来，一早起来就教小胖唱《渔光曲》，小胖实在太笨了，怎么也学不会，“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她老唱作“云儿藏在水中，鱼儿飘在空中”，从八点钟教到十一点，好容易把两句教会了，可是把我父亲吵醒，骂了一顿，她大哭了一场。就这样不了了之，她没再教过小胖。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车夫把车子开到目的地，她下车进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现在她当然不坐汽车，路名应该熟得多了，可是有一次讲起看书事情，她劝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坐电车到怎么样一所房子门口下来，向左走没有几步路就是。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比较还是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somerthet maugham写的东西她顶爱看，李涵秋的《广陵潮》，无虚我生的《泪珠缘》，她从前也很喜欢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somerthet maugham的影响很多，但我却认为上述各作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都有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姊姊真有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写十年，也未必能赶上她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没没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记张爱玲 潘柳黛 张爱玲到香港来，好像是四年前春天的事。她来之后几个相熟的朋友看见我时，都把她来的事告诉我，并且同我跟她碰见过没有？当时，我住在九龙，没有事情很少出门，而听说张爱玲是住在香港半山的一家女子宿舍，如果不是她特意来看我，或是我特意去看她，我知道我们是很少机会能够在那地遇见的、尤其张爱玲的脾气，在这几个人当中，比较是有点怪的。她不像丁芝那么念旧，也不像张宛青那么通俗，更不像苏青的人情味那么浓厚，说她像关露，但她却比关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赏。关员还肯手捧鲜花，将花比人；希望能够表现得相得益彰。张爱玲的自标高格，不要说鲜花，就是清风明月，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 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见，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果然张爱玲也感恩知进，不负所望，迈进文坛以后，接连写了几篇文章，一时好评潮涌，所载有声，不久就大红大紫起来。 张爱玲的家世是望族，不只是望族，而且据说还是贵族？“贵族”或“平民”虽然和写文章不发生关系，但是当时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以殊荣”，一再加以提及，裨众周知。 读者或间；张爱玲的“贵族血液”是怎么一笔帐呢？说来话长，原来听说张爱玲的爸爸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换句话说：就是李鸿章的妹妹，嫁给了某姓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姓张的男人，这姓张的男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就是张爱玲。这意思也就是说明张爱玲是李鸿章的外重孙女。李鸿章既然入过清廷，对“太后老佛爷”行过三跪九叩礼，口称道：“奴才李鸿章见驾”，受过那拉氏的“御旨亲封”。，那么她的父亲既要了李氏的外孙女，所谓“外甥像舅”，张爱玲在血液上自然不免沾上那点“贵族”的“仙气儿”了。当时张爱玲以这点“贵族仙气儿”来标榜她的出身，许多人虽不以为然，但念她“年幼无知”，也还没怎么样。最可笑的却是当时文坛上有一个大名鼎鼎，颇受汪精卫赏识的作家胡兰成，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的，但由于他赏识了张爱玲的文章，便因而赏识了张爱玲，并且托“仙风道骨”的邵洵美介绍相识，惊为天人，所以不惜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文中除了把张爱玲的文章形容成“横看成岭侧成峰”外，更把她的身染“贵族血液”也大大的吹嘘了一番。 谁知以这篇文章做导火线，便引起了我和张爱玲以后的保会．原来在当时，苏青、张爱玲和我本来都是很熟的服友。时相往来的．平话对于她的标“贵族血被”，我从来未置一词过．但是这次忽然看了一向两眼朝天的胡兰成，竟用政论家的手笔，写了这样一篇神魂颠倒的软绵绵的捧场文章，居然也一再强调张爱玲的“贵族血液”，便不禁一时心血来潮，以戏噱的口气，也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游戏文章，以“幽他一默”的姿态，把胡兰成和张爱玲都大大的调侃了一场。我记得说的最重的是先把胡兰成的独占当时“政论家第一把交椅”的事，大大捧场了几句。使自使断章取义，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这还不算，最后把张爱玲的“贵族血液”调侃得更厉害了。我记得当时我举了一个例说；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因为她的父亲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她是李鸿章的外重孙女--其实这点关系就好象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杆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如果以之证明身世。根本没有什么道理、但如果以之当生意眼、便不妨标榜一番。 而且以上海人脑筋之灵，行见不久将来，“贵族”二字，必可不胫而走。连餐馆里都不免会有“贵族豆腐”、“贵族排骨面”之类出现（这篇文章发表不久，陈蝶衣兄主持的大中华咖啡馆改组卖上海点心以后，果然反“潘柳黛女士”笔下的“贵族排骨面”上市）．最后并以“正是：且看论人者，人亦论其人”为我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之结尾．当时我是只顾好玩，说得痛快，谁知以后不但胡兰成对我不叫应了，就是张爱玲也“敬鬼神而远之”，不再与我轧淘。以后隔了十年。再到香港来时，据说有人向他谈起我，她还余怒未消地跟人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地。 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关露的心境，是受了老处女的影响，已经变成孤芳自赏，移情于花草鸟兽了。但张爱玲却是除了也有这样一点心理以外，她还受了美国噱头主义的影响，时常在别人冷不防时抓住机会；把自己表现一下，这是张爱玲和关露不同的地方。但也是张爱玲比关露更聪明的地方。 张爱玲的外国（英国）文根基很好，据说她以前就到香港来过，而且还曾在某一英文书院读过书。 后来她在上海时，又一度攻读于圣约翰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教会学校的神髓被她领会到了。所以在处世待人的手法上。有时虽不合于中国人的习惯，但是却因合乎“外国人”脾气。比方与人的会，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她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睑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的一声关上，就请你暂时尝一尝闭门羹的滋味。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更会振振有词的告诉你说；“张爱玲小组已经出去了。”她的时间观念，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被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难的外国人脾气。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费坦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妆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向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的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的道：“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相值，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张爱玲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使整条斜桥弄（苏青官式香闺）轰动了，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一记，融合了古外古今的大噱头，她把目已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有人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她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往意？”--怪不得朋友们告诉我，说这次在香港碰见张爱玲，张爱玲的穿着一如常人，一点也没有特别的地方．想见她是引人注意的目的已经达到，不需再以奇装异服为号召了吧？听说她现在在美国，过的也是平平常常的日于．在中国卖弄美国噱头，到美国再去卖弄中国噱头，我想聪明的张爱玲很可能已经放下剪刀，拿起厨刀，在美国朋友面前，正在大力表演她的“祖传秘制”“李鸿章杂碎”的“贵族”烧法呢。 1975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张爱玲一瞥 陈若曦 十月初，一个朋友来电话。“猜猜看！？有一个你顶喜欢的作家要来台北啦！”我支吾了半天，想不起来。 “张爱玲！” “天呀！……她来做什么？” “看看台湾的风土，找点写作材料吧．麦先生刚接到电报，说十三号来，希望能在花莲帮她找个住的地方。” 同学王桢和家便住在花莲，道地的台湾老式住宅，深广的院落，只住着一家三日．既清静又方便，当下便决定找他帮忙了。王桢和素来最钦佩张爱玲，收集着她的作品。一听之下，他马上写限时专送回家，并决定向学校请假一礼拜，给她做向导。 大学一年级时，偶然在同学家的旧书堆里翻出一本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来。回去连夜读完，熄灯上床时，天已亮了。《流言》读起来总觉得神笔迭出，处处异想天开，作者的才气、异秉泛滥在纸上，真是十几年来我仅见的一部最好的散文集。其实，文笔还在其次，主要是张爱玲这个人本身太突出了，她是既敏锐又尖刻，任性又坦白。《流言》里几幅仕女的速写更是神笔，有几幅讥讽那些姨太太，外国太大之流的，看了简直要喷饭．卷首的著者近影给我印象更深，那画像充满了生命的跳跃． 十五日，张爱玲果然乘飞机，一个人飘到台湾来了。麦氏夫妇十四日在大东园宴请张爱玲，邀现代文学社诸君子做陪客．主人说好正午十二点，我们准时到达，席上空无人影，只好先坐下来，恭候主人和主客．大家都太年轻，没有人见过张爱玲，纷纷猜测她的外貌。 “你想她是胖还是瘦？”我问白先勇，他一向对女人特具眼光。 “她准是又细又瘦的。”他毫无考虑地说． “我想她不胖不瘦”洪智惠说。 “我想他一定是既丰满又性感．”我总是忘不了《流言》里的她，像那样具有燃烧的生命力的女子，用六十年代台湾的流行语形容，不该是丰满又性感吗？ 正说着，吴鲁芹先生来了“张爱玲这个人，包管不令你们失望！” 我颇高兴，一心一意等着我自己雕塑的人物出现。 一点钟了，毫无动静．大东园里别人吃得正热闹，我们肚子开始擂鼓。 “怎么回事呢？” “说好十二点整去中国之友社接她的。” “她不是在美国住了十来年吗？总该守时吧．” “这可大有问题。”吴先生说，“她根本不带表，向来没有时间观念．” 这下我倒心有戚戚焉，生平最讨厌带表，看到人说话做事都以表为依归，尤觉不能忍耐。 终于来了张爱玲．看了她一眼，我不禁回头瞪了先勇一眼；我说过的，他对女人别具眼光。她真是瘦，乍一看，像一副架子，一由细长的垂直线条构成，上面披了一层雪白的皮肤；那肤色的洁白细致很少见，衬得她越发瘦得透明。紫红的唇膏不经意地抹过菱形的嘴唇，整个人，这是唯一令我有丰满的感觉的地方。头发没有烫，剪短了，稀稀疏疏地披在脑后，看起来清爽利落，配上瘦削的长脸蛋，颇有立体画的感觉。一对杏眼外观滞重，闭合迟缓，照射出来的眼光却是专注，锐利，她浅浅一笑时，带着羞怯，好像一个小女孩。嗯，配着那身素净的旗袍，她显得非常年轻，像个民国二十年左右学堂里的女学生。浑身焕发着一种特殊的神采，一种遥远的又熟悉的韵味，大概就是三十年代所特有的吧。 这便是我看她第一眼时的印象，她并不健谈，说话很慢，嗓门不高。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你必须凝神听，因为她专心一志地说一句话。酒席间，吃饭和回答她两旁人的问话便占据了她全部的精神。她看来非常过敏，羞怯．推麦先生说，任何一个场合，若超过五个人，她便感到不安，手脚无所措。那天，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她看起来倒没有被吓坏的样子。 “她真瘦呀！”我自己也很瘦，所以，对于瘦总耿耿于怀。 “我认识她时，她就是瘦瘦的，”麦先生说，“最近，她刚刚完成一部八万字的英文小说，日以继夜地写，一定很辛苦，所以，更瘦了。在台湾呆两个礼拜后，她就要到香港去，开始另一部小说，同时写点电影剧本，以维持生活。像她那样认真写作，恐怕要永远瘦下去。” 《现代文学》每期出版后，都寄给她一份，一谈之下，才知道她只收到两期．里头几篇创作，她说，看了后总觉得忘不了。尤其是王桢和的《鬼·北风·人》，她喜欢极了，简直以为他自己就住在小说中的古老房子里。 她以世界人自居，超越地域。她是一个天塌了也面不改色的人，每个动作迟缓而稳当，极具有耐性。她也是一个纯女性化的女人，对服装、发式、衣料、色彩等，见解独到。饭后，我们陪她上街买衣料送给王君的母亲、在三轮车上，她滔滔不绝地畅谈着老式的发髻，香港的旗袍，女人的腰肢等。 逛马路时，她谈起对台北的观感，说：“好几年了，台北一直给我不同的印象。到过台北的朋友回到美国，便描写台北的样子给我看，每一次都不一样。这一次，我自己看了，觉得全同他们的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我看着竟觉得自己忙不过来！……” 她是个极不拘小节的女子、有人认为是迷糊，我想她完全是豪迈，率性，超越繁文缛节，最具赤子之心。住在花莲的时候，她出门都穿凉鞋。也许不惯走多路，有一只脚磨破了。她便在那只脚穿上厚厚的毛袜，另一只脚让它光着，然后，大街小巷地逛去了。十五日，正碰上阿美族在花莲花岗山上作丰年祭，万人争睹。她本来坐在主席台上，因为人多看不清楚，便跑到最前头坐在草地上，舒舒服服地，把那些歌舞尽收眼底。 我们原想在周末去花莲探访她一欢，不料突然接到纽约来的急电，她那位美国人丈夫雷尔先生突告病重。刚抵台东车站的张爱玲只好连夜上台北，转赴香港返美。总算一下，她在台湾好住了一个礼拜。虽然时间太短促，但对她，相信收获还不少，东半个台湾都走遍了。然而，无论如何，以一个礼拜的时间要认识台湾的风土是不可能的。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我盼望她将来写到台湾的一切时，不要太主观。 无论走到哪里，张爱玲都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她的敏感和率真造成她的不平凡。这真是我见到的最可爱的女人；虽然同我以前的想象不一样，却丝毫不曾令我失望。 1961年10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遥寄张爱玲 柯灵 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七十年代末叶，我从一场恶梦中醒来，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灾梨祸枣的奢侈了。每当一本新书出版的时候，我照例兴冲冲地亲自签名包扎、跑邮政局，当作一种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儿”分送朋友。1980年春，感谢香港昭明书店，给我印了一本装帧、排印、纸张都很漂亮的《选集》，多年的旧交刘以鬯兄，还写了长序，奖饰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册精装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决定把这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况的一个纪念。 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唐诗忽然走红。但在外交场合杯酒言欢中滥用的结果，最好的诗也会变成爱伦堡所谓“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点替王勃叫屈。潜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讥。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帅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已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的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c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盦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四，总感到不便请他做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画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不致扰乱东家的安静。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胁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丏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绝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伽果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作帕己的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现在经过迢迢四十年，张爱玲本人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1978年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以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实为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馆里见面。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利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两次被日本沪南宪兵队所捕。第一次幸而没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椎心刺骨的号叫声。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请。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全国解放”，在张爱玲看来，无疑是灾难。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1950年，上海召“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物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张爱玲的读者，“左联”元老派的夏衍尤是一个。抗日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但用“左”视眼看起来，也就是“右倾”，“温情主义”。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期与世隔绝，被海外视“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做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迤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困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加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即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三十年风驰电掣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1984年11月22日（1988年删改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遥寄张爱玲 周汝昌 疑是空门苦行僧，却曾脂粉出名城。 飘零碧海灰能化，寝馈红楼恨未平。 附骨有蛆遗痛语，卓锥无地抱深情。 谁知此日纷腾誉，不见心灵说字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今夜，张看她的身影 苏菲 我是个彻底张迷。一直都想写些关于张爱玲的什么。但是，没有一次能写完一篇文章。古人有云“近乡情更怯”，我觉得，对张爱玲，就有这种感觉。不过，到底是逼了一篇出来了。为了这五年。不知道，您在那边好吗？夜里归家的时候，习惯性的抬头看天。月亮像一个迷糊的湿晕，不够圆整的，凄迷的淡黄着。我闭了闭眼--快要中秋了，又一年了。去年的中秋夜，我一个人站在九楼的屋顶，在如水的月光中蹲下身去，将自己抱成一团。微凉的秋风，忽然侵入心里某个柔软的角落--所有思想都停止了，四周只剩一片空大的寂静。1995年的中秋前夕，75岁的张爱玲在洛杉矶寓所里孤独的死去。那天我站在报刊亭前看到这则消息，震惊到说不出话来。一路呆呆的回到家里，半天不能言语。初读张爱玲，是幻梦破碎的十七岁。尘世有多么繁华热闹，张爱玲随手轻轻一揭，却让我看见繁华似锦的幕布后哀凉的人生荒漠。从那一刻开始，张爱玲，就永远成为心中的涅槃。那时侯，还没有刮起铺天盖地的爱玲风。寻一本她的书，其实十分困难。曾经为她一本书，跑遍城里大大小小的书店，甚至要托朋友自远方寄来。后来，她的书越出越多，各式版本的都有了，自然亦有了许多与她的生活相关的书籍。出名即热闹。23岁的张爱玲，在我眼中，似乎十分切近。同样是奇装眩人的，才气放恣的，跋扈的自恋着--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样恣意的张爱玲。从小就向往“梳爱司头，穿高跟鞋”，把第一笔稿费拿去买了一只小号丹琪唇膏。同胡兰成恋爱。与赖雅结婚。张爱玲始终是那么纯粹的女子。没有丝毫矫情与伪饰。今天，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是空前绝后的。那种文字，精致到只有中国文字才能表达，迷惘到只有40年代的中国才能产生，冷静到只有张爱玲才能写出。无怪，评论张爱玲的人最爱说的话就是：她是四十年代沦陷区的废墟上绽开的罂粟花。。。天时、地利与人和，造就了横空出世的张爱玲。但是，正当评论者把张爱玲的过去翻来覆去淄铢必究的时候，张爱玲早已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彻彻底底的孤绝。独居，拒绝访问，从不接电话，隔壁杂货店里的信箱、传真是唯一的沟通管道。而最孤绝的是这位学贯中西的大作家，家里连一本书都无。甚至连书桌都没有。在中药里有一味生药名“独活”，药材表面粗糙，质坚硬，有特异香气。独活，这样的字眼忽然跃入记忆，仿佛是大自然印证着某一种生命特质的措辞。张爱玲就是独活。 从92年立遗嘱中说“希望骨灰撒于开阔清净的旷野”，到94年在皇冠出版有总结和告别意味的《对照记》，到95年最后的一个人在梦中死去，张爱玲一路从从容容。至始至终，那么干净凛冽，没有任何杯盘狼藉。也曾经喜欢过一些人的文字，可是，当了解过他或她的实际后，往往好感就要褪色，毕竟要使生活与文本上表达的理念相符合，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张爱玲却是彻底一致。生活、文本、气质或者风格。她的存在不仅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大收获，更使一种生活成为信仰。我在月光中静静的站立。我微眯起双眼。眼前的月亮是没有时间性的月亮。仿佛，只要一不留心就能够看见了她--明黄的宽袍大袖，嘈切的云朵盘头……黑色绸底上装嵌着桃红的边，青灰长裙，淡黄玳瑁眼镜……如意镶边的宝蓝配着苹果绿色的绣花袄裤……张爱玲。 永远的张爱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鹤顶红 李碧华 张爱玲“对照记”——看老照相簿，是台湾皇冠出版。皇冠与她渊源甚深，电影公司要改编她的小说，版权谈的不恰当，会委托他们出面。可见独居美国的老太太“天威仍在”。 此批幸存的老照片，不但珍贵，而且颇有味道，是文字以外的“余韵”。人生的“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小小附注也是故事。 不知其他读者的看法，但我发觉，集子收入她很多照片，捧在手中一页页的掀，如同乱纹中依稀一个自画像：稚雅，成长，茂盛，荒凉…… 我的印象至深，是大部分张的倩影，总是仰镜，镜头自低角度往上拍摄，而她又不自觉(或自觉？)地微仰首，高瞻远瞩，睥睨人间。 因为这不断出现的神情，令人有“鹤立鸡群”之强烈感觉。 一个人的小动作往往介绍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 即使什么也不说，却说了很多。 “张爱玲”三个字，当中粉红骇绿。影响大半世纪。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掏的古井，大方的很，又放心的很——再怎么掏，都超越不了。但，各个掏古井的人，却又互相看不起，窃笑人家没有自己“真正”领略她的好处，不够了解。 对很多读者而言，除了古井，张还是紫禁城里头出租的龙袍凤冠，狐假虎威中的虎，藕断丝连中的藕，炼石补天中的石，群蚁附羼中的羼，闻鸡起舞中的鸡，鹤立鸡群中的鹤…… “鹤”，俗称仙鹤。嘴，颈，脚皆特长，身高，翼大，善飞。体白色，眼赤，尾黑。鸣声高朗。鹤之头顶朱红，相传此丹顶有剧毒，食之杀人。 她的书，留传了50年，直到今天，仍然具备“再来”的魅力，读者们对她的恋慕并不冤枉，好像爱一个人，没有爱错那么理直气壮。连那些“毒”，亦甘之如怡。 其作品我全部都有，甚至各种版本都有，包括中国大陆翻印的粗陋版。而手上最珍贵的一本“赤地之恋”，天风出版社出版，定价二元五角。它已昏黄残破，当年，很多年前，不记得是中一抑或中二，是文字的震撼力驱使我，自学校的图书馆偷来的。 张的小说是小说，张本身，也是一个小说。 据说，有个男人，因时局变迁，逃至温州避劫。他的女人，二月里竟千里迢迢特为看他来了。斯时，男人面不改容地又有了个女人。正是红啼绿怨，旧爱新欢。因两女同是他的人，不免好看好待。一天，甲看乙，叹道：“真是生的美。”当下给她画像，男人站在一边看。勾了脸庞眉目，正待画嘴角，忽的停笔。乙去后，甲道：“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言下不胜委屈，她看着他，只觉眼前这个人一刻亦是可惜的。 ——以上情节，由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披露。张爱玲是什么人？何以被迫如此大气壮阔？提供机会予胡某这等坏分子角色做传，俾他粉向自己脸上擦？虽然张末了去一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我是经过一年半长的时间考虑，惟彼时以小劫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亦不要来寻我，即使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回复一点本色。 但，也够委屈吧。 古老照片堆中，有她青春妍丽的岁月，也有“在人屋檐下”的叹喟。即使不着一字…… “1950年或51年，大陆变色后不久，不记得是领什么证件，拍了张派司照。这时候有配给布，我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衫挎。街边人行道上，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佝偻着伏在桌子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 红遍上海的作家，半生作文字工作，在工农兵跟前，不很乐意被看出来是知识分子。趋时，惧祸，无奈…… 记得照片中的人吗？ 每以鹤姿仰视，冷静，自信，独立，而且毒辣。我们永远见不着她顶上朱红。 在这世界上，能叫一个扬眉女子低头，挫其锐气的，只有两样： 一：爱情 二：政治 后记：张爱玲于1995年中秋前一天，被发现安详地躺在几乎完全没有家具的美国落杉叽寓所，享年75。寂寞老人常以急冻食物加热充饥。她并无向任何人告别。遗作“小团圆”未写毕，一生最灿烂的作品，在25岁之前几已完成。直至今天，不见后来者。 她擅写月亮，却不团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世俗的张爱玲 王安忆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惟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郭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本文系作者在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摘自《文汇报》2000年11月7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无法解读张爱玲 亦芸 在沉寂了多年以后，随着其作品的大量重印和各种研究文字的出现，张爱玲重新走进了读者的视野。 对于她，我似乎不再陌生。伴随其文字走向我的，通常是穿一袭桃红配葱绿，或水红绸镶黑色滚边宽衣大袖，驳杂、生动，然而浑然透出冷与灵异之气的张爱玲。不知这和三四十年代真实存在的她有几分相似，又有几分相异。 纯净的事物比较容易被看清，因为静态。好象历来的评论家都能读出冰心作品中略显忧郁的生之欣悦，海般蔚蓝的爱之感动。而对于张爱玲，谁又敢说她已经准确无误地透析出其作品在喧闹的色彩背后，隐伏着怎样冷色调的心绪，苍凉、苦涩、灵动、寂寞？抑或都有。张爱玲从不讳言，她始终追求的是“短暂的炫目”。炫目，就造成观望者瞬间的盲视；又因其短暂，就更难于被把握。在几年匆忙的辉煌过后神秘地淡出，也许正是张爱玲所追求的生命效果。多少读者渴望看清她的眉眼，却不得其门。 张爱玲的童年背景，是一座“有阳光的地方让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的深宅大院，满清遗少的父亲终日沉溺于鸦片、姨太太，被西洋文化妆扮过的母亲也有自己的世界，对张爱玲而言，父爱与母爱虽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她成了一个连苹果也不会削，怕见客的现实生活中的“废物”。但她自小又被视为“天才”，三岁吟“商女不知亡国恨”，十来岁读“红楼”，给弟弟编三国故事。张爱玲童年耳濡目染的，主要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通俗文学之流。伴随这些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故事，编织着童年那块斑驳、晦暗的布，张爱玲渐渐长成一个敏感早熟，内心阴郁又情感丰富的少女。畸形的童年，成全了她的一身“俗骨”；对于人，她选择了宽容的远视，因为身上千疮百孔的人填满了她以往生活的记忆。生活在她心中就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了”，她已将蚤了视为生活的真实成份。 青年时代在香港求学的张爱玲，习惯性地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心理上的堡垒，躲在里面，她得以从容旁观人们在战火硝烟中奔忙逃生，为金钱或其他相互倾轧，明争暗斗。她宽容地注视着这沉沦的时代，这些没有彻底地病态或彻底地觉悟，只是有分寸地疯狂着的人。 在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中，张爱玲以其不避世俗的心态，敏锐的眼光和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失落感、孤独感。营造了两个世界。身内的世界精致但孤独，身外的世界则充满着浮滑与冷漠。前者化作了散文，后者融进了小说。 “好的作品，还是在于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这一信念贯穿了张爱玲的作品和一生。尽管她的作品处处流淌着辛酸的泪水，但绝对没有战争与血腥的气息。她只把目光投注在乱世中最基本的“饮食男女”的主题上，写他们的恋爱——比战争、革命更素朴，恣意的恋爱，欲求——并不过分的生之欲求，对享乐的欲求。与此相和谐，她的作品不壮烈、不悲壮，而是苍凉，一种启发性大于刺激性，回味更深长的感彩。张爱玲追求过“飞扬”，但她更渴望“安稳”，在经历了生活和情感的诸多波折之后，她选择了重回寂寞，只留下一个“苍凉的手势”，让后人回味无穷。 摘自《中华读书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永远的张爱玲 舒贝儿 看过各式各样的书籍，传记类偏多些，小说也没少看，但是，要是说起小说作家，最迷的却是四十年代上海才女张爱玲，也许是女孩子气太足的缘故。曾在姜丰的一本散文集中发现一篇名叫《张爱玲情结》的随笔，当时很是兴奋，仿佛遇到了知音一般，而且她用“情结”二字来形容这种痴迷，真是再恰切不过。我曾问过几个男同胞，他们似乎远没有这种“痴迷”和“情结”，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些“张迷”们。 平日里逛书店，但凡见到有关张爱玲的不同版本的书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书柜中存放的就有象《张爱玲精品集---传奇》、《寻找张爱玲》、《张爱玲苏青散文精粹》，床头随意伸手可及的还有《张爱玲情语》、《张爱玲在美国》、《最后的贵族》等。乍一看连自己都觉惊讶家里会藏有这么多有关“张氏之作”。 张爱玲是一位极为特别的女作家。她的极具才情的佳作、她的清末贵族后裔的身世、她的充满曲折的一生.....构成了她这位旷世才女的传奇色彩。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就是这么一位奇异的年轻女子，几乎一夜之间横空出世，风靡了上海文坛。各种版本的书籍有关张爱玲的描述无一不是用“传奇”这样的字样。先是在上海，后辗转香港，尔后定居美国.....晚年独居洛杉矶被人们流传身穿纸做的衣服，因为怕空气过敏，闭门谢客，最后孤独地离开人世.....她就象一团谜，一片雾，让人忍不住想去读懂她，了解她，这大概就是张爱玲的特殊魅力所在。 对张爱玲感悟最深的是她的小说，而小说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文字。读她的小说，仿佛能感到人物要从纸面上跳出来。对人物心理的刻划细腻之极。读《倾城之恋》，你会感到里面的白流苏和范柳原就好象活生生地在你的周围一样。 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应该为流传较广的一部作品。看过台湾拍的同名电影，陈冲诠释的那个红玫瑰如今不知怎么没有什么印象，大概张爱玲小说原著的那种细腻与深厚是难以通过电影这种手段充分展示出来，影片只能形象化地表达出一种意境，而小说却能让你于字里行间去体会作者的精妙构思，欣赏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的独特魅力。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从国外归来回到上海的振保暂住在出门在外的朋友王士洪的家里，不可避免的与闲居在家的年轻娇媚的王太太发生一段热烈的恋情离开王太太之后，振保经人介绍很快与叫烟鹂的年轻姑娘结婚，过着寡淡如水的婚姻生活.... 故事是再平常不过的故事，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刻划丝丝入扣。振保与王太太从相识、相互调侃、测试对方心理....到相互热烈地爱，语言文字的工夫用到极至，男女主人公透过他们的语言、形体动作、内心活动展现出人物鲜明的个性。然而这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通过与“热烈的情妇”和平和的妻子两段截然不同的情感过程的对比，张爱玲呈现给读者面前的是男主人公那扭曲的心态下连带而致的扭曲的个性，以及相应而来的扭曲的婚姻，扭曲的人生...... 和读张爱玲的其它所有小说一样，透过细致入微的文字描写，透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透过虽年代相隔久远但看似熟悉亲切的故事情节，你总能体味到一种人生的苍凉，那种无奈与悲哀那种凄艳的美.....这是读张爱玲的作品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慨叹。我想“文如其人”，张爱玲作品的风格离不开她所生活的时代和她个人的人生历程：一个从小就有着“乱世天才梦”的民国女子，一个父母离离合合而自己的爱情也是充满了坎坷充满了传奇的女子，一个想“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却享尽了“浮世的悲欢”的不幸女子，一个阅尽繁华，遍尝世味，最后淡漠红尘的悲凉女子.....她的作品是她传奇一生的真实写照。 年代的久远，隔断不了对张爱玲小说的情结。在生活节奏如此紧张的今天，偶有闲暇，重拾张爱玲的旧作，更感到它们犹如陈年的酒香。几十年前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就对婚姻做了那样精彩的“诠释”，品味起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张爱玲那些有关婚恋问题的作品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堪称经典之作。 张爱玲，普通的名字，不寻常的人生。 她走了，但她亲手点燃的炉香会依然飘荡着独有的额芬芳..... 写于2001年10月12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苍凉的传奇 雪呆子 朋友说，你没必要总在为写点什么而折磨自己。我能听出潜台词：那些垃圾，不制造也罢。纯粹浪费时间和精神。 在我，我愿意。尽管知道，很不聪明也不高明。但做自己愿意的事情，就不是折磨自己的事情了，不是吗？ 正如今晚，我更愿意写点想写的东西，关于张爱玲、六年前9月8日去世的一代传奇。 一直把张爱玲深埋在心底。谈论她的太多了，她写的书和关于她的书印刷得太多了，张迷也太多了……不愿凑热闹，因为，凭着粗略看过的几本小说和集子，是没有谈论张爱玲的资格的。董桥有一次在香港说，大陆的作家，他欣赏两个人，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张爱玲。而至今，张的研究者也承认，张是一个谜，身世和生活是个谜，创作经历也是个谜。谜，是没人能知晓，更没人能懂得的。张爱玲曾评胡兰“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然而，她还是看错了，胡兰成并没有真正懂得，所以，他终不能慈悲。张爱玲也终于默默隐退、渐渐枯萎。 谜一般的张爱玲，总让人想起那张比例过长的脸，洞察世态炎凉的眼，一切皆不在话下的嘴，还有不屑不顾不怜不爱不能近只可远的渗入骨里的精髓。 我从不觉得张爱玲美。只诧异她生来天人合一，一切了然于胸的锦心绣口。张爱玲说自己：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绘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 　　一件桃红单旗袍，她可以看出“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视觉出嗅觉，甚至出味觉。使万物自语，并让人叫绝。胡兰成有一点讲得有道理，“看她的文章，只觉她什么都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有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这就是张谜的地方。不谙世事，却活灵活现。 今晚我又看了一遍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节选）。慢慢地看，甚至逐字逐句地咀嚼，忽然对张爱玲多了一层理解，或是有了新一层的理解--一个也是普通的女人，一个披着华丽外衣的极其普通的女人。 　　由得想到一个词：苍凉。这是张爱玲在所有文章中最喜欢用的字眼，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苍凉--张爱玲真实心态的体现。 一个普通的女人，得不到自己正常需要的东西时，那分无奈，是否苍凉？“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张爱玲面对胡兰成，就像丝绵蘸着胭脂，都渗开化开了……那种爱，用她的话，是欲仙欲死。两人同住同修，谈到大限来时各自飞，张爱玲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张爱玲终究没能牵住招住胡兰成。这中间，胡与小周、与秀美、与爱珍……情情爱爱的故事让普通女人的张爱玲无法超脱和容忍。传奇人物惟一无法传奇的地方--苍凉，让张爱玲回归为一个普通的可爱的女人。 以前一直仰视张爱玲，甚至妒忌她绝世的艳和才华。今晚重读《私语张爱玲》，却让我内心生起丝丝温柔--或许，神化，害了张爱玲；谜化，毁了张爱玲。众星捧月，让她高处不胜寒，只能把苍凉掩饰了起来，然后，循世，逃离……一代传奇，就这么苍凉地陨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黄金盟誓之书 朱天文 很久以后我们谈起胡老师住在这里的日子，每每惋叹一声，「真窘啊，那时候。要是现在……」 要是现在，随便都能出去吃顿鼎泰丰、葡苑、老饕的海鲜、晶华下午茶。进出叫计程车，跑远玩也有车子。那时候，带胡老师小山老师到铜锣外公家，平快车不对号，现买现上。先上了一班没发现是海线，待山线的进站，一家子急下车奔越天桥到对面月台.胡老师撩起长袍跟跑，恍如他在汉阳逃空袭警报时.满车厢的人，被我们硬是抢到一个位子给胡老师坐下，父母亲直抱歉说像逃难，胡老师也笑说像逃难.第二天我们到山区老佃农家玩，黄昏暑热稍退，去走山，最末一段山稜陡坡，走完回家胡老师叹道刚才疲累极了，魂魄得守拢住，一步一步踩牢，不然要翻跌下池塘里.我们每忘记胡老师已七十岁，因为他总是意兴扬扬，随遇而安。母亲由衷赞许胡老师好喂，做什么他都爱吃。没有荤菜时一人煎一个荷包蛋，父亲最记得胡老师是一口气把蛋吃完再吃饭，像小孩子吃法，好的先吃掉再说.父亲相反永远把好的留后头，越吃越有希望。经常，天心隔墙喊「胡爷吃饭喽！」胡老师好响亮的答应了，马上跑过来，吃饭真是件神往的事。有人送我们火鸡，取名粉眼，放狗上山粉眼也杂在其中跑，跑野了没回来，我们对空啸牠「粉眼——」胡老师听是喊胡爷，回啸一声「唏——」中气十足，真应了他旧写的诗…… 呼鸡如呼人， 凤凰亦来仪。 而胡老师事事看在眼里.一次他说：「天衣放学进门，手上拿着零食吃，五块钱一个，你爸爸斥她买这个做什么，那么贵！但他上街给我买家具，一买六千块.这是你们的爸爸。」 小山老师是《日本书纪》和《源氏物语》专门家，亦博知日本古今美术，在文化学院任教，周未假日下山来玩。 日本人的美感，譬如看石头，大致都会分辨得出死石、活石，用在庭院里的石头要选活的。因此小山看我们家，恐怕只有两句词司以形容，家徒四壁，身无长物。 那些挤放在玻璃橱里的东西，玩偶瓶罐纪念品杂什，小山说其中两件是真的。一件鹦鹉螺，一件木刻品，穿着第一高校制服的男孩把负心女踹跌在地，取材自明治年间尾崎红叶的小说《金色夜叉》。很奇隆小山不说它们好，说真，可见其余都是赝物。胡老师对凡此俭陋皆无意见，总说蛮好，蛮好。日常聊天，屡屡比较到日本的与中国的不同，一次胡老师说：「像你父亲这层级的小说家在日本，家里一般很有品格的，挂画什么，端茶出来的一个杯子、盘子，吃点什么，都非常有品格。可是你们家庭这样，也好呀。日本人常时太美，有些东西是在美与不美之上。」 我就警戒自己有的危险.胡老师曾写诗赠池田笃纪，前二句「蓬莱自古称仙乡，西望汉家日月长」，说的是初亡日本，池田替他张罗安定。后二句「惟恐暂盟惊海嶽，且分忧喜为衣粮」，豪杰性命托于一剑，他却性命托于衣粮，与众生同。也幸亏吃多穿暖，他没有变成孤愤老人。而且他喜看女人，像阿城说的，「我亦是偶有颓丧，就到热闹处去张望女子。」 胡老师又问我们看过《游侠列传》没有，去找来看，里面有个朱家，有个郭解。朱家也是你们山东人，许多遭厄难的都跑来朱家藏活，鲁人崇儒教，朱家以任侠闻名。胡老师唯一算讲过张爱玲的是她的个人主义，自我防卫心，而立刻补充，「张爱玲虽然冷淡，却是有侠情的，又其知性的光，无人能及。」他在黑板上写，「任侠是文魄」，说朱先生小说的重量在此。 他早上过来看报，通常已写了千把字碧严录新语，也打过拳，沖完冷水澡。国内外新闻扫扫一眼，倒是连载的武侠小说方块每天都看。假日，我们青少年往往睡到太阳高照，起床后大家去兴隆踞吃豆浆，回程走山边，胡老师也一淘踩涧溪里玩，虱母草开着粉红小花，说那粉红是我的颜色。跟天心下五子棋，赞天心聪明。 天心喊胡爷，我有一些踌躇，还是把自己归到喊胡老师那边，因为喊胡爷就喊定了，再无别的可能了。诗三百篇，思无邪，但我是思有邪。 我帮胡老师擦楼上地板，被夸能干，得一句刘禹锡诗，「银钏金钗来负水」，胡老师说：「劳动也是这么贵气。」 讲到汉武帝通西域，背后是有女人桑蚕机织的生产力做支持，其气象都写在，《陌上桑》里，当中出来的女人是秦罗敷。可这位秦氏好女跟什么劳动楷模，人民英雌之类的东西扯不上关系。叫我们怕买本《古诗源》，收录在中。 大家挑里面喜欢的篇章读，采莲采萎，又是一番气象。念到《西洲曲》，一句「垂手明如玉」，胡老师说：「这是写的天文小姐哩。」真叫人高兴. 整个夏天，胡老师院子的昙花像放烟火，一波开完又一波。都是夜晚开，拉支电灯泡出来照明，七、八朵约齐了开，上完课人来人去穿梭着看，过年似的。图书馆小姐拿了纸笔来写生，昙花灯理姚孟嘉跟太太是少年夫妻，若洁婴儿的眼珠黑晶晶。花开到下半场怎么收的，永远不记得，第二天唯见板凳椅子一片狼藉，谢了的昙花一颗颗低垂着大头好像宿醉未醒。多年后，每有暑夜忽闻见飘移的清香，若断若续苦撩弦，我必定寻声而至，果然是谁家外面那盆攀墙的盛开了。人说昙花一现，其实是悠长得有如永生。 还有那棵大玉兰树，冷香沉沉，一股一股的像涨潮。我跟天心采玉兰花，胡老师打拳完过来跟我们讲话，谈到文章提出问题，有的是做了解答，例如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剧终娜拉觉悟到自己的独立人格而出走。儒家就是有问必答，如孔子对鲁哀公的问这问那，都—一回答清楚。是非分明，这当然必要，否则什么肯定的东西都会没有。 但也有是不做解答的，老庄常是问而无答，问而不知所答。 比方贾宝玉，与他相知的是林黛玉，然而睛雯呢？睛雯是丫头，说不上这份儿，可个使要为林黛玉的缘故去了睛雯，贾宝玉怎么能。便是薛宝钗，他也不能去想要在跟林黛玉两人之间取一舍一。除非是天意。大观园里的女孩们，连那位不知名隔着花荫在泥地上癡癡画蔷字的女孩，对贾宝玉来说都是绝对的。林黛玉每想到终身之事，贾宝玉则不能想。那么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这不是可以解决得了的。它唯有就是这样的，也只可以是这样的。贾宝玉以不解决为解决，没有答案。 胡老师说完问我们有何感想——他总在长篇大论之后彷佛不好意思的，搭一句：「你说说我这话讲得好不好呀？」 天心就把眼睛笑望着我，拿我倣挡箭牌，但我也只会裂嘴笑，答不出半句感想。后来去日本，在野村家看能乐，因胡老师之故，特别把能的面具服饰一件件取出来跟我们讲解，大约我们也是如此傻笑无言，过后胡老师说：「大家都称讚你们，说你们没有进步少女的习气，指东问西，或像新闻记者那样必得要发表一点见解和知识.蛮好。」 我跟天心，实在每困于我们的木讷寡言到了哑巴的程度，只好充当和音天使负责笑声罢了。阿城提起某女士之滔滔不休，说是「不讲话也没人会当她哑巴」。又曾言座谈会上侃侃而论，「他们尽说，我尽听，可真理的对面呢，还是真理。」阿城这人，真酷。 这年暑假，众人约了参加联合报首届小说徵文比赛，胡老师说等小说写完开始教我们读书。放榜，天心上台大历史系，写小说也像她考大学，不逼到最后不拚，胡老师去兴隆路买了原子笔回来给她，哄她快写。胡老师也像天心的爱走路、爱玩。大家去新店来渡筏过河，竹林掘笋，往前去是莲雾林，胡老师选定一株莲雾摘将起来吃，像只山羊。末了大家发现还是胡老师的这棵最甜，遂采了大袋走。在石头岸上合照，沖出来看很好，父亲寄了张给张爱玲。当时我就想《今主今世》里写，张爱玲要他选择，小周，或她。胡不肯，因说世景荒荒，他与小周有没有再见之日都不可知，你不间也罢了。张说：「不，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相片中人，凉帽，夏衫夏裤一身白，果然是，劫毁余真，转趟来又是半生，他有这样的本领. 我把一本相簿给胡老师看，贴满了国中以来购集的黑白明星照，大部份是费雯丽，《乱世佳人》、《魂断蓝桥》、《安娜卡利尼娜》的剧照，还有奥黛丽赫本。胡老师像一般男生看这些是女孩玩意儿的不屑神气，很快翻完，笑还给我。我也像一般女生的必要从对方口中听见讚美这些收藏的话语，胡老师指几张说：「以前的人比较有个浪漫。」拾起我的词选课本翻翻，见註着密麻解释，说：「我们从前唸书不这样的。」又说：「最好的老师是无师，无师自通。」 原来他教我们读书，不过就是提个头，去看《高祖本纪》、《项羽本纪》，散步途中间看完了吗，喜欢谁.我熟读胡老师的着述，无论如何先讲喜欢刘邦，他点头说：「项羽容易懂得，可是要懂得刘邦，除非你的人跟他一样大。」同样的意思，他读完时人写的《苏东坡传》之后说：「人还是不能写比他高的人物，看不到，也写不到。」 于是讲起刘邦汉民族，与项羽楚民族的不同。楚很华丽，深邃，是月亮的。看马王堆出土衣裳的绘绣着星辰、月亮、兰草植物、波纹，有一种洪荒草昧之感，神话很多。李白自己是汉民族诗经的，太阳的，但他非常迷恋那些神话故事，他是亦楚亦汉.汉赋已经融目了楚汉，去把《司马相如列传》找出来看。 项羽和刘邦的话题，是在去年香港书展时再谈起。郝明义请吃饭，因《私人医生回忆录》里写，从来不经手钱，且是不耐烦钱，便聊到政治人物对取舍的判断。壁如拆违建，若是率先把自家的违建拆了，政治声望和资本将不知涨几番呢，何以不做？阿城说，这跟出身有关.律师出身，律师但凡讲条件跟底线，他这底线是绝不能让的。像刘邦，打天下出身，没有底线，就是一个肉身，保住肉身，行了。项羽不成，他是贵族，到哪里总之有个贵族的身分和场面，架在那里了，所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会是这么重要。 当年我读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暑气腾腾，昏困得简直无法。那些描写水流的情状，水中生物的种类，稀怪到必须一字字录写，否则根本映不进眼睛里.胡老师过来望望，见只上歪歪倒倒的布满了瞌睡字，哈哈笑起来，掏出陈皮梅给我吃。他屋里常放着大包陈皮梅，取代了香烟的效用。关于戒烟，他曾说：「你若只想吸烟的害处，是戒不掉的，你倒要想李白苏轼不吸烟也写得好文章，吴清源不吸烟也下得好棋，有一个好的憧憬，就戒得烟了。」 如此拙异的戒烟法，让人以为是个讽刺笑话。 汉赋辞藻繁缛，被批评为堆积文字，胡老师说这是学者不懂文学.秦皇汉武为求仙丹长生，几次被人利用诳骗，班固因此认为司马迁写《封禅书》是讽刺汉武帝，胡老师也说这是后世儒者不懂文学的诗意。他有时差不多快要像刘邦那样嫌恶儒生了。有台大学主来拜见论学，我坐旁聆听看不出哪里不好，走后胡老师说：「这个青年没有诗意，学问做得来是枉费.」司马相如、李白、苏轼、都爱封禅，他们的是黄老。司马迁自己也是，遭评为「多爱不忍」，对奸坏佞小也有喜爱，所以《史记》写得比《汉书》是文学.《史记》写项羽，会着墨项羽的一匹马、一美人。而刘邦得了天下，至武帝拓疆开边盛极，新朝的万般事物都是挞亮，一时代人对眼前景、眼前人的感激好奇发出了颂叹，这是汉赋.《百年孤寂》开头写，那个时候世界太新，一切还没有名字，必须用手去指。汉赋便是兴高采烈的指述新物新事，不厌其烦的详绘凡百细节，成段成篇列举出声、色、犬，马，不为什么，只因为喜欢。 然后读《封禅书》，《乐书》。 神话若可喻解为民族的记忆，所谓人类共通的集体无意识.西天王母瑶池，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实，这是汉民族来源的古早记忆普遍深植于民间.《山河岁月》申述了二、三零年代考古学上的新发掘，包括土耳其斯坦的阿瑙、伊朗高原的苏撤、毗邻亚述的古墟，和印度全境。阿瑙苏撤时代的日石文化，是音乐的民族。前此旧石器人是绘画的民族，洞穴壁画及石斧，唯摹仿自然物，颜色浓烈刺激，是人的沉重的存在。新石器时代的音乐，则生于喜气。两个时代并非连续而来，倒是一次蜕脱，一次飞跃.其间奥秘在于，旧石器人眼里的大自然是威吓恐怖的，新石器人则对大自然感激。前者仍处于无明状态，后看开了悟识一跃而为文明。当年孔子着力于华夷之辨，孟子明人与禽兽几希？义与利之别.宋儒分辨天理与人欲，释迦与无明，基督讲属灵的与属世的，胡老师则斤斤于文明与无明之别，也是到了不妥协的地步。便看这阿瑙苏撒的文明人，一队往西南到了尼罗河流域，一队往西至两河流域，一队往南至恆河流域，又一队往东到了黄河流域。如此建起了埃及巴比仑印度及中国的文明，其早期彼此许多地方相似，实出于同源。胡老师说得好像他自己去过那里，现在邀我们同往。 于是汉民族一路东来，碰到了大海，泰山是陆地的东极，于其上筑土为坛祭天，其下除地小山，报地之功。祭天叫封，祭地叫禅.《旧约》里亚伯拉亚西去迦南地，在示剑设起第一座祭坛，向耶和华感恩。对天地感激，是文学的源起。「幸甚至哉，歌以言志」，胡老师认为曹操此言，是古今诗歌的极则.汉民族来到泰山，已是发展的终极，可是那开疆拓士的兴冲冲还收不住，都教冲到海上，开出了蓬莱、方丈、瀛洲的仙山奇葩。 胡老师说：「司马迁写封禅，一是写对于汉民族来源的古老记忆。二是对于汉民族未来一股莫名的大志。三是写文学的一个「兴」字，生命的大飞扬.」 求仙的想头，生命飞扬到要将自己整个人举起来，乘风而去。读《乐书》，就再读《礼书》，乐是发动，礼是完成。文明的背景是乐，乐求同。文明的表现在于差异，礼为异。「春风至人前，礼仪生百媚」，这似乎是胡老师心中的大同之治。在他东京福主的家里，墙上一大幅横条写着，「礼乐风景」，是他向往追求的理想国吗？ 胡老师跟孙儿一清每在那墙根前摔角，天心亦加入，摔得地板碰咚响。胡老师耿耿不忘的礼乐盛世，毕竟只是一场痴说梦，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乌托邦吗？还是申曲里的那几句套语，「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官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多么天真纯洁的字宙观，曾今张爱玲思之泪落的清平世界。 胡老师说：「中国民族的精神是黄老，而以此精神走儒家的路。曲终奏雅，变调逸韵因于黄老，雅则是儒的。 《易经》讲开物成务，黄老是开物，儒是成务。只讲文明在于天人之际，黄老是通于大自然，而儒则明于人事。」 并说：「平常我爱《易经》，爱它无儒与黄老之分。孔子之时，儒与黄老始分，但直到汉初，也还儒侠未分，所以孔子之徒有子路子贡，孟子也后车数十乘。」 打天下的多是黄老之辈，无从效法，亦难以为人师表。张爱玲给父亲的信上抱歉没有接见某人，解释道，「西甯的学生遍天下，都见起来还行？」而胡老师说他是没有学生，不收徒弟的，要么就是强者自己上来。宗教家接引弱者，普渡众生，黄老却是扶强不扶弱。此言又惊得我没处检点起，勉力做强者可不知够不够资格呢。 苏轼诗：「我生不自量，寸寸挽强弓」，胡老师从浙江一介农村小孩到今天，他的一生都是不自量力。他教我们要有读全部书的魄力，四书五经与《老子》、《庄子》必须以自力全读.西洋文学如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都要读，科学家的传记也要涉览，他说：「如国父即是读书极多的，唯不要像现在教授们的读书法。」又写信叮咛，「我昔曾全读曾国藩奏议，又全读杨增新治新疆文牍，今希望你们能全读国父全集，此是为知识，同时更为一种情操也。」 但当时的我们，对胡老师一面全盘接收，一面又听者藐藐似的，只顾贪玩跟谈恋爱，非常之不用功。星期六的易经课，每讲到时局和国际形势，在我仍是政治白痴的那个年纪，有几场谈话因为简直像听秘辛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日本内阁和自民党中央总辞，就讲起自民党的派系，分析将是福田纠夫组阁.一次是卡特当选总统，就解说到民主党共和党的延革与政经主张，判断美苏关系会如何。 记忆里其犀利明白，大约可比现在我们阅读南方朔的评介及每期于《新新闻》上的撰论。又一次是死，就指陈俄共鞭笞斯大林，但中国不能，倒是还要奉毛的牌位以令诸侯，管得半会儿用处。再一次是丁肇中获诺贝尔物理奖，胡老师看完报纸说：即使大加速器还会撞击出新粒子也还会陆续发现新粒子但是「物质到底仍有不可被分割殆尽的时候，粒子最终之不可分割是物质的最初，也是绝对单位的存在，这个觉悟要有的。」 粒子分割已尽的说法，由于读过《华学科学与哲学》，不算陌生。凡胡老师无论讲什么，听不听得懂之前，只觉好感，便是不懂的。亦喜悦受之放在那里.不但没想过要质疑其说（像有些闻名来论学的高人），而且是根本连问题也提不出来。往往，谈话的内容因为不懂而全部忘光了，可那谈话的气氛跟召唤，铭记在心。的确是读胡老师书不求甚解，但真会自行去渲染。他讲国际形势，我心想啊，孔明的隆中对就像是这样的吧，感到歆动。若散步途中他驻足用打狗棍在泥地上画图说明，我就比赋到魏徵身上，「杖策谒天子」，眼前的莫不是，可惜没有个李世民来听应。他初来台时上书蒋经国陈言改革方案，今我湎怀史上多少仁人志士，虽然今天看起来似乎是秀逗。一九八零年我们二次从日本返台，十分热血的夹带回来他骂给邓小平的万言书，寄望邓的马上打天下，亦能马下治天下。 我倾慕初他给朋友的一横幅字写道： 照绮席，有如花如水红妆，倾国倾城豪杰，高阳酒徒，还与那沛县亭长，一般好色。始皇帝三十六年，秦杜稷之末，数年少项籍，刘季约莫半百，老了郦食其七十，天下事犹未晚也。 想他是七十几岁的郦食其，栖栖于国共之间，而张爱玲早在多少年前已经说了：「这口燥唇乾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教我真是心疼你。」 焉知我们也是不懂，不懂却能欣欣然追随，此谓盲从乎？ 日后是与阿城闲谈中，稍微纾解了我这个困惑。阿城说：「胡先生的植物性恁强。」讲下放云南时，原始森林的一股郁勃之气，层层树木和蕨类挨蹭着竞长，见到阳光缝隙就往上窜，有杀气。的确，《今主今世》为证，五十好几的人，走走路心有所思，仍会自言自语脱口一个「杀」字。日本坐电车，每把车票在手里捏皱了，心热，不安静之故。胡老师人格里明显的向阳性，向光性，阿城的意思是，跟我们那时候的年少气盛正巧合上，气味对了，一切好说.假如有谓胡氏教条，曰：「无名目的大志」，八成就是这个了。 纽约的朋友跟我转述，郭松棻有段时间生病，病中只读《今主今世》而感到开豁。郭松棻是读书读到成精，我知他多半并不同意胡说（胡兰成学说）部份，但也许是胡的那一派植物性喜气打动了他的吗？ 胡老师可说是煽动了我们的青春，其光景，套一句黑泽明的电影片名做注——我于青春无悔。也像历来无数被煽动起来的青春，热切想找到一个名目去奉献.我们开始筹办刊物，自认思想启蒙最重要，这个思想，一言以蔽之，当然是胡老师的礼乐之学.刊物名称考虑过「江河」（长江黄河，以目前社会气氛来看，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中国沙文主义. 秋天胡老师完成《禅是一枝花》后暂返日本，短笺报平安，道「江河经费十万元（台币）可以筹得。」因每有人向胡老师求字未写，这趟回去得写了。一向是佘爱珍师母管主计，调转不来时向胡老师开口，便写字给人。不久刊物改叫「三三」，胡老师来信说，「三三命名极好，字音清亮繁华，意义似有似无，以言三才、三复、三民主义亦可，以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可。王羲之兰亭修楔事，与日本之女儿节，皆在三月三日，思之尤为可喜也。」 胡老师这一来台去台，促使我们办起《三三集刊》。很久以后我读到《台湾民族运动史》，执笔者叶荣钟，开头写一九一零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来台，在东荟芳旗亭做一小时演讲，因侦骑特务四布，粱讲得辞意委婉，众人细听于心。粱且作四首七律贴座上，「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抚慰了当时多少知识分子、诗人、遗老们的悲情。又一句「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不胫而走，响遍全岛.粱后来几天住雾峰林家，谏告林献堂叔姪一班，切莫以文人终身，要努力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学问，曾即席开列译自欧美的日文书籍三十余本，陆续又开了一百四十本。至若台湾面对日本统治不知如何而可？梁告诉林献堂，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给予救援，所以最好效法爱尔兰人的抗英，厚结日本中央顾要以牵制总督府对台人苛政。 这位汉士使节留台两星期，走后，诸多向所未闻的新名词譬如主义、思想、目的、计划之类，在年轻士子里大大流行起来。粱的感召，直接激发了以林献堂为首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十五余年间以民间之力对日本政府行外交攻势，为宣传而办《台湾青年杂志》。当然还有台湾文化协会，短兵相接做阵地战。协会结果由左派掌导后，林献堂等人退出，组成台湾民众党.又还是路线问题，主张民族主义文化启蒙运动的人便又脱离民众党，另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直到一九三六年所谓「祖国事件」，林献堂被台湾重参谋长荻洲殴辱避居东京，联盟宣佈解散。 这段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因缘际会，写进了叶荣钟所着《台湾人物群像》，使用一流汉文，精彩处直承《史记》列传。胡老师曾说：「当代史还是要当代人来写，司马迁直写到他同代的人，孔子作舂秋极尽幽微。」叶荣钟撰当代事，就特有一份鲜辣的现实感，可惜叶氏名不传焉。侯孝贤拍完《悲情城市》考虑过柏「自由大梦」，以叶荣钟既介入又旁边的身分跟眼光来拍，多少带点想替叶氏扬名，抱不平的意思。 台湾本士化已成主流意识的近十几年来，由此对过往台湾历史做出选择性的记忆、追忘、解释、或推论，也许是自然现象。台湾建国运动的史观里，对二二八以前的台湾是毋宁只拣取了他们所要的材料。 读叶氏的书，切不切题拿来比况胡兰成与三三，是大言不惭，自我抬举了。也实在因为物伤其类，借詹宏志的话是，不小心发出了黄金事物难久留的叹息。当时我们绝不相信，并没有太久，我们或多或少都反逆了胡老师，更叛别了三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张爱玲的宽度 Scree 来源：阳光文学 对张爱玲的作品，我有一个为之纳闷的印象，就是喜欢张爱玲的多半属女性，似乎同性并不相斥。这与丁玲的男性研究者居多不同。细一想，也是张更像女人。她主要不是从社会地位上，而是从女人内含的悲剧性质上去说明，文字一寸一寸都是女性的感觉。她叙说女性的卑琐命运，超离激愤而归于历史的回顾，越平静越叫人颤栗。她了解女性的全部弱点，但深情地说“可爱的女人实在是真可爱”（《谈女人》）。论起颜色、服饰、公寓、街景、影戏这些女人气十足的话题，皆津津有味。她写男人都是在表现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振保，“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暗示了女人至今没有全人格，分裂成两半。这是更深地道出女性惨烈的处境。 张爱玲八十年代才引起真正注意，持久地拥有了一批读者。有人喜欢她健全的女性视角，有人喜欢她能表现沪港大都会市民生存状态，有人喜欢她文字的灵性。一个作家经得住几代读者品头论足，谈佛说鬼的，那就有点意思了。张爱玲于上海沦陷时期自旧小说营垒里冒出，连作品标题《沉香屑　第一炉香》、《鸿鸾禧》、《桂花蒸　阿小悲秋》、《多少恨》，似乎都是标准的言情体，一生嗜谈《红楼》、《金瓶》、《海上花》、《歇浦潮》。可她从礼拜六派杂志和通俗文 学刊物走出来，迳直走向了新文学史，其小说居然能做“镜子”意象研究，神话结构解析，挖掘出超前的现代小说素质。这就是张爱玲横跨新旧文学的特殊含义。 以新写旧，张爱玲的文学价值很大一部分在于这四个字。所以中国近代的旧家族生活场景，及官宦世家的幼年记忆，成了她的写作源泉。正应了梁遇春引过法国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 ）的那段话：“你们不要说我没有说什么新话，那些旧材料我都重新安排过了。”鲁迅有“旧事重提”，“故事新编”的说法。汪曾祺也主张“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 桥边小说三篇> 后记》）以现代的意识去理解、表现一切经过沉淀了的生活材料，使张爱玲的文学生命延伸了。 过去批评张爱玲的，总说她只写男女私情，狭窄。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未必。其实是把专门性的题材有可能达到的宽阔程度用某种偏见遮盖了。至少，我个人曾经屡次在她的文字中发现许多意外的内容。比如张爱玲谈西洋提琴( 旧译凡亚林) 与中国胡琴，分不清是说音乐还是说人生： 我最怕的是凡亚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 话又说回来了" ，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谈音乐》) 《倾城之恋》结末一段里的胡琴描写是：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连环套》里的提琴声音是： 欢喜到了极处，又有一种凶犷的悲哀，凡亚林的弦子紧紧绞着，绞着，绞得扭麻花似的，许多凡亚林出力交缠，挤榨，哗哗流下千古的哀愁…… 研究音乐接受史或东西音乐比较论者，大可以对此加以参考。 在对小说叙事的演进的研究中，我感觉到深层的动因来自人类感知方式的变异，不同的小说家绝对有不同的“真实”观念。你说“如实”是指“客观逼真地描述接近模仿”，他说是“直觉感受加上综合创造”，“已往的现实也在永久变动之中” .恍然发现张爱玲也有她独到的“现实观”： 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 《烬余录》) 这其中有没有一点现代历史哲学的光亮？这正是人们爱读张爱玲的一个原因，她有些无所不包，在在都具悟性，不会让你进入她的天地空手而返。 新编《张爱玲文集》把她小说的短、中、长篇第一次分了类，散文自成一卷，新收了张的旧作佚文《小艾》、《牛》、《霸王别姬》等等，并附作者传略和作品系年。这样一本收得全面的文集是宜于时时翻读的，读者对自己心仪的作家，不能只看选本，任自己的脑子让别的选家乱踏。你要一对一地面对她( 他) 的全部，她的气度有多么宽你也要把手臂张得有多么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呐喊到流言 许子东 二○○○年十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便出现纷有争议的话题：张爱玲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研讨会的讨论，显示海外与内地学者在张爱玲的文学影响、文学史地位等问题上，存在着相当明显而且重要的分歧。 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郑树森的论文以“夏公(志清)与张学”为题，高度赞扬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术价值与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今天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四十年过去了，海内外新撰现代文学史数百种，但夏著仍是权威版本。王德威则用“重复、周旋、衍生的叙事学”理论，再次以流动细丽的学术笔调，叙述几十年来张爱玲传统在两岸三地的变化发展，“世纪末张腔此起彼落，张学方兴末艾”。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和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刘再复的发言，则显示了很不相同的学术风度与观察视角。温儒敏以详细的资料评述“近二十年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指出虽然张爱玲文集的正版、盗版合计起来印数已达上百万(如果这个统计属实，则张爱玲大概是鲁迅、金庸之外拥有最多读者的现代作家)，但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成为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符号。刘再复则将张爱玲称之为“残酷的天才”，说“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挑选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彷徨，然后把票投给鲁迅。这是因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刘再复的观点立刻引来夏志清的回应。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如果天折，鲁迅更加失败。张爱玲“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晚年为人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取。刘再复、夏志清的争论关系到对现代文学史的基本价值判断取向，因而引起与会者浓烈兴趣。是日百余人的研讨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与会者站在墙角，门外更有很多学生和远道来屯门的客人要登记等待入场。甘阳次日在报上撰文：“昨日在岭南参加张爱玲研讨会，与会者之多，为香港所罕见。” 最初将张爱玲与鲁迅比较的倒不是海外的张迷，而是国内的新锐学人。比如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费勇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张爱玲传奇》中写道：“鲁迅是一位能够承担伟大两字的作家……比较合适的说法是，张爱玲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仅此而己。”(广东人民出版社，105页)王晓明在张爱玲去世时也撰文：“倘就学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明报月刊》，一九九五年第十期。)虽然好像扬鲁贬张，但在特定文化学术气氛中，将鲁张并提，已经有强调张爱玲影响的意思。但耐人寻思的是以往也有“沈从文热”、“老舍热”、“钱钟书热”，何以从来没有人将这些作家与鲁迅比较?为什么张爱玲的对左翼主流传统的挑战好像特别危险，需要引起格外的焦虑呢？我在《明报月刊》纪念“五四”八十周年(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的文章中也谈过这个问题：“他／她的重要作品都不多，却都被人越读越大……同世纪的作家很难避开这两个神话的影响。虽然两人各有大量拥众追随模仿，他／她的内心却一样孤独、绝望、悲凉。”现代文学界中过去只有鲁迅研究被称为“鲁学”，郑树森论文现在回顾“张学”(我没有听说有“老学”或者“沈学”，有“钱学”一说，但以研究《管锥篇》为主)。民间网址／literature上题目五花八门，但只有两个作家专题，即《鲁迅论坛》与《张迷客厅》(论坛与客厅之别，也耐人寻味)。刘再复在会上感慨地说，“我好不容易才刚刚走出鲁迅的神话，希望不要再为张爱玲制造新的神话”。然而文学神话并不完全是人为制造，背后总有些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及历史选择的必然因素。张爱玲与“五四”大时代格格不入，后来人们反省“五四”以后的现代性诉求，才发现张爱玲早有预言，恰中主流之弊。我是直到一九九三年和汪晖、孟悦等一起在洛杉矶加大参加李欧梵教授主持的有关“五四”现代性的讨论时才意识到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其实鲁迅神话几十年来也诸多变迁，远的不说，黄子平就注意到八十年代年轻研究者眼中反抗绝望的存在主义的鲁迅，在九十年代又变成以笔为旗痛斥乏走狗的鲁迅了。在某种意义上，“神话”与“传奇”或许是相关联的：正因为鲁迅被反复塑造为批判社会的精神战土(而不是早期的苦闷彷徨者)，张爱玲那以传统技法与现代主义强调“日常生活”的女性感觉传奇，才越来越构成某种对话、补充与挑战。被认为是“结束了鲁迅研究的陈涌时代”的王富仁，曾将张爱玲称为“女的鲁迅”。王德威在这次岭南研讨会上的概括更加传神：“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从呐喊到流言……” 研讨会有两场具体的文本分析。电影场有朱天文、李小良、何杏枫分别讨论《海上花》、《半生缘》与《倾城之恋》的剧本改编及拍摄细节。郑树森在讲评时还透露有关张爱玲本人处理《倾城之恋》电影版权问题的一些第一手材料。小说场有黄子平、陈清侨、林群谦、许子东各自解析张爱玲作品中的服饰、饥饿感、女性形象与物化意象。黄看张服，别具慧眼，处处见到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的理论困境。陈述饥饿，拓展文本，贯穿文化批评方法。林群谦逆写女性形构，更多专门术语名词。许子东试析“以实写虚”技巧，咬文嚼句，解读张爱玲与钱钟书及鲁迅颇不相同的意象文字。讲评人郑培凯、陈国球或者借题发挥，或者学院功夫，各自精彩。(黄子平、许子东和上午王德威的论文，以及次日王安忆、朱天文、苏童的发言稿，都发表在近两期的《文学世纪》月刊上。) 次日(十月二十五日)上午的两场研讨会，则分别从空间、时间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地域场”有梁秉钧、林俊颖和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目主任藤井省三分述张爱玲文学在香港、台湾及日本的不同影响。林俊颖在题为(谁是张爱玲在台湾的接棒人》的发言中，将张爱玲在台湾文学中的偶像地位解释为“边缘身份”和“世俗童女”。梁秉钧的论文则详述从五十年代到世纪末张爱玲在香港文学及文化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影响。而王安忆与王璞的作家讲评，又一次使人们看到张爱玲在大陆与海外的不同形象和不同符号意义。为什么张爱玲在香港象征纯文学。在台湾成为经典偶像，在大陆——如王安忆所说——却主要是都市消费文化符号?或者大陆太多厚重尖硬的文学，所以喜爱或警惕张爱玲的读者，都太强调其轻柔华丽的一面，其实却忽略诸如《中国的日夜》那种张爱玲式的时代忧患；也可能从香港、台湾或海外的边缘视角反而更能感受张爱玲的预言：“时代是仓猝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在研讨会的“文学史”专场上，王宏志提交了两万字的长文《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评述大陆几十年来各种文学史如何书写或缩写或不写张爱玲。陈炳良对张爱玲研究的省思以神话为工具。陈子善的发言则提醒人们注意张学的资料基础相当不足，与大陆多家出版社争夺鲁迅文集的已被官方垄断的注释权恰成对照，海内外至今仍无一种可靠的“张爱玲全集”，地摊书店却有五花八门的盗版。张隆溪和王德威的讲评则又将有关资料的讨论纳入理论层面。 整个研讨会的是最后一场大型公开座谈“张爱玲与我……”。这个由刘绍铭教授设计的题目其实也是筹备此次会议的最初构思：有感于两岸三地这么多作家受到张爱玲的影响而且又为这种影响所焦虑，所以刘教授颇希望作家们能够“现身说法”，谈谈“张爱玲与我”。六个点的省略号则是也斯和我加上的，留些余地和空间，作家们甚至也可以说：张爱玲与我有什么关系?在几百人济济一堂、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公开座谈会上，焦点人物自然是八十高龄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的意识流发言中有一句话听来平常，其实颇有分量：“我很高兴看到张爱玲成了中国文学史(注意：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笔者)的一部分。”因为《长恨歌》而获茅盾文学奖，而且在大陆一百位评论家评选的九十年代最优秀十位作家中名列第一的王安忆，反复重申她与张爱玲的不同：“我可能永远不能写得像她这么美，但我的世界比她大。”相形之下，朱天文《花忆前身》，毫不掩饰她对张爱玲(爱屋及乌，甚至也对胡兰成)的崇拜之情。前一天她在讲到因《荒人手记》获奖而看到台上横幅同时写有张爱玲与自己的名字时，哽咽失语，会场一片肃静，只听见摄影机的声音。而在朱天文发言时一直表情紧张地坐在旁边的散文家蒋芸，稍后激情发言“为张爱玲叫屈”，批判胡兰成。蒋芸认为张爱玲一生嫁错两个男人，而胡兰成更似梦魇般使张爱玲的艺术生命萎谢。蒋芸一番自称“女人心眼”的大实话，获得会场最热烈的持久的掌声。苏童、须兰虽然没有这样激动，却也真切具体感性地道出他们对张腔张派的想法。梁秉钧则以作家身份(也斯)角度独到地讲述他的“反墓志铭”。颜纯钩在《香港女作家的天地因缘》的题目下，分别梳理亦舒、李碧华、钟晓阳及黄碧云与张爱玲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有趣的是，一般当代作家如被人评为有“鲁迅精神”、“老舍语言”或“沈从文风格”等，大都会感到光荣自豪。何以被认为是张派的作家，却不是“划清界线”就是“叛逃前身”，甚至有意无意都对张的影响感到焦虑?是否因为作家们不愿被太有魅力的前人身影湮没?或许人们对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仍有困惑?王德威最后以《“祖师奶奶”的功过》为题作结(我知道这是刘教授“派”的题目)：“事实上在座的这批所谓张派的作家已经走出张爱玲的阴影，发展出不同于以前张派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 在香港弄文学和学术，基本上是小众活动，同行们也已习惯了寂寞工作。这次研讨会却罕有地获得很多报纸及电台电视传媒的报道。比如《明报·世纪版》就有连续六天的“张爱玲周”，系统发表王安忆、许子东、王德威、朱天文、夏志清的文章、采访以及公开座谈的发言摘要。《文学世纪》月刊也接连两期专辑刊出会议论文。有位医生在专栏中这样写道：“大学内讲座实在太多。在这重商轻文的社会里，文学讲座更是票房毒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一个普通话的讲座，却吸引了这么多的听众，实在有些意外。” 三年前在台北也有张爱玲研讨会，学院气氛很浓，基调是分析偶像解读经典。现在在香港讨论张爱玲，汇集各方专家(《亚洲周刊》说是“凝聚全球华人文坛及国际精英”)，也显示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与重要分歧。我以为这是我们的收获。我真希望几年之后在上海也能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毕竟，上海是最应该纪念张爱玲的城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苍凉的手势 平路 「她生命里顶完美的一瞬，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这是张爱玲写在小说里的文字。对作家而言，当她本身的生命走到难以为继的时刻，如同她的小说角色，就自己结束了它。张爱玲面容安详地躺在地上，不知道死去了多久，像一个宁静而苍凉的手势……。 一种说词（譬如张爱玲迷的水晶先生）是直到老死，一切情势都在她的掌握下，张爱玲其实控制极强，她「控制」讯息，外界便对她所知有限；她如今的死法──乃至台北文坛对她的齐声悼念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么看，张爱玲似乎果然精于算计，以她保护的习性，前两年竟然愿意出版《对照集》，把自家的老照片搜集筛选付印，正因为她要给后世一个方便而标准的版本，她在「算计」人们悼念她的时候，将依她所认可的方式来记得她！ 综观张爱玲一生，做事果敢利落不留余地，亲情友情说断就断，若有不能全盘「掌控」的状况，多事者细究，怕只剩当年的爱情一事而已。南方朔先生就说，她最爱的胡兰成是薄幸的「白相人」，辜负了张爱玲的心意，随地招惹四处留情，让张爱玲受到此生重大的伤害，痛苦绵延不绝。人们一般认为，胡兰成日后出版《今生今世》，把与张爱玲之间的私情当作桩韵事之一公之于世，单单这点，以张爱玲的孤傲性格，已经足够她懊恼半生了……。 其实，张爱玲怎么不明白呢？她小说的男性角色像＜金锁记＞里的季泽，＜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振保，＜桂花熏阿小悲秋＞的哥儿达，……有的怯懦，有的薄幸，有的怯懦又兼薄幸，女人碰到这些偏偏外表看起来颇登样的男人难免吃亏。至于薄幸的相反，女人怎么样才能够碰到男人的一点真心？张爱玲短篇小说看到两处── 一处是＜金锁记＞里，小户人家的七巧自己在回想当年若没有嫁进有钱人家，而在肉店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沈裁缝的儿子中间挑选丈夫。「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 一处是＜倾城之恋＞，男主角范柳原在战争劫难将临的预感里，向女主角白流苏说：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两处「真心」，在张爱玲小说中，对女人来说，都来之不易。为了等到一个「真心」的男人，前一处带着点屈就（未嫁前的七巧与肉店的朝禄、裁缝的儿子虽属于同一「阶级」，显然地，七巧眼里，她自己是要比这群男人机敏、细致、长得好……）；后一处更诉诸极小的机率，要等到战争把文明毁了，两人劫后相逢，才出现乱世余生相濡以沬的一点「真心」。 亦因为她多么明白「真心」来之不易，对她自己小说中活下去，夷然地──而且喜孜孜地活下去的女性角色，序言中，张爱玲称她们为「蹦蹦戏花旦」那样的女人，可以屈就、可以撒泼、可以干嚎、可以逗乐……只要打定了主意，就会坚毅地生存下去。 张爱玲这位作者本人，或许正缺乏「蹦蹦戏花旦」的特质，她愈活愈疏离、愈活愈没劲了。或许因为她看得太清楚了，到最后，连房子里的家具、厨房里的器皿，这些生活中必需的物事，她都一并省免。 等到她一个人躺在地下走了，嘈嘈切切的论者还为她到底喜欢怎么样的葬礼、什么形式的追悼，以及她是否完成了「全盘掌控」的意旨争论不休。正如她之前毕竟不再耽溺于情，如今，她岂会在乎后世人的看法与评价。而活都懒得活了，还要在人世间「掌控」些什么呢？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长沟流月去无声 散宜生 ──也猜张爱玲与赖雅的姻缘 今年四月十二、十三日的世界日报副刊登载了夏志清教授的文章《一段苦多乐少的中美姻缘》，这是为司马新的中文新书《张爱玲和赖雅》所作的序。 这书名有一点误导，这本书其实是司马新的研究成果兼张爱玲的后半生传记。 本人以前并不知道赖雅（ferdinand　rayher，１８９１－１９６７）是何许人，读了这篇文章才明白，原来他是张爱玲的美国丈夫。 第一感觉就是：张爱玲有个美国丈夫，for　what？夏志清教授显然也有类似的感觉。夏先生可说是捧红了张爱玲的第一人，他称张爱玲为曹雪芹以来的最好的小说家，自１９６１年他出版了如今已是经典的《近代中国小说史》以来，这一说法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夏先生看来是深爱张爱玲的。赖雅虽是个出过几本小说、写个几个电影剧本的美国作家，但他“在美国从未真正出过名①”，而且比张爱玲大了二十九岁，对她的创作生涯似乎是只有妨碍没有促进。对张爱玲遇上这样一位美国丈夫，夏先生难免就生了点不平和愤恨。 夏的序，前一半是对作者司马新的介绍，后一半是在猜度、议论张与赖雅的关系。司马新强调两人感情上的需要，夏志清对此并不同意，至少是不感兴趣。不过，在美国久了，他也不会因为观点不同就急色急腔地喊叫。 赖雅同张邂遘期间，的确如本书作者所言，“是个热情而又关心人的男人，对她的工作既有兴趣，对她的幸福也很关怀。”夏的笔锋轻轻一转，就在这“幸福”两字上接着做文章。考虑到并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可以在当地很方便地订到世界日报，我就多引用一些吧。 “但是有一点没有明白交代，他有无把已曾中风多次，两年前还住了医院之事在婚前告诉爱玲。假如他把此事瞒了，我认为是非常不道德的。再者，张于婚前即已怀了孕了，赖雅坚决要她堕胎，我认为他不仅不够温柔体贴，且有些残忍霸道，同她的父亲一样损害了她的健康。 张爱玲瘦瘦的体型我们在照片上看得多了，不会把她同生男育女联想在一起的。但怀了孩子，身体里的荷尔蒙起了变化，胃口好，体重也跟着增加，身体从此转强也说不定。 三十六岁〔张与赖雅结婚时的年龄〕的才女，想在美国找个年龄相当，身体健康的对象不能算是个奢望。” 下面，夏志清再写，为了这个“钱、才双尽”的美国老头，张爱玲是怎样彻底地摧毁了自己的健康的。 “主要因为赖雅身体一天天坏下去，爱玲才决定于一九六一年秋亲自飞往台湾、香港去赚钱。钱赚得并不多，倒把自己身体也累坏了。 同赖雅结婚五年仍打不开一条出路，她竟有意以《少帅》为题写本畅销书，我认为是大大的失望。（赖雅原是马列主义的信奉者，很可能觉得张学良劫蒋之举非常英雄，给她出的主意。） 她旅游宝岛，刚到台东，得悉赖雅又一次中风即赶回台北，竟因买不起返美机票而反提早飞港去写电影剧本，以便多挣些钱为夫婿治病。……给赖雅的信上谓“工作时间太长，眼睛又在流血”。……假如爱玲能同一个身体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人结了婚，生活上可能有一种幸福感而让她重新投入大千世界（美国当然包括在内），兴致勃勃的再去创作也说不定。” 好一朵中国鲜花，竟插到了美国的牛屎上。如果张爱玲真是如夏先生所说，为了钱的事而觉得“同一个有资格进麦道伟文艺营的美国文人结婚未始不是一条好的出路，不管他年纪多大，在经济上总该比她有办法”，那我们真要为张爱玲仰苍穹而一哭了：她不但选错了饭票，而且倒过来被男人当了饭票！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张爱玲是为了饭票而结婚？写了传记的司马新没有这么说，夏先生也只是猜度罢了。我们可以理解夏先生为何如此猜度，中国的超一流作家嫁了美国的末流文人，这未免使张迷们有点难堪、失落。但是，是否有必要为此而在传记材料之外寻找“合理”的假说呢？ 女人为饭票而嫁，就像男人为色而娶，本也是古今中外历来如此的普适现象，说不上特别光荣但也没有什么羞耻之处。如有确凿根据，也就是说个事实而已。如果不过是猜度，那天下可猜的事多了，我也来猜猜又何妨？ 张爱玲并不讳言自己是个“财迷”，当她与杂志编辑为稿费而争执的时候。但是，在人生的大关节上，钱对她似乎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否则，十九岁时，她何必离开富裕的父亲，投奔没有什么钱的母亲？她母亲还特地警告了她：“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②”张爱玲思考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出走。她嫁胡兰成，也不可能是为了金钱。两人都知道胡时时可能亡命天涯，连个婚礼都没办③。从她的个人经历看，我猜不出张爱玲不是为感情而嫁赖雅的旁证。 张爱玲嫁的是个的信奉者，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很难说是为了经济的原因而慌不择婿。她是有反骨的，从小就拗着母亲的心意不愿学淑女。对传统的见解，流行的看法，公认的道德规范，她都敢于非议反对，而且非议得心狠，反对得手辣。赖雅既然信奉，对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有所批判。或许这种叛逆，就合了张爱玲的心意。胡兰成的《民国女子》，对她的性格有细致的描写。从张爱玲的性格猜，嫁个“造反有理”的知识分子，简直就是她为感情而嫁人的直接证据。 时至今日，大陆还有人在说张爱玲是作家④，如果他们知道张爱玲的丈夫曾是东德党员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密友、曾经信奉过，不知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大概仍然会说张爱玲是作家。在这些人的世界里，只有亲爹亲妈似的，才是可以由他们自己的存在而证明的真实存在。别的，也就是“修正主义”罢了。 按她的年龄，张爱玲其实还是中国第一代能在社会上独立生活的新女性，她们与今天的生来就享有这种自由的女性，是有点不同的。她们有更强的判逆心，虽然没有听说过今日流行的女权主义的名言隽语，对得来不易的自由，反是她们，别有一番挣脱牢笼后的珍惜。张爱玲不是八十年代的陈冲，不是九十年代的巩俐。陈冲说她要嫁医生，女演员过了四十岁，就挣不到多少钱了，而医生越老挣钱越多；巩俐则嫁了南洋的香烟小开。这两位的丈夫，不但符合、而且远远超过了夏先生的“身体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条件。不过，张爱玲如果也象今天的人生舞台上的一些光灿灿的女演员，下了幕就如此遵从流俗，她或许也就不成其为张爱玲了。 第一次读张爱玲，就为她的不同流俗所惊诧。那是一个题为《色，戒》的短篇。一位青年女子，为爱国杀手色诱汉奸高官。同志们既要利用她又视她为不洁，倒是那位家中没有感情的高官对她很是关怀。在紧急关头，她竟然示意高官逃走！高官随即一个电话，下令封锁了整个街区，把参与其事的青年学生全部逮捕，在当天午夜就枪毙了，包括那位救了他的女子。芳心如雪，郎心如蝎，对比之烈，令人气绝。张爱玲最擅长的就是这样的题材──手头并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让他改变自己生活的小人物，在沿着外界情势为他所规定的轨道机械地运行时，突然而起的一种感情冲动，一种“发神经”，一种我们不相信他也会拥有的个性的灿烂爆发。 如果我们希望张爱玲结一段囿于流俗的姻缘，那我们也不必读她的小说了，我们还是读鲁迅的吧。鲁迅的小说也写的好，但是他笔下的人物，阿q，孔乙己，祥林嫂……总象是忠实地诠释着中国人的某一类典型，他们从来不会发一次典型行为之外的“神经病”，从来不会在典型规定的道德原则之外使一次“坏”，因而也就缺少一点个性的亮色，没有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的那种独此一个的味道。毕竟，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型：好人都是相似的，人“坏”的时候却各有各的“坏”法。 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或许不能算是一场精明的生活安排，那就算是她发了一次“神经”吧，那又怎么样？那也是她的个性的灿烂爆发。嫁了“一个身体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人”，就会使她有“有一种幸福感”从而“兴致勃勃的再去创作”？谁又能保证，一个虽能挣钱但却思想平庸、缺乏批判眼光的男人，不会窒息了张爱玲的创作激情？ 说到底，一个中国女子嫁洋人，干卿底事？好也罢，孬也罢，只要是她自己的选择，只要她自己无怨无悔，又何必要他人议论纷纷？特别是男人，大可不必有那么多的父权式的不平；至于夫权式的愤恨，就简直有点滑稽可笑了。 对于一位洞察世事的作家，真实的生活，总是一连串的痛苦的折衷和无奈的妥协。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或许是确实有感情；或许，也就是她早已说过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天才梦》）。为什么是这只虱子而不是那只虱子，我们至多也只能说是运气问题。张爱玲缺的，其实还是运气。五十年代末，台湾、香港的经济尚未起飞，汇率也低，要在中文市场挣了钱去付美国的医药费，只怕是谁都做不到，何况当时张爱玲还没有今日的名气。美国人虽然素来对中国文化有好感，但主要还是在感官享受的层次。 要他们读小说，当时“多元文化”的概念还未流行，只怕是兴致缺缺。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人写的小说，在美国还是不卖钱的。学院里有些人吹得很高，这就说到夏志清羡慕司马新的原故了：司马新拿了文学博士却在金融界任职，“不教书，不必去看那些西方新左派的文学理论和研究，自是一种福气。” 在美国市场畅销过的大陆人的作品，从周信芳之女所写的《上海的女儿》到郑念的《上海的生与死》，从梁恒的《革命之子》到张戎的《鸿》，几乎都是传记，或自传体小说。如果能连上一点西方人耳熟的地名，比如上海，则更为理想。西方读者要看的是中国人的实实在在的悲欢，和他们从另一种文化背景出发的对西方世界的观照。 在今日的西方，传记是书本市场的一大主流，自传体小说则是小说的一大主流。亨利·密勒曾经为美国人的喜欢自传作品下过个注解⑤：“自传体小说，爱默森说它会随着时间而日益重要，已经代替了优秀的忏悔录。这一文学体裁并不是真实和臆造的混合，而是真实的扩展和深化。它比日记更可靠，也更诚恳。要求作者必须叙述事实，那只是一种浅薄的真实性，自传体小说是作者的感情、思考和理解的真实性，是消化了的并吸收了的真实性。它是作者同时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自传体作品，如果敢于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那就必然会有一种别的体裁所难以企及的生动和亲切。或许正是这种生动和亲切，使得它们成了在美国市场上第一个冲破中西文化壁垒的开荒牛。 张爱玲有个不寻常的家庭──她有吸鸦片、讨小老婆的父亲，却又有一个留学法国学艺术的母亲；日据时期的上海，不寻常的时代不寻常的地方，这一早慧的少女如流星般不寻常地声誉鹊起；她和“汉奸”的恋爱，大陆沦陷后她从上海到香港的逃难，还有她在美国的挣扎，张爱玲的前半生，实在是多姿多采。以她的文笔，张爱玲一定能在这些事实之上写出扩展和深化了的真实。即使是在五十年代末，这样的一本传记，或许，也能在美国市场畅销吧？我们不必遗憾张爱玲嫁了洋人，真正值得遗憾的是她没有留下这样一本自传，以至身后任人猜度。 张爱玲学了不少《红楼梦》的笔法，在这一点上却是太不象曹雪芹。她不写，还让谁写？杨沫的《青春之歌》？今天谁看？中国文学史上，居然还没有一部有份量的的女性自传小说。以张爱玲的份量，她自己不写，别人也要代笔。司马新用传记材料与她的作品对照，断言《多少恨》和《半生缘》是“带有浓厚自传体成份的作品”。不过，在没有学过大厚本现代文艺理论的普通读者看来，这大概是带有浓厚猜度成份的研究。 今天，即使是世代的贵族，也微笑着走上了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的这一平等化路程。以讲究礼节著称的英国，王妃和储君竟相给黄色小报抛偷情材料。只有张爱玲，至死仍是民国的最后贵族，她的骄傲，永远不能退色为博取凡夫俗子的同情和眼泪的虚荣。夏先生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些与张爱玲关系不深的人，会保留在她的《对照记》相本里；而她的遗嘱执行人宋淇夫妇、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却都付与阙如。 很可能在他去世二十多年之后，她对他的感情变得淡薄了，觉得即在当年，他的才华就不高，年龄也太大，配不上她。或许因为下嫁洋人，本身就是件难为情的事，不要读者们知道。 这只不过是又一次无聊的猜度。夏先生在美国五十年，嫁洋人的中国女子，想来见过无数，居然称之为“下嫁”，居然说“是件难为情的事”！ but，would　she　care　what　you　say？ 不愿示人以赖雅的照片，为什么不能是因为张爱玲的敏感、张爱玲的骄傲？为什么不能是因为她的贵族气质，是因为她心中自有他人无法触及的净土？ 或许，她只是想保留一片虱子尚未爬到的皮段？ 夏先生说他也是“张自己认为最信得过的一位朋友”。看来夏先生在朋友的事上还是很中国的，人一死，就可以在夫妻感情上代为立言。难怪越到晚年，阅历越多，张爱玲躲人躲得越厉害。夏先生当然可以谈他的看法，但说话何妨含蓄一点，毕竟谈的是自己的朋友嘛。单是题目，就显得过份直露，配不上张爱玲的典雅华贵。人家爱的是《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你却写了英文题目再译成中文？ 或许可以在李清照南渡后的词里找一句？这两位奇女子在暮年的情感，想来会有些相通之处。但是，首先跳上心头的，却还是陈与义的“长沟流月去无声”⑥。在通向宫殿正门的小桥上倚栏而饮，上有明月，下有流水，背后是嵯峨的楼宇，面对的是高朋佳人，何等雍容，何等潇洒！但是，这却不是进行时态的欢歌笑宴，而是二十年后的梦中重温。此身虽在，心神堪惊，于是就有了灵与肉的分离。作者在梦中重塑的青春肉身，仍在欣赏着醇酒美景；但是，他的灵魂，却痴呆呆地垂眼看着桥下的流水。明月撒在长沟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而即使是这种支离破碎，也正在缓慢却又倨傲地随着时间流逝。 沉醉的肉身或许以为明夜仍有同样的凄美，灵魂在经历了靖康年间的一朝南渡和二十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却清醒地知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传奇》再版自序）今夜的酒，也就只能醉在今夜。 张爱玲嫁了个按市场意义不算成功的美国文人。但是，对于一颗为着缓缓逝去的浮华唱着无奈挽歌的孤独灵魂，她的肉身嫁的到底是谁，这个肉身所经历的种种苦辛，或许，已经不是那么郑重得需要教授来猜度的事。 【注】 ①　夏志清，《一段苦多乐少的中美姻缘》，世界日报，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２－１３日。 ②　张爱玲，《我看苏青》。收入唐文标编《张爱玲卷》，香港艺文图书公司，１９８２年。 ③　见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民国女子》，１９７６年。 ④　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了望》１９９５年第２７期，并见《》（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日）。 ⑤　henry miller, , new direction, 1969, ny.⑥　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９６－０５－１９，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张爱玲是一口古井 李碧华 我觉得“张爱玲”是一口井——不但是井，且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古井无波，越淘越有。于她又有什么损失？ 是以拍电视的恣意炒杂锦。拍电影的恭敬谨献。写小说的谁没看过她？看完了少不免忍不住模仿一下。搅新派舞台剧的又借题发挥，沾沾光彩。迟一点也许有人把文字给舞出来了。总之各人都在她身上淘，然而，各人却又互相看不起呢，互相窃笑没有人真正领略她的好处，尽是附庸风雅，只有自己是十大杰出读者，排名甚前。 “张爱玲”除了是古井，还是紫禁城里头的出租龙袍戏服，花数元人民币租来拍个照，有些好看，有些不好看。她还是狐假虎威中的虎，藕断丝连中的藕，炼石补天中的石，群蚁附膻中的膻，闻鸡起舞中的鸡…… 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李碧华《绿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张爱玲读什么外国书？ 刘铮 《今生今世》里面，胡兰成提到一次张爱玲为他解说西洋文学，“她讲给我听萧伯纳、赫克斯莱、桑茂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每次讲完，张爱玲总要补上一句：“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萧伯纳和劳伦斯没有问题，但赫克斯莱就得想想方知道他是谁。张爱玲在《双声》这篇与炎樱对谈的文章里曾说过：“至于外国，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就连我所喜欢的赫克斯莱，现在也渐渐的不喜欢了。”这个在1945年就“渐渐的不喜欢了”的小说家是赫胥黎。赫胥黎在英国的名气是建立在他那些诙谐尖刻的世态小说上面，并非我们现在熟知的《美妙的新世界》。他的作品每流于浮面，大概因此张爱玲不要看了。1944年的文章《谈女人》中，张爱玲是把他叫做“赫胥黎”的，不知为什么时隔一年就换了称呼。后面那个桑茂忒芒也不容易猜，其实是萨默塞特·毛姆，讲出来大家恍然。张爱玲跟胡兰成讲的时候肯定用的是英文，而胡兰成的英文颇不灵光，可以想象，张爱玲随口一说，胡兰成当时便留心了，几十年后摹声摹形写出来，难免有点古怪，大概他没读过毛姆。说来奇怪，张爱玲从来没在自己的文章里提起过毛姆，许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她受了毛姆的影响，有意避嫌。第一个这样说的是周瘦鹃。他审读《沉香屑第二炉香》的时候“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其后他求证于张爱玲，张“表示心悦神服”。当然，也有表示不那么“心悦神服”的，比如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虽也承认张爱玲“顶爱看”《红楼梦》和毛姆，但他认为姐姐兼采众长，许多作家对张爱玲的影响“多少都有点”。我看影响肯定有的，而且不是一点点的问题。毛姆的小说除了心理刻划用力而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人物不拘男女常常为所控制，为所驱使，干出些莫明所以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张爱玲的许多早期小说都看得出与毛姆神似。《沉香屑第二炉香》不必提，像《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心经》中的许小寒、《连环套》中的霓喜都可说是典型的毛姆式人物罢。有趣的是，这些深受毛姆影响的小说———老实不客气地说———　恰恰是张爱玲不很成功的作品。张爱玲写的《自己的文章》现在是再有名不过了，不过大家总盯着文章前半部分讲“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讲“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的地方。实际上，张爱玲写此文目的是要为《连环套》辩护的，抗议迅雨（傅雷）的酷评，文章后半都在说这个。迅雨的文艺观点不是没有问题，但指出《连环套》是坏作品肯定不错。1976年，张爱玲为《张看》写序，谈及校《连环套》清样的情形：“30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有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后又说：“连牙齿都寒飕飕起来，这才尝到‘齿冷’的滋味。”表示“这些年来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视为消极的成绩”。张爱玲自己反应如此激烈，我们真可以注意了。曾经苦口婆心为作品辩护，30多年以后却不但否定了自己的创作，而且否定了自己的辩护，痛定思痛，我想张爱玲同时也否定了英国小说对她的浮面影响。这是她小说观念变迁的结果，是她向《红楼梦》和《海上花》传统回归的一个旁证。 张爱玲晚年接受访问，偶尔会露出些西方文化渊源的端倪，但她的话总是虚虚实实，不可尽信。比如水晶的《蝉——夜访张爱玲》： “至于西洋作家，她谦虚地说看得不多。只看过萧伯纳，而且不是剧本，是前面的序。还有赫胥黎、威尔斯。至于亨利·詹姆斯、奥斯汀、马克·吐温则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刚刚就知道了张爱玲给胡兰成解说萧伯纳，不会只讲前面的序吧？萧伯纳，张爱玲在自己的散文里提到过三次。《谈跳舞》里说印度舞者黛薇“脸上有一种冷冷的恐怖之感，使人想起萧伯纳的戏《长生》”。下面便讲开了戏里的情节，应该不是从序中看来的。《私语》里说到父亲有一本萧伯纳的《心碎之屋》，还加着英文题识——毕竟翻过才看得到。再有就是《更衣记》引了一位西方作家的话，在括号中加注“是萧伯纳么？”，表示不确定。看来，萧伯纳在张爱玲那里还是有份量的。马克·吐温的小说也许没有读过，但张爱玲确引用过他的话。至于亨利·詹姆斯，张爱玲讲的可能也不是真话。据司马新的《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第八章：“她为的广播节目将几部西方小说改写成剧本，包括莫泊桑、亨利·詹姆斯以及苏联小说家索尔士肯尼顿的小说。”既然说“改写”，总得先看过原著才行。司马新讲的这件事当在60年代，而水晶访问张是在1971年，所以“从来没有看过”的说法可能不成立。 不过，张爱玲为美国新闻处做事从来就是为稻粱谋，宋淇回忆她诉苦的话：“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是没有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莫泊桑、亨利·詹姆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很可能是“硬着头皮”看的，除此而外，大概再也没有读过亨利·詹姆斯了。1995年9月，夏志清写了《超人才华，绝世凄凉—— 悼张爱玲》一文，中间谈及为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序，说是： “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炉香》同亨利·詹姆斯长篇名著《仕女图》相比，我在序里也继续把两人作比。”《仕女图》在大陆是翻译作《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它所讲的美国纯真少女到欧陆寻梦却为欧洲阴暗传统所构陷的故事，的确与葛薇龙的命运暗合。不过我们读一下1974年6月9日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罢，里面有一句：“《仕女图》也会找来看。”夏志清的原信看不到，不过猜也猜得出，应该是夏志清说《仕女图》如何如何与张爱玲的作品神似，张爱玲便应承下来说一定找来看看。一定是没看过，才会说“找来看”，虽然未必会当真去找。去美以后的张爱玲，对主流文艺已经没多少兴致了。实际上，张爱玲的小说可与詹姆斯相比较的原不止《仕女图》而已。像詹姆斯早期的《华盛顿广场》写少女与男子私自定情而为严父所不容，不得不生分，女儿与阻遏其婚事的父亲之间一直张力不弛，这种女子、情人与长辈的三角结构像极了《金锁记》中的长安、世舫与七巧。张爱玲和亨利·詹姆斯之间互无影响，比较才尤其意味深长。 张爱玲也读过一些英语国家以外的作家。她在文章中提过契诃夫的《套中人》，提过谷崎润一郎的《神与人之间》，甚至还说起鲁迅译的《死魂灵》。不过她看《死魂灵》全不与平常人相同，她是看细节，看书里说走遍俄国的骗子在各地吃不同的鱼馅包子。她的兴趣点不在主题、结构或者典型人物上面，她是在看鱼馅包子。张爱玲两次郑重其事地谈到托尔斯泰，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作品战胜了作家，细节战胜了主题。老实说，张爱玲对所谓伟大的作品没什么兴趣，即便英国作家她读的也只是当时英文选本里常见的那几个人名，她绝没有心思去挖掘和光同尘的佳作。对张爱玲来说，通俗作品更能见出人生的实象。 张爱玲在美国期间，洋书几乎是只看通俗小说了。水晶说她看了不少james　jones，宋淇说张爱玲自承《半生缘》的结构是借自j． p．marquand，张爱玲自己多次谈到詹姆斯·密契纳。这些小说家真入不得旁人的眼，在当时的美国便是半红不黑，我们更难了解了。张爱玲喜读通俗小说，大家早就晓得，只不过知道中国的张恨水、李涵秋之流多一点，知道外国的少一点。其实，张爱玲是一视同仁，中外通俗都爱看。她高中二年级写的读书报告里面就有林纾译的《烟水愁城录》，作者哈葛德是英国多产的通俗小说家。1995年於梨华写文章回忆张爱玲在美国的一次讲演，讲题是：“the　exotic　gard　on”，翻译成中文便是“西方之异国情调：从哈葛德讲起”。钱锺书说：“哈葛德在他的同辈通俗小说家里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直没有丧失他的读众。”一点不假。40年代，张爱玲读赛珍珠的英文小说，到美国以后，勒卡雷的间谍小说她也看。很多了解张爱玲晚年情况的人都说她总开着电视，这很可能是实情，文章里也多有反映。我猜不止电视，电影大概也常看。张爱玲每提起一部通俗作品，总不忘介绍它曾经改编成电影，有时还告诉大家主角是谁饰演的，像白兰度主演的《叛舰喋血记》，亨佛莱波嘉主演的《凯恩号哗变》皆然。勒卡雷的小说《（冷战中）进来取暖的间谍》（大陆译为《寒风孤谍》或《受冷漠的人》），张爱玲要特意说句“搬到银幕也是名片”。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我猜张爱玲是当成通俗小说看的，甚至原著都未必读，因为“拍成影片由詹姆斯·梅逊主演”，不读也知道情节了。庄信正的妻子杨荣华替张爱玲搬过家，后来写了篇《在张爱玲没有书柜的客厅里》，说张爱玲家里书架都没有。没有书架，不会有太多藏书，那么多通俗作品未必全买来读。据戴文采说，张爱玲公寓外有一爿小书店，店主称“她最多在门外的书架逗留一会，从不进店里来”。那么多小说，不知她从哪里买来的。 张爱玲的散文中最令人称奇的两篇是《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写得又长，读起来又闷——仅是人种学和英国叛军的话题就闷煞人。 然而张爱玲在1974年6月30日致夏志清的信里面是这样说的：“前两天找了信正夫妇来长谈，信正又说你喜欢《谈看书》。我真高兴，那篇东西花了不合比例的时间在上面，这才觉得值得。”完全是“恨无知音赏”的遗憾心情。《谈看书》等两篇文章引用了不少希奇古怪的书，平常人没有心情去看的，那么张爱玲为什么想看呢？未必是如她所说是“纳罕多年的结果”。我们仔细揣度，会发现张爱玲讲这些故事时的视点并非一般小说家创造人物时的平视，她是高高在上，又冷又暖地俯瞰。英国叛军的种种行为殊少确证，张爱玲洞微烛幽，老吏判狱，循着人性的自然状态去揣度英人的行止。她从这些洋书里面挖掘出的，与从《海上花》、《金瓶梅》中探得的点点滴滴秘密一般无二，都是人性之真实。此时的张爱玲开始意识到“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戏剧性，向来如此”。从这个角度讲，《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可视为张爱玲晚期文艺观点的剖白。张爱玲读书不系统，她对读书有怎么一个观念以前谈的又极少，偏偏作兴来说读书了，却又写得如此隐晦，我们真可深思。 知道张爱玲写过诗的应该不多，了解她读诗歌的情况的恐怕就更少了。1946年她为《传奇》增订本写序，“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其中一句是“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也许是连一个说“不知所云”的人也没有，此后张爱玲的诗再没有露过面。她自己的诗在《中国的日夜》一文中，不是很高明，但有情致。她谈诗歌见解的文章是《诗与胡说》，里面还提到过周作人译的日本诗。《谈音乐》里引用了勃朗宁的诗，《私语》里引用了beverley　nichols的诗，后者是个不甚知名的英国作家，我读过他的文章，但不晓得他也写诗。张爱玲读诗是别具只眼的。司马新最近有一篇《今生缘——〈张爱玲在美国〉之外一章》，里面说到他访问赖雅女儿爱丽斯的情形：“爱丽斯女士想起张爱玲最喜欢的诗人是波特莱尔与里尔克。”不知这话的可信度有几分，张爱玲既不通法语也不懂德文，要看也只能是英译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浮世的悲哀 宋明炜 大约是六年以前，我读了一本《半生缘》。是从母亲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记得是一本纸页打卷、发黄，很破旧的书，拿在手上就立刻能想象出它曾经辗转过多少双手的传递与翻读。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对张爱玲这个名字还感到十分陌生，心里以为是琼瑶、廖辉英的同时代人，预想中也是相近的风格，于是就在不经意中揣着这本《半生缘》上了一辆穿越半个城市的公共汽车。那是在一九九○年严寒中的一月，我早已养成挤在汽车上读小说的习惯，站在晃动的车厢里眼前的字也在晃动，但是曼桢和世钧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形象。那时我还不知道“浮世的悲哀”这个说法，但我的心中却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揪得紧紧的，曼桢的遭遇让我感到实在太凄凉，不只是同情于一个小说人物虚拟的命运，而是仿佛突然看到了整个人生中的阴惨与绝望。这本书让我难受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又重读过多遍，凄凉的感觉一次比一次来得要强烈。可以说是《半生缘》使我牢牢地记住了张爱玲：一个能把人生写得如此冷酷的女作家。 后来又过了两年，我在大学里读中文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一段时间整天捧着与课业相关的作品，或是津津有味或是心不在焉地读着。那时读的小说有很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实在很少，但我清楚地记得读完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那个上午。那是在一间宽阔明亮的阶梯教室里，巨大的房间里稀疏地坐了几十个学生，是一堂枯燥乏味的选修课。我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丝毫没有听进老师在讲的内容，完全沉浸在了葛薇龙阴郁的人生故事中。掩卷之后，我看着课桌上一小片淡黄色的阳光，再回想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感到仿佛是做了一个很不舒服的噩梦。我的心里有一种惊栗：人生何以会是这样的虚幻和恐怖呢?然而，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逼使我不停歇地一气读完了那本书中收录的六篇张爱玲的小说，又继续去读所能找到的她的任何一篇文章。不久以后，我在校门口的书摊上买到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又得以痛痛快快地把她的作品再仔细地读了一遍。那种噩梦般的恐怖更深地袭进了我的心中。凭着一时冲动，我当时就在心中暗暗地许了一个心愿：将来我一定要为这个女作家写一本书。后来我对一位尊敬的长辈说起了这个心愿，他问我到底为什么想要这样做，我回答说：我就是对张爱玲的人生感到好奇，其中我最想弄明白的一点是，究竟是怎样的经历使她在作品里把人生写得如此绝望。年少轻狂的我却也知道，这多半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此后的几年中，虽然在不断地读张爱玲的书，经常试图解决心中的疑问，但是兴趣却始终止于阅读，思考也仅仅止于惘然。 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在上海见到陈思和老师，我的这个梦想才终于有机会变成了现实。从那时候起，我真正开始为写一本《张爱玲传》做准备。正式动笔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下旬，一九九六年四月完成初稿，其间虽然也有课业与其他一些事情的干扰，但是我整日都在牵挂的却一直是这本书的写作。几个月前，我为这本书的台湾版写过一篇简短后记，其中有两段谈到了写作中的感受，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 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在观望另一个人的生命，看到她的生，看到她在人世间浮沉的开始，看到她生存中的欢乐与悲哀，看到她绝望的心，看到她从人世中的遁出，看到她的死；这样一种观望，似乎应该令人忘记自己，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长河中，应该是一种沉醉，但是在事实上，在这沉醉之上，我感到一种心痛，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生，看到了自己在人世间浮沉的开始，看到了自己生存中的欢乐与悲哀，也看到了自己的心——这样一种观望，其实是需要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的，面对着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去观望、沉思，最后遇到的应该还是自己的心灵，最终面对的应该还是自己的生命。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点点的感到了这种观望的沉重，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解另一个生命，在另一个人的生命史中发现自己的生命。 这些当然都是实话。我心里想着那个令我困顿的问题，开始写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但在这过程中,常常也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完成后，我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对个人生命的认知。 然而当我最近又一次通读全书之后，书稿刚完成时的兴奋却被一种沉重的心情所取代了。探寻张爱玲心灵的真相，重现她人生际遇中的阴暗面，用她的生平阐释她作品中的意义，这是写作时的初衷，但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她的心灵史，我有时不得不采取以心写心的方法，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染上了我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尽管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想要重现一个客观真实的张爱玲，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只能够在根据可信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一个我心目中的张爱玲，然而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惶惑，尤其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很可能在我讲述的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中有过于主观化的倾向，而碍于我思想的浅薄和学术视野的狭仄，这种主观的倾向经常就变成了一种主观的局限。事实上，直到我写完全书最后一句话，我仍然没有把握断言，我已经了却了我的心愿，已经能够理解张爱玲的心灵。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复杂的存在，是一个多面立体的人物，但是从我一己的视角出发，显然在很多地方或无意或被迫地把复杂归于简单，削弱了多面中的丰富性。想到这里，就使我特别地感到惶恐；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一本存有很多缺陷的很不成熟的书稿。 但是在我的心中还有很多难忘的记忆：挤在公共汽车上沉醉于《半生缘》的痴迷心境，在上海初次学着搜集资料忙得焦头烂额的困窘处境，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冥思苦想的艰难时日。并且我还记得张爱玲为天风版小说集写的一篇序言，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句话：“内容我自己看看，实在有些惶愧，但是我总认为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写的，可惜被我写坏了。”由此我想起了自己，这本书很可能是写坏了，但是我知道，张爱玲的人生确实是很值得去认知的。有许多种原因造就了她独特的心灵，使其成为现代人焦虑与绝望心理发展到极致的缩影；通过张爱玲，或许能够懂得很多事情，特别是在一个人真正感受到虚无感弥漫在心中，无为的痛苦咬啮着心口的创伤的时候。而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近一两年里特别强烈地有过这种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这本书中写出了这种人生中的虚无。我始终深信，人只有真诚地写作，才能获得最好的收获。事实上，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直面个体生命中的痛苦，这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或许我能告慰自己的是:不管怎样，我真正为这本书的写作付出了真诚的努力，这部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中正凝聚着我自己的许多心血。 基于这一点，尽管我知道这并不是一本成功的传记，但在心里仍有一种十分珍爱的感觉。 (《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　宋明炜著　台湾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闲说张爱玲 苏炜 ——关于张爱玲的一封通信 【作者简介】　苏炜，文学评论家。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教于耶鲁大学东亚系。 她要的就是没有一朵花、没有一瓣眼泪送她退场张爱玲，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 小林： 那天想起请你写张爱玲，是因为你算文学行当以外难得的"张迷"，且对张爱玲有一种切肤式的理解。你婉拒了，我也觉得当然。张爱玲是一个不好碰的话题，无论生前死后，都是一样。今日接到你的信，忽然觉得，谈论张爱玲此等奇异女子，反而是这家长里短的书信方式，最切合张特有的"形式感"。便也就想借回信，再为张爱玲拉拉杂杂家长里短一回了。 生死对于张爱玲的吊诡 当年鲁迅死时有一句著名的悼亡诗，其实也是大白话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由此想及张爱玲，却并非为"虽死犹生"一类的俗想，实在是它吻合了生死对于张爱玲的吊诡。听说张爱玲的死讯传回北京，大陆文坛许多人士的第一个反应即是：怎么，张爱玲原来还活着？八二年我在加州大学第一次读到《金锁记》，听葛浩文教授说张爱玲就住在洛杉矶，我吓了一跳：张爱玲不是死了好久了么？记得我曾读过好几种“纪念专辑"一类的文字。近读大陆编的《张爱玲文集》，其封底就是一幅线描的仰脸闭目的女性侧脸"遗像"（恐是张爱玲当年亲自画的小说插图）。其中张写于八三年的《惘然记·序》提及："最近有人也同样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将它）影印下来，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人一样，著作权可以迳自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在本书里收编了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象我侵犯了他的权利，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盗窃罪似的。"可见当时，大陆专事"张学”的人早把张爱玲视为"黄泉知己"了。连两年前香港拍的《红玫瑰白玫瑰》，其字幕旁白的处理方式，也都直令观众有"古物出土"、"故人名言"之感。这种"虽生犹死"的现象发生在张爱玲身上，似乎很经常也很平常。不说是她本人着意图谋的（从上文看，不确），一般的说法，除了大陆上"非文学因素"（王朔语）的刻意遗忘之外，至少是她那种数十年杜门谢客、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吧。平素里我很少关心"作家动向"、"作家行止"之类的轶闻，我感觉里的"死亡意象"，于张爱玲，主要来自她的作品。 作为小说家，张爱玲确是一出发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了。今天重读《金锁记》与《倾城之恋》，把它放在"五四"以来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名著之林，只有"谁能企及"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逊色"的问题。难怪早在五十年前，傅雷就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了（见《论张爱玲的小说》）。你说得对，张爱玲仿了不少《红楼梦》的句式，你在今天台湾的几乎任何一位成名作家的文字里，也都可以读到不少熟口熟面的"张爱玲句式"；大陆作家则是另一番样貌，你从今天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作品中，处处都可以读出"张爱玲"。苏童就曾为此抱冤说：他在写《妻妾成群》以前，从未读过张爱玲，谈不上受张的影响。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正如写大家族的兴衰颓亡，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等等，无人逃得脱《红楼梦》却无人可及曹雪芹一样（张爱玲同样不可及）；写旧时代庸常男女的庸常恩怨，从题材、主题到人物、氛围--末世情怀，洋场懒梦，旧人旧物，死亡败德，张爱玲一下笔就把它写透了，写尽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一出，仿如文学上的一记死吻，后人在相近的题材内便很难逃出它的"死亡之象"了。连同张爱玲自己，日后无论创作与人生，也都被那种深刻的"死相"所笼罩住了。如同西方的玛丽莲·梦露、猫王、詹士甸，正在颠峰、死在盛年而愈为世人迷恋的道理一样，我敢说，张爱玲设若死在二、三十年前，其作品的魅力至今不会稍减。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大抵不是的），如你所说，张爱玲从来不怕死，"死亡"于她也从来不成一个诅咒的字眼--她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如同死亡一样孤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如同她的生存方式一样孤绝的死亡。就这一个意义而言，张爱玲数十年的"虽生犹死"，就是一部世间难得罕见的奇书。（我不愿用陈凯歌称赞她的"伟大"二字，因为这太不"张爱玲"）。就死亡、末世、畸异、虚空等等的意象营造而言，唯一超过了她以往作品所提示的高度的，就是张爱玲自己的生命现象本身。她作品里的人物--曹七巧、白流苏、范柳原、红玫瑰、白玫瑰等等，改编成影视作品（有的业已改编），你从今天全球各地的华人演员面孔中，或许都不难找到相近的、相对应的面影；但我无法想象，假若今天哪一位导演发愿要想编演《张爱玲》，从港、台、大陆当今的衮衮诸"星"中，究竟能有哪一位可以够格胜任演释张爱玲的？--巩俐？梅艳芳？张曼玉？刘嘉玲？不，没有，我真的想不出任何一位合适的。你可以举出一位来么？ 近日报载，北京报章虽然对张爱玲之死压低了调门（一如对沈从文之死一样），仍旧抑止不住各大书店抢购张著的风潮。更不必说，台、港、海外的华文报章、书店近来再次升温的"张爱玲热"了。张爱玲，因为她的死，反而重新真正地在她久违了的现实世界--尤其在中国大陆，活生生、泼剌剌地活了过来。她的作品、她的装扮、她的为人行状甚至她修补过的牙齿以及丢弃过的垃圾，都纤毫毕现地活现在读者面前了。这些天夜里读张的《传奇》--《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诸文，久久浸淫在已死的张爱玲的早已死去的世界里。忽然从你捎来的《张爱玲文集》中读到她写于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字，读到她谈大陆"伤痕文学"、谈芭芭拉·史翠珊的歌，特别是提到自己熟悉的身边人和事--比如美国nbc电视台的节目、现在仍在哈佛教授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国汉学家韩南等等，这种忽然被强行拉近的距离蓦地让我生出一种恍惚，觉得张的活着的魅影就坐在我的书房里，好象还是由龙应台陪着她一起来的，正和我促膝细论着红尘俗世间的营营种种。--张爱玲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她的扑朔迷离的生命与文字，又营造出另一个真假魅惑的世界了。 张爱玲的意义，又决非一个"叙述魅力"这么简单 都知道张爱玲的文字功力了得。我时时觉得她的文章是写在针尖、刀尖与舌尖上的，犀利，爽亮，细碎。你信中捡出来的句子，在在都是随手拈来却凡人难及的。台湾作家张大春曾在读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以后，盛赞苏童是"张爱玲以后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大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于苏童近乎"溢美"的至高评价。可见，张爱玲的"叙述魅力"，是多年来两岸新进作家们心仪的一道标杆。可以说，张爱玲，恐怕是曹雪芹之后，中国文学中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了。我自己，读张爱玲的小说如同读《红楼梦》一样，可说是又爱又恨。爱读，怕读，文字的诱惑力太大，怕一不小心就染出一笔的"曹味"与"张味"来—-虽然"张味"即自"曹味"而来，却又自成一种大格局了。太雷同什么伟人的"味儿"总是要让人生厌的，张爱玲小说中某些太象《红楼梦》的句式也如是。仿走了眼的"张味"最容易沦为"文艺腔"，我在台港作品中读到许多诸如"她那苍凉的背影"、"你就是我今生的传奇"之类的句子就不禁要皱眉头。我对《废都》一直无法喜欢起来有许多原因，技术上，就在于它太多的"伟人味儿"、“名著味儿"。我把话题扯远了。"五四"以来，运用汉语白话文写作而语言技巧上乘的作家其实是不多的。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举出鲁迅、沈从文、朱自清、白先勇或者汪曾祺等等，但是愈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汉语白话文的写作历史刚刚贯穿了这个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愈来愈难忽略她--张爱玲。我想，张爱玲的意义，又决非一个文字技巧、"叙述魅力"这么简单了。 都知道张爱玲的文字功力了得。我时时觉得她的文章是写在针尖、刀尖与舌尖上的，犀利，爽亮，细碎。你信中捡出来的句子，在在都是随手拈来却凡人难及的。台湾作家张大春曾在读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以后，盛赞苏童是"张爱玲以后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大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于苏童近乎"溢美"的至高评价。可见，张爱玲的"叙述魅力"，是多年来两岸新进作家们心仪的一道标杆。可以说，张爱玲，恐怕是曹雪芹之后，中国文学中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了。我自己，读张爱玲的小说如同读《红楼梦》一样，可说是又爱又恨。爱读，怕读，文字的诱惑力太大，怕一不小心就染出一笔的"曹味"与"张味"来--虽然"张味"即自"曹味"而来，却又自成一种大格局了。太雷同什么伟人的"味儿”总是要让人生厌的，张爱玲小说中某些太象《红楼梦》的句式也如是。仿走了眼的"张味"最容易沦为"文艺腔”，我在台港作品中读到许多诸如"她那苍凉的背影"、“你就是我今生的传奇"之类的句子就不禁要皱眉头。我对《废都》一直无法喜欢起来有许多原因，技术上，就在于它太多的"伟人味儿"、"名著味儿"。我把话题扯远了。"五四"以来，运用汉语白话文写作而语言技巧上乘的作家其实是不多的。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举出鲁迅、沈从文、朱自清、白先勇或者汪曾祺等等，但是愈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汉语白话文的写作历史刚刚贯穿了这个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愈来愈难忽略她--张爱玲。我想，张爱玲的意义，又决非一个文字技巧、"叙述魅力"这么简单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张爱玲这一段话，原是写在一九四六年再版的《传奇》前言中的。四、五年前被著名评论家、哥大教授王德威在他那篇评论苏童、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一文里引用过以后，已在当今众多关于中国社会的"世纪末"现象讨论中成为必被引述的、"定义性"的文字了。你信中说张爱玲"前卫"，在世纪的中叶就点透了末世的"荒凉"，确是"前卫"之至了。张死之时恰值"世妇会"在北京召开，谁又着意研讨过，张爱玲这位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女性作家，早在五十年前便高张过的"女性意识"呢？出身满清官宦世家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走向毁灭，有一种逼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机先的预言。今天一般人印象中的张爱玲，容易把她归入"闺房作家"一类。写庸常男女之间的勃蹊，大的悲愁之下的小计算，她确是落笔精微而处处生彩的。但张爱玲笔锋间常有的一种史笔，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人间世"的况味，一股犀利逼人的须眉大气（对不起，这个字眼太"男性中心"，一时想不到更合适的），却容易被人们忽略。 读《倾城之恋》，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侯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傅雷曾称赞道："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同见上引傅文）。在香港轰炸的夜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片荒芜废墟间拥被渡夜，这堵墙的意象再一次出现。有了这堵墙，张爱玲在白、范各怀心绪、缠绵悱恻的爱恋纠葛中便托出了一个大的背景，使得终篇那段"伟岸"的文字有了依托："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忽如奇峰突起而又举重若轻，文气至此陡见天苍地白却又嘎然而止。让人读来一唱三叹，真是过瘾无比。顺及，张爱玲爱听戏，特别爱听粗厉狂野的西北高腔"蹦蹦戏"，这恐怕是出乎一般人想象的。读张的小说，其峰回路转、疏密张弛的节奏韵味，是很让人有听老京戏中言派老生、程派青衣一般的享受的。 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一段公案 张爱玲一再声明过她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她的稍具"政治倾向性"的作品《秧歌》与《赤地之恋》均非上乘之作，她自己也屡屡表示不以为意。但仔细读来，那些写于刚刚逃离"解放"劫难的文字，不过是她一贯的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政治的还是哲学的，总未免使人嫌烦"（《烬余录》，四四年），作一次文学上的明确拒绝罢了。这与她在小说走红的当时，便对"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的"理论关怀"的拒绝是相一致的。张爱玲是一个最不愿意接受"指导"的人，同时又绝对无意为任何党派、人群作代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张视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出于善良的用意还是贬损的目的，都是对张的曲解和低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张爱玲没有政治的触觉，没有时代性的视野，没有大的关怀。她从白流苏、范柳原"精刮"的爱情纠缠里，一下子就敏感到"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了；她在四五年写过一首题为《中国的日夜》的诗，放在《传奇》的最末篇，不长，不妨引于下："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这首诗在当时读来一定是晦涩的，在一片"光明前途"的包围之下，张爱玲对于中国"沉到底"的毁灭预感并没有明言，今天看来，却是清晰无比。 在日伪沦陷区的上海，张爱玲忽如一颗文学慧星骤然照亮当时寂寞的文坛，曾引起过左翼文化阵营特别而善意的关注。上引的傅雷文章便是其中之一。傅雷（以及柯灵、夏衍等人）等人出于当时"进步阵营"的道德感与责任感，甚至曾经为张爱玲"设计"过她的文学道路，比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等等（见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则一直用一种委婉而决断的方式，对这种"关怀"表示敬谢不敏。今天对照着重读张爱玲回应傅雷批评的那些文字，你不能不承认，年轻的张爱玲在当时对于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与文学的定见上，实在又比苦口婆心劝张写"英雄"、写"悲壮"的傅雷，要深刻、明彻许多，完全是站在另一种人性高度、在另一个话语层次上去思考问题了（客观说来，傅文在左翼文评中，则又算是极难得的温和恳切之作了）。我甚至怀疑：当时"关怀"张的左翼作家们是否读懂了张文都是一个问题，因为据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看法，认为张的"随笔"不着边际，"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很不礼貌"。实际上，张爱玲这篇《自己的文章》，不但写得礼貌而且大度，是一个成名作家坦诚剖白自己的文学观与人生观的严肃文字。只不过，她对"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的认识；她对"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观感；以及她那句关于人性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天才梦》）与当时左翼阵营那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式的高亢调门，实在显得太"不搭调"就是了。 在渺无人迹的葬礼与急管繁弦的寿礼之间 今天回看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那段公案，你真不敢设想，如果张爱玲当日接受了左翼前辈们"发自内心"的"关怀爱护"，把小说集《传奇》诸文压到"开明书店"的箱底，以待"河清海晏"再发表，会是怎样"恐怖"的一种结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爱玲"一定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爱玲了，甚至也不会是丁玲（丁玲的经历就够"恐怖"的了），今天回看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那段公案，你真不敢设想，如果张爱玲当日接受了左翼前辈们"发自内心"的"关怀爱护"，把小说集《传奇》诸文压到"开明书店"的箱底，以待"河清海晏"再发表，会是怎样"恐怖"的一种结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爱玲"一定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爱玲了，甚至也不会是丁玲（丁玲的经历就够"恐怖"的了），恐怕光凭"爱穿奇装异服"一条（更别提"汉奸文人"了），就足够让她"背过气去"好几回。连当时翘待"河清海晏"的柯灵日后都感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文革），完全没有必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同见《遥寄》文）只是这"无谓牺牲"一语，实在有几分滑稽。 重读张爱玲，还让我再一次确认了自己向来的固执：在艺术范畴，形式永远大于内容、高于内容。"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个性"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当年傅雷对张爱玲一片苦心的开导规劝，关于"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关于"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关于"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等等，都不能不说是言深意确之语。但是，我又深自庆幸张爱玲的我行我素，从一开始就答曰：no！一而贯之地那么"技巧"、那么"狭窄"、那么"词藻光芒"地写着，活着。多少年过去，今天谁能说，文学中与人生中的张爱玲，缺乏"深度"与"实质"呢？深度已经内化在"张味"十足的形式（包括生存方式）之中了，而"张味"也早已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实质"本身。从"正确"与"不正确"的角度去讨论文学是笨拙的。且不说，那些内容一贯很正确的作家与作品大多都是一些乏味的写作，今天早不知消散到哪里去了；同理，有些内容"正确"得让人乏味生厌的作品，设若形式上乘，便仍有可能具备高于内容的美感魅力。文革样板戏中今天仍让人朗朗上口的那些唱段，片段，即是一个例证。--形式就是这么一种古怪的、"不好惹"、"大不吝"的东西。由此，回看今天大陆文坛上对于王朔小说、《废都》、《白鹿原》等等的讨论，也许有助于我们多增添一点别的除了"正确"之外的视角与眼界吧？ 借用余英时先生评论史学家陈寅恪的句法：陈寅恪，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文化的遗民"；那么，张爱玲，则是现代中国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了。在张爱玲以刻意选择的孤寂方式死于他乡异国的同时，北京正在为另一位同样可作"世纪证言"的女作家冰心大张旗鼓作华诞祝寿。虽然张爱玲早已说过："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我看苏青》）今天一般读者不知为何方神圣的"才女"苏青，早已焚身在一片"正确"的革命烈焰之中了；这种不期而至的张－冰"比较"--在渺无人迹的葬礼与急管繁弦的寿礼之间，竟然逼肖张爱玲嗜读一生的《红楼梦》中的"钗、黛"终局，则仍旧涓涓漏漏渗出了世纪末的"荒凉"况味。--忽然觉得秋肃逼人，还是不要往下写了吧！ 苏　炜 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 一个"举国欢腾"的日子 于美国新泽西【作者简介】　苏炜，文学评论家。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教于耶鲁大学东亚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胡兰成的下作 亦舒 央人拿来<今生今世>看毕。我十分孤陋寡闻，根本没听过胡兰成这名字，香港长大的人哪里知道这许多事，恐怕都觉得陌生，所以看过之后觉得这胡某人不上路，张爱玲出了名，马上就是他的老婆，书中满满的爱玲，肉麻下作不堪，这种感觉是读者的感觉，张爱玲或是潇洒的女性，与众不同，不介意有人拿她当宣传。 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胡某人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时间前后只两三年，张爱玲今年已经五十六岁，胡某于三十年后心血来潮，忽然出一本这样的书，以张爱玲作标榜，不知道居心何在，读者只觉得上路的男人绝不会自称为“张爱玲的丈夫”。女人频频说“我是某某的太太”，已经够烦的，何况是这种男人，既然这门事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事，埋在心底作个纪念又何不可。 由此想到作女人是难的，默默无闻做个妻子，迟早变男人口中“我太太不了解我”，挣扎的有名有姓，又被人横加污辱。张爱玲名气大，即使现在出本书叫“我与张爱玲”销路也还是好的。胡某一方面把他与张氏的来龙去脉说了，一方面炫耀他同时的，过去的，之后的女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算是他的老婆，表示他娶过的不止张爱玲一女，算算日子，胡某现在七十多岁，那种感觉于是更加龌龊，完全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使人欲呕。 近年来我的脾气真是好得不得了，是以杂文更加淡而无味，一派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样子。可是这一次真动了气，连带非常厌恶半桶子水所谓写作的人，连自己也讨厌到极点，小说搁在那里是决写不下去了。不管张爱玲本人的心思怎样，勿理她是不是当时年少无知，反正如果她选的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决不会有今天这种事。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对母亲说：“怎么天下有你福气这么好的女人。”说的真是实话，此刻只觉得张爱玲文章写得再好，心地再宽清磊落，她的幸福也决不是中国或全世界女人传统的幸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 夏志清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 （１） 张爱玲终于与世长辞。九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时许高张信生教授从南加州来电话报知噩耗，我震惊之余，想想张爱玲二十多年来一向多病，两三年来更显得虚弱不堪，能够安详地躺在地板上，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维持做人尊严、顺乎自然的一种解脱方法。张爱玲这几年来校阅了皇冠丛书为她出版的「全集」，并新添了一本《对照记》，把所有要留传后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说明，等于写了一部简明的家史。去年底她更获得了「中国时报」颁给的文学「特别成就奖」。张爱玲虽然体弱不便亲自返国领奖，向多少敬爱她的作家、读者见面，但她已为他们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读者留下一套校对精确的「全集」，可谓死无遗憾了。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乃一九四三年崛起于上海的红作家，其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大受欢迎，且为内行叫好。我自己初读张爱玲已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已有系统地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的作品，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奇，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且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已经是本不朽之作。……《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些判断原见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一年才出版。但先兄济安特把书稿张爱玲章的大部分分作〈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评《秧歌》〉两文译出，先后载于一九五七年「文学杂志」二卷四期、六期。上面所引三句皆见「短篇小说」那篇。二文显然引发了有志创作的读者研读张爱玲的兴趣。因之张爱玲虽曾于六十年代初期来过一趟台湾而未受大众注意，她对台湾小说界发展的影响却是既深且远。到了今天，世界各地研读中国文学者，无人不知道张爱玲。她在大陆也重新走红起来，受到了学界、评者的重视。 我至今仍认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classic），〈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早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我认定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也一点也没有错。当时文学不值得一读，台湾作家间，只有姜贵的《重阳》和《旋风》可同《秧歌》、《赤地之恋》相抗衡，可是短篇小说他写得极少，也无法同《传奇》相比的。但《赤地之恋》（一九五四，英文本一九五六）出版之后，张爱玲的创作量大大减少，不免影响到我们对她终生成就的评价。早在一九七三年，我为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序，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炉香》同亨利·詹姆斯长篇名著《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a lady）相比，我在序里继续较量两人之短长： 在我看来，张爱玲和詹姆斯当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就文体而言，我更欢喜张爱玲，詹姆斯娓语道来，文句实在太长（尤其是晚年的小说），绅士气也太重。就意象而言，也是张爱玲的密度较浓，不知多少段描写，鲜艳夺目而不减其凄凉或阴森的气氛。但就整个成就而言，当然张爱玲还远比不上詹姆斯。我想，这完全是气魄和创作力持久性的问题：詹姆斯一生写了多少长短篇小说，而且据一般批评家的看法，越写越好……，张爱玲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发表后的三四年，那时期差不多每篇小说都横溢着她惊人的天才。逃出大陆后不久，她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两本小说。至少《秧歌》已公认是部「经典」之作。但她移居美国已十七年了，也仅写了两本：《怨女》是〈金锁记〉故事的重写，《半生缘》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编，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怨女》、《半生缘》以及其后《张看》、《惘然记》、《余韵》、《续集》四书里所载的小说和散文当然我都细细品赏过，虽然尚未写过评论。连张爱玲不喜欢的早期小说（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写的），读起来都很有韵味，因为张爱玲的作品总是不同凡响的。但即是最精采的那篇〈色，戒〉原也是「一九五○年间写的」小说，虽然初稿从未发表过。「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加敬佩，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为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２） 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移民到美国，翌年她在新英格兰一个创作营（macdo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费时间精力在上 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 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是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 年多。迄今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与时限紧迫的业务信。你的 信与久未通音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 让别人译实在painful。我个人的经验是太违心的事结果从来得不到任何好处 。等看了你的信再详谈。信写到这里又搁下了，因为看医生刚暂告一段落， 正乘机做点不能再耽搁的事，倒又感冒──又要重新来过！吃了补剂好久没 发，但是任何药物一习惯了就渐渐失灵。无论如何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 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没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许说过在超级市场看见洋 芋沙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爱吃的。你只爱吃西瓜，都是你文内提起过的。　　　　　　　　　　　　　　　　　　　　　　　　　　　　爱玲　五月二日 我在那封信上提到女儿爱吃洋芋沙拉，当然记不起来了。我童年爱吃西瓜，典出《鸡窗集》〈读、写、研究三部曲〉此文。到了今天，怕拉肚子，西瓜也少吃了。爱玲在信里把我的名字同炎樱并列，要我感到高兴。可能到了今年春天，她就有意脱离尘世，所以连最好朋友寄给她的信札，都怕事不想知道它们的内容。爱玲同我一样是不相信什么上帝天堂的。尸体焚化之后，留传下去只有她的「全集」和尚未整理出版的遗稿、信件、照片。她晚年的生活给我绝世凄凉的感觉，但她超人的才华文章，也一定是会流芳百世的。 （按：本文录自皇冠《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 本作品采集自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張愛玲海葬始末 张错 水般亮麗自然——張愛玲海葬始末 其實愛玲女士的遺囑很簡單，只有兩點。第一、一旦棄世，所有財產將贈予宋淇先生夫婦。第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殯殮儀式，如在陸地，則將骨灰撒向任何廣漠無人之處…… 前言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和林式同等人出聖必渚(san pedro)外海安葬張愛玲女士。葬禮完畢。開始解散治喪小組，一直想交代經過，一直有所顧忌。本來心中坦蕩蕩，無得亦無失。時光流轉，轉眼八年，式同兄更於前年（二○○一年）去世，雖然他在《華麗與蒼涼》（台北，皇冠，一九九六）一書內，撰有〈有緣得識張愛玲〉一文，述說和愛玲女士交往經過。但處理其身後事畢竟只是一部分，皆於大處著墨，蛛絲馬跡，處處仍有心中不平的辯護痕跡，令我更深切感到，有一種道義責任，向世人公佈經過。 記得當時謹慎處理，不敢掉以輕心，每天更寫有誌事日記(log)一份，以作備忘。怎知陰錯陽差，竟成日後珍貴追憶資料。所敘各事，均為個人經歷見解，掛一漏萬，種種主觀判斷認定，更是在所難免。 秞經過 （一九九五年，美國洛杉磯太平洋西岸時間） 九月八日下午 ...美洲《世界日報》趙慧珍早晨來電留話謂有急事相詢。我適不在，及至回電，遂得悉張愛玲女士逝世消息。告知趙謂我不認識張女士，惟可找我的朋友林式同。十分詫異趙已知悉林式同，更進一步追問宋淇是誰？我回答謂即林以亮，亦即宋春舫之子。當時以為他們要找宋先生，是因為張宋多年私人交情及張曾在香港電影公司寫有劇本。遂叫他們找《聯合文學》參考，趙回答謂現在正十萬火急，準備發稿，哪有時間去做research？ ...因明日（九月九日）將有一場「以詩迎月：今夜星光燦爛」的中秋節現代詩朗誦晚會，正是密鑼緊鼓，如火如荼，紀弦已來，楊牧剛到，愁予即將飛抵洛杉磯，因為接待人手有限，十分緊張。 ...晚上自文化組晚宴回家，即被告知林式同找我。我和林是多年拳友舊交，更兼老同學朱謎是林在新竹女中任教時的學生，所以三家均有來往，林之太太kimiko是日本人，為人親切誠懇。但我搬遷東區後，林住西區，後亦搬家，一東一西，相隔數十里，所以甚少來往，即有，也是以朱謎家中為主。他手上的舊電話號碼找我不到，找朱謎才要到我電話。 酖酖焦桐自台來電叫我寫張愛玲，我亦告知不認識，不來往，無從寫起。雖有閱讀張全部作品及用作教材，亦曾指導研究生的碩、博士論文（甚至有一篇胡蘭成的碩士論文），但皆是學術研究。林式同的確曾給我提起他是張愛玲房東之事，但因林不是文壇中人，對張愛玲所知不多，和他談王宗岳的「太極拳經」比談張愛玲還多。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因為我從未見過張愛玲，他給我描述張走路飄逸姿態，「了無聲息地飄過來，水一般的亮麗自然。」倒是我倆的共同朋友是莊信正，莊原在南加大任教，我來南加大，算得上是莊信正及郭大夏的「繼承人」。 還告訴焦桐我極端尊重張的隱私權，多年來即使可以自林式同處找到她地址，或藉林去接觸她，我也不想這樣做，亦不會這樣做。我的觀念是，人家說leave me alone，我一定尊重，leave him or her alone。記得當年高信疆來洛杉磯，興沖沖地拿著地址與禮物去找張愛玲，我們一行四人，我、信疆、還有金恆煒和但漢章，在西木區聚合。但我拒絕和他們同行，獨自留在「船艘」(ships)咖啡廳等他們回來。結果當然是乘興而去，敗興而返。從此更加深不欲打擾張女士的觀念。 ..凌晨電話不斷，無法入睡。除了洛杉磯佳視要張女士地址外，其他媒體均要求我提供遺囑。我皆回答沒有。的確沒有，但心中納悶為何他們有此要求。 九月九日（星期六） ...晨回林式同，交換意見，他說找不到莊信正，只找到莊在洛杉磯的學生高太太。我們分別交換新地址及傳真號碼。我開始婉拒林，認為既不認識張，自不宜過分涉入，但有詢及林處理遺體問題，林說仍在驗屍官處(coroner's office)，因週六、日不辦公，最快要到週一才能辦事。我因晚上有上述的大型以詩迎月的朗誦活動，分身乏術，與林相約明日再通電話。 ...中午星雲大師在西來寺宴請詩會貴賓。席間見到卜大中，告知他媒體如此追索，我甚困擾，而的確無張地址，若真有，亦不會洩漏，因為張生前極端努力保護其個人隱私，我們亦應適可而止，有所保留。但大中隨即告知電視台已找到張地址，並拍攝現場報導。我聽後甚為氣餒，一方面覺得媒體神通廣大，另一方面激起我保護張個人隱私之心。 酖酖晚上以詩迎月，星光燦爛，力倦筋疲。 九月十日（星期日） ...晨七時半赴教堂。回來慰理謂林式同八點鐘有電話來找。我稍後覆電林。 ...電話談話內容如後：林十分後悔把遺囑電傳給他人，現今遍佈天下，有誤信他人之意。我安慰他不必如此想，事情發生了就不要後悔。但亦有詢及為何如此做，他說當初得悉遺囑委託他處理，感到責任重大，孤立無援，別人叫他馬上把遺囑傳真，他就馬上做了。如今看到報紙，十分後悔。另外，他已找到律師，進行清理銀行戶口及遺物，而所有將來交宋淇先生之物件，在整理時最好有人在場見證。別人告知他以張之身世，一定有不少骨董，更令他有戒心。 他約我星期二在蒙市marie callender's開會，即我、他及張信生（高太太）。林並告知本月三十日將有一葬禮(funeral ser-vice)，我不置可否，亦無意見，只把日期記下來。 九月十一日（星期一） ...戴文采來電要張信生電話，我不給。她說有一絡張愛玲頭髮，可作為紀念品，並告知夏志清先生謂要土葬。我亦不置可否，其實當時心中空無成見，各事可有可無，可做亦可不做。 ...香港《明報月刊》邱立本找我寫張愛玲，交談中，立本告知我，鄭樹森謂宋淇先生已病重，靠氧氣筒呼吸，要把張女士遺物寄交宋先生不太實際。 九月十二日（星期二） ...晨電林式同請他把張遺囑今晚開會時帶來，讓我閱讀參考，俾能研究及執行張之遺願。林謂不必等到今晚，立即便可傳真給我。收閱遺囑後，覺得張的意願是不欲別人打擾。 ...告知林有關宋淇先生病重消息，林謂不必擔心，他已與在香港的宋太太聯絡，一切寄宋太太收便可。我覺得如此也好，了卻一件心事。也討論到月底葬禮之事，我、宋太太及林式同均覺得，既然遺囑寫得那麼清楚，實在不宜舉行。 酖酖戴文采來電云願將頭髮捐出，並云有人建議永久安放，如在玫瑰崗墓地則需四五○○美元。我覺得第一，此事與張之安葬無關，我無從協助；二是別人對張憐香惜玉，其實是變相糟蹋。 ...午後趙慧珍來電云於梨華可能不會來洛，因聞道葬禮可能會取消。 ...《紐約時報》(neue, the embittered e of the north……等。 ...晚上七時在marie callen-der's與林、張開會，初步接觸發覺彼此意見不統一，於是以開會逐條討論形式，儘量把分歧意見歸納成下面的執行原則： 1.正式成立工作執行小組，即林式同、我、張信生及莊信正（in absentia，人在紐約）四人。儘快遵照張之遺囑及意願去處理她身後事。 2.把紀念張之活動或研究，與處理身後事分開。張愛玲專家們可以繼續討論作品或生平，但目前不想太多人參與執行張遺囑的工作。一旦工作處理完畢，將會有一報告說明處理過程。屆時專家們亦可藉此報告再作評判或研討。 3.由林式同決定遺物之丟棄及保留，由張錯負責對外發言。儘快火化及遵照遺囑處理靈灰。因遺囑有一句「不要殯殮儀式」(no funeral parlor)，有人作不同解讀，有異議，但最後三人均同意取消月底之葬禮儀式。 4.工作希望兩星期內完成。 ...其實愛玲女士的遺囑很簡單，只有兩點。第一、一旦棄世，所有財產(possessions)將贈予宋淇先生夫婦。第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殯殮儀式，如在陸地，則將骨灰撒向任何廣漠無人之處(the ashes scattered in any desolate spot over [a fairly] ained access)進入殯儀館。林直說不可能，我遂和他打賭。 九月二十日（星期三） ...林早上打電話來說我贏了。他已看到今日《世界日報》劉永毅報導火葬現場及照片，並且覺得報導中有些句子令林「不太好受」，好像張之火化下場如此「淒涼」，都是我們做成的。我回答林說求仁得仁，我們將盡所能，讓愛玲女士瀟灑地來，瀟灑地去。 並和林討論撒放靈灰之事，兩人十分傷感。其實媒體已知海葬之事，只是不知時間地點而已。 請母親開始在後園採集玫瑰花瓣，只需紅、白二色，以備海葬之用。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無媒體來電，十分輕鬆。開始構思一篇祭文〈如水一般華麗自然〉。李黎傳真附報導，十分贊成我等作為，甚為鼓舞。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祭文用一上午完成，傳真給式同過目，他同意。並談及海葬當日鮮花、拍照、錄影之事，林建議我找兩名朋友，負責拍照錄影，我提出高全之（負責錄影）、許媛翔（負責拍照）。林屆時亦會帶他好友張紹遷先生（亦負責錄影）來。 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共七日） ...因無暇回傳真，和李黎通電，她仍肯定我等取消追悼會的做法，並云王渝在紐約諸人亦覺得做得對，惟我覺得從此江湖結怨，開罪仇家。一直想向林正式提出，海葬之後立即解散工作小組。星期日身體稍感不適，想是辛勞過度。晚上新大陸詩社友人來我處，處理中秋詩夜之事，凌晨一時許始散，更感不適。 ...到花店分訂紅、白玫瑰花各一束。學校開會，協調東亞圖書館及文學院，探討成立「張愛玲特藏」之可能，但端視乎宋淇先生夫婦之決定。學校development office之susan chao女士趁將赴港之便，拜訪宋家。身體極不適，已轉入支氣管細菌感染，必須赴醫生處取抗生素服食。只有兩天休息，仍需與林商量當日出海細節及祭拜過程。二十九日晚母親交我兩大袋紅白玫瑰花瓣，功德無量。 ...林已安排好明日一切，由neptune society負責駛出外海安葬。為保密，一切時間地點只有林一人知道。林前一天會告知我和張信生聚合地點，再由他帶大家去碼頭上船。我遂分別通知高全之、許媛翔兩人。 九月三十日（星期六） ...晨七時半我的學生許媛翔開車來接我，九時到達聖必渚，與林式同、張紹遷差不多同時到達。林抱著張愛玲女士的骨灰盒，神色恭敬嚴謹，慢慢走過來和我們聚合。海葬詳細情形可參閱向媒體公佈的「報告書」及林式同撰寫的〈有緣得識張愛玲〉一文。 秞後語 林式同在上文中有一段沉痛的話，是這樣寫的： 在執行遺書的任務時，對喪事的處理方式，大家意見特別多。怎麼回事？張愛玲的遺書上不是很清楚地列出她的交代嗎？她生前不是一直在避免那些鬧哄哄的場面嗎？她找我辦事，我不能用我自己的意見來改變她的願望，更何況她所交代的那幾點，充分顯示了她對人生看法的一貫性。她畢生所作所為所想的精華，就是遺書裡列出來的這些，我得按照她的意思執行，不然我會對她不住！ 她要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遺體。自她去世至火化，除了房東、警察、我和殯儀館的執行人員外，沒有任何人看過她的遺容，也沒有照過相，這點要求我認為已達到了。 從去世至火葬，除按規定手續需要時間外，沒有任何耽誤。 她不要葬禮。我們就依她的意思，不管是在火化時或海葬時，都沒有舉行公開的儀式。 她又要把她的骨灰，撒向空曠無人之處。這遺願我們也都為她做到了。 上面是林式同對張愛玲遺書的文本演繹。但是，卻有人作不同解讀。我想原因出自兩種。第一種是純學術訴求，認為張愛玲選擇陸地的潛意識多於大海。其實解讀遺書文本，if on land（如在陸地）這句條件句法(conditional clause)的虛擬語氣十分重要，它強調的其實是「撒向任何廣漠無人之處」酖酖假如在陸地的話。所謂desolate spot，並不一定就是荒野之地，應是指無人之所。當然耽迷於張愛玲華麗與蒼涼的人，會特別喜歡蒼涼荒野的聯想。事實上，陸地撒灰安葬是不可能之事。高全之曾經上網查詢加州法例，在州政府的「健康及安全條例」(health and safety code)內的七○五四條說得最清楚，墳場(cemetery)除外，骨灰只能放在家裡一個堅固容器內(7054.6 \"in a durable container\")或撒於海中(7117 \"cremated remains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eir container before the remains are buried at sea\")，除此以外，所有其他處理骨灰方法都觸犯法例(mis-demeanor)。 第二種解讀卻是來自那些認為應該替張愛玲舉行葬禮的人，更由於治喪小組對媒體的抗拒，造成媒體對這另類解讀某種程度的渲染。張愛玲女士過世後不久，我讀到的悼念文章不下數十篇。其中最得箇中三昧，領會張氏精神的，有黃寶蓮一篇〈把最後的寂寞還給天地〉短文（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逡，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日），其中有下面幾段： 其實，她離開我們的世界非常遙遠，祇是，如此隱祕也還不可避免的公眾，被眾人談論，同樣被眾多人喜愛。…… 不捨是活著的關愛她的人。 然而，這人世，她也許早已無心眷戀。 ……然而，她避世而不棄世，執著而不自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對生活負責，所以她還認真做她應該做的事，拒絕她不願意不喜歡的事。 她沒有拒絕人生。她祇是拒絕苟同這個和她心性不合的時代吧了。…… 蒼涼是她生命的基調。她一定沒有淚，她不會有淚，淚是後人為她流的。 上面這番話，其實，和當初治喪小組的了解是精神一致的。然而，世人多不了解，並且多強作解人。（下） 【2003/08/26 聯合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林海音與張愛玲對照記莊宜文 莊宜文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林海音與張愛玲是兩種女性作家典範，她們雖無實質交集，卻隱然形成微妙的對照關係：從文學淵源來看，林海音繼承五四女作家溫婉娟秀一脈，而張愛玲則另闢蹊徑，但都曾受魯迅小說影響；林、張二人的創作母土分別是北平與上海，林頗得京派精神且又富於京味，張則是海派小說集大成者，並各自彌補了京海文學的空缺，調和了兩派壁壘分明的趨向。至於兩人的崛起背景，都有微妙的時代環境因素，她們不追隨時代文學潮流，關注日常瑣事與婚戀題材，但時代感與文學傾向則大不相同。兩人的性情經歷對比鮮明，其世情態度亦分別走向光明與陰暗、樂觀與悲觀的兩極.在女性意識與婚姻觀點方面，林較偏傳統保守，張雖較顯前衛卻矛盾反覆。 關鍵詞：林海音、張愛玲、五四傳統、京派、海派、世情態度、女性意識 林海音（1918~2001）與張愛玲（1920~1995），出生於一九二0年前後，在現代台灣文學史與中國大陸文學史中，都佔據了相當的篇幅，卻少有論者將這兩位年齡相仿，聲名相當的女作家並提。 林海音是總不凋零的冬青樹，張愛玲則是暗夜裡一閃即逝的流星，前者令人崇敬感佩，後者令人驚豔嘆息。張愛玲早慧，七歲開始寫小說、十二歲在校刊發表小說、二十歲獲《西風》雜誌徵文獎，二十三歲即以過人文采在上海文壇走紅，小說集「傳奇」即是她文學生命的隱喻；當四0年代末林海音來台開始發表作品時，張愛玲寫作生涯已走下坡；三十七歲時林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樹」，書名預言了自己未來的寫作生涯，同齡的張愛玲卻遭受英文寫作屢被退稿的打擊；林海音於四十一歲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曉雲》時，張愛玲已被夏志清評為「中國今日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儘管林海音創作較為晚熟，卻持續筆耕半個世紀.林海音身為五、六0年代文壇重要主編，而彼時張愛玲作品正在臺灣傳媒露面，讓人不禁好奇，這兩位作家曾有接觸嗎？一九五七年《文星》創刊林海音兼任編輯，翌年張在《文學雜誌》發表〈五四遺事〉；一九六0年張愛玲訪台，曾與白先勇等現代文學作家群相聚，但與當時任職《聯副》的林海音緣慳一面；六五年林海音赴美旅行，沿途拜訪近三十位華人作家，卻未與張愛玲相見；六七年林海音開始主編《純文學月刊》，至七一年六月卸下主編職務，同月張愛玲在接受水晶專訪時，提到經常收到臺灣出版的雜誌是《幼獅文藝》和《皇冠》；六八年林海音成立純文學出版社，同年皇冠出版社重印張愛玲作品集。她們一再失之交臂，並且從未曾在作品中提及彼此，是機緣巧合還是出於選擇？ 一連串的錯身，其實已是一連串的交手。儘管她們未有過實質交集，但文學淵源、時代環境、生平經歷、世情態度、女性意識、文學定位等，卻隱然形成微妙的對照，將她們的觀點並列來看，更是交鋒無數，透過這番對照記，將更鮮明地凸顯各自的特點，同時也為這兩位塑造了不同典範的作家，尋求對話的可能。 一、五四文學的繼承與反思林海音與張愛玲，分別出生於五四運動發生的前一年及後一年。她們在風起雲湧的時代氛圍中成長，受新文學的洗禮.林海音曾自述五四對她的影響：我和我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幾乎同時來到這世上，新文化運動發生時（一九一九年），我才是個母親懷抱中的女嬰，也跟著這個運動長大的，所以那個改變人文的年代，我像一塊海綿似的，吸收著時代新和舊雙面景象，飽滿得我非要藉寫小說把它流露出來不可。（《寫在風中。為時代女性裁衣》，206） 當她在初中讀書時，正是新文學發揚到極致的高峰期，「我們被這新鮮的文學時代迷住了，不斷的閱讀著更多的新書；新的思想、新的筆調，打動了我們的心意，…潔白的心靈上，也知道點綴一些什麼主義，什麼理想了。」（《寫在風中。永無止盡的崇敬心情》，248）當時林海音喜愛閱讀凌叔華、沈從文、蘇雪林、郁達夫等作家作品，來台從事創作後，她的作品被視作五四文學傳統的繼承者之一，並在主編的《純文學》中開闢「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專欄，將當時在臺灣難得見到的大陸二、三0年代作家作品，一系列引介來台。 林海音被視作銜接大陸五四文學與臺灣當代文學的橋樑，而張愛玲卻屢遭臺灣論者視作背離五四傳統，如朱西甯認為「張愛玲是當代唯一與五四無關的作家」，李歐梵提出「反抗五四以來歷史洪流的作家」，周芬伶表示「與五四標舉的理想道德背道而馳」。大陸學者陳思和則指出張愛玲與五四文學的關連，認為她讓新文學傳統與現代都市通俗文學達成了融合；王曉明認為張愛玲與五四似相通又相異，她寫人性卻非揭發國民性，有諷刺卻與社會批判無關，似寫實又非現實主義作家，偶帶控訴卻無具體對象；馬華學者林幸謙亦認為張與五四民族論爭保持距離，又不至於全然背反，是「內省多於外現、自虐多於批判、回顧多於前瞻」。臺灣海峽劃分出的兩種聲音，被王德威統合，他點出張以無家棄國代替家國想像，關注女性代替人性至上，以「流言」代替「吶喊」，重複代替創新，迴旋代替革命，與五四正統作家卻可參差對照、互通有無. 事實上張愛玲閱讀過不少五四作家作品，她喜歡老舍《二馬》、欣賞曹禺《日出》，看過魯迅《阿q正傳》、茅盾《子夜》、巴金《家》、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記》，冰心的短篇小說和童話等，並實驗於小說創作中，少作〈遲暮〉、〈秋雨〉充滿新文學的感傷調性，〈牛〉還套用了三0年代描寫勞動階級的潮流模式。旅美後她曾對五四進行回顧與反思：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格（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種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無論湮沒多久也還在思想背景裡.（《張看？憶胡適之》，148） 張愛玲受五四文學滋養的同時，也進行深刻的反思，儘管她走出不同的路向，思想背景裡仍有五四的根源。 臺灣論者強調林海音繼承五四血統，卻分割張愛玲與五四的關連，其實潛藏微妙的政治意識型態以及特定的文學史觀，我將在文末論及。就具體的文本比對來看，林海音與張愛玲的作品，都曾閃現新文學之父魯迅的身影。林海音一九四九年開始正式發表作品，便在〈阿p外傳〉中塑造了「可以和阿q稱兄道弟」的主角阿p，〈阿q正傳〉中的阿q是清末昏聵投機的地痞，而阿p則是三0年代中西文化混雜的產物，他「見了中國人說外國話，見了外國人說中國話」，滿口京片子與英文夾雜，行事作風西化，最後選擇出洋，魯迅對代表中國民族弊病的阿q頗多諷刺，而林海音則是語帶同情；其後與魯迅小說篇名相同的〈祝福〉，也以女傭為主角，阿珠和祥林嫂同樣膽小保守，打理家務認真勤快，然而寡婦祥林嫂命運多舛，最後因鄉人的迷信與嫌棄，在「祝福」歡愉的節慶裡，淒涼地走上絕路，而阿珠這位五0年代的臺灣棄婦，則是在女主人的「祝福」下選擇重婚。魯迅小說的批判性再度被削弱，主角下場也從淒涼一變而為懷抱希望。 相反地，張愛玲繼承了魯迅「暴露中國人性格的陰暗面和劣根性」的精神，魯迅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與張愛玲代表作〈金鎖記〉與都寫吃人禮教，主角都得了精神迫害症，只不過一是瘋男一是瘋女，一批判地主佃農制度一受婚姻買賣桎梏，前者結尾於「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在吶喊中猶抱期望；而後者則是：「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沈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傾城之戀。金鎖記》，186）一步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除了對傳統封建制度的批判，魯張亦對五四婚戀自主風潮提出反思，〈傷逝〉與〈五四遺事〉是另一組兄妹篇，〈傷逝〉的新青年追求自由戀愛，懷抱美好願景卻走入悲慘結局，而〈五四遺事〉中的舊式文人嚮往新式戀愛，卻落得啼笑皆非的下場，魯、張分別以嚴肅悲戚、幽默嘲謔的筆調，提出對新潮流的隱憂.至於〈阿q正傳〉的「精神勝利法」，也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男主角身上再現，佟振保是「最合乎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縱使他遇到的是不盡合理想的，給他自己心問口，口問心，幾下子一條理，也就變得彷彿理想化了，萬物各得其所。」（《傾城之戀》，52）所不同的是魯迅批判民族性，張愛玲則諷刺中國男子積習。 前此少有論者探討魯迅對林、張二人的影響，而較關注其與五四女作家的關係.五四女作家多關注家庭婚戀題材，主要可分為兩類，一是溫婉娟秀如冰心、凌叔華等，一是剽悍激昂如白薇、丁玲、蕭紅等。林海音明顯偏向前者，她欣賞冰心「吟詠讚美人類之愛的美文」（《我的京味兒回憶錄》，203）並自謂為「凌迷」，喜歡凌叔華小說集《花之寺》與短篇小說〈繡枕〉，一九七0年凌叔華曾來台，林海音與張秀亞與她相會，此後魚雁往返，凌叔華在台唯一小說〈下一代〉，便在該年七月於《純文學》上發表。林海音和冰心頌揚母愛童心的主題一脈相承，但更具反叛性，冰心描寫既成規範內的母性角色，並加以神化，林海音則能跳出禮教之外，關注不被既成規範所接納的不合法的母親；與凌叔華相比，兩人同樣筆致清淡秀逸，將女性心理描寫得旖旎幽婉、哀豔動人，但不像凌叔華般溫順，雖然情感和才華同樣內斂而不外揚，對人物心理精緻入微的刻畫及其文筆的力度，要更強烈得多。論者雖標舉林海音繼承了冰心、凌叔華精神又更為深化，我們也不能忽視，這兩代女作家的寫作時期，已相隔了近三十年的文學進程。 林海音繼承了五四女作家溫婉娟秀一脈，而張愛玲則是另闢蹊徑。她說：「如果必須把女作家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餘韻？我看蘇青》，77）不喜歡冰心，是因為「冰心的清婉往往流於做作」 ，而她亦「不喜歡男性化的女人」（《餘韻？我看蘇青》，80），願和蘇青並提，是因蘇青是真正貼近世俗生活的。張愛玲既不走冰心的婉約路線，也不認同白薇的剽悍剛烈，而是穿透女性普遍處境，非但不歌頌賢妻良母的美好形象，反而揭露女性陰暗的內在，塑造出一個個瘋婦怨女的魂魄；在一片出走的娜拉聲浪中，張筆下的女主角猶桎梏在婚姻牢籠內，她的立場是既不傳統也不前衛.林海音直承五四傳統，而張愛玲是五四傳統的逆流，從時代潮流中脫身，反溯回世情小說傳統，向《金瓶梅》、《醒世姻緣》、《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等汲取養分，又廣涉諷刺小說、神魔小說、鬼怪小說等，她的創作吸納了新舊文學養分，並加以融會開創，除在散文中對文學潮流發表議論，晚年並從事相關古典小說的翻譯考據工作；相對而言，林海音對古典文學的涉獵不如張廣博深厚，對於文化思潮與文學傳統，也未見提出精闢深入的見解。 二、京派與海派每個作家都有文學創作的母土，孕育林海音與張愛玲創作根苗的土壤北京與上海，分別是中國傳統與新興的兩大城市，這兩座城市的風土人情，影響了她們的生活型態、思維方式、文學風格與文化認同。 她們對這片母土都有著強烈深厚的感情，林海音屢次強調：「北平是我住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地方，讀書、做事、結婚、育兒都在那兒，度過金色的年代，…因此我的文章自然離不開北平。」（《兩地。自序》）「我的第二故鄉是北平，…。除了語言之外，我也有十足的北平味兒，有些地方甚至「比北平人還北平」」。（《寫在風中。英子的鄉戀》，151）《城南舊事》改編的電影即譯為“my memories of old beijing”，林海音許多散文亦圍繞在懷念北京與重訪感想。儘管其創作是自來台後才正式開展，但這第二故鄉已為林海音的生命與文學打下了底子，影響力要更甚於臺灣。 林海音吟唱著「我的京味兒」，而張愛玲則自矜於「到底是上海人」，被林海音形容為「罪惡的淵藪」、既愛且恨的上海，可是張愛玲戀念的故鄉，她懂得且喜歡上海人：「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流言？到底是上海人》，56）她為上海人寫作《傳奇》，並認為「我大約總在上海的」（《餘韻。雙聲》，60）倘若不是其後大陸風雲變色，林海音未必選擇返台，而張愛玲更不願離開上海的。五0年前後，林、張二人相繼選擇遠離京滬，此行對林海音而言是返回故鄉，而張愛玲卻沒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只能輾轉流放異域。如果四0年代林海音未能返台，文學生命當不可能如此輝煌；倘若上海不曾風雲變色，也許張愛玲還會再接續「傳奇」續集。 北京之於林海音的重要性，正如同上海之於張愛玲，齊邦媛與唐文標的兩段評文可相並比：讀後的整體印象中，好似那座城和那個時代扮演著比人物更重的角色……《城南舊事》若脫離了這樣的時空觀念，就無法留下永恆的價值了。 張愛玲的小說是純粹的上海傳統的小說.…。從上海把她抽離了出來，一切顯得毫無依傍，亦不顯示出她在中國文學中的特殊地位。 北京與上海孕育了林海音與張愛玲，她們的作品也反哺回這兩座城市。將兩人的作品並置來看，我們同時也就欣賞到北京與上海的不同風光：胡同與弄堂、四合院與小公寓、駱駝與電車等的悠閒與狹促；領略到北京人的豪放真率、熱誠相待，與上海人的精明世俗、人情淡薄；體認傳統儒家美德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中西混融的洋場文化中傳統禮教的崩解。我們還可以聽到不同的方言，北京土話的爽脆豪邁：「河邊兒娶媳婦兒，把王八逗樂了！」「胡同裡娶媳婦，口兒上熱鬧！」 上海方言的溫軟腔調：「儂撥我十塊洋鈿，我就搭儂買！」「價大格人，跪下來，阿要難為情」（《流言。有女同車》，152）適度運用方言不僅不會造成讀者閱讀的困擾，還添加活潑的氣息，豐富了人物的表情。林海音與張愛玲多用普通話寫作，葉石濤便指出林海音「文章之美，純粹口語，其典雅的格調已經達到音樂律動和氣氛。…她用的是國語，並非北平土話。」 王安憶有感於上海的俗語難以入文，而「張愛玲為我們提供了比較成功的榜樣。她筆下的語言是極文的，文到了底，使之完全地摒除了地域的色彩與個性。」 林海音作品格調典雅，張愛玲語言文氣，也因而突破了地域限制，得以廣為流傳。 但以北京及上海為寫作背景，並不等同於京派與海派。京派作家許多不是北京人，作品也不見得以北京為背景，他們繼承五四為人生的誠樸寫實態度，以樸實簡約風格、含蓄雋永的筆調，描寫純真保守、寬厚平和的民風，禮讚人性的真摯善美，反省封建制度與現代都市文明、拒斥商業買賣與權力政治，充滿自然靜謐的鄉土氣息，與蕭散悠遠的詩意情蘊，常被歸為鄉土文學一途。相對於此，海派走的是大眾化的商業路向，舊海派（即鴛鴦蝴蝶派）近於才子佳人小說的通俗落套，三0年代以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等為代表的新感覺派小說，則以前衛創新的筆法，捕捉都市尖端的風貌，揭示現代消費型態中，人的與失落，放蕩與頹廢，反叛了傳統道德教化。 當三0年代京海之爭盛極一時之際，林海音與張愛玲尚在中學就讀，四0年代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的上海發表的創作，可謂集海派小說之大成。她襲用鴛鴦蝴蝶派的通俗外貌，卻深化了精神內涵；向新感覺派的心理分析與表現手法借鏡，卻不寫浮光掠影的都會生活，而探索沈澱在日常生活底層的悲歡，穿透都市表層的繁華旖旎，看到它黯淡破敗的內核，進而透視文明蒼涼的底蘊.鴛蝴派的通俗保守、新感覺派的時髦西化，在張愛玲的身上獲得融合、沈澱與提昇.至於林海音呢？她作品頗得京派真傳，富於對人生光明面的禮讚的精神，至於形容京派作品風格特質的詞彙，如樸實簡約、含蓄雋永、寬厚平和、詩意情蘊等，全可用以形容林海音作品。京派作家沈從文、凌叔華、蕭乾等，都是她欣賞崇敬的前輩，京派被歸為鄉土文學一途，而林海音來台後最早參加的文學活動，便是「夏季鄉土史講座」，任職編輯後大力提攜本土鄉土派作家，並曾寫作帶有臺灣鄉土風味的小說〈要喝冰水嗎〉、〈鳥仔卦〉等。林海音不僅是京派作家，也富於京味。所謂「京味」與「京派」的指涉意涵不同，傳統京味具備三項要件：一是鄉土味，即北京城獨特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習俗；二是傳統味：古都文化的積澱和老北京人的人格、心理；三是市井味：北京下層市民的生活狀態、品格氣息，代表作家有老舍、汪曾祺、鄧友梅等人。 從現有文獻來看，未見論者提及林海音與「京派」的關係，談論「京味」的倒是不少。林海音爽脆的京腔、熱誠真率的直性子，本身就是京味的具體化身，有關京味的一切，包括日常生活乃至於文學藝術都令她津津樂道，她曾說：「京味兒的事，我總是捧場者」（《我的京味兒回憶錄》，214），返鄉之旅讓她「過足了說京味兒的話，聽京味兒的戲，吃京味兒的吃食的癮」，她亦喜愛老舍《駱駝祥子》、許地山〈春桃〉、鄧友梅《煙壺》、《那五》中的京味兒。《城南舊事》便充滿北京民俗特性與文化風貌，人物對話與敘述語言，都是地道的北京話，充滿了濃厚的京味兒，京味小說始祖老舍的兒子舒乙，更封「林海音先生是臺灣「京味兒」作品的代表人物。」 對照起來，既是京派也是京味作家的林海音，和海派大家張愛玲相映成趣。從性別角度而言，京派、京味代表作家多為男性，而林海音《城南舊事》卻是以女童觀點，見其所未見；同樣地，海派作家也以男性居多，鴛蝴派小說中的女性備受道德與貞潔觀壓抑，新感覺派小說則常將女性物化，張愛玲則以女性觀點突破既有的男性觀點；再者是她們的作品都彌補了北京與上海文學上的空白：在階級方面，京派與京味小說多關注下階層民眾的勞苦生活，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林海音，既寫知識份子也寫僕從農民，取材更為廣泛；至於三、四0年代的海派作家，以描寫廣大民眾生活為主，出身沒落貴族的張愛玲，格外關注跟不上時代節奏的遺老遺少。此外，以往京派與海派被認為一趨雅一趨俗，然而平易近人的林海音，消融了京派作家的士大夫形象與菁英姿態；飽讀詩書的張愛玲，則提昇了海派的通俗品味，代之以精緻的文辭、細膩的感官描寫與蒼涼的世情態度。京派、海派作家各具傳統與現代的精神，然而十六歲就當女記者的林海音，是現代職業女性的先鋒；戀念舊文化的張愛玲，則為海派增添幽長深邃的歷史感。 京派與海派，雅與俗，嚴肅與通俗的趨向，在她們身上獲得了交融。不只於此，林海音對海派作品，張愛玲對京派與京味作品都有涉獵與吸收，張愛玲非常喜歡讀京派大師沈從文的作品，也熟讀京味代表作家老舍的《二馬》、《離婚》，我們也別忘了，張愛玲酷愛的《紅樓夢》被視作京味小說的先驅，她所師法的鴛鴦蝴蝶派大師張恨水，雖未被歸入京味作家，作品亦多以北京為背景。至於林海音，初中時曾為自己訂閱新感覺派刊物《現代》雜誌，並常在施蟄存等開的現代書局吸收新文藝，她對許多京派作家嗤之以鼻的鴛鴦蝴蝶派亦無惡評，那部京味濃厚的代表作《城南舊事》，還是由上海電影公司改編拍攝，而後在大陸引起了風潮，幾部以臺灣本地為故事背景的小說，更觸及海派小說常見的題材，如《曉雲》描寫的畸戀情愛、金錢與婚姻的糾葛，以及《孟珠的旅程》刻畫的歌妓舞女生涯，都是資本化社會的產物，所不同的是，女主角純潔真誠的性情，以及對人性光明的期望，則得自京派真髓。 三0年代京海派水火不容，當時唯朱自清期待京海調和，十餘年後在林海音與張愛玲身上，我們看到了兩派不再壁壘分明的可能。 三、崛起背景及創作傾向張愛玲與林海音的崛起，都有著微妙的時代背景因素。一九四二年張愛玲從香港返回上海時，上海已被日軍佔領，進入淪陷時期，政治氣氛緊張，作家多選擇離滬或蟄居噤聲，彼時出現大批女作家，筆端不涉及政治意識型態，而圍繞在家庭婚戀等貼近市民生活的題材，如張愛玲、蘇青、楊岫珍、曾文強、程育貞、邢禾麗、汪麗玲、嚴文娟、湯雪華、陳以淡、施濟美、俞昭明、吳克勤、周煉霞、張憬、燕雪曼等。一九四八年林海音返台，次年國民黨政府即遷台，五0年代懷鄉文學成為主潮，當政者因大陸左翼文學興起之鑑，對文壇潮流嚴加控管，此際女作家群輩出：蘇雪林、潘人木、謝冰瑩、郭良蕙、童真、張秀亞、張漱涵、繁露、嚴友梅、劉枋、艾雯、孟瑤等，多以愛情親情與日常生活為主要題材，時代社會為背景，多數女作家更體現了溫婉敦厚的風範，與悲天憫人的襟懷。張愛玲早期投稿《紫羅蘭》、《萬象》等鴛鴦蝴蝶派通俗刊物，而林海音一開始寫作則在《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新生報。新生婦女》等「婦女刊物」發表文章，在不構成威脅的小園地，她們悠然展露風姿。 以往文學史書寫中，相對於男性作家佔領大片江山，女性作家常被置於邊陲位置，正因文學史家與評論者多是男性，以日常生活、小情小愛為題材的女性書寫，常被認為眼界狹逼、有所侷限，而男性直面社會的書寫態度較受到提倡，然而欲以文學傳遞政治主張，或在文學論爭中爭鋒相對者，總以男性作家居多。張愛玲便認為弄文學的人多注重人生飛揚、鬥爭的一面，而忽視了人生安穩和諧的一面，前者具超人的氣質，但有時代的侷限，後者則有著永恆的意味，是存在於一切時代，「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因此，「一般人所說「時代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也不打算嘗試」，「我甚至只是寫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流言？自己的章》，18、22）張愛玲這段文學主張背後，其實是有相當程度的性別意識，為女性作家所擅長描寫的題材，提出存在的永恆價值大時代裡的小情小愛何足為觀？然而這個「小」卻可以超越那個「大」。 置身於時代潮流之外，張愛玲兀自刻畫日常瑣事、兩性問題，林海音走的也是這樣的路向。鄭清文指出：「林海音所處的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很多人寫大時代、大主題.她卻寫生活、寫愛情、婚姻與家庭。她寫作的重點是女人的歡喜與悲哀。」這段話若將主詞代換為張愛玲也同樣可以成立，林海音與張愛玲都是以女性眼光，關注婚戀題材與生活瑣事，但這不意味著她們的時代感淡漠，因為所謂時代環境，並不止於政治、經濟等要素，還包括了文化情調、民間習俗與人際互動關係等。她們是將時代作為襯底，醞釀成背景氛圍，將聚光燈投射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正因為超越了時代表象，深入人類普遍的情感，而能流傳久遠.所不同的是，同處亂世的兩人卻有不同的際遇，從北京來台的林海音，幸運地未直接遭遇戰爭的摧殘，而張愛玲在港滬兩地經歷的戰爭經驗，讓她感受到惘惘的威脅.林海音溫熱的心貼著時代的脈搏，而非遠距離地看待當下現象，也因此她描寫舊時代的小說較為成功；而張愛玲是以冷靜透徹的眼光，敏銳掌握時代的波動，甚至穿透了時代的表象，照見文明的劫毀。 她們對政治皆不感興趣，關注人文而不涉流派論爭，儘管如此，標榜「純文學」的林海音，卻曾因刊載具政治爭議的詩作，而辭卻《聯副》主編職位；張愛玲作品也受到政治力的介入，她雖自外於潮流，在共黨統治大陸後，應時寫作具左傾色彩的〈小艾〉、〈十八春〉，其後前往香港後，更在美方資助下寫作小說《秧歌》與《赤地之戀》，但她其實並無特定的政治立場，而是忽左忽右、隨機應變，作品卻因而長期被大陸禁絕，又因文學進入臺灣文壇。 五0年代末六0年代初，《城南舊事》與《秧歌》兩書，深受臺灣讀者喜愛，與當時盛行的懷鄉文學與文學關係至切。近年論者提出《城南舊事》不應視作懷鄉文學，現今我們或許較重視其女性與族群意識，但在當時的確是滿足了懷鄉想望；同樣地，《秧歌》對現今讀者而言，精彩之處是對人性深入的刻畫與細緻的描寫，但當時卻是讓人熱血沸騰的傑作。兩書當時之盛行，與主題符合時代潮流攸關，但其對人生細微的觀察與精湛的藝術手法，則突破了類型文學的框架與一時代文學的侷限。 在政治因素介入文學的時代，不少小說是主題先行，林海音作品被認為是「著重講故事」，透過情節與對話表達作者意涵，而非直接告訴讀者，這一點看似與張愛玲的文學主張契合：「寫小說應當是個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了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流言。自己的文章》，21）但林海音部份小說承襲臺灣五0年代文以載道的趨向，頗具教化意味，角色成為表達作者意念的傳聲筒，時以慷慨激昂的文藝腔，許下充滿希望的未來，正如張愛玲形容三0年代的小說，老愛「拖一條光明的尾巴」 ，特別是以家庭、兒童問題為議題的小說，敘述者若是老師，常會發出引人省思的言論。 五0年代林海音寫作一系列小說，對兒童頗具教化與勵志作用：如〈會唱的球〉敘述一名家境優渥的小學生，帶來人人稱羨的玩具，卻被眼紅同學偷走，後在老師諄諄開導下歸還；〈母親是好榜樣〉中家境清寒的王泰撿到了錢，回家後眼見母親將院裡飛來的大母雞送回隔鄰，便將拾來的錢還給失主；〈蘿蔔乾的滋味〉裡振亞見喪父的同學家境困窘，幾次假裝錯拿飯盒，將自己較為豐盛的便當留給他；〈謝謝你，小姑娘！〉中寡母讓女兒向姑媽借錢過年，愛官卻將好不容易借來的錢扔在地上，讓沒錢為嬰兒買奶粉的男子拾去。作者在描寫這些情節時，儘管「沒有黑白分明、善惡立現地評判世情」 ，但教化之意甚為明顯.從中亦可見當時臺灣人民在經濟困窘、生活清苦的環境中，尤倡導安貧助人的風氣。 這些情境不會成為張愛玲筆下的題材，除了兩人看待人生態度的差距之外，也與時代背景攸關.張愛玲小說無論是四0年代的上海或香港，在競爭激烈的資本化社會，多充滿了自私為己、小奸小惡的角色，互相噬咬以求取生存。張愛玲以上海人的眼光看待世情：「我寫的故事裡沒有一個「完人」」，善良、慈悲、正大的人物，讀者們會「向她叱道：「回到童話裡去！」在《白雪公主》與《玻璃鞋》裡，她有她的地盤.上海人不那麼幼稚。」（《流言。到底是上海人》，56~57） 因此在人物塑造技巧上，張愛玲喜愛「參差的對照」的筆法，〈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王嬌蕊與孟煙鸝，表面上似是熱烈的情婦與貞潔的妻子，內裡卻相互滲透、互為倒影；類似的筆法還見於〈太太萬歲〉中陳思珍、施咪咪，分別是賢女與妓女角色互換，至於〈傾城之戀〉的白流蘇與薩黑夷妮，則是平凡的升起與傳奇的跌落，此種人物映照的手法，取自《紅樓夢》的釵黛合一。林海音塑造的女主角卻多是鮮明的對比：《城南舊事》中風騷嫵媚的蘭姨娘與傳統保守的母親，是典型的情婦與妻子形象；《春風》中好強勤奮的靜文與柔弱隨和秀雲，則是女強人與模範母親的代表；《孟珠的旅程》中堅強樂觀的孟珠與失意自棄的雪子，分別自歡場走上幸福前途與毀滅悲劇；若以張愛玲的標準來看，人物塑造不免顯得扁平化，善良、慈悲、正大的孟珠，更像是童話裡的角色。 但張愛玲所追求的一種文學特質，恐怕要到林海音作品裡去找，她說：「我喜歡素樸，可是我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素樸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過於華靡。」（《流言。自己的文章，21》）她的文學理念與實踐顯然存在極大的差異，常陷入機智的語鋒與修辭裝飾中，無法自拔，經過十年繁華剝落的過程，至《秧歌》才被胡適稱為「平淡而近自然」（《秧歌。序》），倒是林海音一直維持著素樸的文風.比較起來，林海音小說的主題較為單一，而張愛玲層次豐富；風格分別趨於清新樸實與蒼涼豔異，語調是親切自然與犀利苛刻；寫作筆法方面，林多採直接鋪敘並善用象徵對比，而張意象豐富、擅於描寫聲色感官，筆觸華麗精緻，但亦因耽溺於細節而流於瑣碎。林海音小說多是喜劇，即使寫悲劇，也是以幽默寫悲劇；張愛玲小說多是悲劇，即使寫喜劇，也是以反諷寫喜劇，這便攸關其世情態度與人生經歷.四、生平經歷及世情態度命運在作家身上最能彰顯，因為她們以文字記錄了生命的浮凸，而才性與經歷是兩股相互纏繞的線，織就人生的圖樣。 從日常生活行事作風來看，林海音勤快俐落、豪爽大方，張愛玲懶散緩慢、錙銖必較.子敏形容林海音是「個性開朗豪爽，待人體貼細心，說話風趣明快」 ，從諸多文友的形容，林海音像是溫暖和煦的橘紅太陽。張愛玲的中學老師汪宏聲則描述張愛玲是「一個十分沈默的人，不說話，懶惰，不交朋友，不活動，精神長期的萎糜不振。」他認為這是「因了家庭裡某種不幸」所造成的，儘管其後張愛玲展露風華，她生命中仍留有憂鬱的藍色月影。 林海音曾說：「我是快樂的女人，我們的家一向就是充滿了喜劇氣氛，隨時都有令人發笑的可能。」（《冬青樹。鴨的喜劇》，13）張愛玲卻早早就預言了自己生命的式樣，未及成年時寫作〈我的天才夢〉，流露面對人生犀利憂疑的眼光：「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張看》，242）林海音認為自己「的確是一個樂於平凡的女人」（《冬青樹。平凡之家》，22）張愛玲則自覺於擁有與眾不同的文才，「出名要趁早呀！」（《傾城之戀。再版自序》，6）華服炫人、標新立異，她怎能甘於平凡呢？ 林海音與張愛玲的性情行事迥異，生平經歷亦然。將兩人的生平大事參照來看，同時也就看到對比的人生，巧合的是，這兩條原無交集的生命線，卻幾度在同樣的時間曲折轉彎：一九三一年林海音十三歲時父親逝世，同年十一歲的張愛玲父母離異，父親早逝讓身為長姐的林海音，養成堅強倔強的性格，父母離異則讓張愛玲更為敏感憂疑；一九三九年林海音二十一歲時結婚，同年十九歲的張愛玲赴香港大學讀書，林海音進入大家庭後待人處事愈趨圓通，而張愛玲此番遠行深化了學識、擴展了眼界；一九四一年二十三歲的林海音享受初為人母的喜悅，二十一歲的張愛玲正經歷殘酷的港戰洗禮，這些極端不同的經歷都在她們的筆下留痕。 （一）母愛童心的頌揚與否定回顧張愛玲家世，父親是清末大臣李鴻章的外孫、張佩綸的兒子，有遺少惡習，吸鴉片、逛妓院、娶姨太，母親的祖父是清末長江水師提督，她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幾度遊學歐洲，思想行止時髦西化，張愛玲的父母分別是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文化的代表，她嫌厭又眷念屬於父親的部份，嚮往又搆不著屬於母親的世界，中西新舊文化更在她的血液、思想與文章中竄流。 林海音的父親則是「穩重取中庸之道」的知識份子，母親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傳統婦女（《我的京味兒回憶錄。舊時三女子》，48），不同於張愛玲因父母失和、離異連帶著童年失歡，對雙親的感情複雜糾葛，愛恨交織，林海音懷念英年早逝的父親，更敬愛含辛茹苦的母親，「我們有一個和諧的、相依為命的家庭，那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賢良從不訴苦的母親」（《我的京味兒回憶錄。我的京味兒回憶錄》，18），年輕喪夫的母親從不流露悲苦可憐的寡婦相，盡力給兒女完整而安全的生活，林海音小說如《曉雲》、〈瓊君〉等，女主角的父親都是英年早逝，留下孤女寡母相依為命，流露出她對單親家庭切身的同情。 林海音筆下的母親總以孩子為重，〈週記本〉中丁薇薇的母親離家，薇薇卻在週記本裡假造和樂融融的家庭氣氛，以滿足內心的渴望與期待，小說開頭引用貝多芬所言：「啊！當我能叫出母親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聽見的時候，誰又比我更幸福？」（《綠藻與鹹蛋》，79）末尾這位丁太太痛加反省：「我竟不知道一個小孩子是這樣的需要她的母親，需要一個完整的家庭！」（90）儘管已與丈夫感情出現裂縫，遠走高飛的母親最終還是會為了孩子回家。林海音小說恰是張愛玲身世的反寫，薇薇的母親熱切回應孩子的渴望，然而當張愛玲投奔離婚遷居在外的母親後：「看得出我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流言。私語》，167）這種祈求相助卻落空的心情，再現於〈傾城之戀〉：「白流蘇在她母親床前淒淒涼涼跪著，……她母親呆著臉，笑嘻嘻的不作聲。…。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根本是兩個人。」（《傾城之戀》，192~193）張愛玲讓母親增添了經濟上的負擔，也因而受到難堪的對待：「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她不禁感嘆：「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流言。童言無忌》，8）這句話隱含的另一層意思是：能夠愛女兒愛到犧牲錢財，也是嚴格的試煉，〈花凋〉裡的川嫦生了重病，鄭太太不願花錢為女兒買西藥，便是怕丈夫知道自己存了私房錢，張愛玲筆下的母女關係，甚至禁不起金錢的試煉。 相對於林海音對母愛的歌頌推崇，張愛玲充滿了懷疑貶抑：「母愛這大題目，像一切大題目一樣，上面做了太多的濫調文章。…其實有些感情是，如果時時把它戲劇化，就光剩下戲劇了；母愛尤其是。」（《流言。談跳舞》，193）激進女性主義者認為所謂母愛「天性」根本是「社會制約」而成的，而張愛玲雖未全盤否定母愛天性，卻以苛刻語氣嘲諷道：「自我犧牲的母愛是美德，可是這種美德是我們的獸祖先遺傳下來的，我們的家畜也同樣具有的我們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流言。造人》，138）她對父愛同樣滿懷疑慮，〈多少恨〉裡的虞先生為了經濟利益犧牲女兒家茵的幸福，而林海音不僅頌讚母愛，也強調父愛，〈晚晴〉的亞德曾拋妻棄子，來台後遇見父親長年不在家的鄰居小女孩心心，出於補償心理對她滿懷了憐愛之情，也產生了保護年輕母親安晴的想望。 亞德能否成為心心的繼父，小說最後沒有明確的結局，但林海音本人曾有過類似的遭遇，散文〈母親的秘密〉中回憶，父喪後母親曾有再婚的機會，但一心以子女為重的她卻毅然拒絕了追求者，期間略知情況的英子心中疑懼交雜，許久後才釋懷。小說〈繼父心〉、〈繼母心〉，便探討了繼父後母的處境，對他們的尷尬為難頗多同情，並藉主角之口道出：我因此要求世人，把足以危害家庭幸福的那些後娘故事，從孩子們的心靈中…。吧！讓我們重新建立起後娘與子女的善良關係.（《冬青樹。繼母心》，142） 這段話與張愛玲的經歷恰恰相反，張的父母離異後，父親打算另娶，聽到這消息時：我哭了，因為看過太多關於後母的小說，萬萬沒想到會應在我身上。我只有一個迫切的感覺：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件事發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鐵欄杆上，我必定把她從陽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流言。私語》，163） 其後這恐懼的感覺果然應驗，她與後母感情不睦起了爭執，也因而被父親毆打軟禁，造成生命裡永遠的創傷。 在家庭陰影下成長的張愛玲，幼時即是「世故的少女」 ，出身和樂家庭的林海音，卻是「永遠的英子」，眷戀童年往事，年長後仍充滿童心，並寫作兒童文學：「我常用兒童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這種童真的思想及筆調，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我。」 張愛玲對小孩則是「完全尊重與恐懼，完全敬而遠之。」甚至否定生養孩子的正面意義：我們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時間也有限，可做，該做的事又有那麼多憑什麼我們要大量製造一批遲早要被淘汰的廢物？ 我們的天性是要人種滋養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們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們的種子遍佈於大地。然而，是什麼樣的不幸的種子，仇恨的種子！（《流言。造人》，137） 這段偏激的言論，末尾流露張愛玲作品少見地慷慨激昂，幾乎有三0年代革命文學的腔調，張愛玲二十四歲時寫下這段話，林海音與其同齡時已育有一子。她喜愛兒童，共生養了四位子女，將孩子視為人生的希望，她的看法與張愛玲全然相反：人生是有限的，希望卻無窮，唯有兒童的地方，才有無限的希望，代代相延，這是一份活的財產.我們也許生活得並不如意，…。但是看見孩子們天真爛漫的心智和笑容，便敢相信我們的世界仍有前途，仍有美的境界在。（《寫在風中。春》，16） 林海音筆下的母愛童心，構築起溫暖甜蜜的家庭，張愛玲卻走上逃離家園之路，「家是最溫暖的地方，為什麼有人想離開家呢？我可不做這種事兒！」 這是林海音的想法，然而對於張愛玲而言，家卻是陰沈冷酷的牢房，「青白的粉牆」、「靜靜地殺機」（《流言。私語》，165），這種窒悶的禁閉感，也曾脅迫筆下的女主角。 （二）和諧的家庭與冷酷的牢房〈傾城之戀〉白流蘇逃出人多嘴雜、各懷鬼胎的大家庭，〈金鎖記〉曹七巧形同終身被監禁，又飽受妯娌僕從的奚落冷待，張愛玲自身曾經歷大家族的盛況，參加過伯父六十壽誕四大名旦表演的盛大堂會，也眼見為家產紛爭（《對照記》，47），因而對舊式大家庭是既懷念又厭惡；生長在兄弟姊妹眾多家庭裡的林海音，則在母親的潛移默化中，和親友快樂和諧地相處，她喜歡熱鬧的家庭，婚後嫁進夫家，面對一切陌生的大家族，仍處之泰然，儘管「大家庭的空氣太沈悶了，有時讓人透不過氣來。」（《婚姻的故事》，83）然而「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好處，奶奶時常想念這樣的家。」（《奶奶的傻瓜相機.成長相本》，240）圓融通達的林海音雖是新式女性，但並不抗拒排斥舊習俗，反而欣然接受，行禮如儀. 林海音與夏承楹（何凡）共組美滿家庭，何凡以娶林海音為畢生最大的收穫，以擁有幸福家庭為最大的成就（《冬青樹。我的太太林海音》），林海音在散文〈婚姻的故事〉中，談及自己「戀愛、婚姻完全自由與順利」（《婚姻的故事》，91），對於所見所聞不幸的婚姻關係，是充滿同情又難以想像。林海音描寫婚姻關係的小說，多是強調衝突化解的經過，主角儘管處於充滿危機的婚姻處境，以歡喜圓滿的結局收場。如〈小紅鞋〉中的李凡帶著女兒與舊時暗戀情人幽會，妻子知情後卻絲毫不以為忤，〈綠藻與鹹蛋〉的曼秋再遇過往追求者家駒，丈夫定謨醋勁大發，後才知道家駒早已成婚；〈墮胎記〉的妻子懷上第六個孩子，與丈夫嘔氣堅決墮胎，過後又轉怒為喜，準備迎接新生命，這三篇危機一觸即發的夫妻問題，最後都以甜蜜的一吻落幕。 不同於林海音以和諧為前提看待兩性關係，張愛玲強調尖銳的衝突。張愛玲父母婚姻失和，在她心中烙下刻痕，在早期作品多揭露婚姻陰暗的一面，少數作品如〈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看似完滿收場，卻無不隱含惘惘的威脅，白流蘇真能穩坐范太太的位置嗎？佟振保從此便不再虐妻嗎？都令人充滿懷疑。然而結束了與胡蘭成的一段情後，反而讓她的文學生命出現轉折，朱西甯舉張愛玲中後期小說《不了情》、《半生緣》的欲仙欲死，《秧歌》、《赤地之戀》的真情至愛為例，指出「她蛻脫對情愛的質疑甚而否定，蛻變而為深信不疑的肯定」 ，從四0年代的無情到五0年代的有情，從冷眼旁觀的輕盈銳利、妙筆生花，到筆端滯澀沈重、樸實無華，張愛玲後期愛情小說，籠罩在悠然悵惘、空幻虛無的氛圍中，從對情愛難留的感嘆，引發對命運無奈而幽長的喟嘆，而這是未曾體驗過情愛惆悵滋味的林海音，所難以呈現的部份。 （三）熱鬧的客廳與清冷的房間在幸福圓滿的家庭生活外，林海音也喜歡頻繁密切的人際往來：「我就怕曲終人散，客人走了，看著空蕩蕩的客廳，煙霧在燈下繞著，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哭。」 而張愛玲唯「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看。天才夢》，242）她不輕易敞開房門接待客人，林海音是有客來訪，隨時就執筆而起親切接待，因此人稱「林海音的家就是臺灣的半個文壇」，以張愛玲的眼光看來卻是：「臺灣作家聚會太多，是不好的。作家還是分散一點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礙.」 林海音的文壇人脈關係繁複如網，張愛玲除圈外好友炎櫻，少有知交，連與文學趣味相契的蘇青，都往來並不密切，移居美國之後，更不太與外界聯繫了，當林海音家中賓客笑語滿盈之際，張愛玲蟄居在洛杉磯的小公寓，「我難以想像那寂寞的獨居的生活…晚上一個人怎麼過呢？和誰說話呢？」（《婚姻的故事。婚姻的故事》，18）這是林海音在探視獨居女同事時的疑問，對從未體驗過孤寂生活的林海音而言，張愛玲清堅決絕的選擇，也同樣是難以理解的吧！ 林海音七十大壽時數百人齊聚慶祝的熱鬧盛況，成為文壇一段傳頌久遠佳話，而張愛玲七十歲生日時，《聯副》刊登其舊作以茲慶賀，在回覆編輯的信中，她卻淡淡言及已忘了自己確實的出生日期。 一九九四年久未發表新作的張愛玲，出版引起矚目的《對照記看老照相本》，收錄古舊的家族與自己自小而長的照片，並附上說明性質的散文，既記載了家族軼事，也是具體而微的自傳；同年林海音亦出版《奶奶的傻瓜相機》，旅遊散文及自攝的照片相互穿插，另附上數十幀記錄了成長之路的照片與文字說明。翌年張愛玲即逝世，《對照記》被視作回顧生平的告別儀式，湊巧的是，二00一年林海音過世前一年，也出版《走過林間的海音林海音影像回憶錄》，將照片與散文舊作穿插羅列。 這幾本照片／散文集，呈現的絕不只是兩位女作家或珠圓玉潤或清高瘦的外型，與姿態各異、裝扮有別的形象，從照相的選景、神情與合照對象，都透露了個人的性情與人我關係，亦隱藏看待自己與面對世情的態度。林海音本人酷愛照相，也愛替他人照相，相片集裡多是熱熱鬧鬧的合照，一派友朋滿座、子孫滿堂的富貴氣象。但看張愛玲以室內黑白獨照居多，不似林海音笑意盎然，而流露著孤高的神態，她「不合比例」（《對照記》，88）地放了多幀祖先的照片，卻沒有自己和父母的合照，兩任丈夫也都未出現照片中，這本空前絕後的集子，呈現的族譜卻是「有前無後」，貴族的血液從祖父母身上一路流傳給張愛玲，而後絕版。 張愛玲在獲得「中國時報文學獎」特別成就獎之後，特地照了幀相片寄給報社，手持金日成昨逝世標題的報紙，予人極為詭異陰森之感，因而引發諸多討論，其中令人好奇的是：幽居少與外界往來的張愛玲，為何仍如此在意一個獎項？其實洞悉人性的張愛玲，也深諳傳播媒體運作，最初投稿是手捧推薦信與香爐拜見主編，成名後更打鐵趁熱，在作品集卷首放上玉照好多銷幾本，包裝促銷手法令人印象深刻，後曾和胡蘭成、蘇青共同主辦同仁雜誌《苦竹》，發行數期即告夭折，此後作品由皇冠出版社發行，與臺灣傳媒一直巧妙維持適度距離，引發無限想像空間.張愛玲則是借媒體之力成名，同時也遭媒體炒作以換取資源，而林海音的文學聲名與其媒體經歷有很大的關係，她在主流媒體《聯副》工作十年，後創辦《純文學》雜誌與出版社，作家從事編輯出版工作，固然不能提昇作品的品質，但往往因而獲得較顯赫的文壇聲名，甚至在文學史上留下較高的地位。 成名後的林海音與張愛玲接受邀稿的情況，反映出滬台文學生產與文學傳媒的關係，上海與臺灣文學報刊競爭激烈，編輯無不卯足全力爭邀名家稿件，張愛玲曾被盛名所累，在編輯拉搞下寫出如〈連環套〉等遭致批評的作品，得此教訓之後她謹慎許多，遠居美國後舊作在港台廣獲喜愛，成為編輯極力爭取的對象，仍愛惜羽毛不輕易交出作品，七0年代〈連環套〉、〈創世紀〉等舊作重新出土時，她說明道：「當時也是因為編輯拉搞，前一個時期又多產.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說是多產的教訓，不過對於我是個教訓。這些年來沒寫出更多的「連環套」，始終自視為消極的成績。」（《張看。自序》，10）此時她早已感知自己的創作力走下坡，轉而投入翻譯考據工作。林海音凡邀稿多不辭拒，因此寫了不少人情文章，晚年到處應邀訪問，生產了許多走馬看花的遊記，資深作家筆耕不輟，誠然精神可感，但這些作品宜作史料，就文學本身價值而言，或不能流傳久遠.（四）溫暖樂觀與陰暗悲觀林海音與張愛玲的家庭觀念、人際往來、媒體關係相異，她們面對人世的態度也十分兩極.林海音見到畫中迷途哭泣的小孩，會因而感到十分心疼，想把他從畫裡牽出來，送他回家，甚至「每次看著看著眼眶就紅了！」 張愛玲在香港戰爭時期擔任看護，難纏的病患死了她感到歡欣鼓舞；無視於路旁凍死的屍首，大啖蘿蔔餅（《流言。燼餘錄》，48~51），「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願看見什麼，就有本事看不見。」（《流言。打人》，141）熱誠溫情林海音是樂於成全大眾的，而冷漠自私的張愛玲只願意成全個人。她們欣賞的作家，正反映出自身的態度，林海音喜愛許地山、冰心、凌叔華、泰戈爾等人，是因為他們都追求真善美，且熱愛人生，「他們都不只是作家，還是關心社會的、健全的社會人」 ，而張愛玲欣賞的英國作家毛姆，則擁有冷靜懷疑的眼光。表現於自身的創作傾向，林海音「奔向光明」，張愛玲卻是「一級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 張愛玲擅長刻畫人們的偽裝防衛、機關算盡，她認為「缺乏「人性」 其實倒是比較「人性」的。」（《流言。造人》，138）因而唐文標指其小說「沒有愛，沒有溫暖，甚至沒有人間的味道。」「正常世界內，人慣有的同情和憐憫，惻忍和溫柔，對同類那種親切、合群性、伴侶感覺，在這世界的人物裡，幾乎沒有的。」 陰暗世界的人們都走向悲慘的命運，人際間勾心鬥角、競相猜疑；林海音則認為「尊重和瞭解，是人和人共存的條件。」（《春風》，26）小說中的人際衝突，常以包容理解趨於和諧，兩性關係如此，族群問題亦然，如〈血的故事〉、〈蟹殼黃〉等，都是以幽默看待差異，以包容弭平衝突，終至於和諧相融。 在溫暖與陰暗的兩極，林歌頌人性光明面，略過幽微隱蔽之處，張冷眼揭露人性的陰暗面，無有救贖與提昇；林重視的是人際間和諧的相處，張著力在刀光劍影的衝突。對人性過於樂觀的林海音，相信人的本善終能抵擋一切，而過於悲觀的張愛玲，卻主張人性終抵擋不住物化的趨勢。儘管兩人都強調「寫實」，但實際上卻是超乎現實的理想，與超乎常態的變態.也因此黎湘萍會說：「林海音的作品適合所有年齡層的人閱讀，《城南舊事》看完後我會想拿給我的孩子看，而張愛玲的作品雖好，我會希望孩子大點再看。」 一位完美的作家應是，透視人性的陰暗深邃又能超越提昇；一個圓足理想的人生應是，擁有美滿的人際關係，又能享受清明孤獨的自我。然而林海音與張愛玲卻走向兩極.性情、經歷與環境，造就了她們如光與影、日與月、溫煦與寒涼的對比。 五、女性意識及婚姻觀點從女性角色的扮演而言，林海音與張愛玲同樣是兩種鮮明的對比。林海音才、德、貌兼備，不僅有文才，也擅理家務、喜愛女紅，待人處事圓融通達；張愛玲卻是典型的偏才，有過人的文采，卻在料理家務與待人接物方面，「顯露驚人的愚笨」（《張看。天才夢》，242），純真的英子與世故的少女，在此構成了反差，若說林海音是眼光純真而行事練達，張愛玲卻是眼光世故而行事純真。 林海音是家庭事業兼顧的女性典範，她終其一生是乖巧的女兒、賢良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張愛玲自小叛逆、不合乎傳統婦德標準、也未生育後代，「當她離去之時，既不是以妻子，也不是以母親的身份，而僅僅是以一個女人、一個普通女性作家的身份，就此而言，她果然遠離了男性話語歷來詮釋的女性角色」 ，張愛玲獨立於家庭與社會網絡之外，她就是自己，且是以文字完足了自身。 （一）林先生與張女士旁人對這兩位女作家的稱謂也不同。林海音人稱林先生，此一現象曾有多人提出看法，何凡「對妻子被稱為先生十分滿意」，「這表示我的妻子受人敬重、歡迎」；子敏認為「這應該是學界的文化，表示尊重」，朱西甯認為是出自「不敢僭越的心態」；周曉春則舉胡蘭成〈民國女子〉中，張愛玲稱胡蘭成身邊的范秀美為范先生為前例，以示敬重。 從中國舊傳統來看，先生是表對父兄、年長有道德者，或老師的尊稱，雖年長有道德者或老師未設限性別，但古時自然都是男性的「專利」；民國以來男性與女性，各被稱作先生與女士，稱女士作先生是表示特別尊敬；五0年代學術文藝界女性被通稱作先生者，以蘇雪林、齊邦媛、林海音三人為代表。從詞義來看，「先生」本無設於性別，但從傳統習慣與現今普遍的觀點來看，還是免除不了性別色彩，若以女性主義者的眼光，更可揪出其中隱藏的性別意識大作文章，此處只想就之前論及「林先生」現象加以歸納：首先，討論者都是男性，並認為這是表示尊重；其次，其中二人各從性別角度提出看法，周曉春認為林海音雖被稱作先生，言談舉止富女性特質，性情作為則是「女中豪傑」 ，強調其具剛柔並濟的特質；七等生的看法更饒富趣味：「與其說林女士，不如說林先生，這是以她獨特而豁達的胸襟而言，如果她生而為男人，將比她現在的成就為大，但因為她是個天生的女性，卻能贏得普遍的敬仰和愛慕。」 姑不論作者背後的性別意識，就社會現實確實如此，這段話或可引伸為：豁達的胸襟是男性「特有的品質」，因此適合稱林海音作先生，雖由於社會對性別的限制，林海音的成就未能更大，但因為是女性中少見的特例，卻贏得了尊敬。 最後一點是，朱西甯與周曉春都提到張愛玲，朱西甯認為張愛玲或林海音都應稱作先生以示尊重，周曉春提及張愛玲亦以先生稱呼范秀美，雖則如此，遍觀討論張愛玲的文章，似只有朱西甯一人稱張愛玲作先生，且朱西甯對張愛玲小說的詮釋，是偏於繼承中國傳統並富民族精神，將張愛玲置於正統位置來看，其實並不符合其抵中心的特質.一般人會稱張愛玲為女士，而少有人稱她作先生，原因之一是，一位女性若被稱為先生，通常若不是她如林海音般是「女中豪傑」，也多是「德高望重」，而這些形容詞實在難以和張愛玲聯想在一起。 （二）遵循傳統觀念的林海音林海音既擁有幸福家庭，又經營事業成功，且兩者全然不衝突。這樣的女性類型可謂特例，女性主義者曾發出無數不平之鳴：包括女性的附屬地位，在家庭制度中受到的約束等，但這些全無法適用於林海音身上，她是快樂、滿足、幸福的主婦，從照拂家人中獲得成就感，在外更能獨當一面、擁有眾人稱譽的事業.她接受傳統家庭制度，甘願為兒女打理一切家務，更樂於當老爺何凡的「貼身丫頭」 ，曾為國小課本寫下範句：「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勤打掃。」遭女性主義者大肆抨擊，但對林海音而言，這就是她家中實際的情況，不僅是自身的經驗，也是一般婦女共有的經驗，她認為這是寫實的描述，並無不當。 林海音的婚姻幸福美滿人所共知，但在自身經歷之外，猶能關切許多婦女遭遇的婚姻問題，她的人脈交友擴展了見聞，擔任記者時主跑婦女、教育路線，讓她接觸到社會上各種案例。問她作品為什麼多以女性為主角，她答：「我喜歡寫婚姻的衝突、新舊時代的戀愛，因為「我是女人嘛！」當然喜歡寫這些，也有能力寫這些，可別把偏差的想法投射到我的作品上。」 所謂偏差的想法，應是指以女性主義的觀點檢驗是否符合，或是藉林海音的作品發表女性主義論調，但對林海音而言，「如果有所謂的女性主義，我就是我的女性主義」 ，易言之，管他一般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如何，林海音有自己對女性角色的看法，也有身為女性的自處之道，並感到自在與自信。 對於自己承襲了傳統女性的美德，讓家庭婚姻和樂美滿，林海音頗顯自豪，〈婚姻的故事〉描述身邊各式各樣的婚姻悲劇，其中一位秦大姐，林海音認為她是「五四時代產生的新女性，對於女權常有矯枉過正的偏激思想」，一回卻對林說：「還是你的婚姻正常，因為你們是新人物，但卻還保守著舊的道德。」（《婚姻的故事》，77~78）因此林海音也常讓小說裡受新式教育的女主角，回歸吻合傳統的人生軌道，〈遲開的杜鵑〉裡的亞芳是位高學歷、高眼界、對婚姻感到懷疑的未婚女性，「她覺得近代的女性高唱婦女解放，卻明明是給自己再加上一道箍，她們既離不開家庭，又捨不得放棄那點新女性的自尊，生活在矛盾的思想裡，憋得透不過氣來。」（《冬青樹。遲開的杜鵑》，183）最後作者讓這位耽誤了青春的迷途羔羊，加入期待婚姻的行列。 現代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中難以兩全，一味柔順的賢妻或剛毅的女強人，都可能讓婚姻關係出現罅隙，引起第三者介入。〈愛情像把扇子〉中溫婉的女畫家蕙君嫁作醫生娘，體恤丈夫工作辛勞，給予許多精神支柱，「一個女人嫁了人，他的事業就等於她的事業」（《冬青樹》，132），孰料丈夫外遇的對象竟是事業幫手趙護士，最後蕙君讓出自己的位置，成全了介入婚姻的第三者，這篇以悲劇終結的小說，是林海音同類題材中較為罕見的。同樣寫作於五0年代的長篇小說《曉雲》，敘述精明強勢的梁太太一手掌控了丈夫的事業，致使梁先生外遇生下女兒晶晶，她逼死第三者後收養晶晶，其後梁先生又與晶晶的家教曉雲發生婚外情，梁太太再度切斷兩人的關係.類似的情節出現在七0年代的《春風》，探討新女性如何在事業與愛情間取得平衡：好強的靜文是位有魄力的校長，而平庸的丈夫宇平獨自在外工作，與柔順的立美外遇，並生下女兒幼幼，第三者立美、旁觀者馮太太都認為靜文的事業心太強，是夫妻關係惡化與促成外遇的原因，就連靜文本人似乎也頗有悔意，鼓勵年輕的瓊英放棄留學選擇結婚：「你現在認為家庭比事業更重要，對於一個女人，這種想法不是更切實嗎？」（137）小說結尾立美病死，靜文牽著幼幼的手回家，瓊英答應了立明的求婚，劃下完美的句點，此中作者對新女性的諄諄勸誘不言可喻。 林海音自五0年代開始描寫婚外情題材，就題材而言堪稱前衛.而作者對介入婚姻的第三者曉雲、立美等，並無批判指責，並將其塑造為品行善良的好女人，但若據此以為其婚戀觀點與女性意識開明進步，便忽略了作者其實是出自對人一切無奈處境的同情，即使是〈我們看海去〉的偷賊、〈五鳳連心記〉裡招搖撞騙的先生、〈豆腐一聲天下白〉裡不老實的收報人，林海音都充滿同情與思念，何況是婚姻有狀況的有婦之夫，和一片真心痴情的無夫女性發生外遇，對她而言更是可以同情理解的。且《曉雲》中的梁太太與《春風》的靜文，是被塑造成不依順丈夫的悍妻，她們的強勢主導被認為是扼殺婚姻關係的癥結.同時，林海音常讓主角跳過了許多難關，簡化了處於困境中女性的心境，如未婚的曉雲懷上有婦之夫的孩子，竟獲得母親的包容，與好友美惠的扶持，一同期待胎兒的誕生；《春風》中的靜文見到丈夫與外遇對象生的孩子晶晶，竟充滿憐惜，以母愛超越了婚戀難題，顯得過於理想化。 此外，林海音小說的主角，常發出符合傳統觀念的言論，〈瓊君〉裡的音樂女教師曾對女學生們談論中國女人早婚的好處：「一個女孩子在沒有塑定堅定的個性前便結婚，比較容易接受夫家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使她的個性能溶入夫家傳統.不管好歹，總是很融洽的。晚婚便相反，有了塑成的個性和生活方式，再去遷就別人，便會感覺痛苦了。」（《燭芯》，97）此中反映的態度，是對女性角色與婚姻制度消極認份的承受；〈晚晴〉裡的亞德見安晴替他料理家務，感到女人對他的需要：「女人的動作是優美的，凡事是細心耐性的。她們喜歡整理，喜歡縫補.有了她們，空氣也不同，帶著溫柔的韻律。」（《燭芯》，221）這番男性對女性的觀點，雖出自讚美之意，卻反映一種既定成見，窄化了女性的多元豐富的可能。 司徒衛認為林海音創造了許多「新型態的賢妻良母」，一種健全新女性的理想典型。然而這些女性多半是具備傳統婦德、充滿母愛的理想化形象，遵循著男性主導的傳統價值觀念。 （三）徘徊在前進與倒退間的張愛玲林海音的女性意識頗受傳統文化制約，缺乏反省與叛逆精神。相對而言，張愛玲的女性意識較為強烈，若干主張甚至吻合女性主義觀點，她在孩提時代遭受傭人重男輕女的對待，因而「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問題，我要銳意圖強，務必要勝過我弟弟。」（《流言。私語》，156）中學時即認知到婚姻制度對女性才華的戕害，寫下「最恨一個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結了婚。」這點與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els）所指：「身無恆產的而需以身體交換經濟來源的妻子和高級的娼妓，在本質尚沒有兩樣，差在對象的數量。」 她筆下女性在婚姻中的處境，多數都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言，是「鍍了金的庸俗，沒有野心，缺乏熱情，在悠長的歲月中重複地度著毫無目的的日子，讓生命悄悄地滑向死亡。」 張愛玲與部份女性主義者同聲唱和，並不意味她採用西方女性主義論點，而是在任何男女不平等的時代，較有反叛質疑性格的女性，多會意識到自身處境，進而省思女性普遍的遭遇。 但張愛玲的女性意識其實搖擺反覆，一會兒發出驚人之語：「人類馴服了飛禽走獸，獨獨不能徹底馴服女人。幾千年來女人始終處於教化之外，焉知她們不在那裡培養元氣，徐圖大舉？」（《流言？談女人》，86~87）彷彿預言女性奮起的未來，一會兒又檢討道，女人之成為父權社會的奴隸，是因體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體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競天擇的過程中不曾為禽獸所屈伏呢？可見單怪別人是不行的。」（85）反省女性固有的奴性惰性。就以〈連環套〉中的霓喜而言，一方面看清「男人靠不住，錢也靠不住，還是自己可靠」（《張看》，78），但還是一直依賴男性並最終敗於男性。 相較散文裡表現前衛的女權思想，張愛玲小說多半只是反映女性生存現狀，頂多譜成隱晦的女性寓言。尤為特出的是當女權主義者指控男性社會壓抑下女性的受虐毀滅情境，張愛玲卻毫不留情地指出女性最大的悲劇是來自於本身，她們自願為奴、甘於內囿。小說中最常出現的是聽任社會標準形塑而成的女子，如煙鸝、川嫦、長安等，性情沈悶缺乏主見，甚至了無生機；另有看似傳統實則厲害的角色，如善於低頭卻心機深沈的流蘇，但其一生也不脫輾轉於婚姻與男人間求取生存；至於因情緒壓抑而導致瘋狂的女性，如七巧、銀娣、月香，她們的瘋狂並未能改變自身處境，只是一則無奈的輓歌。少數富於生機的女性如阿小、霓喜、嬌蕊等，她們都是情慾自主的女性，此類角色固然展現女性的生命力，卻是張愛玲小說中較為少見的類型。張愛玲未提出旗幟鮮明的女性主張，而是依違在耽溺與省思、前進與倒退、踟躕與跨越之間，表現出不徹底的女性意識.易言之，林海音與張愛玲俱非激進的女性主義論者，相隔數十年閱讀她們的作品，對於作者不顯前衛的女性意識，宜設身處地理解時代的侷限，以強烈的現代女性意識進行批判固然不宜，但勉強套用女性主義暗地助力以壯大聲勢，更顯牽強附會。晚近論者曾以女性主義觀點分別探討兩人作品，試圖建構起一方世界，但卻難以和作家塑造的世界相疊合，也難怪林海音會說：「可別把偏差的想法投射到我的作品上。」 （四）婚姻觀點的對照對婚姻關係中女性處境的看法，林海音與張愛玲是一組參差的對照。首先是她們都關心新舊交替時代女性的悲劇，林海音曾說：在中國新舊時代交替中，亦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的中國婦女生活，一直是我所關懷的，我覺得在那時代，雖然許多婦女跳過時代的這邊來了，但是許多婦女仍留在時代的那一邊沒跳過來，這就會產生許多因時代轉型的故事，我以我常以此時代為背景寫小說.（《寫在風中。為時代女性裁衣》，207） 她格外同情那些沒跳過來的舊女性，對她們懷有敬意，〈燭〉、〈殉〉、〈金鯉魚的百襉裙〉等，都是以此為題材，這同時也是林海音寫得最好的幾篇小說.而張愛玲亦對此題材很感興趣，代表作〈金鎖記〉便探討了嫁入大家族中的女性處境，此後又據此改編為長篇小說《怨女》。 〈殉〉、〈燭〉與〈金鎖記〉情節頗有相近之處，〈金鎖記〉敘述曹七巧在哥哥安排下，嫁給得了骨癆的重病丈夫，對瀟灑健壯小叔季澤心生仰慕，年輕守寡後分家帶著兒女獨立門戶，季澤卻覬覦七巧的錢財故意逗引，此後七巧便緊守以青春與幸福換來的家產，變相箝制兒女自由，破壞他們的婚姻幸福。將〈金鎖記〉稍加改寫，拆為前後兩半，即近於〈殉〉與〈燭〉的情節：〈殉〉的朱淑芸奉父母之命與體弱多病的方家麒成婚，新婚尚未行房家麒即去世，此後她侍奉婆家，對一表人才的小叔家麟心生愛慕，其後家麟留洋娶了為新式女性歸國，後將孩子小芸過繼給她，成為方大奶奶後半生的心靈支柱。〈燭〉的韓大奶奶因丈夫啟福娶女僕秋姑娘作姨太太，便長臥在床，頻頻喊叫頭暈以引起丈夫關注，並折磨服侍她的秋姑娘，久後真成癱瘓，待啟福與秋姑娘相繼離世後，又對著兒孫叫喊企圖博取同情，最後孤獨以終。 這些女主角都是「繡在屏風上的鳥抑鬱的紫色緞子屏風上，織金雲朵裡的白鳥.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給蟲蛀了，死也還死在屏風上。」她們已與家庭制度生死共存，結為一體，永難分離。所不同的是，林海音小說女主角的悲劇，是時代所造就的，而張愛玲《怨女》的銀娣，卻是為了金錢自願下嫁，揭示女性悲劇不少是源於自己的選擇。林海音兩篇小說的女主角都是大家閨秀，深受禮教壓抑，顯得認命守分；不同於〈金鎖記〉七巧與《怨女》的銀娣，出身中下階層，重視金錢甚過愛情與親情，對丈夫並無真情實意，對小叔語多挑逗，情慾一觸即發.〈殉〉中的方大奶奶與丈夫家麒情深意重，對家麟一直暗藏愛慕，卻能謹守本分從不踰矩；即便〈燭〉中的韓大奶奶心理失常，也是為爭取關注與地位，並未如七巧與銀娣將不滿發洩在自己兒女身上。換言之，林海音著重的是傳統禮教對女性的壓抑，而張愛玲較偏重女主角性格與命運的雙向影響。此外，七巧與銀娣的兒女，被母親以無形的鎖鍊捆綁住，而林海音這幾篇描寫傳統婚姻的小說，下一代都走出了自己的天空，方大奶奶的養女小芸，堅決選擇所愛的伴侶；韓大奶奶的兒媳美珍，是不看婆婆臉色行事的新時代女性，新舊兩代女性的對比，呈現了世代差異，凸顯出時代的變遷，小說為舊式女性譜下時代輓歌的同時，也埋伏了明天會更好的希望。固然林海音這一系列作品和〈金鎖記〉的寫作時間，已差距十年以上，時代環境必然影響了作者對角色的安排，但作者本身的世情態度，是更為關鍵的因素。 在舊式婚姻制度之外，她們也對現行婚姻制度有所檢討。林海音常引述於梨華的看法：我認為基本上婚姻制度是不合人性的，因為強迫把兩個人住在一起。婚姻制度雖不是完美的，但在沒有想到更好的方法以前，它是保持人與人間平衡的最好方法。 由此可見林海音雖然對婚姻制度有所反省，仍認為是目前較合宜的方式，小說中最為理想的婚姻關係，應是《曉雲》中的敏姨，這位離婚後再婚的女子，選擇與丈夫分居，偶爾相聚，以免日常生活的摩擦傷害夫妻情感。既取得合法名分又享有自由，亦未逾越禮教。張愛玲則提出較前衛的主張：現代人多是疲倦的，現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姘居不像夫妻關係的鄭重，但比高等調情更負責任，比又是更具人性。（《流言。自己的文章》，22） 以張愛玲的眼光來看，姘居是較為理想的男女關係，如此男性對女性的態度不那麼病態，而女性也能保有魅惑力，唯一不足的是女性的地位不能確定。〈連環套〉便是以此為題材，她認為女主角霓喜不能同居伴侶白頭偕老，主要是因性格的缺陷，而非同居關係不能持久。張愛玲並未從道德與法律的角度來看婚姻問題，這與時代背景有所關連，雖然《曉雲》距〈連環套〉寫作年代已相隔十年，但五、六0年代臺灣民眾普遍的婚姻觀點，其實較四0年代的港滬來得保守。 就兩性關係來看，林海音透過無數怨偶與佳偶，強調夫妻彼此間的真情實意、包容體諒，小說多著重解決衝突的過程，而張愛玲則看到夫妻間永無止境的勾心鬥角、對立衝突；林海音揭示了以金錢為基礎的婚姻不能穩固，如《曉雲》中梁太太以金錢控制丈夫，終無法拴住先生的心；張愛玲則刻畫女性如何為金錢利益進入婚姻，如《怨女》的銀娣為錢財賭上幸福，〈傾城之戀〉的白流蘇為尋覓長期飯票勾引范柳原。張愛玲小說多的是現實功利的女主角，為了吸引異性爭奇鬥豔，她以超拔的姿態省視這些女性的悲哀，林海音卻批判道：我蔑視那些把結婚當作長期飯票的軟體動物，尤不齒於把研討化妝和練習竹戰當作必修日課者流，但是因為顧全丈夫兒女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抱負，摩頂放踵地從事於煩瑣而艱辛的工作的主婦，卻應享有女性的最高尊榮. 她所尊敬為家庭犧牲自己的主婦，卻是張愛玲所譏諷的：「鐵打的婦德，永生永世的微笑的忍耐。」（《流言。談畫》，206）林海音瞧不起將自己物化的女性，就如《孟珠的旅程》中的舞女孟珠，都出淤泥而不染，從不自我貶抑或自我放棄，然而張愛玲〈第一爐香〉的葛薇龍，卻將自己推上交際花之路，即使感到悲哀也不願掙扎脫困。 儘管張愛玲以犀利的眼光穿透女性自身造就的困境，但她仍塑造出如阿小、小艾、霓喜、月香等寬厚堅韌的地母型女子，她欣賞這些具包容力與永恆性的女子，至如王嬌蕊、戈珊等熱烈狂野的蕩婦形象，則擁有潑辣的生命力，相對而言，張愛玲筆下的男主角，無論是昏庸懦弱的前朝遺老、頹廢窩囊的紈？子弟、巧言令色的花花公子、自私薄情的偽紳士等，多形象負面。林海音小說的男性也偏向陰柔軟弱，三角關係中常是女人主動化解尷尬，而男人逃避現實接受決定，但個性溫和有擔當的好男人卻也不少，如〈晚晴〉中的亞德、《孟珠的旅程》中的仲華等，在兩性形象刻畫上，張愛玲明顯地貶抑男性形象，而林海音較顯平衡。 此外，林海音格外強調姊妹情誼，當姊妹遇到同樣心儀的對象，都互相禮讓，如《孟珠的旅程》中的孟珠與許午田相戀後，卻發現妹妹暗戀著自己的情人，於是選擇悄然遠離，妹妹知情後毅然出國留學，成全了姊姊的婚事；〈初戀〉的老校長年輕時曾暗戀雲生，知道雲生和自己的妹妹相戀後，還忍痛代妹妹向父親說項，促成兩人的喜事，自己則終身未嫁。張愛玲的小說卻上演全然相反的情節：〈傾城之戀〉中流蘇爭奪妹妹的相親對象范柳原，她知道寶絡會為此對她又恨又敬，因為「一個女人，得不著異性的愛，也就得不著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傾城之戀》，200）《半生緣》裡的曼璐為了挽留丈夫，竟在母親包庇下設計陷害自己妹妹，讓曼楨落入姐夫的狼爪。林海音筆下的兩對姊妹，為親情捨棄愛情，而張愛玲的兩對姊妹，卻為抓住男性導致姊妹鬩牆。《中華日報》主編吳涵碧曾說：「林海音與一般女人最大的不同是，她肯捧女人，她衷心地說女人好。」 張愛玲小說中卻充滿女人為難女人的情節，彼此爭鋒廝殺慘烈。 她們筆下展露的婚姻觀點、兩性形象、姊妹關係，仍是和諧與衝突、樂觀與悲觀的兩極.六、兩岸評價及地位最後讓我們來審思林、張二人在兩岸獲得的評價和地位：以北平為第二故鄉的林海音，在台筆耕半世紀，期間提拔無數作家；以上海為文學母土的張愛玲，曾三度赴港，來台僅待了半個月，但她們獲得的重視與討論，近來在台港與大陸卻成反比趨勢。 在臺灣，在地耕耘的林海音所受到的重視，似乎比不上不與文壇往來的張愛玲。以學位論文而言，目前有兩本研究林海音的碩士論文，以張愛玲為議題的碩博士論文共計十四本。《聯副》舉辦的臺灣文學經典選拔，張愛玲《半生緣》榮登榜內，林海音《城南舊事》並未上榜；為大專院校學生編選的《臺灣現代文學教程。小說讀本》，收入張愛玲〈傾城之戀〉，但未收錄林海音作品。 從文學得獎情況來看，九四年《中國時報》文學獎評審會議中，張愛玲《對照記》經陳芳明力薦，獲頒「特別貢獻獎」，這是繼她十九歲時《西風》雜誌徵文比賽後所獲得的第二個獎，張愛玲生平兩個獎項都是私人傳播媒體，而她也是臺灣傳媒炒作的對象；而林海音得獎經驗豐富，除《城南舊事》繪圖本曾獲《中國時報。開卷獎》、《聯合報。讀書人版》童書獎之外，給獎單位多與政府單位相關，如一九五六年獲「第二屆扶輪社文學獎」、九八年獲第三屆「世界華文作家大會」的「終身成就獎」，並由李登輝總統贈獎，九九年獲第二屆五四獎「文學貢獻獎」，二000年獲「中國文藝協會」頒贈「榮譽文藝獎章」，並獲陳水扁總統主持新書發表會；我們實在很難想像李登輝頒獎給張愛玲，同樣也無法想像江澤民頒獎給張愛玲，從中或也反映林、張被歸於體制內外的區別.在研討會召開的情況方面，台港兩度召開張愛玲研討會的同年，北京適巧都舉辦林海音作品研討會，並且是「「中國」現代文學館」所舉辦：一九九七年臺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舉辦為期三天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同年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林海音作品研討會」；二000年嶺南大學舉辦為期三天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0/24~26），同時間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等學術單位再度召開「林海音作品學術研討會」（10/25），直到二00二年，臺灣才首度舉辦林海音研討會。至於小說改編的情形，廣受好評的電影《城南舊事》是由大陸改編拍攝的，《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半生緣》、《怨女》等則由港台拍攝，從學術研討到改編電影的情況，透露了林、張二人大陸與港台所受重視與接受度。 兩岸對於這兩位作家，各自上演爭奪保衛戰與溫情喊話，當臺灣獨派學者主張，應將張愛玲放在臺灣文學史中討論時，大陸學者頻頻向林海音召喚：「祖國人民是喜愛林海音的小說的。我們期待著她的新作問世！」 如果臺灣讀者讀這句話有怪異的感受，可以想見彼岸看到周芬伶這段話的滋味：「她一生的被殖民與流亡的命運，和抵中心的邊緣性格，在文學心靈上與台灣作家靈犀相通，將張愛玲納入台灣文學史，誰曰不宜？」 林海音與張愛玲究竟該歸入何方？真是難解的問題.林海音是「臺灣姑娘而有北京規矩」，祖籍臺灣，卻曾在北平度過三十年整的黃金歲月，創作背景橫跨「兩地」；張愛玲祖籍河北，出生成長於上海，後遷居美國，文學作品曾在大陸長期禁絕，卻在港台深受歡迎。符兆祥與齊邦媛對兩位作家身份定位的看法，恰成對照：她（林海音）不能歸屬於大陸作家，也不能侷限於臺灣作家，她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的作家。…。不能用政治地域或國界來界定的作家。 她（張愛玲）既不屬於大陸的中國文學史，又未在台灣居住，而不便被列入台灣文學史，在美國數十年又並無著作，很難被稱為海外華人作家。 作家或輾轉遷移、或因戰亂流亡，身份定位模糊不明，其實是現代華文界中普遍的現象，既然無法清楚地分割她們的歸屬，又何需強作劃分？ 倒是兩岸各自表述的詮釋內容，已經譜成了另一組對照記，透露出耐人尋味的訊息。林海音自稱「寫東西從不政治掛帥，也不高喊革命」，其實張愛玲亦然，但林、張二人被兩岸解讀的方式，卻頗受政治意識型態影響。林海音在大陸深受歡迎，被認為其心繫祖國期待統一、富有民族大義充滿抗日精神、具批判封建制度精神等；相反地，張愛玲至今在大陸仍未獲全面平反，原因不外乎：曾寫作文學、和漢奸胡蘭成結婚、出身貴族又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大陸對張愛玲心結難解之因，在台卻不成問題；而那些嘉許林海音的部份，在台俱不吃香。 一九八四年林海音在美國演講，以〈回顧臺灣文學的啟蒙與成長〉為題，指出：「臺灣雖然在日本的竊據下，可是文學還是一脈相承的跟祖國同樣進展…。可以說，臺灣的新文學運動，也就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部份。」《寫在風中》，235）當時距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已有數年時間，本土意識早已萌發，「臺灣文學」獲得正名，而林海音仍再三強調「臺灣的文學，就是中國的文學，是一脈相承的」（241）。九三年林海音第三度踏上北京之途，她的感想是：「兩岸文化交流，應當不僅於此，以後會永遠永遠的下去，直到有一天，不分彼此合而為一，我是這樣的期待著。」（《我的京味兒回憶錄》，226）這段話後半段似乎已從文化交流轉而指向政治統一。在綠黨執政的今日，我列舉這些言論，實在無意陷她於不義，對一位生平經歷橫跨兩地的作家，願見兩個故鄉融合不對立，自是人之常情，卻因而得了那邊的心，失去了這邊的心，大陸學者便語帶嘉許道：「不管在文學上有過怎樣不同的意見或論戰，但她的主流祇有一個，那就是都是中國的。」 對大陸而言，林海音無疑是臺灣人民心嚮祖國的典範。 兩岸統獨問題難解難分，遠避美國的張愛玲自無須淌這渾水，但她曾寫作小說，成為被引薦入臺的契機，也造就在彼岸從此難以翻身的命運.讓中國大陸至今耿耿於懷的，還包括張愛玲「不明民族大義」，《秧歌》不只是，還包括對抗日戰爭的奚落，其中形容「抗戰末期……簡直成了鬧劇化的局面……整團、整師的軍隊，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籌碼一樣，在牌桌上推來推去」，至今仍被袁良駿據此嚴加抨擊，指這段「妙論」與胡蘭成《今生今世》狼狽為奸，「可見胡蘭成的那些漢奸論調早就對張愛玲產生了不良影響。1944年張愛玲嫁給胡蘭成，這雖然是作家個人的私生活，但也充分表現了她在民族大義上的糊塗.」袁先生的斥責對大多港台讀者而言，也算是一段「妙論」。我在前文已提及，張愛玲對政治淡漠，少數具政治色彩之作也是應時所趨，因此這段軍隊籌碼論並不只針對特定時期，而是對一切政治鬥爭的冷眼看透，甚至跨越了種族意識，這樣淡然清明的眼光，自然會被澎湃熱血所斥，但是對所居土地屢遭殖民的港台讀者而言，或許就別有所感。 林海音則是充滿抗日精神，其實她與日本淵源頗深，出生於大阪，第一語言是日語，又曾取了個日本名字，兩個同父異母姊姊根本是日本人，但祖父、父親、叔叔，都有抗日經驗：祖父是日據時代的縉紳，曾公然反抗政府；父親林煥文先生，是二0年代年成立於北京的臺灣青年會的主要成員之一，該會積極支援、策應臺灣島內反抗日本統治當局的鬥爭；叔叔因抗日計畫失敗、被捕毒死，父親受此刺激病重逝世。父喪後林海音與母親不願回臺灣：「我永遠不能忘記，痛恨著害死親愛的叔叔的那個國家。」 戰後林海音返台，於純文學出版社發行臺灣四大抗戰小說：滾滾遼河、藍與黑、餘音、蓮漪表妹。這種抗日精神的具體表現，恰巧對了大陸的脾胃。 此外，林海音一系列探討傳統婚姻下女性處境的小說，被認為是「控訴封建婚姻制度的罪孽」 ；張愛玲塑造的曹七巧、柴銀娣，雖也可以被解釋作封建社會婚姻制度的犧牲者，但主要刻畫的是女主角自甘內囿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她絕大多數的作品，不是沈湎於中國古舊家族的氛圍，而無批判控訴，就是漫步在十里洋場，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當大陸從共產制逐漸走向資本化，對張愛玲的接納度也逐漸提高了，特別是當上海風雲再起，在一片尋找老上海的懷舊風潮中，她的作品成為通往記憶甬道的鎖匙，並影響上海、蘇州、南京等地的後代作家：王安憶、須蘭、蘇童、葉兆言等，為張派作家增添聲勢；相對於此，林海音則被北京人視作親切的知己，所到之處，那口老北京話贏得無數共鳴，隱然形成另一種「京海之爭」。 先後離開了文學母土的林海音與張愛玲，作品因而保留了老北京、舊上海的原汁原味，成為封存在真空狀態下鮮豔生動的標本。對臺灣而言亦是如此，如果說林海音所寫的北平「滿足了流寓臺灣的老北京的懷舊心理」 ，張愛玲對老上海也具有同樣的意義，在兩岸未開放前的臺灣讀者心中，是想像中國的兩種途徑，且各是北方與南方文風的代表，各自樹立了不同的傳統.近年來《城南舊事》在台光芒銳減，而《傳奇》仍吟頌不輟，或與城市文化型態相關，臺灣與港滬的連結較北京來得密切，不僅地理環境近，還包括商業城市型態相仿，都屬移民社會，曾遭遇殖民，致使文化多元、生活型態相仿，台滬文學且被認為是廣義的海派文學，無論作品題材，或行銷手法，多有相似之處，臺灣上海熱正盛，此地是京派沒落海派崛起。林海音對人生美好光明面的歌頌，或許能溫暖讀者的心，卻無法切合當前複雜商業社會的真實情境，出身大陸的作家丁果便曾說：「城南舊事這部電影，把中國人飽受階級鬥爭摧殘而冷漠的心靈暖暖地燃燒起來。在臺北街頭匆匆而過的人恐怕很難理解。」 林海音作品的溫情撫慰了大陸讀者，卻不易在現今台灣發揮效用。 不論是親中或，抗日或漢奸一族，反封建或小資產，是京或海，都左右了她們在兩岸文學史的評價與地位，也讓兩岸學者對其文學淵源與影響各執一詞.大陸由於五四傳統一度中斷，格外珍視繼承了五四文學的林海音，探索其與五四女作家的關連，並強調她是五四文學在台的播種者；而近來臺灣則緬懷林先生對本地作家的提攜.至於張愛玲，自從在大陸重獲審視之後，近年來的研究趨勢，是試圖勾連她與古典小說、五四傳統等的關連；然而張愛玲被不少臺灣學者視作背離了五四傳統，另起爐灶並影響台港作家的新傳統.相較於大陸向上追溯張愛玲的文學淵源，台港更強調張愛玲對後代作家的影響。 王德威戲封張愛玲為台港文學的「祖師奶奶」，以謂受其影響的徒子徒孫族譜繁眾，從此「祖師奶奶」幾乎就成為張愛玲的代稱，然而舒乙卻認為林海音是「臺灣當代文學一個當之無愧的「祖師奶奶」」 ，究竟誰是臺灣文學的祖師奶奶？ 林海音行事風範令人崇敬，提拔無數後進，而張愛玲卻以獨特的文學魅力影響了後輩作家；臺灣不少作家直接受教林海音，間接從張愛玲作品獲益。在七0年代末八0年代初開始崛起的張派作家，如朱天文、朱天心、蔣曉雲、袁瓊瓊、蘇偉貞、蕭麗紅等人，是習染了張愛玲細膩陰柔的文字風格，又嫁接上五0年代女作家的溫婉基調，與對人生光明面的禮讚，及至近期才深入陰暗幽微之處，而他們最初崛起的刊物《聯副》，已於五、六0年代經林海音打下純文學的良好基礎，彼時與「張派」各擁半邊天的「鄉土派」，如鄭清文、洪醒夫、廖蕾夫、履彊等人，其中鄭清文曾經林海音提拔，其餘作家則汲取文學養分自黃春明等前輩作家，也算是林海音培植鄉土小說家的間接受益者。以此角度來看，臺灣文學其實有兩個祖師奶奶。 近年來，大陸新生代學者的崛起，已慢慢衝擊意識型態的堤防，對林海音與張愛玲的評價，也產生了新的詮釋方式，但主流價值觀依然固守，也許要經過多年之後，兩岸學者對這兩位作家的討論，才能免除政治意識型態的影響，予以更加冷靜理性的評判。屆時，張愛玲在大陸必將後勢看漲，而林海音能獲得更公允的評價嗎？ 附錄：林海音與張愛玲生平大事對照年表林海音（1918~2001）張愛玲（1920~1995） 一九一八年農曆三月十八日出生於日本大阪本名林含英一九二0年2歲國曆九月十九日出生於上海租界小名張瑛一九二一年3歲隨父母返回臺灣1歲一九二二年4歲 2歲全家遷居北方，到過北京，定居天津一九二三年5歲隨父母到北京3歲一九二四年6歲 4歲母親和姑姑離家赴歐留學父親曾將妓女接進家作姨太太開始接受私塾教育一九二五年7歲進入廠甸師大第一附小就讀 5歲一九二七年9歲 7歲開始嘗試寫小說一九二八年10歲 8歲隨父親回上海定居母親回國，被安排受新式教育一九二九年11歲 9歲開始投稿一九三0年12歲 10歲插班上海黃氏小學，取名愛玲寫作第一篇完整的小說一九三一年13歲父親去世入春明女中就讀 11歲入上海聖瑪利亞女校父母離婚母親前往法國（1936年回國） 一九三二年14歲四妹與夭弟去世12歲開始在校刊發表小說一九三四年16歲進北平新聞專科學校邊讀書邊任《世界日報》記者結識夏承楹14歲寫作鴛鴦蝴蝶派小說《摩登紅樓夢》父親再娶一九三七年19歲正式擔任《世界日報》記者開始寫作17歲被父親軟禁一九三八年20歲 18歲逃往母親家中一九三九年21歲結婚，住進夏家19歲考取倫敦大學，因歐戰爆發改入香港大學一九四0年22歲轉入北師大圖書館任編目工作20歲獲西風徵文獎一九四一年23歲長子誕生21歲港戰爆發，任看護一九四二年24歲 22歲回上海投考聖約翰大學，因國文不及格未被錄取一九四三年25歲 23歲在上海文壇走紅一九四四年26歲 24歲結識胡蘭成《傳奇》、《流言》出版所編話劇《傾城之戀》演出轟動一九四五年27歲遷出大家庭自組小家庭老二誕生重回《世界日報》主編婦女版25歲一九四七年29歲老三誕生27歲與胡蘭成正式決裂編劇電影《多少恨》、《太太萬歲》一九四八年30歲回台28歲一九四九年31歲開始在報上發表文章進入《國語日報》擔任編輯主編「週末」版（至1995.10）29歲一九五一年33歲參加臺灣青年文化協會主辦的「夏季鄉土史講座」 一九五二年34歲 32歲離開大陸抵達香港，赴日本一九五三年35歲擔任《聯副》主編時已為四個孩子的母親 33歲從日返港，從事翻譯工作一九五四年36歲 34歲英譯陳紀瀅《荻村傳》出版《秧歌》、《赤地之戀》《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在港出版一九五五年37歲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樹》35歲離港到美國一九五六年38歲受聘世新專校任教席獲第二屆扶輪社文學獎36歲與賴雅結識並結婚開始為香港電懋公司編寫劇本一九五七年39歲《文星》創刊兼任編輯（至1961.10）37歲在《文學雜誌》發表〈五四遺事〉三部英文長篇小說被出版商退稿一九五九年41歲第一部長篇小說《曉雲》出版39歲一九六0年42歲《城南舊事》出版40歲一九六一年43歲 41歲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稱張為中國今日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來台期間與《現代文學》作家群會晤，後赴港編寫劇本一九六二年44歲 42歲回美國一九六三年45歲離開《聯副》43歲為「美國之音」編寫廣播劇腳本多部一九六四年46歲受聘為教育廳兒童讀物文學編輯（至1965） 《綠藻與鹹蛋》英文版出版44歲一九六五年47歲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途經日本出版兒童讀物《金橋》45歲一九六七年49歲創辦純文學月刊47歲賴雅逝世一九六八年50歲成立純文學出版社48歲皇冠重印《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在《皇冠》雜誌發表「紅樓夢未完」 一九六九年51歲 49歲在加大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工作一九七0年52歲加入國立編輯館國小國語編委會（至1996）50歲一九七一年53歲將《純文學月刊》交還學生書局51歲移居洛杉磯，過著幽居生活一九七五年57歲 55歲完成英譯《海上花列傳》（未出版） 一九七七年59歲 57歲《紅樓夢魘》由皇冠出版一九八一年63歲 61歲《海上花註譯》由皇冠出版一九八二年64歲《城南舊事》被上海製片廠改編為電影62歲一九八三年65歲母親去世63歲一九八四年66歲 64歲《傾城之戀》經香港電影公司改編為電影一九八五年67歲《翦影話文壇》被評為一九八四年臺灣最有影響力的十本書之一65歲一九八八年70歲參加漢城舉辦第五十二屆國際筆會年會68歲《怨女》經香港電影公司改編為電影一九九0年72歲因主編《何凡文集》獲圖書主編金鼎獎隨臺灣出版界負責人訪問團訪大陸70歲一九九一年73歲 71歲一九九二年74歲《城南舊事》英文版出版72歲一九九三年75歲赴北京參加《當代臺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新書發表會73歲一九九四年76歲獲「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二屆「向資深華文作家致敬」獎74歲《對照記看老照相簿》出版獲《中國時報》特別成就獎《紅玫瑰與白玫瑰》經香港電影公司被改編為電影，獲五項金馬獎獎項一九九五年77歲《城南舊事》繪圖版出版獲《中國時報。開卷》、《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童書、金鼎獎推薦獎結束純文學出版社《城南舊事》日文版出版75歲逝世於洛杉磯公寓依遺囑火化海葬一九九七年79歲浙江文藝出版《林海音文集》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林海音作品研討會」 《城南舊事》德文版出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舉辦張愛玲國際研討會一九九八年80歲獲第三屆「世界華文作家大會」頒贈終身成就獎，由李登輝總統頒獎一九九九年81歲獲第二屆五四獎「文學貢獻獎」 城南舊事德文版獲瑞士「藍眼鏡蛇獎」 二000年82歲中國文藝協會頒贈「榮譽文藝獎章」 《林海音作品集》及《穿過林間的海音林海音影像回憶錄》出版，由陳水扁總統主持新書發表會傳記《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出版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林海音作品研討會」香港嶺南大學舉辦「張愛玲研討會」 二00一年83歲逝世於臺北二00二年「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召開 表格主要依據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宋明煒《張愛玲傳》、周芬伶《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附錄製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從張愛玲談到漢奸論南方朔 任何文章以「如果」開頭，指的就是未曾成為「事實」的一種可能。「如果」雖然並非「事實」，有時候卻會以「事實」說出更多隱藏的道理。因此讓我們從「如果」開始：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後張愛玲到了台灣。 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後張愛玲到了台灣，那麼，她必然將遭遇到此生最大的夢魘.因為，從一九六○年五月四日起，台灣的官方即組成了「中國文藝協會」。 它在宣言中表示，「今後絕不許文藝匪諜潛伏，將來也絕不放文藝漢奸逃生。」 一個文學被意識形態化的時代開始到來。走紅於「孤島時代」的上海，張愛玲當年就已和柳如斯、沙千夢並稱「三大文妖」：再加上她的前夫，汪精衛身邊紅人胡蘭成，儘管那是一場極其失敗的婚姻，但單單這些就足以讓張愛玲戴上「文藝漢奸」的帽子，被整或許不會，但刨根似的批鬥則大概難免。除此之外，清末豪門如李鴻章家族、盛宣懷家族等又都和國民黨缺乏淵源，李盛家族在上海的事業以招商局為主，在一九三○年代末期，蔣介石與李盛家族為爭招商局而勢同水火，李鴻章的孫子李國杰，他們家族的掌櫃傅筱庵均投在汪精衛門下，傅筱庵甚至官拜上海市長，他們因而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戴笠的「軍統局」暗殺。作為李鴻章曾外孫女的張愛玲如果到了台灣，那會有什麼好下場！沒有到台灣當廉價的箭靶，似乎是除了文學外，充滿了錯誤的張愛玲一生裡少有的好選擇。沒有牽扯，不成為某些人眼裡的牛虻，反倒讓張愛玲和台灣讀者間有了一個安全的距離；她沒有被無端的騷擾，人們則能欣賞她遠遠站著未被污染扭曲的身影。 因此，張愛玲沒有到台灣是對的。她是那麼傲慢、旁觀，甚至還有點孤僻；她只對自己貼心，從不管什麼時代的風潮，那是一種上海式的圓滑世故和犬儒。 看多了皇親國戚、將軍政要，以及這黨那幫在上海起伏進出，對歷史的不確定已讓她和其他同代的多數上海人一樣，只剩下冷峻的觀看，而不再對歷史亢奮. 她曾說過：「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蒼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將來的平安，來到時已經不是我們的了。」這已不是犬儒，而是某種程度的軟性虛無了。這樣的張愛玲怎麼可能忍受總是持續亢奮的台灣，而在與鄉土兩種亢奮間擺動的台灣，又怎麼能受得了張愛玲？張愛玲沒有到台灣所產生的安全距離，反而給了持續亢奮的台灣一種文學上的選擇。 因此，張愛玲和台灣之間是有著一種奇特的緊張關係.張愛玲看多了徒然成為雲煙的政治起伏，而她無力也不願在這樣的起伏裡做出選擇。她自己曾說過：她不是那種有能力逃難的人，逃難意味著要到一個新地方過很久沒有收入的日子。於是，一種超過了歷史的宿命感，遂轉化成她冷冷有如自然主義般觀照世間種種的清澈。 她極端的個人化，從中學畢業留言冊裡「最恨：一個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結了婚」即可看出，她把自己和自己的文學放到了生命的首位。她從不諱言「自私」 ，她是那種即使屋外有槍砲聲，仍能兀自寫著自己小說的人。許多人是時間愈久、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 因為生命情境的不同，張愛玲疏離了她自己的那個時代，但對台灣和中國更多的人，卻是另一種生命景況，他們一樣的活著，但必須為活著尋找某種更集體性的意義.生命的情境不涉及對錯，而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在歷史上，張愛玲選擇的是偏離了主流的叉道。她不會被同時代的多數人所喜歡，但歷史卻也有它開玩笑似的殘酷，當它的發展跳過了某個階段，依附於那個時代的迷思也就會解體，一切事務將被拉到同一平面來看待，誰更永久，誰只是風潮，也將漸漸分曉。文學通常等待的都是後來，而非眼前，對所有的文學創作者，最恐怖的乃是作品完成若干年後的那個「遺忘期」。到了那時候，人們才會比較公平地作出評價.不滿情緒的轉移，處於某種時代因而造成的特殊好惡都會淡化。許多人是時間愈久，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 張愛玲沒有選擇到台灣，也沒有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從這樣的意義來看，或許是她一生中難得的正確.她沒有將自己拋擲到由於歷史情景而必須面對的「忠奸之辨」的困境裡.而一講到「忠」「奸」，只要是中國人，就難免多多少少會有點手足無措的尷尬。用忠奸之辨殺人，和用禮教殺人相同，都是人類文明史裡一種事後會讓人羞愧的過程，但當它正在發生時，卻都是一張張正義凜然亢奮的臉。 「忠奸之辨」第一個讓人想到的是四十年代後期開始的「麥卡錫旋風」，麥卡錫主控的「非美國人委員會」就不知犧牲了多少傑出的作家政客及文化人。「非美國人」是美國定義的「奸」，麥卡錫在那個蘇聯竄起、美國人憂心忡忡的時刻，將集體的恐懼轉化為憤怒，於是「奸」就被製造了出來，它滿足了亢奮與集體的嗜血症。 其實，「忠」並沒有什麼不好，如果人們能忠於事，而且相互忠誠，不彼此出賣背叛，一個社會也才有可能鞏固穩定。孔子在他的那個時代，周遊列國之間推銷他的道理，他沒有現代意義的忠奸問題.忠與奸後來成為問題，乃是政治意識形態化，甚至連人際關係也被意識形態化的結果。「忠奸」由宮廷鬥爭裡人際關係的意識形態化開始，而後這兩個字辭被不斷膨大繁衍。 到了現代，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由於清廷不振，列強不斷侵略，忠與奸的問題更被推到了一個最高點，即就是以漢族沙文主義為中心的「漢奸論」。「漢奸論」最義正辭嚴的例子或許是清末革命烈士陸皓東的供詞了： 「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據我子女衣帛。 ……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 只要在清朝為官的漢人即是漢奸，漢族沙文竟然可以到這樣激烈的程度！ 中國被嚴酷到不可能的「忠」「奸」之辨束縛得已到了驚人的程度。我們可以假設一個情況，如果一個朝代亡了，或者一個地區陷落，失敗的統治者由於一了百了，不再有道德上的煎熬，但其他人呢？而這其實正是清初漢人遺民知識份子最大的痛苦之一。明亡之後，顧亭林、黃宗羲、李顒、呂晚村等人都是最講究氣節的大知識份子，但他們究竟要堅持到什麼程度？沒有多久，顧亭林的二甥及弟子潘次耕、黃宗羲的兒子黃百家、李顒的兒子李慎言、呂晚村自己和他的兒子呂葆中，就都成了清朝官吏。從呂晚村的詩裡可看到真正受「忠」煎熬的痛苦： 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裡姓名非。 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 也正因此，當後來讀清代學術史，發現徐狷石告訴應潛齋，說道：「吾輩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遂驚訝得拍案而起，心中想道：「這才是真正大英雄的言論！」徐狷石竟然敢於用「遺民不世襲」之論，向難倒讀書人千百年的「忠」「奸」問題挑戰！心中有忠奸之別是好的，但用忠奸之別來殺人或羞辱人則成了罪惡。 同樣的道理，抗日戰爭結束，國民黨收復台灣，在全國肅奸聲中，獨將台灣排除在外，未把許多人喊打喊殺的日本殖民政府下的御用紳士台灣人視為「漢奸」，這也讓人覺得還頗有是非。只是這裡面的真正道理並不為那些接收官員所理解，他們到了台灣，總是使用著諸如「奴化教育」等字眼來對待台灣人，用什麼樣的語言，代表了有什麼樣的心態，不弄出個「二二八」，才怪！ 因此，用忠奸之辨來禁錮他人或懲罰他人，是一種歷史上的過度殘酷。讀國民黨歷史，最讓人不能忍受的，就是「藍衣社」和各種特殊行刑隊在淪陷區的誅殺「漢奸」，甚至許多民間商界人士也都無法倖免。派人暗殺侵略中國的日本軍人，或許合乎戰爭規則，但連只不過為了身家性命或虛榮的商人也被當成漢奸，未免太過不仁。戰爭的野蠻會讓一切不合理都被歌頌，抗日時的殺漢奸、後來的懲治漢奸，以及到了後來在文化上的刨除漢奸，這不是中國多漢奸，而是人們用漢奸的標準，塑造出了大量的漢奸！時代的變化中，的確會有人因為愚蠢自私而作出錯誤的選擇，只要未曾多行不義，就算不得奸。他們只會在政治上因為所犯的錯誤而付出沒有前途的代價，「奸」字當頭並不能解決問題，殺漢奸殺得風聲鶴唳，倒楣的還是人民。 台灣到了多年之後的現在，仍有人將昔日孤島時代的上海那些鴛鴦蝴蝶派文學及不是抗戰文學的文學「非文學化」，不去理解孤島上海的歷史情景，少了理解就會多出專橫與粗暴。張愛玲還好逃過這些粗暴。今日要更精準的理解張愛玲，或許真有必要從新興的「上海學」裡尋找線索。 說到漢奸，又想到最近抨擊李登輝，他的父親李金龍在日治時期當日本警察也被稱為「漢奸」，「漢奸論」推演到這樣的程度，太可怕了吧！人為甚麼總學不會厚道呢？（南方朔：新新聞雜誌總主筆） ※按：本文錄自皇冠《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 陈辽 【 正 文】 2000年初，《文艺报》发表了我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的批评文章《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问题》）（注：《文艺报》2000年1月11日，作者陈辽。）。不久，《文艺报》又发表了对我进行批评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以下简称《前提》）（注：《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作者张泉。），该文为钱理群写的《总序》作者辩护。其后《文艺报》又发表了《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以下简称《误区》）（注：《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作者裴显生。）一文对《前提》提出批评。过了一年，《前提》的作者又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以下简称《个案》），又对《问题》和《误区》提出批评。经过这几次“过招”，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以《问题》、《误区》的作者为一方与《总序》、《前提》、《个案》的作者为另一方的分歧，集中在以下三大问题上： 分歧之一：对沦陷区文学是作具体分析，还是笼统地一概肯定沦陷区文学经历了“真正复苏、兴盛”（《总序》），“沦陷区文学的主体”是“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前提》）？ 沦陷区文学客观存在着。但沦陷区文学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四类作家、四类作品。第一类是在沦陷区开展地下工作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第二类是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服务的作家，即汉奸作家；第三类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第四类是不明敌伪文学底细和真相，只是出于爱好文学而写作的文学青年。四类作家，四类作品，《问题》的分类。《误区》一文的作者则认为，沦陷区文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沦陷区里艰苦地开展地下工作的作家和坚持爱国进步立场的作家所创作的坚持民族大义的爱国进步的文学。第二类是由日寇派出的“笔部队”以及为日寇作伥的汉奸文人炮制的沦陷区里的“皇民文学”。第三类是在沦陷区文艺报刊上大量出现的、在整体上适应了敌伪需要的风月文学、情爱文学、色情文学、鬼狐文学、秘闻文学、灰色文学、颓废文学等等。它们表面上不谈政治，脱离政治，实际上则粉饰沦陷区的黑暗现实，消磨沦陷区民众的斗志，因此为敌伪扶持和提倡。这一类文学多半由附逆作家和沦陷区里某些耐不住寂寞的、喜欢耍笔杆子的无聊文人们所写作。这一类文学面广量大，其对民众的无形毒害，超过了第二类明火执仗反人民的实际上的“皇民文学”。至于业余作者写的作品，或属于第一类，或客观上适应了敌伪的需要，数量也不多。《误区》作者对沦陷区文学的具体分析与《问题》作者大致相同。 在沦陷区文学中，《误区》作者所说的第二类、第三类文学，无疑在数量上占了压倒优势，从而构成了沦陷区文学的主体。关于沦陷区文学中的第一类文学，由于敌伪统治的特殊环境，只可能是少量的、少数的，构不成沦陷区文学的主体。但是《总序》作者却无视沦陷区文学第二、第三类文学的大量存在，竟说沦陷区文学经历了“短短几年时间”的“真正复苏、兴盛”，似乎在沦陷区竟出现了什么文学盛世。《前提》作者，更说什么“沦陷区文学的主体”是“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确，在对沦陷区文学的总体评价问题上，《问题》、《误区》的作者和《总序》、《前提》的作者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 分歧之二：在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问题上，是如傅雷所批评的，除《金锁记》写得成功外，其余作品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是断定她的作品尽管“远离时代与政治”，但仍然是“时代的艺术”，“它们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给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总序》），“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新质”（《前提》），她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个案》）？ 由于《总序》、《前提》、《个案》都对张爱玲的作品作了高度的评价，为了摆事实，讲道理，我只好在这里以较多篇幅对张爱玲的主要作品做一番简略的考查。 张爱玲(1921-1995)在她十五六岁时，就写出了《牛》、《霸王别姬》两篇颇有时代亮色的小说。张爱玲少年时代喜爱阅读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受到进步文艺的影响。因此这两篇小说，倾向很好。农民禄兴的牛，“活活给人牵去了”，春耕时节到来，“家家牵了牛上田”，但禄兴家却没有牛，只好卖鸡出租钱向蒋天贵家借牛耕田。谁知借来的牛却是一条蛮牛，耕田时不听禄兴指挥，反而用巨角把禄兴戳死。“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张爱玲的同情在禄兴及其妻子这一边。她在《牛》中对当时世道的不公作了控诉。《霸王别姬》里的虞姬，十多年来，以项羽的壮志、胜利、痛苦为自己的壮志、胜利和痛苦，深爱项羽。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她想到，项羽一旦成功，她老了，项羽会厌倦她，在她结束生命的时候，即使送给她一个“贵妃”的谥号，“她的生命的冠冕”也不过如此。因此，在项羽垓下突围前，当项羽对她说：“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去把你献给刘邦吧！”虞姬听后便自尽而死。临终前，项羽听见她在说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虞姬看出项羽当上最高统治者后一定会蜕变，所以，无论项羽能否突围成功，她都决定一死。张爱玲确有创作才能，16岁的她能对“霸王别姬”这一历史事件有如此新认识、新表现，不能不说是奇迹。然而，这奇迹恰好来自她那时与进步的政治相联系。张爱玲从创作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远离时代与政治”的人。 但是，年轻人的思想变化是很快的。1939年，她考取了伦敦大学，但因战争影响，未能去成英国，改入香港大学就读。她从上海去了香港。入学不久，好消息传来，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在上海《西风》杂志的征文赛中，获得第13名名誉奖。从此，成名成家成了她的奋斗目标。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寇占领了香港。这时，摆在张爱玲面前有五条路：一是留在香港；二是去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三是去海外；四是去领导的东江游击区；五是回已成了沦陷区的老家上海。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前四条路，她都没有走，而是走了第五条路。回上海和想成名成家，都不是坏事。果然，她于1943年发表《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后，一下子出了名。 《第一炉香》写一个女中学生葛薇龙受了姑母梁太太（实为姨太太）和花花公子乔琪乔的引诱，为了进入香港的社交圈，竟自甘堕落，事实上成了梁太太的工具，乔琪乔的玩物。这篇小说，尽管题材陈旧，但因为张爱玲对葛薇龙的处境比较易于体会，因此写来还能动人。但由于格调不高，对葛薇龙的同情多于批判，并非上乘之作。至于《第二炉香》写洋教授罗杰的心态，就显得很隔膜。那位罗杰教授竟然懂得中国人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孔孟之道，就显然不真实。果真如此，他在新婚之夜就该对愫细进行性开导而不会强行非礼而发生那场婚姻悲剧了。不过这两炉香在当时上海文坛上，毕竟是两篇文笔细致、富有才气的作品，这才引起柯灵等人的注意。《金锁记》确是张爱玲的杰作，傅雷（化名“迅雨”）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金锁记》的评价是正确、精到的，至今令人折服。《倾城之恋》与《金锁记》相比，已经低了一大截。傅雷说得好，《倾城之恋》“勾勒得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倾向顽皮而风雅的，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么，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行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至于张爱玲的其它小说，即以被收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花凋》、《封锁》、《桂花蒸 阿小悲秋》、《留情》而言，没有一篇是上乘之作。《花凋》里的川嫦原本“痴心想等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式的人”。但是郑先生“非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他“忙着替川嫦定亲”，于是川嫦既上不了大学，也没有“合式的人”。她眼见姐姐们都嫁给了好丈夫，因而郁郁寡欢，得了肺病。而在她心里“最合理想的人”章某原先却已“另有了人”，她“又惊又气”，病情加重，终于死去。像这样一个想做一个“花瓶”而不得的没落家庭里的小姐，本来就不是一朵美丽的、有生气的花，她的凋落是必然的。虽然张爱玲对川嫦充满了同情（据说川嫦的原型人物是她的表姐黄家漪），但读者对川嫦却并无好感。《封锁》写银行里的会计师吕宗桢竟在被“封锁”的电车上与大学英文助教翠远“吊膀子”，而翠远也居然报之以芍药，“他们恋爱了”。及至“封锁”解除，电车开动：“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他俩只是相互吃了对方的“豆腐”而已。《封锁》思想庸俗，艺术上也极其沉闷。《桂花蒸 阿小悲秋》写一个为洋人做女佣人的丁阿小的琐屑的日常生活和卑微想头，但张爱玲对丁阿小却只有揶揄之心并无“哀其不幸”之意。《留情》写一对无爱的夫妻之间的相互算计，“然而敦风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当然是装模作样地“相爱着”。所以，就张爱玲的这一时期的作品总体而言，正如著名评论家李子云说的：“好像是在未经清扫的战争废墟之上长出来的一株罂粟花，妖艳炫目却又象征着死亡。”从上可见，所谓张爱玲的作品已达到了“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不过是一句过头话，当不得真的。 糟糕的是张爱玲和文化大汉奸胡兰成结识后，竟对他倾心爱恋。她赠给胡兰成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小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时，中民抗战已有六七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从防御转为进攻，日寇败局已定，张爱玲竟爱上了文化大汉奸并和他正式结婚，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能不使她蒙垢含羞。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后，胡兰成“只身来到武汉。因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创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汉炮制出一个日伪政权——‘大楚国’”。（注：《世界著名女作家传·张爱玲》（欧美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14页。）令人难以原谅的是，张爱玲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竟和敌伪政治相联系。她在作品中歌颂日本；嘲讽正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社会主义苏联；对还在抗日的蒋介石造谣诽谤。那些一味哄抬张爱玲的人，只字不提这些作品，嚷嚷什么张爱玲“远离时代与政治”，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这里对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曝光”。在《忘不了的画》里，张爱玲在这么一篇谈绘画艺术的文章里也忘不了对日本人称赞一番：“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而在当时，“对于训练的重视”的日本人正在灭绝人性地大肆杀戳中国人。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这样公开的媚日言论即使在敌伪报刊上也不多见。当时中国和国民党地区里与日寇作殊死战的军民都知道“日本的文明”究竟是什么。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哪怕是开电梯的丢了一只旧的牛奶瓶换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这么一件小事，张爱玲都没有忘记刺一下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而当时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在卫国战争中，伤亡2000万人以上。在小说《等》里，她竟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胡说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说了一遍不算，又说第二遍：“……里边蒋先生（即蒋介石）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①，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诚然，但它毕竟还在抗战，而且蒋介石从来也不曾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依附敌伪的张爱玲的胆子多么大！这都是白纸黑字，赖不了的，能说张爱玲“远离时代与政治”吗？能说这些作品是“时代的艺术”吗？ 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又重新统治了上海。这时胡兰成“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但又不甘束手待毙，积极策划，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一起匆匆宣布武汉独立，并拥兵数万，妄想成立武汉军政府”。“‘独立’了13天，便分崩离析了。（注：《世界著名女作家传·张爱玲》（欧美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15-116页。）胡兰成逃到上海，曾到张爱玲处住了一宿，后又逃到温州，化名张嘉仪。此时，张爱玲一方面包庇汉奸丈夫，以稿费支持潜伏浙江乡下的胡兰成，还路途迢迢地看望背着张爱玲已和范秀美结亲的胡兰成，苦苦哀求胡兰成在她和小周（胡兰成在武汉活动时的情人）之间作出选择，在已被通缉的文化大汉奸胡兰成面前，仍然“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另一方面，她却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对抗舆论界对她的揭发、批评，大言不惭地申明：“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其实，当时舆论界指责张爱玲是“文化汉奸”，是有根据的。她不但作为知名女作家和大汉奸胡兰成结婚，而且和上海很有权势的日本人池田纪笃友善，出入汪伪第三把手周佛海的家门；日本军人宇垣大将到上海，也想与张爱玲结识。上面我引述的张爱玲的多处文字，更揭露了张爱玲所谓“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是骗人的假话。至于拿什么“津贴”，根本没这个必要。她的稿费多得很也高得很。《传奇》出版的第四天就再版，她还要“津贴”做什么？不过，当张爱玲得知国民党捉拿胡兰成不过是一阵风，胡兰成的生命已保无虞以后（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的“惩奸”，完全是装模作样给百姓看的，当不得真），她就立刻在文学作品里企图向国民党的政府靠拢。她在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里有意插进这么一段：“我注意到那绣着‘东怡剧团’横额的三幅大红缦子，正中的一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的，却供着孙中山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段文字，对于《华丽缘》的主题和“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都是不搭界的，只能理解为张爱玲急于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上海的年代里，又何尝“远离时代与政治”呢？如此作品又作能成为“时代的艺术”呢？ 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国民党统治区没有逃跑台湾仍然留在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抱欢迎态度，采取团结他们一起建设新文艺的政策。对张爱玲也不例外。上海举行第一次文代会时，正式邀请张爱玲作为代表参加。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上海文艺界领导人夏衍打算请张爱玲来担任编剧，后因为有人持不同意见，只好稍待一时。上海的《亦报》连载了张爱玲的中篇《小艾》和长篇《十八春》（后出版了单行本）。镇压反革命期间，对张爱玲毫无触动。对张爱玲是争取、团结的。但是，我们后来从张爱玲的《浮花浪蕊》（收入《惘然记》，1983年）中得知，她以主人公洛贞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描写写出了她自己1952年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体验：“自从罗湖，她觉得是个阴阳界，走阴间回到阳间”。她把新中国视为“阴间”，这倒恰好用得着这么一句话：对新中国怀有刻骨仇恨！然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张爱玲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作品，却又发现她在字面上对的政治比国统区留下来的任何一个作家跟得都紧，简直到了热衷为政治服务的程度。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张爱玲写在纸面上的全是假话。为了让读者了解张爱玲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阳一套、阴一套，我们不妨对《小艾》、《十八春》中的某些文字略作引述： 小艾作为女佣被主人席景藩强奸后，对主人景藩、主母忆妃，“她是恨透了他们，但是不光是他们两个人，根本在这世界上谁也不拿她当个人看待。她的冤仇有海样深，简直不知道要怎样才算报了仇，然而心里也常是这样想着：‘总有一天我要给他们看看，我不见得在他们家待一辈子。我不见得穷一辈子。’”比起《白毛女》里的喜儿来，小艾的阶级觉悟高多了。其后，小艾听说丫头连喜出逃被人骗卖成妓女的故事，“心里非常难受，对于这吃人的社会却是多了一层认识”。金槐大骂国民党，“说到后来上海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又十分愤慨”。小艾“听他说说”，“长了不少见识”。小艾和金槐后来结了婚，苦尽甘来，“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小艾在旧社会里带来的病还没有好，解放后的小艾对金槐说：“我真恨死了席家他们，我这病都是他们害我的，这些年了，我这条命还送在他们手里。”金槐道：“不会的，他们已经完了，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不会再让你死的。不会的。”小艾住进了医院，起初只是觉得那程医生人真好，三等病房那两个看护也特别好，后来才发现那原来是个普遍的现象。“她出院以后，天天去打营养针，不由得感到医院里的空气真是和从前不同了，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小艾到印刷所里做折纸工，“通过学习，把眼界也放大了，而且明白了许多事情”。小艾怀了孕，“有时候想着，现在什么事情都变得这样快，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象了吧？” 比起《小艾》来，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对政治的服务更到了触目皆是的程度： “我觉得我姐姐（曼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指解放前的旧社会）逼得她这样的。”“我也不是个，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指往苏区）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 “我告诉你一桩事情。别的朋友面前我都不说了，告诉你不要紧——我预备到解放区去。”（按：叔惠去的地方是苏维埃地区，简称苏区，那时还没有“解放区”的说法）“像我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可政治不清明，简直就没法子安心工作。”“其余都是些有名的乡绅，其实也就是地头蛇一流的人物，靠剥削人民起家的”。 “她（指曼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长大的，那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她都很习惯了”，“在她看来，善良的人永远是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人生俱来的，因此只有忍耐。她这还是第一次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她胸中充满了悲愤。”“到底是解放区那边什么人才都有。”“从前我们医院的院长（指张慕瑾）给国民党捉去了，冤枉他是汉奸，跑到医院里来搜，简直像强盗似的，逼着那院长太太叫她拿出钱来，把她吊起来打，拿火烧她的脚后跟。……”“你可以加入家庭妇联（按：新中国成立后并无“家庭妇联”那样的妇联组织，是张爱玲自己编出来的组织），她们那儿有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可做，有机会还可以参加学习，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思想很快就可以搞通了。”“老实说，我对新中国的前途是绝对有信心的，可是对我自己实在缺少信心。”“你（指世钧）要到东北去（工作）我也要跟你一块儿去。”“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我结果是弄得家破人亡！” …… 我之所以摘来这么多张爱玲在《小艾》、《十八春》中如此紧跟政治的话语，只是为了指明：一、张爱玲及其作品不是“从来没有涉及政治”，而是从敌伪统治时期起她的创作一贯与政治密切联系，而她生活在新中国的日子里，她在文学上紧跟的政治比任何一个原在国统区的作家都更要表面化；二、张爱玲在心底里把新中国看作“阴间”，但她在作品里却把“阴间”写成光明的“阳间”，把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解放前的旧社会写成黑暗的“阴间”，如此阳一套阴一套，也是国统区留下的作家们中间所仅有的；三、张爱玲把对新中国的仇恨隐藏得这么深，而对新中国的歌颂又歌颂得如此表露，这倒真有点难为了她；四、凡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有点感情的人，如果得知张爱玲一方面把新中国看作“阴间”，另一方面又在《小艾》、《十八春》里对这样歌功颂德，对国民党这样大骂特骂，仍然还要做“张迷”，是不是有点儿“冤大头”？！ 1952年，张爱玲去了香港。很快供职于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新闻处。麦加锡是她的顶头上司。张爱玲在香港期间写出了《秧歌》、《赤地之恋》两部思想上、艺术上拙劣的作品。麦加锡后来很得意地告诉著名女作家陈若曦：“是他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秧歌》写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被勒索“捐献”，终于“暴动”。女主人公月香纵火焚烧粮仓，却丧身火海。不久，村民们奉命备齐年礼，扭着秧歌到军属家去拜年。《赤地之恋》写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在张爱玲的笔下，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土改”，反对的“三反”，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全被写得面目全非，黑白颠倒。这时，张爱玲已明目张胆地、肆无忌惮与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密切联系，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服务了。当年曾经发表过张爱玲的较好作品《金锁记》的老作家柯灵直率地说，《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从上可见，有奶便是娘，就是张爱玲的“创作趋向”。不同的只是，张爱玲对敌伪、国民党政府、美帝国主义，是心里“叫娘”；而对是心里“骂娘”。 所谓张爱玲及其作品“远离时代与政治”，完全与张爱玲的创作实际不符。“远离时代与政治”之作反而成了“时代的艺术”，也与张爱玲创作实际相悖。至于说张爱玲的作品达到“历史水平”，“给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张爱玲的“创作趋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新质”，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都和张爱玲的创作实际相去远甚。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张爱玲之所以在沦陷时期走红上海，很大一个原因即在于，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的优秀作家或到革命根据地或撤退到了大后方。被迫留在沦陷区的作家，有的忙于做地下工作，写文章只是余事，而且他们不可能有言说自由；有的隐居；有的暂时搁笔；加之，敌伪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柯灵语），所以，被《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费力收罗来的作品，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上佳之作。这也并不奇怪，正如迅雨（即傅雷）说的：“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 分歧之三：对沦陷区文学和沦陷区作家作出评价时，是既要谈文，还要论人，讲究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还是谁讲究民族大义，谁便是“仍停留在大陆地区九十年代以前和台湾《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的思维框架和定论之内”（《前提》），“在学术上是谬误的，在政治上是很不负责任的”（《个案》）？ 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既谈文，又论人，把“文”和“人”相统一。特别是在涉及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时，一点也不含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所以，尽管明末阮大铖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但因他投降清王朝却不齿于士人；吴梅村失足仕清，他在临终前的绝命诗中谴责自己：“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抗战时的附逆作家周越然也还有羞耻之心，曾在《从林庚白想到南社》一文中说：“我自己也做过南社社员。当时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文学气节，我真惭愧！”世界上有过多少文明古国，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早已不存在了。古埃及也已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所取代。印度在外国人统治时尚能保持国家的统一，一旦外国人离去，立即分裂。惟我中国，自有国家以来，从秦汉起始终保持中国的统一，即使有少数民族短时期入主中国，也很快融入统一的中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因而一直独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重要原因之一，即中国人讲究民族气节，讲究民族大义，当异民族入侵中国时，中国民众必奋起反抗，绝不投降屈服。凡是汉奸、民族败类，在中国只能身败名裂。出于民族大义，国民党人刘心皇先生“于1980年出版了一部《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因为他不了解中国派遣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伪文化部门的情况，把一部分坚持爱国、进步立场的作家、评论家也列入‘落水作家’，即文化汉奸之内，这是他的失误。但除此之外，这部‘沦陷区文学史’坚持‘以存史迹，而分忠奸’的民族立场是正确的，可贵的。他说出的‘落水作家’共分七类的标准，也是有道理的。”（注：《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作者裴显生。）这是讲历史。 再讲现实。1998年，在“统”“独”之争的背景下，台湾出现了“皇民文学”复辟事件。张良泽以《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为名，从1998年2-6月先后在台湾三家报刊上刊出17篇“台湾皇民文学”作品，并发表三篇文章表述了他对“台湾皇民文学”的观点。台湾的爱国人士——著名作家陈映真、著名评论家曾健民、刘孝春等先生迅即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正、严肃、严厉的批判。也许是偶然、巧合，在1998年12月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中，如《误区》作者所指出的，收入汉奸周作人文艺理论文章两篇、散文五篇，汉奸胡兰成散文四篇，汉奸柳雨生散文三篇、小说一篇，汉奸张资平小说一篇，附逆作家张爱玲小说六篇、散文五篇，附逆作家苏青小说四篇、散文八篇，附逆作家路易士诗歌十八首，共五十七篇（首）。其中除了《金锁记》外，并没有什么足称的好作品，从事过抗战文学和反法西斯文学创作的作家，绝不会承认它们是“抗战文学”、“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尤其令人惊异的，《大系》竟把周作人的鼓吹‘复兴中国，保卫东亚’的‘皇民文学’之作也选收在内。周作人在《中国文艺复兴之途径》一文中，裸地鼓吹：‘……用最通行的话来说，即复兴中国，保卫东亚。’”“这样的文章，编者应该是能警觉的，但仍以‘存目’的形式把它收入《大系》中。”（注：《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作者裴显生。）在此以后，《总序》的作者又为一本名为《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书籍作序，他说：“中国人真是一个既极为可怜又极为可怕的群体。”“由于缺少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彼岸关怀，缺乏一种精神砥柱”，“都成了一个个软体动物。”（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对中国人作了如此不符实际的反爱国主义的估价后，“序”作者和《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某些作者对中学语文教材宣扬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的作品竟一概予以否定。文天祥的《正气歌》，“充斥太多失败主义”，“让人提不起精神去欣赏”，不该收入教材。鲁迅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全已‘过时’”。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不但“过时”，而且“让学生学会‘仇恨’”，“语文课有必要选这种文章吗？”“《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压在心上的坟”，等等。尤其使人愤慨的，他们竟大肆攻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不仅否定该文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艺术性，而且公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美国说成和平的守护神，把中国说成和平的破坏者，说《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鼓吹民族间仇恨”（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由此可见，一些人不讲民族大义，不讲民族气节，不讲大是大非，已经滑进了为美帝国主义张目、污蔑祖国的深渊。《文艺报》于2000年3月11日发表长篇文章《拯救还是戕害》，对《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作序者和某些作者进行严肃批评，是完全必要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女性生存及其物质指归 谢倩霓 女性生存及其物质指归 ——对张爱玲几部中篇的一种解读 谢倩霓 摘要　张爱玲的几部中篇，在展示人们惯常认为的一些洋场怪状及人性负面外，主要是描述了生活于乱世而又一无所长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及她们为了生存而作出的各种努力和挣扎。这种女性的生存最终都指向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这一认识渗透了张爱玲自身的身世之感。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　女性形象　生存手段　物质指归 作者简介　谢倩霓，女，1968年生，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曾发表《人的重铸——新时期乡土小说一隅》、《周作人滑稽文学观》等论文。今后以周作人中、后期散文为主要研究对象。 ＊　　　　　　　　　　＊　　　　　　　　　　　＊ 一 张爱玲，这个似流星般突然划过40年代混沌的天际，发出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又突然消失在天尽头的偃蹇才女，以其凄艳的笔调、奇诡的意象、苍茫无边的时空体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为世人捧出了一大堆装在古典叙述套子里的“男女间的小事情”〔1 〕。　其文随着其人1952年的出国而在大陆断迹，直至新时期的到来。张爱玲热至今持续不衰。人们在瞩目其小说对洋场社会生活的认识意义、独特强烈的意象世界的建构、古今混同无始无终的时空感受，以及杂揉了西方现代派技巧和中国古典小说套路而成就的充满嘈杂的音响、浓郁的色泽、强烈的感官性的小说新式样的同时，他们将更多的兴趣和注意力倾注在了张氏笔下出现的各色“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这时代广大的负荷者”〔2〕身上。这些人物形象的深层实质最多地被用“错位”、 “变态”、“疯丑狂孽”、“时代弃女”等隐含悲悯及厌憎的贬义性语汇来规定。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在她们被奇迹般现身于文坛的青年女作家奇迹般创造出来的当时及40年代后的今天，人们投注在她们身上的情感基调虽不乏悲悯，更多的却是强烈的厌憎，极端的嘲讽，甚至隐现着恐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被称为情场上的赌徒和高级者，以神圣婚姻作谋生之道的实利者和庸俗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性变态的定格典型；霓喜《连环套》则在出世的当时便成为“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中的不真实存在〔3〕。 她们的身份——一为破落世家的大户小姐，一为麻油店里的小家碧玉，一是粗俗荒蛮的广东乡下的下等养女——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命运、性情也毫无关系及雷同之处。但当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的区别，深入到更深一层时，我们却能在她们永远没有交点的各自命运的平行线中，嗅到某些类似的充满悲剧意味的气息——那就是，同是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4 〕的女性——不管她是小姐亦或是丫环——同是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5〕的仓促的、充满恐慌的时代， 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作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他们或借助机巧、或倚仗金钱、或凭靠，方式不同，却都在为着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张爱玲在描述种种女性生存方式的时候，最终指归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实在的物质生活。不管是婚姻也罢、金钱也罢、肉欲也罢，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倚靠以保障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生计问题是如此迫切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张氏笔下的女性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意识有她自身真切的身世之感，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时代弃女”及其生存的一种独特体认和把握。 二 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波伏娃在其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圣经》的《第二性》一书中，通过对漫长的男女两性关系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这一著名论断，她认为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使她仅仅成为了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或曰“次性”。中国妇女在几千年高压的男权社会中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幽暗漫长的辛酸路。直到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声浪高涨，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以她离家出走的果决方式影响了当时整个一代人的行为风貌，成为他们讴歌并模仿的标本。只有鲁迅，这一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觉察到了乐观底下虚妄的基地，他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预言不幸成为五四退潮后确凿的事实。20年后的张爱玲，年幻轻轻却有过太多的经历，太多的身世之感，太多的对同性的体认（其实她自己就是一个逃出父门的标准的“娜拉”），她早已没有了娜拉初入中国籍时的狂热，只是以她一贯的作风和表达方式将娜拉的出走仅仅比喻成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而出走的结果却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6〕——所以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照她自己的说法，“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7〕， 只会“走到楼上去”，不会有更大的疯狂。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女性，却又有着非常彻底的面目——她们坚持着走上楼去，毫不犹豫，并费尽一切心机换取开饭时候的那一声呼唤。 流苏是出身式微旧家庭的小姐，却也并非完全是旧式的，她离过婚——虽是哭哭啼啼，没有娜拉的洒脱漂亮，并懂得用法律来捍卫自己，但她仍然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鲁迅毫不温情主义地给出走的娜拉们指出过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流苏不愿回到夫家去守寡，更不甘心就此堕落，张爱玲只得女性精神十足地仍让她去攀附一个有经济保障的男子，走婚姻的老路，只不过内中没有了“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流苏只是单枪匹马，凭的是自己残存的28岁的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机巧和赌徒的胆量。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对《倾城之恋》的总体评价是“华彩胜过了骨干”。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反驳道：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机智与装饰，即傅雷所谓的“华彩”，只是人生的表层，底下掩盖着的，才是人生素朴的底子——现在我们透过流苏的机巧、和婉及各种场面上的周旋，看到的首先是离了婚流落娘家的流苏被穷酸兄嫂及自己的一无所能逼得无一寸立足之地。后来她结识了经济富裕生活独立的单身男子范柳原，并觉察到了他对自己的兴趣，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前途来下注”，来赌一场并无胜算把握的婚姻战。流苏因此被历代评论家定格为婚姻为职业的恶俗者，并构成洋场怪状之一——果真如此的话，那她也是将婚姻当成了一项迫不得已的职业：维持自身生存的职业。其实，以婚姻维持生存，这是现代文学，特别是20年代乡土小说中绝大多数女性共同的生存方式，只不过这些女性多是被动地沦为此中的牺牲者，她们或为哥哥换亲，或为婆家挣钱，或被丈夫典当，都无一例外地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存沦为了畸形婚姻中孤苦无告的悲剧典型。满怀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作家评论家对这种以人为非人的丑恶现象痛心疾首，他们一方面指责社会制度这一外在根源，一方面对女性自身的愚昧麻木焦灼万分，他们一边揭露，一边呼吁，进行着启蒙民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可对苦苦地挣扎于实际的生存困境中的女人们，他们真正能做的，除了一洒同情泪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只有流苏，一变畸形婚姻中的被动者为主动者，虽免不了恶俗（将婚姻与生存联姻在什么时候都似乎是俗气的），却毕竟是为了维持绝境中自身的生存。而且，这项生存的职业又是怎样难寻呢——流苏的那种拿前途作赌本的悲壮，她的小心警惕、患得患失，受到侵犯想表示清高却仍是无条件屈服的难堪和愤懑——然而这一切都无效，流苏还是没能逃出鲁迅所指出的那两条路，她的赌博失败了，娘家更是无法再回归，于是剩下的只有“堕落”一条路：无可奈何地成为了范柳原的情妇。如果不是香港之战成全了她，流苏最好的命运也不过是作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一个人孤伶伶住在香港一幢大而空的房子里，房里“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 人们在给予那些被动地以婚姻为职业的女性过多的同情和悲悯的同时，却鄙夷地冷酷地谴责流苏以婚姻为职业，除了过分注意了她使用手段的明确的目的性、技巧性及其成功的结局外，也许流苏的主动性才是人们鄙视她的最主要原因。这种因态度的被动或主动（尽管同是出于无奈）而对之或同情或鄙视的做法是否意味着这种批评仍是在一套男性话语中进行？这是一套高高在上的男性话语，他们对女性的生存进行着种种的道德评判和社会评判。只有同为女性的张爱玲，对女性生存本身进行了客观的观照和描述。在流苏寻求婚姻的过程中，虽难得地在范柳原嘴中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流苏却疑惑这是场梦，一场抓不住的无凭无据的梦。她更迫切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是婚姻的保障。婚姻有了保障，也就是生存有了保障。所以做了范太太后的流苏虽再也听不到范柳原原先说给她听的那些甜蜜的话语，他们却仍然能够在一起和谐地“过了十年八年”。 鲁迅在解释为何出走的娜拉们只有堕落或者回来两条路时说：“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需要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流苏就是因为没有钱，才象绝大多数女人一样选择了婚姻作为谋生之路，可七巧是有钱的，在分家之后。她后来何至于走上那么一条可怕的人生之路，变成那么一个可怕的疯狂的人？ 小说名为《金锁记》，显然指示着在这里黄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七巧对黄金的强烈嗜好和疯狂的占有欲使她很快泯灭了人性中一些正常健康的情感因素而滑到了人性扭曲的最底层。但七巧对黄金的这份突如其来的兴趣和究竟源于保处？我们注意到，小说的前半部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七巧有着她作为麻油店小户人家女儿的那份庸俗和不识趣，也有着她作为一个正常健康的女人得不到生理、心理满足的满腹劳骚、委屈和由此而发的对小叔子的一份渴望，但却并没有她对黄金、对钱财强烈嗜好的浓厚影子。相反地，这时的七巧出手还是很大方的，每次塞给来探望她的兄嫂的体己都颇为丰厚。七巧的黄金欲主要体现在分家独立以后，而且愈演愈烈。这一份黄金欲是如何深入到七巧的灵魂深处，成为主宰她性情行为的根本的呢？我们先来看分家时七巧借以撒泼的那一段话：“我们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哪怕把从前的旧帐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帐，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望着这两个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虽是撒泼，却正一语道破了内中实情——自此以后，一无所能的七巧得带着她一双“纸糊般的小儿女”独自承受着一份日子了。日子漫长得似乎永无尽头，而钱就这么一些，正是这种独立生存、无所倚仗的恐惧使七巧一下子就抓住了黄金。这是她生存的根本，是她在世上的唯一倚靠。 在七巧身为病鬼的正头奶奶及身为寡妇的漫长的日子里，她也曾渴望过一丝爱的亮光。在分家以前，七巧还用不着为生存操心，所以她还有那份活力和心思去努力“撩拨”小叔子季泽，“她或许是豁出去，闹穿了也满不在乎。”10年后，当季泽凭白无故找上门来表白的时候，“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但寡妇的机警使她立刻想到了自己赖以活命的钱。虽是“这一转念使她暴怒起来”，她却并没立即发作，只用了女性的小聪明拐弯抹角来试探。一经证实，令七巧痛心疾首的并不全是季泽谋她的钱，而更是他谋钱的方式：“你哄我——你拿那样的话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此后，“七巧与现实失去了接触，虽然一样的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总有些换魂落魄的。”再往后，她便沿着自虐和他虐的恶性轨迹无可阻挡地往下滑，一直滑到人性扭曲的最底层。爱是不可靠的，只是沉默的黄金才最忠实。人们习惯于认为七巧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最终锁住了她自己。其实恰恰相反，是她虚假的爱使她更紧地攫住了黄金，是她心爱的男子披着爱的外衣来谋取她的黄金使她更紧地攫住了黄金，同时也永远地封闭了自己。在她的生命中，只有生存，只有生存需依仗的金钱。至于爱，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的都是那样的遥远，它被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远远地阻隔在外，永远也无法触摸。 霓喜（《连环套》）与七巧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至少两人都有着原动的活泼泼的生命力，而她的出身较七巧还低，不仅不可能象流苏一样凭着机巧和淑女身份寻到一个好男人，甚至也不可能象七巧一样有机会被卖到簪缨望族去做一个病鬼的正头奶奶，张爱玲给她安排的求生之路是姘居。她先后与三个男人姘居，每一次都费尽心机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每一次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第一次年轻气盛，一心想做印度商的合法妻子。在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后，时间过去了10年，她还是被逼着离了家门。张家玲将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归结为“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8〕，对比原文，这是很不公正的说法。霓喜固然好逞强， 又何尝不是雅赫雅逼的？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女人》中说女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而和丈夫斗争，同时为了保守她倚赖的‘处境’而和世界上其他一切人作战。这个双重的游戏可不好演，许多妇女之所以在焦燥不安和神经质的状态中过着日子，部分是由于这个缘故”。正式妻子尚且如此，何况霓喜还只是一个120 元钱买来姘居的广东下等养女？她第二次跟的男人是个在乡下有家室的老头子，无法给他作正室了，却仍想着“要作个天长地久的打算，蓄意要把她女儿瑟梨塔配与银官”，并与老头子“一心一意过起日子来”。霓喜耍尽性子，使尽手腕，到头来仍是一场空。幸亏那份粗厉美有人哲学，她得以继续在另一个男人手里讨生活，现在她只剩下装死来要挟他给个住处了。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这一份惨伤也应属于霓喜的吧？自然，《连环套》作为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在本文我将它作中篇看待），其情节和人物心理都因过份仓促而显得粗陋，失去了张爱玲小说的某些特殊韵味，但霓喜的那份求生的挣扎我们还是鲜明地感觉到了的。如果说流苏的求生存的过程有着许多“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充满着一些生活的外在的“华彩”，七巧的生存伴着她的整个性情、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有着一些生存之外的别的意义上的故事的话，那么霓喜的故事则是纯纯粹粹的过日子的故事。她既没有婚姻作保障，又没有金钱作倚仗，生存问题每时每刻摆在她面前，需随时下死劲去解决。所以霓喜的不长的故事就是一段不断地用及一些小小的狡猾甚至撒泼来换取“开饭时的那一声呼唤”的过程。正如张爱玲的自白：“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种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以两空。”〔9〕从单纯的求生存这一角度而言，身份、 地位最低的霓喜求生的道路也最艰辛而漫长。 三 张爱玲自己是个以卖文为生的半职业女性，这之前她靠父亲，后来又投奔母亲；到香港上大学时也曾努力靠自己，卖命般读书，靠奖金学来维持生存和信心。张爱玲虽然年纪轻轻，却已过多过早地品尝了生存的难堪和不易。也亏得张爱玲有那份才气，沦陷了的、一片空白的上海滩也正给她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场地，她才得以依靠自己而生存。与张爱玲同时红于上海滩的女作家苏青经历亦与张爱玲相似，走出夫家大门后靠自身卖文为生。但张爱玲却评价：“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象《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10〕苏青尚且如此，更何况一无所能的白流苏、曹七巧、霓喜们呢？她们更渴望有所依附，首先是物质的、生存的，然后也怯怯地盼望着一丝爱的亮光。可惜乱世里毕竟不存在盛世，就连苏青这样有才气有智识的女子，在谋生之外企图谋爱却也仍是失望，她在说“没有爱”的时候，“微笑的眼睛里有种藐视的风情”〔11〕。流苏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谋取生存，所以她们在发现没有爱的时候不敢有丝毫的藐视，她们必须紧紧地抓住周围可见的一切东西，“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12〕。 张爱玲作为倾刻间红极一时的才女，给她故事中的女性开出的路子却只是“走！走到楼上去！”未免令人沮丧。但你却无法怀疑，因为这是“结实的真实”〔13〕。流苏们俗也罢、丑也罢、疯也罢、怪也罢，这些其实都只是些表面的枝节，人们为什么不更多地注意到掩映其间的那份所谓时代弃女求生的艰辛呢？＊ ［＊］　收稿日期：1995—03—13 注释： 〔1〕〔2〕〔7〕〔8〕〔9〕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75、174、 174、177、178 〔3〕傅雷.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405 〔4〕张爱玲.有女同车.见：金宏达、于青编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7 〔5〕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35 〔6〕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3 〔10〕〔11〕〔12〕〔13〕张爱玲.我看苏青.见：于青等编. 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467、468、472、471 （责任编辑、校对　刘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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