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宝在海外》 序言 序言 国宝是一个民族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种类众多的国宝。这些国宝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智慧的结晶，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它们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标识，对中华民族有着特殊的凝聚力。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也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众多国宝的流失经历曲折离奇，值得国人为之反思。 国宝的大规模流失始自清末。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中，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战争原因，我国的国宝大量流失到海外。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等国宝聚集之地几乎全部被劫，中华国宝大量流失。尤其是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其后的八国联军纵兵三日，北京古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驶清的奇珍异宝被掠至海外。其中《女史箴图》、《永乐大典》以及圆明园的兽首，都是在这一段时间被抢劫到海外的。 战乱时期，还有大量国宝、文物是被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掳掠而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是各国探险家光顾的热点，他们组织成“探险队”和“考察队”，纷至沓来，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中国西北地区肆意盗窃文物，发掘古文化遗址，造成了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著名的敦煌壁画、遗书、黑水城文物以及楼兰、米兰等西域文化遗址都在这一期间遭到了极为惨重的毁坏和盗窃。 还有一种途径就是国外奸商勾结中国的反动军阀和古董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比如孙殿英偷盗清东陵后，为了购置军火，把大量的文物贩卖到海外；安阳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导致不断流失；昭陵六骏则是被被非法奸商毁坏后盗卖到美国。这种通过非法交易而流失到国外的国宝也是驶胜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华夏大地上的珍贵国宝被挖被盗的现象有所抬头，又有一些无价瑰宝经过无数黑手，偷运出境，流出国门。 流失海外的国宝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的文物种类，包括书法、绘画、瓷器、陶器、雕塑、铜像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仅在大英博物馆就馆藏中国文物2.3万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和绝品。面对如此光彩夺目、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国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流失国宝的回归工作。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对流失到海外的文物进行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中，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均是文物中的精品。保守估计，国外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是博物馆所藏的10倍。如果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流失到海外的文物数量相当可观。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企业在全球各地追索和赎买流失海外的文物，并取得了一些成绩，现阶段，我国促进文物回流主要是通过政府讨还、市场购买和友人捐赠三种方式。 政府讨还文物是我国文物回流的官方渠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各大博物馆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收藏流失文物的海外机构联系，希望能够有效的促成文物的回流。无论是从联合国制定的法律还是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态度来看，能够真正达到我国所期望目标的路还很艰辛，也是现阶段最难以成形的回流方式。 市场购买是目前比较常用的一种文物回流手段。如今文物在市场可以自由流通，国家可以有选择的通过市场把珍品级的国宝有效的回收到博物馆。但这种国宝回家方式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国家划拨的资金是极其有限的。当流失海外的米芾真迹《研山铭帖》2003年露面的时候，国家以2999万元的高价拍卖得手，但这几乎是当年抢救海外流失文物基金的全部。 民间捐赠也是近几年来文物回流的一种方式，但毕竟具有这样崇高境界的文物持有者还是少数，能够回流的文物数量实在有限。 本书记述了不同时期不同方式流失到海外珍宝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期待透过国宝不平凡的经历，帮助读者认识流失海外的国宝，也为这些艺术珍品回归故里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愿国家更强大，愿民众之心更凝聚，愿所有的流失海外的国宝能够早日“魂归故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不朽的艺术——绘画 中国美术史上的“开卷之图”3 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11 墙壁上的图书馆18 末代皇帝的悲哀26 磊落万龙无一瘦36 画卷上的珍禽精灵43 第二章 跳动的灵魂——书帖 空灵之美，动感之妙53 彩陶般的原始留影59 世界最早的百科全书67 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76 西域的地下博物馆84 第三章 永恒的艺术珍品——雕刻 来自西夏王国的绝世孤品95 一纸合同引发的灾难102 古代建筑的奇葩109 回首已是百年身118 英雄名马，生死相依126 堪受人天供养的圣者135 第四章 上帝留下的遗物——化石 远古的人类化石143 恐龙宝宝栖息地153 刻在兽骨上的历史161 第五章 精雕细琢成美玉——玉器 巨型玉石上的画卷171 宝座其外，玉佛其中177 天遂人愿在玉中183 君子比德于玉191 第六章 文明古国的代名词——瓷器 世界上最“贵”的瓷器200 景泰蓝中的瑰宝209 第七章 千锤百炼出深山——铜器 身首异处的方之王216 东西合璧的水力时钟224 这里的老虎会吃人224 来自远古的天籁之音229 屈原祠中的“西瓜敦”236 来自圆明园的“浮屠”242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绘画 绘画 中国的绘画有悠久的历史，如果从内蒙古、甘肃、山东、新疆以及东北各地的原始岩画和1986年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原始地画来看，绘画的历史已不下五千年。从已知战国帛画算起，至今已有两千余年。 汉代纸发明后，画家开始用毛笔在纸上绘画，才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中国画。三国时期是中国画的重要发展阶段。初期的绘画题材以佛像画和道教画为主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极大地影响了书画的发展，但是士官大夫们开始涉足书画创作和书画理论，而且出现了卷轴画，使书画的收藏开始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故事画、风景画占据了主导地位。史书记载的魏晋时期有成就的画家达百余人，比较著名的有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等。由于年代久远，真正的原作已经散失无存，只有后人的临摹本。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为隋朝时期的摹本，《洛神赋》为宋朝摹本。到了唐朝，由于唐诗的成就和影响，绘画重情趣求意境，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抒情性空前突出，题材也丰富起来，出现了大量的山水画和人物画，脱离了道释绘画的范畴。 五代时期的绘画不但改变了晋唐时期山水空勾无皴的初级程式，发展成为皴染完备的山水派系。北宋的山水画风承继前人风格，在五代的基础上更趋成熟。南宋以后蓬勃发展的江南经济促进了绘画艺术的繁荣。“南宋四家”的崛起，成为当时画坛的主流。元代文人画派生而来，水墨山水特别兴盛。明清时期，宫廷绘画兴盛，绘画风格多变，后期相继出现了多种画派。 丰富的绘画历史造就了文人雅士收藏绘画作品的传统。绘画发展以及收藏和历代帝王的个人爱好不无关系。乾隆皇帝爱好风雅，在清朝继承明内务府绘画精品的基础上，大量的征集流散在民间的个人收藏字画，使字画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因为如此，这些美轮美奂的绘画作品在近代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大批的流失海外。 目前中国流落海外的历代名画据初步统计，有记录可查的就达2.3万件，美洲、日本和欧洲各占三分之一，且美国收藏最多。仅在美国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有多达1200余幅中国著名的绘画精品。 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中国绘画最多，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据统计，流失到海外的国宝级别的唐代卷轴画有20余张。此外，敦煌17窟收藏的经卷、诗画、书画，时代历经盛唐、晚唐、五代到北宋，以英国和法国收藏最多。流失的宋代卷轴画也有二三百张；元代近200张；明代名画约有8000余件；清代约有1.2万余迹著名文物鉴定大师张伯驹曾向国家捐献过大批古代书画精品，他也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以吾国历史之久，文化之先，而隋以前之画，竟无一件流传，亦良可慨叹！”而本章主要讲述了众多流失海外的绘画精品中的少矢件，希望通过介绍可以了解到关于国宝绘画的宝贵价值与在海外的坎坷经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美术史上的“开卷之图” 中国美术史上的“开卷之图” 名 称：女史箴图 年 代：东晋时期（公元400年左右） 材 料：彩色绢本画 题 材：人物画。中国人物画以线条表现人物的神情为其主要特点，常把对人 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 国宝规格：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 文物价值：是目前世界上尚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专业绘画作品之一，被誉为中国 美术史的“开卷之图”。 流失时间：1860年 收 藏 地：大不列颠博物馆 流失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 曲折经历 “春蚕吐丝，流水行地，以形写神，皆出自然。”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当此巨赞者，唯有东晋顾恺之的绢画——《女史箴图》。200年前，它是乾隆皇帝的案头爱物，如今却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深藏库房秘不示人。 《女史箴图》原画作于东晋时期，故事源于西晋晋武帝时期。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即位，史称晋惠帝。晋惠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昏庸无能皇帝。他从小就不爱读书，整天只懂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朝中大权尽落于皇后贾氏之手。贾氏为人心狠手辣，荒淫无度，引起朝中众臣的不满。大臣张汇收集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成《女史箴》一文，以示劝诫和警示，当时流传甚广。后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根据文章分段为画，除第一段外每段皆有箴文，各段画面形象地揭示了箴文的含义，故称《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艺术价值颇高，从问世起就一直是历代宫廷收藏的珍品，后人也多有临摹。由于年代久远，现在世界上仅存两幅临摹品，其一伪京故宫收藏，为宋人临摹，笔意色彩皆非上品，价值不是很高；另一幅就是这件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隋唐时期摹本，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这个摹本也是我们现在尚能看到的最古的画卷。它虽是摹本，但依旧是公认的画中上品，风格古朴，色泽鲜艳，末署“顾恺之画”，一直被视作顾恺之传世名画的代表作，为历代皇宫贵族珍藏。历代学者也对《女史箴图》极为看重。现存画卷上仅历代题跋签章就占据了一半版面，且每一个在上面留有名字的人都曾声名显赫。 宋代的书画艺术达到绚烂之境，由皇家编纂的《宣和画谱》中即对该摹本做了极为详细的记录。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的米芾，收藏宏富，涉猎甚广，鉴定精良，在他的著作《画史》中对这个摹本也甚为称道。明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绘画理论家董其昌，以及明代著名鉴赏家项墨林等也对《女史箴图》颇为赞赏。清朝乾隆皇帝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许多是他亲自选定收藏的，其中自然少不了这幅《女史箴图》摹本。乾隆帝甚至把它视为案头之物，在卷尾留下亲笔题字。 乾隆帝之后，皇室把《女史箴图》珍藏在圆明园中。1860年八国联军进京，洗劫圆明园。英军上尉基勇从圆明园盗出并携往国外，从此《女史箴图》神秘失踪。1903年，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女史箴图》又被另一名英国上尉约翰以区区两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不列颠博物馆，国宝从此流落他乡。 时光荏苒，一百多年过去了。正所谓“盛世兴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起飞，我国富涵文化韵味的收藏市场也在蓬勃发展，古色古香的中国人物画越来越受到收藏者的青睐。然而，一直作为大不列颠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女史箴图》却从来都秘不示人。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存放《女史箴图》的斯坦因密室登记册上，只有上世纪20年代两个日本人来现场临摹过的记录。一直到2002年，《女史箴图》终于在中国学者谢成水面前揭起了神秘的面纱。 2002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赴大不列颠博物馆学习，被特许进入斯坦因密室临摹敦煌壁画。当他进入密室时，意外发现西面墙前有人架起了精密相机翻拍一些绘画作品，其中一人正是自己熟识的伦敦大学学者马柯士。马柯士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说起来跟他还是同行呢。于是谢成水礼貌地上前打招呼。 西墙上的神秘白色垂幔是拉开的。谢成水见到了令自己十分吃惊的一幕，在中国神秘失踪的《女史箴图》竟然在这里。西墙的玻璃罩后面挂着上下两段长卷，上半段是历代题跋签章，下半段正是现在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女史箴图》。谢成水万万没有想到，这让所有中国画家都朝思暮想的画卷，竟会如此简单而戏剧性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马柯士告诉激动的谢成水，伦敦大学和大不列颠博物馆正准备编一本《女史箴图》论文集，所以特地翻拍原作。说话间，保护《女史箴图》的最后一道屏障——挡在画前的长条有机玻璃也被工作人员卸掉了。谢先生被允许拿着放大镜对原作进行一番研究。这幅《女史箴图》是大不列颠博物馆最重要的东方文物。拿着放大镜细细观察一番后，谢成水告诉马柯士，希望做现场临摹，以便做更深入的研究。马柯士答应了，并出面帮助申请，最终得到馆方同意。一年后，敦煌绢画的研究结束时，谢先生开始了他的临摹工作。由于时间的原因，谢成水只临摹了画卷后部保存完整的近1米的画卷。 《女史箴图》的这次神秘露面震惊世界，中国也开始为流失文物的回归做出进一步努力。 回归难题 2002年10月，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了“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并实施了系统的“国宝工程”，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广募资金，促成流失海外的国宝文物回归祖国等方面发挥了猾作用。然而，这些国宝的回归仅限于部分私人收藏品以及等待在拍卖行拍卖的文物。《女史箴图》一直被誉为是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现在不要说回归，世界上能看到这幅画的人都寥寥无几，在博物馆的层层限制下，只有很特别的专家才可获得机会参观。中国学者的愿望是，哪怕看到《女史箴图》一眼也好。 2005年3月18日，在中国政府和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世界文明珍宝——大不列颠博物馆250年之藏品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幕。这是大不列颠博物馆首次前往中国办展。可惜的是，与中国公众见面的272件稀世文物中，唯独没有被大不列颠博物馆视为“最重要收藏”的中国文物。2006年4月，在南京展出的海外流失画作展上，由日本二玄社复制的部分国宝中，《女史箴图》在展出之列，中国学者才有幸一睹这幅国宝的全貌。 国宝内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个文化大融合，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松弛，各种学术思想相对显得活跃，艺术翼现的主观情趣被凸现出来，画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刻画人物的性格方面来。《女史箴图》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绘画作品之一。 流传于世的《女史箴图》中，人物神态宛然，仕女端庄娴静，神态优美而庄重，布置闲雅，线条循环婉转，均匀优美。女史们着下摆宽大的衣裙，修长婀娜。每款衣裙配之以形态各异、颜色艳丽的飘带，飘飘欲仙，雍容华贵。在整个人物构图上，均以细线勾勒，只在头发、裙边或飘带等处傅染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整个画面典雅宁静又不失亮丽活泼，其卓越高妙的绘画技艺是无懈可击的。 《女史箴图》共有12段，流传至今的只有九段，其内容是教育封建宫廷妇女们如何为人，如何自保的一些人生经验和道德箴条。九段内容据各段空隙所书箴文依次为：冯媛趋进、班婕辞辇、世事盛衰、修容饰性、同衾以疑、微言荣辱、专宠渎欢、靖恭自思、女史司箴。这九段中，画家并不是只作抽象的描绘，而是塑造了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环境，刻画出典型人物。其中的第一幅，画的是冯昭仪以身挡熊，保卫汉元帝的故事。 汉元帝游园时，因一只大熊快要爬过护栏而引起了一阵慌乱紧张，画中汉元帝、卫士及其他官女惊慌失措，都是一幅逃跑的神情，与冯婕妤（昭仪）神色镇定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了冯婕妤的形象。第二幅是表现班姬不与汉成帝同车的故事。皇帝出门乘的轿车不叫“轿”而叫“辇”。皇帝乘辇而出，在古代是常有的事，可顾恺之却从这常见的事中受到启发，画了一幅皇帝乘辇，老百姓抬辇的图，皇帝一副安逸享乐的样子，老百姓却有被迫劳作的苦痛。第三幅画的是山水鸟兽，与汉画像石、敦煌北魏壁画画法相似；第四幅描写宫廷妇女化妆，表现的是“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一节的修容情形；原文的含义是告诫女性不要专门爱打扮而不修养“德性”，表现这一复杂而抽象的内容是不易的。画面中一贵妇席地而坐，一侍女为其理发梳妆。侍女（站立者）头梳高髻，上插步摇首饰，髻后垂有一。画家通过宁静而肃穆的环境，表现出贵族闹情逸致的空虚生活，手法极其高妙。第五幅表达的是夫妻之间也要“出其善言，千里应之”，否则“同龛以疑”。第六幅是表现一夫多妻制；第七幅是表现“欢不可以渎，宠不可专”的内容；第八幅是表现妇女必须服从丈夫的支配；第九幅是“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描绘的是一女史形象，对她那种监视宫女，动不动就记录宫女言行的情节，表现得细致入微又深刻传神。 在这幅长卷中，顾恺之的“游丝画法”和“传神写照”画论都得到最充足的体现。因此，西方美术界也把它视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代表作，称誉它是“一切都达到圆熟境地”的“完美无缺的佳作”。 国宝价值 《女史箴图》是我国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专业画家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之作，也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幅画也是最早的一幅“以形传神”绘画艺术的杰出作品，因而它除了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具有其他画科难以比拟的史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俗话说“纸寿千年，绢寿八百”。这幅《女史箴图》隋唐时期的摹本，流传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画中人物衣着依旧飘逸，眼睛传神入化，她们的身姿仪态中透露出了这些古代宫廷妇女的身份和风采。 人物画是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力求人物个性刻画得逼真传神，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同时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求得人物和整体布局的统一。晋以前的中国画家就善于用细线勾勒人物，这种线条均匀而有节奏，连绵缠绕，顾恺之则将这一技法推向极致。特别是他明确提出了“以形写神”，使人物画向着“神形兼备”的方向发展。后世学者称其勾勒轮廓和衣褶所用的线条“如春蚕吐丝”，也被形容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在笔法上，《女史箴图》中保留了这种线条的连绵不断、悠缓自然、非常均和的节奏感，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其作品中绝妙柔美的线条及作品的细腻受人推崇备至。画中将线条与美丽的色彩配合起来，创造了色彩与线条的复杂韵律，波状翻转的衣褶、飘带，精心梳理的发型等都表现出感性和飘逸动感的活力。 在文献资料中，顾恺之的绘画作品流传不多，唐代《贞观公私画史》一书共收录十七件，《历代名画记》中收录二十九件，到了宋代，入内府见于《宣和画谱》的书中明确记载，《女史箴图》是宋徽宗所收藏的顾恺之的九幅作品之一，可见顾恺之的真迹在宋代已是寥寥无几。它是世界美术史上公认的中国超级国宝，是精品中的精品。 同类国宝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艺术珍品多不胜数。古代人物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吸引着国内外的众多收藏家。 顾恺之的另一幅人物画名作《洛神赋图》全世界流传五种版本，潮京故宫博物院、东北辽宁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摹本外，唯一流落海外的是被清末美国活动家福开申在担任政府顾问时买走的，现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这也是最早最精的一个摹本。它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顾恺之亦领会作者的情怀，把曹植和他的侍从在洛水之滨遥望作为开卷，寄寓着他苦恋的、美丽的洛水女神，出现在平静的水上。画面上远水泛流，洛神含情脉脉，似来又去，洛神的身影传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的情意。 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流淌了千年的洛水苍茫深远，倾诉着聚散离合，洛水中似乎袅娜浮现的洛神，裙裾飞扬的秀色淹没在青山绿水之中缓缓浮动，恍如隔世，把曹植和洛神的爱慕表情，衬景车船、女娲、雷神、鱼龙，无不生动欲活，画家细致、准确地描绘了曹植和洛神在感情上的变化，格外传神，动人的向世人诉说着生死两茫茫的爱情故事，整幅长卷一气呵成，全卷交织着欢乐、哀怨、怅惘的感情，人物神情描绘的出神入化，堪称绝世精品。 其他流失国外的名作还有南宋玉涧所作的《山水晴峦图》，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南宋是我国水墨画艺术高峰时期，玉涧（也叫做莹玉涧）是代表人物之一，是一名在西湖净慈寺出家的僧人。此画将道释人物画的用笔应用于山水画中，用笔挥洒自如，整体看似简单，实则富于变化，将传统水墨画技法发挥的淋漓尽致。一点一滴，一勾一画，无不尽显功力。笔墨效果借纸张渲染，反复品味，其韵味无穷。画面上题诗一首，把中国画、诗、禅宗的关系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使此画更加显得珍贵。 顾恺之传奇 顾恺之，东晋著名画家，生于公元345年，卒于公元406年，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工诗赋，擅书法，尤精于绘画。 顾恺之是东晋时期最伟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划时代人物。其画，被东晋著名宰相、“淝水之战”总指挥谢安称为“自生人以来未有也”。他也确实是杰出天才，举世无双，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点缀照耀着国画艺术的千秋长河。他被誉为中国艺术史上有名的“三绝”，即：才绝，画绝，痴绝。他的人物画除释道佛像、宗教壁画外，大量的是古代仕女、名流画像。作画力求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主张画人物要有传神之妙，运用“铁线描”“高古游丝描”勾勒出劲挺有力的细线，用淡墨晕染增强质感，衣服线条流畅而飘逸，优美生动，充满艺术魅力，人物五官描写细致入微，动态处理自然大方，并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所绘人物神采飘然，很有浪漫主义的色彩。顾恺之画嵇康、阮籍肖像的时候，很长时间不点睛，自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即这个，指眼珠）”。他曾经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上三根毛，而益觉有神。 顾恺之有著作《魏晋胜流画赞》流传至今，此篇讲临摹的方法，以及选绢、着色、布局、画山、画人应该注意的事项，其中保存了一些作画的经验。他又一著作《画云台山记》，是一篇有历史价值的文章，其中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 名 称：《历代帝王图》 年 代：唐代初年 材 料：绢本设色。绢的显著特点是质轻，易着色，在唐代以前大多都在绢上 作画。绢画难以保存，现在所存绢画大多为稀世珍品。 题 材：肖像画 国宝规格：纵51.3厘米，横531厘米。 流失时间：1925-1931年 收 藏 地：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流失原因：民国期间被溥仪变卖 曲折经历 《历代帝王图》始作于唐朝初年，唐太宗时期著名画家阎立本所作，是表现帝王生活的人物画，又称《古帝王图》，是中国绢画的代表作。 《历代帝王图》创作完成之后一直收藏在唐朝内务府中，到了宋代开始有了明确的收藏者记录。最早收藏这幅图卷的是宋代名臣富弼，他不仅是一位为官清廉的朝廷大臣，而且对书画颇为爱好。目前判断这副画卷伪真的主要根据也是图卷中富弼的题识。在富弼之后，另一个比较有名的收藏者是宋朝名士杨褒。有史料记载称流传至今的彩色绢本，是杨褒根据白麻纸唐画传摹后，设色附彩的摹本，今已难以考证。 宋高宗时期的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周必大的著作《益公题跋》中，详细记载了国宝在杨褒以后的流传历程。吴升从杨褒处得到了图卷，作为家传珍宝，后代因为家境贫困将该幅绢画典当，无力赎回，被周必大以十万钱购回家中。当时的画卷已经“断烂不可触”，周必大又花了四万钱找到画工李某修复后才可以观看。 在周必大修复绢画之后，《历代帝王图》一直作为私家藏品，不想南宋时期被朝廷收去，从此《历代帝王图》也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宝，被历代皇室秘密收藏起来。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历代帝王图》才从皇家手中流失到民间，被世人竞相收藏。此后，《历代帝王图》曾辗转于蔡友石、孙星衍、李佐贤、李吉安等人手中，后又被内务府收藏，存放于清王朝的皇宫大院内。 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内难以计数的珍奇宝贝、历代典籍被大量掠到海外，《历代帝王图》因存放在皇宫得以幸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宫中文物的命运始终随着国运与时局的变化而动荡起伏。 溥仪住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朝廷处在一片末日的混乱当中，溥仪甚至开始监守自盗。作为逊位皇帝，溥仪并不敢直接把东西拿出宫去，而是制造机会，用赏赐近臣的名义把许多宫中的东西带出宫。溥仪曾让他的弟弟溥杰进宫陪读，由太监用黄绫将书画、善本包好，交给溥杰，再由溥杰带出宫外。单是从1922年9月到12月三的个月中，便盗出历代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其中便包括这幅《历代帝王图》。被彻底赶出紫禁城后，溥仪把这些文物分装在十八个大箱内，通过姻亲关系找到当时的全国税收督办孙宝琦，获得减免税，一路绿灯运到了天津英租界事先买好的洋房内。此时的《历代帝王图》毕竟还在国内，勉强还可以算的上安全。 到了1924年，冯玉祥打进北京城，溥仪被逼离勘京，在日本警察“保护”下潜至天津日租界原张彪的私宅“张园”内，并建立了一个“小朝廷”，随后还成立了所谓的“清室驻津办事处”，依然维持着奢华生活。民国政府每年拨给溥仪四百万元生活费，但仍无法满足皇家奢华的生活。溥仪为了支撑门面，开始一点点变卖他当初偷运出来的书画。这些书画由旧日臣工陈宝琛、宝熙、郑孝胥等人经手，通过古董商等各种人物搭桥卖出，《历代帝王图》也在这一时期流落民间。 据王庆祥先生撰《伪满小朝廷覆灭记》书中《八·一五这一天》一文所述，溥仪把《历代帝王图》赏赐给经手人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刘骏业通过古董商把画卖给了林寿图，林寿图是闽中著名大收藏家，所收藏的商周秦汉及唐宋元明清之书画金石，多而且精。后来槐伪政权头目梁鸿志听说此事，以自己和林寿图是亲戚的关系，将此画骗到手。梁鸿志以十四万银元将此画售给了日本人，却只分给林寿图六万元，二人因此而绝交。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历代帝王图》流落到了美国，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至今。 国宝内涵 《历代帝王图》的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最高水平，在古代绘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唐代是中国画繁荣、鼎盛的时期，在绘画题材方面倾向面对现实。这一时期人物画不仅大家辈出，描绘人物的技法也得到了全面发展。阎立本溯源顾恺之又融进恢弘博大的气度，他在《历代帝王图》中，以刚劲而厚实的线条恰当而真实地刻画出古代帝王的个性特征。 画卷共包含了十三个帝王及一些侍从的肖像，帝王的上方书写有庙号、姓名及在位年数。这十几位皇帝依次是前汉的昭帝刘弗陵，后汉的光武帝刘秀，有才有艺的魏文帝曹丕，憨厚的蜀主刘备，深沉的吴主孙权，统业天下的晋武帝司马炎，粗野但有策略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外柔内凶的隋文帝杨坚，聪明浮夸的隋炀帝杨广，美才兼备的陈文帝陈，以及软弱无能的陈宣皇帝陈顼等。 阎立本对于曹丕、司马炎、宇文邕、杨坚等统一天下，或促成国家统一的帝王，除了表现出他们的个人特点外，也表现了他们共有的一种庄严气概，人物刻画得“貌宇堂堂”、“威武英明”，都有一副“王者气度”和“伟丽仪范”。而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乃亡国之君，阎立本就把他处理成以油掩口的委琐之态以表示对他的蔑视。至于偏安江南的其他陈朝的帝王们则都缺少英雄气概。陈顼是一个纵容政治败坏而毫无办法的帝王，人物则显得黯弱无力、浮夸平庸，有显著的不同。 画家把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皇帝的面部特征上。画他们不同的嘴部表情，胡髭的软硬和疏密，或尖、或圆、或大或小的眼睛，而且从眼睛的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以及目光的敏锐程度上刻画每一个帝王的性格特征。其中也不乏作者自己对各朝各代帝王的主观情感在里面。作者对人物的描绘没有停留在形似的层面上，更没有将上述明主、暴君或庸君进行脸谱化、漫画式的处理，而是根据每个帝王的政治作为和不同的命运，加以个性化的描绘，通过对眼神、嘴角及面部肌肉的微妙刻画，表现出他们的心理、气质和性格。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帝王同侍从在身材和用色上均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全图线条挺拔有力，色彩凝重，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在画面的布局上面，有“右相驰誉丹青”之称的画家阎立本时刻忘不了自己是个宰相，君贵臣贱他分得清清楚常例如，在有的画中君臣共处，他总是君大臣小，君近臣远，君中间臣两边；若画中有侍童，则都有一种卑贱、僵硬的神态。 国宝价值 古代绢的发明在纸之先，用绢来作书画的年代也比较早。不过绢有一个缺陷，无论保存条件有多好，即使不受任何意外损伤，单是空气的自然侵蚀，也会使年代久远的绢变得很脆。百年以上的绢，已经没有任何柔韧性了。明代初年的绢，至今大多已经得不能碰触。而宋代的绢，因裱装得比较好，目前还可见到。至于宋代以前的绢，虽然有，但也已经辨不出模样了。流传至今的这幅《历代帝王图》已经有千年历史，虽然在辗转收藏中，原貌有所增损，如衣襟边缘上的朱色纹饰，就是近代的收藏者陀涂饰的。但是此画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艺术上，仍然堪称绝世珍品。 西方绘画史中一流的画家，大都与肖像画有缘。有的画家最主要的成就就在肖像领域。然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肖像画很少。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曾一度辉煌，它的出现早于西方肖像画个世纪。之后，由于中国文人画重神不重形的艺术主张，使得山水画、花鸟画得到发展，而人物画、肖像画则极度衰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代帝王图》显得尤为珍贵。总体来讲，《历代帝王图》作为中国肖像画的经典作品，把帝王的气势和内心世界体现无疑，画家的色彩审美水平完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回归难题 阎立本流传至今的摹本作品共有6迹其中两件在大陆，一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的场景，这件作品参加了上海博物馆成立50周年纪念国宝书画特别展；二是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一件是《职贡图》，一件也是《萧翼赚兰亭图》。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则收藏有这级历代帝王图》。还有就是现藏北京国子监孔庙的《孔子弟子像》手卷北宋时期摹本。目前，《历代帝王图》回归祖国的希望十分渺茫。这六件作品中，《孔子弟子像》品相最好。它曾被日本收藏，最后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成功回归祖国，它的回归经历也许可以为其它国宝的回归提供一些经验。从《孔子弟子像》的“回家”经历可以看出，在对待流失海外文物问题上，面对现实，区别对待，本着求同存异、加强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通过国际合作方式进行保护，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同类国宝 中国绘画艺术在世界绘画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如今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绘画的收藏热度也越来越高。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卷》，它也是流传下来的一幅魏晋以来传神写照的人物画的典范之作。全卷十二人，分成三组，生动地表现了宫廷各种活动中妇女们的情态，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仪容与性格，人物形象逼真，刻画惟妙惟肖，设色艳而不俗，连煽火小孩的怕热和观看女孩的好奇也被生动真实的展现出来了。此长卷线条细腻均匀，乏转折而富弹性，以鲜丽重彩渲染，将宫廷妇人加工白练的劳动场景描绘得美不胜收。反映出盛唐崇尚健康丰腴的审美情趣，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物造型的典型时代风格。尤其是人物的造型气度和色彩凝重而质丽之极的高雅风格更是无与伦比。 在俄罗斯东方艺术博物馆珍藏着一幅唐代著名画家周的名作《贵妃出浴图》，这也是一件绝世珍品，画家极力表现骄、奢、雅、逸的气息，柔软温腻的姿态。他善于观察人物复杂的性格和分析人物的心理。画中妇女浓妆，长裙，从披纱中能看出的肌肉。其画风“衣裳简劲，彩色柔丽，以丰厚为体。”他的画作直到现代，仍然是美术院校重点临摹的对象。 多面手阎立本 阎立本（约601-673年），雍州万年（今陕西临潼）人，祖籍榆林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他出身于贵族世家，父阎毗在北周时为驸马，入隋后官至将作少监，掌管宫廷建设。他的父兄都擅工艺、建筑和绘画，并且驰名隋唐之时。阎立本继承家学，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绘画、工艺和建筑无一不精。他善画道释、山水、鞍马等，尤以道释人物画著称，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曾在长安慈恩寺两廊画壁，颇受称樱基于此，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的肖像尤为可信。 阎立本最初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中画《秦府十八学士图》（秦府十八学士是李世民网罗的一些后来帮助他统治天下的人才）。李世民作了皇帝以后，他又画了《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由李世民亲自写了每人的赞语。此外，他还画过《外国图》、《永徽朝臣图》、《昭陵列像图》。 阎立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伟大政治事业的颂歌。阎立本的作品《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接见向唐求婚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真实地反映了汉藏两族友好亲密的关系。这是一幅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画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墙壁上的图书馆 墙壁上的图书馆 ——华丽的敦煌莫高窟壁画 名 称：莫高窟壁画， 创作年代：公元4世纪—公元10世纪 类 别：石窟壁画。石窟是依山开凿的佛教建筑物，绘制在石窟墙壁上或顶部 的图案，称为石窟壁画。 流失时间：1914—1925年 收 藏 地：中国流失的敦煌莫高窟壁画较多，现大多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 博物馆以及英国的大不列颠博物馆。 流失原因：20世纪初期，由于当时政府监管不力，国外大量打着“考古”名义的 文化强盗对我国敦煌莫高窟壁画进行大肆盗取。 曲折经历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举世闻名的佛教遗址，因建造在莫高山上而得名。它位于甘肃省敦煌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前临宕泉，东向三危山。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个名叫乐的和尚，特杖西行，来到莫高山下。正值夏日的傍晚，落日悬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晚霞映红了西天。抬头仰望，乐和尚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巍峨的三危山上，金光闪闪，状若千佛。这个夕阳映照的沙漠奇景，深深地震慑了乐和尚，于是他认定这就是他风餐露宿所要寻找的佛教圣地。于是乐和尚在此安营扎寨，到处募捐，修建了第一个洞窟。不久，一个名叫法良的禅师到此修行，在乐的洞窟旁开凿了第二个洞窟。以后人们陆续修建，从十六国一直到元朝，延续了十个朝代1500多年，先后开凿了一千多个洞窟。这些洞窟密密麻麻地排列在莫高山的崖壁上，上下五层，长达好几公里。 历代的民间艺术家呕心沥血，在莫高窟里创作了大量精美的彩塑和壁画。莫高窟壁画在艺术上的巅峰时代出现在隋唐时期。“安史之乱”后，敦煌落入吐蕃手中，发展缓慢。宋朝时期，敦煌归西夏统治；到了元朝，敦煌重新划入中央政府管辖。西夏和元朝的统治者都信奉佛教，莫高窟壁画的艺术水平在这几百年间虽不再处于鼎盛时期，但还是有一定的发展。明朝建立以后，敦煌已经被废弃在国门之外了。直到清代康熙后期，清王朝才逐渐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但清朝对莫高窟的保护和发展，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莫高窟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一个四处漂泊的王姓道士在窟南区北段住了下来。但王道士只是把莫高窟看作一个供他居住的场所，看到洞窟里面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就开始清除莫高窟内沉积的风沙。洞窟里的壁画此时早已被风沙侵蚀得失去了光彩，王道士对这里进行了修缮。他用石灰把自己所住的16号窟内的墙壁刷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里面呈现出刺眼的白色为止。这是敦煌壁画遭受的第一次劫难，也是最莫名其妙的一次。 莫高窟壁画再遭劫难源于藏经洞的发现。1900年，王道士在莫高窟里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内大量敦煌遗书的重新发现，致使世界各国的所谓“探险家”闻讯蜂拥而至，用哄诱欺诈的手段，以区区几百两银子，从愚昧无知的王道士手中骗走了数万件价值连城的敦煌文物。1914年至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率考察队来到莫高窟，此时的敦煌遗书已经被运往北京，奥登堡花了很大功夫从当地人手中收集了3000多卷经书后还不过瘾，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敦煌壁画上。他拍摄了大量的壁画照片，然后用斧头剥落了第263窟的将近500幅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俄军匪兵逃到这里，被督军杨增新缴械后拘留在洞窟里。俄匪在里面盘锅做饭，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甚至无聊地把部队番号和姓名刻写在壁画上，致使大批壁画被烟熏火燎所毁坏。 当敦煌遗书的价值在国外被认知时，引起了另一位“强盗考古学家”华尔纳的注意。华尔纳是哈佛的教授，对中国文物觊觎已久。看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后，他开始对敦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渴望亲自去实地考古发掘，满足自己对中国文物的贪欲。 1923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组成了以华尔纳为队长，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拉斯·翟荫为队员的第一支考察队，开始了以去甘肃敦煌考古为主要目的中国之行。1923年7月，华尔纳一行来到中国，打着考古的旗号，从北京出发，途径洛阳、西安，一路上挖掘了无数中国古墓，盗取了驶清的奇珍异宝，于1924年1月21日到达敦煌。 华尔纳的到来使敦煌壁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华尔顿到达敦煌的时候，藏经洞里的经书已经没有了，他把目标转移到壁画上。华尔纳被眼前这座沙漠中的伟大艺术画廊震惊了——14世纪前的画工们留下的精美绝伦的人物画象，只有很少几个西方探险家曾经看见过的飞天，深深的震撼了华尔纳，他心里暗暗惊呼：“这正是我心中惦念的神佛，它们确实存在着！” 他一个洞挨着一个洞地观看，很快另一种情绪又支配了他。正如他给自己妻子写的信中所说：“我就是折颈而死，也要带回一些壁画……它的末日就在眼前了。”华尔纳决定剥取壁画，在动身来中国之前，他曾到专门研究意大利壁画技巧的哈佛大学助教丹尼尔·汤姆生那里学习喷胶技术，带有一种能够使壁画分离的特殊化学溶液。敦煌壁画绘制时在墙壁上刷了一层掺有草灰的泥，厚约二三厘米，只要先把固定颜料的无色药液涂在墙上，片刻之后，再把经褂热的胶水状底基涂到壁画上，就可剥离壁画。 当时敦煌正值隆冬，洞窟内的温度在零度以下，固定剂溶液还没有渗透到墙皮里面就已经结成了固体，加热到沸腾的胶水却几乎无法在它凝固之前涂到垂直的墙面上。华尔纳做了很多实验，毁坏了数十幅壁画后，最后采取叫人举着上面放着加热胶水的火盆，自己蘸着胶水往壁画上涂刷的办法剥离壁画。经过整整5天的盗剥，他终于较完整地剥下了第139、141、144、145号洞中精美的唐代壁画12幅，其中包括《张骞西域迎金佛》图，加上被他损坏的部分，华尔纳一共盗取了26方，共有32006平方厘米的壁画。 1925年春，华尔纳带着他所谓“侦察之旅”中劫获的珍宝凯旋而归，轰动了整个美国，华尔纳也一夜之间成了全美知名的探险家、考古家。接着他受命组建第二次福格中国考察队。5月中旬，考察队到达敦煌。华尔纳第一次考察的破坏行为已使当地老百姓十分气愤，他们特意组织了一队人马专门监视考察团的行动。美国考察队在莫高窟参观时间被规定不得超过两个星期，而且还有军警的“保护”，华尔纳想剥离壁画的企图遂化为泡影，甚至连拍摄壁画也因窟内禁用闪光灯而变得不可能。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考察团一行在参观了3天壁画(5月21-23日)后草草结束了考察活动，于24日匆匆离开敦煌向东折回了西安。 此后的莫高窟壁画虽然一直在当地老百姓的保护下没有遭受到太大的硬伤害。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誉为“敦煌艺术保护神”的常书鸿从国外来到敦煌并在异常艰苦条件下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年久失修的莫高窟进行了清理保护。 1963年国务院拨款对残破不堪的洞窟进行了全面的加固和维修，使这座古老石窟的外貌焕然一新。那鳞次栉比、重重叠叠的洞窟犹如蜂巢嵌在刀削斧劈的断岸上，在神秘的三危山下的峭壁上，在茫茫戈壁沙漠的怀抱中，闪烁着动人的光彩。 国宝内涵 敦煌石窟始建于公元366年，至今有1600余年历史，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如今，当年乐樽和尚开凿的那个石窟早已无法分辨出来，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后人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覆盖，再画上新的壁画，使相当多的洞窟内形成了抒壁画的奇观。莫高窟历经上千年风沙侵蚀仍然保存着数十个朝代的750多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如果把所有艺术作品一一陈列起来，便是一座超过25公里长的大画廊。 敦煌莫高窟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其内容可分为佛像画、故事画、经变画、山水画、动物画、佛教史迹画、神话题材画、装饰图案画等。既有反映宗教题材的，也有反映当时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的，为研究4世纪到10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在这里汇集成斑斓景观，因此学者都将敦煌莫高窟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以反映宗教题材的壁画占莫高窟壁画的大部分。这里壁画因为“写佛”，在创作上受到很大限制，但由于古代画匠的杰出才华和非凡的想像力，采取了“以人写佛”和“佛的世俗化”的表现手法，因而与现实生活有了十分密切的联系。 最负盛名的第二百五十四窟中有一幅“鹿王本生”的北魏壁画是“佛的世俗化”表现手法的杰出代表。它描述的故事是由佛化身的九色鹿救起来一个不慎落水的人，溺水的人要答谢恩情，当九色神鹿的奴仆。神鹿对他说只要不告诉别人自己的所在就行。溺水者发誓不说，否则就长满身的疥疮。王后在梦里梦见九色鹿后，想取鹿皮做一件美丽的衣服，于是国王下令悬赏捕杀九色鹿。溺水人看到告示后背信弃义，带人去指认九色神鹿。九色神鹿当面指出溺水者的忘恩负义，国王为之震动，不再猎杀九色鹿。其结果就像壁画上描绘的那样，溺水人满身长出了疥疮。此幅壁画以山峦、树石为构图上的自然分割物，故事情节按横向顺序延展，每一段的情节都有说明文字。该幅壁画在构图、色彩处理、造型上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浓郁的装饰趣味，是经典的壁画作品。 莫高窟壁画的人物造型精细，体态生动，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尤其是菩萨像，更多的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美：端庄文静，窈窕可爱，温柔亲切，一如凡俗。开凿于元代的第3窟南北两壁，画着极其精美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这两幅千手千眼观音像以线写形，以色显容，用遒劲有力的线条勾勒人物轮廓，轮廓内再淡施晕染，有些不施色彩却见肌肤，是人们公认的敦煌壁画的极品。 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百上千的飞天，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也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壁画上的飞天，有的臂挎花篮，采摘鲜花；有的怀抱琵琶，轻拨银弦；有的倒悬身子，自天而降；有的彩带飘拂，漫天遨游；有的舒展双臂，翩翩起舞……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的艺术。 国宝价值 莫高窟的壁画显示了各族艺术匠师非凡的创造才能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是极其珍贵的古典艺术遗产。从开凿的第一天起，莫高窟便以它那兼容并蓄的恢弘气度，吸取和融合了当时欧亚大陆所有人类文明的精华。我国的雕塑和绘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美术史上有记载的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多已失传，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宋代绘画的原迹，已视为珍宝了，更不必说宋代以前的了。在敦煌，完好地保存了丰富的壁画和塑像，各朝代的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因而被国际上称誉为特殊“博物馆”，是一部跨越千年的“形象历史”。 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绵延千年，其艺术形式既继承了本土的艺术传统，又不断接受融合域外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示了一部佛教美术艺术史，及其佛教中国化的渐进历程。它是中国艺术与西域艺术往来交流的历史记载，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敦煌莫高窟壁画不仅是一座艺术宝库，还是一本记录千年历史的百科全书。许多早已尘封千百年的历史细节，依然真实地记录在敦煌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中：各式各样的农耕工具、舟船车舆、民族服饰，还原出一幅幅多彩、神秘、富于创造的生活图景。 我国近代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三赴五台山，目的是寻找一座唐代木结构的寺院——佛光寺，但三次寻访未果。“七七事变”前夕，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来到敦煌，偶然见到了第61窟里的“五台山图”，上面清晰地标注着一个名叫“大佛光之寺”的寺院。在这幅图中，从山西太原经石崖关、忻州定襄和从河北镇州经柳泉店、龙泉店、永昌，翻越丛山、跨过溪流，途经诸多关隘险要，最终都抵达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几条路线及途中的“大佛光之寺”等寺庙、村镇描画得须眉毕现。梁思成沿着图中指引的道路上五台山时，终于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千多年的古老建筑佛光寺。这个典故充分的说明了壁画的历史价值。 被誉为莫高窟保护神的常书鸿这样评价敦煌的壁画艺术：“敦煌美术对于中国传统的大众艺术的研究以及在人物画像、色彩和空间表现三个方面，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最大，可以说重新阐释了传统的中国美术史。” 回归难题 现在流失在国外的敦煌壁画主要在美国和英国，被俄国盗走的壁画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美国哈佛福格艺术博物馆里的莫高窟壁画长期秘不示人。在英国的大不列颠博物馆中国厅中央墙上，陈列有几十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其割痕显而易见，却难掩其久远的鲜丽。壁画中的三位“浓丽丰肥”菩萨的雍容华贵，仪态万千，为典型的盛唐时期绘画风格。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而且没有时间限制，敦煌壁画是属于这个范畴的文物。但是，大不列颠博物馆表示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把文物归还中国。以英国掠取希腊的帕特农神庙的雕塑为例，希腊方面已经就这个问题和英国方面进行了长达200年的沟通，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态度一直都非常强硬，不但排除归还浮雕的可能性，而且还拒绝回复希腊的书信。近来该馆终于同意就归还问题进行谈判，可前提却是希腊同意以新发现的文物作为交换。 我国很久以来一直就敦煌壁画的回归问题同英国磋商，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国通过购买微缩胶卷的方式取回了壁画的影像资料，但是壁画实体的回归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敦煌流失在外的壁画精品总有回来的一天。 同类国宝 走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中国厅，入口就可以看见两幅宏伟绚丽的佛像壁画。据介绍这两幅壁画是明代的作品，来自山西周城的广乘寺中。左手一幅是东方药师佛，右手一幅是日月佛。壁画用有力的线条勾勒人物轮廓，色彩均匀柔和，有些不施色彩却见肌肤，是壁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如今，流落他乡的两尊佛像在异国的土地上看着来来往往参看的人们，他们眼神中流露出的，也许就是对祖国无尽的期盼吧。 在德国西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幅乐舞供养和佛传壁画，它本来是克孜尔石窟西侧壁上端的主亿画。壁画上描绘着一横列乐舞供养的图像，中心部位是立佛像，两侧各有6个舞蹈和奏乐的天人。佛和天人都立在楼台栏杆内，图中主要舞蹈者穿绿色短袖紧身衣，双手持长带，翩翩起舞。两旁有伴舞者和伴奏者。历经千年，画中人物的面部与衣着色泽依然绚丽多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画面中线条柔和，装饰华丽，有着满壁飞动的效果。 在德国的很多博物馆里，都珍藏着中国的壁画。这些是20世纪初期德国探险家勒库克进入新疆时，从克孜尔石窟劫掠走的。勒库克曾经称赞说，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是他们“在中亚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整块整块地被人揭走，只在洞壁上留下斑斑斧凿的痕迹，留下了令人心痛的满目疮痍。有资料显示，当年，勒库克从克孜尔石窟中取走了395块壁画，如今散落在德国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末代皇帝的悲哀 末代皇帝的悲哀 ——奇货可居的“东北货书画珍品” 名 称：东北货中的书画珍品 类 别：以书画为主的大量精品文物 价 值：其中的单品《出师颂》拍卖价格为2200万元，《十咏图》价格为1800 万元，其他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流失时间：1945－1949年 收 藏 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7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7件，堪萨斯纳尔 逊博物馆10件，克利夫兰博物馆5件，波士顿博物馆6辑… 流失原因：日本投降后溥仪匆忙出逃，致使携带的文物遭到驻军的抢劫，被随意 变卖，部分流失国外。 曲折经历 二十世纪初到抗战爆发之前的30多年的时间，是收藏家们的黄金岁月。局势的动荡使清王室的遗老及太监从皇宫里偷出文物拿到市场上变卖，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就是在这段时间形成壮大起来的。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琉璃厂附近突然出现了一批价格低廉的顶级国宝，里面每一件文物都是流传有绪堪称经典，让整个古玩业兴奋不已。这批文物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里盗运出的清王室的遗藏，他们被溥仪被带到长春后流失，因此行家们称这批货为“东北货”。这也是我国文物流失史上影响最大、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东北货”从紫禁城里流失是从袁世凯称帝后开始的，溥仪为了自己日后的生活有着落，便利用皇权，让当时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从上品中挑最好的拿出来，以“赏赐”溥杰的名义，陆陆续续把这些出类拔萃的珍品运出宫。当时皇宫已经被戒严，为了不让守卫的士兵发现，溥杰每天下学回家，都带走一个装着书画的大包袱，这样的运送的活动持续很长时间。 1924年冬天，冯玉祥打到紫禁城，出台了修正清室优待的条件，并责令溥仪立即出宫。几次交涉后，鹿钟麟以“如再拖延景山上就开炮”相威胁，溥仪等人只好匆匆离开了储秀宫。在交接前查点文物时，点查人员发现情况有些异常：在宫殿里只有少数文物悬挂，其他的却不知其踪，与《石铅笈》中所记载的大相违背。这让点查人员大惑不解，但还是在溥仪未出门前，把所有书画集中在景阳、钟粹两宫，分别装入若干定制的大木箱中。 交接后清查养心殿时，清查人员发现了“赏溥杰单”后才明白其中的缘由。通过整理清单发现，单是从1922年11月16日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溥杰带出的就有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迹其中的书画有钟繇、僧人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等人的真迹，有唐王维的人物，宋代马远和夏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几乎都被盗运走了。 溥仪出宫后住进了醇亲王府，二十几天后就躲进了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把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字画，秘密地转移至天津，陪伴着自己在天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长春东北隅光复路上的一幢黄色琉璃瓦覆顶的二层小白楼，就是溥仪的伪皇宫。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将溥仪从北京皇宫偷盗出来的珍品运到长春，前后共装了3尺多长，宽、高在1尺以上的木箱约100箱，各种珍宝不下2000迹这些书画珍品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里，一放就是13年。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又精选了一些珍品，把他认为是宝中之宝的珍贵首饰以及田黄石刻的乾隆御玺等，藏在一个黑色皮箱夹层里面随身携带，并从书画中选出一部分最心爱的手卷分装到57个箱子里，交给了随行侍从运往通化大栗子沟。没垢天，溥仪被东北民主联军和苏联红军俘获，其中除个别文物散失，其余都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 溥仪走之后，他的侍从们将携带的书画手卷以及其他物品一分而散。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开始变卖这批国宝，凡是他们经过的城市，在古玩市场上或是民间就能发现故宫国宝。这些人把国宝换成什么的都有，甚至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换来一个馒头或是一顿饭。 留守在长春的一些随侍和杂役人员，也开始顺手牵羊地整理宫中细软，然后悄悄地离开伪皇宫，但除了经管的极少数人知道楼内存放的是国宝外，小白楼执勤人员一概不知。秘密是被当时的伪军执勤班长金香慧发现的，他从窗户外看见很多的木箱重叠在一起，好奇心驱使他进屋内打开了木箱，发现箱中有很多小木匣，小木匣里面有漂亮的锦缎作包装的卷子，填有赤金，美轮美奂。他曾经在学校当过教师，知道这些东西有价值，顺便拿走了几卷。 没过多久，小白楼封箱的秘密被更多的人发现了，由此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担任警卫的伪军无不在值勤换班时进入小白楼，大肆抢夺。由于兵痞们大多没有文化，故先抢金、玉，再抢字画，古籍善本则肆意践踏，由于争夺，很多流传千年的名作被一分数段，或被撕得粉碎。其中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力作《三马图》，被扯为三截，前一截为人、马，附苏轼《三马记》10余行，中段为《三马记》16行和名家题款若干，后一截为后代名家题诗，最后一跋为明朝东林党名士董其昌所做。著名的《宫中游乐图》也被撕成5块，现分藏在国外几个大型的博物馆中，毁坏的文物更是不计其数，没垢天小白楼被洗劫一空。 伪满洲国士兵中的王恩庆也是小白楼事件的参与人之一。他在国宝流失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参加了哄抢，还最早“觉醒”。他知道了国宝的价值后，多次从其他士兵手中进货，再倒卖给古玩商。王恩庆还很有风险意识，因为担心走漏风声，他选中天津的一家古玩店作为“长期合作伙伴”。从他手中卖出的国宝多达44件，其中有好多珍品最后流失到了国外。 小白楼内的珍品书画被抢劫后，命运悲惨。进行抢劫的士兵们大都是东北人，他们队伍解散后，或潜逃回乡把珍宝秘藏起来，或流落到各地将珍宝变卖。被回乡士兵秘藏起来的那些书画，都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全国解放后，伪军和伪军的家属在土地改革时，因害怕罪证暴露，加紧毁灭证据，使小白楼流失的文物再次遭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坏。例如，曾被《宣和书谱》著录过的唐代大诗人杜牧的《张好好诗》等，被一伪军埋在地下，取出时已是与土壤同腐了。另有米芾的书法精品《苕溪诗六首》和《自书易义》、南宋牟益的《西岳降灵图》、明王绂的《万竹秋深图》、沈周的《辛夷花图》、初唐虞世南《积时帖》等，被重新发现时，已经被撕为数段，残缺不全。 在溥仪逃往东北的一路上，大栗子沟、长春、沈阳等地的旧货铺、废品堆里到处都有国宝出现。慢慢地，从吉林到沈阳，从北京、天津到上海，“东北货”成了书画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持有书画的伪军们或如数廉价出售，或一件件地到各地的文物商店求售，吸引了包括国民党军政大员、富贾巨绅、鉴藏名家在内的大批人士，使“东北货”一时名震全国，身价也日益增加，而且是以黄金论价。 面对市场上的中国古代著名书画，一些西方博物馆也不惜重金，派人从民间收购。它们的收藏，有不少是从小白楼流失出去的那部分。已知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17件，包括北宋屈鼎的《夏山图》、南宋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马和之《鸿雁之什图》、南宋无名氏《胡笳十八拍图》、米友仁《云山图》、元初钱选《王羲之观鹅图》。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弗利尔博物馆、纳尔逊博物馆、克利弗兰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等以及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博物馆。据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张伯驹考定，遗失作品计1198件，后虽陆续收回800余件，但仍有300余件或损毁，或流落海外。 当然，也有一些真正的文物收藏鉴赏家，从保护文物的目的出发，收购“东北货”。如张伯驹先生曾不惜变卖房产，收回了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等稀世瑰宝。60年代，张伯驹先生又把他收藏的晋、唐、宋、元、明、清等大批书画精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张叔诚的收藏也在解放后捐赠给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这也是清宫流失文物不幸中的万幸。 国宝内涵 这批被溥仪运送到宫外的珍宝“皆属琳琅秘籍，缥细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揉所收，择其精华”，就连溥仪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承认，他所带走的都是无可匹敌的精品。 现藏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的“东北货”中有一幅王羲之的《行穰帖》，号称美国藏中国书法第一名品。它是初唐时期的双钩填墨摹本，上书“足下行穰九人还示应决不大都当佳”两行共15字，结构平和自然，运笔流畅轻快，笔势委婉含蓄。上面有北宋徽宗金泥题签和宣和之印，也有董其昌的题跋：“东坡所谓‘疽两行十三字，气压邺侯三万签’者，此帖是耶？”乾隆帝则赞它“于浑穆中精光内韫”。 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所藏的“东北货”还有其他很多书法和绘画孤本，例如钟繇的《荐季直表》，宋高宗的《行书七言绝句》，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以及黄庭坚《行书赠张大同书卷》，绘画有唐代陈闳的绢本的《八功图卷》，元代钱选的《杨妃上马图卷》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赵孟一门合札尺牍》，包括赵妻管道、儿子赵雍、女儿赵由皙的信札，更能让人一睹赵氏一门书法风采。 米芾被公认伪宋四大家之一，尤以行书见长。但在他传世至今的书法作品中，大字行书却不多，已知的仅有4迹“东北货”中的《吴江舟中诗》就是其中一幅，它先是珍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后又赠与梅多鲍利坦美术馆。该作品所书的是朱邦彦四十四行五言古诗，为米芾晚年力作，既有中年书风的痛快淋漓，又有晚年老道的清古从容，枯笔疏行，是米芾书法成熟期的精品。 我们还可以从国家已经回收的部分“东北货”里了解这部分国宝的内涵，如米芾的另一幅真迹《研山铭帖》，是米芾书法精品中的代表作。该卷纵36厘米，横138厘米，用南唐澄心堂纸书写行书大字三十九个，通篇气势沉顿雄快，跌宕多姿，结字自由放达，不受前人法则的制约，为米芾大字作品中罕见珍品。该作品曾流亡到日本，2003年被故宫博物院以2999万元从拍卖会收购入藏。 国宝价值 “东北货”在抗战胜利后在北京琉璃厂附近出售时，引起了当时很多收藏家的注意，其中的不少精品被很多爱国忧民、具有大眼光大胸襟的收藏家、文人学士所收藏，而且在解放后，也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张伯驹是我国解放前著名的爱国收藏家，得知了“东北货”在世面上流通以后，搜购了很多精品文物。如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当时卖家索价黄金八百两，张伯驹为了不致国宝流出国门，已购买了很多字画，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也曾要求政府出面购买，但是无人理睬。万般无奈之下，将自己居住的老宅子低价出售，最终以黄金220两买下了《游春图》，后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我们众所周知的《韩熙载夜宴图》也在“东北货”之列。1945年11月，张大千重返北京，打算买房定居。正好有一所前清王府要出售，索价黄金500两。在交完定金后没几天，他在琉璃厂的“东北货”中发现了《韩熙载夜宴图》，不禁为之狂喜。古董商要价也是黄金500两。豪宅和名画既然不能兼得，张大千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决定舍弃豪宅而购买名画。 1997年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的天价入藏了一幅宋代《十咏图》，此图是东北一位老汉送到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的，老汉的父亲原为溥仪的侍卫官，在溥仪出逃后得到了这幅图卷。工作人员起初将信将疑，后经过全国最高级、最具权威性的“五老”鉴定会的鉴定，“五老”一致认为这幅图画确属真迹无疑。 2003年7月28日，故宫博物院出价2200万元人民币购买隋人书《出师颂》，这也是众多“东北货”中的一件，这件历代皇家收藏的国宝曾被分为两件残品落匿民间，清末《出师颂》被溥仪带出宫后，流落民间辗转60年。《出师颂》是距今1500年前隋代书法家索靖留世的墨迹孤品，书体为草体，字体浑厚，此书帖的入藏弥补了故宫藏品的一个空白。 “东北货”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当初的们在拿“东北货”换酒钱的时候，是以麻袋论价的，转眼50年，价格不知翻了多少倍，堪称收藏史上一绝。 回归难题 解放后国家为追踪这批国之宝器，组成了以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凯先生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开展了异常艰辛的调查和思想说服工作，整整忙碌了40年，现在大多数散失的“东北货”已经回归到故宫。 流失到海外的“东北货”由于无法统计，至今还是一个谜。已经回归的文物当中有不少来自海外人士的捐赠。2005年9月20日，台湾作家李敖在参观故宫博物院时当场表示，愿意将自己珍藏的一幅《乾隆题〈王著书千字文〉》赠予故宫博物院。2006年3月16日李敖委托凤凰卫视代为办理了捐赠事宜。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解释说，《乾隆题〈王著书千字文〉》原为清内府收藏，小白楼事件发生时被撕毁，只有乾隆的题诗和后幅的周越跋文幸存于世。李敖将乾隆题诗部分捐赠出来，使得这件清宫故物在八十多年后重归故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故宫博物院现藏的一百多万件文物中，有数万件来自于个人捐赠，大批爱国人士给予我国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回流工作很大的支持。 紫禁城出版社副社长章宏伟介绍说，以“东北货”的数量和质量而言，市场上还会出现流失精品，故宫秉持的方针就是“征集原清宫遗散在外的文物和各艺术门类中的精品，通过拍卖市场让国宝回归”。故宫博物院近几年来通过拍卖购进的流失文物也不在少数，例如，1995年以1800万收购张先《十咏图》；1996年400多万收购石涛《高呼与可图》；1997年600多万收购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故宫博物院对收回流失文物工作的重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磊落万龙无一瘦 磊落万龙无一瘦 ——唐照夜白图 名 称：照夜白图 创作年代：唐代 题 材：中国马画。是以鞍马为题材的绘画形式，亦称鞍马画。中国马画历史 悠久，有图文记载的近二千年。历朝历代都有一些的画马大师，各有 特色，表现了各朝各代的鞍马文化及发展沿续，从侧面也反映出当时 的政治、军事形势及皇家文艺倾向。 国宝规格：纵30.8厘米，横33.5厘米。 流失时间：1936年 收 藏 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流失原因：抗战前期被溥伟变卖 曲折经历 人和马从远古起就是共生的关系，所以人对马的形体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认为它是一种美的体现。自原始时代的岩画到后现代派绘画，马一直是美术的主题之一。汉代以马为主题的石雕、玉雕、木雕、砖刻和铜器独步中国美术史，而画马到唐代更是蔚为壮观，形成专业画家，马画成为独立画种，许多画家因画马名噪当世，留名画史。被誉为“古今独步”的韩干就是唐代承前启后、独具特色的画马大师，《照夜白图》是他的存世作品之一。 “照夜白”顾名思义，是形容马匹毛色很白，甚至能把黑夜照亮。此马为唐玄宗李隆基心爱的坐骑。唐朝时，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密切，唐玄宗曾将义和公主嫁给了宁远(大宛)国王，宁远国王则向他进献了两匹“汗薛马”，唐玄宗为两马取名为“玉花骢”和“照夜白”。照夜白在唐朝辉煌时期曾伴随唐玄宗游山玩水，在“安史之乱”时陪他度过了一生中最落魄的时期，为李隆基所深爱，也就成了宫廷画师的主要描摹对象。 韩干是陕西蓝田人，擅画肖像、人物、鬼神、花竹，尤其擅长画马。他生活在唐玄宗时代，少时家境清寒，常为酒家送酒。一次韩干给著名画家兼诗人王维送酒，王维不在，他就利用等待的时间在地上画人和马，王维回来后看见，认为韩干有绘画才能，便每年出资帮助他学画，十余年后学艺成材。唐玄宗天宝年间因他擅长绘画被召入朝廷。韩干画马从写生入手，突破了传统画马的视角，着重描绘风采神态，自成一家。 当时京都长安养马成风，御厩骏马多达四十万匹，尽是“磊落万龙无一瘦”，朝廷以此夸耀国运隆盛。唐玄宗也不时命宫廷画家为内厩“玉花骢”、“照夜白”等名马作画。韩干入宫后，唐玄宗让韩干跟着著名画师陈闳学画，韩干答说：“我画马有自己的老师。皇上宫内马圈里的御马，都是我的教师。”唐玄宗听了感到很诧异，但等看过了韩干画的御马，其完全画出了马健美的形象以及奇特的神韵，唐玄宗十分满意。 《照夜白图》作成以后，留存在宫廷。后来此画为不少名人及藏家收藏，在唐代被著名美术史家张彦远收藏，留有“彦远”二字，五代十国时曾被南唐后主李煜收藏，画上有他所提的“韩干画照夜白”六字，宋元时期的米芾盖有“平生真赏”朱印。卷首有何子洇、吴说等人的题字，卷后有元代危素及沈德潜等十一人的题跋。清朝时期藏入内务府，上面有乾隆皇帝的亲笔题诗：“独嘶霜月白，特立朝风寒，有志凌金络，无心忆锦鞍。” 《照夜白图》从清宫里流失出来的原因与恭王府的主人有莫大的关系。恭王府最初是清乾隆时的宠臣、大学士和的宅第，嘉庆四年（1799年）和获罪，嘉庆皇帝将此宅赐给庆郡王，改称庆王府。咸丰元年（1851年），清咸丰帝将其赐予六弟恭亲王奕，并改为恭王府。恭亲王奕是道光皇帝之子，咸丰皇帝之六弟。在同治、光绪两朝时，总理国家大政及外交事务，为清代后期重要历史人物。恭王府换过的3代主人，都是皇上器重的朝廷大臣，府内珍宝古玩甚多。20世纪初，恭王府奕之孙溥伟由于不甘清王朝的覆灭，到处活动密谋复辟，为了筹集资金，他把恭王府里数代珍藏的珍宝变卖，《照夜白图》此时才浮出水面。但是，溥伟只卖珍宝古玩，不卖书画。1912年3月23日，溥伟将恭王府原藏的除书画外的大批文物卖给了山中定次郎。 1935年，日军占领北京后，更千方百计妄想掠去中华文明的传世之宝，时局动乱，溥伟感到书画留在家中不安全，又急需用钱，就想变卖书画。不知是什么原因，消息被英国收藏家戴维德知道了，他立刻委托上海古董商叶叔重帮他购买《照夜白图》。叶叔重来到北京，又拜托北京琉璃厂博韫斋经理萧虎臣去向溥伟请求转让。溥伟在变卖家产的过程中，和萧虎臣建立了非比寻常的关系，于是溥伟将画转让给叶叔重。 张大千闻听此事连忙找到张伯驹，希望他能阻止《照夜白图》被运出北平。张伯驹听说后非常焦急，他曾在溥伟处见过《照夜白图》，对这幅图又倾慕已久，当时他不想乘人之危买溥伟的藏品，如今知道将流走上海，很是心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余在上海闻溥伟所藏韩干《照夜白图》卷，为沪叶某买去。时宋哲元主毡京，余急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请其查询，勿任出境。比接复函，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张伯驹致函给北京执政长官宋哲元，想拦住“照夜白”过江。可惜时机已晚，叶叔重拿了《照夜白图》没有在北平多留，直奔上海将其转卖给英国的戴维德，《照夜白图》从此流落海外。后来《照夜白图》几经转手，现在珍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国宝内涵 《照夜白图》画面构图比较简单，一匹马和一根木桩。“照夜白”被拴在木桩上，然而它不甘心于被束缚，马首高高昂起，马的鬃毛飞扬，双耳直立，两目圆瞪，鼻孔张得大大的，咧着嘴在嘶叫，四只马蹄腾跃踢踏，似乎要挣脱缰绳而去。韩干画马不仅追求形似，而且以其洗练而富有弹性的铁线勾勒后稍加渲染，将一匹烈马狂暴不羁的神情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感觉到有“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气度，成功的刻画出了这匹神骏非同凡响、豪迈不羁的气魄和性情。画家用笔细劲浑穆，构图大胆独特，居中立一黑白棱面相间的木桩与整体白色加局部渲染的骏马，形成纵横交错、色彩变化的强烈对比，从而使整个造型富于生命律动的节奏美感。 明代宗衍在诗中说：“唐朝画马谁第一，韩干妙出曹将军。”曹将军就是指曹霸，是唐代著名的画马名家，也是韩干的老师。历史上有“曹瘦韩肥”的说法，即曹霸的瘦马，有大唐的魂魄；而韩干的肥马，足见大唐气像。《图绘宝鉴》中写道，曹霸注重画骨，“神胜形”是其画马特色；而韩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画马重画肉，是“形胜神”，韩干画的马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唐玄宗时期的马都是宫廷御马，膘肥体壮，韩干注重写生，因此他的马脚短而肥，强悍威猛，具千里之相，有“唐马”之誉，对后世影响较深。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曾说：“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韩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道出了韩干画马“重肥壮”的特点，也肯定了他形神兼备的艺术造诣。 韩干成功的秘诀是他能深得“马之性”，他对马的识别与鉴赏的能力达到了著名相马专家九方皋、伯乐的程度。《广川画跋》中记载“世传韩干画马必考时日、面方位，然后定形、骨、毛色。”，这种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和高妙技巧，使韩干的马达到“意存笔先”而臻于“画尽意在”之境界。 米芾在《画史》上记录着的典故充分说明了人们对韩干马画的喜爱，相传宋仁宗嘉年间的一位大官，身带一幅韩干的马图，乘船到江南，行至安徽当涂采石矶准备渡江。这时，风浪大起，连续三天，船不能渡。遂祈祷祭祀中元水神庙，是日夜半，他梦见人说：“留下马图，便可渡江”。于是，第二天就把马图献给庙里，果然风平浪静，顺利过江。通过故事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了韩干以马为题材的画在宋代的影响。 国宝价值 唐代宫廷画师流传下来的马画寥寥无几，而韩干的马图在宋代已经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宣和画谱》中记载收录韩干的作品有52件，但现在存世作品只有两幅——《照夜白图》和《牧马图》两幅了。 《照夜白图》据专家考证，马的头、颈、前身为真迹，而后半身为后人补笔，马尾巴已不存在，能流传至今已是非常难得。尽管如此，仍然能够从画中马匹的鬓毛、眼神等局部中窥见书画大家的风范。收藏此画的溥伟曾说，凭着他手中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和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可以抵得上张大千所有的藏品。当时张大千也是国内赫赫有名的书画收藏大家，手中的书画精品也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由此可见《照夜白图》在收藏界的地位。 中国以马为题材的艺术形成，堪称中国一绝，从雕刻到绘画，从兵马俑到马踏飞燕，从青铜到陶瓷，中国马的艺术始终不衰，每一个种类堪称世界级的文物都少不了以马作题材的作品，都把马的神情和内在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博得中外人士的青睐和赞美。 当代最著名的画马大家当数徐悲鸿。2005年的嘉士德春季拍卖会上，徐悲鸿的《奔马》是此次拍卖会的焦点，奔马题材是悲鸿先生最为典型的代表作。水墨晕散、俊逸奔放，经徐悲鸿先生之笔所绘的骏马，使每一位观画者都能够感受到豪放激昂的情绪。这幅《奔马》的估价原本在80万上下，可是当拍卖师报出55万的起拍价之后，台下立刻有买家喊出了100万的价格，最终这幅作品以180万落槌，比估价整整高出了100万元。此次拍卖徐悲鸿的《奔马》只是众多作品中比较普通的一幅，拍卖的价格远远高出本来的估价，而像《照夜白图》这样的古代的绝品级别绘画，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回归难题 如今珍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照夜白图》已经成为了该馆的“镇馆之宝”。它作为众多中国流失文物里的私人藏品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的，从这个角度去说，《照夜白图》再回到祖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干事王先生曾经提到，其实，抢救的概念，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就是通过回购、捐赠等正当途径实现文物实体的回归。如果实体回归的条件不成熟，还可通过合作，围绕文物开展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展览等活动，最终的目的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像《照夜白图》这种国宝级别的画作，不管是实物，还是其图片，在国内都难得一见，更大的可能是展开双方的合作，通过出版图片的方式进行交流，让更多书画爱好者通刮观或者是收藏图片达到另一种回归的目的。 同类国宝 韩干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牧马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有宋徽宗手题“韩干真迹”，《牧马图》用“铁线描”勾勒渲染，黑白二马对比，并辔而行，牧马人上手拉马鞭，白衣黑帽，满脸络腮胡，仪态不俗。画幅不大，但结构严谨，造型准确、生动。画面比例完美，白马黑马的位置安排堪称一绝，韩干用笔严谨，画意却极为潇洒，把其画风表现的淋漓尽致。恰如杜甫在描绘韩干画马的《画马赞》中所说：“毫端有神，落笔雄才。” 宋代著名作家李公麟的传世作品中，《五马图》是最值得信赖的真迹，也是存世作品中最具艺术造诣及个性的代表性作品。《五马图》所画是西域进贡的五匹名马和奚官、圉夫。画为长卷，分五段。五个部分以线描勾成，用概括精简流畅的线条，施以极清淡的颜色辅助，给人一种亲切感，含蓄地表现出人物的民族特征和马的神态。这幅作品在哄抢时，被分为两段，现分别珍藏在日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韩干传奇 韩干在画马上的空前成就，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据《独异志》中记载，韩干闲居期间，忽然有一天，一位身穿朱红色衣服头戴黑色帽子的人来到他面前。韩干问他：“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个人回答说：“我是鬼的使者，听说你擅长画马，请你为我们阴界画一匹马。”韩干便为这位鬼使画了一匹马，并将它火化了。过了几天，韩干外出，途中遇到一个人向他举手作揖表示谢意，他对韩干说：“承蒙您送给我一匹良马，免去我长途旅行翻山过河的劳累，我也要对你的盛情表示答谢。”说完送给韩干上好的素色细绢一百疋。 《酉阳杂俎》里也记载着一则有趣的故事：唐德宗建中初年，曾经有个人牵着一匹马找马医说：“这匹马患了脚疾，要能治好，愿用二千钱酬谢。”医马的兽医看了看这匹马的毛色骨相，笑着说：“你这匹马很像韩干画的那些马啊！真马里面没有这样的。”然后马医请马主人牵着马绕市门走一圈，马医也跟在一边。碰巧他们遇见了韩干，马医告诉韩干自己的疑惑，韩干看后大为惊异地说：“这正是我配的颜色画的马啊！”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随意画的马，在阴世间被人效仿了。他于是抚摸马身，马有些瘸，好像前蹄有伤。韩干心中很是奇怪。回到家里，看了自己画的那匹马，果然蹄子上有一点黑缺。韩干这才知道画也是通灵气的。那位马医得到的酬金，用过一段时间几经转手后，都变成了泥钱。这些荒诞不经的记载还有很多，虽不足信，但由此足以证明，韩干画的马已到了传神入画的地步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画卷上的珍禽精灵 画卷上的珍禽精灵 ——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 名 称：写生珍禽图 年 代：大约1125年 题 材：花鸟画，是以动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的中国画传统画科。中国花鸟画 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生物之间的审美关系，具有 较强的抒情性。 规 格：卷高27.5公分，全长521.5公分。 最后露面：2005年4月嘉士德拍卖会 价 值：2350万元 持 有 者：可能是来自比利时的私人收藏家尤伦斯。 曲折经历 《写生珍禽图》是著名画家宋徽宗的作品。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即北宋元丰五年阴历十月十日，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我国古代专门管理国家藏书的中央机构），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样的记载让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赵佶和李煜的才华和命运是很相像的，同样是青年登基，政治上无能的昏庸皇帝，最终被流放，身死异乡，同样在艺术上颇有成就。 赵佶登上皇位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死时只有24岁，此时还没有子嗣，宋哲宗的母亲、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力排众议立哲宗的弟弟赵佶为帝。宋徽宗赵佶统治的25年间，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他荒淫腐朽，最宠信的官僚是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以及杨戬、高俅等人。公元1126年，金兵第一次打到京都城下，他将皇位传给了大儿子、皇太子赵桓，自己做起了太上皇。这二十五年皇帝生涯，宋徽宗基本上是在一种轻歌舞喜剧般的氛围中，优美地旋转着，滑着轻松的小步舞似的度过来的，直到退位。 1127年，宋徽宗与儿子钦宗同遭“靖康之变”，被金兵掳走。作为皇帝，宋徽宗的政治生涯灰暗而短促，但是作为艺术家，宋徽宗却是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少有的富有艺术气质、才华横溢的皇帝。无论诗词歌赋、戏曲、书画都有广泛涉猎，尤其是书画方面才艺最高。他的书法从师于薛稷，草书拜学于黄庭坚。楷书瘦劲峻丽，有“屈铁断金”之誉，自成法度，世称“瘦金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历代楷模。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 宋徽宗目前存世的绘画作品只有19件，其中又分为“御题画”和“亲笔画”两种。所谓“御题画”，即皇帝亲授画意，由宫廷画家动笔绘制的作品，“亲笔画”则是宋徽宗亲手图画，目前存世大约只有13件，也是宋徽宗绘画作品中的极品。宋徽宗赵佶特别喜欢画花鸟，为此，他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花卉珍禽。现今流传的赵佶花鸟画中大都描绘栖于花枝的禽鸟，意境优美，形神兼备，他笔下的珍禽异鸟数量不少，但在绘画表现上却毫不雷同且各具新意。 《写生珍禽图》经过多名专家的考证是宋徽宗老年的作品，笔意顺畅，上面钤印有政和、宣和双螭玺十一方、残印一方。鉴藏印有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古希天子、乾隆鉴赏、石铅笈、重华宫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梁清标印、安岐之印等二十七方。历经宋、明、清宫收藏印鉴足有40多方，流传有绪。 《写生珍禽图》上的皇帝印鉴除了宋徽宗自己，还有乾隆和嘉庆的印章，却没有同治、道光和宣统的印章。因此，有专家分析，这件作品可能在清代嘉庆以后就流落民间，并且在海外保存时间相当久，当然这些也只是个人的推断而已。《写生珍禽图》流落日本几十年，一定有许多精彩故事，由于作品的现收藏者不愿更多地透露内容，许多关于这件作品背后的故事现在只能作为一个谜。此次归来是嘉士德公司通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成功促成回归的。 国宝内涵 经历了至少900年的岁月辗转，宋徽宗的画能够流传下来的已是凤毛麟角。《写生珍禽图》是宋徽宗赵佶留世珍品中尺幅最大的。全卷高27.5公分，全长521.5公分，画卷上共有12段水墨写生花鸟小图，最末一段稍短，纸边上有小半方残印。 《写生珍禽图》画卷上的花鸟清丽幽雅，栩栩如生。笔调朴质简逸，全用水墨，对景写生，无论禽鸟、花草均形神兼备。图中鸟的羽毛，是用淡墨轻擦出形，又以较浓墨覆染。再以浓墨点染重点的头尾、羽梢等部位，层叠描绘，反映鸟羽蓬松柔软的质感，丰富的厚度以及斑斓的色彩。鸟脚爪抓握枝干的力度、亮如点漆的眼神以及花叶的颤动，无不呼之欲出，充分展现了宋徽宗作品的风格。尤其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严密处微露白道，与史籍记载完全一致。第十一段“原上和鸣”的回首顾盼，第五段“碧玉双栖”的动静对比，以及第二段的“熏风鸟语”的凝神引颈，把禽鸟的情态描绘得分外出色，精彩至极。 宋徽宗是十分注重写生的画家，由于他要求对描绘对象的真实性进行表现，使得刻意求工、高度写实的画风得到极大的发展。这种刻意求真的描绘和笔墨风格，把花鸟画从古朴天真之趣变为精微灵动，从而使“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的艺术格调在《写生珍禽图》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国宝价值 宋徽宗作为艺术家，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富才华，也最有成就的。他的花鸟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传世作品不多，大多都被博物馆收藏，流传在外的不过四五幅，其中明确为私人收藏的只有一幅，其余皆下落不明。《写生珍禽图》从海外回到北京后，嘉士德公司立刻邀请了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专家张珩、启功、傅熹年等共同考证，确认是宋徽宗晚年作品，被一致公认是一件数百年来罕见的无价之宝。 据专家称，根据画卷上宋徽宗印鉴的印色判断，它与画上其他宋代的玺印同时，而其尺寸则与传世的徽宗“御书”长方印相同。在每段的合缝处，都盖有双龙图样的印章，称为“双螭玺”，“双螭玺”是宋徽宗的御用玺印，图案像两条龙，是皇帝自己用的，别人不能用。这些也更加证明了此幅作品的真实性。 《写生珍禽图》的出现不仅是拍卖界自身的事情，而且也是中国文物和美术界值得关注的事迹因此嘉士德拍卖公司从私人手中得到的这幅稀世珍宝在拍卖伊始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国宝到达北京请徐邦达、启功等鉴定专家观看此画后，均是赞不绝口。当时嘉德的工作人员对启功先生表示要送到他家中以备欣赏时，启功先生当即说：“不成，我累点没关系，这样的宝贝是不宜抛头露面出门的。”徐邦达先生看过作品后甚至说：“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幅画深感欣慰。” 拍卖会上拍卖师宣布起拍价780万元以后，场内出现激烈的竞争。竞拍价升至1000万元以后，仅剩两个委托席在竞争。竞拍价飙升至1800万元以后，一位站在后排的年轻人进入竞拍，经过56次竞价，最后这位年轻人以2530万元人民币竞得，创下了中国画拍卖价的最高记录。 嘉德公司的副总经理寇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写生珍禽图》以如此高的拍卖价成交，说明中国艺术品正在被广泛地认同，其价格正在与价值日趋吻合。他相信随着国内收藏市场的规范与壮大，会有更多的海外文物进入中国的拍卖会。从市场行情看，帝王距今的年代越远，帝王名气越响，艺术成就越高，其作品价格越高。帝王的书画作品有着独特的魅力，藏家一旦拥有它便是一种品位、荣耀乃至身价的象征。相信帝王书画仍会受到大藏家、收藏机构的青睐和追捧。 国宝去向 从境外征集到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人民币落槌，国宝回归后复又流失，令国人遗憾，但有关真正的买主是谁，还是一个谜。竞拍结束数日之后，台湾媒体透露一种答案——《写生珍禽图》由威廉基金会购得捐赠给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但最终被一位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工作的东方部主任华裔吴同大先生否决了。有记者问及此事时，吴同大感叹受了不白之冤。他说，这幅画的买家是布鲁塞尔一位专做航空食品的老板，此人委托北京从事古董生意的吴尔鹿为其购买，而吴尔鹿并未出面，让他的儿子在拍场举牌。 事后经调查，此画的真正买主是来自比利时的尤伦斯先生，也就是媒体中报道的来自海外的神秘买家。尤伦斯先生收集中国古董和当代艺术作品已有20年。他的父亲1921年至1926年曾在比利时驻华使馆任职，他跟随父亲在中国度过了五年的童年时光。他的舅舅于1937年至1942年曾任比利时驻华大使，他的家族与比利时前女王伊丽莎白是至交。1985年，在西方大国中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新中国的时候，当时已是王太后的伊丽莎白就率团访华。所有这些，都对尤伦斯先生的“中国情结”产生了重要影响。近15年来，他主要收集中国古今书画家的书画作品，在他收集的400幅书画作品中，70幅是古代作品，尤伦斯也是西方专门收集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屈指可数的几个收藏家之一。 真伪之争 这幅《写生珍禽图》拍卖以后，有很多关于真伪之争的报道，宋徽宗书画作品，目前全世界可以确定的存世只有19幅，有确定图形、特征的，更少，只有13幅。其中，在中国几家大博物馆，包括台湾故宫，藏有9迹另外10件，分散在海外收藏机构或个人手中，其中4幅属于“图录”，6幅属于“密玩”。 《写生珍禽图》也在“密玩”之列，也就是存在很大造假的可能，而且画面中有人认为作画的笔墨过于粗糙，不像是出自宋徽宗这样的大家手中。也有人认为宋徽宗一些比较典型的技法与特点在《写生珍禽图》中均有明确的体现。其墨竹画法与宋徽宗另一作品《四禽图》笔墨一致。而且宋徽宗的双螭印在没有照相制版技术的元明时代，要想伪造得逼肖也是不可想象的。总之，据专家推断，现阶段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证明《写生珍禽图》就是伪作。 回归难题 《写生珍禽图》是海外回流的拍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不可能由国内进行定向拍卖，而是对所有买家一视同仁，全世界的博物馆及收藏家都有权利参与。据悉，目前我国一些重要的博物馆都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参加本次拍卖的有数十个买家，但嘉德公司的副总经理寇勤说其中很多都是委托代理人过来的，很难获悉他们的真正“来路”。因此最终拍卖成交时，竟拍成功的买家身份不能确认。由于拍卖市场的基本原则是“上不封顶”，而国家回购文物的资金却相当有限，拍卖最终的成交价是国家资金所不能企及的。 据参与竞拍的故宫博物院的单国强回忆说：“宋徽宗的画本来极少，出来一件不容易，故宫、首博、上博都想竞拍，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当时对这幅画的真假还有一些争论，我们一犹豫，国外买家就拿下了。”对此他感到非常遗憾。 据单国强介绍，故宫每年回购文物的经费有200～300万元，就算把钱拿出来准备着，等市场上出来好东西的时候，往往买一件都不够。此次最终由于资金的不足，《写生珍禽图》再次流出国门。 同类国宝 上海博物馆里有一幅宋徽宗的《柳鸭芦雁图》。此画运笔、用墨以及设色都带有稚拙之感。柳鸭图的画面可分前后两部分，前段描绘的是一株柳树与几只白头鸭，后段是水滩旁大雁临水而饮。他的笔势遒劲清疏，观察物象极精确，不容半点马虎。羽毛、柳条、蓼花，很小的细节也同样一丝不苟。说明宋徽宗赵佶是很偏执的，也正是因为他对细节的苛刻追求，造就了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 宋徽宗的花鸟画作品《竹雀图》现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画中的云雀真实地描绘出了表情和动作，鸟的眼睛利用生漆来点，高出纸面，显得特别有神。宋徽宗画竹的方法也是自成一家，用焦墨着色，没有旁人仿效。他所画的竹叶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竹叶的画法大相径庭，几乎没有深浅或者一笔带过的现象，而是色泽浓黑，在竹叶交错处微微露出白色的缝隙。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珍藏的《五色鹦鹉图》是宋徽宗为驶多的传世作品之一。《宣和睿览册》是北宋时期编绘的工笔花鸟画集，里面收藏的是以精微的刻画技法达到传神高峰的古代绘画珍品，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历代水火兵燹，《宣和睿览册》里所收藏的珍品字画几损毁殆尽，传世仅有三幅，《五色鹦鹉图》便是其一。五色鹦鹉和白头翁美丽的外形，描绘极为工致逼真，体现出鸟语花香的境界，上面有宋徽宗亲自题写的五色鹦鹉的传记，瘦金体书法的清秀和绘画的细腻均匀的糅合在一幅画中，不愧为绝佳的传世孤本。 徽宗评画 宋徽宗酷爱书画，他本人既是有名的书画家，又是绘画的倡导者。宋徽宗曾下令广罗名画，汇编成集，这些对保存、记载传统遗迹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他的重视之下，宋代宫廷不仅设有画院，还改进和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画家的政治、生活待遇，画院里的画家甚至还被授予品秩。画院的学员除了学习一般的六种画科以外还需要学《说文》等等，用以提高文化修养。画家进入画院之时，必须经过考试，主考评画的就是他自己。 比较出名的一个典故是宋徽宗出“踏花归来马蹄香”的画题。一般画家的画法都是踏花归来，马蹄上还残留着一些花瓣，用以体现“马蹄香”的题意。可是，有一位画家却不如此画，而是围绕马蹄画了两个飞舞的蝴蝶，以示其香。徽宗看了，说这幅画对“马蹄香”的体现是最好的，因而评为第一。 宋徽宗喜欢摘取古人诗句作为画题，来作为考试题目。有一次他出的题目是“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一般应考人都画着傍岸一只小船，船舷间或舱篷上停着几只鸟雀，以示无人。然而这些画均被宋徽宗认为“与题不切”。他认为画得最好的一幅是船夫倦睡在船尾，身旁还丢着一根短笛。这充分表明了荒郊野水，终日没有过路的渡人的情景，船夫等得疲倦不堪丢下了竹笛，睡着了，也更加突出了孤舟的寂寞和环境的荒僻安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书 帖 书 帖 中国五千年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衍变过程。而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一门古老的艺术，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至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着巨大的魅力。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以不同的风貌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浏览历代书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追寻三千年书法艺术发展的轨迹，我们清晰地看到它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步，强烈的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书法艺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的灿烂之花。书法艺术最典型的体现了东方艺术之美和东方文化的精髓，是我们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瑰宝。它具有世界上任何艺术都无与伦比的深厚群众基础和艺术特征。 和书法历史同样悠久的中国古籍，其历史也长达几千年。古籍是知识的载体，文化的结晶。精粹的古籍也博得了众多书籍爱好者的喜爱，成为收藏爱好者的藏品之一。我国藏书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藏书室是周代的“藏室”，老子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藏书家。之后的历朝历代继承和发扬了以书为贵的思想，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和发展。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到秦汉时代的历史著作，再到唐宋诗词，明清小说，甚至历朝历代的兵书战策，分门别类的专业著作，驶胜数。 古籍善本历来身价很高，宋、元善本更是弥足珍贵，在明代可以与唐寅、文征明的一幅好画相媲美，到了今天则是以页论价。明代的版本比较多，但良莠不齐。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却出了许多名刻本，无论是用纸、雕刻、印刷还是所刻的版本都堪称精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空灵之美，动感之妍 空灵之美，动感之妍 ——王羲之的《丧乱贴》 名 称：丧乱帖 年 代：原墨宝创作于东晋时期，现存世的为唐代双勾填摹本。 规 格：纵28.7厘米，横63厘米，八行，五十九字。 类 别：书帖。帖，今指从石刻上拓下来的墨迹，供鉴赏、收藏或临摹之用。古代则是指学者、文人或书法家在平常的生活中所写的信札、墨迹等。 古代遗传下来的帖，本没有题名，后人为识别方便，就从帖中开头的 几字中或选重要的几个字作为帖名。 流失时间：公元742年 收 藏 地：日本皇宫 流失原因：鉴真东渡时被带到日本 曲折经历 在存世的中国古代书法墨迹中，最为珍贵的当属“书圣”王羲之的真迹。而王羲之传世的作品，最精彩、最接近王羲之书法原貌的，当首推日本皇宫这件唐代勾填本的《丧乱帖》。它是王羲之给友人的书信，写此帖时的心情是“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书法行笔和心情融会贯通，书写时先行后草，时行时草，可见其感情由压抑至激动的剧烈变化，把书法的意境表现的淋漓尽致。 说到《丧乱帖》不能不提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王羲之所处的年代，在政治上是比较混乱的时期，但在思想和精神上，却是比较自由和解放的时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应当说在艺术创造方面远胜于春秋时代。封建士大夫追求一种闲适淡雅的精神境界，玄谈之风盛行。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正是在魏晋时期这个空前庞大、酷爱书法诗文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而跃上那个时代的艺术之巅，而他的艺术创作又充分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高度和艺术精神。 《丧乱帖》是王羲之晚年的作品。在东晋政坛上，王羲之难以有所作为，也正是因为如此，思想的练达使他成为一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此帖创作之时，他的老家山东琅琊地区正处于一场战乱之中。王羲之被迫离勘方，迁居南方。当他获知祖坟遭毁，痛苦不安，便给朋友写了一封短札，字体随情感而变，由行入草，一气呵成，这就是著名的《丧乱帖》。《丧乱帖》书法精炼老道，技法成熟，是难得的精品之一。 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自东晋末，经南朝至隋朝，历经战乱，遗失、毁灭者甚多。家藏部分书法珍品被他的后世子孙所收藏，到了唐太宗时期，由于太宗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向天下购求王羲之笔迹，短短几年之内就得王羲之真书50幅，行书240幅，草书200幅，均藏于内宫。继太宗之后，高宗也承其趣尚。则天武后朝万岁通天二年（679），王家子孙王方庆将其家藏的王氏历代真迹进上给朝廷。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编为《万岁通天帖》，尽数呈交给了朝廷，而《丧乱帖》可能就在其中。 随着遣唐使频繁往来，唐代的文物制度也被猾地引入到日本，中国书法中最为优秀的作品被有意识地选择介绍供日本贵族阶层学习和鉴赏。唐天宝元年（742年）冬十月，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礼请大和尚东渡日本，向日本国传法。经过先后五次失败，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4年），经两个月的艰苦航行，66岁高龄的鉴真和尚终于到达日本，带去了我国先进的文化技术，其中就包括在当时备受推崇的王氏书帖。圣德天皇对鉴真东渡传法的行为十分赞赏，亲自授予鉴真“传灯师”的最高荣誉僧位，以表彰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圣武天皇驾崩后，在他的祭祀目录——《国家献物账》中记载了当时的敬献物品，其中就有王羲之的书法《丧乱帖》。 此后，《丧乱帖》保管于日本皇室罩院，它在奈良时期是圣武天皇生前的喜爱之物，到了弘仁年间（公元810-824）流失到民间，其后递传迭而不明。江户时代初期后水尾天皇时期（1611-1680在位），史料记载当时有王羲之书一卷从外部进献，水尾天皇把此书卷分割成瓤分，将其中二幅收藏在自己的文库，另一幅赠给了第八皇子后西院。后来原存官库及置于身边的两幅失火，唯赠与后西院的一幅传世，即如今传世的《丧乱帖》。后西院驾崩后，为尧恕亲王所购得，他本来是妙法院的教皇，于是经该院保存至今。明治十三年（1880年），由妙法院奉献给皇室，并一直被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收藏。 而千余年来国内书家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从来没有任何著录和法帖汇编记载有王羲之的此帖真迹流传于世。一百年前也就是1892年，任驻日钦使随员的杨守敬在日本搜集散出的书籍字画，并摹成《邻苏园帖》，国内学界才眼界大开，真没想到世上竟还存有勾摹如此精良的王氏墨迹。但是一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丧乱帖》墨迹印刷品才传入内地，真可谓是千年的新秀老寿星。 和《丧乱帖》同在一张纸上的还有王羲之的其他两个帖子——《二谢帖》和《得示帖》，它们都是王羲之的书信，被裱成一个立轴。“二谢”指陈郡谢氏兄弟，在《王羲之传》中，均有记载。王、谢皆东晋门阀世族，亦有姻亲之好。谢氏中与王羲之关系密切者，乃谢安和谢万，《二谢帖》应该是和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和《丧乱帖》不同，《二谢帖》在宋徽宗所编著的《宣和书谱》卷第十五录有该帖目的记载，它的真迹早已失传，但却和《丧乱帖》被临摹在同一张纸上被带到日本。 国宝内涵 《丧乱帖》之所以受到众多藏家的推崇，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丧乱帖》采用的是双钩填墨的描摹方法，双钩的细线历历可辨，纤微毕肖，字的轮廓，纸被虫蛀损的痕迹，甚至是帖上徐僧权等人的题名，都忠实地一一勾摹出来，丝毫没有一般勾摹本通常所见的笔画轮廓不自然，行笔线路不明了的弊病。《丧乱·二谢·得示帖》神采外耀，笔法精妙，动感强烈。该帖为抒发作者悲痛之情的作品，故挥洒淋漓，流畅不羁，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也是其欹侧之风的代表作品。 《丧乱帖》全文8行62字，风格近似于王羲之的《频有哀祸帖》，然而该帖的结字转折更为圆活流畅，字峰变化更甚，墨色枯燥相间而出，整个书帖由行至草，到纸末行笔更为快疾，充分表达了作者悲愤难言之怒。该帖全文如下：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该帖是平时来往的书信，就有信笔而书的特点，由此而决定了该帖的笔法比之其他更加率意、天然，突出了笔法的精深造诣。帖中笔画有方有圆，有粗有细，或温润、含蓄，或厚重、老练，或轻灵、秀气。另外，笔画里面有直有弯，直笔劲健直挺，弯笔画成弧线，柔和、优美。细看任何一笔，均妥帖得宜，无论运笔如何多变，无一败笔，如第四列的“当”字就多有转折，但笔法不乱。当然，这些笔画也是交叠使用的，有时同一个字里就有多种笔法同时存在。 在结体方面，糅合了魏晋笔法线条中的“扭转”、“裹绞”和“提按”、“顿挫”位置不固定的特征，基本上采用往左倾侧之势。无法从笔画中看到每个字的起笔，仿佛处处起笔，意断神连。其中的横画右端上提，竖画下端往右偏移；字的右上角往上突，左下角往下坠。“势如斜而反正”，看似不稳，其实很稳，显得生动活泼而不呆板。有些字虽然潦草，但仍不失其结体的和谐、美感。 在整体的章法方面，由于是书信，所以更为率意，动感更强，字与字的连贯性也比较好。从整体看，是由静向动、由徐趋疾、由整变“乱”的。书写速度前后有所变化，首列似是缓慢的，写得稍规矩，从第三列开始加快速度，到第七、八列便运笔如飞，最后的两个“顿首”均合为一字，已是急匆匆不暇顾忌了，表现出“不知何言”的激动与感慨。这是王羲之书写时逐渐进入动情状态的表证。充分让人们感悟到书法是心灵和性格的表现这一艺术法则。 既然是书信，就有信笔而书的特点，随手拟就，故书逾见率意、自然。不过仍可见出笔法的精深造诣。《丧乱·二谢·得示帖》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也是其欹侧之风的代表作品，历来为书法学习者所重。 国宝价值 王羲之的字帖如今存世的仅20多幅，几乎都被证明是后人摹本，因此都能看到勾描填墨的痕迹，《丧乱帖》最具晋时的笔风古意，又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件而真摹难辨。当《丧乱贴》印刷本从日本流入国内时，徐森玉先生就极为赞美此帖，认为是王羲之至精至美的真迹。正如已故上海博物馆馆长汪庆正所言：“世间如果真要有王羲之真迹的话，《丧乱帖》就应该是唯一的墨宝了。《丧乱帖》也是存世王氏书迹中最为精良、地位至高的一幅。 韩玉涛曾在《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中评论到，此帖有四处其它所不能及到的地方：第一，此帖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区区八行，五十六个字，但具备了太史公抑扬顿挫之美；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王右军之真面目，是真正的右军风骨；第三，《丧乱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因此，《丧乱帖》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远胜《神龙兰亭》。 回归难题 从1934年国人得知王羲之尚有绝佳的摹本存世，能亲眼目睹《丧乱贴》成为很多书法大家心中遥不可及的梦，著名的碑帖专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为了能够一睹它的风采，从1984年到2003年间曾东渡日本十多次，终究未能如愿。但是他由此萌生了借展的念头，在最初萌生这个念头时，还觉得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最终在2006年3月13日促成了《丧乱贴》回家展览的有关事宜。此事经过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副馆长西冈康宏的极力撮合而成的。早在2002年参加来参加“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学术研讨会时，上博就提出了借展《丧乱帖》等重要书法作品的建议。但是，这个重要的瑰宝在日本也几乎没有展出过，更不要说远涉重洋了。长达几年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多次劝说宫内厅将《丧乱帖》拿出来展览。最终同意在中国举办展览，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报恩，毕竟日本文化和生活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 像这样通过早期文化交流到达日本对珍品，回归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丧乱贴》能如此长久而完好的流传至今，和日本皇室的精心保管不无关系。中国几经战乱，每一次朝代的更替几乎都有无数珍宝被战火所毁，特别是清朝后期的战乱更是让无数的奇珍异宝流落他乡，不知所踪。日本战乱较少，加上中国和日本文化源远流长，如出一宗，对书法的爱好更是过犹而不及。让千年来已经属于日本的收藏珍帖回归，更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同类国宝 《孔侍中帖》，由东京前田育德会收藏，被列为日本国宝，同为唐代传入日本的王羲之书法摹本。全卷由“频有哀褐”、“孔侍中”和“忧悬”三札组成，各为三行。接帖之处有“延历敕定”之印，既为流入日本的确切时时，又示出自唐摹。《孔侍中帖》在褚遂良《右军书目》中有记载。此帖尚有八分遗韵，行笔活泼中带有凝重之感，章法结体显示出欹侧取姿的特色。 《平复帖》，由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它是唐代著名书画家陆机的作品，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南北朝时期，正是汉字字体从隶书朝楷书演变的关键时期。虽然后人的很多佛经里已经出现了楷书化的字体，但是这些楷书化的字体并不是绝对的楷书，在这些作品上，有浓厚的隶书遗存。陆机的《平复帖》能够体现出字体演变关键时期的风格，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彩陶般的原始留影 彩陶般的原始留影 ——万帖之祖《淳化阁帖》 名 称：《淳化阁帖》 作品年代：公元992年左右 类 别：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名书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版或 木版上，再拓印装订成帖的。这种刻帖既能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扩 大其影响，又是历代学习书法的范本。 价 值：450万美元，但进实际价值远高于此。 流失时间：1949—1992年 收 藏 地：上海博物馆 流失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 曲折经历 《淳化阁帖》始刻于宋代淳化年间，是宋太宗下令在“秘阁”中刻制而成的，所以称为《淳化阁帖》。宋太宗的刻板在一次宫中大火中被焚毁，故该帖在北宋时已经十分珍贵。它开创了官刻拓本的先例，以后根据《淳化阁帖》再翻之帖，不计其数。宋太宗拓刻的本子称之为祖刻本，堪称我国的“书法鼻祖”。《淳化阁帖》祖刻本经历千余年的劫难，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淳化阁帖》共四卷，第四、七、八卷伪宋祖刻本，第六卷为宋代重辑、翻摹的北宋（泉州本）祖本。 这卷拓本流传有绪。现据此帖卷六后的宋佚名题跋，卷八后南宋淳熙癸卯（1183年）宰相王淮题跋，以及宋内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3枚书印得知此4卷祖本在南宋时为王淮、贾似道等收藏。在元代为著名书法家赵孟收藏。明末时被大收藏家孙承泽收藏。孙承泽共事明清两朝又投降过李自成，是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但他所藏丰富的图籍和文物，既是他和遗民及新贵交往的纽带，这种关系又对他的收藏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 到了清朝，《淳化阁帖》被安岐、钱樾、李宗瀚、李瑞清等相继收藏。后来，大收藏家周湘云将之收入囊中。周湘云是上海滩的房地产大老板、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古物书画，藏品以青铜器及书画为最精。《淳化阁帖》当时就藏于周湘云的故宅。1949年解放后，我国著名书帖研究家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对《淳化阁帖》的回收工作也十分关注，经过他的调查考证，认为此帖仍在周家。凡是征集周湘云所藏，徐森玉都亲自上门，但唯独不见《淳化阁帖》。周湘云逝世后此帖流出国门，该帖的最后一位收藏者是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先生。 安思远最初看到《淳化阁帖》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当时他路过一家卖小商品的商店，看到橱窗里放着几把书法扇，古色古香，令他颇感兴趣。店里一个年轻姑娘介绍说这些扇子都是她父亲的，她的父亲喜欢收藏中国文物。应安先生的要求，小姑娘带他见到父亲李启严。李先生和安思远相谈甚欢，并将他的收藏拿出来给安先生一一过目。也就是在李启严家，安思远第一次看到了《淳化阁帖》第四卷。李启严又介绍安思远认识了拥有《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的另一位收藏家吴朴新。当时安思远有意购买，但是他们都不愿出让。 1992年，香港的佳士得拍卖会上出现了李启严的藏品，安思远才知道李启严已经去世，但是这一次的拍品里面没有《淳化阁帖》。1994年6月1日，美国嘉士得公司组织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其拍品中就有李启严所藏《淳化阁帖》第四卷的历代名臣法帖，安思远到场拍进了《淳化阁帖》第四卷。 1995年9月19日在纽约克利斯蒂举办的中国古近代名画拍卖会上，收藏家吴朴新的藏品出现在拍卖会上。吴朴新去世之后，家藏大部分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大概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对《淳化阁帖》认识不足，使之成为漏网之鱼流失到拍卖会上。安思远竞拍到了《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共三卷。至此，安思远花费将近30万美元购进了四卷《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的露面引起了启功、杨仁恺等著名学者的关注。1996年，中国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的王立梅赴美协商与古根海姆博物馆合办“中华文明五千年艺术展”事宜。临行前，启功老人委托她去找一个叫安思远的美国人，启功先生说他手中藏有《淳化阁帖》，希望王立梅能促成《淳化阁帖》的回归。老人说，如果真的见不到宋刻真本，他死不瞑目。 后来王立梅回忆时说到，当时自己也并不了解《淳化阁帖》的价值，出于对启功老人的敬重，一到纽约，就发动自己的朋友寻找叫安思远的美国人，后来她通过好友梅缵月，登门拜访安思远。 安思远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市，祖上做过康涅狄克州的州长。他的父亲是著名牙科医生，母亲是歌剧演员。安思远一直对收藏文物情有独钟，与中国颇有渊源。经过多年的钻研和实际运作，他成为中国古代艺术收藏界的泰斗，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 今年70多岁的王立梅用“像博物馆一样”来形容安思远的家和他的收藏：地上铺的是清代有瑞龙图案的宫廷地毯，靠墙条几上放的是唐代的思维菩萨，墙上嵌的是元代道教壁画，门旁立着的是唐代陶俑，多宝格里摆的是清代单色釉瓷器。书画库里恒温恒湿，收藏条件非常好。 王立梅和安思远先生的交谈很融洽，于是提出了看《淳化阁帖》的要求。当四卷《淳化阁帖》放在王立梅面前时，她万分激动，先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宋刻真本，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她看。当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看完最后一页时，安思远高兴地说：“我没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法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它，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像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接着又说：“我看你这样看重这件法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启功先生看，让真正欣赏它们的人看。”同时也透漏出可以拿其他文物交换《淳化阁帖》的意思。 1996年9月，经过多方面的协商，安思远携四卷《淳化阁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专家对这四卷法帖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是宋刻宋拓无疑。故宫博物院通过王立梅女士沟通，希望能够促成以其他文物交换《淳化阁帖》一事。安思远提出可以用故宫收藏的朝珠交换，但是故宫只肯出三串一般的清代朝珠，以至于著名书法家启功老先生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写信：“窃念我故宫所存清代珠宝之属甚多，只有经济价值。而与历史文物不可并论。倘略出够资格之珍珠宝石物品，出手方不寒俭。”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接到信后，让王立梅女士亲自到故宫博物院再行挑选可供交换的物品。但最终结果未能让安思远先生如愿，他得到回告，有好的，但都是在典章制度中有记载的，不宜拿出交换。 安思远提出故宫收藏的翡翠或家具也可以，故宫博物院又拿出翡翠。安思远看了之后不以为然；安思远提出用红木家具交换亦可，故宫博物院又端出一把红木椅子……最终的交换没有成功。历经种种变化，安思远还是把话留下：“我还可以等，先将它们放在香港，如果有消息，我可以马上将它们送回来。” 安思远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交换的消息。到了2002年，老先生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据说在房间里也难走足二十步，他没有后代，也没有合法继承人。按照美国法律，一旦安思远故世，包括《淳化阁帖》在内的所有遗产均归国家所有，他收藏的相关文物极有可能进入一向收藏中国文物丰盛的美国弗利尔博物馆，那《淳化阁帖》将永无返国之望，为了实现让《淳化阁帖》回归中国的愿望，安思远先生透露了出让《淳化阁帖》的消息。 2003年4月初，上海博物馆邀请王立梅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安思远商谈购买的事情。到达美国的4月7日晚，王立梅立即登门拜访安思远先生，并明确地向他提出欲收购《淳化阁帖》，希望他给一个合适的价格。安思远告诉她：“我只希望《淳化阁帖》回到中国，所以我对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开的价是600万或550万美元。我知道您是为国家买，所以给您的价格是450万美元。”在安思远先生看来，是中国艺术给他一切，他也要将这一切还给中国。 4月9号晚上，在安思远家，王立梅对四卷《淳化阁帖》进行了验收。虽然安思远对王立梅及其信任，她还是按规则办事，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办理了由北京歌华集团驻美办事处出面做担保的相关事宜。 4月11日上午，王立梅和纽约的两位好朋友一起冒着大雨去安思远家，将已经包装好的《淳化阁帖》取走，然后直赴机场。手里提着这不显眼的黑帆布旅行包，王立梅从容地登上了祖国的飞机，她心里踏实了，默默地念着：几年了，终于把《淳化阁帖》带上了回归祖国的旅程。至此，流散海外的我国千年国宝终于安全回国了。 回归难题 2002年在安思远先生有意出让《淳化阁帖》的消息传出来以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拍卖行等也都想要。安思远是一位非常热爱中国的文物收藏家，他不止一次地对王立梅说：“是中国艺术品给了我一切，我愿为中国做一些事。”王立梅与安思远频繁接触，洽谈此事时，安思远说：“《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应该让它回归故里。 事后，王立梅说，《淳化阁帖》的最终归宿只能是中国的博物馆，如果通过拍卖行的途径回归的话，可能国家付出的要更多，甚至有可能再次流出国门。当时有些拍卖行就是准备把这件文物卖给比利时人。最后《淳化阁帖》成功地被上海博物馆收购，了却了几代人的文化夙愿。 《淳化阁帖》的回归一直都是秘密进行的。从确定购回到派人谈判，从美国纽约起飞到上海落地，每个环节都严格保密，以致一向嗅觉灵敏的美国索斯比拍卖行也毫无察觉。直到7月25日，上海博物馆向中外新闻界发布消息后，美国的文物商才如梦初醒，惊呼：“中国人把一件令世界梦想的艺术珍品悄悄地抢救回了他们的国家。从收藏角度说，这是令我们沮丧的，但从保护艺术品的立场看，《淳化阁帖》叶落归根，也算是得善其终……” 国宝内涵 《淳化阁帖》全名《淳化秘阁法帖》，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下旨令翰林院侍书王著，从宫廷内府秘藏的历代书法中挑选出精品，经双勾描摹后，镌刻在枣木版上，用名贵的歙墨和澄心堂纸，拓印编成10卷，然后将少量墨本赐给亲王大臣。这部书帖将宋以前的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名家共103人的420篇书法汇集在一起，行楷草隶篆俱全，名家包括有钟繇、柳公权、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等。《淳化阁帖》由此成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淳化阁帖》中的第六、七、八卷均是摹刻王羲之墨迹的专卷，王羲之真迹现已失传，目前所能见到的王氏摹本也只有20余种，而《淳化阁帖》中汇集了王羲之的《定武兰亭序》(吴本)、《孔侍中帖》、《妹至帖》、《十七帖》、《集王圣教序》等，此卷共收录王羲之170帖，可以说是天下一等的“准真迹”。《淳化阁帖》第四卷是欧阳询、楮遂良等历代名臣法帖。唐代大书法家欧阳洵只留下一及欧体”真迹，算上摹本、碑刻，也不足20余件，而《淳化阁帖》收录了30迹 《淳化阁帖》中除了介绍二王的书法，更把魏朝钟繇和历代名家的书法做了一番探寻。钟繇的行狎书，墨迹已经失传，而《淳化阁帖》中仍存有他的《雪寒帖》。唐朝书法大家虞世南书法平正婉和，颇有王氏书风，存世作品不多，而《淳化阁帖》中则刻入了他的《左脚帖》六行行书尺牍。 《淳化阁帖》容纳了较多不同形式的书体面貌，对我国书体流传，尤其对宋代行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淳化阁帖》中，刻录有西晋武帝（司马炎）、宣帝（懿）等很多帝王所写的行书，臣僚像王导、庚亮等人，善写的就更多了，使行书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一大体系。自《淳化阁帖》问世后，为宋代官私刻帖开创了风气，以后以《淳化阁帖》为祖本翻刻的拓本不计其数。 国宝价值 《淳化阁帖》上面有北宋佚名人跋一页和南宋宰相王淮跋一页，每卷前有王铎题签，这些都说明它是北宋原刻原拓，后来经过考证知道它是宋太宗赵光义刻的。单是从上面几项条件来看，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已充足了。这四卷《淳化阁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丛帖，其历史价值、文化艺术内涵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现在仍然能够有真迹保存下来实属不易。 《淳化阁帖》除了具有书法意义外，《淳化阁帖》所采用是双勾描摹的刻帖方法，双勾描摹就是把透明的书写纸覆在原帖上，用硬笔沿字点画的外沿精确勾画，然后照空心字描摹。它最大好处就是在勾勒过程中能加深对原帖点画形态的认识，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帖的风貌，弥补了原来面对墨迹临摹和“向拓”（向拓就是用上过蜡的透明纸，映着窗户的阳光，用极细的笔锋勾摹墨迹轮廓，然后用墨笔填满笔画）方法的不足，因此摹勒逼真，使先人书法得以流传。启功老先生称这部书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故此法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书法的传承历史上，《淳化阁帖》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汇帖，基本将宋以前书家名作一网打尽，也最终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一向对古帖甚有研究的中国文物界泰斗徐森玉对《淳化阁帖》一直念念不忘，他一再对门徒称“有几件东西一定要弄回来”，“这几件东西”里就包括《淳化阁帖》。 安思远在竟拍《淳化阁帖》时，曾经问过他的收藏顾问安氏的“掌眼人”吴尔鹿，《淳化阁帖》有什么可比性，吴尔鹿告诉他，德国政府以300万元美元购进有古登博戈插图本的《圣经》，可以与此类比。这本圣经出版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元末明初，是最古老的本子。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曾经这样评价到，《淳化阁帖》所用的纸为澄心堂纸，澄心堂纸一直作为贡品，供宫中御用。现在就是一张仿制的没有字的澄心堂纸，都要卖到3万元，所以四卷《淳化阁帖》，光是卖纸，就值好几百万，《淳化阁帖》刊刻以后，也只是将少量的墨本赏赐给王公大臣，所以完全无法估算《淳化阁帖》的真折值。 同类国宝 中国古代书法作品流入国外，以日本最多、最早。由日本人内藤虎私人珍藏的《澄清堂帖》是王羲之草书法帖的代表作。明万历十三年，大书法家邢侗从文征明的停云馆购得此帖，请刻石名家长洲吴应祈父子抚勒上石，成就邢本《澄清堂帖》，此帖是邢侗从传世王羲之法帖中博采众名家之言去伪存真的选刻本，一经问世，即被誉为“密本”、“世间无第毒”、“天下第一帖”。 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的《九成宫醴泉铭碑》是由魏征撰文，欧阳洵代笔的作品，也是欧阳洵晚年的楷书代表作，自古被奉为经典。原石现存于陕西麟游县，损伤严重。日本所藏为宋代拓本，风姿瘦劲，是传世之善本之一。 《大观帖》的第三卷是美国人翁万戈的私藏。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因《淳化阁帖》刻板已断裂，遂将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等摹勒上石拓为10卷，因刻于大观年间而名。当时正值北宋经济繁荣时期，百工技艺极为纯熟，徽宗本人又精通书画，对刻工要求十分严格，此帖不仅纠正了《淳化阁帖》在编次、标题中的许多错误，而且摹勒精细准确，刻工精良，为历来书法家所重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世界最早的百科全书 世界最早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 名 称：《永乐大典》 创作年代：1403—1408年 类 别：百科全书，是以辞典形式编排的大型工具书。它搜集、整理人类积累 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科专门术语、重要名词（人名、物名、地名、 事作名称等），分列条目，加以详细的叙述和说明，百科全书不论在内 容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超过其他类型的参考工具书。一部好的百科全书 有较权威的学术地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科的最新动态及 科研成果。 流失时间：1860－1900年 收 藏 地：大英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伦敦 大学东方语言学校等地。 流失原因：鸦片战争时期被英法联军抢夺，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被焚毁，所剩部 分遭到各国列强的瓜分。 编纂过程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借“靖难”之名，赶走建文帝，夺取政权，年号“永乐”。为了消除朝野的不平之议，炫耀文治，效仿盛世修书的前朝旧例，准备修纂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明成祖朱棣召见翰林学士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要求收揽天下古今各类书籍编纂成册。经解缙等147人一年多的努力，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上呈，朱棣命名《文献大成》。 朱棣翻检后，认为还没有把所看到的书都写进去，记载也显得简略，很不满意。于永乐三年（1405）命七十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人重新修纂，并召集满朝文士、四方宿学鸿儒、僧道名医和擅书能画的人才共三千余人，分任编辑、校订、审核、抄录、绘图等诸项工作，在南京文渊阁开馆修书。历时三年，于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编写完成。 编纂完成后，明成祖龙颜大悦，将这部亘古未有的皇室巨著赐名为《永乐大典》，并撰写序文，称赞此书为“总历代之典”。随后，他又从全国征集一大批善书之人，开始清抄纂录，于1408年冬，全书大功告成。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作为皇家藏书，秘不示人，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即文昭阁）。此后，《永乐大典》深锁禁宫百余年，少人问津。 据《明实录》载，直到弘治时期（1505年—1522年），明孝宗朱樘才有查阅的记录，他曾命人将书中所搜辑的药物、禁方抄出给御医药房，而且亲自书写书中的一些金匮秘方赐给太医院应用。明世宗嘉靖皇帝继承皇位后，为在大礼义中取胜，曾多次翻阅古礼义之书，以作为自己“继统”的依据。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颇为喜爱，他常把它放在案头，随时浏览。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午门、奉天门及三殿火势连绵，文楼离三殿比较近，情势危急。对《永乐大典》钟爱颇深的嘉靖皇帝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焦急失态，足见《永乐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幸亏抢运及时，《永乐大典》逃过这场浩劫。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嘉靖面谕大学士徐阶，命高拱、张居正等人着手重录工作。为此，国子监特招收儒生109人专司重录工作。此次重录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誊写人员每天早入晚出，登记领取《永乐大典》，每册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等衔名，严禁私自带出雇人抄写。每天三页，不得挖补涂改。 历时六年，至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副本抄录完毕。重录的《永乐大典》称为嘉靖副本，它的格式、装帧与原本一般无二，令人叹为观止。《永乐大典》重录之后，有关站归贮的记载寥寥无几，从此站失去所在，踪影全无，以至引起后人对此做出了种种猜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 曲折经历 康熙年间的一天，徐乾学、高士奇等官员推开了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大门。这是一座古老的皇家档案馆，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整个建筑用石头雕砌而成，防火防潮，能很好的保存各种皇家档案。让人意外的是，《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安静地躺在这些皇家档案中，这是自明朝之后《永乐大典》首次重现于世。但是此时的《永乐大典》已经残缺不全了，更令人痛心的是，这部无与伦比的世界瑰宝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起伏变化，饱经劫难与摧残。 清朝雍正年间，《永乐大典》移放到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修篡《四库全书》时，准备从《永乐大典》中借用一部分，清查发现《永乐大典》已缺失2422卷，1000余册。乾隆皇帝怀疑康熙年间修书时，总裁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私自携带回家，便下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圈到两家查访。遗憾的是经过多方查找，一本也没有找到。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曾经发生一起《永乐大典》失而复得的案迹《四库全书》修撰官黄寿龄私自携带6册《永乐大典》回家阅览，途中腹泻下车，包裹被小偷窃走。乾隆听说后非常愤怒，下令严缉盗贼。因为追查急迫，盗贼无法脱手，一个月后又把6册《永乐大典》放在御河桥边。黄寿龄自然也就受到了处分，被罚了三年的俸禄。 《四库全书》修篡完毕之后，清政府对《永乐大典》的保管也大大不如以前。嘉庆、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时，被翰林院官员又偷盗出100余册。道光以后，《永乐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无人问津，更引发一些翰林院官员偷盗之心，这一时间的丢失速度惊人。 《永乐大典》是其他书本的两倍大小，偷起来不是很容易。据清人缪荃孙记载：翰林院的一些官员偷书伎俩极为巧妙，他们一般选择在冬天进行偷窃。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把它叠成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的样子装在包袱里。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他们将《永乐大典》放在包袱里，却把原本在包袱里的棉袍穿在身上，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晚上带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了。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英军把抢掠的《永乐大典》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偷盗《永乐大典》，以1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售给各领事馆的洋人，此时丢失的《永乐大典》不计其数。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翰林院藏书时，发现《永乐大典》仅存5000余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仅剩下800余册。有史料记载，光绪年间一位翰林侍读文廷式，一人就盗走100多本《永乐大典》。文廷式死后，这些书又被其后人出售，卖给洋人或者古董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成为战场，藏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也难逃劫难，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有的被侵略者用来垫马槽，有的被放火一烧了之。幸存的一部分有的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有的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捡拾走。毗邻翰林院的英国使馆中有个叫翟理斯的官员，在余烬未熄的翰林院里寻觅，拾得一些残本，他特意把其中卷13345这一册作为战利品收藏（如今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副本损失殆尽，流失海外的残书，经数十年反复搜寻，目前，全部加起来也仅有300多册、约800余卷，也就是不到原书的4%，其他的96％不知下落。《永乐大典》惨遭浩劫，令人心痛。清朝末年的改良派诗人、著名外交官黄遵宪出使英法时，友人赠诗中就有“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的句子，对他到域外搜求《永乐大典》回国寄以厚望。 重聚过程 宣统元年（1909年）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时，《永乐大典》从乾隆年间的万余册流失到只剩下64册。这一部分被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清末大臣陆润痒运回府中。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涌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涌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送归教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涌当即派员前往陆润痒处，将64册《永乐大典》运至教涌。除4册置于教涌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永乐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他遗散的《永乐大典》。中国著名学者叶恭绰在1920年曾从伦敦古玩肆中发现并购回了一卷散失在外的《永乐大典》。经过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已达93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永乐大典》也随着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饱受战争之苦。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宝便已牵动众人心。国难在即，政府下令将故宫第一批精品文物移送到南京。1933年5月，教涌电令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改名伪京图书馆）选送一部分古籍南迁，以防不测。接到电传后，北平图书馆立即将3000册（其中有经过精选的60册《永乐大典》）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 上海沦陷以后，为了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当时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1941年的上海海关已经被日军封锁，所有进出物品都要经过日军的检查和许可。国人要想将物品安全送出上海海关，困难重重。经过精心的布置安排，钱存训找到一位在海关工作的中国人做内应。送到海关后，这批箱子并不开启，而是由这位内应人员直接签字放行。这批善本就这样在战火中被运到美国，并且一去就是24年。1965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这批善本安全转运台湾，60册《永乐大典》也在其中，目前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多方全力搜求《永乐大典》。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把11册《永乐大典》赠还给中国政府。此后，我国许多公私藏书家慷慨解囊，将珍藏的《永乐大典》贡献国家。周叔先生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的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国家图书馆前身）。 此后，北京大学也将4册《永乐大典》移送北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赵元方、徐伯郊等著名收藏家也把自己精心收藏的《永乐大典》拿了出来。《永乐大典》的捐献工作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周总理出使印度参加了亚非会议以后，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社会也给予我国《永乐大典》收集工作很大的支持。苏联先后三次归还《大典》共64册，1955年，德国把原收藏在莱比锡的3册《永乐大典》通过图书交换的方式送还我国。1960年，在我国国情非常衰落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时至今日，国家收藏的《永乐大典》由110册增加到了216册，这其中，包括台湾故宫博物馆的60册。由于至今只能见到这点残本，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 国宝内涵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它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包括正文22877卷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以称得上是庞然巨著，每本相当于现在普通书籍的两倍大小，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总字数约3.7亿字，体积达40多立方米。《永乐大典》的装帧独具一格，全书采用上等白宣纸书写，印有朱丝栏，每半页8行，大字占一行，注文等小字抄成双行28个字，用正楷抄写。凡是有关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等，均用白描手法绘制，堪称佳品。凡单字注释、引文之书名、作者，皆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成段或全书采录文献则一字不改，每册书长50.3厘米，宽30厘米，厚2厘米左右。书面硬裱，外用黄色丝织品包裹，显得庄重大方。 《永乐大典》编纂之初，定有二十一项制度，对材料的取舍、分类、排比等都有明确规定。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凡是和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非常详细。凡入编书籍，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段、整编、整部分类编入。这种编辑方法虽有紊乱无序的缺点，但宋元以前之佚文释典，赖其多得而传世。它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所征引的书籍，都是根据明朝文渊阁所藏宋、金、元精本摹写，与今天的通行本相对照，足可订正今本之文字讹误。《永乐大典》中地方志各州、府、县的山川、气候、物产、风俗、人物、艺文等资料，尤为详尽可信，并可弥补其他书之所缺。以浙江省富阳市文物馆的《永乐大典》副本为例，此册副本是按照《洪武正韵》之“京”韵分类汇辑与“京”有关的地理、事件等内容。“卷之七千七百一”的内容为“京南京”，涉及南京的山川、庙宇、官署、桥梁、街市、邮铺、园圃等地理分布及南京的历史变迁。 例如，《永乐大典》中的医学部，不仅编纂精审，而且征引医籍特别多。现存《永乐大典》至少还可辑出五十多种，这些医籍都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的宋元医学名著，内容包括内、伤、五官、儿、妇、产等诸科，所记验方，均切实可行。其中还有不少医案验方，对治疗疑难杂症，亦颇有功效。它对研究古代中医学、药物学以及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都有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永乐大典》内保存的许多唐人诗歌，其中如著名诗人王维、韦庄、王贞白、李群玉等人的一些作品，都是《全唐诗》没有收录的。也就是说，大典中的每一部分记录，不仅严格按照历史记载，而且全面详细，对于研究明朝以前的社会、文化各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国宝价值 《永乐大典》完全是保存古代的典籍，在编篡时，不改古书的一字。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地系统整理，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宏伟的百科全书。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同时也对后人了解历史原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人这样形容这部经典巨作：它就像一条船，曾经如此庞大和华丽，把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化统统装入它的仓中。可如今，人们只能通过露在水面上的小段桅杆来猜测这艘沉没宝船中所包含的一切了。 《永乐大典》作为明初以前珍品秘籍集大成的旷世大典，比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还要早三百余年。它是一部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大型书，是中国古代最成熟、最杰出的“百科全书”。因此，《永乐大典》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名声显赫，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回归难题 2003年是《永乐大典》纂修600周年纪念年，在国内外学者和留学生的协助下，终于取得了国外17卷《永乐大典》的复制件，并且在上海图书出版社出版，为《永乐大典》的百年纪念增添了一丝亮色。这17卷遗失海外的《永乐大典》中有16卷是首次公之于世，另有一卷，上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本已收，但有缺页，这次觅得全帙而重新刊印。这个出版项目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期待和关注，也是我国珍贵历史文献一次重要回归。 几十年来，海内外仁人学者不辞艰辛，一直致力于永乐大典的回归工作。复印卷宗虽然填补了我国《永乐大典》的一些空白，但是它们的原件现仍然收藏在国外，其中美国二卷、日本二卷、英国五卷、爱尔兰八卷，国家更加关注的是文物实体的回归，在《永乐大典》的回归工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站失踪之谜 《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毁灭带来了强烈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不解之谜。《永乐大典》重录之后，有关站归贮的记载隐晦不明，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 我国文学泰斗郭沫若署名的《影印〈永乐大典〉前言》中主张《永乐大典》站毁于明清交替的战火之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尽，明朝灭亡。不久，吴三桂、多尔衮的满汉联军在山海关和大顺军展开激战，4月26日，大顺军败退北京。4月29日，李自成匆忙即位称帝，翌日晨便撤离北京，走之前放火焚烧了宫殿和各门城楼，文渊阁被焚，站可能毁于此时。 当代历史学家王仲荦认为，站没有销亡，有可能藏于皇史夹墙之内。作为皇家档案库，皇史建筑奇特，门、窗、大梁全用砖石，殿基耸出地平，具有防火防水功能，东西墙壁厚3.5米，南北墙壁厚6.1米，有藏贮巨物的可能。 另外一种便是葬于永陵的说法，这也是最近呼声比较高的主张之一。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张忱石在1986年出版的《〈永乐大典〉站之谜》中首先提出了这种意见，得到了多人附议。 据史料记载，嘉靖帝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已向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四年后，嘉靖驾崩，三个月后下葬。葬礼刚结束，隆庆帝便宣布《永乐大典》已抄成，赏赐重抄的儒臣。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呈褒奖，并在官修书目中记录，以标榜皇恩浩荡，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永乐大典》重录后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仅有的特例。 按照惯例，在《永乐大典》编写完成后，应该明确记载正负两部书的收藏地点。但是当时的记载很模糊，到了明末，熟悉宫廷内情的宦官刘若愚写了一本《酌中志》，书中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著称。据书中记载，明末时期已经没有听说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更不知道《永乐大典》贮藏于何处。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清政府曾把宫中藏书清理过，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一起，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但是这部书里面并没有关于《永乐大典》站的记载。 古代常有以死者生前所爱之物随葬的风俗，嘉靖皇帝生前对《永乐大典》珍爱有加，作为万民之主，出于一己之私，将《永乐大典》站殉葬极有可能。历时12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地宫规模很可能在长陵之上。它在环境上可能对珍藏《大典》站作了充分的考虑，规制壮丽的永陵玄宫也为殉葬提供了有利条迹 直到现在，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都是嘉靖重录副本或其他抄本，而《永乐大典》的站至今一卷也未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尽管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几百年来，《永乐大典》站却从未现身过，所有的正史野史也找不到关于站的准确记载。站的究竟所在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或是考古发现等新的线索去考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敦煌遗书 名 称：敦煌遗书，指清代以来，在古敦煌境内莫高窟藏经洞内出土的5-11 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包括大部分官私文书。 创作年代：从东汉起到元代，延续十多个朝代（公元2～14世纪）。 发现时间：1900年6月22日 流失时间：1905—1929年 收 藏 地：俄罗斯12000饥英国13300饥法国5700饥日本1000迹 流失原因：各国豪强利用莫高窟看守人王道士的愚昧无知，盗窃、骗取敦煌遗书。 曲折经历 敦煌的盛名来自莫高窟。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莫高窟这个词最早见于隋代营造的第423窟内的墨书题记《莫高窟记》。莫高窟的含义大抵有两种，一是说建造佛洞的人，在俗家弟子的修行中的修为是最高的。莫是“不可能、没有”的意思，莫高窟就是说没有人的修稳建造者更高了。二说即盛赞莫高窟建造水平极高，没有水平更高的石窟了。 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战火四起，中原大批硕学宿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尤其汉魏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自从乐樽和尚在这里建造了第一窟后，经垢个世纪的建造，莫高窟在最辉煌的唐代，已成为拥有一千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了众多的寺庙和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佛像、佛画等宗教宣传品和其他文书档案。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明代长城的最西端修建在嘉峪关，敦煌于是处于中央管辖之外。嘉靖时期，嘉峪关被封锁，敦煌更是无人问津，静静的矗立在漫漫的沙漠中，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 清朝光绪年间，在窟南区北段居住的王道士，以修窟补佛的名义，开始清理沙石，供奉香火，同时四处化斋布道。等到小有积蓄时，在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也就是今天的“下寺”。他雇了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时，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就让杨某在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兼收布施并登记入账。1900年的6月22日，杨先生在抄经文时，用芨芨草杆点烟，然后顺手将点烟的芨芨草甬道的缝隙中，谁知长长的芨芨草竟然插不到底，越插越深，掉了进去。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道士，他们敲击甬道墙壁似有空音传出，就怀疑里面是空的。等到半夜的时候，他用力把墙打开，发现隔壁有一个密室。这个被神秘封闭的小石窟（又称17窟藏经洞）里，有无数的白色包裹，排列得非常整齐。打开一看，每一包里有经书十卷，其他还有佛祖绣像，平铺在白包下面。 一个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手稿、文书、织绣的宝库被打开了，本来一段尘封的辉煌重见天日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惜，这个发现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当时的国家正处在多事时节，没有文化的道士掌握着一批无价的国宝，其命运只能是走向悲惨。因此，从发现它的那天开始，就注定悲剧的发生，由此也撕开了敦煌百年的伤痛史。 自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两次把洞内所藏的经书送给当地的官员，官员们把这些东西当作鉴赏的古董和官场结交的礼品。这也是敦煌遗书的首次流散。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知县那里看到了一部分遗书，叶昌炽了解到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由于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因此藩台衙门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王道士又把部分写卷、佛画送给肃州兵备道廷栋。廷栋不识货，他把经卷送给了在嘉峪关税务司任职的比利时人，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的遗书就这样传播开了。 俄国人奥布鲁切夫于1905年10月到敦煌藏经洞，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两年。他在敦煌用几包日用品，便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敦煌文书两大包，600多卷文书和写经，如今这些遗书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迹这些书具体是如何运回俄国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翻译蒋孝畹从商人口中得知在莫高窟的一间密室里面秘藏有大量的古代手稿经卷，为了找到旷世奇宝，他们日夜兼程顶着黄沙向莫高窟赶来。斯坦因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经过斯坦因多方面观察，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所以他借机发挥，把自己也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他用宗教信仰把王道士的思想沟通了，王道士答应让斯坦因看这些经卷。 斯坦因所看到的宝藏，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用坚硬的纸张所写的汉文佛经。第二种是藏文写本。第三种，也是斯坦因最高兴的，是一些古画，绢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协调，鲜艳如新。这次斯坦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及其他文物5大箱，里面装有五百多幅中古时代的绘画和刺绣精品。他们怕外人知道，盗宝工作一般在晚上进行，他们连续盗掠了七个晚上，斯坦因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全部运走。10月份，斯坦因委托蒋孝琬和另一个中国人潜回莫高窟，诱取了230捆手稿。历经一年多时间，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 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他凭着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袭用斯坦因的老办法。先是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在藏经洞里翻看了36个晚上后，以一个重约50两的银驭买一捆写本的价钱，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他自己也曾自诩说，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珍稀的经卷写本和一些画卷共6000多卷，被装到10辆大车上运送到巴黎，藏入国家图书馆。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展示在全世界面前时，清政府才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清政府教涌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开始搜买敦煌遗书。人们意识到这些经卷有利可图，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藏书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押送进京的任务交给了新疆巡抚何彦升。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出来时，很随意的扔在大车上，用草席捆扎遮盖，然后把堆满车上的文献刹紧。 运载遗书的大车离开藏经洞，首先到达敦煌县城，然后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到兰州，兰州以后再从定西到北京，一路有多少人参与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他的岳父李盛铎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的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以充不足之数。李盛铎窃去的那些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 1911年另一位俄国人奥登堡率团至莫高窟，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了将近3000卷遗书精品。1911年10月，以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为首的探险队来敦煌，他们是由日本著名的盗宝专家大谷光瑞派遣而来。两个人先后在莫高窟住了4个月，和王道士经过长谈，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敦煌遗书近四百余卷。吉川小一郎分得了100多卷写经，两尊精美的塑像。橘瑞超得到了260卷写经。 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白银五百两又买走王道士私自收藏的经卷五百七十余迹就这样，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的昏庸和，招致帝国主义者接踵而至，加上王道士对文物价值没有一点点的认知能力，导致文物大盗对敦煌宝藏进行了可耻的掠夺和盗窃，使大量的稀世珍品流散海外。 总之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是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但大量珍贵敦煌遗书仍流散在世界各地，英国有1.3万饥法国有5700多饥前苏联1.2万件，在日本、美国、丹麦等国1000多辑…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愚昧、衰弱的镜子。 国宝内涵 据敦煌学专家考证，藏经洞里的经书大约是北宋时期被放进去的。北宋时，由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进步，大量新的写本印本经典涌入敦煌。于是，当时的管理者把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藏书清理活动，整理出来一大批认为没有用的文化典籍。他们把这些典籍和各寺院以前不用的经卷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以及旧幡画，多余的佛像等集在一起。按我国的习俗，字纸是不能随便乱丢的，他们将这些书、纸、画、文书等捆好，放在第17窟中。然后将洞口封起来。 宋代人作为废品处理掉的东西，过了900年后，它成了罕见的瑰宝。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遗书约5万余件，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其中有些是无价之宝，如早期禅宗文献、古佚经疏、疑伪经典、净土教及三阶教文献等，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研究资料，为全面了解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关系、各民族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状况以及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敦煌遗书中的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其内容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医学穴位图，有军事文书，有诗稿小说，有舞谱，有乘法口诀，还有字帖、地契、契等，林林总总，举不胜举。而且全部出自当事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从而是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从中已经发现了许多世界第一。在自然科学方面，敦煌学家从遗书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火枪、最早的马具、最早的星象图等；在社会科学方面，科学工作者从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谱、最早的棋经、最早的舞台演出图等。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书道博物馆所藏《譬喻经》，上面有“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的记载。“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敦煌遗书的最早纪年。敦煌遗书中还有多少个世界第一，这个谜只有等待全世界的敦煌学专家来回答。 尤为珍贵的是，遗书中还保存了少量的中国的初期印刷品，为探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和历史线索。例如，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为父母双亲祈福用的雕版印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是世界上第一份雕版印刷作品。全卷长约533厘米，高30.5厘米，是由七张纸拼接而成的，卷首是释迦在舍卫国孤独园为孤独长者说法的画面，景物措置丰富，线条精密繁复，布局剪裁得当，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作品。它也是至今存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现收藏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 国宝价值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 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这样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两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这段话精准地确定了敦煌地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显要地位。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 敦煌遗书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敦煌文物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归难题 敦煌遗书大部分流失海外，中国还能够要回来吗？很多著名的学者在全国最高会议上提出，能不能通过联合国提出要求，把敦煌遗书要回来。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敦煌遗书如果能够回归，可以弥补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又一创伤。 被斯坦因劫去的敦煌遗书，直到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才将英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与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进行交换。而伯希和所得到的，直到1979年，法国巴黎图书馆才提出交换馆藏敦煌遗书胶卷。 我国曾派出几十位敦煌专家前往国外，希望索回敦煌文物，然而大都无功而返。1997年10月9日，日本友人青山庆示遵照其父青山杉雨的遗嘱，将家藏的8件敦煌遗书送回敦煌，开创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故里的先河。青山家族归还的遗书中，有一份《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至十二年历日》经有关专家研究鉴定，它是现在已知中国最早的月食预报材料，且推算得相当精确，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弥足珍贵的史料。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对青山家族表示称赞，并希望日本友人的举动能带动更多散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故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一个国家或是个人把敦煌遗书交还给中国。 中国学术界就有一个强烈的呼声，希望流失在其他国家的敦煌遗书能回归中国。经过海内外很多专家的努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失海外的敦煌汉文文献通过出版形式开始全面回归。2005年，英国和法国就藏文文字的文献出版事宜和我国进行协商，这也是敦煌民族文献回归的一种方式。出版的文献只是敦煌遗书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更多敦煌遗书能早点“回家”，哪怕只是“回来看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西域的地下博物馆 西域的地下博物馆 ——浩瀚的吐鲁番文书 名 称：吐鲁番文书，是指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以及一些 古城包括楼兰、米兰、于阗、高昌、交河等洞窟遗址出土的 纸质写本文书。 创作年代：西晋十六国到元代(大约4—14世纪) 类 别：古代文献 流失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 持 有 者：俄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典、法国等数十个国家。 流失原因：西方列强对西域墓葬群的肆意挖掘和盗取。 曲折经历 站在嘉峪关的城墙上向西望去，沙海茫茫，透出一种神秘的荒凉。走过敦煌再向西，沿着丝绸之路的方向过去，在绵延无际的戈壁砾石沙漠中，有一块小小的绿洲，它就是有着“沙漠翡翠”之称的吐鲁番。吐鲁番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它源源不断地接受各种文化的熏染，有着丰富的遗迹和无数的稀世珍品。正是这片土地所拥有的丰富的文明遗址，在近代遭受了西方强盗的劫掠。 19世纪末，吐鲁番地区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的多次掠夺，他们除掠去大量艺术珍品外，也窃去不少文书、墓志。从俄国人普丁谢夫最先到我国新疆开始盗掘的1811年算起，直到1935年，俄国、英国、德国、匈牙利、荷兰、法国、芬兰、瑞典、日本、美国等纷纷组织探险队，到新疆“考察”竟达100多次。这些文化强盗对吐鲁番文书和文物进行了贪婪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 1890年，法国人杜特雷依在俄国领事馆的支持下，来到中国。沿着丝绸古道的南路向东在民丰、且末、罗布泊一带对古城和墓葬群进行了盗掘，获得了大量的文物和吐鲁番文书，前后长达三年之久。杜特雷依把文书运回巴黎以后，陆续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他的经历和收获，吸引了欧洲人对丝绸之路文物的关注，成为后来大批人到吐鲁番进行文物盗窃的重要因素。 瑞典人斯文·赫定是1895年第一次来到和阗河与叶尔羌河之间的沙漠中寻宝，不久他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座古城，带走了很多古代印度的卢文文卷，临走时还毁掉了带不走的古文卷。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斯文·赫定先后挖掘了几座古城，最后取道北京回国。由于他因此而获得了相应的地理学奖章。1899年，他在瑞典国王的赞助和俄国沙皇的派兵保护下又一次来到中国，打算对楼兰古城进行盗掘。 1900年春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正在罗布泊西部探测，他的维吾尔族向导阿尔迪克，在返回考察营地取丢失的锄头时，遇到风暴，迷失了方向。这位机智勇敢的维吾尔族向导，凭借着微弱的月光，不但回到了原营地，摸到了丢失的锄头，而且还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和密集的废墟，沙土中还半掩着雕刻精美的木头和古代的铜钱。阿尔迪克在茫茫的夜幕中发现的遗址，后经发掘证实就是楼兰古城。斯文·赫定带走了150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板上的汉文图书，这些文书上不仅有汉朝的年号，还有楼兰的字样。这些是楼兰古城中遗留下来最珍贵的古书。接着，他又盗掘了米兰古城。楼兰和米兰两座古城是吐鲁番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他们带走的文书和资料取得的成就，在19世纪就引起了全世界考古学家关注。 1897年，俄国彼得堡科学研究院派出以克列门兹为首的考察队到达吐鲁番，这个并不懂得考古的人，在3个月的时间里，疯狂发掘了回鹘王国的旧城亦都护城、高昌、吐峪沟、木头沟和其他一些古代遗址，以及130个佛窟和墓葬，获得不少汉文、梵文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即所谓胡语）书写的古代文书及古石刻。随后他将这次挖掘获得的精致壁画、铭刻和古写本盗运回国。这次所谓的考察给克列门兹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发表了众多有关考古所得的资料。1899年10月14日，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惊人发现，引起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从此也拉开了西方考古界对新疆这一地区疯狂盗墓的序幕。 英籍的匈牙利人斯坦因看到一些前人研究的文献，对新疆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于1900年来到和阗地区。在1900年5月到1901年7月，潜入中国西北地区活动，在新疆天山南道等处考察。他挖掘了尼雅和丹丹乌里克众多遗址，盗走了公元1至3世纪的文书文物，其中有8封用粟特语写成的书信，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字纸，还带走了一些简牍和羊皮文书。1906年，他第二次到新疆，再次在尼雅发现了一个古代官邸遗址，里面的文书架上放满了排列整齐的木简、账簿等。斯坦因还在玉门关附近的驿站遗址搜出了300多片木简。1907年，他又到敦煌莫高窟掠走了大批敦煌遗书。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华，又到敦煌、黑城子、济木萨古城盗掘。1914年11月，转到吐鲁番，他割剥了柏孜克里克等洞窟的壁画，盗掘了阿斯塔那48座古墓和一些古遗址，又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无知乡民挖出的文书，这一次他共盗得182箱文书、碑碣、墓志、壁画、雕塑等。 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韦德尔等人，在德国大资本家西蒙和克虏伯的资助下，于1902年8月到达吐鲁番进行大肆盗掘，带走了文书文物46大箱。1904年，克虏伯又一次资助德国人勒科克到新疆的吐鲁番进行盗掘。勒科克一行于11月来到吐鲁番，在连续九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盗劫了伯孜克里克的千佛洞和雅尔孩胜金口一带的千佛洞，以及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他掳走的各种文字经卷抄本、佛像、古钱币等文物达数百箱。1905年12月，格伦韦德尔与勒柯克又合伙组成第三次探察队，来到吐鲁番。这一次他们一直呆到1907年春天，共盗去文书文物204箱。1913年，勒柯克又带队第四次来华，在吐鲁番、库车等地，分三批共掠走文书文物397箱。据勒柯克本人在其所著《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一书中统计，掠走的古代文物重量大约在40吨左右。他们以学术考察的方式挖掘吐鲁番的文化宝藏，所经之处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 1905年秋，俄国人奥登堡带队来到吐鲁番，他们搜寻了高昌古城及近百个洞窟遗址，盗走一批古文书、钱币、绘画、佛像和雕刻品。1914年，奥登堡再次潜入新疆，在吐鲁番东北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剥走了大量壁画，掘盗古墓，窃取文书，甚至还从阿斯塔那古墓的干尸身上剥取丝绸，共装了100多箱，取道喀什回国。 日本人大谷光瑞于1902年来到吐鲁番，他是日本首次来到西域盗宝的人，他盗取的是大量的壁画和木雕佛像。1908年，橘瑞超接受了大谷光瑞的资助来到吐鲁番，他先到楼兰古城，在古城内挖出了上百份用纸抄写的文书和文卷，这些都是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文献。他得到这些东西后，遵照大谷光瑞的指示来到了苏巴什古城，但是这里已经被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的盗贼们翻的底朝天，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了。他没有泄气，最终在一座古塔中发现了宝贵的舍利子带回国。橘瑞超第三次来华始于1912年，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吐鲁番的古墓大肆盗掘，将大批出土文书文物席卷回国。大谷光瑞和橘瑞超所盗走的文书已经在日本成立了新的研究体系称为“大谷文书”（从属于吐鲁番文书）。现存日本龙谷大学各种文字的文书共7733件，也是吐鲁番文书的一部分。 由于20世纪初期的清政府无能，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强盗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毁坏我国的文书文物，致使我国大量珍贵历史文书、文物流散国外，写下民族文化史上最痛心的一页。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东、西方列强的探险家们就不断地到吐鲁番来探险、发掘，带走不少地下文物，其中尤以佛窟和墓葬所出的纸质文书最为珍贵。而由中国人发掘留存在国内的出土文书，则不过百余迹 国宝内涵 丰富的历史背景赋予吐鲁番文书深厚的文化内涵。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和宗教错综交织与相互融合的交汇地，是我国丝路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遗存的古城、石窟寺、烽燧、墓葬、岩画等达200余处。由于吐鲁番长年少雨，气候极其干燥，使得地下埋藏的文书古物不易腐烂而能保存至今。早在西汉时期，中央已经在吐鲁番地区设校尉，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在这里建高昌郡，后历经了高昌郡、高昌国、西州三个时期；9世纪中叶后，为回鹘占据。有着一千多年的生活史，遗址规模宏大，城郊古墓星罗棋布，比比皆是。它俨然就是延续千年的高昌社会生活的再现，也是一个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 吐鲁番文书从内容上看，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古籍、佛道经卷等四大类，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公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账，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数目巨大；私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各类疏(衣物疏、功德疏之类)、契券(租佃、借贷、雇佣、质赁、买卖等)、遗嘱、辞、启、信牍等；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宗教类有佛教经论，道教符、经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书和典籍。它既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面貌，又填补了我国没有唐代以前档案文书的空白。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西北历史地理与边防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民族关系以及社会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国宝价值 吐鲁番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所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非常重要。这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贾游客汇聚的地方，更是东西方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与异族文化、异质文化进行交流、渗透和融合的地方，不同民族的人群用不同的文字记录了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在吐鲁番遗存下来的文献，有24种文字，是整个丝路沿线发现文字最多的地方。吐鲁番出土文书全面而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世界主要文化的鲜明特色和具体风貌。因此，吐鲁番出土文书堪称当时人类文明的一部百科全书。 吐鲁番出土文书被誉为“高昌历史的秘密资料库”、“西域文化的地下博物馆”。吐鲁番文书在许多方面的价值不逊于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最早和最晚时间的时代都超过敦煌遗书，绵延的时间更长。而且吐鲁番文书其内涵因时代的不同而较敦煌遗书更为丰富，它正好补充了敦煌遗书中北朝隋唐世俗文书的不足，相比较来说，敦煌遗书更多的是有关宗教方面的书籍，其他文书的数量远远低于宗教类文献；吐鲁番文书的内容胰敦煌遗书更丰富，它包含了更多社会信息，为吐鲁番本地保存了连续的档案记录。 例如，公元3至8世纪的这段时间的吐鲁番文书，除大批汉民百姓，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在吐鲁番地区生活、劳动。他们在文书中与汉民百姓处于同等的地位，各族相互之间共同生活，友好相处并无民族间的亲疏、贵贱之分。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是公元9世纪才西迁到新疆的，因此，在8世纪以前的吐鲁番文书中，没有见到回鹘人在这里活动的记录。显示出中国的新疆自古以来不是由某一个民族，而是由中国古代多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事实，为当时的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吐鲁番文书的出土，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使吐鲁番和敦煌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双雄”，并由此产生了“双学”，即吐鲁番学、敦煌学两门国际性显学（显学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或者在思想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吐鲁番也因此成为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回归难题 吐鲁番文书的回归，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文化的汇集与交流，现在由吐鲁番文书所发展成的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近百年来，中国吐鲁番学专家、学者在吐鲁番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通力合作，并与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猾融入吐鲁番学研究的国际大框架中，有关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 例如上世纪下半叶开始，马斯伯乐公布了斯坦因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掘走的文书；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发表了日本学术界对从吐鲁番墓葬拿走的汉文文书进行系列研究的成果；70年代以来，德国也出过两本被带走吐鲁番文书汉文经卷目录。 我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就吐鲁番的学术交流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促使吐鲁番文书文化回归的重要一部分。俄国拿走的吐鲁番文书，数量巨大，但公布的很少。1957年，前苏联科学院曾邀请我国学者郑振铎前往，协助整理这些文书。1996年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所，连续申请了“重聚高拨藏”的研究项目，并获美国路斯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内容全部输入微机，让该校学生进行研究。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国际性文化团体的成立有效的促进了国际间对吐鲁番文书的交流。 同样，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大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还是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国家有关方面也在就文书回归的问题不断地和相关部门协商，希望更多的吐鲁番文书能够通过更多的交流早日得到利用。 在近代动乱的历史发展中我国诸多文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大量的古代书法珍品和古籍善本流失国外，给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本章主要讲述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件书帖国宝。它们的经历和命运都不尽相同，有的是被骗被偷，如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有的则是被随意破坏，强行取走，如《永乐大典》……它们的历史恰恰就如中国近代的历史，令人痛心疾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雕 刻 雕 刻 雕刻，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在我国起源最早，应用最广，可称作一切工艺之母。古代雕刻在未成形之时，人类只知道在石堆上置供献品，以祭其所崇拜之神。其后逐渐在粗大石柱上施以细工，作成一种形象，以代表祭拜之神，此即雕刻的起源。又经长久的历史发展，形成今日的雕刻艺术，在呆板的自然物之上塑造出艺术形象并赋予生命的灵气。 在我国的雕刻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有以朴拙生动的捏塑动物为器身的史前陶器；纹饰雕刻奇诡、器形塑造沉稳的商周青铜器；秦汉时代使用阴刻、阳刻等多种线刻技法雕刻而成的画像石以及大量的石雕动物；魏晋南北朝气韵生动的大型石雕、彩塑佛教造像，以及陵墓前生气十足的石雕“灵兽”；隋唐时代技艺更为精湛的石窟艺术和灿烂华美的仁瓷器；宋元明清精美绝伦的瓷塑、泥捏塑等小型案头陈设品及工艺品等等，无驶朽之作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了延续文化、成就辉煌的雕塑历史。 可到了近代，中国几乎就成了一块任人割取的肥肉，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同时，各种名目的文化掠夺也从未停止过；清王朝覆灭以后，政局不稳，军阀混战，加上日寇侵华，致使我国的雕塑破坏和流失非常严重。 此间国人不但未创作出引以为荣的雕刻精品，有的国人反而见利忘义，与外来的文化盗贼狼狈为奸，把许多浮雕、造像和藻井这样的国之珍宝拱手相让。于是，诸如双头佛、昭陵二骏及智化寺藻井这样古老的雕刻精品，相继地摆进了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令人扼腕。 现如今，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在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里，集中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精品，纽约市艺术博物馆藏着“帝后礼佛图”；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陈列有昭陵二骏；弗利尔艺术馆中有来自云冈、龙门、天龙山、巩县等著名石窟的石刻艺术品，有各种北魏至元明时期的佛教雕塑；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藏有唐代雕刻的孔子、老子像，所有这些让每一个中华子孙不忍视睹。 不仅如此，在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里，都陈列着上个世纪流落异邦的中国雕刻精品。那些石雕佛像上的刀斧痕迹，铭刻着一个古老民族城池失守的痛常但我们相信，日益强大的中国，不会听任历史文物在我们的时代飘零，不会坐视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消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来自西夏王国的绝世孤品 来自西夏王国的绝世孤品 ——黑水城双头佛 名 称：黑水城双头佛 制造年代：西夏 类 别：泥彩塑。以黏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糅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 制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再着色描绘的作品称 彩塑。根据摆放位置与使用范围可分为：石窟彩塑、庙宇彩塑、陵墓 彩塑、民俗彩塑。泥彩塑艺术是我国民间艺术品中勾画故事人物的艺 术之花。 流失时间：1908年 现 藏 地：俄罗斯冬宫 流失原因：考古学界中臭名昭著的俄罗斯海军中校科兹洛夫，在科学考察的名义 下，带领一支用武装起来的强盗队伍，专门来到黑水城搜刮 传说中的珍贵文物。 曲折经历 黑水城双头佛与古代西夏国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 公元1038年，在中国的西北部崛起了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王朝——西夏。西夏国先后与同时代的北宋、辽，以及南宋、金两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不足200年便迅速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推向了顶峰。然而，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长达二十多年的军事征服和突如其来的一场强烈地震，使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190年的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黑水城，一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近千年的古城，如今静静地倒卧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戈壁大漠中见证着这段历史。 黑水城为当时西夏王朝重镇，是西夏北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库布镇东南25公里的荒漠中。这座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城，曾经是一片绿洲，是一个牛羊成群、五谷飘香的好地方，也是制造出双头佛这样的珍贵工艺品的地方。历史上留下的条条古渠，块块农田，还有成了残垣断壁的座座村庄，似乎都在顽强地显示着它曾经有过的繁荣。 千年之后的今天，辉煌早已逝去。黑水城废弃后，古城及周围的自然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河流改道，没有了水源，古城逐渐被沙漠所包围，每到风季，常常是狂风呼号、流沙飞扬，黄尘漫天、不见日月，给人以神秘、恐惧之感，因此又称“死城”。然而，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包括干燥的气候和干燥的土壤，才把黑水城的古代遗物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在它无尽的黄沙之下，埋藏着大量的西夏、蒙元和汉、藏文物。令人遗憾的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已有大量珍贵文物被外国的“探险家”们盗掘走了。今天翻开那段被尘封许久的古代文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西夏历史在中国，西夏研究却在海外——我们失去了整整一页耀眼的历史。 十九世纪开始，俄国人科兹洛夫的“探险”队伍到达西夏国遗址，随后，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接踵而至。黑水城双头佛的流失，就与俄国的“科学考察”有关。 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驼队幽灵一般出现在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驼铃声穿越大漠、戈壁，朝着额济纳旗传来。这是一支经过满清政府同意，名义上受俄国地理学会派遣，专程进行“科学考察”的队伍，为首者是在考古学界臭名昭著的俄罗斯海军中校科兹洛夫，这是一支用专业知识武装起来的强盗队伍，他在科学考察的名义下，专门搜刮各地的珍贵文物。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西夏传说中的宝藏。 说来话长。在此之前，另一个俄罗斯人波塔宁曾经到过黑水城。在黑水城，他听到了一个传说并写进了自己的传记。在西夏末年，西夏守将哈日巴特尔曾经驻守在这里，人称“黑将军”。此人作战勇敢，英勇无比，无奈在保卫黑水城的战斗中，最终因寡不敌众被围困城中。攻城的敌军久攻不下，最后从外部切断水源，使整座城池陷入绝境中。黑将军率军士在城内掘井，掘了数十米深，依然没有水，黑将军彻底绝望了。他杀死了妻儿，将黑水城80车财宝全部投入挖下数十米的枯井之中掩埋，随后率军突围，浴血奋战数日，最终全军覆没。这个传说为黑水城引来一批又一批的盗宝者，然而却没有人找到宝物，只有这个故事在岁月的长河中流传着。 科兹洛夫和所有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到达过黑水城的外国人一样，正是冲着这个传说而来。他一踏入黑水城这块土地，就为这里带来了灭顶之灾。 当年来到额济纳的科兹洛夫在寻找黑水城的遗址时，曾被当地牧民一次次地拒绝。牧民们心里清楚：一批批来这里的所谓探险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占为己有，这一点在土尔扈特人看来是极不道德的。最终，有备而来的科兹洛夫找到了当地的蒙古王爷达西。达西王爷经不起物质的诱惑，不但为科兹洛夫提供了前往黑水城的路线，而且还加派了向导。 1908年初春，科兹洛夫终于找到了梦幻般的黑水城。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看着黑水城的残垣断瓦，气势依旧的城墙，科兹洛夫知道这里一定埋藏着他所需的宝物。他率领队伍驻扎下来，开始了在考古名义下的掠夺式挖掘。他在城中心的西夏佛塔内找到了成捆的西夏经卷和元代的至驭钞，在城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地挖出了十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文物。 经过了疯狂的挖掘后，科兹洛夫的目光盯上了黑水城内大大小小的佛耍在短短的九天里，这个自诩为考古专家的强盗挥舞着他罪恶的锹镐，一口气挖了三十多座佛耍在强盗的挖掘中，黑水城颤抖着、怒嚎着。围绕着黑水城的近千年的佛塔百分之八十就这样在一个考古强盗手中毁于一旦，科兹洛夫也彻底了破坏了黑水城——这个堪称西夏博物馆的地方。 这些被挖出来的稀世珍宝最终离开了黑水城，经由蒙古驿站运往俄罗斯圣彼得堡。文物中那些没有人认识的文字和造型独特的佛像让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即做出决定：科兹洛夫探险队放弃原继续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动，立即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对黑水城展开更大规模的挖掘。 1909年6月，科兹洛夫仅用了9天时间就从青海重返黑水城，对黑水城展开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挖掘。他雇用了大量民工，翻遍了黑水城东街、正街两侧的店铺作坊，挖掘了总管府和全部佛寺遗址。由于这次在城区内收获不大，科兹洛夫便将目光投向了城外。一座距古城西墙约400米、位于干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成为了他首先猎取的目标。当这座佛嘶打开后，科兹洛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这就是后来被科兹洛夫载入书中的那座“伟大的吮。之后，他又将城外每座佛塔的塔身和塔基都一一刨开，找到了大量西夏、宋、元不同时期的历史遗物。其中有书籍、文书、手稿、佛像、绘画等珍贵文物，西夏的绝世孤品双头佛也在其中。 科兹洛夫一生中，一共三次涉足黑水城，第三次受谁旨意，这在所有有关他的记载中都未曾提到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每到来一次，黑水城就会遭受洗劫一次。这是比地震还可怕的人为灾难。据说科兹洛夫当年除把能运走的运走外，一些大件不便运走的就近埋在了古城的周围，但究竟埋在什么位置，埋了多少至今还是个谜。 科兹洛夫因为黑水城文物的挖掘而蜚声海内外，使他从此在考古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当年，科兹洛夫曾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用幻灯展示了他在黑水城的伟大发现，尔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们辉煌的战果。 科兹洛夫走后，闻讯而来的还有美国“探险家”，接着英国人、日本人……黑水城这个在西夏王朝中占据着极其重要地位的西夏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就这样在强盗一遍又一遍的践踏中只剩下了一片碎石砾瓦的废墟，在烈风、骄阳、风雨中残喘。从此，黑水城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几乎全部被搬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和其他众多博物馆的保险柜里和展览台上。 国宝内涵 关于双头佛像的来历，早在印度的佛经中有记载：在古代印度的犍陀罗国，有一位穷苦人，经过多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才积攒下一枚小小的金钱，把它交给了一位画工，请他在寺院中为自己彩画一身小佛像，以表达对佛的敬意。一枚金钱画一身佛像是远远不够的，但画工被这位穷苦人的赤诚所感动，就不再谈论价钱了，答应他一定画成。这位穷人刚走不久，又来了一位穷人，也是拿着一枚小金钱要求画佛像。画工就用这两枚金钱，请了一位高手，共同画成了一尊佛像。几天以后，两位穷人不约而同地都来到寺庙拜佛，画工指着那身新绘成的佛像对他们说：“我并没有贪占你们分文，你们的钱全用在这幅佛像上了，但也只能画一身。这要代表两个人的心愿。”话音刚落，佛陀便施出法力，佛像就显出了灵异，渐渐变成了两个佛头共处一身的奇妙画像，像是双胞胎挤在圆脖子里，并且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两个穷人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对佛教的信仰。 西夏王国大力提倡佛教，僧人颇受照顾，境内修建了很多寺庙和佛耍西夏人在佛塔中放置了这件形象传神的泥彩塑双头佛，就是寄托他们对佛祖的忠诚信念。 国宝价值 在冬宫和距离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不远处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藏有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放置在馆内首要位置的就是这尊彩塑双头佛。双头佛非常精致，是佛教中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除了史书上的记载，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古代双头佛像作品，只有黑水城出土的这一迹 回归难题 双头佛像的泥塑作品，人们所知的只有黑水城出土的这一件，所以异常珍贵。同其他被盗的国宝一样，西夏双头佛的回归亦希望渺茫，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与俄方协商“借”俄藏西夏文物来深入研究，让更多的西夏文化传播开来。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特别是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历时3个多月对早已是千疮百孔的黑水城做了首次全面的发掘考察。据记载，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黑水城的两次挖掘中，共清理出西夏文献3000多页，但大多以残页为主，这和当年科兹洛夫的所得相比，简直无法同日而语。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当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站在东方研究所内，站在黑水古城被盗文物、文献面前时，他们的心颤栗了。这里有西夏文文献8000多个编号，其中不同版本的佛经近千种。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在距离东方研究所不远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同样藏有黑水古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当来自故乡的学者们在俄罗斯守卫们警惕的目光中走近这些成就于中国大地上的灿烂文化时，那种揪心的酸楚让每个人都感到窒息。把俄藏全部西夏文物整理出版，弥补中国历史的缺憾，是每一个中国西夏学者的梦想。 1992年，史金波先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与俄方接洽，联系出版事宜，合作协议于1993年达成。此时的中国学者们清楚，他们所能做的只有利用有限的时间和难得的机遇，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项历史工程。在前后4次，累积约一年的时间里，专家学者们整理登记、拍摄了差不多四分之三的俄藏黑水文献，这些大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目前，已编辑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 同类国宝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千佛洞），西千佛洞和榆林窟。有时也将其中最大的莫高窟称为敦煌石窟。敦煌彩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我国数千年雕塑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融会了外来艺术，从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彩塑艺术。 现存的2000多身彩塑，无不闪烁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古代工匠们以纯熟的技巧、高度的概括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把泥塑和彩绘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了许多造型优美、神态生动的艺术形象，为研究我国的雕塑艺术和继承民族艺术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晋祠圣母祠中的代表作“侍女像”是宋代彩塑，以真人为依据，真实自然，具备凡人气质，缩短了人与神的距离，进一步体现了人神统一的风格。这是晋祠圣母殿中十身侍女像之一。殿内共有43尊泥塑彩绘人像，这些塑像造型生动、姿态自然，尤其是侍女像塑造得更好。这些侍女像的身材比较适度，服饰美观大方，衣纹明快流畅。一个个性格鲜明，表情自然。加之高度与真人相仿，更显得栩栩如生。在技巧上，工匠们相当准确地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和解剖关系，手法纯熟，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这些塑像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双林寺雕塑。在山西平遥双林寺千佛殿四周的墙面上，有成百上千的壁塑，是圆雕、高浮雕和浅浮雕结合而成的。“童子参观音”即是其墙壁上的一组雕像，风格独特，形象生动，富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是该寺彩塑的精华。观音，是佛教中的菩萨之一，佛经中称其能解救苦难众生。这组是明代的作品，塑、绘技艺高超，形象带有安详和蔼的情味，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达到了“传神”的意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纸合同引发的灾难 一纸合同引发的灾难 ——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 名 称：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 制造年代：始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类 别：石窟浮雕。礼佛图也称供养人像，是我国古代石窟艺术中常见的一种 题材。龙门石窟的浮雕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 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 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流失时间：20世纪30年代 现 藏 地：被盗凿的帝后礼佛图包括两部分，其中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现藏于美 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的纳 尔逊艺术博物馆。 流失原因：国内军阀战乱，时局动荡，在此环境下形成了混乱的民国文物市场，美 国人普·爱伦勾结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奸商岳彬将之盗凿。 曲折经历 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后，加紧创建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的步伐。到了孝文帝后期，崇佛更甚。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继续凿造石窟，而且其工程规模更胜于其父。 帝后礼佛图所在的龙门宾阳洞，是宣武帝为了纪念孝文皇帝和文昭皇后，为他们祈求冥福而特别凿造的。尽管开凿的只是一个石窟，可是这个石窟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仅次于孝文帝时代开凿的龙门的第二大石窟古阳洞。洞壁两侧有四层大型浮雕，其中（自下而上）第茹北边的皇帝礼佛图和南边的皇后礼佛图合称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礼佛的情景，堪称雕刻极品。 可是如今，这件国宝却残缺不全，十八组群雕剩下了十五组，其中两组最精彩的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分别陈列在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许多人不禁疑惑：为什么中国的国宝——如此庞大的一件石刻作品，竟然会被摆到美国的博物馆里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的两个人。 一个是北京文物商人岳彬。此人曾是北平琉璃厂古玩街上的巨商，是个专门盗卖文物，尤其是珍贵文物的商人，许多国宝都是经自他手转运出境的，盗卖龙门北魏石雕帝后礼佛图算得上是岳彬一生中最大的恶行了。 另一个人是美国人普·爱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人华尔纳、赛克思、史道特等人，在哈佛大学专门开了博物馆学课程，培训学生，研究各种打凿石雕、剥揭壁画的方法和工具。1924年，华尔纳带着研制的特殊胶水和布匹来到中国敦煌，把敦煌石窟323窟中最为精美的张骞出使西域图等壁画粘走了36方，又把328窟内的唐代彩塑菩萨像搬走。普·爱伦就是华尔纳的高足之一。他1925年跟随华尔纳来到中国，与当时美国驻华领事馆秘书贝尔等人，带着大批胶水和布匹来到敦煌，准备把285窟的全部壁画统统粘走，遭到当地人民的阻止和驱逐，没有成功。此后，普·爱伦把目标转移到龙门石窟和其他地方。他在龙门石窟各处拍摄了大量照片，然后寻找中国的文物商人，跟他们合作盗窃龙门石窟的文物。 1928年，普·爱伦出任纽约博物馆的远东艺术部主任，成为一个以收集和盗窃中国古代文物为职业的“文物学家”。他从中国盗窃珍贵文物的“功绩”包括：从龙门、云冈等石窟中盗凿的大量石雕佛像、头像；举世闻名的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右手掌；河北易县八佛洼山洞中的宋代仁釉陶罗汉像以及大量殷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等等。当然，普·爱伦最为得意也最为惊人的“成就”是把帝后礼佛图成功地从龙门石窟盗运到美国这件事情。 可以想象，一个普·爱伦，一个岳彬，这两个人如果合作起来，会出什么事情。 上世纪30年代初，普·爱伦来到龙门石窟，在宾阳中洞发现了两幅浮雕，很是好看，就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到北京后，他找到琉璃厂彬记古董商行的老板岳彬“订货”。双方签订协议——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议定价格为银洋1.4万元，期限5年。拿普·爱伦的话来说，不管它究竟是“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浮雕，还是“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急，按照片上的样子给搞定就行。 岳彬答应得爽快，但他自己没有能力搞到这些东西。他来到洛阳，找到圈内人洛阳古董商马龙图请他喝酒，席间岳彬拿出了普·爱伦给他的照片，让马龙图帮他弄到手，于是两人一番讨价还价，最后5000元谈妥。马龙图也和岳彬一样，没有能耐直接把东西搞到手，但在洛阳这块地方，谁有能耐办到，他是很清楚的——龙门当地的保甲长和土匪是第一人选。 马龙图找到偃师县杨沟村保甲长王梦林以及该村土匪王东立、王毛、王魁等，要他们把龙门石窟的“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急搞到手，价格2000元。这些人有干坏事的胆量，但没有手艺，如果用斧头硬砸又会打得不成样子，无法交差。于是，他们持枪推本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等三人进行盗凿。 夜里，在漆黑的宾阳中洞内，三名石匠借着微弱的灯光和手电筒光一块块地把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敲掉。盗凿浮雕的时候，他们先把头凿下，再凿其他部位。同时，在龙门的南北两个路口，王梦林等则持枪站岗放哨。遇有风吹草动或路上来了人，王梦林等就用暗号通知洞内的王光喜等人停止敲打。“警报”解除后，他们再接着干。如此昼伏夜出，持续数天。石匠们的工钱是计件的，按打的多少付钱。从1931年到1935年，王光喜他们的盗凿活动持续了5年时间，竟无人阻拦。 浮雕凿下来后都是碎块，他们用麻袋一装，就运到洛阳城内，然后运往北京岳彬宅子。到北京后，岳彬请来高手将碎石块粘对修配，经过数月，才拼凑成皇帝礼佛图和皇太后礼佛图两块浮雕，运往美国；另有两箱子碎石已经无法粘对。这些宝贵的浮雕在美国展出时，已经是千疮百孔，令人痛惜。 1952年，新中国政府在北京炭儿胡同彬记古玩铺内发现了彬记与普·爱伦签订的掠夺帝后礼佛图浮雕的合同，查出岳彬勾结普·爱伦盗卖国宝帝后礼佛图的犯罪事实，此事震怒了中国文物界，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要求惩罚奸商岳彬，岳彬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岳彬锒铛入狱，后死于狱中。自作孽不可活，卖佛头使岳彬发了家，毁佛图让他丢掉了性命。 国宝内涵 宣武帝的礼佛、建寺、凿造石窟，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和皇室祈求冥福，虽然客观上为后世增加了这么多艺术瑰宝，但他这种沉迷佞佛的行为，在当时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其中的宾阳洞从开始计划开凿三座石窟，到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结束，耗时二十三年，动用民工八十万人次，才完成了宾阳中洞，以后很长时间其他两个洞也没有继续修建。宾阳北、中、南三洞并列，历经250年才建成，代表了北魏不同年代的风格。宾阳中洞是龙门北魏石窟中最富丽堂皇的一个佛洞，洞内有11尊大佛像，主佛释迦牟尼高8.4米。宾阳洞的前壁壁面自上而下分为四层，均是浅浮雕题材，遍雕佛经故事和皇室礼佛行列，中间被窟门分隔成南北两段，层与层之间以雕刻横栏为界。 第茹的帝后礼佛图的内容分两部分，北段雕刻的内容是孝文帝头戴冕旒，身穿衮服，在诸王、中官及手持伞盖、羽葆、长剑、香盒的近侍宫女和御林军的前导和簇拥下，缓缓行进的场面。南段构图与北段相似，刻着文昭皇后莲冠霞帔，一手拈香，后随两个戴莲冠的贵妇，在众宫女的前导、簇拥下迎风徐行，方向与北段相对。图中人物密集重叠，顾盼照应，既浑然一体，又有丰富变化。不同于当时常用的以形体高低大小来区分人物等级的手法，尽管图中人物形象并无显著的大小之别，服饰也大致相同，但从人物的位置、相互关系，特别是风度威仪间的微妙差别，都显示出作为全图中心的帝后的高贵与尊严，体现出创造者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整幅浮雕采取横向构图，人形处理因此显得颀长，并略带向前的倾斜感，既保留了盛典中的帝王生活气派，又带有飘然如仙的宗教意味和凝然静谧的心境。同时，宫女们含睇若笑，娇慵前行的姿态，与整个虔敬肃穆的氛围形成了含蓄的对照，流露出作者沟通人世和天界的欲求。 与云冈石窟的浮雕相比，帝后礼佛图已经开始摆脱古印度的犍陀罗风格，而加强了本土的艺术语言色彩。作品变得单薄平浅，高浮雕的圆润光影不复存在，线条成了艺术形式表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人与人的空间、人体的曲折起伏都用线勾勒，特别是衣纹的处理，格外舒展流畅、疏密有致，颇有汉代画像破以线求形的神韵，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佛教艺术的很好融合。 国宝地位 龙门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沧桑，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演变，见证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龙门石窟断断续续开凿了四百多年，经过了四百多年的苦心营造，不同时期的能工巧匠在龙门石窟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作品，被称为我国石刻艺术博物馆。龙门石窟在宾阳洞中被挖去的“帝”和“后”两组礼佛图，是整个雕像群的中心和最精彩的部分。此外，从图中人物的衣冠发式和伞盖、羽葆等仪仗制度看，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因此，这件作品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所以，无论从艺术史、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去估量，帝后礼佛图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随着西方的一些学者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宏伟壮观、震撼人心的佛教雕刻艺术，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也便随着介绍面越来越广，引起了国外越来越多人的注意，龙门石窟因而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 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窟内造像雕刻精湛，内容题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它以系统、独到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曼陀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室贵族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条件，他们所主持开凿的石窟必然规模庞大，富丽堂皇，汇集当时石窟艺术的精华，因而龙门石窟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些洞窟的开凿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所以龙门石窟的兴衰，不仅反映了中国5至10世纪皇室崇佛信教的盛衰变化，同时从某些侧面也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一些政治风云的动向和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它的意义是其他石窟所无法比拟的。龙门石窟还保留有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 同类国宝 事实上，还有一幅礼佛浮雕，也名为帝后礼佛图，就在距洛阳不远的巩县石窟内。龙门一图的流失，使它成为现存于国内的重要代表性浮雕作品。 巩县石窟寺伪魏孝文帝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洛阳之后兴建的，此后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以及北宋，相继在此凿佛造像，时称“海内名区，巩地佳境”。这座寺庙在总体设计上突出的是利用窟内外壁面上端宽大的二方连续形式的边饰，造成整体格局上的完整和宏丽基调。 这里现存的十五幅帝后礼佛图，构图严谨，技法娴熟，人物性格鲜明，可谓佛教艺苑中的珍品。图中帝王头戴平天冠，右手持莲枝，左手置于侍者所捧香炉中，两侧侍者或为王者牵衣，或持扇、持装饰华丽的伞盖。其余男像皆戴高冠，各与身边持伞、扇之侍从形成一组。女像头戴莲花冠，各自都有持伞、扇的侍从。每层浮雕由于方向、服饰的一致而形成强烈的整体感，而上部空间由于斜向的羽扇、伞盖和飘动着的结带以及人物的参差错落而增加了画面的变化。整个行列表现了贵族上层人物的雍容华贵和虔诚肃穆的宗教感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古代建筑的奇葩 古代建筑的奇葩 —”京智化寺藻井 名 称：北京智化寺藻井 制造年代：1444年 类 别：藻井。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建筑装饰样式，它装在最为尊贵建筑的天 花板中，从外形来看像一个凹进天花里面的井，加上还装饰有藻文饰 样，所以叫“藻井”。 流失时间：1931年夏秋之交 现 藏 地：智化殿藻井收藏在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万佛阁藻井收藏在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 流失原因：民国混战期间，智化寺内的智化殿藻井被美国人劳伦斯·西克曼和华 尔纳购买；智化寺万佛阁藻井被霍雷斯·杰恩购买，他们都是通过掮 客勾结寺内主持将之偷运出国的。 曲折经历 智化寺位于北京东城区禄米仓胡同东口路北，坐北朝南，是北京现存最大的明代建筑群之一。它的藻井，是我国明代大型木雕精品，也是历代木质藻井之最。智化寺内本来有三方藻井，分别镶嵌在轮藏殿、智化殿、万佛阁三组建筑的顶部，现在只剩下轮藏殿一处，其他的两方陈列在美国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智化寺曾因为藻井的华丽而一度辉煌。 智化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500年前，最先是明代太监王振的家庙。公元1436年，明宣宗病逝，年仅九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登基，这使此前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太监王振得到了走上政治舞台的机会。英宗年龄小，又贪玩，伺候他的贴身太监王振常常投其所好陪他一起玩耍，是英宗最亲近的朋友。王振曾经读过一些书，在玩乐之余还教英宗念书，和英宗的启蒙老师差不多。因此英宗很尊敬他，总称他为王先生，他可见与明英宗的关系非比寻常。王振极力讨好明英宗，后逐步掌握了朝廷大权。为炫耀自己的功劳，王振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以“感恩”为名，舍私宅，兴建了家庙智化寺。据明史记载，当时“振作大里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诬人口舌，王振向明英宗请求修建智化寺的圣旨，后由明英宗赐名为“报恩智化禅寺”。 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成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此次大战，由于王振的失误，致使明英宗被俘，王振也在战乱中死去。明代宗即位后，王振全族被诛，智化寺是明英宗敕赐，故仍幸存。后英宗复辟，他不但没有因硒败被俘而迁怒王振，反而感念起当年之谊，在寺内为王振建旌忠祠，立塑像；天顺六年(1462)又特颁赐大藏经一部，经橱二座，香火直至清初都很旺盛。 清乾隆八年（1742年），御使沈廷芳路过智化寺，看到寺庙的石碑上还刻着王振的名字，便上奏朝廷指出：王振乃明代罪人，请降旨毁弃寺内王振之名。于是清廷下令派人把王振塑像清除出寺，将所有石碑上刻有的王振名字都铲掉。 到了民国时期，智化寺在兵荒马乱当中逐步变得难以为继，主持和尚吸食大烟，寺里的七八个和尚，穷得连袈裟都买不起。于是，和尚们便打起了盗卖寺院庙产的主意，当时庙里有很多古柏都被卖掉做棺材。 1930年初，24岁的美国人劳伦斯·西克曼从哈佛大学研究艺术史专业毕业后，根据哈佛与燕京大学交换学者的协议，来到北平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供职。他还同时受雇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其主要职责是为之搜求东方艺术品。西克曼在北平看到一座座雄伟壮丽的古建筑以及众多的精美绝伦的东方艺术珍品，不禁心旷神怡。他依仗交换学者的合法身份，购买了许多艺术精品。 华尔纳1931年第8次到中国，也是受雇于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为之收购字画、陶瓷、青铜器和石雕等艺术藏品。春夏之交，当西克曼偶然游览到智化寺时，被万佛阁中那精美华丽、贴满黄金的楠木藻井所倾倒，便和华尔纳一起打起藻井的主意。当时华尔纳想购买一座清代的皇府，因价钱不合适没有谈成，看到了智化寺的藻井后，便放弃购买皇府的念头，把心思集中在这座明代庙宇上。在和他们进行交易的众多古董商中，有个专门做掮客的纪先生，人称“纪三爷”，他家离智化寺二三百米，对寺内的情况了如指掌。听说洋人看中了寺内的藻井，便忙前跑后，在寺内主持和西克曼之间周旋。 商量后决定先由纪三爷买下藏入他家，后由他转卖给西克曼。纪三爷买通了当时的智化寺主持普远和尚，以做棺材为由购入了智化殿里的藻井，作价1000大洋。诬人耳目，纪三爷乘天下大雨，雇佣天德扛房中靠抬棺材为生的一个劳力，连夜拆下藻井抬到家中。就这样，西克曼和华尔纳顺利地买走了智化寺的藻井。据说事后这个苦力，用卖藻井的钱开了一家轿子铺。而智化寺万佛阁的藻井，同样被另一个受雇于费城艺术博物馆美国人霍雷斯·杰恩买走。如今，这两方藻井已经离开故土七十多年了。 最先发现藻井丢失的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他当时是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主任。刘先生1931年到北平进行古建筑调查，甜人介绍智化寺有精美的藻井，第一站就赶到智化寺。但当他到达之后藻井已经不见了，寺里的主持普远和尚羞于启齿，没有告诉藻井被卖的真相，一直到1987年，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才弄清楚了藻井被变卖的过程。 国宝内涵 藻井是我国古代殿堂室内顶棚中最高级的做法。一般位于室内佛像的上方，呈伞盖形，由细密的斗拱承托，象征天宇的崇高，藻井上一般都有彩画、浮雕。据《风俗通》记载：“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厌火也。”东井即井宿，二十八宿中的一宿，古人认为是主水的，在殿堂、楼阁最高处作井，同时装饰以荷、菱、莲等藻类水生植物，都是希望能借以压伏火魔的作祟。 现在的故宫三大殿、天坛祈年殿都装饰有明清时期皇家最高级别的藻井，智化寺的藻井因为是奉旨建造，它的藻井的华丽程度不亚于明清王室的藻井，这两个藻井，比故宫南熏殿的藻井大，选用上等的楠木雕琢而成。它们样式、图案差异不大，都是斗八式平面方型，井框外边长4.35米，内边长4米。整个藻井呈平面方形，四角以支条区划成八角形，再置方格二重，相互套合成内八角，空档内置“八宝”。内八角与井心之间的斜板上，环雕游龙，中央圆心，一条矫健粗壮的团龙，蟠绕垂首，俯视向下，整个结构精美绝伦。 以万佛阁藻井为例，它共有八层。第一层是以中央圆形为团龙雕刻，上刻有龙云盘绕，蟠龙衔珠，制作精美至极，也是藻井的最高一层。第二层是一圈七彩斗拱雕饰实物，以此代替斗八藻井的八角井，用高20公分的支条托住厦板和随瓣枋的斗拱。第茹是八块斜板，上雕升龙、降龙及卷云，兼具雄健流丽之美。第四层是在内八角内侧做卷云莲瓣的雕刻，它的外围有八具三角形、八具菱形，雕有金岔角云，岔角夔蝠等，均为金琢墨，沥粉贴金。它的四个三角形拱科上也有雕刻。第五层是南北方向各两条通长，四周方角有条形云龙，云水雕刻，模仿上述三角形内拱科雕刻，是五彩平身刻斗拱；第六层是四周天宫楼阁木模，象征天庭世界。每侧7幢，四周28幢加角模4幢，共32幢。每侧正对藻井中央轴线处为三滴水角重檐楼阁；第七层是卷云卷水雕刻。第八层是放置藻井的佛龛。藻井井全部置于殿内大柁之上，大柁之底原为三排佛龛，下部桅装莲瓣。万佛阁斗八藻井造型独特，并且八层斗拱都有独特的装饰，也是寺内结构最精美的部分，力度感较强，有一定的负重能力，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为我国藻井装饰的极致精品。 国宝价值 智化寺是我国明代的著名木质结构的精品建筑，整个寺庙的建筑，没有用一颗钉子，全部都是用木头拼凑建起来的，历经500多年，依然熠熠生辉。寺庙内的藻井是智化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民间藻井艺术的最高典范，诚如华尔纳给博物馆的信上说：“在这个国家里，看起来这是尚未遭到破坏的中国建筑中最好的一部分。”他形容这座寺庙：“它的全部组合没有用一支钉，木匠的工艺超凡……并且似乎还保有明代原有的金。”上面的金就是藻井中雕龙身上的贴金。最后他还再三叮咛运送的人“小心抹去藻井的封尘，但千万别洗涤，因为它年代累积，已有一层柔亮的光泽！” 藻井在一般的建筑里是没有的，只有宫廷、殿堂才有，一般是正堂顶棚上面的一种特殊装饰，它既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特点，又是建筑的精华和亮点。而智化寺的藻井在明代的藻井里是非常有名的，它的制作工艺精巧，结构复杂，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我国已故古建专家刘敦桢先生曾讲道：“万佛阁之藻井，金龙盘绕，结构恢奇，颇类大内规制，非梵刹所应有。” 智化寺的两个藻井被分别陈列在美国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北京市社科院的阎崇年研究员1989年在费城艺术博物馆曾看到了其中一个藻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就感到内心一震，这个藻井简直太华美了。”他见过国内许多藻井，而智化寺藻井的确是我国建筑艺术的一绝，它造件之繁复、层数之多堪称我国“藻井之最”。 回归难题 建国以来，各方人士对智化寺藻井去向落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藻井在上世纪初已经流失，留下的资料很少。原智化寺文物保护所所长杨文书先生是1982年到的智化寺，曾经做过藻井的资料收集。据杨所长回忆说，1986年5月，在美中教育访华协会工作的坎·哈默德先生参观智化寺，得知藻井流失美国，表示愿意帮忙弄清情况。7月中旬他回到美国后，立即给纳尔逊博物馆去信询问，事后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馆长马克·福·维尔森曾经写过两封信给智化寺，也邮寄了关于智化寺当初被拆卸下来的照片，虽然通过这些照片和信件知道了参与这件事情的另一个人霍雷斯·杰恩和万佛阁的藻井下落，但是，美国艺术馆方面坚决否认这是一次被迫的非法交易行为。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对于当初参与这件事情的西克曼做百般辩解，声称这是一个“为拯救此物做出努力的善事”。 我国文物流失的途径有很多种，根据相关法律符合归还条件的寥寥无几，而智化寺藻井在历史记载中，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属于正常购买行为，在这场交易中虽然存在很大的不公平因素，但是追讨起来，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和能够依据的法律还太少。 2004年2月份左右，智化寺曾经向费城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写信陈述了想修复藻井的想法，目的也就是要一些有关藻井的资料，国内关于智化寺藻井的资料极为有限，关于藻井交易、运走的过程以及在美国的真实状况，所了解的都只是一些只言片语，而且到现在没有谁真整到智化寺的藻井什么样。 4月份左右，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写了回信，告诉智化寺藻井现在被专门做了一个展厅展览，并询问了现在智化寺的修复情况，还寄来一些藻井的黑白照片和相关的资料。智化寺随后也写了回信提出双方进行资料交流和让对方协助复制藻井的设想。目的想进一步加强合作，为藻井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备用。如果通过资料交流和协助能够修复藻井的话，对于还原智化寺的整体艺术价值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一直没有回信。 仅仅为修复藻井而做交流，就遇到重重困难，更何况交流关于回归的事宜。在他乡的那些藻井，即使是曾经属于我们，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踏上回家的路程。 同类国宝 在北京先农坛里，存放着一组精美的文物，它是隆福寺正觉殿的一组明代藻井。这组藻井上下共有6层，每层圆形主框架上均细雕云纹图案，上面刻有各种造型，琼楼玉宇，天宫楼阙，天宫下是彩绘的28星宿神像。藻井的最下两层悬于室内天花以下，四角支撑点有木雕造型的四大天王，最上层顶盖为一幅沥粉贴金的深蓝色天文图，上绘观测者所在纬度能够看到的全天星象，有星星1420颗。此图应该是早于明代的一幅天象图的摹本，图中的星象及布置的位置相当准确，对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星象变迁和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组藻井集建症宗教、天文、历史为一体，是研究明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智化寺三绝 智化寺的三绝就是建症转轮藏和音乐。 智化寺是现存明代建筑中保有最完整的。它始建时占地面积很大，共分左、中、右三路，房屋数百间，其布局在明代佛寺中很有代表性。目前保留下来的，有五进院落： 第一进院山门内钟鼓楼左右对峙，一对汉白玉的石狮子分列山门两旁，拱形山门上部写着“敕赐智化寺”的字样。 第二进院内有智化殿及东西配殿，正殿内供释迦佛及罗汉二十尊；殿前两侧东为大智殿，内供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菩萨像；西边为轮藏殿，轮藏殿藻井是一个圆柱形的藻井，下方上圆，其结构自左右坨梁起向上斜出，斜板上遍绘佛像，上面琢卷云莲瓣各一层，再上有一圈圆板像个井口，板之隅角亦雕卷云，中间有小斗拱五层，中央置圆板，上书七字真言。 第三进院内有是一座楼阁，下层称如来殿，如来殿佛像背后有东西二梯通楼上，是四壁木龛内有小佛像九千余尊，故称“万佛阁”。万佛阁的外沿是方形，以覆莲形式层层递升，至最高处突然变仰莲，一尊毗卢佛像背西面东端坐于莲心之上，面貌庄严丰丽，衣纹洗练流动，毗卢佛像顶部的天花中，饰以圆板式藻井。凸起的顶部与凹进的藻井，伸缩相对，相得益彰，极具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万佛阁内藻井已经被盗，但是周围装饰藻井的卷草、莲瓣以朱、青、绿三色间杂相饰，别以金线，对比强烈，配合协调。第四进院内有大悲堂(后殿)等；第五进院内有万法堂等。 智化寺内的屋顶也不同于普通寺庙，均采用黑色琉璃瓦，这不仅在寺院内独一无二，而且在全国也属罕见。一般寺院规格高者用黄琉璃、绿琉璃或黄绿剪边，此寺用黑色，可能是与宗教有关。民间有“水属黑色，水能克火”的说法，因此民宅多以黑屋顶作诬火的象征；从佛教意义上说，黑色是象征风大的颜色，而风又象征无边的法力，另外在明朝，皇家寺院主要使用黑琉璃瓦，而且黑琉璃瓦在当时只有官窑才可烧制，由此足见智化寺的修建规格之高。 二为转轮藏。智化寺西配藏殿内置转轮藏一具，高近6米，直径4.17米，体呈八角形。下为汉白玉八角须弥座，中为经架，上为僧帽形顶。须弥座束腰浮雕“二龙戏珠”，转角处雕“天龙八部”；木制经架每面九层，每层五屉，表面皆刻像。僧帽形顶的檐部上雕大鹏金赤鸟、龙女和龙，帽顶中央托莲瓣抒，上供毗卢佛一尊，造型美观，衣纹流畅，佛像顶的天花上饰以藻井；下方上圆，井心绘梵文真言，井下斗拱五层，拱下斜板遍绘佛像并雕卷云莲瓣各一层，雄壮遒劲。此类转轮藏据说北京只有三个，另两个在雍和宫万佛楼东西两侧，是稀少的艺术珍品。 第三就是闻名中外的智化寺京音乐，京音乐有“音乐活化石”之称。大太监王振曾经掌管宫廷教坊，据说，他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将明宫廷音乐的工尺谱私自转移至智化寺中，所以智化寺里艺僧们所演奏的佛教音乐就有了宫廷音乐的色彩。明英宗复辟后为王振招魂安葬，在颁赏给智化寺大藏经的同时，把流落民间的艺僧们又招回智化寺，使智化寺音乐逐渐形成了集宫廷音乐、佛教音乐、民间音乐于一体的独特形式。它一般采用管、笙、笛、鼓、钹、铙、九云锣演奏，智化寺京音乐虽然至今已传了28代，但由于500多年来一直都是师徒严格的口传心授，所以至今仍能保持明代京音乐的原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龙门石窟造像 名 称：佛头、菩萨头、天王头像、飞天造像 制造年代：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3年)之后 类 别：石雕造像。中国原始社会已出现各种石雕制品，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 国，南北朝时期佛教的造像艺术的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敦煌、麦 积山、云冈、龙门等石窟雕刻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流失时间：1908年－1921年间 现 藏 地：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 流失原因：1907年－1918年是龙门石窟近现代被大规模破坏、盗凿的开始阶段； 1918年－1935年间，是龙门石窟有史以来遭劫难最为严重的时期。由 于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和偷盗走私活动的猖獗，使得大量石雕艺术精 品流落海外。 曲折经历 拥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市东南。始凿于北魏年间，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继云冈而起的开窟造像的中心，先后营造400多年。 龙门石窟造像经历了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自然破坏主要是由于岩体构造等地质原因而造成洞窟和雕刻品大量风化、崩塌和脱落；人为破坏，主要包括历史上的“毁佛灭法”运动，特别是20世纪初的蓄意盗凿劫掠。人们每到龙门石窟观光，看着石窟造像间留下被盗凿的斑斑斧痕，听说诸多石刻造像身首异处流落国外的惨状，心中总是一阵酸常 二十世纪初，西方考古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龙门、云冈等中国石雕，他们出版书籍，对龙门石刻造像的精美大加赞扬。此类书籍向世界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引发了国内外不法奸商对龙门石刻的觊觎和大肆盗窃。 1918年到1935年是龙门石窟遭劫难最为深重的年代，重点被劫掠对象就是古阳洞。洞内龛像几乎被全部凿下，不仅头像被凿，佛身、佛龛也被整体、整块凿下，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盗卖到了国外。在西方文化强盗、古董商以及利欲熏心的当地人的大肆破坏和盗凿下，大量的石窟佛雕艺术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欧美和日本等国。 这些佛头被盗可能与中国文物流失中的两个“知名”人物——岳彬和卢芹斋有关。 上个世纪初，北京琉璃厂古董商岳彬听说北魏佛像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外国人很喜欢，他先是倒卖转手给日本人，后来又专门雇人盗凿佛像。岳彬曾经以四百银元收购到七个北魏时期的石刻头像，并将其中的一个以八百元价格卖给日本山中商会，然后宣布说：只卖掉一个，其他六个作为自己的收藏不再出卖。可是暗地里却不断地卖出这种“北魏石刻头像”，卖了十多年还没卖完。原来他以此真头像为招牌，请人仿制假头像。从他手里卖出的北魏头像不知多少，但谁也说不清是真是假。 终于有一次，他露馅了：他把一个假头像称为龙门某窟的佛头，以三万美元卖给美国一个煤油大王。后来那个美国买主发现，龙门某窟的那个佛头还在，要求退款。可是岳彬却并不买账，回信说：如果有确凿证据说那个头像还在石窟，可以退货并认罚；如果头像不在了，那就不但不能退货，还得赔偿“名誉损失”。然后，他找人跑到龙门石窟，将那尊石佛的头砸掉。美国煤油大王退货不成，还倒赔了“名誉损失费”，吃了一个大大的哑巴亏。即此一事，就可以看出岳彬是何等老奸巨猾，而当时这些文物贩子又是何等嚣张。 另一个参与者就是海外最大的中国古董商，也是近代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最重要的经手人和见证人卢芹斋。卢芹斋，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卢家渡，祖上是连续16代拥有巨业的富裕家庭。全村的大部分人都姓卢，每年春节，族里的人都聚集在祠堂烧香、磕头、拜祖。宗族中有不少显官高位的家庭，也有做买卖的生意人和平头百姓。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浙，特别是湖州。卢家几百年的基业毁于一旦，举家避难上海，兵乱过去后回到家乡，只剩下一片残瓦碎片。卢家从此一蹶不振。 19世纪末，卢芹斋被家族送到法国寻找商业机会。谁也没想到这个远离故土，不到20岁的小伙子在短短几年内变成国际知名的大古董商。 1902年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的天才显露出来。那就是在大清帝国驻巴黎的大使馆，他结识了一位潇洒干练的年轻人张静江。张静江也是浙江人，出身豪门，是孙中山的密友，后蒋介石与他结为兄弟。此时他正在使馆做商务工作。一次宴会，两人一见如故。他建议卢芹斋做法中贸易，开一个古董行，他可以参股协助。 卢芹斋虽然没经验，但豪气十足，决定试一试自己的身手，很快他就在巴黎八区的马德岚广场开了间进口公司，名叫“东英楼”。不走运的是，他的第一笔买卖砸了，不得不忍痛低价卖掉已经运来的一货仓古董，开始重新体味这种买卖其中的奥妙。卢芹斋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和品味很高的鉴赏水平，他知道怎样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学得很快，对上手的东西极为敏感和识货，没过多久，他就成为古董界的买卖高手。 从一定意义上讲，卢芹斋是西方鉴定中国古董的启蒙者和祖师爷。那时西方对中国的历史认识十分浅薄、粗鄙，甚至还没有像样的汉学家，他们只对哪些一眼看上去就是贵重的古董感兴趣。而对那些年代久远的，看起来破破烂烂、表面上脏兮兮的古玉、古铜器的价值却不了解。卢芹斋以精湛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巴黎的品味。他经手的很多古董由死变活，由冷变热。 1908年，他放弃了“东英楼”，创立了另一家公司叫“来远楼”。这时的买卖古董对卢芹斋来说，就好像常人买卖家具、瓷器。 那个时代的中国，清朝土崩瓦解，国宝四方流散，是古董市场最红火的时期。很多王宫贵族、八旗子弟失去生活来源，把祖先遗留的或从宫里偷的古董拿来典卖。上海城隍庙附近，是中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庞大而又繁忙，其次才是北京琉璃厂，天津和香港。 卢芹斋和北京上海古董行的大买卖人结成了一个圈子，类似现在的商会，不久又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私人文物进出口公司——“卢吴公司”。卢芹斋驻巴黎，英语好的姚叔来驻纽约，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给他们进货，运往上海，在由吴启周往巴黎或纽约发出。“卢吴公司”成为最早、最大、时间最长的文物出口公司。 气大财粗，看上的货一般就没人和他争了，举凡彝鼎、铜器、古玉、瓷器字画、唐仁无一不在交易范围。世面只要有稀世古货，就会转到这个圈子人手里。原因是很多大件货要价极贵，动辄上万的银圆，一般的买卖人根本无力问津。而这个时代欧洲正是繁荣的时期。东方热成为一种时髦，玩中国的古董成为有身份、有教养的象征。在中国显得很昂贵的进货价钱，到了巴黎简直成毋宜的可笑，故此“来远楼”有丰厚的利润可赚。 卢芹斋是个好学不倦的生意人。他是商人，可比一般的古董商人高出了很多；生意做得很活分，该让就让，有魄力，出手很大方。有时连买的人都不好意思。可该赚的时候也非常狠辣，有时一件古玩可以放几年、十几年不出手，只是悄悄的放出风声，待到时机一到，市面繁荣之时出手。造成哄抬的场面，盈利是进价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他从1915年起至1949年，盗卖文物30余年，盗卖文物不计其数。从时间上看，龙门两尊佛首的遗失与他很可能有关。 火顶洞左胁侍观音菩萨头像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前被盗，80年代初被美籍华人陈哲敬在一次古董拍卖会上购买收藏。 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头1907年至1921年期间被盗，首运到法国，后流落到比利时，上个世纪70年代末被美国收藏家购买收藏，1991年春在纽约被美籍华人陈哲敬慧眼识宝购得。从瘦型脸和衣褶看，他初步推断为龙门遗物，并得到中央美院美术史教授汤池的认可。1992年10月，陈哲敬带着二三十幅佛首的照片来到龙门石窟，拜见了时任龙门石窟研究所名誉所长的温玉成先生，希望与龙门石窟研究所合作，对这些照片进行鉴定。经过3个多月的反复鉴定，终于确定了高树龛佛首和左胁侍菩萨两颗国宝级佛首确属龙门石窟，并确定了其所在的佛身，陈哲敬所购得的佛头与龙门古阳洞高树龛佛身能够完整复合。 此前有人要出100万美元买其中一件佛首，陈先生都没卖，因为把佛首留给龙门石窟是他的心愿。2002年7月5日，陈哲敬携带他所收藏的佛像回国，在北京饭店举办了一次“珍稀文物展”。这五件造像，分别是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头、火顶洞观世音菩萨头像、弥勒菩萨头像、唐代立佛像佛头、唐代前期飞天造像。国家文物局下属的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利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从陈先生那里征集回国。 现如今这五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在欧美等国颠沛流离80余年后，终于回到它们魂牵梦萦的千年家园。其中有两尊造像已在龙门石窟找到了准确位置，即北魏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头和唐代火顶洞左胁侍观音菩萨头像，造像均能与现在的龙门石窟残像身首合璧。 国宝内涵 高树龛位于古阳洞北壁上层，是一个重要的中型佛龛，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93-499年），完工于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高树龛所在的古阳洞是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前后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洞窟，是北魏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营建的功德窟，众多王公贵族和官员发愿雕凿。 这尊高树龛佛头是古阳洞高树造像龛释迦佛的佛首，高32厘米，头部饰波纹高髻，面目清秀，略带微笑、棱角分明，是北魏后期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秀骨清像”的优秀范例，它处于雄浑阳刚的云冈期向秀骨清像的龙门期的过渡时期，强烈地体现出鲜卑拓拔族刚强雄毅的民族性格。斜披袈裟、偏袒右肩的服饰特征，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风格卒期的雕刻，艺术价值高。它的特殊性在龙门石窟是独一无二的。 火顶洞左胁侍观世音菩萨头像高37厘米，面相稍长，脸部丰腴圆润，五官比例匀称，神态静穆端庄，头束高髻，长眉呈弧线形，眼睛细长微睁，鼻梁挺直隆起，唇部微闭翘起，是7世纪末至8世纪初典型的初唐后期代表作品。这尊菩萨头像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被盗。观世音菩萨头像所在的火顶洞，因位于火烧洞上方悬崖上而得名。 火顶洞的造像是唐代龙门造像艺术大唐风范的优秀作品，时间为武周时期（690-705年），正是唐朝国力强盛，文教事业发达，雕刻技术日臻成熟、完善的黄金时代，处于唐朝“开元盛世”的黎明时刻。造像展现的躯体丰腴，面相圆润，隆胸细腰，典雅端丽，线条流畅，精雕细刻，是唐代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的优秀作品。 飘逸的飞天造像佳品可以断定是唐代前期雕刻的，是从龙门某一洞窟中成组飞天中凿下来的珍品。飞天造像长36厘米，从其优美的造型来看，她就像一个初出于云海的神女，飞天像的面部很饱满，文静秀丽，端庄飘逸。整体造型随其飞舞的姿势形成左高右低，腰身横斜，左臂飘带垂直上浮，头部双鬟随其动势成右大左小，脚部弯曲乘着云朵，身体下面由卷云托着，身上披着的布帛在风中飘舞，看上去极其轻盈悠然，于静中产生宛若飞翔的动。尤其是她那宛若少女般的妩媚端庄与婀娜娟秀的轻盈体态，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尊飞天从雕法来看非常简洁，几乎不做任何的精细雕琢，看上去却上那样的洒脱自然，是非常难得的佳品。 在龙门石窟的确切位置还没有最后确认，但雕刻时期可以确定伪魏。弥勒菩萨头像高23厘米，头戴高宝冠，冠前有化佛，眉目清秀，双目低垂，姿态安详，应为龙门北魏时期某龛内主尊缺首的交脚弥勒菩萨头像。 唐代作品，佛头高17.8厘米。顶有波状高肉髻，饰3朵漩涡纹。面目圆润，高眉长目，双目微闭，唇部略抿微翘，神态文静高雅，雍容大度。雕刻手法朴实，刀法流利自然，应为龙门石窟唐代某佛龛中散落的小佛的佛头。 国宝价值 作为魏唐皇室许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龙门石窟代表了我国古代民族雕塑艺术的完整体系。因承载着巨大的艺术文化价值而屡次遭劫，而古阳洞因其精彩重要，不幸成位劫盗最严重的洞窟之一。 回归的五件文物都是国宝，是北魏晚期至盛唐中国造型艺术极盛期的优秀作品，展现了北魏、唐代典型的皇家石窟寺造像艺术风范，是龙门石窟造像艺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造像极为珍贵。从目前确认的两件佛首看，可以反映出北魏和唐朝时我国的石雕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其中，两件佛首已分别被确认为龙门石窟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头和龙门石窟火顶洞观音头像，并将予以复位。特别是古阳洞高树龛北魏释尊佛头，著名杨大眼大龛上方一列小型龛中现知唯一存世的主尊佛首，该龛左侧“造像记”为赫赫有名的北魏书法《龙门二十品》之一，是魏碑中之佼佼者，现复位合璧，价值不言而喻。 这些佛首雕刻精美，可以说是当时龙门石窟石雕艺术的代表作。由于历代战乱和人为因素，能够完整保存到现在的佛像不太多了，尤其是北魏时期的就更少，所以说它们价值连城一点也不为过。 同类国宝 龙门石窟唐代石雕是雕刻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浮雕罗汉像，高84.3厘米，原为洛阳龙门石窟看经寺南壁第一尊罗汉像上半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盗往国外。它最初是1970年在英国伦敦公开拍卖的，后由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已故文物收藏家赫尔曼·利维收藏。1978年，赫尔曼·利维将这一文物捐给加拿大国家艺术馆。 加拿大国家艺术馆2006年5月1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该馆收藏的一件中国龙门石窟的唐代罗汉石雕归还给中国。据该馆馆长说，为了能让这件文物回到它原先的地方，为了能更好地保护人类文化艺术的遗产，加拿大国家艺术馆决定将这一珍贵文物送还给中国，并与中国政府就送还事宜进行了商讨。最终，这尊流失海外多年的洛阳龙门石雕被运抵河南博物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英雄名马，生死相依 英雄名马，生死相依 ——昭陵二骏 名 称：昭陵二骏 制造年代：公元636年始建 类 别：青石浮雕。从雕刻手法来看，昭陵六骏打破了历代帝王陵墓所列置之 石刻都是圆雕作品的模式而采用浮雕工艺制作，采用的是所谓“高肉 浮雕”的手法。其最早源自于古代印度的佛教石窟寺文化。 价 值：15万美元（1921年） 流失时间：1912年被文物贩子从昭陵盗运而出，后几经辗转，被倒卖到美国纽约。 现 藏 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流失原因：在清末民初，我国文物随着战争的阴霾而大量流失海外，有的是直接 被侵略者掠夺，有的是经过有势力的古董商转手贩卖，“昭陵六骏”中 的飒露紫、拳毛二骏也在其列。 曲折经历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初，为了平定隋末形成的混乱局面，亲自出征征服纷争势力。在历次战役中，先后有六匹战马载负他拼杀疆场，所向披靡，英勇战死，为唐朝统一大业立下了赫赫战功。这六匹骏马陪伴了太宗一生，分别为白蹄乌、飒露紫、青骓、拳毛、特勒骠、什伐赤。 公元636年，李世民兴建昭陵之时，为了纪念曾经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战马，下诏“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飧为真形，置之左右”，并诏令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图样，工艺美术家阎立德设计并组织施工雕刻，把这六匹马分别刻制成高1.5米，宽2米，厚0.3米的青石屏，列置于昭陵北麓的祭坛上，是为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雕琢完成后，他还亲自做诗六首命书法家欧阳询抄录，刻于每匹骏马之碑上。李世民通过将心爱的战马刻成石雕来缅怀人马生死相依之情，同时也使后人铭记创业之艰辛。 唐太宗李世民陵墓的这六块浮雕石刻中，其中最为叫绝的便是飒露紫和拳毛。可惜它们于昭陵中守护太宗一千多年后，在兵荒马乱的清末民初被盗，几经辗转后运往大洋彼岸。 与留在西安的四骏相比，二骏身上似乎有更多岁月和时代的痕迹——现在留在这两块巨石浮雕上的纵横裂痕是当年为搬运方便，凿碎石雕而留下来的。战马和人物栩栩如生的神态、细致到马儿腿毛清晰可见的惊人工艺，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千五百年前的工匠之手。而石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裂痕和无法弥补的残缺，则向人们昭示一百年前战争与掠夺的罪恶。 那么，飒露紫和拳毛是如何飘扬过海，落户于宾大博物馆的呢？ 总体来说，飒露紫和拳毛从西安昭陵到费城宾大的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西安昭陵经北京到美国纽约，二是从纽约到宾大博物馆。其中飒露紫和拳毛从昭陵到纽约的过程比较模糊，似乎涉及到中外两个平行但同样可信的故事。 1921年6月，一位名叫保罗·马龙的人从巴黎写信给宾大博物馆，透露出他本人曾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昭陵六骏的攫取活动；1912年，一位在北京的叫戈罗瑟的法国人派遣了一个叫戈兰兹的人去西安，现场勘查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将昭陵六骏运到北京。马龙之所以了解事情的始末是因为他自己曾通过一位中间人与戈罗瑟接触，试图从戈罗瑟手里购买昭陵六骏。马龙为此还拿出过一大笔定金。后来因为昭陵六骏被官府缴获，马龙的定金也分文未归。1913年5月，昭陵六骏被装车，启程向北京进发。途中，运输队遭到当地农民的拦击，珍贵的石骏被推下山，后又被搜集起来。巨型石雕的搬运引起了当地官府的警觉。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将石雕没收，归为己有。又经过了数月，二骏由一个中间人卖给了当时的古董商卢芹斋，在卢芹斋的操作下，二骏于1918年运抵美国纽约。而直到1917年，昭陵四骏的残块被官府缴获，才存放于西安府博物馆。 但在一本1918年出版的旧杂志《苏安杂志》里，宋连奎先生认为飒露紫和拳毛是当时坐镇陕西的军阀陆键彰的部下张云山从昭陵拆下来，运进省长官邸南大营的。后来陆键彰将飒露紫和拳毛以政府行为进贡给北京的袁世凯，成为当时的“总统”袁世凯的收藏品。根据陈崇元先生在《文物话春秋》一书中所述，一位叫赵何芳的古玩商认识袁世凯的三儿子袁可文。赵何芳说服袁可文开具了特别通行证，将飒露紫和拳毛从西安平安地运到了北京。最终，飒露紫和拳毛落入卢芹斋的手里，随后于1916年至1917年间，运到美国纽约。 看来，不管是法国人戈罗瑟还是中阀张云山从昭陵陵前将石马拆盗下来，总归国宝飒露紫和拳毛被出卖给卢芹斋，又由卢芹斋倒卖出国的。 卢芹斋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大古董商。他最为人诟病的一笔生意就是倒卖昭陵二骏。1914年冬，卢芹斋首次来北美开拓生意时，遇到时任宾大博物馆的高登馆长，高登正为博物馆揭幕展作准备。1916年2月的揭幕展，高登专门邀请了世界上各大国的古董商包括卢芹斋参展，昭陵二骏当时就在卢的手上。 1918年3月，当时宾大博物馆馆长高登首次在纽约大都会仓库看到了已抵运美国的二骏，一见钟情，致信物主纽约来远股份公司老板卢芹斋，表示愿为该馆购买，并立即报告博物馆董事长请示筹集卢的索价15万美元。同时，征得卢的同意借展两骏。5月，两骏用火车专列从纽约运至费城，次日到达宾大博物馆。以借展的方式最终达到购买，这成为卢、高之间以后多年合作的常用手法。经过近一年的筹款终无结果，卢来信说波士顿一家博物馆准备购买其中的一匹，要求速决。为换得卢的耐心与承诺，宾大博物馆先以2万美元买卢的一件中国青铜器，卢答应1921年4月1日前不将二骏卖给别人。其实15万美元在当时的美国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宾大折腾了两年仍无结果。直至1920年底，一个名叫埃理奇·约翰逊的慈善家给宾大捐款15万美元。宾大博物馆与卢讨价还价，最后以12.5万美元成交，节余的2.5万美元作为研究考察费用。1921年，最后一笔余款支付。直到现在，这两骏的基座上仍然放着这样一个牌子：埃理奇·约翰逊先生捐赠。至此，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就从中国古董商卢芹斋手中“合法”地拿走了这一世界级的中国国宝，二骏就成为了宾大博物馆的展品，但飒露紫和拳毛这两个永远不能改变的、来自中国唐代的名字告诉每一位参观者：它们的故乡在中国。 昭陵六骏中的其余四骏，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在二骏被盗运出国以后不久，这四骏也曾遭到文物贩子的盗运，所幸的是，在盗运途中被当地爱国民众发现并追回。在盗运之前，文物贩子为了搬运方便，曾将四骏打碎成数块装箱。这也正是今天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四骏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伤痕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为它们的残缺而叹为憾事。 国宝内涵 我们所提到的这二骏为飒露紫、拳毛。飒露紫和拳毛不仅被认为是六骏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二骏，同时也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二骏。浮雕上分别雕刻着两匹英姿飒爽的战马，马儿虽已身中数，却依然顽强地站立着，似乎随时准备背负着主人冲向厮杀的战场。其中飒露紫身边的人像更是六块石雕中唯一的人像，马旁站立着与它惺惺相惜的将军，正在爱怜地为它拔去身上的箭头。 从雕刻手法来看，昭陵六骏雕刻采用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形式完成，有大唐强盛宏大之气度，精美绝伦。唐代的能工巧匠冲破了传统观念的羁绊，大胆吸收并采用带有浓厚佛教文化特色的高肉浮雕法刻制昭陵六骏，达到了传统儒学兼融佛教文化相统一的更高境界。石刻昭陵六骏以其经典独到的艺术魅力和无比悲壮的英雄史诗默默地诉说着一代名君唐太宗的辉煌人生。 昭陵六骏石刻造型或屏息静立，或飞跃驰骋，刻工精湛，铮铮露骨，栩栩如生。“特勒骠”是一匹毛色黄里泛白的战马，曾载李世民夜行二百余里，激战数十仗，一举击败了臭名昭著的“儿皇帝”刘武周，收复了黄河以东山西等地。“白蹄乌”现已残损甚重，但其疾速飞奔，势不可挡之状却仍保留得淋漓尽致，再现了当年浅水原（今陕西省长武县内）大战之时，该马势若凌云，所向披靡的无畏气概。“飒露紫”是石刻六骏中唯一一匹兼刻人物图像的战马，艺术家们紧紧抓住该马胸部中箭，大将丘行恭为其拔箭时欲拔不忍的瞬间动作，真实地表现出一种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青骓”和“什伐赤”都是李世民与窦建德势力在武牢关大战时的坐骑，二马各中五箭，一役俱损。“拳毛”是李世民率兵平定刘黑闼时的战马，该马身中九箭而亡，充分显示了李世民连年征战，浴血疆场的艰辛，也留给了后世子孙以“勿忘历史”的谆谆告诫。 近百年来，“昭陵六骏”一直是众多中外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但对其来源莫衷一是，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昭陵六骏的来源及含义。昭陵六骏名号，有人推测是波斯语，有人判断是粟特文，也有人认为是突厥文或梵文，但一直没有结论。 最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葛承雍经过三年多研究，提出“昭陵六骏”来源新说，为这一千古之谜的破译，取得了重大突破。通过语源学研究，葛承雍确定昭陵六骏名号不是中原本土之名。他以突厥语作为突破口，分析了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外域贡马、俘获战马、互市买马和隋宫厩马等四种不同途径进入中原的“胡马”，认为大都来自突厥或突厥汗国控制下的西域诸国。葛承雍还从马种学上分析了昭陵六骏的来源产地，多方面缜密论证了六骏中至少有四骏属于突厥马系中的优良品种。 国宝价值 “灿烂求备”的唐代，除了宗教雕塑外，殿堂及陵墓的仪饰雕塑等非宗教雕塑也同样发达。最值得一提的要属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浮雕了。凝视这奇迹般的瑰宝，千年之前工匠的妙笔神功令人叹为观止，不愧为世界石雕史上的经典之作，我国雕刻史上的丰碑。 有这样一句诗：“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这些曾为李世民政权的建立驰骋疆场的战马，被雕塑家们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得劲健英俊，充满着生命的活力。这种现实中的动物以几乎平面化的方式塑造出来，并不比汉代六朝墓前的神兽缺乏气度，正如鲁迅所云：“汉人墓前的石兽，多是羊、虎、天禄、避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简直前无古人。”昭陵六骏所体现的是一种现实的美，一种雄健豪迈、深沉悲壮精神的美，也是一首时代的赞歌，生命的赞歌。 时至今朝，岁月沧桑。昭陵六骏已经不仅是大唐太宗皇帝宣扬文治武功，警示后人的祭器，而已成为集中展示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实物载体，它本身所固有的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承继了一种磅礴大气，猾向上的民族发展精神，昭陵六骏也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追忆先祖伟业，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国宝重器。这六块石雕是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早已驰名海内外。 历史上关于昭陵六骏的广泛传播得益于北宋游师雄六骏图碑的刊刻。国内现存的昭陵四骏均被人为破坏，被打分成多块。原物是什么样现在很难一见，在未破坏前，有长安李月溪的手拓传世，从拓片上看，墨迹清晰，再现了骏马的生动形态。 有这样一种说法，现在世界上所能看到的飒露紫、拳毛是根据最初保留的图片复制而成的。复制品在形式上虽然保持了昭陵六骏的完整性，但其艺术魅力与千年之前艺术工匠的传神佳笔已无法同日而语。 回归难题 时至今日，昭陵二骏离开故土已近百年。 1987年和1992年，秦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到美国访问时，刚下机就径直奔向费城宾大博物馆，探望“飒露紫”和“拳毛”。圆形大厅设有3个入口，“飒露紫”和“拳毛”就陈列在一个入口的左侧，两骏四周都有砖砌的边框，两骏的身上的裂痕很明显。 “自家的东西，却要跑到美国去看！”吴永琪说当时心里非常不舒罚 宾大博物馆馆长接待他时，总是强调这两骏不是他们盗的，而是从美国买的，他们有发票，有各种证据。宾大博物馆与卢芹斋的买卖关系仅局限在纽约和费城之间，盗运昭陵两骏和宾大没有什么关系。 据说，陕西省的文物工作者当年到美国访问时，曾和宾大博物馆谈过归还两骏的事情，但对方总是刻意回避。昭陵两骏虽然被盗运，但是中间几经转手，美国宾大博物馆在购买两骏时的程序又是合法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两骏回归的难度。 2001年10月28日，中国邮政总局采用压凸印制方法发行了一套六枚的“昭陵六骏”邮票。在邮票上使用压凸方法印制，这在我国邮票发行史上还是第一次。票面上，流落在美国的二骏是以复制品为蓝本，从而再次引发了国人心中的文物流失之痛。 在昭陵二骏流失海外的这一百年间，呼唤二骏回归的声音从未停止过。追回流失海外被掠文物的道路是漫长的，作为昭陵六骏文物原址所在地的咸阳，有民间组织的发言人明确表示：“昭陵六骏是我国文物史上的瑰宝，是不可分割的文化财产。如何使二骏回归，尽早实现六骏团圆，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无论这一过程将会多么漫长和艰难。”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工作的华裔女士周秀琴，先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宾大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以及当年的很多信件和私人日记等珍贵资料。经过7年多的努力，她终于将昭陵两骏流失美国后的这段史实搞得水落石出，为我们揭开了昭陵两骏流失海外之谜。周秀琴还专门在美国召开了一个聚会，邀请在美的华人参加，商讨两骏的回归事宜。不少有识之士也一直为此奔波，但至今没有明显进展。 同类国宝 古代帝王陵墓雕像中的文臣武将，皆是皇帝生前的有功之臣，死后为他们造像，一方面这是帝王给予下属的特殊优遇和崇高荣誉；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用于笼络人心，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 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西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贵族侵扰的著名青年军事家。霍去病在短短的六年中，六次出击匈奴，危卫国家、扫除中西商贸文化交流道路上的障碍做出了巨大贡献。 霍去病英年早逝，24岁便撒手西归。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在惋惜之余，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显赫战功，在茂陵东侧为霍去病修筑了一座形如祁连山的巨大墓冢，寓意霍去病生前在祁连山一带战无不胜，威震匈奴。 霍去病墓前石雕的种类和布置方式，有别于后世帝陵前的石像。石雕充分利用山石的自然形态，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求之神似，种类繁多，形象古拙，手法简练，风格浑厚。石雕散置于封土之上，远望如山石，近看神态十足，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石雕艺术精品。 石像中最著名的是“马踏匈奴”，它艺术地概括了霍去病一生抗击匈奴的丰功伟绩。石马是昂首站立，长尾拖地。腹下雕有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蹙眉挣扎的匈奴人像。高大的战马气宇轩昂，四蹄踏翻凶恶敌酋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些雕刻手法多样，构思精巧，寓意深刻。 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伏虎石雕，是雕刻家利用一块波浪起伏不规则的石料，把凶猛桀骜的“虎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虎头、颈与胸连在一起，似为积蓄力量，一蹴而发。虎尾倒卷于背上，虎身斑纹不雕而现，异常生动。就目前所知，墓前置石虎，霍去病墓是第一例。秦以前的国君墓上未发现石雕，秦以后的西汉1l座帝陵也未发现一件石雕，只有在汉武帝的陪葬墓——霍去病墓上发现了不少，这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陵墓石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堪受人天供养的圣者 堪受人天供养的圣者 ——资寿寺十八罗汉 名 称：资寿寺十八罗汉 制造年代：明朝 类 别：彩塑泥绘。以黏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糅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 制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再着色描绘的作品称 彩绘。它是舞台脸谱与民间泥塑彩绘相结合的手工艺品，以夸张的艺 术造型、严谨的构图、丰富的色彩在一块泥型上栩栩如生地勾画出神 话传说、戏曲故事中的各种人物形象，给人们以一种回味无穷的艺术 享受。 价 值：其中的16尊罗汉头像价值七十多万美金 流失时间：1993年12月25日夜 现 藏 地：山西资寿寺 流失原因：被非法分子锯盗，走私海外。陈永泰先生买回捐赠给山西资寿寺。 曲折经历 资寿寺位于山西灵石县城东七公里处的苏溪村，与华夏民居第一宅王家大院相距两公里。资寿寺初建于唐代，宋元明重修，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作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资寿寺远不如两公里外的王家大院知名，人们之所以知道它，缘自于十八罗汉头像海外回归的传奇故事。 1985年至1993年，山西省文物局和灵石县人民政府先后投巨资进行修复并对外开放，就在开放仅四个多月的1993年12月25日晚，由于防范措施的薄弱，十八罗汉之首级不幸全部被非法分子盗取，十八罗汉有身无头，惨不忍睹。 灵石只是个小县城，经济不发达，文物保护与财力投入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矛盾：不保护不行，保护又没钱。文化遗产几乎变成了包袱。1994年7月，案蓟临汾地区破获，据犯罪分子交代，18尊罗汉头像早已以15000曰广州文物犯罪分子走私海外，自此杳无音信。虽然李全才等四名罪犯相继落入法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十八罗汉头像却已分离四散，飘零海外。 令人欣慰的是，截至1996年年底，台湾震旦集团董事长陈永泰先生先后在日本、台湾等地以重金将十八罗汉彩塑头像如数购得并捐献给国家。 陈先生不仅是台湾百家大财团之一的震旦集团董事长，而且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古董收藏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先生曾亲眼见到了罗汉头中的几个，仔细辨别，经查对《山西佛教彩塑》一书，确认这些头像来自山西灵石资寿寺后，便不惜重金，费尽周折，历经一年多时间，花费七十多万美金先后从台湾、日本、香港等地将16尊罗汉头像全部收集齐全。另外的两尊童子头像，当时已落入了东南亚某地一位古董商人手中，古董商见奇货可居，开出了天价，但陈先生还是“请”了回来。至于收集头像究竟用了多少资金，陈先生至今没有向外界透露。他说“做功德，论圆满，不谈金钱。” 陈先生痛惜中华文物流失海外，不忍彩塑罗汉身首异处，毅然决定将耗巨资购得的彩塑头像捐归故里。陈先生还特写了《捐献意愿书》以表决心：“自为炎黄子孙，看到中华文化之宝贵文物被如此破坏并流落海外，实备感痛心”，“为使宝贵文物完璧归赵”，“本人自愿通过上海市台办，捐献该十八尊佛头，使之物归原主”。 但台湾有规定，凡是时间超过一百年以上的文物严禁出境。陈永泰致函台湾海基会，希望“惠予赐助，依循适当之途径，将此佛头送返原建塑地——山西省资寿寺”，一切的运输、保险资费，都由他来承担。而上海市台办也通过大陆海协会从中斡旋，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曾致函台湾海基会，请其协调台湾的有关方面，帮助陈永泰先生早日了此善愿；同时陈永泰先生本人亦致函海基会，委请代其处理此事。经过海峡两岸长达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首次文物的捐赠返还。 1999年3月29日，痛别家乡5年多的罗汉头像取道香港、上海，安全回到了故里资寿寺。三只装载18尊罗汉头像的红杉木箱顺利走完了千里回归之路，乡亲们擂鼓鸣锣，庆祝十八罗汉一夕受辱，今朝荣归。灵石县人民政府为十八罗汉之身首重合、“死而复生”，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开光仪式，资寿寺又焕发出了昔日的异彩。 罗汉修复后，灵石县为感谢陈永泰先生仗义疏财、乐善仁慈，决定给他树碑立传，但被他婉言谢绝。陈先生只希望能与修复的罗汉合一张影。陈永泰先生作为一名实业家，热爱祖国，珍视文物值得我们敬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他的这一义举，作为中国海峡两岸“文物互动”的典范，被列为1999年中国内地收藏十大新闻之首。 当年寺庙在对外开放不久就遭到盗窃，而这次罗汉头像重归故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资寿寺管理处人员介绍，管理处在两年前听到头像回归的消息就展开了保卫措施的完备工作。当年头像被盗时，寺庙中只有两位60多岁的老人进行看护，现在有了十几个保卫，而且配备警具24小时值班巡逻。寺庙安装了防火防盗警报器，还养了几条狗，晚上守卫在寺庙要害位置。运回寺中的罗汉头像被保存得相当好，只是脸部稍有摩擦，这是盗贼把6个头像装入1只尼龙袋中背着走了1公里造成的。 相对于其他流失在外的国宝，资寿寺十八罗汉可谓相当幸运。机缘巧合，使得它们恰好落在了爱国商人的手中，才得以结束漂泊在外的命运。但近些年来，文物盗掘、盗窃的狂潮使得难以计数的珍贵文物流落他乡，严重侵害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令人为之扼腕痛惜。 国宝内涵 “资寿”之名，原意为“祝帝道以遐昌，资群生于寿域”，修此寺意在期盼人人皆能长寿。所谓“资”者，供给、赐予也。期众生皆寿，故自古香火旺盛，佛事甚多。资寿寺的彩绘泥塑是我国现存明代彩塑中的珍品，尤以三大士殿内的十八罗汉的彩绘泥塑最为典型。这些塑像，形态秀美，姿态娴雅、端庄，衣纹线条流畅，比较成功地塑造出人物动感。古代民间艺术工匠充分运用写实、概括、夸张等艺术手法，准确地塑造了罗汉的各种形体神态，惟妙惟肖，自然妥帖，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资寿寺三大士殿的彩塑亦是我国明代人物塑像中的珍品。大者高逾三米，小的不足半米。所塑的释迦牟尼、菩萨、四大天王、众罗汉和神将，在当时艺术作品高度写实与世俗化影响下，人物不是正襟危坐高高在上，而是显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追求平民化风格。 十八尊彩塑罗汉，不仅从色彩上、形体上给人以美感，而且人物个性鲜明。古代的艺术匠师们在塑造形象时，将生活真实融入艺术创作，塑造出了极富生命本色的佛教人物形象，罗汉们或长或少、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喜或忧，都在无声的表达着一种人性化的喜、怒、哀、乐。凝视这些栩栩如生的罗汉，仿佛能感触到它们的体温，聆听到他们诵经论道的声音。而他们的脸型相貌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方特征，透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可以看出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当地百姓为原型。 在中国寺院中常供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在唐代《法住记》载，谓佛陀临涅时，嘱咐阿罗汉，自延寿量，常住世间，游化说法，作众生福田，故佛寺丛林里常雕塑罗汉像，供养者众。但另外两位罗汉名很久未定，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和章嘉呼图克图活佛认为：十八罗汉的最后两位应该是降龙罗汉（迦叶尊者）和伏虎罗汉（弥勒尊者），降龙伏虎很合中国人的口味，再加上是钦定，从此十八罗汉便被规定了下来。而五百罗汉，通常是指佛陀在世时常随教化的大比丘众五百阿罗汉，或佛陀涅后，结集佛教经典的五百阿罗汉。本文在后面会对十八罗汉作详细的介绍。 国宝价值 资寿寺内最引人注目的是正殿内的元代壁画和各殿内79尊明代彩塑，其中尤以菩萨和罗汉塑工最佳。其中三大士殿中的十八罗汉彩塑更是匠心别具、独树一帜的精妙之作。 本文所介绍的这十八罗汉，有的怒目而视，有的慈眉善目，有的挖耳畅笑，有的若有所思，有的合十诵经，有的怒目圆睁，有的拈花微笑，有的缩脚盘腿作聆听状，有的似正与人侃侃而谈。众罗汉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外部形态呼之欲出，令人如置身其中；让人感慨经能工巧匠之手，泥土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这些罗汉不仅形体秀美，姿态生动，而且每尊造像的个性十分鲜明，神态逼真传神，实为我国古代彩塑艺术之精品。它在继承宋、辽、金、元彩塑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将生活真实融入艺术创作，表现出高度的写实风格，塑了极富生命本色的佛教人物形象，是我国明代彩塑艺术之珍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同类国宝 山西平遥镇国寺的建筑，以万佛殿为最早，是中国大陆所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之一。镇国寺各殿皆有塑像，其中万佛殿内塑像最为珍贵，是五代北汉天会年间建殿时的作品。其中除三尊（观音、善财、龙女）为明代塑造，清代重绘油彩外，其余皆为五代原作，佛坛式样，塑像配置均与五台山唐代建的地禅寺大殿略同。释迦牟尼像造型高大，结跏坐式，手势作禅宗拈花印，佛相端庄慈祥，反映了唐、五代的风格。 五代是割据战乱的时期，从那时保存至今的古代建筑全国仅有几座，彩塑作品更为罕见，除敦煌莫高窟中有少量五代彩塑外，镇国寺万佛殿内的彩塑，是全国寺观庙堂中保存至今的唯一五代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所处的历史时代至为重要，对于研究我国雕塑发展史，认识唐、宋两代雕塑演变过程，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第四章 上帝留下的遗物 ——化 石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文化渗透也接踵而来。外国人到中国的“寻宝”活动，不仅使大量中国古代珍贵历史文物被劫掠到国外，同时也将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带入中国。而随着考古出土的殷墟甲骨一系列文物，它们理所当然的也成为中国国宝级文物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学术大量流入我国，使很多人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特别是当时一批在国外学有所成，在国内业绩卓著的中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成为了最早涉足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家。他们都猾投身中外合作考古活动或中国人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出土以及丰富的相关遗址为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增加了更为详实的资料，它成为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先驱。 我国国宝级文物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注定了它们悲惨的命运。甲骨文从开始被发现，便惨遭劫难，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篡值为世人所识后，又被各国的文化机构以各种名目搜掠。北京人头盖骨的问世，轰动世界，最终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不知所踪。 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国家的经济逐渐繁荣，考古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越来越多古遗迹古化石的发现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发展史的内涵。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出土，让世人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聚焦在中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然而由于利益的驱使，出土的古生代化石被不法分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倒卖走私到国外，再次给我国考古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所有科学家的研究都是以实物的存在为依据的，当这些出土的文物离开了它得以形成的母体，离开了所依赖的环境、地理和气候，那必然也是残缺的，对于它们的发源地来说，无异于母亲失去了孩子，完人失去了臂膀，这种痛楚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远古的人类化石 远古的人类化石 ——离奇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 名 称：北京人头盖骨 形成年代：距今约70-20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把人类起源至农业出 现以前的这一漫长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它是人类在从人猿进化以 后，制作并使用工具，以打猎、捕鱼等收集经济生活方式为特征的文 化阶段。 类 别：古人类化石 发现年份：1929年12月 失踪时间：1941年12月装有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在从 北京前往秦皇岛途中被日本宪兵截走，从此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失踪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 发现过程 北京市西南约50公里有个周口店的小村子，20世纪初考古学家的重大发现，使这个村庄一夜成名。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接受当时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担任矿业顾问。1918年，安特生在被当地人称作“龙骨山”的地方进行考察时，他发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这些带刃的石片，像是用来切割某些东西的。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有一种预感，中国人祖先的遗骸就在这里，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于是这位热衷于古代文化的外国人开始在这个地区，不停的寻找化石真正的所在。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史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找到一处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1地点”。 接着，安特生和瑞典古物学家史丹斯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并找到了两颗类似人类的牙齿化石。这两颗化石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研究后，被证实是古人类的化石，代表着一个新的种属，于是被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 1924年，人们又从周口店发掘出了两个中国猿人的下颌骨和3颗保存得很完整的牙齿，这更加证实了安特生的预言。于是，在政府的支持下，1927年开始了对龙骨山大规模的发掘工作。第一年的发掘工作就旗开得胜，获得了500箱化石，而且，步达生在10月16日发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其出土位置离发现第一颗人牙的地点很近。 1927年底步达生回到了加拿大，周口店1928年的工作就由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福顿主持。经过他们的努力，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同意为周口店发掘工作提供经费。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年代，周口店的挖掘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刚刚从地质大学毕业的裴文中也来到了这里，起初他只是主要负责人工和账目的管理工作，同时也参与发掘。由于工作认真细致，到年底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就交给他全面负责。 就在这一年年底，周口店的工作面临了新的形势，经过将近两年的正式挖掘，在1928年底，发掘到一层十分坚硬的石层，里面包含的动物化石很少，鉴于这种情况，很多人认为挖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一层坚硬的石层就是北京人居住的洞底，下面不会有化石了。于是，人们相继离开了周口店，只剩下负责主持工作的裴文中留在周口店。 1929年，中国还发生了一件足以记载到古人类研究史册的大事，这就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这个机构的建立，开拓了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直接促成了震惊世界的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从而为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秋季挖掘工作展开以后，发掘部分越来越小，已经到了洞穴底部。但是就在这个狭窄的底部，突然延伸出向南的一块空隙，这块空隙就是以后我们看到的“猿人洞”。工作人员把坚硬的石层被清除掉以后，发现下面居然是新的堆积物。这更加激励了裴文忠的工作热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工作中，在最后的挖掘工作中，作业条件越来越艰苦，原来能容纳几个人的空隙到最后只能让一个人进去拿着蜡烛做清理工作。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幸运之神眷顾了这些孜孜不倦坚持真理的人们。1929年12月2日下午，坚持工作的裴文中和一名老技工发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等到这个东西大部分显露出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是一颗完整的头骨化石。远古神秘的北京人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这块头骨化石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埋在坚硬的土层中。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让头盖骨在山洞里过夜是很危险的。为了防止节外生枝，裴文中把化石周围的土挖空后，用撬棍轻轻地把它撬了下来。头骨的一部分由于震动破裂开来，裴文中后悔得不得了。不过，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也因此看到了头骨的厚度和脑面的结构，破裂的地方后来经过粘接仍很完整，没有使后来的研究受到任何影响。 裴文中怀抱北京人头盖骨头骨挖出来的时候很潮湿，一碰就破。裴文中就用土方法，生了火盆对化石进行烘烤。以脱去化石上的水分，然后在化石的外面裹上棉纸糊上石膏、麻袋片。再进行烘烤，等到外面的石膏变得干燥坚硬以后，裹在里面的化石就不会轻易损坏了。最后，裴文中把包藏有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包裹用自己的两床旧棉被包起来，外面再用褥子毯子裹好，像普通的行李一样地捆起来，搭乘12月6日房山到北京的长途车亲自送进北京城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当时年仅25岁的裴文中给协和医学院的主任步达生发电报时，这位研究人类化石的专家也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等北京人头盖骨送到北京对头骨进行修复后人们发现，这个头盖骨完美无缺。1930年，当裴文中在整理过去运回的化石时，又从里面拼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头盖骨。这两个头盖骨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也彻底改变了周口店的命运，曾经冷冷清清的发掘现场又开始热闹起来了。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没有新的进展，来到周口店的工作者失去了兴趣，陆陆续续离开了。一直支持在周口店工作的步达生在1934年去世，他的工作由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接替。裴文中也在1935年离开了周口店，赶赴法国学习。1931年到达工作队的贾兰坡逐步代替了裴文中的工作，成为发掘现场的负责人。这一位耐得住寂寞的考古工作学者也和当年的裴文中一样，25岁，工作细致，对自己的梦想有着执著的追求。寂寞的枯燥的发掘工作丝毫没有消磨掉贾兰坡的工作热情，一个人孤单的在这里苦苦寻觅，期待着新发现。 1936年的10月22日，在距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地点往南约10米、高6米的地方，贾兰坡发现了一个女性的下颌骨。这个发现更坚定了贾兰坡的信心，他对每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11月15日这天，技工们准备丢掉的一块小小的骨骼化石引起了贾兰坡的注意，他立刻和其他几名技工在一块不被人注意的小土堆里陆续发现了大量的骨骼碎片，到了下午，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那些碎片经过整理修复，居然也是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接下来的几天里，贾兰坡来不及参加记者发布会，又匆匆赶到发掘现场。紧接着，第五个头盖骨也被发掘出土。而且这一次出土的化石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上一次发现的要好得多。人们等待这个时刻已经很久了，虽然简单的话语描述了北京人头盖骨再次被发现的过程，但是年复一年的寂寞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有忍受孤独的能力才能坚持下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考古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发掘工作才得以恢复。 曲折经历 根据最初支持考古的有关协议规定，化石被保存在当时美国人开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b楼解剖室的保险箱内。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日美关系渐趋紧张，协和医学院亦非安全之地，中国猿人化石何去何从便成为有关人士焦虑的问题了。当时考虑有三种选择：一是把化石运到重庆。可北平至重庆路途遥远，运输也不便。二是留在北平找个妥善的地方秘密收藏起来。可当时日本已经占领北平，在“虎口”中找个安身之所也很不容易。三是运到美国去暂时保存。前后衡量，似乎第三个方案比较合适，何况当时中、美同属同盟国，反对日本侵略。但是由于当初协议中有“人类化石一律不能运出中国”的规定，这个方案迟迟没有实施。当初研究“北京人”化石的学者魏敦瑞离开中国时，提出了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的要求，遗憾的是这个请求没有被批准。 后来局势混乱，经过多方协商，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从决定运走到最终通知装箱，白白流失了将近几个月的宝贵时间。1941年11月底，魏敦瑞的秘书突然通知研究所要把标本尽快运走后，参与挖掘的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立即着手把化石装箱起运。 这些化石经过多层包裹，以防颠簸损害。他们被装成两个箱子，大箱中装有7盒标本，有北京猿人头骨、上颌骨、锁骨、鼻骨、牙齿、脊椎骨等共数十件；另一件小箱中装有北京猿人头骨、山顶洞人女性头骨、山顶洞人脊椎骨、盆骨、肩胛骨等数十件化石。每块化石都用擦显微镜的纸包好，裹上药棉，外边捆上细纱布和棉花，在化石外包装盒上注明了化石的名称以及所属部位，然后才装入箱中。接着化石被送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由他带到美国驻华使馆，交给当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医威廉·弗利，头盖骨就装在他带着的两个密码箱内，从此，再也没有一位中国人看到过那两个箱子。 威廉·弗利生于1912年，后在纽约行医，是著名的心脏专家。珍珠港事件前，他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后来被征入伍，成了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官。弗利于1941年12月6日从北京出发，准备乘坐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从北京到天津再到秦皇岛，然后搭乘12月8日抵达秦皇岛的美国船只“哈里逊总统号”回到美国。弗利到达秦皇岛正好是12月8日，当天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本宪兵队迅速占领了美国在中国设立的各种机构，“哈里逊总统号”也在海上被日本军舰轰击，在长江口搁浅了。弗利乘坐的专用列车刚刚到达秦皇岛便被日本截获，弗利作为战坊俘虏，他所携带的行李也不知去向。消息传出，举国哗然，谁也不知道珍贵的北京猿人化石流落到了何方。 弗利成了最后接触到这批化石、掌握它的下落的关键人物。多年来，有许多人为了追寻北京人化石曾想方设法套取弗利的“口供”，但对一些关键性的细节，他始终守口如瓶。 1980年3月4日，新生代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应邀到瑞士大使馆参加酒会。这个酒会是席望南大使为欢迎瑞士著名考古学家、伯尔尼大学的邦迪教授率领的一个旅行团而举行的。邦迪教授于1977年9月首次访华时曾来古生代研究所参观，和很多研究室的人都是好朋友，研究所的贾兰坡也在邀请之列。席望南大使可能预先知道贾兰坡参加过周口店的发掘，酒会上特地和贾兰坡坐在一起，两人从西亚考古一直谈到中国最近的发现，渐渐从周口店的发掘又谈到关于北京人遗骨的丢失。最后，大使主动向贾兰坡介绍了弗利，说弗利是他的挚友，掌握着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关键线索，大使还说弗利是一位可信赖的人，希望贾兰坡教授能够重视这个线索。 后来，大使在3月20日又给贾兰坡写来一封长信，说他在纽约的时候，弗利曾经和他谈贡京人化石失落的事。大使在信里说：“弗利在天津行医，要乘船返回美国（1941年），因为他的朋友害怕日本人的到来，曾把装有著名化石的箱子放在他家。然而，弗利博士没有来得及把这些箱子连同他自己的东西运到船上，就丢下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急忙逃跑，房子随即被日军占据，据弗利说，日本人是最终看到这批化石箱子的人。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当时他交给中国一份绝密文件，文件中记载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阿波丸”上的信息。 “阿波丸”是1941年被日军征用的万吨客货轮。1945年3月28日，“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回国。4月1日午夜时分，“阿波丸”航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时，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皇后鱼号”发现。“阿波丸”遭到数枚鱼雷的袭击，3分钟后这艇万吨级客货轮转眼间沉没海底。全船人员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1977年我国对“阿波丸”打捞发现，“阿波丸”号从驾驶台以下断成两截，船首位于东南方向，船尾位于西北方向。应该是日本人在驾驶室内安装了自爆装置，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日本船长下了如此大的决心按下了自爆按钮呢？它的装载物是什么也成了一团迷雾。有大量传言称，“阿波丸”装载的物资中除了有大量的黄金外，还装载有我国的国宝级文物—”京猿人头盖骨。最终打捞上来3000吨锡碇的事实和美国方面的记载相符，从而部分印证了情报的可信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打捞工作被停止了。 有专家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找回北京人化石最重要、最有价值和最具可操作性的线索。对此有过二十余年研究的历史学者李树喜说，把北京人化石和“阿波丸”联系起来“并非猜测”。但是二者是否存在联系仍未可知。 另一种说法是头盖骨可能在日本的皇宫藏着。1942年12月8日以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助教高井冬二曾到北京调查猿人化石详情。12月8日清晨，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与此同时也占领了协和医学院，派兵直趋b楼存放中国猿人化石的保险柜。当他们发现柜内东西不是真正的化石而仅是石膏模型后，便各处搜查并通过文部省呈报天皇。天皇命令槐驻屯军总司令部负责继续追查。 1945年12月，天津大公报刊发了中央社驻东京的消息，声称这批化石在东京被发现。1943年5、6月间，也有传说中国猿人化石在天津被找到，日本人通知魏敦瑞的秘书去认领，还没有赶到天津，就被通知说找到的不是猿人化石。此后直至日本投降，日本人再也没有言及此事，在北京负责查找的长谷部言人也悄悄返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多次和日本协商，希望能让化石落叶归根回到中国，但是日方从来都不承认化石藏在日本。沸沸腾腾争论了好几年才不了了之。最新出版的中译本著作《黄金武士》中引述美国相关人士对北京人头盖骨下落发表的评论说“我可以发誓，这些化石（北京人头盖骨）和其他财宝一起被放在（日本）皇宫的地下室里。” 根据裴文中老人的回忆，日本曾经把他带去审问这批化石的去向，可后来不了了之。很有可能日本人已经找到了这些化石。1992年，中方有专家曾与日方有关人士成立了“回归北京猿人化石委员会”。当时有人提供线索说，当时驻丰台日军的一个士兵可能知道情况，但那个士兵只留下电话就被家人拉走了，进一步追查时却受到日方阻挠。中方专家曾希望当年发布化石丢失消息的高景东二帮助寻找化石。但他拒绝了，并否认化石到过日本，甚至连自己到过中国都予以否认，种种迹象表明化石很有可能在日本。 其他还有很多种猜想和说法，为了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中国、日本和美国各方面都在不停的努力着，也许北京人头盖骨正在某个地方静静地呆着，等着人们慢慢的发现吧！ 国宝内涵 人类从哪里来？古往今来一直是困扰着我们人类的一个难解之谜，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产生了“上帝造人”、“女娲造人”等种种美好传说。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不断思考和探讨这个问题，人们需要直接的证据——远古人类祖先留下的骸骨来证明这个事实，以化石形式保存下来的人类祖先骸骨就成为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出土后失踪的北京人化石包括6件头盖骨、15件下颌骨、157枚牙齿及大量骨骼碎块，代表约40个北京猿人个体，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演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根据一些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北京人是生活在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的一种原始人类，也是我们的祖先。北京人在周口店一带生活了长达三十万年之久，大约经历了一个冰河期，到距今约二十万年前，才离开周口店一带。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样子，是怎样生活的呢？根据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的肢体很像现代人，但是额骨低平，明显后倾；眉脊骨粗壮，向前突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下颌骨前部向后方倾斜。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厘米(男)，150厘米(女)。 经过各国考古学家的论证，证实了北京人已经是人而不是猿；他们已经会制造工具和使用火。这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北京人的脑容量虽比现代人小，但比猿类大的多，他们的上、下肢骨，则和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大区别。这表明从猿到人的发展，是先从手、足开始的。 这些发现和研究，使人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从体质形态、文化性质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确有过“直立人”的阶段。他们既是“猿人”的后代，又是包括现在人在内的“人”的祖先，是从猿人到人类进化过程当中的重要环节。它的发现，成为认识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到目前为止，“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然是以周口店北京人为准则。 国宝价值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是世界科学史上公认的重大事迹它将人类历史至少向前推进了40万年，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一发现令全世界为之惊喜，它是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典型代表，为直立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发现成为古人类考古和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北京人头盖骨对人类起源的探索极有价值，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之间，是属于从古猿进化到人这一环节的原始人类，“北京人”的发现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的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完全证实了我国这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生活着。西方曾经对中国境内是否存在过原始人类的怀疑，至此烟消云散了。 北京人遗址的丰富发现内容以及众多石器和用火遗迹的发现，使远古确有直立人的存在得到肯定，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还没有哪一个人种能有数量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北京人化石就成为科学界令人瞩目的稀世瑰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每当人们提起它的时候，总是充满了遗憾，最初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和一些重要化石，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遗失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恐龙宝宝栖息地 恐龙宝宝栖息地 ——西峡恐龙蛋化石 名 称：西峡恐龙蛋化石 形成年代：中生代时期。指距今2.25亿年至6500万年前显生宙的中间的地质 时代。中生代时期爬行动物(恐龙类、色龙类、翼龙类等)空前繁盛，故 有爬行动物时代之称，或称恐龙时代。 类 别：古生物化石 流失时间：1992-1995年底 收 藏 地：国外私人收藏家 流失原因：由于村民无知，恐龙蛋被肆意盗挖变卖。 曲折经历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河南省西峡县周围的农民在山坡上挖地时，发现有大量黑褐色的椭圆形圆石头，感觉很好奇，人们称这些椭圆型怪石为“石蛋”或“石胆”，把成排状的称做“石筋”。 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科学工作者的注意。1974年，河南省地质局调查队为寻找天然碱矿，成立了以周世全先生为组长、由21名地质工作者组成的区域地质研究组。该研究组其中一个小组的目标是寻找恐龙蛋、恐龙骨骼等古脊椎动物化石。1974年8月19日下午3点半左右，李含旭在滔河公社(今滔河乡)马家沟村菠萝山下一条比较开阔的冲沟里，看到几个直径约12-13厘米的光滑圆坑，很像恐龙蛋留下的印模痕迹。经过仔细查找，在离圆坑5-6米的地方，发现恐龙皮化石碎片及完整的恐龙蛋化石，让科技工作者很是兴奋。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根本没有人顾及科学文化的发展，研究课题被搁浅。 转眼到了1992年，河南省西峡县阳城乡赵营村的一位农民在修路时，无意间在马路边的白色石层下面，看见了一层褐红色的软石层，里面有一窝黑灰色的椭圆形“石蛋”，有20多枚，平均每一枚重达4公斤。他并不认识这些“石蛋”是什么，出于好奇，便捡起一枚仔细观察。这些状似龟甲壳的“石蛋”，表皮光滑，呈红褐色，色泽鲜亮，质地松脆，一掰就掉块。他觉得好玩，就把“石蛋”放在院内的水泥台上，供人们观赏。 这些“石蛋”被该村一名地质队职工马某发现，他预感到这些东西非比寻常，于是悄悄找到那位农民撬出“石蛋”的地方，把所剩的几枚带回地质队。经鉴定，确认这些成窝的“石蛋”就是恐龙蛋化石。为了丰富地质队馆藏，他折回到村里，告诉村民说这种东西可以大量收购，怂恿村民进行挖掘。 过去一钱不值的“石蛋”突然间能卖钱了，消息顷刻间传遍了方圆数百里乡村。农民们如梦初醒，纷纷拿起农具，争先恐后地拥上山坡，向他们祖辈居住的贫瘠土地索要财宝。消息传出以后，北京、湖南、四川一些地质、自然博物馆陆续找到地质队，希望交换一些恐龙蛋化石标本，实际上所谓的交换是和金钱相联系的。于是，人们争相倒卖“石蛋”，从开始的5角钱一枚，涨至1元钱1枚，后来涨至5元、10元钱一枚…… 在90年代初期，全世界发现的恐龙蛋公布的只有500枚左右。此时在西峡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恐龙蛋，国内外大批“淘金狂”们纷纷云集西峡，名义上是“参观、考察、旅游、观光”，暗地里却和当地的不法分子勾结，倒卖恐龙蛋。沉寂一时的恐龙蛋发掘地，响起了隆隆不绝的放炮声，当地农民日夜掘采，大肆倒卖国宝恐龙蛋，有的地方还形成了“盗掘、收购、销售、保安”一条龙的倒卖团伙。 恐龙化石正在遭受着空前的大劫难，当地曾流传着“挖‘石蛋’能致富，大干快上能当万元户”的顺口溜，以至于当地的记者在做了相关的调查以后，做出了西峡“恐龙蛋化石交易市场已经形成”的报道。1993年，是国内外“淘金狂”们非法“掘蛋”、“倒蛋”的鼎盛时期，西峡山城的大小饭店、旅馆经常爆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个时期散落民间或流失到国内外的恐龙蛋不下5000枚。 恐龙化石被疯狂盗窃的事件引起世人关注是在南京发现的一起走私事迹1993年的2月，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的邵祥忠在例行检查时，一个大型包裹在通轨查通道时警报响了，x荧光屏上显示，包内有一堆椭圆型不明物体。工作人员示意这位搭乘5003次航班前往香港的台湾旅客开包检查，结果发现这是十几枚表皮呈黑红褐色，上面布满裂纹锈片，每枚约有4公斤左右的不明物体。台湾的旅客解释说，这堆东西是他从河南省西峡县掏大价钱购买的“石胆”，因其结构奇特好玩，准备带回台湾家里收藏。 经验丰富的邵祥忠并不认为这些东西是普普通通的石头。他把相关的资料反馈到西峡县，引起了西峡县有关单位领导和人士的重视，派专人把几枚“石胆”样品送往北京，请求北京市王鹏教授亲做鉴定。王教授经过多方奔走，反复调查，知道了西峡恐龙蛋化石走私贩卖的经过。然后又邀请中科院、国家地质部、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和科学家共同研究鉴定了西峡恐龙蛋的价值。 1993年5月15日，王鹏教授向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致信说：河南省西峡县发现大量恐龙蛋化石，这一发现在科学上有着重大意义，有可能在国际上引起反响，但由于当地农民不了解这一发现的重大科学价值，当地又未及时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以致盗掘成风。请求上级领导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倒卖行为。 紧接着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部和首都30多家新闻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上，101位科学家和学部委员联名呼吁，要求国家采取措施，保护西峡县恐龙蛋化石群。消息惊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河南省文物局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他们的神经完全维系在了西峡恐龙蛋化石上。 1993年7月初，有关恐龙蛋化石所引起的混乱局势已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大批的不法分子纷纷落入法网，但是仍有走私商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罪恶团伙不肯就此罢手，将公开的大肆贩卖走私活动转入到地下。截至1993年年底，公安部门共侦破此类案件43起，缴获和收缴恐龙蛋化石1000余枚。通过打击、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盗掘恐龙蛋化石的狂潮基本得到遏制。 国宝内涵 在地球北纬30度附近，有无数神秘而有趣的自然奥秘和不解之谜：如我国的长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等，都在这个纬度上入海；珠穆朗玛峰、埃及的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撒哈拉沙漠、百慕大三角区以及玛雅文明遗址等，也在这个神秘的纬度附近。中国河南西峡位于北纬30度至33度的之间，毗邻伏牛山，自然风景宜人，山水秀丽。这些年在西峡发现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恐龙蛋化石群及恐龙骨骼，为这一纬度增添了新的不解之谜。 据地质学家考证，西峡的恐龙蛋化石有几大特点：一是分布面积大，在西峡县丹水镇、阳城乡，赤眉乡的近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均能找到恐龙活动的踪迹。二是埋藏集中，从局部的发掘剖面上可观察到3个化石层，化石呈窝状分布，排列有序，每窝十几到三十枚不等。三是数量丰富，目前已发现的即达数千枚，估计全部埋藏量不下数万枚，丰富程度举世罕见；其中小的如鸡蛋，直径为4至6厘米，大者如饭碗，直径40至50厘米，以扁圆状居多，另有形状像橄榄，直径达50厘米以上。四是原始状态好，基本未遭后期扰乱和破坏，除少量蛋壳受岩层挤压表面略有凹陷外，大部分完整如初，在世界上独一无叮西峡县发现的恐龙蛋化石有6科、9属、13种，分别占中国总数的二分之一、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 国宝价值 距今2.3－0.7亿年前的时代被地质学家们称为中生代，爬行动物非常活跃。最引人注意的是恐龙，它们成了统治中生代的霸主，这种丰富多彩的生命在地球上生存了近2亿年之久。到了白垩纪末，地球上的生物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灭绝事件：在地表居统治地位的爬行动物大量消失，恐龙完全灭绝；一半以上的植物和其他陆生动物也同时消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恐龙和大批生物突然灭绝始终是地质历史中的一个难解之谜。而西峡的恐龙蛋大约是中生代白垩纪时留下的，距今大约有8000万-7000万年。这些恐龙蛋，对研究当时的生物发展史、进化史、恐龙的繁衍和灭绝以及古环境的演化都是极珍贵的资料。 生命的起源、进化和灭绝一直是科学中最令人生畏的长期未解之谜，科学家们也时常为此苦恼不已。西峡大量的恐龙蛋化石群的出现，为研究地球发展史、地球上动植物的演化和生态环境以及地球灾变等理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尤其是大量的恐龙蛋未及孵化而变成了化石，说明当时地壳有一次沉降运动，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可能从此恐龙绝了后代。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量恐龙蛋化石的形成还有待科学家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这些恐龙蛋化石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恐龙蛋最珍贵的品种是含胚胎的恐龙蛋，它是收藏者最喜欢收藏的品种之一。特别是在日本、美国、欧洲等国，由于美国影片《侏罗纪公园》的播映，掀起了收藏恐龙蛋及与恐龙有关的化石热。仅在2001年，世界各地爆出了诸多天价的恐龙蛋，越发激起了收藏恐龙蛋的热潮。英国伦敦博纳姆斯拍卖行拍卖了10枚来自中国的恐龙蛋化石，起拍价为1.8万英镑，最终以2.5万英镑成交。英国英格兰亨特利安博物馆馆长尼尔·克拉克花1.5万英镑购得中国西峡恐龙蛋化石6枚，公开声称，如果在英国出售，价格将会增值100倍。越演越烈的恐龙蛋收藏热一次又一次撩动着收藏者的心弦。 回归难题 在1992年恐龙蛋化石被发现以来，很多化石被文物贩子运送到国外。在西峡收购文物最猖狂的时候，国外的恐龙蛋拍卖也一度掀起了拍卖恐龙蛋化石的热潮，但是这些流失的化石如泥石沉海般消失在众多藏家手中，更不要说合法追讨了。 1994年夏天，英国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走私文物案，并查扣了一批他们认为可能是中国的文物。这批文物中既有早期的恐龙蛋化石、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镜和铜剑、汉代的陶俑、清代的龙袍等，还有各个时代的玉器和黄金饰品。但最后英国警察将文物退还犯罪嫌疑人，而英国地方法院根据本国法律也作出了不起诉走私嫌疑人的决定。得悉情况后，我国政府即派专家赴英国鉴定文物，同时表明了坚决要求将文物归还中国的立场。 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专程赴英，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合作打击文物走私，此后经硅苦的谈判和多方努力，1999年4月，3000余件中国文物终于回归祖国。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事件是我国政府通过法律手段索回海外流失文物的首次成功范例。 2004年，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移交一批恐龙蛋化石、鱼化石等6000万年至1.4亿万年前的中国古生物化石。其中的恐龙蛋化石来自我国河南西峡，负责交接的部长埃利森说，这些化石被非法从中国走私到澳大利亚。中国政府曾于1年前请求澳大利亚政府帮助制止化石非法买卖。中国的请求引起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注意，环境和遗产部、海关和联邦警察加强合作，发现并缴获了这批化石。 近几年我国在打击走私恐龙蛋化石的问题上遇到困难重重，国内外一直以来对于古化石属不属于文物的界定很不明确，始终存在着古生物化石走私与文物走私性质是否等同、古生物化石如何分级等难题。我国的《文物法》对恐龙蛋是不是文物也尚存争议，因此在和国外交涉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难度。据悉，目前国内因盗挖恐龙蛋化石被定过罪的，只有过一次，1997年，5名郧县人欲将盗挖的恐龙蛋经上海转销国外，被警方截获，上海法官以“相当于盯三级文物”的方式将不法分子定罪为“走私文物罪”。 同类国宝 流落国外的第一具恐龙化石陈列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地质博物馆里，它是一具高4.5米、身长约8米的鸭嘴龙化石，命名为黑龙江满州龙。这是1915－1917年间，俄国的蒙纳金上校在中国黑龙江嘉荫县的龙骨山上散步时，偶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巨大的动物骨骼化石，感觉很特别，于是将其掘出并带回俄国的。这个消息一经传出，迅速引起了各国古生物学家的关注，经过反复研究鉴定，化石最终被确定为恐龙化石，这是中国本土发现的第一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恐龙化石。 鸭嘴龙是恐龙家族中的晚辈，是一类以植物为食的恐龙，属于恐龙中的鸟臀类。这类恐龙的嘴巴宽而扁，很像鸭子的嘴巴，所以叫鸭嘴龙。鸭嘴龙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牙齿很多，少的有200个，多的可以达到2000多个。这些牙齿通过骨组织牢固地连在一起，因而形成搓板状的切磨面，用来切碎由嘴前部的角质喙咬取到的食物。上下颌牙齿的这种构造可以对付较为坚硬的食物，例如多纤维的植物，甚至数枝。 1922年，我国地质学家谭锡畴等人在蒙阴县阳崮南采集到盘足龙化石，这个恐龙化石长17米，一时轰动中外。当时由我国国情所致，大量的国外考古学家在中国进行研究，奥地利古生物学史丹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位。史丹斯基以提供给瑞典古生物学家维曼做研究为名，将化石“理所当然”带到了国外，现存在瑞典伍普萨拉大学陈列馆里。 罕郧县青龙山和河南西峡一样，早在6700万年至13500万年前，恐龙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把多得驶清的蛋留在了山上，整个青龙山就是用“龙蛋”垒起来的，经过长期的风摧水蚀，青龙山裸露出一枚枚形似鹅卵石的石蛋，当地人称之为“金鹅蛋”。中国地质大学专家组发现，目前国际上已确认的8个恐龙蛋科中，青龙山就占了5个。由于经费紧张，埋藏层较浅的恐龙蛋化石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当地走私恐龙蛋的交易活动时有发生，其中流失到国外的更是不计其数。 恐龙蛋的形成原因 恐龙蛋化石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它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泥沙掩埋上，没有打破，也没有被细菌分解，浸泡恐龙蛋的地下水含有丰富的无机盐。天长日久，恐龙蛋中的有机质蛋白、蛋黄逐渐被无机盐分子置换，千万年以后，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化石。就是说在石化的过程中必须有三个条件：（1）有硬壳、骨骼等，不易氧化、腐烂；（2）生物死后迅速被沉积物掩埋，而且周围需要有内含丰富的碳酸钙水的流动；（3）遗体经过长时间的充填、置换作用，时间最低限度在1万年左右。 恐龙蛋是恐龙繁殖的直接证据，作为探索进化史的第一手佐证，为我们研究探索这一奥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依据，化石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奇和激励。而恐龙蛋化石也确实能给我们提供许多繁殖、生存、灭绝以及古生态环境等许多重要的科学信息，所以这种稀少的自然历史遗产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许科学家会通过对恐龙蛋化石的研究、分析、解释来破译恐龙灭绝这一世界之谜的神奇密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刻在兽骨上的历史 刻在兽骨上的历史 ——汉字始祖殷墟甲骨文 名 称：殷墟甲骨文 创作年代：商代 类 别：甲骨文，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甲”是指龟甲，指文字刻在龟的腹 甲上，少数刻在背甲上；“骨”是牛胛骨和鹿头骨，二者合称“龟甲兽 骨文”，简称“甲骨文”。 价 值：2004年7月曾拍卖了“孟广慧旧藏甲骨”共20片，价值5280万元。其 他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流失时间：20世纪初 收 藏 地：国外收藏有26700片，分藏于12个国家，其中，日本12443片， 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德国715片，前苏联199 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 韩国6片。 流失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 曲折经历 在清朝光绪初年，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两公里处的小屯村民，经常从田中挖出许多龟甲壳、兽骨。村里有个叫李成的剃头匠，染上了一身疖疮，痛苦不堪。他试着将村民挖出来的甲骨研成粉末敷在患处，结果奇迹出现了，骨粉一到疮面，脓水即被吸干，疖疮很快治愈。后来李成干脆把那些甲骨拿到中药铺里去卖，药店老板将信将疑，最后弄明白这骨头就是中药里的“龙骨”，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记载：龙骨是古爬虫动物的化石，能祛腐生肌。药店收下了这些“龙骨”。从此，小屯村人纷纷挖掘，将龟甲、兽骨当作中药材拿去卖给城里的中药铺或收购药材的商人。“龙骨”渐渐传到了京城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药材铺里。 1899年夏，京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了疟疾。他精通医道，所以煎药前总要先看看，在对比药材时，发现一块有刻划痕迹的“龙骨”，经过仔细辨认，发现上面刻有文字。于是，他立即将药铺里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买下。自此古董商知道了“龙骨”可以赚钱，加之王懿荣家世显赫，便四处收集送往府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懿荣共收集甲骨1500多片，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王懿荣曾精心钻研金石，对文物鉴定和文字的考释有较高的造诣，这“龙骨”上的文字与他苦心研究的铜器铭文十分相似。他把买下的龟甲骨片在家里仔细研究，最后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确属一种文字，就是殷人“刀笔”文字，是祖先创造的早期汉字。他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也因为如此，药材“龙骨”才变成了珍贵的古代文化研究资料，避免了古代文物被进一步的人为毁灭。 王懿荣开创中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之始，被后人尊为“甲骨文之父”。遗憾的是，王懿荣与甲骨文的缘分却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二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清政府任命身为文职官员的王懿荣为京师团体大臣，率兵防守京城，最终，王懿荣残败而归。在家里，王懿荣毅然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绝命词，携夫人及儿媳投井自尽，以身殉国。 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广慧、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许多文人、官宦以及外国人也竞相重金收买。 王懿荣死后，其长子王翰甫将他收藏的甲骨转售给刘鹗。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对文物考古及收藏很有兴趣，他除了从王懿荣后代手里买得甲骨1000余片外，也通过多种渠道大量收购，前后加起来，总共已超过5000片。1903年，刘鹗从已获得的5000片甲骨中，精选出1088片，精心墨拓，编辑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抱残守缺斋石印本），第一个指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商时人们称它为“契文”或“刻辞”、“书契”。 甲骨文被确认为是殷商文字之后，京城内外学界和古玩界一片轰动，纷纷要去甲骨出土地作进一步考查和收购。古玩商们为了垄断新出土的甲骨，哄抬价格，谎称出土地为河南汤阴和卫辉，学者们跟着兜圈子，并未发现真正的线索，连刘鹗出版《铁云藏龟》时也误认为出土地是河南汤阴。后来经过8年的辗转寻访，才弄清楚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是在河南安阳西北洹水南岸的小屯村。 1910年，刘鹗死于新疆，其所藏甲骨，大部分被英国人哈同购走，小部分散落四方。中国最早由私人保存的甲骨就这样散佚了。在刘鹗之后，著名“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获得甲骨最多，他在1906年到清廷学部任职后，就开始留意搜求甲骨。殷墟地址的最终确定就是得益于罗振玉的努力。1910年，古董商人又从河南带来几千片甲骨请他选购时，他在选购了700片精美的甲骨之后，用重金从古董商那里打听到甲骨文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西五里的小屯村，而不是一向传闻的河南汤阴。他委托琉璃厂古董商人祝继先、秋良臣、范子衡以及弟弟罗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购甲骨，先后所得2万余枚。1915年，罗振玉又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查，从甲骨文中认出十多个商代晚期的帝王庙号，从而断定甲骨文是商代晚期王室占卜留下的遗物。当时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令整个学术界为之一震。 由于罗振玉为“伪满清”政权服务，曾避居日本。在日本时，他所收集的甲骨散去很多，据著名学者胡厚宣考证，其有记录说明的，归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599片，天理大学参考馆809片，东京国立博物馆225片、东京大学考古研究室113片、富冈谦藏800片……总计达5745片。1940年，罗振玉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约数万片陆续散失，解放后归国内众多博物馆和科研机构等单位收藏，其中大多都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在外国人中，美国驻山东潍坊县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最早开始收集，他们早在1903年就插手殷墟的发掘，并将收集到的甲骨转卖给美国和英国的几家博物馆，干起了贩卖的勾当。1904年冬，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地主朱坤，挖到数车龟甲骨片，被古董商转卖到山东后，后被方、库两人收购，他们把从古董商手中收购的400多片甲骨，转卖给上海英国人创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1909年，方法敛又将他所购到的438片甲骨转卖给美国的卡内基博物院。1913年，方法敛还将他所买到的4片较大的甲骨转卖到了美国的菲尔德博物馆。与此同时，库寿龄也在1909年将他买到的760片界骨转卖到苏格兰皇家博物院。1911年，库寿龄又将他和方法敛合买的485片甲骨转卖给了英国大英博物院。这些流散到英国和美国去的甲骨，后来曾由方法敛以摹本编为《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在中国出版。 1908年，英人金璋购得甲骨800片，发表《金璋所藏甲骨卜辞》。此外，还有一位德国人威尔茨也在青岛买到711片甲骨，后来又转卖到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院。另一位德国人卫礼贤从青岛得到72片甲骨，后来转卖到了瑞士的巴赛尔人种志博物馆和德国的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据我国甲骨学家的统计，早期由欧美人转购流散到国外去的甲骨，至少在5000片以上。 收集甲骨文最多的是加拿大人明义土。他1885年2月23日生于加拿大，原名叫孟席斯·詹姆斯·梅隆，大学毕业后，到神学院进修。1910年，明义士接受加拿大教会授予的牧师职务，来到中国河南省北部地区传教。最初在武安，后来就来到安阳，以长老会驻安阳牧师身份，经常打探甲骨出土信息。当时殷墟的历史地位已确定，龟甲骨片成了可赚钱的宝贝，他尽量设法与当地人联系收购。1917年，他把所收藏的龟甲骨片加以精选，选出2369片，摹写后印成《殷墟卜辞》一书，在该书的序言里，他宣布自己的收藏已经高达5万片。 明义士所藏甲骨，在军阀混战时期被毁掉一部分，但究竟毁掉多少，已无从查实。1937年回国时他将其中一部分运回加拿大，现藏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约有5100片；存在加拿大驻华办事处的一部分在1951年转交给南京博物馆，共计2390片；抗战爆发前期，明义士在济南任教，临走把一部分收藏品委托他的同事、英国人林森，埋藏在一个教师住宅的地下室里，直到解放后“三反五反”运动时才被发现，埋藏物有明义士旧藏古物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明义士收藏甲骨的最后一部分，先后两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被发现共20364片。 最早在中国开始购买甲骨的日本人是在天津《日日新闻》报担任主笔的西村博。其次是三井源右卫门，在罗振玉派人到安阳搜集甲骨之前，他就派专人到安阳收购甲骨，他先后共搜购甲骨约在3000片以上。与鲁迅、郭沫若等人交往很深的日本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救堂早在1905年也买到了100片甲骨。当时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林泰辅见到后即买了10片。此后，林泰辅还亲自到殷墟收购，陆续买到600多片甲骨。 郭沫若在抗战前旅居日本时，曾访问过多个收藏甲骨的日本公私学者，在他的《卜辞通纂·自序》说，日本他所见到共见到甲骨3000多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在这期间，被日本强行抢走的文物不计其数，其中就包括数量众多的甲骨。日寇占领安阳时，曾于1938年春至1943年，多次组团到殷墟盗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铜器、玉器、白陶器等珍贵文物，其间盗走的文物难以计数。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日本先后购到甲骨的学术单位约有三十多个，私人收藏家也在三十个以上，如以这些公私收藏情况为准，流散到日本去的甲骨总数至少在12000片以上。时至今日，考古界还流传着“安阳殷墟虽在，但要去日本看甲骨文”的说法。 国宝内涵 汉字是民族文化的“脊梁骨”，是民族文化之根。甲骨文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出自殷墟，所以人们又称为“殷墟文字”，其内容大都是卜辞，故又称“贞字”。甲骨文是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刻画符号的基础上，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萌生和发展，到商代形成为一种相当进步、相当成熟的文字。 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文字体系。从已识别的1000多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跟后代汉语言文字一致，展现出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也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甲骨文具有应用和艺术的双重性。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是一种形神兼备的成熟文字，可称上是书法。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很大影响；结字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章法上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文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形式，是古代书法艺术迈出的第一步。“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足以证明它的魅力。 对甲骨文研究颇深的“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老先生把甲骨文字风格的衍变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他认为，甲骨文字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的特征，大体上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向发展的。同时把甲骨文的形成时期分为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甲骨文书写风格迥异，由粗犷豪放到生动秀丽，由幼稚柔弱到严肃工整，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风采。在历代书法家的墨迹里，没有一丝甲骨的文风，与当今传世的书法完全不同，也可以称之为书法大家新秀。 甲骨上文字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的诸多方面，有几十个类别之多，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还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它同时反映出了商代占卜之风的兴盛，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以测知吉凶祸福以决定其行止。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甲骨文所反映的时代，是商代国王盘庚将国都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起，到商代最后一个国王为止，在此期间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甲骨文上记载的大量的商代的历史史料，就是商以前和商以后的好多古史上的问题，也可以从这里探求而获得解决。随着甲骨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上古社会的许多不解之谜被学者们一一破译。 国宝价值 甲骨文的文字已经达到基本成熟阶段，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画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它早于青铜铭文的古文字，与埃及的纸草文、巴比伦的泥版文书等同为人类社会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纸草文字和泥板文书都已失传，甲骨文更是显得弥足珍贵。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被誉为“千年神甲、文字始祖”。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从而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迄今为止，甲骨文仍然是我国最古老而又有科学体系的文字，其形体结构和字体变化，对于古文字学来说，诸如检验汉字的“木六书”理论和考察汉字的本源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甲骨文收藏意义 甲骨文自发现以来备受世人关注，由于其内涵丰富，100多年来，绝大多数面世的甲骨都已归属于官方学术研究和世界各大博物馆，民间遗存已是凤毛麟角。解放前的国内混战，使得一定量的甲骨文在私人手中珍藏。2004年7月4日，我国崇得拍卖行首次拍卖了来自私人收藏的甲骨文，这20片殷墟甲骨文是公认的第一批由学界保存并流传有序。 甲骨上文字的多少，代表着其品质的高低，拍品的20片甲骨上文字较多，约150字，其中8片较大者是甲骨文中的珍品，甲骨表面光洁圆润，黄灰色的骨面上略带细微的纹理。上面雕刻的字迹古拙而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是典型的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文风，历经数千年能完好保存至今已经十分难得。此次竟拍最终以5280万元的价格成交。 甲骨文拍卖以前引起了一番争议：拍卖甲骨文是否违法。经过调查发现，国家对甲骨文是否能够进行拍卖是根据个人收藏时间确定的，如果在建国前购得或代代相传而得，应该划归流散文物，可拍卖；如果是建国后出土，则属于违法获得，不能拍卖。 专程从美国赶来的洛杉矶加州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周鸿翔这样评价，甲骨文的文化价值高，是难得的瑰宝，但是对于它的价值公众一直没有直观的认识。此次以5280万元的天价成交，使公众形象地认识到甲骨文和传统文化的重大价值，更加有利于文物保护。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先生对于这次拍卖的结果相当满意，他说：“甲骨文拍卖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20片甲骨文的未来增值潜质不可限量。” 同类国宝 解放前期，在湖南长沙东郊的一个子弹库里，盗墓分子发现了一座楚墓，他们从古墓里盗掘出土了楚帛书(或称楚缯书)。这件国宝出土不久就落入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又译作柯强）手中，1946年被考克斯从上海带到美国。然后又几度易手，现存放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长沙子弹库帛书反映了浓郁的楚文化的气息：画面鲜活，结构奇诡多变、轻松。楚帛书是写在一幅宽度略大于高度的方形丝织物上。帛书周围的各种鸟兽，更加烘托出中间文字的神秘、诡奇的楚风。它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古代帛书，虽只有900多字，而内容丰富，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各国的文字各不相同，而楚帛书中的文字则是当时未统一以前的字迹，它对于考察研究楚文向秦小篆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玉 器 玉 器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产玉国，因而玉文化也发展了几千年，源远流长。玉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并被赋予极为丰富的社会道德以及文化内涵。孔子在《礼记》中写道：君子比德为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玉作为承载人们美好祈盼和表达审美趣味的载体，被艺人精雕细琢成器，相伴发展的是玉雕工艺的不断进步和日趋完美。从红山文化玉器象征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到汉代玉器简练的“汉人刀”；从战国玉器的玲珑剔透、精美别致，到唐、宋时期玉器呈现出的商品化、世俗化趋势，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玉雕艺术品，都传达着那一时期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追求，直至明、清时，玉雕艺术发展到极致，将玉器艺术推向历史的巅峰。清朝时期，全国统一，生产发达，经济繁荣，出现了“康乾盛世”。乾隆时期又打通了和田玉内运的通路，使和田玉大量运进内地，充斥帝室和大城市的玉肆，促进了玉器工艺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我国古代玉器史上最为昌盛的时代。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仍是苏州专诸巷，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工艺后来居上，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 本章所介绍的几件流失的国宝就是康乾时期御制的玉器，原藏于圆明园中。圆明园是清朝数代帝王用了150余年的时间精心经营的集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的皇家园林，乾隆皇帝评价圆明园说：“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今天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人们只能看到半废的山水和断壁残垣，很难想象这里曾享有“万园之园”的美樱 众所周知，1860年和1900年外国侵略军两次攻进北京，将这座被维克多·雨果称为“人类奇迹”的花园焚毁，野蛮地掠夺走了所有的玉器珍宝。这些宫廷玉器有一部分被英法联军带回国内，卖给欧美有钱的古董商人，后被西方的博物馆收藏，如山水图大玉山和康熙玉如意；有的被侵略军抢出来就近卖到了当时的古玩市场，从此流入民间。由于帝王玉直接受清内廷院画艺术的支配和影响，做工严谨，一丝不苟。有的碾琢细致，如雕似画，有的在抛光上不惜工本以显示其温润晶莹之美。所以这些玉器一在市面上出现，就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玉器市场的重要货源，创造了中国玉器市场上的一次空前繁荣。因此，当时京城的古董市场玉器买卖火热，掀起了收藏玉器的热潮，同时也引来了国外收藏者争相购买。 大量的玉器现在何处呢？由于历经战火兵乱、盗窃破坏，流失乃至毁灭的占绝大多数，于今所剩，不足十分之一。若散失民间，楚弓楚得，还聊可。若被掠至海外，沦于异地，则实在令人痛心。目前较为流行的海外国宝回流，尚不多见这批凝聚着几代工匠心血才智、内涵不可估量的清宫玉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巨型玉石上的画卷 巨型玉石上的画卷 ——青玉雕山水图大玉山 名 称：乾隆御制诗山水图大玉山 制造年代：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 类 别：和田青白玉大山子。即玉雕的山水树木人物，因其形体相对较大，故 称“山子”。玉山上通常集山林、泉瀑、建症人物为一体，制作工艺 熔透雕、圆雕、浮雕、阴线、阳线、抛光于一炉，题材包括历史故事、 山水景致、吉祥图案等。 原 藏 地：圆明园 流失时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期。 现 藏 地：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澳克艺术中心 流失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法联军劫掠。 曲折经历 说起“巨型乾隆大玉山”，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清王朝特别是乾隆年间的制玉和藏玉。从古至今，中国人独爱“石之美者”，而大件玉山是清代宫廷玉雕的新式作品，清代以前较少。满清入关以后，经顺治康熙帝励精图治，扫清叛乱，发展生产，雍正帝肃整吏治，繁荣经济，出现了“康乾盛世”。随着清朝时期经济的发展，逐渐开通了缅甸翡翠进入中原的路线。加上乾隆时期在西域用兵，又打通了和田玉内运的通路，使和田玉大量运进内地，促进了玉器工艺迅速发展，出现了我国古代玉器史上最为昌盛的时代，也是我国玉文化的第三个高峰。由于玉料资源充足，宫廷开始大规模地生产玉石作品。当时的宫廷造办处中，设有专门制作玉器的机构。据说，乾隆时期，每年至少会有4000斤左右的玉石从和田送到京城，最多时还能达到一万多斤，而乾隆一朝的制玉数量，就超过了整个宋元时期。乾隆统治时期是玉器制作最繁荣昌盛的时期，这时的玉雕大部分体大厚重，造型整齐对称，创造了独有的皇家气派，造就了中国玉器工艺的又一个高峰。西方在十八到十九世纪，直接称清代玉器为“乾隆玉”。 玉雕工艺技法在乾隆时期达到历史的新高峰，无论是掌中把玩的小件珍品，还是气势磅礴的大件玉作，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青玉雕山水图大玉山就是这个时期制作的。 由于清代帝王对玉器情有独钟，特别是乾隆皇帝对玉器的酷爱，使得清宫遗存玉器多达数万迹在紫禁城的每一个殿宇，几乎都有玉器的陈设。紫禁城养心殿是清朝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在在宝座上的对面有一块玉璧，抬起头时可以看到不远处的这块玉璧，它取“面壁”之意，时刻提醒着皇帝要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穿过养心殿宝座后面的通道，是皇帝休息的后寝殿，门口东西两侧摆放着两个碧玉盘，盘的中央刻着一首诗，大致讲了公元1755年至1760年乾隆平定准噶尔的历史。平定西域后，和田玉内运的道路被打通，这件事对于中国宫廷玉器的制造有着极大的意义，自此，新疆和田玉从开采、运输到制作，在法律上便被皇家垄断。 乾隆御制诗山水图大玉山取材新疆和田玉，从它的玉料被开采到制成山水玉山经历了现在常人所无法想象到的困难。和田玉取材于新疆南部，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来自朝廷的官兵便带来一群劳工或囚徒。他们被分作两部分为玉料的下山做工，一部分人用水车从很远的地方打来水，一路上将大木桶里的水洒在划好的路线上，而另一部分人则在洒水结冰的地面上用粗绳拉动着用牛皮包裹的巨大玉石。天气变暖之后，或是遇到荒沙大漠时，则要在地面铺上木板，上置圆木，再把玉石放在圆木上，由人推动圆木后才能向前行进。经过陆路水路颠沛辗转，玉料由新疆和田千里迢迢运抵京城，由清宫造办处做样，再运至扬州雕刻。扬州在清三代汇集了一批玉器高手，其中的拔尖人才被选进清宫造办处专为皇帝皇后服务，他们的技艺在当时是相当有名的。 当乾隆看到这座经历了无数人力物力才得以完成的玉雕时，十分高兴，当即赋诗一首曰：“再题和田玉关山行旅图——用旧题关仝山间行旅图诗韵。”自此，山水图大玉山作为皇帝喜欢的摆设就藏在了圆明园中。后来圆明园罹难，皇家珍藏全被抢，乾隆大玉山也流落到美国，后入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澳克艺术中心。 乾隆皇帝酷爱玉器，如今在故宫博物院的三万件玉器，多数为他所藏，乾隆为他的儿子、后来的嘉庆皇帝起名叫琰，就是美玉的名字；琰的十六个兄弟也都以玉器的名字命名，乾隆自己则被后人称为“玉痴”。 关于乾隆皇帝收藏玉器也有不少传奇故事。有一天，乾隆正在把玩大臣们进贡的玉器，突然一件玉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件玉器看上去颇有汉代的风貌，但用手抚摸却感觉混浊而不温润，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心里犯了嘀咕，便传唤雕玉世家出身的玉匠姚宗仁前来询问端倪。姚宗仁大眼一看就对皇上说：“这是小人祖上所做，因为这是祖传的手艺，因此看得出。”后来，乾隆皇帝在《御制玉记》中专门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同时姚宗仁也被乾隆皇帝降旨，按作成假玉的时间扣除薪俸，如一月做得罚他一月钱粮，如二月做得罚他二月钱粮。 玉器的鉴赏要靠经验和常识，但是一些古玉器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的文献记载也不全面，使得一些器物本来的作用几乎无人知希因此，对玉器的鉴定，就是收藏大家也难免出错，有“玉痴”之称的乾隆皇帝也闹了一些笑话。 据说，乾隆皇帝非常喜爱一种外方内圆中空的筒形玉器，他经过研究，认为这是古人抬举重物时使用的一种辅助工具，并把它称为“头”。乾隆皇帝还将自己的见解做成诗，命玉匠刻在玉器表面，这些筒形玉器有的放在御桌上做成了笔筒，还有的加上铜胆和盖子插花，以便乾隆随时把玩。然而，在他去世90年后的光绪十五年，古玉学家吴大考证出乾隆所称的头其实就是古籍中记载的古代帝王祭拜大地时所用的器物，叫做“玉琮”。 青玉雕山水图大玉山是清廷里为驶多的大件玉器之一，做成以后深受皇上的喜爱，陈列在圆明园内，清代宫廷用玉直接受清内廷院画艺术的支配和影响，其做工严谨，一丝不苟。有的碾琢细致，如雕似画，有的在抛光上不惜工本以显示其温润晶莹之玉质美。而青玉山水图玉山则是这种玉器特征的典范之作。 国宝内涵 巨型乾隆大玉山，重640磅，折合约290公斤。它是由一块含有绿色和白色的玉石制成，通体能放射出清冷的灰绿色光泽，被雕刻成一座包含高峰深谷的玉山。山岩下露出亭台和住宅，小路和下面的山脊上有几组浮雕人物，房前有一个百合花环绕的池塘。在山上一座峭壁的宽阔平滑处，刻有乾隆皇帝御笔临摹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涂以红色。也是世界上现存比较大的精美的玉雕艺术品之一。 与金银、瓷器不同，玉器的制作更多依靠玉石本身的天然条件，玉器加工的最高境界不是破坏，而是对玉料形状色彩的巧妙利用。青玉雕山水图就是依势而雕，借青玉的形状和色彩将其雕成一座高峰深谷的玉山，惟妙惟肖。它材质硕大，气势雄浑。随形雕刻崇山峻岭，苍松古道，仙人行旅，意境高远，雕琢遒劲有力。正同山石上填金刻乾隆御诗一首，尾落“乾隆巳卯秋御制”款，字体古拙，刻写犀利。配紫檀座，上面雕刻有高山流水，惊涛拍岸，劲柏修竹，其间嵌寿山石，上铭“峡云岭月”四字。山子、紫檀座之雕刻具大气磅礴之势，为乾隆玉山之难得精品。 和田玉的收藏 和田玉与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谓渊源深远。我国考古学者最新研究考证并提出了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铁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 早在新石器时代，昆仑山下的先民们就发现了和田玉，并作为瑰宝和友谊媒介向东方运送，形成了我国最古老的和田玉运输通道——“玉石之路”，即是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前身。和田玉七千多年的开发利用历史，证明了我国边疆与中原和西方的文化商贸交流的第一个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和田玉在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和田玉历来是中国各民族友谊的象征，和田玉作为历史的鉴证，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玉作为中国独特文化的物质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从各种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石之美者”，具有温润莹泽、缜密坚韧的美感和实用功能。这个筛选过程极为漫长，可以说贯穿于石器时代的始终。在这个漫长的筛选过程中，“昆山之玉”也就是“和田玉”成为公认的“宝玉”、“真玉”。 中国是爱玉之国、崇玉之邦，玉石来源约有一百余处，中国历史上在用玉制度方面早已体现出真玉、非真玉的界定。帝王是中国古代最高阶级，和田玉在成为真玉的同时，也就成为帝王用玉。此后，经过无数的岁月，和田玉方才走入民间，遍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和田玉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石”。它像一颗明珠，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 同类国宝 “大禹治水”玉山是中国玉器宝库中用料最宏、运路最长、花时最久、费用最昂、雕琢最精、器形最巨、气魄最大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该玉山置于嵌金丝褐色铜铸座上，系用呈青白二色的最为名贵的密勒塔山和田玉雕成，重5350千克。青白玉的晶莹光泽与雕琢古朴的青褐色铜座相配，更显得雍容华贵，互映生辉。“大禹治水”玉山卓立如峰、峭壁峥嵘、瀑布急涌、古木参天，聚集着凿山导水的劳动大军，玉师以剔地起突的雕琢法，巧妙地结合材料的原有形状，灵活安排山水人物，在山巅浮云处，还雕成一个金神带着几个雷公模样的鬼怪，仿佛在开山爆破，使这件描写现实的作品，具有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大禹治水”玉山的雕成，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壮举。它的正面钤刻乾隆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大方印，背面刻“八征耄念之宝”方印，下方还有长篇御制诗及注文，可见他对此作品何等骄傲，何等珍视，把它当作自己一生的总结。 相似的还有著名的“桐荫仕女图”，是苏州工匠在一块取走碗坯的玉料上雕刻而成，它是一柬现江南庭院景色的作品，四周有茂密的蕉叶和玲珑的假山，玉料中间的凹陷处顺势雕成两扇半月形扉门，半掩半开的扉门内外各有一名少女，透过门缝相互窥望，乾隆皇帝曾经把这件巧夺天工的作品和春秋时的和氏璧相提并论。 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块清代肉形石和一棵翠玉白菜，是玉器“巧做”的代表。肉形石依据玉石原有的肌理雕制而成，俨然一块刚出锅的红烧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翠玉白菜则将玉料中翠的绿色雕成菜叶和小昆虫，白色和绿色的过渡十分自然，以假乱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宝座其外，玉佛其中 宝座其外，玉佛其中 ——金冠饰玉观音 名 称：铜鎏金嵌宝座金冠饰玉观音 制作时间：六世班禅献给乾隆七十大寿（1780年）的礼物。 类 别：羊脂白玉观音，羊脂白玉是一种角闪玉，为白玉之最。其特点是洁白、 光亮、温润、细密。上佳的白玉无瑕，最好的“白如截肪”，即好似刚 刚割开的肥羊肉脂肪。其硬度为6至6.5，仅次于翡翠。 价 值：500万元人民币 最后露面：诚铭国际（北京）拍卖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 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此件国宝。 持 有 者：曾由一台湾收藏家购得，2005年初，被诚铭公司说服将该文物拿到北 京拍卖。 流失原因：清朝末年的百余年战乱，使之流失欧洲。 曲折经历 此件国宝原为清朝时期西藏进献乾隆皇帝的祝寿礼，藏传佛教的兴盛使得这件金冠饰玉观音也深深地渗透着佛教文化的气息。 乾隆皇帝酷爱玉器，他最喜欢的珍贵玉器，收藏在一种叫“百什急的盒子里，“百什急共分为九层，每层有若干个抽屉，抽屉中的每件玉器都有它专用的小格子，格子形状与玉器完全吻合。 上之所好，下必流行，当时藏玉赏玉在宫廷内外成为时尚。乾隆四十三年(1778)，西藏六世班禅贝丹意希活佛听说乾隆(1780年)举行七旬万寿庆典的消息后，通过章嘉呼图克图奏请赴热河，参加皇帝七十寿辰庆典，向乾隆祝寿。乾隆高兴地答应了，并决定仿六世班禅在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规制为其建造行宫。次年六月，六世班禅特地从西藏赶去避暑山庄为乾隆皇帝贺寿，并进献寿礼。六世班禅率领堪布及僧职人员，从后藏扎什伦布寺起程，开始北上，经过一年多近两万里的艰苦跋涉，于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到达承德，进献寿礼，其中就有这尊铜鎏金嵌宝座金冠饰玉观音。 六世班禅在途中备受朝廷的关怀，乾隆帝不仅派人接待，而且不断地赏赐东西。与此同时，乾隆帝还特命在承德营建须弥福寿之庙，以供班禅入觐时居住。六世班禅到达承德后，受到乾隆无以复加的礼遇，堪称一代之盛事。二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乾隆皇帝提出希望六世班禅多住些时日，并且准备了一份厚礼回赠六世班禅。 清廷内室大多信奉佛教，在佛教中，观音菩萨是西方佛祖座下的上首菩萨，与大势至菩萨一起，是佛祖身边的胁侍菩萨。当世间众生在碰到各种困厄灾难时，只要信奉观世音菩萨，诵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这时他就会“观其音声”而前来解救，使受难众生即时得以脱困，所以这位菩萨的名号就称为“观世音”。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受到最普遍、最广泛的信仰，在佛教各种图像或造像中观音菩萨的像也最为常见，而且种类繁多，变化也极大。加上西藏班禅的这次觐见，密切了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推进了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是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史上流光溢彩的一章。因此这尊观音菩萨被单独供奉在清廷中。可惜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金冠饰玉观音后来却不知何时流落到海外，没了音信。 等国宝再现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了。有一天，一位收藏家来到欧洲某古董店里，他在店中仔细挑选着各种物品时，突然被货架上一件正在旋转的物品吸引了。这是一个转经轮，通体镶嵌各色宝石，转经轮共分茹，最上层的顶珠，是一颗用松绿石和红珊瑚镶嵌成的“摩尼宝珠”，若以手指捻动此珠，即能驱动中层部分的咒轮。顶珠底下则为二重的汉式六角亭阁飞檐，在飞檐各角的龙首底下，更精心缀饰了一串系有金叶子的风铃。 这位台湾收藏家的知识丰富，他知道这是一件珍贵的藏传文物——金嵌七宝饰转经轮。经过一番询问，店主人告诉他，这是一批御赐藏传文物中的一件，还有铜鎏金嵌宝座金冠饰玉观音和镂金嵌宝石莲花生大师金螺等等，已经有不少买家询问观格。这位台湾收藏家看过其他到文物后，大喜过望，将这批文物悉数买下。 收藏家把文物带回台湾后， 2003年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里一次展览，引起很大的轰动，同样引起了国内很多同行到关注。2005年年初，诚铭拍卖公司找到这位台湾收藏家，说服他将这批文物拿到北京拍卖。2005年6月16日，从海外回流的清宫国宝“金冠饰玉观音”在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展出，后上海、杭州的精品预展也引起收藏爱好者的深切关注，原定于8月1日拍卖的文物不得不向后推迟一个月之久。直到这些文物于9月14日至15日在亚洲大酒店展览后，才于9月17日开槌进行拍卖。 这次拍卖会共有近千件拍品，众多国宝级拍品集中在一次拍卖会上露面在国内更尚属首次，此次拍卖的焦点便是包括“金冠饰玉观音”在内的30多件藏传文物。在拍卖之初，拍卖行并没有看好这及金冠饰玉观音”，拍卖行也估计这件玉观音最多能够拍到160-200万元之间。然而起拍后，在各路买家的频频举牌，竞买价如脱缰野马一路上扬，最终以500万元的价格落追，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 回归难题 “金冠饰玉观音”在欧洲已经漂泊了多年，终于在我爱国的收藏者收回到国内，并且让国人一睹其芳容，然而它和其他32件藏传文物是从欧洲征集到的，根据我国法律是可以由境外客商购买的，并且不禁止再次出境。所以“金冠饰玉观音”虽然是回流拍卖，但最终是否能留在国内，在拍卖以前能否如愿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还是需拭目以待。 根据拍卖的有关规定，如果竞拍者没有明确表示公开身份，拍卖行是没有权利向外公布买家的具体消息的，拍卖结束以后，最终国宝的去向我们还不得而知。像这样的藏传文物在国内竞拍还是第一次，所以引起了众多人士的关注。据拍卖行负责人称，此次拍卖非常成功，也是第一次尝试着回购藏传文物，本来没有太大的希望能够拍出好的价位，没想到最终竞拍成交价如此之高。这也是一个好的信息，说明人们的注意力也开始关注这些以前不被重视的藏民族文物上来了，这样的话，对于以后藏传文物的回流是个很好的开始，将会给越来越多的藏传文物回家铺开了一条光明大道。 国宝内涵 铜鎏金嵌宝座金冠饰玉观音是六世班禅贝丹意希献给乾隆皇帝的贺寿礼由羊脂白玉雕成并加配金冠和铜鎏金宝座。观音像玉质纯净，细腻光润，神态自然、安详，刀工精纯、将观音欲传法之态表现得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中原玉器精湛的技艺。其头饰金冠，分别以绿、红、蓝宝石加以点缀。宝座为铜鎏金制作，间饰绿松石表现莲瓣。背靠以铜鎏金嵌刻工艺饰佛之“八宝”法器，也展现了藏族鎏金艺术的发达。 藏传文物源自藏传佛教，它是中国佛教体系中的重要一系；其艺术分别起源于中亚、印度和中原汉地，是西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以鲜明的民族风格、独特的艺术风貌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而铜鎏金嵌宝座金冠饰玉观音则是中原文化和西藏文化艺术的结晶。 同类国宝 最有代表性的同类国宝要属这次拍卖会上与金冠饰玉观音一起的藏传文物了。 转经轮藏语称作“玛尼阔洛”（manikor-lo）经轮的内外皆绘制，书写有“玛尼”（mani六字真言）的咒文，因而得名。最主要的结构为以一个内置有咒轮的金属圆筒，中内再贯串一根转轴，使圆筒连带内部的咒轮能流畅的转动组成。依据藏族习俗，转动此轮即能礼敬诸佛，修持诸法，获福无量，消百业障。 此件拍品是属于捻式的转经轮。其整体造型为汉式的六角亭壹楼阁样式，通体饰以青金石、绿松石、红白珊瑚、珍珠、各色宝石等珍宝精镶而成，共分上、中、下茹。上层飞檐部分分顶珠及上、下飞檐等茹。位于此转经轮最上端的顶珠，为一颗以松绿石及红珊瑚镶嵌而成的“摩尼宝珠”，其上方有一颗红珊瑚。若以手捻动此颗红珊瑚，即能驱动中层部分的咒轮。顶珠底下则为二重的汉式六角亭阁飞檐，在飞檐各角的龙首底下，更精心缀饰了一串系有金子的风铃。 刺佛龛为亭台楼阁式双层佛龛，顶上饰有宝珠，中间饰以全草纹镂雕八宝，底层为双层复莲。上层中间供奉的是着西藏风格僧衣的释迦牟尼佛，左右为护法金刚。下层中间为骑兽护法，左为守护尊阿佛金刚，右为乐师佛。整个佛龛制作精美，是汉式亭台楼阁与西藏佛像风格结合的经典之作。是御制钦赐西藏王公之物。 镂金镶宝石莲花生大士金螺，此法螺刀是白螺为好，通体包金嵌刻纹饰，间饰红绿宝石，边镶金翅，其上嵌刻有莲花生大师咒。莲花生大师是印度高僧。藏传佛教的创造人。吐蕃王赤松德赞美创建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糟到了极大的阻力，于是便派使者从民伯尔迎请莲花生大师前来压邪，降妖除怪，创建佛寺，弘扬佛教。当人们吹响法螺，就喻意念动莲花生大师咒，便可得其护佑。 此座纯金制造的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托佛座前得上首菩萨，又译为“观自在”藏传佛教称雪域高原是观音菩萨的教化之地，称观世音为雪域的救主。四臂观音是观音的化身之一，此尊造像为一面四臂，第一双手在胸前合掌，左手持八瓣莲花，右手持念珠，胸垂缨珞，绣带轻飘，结跏跌坐于莲座之上。正尊造像由纯金打造，间饰红、绿宝石、造型端庄、各部分比例和谐，线条流畅、观音双耳微垂，神态祥和。经明清代开始有纯金的佛造像，但是由宫廷造办处制造，民间不可能拥有，因此这尊纯金制造佛像，保留至今实属难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遂人愿在玉中 天遂人愿在玉中 ——康熙玉如意 名 称：康熙玉如意 制造时间：清康熙年间 类 别：玉制如意。如意的形状像长柄钩，钩头呈灵芝型或云型，柄微曲。 明、清两代，取如意之名，表示吉祥如意，幸福来临，是供玩赏的吉 利器物。 原 藏 地：圆明园 流失时间：1860年 现 藏 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流失原因：英法联军抢掠、焚烧圆明园 曲折经历 清宫中的如意有很多种，玉如意更是驶胜数，本文介绍的康熙玉如意，虽各有特色，但基本形状都差不多。它与民间的一种“不求人”挠痒痒用的东西形状一样，其实用性上除用它搔痒，还用它显示权杖的作用。 玉如意的发明及其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如意就已经成为帝王将相手中的喜爱之物了。古人将“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坚润比喻美德，与如意的吉祥寓意双重结合，成就了具有中国特色吉祥文化的如意器物。据《清朝野史大观》卷一载：“如意，物名也，唐宋以前已有之。”从唐、宋、元、明一直到清代，对玉如意均极为重视，而且对玉如意的制作也是精益求精。但在此时，如意已没有实用功能，只是一种象征吉祥的陈设品，常被作为礼品馈赠友好。康熙年间，如意成为皇宫里皇上、后妃的玩物，宝座旁、寝殿中均摆有如意，以示吉祥、顺心。流失的康熙玉如意便是其中之一，这把御制玉如意由一块名贵的白玉雕刻而成，颜色是白中透绿，雕刻成多孔真菌形状。手柄顶部铭文有“御制”两个大字；下部的铭文是：“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臣吴敬恭进。” 乾隆皇帝也是个酷爱收藏玉的天子，对玉如意更是宠爱有加，所以当时在皇宫中收藏了大量珍贵的玉如意，作为清代宫廷中的吉祥物。从清代流传下来到画像中可见一斑，在《雍正刀常服像》一图中，妃子独自站在牡丹花丛前，手中就怀抱着一柄灵芝形平如意；《乾隆皇帝琴韵图》中，也画有乾隆皇帝在晚年时，用双手抚琴弹奏，身旁一童仆，也怀抱着一柄檀香木镶嵌的玉如意。另外，据说乾隆皇帝在临轩听闸清读诗咏、观赏古玩时，更是少不了手持玉如意的童仆，由此可见，玉如意在清代已是崇高到惊人的地步。 当玉器进入皇宫之后，便在皇宫里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它在很多重要的场合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玉如意也是当时相互交换的外交礼物中不可缺少的品种之一。在公元1793年，英国特使马戈尔尼来到中国觐见时，双方在这次接见中互赠礼品，转交给英王和这位特使的礼物便是如意。马戈尔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皇帝将赠给英王的第一种礼物托我转送，这个礼物的名字叫如意，是一种长一英尺半的白色石头，上面刻着花，中国人认为这个礼物非常名贵，而我则以为这东西未必值钱。” 在接见仪式后对宫殿的参观中，马戈尔尼对富丽堂皇的宫殿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也发现每一殿的宝座旁都放置了一件玉如意，形状与赠给英王的相似。马戈尔尼虽然知道如意喻含和平与兴旺的祝福，但他未必知道这种被他认为并不值钱的美丽石头，在中国人眼中，却十分珍贵，孕育了天地间灵气，有着非凡的价值。 传说每逢皇帝即位，皇后妃子纪念生日，重大节日或大婚喜庆佳日，诸王公大臣们都要为皇帝后妃敬献玉如意。因此，在当时礼物之中，当推玉如意的数量最多，由于如意取名于“称心如意”之意，故寿礼会献“九九如意”。由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崇高九五之数的缘故，九柄如意为一盒，共九盒，即九九八十一柄如意，“九九最大数”，《易经》云：“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以示天子之尊，以此来祝福皇帝万年长寿。 按清朝律令，玉如意也是皇帝与皇后之间的信物。传说慈禧太后为光绪皇帝选后妃时，在宫内太和殿召见备选的各大臣女儿入内，依次排列，前列为那拉氏都统桂祥女，末列为礼部侍郎长叔之女（即瑾妃和珍妃）。当时，光绪侍立，公主及福晋命妇女立于座后，桌上摆置着玉如意一柄、红乡荷包两对，作为选定之物。老佛爷在榻上对着光绪皇帝说，这里有玉如意一柄，荷包两只，选上皇后的，就送玉如意，剩下两个缺，给荷包，立嫔。结果，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之下，光绪皇帝将玉如意授予隆裕，立为皇后，另以红荷包授予珍妃、瑾妃，选入宫内。当时皇家用玉如意定大婚，是取玉如意吉祥寓意，替代了古玉文化中以琮璧合形的天圆地方坤象之说。从这个意义上看，清代在贺婚的礼仪上是借如意佛教佛具，大大发展了中华皇室婚媒礼仪文化内涵。 可惜，圆明园的罹难中所有珍贵的玉器都被英法联军抢走，接着在1861年英法两国举行的拍卖会上，被洗劫的圆明园被作为战利品进行拍卖，康熙玉如意就是从这里流入美国，成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囊中之物。 国宝内涵 如意是随佛教自印度传入的佛具之一。传入我国之后，形状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保持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基本不变，但是柄端由直状逐渐演变为小灵芝形、云朵形等多种形状。头尾两厢呼应，主体呈流线形，柄微曲，造型美观华丽。最初原型结合如意的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被人赋予了“回头即如意”的吉祥寓意。 自唐代以后，如意逐渐演变成了吉祥的象征物，它的造型也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如意造型的变化和发展在清代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个时期的如意，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越前代，而且更加注重材质的精美、工艺的精巧、纹饰的古雅。清代如意的形制十分丰富，单柄首就有葵瓣、云头、莲花、灵芝等不同样式。目前所见的古代如意，多为明清所制，以清代为最多。 如意有很多种类，造型及品质都极为精美。有珐琅如意、木嵌镶如意，天然木如意、金如意、玉如意、沉香如意等。如意大多雕有龙纹，有的还在玉制的如意上嵌上由碧玺、松石、宝石所雕成的花卉，大多是桃果、灵芝、蝙蝠之类。这种如意上的蝙蝠寓意多福，桃寓长寿，是明清常见的祝颂图案。如意在民间也越来越普遍，逢年过节、寿诞婚嫁都用如意做礼物，贵重的如意还被用做镇宅之宝，成为人们身份、地位的象征。 珍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的这件如意是臣子吴敬进献给乾隆的，表达了他希望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的祈愿，更主要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从梁简文帝萧纲的诗中：“腕动苕花（苕华喻指美人）玉，衫随如意风”，可以推测出当时的玉如意有随身佩带之大小，清雅悠闲之时，文人雅士吟诗咏赋，和着“如意舞”利用它作为打节拍之物。 国宝价值 玉如意，历次拍卖会上的拍卖价格非常惊人，动辄以百万论身价。不说皇家御用如意，就连普通如意端头如同灵芝草形状，图案呈心形或云形带长把的，按玉料成色分，价格都在十万到几十万元之间。 至于玉如意的价值大小，在二月河小说里木兰围场上诸皇子讨赏时描述的情景，诸皇子打猎时，争夺皇上赏赐的如意。从某种程度上说，皇上赏赐九九如意，几乎和皇位是同等地位。在嘉庆诛杀大贪官和时，控诉和的二十二条大罪中第一条罪状的罪证，就是一柄玉如意。他预先得知十五皇子为太子，为了讨得太子的欢心，就在九月初三正式宣布前，送个玉如意给他，一来向他表示祝贺，二来也可略表自己的拥戴之功。由此不难看出玉如意在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层面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如何了。 同类国宝 这是中国民间珍藏的一件三镶如意。如意全长62厘米，顶端的掐丝珐琅如意云头，长18厘米，宽14厘米；中部镶嵌的掐丝珐琅长17厘米，宽9厘米；底部镶嵌的掐丝珐琅长11厘米，宽10厘米。整个造型精巧，曲柄有些弧度，呈弯曲状。如意上以“三镶”的技术，嵌有三块掐丝珐琅片，掐丝珐琅上绘的是八仙的图案，同时又刻了佛手桃和石榴，以示福、禄、寿，福寿双全的意思。因为它雕刻用的是楠木，它比黄杨木和紫檀木的木质要粗一些，所以雕刻没有黄杨木和紫檀木细腻，在民间这种雕刻已经算是上品了。 黄花梨木柄雕花白玉如意是一件清代如意，比较珍贵。它的柄木和玉质精良，雕工不凡。该玉如意全长44厘米，体形呈长条s形，木柄上镶嵌着三块白玉，每块白玉周边均以黄金镶嵌，上面还雕刻有人们誉之为花王的牡丹花及双翅展飞的仙鹤图案，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除此之外，盛放玉如意的框匣外还用了黄花梨木质的箱装，十分精致。箱盖板上，右侧雕刻有“民国十九年小春月置国历十一月一日重装饰”20字，楷体。正中横刻有“贻善台朱”4字，楷体。左下侧落款刻有“见□连箱匣合金计价大洋拾陆元正”15字，楷体。整个玉如意质地精良美观，给人以富丽堂皇的感觉，称得上因材施艺，浑然天成，鬼斧神工，令人拍案叫绝。这件玉如意不仅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对清代的礼仪制度和习俗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瓷 器 瓷 器 中国是世界上陶瓷出口最早的国家，素有“瓷国”美樱世界各国人民通过陶瓷器皿来了解中华文明，并把陶瓷作为中国的代名词(china)。 在我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瓷器是由陶器演变发展而来的。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就创造出了原始青瓷器。自东汉时期始，瓷器工艺日见成熟。魏晋南北朝时，南方和北方的青瓷就渐渐有了区别。南方青瓷以浙江越窖为代表，北方青瓷以河北邢窖为代表。北朝晚期，河北邢窖烧制出了白瓷，揭开了中国瓷器史上又一个新篇章。唐代，最终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 在唐代制瓷工艺中，在青釉、黑釉、褐釉等器物上另外施加不同颜色的釉，烧制成绚丽多姿的彩瓷，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手法。“唐仁”的出现，标志着陶瓷发展史上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宋代，是陶瓷技艺的繁荣时期，以高度发展的单色釉著称于世。元代，瓷器出现了青花、釉里红和多颜色釉，把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明清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瓷业中心。“珐琅彩”和“粉彩”代表了清代陶瓷的最高成就。其中珐琅彩瓷器被誉为“世界奇迹。” 早在13世纪，欧洲人通过马可·波罗写的游记，认识到中国生产的瓷器是何等的奢华与精致。中国瓷器的东方神秘感和独特魅力以及因易破碎、难运输的特性而造成数量上的稀少，使她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成为欧洲各国皇室所醉心搜罗的对象。中国近代蒙受西方列强欺侮之时，国内外的古玩商通过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疯狂地搜罗、劫掠各地的瓷器精品，或从中牟取暴利，或邀功请赏。总之，在满足他们积蓄已久的占有欲的同时，我们的民族瑰宝也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其中美国的波士顿博物馆，其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我国的历代瓷器，在开放的三个陈列室中，有晋代越窑、唐代仁、宋代五大名窑、元明清时代的青花器和彩瓷等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瓷器精品。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弗利尔艺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都藏有数量颇丰的陶瓷文物。 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唐仁的收藏质美量丰，其中的仁驼、仁文官佣、仁镇墓兽等都是极品。在法国，著名的公私博物馆中都藏有中国文物，尤其是中国的瓷器和家具最为普遍。日本有计划地搜集中国瓷器，是从明治维新以后就开始了，所以其藏品也更为丰富。 我们这里就以鬼谷下山罐和过墙梅竹纹珐琅盘为代表，向大家介绍这些瓷器的身世，一起从中感受各样美瓷的魅力，倾听它们多舛的命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世界上最“贵”的瓷器 世界上最“贵”的瓷器 ——元青花鬼谷下山罐 名 称：元青花鬼谷下山罐 制造年代：1351年左右 类 别：青花瓷。青花，即元代的青花瓷器的简称，早已被中国陶瓷界认定为 与唐仁一样的专有名词、专有品牌。元青花的釉料，主要为进口的 “苏麻离青”料,且大件精品主要供出口，供中亚、欧洲宫廷贵族赏玩、 珍藏，故元青花留给后人的谜语最多。 最后露面：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 价 值：2770多万美元（2005年） 流失时间：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一位驻北京的荷兰人购得。 持 有 者：可能是一位美国私人收藏家，通过古董商埃斯凯纳齐在2005年7月 伦敦佳士得拍卖会拍得。埃斯凯纳齐是国际知名的几大古董商之一， 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同时，也代表一些大买家购买顶级艺术品。委托 他的既有西方金融大鳄，更有石油巨头。 流失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 曲折经历： 元青花鬼谷下山瓷罐最初是20世纪初荷兰人范·赫默特男爵在中国偶然购得。事情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在1913－1923年期间，赫默特男爵在荷兰海军服役，被派驻北京担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负责德国及奥匈帝国等使节团及领地的安全。 赫默特爱好艺术，收藏广泛，对中国瓷器的喜爱可从他当年北京旧宅的相片上窥见一斑。他收藏了很多中国瓷器，最为精美的就是这只青花罐。有趣的是，他购买这个鬼谷下山罐时，还以为那是明代的青花罐，因为当时一般认为元代尚无能力制作出如此工艺精湛的瓷器。 蒙古统治时期，青花瓷件数少，易被人遗忘。西方收藏家一直到1968年克里夫兰美术馆举办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展览后，才开始青睐元代瓷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元代青花渐渐受到重视，但没有发现多少堪称传世之作的元代青花。 赫默特的后代和他一样并不知道瓷罐如此之贵重，因而多年来并没有对它有什么特别关照。60年代时瓷罐曾被赫默特的第一代后人拿去估价，但专家也误以为是明代青花瓷，当时认为值2000美元。主人居然将价值连城的珍宝当草，把它当作盛放dvd光盘的坛子使用。2005年，佳士得专家再次拜访才发现“这件瓷器太棒了”，赶紧让主人把原本放于罐内的dvd光盘另觅他处存放。 事实上，直至佳士得出版了拍品目录，收藏者才得知瓷罐的存在，瓷罐也开始在国际收藏圈内引起极大关注。历来古董商非常看中物品来源。由于此罐来源明确，自1913年至今一直在一个家族收藏，并且以前未被世人所识，是行家眼中的“新鲜货”，所以一旦披露，市场兴趣很高，深受藏家重视。中国人的也被激发，因为其他七个同类古董无一留在中国。 2005年三月开始，佳士得把瓷罐相继在纽约、日本、香港、上海、北京、台湾、荷兰、法国等地巡回展览，使得人们对藏品的感性认识不断增加，估价自然也水涨船高。拍卖前，专家对瓷罐的估价为100万英镑，也有人说拍出500多万英镑没有问题。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中国部专家连怀恩的估计是600万－800万英镑之间。 拍卖当天参与标罐的前后至少有7、8人，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收藏家，包括来自台湾的王定乾、香港收藏界的张宗宪和从事明清瓷器鉴定三十年的香港艺术品商会秘书长翟建民。有中国血统的收藏家乔治·李也在现场，此外还有收藏家通过电话竞拍。中国竞拍者的加入更令竞拍险象环生，也使得价格一升再升。会后，国际上的专业人士分析有一群强有力的中国买家结成了同盟，试图让瓷罐回归故土。 竞价达到1000万英镑时，仍有6、7个出价人。台湾的王定乾估价在800万英镑左右，把最高支撑点定在1000万，没想到会超出预料。 最终拍得者埃斯凯纳齐是目前世界上经营中国早期艺术品的主要古董商。此次，他替一位海外私人收藏者竞拍。他在标价达到1350万英镑时才加入，和一位电话竞拍者经过持久角逐后终于将宝物收入囊中。拍完后，埃斯凯纳齐说，他被现场的紧张气氛耗尽气力，并承认：“我已经到了我的极限，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英国当地报纸以“疯狂出价”评价拍卖结果。伦敦佳士得中国陶瓷及工艺品主管得斯蒙德·希利说，“买家认为这瓷罐可能有些价值，但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这个价格简直令人惊愕。”他表示：“我们对拍卖成绩感到十分满意，此罐经过多个世纪的收藏后仍然完好无缺，在市场上实在珍罕无比。”拍卖成交后，埃斯凯纳齐不愿透露买家信息。他能说的就是买家“不是亚洲人，也不是英国人”。拍卖行对此也无法过问，连怀恩猜测最终买家可能是美国藏家。目前还没有听说买家会有任何关于此罐的展览计划，但连怀恩希望能借给博物馆展出，让更多的人有幸亲眼目睹这件人间稀罕之物。 国宝内涵 元朝初年，其阶级关系、民族政策有倾向性，但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故在开国之初，忽必烈就通过幕僚集团中的郝经争取汉人地主、士大夫的支持，郝经云：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前来投靠者络绎不绝。 这时期所绘的人物故事都是蒙古为了争取汉族士大夫而做出努力的见证。该类故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反映民族关系，如王昭君出塞、蒙恬将军等；一类为求贤，如尉迟恭单骑救主、萧何月下追韩信、三顾茅庐等。鬼谷下山即为后者的典型代表。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这个瓷罐恰恰是被行家誉为“绝顶稀有”的一鸡物。题为“鬼谷下山”的瓷罐高27.5厘米，直径33厘米，是目前世间仅存的八件同类古董之一。 瓷罐不仅稀有，而且蕴涵着极高的艺术造诣。据专家考证，此罐由画艺极其精湛的画师用上等青料绘制，构图则取材自同时期的木刻版画。 罐上画的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燕、齐两国交战，为齐国效命的孙子被敌方所擒，其师傅鬼谷子接到齐国使节通知后前往营救，与使节一起下山的情景。罐上描绘鬼谷子乘坐一辆由一虎一豹拉的两轮车，跟随两个步卒，齐国使节苏代骑马垫后，两人之间有一少年，英气勃发，纵马而行。其中一个穿着武官衣服的人打了一面旗写有“鬼谷”两字。罐上图案栩栩如生，画工细腻，出自画家而非工匠之手，使得这瓷罐非普通的青花瓷可比。另外，虽然时代、器型相似的青花瓷罐目前也有一些存世，但其所绘故事各不相同，绘有“鬼谷下山”的世间仅此一尊。 鬼谷下山的故事来自于元代平话。平话中的人物形象，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说，主要在元代壁画、版画和瓷器上。佳士德亚洲部顾问认为此故事来自于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所刻版画《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其为世界孤本，1321年出品，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民国和解放初期个人和出版机构对此书多有影印，各种版本质量参差不齐）。 鬼谷子历史上说法不一，其形象不甚明朗，此件瓷器描绘的鬼谷子和版画上的也有明显地区别，笔法简练，质朴严谨，栩栩如生。此形象和《鬼谷子》体现纵横家的神采一致，其身穿袍服，镇静自若，正是所谓“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鬼谷子所乘坐的车为元代流行的大车，车轮较大。 这件瓷器取材于《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但是，制作者又进行了艺术加工。就是作为《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本身，亦有许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作者进行了大胆创作。这种现象早已经被学者重视：元代剧作者根据现实需要，对事实加以修改，作品中充满着浓厚的元代生活气息。 选择鬼谷下山作为题材是有独特意蕴的。鬼谷子的纵横思想学说符合春秋战国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即由分裂走向统一。鬼谷子认为在国家分裂时期，臣下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鬼谷子·忤合篇》），还在《鬼谷子·序言》中举例说明“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鬼谷子的这种思想是符合蒙古统治需要的，把其绘在瓷器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和此罐一样绘以人物故事的同类青花古董传世者目前所知极少。罐颈上画的波浪纹可以在其他几件上看到。由波浪纹、牡丹纹与吉祥纹这三道纹带推测，罐的制作时期极可能在1351年左右。 通常有人物故事的瓷罐多为中国本土定造、烧制，其他品种才外销中东等地区。本土订造的数量很少，且鬼谷下山瓷罐烧造的青花花色漂亮，画工精湛，在世界上数一数叮 值得一提的是佳士得收到瓷罐两三个月后，连怀恩在图书馆研究调查时，非常凑巧地找到了1321－1323年间印制的版画，而罐上的装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版画影响，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瓷器上绘有同样的场景。这样，这尊瓷罐具备了藏家看中的“所有品质”，也正因为此，伦敦的拍卖显得尤其珍贵。 国宝价值 瓷罐制作于元代后期，这类瓷器国内传世品极少，墓葬出土也不多见，像“鬼谷下山”这样绘有故事情节的就更少。这是因为元朝时，景德镇生产的这种瓷器本身数量就不多，而且大多用于出口。很难说这只青花罐是全世界最值钱的瓷器，但无疑它是最有价值的瓷器之一。 中国青花瓷早在唐朝就已经开始烧造了，但真正成熟的青花瓷还是在元代的景德镇烧的。它的原料有国产和进口两种，进口的主要是加入了一种钴料，烧制成后呈浓艳的蓝宝石色；而国产青料为淡灰青色，常用于小器物上。 元青花多用于外销，主要售往西亚地区。所以外销品的风格也与当时极少量的内销品的风格迥异。内销品大都秉承华夏族一贯的含蓄雅致的风格，外销品更雄浑奔放。 元青花很难仿制，明清时期的仿品也极少，现代虽然挺多，但主要模仿的只是纹样，色泽也因原来那种钴料——苏麻离青于明宣德后消失而难以重现。不要说模仿元青花，就是明清时期的青花色泽，现在也很难重现。 回归难题 2005年佳士得伦敦拍卖会之前，有一些中国内地和台湾的藏家跃跃欲试，希望夺回国宝。内地藏家由于经济实力有限，有几位原打算集体购买，终因操作困难无奈放弃，而台湾几位藏家则是以协商的方式，把“夺宝权”“礼让”给了开设有“陈氏博物馆”的陈得福，由寒舍公司总经理王定乾代表陈先生出面竞标。王定乾颇有感慨地对媒体说：“有幸恭逢其盛，参与竞标。虽失之交臂，憾失国宝，但虽败犹荣……其中所代表的意义，不仅是中国文物创下世界（瓷器）最高价格，而更象征着中华文化的艺术价值与内涵，受到国际人士的尊崇与肯定。” 连怀恩强调，在拍卖中，竞拍者未卜先知的能力十分重要。最热门的东西常常会出人意料，通常竞买者会准备额外金钱作后盾。他认为，此次中国藏家没有竞得瓷罐并不意味着中国买家没有能力，而是拍卖前计算有误，因而真正面临意外高价时一时缺乏心理准备。事实上，中国藏家实力很强，如果计算好，完全有能力购买。中国人参加元青花罐竞拍虽多少有些让中国藏品回归故土的因素，但连怀恩认为，他们并不是要扳回所谓中国人的“面子”，而是因为此罐品质的确非常好。当然，让此罐回到亚洲，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学术研究的确有很大帮助。 同类国宝 品类纷繁的元代瓷器中，青花瓷器以鲜活、艳丽、明快独树一帜。青花瓷器中，以人物故事为装饰题材的最大特点。这些所绘的人物故事在明清以后不再多见，明清时期所绘人物大多为市井俗子、婴戏、吉祥人物、田园逸士、英杰明儒、神怪六类。也就是说，元代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具有特定历史内涵。青花瓷器的数量极少，绘画技法高超，特别是画面小中见大，且多表现元代杂剧的故事场景，开创了全新的视觉领域。 目前所见到的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瓷器不垢十件，而且相当一部分流失海外，国内所见者区区可数，主要有以下这些。现藏于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出土于江宁县牛首山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墓中。画面在梅瓶的腹部，占据主要位置。上下饰西蕃莲、杂宝、变形莲瓣纹、垂珠纹等。主题鲜明突出。画面中，主要人物萧何头戴展脚幞头，着袍束带，五络须髯。左手控缰，右手挥鞭，策马飞奔。画面的另一侧，韩信头裹软巾，身着长袍，手牵战马在线饮水。空白处衬以苍松、梅竹、山石，错落有致。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件，青花瓷罐，内容为《尉迟恭单骑救主》，画面一侧单雄信双手持矛，纵马前冲。另一侧有身着团花锦袍，骑在马上的秦王李世民和手持钢鞭的尉迟恭。两人并辔而行。李世民头微侧转，尉迟恭左手指点，两人似在交谈。尉迟恭身后，一卒双手擎旗。大旗上直书“唐太宗”三字。 “蒙恬将军”玉壶春梅瓶出土于湖南常德市，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画面中蒙恬顶盔贯甲，面相威严，端坐在椅上。其后一武士披甲悬剑，双手握一杆大旗，旗上直行书“蒙恬将军”四大字。蒙恬的前方一名高鼻深目，手持弯弓的武士前来禀告。武士的身后一头戴毡笠，短衣束带的士卒右手按一抓来的官吏，此人戴高冠，着花袍，作汉人装束，跪伏于地。整个画面绘蒙恬将军审讯战俘的场景。蒙恬满面钢髯，端然稳坐的姿态，以及背后高高树起的大旗，展示了巍然肃杀之气。 罕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收藏的一件瓷瓶，瓶腹绘出四个莲瓣纹菱形开光，开光内分别绘有王羲之爱兰、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梅鹤四个画面。画中人物或坐或立，或拱手，或拽杖，或在柳阴下品幽兰飘香，或在梅树下观白鹤起舞。四个不同的画面表现了共同的高雅闲逸的主题。 流失在海外的，以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昭君出塞”图青花盖罐最为出色。这件盖罐罐腹绘九个人物，七匹乘骑（另外两骑当隐在山石后面）。九个人物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或骑在马上，或摇鞭步行。马上驮着弓、行囊。观人物相貌、服饰有差别。其中骑在一匹白马之上，怀抱琵琶，梳高髻的汉装女子是王昭君，前后各有一胡服女子随行。六名男子中，有的头戴貂冠，髡发驾鹰，着胡服；有的戴毡笠，着汉装。当是迎亲的匈奴使节和汉朝送亲的官员。画面中山石掩映，苍松、翠柳、修竹、芭蕉杂衬其间。疏密有致，布局匀当。 1994年香港苏富比拍品中有一及三顾茅庐”青花盖罐也很精致。罐腹的一侧，诸葛孔明头包软巾，身穿长袍，坐在苍松下的山石之上。头梳双髻的童子手捧书侍立一旁，左前方一双髻童子正倾身禀告。画面的另一侧，有一枝繁叶茂的垂柳。树下刘玄德戴交脚幞头，着长袍，躬身拜谒。关云长和张翼德在一边窃窃私语。诸葛亮的高逸潇洒，刘备的求贤若渴，以及关、张二人的焦急烦躁刻划得淋漓尽致。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有同一题材的青花带盖梅瓶，画面有所变化。诸葛孔明箕坐在茅庐之内，正在悠闲地观书，茅庐旁植松柏、篱笆，一名头梳双髻的童子打扫庭院。另一边是刘、关、张三兄弟。刘备居前，躬身施礼。 其他还有流于英国，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西厢记”青花梅瓶；1996年苏富比拍品“西厢记”青花盖罐；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吕洞宾”青花玉壶春瓶；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陶渊明访友”青花玉壶春瓶；1985年日本大阪《元代瓷器展》图册所录的“周亚夫军细柳”青花盖罐、“百花亭”青花盖罐等。上述各件无论哪件都称得上是精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景泰蓝中的瑰宝 景泰蓝中的瑰宝 ——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名 称：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制作时间：清雍正年间 规 格：直径17.2cm 价 值：3252万港币 类 别：珐琅彩瓷。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 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 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 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入中国。 持 有 者：在香港佳士得的“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上，这只雍正御制的珐琅彩 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打破同类雍正珐琅彩盘的最高成交价纪录，据悉是 一位亚洲买家托人购买的。 流失时间：民国初年 流失原因：战火连天的清末，使得大量官瓷流入延清堂，后被私人收藏家买走。 曲折经历 清朝的御制珐琅瓷器，不同时代瓷器的制作都深深地受到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的政治抱负的影响。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王。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便是康熙首先发明创造的。 在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进贡来铜胎画珐琅，皇帝看了之后一见钟情，于是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把这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上。在当时，烧制珐琅的瓷器是比较困难的。它的烧制方法和其它瓷器也不尽相同，也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镇烧好后，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彩料，当时的彩料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最后在宫中烧成。铜胎画珐琅的工艺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回答是，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强制地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珐琅彩。 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都设在养心殿。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的，因而越发显得珍贵。在康熙皇帝的直接督管下，珐琅彩瓷器终于在康熙去世前烧制成功。这一时期康熙珐琅还是和铜胎画珐琅风格一致，图案多以花卉为主，珐琅颜料也全部依靠外国进口。 到了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后，他继承了康熙皇帝对珐琅彩的酷爱。在他的倡导下，珐琅瓷器有了一定的发展。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在康熙到雍正六年以前这段时间，珐琅彩瓷器的珐琅料，还需从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种。到雍正六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要。 雍正对珐琅瓷器的痴迷程度远胜于他的父亲康熙。他不仅亲自设计瓷器的样式，就连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在历史的记载中，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雍正皇帝上午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先农坛祭祀的祭器，回到养心殿后他又批阅了三份奏折，发了两道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对珐琅彩瓷器具体的器型、花样、材料做出细致的批示。 这件雍正御制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就是这个时期烧造出来的。这些珐琅彩瓷就作为皇室们把玩的器物一直摆放在宫中。康熙年间的珐琅画以铜胎画为主，到了雍正年间，珐琅画的内容糅合了中国较为传统的花鸟画技法，因此无论是工艺还是艺术水平上都比康熙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烧制成的这件珐琅器皿一直摆放在故宫内。由于宫廷对于瓷器的偏爱，明清时期很多烧制瓷器的窑都是官窑。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根据清朝的规定，古玩界经营明清官窑瓷器是违法的。官窑瓷器是相对于民窑瓷器而言的，是专门为宫廷制作的宫中用瓷，因而精美之极。一般民间百姓，是很难有机会见到官窑瓷器的。但在清代末年，随着清廷统治的摇摇欲坠，一些原本为宫廷所用或被帝后嫔妃玩赏的珍贵瓷器，却不断流出清宫，被民间收藏者购藏。 清宫御用瓷器的外流，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收藏在圆明园的官瓷流散出来，一部分在北京、天津等古玩市场上出现，也有的出现在香港和欧洲古玩市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收藏在紫禁城、颐和园、圆明园的御用瓷器再次外流，使民间官瓷进一步增多。在那时的古玩业流传着一句这样的口语：“买好绸缎到瑞蚨祥，买好药到同仁堂，买好硬片到延清堂。”硬片，指的就是瓷器，它是相对于称为软片的字画而言，又有称瓷器和字画分别为硬彩和软彩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内务府总管文索出资九千两银子，开设了一家名为延清堂的古玩铺，专门经营官窑瓷器。延清堂在古玩界存在了25年，其中有23年由丁济谦担任经理，因此，丁济谦与明清官窑瓷器的散佚，关系巨大。自延清堂开办以后，清廷关于民间不许经营、使用官窑的规定，基本成了一纸空文，一度有不少官瓷出售。文索之所以选中丁济谦为延清堂的经理，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文人气度，胆大心细，交际很广，鉴定瓷器也有一定的眼力；另一方面，早在光绪二十年前后，他便专门做提溜包的古玩买卖，经常进出官府衙门，并且私下买卖过官窑瓷器，对官窑比较熟悉。 由于有文索在背后支撑，丁济谦做生意特别大胆，琉璃厂的其他古玩商只能望其项背。随着延清堂实力的不断雄厚和清王朝的日益，延清堂逐渐成为文索聚财的基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西安。第二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见宫内丢失了大量包括御用瓷器在内的文物，曾下令在北京城内查抄。但这样的命令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而已，所以当庆小山启奏：“变查抄为收买，以安民心”之后，慈禧太后便马上同意了。文索最早得知这一消息，开始利用延清堂收买了大量从清宫流失的珍贵瓷器。 民国初年，热河行宫被盗，大量存放在行宫的御用器物流失民间，其中有不少都到了延清堂丁济谦的手中，如康熙官窑豇豆红尊、柳叶尊、郎窑瓶、古月轩珐琅器等，在普通的古玩铺是根本看不到的。当时，担任热河都统的是熊希龄，他与丁济谦很有交情，有人认为是丁济谦与其密谋盗窃牟利，然后又制造了被盗的假象。 后来，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曾捕获了一位所谓的行窃者，并派人到丁济谦的延清堂索取脏物，但丁济谦却表现得毫无畏惧，在法庭上大声说道：“我是公买公卖，将本图利，有卖的我就买，我不是偷盗来的东西。应该负失盗的责任是熊希龄，他是热河都统，你们有胆量找他去。”丁济谦之所以敢这样大闹法庭，一是因为他与民国政府的上层人物过往从密，二是因为这时的熊希龄已是民国政府的国务总理兼财务总长，谁敢去找他算账？于是，热河行宫被盗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在丁济谦的管理下，延清堂生意越做越大，几乎所有的清宫御用珍品，延清堂都有。延清堂成为中国古玩界的首户，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收藏家光顾、购买，使延清堂成为清宫散失的御用瓷器的聚集、再散佚的中转站。目前，很多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珍藏的明清官窑瓷器，都购自延请堂，当然也包括这只御制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这件国宝再次出现是在香港万豪酒店举行的佳士得2002秋季拍卖会“中国艺术精品”，全场成交榜魁首即为611号拍品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成交价为港币3252万，令人拍案称奇。 在拍卖会上，清雍正时期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先声夺人，创下了雍正珐琅彩纹盘的拍卖最高纪录。当拍卖师由1200万港币开始叫价，约有两三位现场买家应投，当拍价价码到达2300万港币时，只剩现场两个人对峙，双方进度很慢，考虑得很冷静，当叫价升至2600万港币时，又有新买家加入竞争，现场一位竞投者则退出，只有两位男士继续争夺，一位坐于前排的男士通过免提电话与人商讨，价钱每次“啥”，都良久考虑，到2950万港币拍卖价时，他先是摇摇头，再考虑一会儿，终于决定接受这个价格，最后以3252万港币买得该“珐琅彩纹盘”，赢得全场掌声。 拍得该“珐琅彩纹盘”的这名男士透露，是一位亚洲买家朋友托他购买该盘，认为其质量极佳，这个价钱相当值得，并不太贵；在应投时显得犹豫，只是不想在过程中操之贡，令其它人觉得仍有将价钱提升的机会，事实上他早考虑到以这个成交价购买该盘。 国宝内涵 清雍正朝中期，清内廷作坊成功研创出一系列珐琅色彩，珐琅技艺至此发展至极致。“御制珐琅彩梅竹纹盘”为雍正年间宫廷御用器物，绘工极其精致细腻，是内府作坊绘瓷师傅的杰作。双方框“雍正年制”蓝料款，它的梅竹纹彩绘纹饰由内壁延至外壁，即梅枝主干由器足向上延伸，跨越口沿进入盘内，其中一枝再翻过口沿回到外壁，如一幅立体画布。花枝与竹树攀越口沿，绘画细腻，内外纹饰浑然一体。盘内的题诗是“芳蕊经时雪里开”，构思新颖大胆，绘工精美绝伦，极为珍贵。 花枝由器外延至器内称作“过墙花”，首创于明末，至清因受到帝王的喜爱而得以迅速发展。清雍正年间“过墙花”纹饰发展极盛，其工艺水平亦臻至顶峰。清内府以“过墙花”作装饰的画珐琅瓷器大小具备，绘工精湛。这件珐琅彩盘的“过墙花”花枝有外壁攀进器内之后再次翻出外壁极为罕见，当属清宫内府之珍稀异品。 国宝价值 清代所有的瓷器都在景德镇烧，唯有珐琅彩瓷器是先在景德镇用高温烧成白瓷，然后送到西华门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以珐琅料施彩，由造办处珐琅作在彩炉中以低温烧成，可见其珍贵。再加上是宫廷御用，十分具有收藏价值。 对于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现在的研究者评价认为，其瓷器淡雅、清新，有着隽永的审美趋向。雍正时期跟康熙时候的风格有所不同，基本上摆脱了铜胎珐琅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珐琅彩瓷，直接让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彩绘，在这些瓷器上出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梅兰竹菊和意境幽远的山水画。珐琅彩瓷器在中国八千年延绵不断的陶瓷发展史上，是中国古陶瓷顶峰期的作品，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 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正是这个时期珐琅瓷器最高水平的代表，其制作技艺奇绝，时代特色鲜明，传世极少，至为珍罕，其备受收藏界推崇也就是必然的了。由于珐琅彩瓷器制作极为考究而且产量低,传世品很少,仅见于康、雍、乾三朝。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集中将康、雍、乾珐琅彩瓷器陈列在端凝殿,也仅有200余迹因此这件雍正时期的珐琅器更是珍品中的精品。 驰名中外的珐琅器 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它大约是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到了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其胎底色以蓝色为主，所以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入中国。 具体说来，掐丝珐琅器在明朝的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以后它的工艺水平均明显下降。清代的景泰蓝工艺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花纹图案繁复多样。画珐琅技术自传入中国后，在康、雍、乾三朝得以发展，这个朝代的作品在造型、釉色、纹饰、落款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康熙时期的画珐琅器釉色亮丽洁净，纹饰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为主。雍正年间的画珐琅器器型制作工整，黑釉光泽亮丽，超过康、乾二朝。乾隆年间的画珐琅器装饰趋向”稠密”、“细致”的堆砌式，中西合璧的装饰方式比较多，工艺上出现了画珐琅与内填珐琅、掐丝珐琅等相结合的现象。 珐琅器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一个门类，同样吸引了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对象大多以景泰蓝为主。我们所指的景泰蓝收藏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当时景泰蓝瓷器的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要求。加上国内现在遗存民间的晚清以前的景泰蓝几乎荡然无存。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增值空间，而且当今市场上景泰蓝器皿与同时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相比较，价格低得多，所以它的升值潜质相对也更大，对收藏者来说更具收藏升值价值。 同类国宝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画珐琅瓷碗，也是以“过墙花”为装饰，是单瓣白梅和重瓣粉红梅花，与这件珐琅彩盘相比，唯独缺少了青竹。碗上题铭与此盘也相同，只是印款略有不同，盘为“佳丽”、“香清”、“寿古”三印，而碗为“先春”、“香清”和“寿如”。两器画风、字体和印款如出一人之手。北京故宫藏“过墙花”画珐琅瓷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本是一对，现在的两只隔海相望，不知何时团聚。 在雍和门殿内的珐琅五供和景泰蓝五供也是珐琅器中的精品。珐琅五供内为铜胎，外面饰有宝石末珐琅，即在珐琅质料中搀人随色的硼砂、丹铅、料器粉等，使之鲜艳夺目。这也是清官养心殿造办处制作珐琅的独特工艺。景泰蓝五供的瓶口与炉口的正面雕有款“大清乾隆年制”。此套五供上的金色与景泰蓝特有的蓝绿色相互辉映。国内现在这样大的景泰蓝已很少，应是乾隆年间的艺术珍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铜 器 铜 器 中国的铜器艺术，上古至隋唐前以青铜为主，隋唐后以黄铜及铜鎏艺术为主。因青铜艺术起源早、时间长、影响大，成为我国铜器艺术中的经典。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而铭文本身又是鉴赏家鉴别断代的重要依据。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历史之长，为世界之罕见。青铜器大宗都是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它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青铜器本身是物质的，但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产品，正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中国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特殊传统。外国铸造青铜器用失蜡法，特别是印度用此法可作很细巧的东西。中国既有合范法，也有失蜡法。只是合范法在商代与西周春秋时期大量使用罢了。合范法的特点是一般一范只做一件，青铜礼器中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铜礼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增加了中国青铜礼器的艺术观赏价值。我国青铜器以独特的铸造方法、怪异端庄的造型、绮丽的纹饰、丰富的内涵，深受世界各国的喜爱。正因如此，在19世纪初期便成为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攫取的对象。 单从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算起，就有数千件中国青铜器被掠走。其中，1923年法国商人掠走山西浑源县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铜器数十件；1928年至1930年，河南洛阳大量古墓被盗，部分文物被加拿大人怀履光劫走，在他后来编的《洛阳古城古墓考》一书中就收录500余件；另据《美帝国主义掠夺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等多种图书记载，在美国的中国青铜器有845件，在欧洲的有250件，在日本的有526辑… 其中最为精美的青铜器有不少已流入世界各地博物馆，流落到美国的更不在少数。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铜器室内，陈列有大量中国的商周礼器和历代铜镜。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大批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如今都集中在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内。此外，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弗利尔艺术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明尼亚波市美术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都藏有不少的商周青铜器。法国巴黎市立东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商代的青铜器虎食人卣。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收藏有商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白鹤美术馆尤以商周青铜器最为丰富，达一千余迹 青铜器大量的流失海外，致使我国学者研究古代青铜器，却不得不依靠那些外国人编的图录，或到外国的博物馆里去一睹古物的真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身首异处的方之王 身首异处的方之王 ——青铜器“皿天全” 名 称：“皿天全”方 制造年代：商朝晚期 类 别：青铜方形。是商朝的大型盛酒器，又可盛水，在青铜礼器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在王室和贵族的盛大宴会上，是必备的酒器。它出现 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和春秋。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出现 于商代晚期。 规 格：器身通高63.6厘米，器盖通高21.5厘米。 最后露面：2001年在纽约艺术品拍卖会 价 值：924.6万美元（含手续费，约折合人民币9000万元） 流失时间：1922年前后。 持 有 者：法国的一名私人收藏者收藏，器盖今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 流失原因：器身在军阀混战期间被倒卖到国外。 曲折经历 2001年3月20日，从大洋彼岸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件私人珍藏的青铜方器身在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以924.6万美元的天价成功拍卖，创下亚洲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拍卖记录。 这件天价的方器就是有“方之王”之称的“皿天全”方。但是这次拍卖的方只有器身，它的器盖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件方身首异处呢？事情还得从方出土时说起。关于这件方的出土以及流失有着两个不同的版本。 根据著名考古学家商承祚教授的《长沙古物闻见记》中记载，1920年，湖南桃源县在建设县立女子中学时，挖出了这件方。但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件国宝，随手丢弃在学校的走廊里作痰盂用。有一天，一个卖笔的小贩到了学校，看见了这个青铜方，他知道是古董，可以卖钱，便顺手牵羊，把较轻的盖（重8.7公斤）偷走了。小贩把此事告诉了常德古玩商石椿庭和长沙古玩商杨克昌，他们二人当即许诺，如果能将器身与盖拿来，愿意出价2400文（不足银元二元）合资收购。小贩于是买通校役，把方器身偷偷运出了学校。方的器身和器盖都被石椿庭购得。在石椿庭得到器身后，连夜把它运到上海，打算以3万银元卖给上海古玩巨商李瑞清、马长生。在长沙的杨克昌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要求出价到7万银元才肯卖。但这个时候李、马二人已经把它以高价卖给了外国人，并运出了国外。石椿庭和杨克昌为此事争吵不休，也终于被湖南省地方政府得知，政府把与此案有关的十余人，全部逮捕入狱。此时的器盖仍在石椿庭手中，石椿庭知道事态严重，暗中将器盖送给了驻军头目周磐，以求获释出狱。1951年土地改革时，周磐将此盖交出。1956年，湖南博物馆接收了此盖，并一直珍藏至今。这是方器身发现以及流失国外的版本之一。 另一种版本说方是在1921年左右被发现的。在湖南桃源县漆家河因暴雨冲刷，在山间沟边出土了一件铜鼎，它通体有华纹装饰，全身为瓜皮绿色，被一个农民私藏起来。当时谁也没有当作一回事，把它当作平常之物。然而，挖出一个有着精美纹饰的大铜罐，毕竟不是件平常事，乡亲们将这件事越传越远，主人家也开始谨慎起来。罕商人石某听说后，便到桃源漆家河一带寻访。经过一个多月的苦心寻访，没有什么收获。在寻访的某一天下了大雨，石某去一农户家避雨，从小孩口中获悉出土的“宝物”存放在该农家楼上，于是花了四块银元给这个农户家小孩买了一些零食，很轻易的与农户主人套上了近乎，石某再三央求，农户答应让它一睹铜方尊容。石某看到方后非常高兴，当即打算以400块银元成交。见来人竟愿出此高价，器主又心生疑窦，生怕卖低了价钱。所以一边稳住古玩商人；一边偷偷嘱咐他的大儿子拿着器盖到附近一所学校，找有学问的人问明底细。物主的大儿子拿着方盖到附近的小学校钟校长那里询问。钟校长是读书人，见方盖不是一般古物，当即决定出800块银元购买此铜器，于是将方盖留下，并嘱咐物主的大儿子回去把器身送过来。器主的儿子听说这个平时不起眼的东西居然这么值钱时，一路狂奔着回到家时，但是此时的石某已经带着方器身不辞而别了。后来石某将器身卖给了美国的煤油大王。 钟校长在得到了方盖后，心里一直希望得到方器身，于是将此事告知了当时的桃源驻军团长周磐，要求他“缉拿奸商”石某，希望能让方合璧。得到了器身的石某也希望得到全器，他在几个月后托人找到周磐，愿意以四万块银元买走方盖，并许诺事成之后再给3万作酬劳。周磐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于是，石某又到常德求助于军阀贺耀祖师长，贺耀祖派兵到钟校长所在小学搜寻方盖，结果一无所获。钟校长害怕因此而获罪，他找到周磐，表示愿意把方盖捐献国家，但是希望能够获得一定到资金兴办学校。周磐满足了钟校长的要求，付给他5000块银元，并给他期票5000元以建校。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得知方出土后，下令务必追缴方，湖南省的赵恒惕也声称要把方追缴至省政府保管。周磐采取拖延策略，躲过了追缴。此后皿方盖一直由周磐保存。煤油大王得知方器身还有一个盖子时，一心想得到全器。于是他又委托石某以14万银元购买方盖，不幸的是石某被贺耀祖的军队抓捕入狱，购买的事情不了了之。但他仍然不甘心，于是又托人想以20万块银元购买方盖，但周磐索价50万美金，也未能成交。解放后，周磐于1952年被捕后交代了皿方出土和流传的详细经过，并主动献出方盖。1956年，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方盖移交给湖南省博物馆保存至今。这是方盖发现并流失的另外一种说法。 方器身被售出后一直下落不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赴日本访问，在日本一私人收藏家新田栋一的藏品中，发现了这件精美的青铜方，对青铜器很有研究的马承源看后告诉新田这件器物与湖南省博物馆的盖子可能是一套。 新田兴奋不已，他告诉马承源，这件文物是80年代从一名英国收藏家手中花了几十万美元买来的。据说，英国人是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这个身，但他也不知道身还有一个盖子。新田栋一非常希望能将青铜方恢复完整，于是新田在1992年专程来长沙，去湖南省博物馆观看盖。他打算出资30万美元捐建一间精良的陈列馆，并捐赠一品西周初期的精美器盖，以换取“皿天全”器盖。省博物馆把新田栋一开出的条件上报给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明确表示不同意，并希望促成器身的回归，但终因各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 2000年初，新田遇到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决意卖掉“皿天全” 器身。得到这个信息后，上海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联手筹集了一笔巨款，赴美参加竞买。本来此时“皿天全”身首合一之时即将到来，但最终因为拍卖会上成交价超过预算近百分之四十，“皿天全”最终落入了法国人的手中。 国宝内涵 方形的酒器在历代的青铜器中，是十分罕见的。皿天全方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它是商代晚期重器。盖形似庑殿式屋顶，盖顶的捉手即是缩小了的器盖，使盖显得庄严稳重而又富于变化。它的形体巨大，全器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其高超卓绝的铸造技术，神采飞扬的气势和令人倾倒的精美纹饰，是其他古代青铜器无与伦比的，堪称“中之王”、稀世珍宝。 这件方因器物上铸有“皿天全”字样而得名。“皿天全”可能是铸器人的姓名，也就是说方是皿氏家族的器物，据推测，皿氏家族是殷商的高级贵族之一。“皿天全”器盖铸有“皿天全父乍尊彝”七字铭文；器身则铸有“皿父乍尊彝”五字铭文。整个器物以细云雷纹为底纹，肩、腹分别以大兽面纹为主纹，并有部分夔纹装饰；上下排列有两个立体兽首；左右两面肩部各有一个兽首衔环，圈足饰有凤鸟纹图案。它的四周以及各面中心线共饰有八道粗壮的长条钩戟形扉棱，用以掩盖合范铸痕，也用来装饰边角，增加造型气势。它的外表颜色深褐，莹澈如玉，是典型的“黑漆古”。盖呈四坡屋顶形，顶上有提手，提手的形状与盖相同。身肩较宽，两耳含环，长腹，方形圈足。腹下方有鼻纽。器盖和器身以子母口相扣合，浑然一体，整个器物雄浑庄重，富丽堂皇。 国宝价值 在中国古代常被用作重要的礼器，在王室和贵族的盛大宴会上，是必备的酒器。其基本形制有圆体和方体两种。由于青铜流行的时间短，数量少，尤其是方体，更是十分稀少。加上它距离我们有4000多年，能保留到今天，已十分罕见。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商周青铜方中最高大、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方之王”。这及皿天全”方在2001年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以924.6万美元成交，虽然创下了青铜器拍卖的最高记录，但是它的价值应该远高于此。这个价格，不及距今几百年的一件瓷器，甚至超不垢十年前的一副字画。青铜器已经距今两三千年，它是数千年前世界灿烂文明的记录，也包涵着人类对自己遥远过去的美好回忆。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流逝，这些出土本来就极少的青铜器只会越来越珍贵，其价格也将越来越高。 回归难题 从“皿天全”方问世，它的身世就引起了众多藏家的注意，由于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谈不上保存文物，但是方的合璧一直是了解它的收藏者们心中的梦想。 方器身被卖到国外后，1992年，日本东京新田商事株式会社负责人、著名青铜器收藏家新田栋一致函湖南省博物馆，说他看到湖南省博物馆1983年编辑的《湖南省博物馆》一书中，有一件该馆收藏的商代“皿天全”青铜方器盖照片，与他收藏的一件缺盖的商代方器身，应是一件器物分离两处。紧接着，新田栋一就带着方器身的彩色照片来到了湖南省博物馆，从尺寸、造型、纹饰、颜色以及铸造工艺等各个方面，通过与湖南省博物馆的方器盖进行了仔细的对比研究，最后，他认为确实是一器无疑。之后，新田栋一又出资邀请湖南省博物馆的青铜器专家，前往日本东京作实物考察。1994年4月，湖南省博物馆的青铜器专家一行三人来到了日本东京。在考察了方器身后，他们认为：器身也有“皿”字铭文，造型、尺寸、纹饰、颜色、工艺等均与湖南省博物馆的方器盖一致，二者确是同一件器物。当时，双方都认为，这件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的器物，应早日团圆。接着双方就方到合璧进行了多方的努力，新田先生希望能把合璧的方留在日本，我国也希望方能够早日回归故土，因此未能达成一致见解。 此后，中、日双方几经努力，几次想促就“皿天全”身首相合的好事。上海博物馆曾计划过将器身和器盖运到上海，在上海博物馆同时展出，因各方面原因；后来也曾希望能够到新加坡办整器展出，也因故计划失败。2001年，方在拍卖会上被法国的收藏者买走，估计回归故土已经没有可能了。据有关专家透露，像这样的稀世之珍，每一次露面的间隔一般是20年左右，现在青铜器的市场尚未成熟，其价格也远远低于其真正的市场价格，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价位，已经让我们望尘止步了，等到它再次露面，也许随着我国国力得雄厚可能促成其回归，但以后情况更是无法预料。也许今人再也无法见到方合璧的那一天了。 同类国宝 现藏于美国的纳尔逊美术馆的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成王方鼎，是十分难得的传世珍品。该青铜器通高28.5厘米，口长18.1厘米。浅腹柱足式。器口沿为方唇折沿，两窄沿上分别饰有立耳，立耳分别雕塑成伏砒状。器主体为长方槽形，腹浅。腹下有四柱足，柱足细而长。 腹部沿下饰有鸟带纹，下饰乳钉纹框，五行排列，上两行中部空缺，中填有直纹，下三行齐整。中间饰有扉棱将乳钉分割开。器腹四面与四角各饰扉棱，八道扉棱形成四方对称。足上部饰有卷角兽面及短扉棱，下饰有一道弦纹。其造型之精美、做工之精细，显示了古人高超的制作水平。 早在汉代时期就是古物收藏者的珍爱之一。而历史上最著名收藏的文物爱好者当属西汉文帝的爱子梁孝王刘武。他是一位著名的古物收藏家，也是当时的全国首富。在他收藏的众多国宝级文物中，以一件青铜最为珍贵，这是梁孝王在世之时，有一次到京城探望母亲窦太后，母亲赏赐他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樽。樽系用精炼青铜铸造，通体用金丝镶嵌成龙飞凤舞、祥云缭绕的图案。 梁孝王临死前还念念不忘樽，并再三嘱咐泪痕满面的李王后说，以后思念他时，就看看樽，睹物如见人。并立下遗嘱：“此价值万金，要好好收藏，切勿给予别人。”刘武的儿子刘买继位后谨记遗训，保管好青铜。十年后，刘买去世，刘武的孙子刘襄继位，为梁平王。梁平王娶了个花容月貌、能歌善舞的任王后。梁平王对任王后宠爱异常，任王后也常常持宠任性。任王后听说李王后有这么一件稀奇的宝物，就缠着要看一看。 这时祖母李太后（刘武之妻）还健在，对王后说：“先王有遗命，不准把给任何人，其他物品，即使价值千万，都任你挑选。”然而，梁平王很宠爱王后，不听祖母李太后的劝阻，到府库取出青铜，给了王后，祖母李太后大怒。梁平王和王后因此怨恨李太后，对她很不孝顺。 李太后死后不久，梁国有一个叫犴反的人向朝廷告发，详细说出了梁平王夫妇和祖母争的事情，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龙颜大怒，下诏将梁国疆域内仅有的十八个县削去八县，并且将任王后斩首。 富可敌国的王侯将相家族为了一个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付出性命的代价，可见在当时收藏者眼中的地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西合璧的水力时钟 中西合璧的水力时钟 ——十二生肖铜兽首 名 称：十二生肖铜兽首 制造年代：乾隆年间 类 别：红铜铸像 价 值：苏富比拍卖会——铜猴首740万港币，铜牛首700万港币，铜虎首1400 万港币，铜猪首600万元人民币 流失时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最后露面：铜兽首被盗走后，在国外发现了７个，即鼠、牛、虎、兔、马、猴、猪。 其中牛、虎、马、猴、猪在几次拍卖会上出现。猪首和马首曾分别于 1987年和1989年在纽约和伦敦拍卖。上世纪八十年代，牛、虎、马、 猴首被一位台湾企业家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买去，猪首则被美国一博物 馆购走。 现 藏 地：2000年春，猴首、牛首和虎首铜像，最终由保利集团斥巨资拍得，现 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2003年，中国政协常委、澳门实业家何鸿 博士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得铜猪首后赠于香港保利艺术博物馆；兔 首和鼠首铜像被一法国收藏家收藏；马首和虎首在台湾；而狗首、羊 首、龙首、蛇首、鸡首自圆明园被掠夺后，一直未见其踪。 流失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无能。 曲折经历 这组生肖兽首因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法联军劫掠而流失海外，距今已140多年之久，凝聚了中国民族上百年的耻辱与血泪。 乾隆盛世时期，清王朝国力强盛，铜器制造工艺水平处于巅峰，这在圆明园海晏堂的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上表现得尤其充分。首先，它们所用的铜，是专门为宫廷所炼制的合金铜，里面含有众多贵重金属，与北京故宫、颐和园陈列的铜鹤等所用铜相同，颜色深沉，内蕴精光，历经风雨而不锈蚀，堪称一绝。其次，它们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宫廷造办处工匠们精心制作的，铸工精湛，工艺水平更是登峰造极。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在攻陷北京后，侵略者大肆抢掠并焚毁了圆明园，园内无数珍宝被劫掠一空，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像下身的石雕被砸毁，十二件兽首铜雕像也从此散失海外，四处飘泊。至今，猪首铜像的顶部还保存有一处凹坑，专家们推测它就是当年侵略者用枪托将铜像砸下来的罪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兽首在国外相继被发现了七个，即鼠、牛、虎、兔、马、猴、猪。其中牛、虎、马、猴、猪五个铜兽首在几次拍卖会上出现。我国台湾的一位企业家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买走了牛、虎、马、猴兽首，而铜猪首被美国一位兴趣广泛的文物收藏家——都乐公司总裁大卫·牟德格先生以重金买下。 1985年，一位美国古玩店主无意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私人花园的水池旁边，发现了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兽首中的牛、猴及虎三个铜兽首，因花园的美国主人不知道这些铜首是中国国宝，便以每个铜首1500美元的低价卖给了古玩店主。古玩店主将这叁铜兽首交给了拍卖行进行拍卖，1987年10月10日这三个铜兽首出现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来自中国台湾寒舍古董公司的一位古玩商先买下了猴首，1989年他又在另外一次拍卖会上购得了牛、虎、马兽铜首。这位台湾古玩商很有经济头脑，他把这几个铜兽首复制以每个2000美元高价在台湾出售，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 1989年底，这四个兽首在台湾举行展出并进行拍卖，当时除了马兽首被一位属马的台商珍藏外，其余叁国宝兽首又从我国台湾流出。2000年4月29日，在香港的拍卖公司拍卖目录里出现流失了近140年的十二生肖中的猴首、牛首、虎首。这三个生肖铜首分别在两家公司拍卖。苏富比公司拍卖猴首和牛首；佳士得公司拍卖虎首。此事引起了引起了香港市民的极大愤慨，各方都纷纷要求停止这次拍卖，毕竟这是属于中国的被盗国宝。中国国家文物局对此次在香港拍卖圆明园被盗走的国宝发表了严重的抗议声明。但是最终也没能阻止住国宝的拍卖进程。 保利公司顾问易苏昊先生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位资深专家与龚健一前往香港进行竞拍。他们于4月30日即来到拍卖会场——香港金钟万豪酒店。当时本来没有准备参加竞拍这叁文物，于是龚健立刻向公司领导请示。在国宝拍卖前半小时，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东家”——中国保利集团总裁贺平，深感国宝已处于失控状态，极可能蒙受再次流失的厄运，当即指示“前线”的代表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国宝回国。由于拍卖方一意孤行拍卖国宝，许多市民齐聚酒店表示抗议，拍卖被迫延迟了半个小时。 一到会场，他们就能感觉到形势的紧张程度超乎想象，铜猴首先拍，当举牌时价位还在400万元港币以下，一下子就炒到400万以上，后来只剩保利公司和另外两家在争。拍卖公司对生肖铜首的拍卖相当看重。在后面的几口报价时，一反常规地长时间等待。特别是在最后700万的价位上，停顿时间之长出乎人们意料，最终保利公司报出了700万后，为等后面的人报出上涨价，足足等了近一分半钟。若拍卖师要是倾向于中方，在中方叫价700万没有人应时，他完全可以落锤。但拍卖师就是长时间地等待后面报出更高的价位。拍卖价越高，拍卖公司的手续费就赚得越多。果然，后边又报出了720万。一般来说，无言举牌是进位加50万元，若口喊也可以10万、20万地加价，这是不违反规则的。当时保利公司志在必得，立即口报加20万至740万。拍卖师又等了一两分钟，没人再叫价了，这才落锤。740万元港币拍得铜猴首，保利公司首战告捷。 紧接着，保利公司的代表们依然以一往无前的气势以700万元拍下了牛首，这引起了拍卖公司的异常重视。苏富比拍卖行的雇员找到了龚健和易苏昊，主动问：“你们是不是有意向拍虎首？”易苏昊表示：“在举牌之前，我们是没有意向的，除非我们有两个要求你们能够做到：第一，在会场前排位置预留15个座位给我们专用；第二，拍卖师用中文喊价，或者用中文翻译。”后来，这两条他们都做到了，特别是用中文喊价，这是英资的苏富比公司从未有过的事情——英文喊价，他们已经喊了200多年了。 保利艺术博物馆首战告捷，一下子受到了密切关注。5月2日竞拍虎首铜像的难度更大。为了顺利拍得铜虎首，保利馆长蒋迎春等在北京遥控指挥着在香港拍卖现场的龚健。最终以1400万港币拍得了铜虎首。 2003年春天，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人士寻访时获知十二生肖兽首中的另一“成员”——铜猪首存于美国纽约一名收藏家之手。专家反复鉴定后认为，这件铜像与此前保利收藏的3件铜像同属一个系列，可确认是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中的一迹艰苦的谈判之后，那位美国收藏家终于被打动了，同意将这件珍贵文物转让。全国政协常委、港澳著名企家何鸿先生得此消息，迅速与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联系，并为基金会出资购回流失海外140余年之久的圆明园铜猪首，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为确保安全，保利艺术博物馆的6名工作人员乘坐航班回京时，是将“猪首”铜像作为手提行李，随身携带回来的，足见国人对它们的珍视。 此后，许多人开始关心寻找其它8个兽首的下落。经过多方寻访，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鼠、兔兽首在法国巴黎收藏家手中。铜马首仍在我国的台湾，而另外五件即狗、龙、蛇、鸡、羊首却下落不明。前年香港拍卖市场上曾出现一个“狗首”，但有关专家对其持怀疑态度。遗憾的是，本来保利集团已与拥有铜马首的我国台湾收藏者在价钱上达成了共识，可是不料当内地专家赶赴台北进一步验明铜马首后，准备成交时，对方突然将售价抬高3倍多，令保利集团难以接受而放弃收购。如今只有4件兽首顺利回国，其他的兽首不知何时才得以让国人一睹其芳容。 国宝内涵 十二生肖兽首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前的水力钟构迹海晏堂是圆明园内长春园北端西洋楼中最大的一幢建筑物。海晏堂的正面中门外，是神父郎世宁和蒋友仁设计的大型喷泉池。平台左右对称布置弧形石阶及水扶梯形式扶手墙，楼左右的跌落石梯环抱着大喷水池，池正中是一个高约两米的蛤蜊石雕，池两旁呈八字形各排出6个石座，每一石座上雕刻一尊手持玉笏、身着袍服的兽首人身像，兽首铜质，人身石质，与真人相仿，形神兼备，中空连接喷水管。它们按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规律交错排列。每隔一个时辰，代表该时辰之像即口中喷水，水呈抛物线状注入池中，正午时分，十二肖像中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奇观。因此，人们只要看到哪个生肖口中喷射水柱，即可知道当前的时间，所以，这一组喷泉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别致的水力时钟。 而更让专家们称道的是这些国宝所体现出的艺术价值。十二生肖像由欧洲传教士设计，由中国工匠制作，实为东西方文化艺术融合的难得杰作。十二件铜像造型由中国宫廷匠师制造，但设计者却是郎世宁等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因此带有西方“血统”，“牛首”两眼圆瞪，双角弯曲向前，看不出中国传统中性情温顺、吃苦耐劳的老黄牛形象，更像是一头西班牙斗牛；虎首也是这样，如果没有额头上的“王”字，大多都会以为它是一头狮子；只有猴首肖像上的中国味比较浓，和“美猴王”形象十分接近，感觉活泼可亲；猪首造型也与中国传统猪的造型差别很大，尖嘴长吻，獠牙外凸，有点像野猪，但蒲扇般伏贴的大耳，又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趣味，融合了东西方造型艺术的特点。兽首铜像整体风格极为写实，鼻、眼、耳等重点部位及鼻上和颈部皱褶皆表现得十分细腻，表面还以精细的錾工刻划其鬃毛，使之形象夸张而生动，堪称艺术精品。 根据史料记载，十二生肖坐像的最初造型是人身兽首，每个“兽首”下面都有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身体，所以后人大多误以为是当年入侵的英法联军把这些“兽首”从“人身”上割了下来。但这种想法与实际情况可能有较大出入。早在乾隆末年，这座“水力钟”已经不再喷水了。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清宫将十二生肖坐像的“人身”与“兽首”分家。如果“人身”也是铜制的，那么很有可能被重新熔铸，挪作它用。这也许就是“人身”始终没有露面的原因。而割下来的十二个“兽首”，则被放进库房里保存了起来，直到被英法联军掠走。 国宝价值 铜兽首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是圆明园的文物。圆明园建于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占地五千余亩，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典范，三百年来驰名中外。法国大文豪雨果将之比作东方艺术的代表，称之为“汇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 更值得关注的是，铜兽首是展现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艺术珍品。公元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十分密切的时期，但存世的反映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艺术品绝大多数为绘画，雕塑作品则寥寥无几。这件猪首铜像与牛首、虎首、猴首铜像，则是其中现存时代最早、艺术水平也最为突出的雕塑艺术杰作，对研究中西方雕塑艺术交流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自然非常珍贵。 十二铜像水力钟的设计者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俗文化，以十二生肖的坐像取代了西方喷泉设计中常用的人体雕塑。但是，出于设计者本身的文化习惯和“西洋楼”作为西式建筑群的设计要求，“铜首”的设计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西方动物造型艺术。可以说，十二铜首是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艺术精品。 正因为圆明园兽首铜像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它被专家们一致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即国宝级文物。 回归难题 如今已经回归的四个铜兽首都非常珍贵，如果能将十二生肖的铜兽首集齐才算最好的圆满结局。但根据现在铜兽首的收藏情况看。其可能性却接近于零。因为即使已“露面”的三个兽首可以不计代价购回，但另外的龙首、蛇首、羊首、鸡首、狗首五个铜像，却如“人间蒸发”一般，至今没有任何音讯。它们是秘藏于西方某个城堡、宫室之内，还是当年就毁于英法联军那场罪恶之火？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保利博物馆馆长蒋迎春依然表示，国宝团聚，这是人类文明的盛事，他们仍然会联合各方爱国力量继续努力，一旦出现机会，即使斥耗巨资亦在所不辞。虽然十二铜兽聚首之路非常艰难，但在目前保利集团仍然没有放弃，除了铜马兽首仍在努力争取之外，其它铜兽首的寻找工作一直也没有停止过。 国宝回归的一条主要渠道是通过“国宝工程”实现的。铜猪首的回归，就是“国宝工程”启动后，运用民间力量，通过公益方式抢救回国的第一件国宝。购回铜猪首的花费近1000万元人民币，购回后其所有权归国家。可以说，回购国宝是目前抢救海外文物最现实的办法。基金会的资金实力并不算强，在更多的时候，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抢救国宝。 据相关统计，海外回流文物已占国内拍卖行拍品总量的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额超过拍品成交总额的60％。对这股热潮，有关专家在欣慰的同时，也深以为虑，因为，通过耗费巨资回购来抢救流失文物，实乃下下之策。一方面，是国际买家的雄厚资本使爱国买家难以抵挡；另一方面，是水涨船高越来越热的收藏热潮带动了艺术品市场价格的飞涨。随着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逐渐被世界所认识和接受，国际上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中国文物收藏热潮，带动了中国文物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价格的飞速上扬，增加了文物回流的成本。如果过分依靠回购的形式抢救文物，无异于是“再次被掠，二次被盗”。因此除了高价回购，不仅是民间力量，在政府方面也应该齐心合力使国宝回家的路更近些也更快些。 同类国宝 陈列在保利艺术博物馆中心的另一件流失海外的国家级青铜重器———西周季凤鸟大尊，也是由保利艺术博物馆重金购回的。这是目前世上所见最为精彩的商周青铜器鸟形尊。这件大尊通高达49厘米，身长达41厘米，通体表现一只昂首挺立的凤鸟形象。可仔细端详，它有鹰的爪子、凤的尾巴、天鹅的身子。在凤鸟的背部还有一圆拱形器盖，盖上亦挺立一只小凤鸟。尊盖内侧有2行8字铭文：“季乍组考宝尊彝”，表明是商周时期有名的氏家族成员所做。三千年前我们祖先格外崇尚凤鸟，商人以之为图腾，即有所谓玄鸟生商之说，周人则将之视做民族的守护神。这是保利博物馆迄今购回的最贵的一件文物，比当年购回的流失海外143年的北京圆明园大水法“猪首”铜像贵很出许多。但其艺术价值以及精美程度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保利集团听说后仍斥巨资于2002年3月购回了这件国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这里的老虎会吃人 这里的老虎会吃人 ——虎食人卣 名 称：虎食人卣 制造时间：商末(公元前12世纪—前11世纪) 类 别：商代青铜酒器。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 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青铜器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被制造出来， 由此开创了中国长达16个世纪的极其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 规 格：现藏于日本的虎卣重5.09公斤，高35.7厘米，口缘直径10.4×9.0厘 米；藏于法国的虎卣重6.5公斤，长24厘米，高32厘米，宽19厘米。 最后露面：其中一虎卣流入日本后，于1903年由住友氏从京都古物商处购得，入 藏于1920年5月；另一虎卣由池努奇博物馆首任馆长亨利·达且·德· 提萨克于1920年购得，后曾在上海展出过。 现 藏 地：一件在日本京都住友（又名泉屋博古馆），另一件流入法国巴黎池努 奇博物馆。 曲折经历 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两县交界处，当时出土有两件基本类似的虎食人卣，但都早已流失海外。 在中国古代有“无酒不成礼”之说，故酒是祭神祭祖、礼仪交往、宴宾会客等活动的必备之物，盛酒的青铜器具也就自然成为礼器了。中国铜文化与酒文化一样的源远流长，酿酒业的发展要求酒具也相应地发展，饮酒礼仪的丰富和完美，又要求酒具更多样性地发展。青铜的使用，为酒具的发展提供了条迹 青铜器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这其中也包括酒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 虎食人卣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是一种极特别的酒器。该器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局部留有很薄的绿锈，和许多出土于湖南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怪异的理想。它所表现的意象观念和所翼达的图腾，至今仍是众口不一。有的说“虎食人反映了虎食鬼的神话，以威猛的虎来驱御凶魅恶鬼以辟不祥”；有的说“虎食人是视觉上的误会。人是正在作法的巫师，他正在借助虎的力量沟通天与地、人与神”；有的说是“象征着人的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合一。因为虎历来代表着一种权威和势力，人通够其吞食，即神物与人的合一，便可取得它的保护”等等。 但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看起来也比较有道理。在虎食人的纹样或器物中，除了有的人已被吞入兽口而无法观察判断之外，其他能见头面的被食人的神态，全都十分安详。流入日本和法国的两件青铜卣上的人在猛虎龇牙咧嘴的血盆大口之下，非但没有失魂落魄的感觉，反而是人虎相拥相近安然回眸的姿态，更有如河南安阳出土司母戊青铜鼎、浙铜鼎上被噬人的面部表情竟呈嘴角上翘，一副乐不可支的神态。可以判断，这些人被猛兽所吞噬的行为，在当时肯定被认为是一件人所自愿、乐意，甚至可以说是祈盼的大好事。 时至今日，虎食人卣中蕴藏的秘密一时还不能完全说清，还需要继续探索。 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域内多有此类成对器物。公元前13世纪安阳妇好墓一对枭尊，便是另一例，二尊的形状、大小和容积相近，惟小处有细微差别。流失的两卣，大体相仿而细部迥异，正好配成今世仅有的一对。其中一卣流入日本后，于1903年由住友氏从京都古物商处购得，入藏于1920年5月；另一卣，由池努奇博物馆首任馆长亨利·达且·德·提萨克于1920年购得，后曾在上海展出过。 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访华期间曾造访上海博物馆，并同馆长马承源一见如故。谈话期间，73岁的青铜器界泰斗马承源把他的专著《中国青铜器全集》的前十四本赠与希拉克。1998年，作为交换，池努奇博物馆把馆藏的一件珍贵青铜器——西周虎卣送到上海展览，希拉克亲自为这个展览作序，我们可从该序言中一窥虎卣： 承池努奇博物馆盛情，法国得以向上海人民展示一件稀世之珍——“虎卣”，诚为幸事。虎年而有此举，我更是感到由衷高兴。但是，巴黎的“虎卣”仍有神秘难解之处：它或许是猛兽图腾，在吞食小儿形状的鬼魅——中国专家多取此说，或许是作为氏族祖先的虎母。在西方的神话里，人祖是宙斯这样的人格神，变成动物去女子。亚洲的神话则不同，是以神兽作为人母。此卣相传出土于湖南，而南方传说正好予以有力的印证。传说称楚国太子幼受乳于母虎，一如罗马建城传说母狼哺养罗慕路斯与雷穆斯的故事。按说深藏古墓之物铜绿斑斓，往往令我们格外心醉，然而此物乌光温润，格外迷人，更符合中国古代文人偏好素雅的情趣。这件在我们巴黎典藏中落户、教育观众并使之的“虎卣”，再度表明——倘若还需表明——它是连接东方和西方的纽带。 国宝内涵 卣是盛行于商和西周时期的酒具和礼器。它主要是用来在祭祀时盛放一种用香草泡过的酒。其造型多为椭圆形，颈部微收，垂腹，圈足，最大的特征是带有提梁，所以俗称提梁卣。因此，一些鸟兽形带有提梁的盛酒器（如这件虎食人卣）亦可称之为卣。 我国古代青铜器上装饰有不同的图案和纹样，除饰有幻想中的动物外，还采用了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图案。这些图案和纹样有的可追溯到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制度。虎是自然界中的猛兽，称之为兽中王。因此，虎历来都是一种权势的象征。在古代青铜器上饰以虎的形象，表明了虎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喜爱和青睐。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就有虎的图案，如著名的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司母戊大方鼎的耳部外廓就饰有一对虎纹，虎口相向，中间有一人头，好像一虎所吞噬。 商代的虎食人卣是商代青铜器中最富于表现力的装饰精品之一。其虎呈蹲坐形，尾巴和后足为整个器物的三个支点，虎的两只前爪抱住一个人头，正置于虎口的獠牙之下作噬状。人体与虎头相对，人的手正扶虎肩，人的头发向后直披，从背后可见衣领和较窄的袖口。人腿部饰有蛇纹，脚踏在虎的后爪上。虎瞪目立眉，张着大嘴气势吓人，牙齿如锯，给人以特别锋利的感觉。而人的表情十分难解，眼睛睁得大大的，嘴角又稍稍向上翘，似惶恐又似喜悦，像是在期盼着什么。此器造型奇特，装饰手法技艺熟练，成功地表现出虎的凶残和人的软弱，人落虎口性命难保的紧张气氛和残酷的场景。古代匠师雾现虎张口噬人的气势，煞费苦心创作出这尊形制复杂的卣。虎食人卣的装饰，既有写实性，又带有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是古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佳品。 国宝价值 青铜器在中国艺术品投资中的龙头地位，很早就已经确定了。宋代的《宣和殿博古图》中就记载着：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以百金购得虢叔钟中最小的一件，这件虢叔钟的原来主人——著名书画家陈均却是花八两银子买来的。 卣与尊一样，都是祭祀上天时的重器之一，大多宗教含义很深，很少用来实用，故此它的实用功能较弱，并不便于使用。像这样造型的卣，存世只有两件，均为稀世之珍，价值难以估量。我们所说的虎食人卣是一件极特别的酒器，又名虎乳人卣，反映了3000多年前宁乡人民“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理念。它所表现的形象观念耐人寻味，蕴藏着捉摸不清的神密色彩。器物造型奇特，铸造技术高超，题材诡异，令人惊觉。虎卣是古人创作的最杰出的动物形象之一，是我国青铜器中动人心魄的造型艺术品，被定为国宝。 同类国宝 周宜壶是西周中期所铸造的青铜礼器，最早在乾隆年间编成的金石名著《西清古鉴》中就有著录，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周宜壶是难得的一对，早年均为清宫旧藏。周宜壶器形完整、流传有序。在近代散佚后流落民间，一直到2005年在上海重现。在这件周宜壶器有二十多字的铭文，文曰：“周宜作公己尊壶，其用享于宗，其孙孙子子万年永宝用。”这段铭文的意思是说“周宜”为其先人“公己”铸作此祭器礼壶，用以陈享于宗庙之中，并祈子孙万年宝用。此器古朴沉稳，端庄而不失精工，器腹饰有十字带，上缀蝉纹，器颈饰凤纹，足饰窃曲纹，两耳铸作兽形，内衔两环。尤其珍贵的是，珍藏于台湾的周宜壶的壶盖早已流失不知去向，而这件礼器器型完整，保存良好。早年就有专家预测，其如果这件藏品上拍，其价值一定不会低于500万美元。一些业内人士甚至预计，这件青铜器的价值一定不会低于500万美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来自远古的天籁之音 来自远古的天籁之音 ——晋侯苏编钟 名 称：晋侯苏编钟 制造年代：西周厉王（公元前9世纪中叶）年间 类 别：青铜编钟，记录着我国青铜时代的文明。青铜器是中国历史文物最重 要的门类之一。编钟为古代成组的青铜打击乐器，将成系列的铜甬钟 或铜钮钟悬挂在木架上，用木槌击奏出动听的乐曲。各时代钟的形制 大小不一，枚数也不尽相同。 最后露面：这组编钟共16件，其中的14件于1992年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一个古 玩肆购回，另外2件后来出土。 现 藏 地：上海博物馆 流失背景：位于曲村—天马遗址中心位置的晋侯墓地，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当 时，少驶法之徒心怀贪婪的邪念，默颂着“要想富，盗古墓，一夜 变成万元户”的歪门致富经，昼伏夜出，四处搜寻、盗挖古墓。一时 间，探孔遍野皆是，盗洞随处可见，多少古墓惨遭洗劫，有志之士无 不扼腕叹息、痛心不已。 曲折经历 在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所属地区有一个叫作曲村的小村庄。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座小村庄一直默默无闻。谁也没有想到，九代19位晋侯及其夫人已在这个小村庄的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如今，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的发现，证实了两千年前这里曾是晋国最早的都城。 目前这个墓地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还要继续发掘。但仅就我们已发现的，这些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上，都有着晋侯的名字，而这些晋侯的名字和《史记》晋世家列出来的晋侯名字，有的可以对应起来。据古书记载，苏是晋国的第八位王侯，史称晋献侯。他英勇善战，深得周王的赏识。在编钟里苏详细地记载了几千年前那场战役的始末，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然而，当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墓葬时，却发现已经有八座晋侯墓被盗，残余物凌乱地散在墓底。在考古学家痛惜这些失落的珍宝时，这座不起眼的小村庄却迅速地“著名”起来，不少文物走私者闻风而至，以高价收购这些被盗的珍贵文物，而这座村庄也因而迅速致富，被人称为“小香港”。在某位晋侯的墓地中随葬有一组精美的编钟，共有16件，可惜其中的一部分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就被盗墓贼窃走，流落香港。 北大一位老教授回忆说，当时他们真是提着脑袋在考古。当地的盗墓贼配备的不是洛阳铲这种传统工具，他们装备的是冲锋枪、炸药和越野车，坚固一些的墓室都是被炸药炸开的。他回到北大以后，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再去了，以免把命搭上。在盗匪横行的战乱年代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还会理解，可我们的考古人员遇到这批盗墓贼的时候只是十年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当地的政府已经到了什么程度。直到前几年，侯马市抓捕了一批盗墓分子，枪毙了几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也与此案牵连被处理，才总算有所好转。 在香港漂泊几年后，国宝胜利回归，这要归功于一个人——马承源，上海博物馆馆长，他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近半个世纪，担任馆长达14年之久。由于家庭的熏陶，马承源从小就对青铜器、古文字有着特别的爱好。早年，他在大夏大学读书，学的是历史。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进入了上海博物馆。自此，他同我国的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马承源和他的同事到处征集文物。一次，来到上海冶炼厂堆积的破铜烂铁场地，发现一件甑与釜相连的器物，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件难得的青铜器。经过他的研究，这是一件汉代的蒸馏器，它不仅可以蒸馏酒，还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某种药物的有效成分。这表明在公元2世纪左右，中国已经掌握了蒸馏技术。在长年的实践中，马承源练就了一双鉴定文物的“火眼金睛”，不知为国家抢救了多少文物！单是在香港，经过他手的就有包括青铜器、石刻雕塑、玉器、印章、陶瓷等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有晋侯苏鼎、晋侯苏编钟等。 在香港有一条古玩街，马承源每一次到香港，都要逛古玩街。一次，他在美国好友范季融先生陪同下来到古玩街，在一家小店橱窗里看到一只鼎，不觉眼睛一亮。取出来一看，虽然表面土锈甚多，但从锈迹斑斑的铭文中，“晋侯”二字依稀可辨。上博馆藏的青铜宝鼎也有不少，但眼前的这一件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反复地观看，似乎有点爱不释手。但当时马承源身上的港币已不多了，范先生见状，料定这是一件非同一般的文物，就讯问店主美国信用卡是否可用，在划卡成功后就将此鼎买下，随手交给马承源，捐给上海博物馆了。他们回到上海，经过清洗去锈，鼎身现出了43字铭文。这件西周中期(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末)鼎是晋侯因军功而赠给下属的一件器物，其铭文记载的是晋侯命令他去追击来犯之敌，战成后为此赏赐成套的兵器及十朋贝。西周时代铸铭晋器在此之前基本上没有发现过，此鼎便成为当时发现的西周中期铸有长篇铭文的惟一的晋器，弥足珍贵。 又一天，也是在这条古玩街上，马承源和香港朋友看到一家古玩肆里有一件古玩，不禁怦然心动，取出来细细观摩——这不正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用品吗？夫差在位22年，传世的遗物仅20多件，且大多是剑、戈等兵器，像这样的礼器从来没有见过。此时马承源没有钱，就关照古董商不得转手，垢天会把钱汇来买下。可是，回到上海后一时还是筹不到这么多钱。马承源心如火焚，无奈之下告诉了香港工商巨子何鸿章。何先生慷慨相助，买了下来赠给上博。后来发现器具上还有12字铭文。原来，此物是吴王夫差用诸侯进贡的青铜为西施铸造的。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那里传出一条信息，即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套14件的编钟，钟上的铭文是凿刻的，这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当地某些博物馆和收藏家都不敢轻易出手，认为有伪造之嫌。当1994年照片和铭文传到了上海后，马承源凭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根据仅有的资料，断定是真品，毅然决定抢救回沪，用重金从香港将流落在外的晋侯编钟购回。马承源说：“我当时马上告诉香港这个古玩店，‘这14件钟，你不要给别人看，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古玩行有这个规矩，给人看了以后，只有不要了以后，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我跟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这套钟是了不得的东西，我们赶紧要把它寄回来。大概寄了十二三个箱子，装的大箱，装回来了，装到上海博物馆。打开一看，这确实是非常早的晋侯墓编钟。”从此，晋侯苏编钟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虽然上海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很少，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品质，均著称于海内外。这些藏品不仅来自大陆，也有不少是从香港等地回归。仅在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前后，便有数百件文物从香港陆续回归，其中不乏对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重要帮助的重器。 晋侯苏编钟归藏上海博物馆的当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盗掘后的山西翼城与曲沃县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得到了十漱青铜器，其中有两件晋侯苏钟铭文也是凿刻的，与上博所藏的14监钟如出一辙，经考究原来它们竟是完整的一套，16监钟的来龙去脉因此真相大白。 国宝内涵 按照铭文中记载，钟的所有者为“苏”，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的青铜编钟被命名为“晋侯苏钟”。这一套编钟到达上海后，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清洗、去锈，获得可以连读的铭文300余字。编钟上的铭文，被分别刻在每座钟的正面，铭文可以连缀起来，表达完整的叙事。 根据器形和铭文，这是一套西周厉王时代(公元前9世纪中叶)的编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 钟上的铭文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以此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世次记载有较大疏漏。铭文还有对周厉王亲征东夷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它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整个作战过程都是周厉王亲自下达命令，作战计划、进攻方向等军事部署非常具体，可看出这套编钟是为颂扬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而铸造的，但这一史实未见诸记载。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中，晋侯苏钟成为周厉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学术界对于晋侯苏钟具体所属王室曾有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晋侯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14年代测定，“苏”的去世年代在公元前830年和前798年之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第八位晋侯，献侯“籍”死于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相符合。编钟主人“苏”就是第八位晋侯：晋献侯“籍”。晋侯苏钟所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显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厉王。苏钟铭文所描述的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年轻的“苏”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侯“籍”，协同周厉王对其他反叛诸侯进行的一场讨伐征战。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晚期，国家大乱，周厉王三十七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出逃，随后改西周王室年号为共和元年。晋侯苏钟铭文印证了《史记》所载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国宝价值 这件距今已约有3000年的青铜重器，无论从历史和艺术价值上都堪称国之瑰宝。可是，就是这样一件瑰宝，当初却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一件赝品而四处漂泊……幸运的是，由于一位老者的慧眼识宝，它才得以重见阳光，恢复了昔日的风采。 形制精确，方能保证音律精准，这在今天也不易办到。合理的金属成份配比和规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所以说晋侯苏编钟实在是一件稀世之宝。 晋侯墓地出土文物是山西进入文明时代的直接物证，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无论青铜器、玉器还是陶器，件件工艺精湛、美轮美奂，基本上代表了周王朝最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但是晋侯墓地的考古价值并不完全在这里。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自桐叶封弟以后，从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开始的九代晋侯全部被发现了，而且和《史记·晋世家》完全吻合。要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这些晋侯生活的年代已有1000年左右，而在他之前又没有任何正规系统的史学专著可供参考，能准确到这等程度，实在令人佩罚 晋侯苏钟被媒体报道的最多，就一组文物来说，这套编钟从3000年前铸造出来，就有着传奇色彩。首先其铭文大异常规，不是像其他周青铜礼器那样被铸造上去，而是刻写上去，以至被盗至香港，还被人认作赝品，无人收购。随后又非常偶然地被上海博物馆购回，并且交易方式是邮购。再然后，政府工程夏商周断代小组的专家，从铭文中“王卅又三年”一句，再加上其他辅证，准确地从共和元年又往前推算了37年。最后，这套编钟里没被盗走的两只小钟也在晋侯墓地被发现，和那14只到香港漂泊了一圈的兄弟终于团聚。 曲村—天马晋侯墓地青铜器群 曲村—天马北赵晋侯墓地，经1992－2000年间，六次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9组墓葬再现了晋侯排列有序的完整世系链环。大多数学者认定，晋侯墓地的9组晋侯与夫人墓是从西周早期偏晚的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仇，九世父子相继。 晋侯墓地共出土青铜礼乐器数百件，显示出晋国作为西周属国的独特文化面貌。首先在青铜器用鼎制度上，九世晋侯墓表现出西周器用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晋侯墓地的青铜器，以其特立独出的鸟兽形青铜器显现出晋国夏夷相融的文化习俗。出土的立鸟尊，器身为高冠回首凤鸟形，背盖上有小的立鸟形盖钮，尾部呈象鼻状下弯与双足构成三点支撑；猪尊，器体为立姿硕壮猪形，器腹中空，背上一圈形捉手的盖，獠牙、耸耳、脊鬃、翘尾显示出野性未泯的不驯；兔尊，大小不一，匍匐拢耳，四腿蜷曲，背上一敞口长项尊与中空腹相连。 晋侯墓地青铜器在纹饰上，繁缛与简约并行，除西周常见的几何形的波曲纹、重环纹、垂麟纹外，还有变形龙纹、兽面纹占相当数量。繁缛如龙耳人足方盒、鸟盖人足扁等，器身遍布复杂多变的纹饰。在从为数众多的铜器中，有铭器物相当丰富，这些珍贵的铭文，具有证经补史之作用，其中有六位未见诸史册的晋侯名字，一批有研究价值的西周人名，多种前所少见的时历，特别是晋侯苏钟，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部参与厉王亲自指挥的征讨东夷的战争和西周晋国辅佐周室、勤王图强的历史现实。 同类国宝 曾侯乙墓姊妹编钟 曾侯乙墓乐宫中最为显赫的属编钟。这套造型壮观、配备齐全、音列充实、音频准确的大型编钟，堪称我国古代编钟之最，并以其数量之多、铸造之精、保存之好、音律之全、音域之广、音色之美、乐律铭文之珍贵，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观”，是“精神世界的圣山”，“文明古国的象征”。 钟架、钟钩、钟体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钟体铭文大都镀金。铸钟的铭文，记叙楚国的惠王在执政五十六年时，为祭奠曾侯乙而铸制了钟鼎彝器，并送给曾国。 这组编钟件迹存完好，闪亮着青铜光泽的钟体，均保留着优美迷人的原有音响。仅少数大型甬钟的侧鼓音不甚明显之外，绝大多数钟均能在正鼓部和侧鼓部，分别击奏出呈三度音程，及与标音相符的两个乐音。全套钟含有深沉浑厚的低音、铿锵圆润的中音、清脆明亮的高音，丰富的色彩可调配出相当的表现力。其音域自c2至7，跨五个八度音程，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以至七声音阶乐曲；中心音域内二十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钟及架的装饰，取有人、兽、龙、花、几何形等多种题材，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雕绘、线描等多种技法。加之精巧的布局和细微的刻画，达到了极好的美化效果。整架编钟，宏观巍峨庄重，微观精美华丽，是耐人观赏的艺术佳作。 无独有偶，1981年在擂鼓墩二号墓，又发掘出一套36监钟。经专家鉴定，二号墓编钟与曾侯编钟同一体系，音色、音律与曾侯乙编钟相通，其中8件大钟与曾侯乙编钟的音律完全一致。从钟体的大小衔接处有一明显空缺，这一空缺正好由二号墓出土的八件大钟填补。从编钟的音高分析，二号墓出土的28件小甬钟与8件大甬钟有别而自成一体，恰好填补了曾侯乙编钟的高音区，并使曾侯乙编钟的音域从五个8度扩展到6个多8度。因此，二号墓编钟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两套乐钟钟除外合计100件，百监钟可分可合，是一个完整的宏伟的编钟系列。 由这批古乐器直接和间接保留着的音响中，从它们所携带的具有经典价值的钟磬乐律铭文里，我们不难得知早在二千四百年前，我国古代音乐所具有的水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屈原祠中的“西瓜敦” 屈原祠中的“西瓜敦” ——战国铜敦 名 称：战国铜敦 制作年代：战国 类 别：铜敦。战国时期用以盛稻稷等谷物用的器具。 价 值：盗窃分子以3.8万元卖给了香港文物商，实际价值不可估量。 出 土：1974年10月30日在屈家坪战国一号墓出土 最后露面：世界四大著名拍卖行之一美国索斯比拍卖行 流失时间：1988年6月4日 现 藏 地：罕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 流失原因：被不法分子偷盗，卖给港商，后又流入美国。 曲折经历 人们都知道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里在秭归，这件铜敦便是屈原祠中的藏宝。屈原祠原来位于秭归县的长江岸边，因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屈原祠便易地到秭归城东三华里的向家坪保护，并以此作为屈原纪念馆。馆内收藏的不仅有关于屈原的典籍资料，还有秭归县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战国铜敦、春秋玉璜、铜剑、越王剑等，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其中的珍贵文物，也被盗窃者所注目。 1988年6月4日夜，秭归县屈原纪念馆二层中的9件顶级文物，包括当时出土文物中最负盛名的原始乐器—∴钟和战国铜敦，以及其他国家重点级瑰宝，被江湖飞盗掠走。这些文物中尤以在屈家坪战国一号墓中出土的铜敦最为珍贵。大约在两周后人们获悉：十多天前，有两个外地人曾租用船只到宜昌进货，但船主等了两天不见装货，也没再见到那两人的踪影。当地公安机关根据船主描述的两人的情况，判断这两名操荆州口音的人有重大嫌疑。但当时获取的证据除了两名嫌疑人在船上留下的四川万县产的“万光”牌电池外，别无它物。 同年3月，四川云阳县张飞庙也曾发生过文物被盗案，案发当晚在县人民旅社住宿的宁学昌、宁学武等三个人有作案可能。从这两起文物被盗案分析，像是同一团伙的人所做。相似之处有四点：一是盗窃目标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二是都是包船逃离现场；三是都使用监利县工人的工作证，操荆州口音；四是他们在现场同样遗留有四川万县产的“万光”牌电池。这使破案终于有了些头绪。公安人员进行了几个月的多方排查，但是案情毫无进展。就在这时候，罕省公安厅接到了公安部的紧急传真，要求尽快破案。 因为11月中旬，一位美籍华人文物专家向国家文物局透露：在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将于本月29日拍卖的文物目录里，有一件极像1974年在中国罕出土的战国铜敦。国家文物局调查发现，像这种镶嵌蟠龙纹的战国铜敦在中国只有两件，一件还在罕随州市，另一件原在罕秭归的屈原纪念馆。从文物的现状来看，索斯比拍卖行即将拍卖的战国铜敦，很可能就是屈原纪念馆失窃的那迹至于它何时被走私出境，不得而知。 要成功地索回我国遗失的文物，就必须提供详尽的第一手证据。11月23日，罕将铜敦的全部资料送到了北京。经专家对资料和索斯比拍卖目录中的第43号文物进行鉴定，断定就是我国失窃的那迹11月26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致电美国，要求协助中国警方追回战国铜敦。 但是拍卖在即，美方的消息迟迟不来，眼见这件珍宝就要落入他人之手。为向美方及索斯比拍卖行施加压力，11月28日，新华社各驻外分社和国内各大新闻机构播发了如下电稿：“美国索斯比公司计划明天拍卖的一件我国铜敦，是今年6月在罕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失窃的中国文物，希望索斯比公司暂停这一珍品的拍卖……” 按照有关国际公约，收藏、拍卖属于他国的失窃、走私文物，是不道德的行为，美国和索斯比显然都不原意冒被世界谴责的危险。就在拍卖会开始的当天，中国警方接到美国驻华使馆的通知：索斯比决定取消中国铜敦的拍卖计划。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件战国铜敦就可以交还中国了。几天以后，索斯比拍卖行对我驻美机构表示，在中国方面能够提供证明该铜敦的所有权属于中国的详细材料后，索斯比拍卖行才能与其委托人一起，以捐献的形式把铜敦归还中国。国外的一些媒体也对此大加渲染，甚至有的报纸使用了“中国大陆战国铜敦被盗，中国警方一筹莫展”的标题，国内各界也十分关注此事，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一切，都给中国警方和有关部门增加了无形的压力，抓获罪犯无疑是最主要的事情之一。罕省公安厅立即紧急研究，决定把侦查的视线转到距秭归500公里的监利。 接到任务的监利县公安局经过分析发现，文物被盗案所使用的鸭嘴钳是不多见的，而且与本县工商银行被盗案采取了同一方法。监利县爱民路曾发生了一件捡破烂的老头与小孩争夺铁管，铁管中掉出金融债券的奇怪事情，债券正是工商银行失窃的。他们由此推断：案犯确实在监利，而且就在爱民路一带。经过缜密排查，一个有犯罪前科、近期暴富的名叫李建新的人被请到了派出所。他承认了与栗金飞一起盗窃屈原纪念馆铜敦的犯罪事实。而此时，栗金飞正因其他案蓟收审在押。12月8日夜12时左右，栗金飞也在强大的法律攻势面前，对一切供认不讳。他们还供认，盗窃的文物有的卖给了广州人陈金明，另两件无花铜敦和铜壶埋在栗金飞岳父家的灰池里。但对其他问题，拒不交代。 栗金飞是盗窃案的主犯，只有从他身上才能获得战国铜敦被盗走私的详细情况。经过审查，见逃脱不过的栗金飞又相继交代了如下犯罪事实： 1988年3月24日，他同两名当地青年盗窃了张飞庙中收藏的铜编钟1个、铜镜2个、金手箍1个，以12000元的价钱卖给了武汉的刘学丰。1988年6月4日，在盗得屈原纪念馆的战国铜敦等九件文物后，在广州越秀宾馆将铜敦以3.8万元人民币卖给了香港商人袁某。1988年9月，他同李建新等人从郑州市博物馆盗窃一件西周时期的蟠龙纹铜方壶，后以51万元港币加2万元人民币的价钱，通过一广州人卖给了两个港商。另外，还有他与李建新等人多次往来于开封、洛阳、西安、郑州、菏泽、广州等地的经过与事实。 几乎是与盗贼们斗智斗勇的同时，我国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与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及美国驻华使馆进行了频繁联系和交涉，并将关于战国铜敦案的所有详细资料，犯罪嫌疑人的提供的一切证据以及说明等相关文件，通过驻美国纽约的领事馆，稳妥地递交给索斯比拍卖行，纽约索斯比拍卖行与未曾公开露面的卖主一起协定，以捐献的形式将铜敦归还给中国。1989年5月25日，双方代表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签署了备忘录，由中国派出的代表将铜敦接运回国。 1989年5月29日，在纪念屈原的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秭归县几十万百姓奔走相告，历尽千般磨难将战国铜敦又重新回到了它的故乡——秭归屈原纪念馆。 国宝内涵 战国青铜器造型丰富、品相繁多。加之用合范法铸造，一般一范只铸一器，很少有面目完全一致的青铜器，因此件件面貌各异，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尤其是其中精品迭出，看了使人叹为观止。 这件铜敦属于贵族使用的饮食器具，通体装饰有细刻精镂的蟠螭纹。敦是一种盛食器和礼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的，形状较多，一般为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有的盖能翻转来使用；有的盖和器都作成半球型，合起采成为球形，俗称“西瓜敦”。器身常饰有环带纹、蟠虺纹等纹样。圈足的敦，盖上多有捉手。 国宝价值 战国铜敦不但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所谓艺术欣赏价值是指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很高超，如同一条字、一幅画，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增加了艺术欣赏性。 战国青铜器的艺术魅力表现在三个方面：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这个时期青铜器秀美多姿的形态、令人眼花缭乱的纹饰，不但为研究上古美术史和造型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是现今装饰艺术很好的借鉴物。 屈原祠 屈子祠又称汩罗庙、三闾祠，在汩罗江下游北岸的玉笥山上，东南距汩罗市区约十公里。屈子祠始建于汉代，重建于清乾隆十九年，二十年竣工。一百余年后的同治八年又一次修缮，这就是现存的屈子祠。屈原祠包括山门、屈原青铜像、东西碑廊、纪念屈原陈列馆、屈子衣冠冢，五大部分依山排列，古朴清幽，壮观肃穆。 据记载，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归洲(秭归县旧治)剌史王茂元，在相传屈原怀恨投江后魂归故里的屈原沦修建了屈原祠，并镌刻石碑，赞颂屈原“义特百夫，文雄千古，其忠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厉贪。”铭文中哀悼屈原“麟出外时，终困于人。剑有雄芒，不用无神。矫矫先生，不缁不磷。举世皆醉，抱志殁身。汩水悠悠，言问其滨。归山高高，独抱清尘……”。 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尊封屈原为“清烈公”，将屈原祠修缮并更名为“清烈公祠”。从此以后，元、明到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历任州官，对清烈公祠多次进行维修，并将每年的五月五日作为祭祀屈原的节日也就是现在的“端午节”。 清烈公祠座落在秭归城东五里的一个山丘上，坐坡朝江，面对楚台山。气势浩荡。1976年，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兴建，江水升高，清烈公祠缘此由秭归县人民政府将其迁往距县城3公里的向家坪，重更名屈原祠。此时，屈原祠得以焕然一新。由于秭归县地处长江三峡工程坝上库首，三峡工程建成蓄水后，屈原祠也在淹没之列。1998年9月28日，与三峡工程仅千米之距的秭归新县城建成。秭归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移至新县城。秭归县人民政府已作规划，屈原祠将再次迁徙。规划中的屈原祠将建在新县城东风景秀丽的凤凰山上。这里面对宏伟的三峡工程，三峡水库蓄水后，凤凰山环水相拥，到那时，屈原祠依山傍水，将成为三峡库区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屈原祠历经千年有余，饱经岁月风霜，几次迁徙，数次修缮重建，充分显示了屈原爱国爱民精神流芳百世，千古不朽，也充分展示出世人尤其是屈原故里的人们，对屈原世代怀念的不灭之情。 同类国宝 青铜方彝，是古代的盛酒器。彝，青铜礼器的通称。在古籍中未见以方彝为礼器的名称，宋人以这类器形作方形而名之。方彝的特点在于它像一座造型精美的小房子，四个璧面比较直，下有圈足。方彝从出现以后，存在的时间很短。方彝最早发现为商代早期的陶制品。青铜方彝出现于商代晚期，数量不少，后来便逐渐减少。它与觚、爵之类的器物意义基本相同，西周中期以后便消失了。 西周早期的令方彝，又名矢作父丁彝。1929年于河南省洛阳市马坡出土。令方彝整体通高34.1厘米，宽24.6厘米。器口长19.3厘米，宽17.7厘米。 这件器物造型优美，从彝的顶盖至器下的圈足，装饰的纹饰非常的精美华丽，器的通体四角饰有扉棱，四个面的中部又饰有扉棱，就连器盖的顶钮上四角及顶上都饰有扉棱。钮面饰有兽面纹。盖面饰有双夔纹构成的兽面纹。器物主体沿下的四面各饰有双体龙纹，两龙相对，使龙头合并在一起，成为了单个龙头，而龙的躯向两侧蜿蜒展开。器体的腹部微鼓，饰有以扉棱为中心的双夔纹构成的兽面纹。彝的足饰有分尾小鸟纹。从彝的造型看像一座华丽的小房子，盖为屋顶。器整体表面为浅绿色，上有片片的红色薄锈覆盖。 方彝通体纹饰繁缛，层次丰富，茹花纹的兽面纹仍充满着庄严和神密之感。双体龙纹、夔纹、鸟纹扉棱四出，因其器盖铭文，更显其珍贵。器盖同铭，铭文分14行187个字。其行款稍有差异，为此，过去有的著录者误将此物定为二器，其实为一器也。 但令人深感痛心的是，我国西周时期的青铜精品之作令方彝，早已流失到了海外，现收藏在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来自圆明园的“浮屠” 来自圆明园的“浮屠” ——青铜鎏金佛塔 名 称：圆明园鎏金佛塔 制造年代：兴建圆明园时期 类 别：青铜鎏金佛耍我国的鎏金技术，自战国以来即大放光彩，尤以两汉 最为普遍，其制作方法是将金与银混合熔化后，涂上铜器表面，经温 烤后固著，再加以打磨即成，华贵璀璨经久不褪。后世的鎏金技术更 加成熟。 价 值：我国古代仅存为驶多的鎏金器物，价值连城。 最后露面：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流失时间：1860年 现 藏 地：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 流失原因：清政府无能，因斩来使激怒英法联军，招致劫掠圆明园。 曲折经历 圆明园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被称为“东方凡尔赛宫”。这里不仅有极为精美的陈设、装饰，还收藏和陈列着罕见的珍宝、文物、图书。圆明园园内四五十处殿堂内装饰了难以计数的紫檀家具，陈设了大量的国内外珍奇宝贝，有家具、锦缎、毡毯、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琥珀、水晶、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应有尽有。当时的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这座鎏金佛塔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设，与故宫现存佛塔基本相似。该塔有两米高，青铜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说起鎏金佛塔流失法国，源于140多年前的那场劫难——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而现存的圆明园遗迹，正如树瘿一样，是留在中华大地、留在中国人心灵上的最惨痛的一块伤疤。圆明园的劫难，是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文物的第一次。 而这一切，与西方列强掩藏在文明外表下的野蛮和残忍及清政府的无能密切相关。 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灾难。早在那时，列强就把中国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大流失的序幕。1856年至1860年以英法联军为主发动的侵犯中国的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十年十月，英法联军以寻求议和的英使巴夏历被清政府逮捕为借口，大举进攻圆明园。在对圆明园进行疯狂抢劫之后，继而野蛮地放火焚烧，圆明园所藏商周青铜器、历代瓷器精品、古籍孤本、名人书画不计其数，自此悉数遗失。 我们都知道这段不堪回首的史实，但是对于英法联军为何火烧圆明园更细微的缘由就不甚了解了——这场劫难并非因为清政府的拒不妥协。事实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中，已经答应了英法联军提出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节外生枝”并使谈判失败的倒是清政府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寸步不让”。钦差大臣全权代表载恒要英方代表巴夏历面见皇帝时下跪礼拜，巴夏历则坚持不肯。最后请示清政府，清政府明确表示:“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巴夏历不同意“跪拜”，谈判遂告破裂。清政府指示僧格林沁军队将巴夏历等39人截拿扣押送往北京，以作为人质，并残忍地将其中的21名杀死，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被大卸八块。 英法联军对于清政府这种扣押外交使节的做法，自然很快就作出反应。他们一边催讨人质，一边迅速占领北京，并针对性地进攻皇帝所在地——圆明园。在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中，咸丰皇帝仓惶出逃，圆明园自然陷入英法联军的手中。对于圆明园，英法联军并没有觉得他多么神奇和珍贵，但他们始终认为这是皇家的私产。对圆明园奇珍异宝的掠夺，就是对皇上的报复。几天后，在英法联军的武力逼迫下，清政府终于向联军交还了人质。但39名人质中，只有18名活人，其余都是尸体。 英国公使额尔金以及法国公使葛罗见到人质和尸体以后，非常愤怒，各自照会留守北京的恭王。由于未见成效，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决定以火烧圆明园报复清皇帝。火烧圆明园就这样开始了。 有把火曾把耻辱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同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烙上了深深的仇恨，这把火腾空燃烧的时候，一个拥有黄河和长江滚滚波涛的民族，一个拥有亿万双有力的手和亿万双泪汪汪眼睛的民族，却只能握着空拳，眼睁睁的看着这座万园之园化为一片灰烬。1860年10月17日、18日、19日，数千英军焚烧了圆明园和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 火烧不久英法联军接到可以自由劫掠圆明园的命令，这个命令由联军司令部于10月17日正式下达。关于抢劫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同样只能以外国人的记录为依据，这使我们在追寻这段历史时，感到心情很沉重。 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他们首先是仔细观察。那些东西摆得那么井然有序，令人觉得“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不过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先动手了。这些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金子和银子。军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伦敦高价出手的“奇货”，而衣物、丝绸和皮货，还有各种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因为那种东西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一位法国伯爵在他的书中称这次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动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想忘都忘不了。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蜂窝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喊叫着。”他描写那些士兵，“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就挥斧把家具劈开。还有那么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雾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璧，大家用丝绸、绵缎床垫和皮货压熄火焰，到处都是跑动着的抢劫人群，他们朝宫殿、宝刷文源阁跑去。” 在焚烧的同时，英法联军的士兵们对圆明园内的各种文物、珠宝和艺术品进行了疯狂的劫掠，并将抢劫来的各种宝物用拍卖的方法出售，所得款项分给士兵。尚没有卖出去的五光十色的宝物，充满了官兵的帐篷。在参加抢劫的官兵中，有一位英国陆军军官，名叫赫斯利，他因拥有大批从圆明园抢劫而来的古董财富，而获得了一个“中国詹姆”的绰号。第二天，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而且变本加厉，大概持续了48小时。 1900年8月，以英、法、美、俄、德、意、奥、日组成的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再次抢劫圆明园，重建的楼阁、摆放的幸存物，又一次遭到了洗动，圆明园“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两次洗劫圆明园使得大量稀世珍宝被掠往海外，为英、法、美、日、西欧诸国博物馆和私家所收藏，其中尤以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宫最多。 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蒙托邦将从圆明园抢劫来的包括鎏金佛塔在内的所谓战利品敬献给法王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欧也妮王后将送给她的圆明园文物汇集在一起，在枫丹白露皮埃尔大厦旧址底层建造了中国博物馆，将这些文物存放起来。 国宝内涵 佛塔又名“浮屠”，是一种与佛教教义联系最紧密的建筑物。佛塔最初是用来保存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子的，后来高僧圆寂以后都埋在佛塔下面。 圆明园青铜鎏金佛司来位于圆明园的主要的宫殿——正大光明殿内，是一个巨大的青铜鎏金佛塔，通体各层镶嵌有绿宝石，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佛塔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佛祖释逝牟尼35岁成佛，此后40余年里佛祖辗转各地，讲经说法，僧人和信徒有了所信仰和依靠的对象。然而，当佛祖80岁之时，将进入涅。众弟子悲痛不已，问佛祖说：“你离去后，我等将何所依？”佛祖说：“我与尔等留下‘三所依’，即‘佛像、佛经与佛睡。今后，你们可以此三为供奉，依托之所在。” 佛祖圆寂后，他的“舍利”（即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又名佛骨）被诸国分存，建塔供养，诸国之间遂能和睦相处。佛祖的舍利子也曾被迎人中国，如北京八大处佛牙舍利塔，自辽代建成，毁于八国联军人侵北平之时。诸弟子在清理废墟时，找到这颗佛牙舍利，予以保存。 国宝价值 我国古代的鎏金器物流传至今极为稀少，主要是由于历代以来战乱损毁，再加上器物中有金成份，很多盗墓贼不知鎏金的艺术价值，就按重量卖给打金匠，熔炼为金块或金驭，所以被破坏的鎏金器物不可胜数。圆明园鎏金佛塔是为驶多的后世保存下来的鎏金器物，显得弥足珍贵。 法国枫丹白露宫 枫丹白露宫始建于1137年，是由当时的国王路易六世下令建造的，后经历代整建和装修，枫丹白露宫最终成为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式建筑群落。它最初仅是国王的狩猎行宫，后经过扩建，成为法国的王宫之一，如拿破仑一世(拿破仑·波拿巴)就把枫丹白露宫作为他的第一皇宫。枫丹白露宫的建筑工程由法国建筑师完成，而内部装饰由意大利艺术家负责，因此融意法两国风格于一体，形成了建筑艺术上著名的“枫丹白露派”。 宫中有一个“中国博物馆”，其中一个大厅的全部展品的陈列方式和位置均是按照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皇后1863年的亲自布置，是绝对的历史原貌，这里面全部的都是中国文物。据说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内所藏其中一小部分是1861年暹罗大使进献的礼品，而大部分都是1860年法国从圆明园掠去的文物，件件都是无价之宝。该馆所藏圆明园文物至今未正式公开，参观者亦不允许拍照，许多情形不得其详。 中国馆内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一座巨大的佛塔，2米高，青铜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塔的左右摆放着一对象牙和一对青铜雕龙，与故宫、避暑山庄等处皇帝宝座前放置的青铜龙形制一样，说明这对青铜龙应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放之物。一对金罐和一只金曼扎(藏传佛教的寺庙摆设品)，金罐通体如意花纹闪闪发光，金曼扎镶有珍珠、绿松石和红宝石，说明当时圆明园内的摆设有多么奢华。玻璃桌柜里摆放着一串大念珠，这串珠子共有154颗，跟一般108颗珠子的朝珠不一样，这是孟托邦将一串皇帝的朝珠和两串皇后的挂珠串在一起献给欧也妮王后的，没想到欧也妮王后并不满意，因为她早已听说远征中国的军官们个个满载而归。她埋怨蒙托邦只带给她这样的礼物，于是蒙托邦另外又送她三车宝物，前后总共送了她七车，包括从圆明园抢来的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漆器、金银制品、景泰蓝…… 同类国宝 孔府文物库中有一座鎏金佛塔，原在城内南堂庙地藏庵存放，后为文管会所收藏。此塔为唐代以前铸造，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是曲阜现存最早的一座佛耍这座鎏金佛塔，共13层，呈8角形，高1.5米，直径0.45米。下有木座，底层正面铸有门洞。该塔原为金顶，现已改为木顶。塔的每层均有飞檐，檐脊挑角外伸，上饰龙头走兽，檐下饰以斗拱浮托层檐，每层各面均铸有5尊坐佛像。这件文物造型优美，工艺精湛，堪称稀世珍品。 海宁智标塔始建于东晋时期，原名“八福吮，因宋代僧人智标募捐重建而改名，此后历经沧桑，几经毁建，现已荡然无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古塔的地宫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掘出鎏金刷玉璧、玉钵、净瓶、饰饥青铜像等数十件文物。其中以鎏金阿育王塔最为珍贵。这座塔的底座呈正方形，边长约12厘米，塔身在柔光下闪着熠熠银光。 考古工作者开启了封存的鎏金阿育王塔后，发现了一颗直径约4毫米的玛瑙色舍利子。有关专家通过对智标塔地宫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证明这一智标塔是元代用于供奉舍利的佛耍在塔中发现的舍利子周围放有玛瑙、水晶、玉石等宝物。据考古专家说，杭州雷峰塔地宫发掘时，已经出土了类似的彩塔，内装舍利子。而像海宁这颗舍利子周围的宝物保存之全、之完好，堪称国内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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