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相信中国》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大预言：2049年的世界/1 1. 金字塔与网络：我们的世界/1 2. 1492：全球化的开始/8 3. 大预言：从今天看未来/13 第二章 亚洲命运/21 1. 谁是逐鹿者？/21 2. 决定亚洲的内因/23 3. 决定亚洲的外因/35 第三章 龙的命运/39 1. 改革/39 2. 中国与亚洲传统的四大权力中心/48 3. 亚洲的选择/50 第四章 中国人150年的梦想/52 1. 财富：重现盛唐/52 2. 知识：魔镜之下/64 3. 武力：强权就是公理/66 4. 中国利益：正在全球化/69 第五章 帝国的陷阱/79 1. 历史的陷阱/79 2. 茶壶论的反思/87 3. 文明的自私者/89 第六章 美国：现代国际政治第一命题/91 1. 衡量美国的强盛/91 2.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96 3. 利奥·施特劳斯与遏制思想/100 4. 大统驭遏制战略与跳岛策略/103 第七章 崛起之路/107 1. 中国机会/107 2. 中国路线图的设想/115 3. 支配他人的三条途径：金钱、信仰与武力/129 第八章 大外交/131 1. 阿拉伯人：文明冲突中的盟友/131 2. 其他朋友/136 3. 炉边谈话/137 第九章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下的游戏规则/146 1. 政治无边界/146 2. 相互渗透与相互依赖/150 3. 乔治·奥威尔的见解/153 4. 伏尔泰的坏蛋们/156 5. 国际政治三大规则/156 6. 瞪眼睛比赛：这是艺术！/162 7. 中国来了，世界在窃窃私语/164 第十章 后现代文明与人本社会/168 1. 人类文明的根本：贪婪与秩序/168 2. 人与社会/188 3. 权力与利益/192 4. 利益：永恒的国家命题/197 第十一章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205 1. 人类文明如何演化？/205 2. 约瑟夫爵士的循环与人本社会/213 3. 现代美国：新文明的台阶/219 4. 现代日本：会从文明上超越我们吗？/227 5. 传统中国：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229 6. 后现代中国：未来世界的新文明/243 第十二章 相信中国/250 1. 六点原则/250 2. 中国的伟大/253 3. 不拘一格与遵守秩序同等重要/255 4. 和平与和谐：中国永远的追求/257 5. 和平崛起与游戏规则/260 6. 中国的暗示/265 7. 相信中国/266 第十三章 谁的模式更好/273 1. 最后的贵族：美国/273 2.谁的模式更好/275 3. 2049年中国模式：文明、富足、和平/280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自 序 自 序 我生于一个边疆小城——内蒙古海拉尔（今呼伦贝尔市），那是一个美丽的草原城市。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此后不久，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就开始了一场大的变革，这场变革无论从中国自己的历史还是从世界其他类似变革的角度来衡量，都是一场大的历史变革。这显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改革，而是一场文明的超越，因为它不仅仅是在中国自己传统思想之内的调整，而是中国对自己2200年（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79年）的历史和世界近500年（自公元1492年至公元1979年）历史的比较、总结和大思考——思考中国过去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羞辱、强盛与衰落，自以为是与国家失落、忍辱负重与歇斯底里、从嘲笑亚当与夏娃到把离婚当家常便饭、从解读剩余价值到聆听格林斯潘的弦外之音…… 从表面上看，似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一种迷茫、混乱与对财富的崇拜中，但从中国历史和中国与外界交流能力来看，越是迷失越是预示着中国未来的超越，因为中国既没有忘掉自己的历史文明也没有无理排斥外界的价值观，更没有抛弃现在奉行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是在寻求一种中庸，即寻找一种能将三者共融的和谐状态，这种状态将既是中国对自己历史的超越也是对西方文明的超越——因为它如果成功，将意味着中国寻找到了一条途径，它解决了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当代文明的矛盾，解决了西方两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也解决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特权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矛盾，同时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应用方面的矛盾。 而当这一切都被中国成功解决之后，中国必将成为一个超越美国的新文明（美国是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的发展鼎盛），并且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世俗社会，它的成功探索将具有普世价值。 因为其他文明系统下的国家没有同质的宗教文明，如印度尽管接受了英国人带来的西方经济、社会、法律等制度，但印度并没有因此成功，反而至今仍然步履蹒跚，因为印度的宗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相抵触，二者并没有融合，很难想像基督教文明的果实能在信仰印度教的社会中开花结果，受西方精英教育的印度上层社会如何领导下层普遍的印度教徒，他们怎么样才能跳出和谐的舞步呢？印度的例子说明，简单地引入西方的经济制度不可能成功。 如同历史早已表明的那样，衡量一个文明是否成功的标准仍然是这个文明拥有多少财富和知识，财富象征着实力，知识象征着创造力，二者的合成杰作就是这个国家的强盛水平。 未来30～50年是中国的关键之年，可以说一切就看这三五十年了。而中国真正具有新文明的魅力从改革开始算起至少需要100年，毕竟文明的超越不同于一般经济改革，它要宏大的多，细微的多。 未来的三五十年是真正考验中国的时期，改革初期的20年是一个需求得到满足的时代，而这之后，中国则初具实力，但这也让世界感到压力，甚至刺痛，如西班牙烧鞋者就因中国人的竞争而失业、失落、愤怒，世界因此对中国感到恐慌：中国的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强，世界将何去何从？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种怀疑，毕竟利益流失会导致对立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在国际社会得到蔓延，那么国际社会中的不满者将会鼓励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遏制政策，这将对中国不利。 我们也都知道，民族国家间的基本关系就是竞争，尤其在大国与大国之间表现得更为激烈。但在全球化程度很高的今天，地区国家间、甚至是同质文明间的联合（这一种联合还不明显，国家间的联合还主要靠经济纽带而在地区之间展开）是迄今最有效的保护自身利益和保持集体竞争力的手段，这就促使整个人类世界中，越是全球化强势的地区联盟就越明显，这也必将导致多极化世界的出现。依照二战后世界财富和知识近几十年的流向来看，美国、欧洲和东亚是世界财富和知识的三大集中地，并且依照这段时期的集中速度来推测，大概在2050年左右世界将出现较为明显的、初具规模的三极世界，三足鼎立格局将建立。 无论怎样中国都将是影响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一环，所以国际社会应该看到，中国成功对世界来说是福；但中国现在或将来失败对亚洲和世界来说都将注定是一场震憾——中国庞大的经济已经将中国和亚洲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以，无论你是势利小人还是谦谦君子，都应该为中国祈祷——中国股票你买了可能会涨也可能会跌，但如果你不买或者现在抛盘则一定会赔，这就是命运。 中国是亚洲传统的大国，中国应担当整个亚洲繁荣和复兴的责任。日本曾经崛起过，今天也仍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强盛并没有为亚洲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一场灾难，那是因为日本奉行了西方的殖民掠夺政策和思想。但中国与日本不一样，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发展一向不是靠扩张和掠夺，而是靠自身庞大的市场潜力和具有磁力的优秀文化，所以，中国现在的再一次发展将为整个亚洲带来新希望——日本是自私的崛起者，它靠掠夺邻居走向富裕，而中国是和平的发展，它靠与亚洲伙伴的共同努力走向富强。 中国的发展将意味着整个亚洲的共同发展，中国希望和亚洲伙伴一起成为富庶之地、强大之国，就像欧洲在过去500年中的崛起是整个欧洲的崛起而不是仅仅一两个国家的崛起一样。 中国的迅速发展必然会有来自国际社会，甚至周边邻居的不信任，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中国和亚洲未来必然将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市场，这样周边邻居就能享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他们的不信任感会逐渐消失，他们甚至会喜欢与中国亲近。但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是美国五大遏制目标之一，美国会遏制任何一个具有潜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日本处于狭隘的岛国，危机心理也会努力维护他们千百年来第一次拥有的优越感，但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历史趋势，无人能阻挡，更无法遏制。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我的祖国强大，作为一个亚洲人，我希望亚洲强大。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大亚洲主义，但如果你能放弃欧洲中心主义、美洲中心主义，那么我也将放弃我的亚洲中心主义，这就是对等原则；反之，如果你不能放弃，那么我也不能放弃，这就是公平原则。我认为，亚洲到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整个亚洲从四分五裂走向具有共同声音的时代，这将是一个亚洲广泛合作的时代，应该责问亚洲，欧洲人能用同一个声音讲话，亚洲为什么就不行？亚洲现在有三个半大国，即中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其中俄罗斯一向摇摆在亚洲和欧洲之间，印度、日本和中国则是传统的亚洲大国，亚洲大国如果想要在全球化中成为强者，就必须合作，否则谁都将处境艰难。所以，未来亚洲大国将面临一个共同的大外交，即如何消除不信任，如何展开合作？这是一个所有亚洲大国都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和日本、印度应该进行像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合作，这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世界将成为一个欧洲、美洲的新两极世界，亚洲、伊斯兰世界、非洲、南美、俄罗斯将被边缘化。亚洲国家之间如果仍然充满矛盾而不解决，那么亚洲的这些矛盾就足以葬送亚洲的繁荣，欧洲和美国必然利用这些矛盾遏制一个新文明的出现，他们将共同维持基督教文明主导世界的状态，保持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和美国。 只有中国、日本、印度三者有了统一立场、统一市场才能保证三者和整个亚洲的财富，才能摆脱欧洲人为亚洲设定的囚徒困境，才能实现帕雷托最优，才能走出一条帕雷托渐进之路。我们已经学会了欧洲人的智慧，但欧洲还没有领略过亚洲的智慧。 自1979年中国改革以来，正是我这代人成长的时间，中国的改革之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国家的荣辱、我们的生活，都注定和这场改革连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关注她，祝福她，支持她。 作者 2005年7月 21日上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前 言 前 言 当你疲倦地合上历史书，沏上一杯咖啡，然后走到一幅世界地图前的时候，你也许会偶然发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几乎世界历史上所有曾经出现过的大权力中心的地区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地带，即北纬30°、北纬38°和北纬48°这三条线附近。如雅典位于北纬37°、斯巴达位于北纬37°、伦敦位于北纬51°、巴黎位于北纬48°、罗马位于北纬41°、梵蒂冈位于北纬41°、巴格达位于北纬33°、开罗位于北纬30°、北京位于北纬39°、西安位于北纬34°等。也许仅仅是因为在这一纬度地区是最适宜人类发展的自然地理区域，因而也就自然有许多文明城市成为各种社会的权力中心。但众所周知，位于相对纬度，即南纬30°—60°之间也有广袤的非洲和南美土地，资源同样丰富，但这里的文明程度却十分落后，当整个欧洲已经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时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还处在原始的部族社会；美洲文明程度较非洲稍高些，但也仅仅停留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澳大利亚，这也是一片相当于欧洲面积的大陆，现在这里被公认为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然而遗憾的是，这里的文明程度和非洲的情况差不多。 也许，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欧亚大陆聚集了众多的文明，各个文明间发展的程度、规模、人文状况、自然环境等相差巨大，因而各个文明或国家间的竞争就非常激烈。现在我们知道，竞争尽管异常残酷，但却是刺激社会前进的最佳途径。在人们不断地了解了非洲之后，可以看到很多原始非洲部族都生活得那样安逸、平静，丛林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和必需的生活资料，适宜的气候也不需要复杂的建筑，各个部族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地域内，互相之间的竞争很少，部族内部人口也一直相对稳定，酋长制已经足以处理本来就不复杂的内部矛盾——所有这些千万年来一直如此，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 在美国加入前，世界的权力中心一直在欧亚大陆徘徊，一个权力中心衰落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就立刻取而代之，各个权力中心彼此永无休止地用战争、经济活动、文明信息交换等各种方式进行着竞争和交易。 现在，全球化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对欧亚大陆各个文明来说，就是美国的加入导致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诞生，并且第一次漂离了欧亚大陆，但华盛顿这个权力中心其实也是欧洲文明的外延，并不是本土美洲文明对欧亚大陆文明的挑战。即使如此，分布在北半球的那条权力纬度地带依然没有改变，华盛顿仍然在这个纬度上。 如果我们把人类数百万年的文明史压缩成一部影片加以观看的话，你会发现，分别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黄河文明和雅典—罗马文明如同一个磁场的两极，它们是如此具有对比性，一个是动态海洋性文明，一个是静态大陆性文明，在整个世界的文明体系中，这两个点就像是椭圆的双焦点，起着真正的核心作用。而阿拉伯文明、东正教斯拉夫文明、印度文明和欧亚游牧文明属性则介于这二者之间。在世界文明史中，欧亚大陆各个文明有时是齐头并进的，有时又是交替前进。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文明和尼罗河文明首先出现，然后是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左右中亚、中国和印度文明出现繁荣；到了公元前5～3世纪时，雅典文明和黄河文明同时出现繁荣景象，秦帝国和罗马帝国也先后建立。之后北非、地中海、欧洲腹地、中亚、中国文明开始交相辉映。而中国和欧洲文明几乎一直在齐头并进，如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同时，中国明朝也出现了思想相当活跃的市民思想因素，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比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些出现。后来由于欧洲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而导致欧洲向世界迅速扩张，打断了其他各个文明独立的发展。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国和其他文明的地位和历史作用。最重要的是，欧洲文明尽管开创了一个异常辉煌的时代，但显然并没有给世界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甚至相反，欧洲的繁荣几乎是建立在掠夺世界的基础上的，直至今天，欧洲文明显然没有能力为世界寻找到一条普世价值观和完美的社会模式。也就是说，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在继续发展，文明的交融还远远没有完成，完美的社会新模式还在摸索中。 当然，拥有文明核心地位并不等于权力中心也在这里，如在穆罕默德时代，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使巴格达成为那个时代的世界权力中心；蒙古帝国期间，游牧文明夺得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权力；冷战期间莫斯科和华盛顿则分享了世界权力中心的称号，但无论谁成为权力中心的主角，他必须取得对这两个焦点的控制权才能控制世界，如蒙古的骑兵如不征服中原地区就无法取得对整个东亚的控制；希特勒、拿破仑也十分清楚如果不控制欧洲这个文明焦点就无法控制西方世界。 全球化的今天，分布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这两个文明焦点在一度衰落后都开始重新复兴。在东亚，日本曾经进行过150年努力，梦想着把这个焦点东移到日本岛，它也曾取得对中国的一时胜利，今天也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但显然它没能成功——千百年来尽管有时会有其他权力中心占领这个焦点，但无人能长久地控制它。现代中国的复兴和欧洲的统一意味着这两个焦点开始重新成为文明焦点与权力中心融合的时代。也许对这一历史形态构成挑战的就是美国，现代美国尽管仍然属于英语文明，但它毕竟是一个移民文明，它的成就其实是建立在世界所有文明的基础上的，甚至包括美洲土著文明和黑人文化，它也许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文明体系，如塞廖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所言，美国应该形成一个以盎格鲁·新教白人为核心的新美国文明。 无论美国是一个时代的权力中心还是一个新文明焦点，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世界还是会呈现三极化发展——欧洲正在稳健地用一个声音讲话，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壮大，而美国则在巩固它的城堡，三者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美国今天还是拥有相对大的优势，它还处于主动地位，但它无法完全阻止另外两者的发展势头，也许美国会延缓另外二极的发展速度，但它自身也会消耗大比例的能量，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取得一种平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大预言：2049年的世界 第一章 大预言：2049年的世界 有人曾向刚刚就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请教，如果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丘吉尔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天、下个月、明年还有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满腹狐疑地又问：“那假如您的预言没有成为事实怎么办？”丘吉尔说：“那就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1. 金字塔与网络：我们的世界 现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网络上搜索到一张全球卫星照片，但对于500年前的世界来说，即使是得到一张粗略的世界地图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显然，西方的上帝在1492年前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阿拉伯人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倒是了解一些东方和西方的事情，但也是一知半解；东方的佛祖则更是迷茫，根本就不知道亚洲以外的世界，或者佛祖不屑于了解这些地方，或者这些地方不归佛祖管。 如果你是一个旅行爱好者的话，那么你会感受到：当你行走在空旷的沙漠中时，你会觉得路是那么漫长，时间仿佛停滞在那里，你会体会到古代丝绸之路上驼铃的孤寂；当你孤独地航行在大洋中的时候，你会觉得海洋是如此的浩瀚，如果你不幸遇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又会感叹它那巨大的威力。如果碰巧你又十分喜欢历史的话，那么你会知道航海时代的历史中同样也是充满了危险，因为在整个航海时代不知有多少人死于大海的愤怒；而当你躲过灾难，又有幸得到一张到空间站旅行一次的大奖时，你会从太空看到我们美丽的地球，世界完整地展现在你的面前，你可以看到彼此相连的草原、沙漠、海洋和大陆，然后你会了解到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原来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整体。 在1455年，当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第一次划分世界的时候——即为葡萄牙颁发特权令，也就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里承认葡萄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凡属业已征服和将被征服的地方，均应让于并归属国王阿丰索、王储及其继承者，自博哈多尔角至几内亚全部海岸及整个东方，今后将永归国王阿丰索及其继承者享有主权。”此时的欧洲还没有开辟通往印度的航线，也没有发现美洲大陆，以至在尼古拉五世确认葡萄牙的霸权地位后不久，罗马教皇不得不一次次为这些世俗的权利之争而烦劳上帝为他们重新确认权利。随着殖民者的足迹日益向亚洲和美洲延伸，他们发现原来世界还有那么广阔的天地没有纳入欧洲的视野，仿佛上帝也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欧洲殖民者只是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三个方面一直是统一的，那就是天气、政治和金钱。这并非仅指我们已经熟知的现代，也包括过去的数千年。人类一直都处在同一个天空之下，因为这是上帝、佛祖或者是真主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为我们创造整个世界的。而政治同样是统一的，尽管人们经常分裂地看待各自的文明，但通过文明的比较研究和人类的融合研究证明整个人类社会一直是相通的，实际上每一个文明都是踩在其他文明的肩上前进的。阿拉伯文明是最好的例子，它的地理位置相当好——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这可以为它带来古埃及、中国、欧洲和地中海还有印度等欧亚各地的所有文明，当这些文明汇聚到中东这片土地上后，这里开始创造出引领世界数百年的阿拉伯文明。也许美中不足的是美洲文明和欧亚大陆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美洲各文明之间是相通的，并且美洲一些文明与东亚文明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历史学还没有确切地证明出美洲各文明和欧亚大陆各文明之间存在的联系，但至少到了欧洲航海时代，欧洲航海政治及殖民政治与美洲文明也建立了直接的因果关系。 从另外一个略带神秘感的现象上也许更能说明些什么——如果你有兴趣将全世界的金字塔在地图上都标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世界很多的文明发源地都有金字塔，这是为什么？现在人们还无法解释，但无论答案是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能揭示出这个现象的谜底，这都是文明间联系与影响的证据。而在人类进入文字记载时代的文明之后，各个文明间的政治影响就鲜明得多了。如中国西汉时期对北方匈奴的沉重打击就如同地震产生的冲击波一样，经由中亚直抵欧洲腹地，在欧洲制造了所谓的“上帝之鞭”。 金钱是另外一个几乎不受地理限制的人类统一元素。地理的复杂只是增加了商业风险，并没有产生完全的隔绝，实际上人类社会互相征战、厮杀带给长途跋涉的商人们的风险远远大于地理上的障碍。丝绸之路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沙漠中的风暴、寒冷的气候或是食物和水源的匮乏，而是沿途各个国家统治者的贪婪。中国在明清之前一直是使用铜作为主要货币的，因为中国并不是金银矿富产国，这些贵金属的产量无法满足经济需求。而到了清代银成为中国主要的货币，这是因为明清时期中国通过和阿拉伯商人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赢得大量外汇盈余——金银等货币，从而银可以在中国经济区担当起主要货币的角色。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之最，由此可以想见在当时，这需要多么庞大的贸易规模才能赢得如此之多的金银储备。 如果要把世界归纳为一个系统，首先必须要有统一的元素。人类社会经过不断的演化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完善的统一体系。但统一与分裂这对矛盾的确是上帝赋予这个世界的规律之一，我们不得不遵守这个规律。全球化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和其他国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网络技术又诱使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节点，但同时，全球化带给这个世界的矛盾就是，当你打开门做生意的时候，你可能赚钱也可能赔钱。人性的矛盾是既追求利益也追求和谐，而人类互相构成的各种组织天性就是既追求合作也追求竞争，今天国际政治则是既追求全球的和平与繁荣也追求地区的长远目标和既得利益。因而，这是一个矛盾的世界。 在全球化这个统一的大模式之下，全球化反而促进了各种地区组织和共同利益组织的出现，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很显然，这些日益强化的地区合作组织的出现，它们的目的就是防止共同利益的流失和增强对抗以及提高竞争能力，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宇宙间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都是处在网络模式和金字塔模式的共同支配之下的，人类的社会组织也不能例外，全球化中的地区组织强化是必然的一步。如果说人类的历史自古就开始在为今天大规模的全球化演绎作准备的话，那么我们的历史上就一直在上演这种矛盾与统一。如果将地中海看成一个独立的文明世界，那么没有罗马这个七丘之国将整个意大利半岛统一起来，就没有罗马帝国的建立，没有罗马帝国这个统一的亚平宁半岛地区合作组织的话，那么他们就无法与腓尼基人、埃及人及阿拉伯人相对抗。而这种罗马帝国、腓尼基帝国、阿拉伯帝国、埃及帝国又都是地中海文明这个大系统中的一部分，他们彼此之间是为了利益而处在矛盾中，但这又促进了整个地中海文明的整体发展。这更像是一种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叠浪式文明进展模式。 地中海文明的这种叠浪式文明发展模式，到了17世纪就已经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欧洲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庞大帝国模式，因为其他帝国模式显然更注重内部的平衡和稳定，过多的能量和注意力集中在维持帝国统一与稳定上，这反而让他们失去了竞争能力，而欧洲诸小国此时的扩张浪潮已经遍布整个世界。这种扩张浪潮开创了将全球纳入到一个统一体系中的时代，并且已经走过了一个阶段。这些昔日偏居世界一隅的西方小国开始上升为世界顶端国家。他们首先开始总结和制定全球社会需要的一些游戏规则，这一时期也就是欧洲众多思想学派涌现的时期。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年）首先开始论述国际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1609年，他写就《公海自由论》；1625年，他出版了《战争与和平》。《公海自由论》的背景是欧洲其他国家希望颠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主地位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之一。它提出世界的大洋不再是这两个国家的私有财产，而是公共区域。《战争与和平》则为欧洲国家间无休止的争斗规范出决斗的赛场规则和相对和平状态下的相处原则，这也成了现代国际法的范本。国际社会的诸多问题和国际关系学也得到深入的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分为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些研究越来越深入，更显得流派纷呈，而且还产生了众多的大师，如马丁·怀特（所谓“英国学派”）、赫利德·布尔、肯尼思·汤普逊、汉斯·摩根索、马汉、霍布斯、洛克等人。 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很多低级文明，众多的低级文明又逐渐形成了几个高级文明中心。如果将1492年前的世界也看成是一个处在网络中的世界的话，许多人都会认同这只是一张简陋的网——节点稀少，连线粗略而且脆弱，如中国和罗马帝国间的贸易只能通过漫长而十分危险的丝绸之路，并且这条路时常受到中亚政治的影响，甚至完全中断。美洲大陆文明与亚洲的文明只能通过曾经存在的白令路桥（今天的白令海峡）相联系，在这个路桥沉入大海之后就几乎失去了联系。而在1492年后，在航海技术的支持之下，世界才开始真正进入网络时代。当然这种网络时代不是指现代意义的互联网，而是社会意义的网络形成。首先人类的贪婪开始促使财富在世界各地流动起来，逐渐打破了原来各自封闭的经济体系。然后，知识和宗教开始从一个文明流向另一个文明，尽管这个网络也具有网络的通性——互相流通，但财富总是流向强者，强者的文明又总是破坏弱者的文明，直到今天基督教文明几乎就是现代统治文明的“象征”。 而计算机的出现则从技术上支持了现代互联网络的建立，就如同当初航海技术的发展支持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一样。 在这里忽然谈及网络和金字塔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网络形态和金字塔形态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形态，也许这在今天还没有得到普遍共识，但这的确是我们时刻生活的环境，整个宇宙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中。这当然也包括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并不会因为有自认为拥有区别于其它生物的、高人一等的文明就拥有超越宇宙的权利。而当你了解了这种形态的演变规则后，你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知未来——如同吉普赛人一样，你首先要有算命的工具然后才能进行占卜。 在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总是联想到这样两个物体：金字塔和网络。为什么？ 很简单，人类社会——无论是何种文明的社会都是具有等级观念的社会，而现代社会似乎过分强调人权，同时又伴随因特网的出现，这个社会似乎已经由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完全过渡到了平均化的网络社会了，似乎这才是人类社会最后的、最完美的社会模式，如同那个日裔美国人福山轰动一时的观点一样，他认为人类社会在社会模式上已经进化到头了，西方世界所代表的民主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是最后的社会制度，历史将在这里终结，剩下的事就是将全世界都纳入到一个统一制度中，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只是一种完善性的修饰，而不可能再出现革命性的新社会模式了。果真是这样吗？ 西方社会总是在指责中国是一个像金字塔一样传统“”的国家，一个完全等级化的社会，但西方的社会就是一个真正的平等社会吗？西方认为它的社会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公民权的基础上，通过公平的选举来赋予政府管理权，因而这种政治是真正民主的政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网络社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平等的节点，彼此没有严格的等级约束，因而这是一种平等政治，也是一种更加先进的社会模式，是必然要取代金字塔政治的先进文明。果真如此吗？也许，前苏联的失败证明了西方世界的观点；也许，西方的上帝过于目光短浅了，因为历史还在延续。 网络就是和渔网一样的东西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却不容易回答清楚。许多人认为人类社会的网络形态和数学性质应该与渔网是一样的，即是一个绝对平均网络，也就是说在网络中大致每一个节点都具有相同数量的连线，即在一个完美的球形网络中，每一个节点都是一样的——都拥有相同数量的网络连接线， 因而每一个节点在这个网络中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毫无二致。而通过互联网这个现代模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现实的互联网中，如果把每一台电脑看成一个节点，那实际上互联网根本不是一个绝对平均的网络，而是一个拥有各种规模网站的网络，有的著名网站拥有数量极多的联结数，而大多数电脑，比如家用电脑则只拥有单线或少数连线。而连线数量越来越少的节点则处在网络边缘。 如果是在一张无限制的、绝对平均化的网络中的话，那么每个节点的连线都是一样的。在这样一张网中，每个节点的作用都是相同的，也就没有核心之说。而这正是英特网诞生策源地美国五角大楼最初的想法。英特网最先出自五角大楼的战略构想，即在核战中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指挥形态才能确保美国不被敌方的核弹摧毁，研究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平均化的网络。但英特网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结果呢？大相径庭！ 互联网并非是一个均匀性网络，以节点连线分布来看，钟形曲线在这里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网络。但这却证明了在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一个系统之中的，这个系统又是多元系统组成的，而整个多元系统之间是处在协调关系中的，协调整个多元系统运转的就是自然法则。人类社会没有脱离自然的系统网络，人类创造的互联网络同样不能例外。 也就是说，在自然世界中，金字塔模式和网络模式是互相包容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既属于等级分明的金字塔模式的系统之中，同时也属于具有平等性的网络模式中。在互联网中，每一个站点都是构成这个网络的一个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节点都是平等的，区别在于每一个节点所拥有的连线数量不同，而正是这种连线数量的不同证明了等级的存在，原因就是每一条连线代表着一条资源，拥有的连线越多，控制的资源就越多，这也就意味着其掌控的利益就越多。这和自然界的食物链是不是非常相似？的确，因为原本他们就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 这和人类社会没什么区别，依照现代西方人权学说，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节点，在互联网中，每一个节点都拥有平等的网络权利。并且依照生命理论，每一个生命也都是生而平等的。但从来没有人强调说，人生存的一世所过的生活及拥有的寿命也应该是绝对平等的，为什么没人这样说？因为，人的确生而平等，也同样平等地拥有同一个理想——生而为人，你的自尊心和人类高傲的意识就会促使你向往这样的人生：要做到生前尊荣，死后哀荣。而如果说人生而平等是一个原则的话，那么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系统，同时还有另一个原则——资源永远有限。这就决定了人既是公平的也是矛盾的，即人生来是平等的，同时也有追求完美理想的权利，但矛盾就在这里，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人注定要通过竞争才能过得更好，死得更有意义。在互联网中也同样，网站之间同样是商业竞争，也就和社会经济没什么区别。互联网连线的法则在物理学中被称为“幂法则”，即用图形表现出的是一条不断递减的曲线，而不是钟形曲线。也就是说，在互联网中，等级原则的结果显现了，整个互联网实际上和人类社会一样，是被少数连线极多的网站所操纵着的，而人类社会的命运自古就是被少数金融、权力寡头所左右着的。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联系了世界，世界上任何两个人之间如果通过网络联系的话，平均只需要用鼠标点击19～21次，而信息的传递平均只需要通过6个中介网点。这就是历史进步的效率，人类社会其实进步的只是效率，在人性及遵循的法则上没有丝毫改变。 “起初，巴拉巴斯以为他的无比例结构是万维网所独有的，但他很快就在另外一些网络譬如凯文·培根游戏网络中发现了同样的结构。勾勒一幅图画，把世界上所有的演员画成结点，当他们共同出演一部电影时就在他们彼此之间划连线。目的是通过最少数量的其他演员把一位演员与培根联系起来。巴拉巴斯发现，演员的网络是被一小撮著名演员，譬如培根所主宰，他们看来是众星捧月，因为他们的影片很多。”①巴拉巴斯是美国研究网络形态的专家，其实互联网发展到今天还没有人真正深入地研究过它，并把它引入到社会、国家形态以及文明形态中，而巴拉巴斯可以称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他的研究成果绝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只是因为互联网是现代社会技术形态和社会形态共融最好的研究案例），而是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组织、民族、社会角色、经济，甚至文明之间。 巴拉巴斯和他的研究小组还揭示出这个网络如同拥有生命一样，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网络，无论是互联网本身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如此，如互联网每天都有新的节点加入（即新的计算机），而人类社会每天也都有新的成员加入，包括不断成长的基本人口、社会各个行业的新从业人员、经济领域新的消费节点等；另外一个规律就是揭示了这种新加入的节点从它加入的那一刻开始就成为另一种模式，即金字塔模式中的一部分，如互联网的每一个节点必须成为一个拥有某种特色的网站才能吸引点击率，才能拥有足够的连线，即从其诞生的一刻就开始为终有一天成为金字塔顶端的一员而努力。其实巴拉巴斯还没有完全说清楚，这种网络本身更具生命形态的是，它还具有生物生命的基本标志，即新陈代谢，那就是说每天不仅有许多新的节点或成员加入，每天也有许多失败的、或者已经被时代所淘汰的竞争节点消失，如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网站倒闭，每天也有不计其数的各种从业人员——街道清洁员、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和行业大鳄从这个世界消失，也许不一定是生命的消失，而是已经被形势所抛弃，如二战后丘吉尔被英国人抛弃、戈尔巴乔夫被前苏联抛弃、演员被喜新厌旧的观众抛弃、跑不出业绩的销售员被老板抛弃等等。 这说明，五角大楼最初的设想显然经过了上帝修整——它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法则，人类任何发明都逃脱不了自然法则。网络亦然，没有核心的网络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网络，所以如果你要发展，就必须有核心的存在，必须是一个金字塔模式的网络。 五角大楼的最初设想是在前苏联第一波核导弹攻击后，美国为了保持信息畅通，保持美国政府和幸存下来的军队、公民的联系，也为保持美国社会还能够运转，而研究了这一网络形式，即前苏联的导弹摧毁后的美国只要还有节点存在就可以从任意一个节点发出指令，并且可以从网络上传到任何一个还幸存的网点。这显然只能是一个平均化网络，没有核心存在，否则前苏联只要击毁几个最大的网络核心就基本可以达到战略上消灭美国的目的。可惜，信奉上帝的美国人显然对社会网络的发展那时候还一无所知，网络发展到今天终于还是成为了一个拥有核心的金字塔模式网络。还是以互联网为例，全世界的互联网其实只是控制在少数几个超大型网站中，如雅虎、亚马逊等。只要摧毁这些核心网站整个世界的网络就将瘫痪。 这也许就是自然界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模式——整个社会必须有一个核心，然后既存在于金字塔模式的等级秩序中，也存在于平等的网络社会中。制约他们的是资源永远有限，生命的发展模式就是在竞争中生存。自然界形成这种模式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绝对平均化的网络无法发展，也无法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金字塔模式网络则是一个可以发展、并且最有效利用有限资源的模式。 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未来的网络生活——全球化越是紧密，我们和世界的联系就越是深入。原始社会曾存在无数的细小文明，如同上帝在地球上到处播撒了文明的种子，如同上帝先在世界上撒下了一张文明的网，而人类的发展是大多数文明灰飞烟灭，甚至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来，直到形成只有几个大文明支配的当今世界，这就是一个从平均化网络向金字塔网络发展的历史模式。未来仍然是这一模式的继续。而我在这里要描述的则是以国家为节点的未来国际政治社会。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是一个节点，那么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这个节点将如何发展？中国能否成为这个网络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拥有众多连线、控制众多资源的国家呢？另外，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能否改变欧洲文明一统天下的局面呢？是否人类社会真的如福山所言已经到了最高的文明阶段，人类社会文明已经终结了呢？ 欧洲的思想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统一的，整个人类文明来源于众多的民族文明，他们代代相传，不仅是文字、语言、风俗、思想，在技术、科学认识、物质财富上也是一样，既在本民族中流传也在世界其他地区流传。如利奥波德·冯·兰克在其《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14）》（1824年出版）中，就论证了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间存在共性。在1834年至1836年，利奥波德·冯·兰克出版了《教皇史》三卷，论述基督教在欧洲的历程。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网，这张网是将欧洲的政治归纳在一起，也是将欧洲诸民族的文明融合在一起的网。世界正是这样，如他所说“脱离了世界史，便写不成任何历史。” 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人类社会所有文明都不再是处在自己的局域网中，而是正式纳入到全球大网络中来。在这一阶段，欧洲人登上了网络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资源，如果以欧洲和美洲为核心节点，那么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资源、经济节点都与他们相连，因而他们更加有能力扩大自己的优势地位，从而改变世界权力金字塔的结构。欧洲国家利用这些连线迅速实现几何级的力量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权力中心。但网络时刻都在演变，网络的每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在为网络金字塔的结构改变积蓄着力量。 显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模式最终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 “人生而平等吗？” “是。” “那么，人同时也有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吗？” “是。” “可是自然冷酷无情，我们任何单独一个人都无法生存，更别说什么理想了。” “是，所以你们必须结成团队。” “我们结成团队了。但新问题是，我们战胜了自然，可是又发现资源有限，我们每一个人又都不愿放弃自己的梦想，怎么办？” “竞争。你们只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机会，但没有平等的命运。” “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建立一种等级制度？” “对，你们互相之间是在比效率，不是在比冷酷无情——尽管有时你们之间的竞争显得异常残酷，优势者能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奖赏。” “可这好像有悖于文明？” “正相反，你们平等的底线越来越高，人人拥有的机会越来越多，最底层的人越来越富有，这是你们整体努力竞争的结果。社会的公平体现在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而不再世代局限于某些家族。不是财富的绝对公平，否则社会将失去前进的动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2) 第一章(2) 2. 1492：全球化的开始 每隔四年几乎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会同时关注同一件事，那就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这简直就像是国际政治风云中的厄尔尼诺现象，有规律地席卷全球，为什么？这难道不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吗？从表面上来看，那仅仅是美国的政治。但对一个处于现代网络社会中、利益遍布全球的强大帝国来说，美国的上帝、爱情以及国家政治都是影响世界的重要因素，美国可以说是如今世界新风暴的形成核心。 这就是现代全球化。 全球化源于何时？这实际上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如果从地理与历史的角度来看，1492年应该可以看作是近现代全方位交流意义的全球化的开始，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人类中的一小部分人真正开始全面认识到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很明显，我指的他们是偏居欧亚大陆一角的欧洲航海家们。尽管他们只是当时人类社会中的很小部分，但最重要的是让世界的全部人类文明由此直接联系到了一起——如果说亚洲和欧洲及北非的文明一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话，那美洲大陆的几个文明中心则像是海外孤岛上的文明，一直没有参与到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来。更不幸的是，美洲的文明显然发展得过于缓慢了，以至于在欧洲人到来不久就黯然失色了。虽然玛雅文明的失落与欧洲无关，因为它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神秘失落了，但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消亡则是西班牙人到来之后开始的，它的形成用了数千年的时间，但它的消亡过程却不过二三百年。 可以说，欧洲人掌握了远洋航海技术，全世界的利益便都裸露在贪婪者的眼前了，而从全世界掠夺来的巨大利益又促进了欧洲前进的速度。当欧洲成为世界的强者后，欧洲的发展目标也就变成了：构筑一个利益永远流向欧洲的网。当全球化来临后，既然世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张网，那为什么不做编织这张网的人呢？所谓的全球化，就是由分散的主体逐渐形成以利益流动、人口流动、知识流动和拥有共同规则为特征的一个社会。也就是说，在历史中，个人构成了民族这个社会化组织，而民族又构成了国家来对抗国家间竞争，而国家在全球化中为了竞争而促进的流动反过来又促进了世界由民族性世界向社会性世界的过渡。眼前的世界更像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国家间的边界更像省级边界。那时欧洲是世界的首都，今天，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首都，而全世界就是美国努力要统一的疆域。这就如同中国历史上四分五裂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强者希望统一中国，将整个中国置于一个中央集权之下一样。 全世界将共同构筑一个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现实的世界中，国家间的边界远不是人们通常想像中的那样坚固和不可逾越，正相反，有一句话说得非常辩证——“边界就是用来被跨越的”。在政治家眼中，边界只是一种临时约定的约束手段而已，一旦实力达到足于破坏平衡的时候，随时可以重新划定边界或者干脆抹掉边界。 边界，自古以来设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利益流失，而从来不是为了阻止利益回流。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早在1492年就开始形成了，而在今天实际操纵这个世界的是几个强有力的组织，如西方八国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欧佩克等。也就是这几个组织操纵着政治、经济、金融及能源等关键社会领域。而美国的优势就是控制着这个世界社会的绝大多数关键领域和游戏规则的制定。美国控制了除了石油之外的几乎所有领域，美国也主导着世界上大多数、具有决定意义、制定各种规则的国际组织，因而，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美国主导的社会。 如果可以把1492年看作全球化的开始，那么大致可以看出全球化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开创了现代全球化；然后是大英帝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向全球殖民，这一阶段大致是以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是美国和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面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主导全球化大趋势的两大核心；第四阶段是从海湾战争开始，前苏联解体，美国开始独自引领全球化潮流，即开始努力构建一个美国模式的全球社会。 一句话，美国的实力决定了美国可以采取对他人抗议置若罔闻的单边主义，美国的利益决定了世界上的众多反对者注定拥有不幸的命运，如伊拉克前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其实都共同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如何在美国决定的政治风云中航行，二是如何向本国的民众交代。 政治家的这种选择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与国家不是一个非彼即此、不可兼容的矛盾，而却是一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状态。我们知道财富永远是流动的，所以各国的财政部长既是国家的财政负责人，也是世界财富管理的分担者。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97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从东南亚一直扫荡到俄罗斯，甚至一直延续到巴西、墨西哥，一个地方的金融危机就如同在此地形成的龙卷风，边界在它面前只是一道毫无作用的篱笆而已。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②认为，将来会出现一种将美国包括在内的“新网络形态”，而且也把它称为“帝国”。但我不能苟同该书作者的观点之一是网络应该是有核心的，而不是书中认为的现在新网络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网络。 在全球化中，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人，那就是跨国公司。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自私自利、眼中只有利润而没有社会道德观的奸商，但毫无疑问，你却无法指责它。实际上，跨国公司是全球化最根本的发动机，人们为逐利而来，走出家门不就是为了淘金吗？企业利润就是它追求的第一目标，对它而言，边界只是使一些工作变得更复杂而已，比如一些手续性的工作。所谓的“爱国主义”也不过是一种情绪罢了。这也证明在影响世界最为根本的财富流动很难真正受到政治的干涉，这就造成两个相关而且颇为矛盾的问题：资本的跨国流动和国家利益，孰是孰非？ 也许，历时500年的全球化过程已经让国际社会达成这样两个共识，那就是：跨国资本不可约束，只能吸引；国家利益只能壮大不能萎缩。结果，就有了商人与政治家的谈判结果： ——重新认识全球化中的国家概念； ——放弃一些传统的国家利益规则，因为这与现代社会相冲突；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创建魅力性国家环境，主要是思想与法制更适于创造者； ——国家的原则应该是吸引，而不是用威胁来重新控制财富、知识的聚集； ——国家依然拥有运用武力的权力，并且政府必须拥有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后手段——战争，从而可以拥有最强大的军备。 不管这是否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但世界正在向一个统一的社会转变——这确实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现实。世界上再也没有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了，领略到全球化苦涩魅力的国家才能品尝到全球化带来的无穷利益——全球化的利益并非已经被殖民者瓜分殆尽，因为这个世界永远有巨大的需求。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跨国企业的独立经营活动现在不再是建立在殖民行动的基础之上了。自1492年以来，全球化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由野蛮掠夺到文明交易的过程，现代社会的人们大多数时候已经学会了在谈判桌前制定交易规则而不是像海盗一样用武力解决一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利益在全球化中被削弱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当然，欧洲作为全球化的开拓者自然抢劫了亚洲、美洲、非洲的许多土财主，但这是全球化早期的现象。而在全球化发展到成熟期后，国家利益的概念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被迫改变了，在发达国家也同样改变了。日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全球化之前，日本不过是东方的一个偏远岛国，但在经历了全球化的冲击之后，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迅速成长为一个财富大国。由此它否定了只有欧洲才是受益者的历史。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起源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建立，在这之后，欧洲的神权国家开始让位于王权国家，国家至上也就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最高利益。但在全球化中，民族国家林立，而世界又日益一体化，显然需要国家概念中社会性的意义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加重，在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权威建立起来之前，民族国家的传统意义显然还是国民效忠的主题。联合国现在的地位只能是世界各个诸侯一个讨价还价的地方，还远远不是一个世界的中央政府。 国家利益的概念可能要做一些修正，但只要诸侯争霸的局面没有根本变化，国家利益的实质就没有多少改变。领土、人口、语言、民族、宗教等国家因素还是非常现实，直到财富、知识、人才等流动性的元素潜移默化地或革命性地改变这些文明表层为止。如在跨国公司眼里，国家利益毫无疑义，甚至有时显得十分讨厌，跨国公司注重的只是哪里的成本更低，哪里的利润更丰厚，即所谓的商人独立原则。美国作为世界革新的领导者，其经济开始表现为信息经济，而在中国，显然还只能承担工业经济的角色，中间的主要媒介和活动者就是跨国公司。 在冷战期间，整个世界经济分为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而冷战结束后，世界也许还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经济，这是一种以一系列的科技发展为基础而迅速展开的庞大经济模式，它的来势和速度都是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变革所不能及的。即以互联网和信息瞬间传递为主要特点的经济模式，财富已经由以往的争夺黄金、矿藏、石油等变成争夺条形码、基因序列和空间卫星等为主；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无论世界各地怎样互相炫耀各自拥有多少专利、条形码，但世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富裕的人们每天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需要电视、冰箱、汽车等生活设施，中国则占领着这一市场，自然，现在生产汽车已经不像19世纪那样利润丰厚，但总得有人生产，市场仍然庞大。美国聚集了资本和知识，中国聚集了工厂和廉价劳动力，二者虽然对比鲜明，却是共同支撑了这个世界，世界缺了谁都不行，台湾的一场地震就曾导致全世界市场内黄金的价格波动，美国的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不知导致世界多少人一夜倾家荡产。中国庞大的世界工厂使数以亿计的离开土地的农民得到生存，富有的美国政府却靠经常向中国借钱维持生计（中国和日本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世界就是这样奇妙地联系着——台上互相吹捧、台下拳打脚踢，面对面文质彬彬地交易，转过身去互相借钱买武器。 这就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一切。对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利来与利往，也就是说你不再仅仅是和邻居做交易，你的交易伙伴可以是地球上任何一个人。当然，有利益交易就有利益矛盾，逻辑推理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继续玩过去的政治与金钱游戏。 我们知道，现代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全球化多多少少对这一条约的实质和精神提出了挑战。现在，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全球化中，主权国家的概念和实质到底是秉承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以来的一贯原则还是另赋新词，无论对非洲草原上的原始部落还是日本的精英人士而言，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因为无论美国怎样解释，都关系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 如果说民族主权国家的出现是由于民族部落的国家化，那么现代的国家全球化则是一场主权国家社会化的革命。 现代国家概念是一种民族国家概念，其源自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后来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们不断对其条文进行解释，终于把国家从教皇那里解放出来，不再被任何一个神灵或是权威所支配。1648年的这个条约实际上是王权取代神权主掌欧洲政治的标志，而国家的组成历来以民族为主体，自然形成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也就是“主权国家”。 全球化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包含的是整体，不会允许有遗漏。在冷战结束前的世界，主权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神圣的概念，之所以说它是名义上的，是因为在那时国家概念就已经贬值了，两大阵营的全面分裂实际上已经将许多国家的政治、防卫和经济权利交给一个共同的联盟领袖了。国家的主权实则是学者们所言的“实效主权”，自然，这也是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逼迫的。而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家主权的“革命”更加显而易见，美国的胜利同时也宣告了美国将领导一场全球范围的“革命”，即对国家主权的重新修订，因为这种主权已经变成美国利益全球化的障碍。 《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至今已经350年了，这期间它关于民族国家的定义基本没有改变，也许只在细小的方面做过一些调整。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这350年中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下那种民族国家各自为政、互相攻伐的基本国际社会状况没有改变，也就是国际社会的霍布斯无政府状况没有变化。这种状态直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社会看起来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即美国梦想打破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政府的状态中。美国在1999年6月10日安理会上对科索沃民族国家重新进行解释的这一行为实际就是一次试探，即希望修改民族国家不可侵犯这一原则，以便为美国将来征服世界的行为提供法理依据。对科索沃的民族国家重新解释这显然是因为科索沃战争后，美国需要重新定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否则美国将无法突破国际社会关于民族国家不可侵犯的法理限制。 其实所谓的神圣国家主权从来也没有真正神圣不可侵犯过，每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的领袖们总会做出某种让步以尽量保全国家实质利益，有时不得不做出很大的妥协。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或可耻的，国际政治本来就是一场草原上的角逐。 当需要以联盟的手段保护彼此的时候，国家主权就必须将所有成员国的主权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这如同一个新的提洛同盟。因为全球化实际上相当于强大的波斯军队冲到每一个国家面前，他们必须互相联合起来才能对抗这种强大的冲击。与波斯和希腊的战争不同的是，世界所有的国家不仅是波斯军队中的一员，同时也是雅典或是斯巴达中的一员。 各国的这种相依为命是迫不得已的，国家间经济的紧密联系迫使国家不得不降低民族边界和主权的神圣感，降低彼此间的边界门槛。如不久前非洲联盟的建立中，30多个国家领导人达成共识，彼此认可了一项权力，即可以以非洲联盟的名义进行越境干涉，防止非洲大陆间此起彼伏的战争、种族屠杀、各种政变、资源非法开采等；东南亚联盟则彼此间存在有计划地开放市场，并拥有定期协商的制度；当然，具有世界最高成就的地区合作典范就是欧盟，他们甚至已经达到制定共同宪法的水平，并且拥有欧洲议会这种常设机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3) 第一章(3) 3. 大预言：从今天看未来 ● 新隆中对 一切都有一个假设作前提，就如同基督教的世界是以上帝的存在作为前提一样。我们要衡量和参与角逐的世界也必然是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之下，那就是——在2049年，世界的格局将会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当然，这个假设成立是要有必要条件做支柱的，并且这个必要条件与虚幻的上帝不一样，它既是对历史的推理——未来的50～100年是完整历史系统中的一部分，只是今天的延续而已，也是对现代社会诸多社会决定因素的分析——每一个现实因素所共同的指向，即现代全球社会中的经济、国家政治、资源及能源供应状况、全球财富分配体系、地区矛盾、大国间及区域间合作程度等，虽然全球化中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种因素的集合社会，但只要其中起决定性的因素，对人类的幸福而言是正向的，而不是像二战前那样整个世界都充满阴谋诡计、战争气息，这就足够了。 今天的世界是处在美国与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主导之下的世界，而几个大国却各怀心思，有的是抱有全球之志，有的是只负有地区野心，只是因实力的不同而抱有的目的不同而已。今天的世界似乎要和平得多，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同时今天的世界各国又处在核威慑的共同制衡之下，所以无论前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得不在冷战的状态下进行角逐，这是冷兵器时代与热核时代的区别，而不是国家竞争本质的区别。前苏联失败了，这与在战场上的失败没什么不同。它几乎失去了国界以外的所有势力范围；昔日敌人的坦克已经就在界碑的那一侧，咫尺之遥，可谓兵临城下；北约东扩与城下之盟有什么不同吗？都是不得不接受的巨大让步；俄罗斯今天的财富实际都不如韩国；国内的纷乱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寻求一位强有力人物来治理的地步。普京由此脱颖而出，来重整国家政权威信，这与失败后的国家需要强权稳定毫无二致。 可见无论是在冷战状态中的失败，还是在战场上的失败结果都是一致的。同样，无论是采取激烈的军事手段还是采取绅士般的经济谈判目的也都是一样的：击败他，利益归我。 未来仍然是一个矛盾的世界：美国在努力控制世界，希望重建“罗马帝国”；世界却在努力摆脱美国，美式快餐吃够了，该换换口味了。结果就是未来30年将决定谁会成为世界新的领舞者。 世界是否接受除美国以外的领舞者的关键有两个主要的决定因素：财富和文化。自然，穷国能影响世界，只是因为它在历史上曾铸就过文明，人们怀念它是因为怀念历史，与其说是对现代埃及的尊敬，不如直接说是对创造金字塔的文明的敬仰。富国影响世界则是由于财富的实力，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日本，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中国，我们在许多书店中都能看到占有不小书架面积的日本动画、卡通影碟等，那种情形来得相当迅猛，一时颇有美国文化被日本文化驱逐的感觉。那明显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日本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日本控制着强大的媒体。但日本毕竟是一个文化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文化的发展一时无法跟上经济的速度。所以，日本的卡通、漫画、电视、音乐等都普遍显得有些浅薄，至今也是这样，毕竟文化的积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控制媒体不等于就是控制了文化。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日本的文化，因为它膨胀的速度很快。 中国实力的恢复在历史中而言，是一种文明核心势力的恢复而不简单地是一个大国的兴起。这与日本不同，伴随中国实力的恢复随之而来的还有强大的思想、文化、社会道德、法律等一系列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它的力量与财富的力量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其实对日本来说，20世纪80年代那种日本文化铺天盖地的盛况，也许是日本第一次品尝到文化优越感，但这种情形在中国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容易想像，只要我们的实力达到和日本一样的水平，我们文化将会影响世界，中国人一向对自己的文明优势毫不怀疑。这是事实，在21世纪初的20～30年里，世界就应该能领略到这种来自中国文化的魅力，甚至可以说日本的那种文化影响只是中国文化影响的前奏，因为中国的儒文化本来就是世界三大主流文化之一，即中国儒文化、欧美基督文化和伊斯兰文化。 同样，法国和德国本来就是欧洲传统文明的中心，法国与德国的经济实力与他们在欧洲的文化地位一样受到尊敬。法国对法语国家及对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瞧。 尽管西班牙在西班牙语国家中的地位不如英国和法国在各自语言体系国家中的地位那样崇高，但西班牙语国家作为一个语系国家群体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仅在美国，西班牙语就是美国第二大语言，已经取代美国建国之初法语的地位。 阿拉伯语群体也是一个拥有古老文明，同时也拥有巨大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系，同样拥有竞争未来世界财富与文明影响力的资格。 在未来30年中，由于美国仍是世界霸主，所以，世界飘离美国的速度在开始时是缓慢的，多极化将是低调运行，但程度将与日俱增。这也是一个考验美国的时期：美国是和以往的世界帝国一样表现出脆弱的一面，还是一个世界领导的新胚胎？如果是前者，那么美国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它早晚会没落，世界有的是耐心等待它出现裂缝；如果是后者，世界将痛苦得多，许多国家将为之付出代价，尤其是不听话的孩子，如萨达姆的伊拉克小帝国。美国对此也十分谨慎，美国的智慧人物也在告诫政府，美国应该避免再次出现伊拉克战争时的情景，即如果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一致性地反对的话。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拥有实力可以进行单边行动，但这不意味着以后每一次战争美国都有这样的运气。对此，美国也在改行地缘政治路线，分化各个地区大国的一致性，看来，这是一场世界与美国的对弈。 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期望出现这样一个演绎过程： 1. 在21世纪初的10年里，世界出现低级的多极分化和地区合作； 2. 21世纪20年代，遏制美国的多极化出现，中等程度的地区合作展开； 3. 21世纪30年代，多极化体系全面建立，美国只成为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联盟首领，只是世界多极中的一极，尽管比较之下，它的实力可能还是最大的。 既然未来的30年是一个决定领舞者的时代，那么，谁将谢幕，谁是当然的明星，谁又是黑马呢？ 什么地方会出现明星与黑马这主要看全球化中的财富在向什么方向流动。 从今天的趋势来分析我们这个世界，可以看出，财富与文明在向三个方向聚集，那就是东亚、北美和欧洲。 北美是美国的领地，美国轻而易举地赢了美西战争，成功投机了一战和二战，通过艰苦竞赛又最终赢了冷战，力量得到空前增强，自然更加强化了财富与文明聚集的程度。 另一个财富与文明之地就是欧洲大陆——欧亚大陆本来就是传统的财富与文明之地。欧洲只是在1945年之后才丧失世界领袖地位的。无论是经验、资金、人才、现代金融制度、相应的法律环境、技术、社会保障体系等所有的现代社会要素几乎这里都有，并且都是优秀的，各个体系之间的兼容性也非常良好，这里需要的仅仅就是摆脱冷战的阴影。 看来欧洲是第一个取得入场券的国家联盟，接下来是谁？ 只有亚洲了，可是它至今矛盾重重。 东亚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再没有大国间直接的战争，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对东亚而言，和平就意味着财富，亚洲人传统中就具有生财致富的天赋。东亚又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发源地，只要财富在这里积聚，亚洲就是一个可以和上帝讨价还价的地方。 那么，中国呢？ 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几千年不失去灵魂和实力绝不是偶然，而是要有这种应变能力和保持能力，任何一个国家都注定要多次经历劫难，关键是有没有克服这种困难的个性和文化底蕴。 另外，一个国家能保持长久的大一统地位和对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还必须长期拥有居支配地位的财富，财富与思想其实是天生的一对，彼此依存。 按照一般的推测，到2050年，欧洲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只有15%（今天约占21%，呈明显减少趋势），美国约占20%，而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地区将占世界经济的25%。日本也将呈下降趋势，俄罗斯可能略有上升。 ●第二盎格鲁·萨克逊王朝：美国已经成熟 这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第二盎格鲁·萨克逊王朝。那么谁是第一盎格鲁·萨克逊王朝？那就是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国家。第二盎格鲁·萨克逊王朝就是美国领导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和众多盟国。 大英帝国的子民在美洲、澳洲等文明抵御能力微弱的地方建立了一系列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主的国家，实际就是大英帝国的子系国家，美国就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长子。英国人在印度、香港、新加坡、非洲、东南亚、伊拉克等文明抵御能力很强的地方则只满足于获得政治统治权和经济利益权，而不采取用大规模移民的办法来彻底征服这些地区，因为这显然不现实。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大英帝国经历了300年，由艰难的起步到建立辉煌的“日不落”帝国，再到遭遇拿破仑、威廉皇帝和希特勒的几次强有力的挑战，大英帝国终于日落西山，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王朝在总体上却更为强大，美国继承了大英帝国的一切，并且同样继承了挑战所获得的胜利果实，凭借雄厚的实力和坚固团结的联盟，终于又一次赢得了向苏联的挑战。这也许是拿破仑当时帮助盎格鲁·萨克逊人分裂（拿破仑曾帮助美国独立战争，拿破仑原指望大英帝国后院起火，分裂盎格鲁·萨克逊人联盟）所最不愿看到的。今天，年轻的美国在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英国帮助下重新将盎格鲁·萨克逊王朝推向政治与财富的巅峰。 如果你是一位地图爱好者，不妨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国家用统一的一种颜色表示出来，看看有哪些。英国、北爱尔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是同种同文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他们是一个大家庭。当然这些是真正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如果再将颜色扩大一下，那将标示出这个王朝的外层国家，它包括第一王朝时期建立的联盟，即几十个英联邦国家，也包括现在美国盟国，如北约组织国家和其它条约国家等。等标示完成，你就会感叹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统驭范围！它的庞大远不是罗马帝国可比拟的，并且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还不是地图表示出的界限，而是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利益之手，甚至它已经指向了遥远的月球和火星，也包括我们头顶的天空。 通过这张地图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二盎格鲁·萨克逊王朝由这样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结构构成：核心是美国和英国，然后是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第三层是众多的英联邦国家和美国后院的中美洲和一些南美洲国家，第四层就是美国战后构筑的两大战略同盟体系，即控制欧洲和大西洋的北约组织，控制太平洋和东亚的日美同盟，包括其中的成员国和韩国、菲律宾、新加坡这样的准军事盟国，第五层就是美国遍布全球的利益点，如以色列、沙特、科索沃、南联盟以及中亚和黑海周边地区等。通过这五个层面，美国就基本控制了世界。 征服完全是一种野蛮行径吗？是一种消除异己、同时掠夺他人财富的强盗逻辑吗？不完全是，历史总是有辩证的一面——要知道，没有野蛮的征服就没有人类的民族融合和辉煌文明。正如没有罗马人对古希腊的野蛮入侵就没有强盛的罗马帝国，欧洲的历史就无从书写一样。同样，如果没有中国的春秋战国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那么东方文明就会黯然许多。 同样，被征服者并不一定意味着失败和耻辱。希腊人失去了自己的城邦但却征服了罗马人的头脑。中原人在历史中几次被北方民族完全征服，但这种征服同样只是一场军事征服，而中原人最终总是以坚韧的思想调教了各个民族。最典型的现代征服与被征服事例就是德国和日本，对他们来说，他们现代的辉煌实际上是得益于在二战中的失败——这场失败促使二者完成了现代化的变革，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统治实际是将明治维新没有彻底完成的事业最终完成了。同样，美国对德国的占领也完成了威廉时代没有完成的现代化改革。今天，他们甚至都超越了他们过去的许多对手，如法国和英国，仅仅没有超越美国而已——美国的霸主地位有更大的、更得天独厚的原因。 今天，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同样是一场征服战，美国毫无疑问地赢得了战场的胜利，是一次漂亮的“十字军行动”——“伊拉克防空军注意了！不要跟踪和攻击盟军飞机！你的同事在其它防空基地受到毁灭性打击的遭遇是对他们不断袭击盟军的回应，你可能会是下一个。”这是美国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的传单口号，一个胜利者炫耀的口号。 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对伊拉克军人大规模地采用心理战，这也许会成为一个心理战大规模应用的标志。这与以往的情况有所不同。以往主要是针对敌对国内高级官员和军队将领进行劝说、威逼利诱等，但现在则是在现代战争环境下直接对下层军官进行心理战。并且美国的这场心理战还算是成功的，许多伊拉克军队三五成群、连排建制、甚至整师建制地投降。美国主要是通过两种心理效果：一是如果现在在战场上为萨达姆卖命，将来就会受到美国人的惩罚；二是在伊拉克广泛制造美国很可能已经将萨达姆定点清除的消息，伊拉克的核心已经没有了。于是无论是萨达姆本人还是伊拉克贫民几乎都肯定美国会赢得这场战争，所以这种气候下的军心也就可想而知了。 美国有这样一个逻辑：利用美国强大的军事能力几乎可以完全阻断伊拉克军队间的通讯，那么必然造成伊拉克军队信息不畅，这就如同在古代战场上汉尼拔曾经用过的办法，即对罗马军队攻击的时候，同时向他的后方阵地传播前面已经失败的消息而导致罗马全军崩溃一样，伊拉克军队由于得不到上级的确切消息也就很容易动摇， 正如美国总统布什曾经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发表电视讲话时所说：“他的将军们最好拒绝执行命令！如果他们不拒绝，那么他们必须明白，所有战犯都要受到审判和惩罚。” 美国的这个心理战逻辑实则就是历史征服的逻辑。人们总是选择危险最小的路走——当利益与危险同在的时候人们喜欢赌博，如纳粹德国。当利益显而易见大于危险的时候，人们通常选择征服，这也就是美国和它的盟国人民支持战争的原因。 ● 法德轴心：欧洲正在长大 自从普法战争后，欧洲就出现了男主人和女管家之争。这个矛盾和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可以预言，未来欧盟的强大必然首先是法德的团结，那么欧盟有朝一日的分裂也必然是因为法德的不和。英国已经在事实上飘离欧洲大陆，而成为美洲大陆的一个岛屿了。 2003年，比利时、法国、德国和卢森堡四国领导人邀请欧盟国家自愿参加“防御联盟”。所谓防御联盟就是欧洲企图摆脱美国控制的坚实一步，这一步包括6个方面： 1. 一支旅级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以法德旅为基础，并由比利时突击队和来自卢森堡的侦察部队进行补充； 2. 欧洲战略空运指挥部，计划在2004年6月组成； 3. 欧盟对核、化学和生物武器对部队和平民构成的威胁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4. 欧盟急救和支持部队，把民用和军用资产结合在一起，在24小时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5. 一些战术训练中心，头两个战术训练中心是为直升机和a400m军用运输机的机组人员设立的； 6. 到2004年，在现有的可部署指挥部的基础上建立多个可部署指挥部负责联合军事行动。 可以看出，这6个方面在军事实战上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更大的意义显然在政治上——“削弱北约的种子已播下！”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拥有独立的军事能力，摆脱北约对欧洲军事的控制。“四位欧洲国家元首上月末宣布的防务计划，不仅损害了摇摇欲坠的大西洋两岸关系，而且还在北约棺材上又钉上了一颗钉子。”③法德用一个声音讲话是欧洲统一的最基本条件。尽管现在欧洲要想摆脱北约的影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分道扬镳已经开始了。法德对伊拉克战争的一致反对就是一个互相协调立场的良好例子。 自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在欧洲的统治崩溃之后，欧洲就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过，而大英帝国的崛起也意味着均势政治主宰了欧洲的政治风云，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迫于美国与前苏联的压力，欧洲人终于认识到这种自相残杀式的欧洲均势政治该结束了，否则世界权力中心的位置会漂移得越来越远。其实，欧洲的这种四分五裂与其说是为了维持一种均势政治和民族国家体系，不如说是处于一种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一种基于自然状态，在纷争中建立的既有主权独立又有强大经济联系的国家群体状态。尽管在欧洲的国家权力史中，皇室家族、国王、主教、实权贵族及军事统帅都曾掌握过国家权力，但始终不变的就是，这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政治，一直无法统一于任何一个强权或者实力国家之下。路易十四、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希特勒都曾梦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但他们的企图无一成功。 修昔底德是欧洲第一位指导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人——他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此后分崩离析的欧洲国家间角逐建立了一些常识和原则。而马基雅维利则是欧洲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杰出代表，他的《君主论》几乎到了不可见人的地步，甚至可以说就是一部黑暗政治和阴谋策划者的圣经。这是一个基于人性属恶的理论，如其所言，政治道德、社会道德、个人道德可以完全背道而驰，或者根本无所谓道德，道德的定义其实就是一件用来掩盖欺骗的外衣而已，无论是国家内的权力之争还是国家间竞争，均是如此，“特定的行动是好是坏取决于它促进权势之获取、维持和增长的程度。” 博丹进一步提出了欧洲的主权概念，将纷乱的欧洲国家定性为可以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群体，这与其说是确认了国家的存在理由还不如说是承认了欧洲无政府状态的合法性。之后，莱布尼茨、斯宾若沙、休谟、霍布斯、维贝尔、黑格尔、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汉斯·摩根索等众多的理论者和哲学家们都论述了欧洲和世界的政治，自然，这些人论述各有不同，但总体上还是导致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信奉分裂政治。 英国在促使欧洲的分裂中“功不可没”——英王亨利八世和他的重臣沃尔希也许是英国主张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首倡人物，他们是最先使用“权势均衡”一词来描绘英国对欧洲政策的人。英国至少阻止了路易十四、拿破仑、威廉皇帝、希特勒等人对欧洲统一的企图。 但无论如何，今天欧洲人终于被战争的铁锤敲醒了，今天欧盟终于建立起来了，大欧洲计划已经正式展开，欧洲似乎距离成为一个统一大帝国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欧洲统一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注意观察这个联盟中是谁在起关键作用。自然，这个联盟的轴心是巴黎和柏林。以往，欧洲的核心是巴黎和维也纳，但自普鲁士谋求德意志民族统一后，欧洲的局面就改变了，法国人那种带有女管家式的欧洲管理模式不得不让位于德国那种条顿骑士强硬、说一不二的男主人模式——从现代法国和德国的实力来看，我们也应该更看重德国，德国的经济实力几乎相当于法国的一倍。 其实，德国在未统一前就一直是欧洲的中心，尽管这一地区还是一盘散沙，但却几乎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对欧洲的形势起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在15世纪后这种表现更明显。欧洲传统上有三大民族，即日耳曼民族、拉丁民族和斯拉夫民族，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拉丁民族的代表，俄罗斯是斯拉夫民族坚实的后盾，而德国则堪称日耳曼民族的骄傲。 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其实就是欧洲神权政治的强烈地震——此后不久欧洲的国王们利用30年战争纷纷抛弃了神杖，戴上王冠，建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正式步入王权时代。其实这也不是上帝不好，只是他的看门人滥用了上帝赋予的权利和信任。信仰与金钱一旦挂上钩，世界必将陷入黑暗。“文艺复兴以来，最易引起非议的行为就是教皇出售赎罪卷一事。最初，这种赎罪卷由教会授予出征的十字军战士，后来作为其他宗教事业的一种筹款渠道。16世纪初，利奥十世让教会出售赎罪卷以便用于修建罗马圣彼得教堂中的一个长方形廊柱大厦。这种做法遭到许多虔诚教徒的反对，因为这是在教唆人们犯罪，他会导致道德标准下降，引起人们在信仰和道德上的分裂。”④ 德意志人之所以能左右欧洲是因为他们就坐在欧洲的金银矿上，他们虽然还没有统一，但他们底下财富的力量使他们有胆量对罗马教皇说不——德国在中世纪是欧洲主要的金银产地，那时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的金银还没有来到欧洲。 “从15世纪开始，从这里运往罗马的钱财达30万古尔登，约占教皇年收入的一半，超过德国皇帝的年收入，德意志因此获得‘教皇奶牛’之雅号。”⑤ “宗教改革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实的奴仆。”然而，最忠实的奴仆却愤怒了，因为他们发现教皇总是在出卖他们的信仰，这简直就是肮脏的交易。1517年，阿尔布雷希特先从富格尔家族（德意志地区的大家族，拥有巨额财富）借钱，然后送给利奥十世教皇，交易是他可以担当美因兹、马格德堡大主教及兼管另一个主教的行政，然后阿尔布雷希特得到教皇允许，可以在其辖区出售赎罪卷，教皇则贪得无厌地提取50%的收入。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终于在教堂大门上贴出《95条论纲》，讨论赎罪卷的问题。德国人愤怒了，而德国人一感到愤愤不平则欧洲就意味着灾难临头，进而世界为之颤动，俾斯麦、希特勒的愤怒就令世界发抖，而谁又能说得准未来德国总统会不会对什么事感到不满呢？所以，我们可以和法国人，却要密切注视德国人的一切，因为全球化已经这样成熟了——欧洲人口袋里掉落一分钱，我们在床边都会听到它落地的清脆响声。 ●是否团结：亚洲还是一个疑问？ 在可能的三者中最具悬念的就是亚洲了。 亚洲在近150年来一直处在矛盾重重之中，尽管欧洲在1945年前也是如此，但现代欧洲则是一个日渐统一的大欧洲——它的力量仅次于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联盟。亚洲的传统核心有三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由于地理相对封闭，东亚一直稳定地以中国为核心。印度是南亚的核心，但这一地位经常被伊斯兰世界的力量所打断。而伊斯兰世界在过去虽然也曾有过强大帝国的存在，但在近代却一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国家，埃及、伊拉克、伊朗、土耳其或者叙利亚都没有充分的实力担当起这个责任，伊斯兰世界的教派分离也导致这里矛盾不断。其实，阿拉伯世界虽然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但它一直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文明世界，完全可以像欧洲一样人为地划出一条边界，成为一个阿拉伯洲。 阿拉伯世界的纷乱导致它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无法成为亚洲的核心，甚至也难以成为一个团结的联盟，众多的国家和各自的利益注定这些国家难以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 现在的亚洲中，最具实力的是日本，最具潜力的是中国和印度。中国是传统的核心，周边国家对此并不陌生；而日本想代替中国地位的努力被欧美和中国所打断；印度尽管是南亚的大国，对东南亚也有过悠久的影响，但它似乎总是稍逊一筹，既没有建立过强大的国际联盟，也没有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大国的政治影响，尼赫鲁曾经提出的不结盟运动在冷战时期梦想成为独立的第三势力，但结果证明不过是空洞的口号，既没有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得到认同也没有缔结出独立于冷战之外的国际联盟，倒更像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在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体现。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之争和中印之间较量性的竞争是那么深刻，彼此都是大国，又都曾兵戎相见，似乎和谐早就在彼此间消失殆尽。相比之下，东南亚各国的合作更有效率，这种在四面压力下的合作倒是更具现实意义，彼此也更容易信任。但中国、印度和日本似乎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实力，谁都不情愿作配角。一个分裂的亚太、一个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一个分裂的南亚次大陆，又怎么对抗一个强大、团结、彼此信任的盎格鲁·萨克逊联盟和能用同一种声音讲话的欧洲联盟呢？但也不可忽视的是在太平洋沿岸的亚洲部分出现了一种力量整合的趋势，这不得不让人们拭目以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亚洲命运 第二章 亚洲命运 一次，几个国家的将军在争论谁的士兵是最优秀的，争论不下，于是提出比赛。比赛的项目就是看谁的士兵能够顺利地把一面旗子插到悬崖下面的一棵大树下。德国士兵最先出场，然后按照指挥官的要求，笔直地走向悬崖，毫不犹豫地从悬崖上跳下去，结果摔死了；美国兵第二个出场，嚼着口香糖领命而去，但在悬崖边上张望了一会儿，吹着口哨离开了；最后中国士兵来了，他得到了同样的命令，他也走到悬崖边，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掏出绳子系在悬崖上的树上，再顺着绳子滑下去，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就是中国人的不同之处，他们总能完成任务却又不偏激。 1. 谁是逐鹿者？ 全球化带给每一个国家的都是同样的两份礼物：永远流动的利益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竞争压力。弱者寻求自保，强者寻求更大利益，但途径都是差不多的——即合作，相互结成一个组织，来对抗另一个组织。 显然，分化组合，就是未来20～30年国际政治必然的主题。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2050年最终不是形成战国七雄或者春秋五霸的格局而是形成三国演义的模式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已经存在的标准的问题，这个标准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联盟。只有能对抗这个联盟，或者两者的联合能够抗衡这个联盟的时候，这种游戏才成立。并且，七角、五角或者四角关系都不能形成稳定对抗的关系，只有三角关系才是最稳固的。原因在于几何学上任何大于三角的图形都会产生倾斜、移动，直至失去这种对抗结构。在国际关系学中，同样是大于三角的游戏矛盾也会骤然增多，必然其中有的国家在矛盾中选择放弃朋友转而归附到另一个阵营当中，演化的最终结果还是会形成三角。 盎格鲁·萨克逊联盟是现代世界最强大的联盟，它的实力就成为选拔对抗者的标准。单一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再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都会成为一个小朋友。这是一场团体比赛，只有有资格组成团队的国家联盟才能够取得入场券。 二战实际上是一场经典的团体角斗赛——纳粹德国是其中标准的参照物，其它各方都是在和它进行比较，也依照这种比较结果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洲，其实就是一场充满阴谋、谈判、实力对比和出卖朋友的欧洲戏剧。纳粹德国的目标是统一欧洲，但在战略上不希望出现两线作战，所以希望首先取得其中一条战线的安宁，这决定了德国必须同时与前苏联和英国谈判。英国希望祸水东引，前苏联同样希望德国首先攻击法国和英国，以求赢得时间准备。结果就是一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讨价还价，历时10年，直至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在这场政治与外交的角逐中，每个实力集团都在评估德国的军备、战时经济潜力和开战后德国可能占领的资源、德国的盟友等，这些是用以谈判的基础，也是决定与德国妥协程度和自身立场的决定性依据。在欧洲众多的国家中，如波兰、芬兰、挪威、瑞典、捷克、希腊等小国一直只能充当配角和附属角色的原因就是他们与德国这个参照物相比，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同样，在今天的世界，如果要想与美国站在一个拳台上，就要拥有与美国一样的等级。如同希腊诸国任何一个城邦国家单独面对庞大的波斯帝国都是渺小的，波斯就是他们的参照物，只有各个城市国家联合起来才能达到与波斯帝国抗衡的水平。 既然有了美国这个参照物，我们就可以确立和这个参照物对抗的条件，根据历史经验总结下来，要想与美国站在一个重量级的拳台上，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条件一：必须建立一个足以对抗美国的联盟。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充满野心的帝国建立了一个企图统治世界的组织后，最好的对抗办法就是同样也建立一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还不能太弱，否则将不堪一击。如果当一个这样的联盟还不足以对抗的话，那么就必须联合另外一个组织，二者的实力应该基本与这个野心帝国的实力相当，否则会容易因担心失败的代价过于沉重而选择臣服。当拿破仑企图在欧洲建立大一统的伟大欧洲帝国的时候，英国立刻就组织了反法同盟，英国的传统外交目的就是要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防止任何一个企图统一欧洲的大帝国出现，一个联合的欧洲对英国来说显然是一个“联合的噩梦”。 这个反法同盟仅仅有英国不行，还必须有沙皇俄国，这样才能构成一个轴心，即伦敦—莫斯科轴心。这个联盟迫使法国腹背受敌，即使这样还不行，英国的陆军太弱小，根本无法与法军抗衡，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太落后——看起来更像是农民的武装，所以英国还必须把奥地利和普鲁士拉过来，这样他们才能在军队人数和战斗力上维持与法国相当的水平。英国还必须支持西班牙的抵抗力量，这既可以牵制法国的力量，同时也是维持一个将来登陆欧洲的前沿基地。英国作为一个没有法国人统治的岛屿就成为反法同盟最大的战略后方，当然拿破仑针对这一点构筑了大陆封锁政策，但这并不成功，法国的海军力量只能与英国维持大体相当的水平，甚至运气不好的时候还会处在下风，这样法国就没有力量封锁英国和欧洲的海岸，所以英国得以维持这个同盟的存在，直至拿破仑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典型的联盟对联盟的战争。英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维持一个同盟的存在，直至这个同盟取得胜利。中国历史上经典的三足鼎立是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鼎立，而不成功的联盟在历史中也有，如宋与辽之间并没有消除彼此的矛盾，也没有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甚至连统一的战略、外交、经济计划都没有，因而这个口头的联盟对金国一直没构成过重大威胁，倒是蒙古人趁这三国混战的时候异军突起，如同龙卷风一样横扫整个欧亚大陆。 条件二：效率更重要。 在联盟的内部，大家举行的并不是圆桌会议，原因就是此时需要的是效率而非公平。当然在法律及外交表面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各个国家的旗杆都是一样高。 这个联盟可以是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显然是只有几个起核心作用的点，这就是轴心。联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围绕这个轴心旋转，而这个轴心则又需要一个重心，或者说核心。如德意轴心，显然德国的实力远远大于意大利，柏林的重要性也自然要比罗马重要——所以盟军解放罗马并不等于二战结束，攻克柏林才是真正胜利的标志。同样，在美国没有正式卷入战争的时候，伦敦显然是与巴黎构成轴心，在失去巴黎后，伦敦是与莫斯科建立了事实上的轴心关系，这期间伦敦一直是反对德国的重心，德国重点要打击的也正是伦敦，但德国的空军和海军都没有实现希特勒的愿望。在美国参战后，华盛顿取代伦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核心，这个核心通过三条线支配着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联盟：华盛顿—伦敦是欧洲战场和盎格鲁·萨克逊联盟及英联邦国家的传统中心；华盛顿—南京是亚洲战场反对日本的中心；华盛顿—莫斯科是北方战场反对德国和日本的中心。 无论什么样的联盟都是一个运转的机器，支配这个机器的只能是一个大脑，否则这个机器就不知该怎样运转了。绝对的平等在战场上就是最大的敌人。 条件三：没有裂隙。 阿拉伯联盟同样也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组织，利比亚的领袖卡扎菲就多次在阿拉伯联盟会议上大声指责沙特或者干脆中途退场。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同样深远，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为时8年的两伊战争。拥有共同的宗教本来可以促进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但当宗教分裂出教派之后就成了矛盾的源泉，阿拉伯世界中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争斗早就成了外界制约阿拉伯人的可利用资源。如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就一直在利用伊拉克逊尼派对什叶派在萨达姆掌权时的为所欲为的不满和报复心理左右伊拉克的政治局势。阿拉伯的极端宗教势力也一直对沙特王室允许基督教美国在伊斯兰圣地驻军非常不满，这也导致了沙特政府与宗教势力和众多沙特平民教徒关系紧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2) 第二章(2) 2. 决定亚洲的内因 ● 中国：传统的东亚大国 《参考消息》曾登载了一篇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于2005年4月23号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所作的演讲。其中李光耀提到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观点：“中国崛起”的说法是不恰当的，比较准确的说法应是“重新崛起”，因为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从技术上和经济上来说，中国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不过在过去的500年里，欧洲和美国超过了中国。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1820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工业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亚洲经济占世界总产值的3/5。① 中国在东亚的传统地位并不需要多说，无论世界历史还是亚洲历史，失去了对中国的论述也就失去了对亚洲的论述，可以说东亚的命运是和中国连在一起的，中国受到内乱或者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则整个东亚都将蒙受损失，而中国强盛则整个亚洲都会享受到中国带来的利益。 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自秦统一中国直至鸦片战争，历时两千多年。只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自身陷入到迷茫当中。但即使从1840年算起，至2050年中国重新崛起，也仅仅是中断了200年，无论是世界还是亚洲对中国在亚洲的历史地位并不陌生，对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崛起的能力也没有多少怀疑，只是对中国重新崛起后如何运用它的力量以及是否会对过去令中国受辱的国家采取报复而心存猜疑罢了。 ●日本：菊花与武士道 日本是一个独特的国家。 日本社会普遍接受佛教，但又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取其“精髓”，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是如此理解佛教的劫与人的生死了结之间的关系的——生前的罪恶就在生前了结，与死后的灵魂无染。一劫了却，一劫复生，周而复始。所以在日本人眼中无所谓正反，只要是为国家民族奋斗的人都是值得敬仰的。无所谓对与错，只有成功与失败；也无所谓荣与辱，只有民族利益得失。这也就解释了日本人为什么既崇尚佛教又对武士道精神如痴如醉。 在欧洲也可以找到一面日本的镜子，那就是英国。从地理上和岛国文明来看，日本和英国非常相像——它们分别孤悬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不同的是英国面对的是一个自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没有统一过的四分五裂的欧洲，这使英国能够有效行使一种“英国因素”，即利用英国的力量竭力反对任何欧洲国家统一欧洲大陆的企图，即 “联合的噩梦”。无论是法国、德国、俄罗斯还是瑞典，只要谁有统一的企图，英国就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反对者，并且往往成为反对者中的中流砥柱，这就是英国的“制衡原则”。而今天，面对欧盟的形成，英国则显然颇为矛盾——无论加入或者反对，都是置英国利益于他人的股掌之中；日本的烦恼则正相反，日本两千年来一直是面对一个统一的大陆，即使是在它分裂的时候，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一直没有机会像英国那样在亚洲大陆施展“日本因素”，它对这个大陆帝国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明朝时期的沿海地区，即“倭乱”，而从来没有上升到影响中国进程的程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只是在近100年的发展中，才借西方的殖民行为上升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国家。 而且很明显，即使是这种制衡也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需要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支持，并且只能是这个联盟整体战略中的一部分；二是必须在中国这个大帝国软弱无力的时刻才行得通。这种情况仅仅持续了100年而已，现在中国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稳定、统一，并且很显然，接下来就是它的迅速强大——似乎中国的历史总是这样演变的。但这一次不同于以往的是： 一、这时不仅仅是演绎东亚历史了，而是处在全球化之中，日本拥有更多的选择，尽管形势也更复杂；二、日本在总体实力方面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身边这个大帝国，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三、日本与中国拥有同样的文明和人种，但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日本与中国的战略不尽相同，甚至是敌视中国；四、中国的长远战略必然引起国际上的一些疑虑和矛盾，在矛盾激化的时候，日本可以做出选择；五、如果认同中国的地位，日本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日本，这个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给予过充分重视的邻居，似乎第一次有了可以超越中国、主导亚洲的机会，它怎么会轻易放弃呢？国家竞争中还从来没有主动放弃权力的先例。其实它也从来没有真正臣服过中华帝国。在公元7世纪，日本向隋帝国派出遣隋使，国书中将日本天皇与中国皇帝并称，将日本与庞大的隋帝国等同视之，毫无敬畏之心。也就是说，日本一直就存有一种野心，希望强大、害怕被孤立，这种心理和英国的心理非常相近，但英国面对的是纷乱的欧洲，而日本则只能忍耐，以至在日本有一种人被称为忍者，这种文化显然出于这种岛国政治心理。毕竟，如果出于日本狭隘的岛国政治心理的话，他们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似乎远大于中国强大所带来的利益。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曾经试图挑战中国的权威。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后期，日本人开始向海外寻求发展，从朝鲜到中国海岸及南洋都有日本人的活动——这类似于北欧海盗对欧洲沿海的活动。在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成为日本的实际主宰者之后，于1592年率军入侵朝鲜，这相当于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挑战。在朝鲜史中，由于这一年是夏历壬辰年，因此把这场战争称为 “壬辰卫国战争”或 “壬辰倭乱”。 1598年11月，明王朝派出的舰队与朝鲜组成联合舰队，在露梁海域与日本舰队决战。海战进行了将近两天，日本共计损失约450余艘舰船，日本海军全军覆没。朝鲜将领李舜臣和明军将领邓子龙在战斗中先后牺牲。随后，失去海上支援的日军陆上部队全部被歼，壬辰战争就此结束。此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占朝鲜的战略其实就是按照丰臣秀吉的战略步骤进行的，即首先占领朝鲜，然后进一步侵略中国。 大前研一是日本的企业家兼经济学家，他写过一本《新国富论》。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目光一直关注着中国，毕竟中国的重新强盛是二战以后日本面对的最大课题。2000年，大前研一在中国各地进行了旅行，并制作了一部名为《觉醒的大国》的连续电视报道。2002年4月又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冲击》的书。他在书中说： “‘中国睡狮’的时代已经过去。以超过12亿人口为背景的优秀的劳动力，投入最新设备为产业背景的中国经济，强大已是没有疑问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著作，各种看法不一，既有 ‘中国威胁论’，也有去中国投资的指南，甚至还有中国行将崩溃的预言。”大前研一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其政治眼光颇为敏锐，日本目前正处在我刚才所说的5种状态之中，大前研一要探讨的也就是最后的疑问——日本不可能完全重新回到明治维新以前的状态，即成为中国身边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也不可能完全征服中国，那么，何去何从呢？ “由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合写的《中国的世纪，日本的战略》一书中，有专家认为在制度改革方面，人们看到的是 ‘全球化的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日本’。 ② 也许，正如这本《中国的世纪，日本的战略》一书的书名一样，日本正在承认这个刚刚到来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而日本只能在这种状态之中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 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应该注意到两点，一是日本不可能真正重新回到过去小伙伴的角色；二是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要比中国强大，至少它会一直是一个一流国家，是一个中国非常重要的邻居，无论它的外交还是经济对中国来说都有重要的影响。针对这两点，也许需要告诫中国：一、不要再梦想把日本当成仆人对待；二、最好把日本纳入自己的政策轨道。 藐视日本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但如果现在还继承这个传统则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伯特·伦敦曾在《华尔街日报》舆论专栏发表文章说，日本的“文盲率为零，领导层稳定，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场中很受重视，精通西方的管理技巧，信仰有目的的集体行动，因此，日本的未来并不是没有希望”。该所不久前还出版了一本书——《日本作为超级国家的再次崛起》，再次论证日本已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就在我们正确看待日本的时候，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联盟也在研究日本这个昔日的挑战者——日本输掉了那场战争，为什么却得到了胜利的果实？今天的日本正是当初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和欧洲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认识到必须想办法阻止日本重新加入中国阵营，因为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无论它倒向哪一边，国际政治的天平都会向那一边倾斜。在名古屋的南山大学执教的国际问题专家罗宾·利姆说：“如果日本人真的没了希望，他们可能开始考虑默许中国的势力。因此，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经济健康发展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都至关重要。”美国在二战中击败日本，1986年又逼迫日本大幅提高汇率（这导致了日本近10年的经济停滞），美国也曾借助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大力恢复日本实力。或扶或抑，而美国一直在充分利用日本这枚重要的战略棋子。这一次，面对中国的发展，美国又会面临一个如何制约日本与利用日本的问题。历史也许会重演，但也总有变化——日本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不再是一个失败的挑战者任人支配了。 单从近几年的朝鲜核争论来看，本身朝鲜的那一点核力量并不会构成什么真正的威胁，而只是由核蜂刺理论推导出来的导火索罢了。仅就东北亚地缘政治而言，这里是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五方上演石头、剪子、布的地方，整个朝鲜半岛只是一张大谈判桌而已。俄罗斯希望不被排斥在外，希望能够继续参与这个关系俄罗斯熊的地区；中国希望维持现状——这样最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和反遏制战略；韩国希望谋求削弱朝鲜的军事政权和威胁，并进一步向统一靠拢；美国则对朝鲜局势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因为朝鲜局势的紧张本身就是由于美国第四次扩张而一手策划的；而日本则是站在一个可以借机调整战略、谋求最大利益的台阶上。大家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朝鲜不应该掌握核武器，因为这个武器的投掷方向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 日本十分清楚美国的第四次扩张，也明白中国的强大意味着什么，它有可能是处在最矛盾的位置，但也可以是处在两边都可以敲诈的有利位置。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本来就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抵御红色势力的南侵；二是牵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日本对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也是一种矛盾心理，与美国的联盟是一种外交权衡的依靠。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是相当的矛盾，它曾长期向中国提供大笔的日元低息贷款和无偿援助，但也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和向中国表示礼节性的战争道歉，这一点已经成了经常点燃中国民族主义者怒火的打火机。 日本对于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表现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正如《朝日新闻》的一位国际事务评论家在文章中所写的：“日本发觉自己只不过是一台自动提款机，挨一脚才能吐出钱的提款机。” 对中国，给予中国的贷款无疑类似于一种战后补偿行为，持续不断的挑衅活动无疑又是一种警告和敲诈；对美国，从1986年制定强迫性的“广场协议”用以提高日元汇率，到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日本人很烦恼——为什么总是扮演这种提款机的角色？日本对美国明显的带有剥削性质的要求——日本提供经济支持而又很少给予政治回报的做法已经十分厌烦。“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近10年的经济停滞，导弹防御体系又限制了日本独自发展军备的愿望，而日本希望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也一直没有得到实现！以其强大的经济规模而言，日本明显感到自己总是被排斥在国际决策权力之外，这被日本认为是一种不公平。 普林斯顿大学日本历史学家谢尔顿·加龙说：“看一看除美国以外的国家，那些能够在世界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都是二流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甚至瑞典。日本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日本人根本没有要成为世界公民的想法，在改变美国的优势地位方面也没有做出什么努力。”③ 日本目前还和美国保持着联盟的关系，但开始一方面利用这种关系，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影响中国。同时给予中国贷款和参拜靖国神社看起来很矛盾，但实际上都是日本影响中国的战略手段之一。从长远来讲，美国和中国都希望拉拢日本，但又对它强大的实力有所顾忌，都不希望它成为一支独立的、具有威胁性的力量。 日本也并非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盟友，关键就是如何处理相互的地位和关系。美国和日本结盟是建立在日本战败以及面对前苏联的共同威胁的基础上的。而中国不可能走同样的路，最大的可能就是这种结盟能为双方带来的利益要大于失去的利益，谁都清楚，在经济网络遍布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同时，日本也在蹙紧眉头，其实日本对外界一向有自己的思考：如何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既能维持日本的亚洲大国地位又能占有亚洲的市场呢？它清楚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中国长期贫困也不利于日本，但也不希望中国重新剥夺日本来之不易的大国地位，所以日本只能在一个狭隘的区间内选择，即不能和中国全面对抗，也不能让中国过于超越日本，最好是能将中国纳入到西方七国已经控制好的世界经济体中，中国每赚得1元钱，日本就能从中国市场赚得1.1元钱，这样既能不过分限制中国的发展也能保持对中国的优势。 从长期来看，日本希望保持民族的纯洁性、大国地位和经济地位，但日本也很清楚每一个国家的理想都是在角逐中争取来的。中国和美国，甚至重新强大起来的俄罗斯都像巨大的板块挤压着日本，甚至在某种情况之下，这几个板块还会联合起来对日本施加压力，这种联合有时是战略性的，有时是技术性的。如二战时美国主导的战略性联盟，技术性的如历史上的三国干涉还辽等。 从经济层面来说，一个繁荣的中国比一个贫困的中国对日本更有利。日本认为：无论中国将来是比日本富强还是像今天一样相对落后日本，由于日本执行的都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即开放中的保守经济政策，因而它都能获得巨大利益。相反，如果中国的经济像某些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将会崩溃，那中国处于维持政权的需要会加大统治，一方面可能会走向穷兵黩武的方向，一方面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动荡，无论怎样都会对整个亚洲造成严重冲击。当然，日本同样担心，中国经济的强大迟早会大规模增加军备，这不但会威胁到日本，而且还会令世界产生新的冷战。日本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以应付这种新军备竞赛，军备竞赛往往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如果今天朝鲜真的走向核军事化，那日本必然要以自卫为借口也进行核装备。如果说朝鲜只不过是出于核蜂刺理论的想法而采取的一种威慑手段的话，那么日本的核军事化则完全是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再现，此举必然要引起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甚至欧洲的一系列反应。从本质上来说，日本的核军事化和当初前苏联的核军事化没什么区别。 日本也清楚，担心归担心，但中国的强大必然要到来。因此，中国和日本之间迟早要重新排定座位，只是日本希望在这之前能够尽量影响中国，使中国能够更多地顾及经济利益而采取相对温和的对外政策，能够给日本更多的空间，不要取代日本的大国主导地位。 对日本来说，中国越来越强大的经济既可以购买武器也可以用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开发能力既可以用来提高生产率也可以用来改进导弹的性能。 因而，日本支持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中来，同时也大力增加对华投资， 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纳入到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网络中，以便日本用经济大国地位影响中国的政策。日本同时也在加快向大国迈进的步伐，以期更早占有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强化日本本来已经很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自然，这种大国化的步伐在没有遇到事关日本重大利益的时候，日本还是会在美国的大战略中谋求前进，而一旦遇到关系日本命运的局势变化，或者遇到合适的机会，日本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大国化。 日本自“广场协议”以来经济就陷于停滞，这种被迫的停滞苦果日本当然只能咽下，但日本的经济实力十分雄厚，日本也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经济和政策的调整。同时，日本丝毫没有因此放松谋求大国地位的努力，甚至可以说，日本借助经济停滞趁机宣传了日本惯有的危机感，强调日本军队合法参加世界维和行动的重要性，日本议会也最终解除了日本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的禁令，并修改武器使用规定等。这也就是说日本基本已经取得和世界其它大国一样的权力，军事力量外派将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显然，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这方面的活动近来日渐频繁，并且与印度、巴西和德国的合作也非常高调，简直就是势在必得。 日本自然清楚，一个国家最后的保障和最有力的制约手段就是军事力量。日本的海军实力实际上在亚洲仅次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如果情况紧急，日本仅几周就可以装备核武器，因而，日本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准超级大国了——这和世界承认与否没关系。 ●印度：佛的帝国，世俗的弱者 印度是一个一直怀揣着大国梦想却又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世界的国家。 在世界的眼中，中国和印度同是亚洲的两个巨大板块，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颇具可比性。但在比较研究之后又会发现一个根本的不同：印度是一个具有开放的系统和封闭的心灵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具有封闭的系统和开放的心灵的国家。 美国总统布什养了一只小猫，布什为其取名为“印度”，没想到这却惹恼了印度人，他们为此甚至冲击美国驻孟买的领事馆，“总统先生，不要搞错了。印度人是狮子，而不是猫。” ——印度的民族主义很强烈吗？但印度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态度却十分温和，是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发祥地。 ——印度是一个大国吗？但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印度却几乎一直处在边缘，甚至没有真正卷入二战。 ——那么印度是一个善良虔诚的宗教国家吗？但印度拥有核武器、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执行南亚的政策无疑又是窥视大国地位的行为。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印度：“全部印度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样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也许，经受了千年磨难的印度现在开始觉醒了，是吗？这还很难说。印度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也是一种看似矛盾的政策：它既没有参加美国主导的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安全同盟，也没有参加东盟那样明显具有亚洲自我保护色彩的组织，或者和中国、东盟组成一种战略伙伴。在世界历史中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是超级大国还是弱小国家都要参与合纵联横的游戏中才能有所作为，但印度一直是一个例外。即使是在冷战正酣之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虽然偏向于前苏联，但却并没有真正执行过什么支持前苏联的政策或活动，事实上并不属于任何阵营。而印度倡导的不结盟运动被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仍然在冷战的漩涡中奔忙。 印度尽管拥有许多具有战略价值的东西，却似乎利用得很少。如印度几乎是环印度洋地区除美国以外唯一的大国；印度也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市场；印度还拥有几乎和中国一样的廉价劳动力；印度还是世界重要的宗教国家，它的佛教和印度教对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有重要的影响；印度还是英联邦成员，和英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印度似乎要比中国拥有更多一些的优势，然而印度和中国相比似乎总是慢一拍。 印度有时也在利用这些资源，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连续的整体战略。它的战略总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没有一个连贯性，似乎它的外交政策是出于自发形成的而不是经过深谋远虑的设计。反观中国则在稳定地执行着一种韬光养晦的大外交，这无论在中国民间还是国际政治专家中都得到共识和认同，而印度的外交政策却缺少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调整手段。 印度国防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彼得·罗德曼说：“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对我们很有价值，我认为本政府不会无视这一点。巴基斯坦是一个处于世界上情况非常复杂的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我认为美国在那个地区有个朋友是很有好处的。”④ 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宿怨举世皆知。 无论对印度的政策和战略评价如何，印度终归是我们身边一个重要的邻居。毕竟它政策的不成熟不能意味着就可以抹掉它在世界政治地图上的位置。关键就是不能让这种不成熟的政治再上演一次边境战争，也不能把它推向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阵营之中。而且，它是我在后面所提及的构建日—中—印轴心的重要一环——如果这一轴心能够建立，那么仅从印度所能影响到的地域就可以成为一种制衡世界的重要力量。 例如，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设立了一个新的海上司令部——“中央直属区”之一的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东南面，孟加拉湾的南部。这是一片大约由5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岛屿群，散布在很大的区域里（北纬6至14度、东经92至94度之间），而这一地区正是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连接的地方，也就是说，印度等于在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之间安装了一道印度门，钥匙当然就握在印度军队手中。 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举世皆知，几乎整个东亚与欧洲、中东之间能源和贸易的海洋运输都要经过这里。印度设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就是在进行一种宣示——印度洋是印度人的。印度控制了这一水道，等于在和美国、日本、中国、中东国家，甚至欧洲国家的谈判中都多了一张牌。自然，印度的海军力量还不足以完全控制整个印度洋，但对这一海域的商船和油轮进行威慑则足够了。 对于中印之间的战略合作，俄罗斯曾经提出过。俄罗斯的企图是建立俄罗斯—中国—印度三角战略关系，初看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俄罗斯、中国、印度三者几乎可以控制从东欧到中亚，再到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几乎控制了世界上最重要、最庞大的地区。但如果这是一个铁三角则是一个理想的模型，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倡导者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没有信誉的朋友，俄罗斯一向以执行同时面向亚洲和欧洲的政策而著称。在人种和宗教上，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尽管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更多采用的是亚洲式的模式。但俄罗斯的这种双头鹰战略无疑增大了这种三角同盟的风险性，在需要的时候，俄罗斯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这两个朋友，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这类事件并不罕见。况且，从俄罗斯和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两者之间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在历史上两国积怨颇深，双方都明白现在的合作只是一种历史的需要。 中国如果能和印度开展合作，这将打破西方的亚洲均衡政策，就像法国和德国的合作对英国的影响一样。印度和中国的合作将是两个最大的市场间的合作，也将是最影响本世纪的合作。今天印度与中国都不同于当年，中国的实力已经远不是50年代所能比拟的了，其实早在前苏联时代，前苏联就有过前苏联、中国和印度三者联盟的建议，只是印度和中国显然都清楚，前苏联只是想建立一个以前苏联为核心的帝国，而不是真正的平等联盟。 当然，中国和印度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边界争端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双边关系，中国在那场战争中令印度人刚刚拥有的一点信心变得荡然无存了，这让印度人在国际上丢了面子，显得颇为狼狈和尴尬，这是印度不信任中国的一个原因。其实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倒是没有什么矛盾。对前苏联的那个建议而言，似乎是中印之间的矛盾影响了这种三角战略的形成。但实际上，是俄罗斯给中国的不信任感更为深刻。俄罗斯倡导的三角联盟是一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同盟，并且这种同盟并非是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同盟，而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地区合作组织，尽管是首先出于政治考虑，但结果很可能其间相互的经济联系要大于政治联系。如俄罗斯非常看重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军火市场，他们是俄罗斯的军事装备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买家。中国更看重俄罗斯的能源和科技合作，如石油和太空技术。而中国和印度都会视对方为巨大的市场。而中国如果希望建立的日—中—印轴心，则是战略利益远大于相互贸易的利益，主要是政治联盟。 在目前看来，中国、日本和印度之间相互猜忌的方面要大于相互的信任。但在国际关系中，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敌人，在世界出现三大经济区的时候，这种联合迟早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但印度，总是有些让人琢磨不定。 在历史上，印度是一个很令人迷惑的国家，它是东方的耶路撒冷，是东方宗教的发源地，也是一个文明大国，但印度在整个近现代却对世界影响极小。其实印度接触世界远比中国要早，但印度和中国却几乎同时建立现代国家，它的变化显得异常缓慢。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看出印度的国家政策在逐渐走向成熟，在尼赫鲁家族的影响逐渐淡化的时候，印度也开始放弃其曾经倡导的不结盟运动——这种运动实际上是让印度更加孤立。它不再那么鲜明地指责各个大国，而是开始了认真的全方位外交——一方面不放弃自己的核武器计划，一方面争取和各个大国建立左右逢源的外交关系。 印度逐渐认识到不能只靠古老的哲学和宗教来让世界认同印度的伟大，也不能靠印度的人口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同时印度也认识到想在世界中构建大印度的梦想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拥有真正的实力；二是活跃的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没有国家不需要盟友，美国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完全无视盟友的要求。 中国要联合印度，从战略上讲，应该首先沟通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从历史中的交往和互相影响，到对现代意识形态的思考，其实都能找到共同的思想；其次是大力促进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印度的贸易区的建立，这实际上是建立日—中—印轴心的两大支柱。 ● 俄罗斯：野心、熊和双头鹰 “上帝啊，宽恕我吧！” 这是俄罗斯人在遇见带有宗教色彩的东西时常说的一句话。但别以为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你走进13~16世纪的俄罗斯教堂，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脸都朝着不同的方向祈祷，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圣像。那意味着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圣像那里得到赐福，而不能朝别人的圣像做祈祷，因为那样无异于窃取别人的赐福——自公元843年的宗教会议确认了圣像祈祷的合法性以后，圣像就一直是东正教的传统。大家都是东正教徒，却各有各的圣像，这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有人这样说俄罗斯人，“在教堂里是东正教徒，在酒馆里是虚无主义，在田野里是多神主义。” 亨利·特鲁瓦亚说：“他们没有蜡烛，只是用手拿着或者用嘴斜叼着木片来照明。他们一旦拿到钱币就立刻塞进嘴里，藏在舌头底下。他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脑袋属于沙皇，后背属于主人。”⑤ 这就是沙皇帝国时的俄罗斯人，他们普遍贫穷，他们的信仰也普遍在自我和宗教之间不停地摇摆，享受的是东方式的政治制度，人民属于主人，主人属于沙皇。 在彼得大帝之前，俄罗斯还不能称为一个真正的帝国。它地处欧洲边缘，亚洲北部，一边备受欧洲人的冷漠和排斥，一边不断提防来自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攻击。这似乎造就了俄罗斯人的双面性格，谁让它处在这么个位置呢？ 在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近70%的人是信仰东正教的，其中仅神职人员就有11万，大概有66000座教堂，1100座修道院，10万名修士和自愿人士。⑥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国家，但它不像西欧的基督教国家那样有西方式的君主制度，采取的是东方式的集权制度。沙皇如同中国的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威，没有明确的财产划分，国家的财产就是沙皇的财产，人民的生命也同财产一样可以随意支配。俄罗斯实际上是受东西方文明的共同影响而形成了这种独特性。 “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只是把俄罗斯看成是拜占廷东正教文明的一个分支。 c·a·基斯利钦把俄罗斯文明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1. 国家政权的主义形式； 2. 人民集体主义的心态； 3. 个人不大的经济自由范围； 4. 社会服从于国家。⑦ 1832年，俄罗斯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俄罗斯有三个基础：主义、东正教和民族性。 1395年，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安东尼在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信中说：“这个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具有至高的地位，他和其他统治者以及别的地区不同的管辖者不同，因为是他从一开始就在所有人居住的地区建立和巩固了真正的宗教——对基督徒来说，拥有一个教会而不拥有一个皇帝是不可能的。教会和皇帝具有伟大的统一性，同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之中，他们不可能被分开。”别尔加耶夫评论俄罗斯这个民族时说：“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的困扰是不信教的人所固有的，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人，甚至在他们摆脱了东正教的时候，也在继续寻找上帝和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 无论是乌瓦洛夫的三个特点还是c·a·基斯利钦的四个特点，其关键是基于这种基础之上的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亚洲政策。中国和欧洲是未来的两极，又同是俄罗斯的邻居，而我们的这位邻居又肯定会因国家利益的要求而在两者之间寻求最大的好处。假设俄罗斯成为北约的一员，那么，北约的边界就会一下跨越几千公里从大西洋直抵中国北部边界。这样就等于说中国就要直接面对北约的军事力量。而在南部，中国又面对着美国的亚洲岛链封锁。自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又控制着中东；不久前美国又开始发动中亚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因而，等于说中国处在被包围的状态之中。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在美国的包围之中。 在现代的俄罗斯外交中也明显地表现出双头鹰的性格。一方面想促进北京—莫斯科—新德里这个大联盟战略，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美国和西欧。很难说这是一种左右逢源的策略，相反，这倒更像是一种自相矛盾而且危险的策略。俄罗斯拥有大国的实力，这也就注定国际关系中必然要有一张俄罗斯牌，但至于谁来打这张牌，则要看当天的国际天气预报了。谁都不想和它作真正的朋友，但也不得不考虑它的力量——正所谓俄罗斯的野心，世界的烦恼。 对当今世界所有大国来说，与美国的关系都是最重要的，毕竟美国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第一命题。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他们对外政策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如何保护好俄罗斯眼前的利益，包括俄罗斯在欧洲的、中亚的和远东的所有利益。当然，对俄罗斯来说它的主要利益还是在欧洲，这主要还是出于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如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组织——北约就是针对前苏联的，现在则成了俄罗斯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必须想办法消除北约这类强大的西方组织对俄罗斯的威胁。现在看来，俄罗斯的如意算盘是想加入北约，它在问西方，既然冷战已经成为过去，俄罗斯也开始了民主改革，为什么还要将俄罗斯排斥在外呢？显然，如果俄罗斯加入了北约，那么北约就将形成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共同支配的组织，俄罗斯不必再担心受它的威胁，反而对俄罗斯来说是瞬间拥有了巨大空间——北约的力量使它覆盖整个欧洲、大西洋和太平洋。 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沙皇的脾气、双头鹰的性格和广阔领土的国家。 这样一个国家又横跨欧亚大陆的北部，它的领土那么广大，自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真正成为一个帝国之后，它就开始不断地奉行扩张政策，而俄罗斯又是一个有双面性格的鹰，这样的帝国注定对欧洲、亚洲都是一股决定性的但又不令人信任的力量。我们和欧洲一样都不完全认同俄罗斯，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属于欧洲还是亚洲，但却不得不认同它的力量。无论它是邪恶还是正义，都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都是欧洲和亚洲共同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撇开俄罗斯的想法根本不现实，反而有害，因为那显然是在掩耳盗铃。 俄罗斯身份的不确定性导致它的对外政策也是充满矛盾的，俄罗斯显然在滥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西方又爱又恨，它梦想加入西方富国俱乐部，尽管它此时已经衣衫褴褛，但它还是希望西方把俄罗斯当作天生的亲戚，并在俱乐部中加一把椅子，给予俄罗斯公平的成员待遇。同时，这个没落的帝国幻想着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其实，人人都清楚，俄罗斯除了破烂的裤兜里塞满核武器之外，它一无所有，根本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少影响力。 不出所料，老谋深算的西方只给了俄罗斯一个名份，在西方七国俱乐部中加了把椅子，但在讨论具有实际意义的世界经济、金融问题时则根本无视俄罗斯的存在。显然，西方只是想安抚俄罗斯，只是不想让俄罗斯太绝望而倒向亚洲，毕竟俄罗斯的军事科技和核武器还是颇令人生畏的。其实俄罗斯自己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尴尬身份，同时面临尴尬的外交局面——既得不到亚洲也加入不了欧洲。那么俄罗斯就不得不接受东亚的多极世界主张，也不得不接受美国想独霸世界的梦想。于是，俄罗斯只能提出，俄罗斯希望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扮演平衡的角色，但接受多极世界就是在否定美国，接受美国的梦想又是在否定亚洲，同时它自己也梦想重新成为多极中的一极，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尽管汤因比把俄罗斯文明看成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分支，即东正教文明，但欧洲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直系亲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表亲罢了——其实欧洲人一向并不认同俄罗斯这个斯拉夫文明国家，在欧洲人看来，俄罗斯的东正教与异教一样，尽管它也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它并没有经历过马丁·路德及后来的一系列宗教改革，也没有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因此怎么看都不像正统的欧洲国家。 但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那你必须这样认为，即俄罗斯既是一个亚洲国家也是一个欧洲国家，并且，在某些领域还是一个世界大国。因为现实政治与文明认同与否，它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或者防御身边的现实力量。当我们在谈论亚洲的梦想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俄罗斯也在盘算亚洲，这又不是没有先例。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前苏联帝国，它们都一样，自彼得时代就开始是欧亚大陆的重要力量，尽管欧亚都排斥它，但它却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说话，干涉欧亚大陆上的许多事情——毕竟，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拿破仑可能已经统一欧洲；没有前苏联的顽强意志，希特勒也可能已经统一欧洲；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大清帝国也不会丧失那么多的领土。在19世纪，东亚的本土三大势力就是清帝国、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20世纪，东亚的本土主要力量依然是前苏联、中国和日本；21世纪，东亚的本土主要力量还是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可见，俄罗斯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亚洲力量，这就是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原因。 无论俄罗斯在文明上是否超越欧洲或是亚洲，但一旦俄罗斯在21世纪重新拥有了力量，那么，亚洲和欧洲都会问，它打算索取多少利益？ 尽管东西方都不愿接纳俄罗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制定者有时则为此沾沾自喜，他们认为，这对俄罗斯来说应该是一个优势：俄罗斯的历史上千年，可以兼顾东西方，并且和东西方都有着丰富的交往经验。 但实际上，俄罗斯的双重性格和广大的国土，也注定了俄罗斯对亚洲或者欧洲任何力量的崛起都立刻抱着警惕的态度，其实这也是因为俄罗斯的许多领土都是掠夺来的，并且历史并不久远，远不像许多国家那样拥有传统的、得到周边认可的领土范围。以至说得难听些，俄罗斯总有一种做贼心虚的心态。 例如近些年来俄罗斯就一直对远东地区忧心忡忡，对比很明显——俄罗斯远东地区本来就人口分布稀疏，这些年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更导致整个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远东地区经济落后，人们纷纷西迁或者移居海外，导致这里更加人烟稀少，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能力在明显下降；反之，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邻的正是亚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中国和朝鲜半岛，也包括日本。而这些年边界的开放导致大量中国人、日本人、朝鲜半岛人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几乎都是对俄罗斯拥有经济优势的，俄罗斯开始担心将来会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俄罗斯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并不过分担心西面的北约——无论俄罗斯将来是否会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因为西欧地区是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这里的人口也在减少，因此欧洲对俄罗斯大规模入侵或人口迁移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东方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东方人对这些资源一直垂涎三尺，并且由于东方人口密集，也对俄罗斯广阔的土地羡慕不已，最要命的是俄罗斯近来实力衰微，东方经济却蒸蒸日上——有钱人越来越多、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资源需求越来越多，俄罗斯怎么能不担心这样的邻居呢，这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日本和韩国，甚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参考消息》曾转载了俄罗斯《消息报》2002年12月2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说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不久，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对1500名俄罗斯人进行了民意测验，以了解俄罗斯公众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以下是部分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俄罗斯政治层面对中国抱有戒备心理，普通民众也持有同样的心理。 “乍一看来，俄罗斯人对中国抱有好感。40%以上的人认为中国不错，只有12%的人对中国印象不好。后者多为西伯利亚人（西伯利亚和远东分别有17%和29%的人对中国不满意）。社会学家认为，其原因明摆着：这些地区的失业和非法移民问题非常突出。一个西伯利亚人说：‘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人失业呢，中国人凭什么没有任何证件就到我们这来？’” “那些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中大部分是崇拜中国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久加诺夫的支持者（58%），50岁和更年长的人（53%）。有些人认为中国是‘的最后支柱之一’，还有的人钦佩中国这样的大国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社会经济改革。”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被调查者（73%）认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比中国大。社会学家说，轻工业、商业和农业高速发展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有多大影响的指标。在俄罗斯人看来，军工企业、航空航天部门、重工业和采掘工业才是国家有没有分量的标准。” “不过，在民意测验中以下看法越来越多，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变成经济强大的超级大国。中国购买俄罗斯最现代化的武器，它将变成不仅对弱国，甚至对美国都有威胁的国家。如同过去害怕我们有野心，害怕我们有强大军队一样，现在很多人害怕中国。”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3) 第二章(3) 3. 决定亚洲的外因 ●美国的大陆均衡政策 美国是一个独立于传统欧亚大陆之外的新帝国，对美国来说，如果要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就必须向当年的大英帝国学习，即对整个亚欧大陆采取大陆均衡政策。其实任何一个已经上升为世界顶级的帝国都有一个同样的心理——怎样防止别人颠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呢？美国人也是研究历史的，他们其实也明白内圣外王的道理，只不过他们更注重实践——除了保持自身的优势之外，还要防止别人建立敌对的联盟。美国和世界都明白，现在单独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挑战美国，而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置美国于危险的境地。 美国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历史上也总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律，老二和老三、老四总是习惯性地联合起来反对老大，这显然是出于国家间竞争的本性。当年的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曾经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它统驭的领域如此之大，以至在帝国的天空上永远有太阳，这样的帝国远比欧洲人为之骄傲的罗马帝国更宏伟、更庞大，但当“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帝国、拿破仑帝国、威廉德国、第三帝国几次三番地联合欧洲其它国家对其进行打击之后，大英帝国终于在1945年让出世界中心的地位。尽管挑战者也未能如愿以偿，但也成功地让伦敦的世界权力中心发生了转移，华盛顿和莫斯科共同分享了大英帝国之后的权力和地位。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解散北约、日美联盟以及一系列在冷战中建立的联盟关系，反而不断加强这种联盟，就是出于一种担心。一旦美国放开缰绳，这些盟友没有了前苏联的压力，立刻就会三心二意，其中有野心的家伙立刻就会拉拢一些人等待掣肘美国的机会，而一旦当实力和机会出现重叠的时候，美国也必将步大英帝国的后尘。前车之鉴，美国怎能不防范呢？ 但即使美国如此用心良苦，法国和德国的握手言和还是让欧洲重新找到了轴心。美国已经对欧洲的联合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欧洲的联合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美国看来也只能利用离间、遏制等手段阻滞欧洲的成长。同时，在东方，如果再出现一个亚洲联盟，美国就将寝食难安了——在大战略上，美国没有多少选择，它只能想方设法地遏制每一个潜在的对手，无论它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它曾经是敌人还是盟友。 ●老谋深算的欧洲 无论是对新大陆而言还是对东方来说，欧洲都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家伙。现代国家关系首先就诞生在欧洲，欧洲的殖民历史使欧洲更清楚这个世界，更了解怎样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在国际关系史中，俾斯麦、沙皇亚历山大、赫胥黎、丘吉尔等都曾造就过登峰造极的、左右世界的策略，有些是宏伟的大政治外交，有些则是充满了卑鄙肮脏的阴谋，但无论怎样，对他们的祖国而言，他们都是国家利益伟大的捍卫者。对整个欧洲而言，则意味着欧洲深谋远虑的功底更加深厚、掣肘世界的手段更加老辣。 欧洲是现代思想意识的渊源之地，尤其在国际政治方面，欧洲的思想一直是世界的主流，并一手构造了1492年以后的国际关系体系。欧洲从最初的殖民思想到后来的启蒙思想，再到现代成熟流畅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在社会、国家、经济和民众信仰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完善的体制。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现代欧洲几乎就是欧洲人渴求的理想国。 1950年，美籍犹太裔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否定了以人性本恶为国际关系理论出发点的论调，这表现出欧美在认识国家间竞争上已经超越了启蒙思想中简单、粗糙的人性非善即恶的基本观念。约翰·赫兹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论述认为只要社会个体间共处但未结成更高的统一，那么就总是处在一种“安全两难”的状态中，即这是一种矛盾，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总是对自己的安全、利益和权利是否被侵犯感到担忧，而这种担忧导致的结论就是：必须不断地寻求更高的手段和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一切。结果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占有更多的资源，强化权势和寻求遏制政策。最终导致彼此间永无休止地竞争。赫兹最终的结论似乎是在验证霍布斯所言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这种竞争是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人性——这倒很有趣，难道这种无政府状态就不是出于人性了吗？ 约翰·赫兹对现实主义进行这种修补尽管并没有真正脱离人性溯源，但这种以面对现实国际关系状态的思考方式已经形成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也就是结构现实主义，即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状态来重新论述现代国际关系。 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代替人性论开始主宰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也许这种思想变迁更能说明欧洲的老谋深算——现代欧美已经达到鼎盛时代，到了该是改变无政府状态为西方建立全球唯一权力中心的时代了。 欧洲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最为深厚，它的行为也直接铸造了现代国际社会，欧洲既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导演也是其中的主角。 欧洲对世界的老谋深算在殖民时代表现得最为经典。 当欧洲以无可比拟的工业和航海优势，从亚欧大陆一隅向世界各地展开攻击的时候，表现得是那样贪婪。美洲的黄金、矿藏、种植园、土地；非洲的钻石、象牙、黑奴；亚洲的香料、茶叶；中国的瓷器、丝绸、廉价劳工、白银；中东的石油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要掠夺的。殖民者在美洲、澳洲、南非等土著文明很弱、抵抗力很低的地方就直接将广阔的土地纳入欧洲国家版图，同时为保持白人的种族相对优势，防止土著人利用人口优势反扑，在南北美洲和澳洲进行了世界上最大的、最为旷日持久的屠杀，以致这些土著居民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类似保护动物一样，被送进所谓的保护地；而在印度、中国等文明发达的地区则采取资源、财富掠夺的手段——这是一种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手段的方法。而当欧洲由于内战，欧洲各国普遍衰落的时候，欧洲发现它们在全世界的殖民浪潮已经过了巅峰，现在到了不得不退潮的时候，欧洲人不是一走了之，而是颇有远见地在世界各地种下矛盾之火，这样即使在欧洲暂时力量无法顾及的时候，亚洲、非洲也不至于迅速强大起来，这些矛盾之火会让他们互相厮杀，把仅有的力量消耗在彼此永无休止的争端中。在亚洲，既然日本已经强大起来了，那就要刻意维持它和中国这个传统亚洲领袖之间本来就已经深化的矛盾；同时利用日本和俄国的矛盾，既削弱俄国在远东的过分扩张也压制日本过快地强大；在冷战中，法国出让在越南的利益，以引导美国填补欧洲在越南的真空；当印度独立运动无法遏制的时候，英国就用《蒙巴顿协议》分裂了大印度，使其一分为三，即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至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矛盾重重；从大亚洲战略的角度考虑，刻意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一条麦克马洪线，将传统的印度和中国分界线向中国一侧大幅移动，以求制造亚洲两大国之间的边界矛盾；伊斯兰文明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宿敌，在英国不得不从伊拉克、巴勒斯坦、伊朗等地撤退的时候，英国人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即支持流散于全世界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这就是以色列的诞生，由此制造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成立之初发动突然战争几乎将以色列铲平，但美国和欧洲迅速行动，逼迫阿拉伯人停战，以色列利用这个间隙迅速调整军事部署，并从美国得到大批援助，之后一举扭转战局，阿拉伯人最终以失败告终；在非洲，尽管欧洲各国此时已经不再建立殖民地，但在殖民浪潮退潮期间，欧洲为非洲的部族矛盾撒下了足够的火种，这个火种遍及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国家幸免——边界争端、部族仇恨、种族歧视、矿产争夺、石油利益、疾病蔓延、贫穷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以至于非洲各种武装力量此起彼伏，政变、革命司空见惯。欧洲大国间的角逐更是充满尔虞我诈，由于欧洲强国林立，其利益遍及世界，所以欧洲大国间的角逐往往将全世界都卷入其中，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欧洲大国之间矛盾爆发——在那个时代，欧洲几乎就是世界所有主要矛盾和战争的策源地。 老欧洲现在有了新欧盟——欧洲利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峙，保持低调近半个世纪，并不过多参与美国和前苏联的冷战，不把有限的资源和财富投在扩军备战上，而是借助北约，即主要依靠美国的力量来保护欧洲。同时借助美国的战后经济援助重新崛起，欧洲的政治家们也在美苏两大板块压力下迅速达成了一个共识，解决了欧洲一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争论——要统一的欧洲还是要分裂的欧洲？现在，欧盟已经在健康地成长，也许其中会有些波折，如欧盟宪法被法国民众否决而面临危机等，但以欧洲的睿智，这显然不是太大的问题，欧洲重新角逐世界的时代肯定又将到来。 显然对于亚洲来说，亚洲未来的命运就将决定于这样一场选拔赛，这场选拔赛由两个级别构成：一个是亚洲级别的，即在亚洲本土的四支强队之间进行比赛，以决出一个优胜者；然后这个优胜者再联合亚洲其他强队共同组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将代表亚洲参加世界级的权力竞赛，即参加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最后角逐赛。 现在就将赌注押在亚洲任何一支强队上都可能还为时尚早，因为仅这场亚洲区的竞赛至少要进行3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结果，然后还要看这个优胜者能否在亚洲成功组队以参加世界级的竞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龙的命运 第三章 龙的命运 据说：在一场中外记者云集的招待会上，一个外国记者以国外记者常用的刁难方式向周恩来总理发问：“我走过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中国人走路的时候往往是低着头的，这是为什么？”周恩来总理淡淡一笑，一语双关地说：“因为中国人在走上坡路！” 今天中国仍在走上坡路，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香港街头上的人们早已不再习惯低着头走路，而是充满骄傲和自信。 1. 改革 ●结绳记事 改革是一个亘古的话题，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现行的一切总要有新的变革。这种变革轻则修改法令、条例、制度等，重则国家总体政策都需要变动。在中国的传统中，中国现行的政策如果过于僵硬而又不思改过，则往往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演化为政变式革命，即改朝换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改革传统上总是有一个上限和底线，上限就是不能过分使国家的重大利益丧失，底线就是不能发生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这也是世界上一般大帝国的底线和上限，这种变革往往来自帝国内部，并且常常是自下而上的。而欧洲文明中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分散的状态，彼此的竞争促使邻国发生经常性的变革，以适应这种环境，所以欧洲国家的变革往往掺杂更多的外部势力，也更经常地受欧洲当时的中心国家影响，如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变革影响往往影响深远，范围也广。其实任何国家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一种重新配置，也是思维方式的改弦更张，如重新修订一套大家都能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大帝国的变革不像小国那样容易，小国往往是受邻近大国的影响而被动地改革，是一种模仿—接受模式的改革，有很好的经验和借鉴模式在那里，如日本的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大化革新是由于日本在与当时的唐帝国争夺朝鲜半岛的战争中失败，而导致日本认识到日本与强盛的唐帝国的巨大差距；明治维新是由于日本看到了鸦片战争对清帝国产生的严重后果。对日本而言，它必须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否则以日本这样的小国和附属文明地位，是根本无法单独对抗强大的欧洲文明的。鸦片战争对中日两国来说，对中国的影响更深远，对日本则很直接。对清王朝这样的大帝国需要一系列的冲击才能产生巨大的变革，但对日本就直接得多了——日本1868年即开始了明治维新，而仅仅20多年后，日本就以中日甲午海战证明了这场变革是成功的；到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日本就已经更进一步，证明其已经能与欧洲强国平起平坐了。这就是变革的威力。 即使是现在，仍有很多中国人以日本为例大骂当时的中国，不能痛快地进行改革，其实这是一种妇人之见，庞大帝国的变革远比小国的革新复杂、沉重得多。 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它的现代化改革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1868年的明治维新仅仅是日本现代化改革的第一步，而1945年后，麦克阿瑟领导的第二次现代化改革，才是日本建立现代制度的第二步。这次主要是为日本建立民主制度、削弱易于形成集权的帝国政府，防止日本重新军国化，美国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日本永远不再成为一个能与其抗衡的大国。日本在二战中的投降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无条件投降，美国十分清楚日本投降的条件就是保留天皇的地位，所以，今天的日本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制国家，而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是日本稳定的核心，美国也不希望治理一个完全陷入混乱的国家，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许，天皇的地位在将来还会面临一次威胁，那就可能是日本最后一次、彻底的改革，当然，这需要历史机遇。 而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般的国家，其改革简直就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系统工程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决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必然和整个世界直接联系起来。假如中国人饿了，那他会吃光世界的粮食，西方人就是这样吓唬世界的，但却不无道理。 在这里我简单地画了一个中国改革的结绳记事图（见下页），用来分析中国的这次改革所处的历史位置和其中矛盾与利益的背景。如果你迷路了，那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位置，然后确定目标，然后了解障碍和路径，最后选择走出去的路线。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次改革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四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鸦片战争后的百日维新，鸦片战争使中国猛然发现这个古老帝国已经完全处在欧洲扩张文明的包围之中了，即中国已经被迫进入到欧美国家主导的现代全球化环境中，不但世界已经被瓜分殆尽，而且，这个帝国本身也将面临被肢解的威胁。那这一次变革则完全失去了主动权。这一次改革与以往中国历次改革有了根本不同的环境，即以往外来的压力微乎其微，而这一次则就是直接因外部压力而引起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是一个几乎与中华文明完全迥异的文明入侵，而不仅仅是一次战争，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面对瞬间而至、来自四面八方的战争，还要应付文明对社会、国家正统思想的冲击，这触动了中华文明的根本。所以，这次的改革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艰难、深刻、复杂，其实是一场文明对抗中的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从鸦片战争至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历经了三次改革，仍然还在继续的原因。 第一次改革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短命的改革，光绪皇帝的改革派力量显然还不是传统祖制守护者的对手；第二次改革是在世界纷争、中国混乱的环境下进行的，国民政府企图简单模仿当时世界霸主的模式，即美式政治制度，结果既没有获得成功也没有保住政治权利；第三次改革是在世界相对和平、中国初步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它选择了欧洲文明的另类，即前苏联模式。自然，中国的改革总是免不了要一边在国际战略大对抗的环境中进行，一边在中国的惯性历史中前进，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和自我历史的框架。事实证明，简单的搬用前苏联模式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模式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同时也没有解决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矛盾。 自1978年开始改革至今，已经历时近30年了，这期间中国政府奉行了聪明的谦和忍让策略，在国际上则充分施展这个大国擅长的合纵连横手段，因而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或者欧洲强国都有种种目的，那就是企图维持一个大而弱的中国。这种和平使得中国有了宝贵的时间，去探索各种道路。 观察这近30年的改革，可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四个重要问题：民主与法制、政治文明（如何执政）与经济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如何建立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民主与法制，究其根本，其实只是对社会管理系统模式的争论而已。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回应西方的指责，西方只是别有用心，是一种标准的攻击手段，这与英国人对中国150年前使用的鸦片攻击，套取中国白银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的民主与法制是一个矛盾焦点，文明、国际战略角逐、国内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和这个矛盾密切相关。其实在职业的政治家眼中，所谓民主或是法制，这两者都是一个国家——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古代国家——所必须同时具备的，不同只在于如何应用和应用在什么地方。如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是实行民主的地方，因为这里讲究的是效率和胜利。即使在美国，美人也清楚，美队的格言就是：“没有任何借口”。这其实是一种极端的专政，这种美队的专政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同样，前苏联的失败也说明在市场上不能实行军队那样的专政，必须让那些社会俗人为利益而自由奔波。民主与法制其实如同人体的两套调节系统，我们知道人体是由两套调节系统共同构成的，一套是神经调节，一套是体液调节（即各种激素调节）。神经调节快速而准确，体液调节缓慢而稳定，一个人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调节系统才是健康的，整个人体系统才能运行顺畅。我们所谓的法制其实是社会的神经调节系统，它需要人为地、有意识地管理；而所谓的民主则是体液调节，它是自发的、无意识地管理着整个系统。任何单纯依靠一套系统维持的管理都不可靠。所以，单纯依靠神经调节的前苏联越来越僵化，最后訇然崩溃；单纯依靠体液调节的西方世界多年来则像一个癫痫病人，一直无法克服自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其实西方经济学建立的两大基础就是：人在市场中是绝对理性的，即每一分钱花的都是绝对理性的；人也都是绝对自私的，绝对不会出于善心而把自己的财富无偿转让给他人，否则整个西方经济学就失去了支柱。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建立在社会完全由体液调节的基础之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自私的、理性的，社会通过财富这个血液自由流动、自发管理，但经济就像是非洲草原上的雨季和旱季，经济危机和经济繁荣交替进行，这就是单纯依靠完全自由、自发管理的结果。前苏联则正相反，内部一切依靠神经调节，没有流动性，任何细胞都只能得到分配来的资源，无法正常生长，结果整个系统越来越沙漠化，如同树木一样越来越干枯，最后稍经风雨雷电就訇然倒塌。神经和体液调节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的确都必须有这两套调节系统同时参与才能成功。如在现代欧美社会所引以为傲的经济领域，西方认识到经济危机的原因，所以也开始了改革。其实西方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更早就开始了改革，只不过这种改革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而已，所以，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危机表现得不像以往那么强烈。作为西方领袖的美国人也不是实行绝对的民主和自由。实际上，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的法律中，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关于经济的，各种法律条文既有宏观管理也有细致入微的条款——美国既通过反垄断法强硬制止垄断行为的出现，也通过美联储的利率杠杆调整市场行为，说是自由天堂的美国实际上一切都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是它的治理手段更为高明而已；同样，即使是在奴隶制的古代国家，帝王虽然看似拥有莫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的存在与否实际上是大臣、将军、封疆大吏们商议的结果，这如同现代的议会制，议会决定了谁是帝王、他有多少权力等，不同的只是现代议会制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议会大厦，而过去多是在某人的密室中——不要以为密室中没有民主，现代民主同样是利益群体间较量的选择，实质没什么区别。现代的民主改革实质上就是寻找一个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如何进行法制与民主的调节、民主和法制的转换或调解时应该走什么样的法律程序等。 执政能力与经济要求（即物质文明），这个矛盾看起来好像和冷战的结束相关，即某些人认为前苏联的失败标志着这一意识形态的所有国家都是失败者。其实这种论调背后的根源在于美国——美国因为赢得了冷战，它当然想继续扩大战果，完全确立美国的霸主地位，它所控制的媒体同时也推波助澜地宣传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论调。但国际政治中根本就没什么正义而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清楚，任何社会都有一个适应性原则，即最适合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而最好的制度一定就是最适合这个社会的制度。人有差异性，不同的社会同样也有差异性，何况不同的文明间差异就更大了。欧洲的现代民主制度有欧洲一脉相承的历史积累，历经多少波澜壮阔的斗争才水到渠成，它今天成佛也是千年修炼得来的。别的社会、国家具有自己的特征，照搬西方民主制恐怕不走火入魔也修炼成妖精了——非洲在接触欧洲文明前是一片荒蛮的世界，根本没什么民主文明发展进程，西方人以为自己真的是耶稣，把西方民主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到非洲，结果今天的非洲就是战乱、种族屠杀、靠出卖资源为生的代名词，谁能说得清欧洲的民主究竟为这里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祸水？俄罗斯在冷战之后以其特有的狂暴风格执行所谓的休克疗法，希望一夜之间走上西方民主制，但清晨开门见到的却是混乱和贫穷两位“神仙”，结果还得依靠强硬的普京实行铁腕管理，恢复秩序，才重新迎来久违了的、连续数年的经济增长。执政能力涉及到政府的威信，也就直接关系到改革的秩序，西方世界清楚这一个必然关系，但却告诫其他国家的人们要怀疑其政府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执政能力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阴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用武力推翻了独裁的萨达姆政权，而伊拉克人却也用暴力来回报美国人，因为谎言在战后就被证明了——美国人根本就不是为民主而来，它真正的目的就是：石油、战略要地和打击那些与基督教世代为敌的异教徒。 研究历史你就会清楚，任何社会的经济改革和运行都需要一个稳定和有威信的执政者。西方世界总是希望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利益矛盾指向执政者，这实际上还是源自那个基督教世界的谋：要遏制中国这个异类文明的重新崛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历经三次改革，无论当时的改革是成是败，但每一次改革之后，中国都会前进一步，都会变得更具凝聚力，越来越向强盛的目标靠近。西方与中国打交道已经几个世纪，已经十分清楚，这个文明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核心，一旦失去这个核心，这个文明就会重新陷入混乱，不攻自破，中国的历史已经数次证明，丧失威信的中央政府或失去统一集权管理之后的中国社会就会诸侯纷争，战乱迭起，欧洲就可以重温清帝国和民国初期那段分而治之的好梦。 拥有一个稳定、有威信的执政者其实是中国之大幸，许多国人妄自菲薄反倒是国之不幸。 我们的这场改革不仅仅是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还要求我们的中国文明在将来具有影响人类的能力。自然，不是希望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文明间的优势对比实际上是一场能否吸收新鲜血液（即对方文明中的优势基因）而率先建立未来社会的主导文明，不是消灭对方，而是融合和超越。 至于如何建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实际上也是这场改革的四大问题之一，不能等到我们的改革成功之后再索取我们应有的地位。从实力—地位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么说不错，但这只是理论。如果从利益—地位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国际政治是种种交易的集合地，当一个国家处在博弈的环境中时，它的地位就时刻在变，此时如果有高超的谋略和预见，则可能获益匪浅。如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本来法国是一个战败国，但法国此时却表现了十分高超的外交艺术，使得法国在谈判中竟然成了主角之一，有时甚至可以操纵整个局面，最终的结果是法国不但没有为拿破仑战争赔付多少，反而跻身欧洲四大强国的行列，照样操纵欧洲的一切；再如冷战期间的中国，虽然当时中国的国力十分虚弱，但凭借在美苏冷战期间灵活转换立场——在美苏的跷跷板游戏中扮演筹码的角色而左右逢源，不但一直保持了总体和平的局面，而且没有陷进前苏联突然衰落的漩涡中，反而是在其解体的10年前就开始了改革历程，这不是一般智慧能够预见到的；沙特至今仍是一个封建酋长制国家，沙特王室在沙特控制着巨大的权利和资源。我们都知道沙特的底下有世界最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的民主在这里止步不前，而美国却从来不对沙特大叫，甚至连一般性的外交谴责都很少，却对阿富汗、伊拉克大打出手，原因就是沙特可以通过欧佩克控制油价——1973年，阿拉伯人发动的石油危机直接导致了一次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所以美国派往沙特的人从来闭口不谈什么民主。可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只要你手中有国际交易集会中的好牌，你的地位就是主角，而主角的背后就是丰厚的演出费。 最后，无论中国、欧洲或者美洲的历史都说明：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应该遵循一条原则，即任何改革都必须循序渐进，一定要在稳定的状态中进行，清楚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否则，必然导致危机产生——你能指望混乱不堪的社会做些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有秩序的群体才能更快地通过狭窄的通道，有纪律的军队才能打赢战争。这也是自然的规律之一，成功的改革都是在秩序下实现的。 ●福音？ 1949年后的中国是一场建立新国家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相比较而言，这场改革的难度和深刻程度远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深远，甚至比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对人类社会有更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一个文明的核心，它的变革是一个文明的变革，而不仅仅是一次国家经济、社会制度的简单改革，它的文明将由此改变，也就是说受其影响的整个中华文明体系都将有所变化。另外，基于中国的人口数量，中国的改革直接涉及的人口就是世界的1/5，而由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各种联系，实际上中国的任何变动都直接影响到世界，中国的力量增长得越快，对外界的影响就越深远。 现代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融合两种文明的改革，即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总结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这种包含文明融合的改革一般都是成功的，并且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文明、社会、国家、军事成果。如战国早期的赵国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就是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这大大促进了赵国及整个内地的军事发展。后来满族与汉族共同形成的大清帝国也曾有过康乾盛世，这些都是著名的不同文化融合改革成功的经典例子。另外还有许多，如北魏初年的改革，元朝初年的改革，这种与中华文明结合进行的种种改革也是相当成功，既保持了少数民族和大量汉族结合政权的优势，也促进了社会的异常繁荣，马可波罗等西方人就对元王朝的富庶强盛赞叹不已。 其实，文明融合模式的改革在世界更是屡见不鲜，并且往往带来巨大的成果。如在公元前3000～1600年中，欧亚大陆西部的雅利安蛮族曾对当时五大文明中的三大文明进行了入侵，即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两河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由此导致一系列更灿烂的文明出现，如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等。再如蒙古征服者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了许多国家，但蒙古人遵循了成吉思汗的遗训，即可以接受当地的文明教化、只要不离开马背就可以了，这使得蒙古统治者只进行军事征服，而没有进行文明征服，这就大大削弱了当地人的抵抗意识，因而蒙古的许多帝国都相当繁荣。在现代，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它的四次改革实际上都是接受新文明的成功改革：日本早期曾受到虾夷人的侵入，而虾夷人是外来民族，迁徙途中吸收了欧亚大陆的各种文化，由此对日本当时未开化的土著居民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文明吸收革新；第二次的大化革新，是在入侵朝鲜被唐王朝军队击退后，认识到唐王朝文明的先进性后，遂进行大量模仿唐王朝的改革；第三次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这对中国人而言已经很熟悉了，日本由此走上强国之路；第四次是二战结束后日本被动接受的麦克阿瑟的改革，这原本是美国为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而进行的西方民主式的改革，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种两种文明结合模式的改革都是相当成功的，没有这种改革，现代日本很难说会再次走上繁荣的道路——它的现代经济显然是得益于这次改革。 又如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为东正教的俄罗斯社会引进了天主教欧洲社会的各种先进制度，从此俄罗斯帝国开始雄踞欧亚大陆。 现在中国在经历了150年的全球化冲击后，终于有机会进行这种文明融合模式的改革了。这种改革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成功，中国必将再次走上繁荣昌盛。很显然，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中国几乎都是亚洲的庞然大物——仅以日本比较，一个岛国日本的强大就对世界和亚洲带来如此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的潜在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那将会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漩涡？ 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如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等，结果都是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为此中国不得不在后来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才达到当时变法的目的。 在全球化中进行改革还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关起门来的改革。 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几乎存在天然的较量。中国和印度同时都在改革，这种改革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比较竞争。当中国和印度都软弱无力的时候，两国都无力执亚洲的牛耳，也都没有能力使对方认同本国的战略，但一旦两国都开始了改革历程，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两国就都会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是一场登山比赛，只有一个冠军，那就是第一个登上顶峰者。而两者所选择的路径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这就是两国所选择的改革之路。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出现了印度在长远发展上将胜过中国的论调。 如果你为中国担心，那就会认识到，因为如果中国的发展落后于印度，那么中国就将面对巨大的压力——中国民众和商业利益群体对改革效率的自信、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以及中国的外交都将受到考验，中国刚刚恢复的强者之音也就会有所调低，这是政府和民众都无法接受的。在中国也许会形成长期的动荡，这无论是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 为中国的改革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改革，但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民起义，这是为什么？显而易见，农民对其中大多数的改革并不满意，换句话说，其中多数的改革——也许初衷都是好的，但结果却不尽然。在中国最为鼎盛的李唐王朝，初唐的贞观之治是李唐王朝建立之初对隋帝国政治体制的一次总体改革，这一时期帝国内人才济济，无论唐太宗本人还是其周围的重臣及整个官僚体系都能保持为君、为臣、为官的基本准则，政令畅通、法律清明；赋役十分清楚——“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官吏升迁公允、公开，“劝课农桑，禾谷丰登，施政清平”能者就会得到升迁；社会和谐，官商关系正常，“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宫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所以这次改革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革，开创了享誉千古的贞观之治。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尽管开元盛世也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这种仅仅维持20年的盛世并不能算是一种完全成功的改革，相反，在其繁华的背后还隐藏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个如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王朝统治体系完全成功的改革怎可能导致安史之乱这么严重的国家危机呢？任何的国家动荡都不是无缘无故。在晚唐，即唐顺宗时期，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倡导进行永贞改革，但改革派与保守派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无法与前两次改革时同日而语了，结果导致改革彻底失败。 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的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 公元8年，王莽建立大新王朝，力图“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结果导致王朝的倾覆。 公元780年，唐德宗启用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结果适得其反。 北宋王安石变法，施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整套改革，结果失败。 明朝张居正履行了“一条鞭法”，结果简明的改革变成了贪官污吏大肆掠夺的借口，社会危机加重。 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中，社会等级秩序历来浓厚，尽管这维持了中国大一统的文明稳定结构，但同时也成为改革的绝对屏障。另外，改革本身就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较量、分化，以此来达到新的社会平衡。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的改革实际上只是一场成功了一半的改革。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在欧洲人眼中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是一个东正教徒、农夫及半野蛮的游牧民族的混合体，根本称不上文明。彼得大帝清楚这一切，他决心改变这些。当时的俄罗斯和现代中国有两点是相同的，即需要改革和战略上的出海口，不同的只是俄罗斯的出海口需要从别人手中掠夺，而我们是收复我们应有的战略出海口——台湾。彼得大帝是一位有强烈抱负，也有能力和魄力的君主，并且带有俄罗斯特有的野蛮，他首先驱逐了他的姐姐索菲亚，将俄罗斯全部的权力收入囊中，这为他后来的改革清除了政治上的障碍。然后他就开始了他传奇式的欧洲旅行和学习，从1697年起先后游历英国、荷兰和德国等地，接着他在1698年夏天悄悄回到皇宫，然后就开始了他那雷厉风行的改革。第一个被他改革的是领主谢英的胡子，这是一位十分忠于彼得、颇有功勋的军队将领，彼得从欧洲回来后就召见了他，然后就拿起剪刀剪掉了他的大胡子。要知道，胡须在东正教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崇拜胡须的风尚是东正教教会造成的。教会认为，这‘上帝赐予的饰物’是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珍品。彼得的同时代人，阿德里安大主教把没留胡须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称剪胡子的做法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①然后是被称为“恺撒大公”的罗莫丹诺夫。 “这个改变俄罗斯人外貌的措施，本来微不足道，可是在彼得往后的统治中，似乎倒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② 彼得大帝首先用这种野蛮的方式迫使整个宫廷内外接受了欧洲那种不留胡须的文明生活，然后他就转向了民间，自然彼得不可能继续挥舞剪刀剪掉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大胡子，于是他动用了国家税赋权力。“要留胡须得出钱购买留须权，富商需每年缴税100卢布，这是当时最高的留须税；领主和官吏每年缴税60卢布；剩下的城市居民每年缴30卢布。农民进城和出城每次缴一戈比。特制了一种小铜牌，作为缴纳留须税的收据。留须人把铜牌挂在脖子上。牌子的正面画着胡子的图案，写着‘须税收讫’。只有神职人员免缴留须税。”③彼得就是用这种方式首先剥夺了人们对改革的反对意志，然后开始了一场完全按照彼得意志执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另一个方面，彼得也在尽心竭力。那就是要在他统治期间为俄罗斯夺取一个出海口，尽管这表面看起来不属于改革内容，但却和俄罗斯的国家长远利益及这场改革息息相关。17世纪的俄罗斯尽管已经拥有相当辽阔的领土，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俄罗斯北面是北冰洋，几乎终年封冻。“17世纪俄罗斯的辽阔领土事实上切断了和海洋的联系，失去了广泛利用的廉价交通的可能性。”④漫长的海岸线中只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可以使用，但即使是在这里，一年之中也有9个月处于封冻期。再者，这个港口距离莫斯科等俄罗斯各个经济中心都很远，实际上把要出口的商品运到这里或者把进口商品运到全国各地运费都相当昂贵，交通也很不方便，这既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也增加了成本和风险。俄罗斯只有向南去占领土耳其势力范围内的黑海港口，才能为俄罗斯找到一条出路，否则俄罗斯将永远受制于西欧，这也将永远遏制俄罗斯的发展。于是，按照他的意志，他成功了。 彼得大帝的改革几乎涉及俄罗斯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却并不彻底和完善。在财政和行政上他的改革并没有废除农奴制，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模仿西方的经济改革、货币改革和教育改革；1708年实施地方机构改革，划分了省级行政区；1711年还设立了元老院，这种元老院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甚至都没有罗马帝国时的元老院那样的威信； 1718年又设立参议会，这同样没有什么作用；1721年废黜大牧首，改设宗教事务管理局。彼得的这些改革对俄罗斯来说的确十分伟大，也令俄罗斯焕然一新，国力明显强盛起来，这在俄罗斯同瑞典的战争中表现得很明显，甚至有种说法认为，如果当时土耳其君主有彼得那样的远见卓识和魄力，那么很可能就不是俄罗斯强大起来而是土耳其重建伊斯兰帝国了。但彼得的改革终究过于急功近利，改革其实只是为俄罗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许多方面没有得到深化和继续，甚至在彼得大帝时期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俄罗斯就以失败告终。俄罗斯在与土耳其的战斗中初战告捷，并且在1696年占领了亚速港，这可以说为俄罗斯打开了通往黑海的道路，但仅仅在数年之后，即1711年又被迫将亚速港归还给土耳其。此后，在18～19世纪，欧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俄罗斯则明显滞后，俄罗斯在1856年的战争中失利也说明俄罗斯的实力还无法与英国、法国、德国抗衡。 可见，一个庞大帝国的改革绝非轻而易举，也不是短暂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的，它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并且正确使用国力才能成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2) 第三章(2) 2. 中国与亚洲传统的四大权力中心 亚洲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四大权力中心，或者说是文明，当然，这不仅指文明，更主要是指权力中心，即能够引领周边民族或国家的权威中心。 在亚洲尽管存在四个权力中心，但唯有中华文明这个权力中心两千年来一直是稳定存在的，并且，可以说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原则，即如果想要控制亚洲东部，只有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才能成为东亚的主人。 另外，除中华文明外还有其他三大文明—权力中心，但实际上这三大文明权力中心一直是飘忽不定的。草原文明的权力中心千百年来几乎就没有稳定过，即使在蒙古人建立起几大公国之后，这个帝国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并没有统一在一个权力中心之下，无论是皇权的垂直体系、财税的收取与分配，或者军队的控制等，几乎都可以说它的权力中心也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那种集权、稳定、有序、统一的高级状态。只能说此时的游牧民族军事力量远远超越了其他文明的军事承受能力，而导致其他文明权力衰退；伊斯兰文明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后就没有统一过——即使是在阿黑门尼德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大帝国时期，阿拉伯世界也一直没有完全统一在一个权力中心之下。相对中国文明而言，那种统一的权威太短暂了；印度文明在其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多次为其他文明所替代的文明，如古印度时期，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入侵直接导致了古印度文明的失落，之后伊斯兰教势力与印度教势力交替控制恒河流域，然后蒙古人、英国人都曾经入主印度半岛，几乎每一次入侵都导致印度这个权力中心的更迭、文化衰退或变异。其本土文明仅在宗教和经济方面保有悠久的优势，而权力则经常丢失，与之相比，中国这个文明体系尽管也丧失过权力，但仅此而已，其文化、社会制度、信仰和经济权利甚至官吏一直都掌握在传统的汉族手中，并且往往是同化了那些征服者，进而轻而易举地重新恢复对权力的控制，甚至其驾驭的领土也往往包括了曾经是统治者的家园。 这就是亚洲传统四大权力中心的状态。未来的50年是一个决定亚洲命运的时代，谁将成为负责任的亚洲大国？谁将有能力维护整个亚洲的利益？亚洲传统的四大权力—文明中心在最近的几百年中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游牧文明曾经一直是欧亚大陆北部和中部的主要力量，也曾经一直是其他文明的直接威胁，这种威胁在蒙古帝国时期达到顶峰，但这之后就开始逐渐消退。东方的清帝国的建立，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历史偶然性，那是因为李自成等众多的农民起义已经将庞大的明帝国击败，这个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清军进军中原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没有多少组织能力、没有多少可用的军队，已经大势已去的帝国，加上吴三桂的前导力量，清兵并没有花费多少力量就获得了这个帝国——这是名副其实的乘虚而入。其实那时清兵的军事力量根本不足以征服庞大的明帝国，这点仅从吴三桂的反叛就可以看出，那时清帝国已经建立30年，拥有动员全帝国的能力，但吴三桂的反叛很快就使这个帝国丢失半壁江山，可见即使大清已经拥有整个帝国，其军事能力依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还有对西北葛尔丹、对台湾的用兵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这个帝国已经远远不能与蒙古帝国时期游牧民族强大的军事征服能力相提并论。 游牧文明在欧亚大陆其它地方也迅速消退。帖木儿帝国的后裔后来在印度也建立了莫卧儿王朝，但显然此时已经不能算是游牧民族模式的帝国了，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成功成为印度帝国的核心，并成为他们最高的统治者，但他们没有带来任何文明改变，只是夺取了王位，并且仅此而已。 到了今天，游牧文明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永远不可能再出现新的游牧帝国了——整个欧亚大陆都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这种冲击已经让所有游牧文明可以依赖的发源地不复存在。 相比之下，伊斯兰文明不像游牧文明那样脆弱。相反，无论历史上还是现代，伊斯兰文明都很庞大，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几乎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有清真寺。信奉伊斯兰的国家也是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中亚、东南亚、非洲都有很多伊斯兰教国家。但尽管如此，遍观伊斯兰教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伊斯兰世界中充当领袖，伊斯兰教国家也没有一个能与欧洲或美国相抗衡的经济中心，甚至连一个具有这样潜力的国家都难得一见，整个伊斯兰世界很难统一自己的力量。 显然，伊斯兰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具有充当世界权力中心的能力。 作为亚洲另一个庞然大物——印度，自1948年从英国殖民者手中独立以来，印度的力量正在逐渐增强，尽管原来庞大的印度帝国已经被英国人肢解为三个板块了，但印度显然还是一块主体，它重新成为亚洲大国的潜力并没有丧失。 但也正是由于大英帝国对印度200年的直接统治，导致印度文明明显变异。这和正常国家自然而然地接受全球化不同，这是一种式的文明变异。印度现在在官方语言上已经采用英语，语言显然是文明的主要支柱之一；印度现在的国家体制和许多风俗习惯上都已经明显英国化；印度的上流社会和政治精英大多喜欢接受英国教育，许多人向往英国的生活方式。还有许多英国人的风俗爱好已经成了印度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流行于印度上层社会的饮茶文化、英国式的饮食习惯、礼节、板球运动等。这些都在改变着印度，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印度文明显然已经失色，在未来恐怕很难再有超越西方文明的能力了。 印度可能会再次崛起，但这很难说是一种区别于西方的新文明崛起，而更像是一个西方文明主导上层社会，印度本土文明流淌在底层社会的鸡尾酒文明，这样的文明恐怕也很难指望它能为世界带来什么新的启示。 东亚的另一个文明中心——中国——是世界唯一没有被同化的殖民地，不但如此，西方众多的殖民者其实一直未能完全征服中国，只是在东南和东北及周边划分了势力范围，而不像印度那样统治权直接由英国人掌管。严格地说，中国并不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尽管那一时期，中国很虚弱，不得不忍受殖民者的强大压力，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核心权力一直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从来没有失落过。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文明尽管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中国人自始至终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明，相反，这种文明再次像它在历史上曾几次上演的那样，聪明地把外界的各种文明有效地转化、吸收到本国文明中，这在文明交流中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融合方式，它的结果是本国文明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3) 第三章(3) 3. 亚洲的选择 当中国成功改革后，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这时亚洲将希望中国担负起引导亚洲的责任。自然这不是一呼百应的，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不会那么心甘情愿地追随其后。这时候中国也要面对德国和法国曾经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法国和德国的相互地位？如何统一欧洲的声音？ 这可能有几种选择：一是中国和日本、俄罗斯及印度建立类似法国和德国那样平等的轴心；二是建立美国和英国现在的那种轴心，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双方和世界都清楚，美国的分量显然要比英国重得多；三是建立传统的垂直帝国模式，即恢复中国传统的亚洲中心地位，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变为从属地位，但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已宣布永远不称霸。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或者说这是一场大买卖，如何交易要由四者的实力和智慧决定了。 如果中国有幸成为新的亚洲代表，那么就必然要出席另一场更大的谈判，那就是由美国、欧洲和亚洲共同组成的一个新的交易所，如果这个交易所是一个类似现在g8集团那样的俱乐部的话，那么它的成员可能会有所变动，将会有这样的一些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印度、中国、日本、巴西这样9个国家，当然，欧洲可能会支持意大利、美国会支持加拿大留在俱乐部内以壮大声势，但这无关紧要。 到时候美国实力可能还是最为雄厚，它毕竟从现在开始就在加固帝国堡垒；欧洲可能最为平静，但正在老练地蚕食美国的地盘，毕竟老欧洲比新大陆对这世界的了解更加透彻；中国可能最为自信，毕竟自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还没有在大战略角逐中丢过分，何况中国号称世界文明大国的时间已经2000年了，而欧洲称霸世界的时间也不过500年，美国充其量只有不足100年；中国也十分熟悉三国中的游戏该如何玩，这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中国人150年的梦想 第四章 中国人150年的梦想 美国五星上将卡特里特·马歇尔（1880～1959年）年轻的时候在军队驻地的一次酒会上认识了一位小姐，酒会之后马歇尔开车送这位小姐回家。 这位小姐的家离驻地并不远，可是马歇尔却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车开到她家门口。 “你应该来这里不长时间吧？”小姐问，“因为你好像对这里不熟悉。” “不，正相反。您知道，这地方并不大，如果我对这里不熟悉，我怎么能够开车一个小时却一次也没经过你家的门口呢？”马歇尔微笑着说。 不久，这位小姐嫁给了马歇尔。 如果中国不熟悉这个世界，怎么能成为唯一不间断的文明体系，18世纪唯一未被征服的大国，今天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呢？它注定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富足的生活和显赫的声誉。 1. 财富：重现盛唐 ●财富崛起：参与全球新经济时代 历史上的大帝国都必须首先是财富崛起然后才是全面崛起，纵观历史上每一个大帝国崛起也的确都有一套自己的聚敛财富的手段： 美国是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投机、良好的移民和教育制度； 英国是靠庞大的殖民地经济、强大的海军和工业革命； 法国是靠殖民地、掠夺欧洲财富和工业革命； 俄罗斯是靠不断地扩张、参与欧洲战争、抢劫亚洲大陆； 德国是靠建立战争机器； 日本是靠接受西方经济和法律制度、国家军国化、军事掠夺；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靠海洋扩张、殖民掠夺； 荷兰是靠把握欧洲的海洋贸易、港口贸易； 中国最为君子，在世界大国中可以说唯有中国真正做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自古是靠挖掘自身潜力。中国有这样的可能，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统一市场，仅这一点就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包括罗马帝国这样一个与中国同样庞大的帝国，它的内部也是一个主要依靠掠夺和奴役形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和平的贸易体系。中国则自秦、汉、唐、宋、明、清都是依靠自身的庞大贸易体系和广大农民的劳作，这其实也是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就在太平洋湛蓝的海水之下有一条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海岸，经由夏威夷延伸至日本海岸的海中经济带。这条经济自由区总长5000英里，其中海洋生物十分丰富，因而也就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夏威夷海洋生物学家杰夫·波洛维纳说，这条太平洋洄游路线“是重要的海洋巡游区”。 “这项发现的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太平洋中的生物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游动，相反，它们固守着老路线，尤其是‘叶绿素锋面’——给这条超级高速公路更加确切的名称。这一锋面正好横穿太平洋。这条通道出现的原因显而易见：食物。这里是‘小餐馆’林立的地方。如果背离这条通道，那就好似在某个下雨的安息日在威尔士的乡村小路上迷了路一样，就是游上好几百英里，也找不到食物。”① 对于海洋来说，全球自古就“一体化”了，然而海洋中的生物却仍然形成各种经济区，而不是在海洋中平均分布，这和今天已经经历全球化500年的世界何其相似！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并不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人类社会的许多经济模型都可以在自然界找到镜子，同样，我们了解了自然界的“经济状态”也总是能启示我们未来该如何走。 不知道海洋中的生物归不归上帝管，但西方世界是听上帝话长大的。而西方世界则是人类几百年来的财富巡游区。西方的财富不是上帝给的，上帝只给了他一本《圣经》，他的财富是抢来的，文明地说是竞争来的。从北欧的海盗到罗马帝国的大地主、之后的殖民者，再到拥有特权的欧洲贵族，最后到今天衣冠楚楚的跨国公司ceo，这就是欧洲人走过的历程。当西欧是一种封建领地经济时，欧洲的城堡就是财富的象征——他们的地位、财富和权利都仅次于坐在封建领主经济顶峰的国王，这些城堡的主人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军队的将军，每一次战争之后不幸的人死了，幸运的人则成了财富的拥有者。太平洋中的这条巡游区的形成同样得益于两个条件，其一是海洋地理因素；其二是生物的生存原则：弱肉强食。也就是说，海洋中的巡游区与人类的经济社会都遵循的原则有着一致性。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全球化绝不是全球平均化。全球化从某种意义来说则很容易将某个国家卷入到流失财富的陷阱之中。 其实全球化只是流通的全球化，对于经济而言则总是有中心的。原因是人类社会总是在遵守着这样两条规则，即财富总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和人类又不可能有绝对的平均化这两条规则。而竞争的存在，也就是在说中心总是会转移的。 中国自秦汉帝国时期开始，直至18世纪一直是世界财富的中心之一，只是西方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方面有了超越之后才有了大规模财富转移，而中国要做的就是重新成为一条人类财富未来的巡游区，即回归盛唐时代。 海洋是开放的，但如阿根廷人所说：“开放并不等于增长”。中国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而交流的目的就是使财富流动，这样才会拥有竞争的机会。例如冷战时期也是双方财富的冷战。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的老练成熟面前显得那么稚嫩，以至杜勒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言到了前苏联的失败。然而失败者也不是一无所获，他有一个收获就是清楚了自己，清楚了别人。这也许听起来颇有点讽刺，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来说，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件好事。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沧桑的历史，荣辱不惊、百折不挠是这个民族的生存哲理。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形式，而是保持了对成功与失败的社会总结和思考，再对比和学习西方的经济手段，加上它本身几千年的经济哲学，这就是预言中国必将后来居上的论据。 经济不是绝对的自由，任何游戏都有规则。社会主义善于从宏观的角度行事。自然，在初期它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但不是说这方面毫无价值，二战后，无论在前苏联还是中国，作为经济恢复期它们都做得很好。冷战的双方对经济的分歧主要是国有还是私有，宏观计划还是市场经济，其实主要的就是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和手段的分歧。而一旦中国既学会了西方的市场理论又总结了宏观计划之后，是不是就更多了一张牌？ 数次金融风暴带来了要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的声音，经济边界的淡化带来了民族商业保护的要求，这成为现代经济辩论中的两大中心问题。而这些在以往的西方传统经济学中是不被推崇的，那时他们相信的是自由经济，他们相信完全的自由经济可以带来完美的生活，政府不需要干涉什么，因为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它会自动调节整个市场的运作。但今天，西方的经济教科书已经改了，西方人终于放弃了经典的自由。再自由的经济学，没有政府有意识的干预，市场就像是一个没有节制的机器，形成运转、疯狂运转、冒烟、崩溃，然后休克，然后再运转、疯狂运转……这样一个循环，它的确带来了无限繁荣，但也带来了真实的战争后效果，即经济危机后的社会就像是刚刚经历战争后一样虚弱，并且这种经济危机造成的打击也绝不亚于一场举国战争。 所以，西方知道了自由经济的危害，也悄悄地接受了政府管制的良药——不要以为西方世界就是完美的，他们同样在悄悄地学习我们，只不过他们觉醒的比我们早一点而已。 如二战后的中国台湾，它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算是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地区，但它的大部分经济其实都是由台湾地方政府控制的，这种控制至今仍然表现明显，官方还在社会经济中进行着大比例投资。 韩国也是一样，甚至更明显，韩国的钢铁、汽车、电子工业等许多韩国人为之骄傲的经济领域，实际上很多都并不属于私人财团而是属于韩国政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些企业的效率，这些企业现在都是世界著名的大企业，有非常强的竞争能力。 中国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调和，而是为了超越，经济上尤其如此。 其实，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从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即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市场竞争能力上来看，并没有证明私企必然优于国企。也就是说，中国不是说要完全私有化才能赢得利益，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如果说他们的第一模型在韩国，那么第二模型则在中国。韩国在国有控股企业经营方面做得都很好，中国可能会借鉴他们，但中国显然需要考虑得更长远、更深刻，所以中国只会借鉴而不会全盘模仿，中国必然会形成自己的、具有超越性的经济模式。 全球化不是意味着富国可以为所欲为，也不是说穷国可以任意讨价还价，而只是意味着竞争的机会更多了，也许世界现在还没完全领教到中国人善于竞争这一事实。 在国际经济学中谁都知道金钱是力量的源泉，而国际政治学也明白地告诉我们力量是“立法”的最好工具，一个简单的逻辑而已。 “那么什么是最现实的选择？” ② 既然是在现实中选择，那就首先要有一个现实的分析，然后再有一个现实的结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我们的智慧往往应用在从百姓生活到国家谋略的任何方面，对于这点，从整个东方的宏大历史谋略到中国人的细小造假行为，无一不是例证。 所谓分析，就是要知己知彼。首先要清楚我们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什么时期，它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然后清楚我们自己处在什么地位，拥有什么样的起点。分析唯一的要求就是客观，要不带任何民族感情的分析，然后才是制定民族国家的客观发展规划。分析出要达到这个发展规划的条件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从中国民众普遍的雄心壮志来看，中国的长远目标有可能成为世界发达富强的国家之一，那么实现它的条件是什么？ 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效果体现，是一个系统运行，而这个系统本身也是不断改变的。在英国圈地运动以前，整个世界的经济是一种由无数小农经济组合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技术导致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又导致整个经济系统的改变，整个系统开始围绕更高效、更有利可图的工业经济这个核心运行。同时，政府政策也在不断地适应着经济的要求，或者被动地调整，或者主动地改革。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政府政策也就随之改变而改变，不然的话，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反过来，政府统治也深受经济停滞、倒退之苦，正如明治维新和同时代的大清帝国相比一样。看起来好像适应别人领导的技术进步似乎是中国近代才遇到的问题，其实，世界一直如此。只是中国太过于轻视技术，对它的研究自古就很弱，尤其是对技术、经济及社会的系统研究。大清帝国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然而相对西方社会而言它却是一个陈腐的经济系统。 如果象征近代文明的电力和社会机制没有跟上，那就难以想像后来西方和整个世界社会是什么样。现在也一样，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又带来了一场新经济，这次没有圈地运动那么明显的社会阵痛，但是如果社会机制没有及时跟上，它所带给后来者的影响同样沉重。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初期，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么，什么是新经济？ 所谓新经济就是与传统的经济共识标准不一样，而不是经济本身的本质区别。如原始社会我们以一件兽皮、封建社会我们经常以一头牛、19世纪的工业社会我们以一辆汽车、而20世纪我们以拥有多少著名商标等为我们判断财富的标准，但在我们现在的新经济时代，标志某人拥有的财富标准却是这个人控制着多少条形码、基因专利、新应用软件甚至网络游戏等，即这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而不再用沉甸甸的具体实物作为炫耀的资本。 这就很明确了，所谓新经济，就是公认价值的变迁。历史上最大的富翁之一尼布甲尼撒，他的宫殿就是一座用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起来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但在今天，他也许会改用条形码来显示财富。 信息经济就是未来的新经济，其所要建立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也许最大的变化是，新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信息，是一种流动的智慧资源。国外有人认为它“不具有‘对立性’”。类似于软件，我们可以使用同一种软件，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我开一辆汽车，你就无法和我开同一辆汽车。这就产生了一个市场空间变化，可以说一辆汽车对应的消费者最终只有一个人，而一种软件从理论上说最终可以对应所有的人。如网络游戏就是一种越来越多的人共同使用的产品，我们只要开发出一个游戏软件就可以无限地复制，甚至可以说人人都拥有一套也可以不花任何成本。 这样说容易令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好像从事信息商业无利可图。实际上正相反，它的利润优势十分明显。印度和美国的硅谷产业经济就是很好的例证，不要以为纳斯达克的指数下跌就意味着信息社会的垮台，应该这么想——它是在为更大的冲击作准备。 这种知识经济达到了以往经济无法相比的程度，即每一个产品都可以对应全世界的市场，并且也体现在时间上，谁第一个投入了这种产品谁就等于占领了大比例的市场，而第二个投入同种产品的也许只能填饱肚子，到了第三个投入产品的，那简直就是一个蠢货，怎么还会有市场等待他呢？ 我们一直在说，边界从来阻挡不了商品，最多只能提高商品的成本，尤其在现代社会，软件产品的传递几乎就是瞬间的，只要你看到了市场，只要你有了对应的产品，那就意味着财富。有人这样形容现代经济，说某个新加坡经纪人在电脑前打了个喷嚏，触动鼠标，结果造成一片交易混乱。这就是信息经济，它实现了人们梦寐以求的轻松、快捷，但却瞬息万变。其实信息经济的真谛就是，智慧就是金钱。 新加坡经纪人打喷嚏导致的混乱是信息经济还不成熟的表现，也说明了信息经济同样遵循古老的系统经济规律。除此之外，它不同于以往的经济的特征就是：一、信息千变万化，单个信息产品生命周期很短；二、它的成本不是以往的固定投资，而是个人或整个社会的教育投资和创新机制；三、网络的存在，使得这个经济的每一个点都可以和整个世界相联系。 这似乎预示了这样的结果：一、抢跑者盈利；二、贫穷而聪明的人有了赚钱机会；三、机会无限。 自然，信息经济的快捷也是一个考验人类如何保障公平竞争，防止垄断的时机。这种经济太容易垄断了，微软公司不过用了10年就几乎垄断了世界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至今无人能比。而谁都知道，垄断就意味着社会竞争力退化，所以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经济公平竞争原则。也许人类早就明白了经济系统需立法支持的原则，最早的例证就是公元前一千多年前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颁布这部法典的目的就是对租赁行为作出认可和制定游戏规则，确定裁判原则。 中国现代的改革目的就是重新建立一个高效的经济系统——中国要建立的这个高效的经济系统是不是一个卓越的信息经济系统要看改革的进程，但这是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条件之一。 如果仅仅是中国人到处都有，这也毫无意义，其真正意义是说这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每个人手中都握有一张智慧与金钱的牌。知识与金钱实际上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头脑的思考，一个是现实的利益，这正是人的两只手。在美国有一句通俗的话：“美国人的知识掌握在中国人手里，美国人的钱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在未来几十年里，这是值得中国思考的。 分析和预测中国的现实经济地位和实力的时候，决不要过分相信一些经济学数字，这只是表面的统计而已。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和它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潜力相联系的，这才是民族复兴的真正动力。正像人们赞叹犹太人非凡的赚钱头脑一样，人们也应该同样恭维中国人，因为在国外，中国人和犹太人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远离祖先来到一个文化、社会环境陌生的国度谋生，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拓展经济或科教事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吃苦耐劳而又机谋通透，都是经商或科研的天才，都在同所在国同行的竞争中显示出不平凡的本领。”⑤ 从太平洋小国到英美帝国，海外中国人的实际地位和财富都是引人注目的。他们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那样声名显赫，一是因为中国人受传统的内敛哲学的影响，二是因为他们的祖国昔日是一个强盛的大帝国，而今天则是刚刚喘息待定，它昔日的地位和历史令其他国家害怕和嫉妒，如果说反犹是因为犹太人的宗教和金钱的话，那么则是因为他们的恐惧和中国人传统的强盛。 这不是虚言。 世界各地有3000多万华人，大多数是成功者。英国《经济学家》分析：“凭着擅长等待时机、深谋远虑和无与伦比的三缘（同族血缘、同乡地缘、同行业缘）网际的精诚合作精神，华商成为极富活力的经营者，多数在海外经商十分成功”⑥。 香港《亚洲周刊》言：“华商掌握的资本十分惊人，包括一般小华商在内，至少有流动资本2万亿美元左右，股票资本1.5万亿美元左右，两者相加为3.5万亿美元左右，几乎是一个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华人200万，华商兴办的企业5.6万多家，资产总值在1400亿美元以上，仅投资股票、债券、财政证券就达800亿美元。陆海通和利兴等9家华商投资的房地产业已超过50亿美元；陈世卿、郑天任、王嘉廉等上百家电脑公司的资产超过250亿美元。” “欧洲25个主要国家有华人120万，华商在金融、保险、房地产、超市、电脑、运输、石油、医药、建筑、珠宝、工艺品、餐饮、服装皮革、装备机械等领域的投资逐步升级，总资产超过300亿美元。” “加拿大华人50多万，华商从1986年投资购买温哥华 ‘万国博览会’所用的土地开始，滚动开发写字楼、大型酒楼、商厦、住宅等不动产超过80多亿美元，每年获得5亿美元以上的可观利润，使温哥华由一个沉睡的海湾城市变成一个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中心。” “即使在离中国10000公里的南太平洋的西萨磨亚这个只有16万人口的岛国，也有5000多人的华商帮，在该国的超市、电讯、房地产、服装、五金工具、水产加工、农业、照相等领域占据50％左右的营业额。这一切无不证明，华商确实像犹太人那样有很高的才智和惊人的毅力，不论在哪一方国土，都可以生根、开花、结果，取得非凡的成就。” 掌握知识不仅说明中国人离现代科技不遥远，还说明中国人已经为将来的经济强国打下了第一根桩。 “目前美国有世界一流科学家12万，其中华人和华侨就有3万多人，占据1/4还多。美国许多大学的系主任中，约有1/3为华人所担任，其中尤以任物理、化学、计算机、数学、机械、自动化等系主任居多。美国电脑研究中心的20个部门主任中，有13个为华人和华侨担任。” “美国现代装备工程学会中一半以上的分会执行主席，都由华人担任。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自1969年实验发射以来，有1400多名华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与工作，约占全部技术人员的1/3以上。他们中有已经登上过太空的张福林（1985年4月）、陈翔（1992年7月）、焦心中（1994年7月）等华人太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征服太空的伟大壮举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极为重要的角色。”③ 海外中国人为什么容易成功呢？这恐怕应该归功于中国传统中一直注重个人素质、能力培养，外部统治的压力又迫使中国人养成含蓄、忍耐、待机而动的性格，不轻举妄动，而是充分利用各种机缘谋利，并且总是注重利益分配，为不断发展铺就更宽的道路。而现在的新经济实际上更适应中国人。 中国经济行动的方向应该是全球性的。而中国人对全球的两张网则更应该依靠民营企业和已经遍布全球的华商，保证这张华商网的利益流向的就是两点，一是中国的根文化；二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市场。 ●龙吟之乐：正在谱写 那么，作为一个庞大实体的中国，绝对拥有非常多的优秀人才，但似乎这么多的优秀人才都聚集在一个国家里反而不行了，是这样吗？不，中国仅仅是落后了200年而已。别忘了，中国在2000年里一直是东亚的经济中心，同时也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是现在，则是要暂时忘掉这些，忘掉我们曾经的辉煌，以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角度客观地了解中国的现实。现实地比较一下，依据综合国力给各国的打分分别是：美国100分，日本60分，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是50分，而中国只有25分。这与其他国际公认的对中国国力的评估结果一致。这就是现阶段对中国的一种评价，但无论中国还是国际显然都不是为了看目前的分数，更看重的是对中国未来的分析。 中国直到19世纪初还是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经济体，显然中国只是在近200年由于外来侵略才衰落的。但现在中国经济又开始迅速增长，如果以预计的平均每年6％的速度增长，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的话，那么到2030年中国就将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强国。中国近些年来一直保持每年大约有50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原因也是世界资本越来越看重这个庞大的市场，这简直就是一个商业的“新大陆”，这种汹涌的投资颇有点像殖民时代人们疯狂地涌向澳大利亚、美国海岸去淘金一样。这个金矿那么显而易见，也容易挖掘，连另一个差不多规模的市场——印度都逊色得多，印尼、东南亚、非洲等则更为逊色，就是因为它们没有这么强劲的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使日本的经济黯然失色，它停滞了10年。这也有可能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的经济重心之一，当然亚洲也会因此改变力量对比，亚洲将更倾向于中国。日本现在最为焦虑的就是它的未来将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新加坡瑞士信贷银行的亚洲问题分析家说：“如果继续保持稳定的中国并能够使其国有银行摆脱债务负担，慢慢降低储蓄率，促进需求，保持大量出口和使其国有企业具有市场竞争能力，那么10年后中国就将形成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挑战。” “尤其是亚洲邻国怀着害怕、忌妒和钦佩的复杂心理，注视着它们中间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去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占外国人在亚洲投资总额的3/4，为45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7％。而远东其他国家吸引的外国投资总额却减少5％以上。” 这是国际上对中国的通常看法，夸张的成分不大，复杂的心情可以理解。 中国的发展战略迄今为止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中国在决定自己战略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传统思想中获得思想力量，这就使得中国更像一个大国那样始终自己决定自己发展的规则。同时，中国也同样从大国现实实力角度分析自己——中国目前还只是一个工厂，而美国、欧洲是老板，新加坡、韩国则是工厂的经理，也是工厂的拥有者和管理者，获得的利益中大份额是他们的。但中国正在做的就是不使自己局限于工人的地位，而逐渐增大自己的份额，同时，按照自己的步骤成为这个工厂的股东，直到成为最大的股东。 了解了世界新经济趋势，也清楚了自己的地位，接下来是什么？就是了解阻力是什么，我们该干什么了。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肯定将在今后50年，或许在今后的25年中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按照历史标准，这种速度是相当快的。”“我对中国的看法是，它的未来尚未写就，而是正在谱写。” 沃尔福威茨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中国这首曲子怎么个谱法，最好由美国人来定调。因为他们拥有盎格鲁·萨克逊人同盟，拥有世界的经济和创新核心，拥有最大的实力。美国人显然很自信：它既然可以中止前苏联宏大的旋律，也就有能力主导中国的曲调。相反，如果放任中国，那么中国“几乎肯定”将在本世纪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能对美国构成威胁。 “我想说，我们首先对中国的政策走向，以及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事态发展表示关注。” “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国家作为整体应该在这种基础上统一起来。” “我并不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威胁——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自鸣得意，那么实际上就可能助于产生相反的结果。” “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否能与其邻国和平共处？” 其实，国际上一直拥有一个反犹太联盟的同时，也一直有一个阴谋。这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种族和文明这个更深、更远的原因——因为欧洲人相信，中国实际上一直是东方的罗马帝国，西方引以为骄傲的罗马帝国在存续时间、强盛程度、帝国经济能力和文明影响力上根本无法同中国相提并论。西方一直怀疑，一旦中国重新拥有他们历史上盛唐时期那样的辉煌时代，那么西方人很可能会被中国人从世界各地重新驱赶回狭小、阴暗的欧洲，欧洲将从此一蹶不振。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遏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经济和各个领域。例如引进外资，尽管中国吸引了相当多的外资，但相对于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而言，按比例计算中国实际上仅仅排在140个国家当中的第47位；又如，在引进技术方面，西方世界并不是将真正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例如，韩国三星公司就把技术含量较高的液晶显示屏生产活动转移到马来西亚；摩托罗拉是中国的最大外国投资之一，该公司最大的半导体装配和测试车间却设在吉隆坡；世界第二大家用制冷压缩机生产商松下冷机公司，也是把先进产品的生产从它在日本的基地转移到新加坡，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工厂只生产低档产品甚至仅仅只是组装、加工之类的工作。 又如，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美国、日本和西欧一致要求中国改用浮动汇率，要求人民币增值，这实际上是一种遏制中国强劲发展的策略。我们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后，两国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1985年9月，美国与英、法、联邦德国秘密策划，最终逼迫日本，于纽约广场饭店签约，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史称“广场协议”。在这之后日元从250日元兑1美元一直升值到1996年的87日元兑1美元。这以后，日本的经济就一直陷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却得到经济持续增长。今天，中国在重复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迅猛崛起之势，美国和欧洲国家就企图利用同样的手段遏制中国。 但我们知道，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一种“4c”跨国界流动现象，所谓4c指资本、企业、消费者和信息。这在网络经济时代将更加明显，这也是国界日益淡化的原因。这种流动的结果就是，一些国家获得大量4c，在全球4c总量相对稳定时，另外一些国家必然会失去对4c的控制。而货币比率的变动就是调整4c流向的手段之一。吸入大量4c的国家就会出现持续的经济发展，而那些可怜的失去者则流落街头，成为经济巡游区中的乞讨者。日本的担心就是如果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必然带来4c的大量流失，最终让日本重新回到1868年以前的状态。中国不是日本，中国没有在冷战中丢分，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民族也不会在新经济时代丢分。美国和欧洲的企图在中国身上未必行得通。因为中国既是一个大市场，又是一个有传统强盛地位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一贯以自己的方式思考、行动；此外中国又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又不同于大多数国家，这一切使得国际上对中国未来的走向难以琢磨，这实际上是21世纪最大的疑问。 在国际社会促使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日本也是其中主要的参与者，可谓己所不欲，却施于人。但对东方世界来说，这不难理解，中国和日本既然在现代同时成为亚洲的大国，那也就意味着肯定存在天然的竞争。只是自中国开始改革后，亚洲国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眼睛只盯着日本，而是开始盯着中国。因为中国商品的力量几乎很快就影响到每一个亚洲国家，中国既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也拥有质优价廉的商品，还拥有巨大市场，同时还拥有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人力成本优势，也就是说中国仅在经济上就拥有多种手段，既可以应付挑战也可以用于贸易报复。如有效地阻止了亚洲金融风暴，但这也说明如果日元贬值，那么中国人民币本来也可以大幅贬值，那亚洲其他国家的日子就难过得多了，中国商品可以很快占领他们的市场份额。但中国反其道而行之，说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亚洲经济世界的弱小者，相反，它已经具备强大的稳定亚洲的力量，它正在走向经济成熟期和强盛期。 当然，除了经济手段，西方认为，中国的发展也可以像日本当年那样，使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把亚洲像捏橡皮泥一样塑造成一个中国殖民乐园，把整个亚洲揉进中国庞大的经济体中，亚洲国家尽管还会在政治地图上存在，但在经济地图上其实早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个经济省份。但这不是中国的选择，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即与邻国相安，共同致富。中国已经开始和东盟10国开始了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计划不迟于2010年成立。这就是国际上对中国矛盾的心情——国际上最大的矛盾就是中国既是充满利益的诱惑，又是一个可能迅速成长的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是友善还是邪恶？外界无法准确判断，只有中国自己知道。无论美国、日本和欧洲怎样打算遏制中国，中国都必须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发展需要设计步骤，而不是掉入日本、美国和欧洲为中国设计的种种陷阱中。 中国对未来是充满自信的，因为中国人清楚，只要按照目前的发展计划行事，中国迟早会重新强大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以中国人的智慧，相信中国可以在国际社会中游刃有余。如建立自由贸易区其实既是全球竞争的需要之一，又是中国恢复传统势力的步骤之一，美国可以拖垮前苏联，但美国这个天生的利益追逐动物几乎很难阻止中国的成长，因为中国不仅仅是对手，还是利益的提供者，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美国并没有想到好办法。建立自由贸易区自然有多重效果，经济一体化就意味着许多问题的一体化，许多矛盾可以化解，共性增加。如中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有边界问题，但中国的智慧对处理这类矛盾并不发愁，实际上，解决了利益分配问题就解决了许多矛盾。 中国一直在给世界造成这种印象：中国无论怎样，都既是一个巨大的金矿也是一个经济百慕大，这是一个测试你运气的好地方。而西方人本质上是贪婪的商人，可以为了金钱而甘愿冒一切风险，他们一定会来中国的，也就一定会带来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而中国正需要这一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世界毕竟已经控制了这个世界长达500年，他们拥有几乎所有领域的优势，中国目前仅仅是刚刚起步，一切还都那么脆弱，有些时候甚至显得不堪一击。如中国十分脆弱的石油运输，只要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中国经济就会在数周内瘫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加盟世贸组织，但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具备与世界各国平等贸易的基础——人类的竞争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公平和自由，只有各尽所能地保护自己，掠夺别人。美国尚需要各种借口保护自己的利益，何况他国！必要时，美国和它的联盟一样动用权威使日本妥协——这和150年前美国舰队打开日本国门有什么区别呢？ 显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未来之路具体化，以便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清楚了我们的起点和阻力之后，就会了解我们在未来几十年里必须保持什么样的步伐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如果要想顺利实现未来50年的目标，那么这50年的经济条件和目标具体化就是： 1. 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率，大体应该在6%-9%之间； 2. 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 将来要建成的信息经济系统至少相当于美国、西欧的水平； 4. 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应该是1/4-1/3； 5. 可以负责地为亚洲、西太平洋地区建立统一经济区贡献力量； 6. 成为一个真正的、完全的核心，能从创新机制到人才培养等全领域为亚洲服务； 7. 具备应付重大意外情况发生的能力。 新经济并不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资本积累是必然的一步，新经济只有可能加速这种积累。圈地运动和殖民地掠夺使西方世界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从而促使工业革命诞生。而资本的积累又使他们权利的不断增加成为可能，反过来，这种权利又保证了财富继续向欧洲流动。一些城市成为财富的聚集地，如鹿特丹、马德里、威尼斯、伦敦、巴黎、维也纳、热那亚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成为世界的财富之都的。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整个西欧的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适应这个经济系统的社会也同时建立起来。银行、信贷、合同和商业法律日益完善，这让整个西欧的经济马达可以飞速地转动起来。而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再次重复历史，只有达到这些目的才能在经济上抗衡美国，但应该注意的是，抗衡美国、欧洲是中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发展目的，不能简单地为抗衡而发展。 也许，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在自己的桌子上贴上这样的座右铭：钱本身在任何时候都是无罪的，它是最忠诚的朋友，它只服从于会利用它的人。中国人已经成功地抛弃了一些陈规陋习，走上了正常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钱是钱，社会主义的钱也是钱。 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还必须同时注意到地缘战略。发展地缘经济是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必然步骤，同时也是中国成为大国的条件之一，因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地缘经济和中国经济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并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中亚为例，中亚地区是世界矛盾的舞台，这里的利益事关重大，从政治到经济，每一枚铜板上都刻着宗教和尖刀。这里影响着中国的西部腹地，而且美国的势力已经因为前苏联的退潮而大举渗透进来，从美国的势力地图上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处于半包围之中，中国必然要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地位，积极开发内蒙、新疆和西藏，并应该在有能力的时候向中亚投资。 其实中亚国家的周边环境也决定了中国必然会成为他们的主要贸易国之一，俄罗斯和中国、印度是这一地区最重要、最庞大的经济体。中国应该加强和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中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越强，美国插手中亚的机会就越少。这是一个直接的地缘经济—政治法则，很有效。同样，只要有利益存在，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又如日本，日本是美国的亚洲战略支柱，这根支柱之所以存在几十年，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互不信任，然而中国如果要实现大战略就必须同这根支柱打交道，如果你说这是权宜之计，那也可以，当日本与中国的利益联系大于与美国的利益联系的时候，日本必然会选择依靠中国，这就是利益的力量，或者说是金钱的力量。 中国在今后30年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将是一个很现实的变化。可以想像，那是一个远比今天的日本和德国都庞大的经济体，甚至到了那时，日本也不得不谋求与中国的合作，这样才能保持日本自己的利益。 其实在国外，中国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了，只是出于政治原因和战略遏制目的还没有承认这点。这也能从蜂拥而至的国际投资中看出来，资本投资者不会把自己的资金投在一个没有市场规律的地方。也许，这些原来万恶的资本主义者会看到，他们日夜盼望中国市场化，而一旦中国真的如他们所愿动起来，其实也只是中国的调整而已，他们会发现中国的力量是这样庞大，甚至很快就要把他们变成附属地位，如日本，一直参与美国的遏制战略，但一旦中国改革起来，它又立刻意识到，中国强大的力量有可能把日本重新变成中国的追随国。日本会沦为中国的追随国吗？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追随国，而现在则是美国的卫星国，亚洲人之间的互相猜忌是亚洲不幸的根源之一，但也别忘了美国和欧洲的种族思想中，他们从来不认同日本人。日本人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不可能成为亚洲的引导者——这只有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日本强盛到足以对抗美国的时候才有可能；日本也不可能真正成为盎格鲁·斯克逊集团中的平等成员，日本和白种人都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思想；日本也无法完全、长期地对抗统一、强盛的中国，从思想到实力，日本都不是中国的对手。日本实际上只有一条出路可走，那就是接受中国的日益强大，而且，这种情况随着中国的强盛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每天，世界都将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报道，这也成了中国发展的日记： “无论是菲舍尔·迪贝尔和施蒂尔·泽根这样一些德国中小企业、英特尔和土宁这样一些美国的高技术公司，还是松下和先锋这样一些日本电子生产厂家都进入中国。中国可以提供使企业家们的心跳得更快的一切：价廉物美的工作台（由于低工资）、不饱和的市场以及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如果说过去外国康采恩到中国投资主要是为了躲避这个国家的高进口税和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立足，那么现在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康采恩到中国投资是迫不得已的事，以便从中国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 在美国加州圣迭戈附近的兰乔圣菲，这是个拥有5000居民的小城，一年有300天阳光灿烂的日子，整齐而翠绿的草坪随处可见，桉树香气四处飘溢。这座阳光小城还有良好的人文环境，这儿的儿童享受最好的教育；治安与其说是警察的功劳不如归因于人们的道德素质，这儿的汽车没人上锁，汽车钥匙就那样悬挂在汽车上。整个城镇没有超过两层的房子，这是大家的约定，即保持这里的乡村气息，不在街道上装路灯，不进行奢华的装饰等。 自然，依照美国的准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是美国地价最贵的地方，一所住房平均售价为170万美元，配备的空地最少是8000平方米。 在这个小城里，没有邮递员挨家挨户地送信，那是因为大家想多制造些见面交流的机会，大家都自己到邮局去领信，然后有机会交谈，互相了解，毕竟大家都很富有，彼此交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这就是美国最富有的小城，这里的年人均收入达到12万美元。 在这里忽然提及美国的这个小城，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平民目标，而这也许就是中国平民支持中国未来战略的强大动力，因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梦想。中国实在需要这样的小城，而这是中国人曾经数个世纪所拥有的，而且并不罕见，就在大清帝国和民国期间，宋霭龄还在为山西商人的豪华、奢侈而惊讶，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再次拥有？ 只要中国的国旗不被收买，中国就有希望。国外对中国的种种叵测居心实际上才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危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2) 第四章(2) 2. 知识：魔镜之下 ●基因之战 知识的重要性人尽皆知，但我觉得科技为世人带来的灾难更容易让我们认识到它的威力，也更能激励我们。 “联合国最近急派法国一家研究所的医生和科学家特别小组，到菲亚纳兰楚阿省研究一种怪病。已经有2000人感染，并夺去了马达加斯加157人的生命。这种怪病的症状同普通感冒相同，患者会感到剧烈头疼，肠胃消化系统严重失调。得了这种病往往只能活两天。令联合国官员担心的是，起先在6月流行过的这种病，被它感染的只是一个民族。看样子，这是一种基因武器。”英国医学协会曾经说： “最近10年可能会制造出大规模杀伤性基因武器。由于它发展迅速，最近几年内可能成为清除某个种族的工具。”英国医学会依据的两个重要事实是：“其一，许多国家都在绝密的状态下进行新的分子生物技术实验。其二，1972年签订的禁止制造和储存细菌和有毒武器的公约，没有对公约履行情况的检查机制作出规定。”④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研究生物武器而不受监督——没有制约的发展武器的行为意味着什么？ 其实，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种族伤害甚至种族灭绝的想法很早就有了。早在纳粹德国时期，门格勒就曾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进行过这种试验，这明显和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有直接关系。而在南非的种族斗争最严酷的时候，南非白人政府就曾经密谋研制针对非洲黑人的基因武器，并已经通过一些渠道试验过，如酒、食物甚至有意识地在接种疫苗时给黑人注射带有基因病毒的药物，只是由于那时的基因研究还远没有今天发达，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种族伤害、灭绝的事情发生。 尽管按照基因的理论设计，基因武器可以识别人种的基因差异，并依次进行识别要打击的特定人群甚至单个的某个人，但现在人类的基因技术还没有这样精确。作为基因武器也只有达到这种水平之后才真正具有实战威胁意义。原因显而易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各个民族或种族是处于一种互相融合的发展状态中的，因而很难精确地界定每一个人的基因属性。 最近的调查证明，现代欧洲居民是由中东古代的土著人进化而来的。科学家发现，生活在欧洲不同地区的人基因不同。譬如，希腊和巴尔干人的体内有70％至100％的中东人的基因。而北欧人的基因，只有10％与中东人相同。 基因武器的威力比核武器的威力更为令人恐怖，核武器几乎在瞬间就可以毁灭一个地区甚至国家，或者地球，但在核平衡的环境之中，这种武器还是一直掌握在人类的理智之中。但基因武器则是有着十分明确的种族战争的意义，一旦得到大规模使用，那么就会形成一个种族的短时间灭亡。更为现实的是，面对核武器，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系统防止爆发战争，但基因武器几乎不受任何形式的边界限制，在空气、水、土壤中都可以传播，可谓真正防不胜防。 基因武器往往是通过研制出的细菌或病毒携带的，要知道，即使进步到了今天，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彻底地消灭任何一种疾病，而基因武器又是无孔不入的，如果说核武器可以通过有效的体系来预防不测，那么基因武器就根本无从预防。而在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争端都是出自民族和种族矛盾，有些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英国医学会成员内桑森博士说：“借助种族武器可以伤害某一个人群中的某些人。历史上的战争有不少是种族矛盾引起的，这说明这样的武器有多么危险。”⑤核武器一直不可能使用它就是因为国际社会不会原谅任何人在战争中真的使用核武器，但基因武器的出现却往往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况且基因武器一旦达到成熟后，它的制造、携带、使用都将会非常方便。在现在，核武器已经可以制成手提箱大小，那基因武器也许就存在于一滴水之中，但却威力无穷。 剑桥基因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不久前发现，“阿耳茨海默氏综合征与apoe14蛋白质基因的联系，在白人身上比在非洲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可以制造出一种能够伤害某种人群的病毒。” 要明白，人类是一个整体，任何种族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员，任何成员的缺失其实都是对整个人类遗传稳定性的损害，从医学角度来看，基因随时有突变的可能，而绝大多数的突变都是对人类有害的，而人类需要借助婚姻来不断从其他人那里得到正确的遗传信息以便调整错误的遗传密码。 人类会不会有一天处在一种见到任何生物都恐慌而人人自危的时代之中呢？ 如果说财富决定着我们是否能过上富有的生活，那么知识则在未来决定着我们能否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宁可饿着肚子也要搞出两弹一星的理由，它与财富同等重要，并且是孪生姐妹。 ● 21世纪：一个的世纪 自从人类开创了文明，人类就一直在蛊惑上帝，谋求其掌控自然的魔法。 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人类就会掌握更为先进、强大的武器，到了核武器时代已经达到了可以凭借一种武器就毁灭全世界的程度。人类第一次面临因一种武器的出现而时刻面临被毁灭的威胁。核武器也第一次成为制衡国际关系的“毁灭因素”，以至由于这种武器的巨大威力而只能成为安全战略的“最后一张牌”——一张互相毁灭的牌。 能不能借助上帝之手呢？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达到了毁伤对方的战略目的，也达到了避开明目张胆的战争行为的目的。在电脑游戏《红色警戒》中有一种超级武器被称为“雷电风暴”，其实这来源于真实的实验，这就是地球物理武器试验。在地球物理学中，地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大气层、离子层和磁层互相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因素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另外一个因素。如人可以通过在大气层中人为制造等离子体的手段来干预地球磁场的变化。在2003年初，美国就有过利用阿拉斯加的世界上最强大的装置试验高频极光的计划。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敌对国领土内形成灾害性天气，看起来就是一场自然灾害，但实质是对手施放的魔法。前苏联很早就知道了美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也是很早就开始了类似的研究，只不过在前苏联时期国家财力有限而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大规模投入，它也仅仅是一直关注着美国的研究动向，保持一种警惕而己。俄罗斯为了遏制美国在这方面取得优势，曾对国际社会进行过呼吁，想利用国际社会的反对力量阻止美国，自然，由于国际社会对此还没有足够认识，也就没有激起多少反应。不过美国的这种武器确实能对整个人类构成威胁，其实这种武器的危害程度绝不亚于核武器。 美国有充裕的资金支持此类研究，并且从容不迫。美国有一项计划就是分别在阿拉斯加、格陵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装备一个大功率高频无线电装置，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极地回路系统，提高干预效率。这些武器都是利用人类共同的气候空间、磁场空间等作为打击平台。如人类今天几乎像依赖生活中的水一样依赖无线电通讯，这关系着每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甚至生命，如飞机上的乘客、潜艇、船舶上的人员等都依赖无线电保持和这个世界的联系，而一旦失去这种联系则很容易出现意外。甚至在理论上来说，如果美国的实验能量足够大，有朝一日都有可能改变地球磁场，使之发生逆转，对人类来说，这就如同恐龙的灭绝灾难重演一样。由于人类对地球物理的了解还不是很多，这种武器的后果也就不是像常规武器研究那样有许多明确的参数可以预知结果，它的确切危害还不是很明确，甚至包括可影响的地点，要知道“北京的一只蝴蝶震动翅膀也许和美国的龙卷风有关。”大气的复杂还不是目前计算机所能模拟的。 如果在未来，我们不会面临核导弹的直接攻击，但我们发现我们的家园总是发生各种灾难，显然有些自然灾害不是大自然的过错，那么，你会不会把它视为战争呢？因为它造成的损失与战争无异，甚至更严重。 如果视其为战争，但现在的国际法显然还不能定义这些，并谴责任何人，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无穷无尽地忍受吗？ 不，也许我们那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报复它！显然，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畏惧，才会选择和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3) 第四章(3) 3. 武力：强权就是公理 安提西尼有一个寓言，说的是森林中百兽聚在一起开会，兔子对森林中的强权暴力非常不满，大发议论，建议所有的野兽应该一律平等，狮子于是问它：“那么你的利爪在哪里？” 任何一个有崛起梦想的国家必须拥有保卫自己的最后手段，那就是武力。这不仅仅是中国100年屈辱历史的教训，也是人类历史千百年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形成的公理——正如施蒂纳说，“一把强权胜过一口袋公理”。 早在1999年，美国陆军就提出改革设想，以推进军队高技术化转变，即要求在96小时内可以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派遣一个旅；在120小时内可以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派遣一个师；在30天之内，可以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派遣5个师的兵力。也就是说 ，要使美军成为一只能够随时从本土向世界各地部署的高机动性部队，如果实现这样的目标，部队在海外驻扎的必要性也就大大降低了，可以节省下高昂的驻外开销，同时又不影响美军的全球军事战略。美军整体的计划是在2010年左右完成更为高级的“未来作战系统”，即fcs。其实自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开始按照独霸全球的政治策略重新审视其军事部署，并且利用这一历史良机，进行一次新军事革命，目的就是努力让其军事力量达到更高的完美境界，拉大与其它军事强国的距离，最终取得要打则拥有绝对的优势、要和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有利地位， 这自然在政治上有了充分的施展空间。 在2003年，美国国防部和韩国国防部之间，以消减驻韩美军和整合军事基地为中心议题的会议就已经开始，这也是五角大楼计划中大规模重新部署亚洲军事力量中的一步，而这属于其在全世界重新部署的第三阶段。美国将撤出在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而在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建立一系列小型基地；美国将会把驻扎在韩国的37000人调出——这支部队部署在韩国和朝鲜之间，一直充当隔离墙的作用，因而显得很低效；美国已经撤出了沙特和土耳其的驻军，而在前苏联曾经的势力范围内却建立一些基地，如在东欧和中亚；美国也将消减在欧洲的驻军。 美国的军事革命就意味着其他大国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变化，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美国的军事水平是任何挑战者的参照标准。 中国在近300年来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之中，这次也是一样。不同的是，这次是走出低谷后的上升之路，其力量在增长之中。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一举一动都和其它大国息息相关。而军事角逐一直就是国家间的最后一张牌。而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只能打赢这最后的一张牌，如果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说将会在未来的30年中使用一次这最后的一张牌，那么这30年的军事目标就是打赢一场战争，不管对手是谁。中国现有的军备水平远远不足，即使和现在的政治大国地位相比也是低得多。军备水平显然也是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决定性条件之一。 在中国发展军备的政策中，实际上有两个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能给予军备多大的支持程度；其二是美国对中国遏制政策的具体实施方面，如会给予台湾多大的支持。美国人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军备竞赛既可以加强一个国家的防御水平，也可以使一个国家破产。中国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选择。 “中国之所以不断加强武装力量，是因为从长远来讲，它渴望作为一个大国获得尊重和认识。但是，其具体规划确实出于对美国的怀疑。美国在1996年台海危机和科索沃战争中显示武力之后，这种怀疑已经很浓厚，而布什政府上台后尤甚。在中国看来，布什政府比他的前任更加敌视中国。在北京看来，布什政府的两个举动是这种敌视的明显表现：更加坚决地承诺保卫台湾，美国计划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⑤ 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尚在发展之中，不可能给予太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必须打造一支在必要时能够使用的军队。在军事方面，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要制定一个面对全球战争的准备战略；二是要有解决局部问题的能力——即台湾或是钓鱼岛之类的问题。全球战略是反遏制战略的军事组成部分，它可以威慑美国的决策者们——爆发全面战争的代价是存在的。这样，在中国爆发战争的时候，中国就可以遏制美国、日本卷入的程度。 相比欧洲历史上的军队规模，中国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都拥有庞大的陆军，这是因为三个显著原因：一是中国疆域广大；二是出于统治稳定的需要——这些庞大的军队大多数时间都被用在内战中；三是漫长的北部边界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大致沿着农耕与草原分界线，从山海关一直延伸到中亚，不得不长年部署庞大的防御兵力。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才开始真正把军事力量向海洋转移，但似乎还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首先保障大陆的安全需要。然而海湾战争后，显然海洋和天空看来更重要一些。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对天朝军队与欧洲军队的巨大差距有了清醒的认识，遂开始努力使其军队现代化，清朝后期筹建的北洋水师是第一次大规模、正规化的海军现代化建设，但国力不济，海军战略思想没有同步到位，军事人员素质低下，体制混乱不堪，盛行，故只有一个现代化的外壳而已。比较而言，尽管日本的海军大致与清朝海军同时开始现代化，但日本奉行的是较全面的欧洲化模式，日本舰队从内到外完全奉行的西方模式，是日本举国上下齐心协力的结果，所以大清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一战即溃，这其中的本质差异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后中国连年战乱，根本没有机会实现军队现代化，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朝鲜战争的硝烟散尽后，中国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争，外部环境相对和平，内部也开始稳定运行，中国才开始了第二次军队现代化。这次由于美国以核力量为代表的现代军备水平，迫使中国不得不首先在核力量、战略导弹、卫星、核潜艇等战略性质的军备方面进行大规模现代化，从而无暇顾及常规部队。这次现代化实际上仅仅完成了初级的战略装备，就由于前苏联的毁约和中国的动荡而中途夭折。大量常规部队的装备不得不停滞在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但美国的军事研究不但没有受到国际动荡干扰，反而得益于冷战的大规模需求而日新月异。至20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令整个世界惊叹，这实际上是一个21世纪的国家对20世纪国家的战争，加上萨达姆拙劣的军事指挥和背离的军心，导致美国漂亮地赢得这场世纪战争。此后美国再接再励，在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龙卷风一样扫荡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这对中国人来讲是一场绝对的美国大片表演，带来的是强烈的震撼——差异是那样明显，中队在大部分常规领域落后美国10到20年，并且中队有近30年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了，实战经验很少，也很少与现代化国家进行联合军演，海军也无法进行远洋作战，更无法进行后勤支援。相反，经济的蓬勃发展使中国已经迫切需要海军维护，如石油、矿产、天然气以及庞大的海洋贸易等。 现在应该是中国的第三次军队现代化——迫于现实形势的压力，中国必将从现在和将来同时入手，即一边进行着长远的军事科学研究，一边迅速大规模采购现代水平常规军备。外交上中国也在要求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以利于中国得到西方模式的武器和技术，从而减少过分依赖俄罗斯武器的可能性。 中国是一个大国，世界上任何大国无论其多么爱好和平但都必须有一个完整、长期的军备计划。美国的发家史同样离不开炮舰的支持——美国在一战前仅保持约30万陆军，其装备及军事思想也仅仅是二流水平，即使在二战初期美军的战斗力及指挥艺术也远不如英军，以致在战争中备受盟友的责骂。但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和每一次战争的胜利，美军几乎是在跳跃式地发展成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强国。 无论怎样，我们在制定长期军备目标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对手是谁，只要开战，我们就必须获胜——因为大国的战争赌注永远是巨额的。如果说一个大国没有雄心壮志，那它早晚会成为另一个波兰——仅仅是一个身披裘衣的小贵族而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4) 第四章(4) 4. 中国利益：正在全球化 ●邻居：生意好伙伴 “我的梦想是，不但要去任何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还要去人类极限所能允许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是那位著名的库克船长的家庭格言，这是库克船长在为他的航海历史领域划分势力范围。 阿黑门尼德帝国的势力范围是整个中东和埃及；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是整个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是世界的1/4；美国的势力范围是美洲和整个世界；而大清帝国曾经的势力范围是从中亚到东南亚。 现代最著名的划分势力范围的腔调恐怕就是美国的“门罗主义”了——门罗主义不同于以往欧洲殖民者那种直截了当地占领当地领土，从而来确定势力范围的做法，美国不需要直接占领整个南北美洲，而是向世界宣告，这里是美国的后院。到了二战后，门罗主义在全球化的疾风劲雨下演变成为地区经济合作，这种新名词的好处是增加了地区小国的自愿性——其实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是以经济压力代替原来的炮舰压力，结果同样迫使小国们加入到地区大国主导的经济区域联盟中，这是一种新的势力范围模式。也许体现文明进步的地方就是各个成员无论高矮胖瘦都有了一个平等的投票权和能享受到一些利益分流。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帝国都有其势力范围，然而全球化似乎冲淡了这种板块结构。但只要全球化还没有将所有的界限都洗刷掉，只要国家的边界还在，地缘政治就不会成为历史。况且，全球化的脚步是从区域合作开始的。 对亚洲及中国而言，建立亚洲经济区域联盟则有些被动，因为欧洲已经建立了欧盟，美洲也有美洲自由贸易区，那么亚洲也不可能任人宰割。中国毕竟是亚洲的中心大国之一，中国负有建立包括整个亚洲的区域经济联盟的责任，这显然是一种趋势。 中国和东盟近年就在金边举行过会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实际上等于在中国和东盟之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也是第一个东盟以外国家签署这样的条约。中国和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也早已达成，这样从经济到安全领域，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恢复区域合作的联盟。 与此同时，印度也希望与中国同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印度自尼赫鲁时代就一直奉行建立大印度帝国，不但是南亚的帝国，而且是世界的帝国。很明显，印度几千年前就已经是一个从宗教到政治的大国，重建帝国一直是印度人的梦想。但中国人会悄悄地告诉印度人，一个人是办不成的，只有携手共进才能成功。 中国与东盟中的一些国家一直存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这除了一些具体利益之外，如石油、天然气、渔业资源等，自然这里还有美国人的影子。而随着中国实力的恢复，东盟自然会多了一种选择，它会在大国之间讨价还价，进行一些历史上一直在上演的竞价政治行为，这无可非议，政治就是这样。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自然变得没什么意义，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变化，与其不停地讨论什么“威胁”，不如进行更实际的交易。在2002年，中国和东盟同意签署承诺和平解决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行动宣言，双方的关系开始由争夺走向了安全合作。 中国的大战略中，经济既是根本目的，也是一种融合周边力量的手段，而且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中东：各国的能源线 中国自1996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就一直面临着潜在的能源危机。中国一直在和日本争夺俄罗斯的石油资源，主要是两条石油管线的走向之争。一条是从贝加尔城的安加尔斯克到太平洋沿岸的纳霍德卡的石油出口管道，另一条是安加尔斯克到中国的大庆。 日本利用其雄厚的经济能力不断提高竞价标准，希望能收买俄罗斯国家内本来就动摇的政治家们。一方面，日本准备投资75亿美元开发被证实的油田，条件就是得到纳霍德卡的石油出口管道。 日本人向俄罗斯人许诺，如果把石油管道修建到太平洋的纳霍德卡，那么日本就把对滨海地区社会经济项目的投资额增加到10亿美元。自然，滨海边疆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方官成了日本这一计划的积极支持者。 日本的考虑是，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管道如果建成，那么日本就可能大大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并且运输成本也有所降低。其实马六甲困局不仅是中国独有，日本和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也同样面临这一困局。依照估算，日本每年可以通过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管道得到5000万吨石油，那么日本就可以把对中东的石油依赖从90%降到60%左右。这对日本能源供应多样化来说非常重要。 美国则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一直支持日本的计划，同时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理由之一就是到纳霍德卡的管道可以在太平洋地区找到更多的石油用户，而不是中国独家享用俄罗斯石油。 中东是世界能源的供应地，但大多数需求者需要长途跋涉地运输，这就产生了运输线是否安全的问题，毕竟没有谁能像美国那样拥有远洋海军可以时刻保护他们的油轮，而且某种情况下，即使是美国也难以保证石油利益不受威胁，对美国来说，1973年的石油提价导致整个世界经济地震的事件至今仍是令人记忆犹新。萨达姆对科威特的占领实则是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威胁。不是每一次油价波动都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美国也在不断努力让能源供应多元化，在非洲、南美、中亚和俄罗斯等地美国人都在活动。 对于中国这种经济正在上升的大国，最好的遏制时期就是早期，而能源就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因为这一时期无论它的海军还是对世界的影响力都还不足以完全保证其能源供应线的安全。中国石油进口的56%来自中东地区，中东局势受美国的控制不可避免会成为遏制中国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实际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不仅仅是石油，从大战略来说一共有三个战略考虑，一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一直纷争不断；二是如果说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火药桶的话，那么中东地区就是世界的巴尔干。欧洲政治家早就认为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心脏地带，同样，中东也是世界的中心地带；三就是石油了。 在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已经从地中海到中国边界形成了一种“隔板战略”，即每隔一个国家就有一个是美国的盟友，从西到东依次是以色列、土耳其、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就将整个伊斯兰世界隔成数段。以色列是英美在阿拉伯世界打下的第一根桩。谁都知道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也不可能建国。如果说昔日的大英帝国可以单独挑战世界的话，那么，今天这个第二盎格鲁·萨克逊王朝就是要单独统治这个世界了。 美国每年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达8.4亿美元，军事援助达30亿美元，同时向以色列提供最新武器。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到今天，以色列一直得到美国强有力的支持。其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阿拉伯圣地侮辱性的占领，即驻军沙特阿拉伯。从第一次海湾战争起就一直有7000人留在那里，这更激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 沙特阿拉伯境内有伊斯兰世界的第一圣地麦加和第二圣地麦地那，让一支信仰基督教的军队驻守在伊斯兰教的圣地，是意味着阿拉伯人已经屈服了吗？别忘了历史上基督教世界曾经对阿拉伯世界进行过10次东征，即十字军东征。 一位美国的伊斯兰学者就这一点解释说，为什么阿拉伯人这么憎恨美国人？他举例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教徒，而梵蒂冈的周围都是伊斯兰军队，并且声称这里住着教皇，那么你就会体会到那是一种多么苦涩、屈辱的感觉了。 巴基斯坦是中国通往印度洋和中东的门户，可以称其为“巴基斯坦门”。以前还有阿富汗可以作为一道门，但这道门几乎没有实际利用价值，因为中国和阿富汗直接的边界很短，并且这里终年积雪，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根本就无法通行。另外，阿富汗自前苏联人撤退之后就再也没有稳定过，现在这道门更是关闭了，因为美国人成了这里新的看门人。 中国与欧洲有巨额的贸易，中国需要的中东石油也经过这里，中国必须保护它的利益线。印度洋不是印度的，也不是美国的，应该是世界的，中国必须在这里存有力量，才能遏制印度或者美国的为所欲为。 自然，中国的海军现在还无法胜任远洋作战任务，中国的海军主要面对的还是台湾问题和近海防御，它的规模、武器装备和远洋航行能力都是按照近海防御配备的。但由于中国日益强劲的能源需求、各种原料进口和庞大的贸易船队都在强烈要求海军能提供保护，所以中国现在也开始向这方面投资。但这种远洋海军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是为保护商业利益而建造的，而不是像美国海军那样拥有强大的对陆、对海、对空攻击能力。 我们也能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到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关心程度，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期，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是否允许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拉克动武时，由于中国那时的经济发展还不需要大量的海外石油，中国自己的石油完全能应付国内的需求，所以中国投了弃权票。到了1996年中国成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不久就有30%左右的石油需要进口，近几年已经达到60%左右。这绝对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根本。因此中国对美国发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感到忧心忡忡和不满。 ●月球：未来的新殖民地 月球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有意义吗？也许有人会不屑一顾地问。 但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它将来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就如同16世纪之后美洲大陆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一样。” 日本显然比那些不屑一顾的人聪明。 日本是一个聪明、含蓄、狡猾的民族，一向喜欢抢先出手。日本人早就认真地考虑过向月球移民的计划，他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已经制定出未来的月球城市规划图。不难看出，日本的民族危机感还是那么强烈——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这个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偏安于世界的边缘，过着贫穷、低人一等的生活，直到近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成为世界一强，然而，它的脚下还是那块土地，相对来说，他们的发展成本要高于其他国家。当月球成为新美洲大陆的时候，它会甘落人后吗？何况日本现在是一个经济大国，是日本历史上最好的时候，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难道等日本再次没落之后乞求别人施舍一块土地吗？ 从1969～1972年美国先后6次登上月球之后，人类似乎对月球就失去了兴趣，此后近30年，月球就好像被遗忘了一样。就这样，人类因政治而开始进行登月竞赛，又因政治而结束了这段伟大的旅程。其实，不尽如此，如同北欧海盗到达了美洲大陆，但不代表是开拓新殖民地的开始。因为，冷战中的登月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一场无聊的政治角逐，而此次，则是因技术进步而水到渠成。 其实，人类仅有的、近在咫尺的等待开发的殖民地只有几处了，一是南极大陆，二是海洋，三就是月球和更远一些的火星。太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通过两次海湾战争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发展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课题，它必须现在就制定一套有效遏制中国的战略。继续保持美国对中国在现有各个方面的优势；利用中国的发展之心将中国有限的财富引向代价不菲的军备竞赛之中，以期重演美苏竞赛。布什意图仿效里根在冷战中的制胜策略，布什总统2002年12月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决定部署被称为“星球大战之子”的导弹防御系统，它将在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太空安放各种传感装置、侦察卫星和精密导弹，率先占领新的战略制高点。 太空军备竞赛就是一个最合适的跑道，要知道，伸向太空的每一只手都是需要握满金钱的。但对中国来说，则是明知山有虎还得偏向虎山行，因为这月球就是决定明天命运的筹码。美国占有今天的优势，它对任何国家都有发牌权，但我们不能在明天还受制于人。 在马里兰州的日耳曼敦，有一项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计划的成果之一：一台名为“战士一号”的军事侦察卫星，它具有强大的分辨能力。类似的强大卫星，美国会越来越多。据美国统计，现今有1000多颗卫星在地球上空运行，其中仅属美方所有的就占约1/8。从海湾战争及阿富汗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出太空技术对军事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太空技术的支持，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就很难说会不会再次上演越战的结果。 而且，太空不仅仅是用于布置指挥、通信、侦查卫星的地方，同时也可以直接部署各种导弹，并且卫星也可以成为具有攻击能力的武器，如利用微波攻击敌方的卫星，而从太空发射的导弹可以攻击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并且几乎是随时的，这也就是说，美国具有了在瞬间就可以解决政治纷争的手段，可以省掉很长的军事部署时间。 在太空竞争上，中国既要规避美国的陷阱，还要赢得比赛。从物理学角度来看，只能是提高效率。中国这方面的做法首先从资源利用上就不同于美国。美国的太空计划至少分民用和军用，而中国的太空计划是民用和军用一体化，以免重复劳动和浪费资源。另外，中国的太空计划并不是一开始就像前苏联那样全面和美国竞争，而是将有限的财富用在最关键和实用的地方，中国清楚，中国在将来必须拥有自己的完整的太空计划，但现在则最需要打赢一场保卫自己的战争。就是在将来可能的战争中拥有“信息控制权”和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 当然，有关太空研究的成果也最好是具有民用商业价值。中国是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民族，信息控制论其实在中国已经应用了上千年，同时，战争也就是一场欺骗的游戏，中国人的谋略可以说是举世闻名的。无论是军事谋略还是研究工程，中国都是人才济济。 ●跨国公司与雇佣军 自古商人有这样两个原则：一是独立；二是参与政治。这看起来有些矛盾，但你很快就会领悟，商人独立是为了希望不受政治影响追逐利益，商人本质上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活动可以带来的利益则一向兴趣浓厚。 我们都听到过钻石代表恒久的浪漫的广告语，商人的两个原则实际上比钻石的广告语更为恒久。商人的独立不仅仅表现在对政治的兴趣上，更表现在对人性中追逐利益的领悟上，残忍、冷酷，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地掠夺任何利益，这就是商人的利益原则。这绝非对商人的污蔑，而是客观写真。 我们知道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外籍军团，这个军团曾为法国浴血奋战，为法国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现在，实际上不过是政府拥有的雇佣军。许多跨国公司同样拥有强大的雇佣军，其规模有的甚至比一般的中小国家的军事实力还强——别忘了，跨国公司绝对称得上富可敌国。 这些雇佣军现在受雇的主体是所谓的私人军事承包公司，他们的营业范围十分广阔，从一般的军事后勤（如运输、供给等）到正规的军事训练，从编写机场保卫手册到直接提供士兵，从重要人物的保安到打击当地部族等无所不包。他们活动的地域范围也是遍布全球，从中美洲的毒品基地到非洲丛林的矿产地，从不为人所注意的某热带地区到热点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都有雇佣军的身影。有些行动是得到美国政府或其他政府名正言顺的支持的，有些则是在政府不便出面的地方。 这些雇佣军并非是想像中的乌合之众，而往往是退役的正规军人，从嗜血成性的士兵到退役的三星、四星将军都有，而且他们的装备都是非常先进的，从维护设备到前线作战设备应有尽有，人员配备也是非常完备，分工专业。 在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后，就有一家私人公司承包了对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保卫任务；在海湾，无论是军事行动中还是现在，都有一定比例的合同雇佣人员在美军中服役。在1991年，约50人中就有1人是雇佣兵；在波斯尼亚的维和行动中每10人中有1人是雇佣兵。在美国总共大约有35家这样的公司，有些是比较熟悉的名字，如凯洛格·布朗·鲁物公司，它属于在古巴和中亚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哈利伯顿公司。还有很多公司的名字不为人所知，像dvn corp，属于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的vinnill公司和属于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的logicon公司等。 自然，雇佣军的收入也往往非常丰厚，因为在全球，这类市场总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 “mpri由此获得丰厚的收入，其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主要来自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合同。为其工作的退役军事人员获得的薪金是他们从五角大楼所获数额的2～3倍，外加退役津贴、购股选择权和401（k）方案之类的公司津贴。”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私人雇佣军不仅仅参与政府行为，也参与黑暗的牟利活动，“在波斯尼亚，dvn corp被雇员发现操纵是一个逼迫年轻妇女充当隶的集团。他们没收这些妇女的护照，然后逼她们卖淫。在克罗地亚，由mpri训练的当地武装利用所学，制造了最恶劣的‘种族清洗’事件，造成一万多人无家可归，数百人丧生。”② 为什么雇佣军开始大行其道？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尽量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全球化中的国家利益也是多元化的，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把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大国。跨国公司既是独立的商人又是谋利的最好工具，它的触角与国家不谋而合，它的利益与国家紧密相连，这就是复杂的网络中的游戏。 为什么提及这些？在这里不得不简单提及跨国公司和它的雇佣军，是因为中国如果走向世界，发展自己，那么中国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无论是跨国公司诱人的技术还是丑陋的行为，都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和处理的问题。 ●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 “中世纪后期，以卢卑克为中心的汉撒同盟和奥格斯堡等南德城市里以富格尔为首的家族式商社，分别从事北欧地区和阿尔卑斯山两侧的转口贸易，使14到16世纪的德意志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富格尔家族在雅各布这一代曾垄断欧洲的银、铜和水银矿。该家族出资55万盾帮助马克西米里安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493～1519年），皇帝授予他铸币权。在15～16世纪，德国农民的所有封建义务都逐步转为用货币支付。1470～1530年间，德意志在经济方面处于欧洲首位。”⑥ 这就是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利益纷争的世界。在这复杂的舞台上，家族又是一个贯穿整个文明史的主要演员，家族为了权力、利益、名誉和传承而在舞台上极尽所能，他们的表演和实力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个伟大帝王——其实，任何一位帝王也是一个家族的成员。利益家族化自古就是一种趋势，而家族历史往往成就了世界历史。 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家庭就成为社会基本的单元。人类社会就是由千百万个家庭组成的，以家庭为核心和模式，逐渐形成了以父与子、师与生、主与仆等关系而构成的权力—利益网络。自古至今，社会文明和科技一直在进步，但这种网络却没有什么改变。在历史中，往往形成一个地区为一个家族所主宰，而整个国家又为更强大的家族所控制，形成众多家族围绕一个核心家族运转的情况，而这个核心家族又通过这些众多的家族支配整个民族和国家，而这个国家又进而对周边的国家施加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体系。 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大家族，如欧洲的哈布斯堡王室、霍亨索伦王室、被誉为欧洲第六帝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美国的肯尼迪家族、杜勒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以及现在掌控美国的布什家族等。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建立标志是欧洲的神杖落地，从此开始了一个王冠之上的时代。哈布斯堡王室算是最灿烂的——在1348年，哈布斯堡家族首先成为奥地利大公国的大公，然后一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到19世纪初（1806年）才黯然退出欧洲舞台的中心位置。在中国和欧洲，甚至是继承希腊共和思想的罗马帝国，“家天下”的统治思想一样根深蒂固。在中国曾经有着世界最典型的家族统治。每当统治国家的核心家族改名换姓就意味着改朝换代。在欧洲尽管实行的是迎请异地君主治理国家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中国人来说颇为不可思议，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欧洲的各个王室是有着严格的通婚规定的，也就是说整个欧洲的各个王室实际上都是处在一个姻亲网络中的，如英国女皇伊丽莎白患有血友病，这成了验证她是否具有欧洲真正的皇族血统的鉴定标准之一。另外，从拿破仑统治欧洲时任用了众多其平庸的兄弟和亲戚也可以看出，拿破仑妄图成就拿破仑家族一统欧洲的野心。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以民主和自由思想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丝毫没有影响家族在社会和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实际上只要有财产等利益的私有化存在，就会有家族的存在。这很明显，财产的转移首先就是在家族内部开始的，家族在社会中是最有共同利益和权力的共同体，因而也就形成了最严密的家族体系。从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到美国的肯尼迪家族，都证明了现代社会中家族的重要性。 自然，家族社会并不一定就是一个高效、稳定的社会，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并不都是杰出的管理天才，如拿破仑家族中除了他本人以外，其他的都属于只能给家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麻烦的人；中国的皇帝中也经常见到毫无作为的家族成员。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这种家族利益并不都是和国家利益一致，导致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失衡的状况出现，这是家族统治的必然现象，因而，这种矛盾就成了国际政治中可资利用的一个因素。 当然，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也是一致的，如日本天皇家族与日本的战争命运就是相一致的。同样，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利益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大体是相一致的——如果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必然要大大削弱这四大家族的势力。英国皇室也同样面对纳粹帝国的考验。但更多的时候，家族讨论的是如何巧妙利用统治权力为家族谋利，以及怎样规避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的风险。对任何居统治地位的家族来说，最好的状态都是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双赢，最差的情况就是无论怎样都会导致两者相冲突，并且难以保全其中任何一者。如菲律宾的马克斯家族在身败名裂的最后时刻，整个菲律宾不但因此流失了上百亿美元的财产，而且马克斯家族在菲律宾的势力也从此不再辉煌。 上溯布什的家族史，可看到这个家族原来具有英国国王亨利三世的血统，而且老布什在二战结束复员后，在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前，与芭芭拉·皮尔斯结婚。芭芭拉·皮尔斯是美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的后代，也属名门之后。因此可以说布什家族是当之无愧的名门望族。布什家族到了现代达到了家族的巅峰，父子二人相继成为美利坚帝国的总统，使这个家族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家族。其声望及权势实际上已经超越了60年代声名显赫的肯尼迪家族。老布什的严谨刻板与小布什的朴实无华使这个家族更具有平民风范，与肯尼迪家族那种显赫、富贵、风流与命运多舛截然不同。小布什的祖父是普雷斯科特·布什，其在1952～1966年间就一直担任参议员；老布什在1966年间当选参议员，先后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驻联合国大使及副总统等要职，一直是处于美国的政治权力核心之中；从1989年到1993年担任美国第41任总统。而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则是现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可见，布什家族对政治的领悟比肯尼迪家族更为深刻，也更为深入美国的政治核心。 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所在的哈里曼财团，不仅在德国从事金融投资的活动，也同样从事间谍的活动，这和老布什后来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不无关系。就是在布什没有从政之前的商业活动中，也有众多间谍的影子，如1948年，老布什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从事建设的联合大企业德雷瑟工业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工作，这家子公司实际上就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情报源。还有老布什与人合作经营的石油公司也一直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着。因而，老布什的情报资历颇为深厚，在福特政府时期，老布什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从1981年开始，布什在两界里根政府中担任副总统，同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置的危机管理系统的负责人，他实质就是情报与秘密活动的总协调者。 无论什么样的家族，实际上总是遵循一条“经济—家族—政治”的逻辑，也就是“利益—人—权力”这样一条准则。从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开始就是遵循从经济入手，进而深入政治，再谋求将政治与家族经济统一运筹，纵横于利益与权力之间。普雷斯科特给布什家族留下的家训是：“生为男人首先应该赚钱，接下来是养活家人，最后可酌情献身公职。”老布什严格遵守了这个家训，首先进入商界，获得金钱支持之后，然后再从容应对政治考验。而普雷斯科特本人也是走同样的路，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主要在其耶鲁大学同学罗兰·哈里曼的投资银行w·a·哈里曼公司担任董事。哈里曼是一位颇具头脑的投资者，他看到一战后一片废墟的欧洲必然要开始大规模地重建，而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必然要开始大规模地收获它对这场巨大战争的投资。因此，哈里曼购买了大量的德国债券，由此建立了哈里曼财团，这个财团也就和德国有力地直接联系起来。此时，作为哈里曼财团的德国伙伴之一的德国钢铁财团——蒂森集团，也将财团的政治投资放在了冉冉升起的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哈里曼和蒂森共同在纽约设立“联合银行”，这样可以保证有大量的资金投资在新兴的德国。普雷斯科特为该银行的重要董事之一，也就参与了这场既为家族利益获利又直接支持了德国纳粹的商业活动。商人也许没有政治主张而只有利益，但往往正是各种庞大财团的利益在事实上形成了国家政治。如哈里曼财团就认为只有在欧洲一个强大的德国，才可以有效地阻止俄罗斯的扩张。与其说是在两个同样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中作政治选择的话，还不如说是因为家族利益在此，别无更好选择。 “只要能够获得政治和经济稳定，即使是独裁者也可与之做出交易。”⑦这就是布什家族为美国政治选择的原则。 这种在世界通行的家族政治标准是一种自古就盛行的标准，人类的历史可以细化为各个家族的史书。同样，老布什曾出于家族的石油利益和国家的冷战政策支持过伊拉克的萨达姆家族；而小布什也曾与本·拉登及中东的一些恐怖集团作过交易。 在政治—家族—利益的三角中，并非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从经商到从政的道路，往往是开创者就已经将这个家族引入到政治环境中了。在美国的深层政治中，尤其是核心层，说其主要人物肯定和以下两点有直接关系一点也不为过：一个是美国最有权势的各个家族利益的代表者，一个是对美国政策有重大影响的人。 就以布什家族的美国总统决策圈内的人为例，副总统切尼是老布什时期的国防部长，国务卿鲍威尔则是那时的参谋长。鲍威尔无疑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鲍威尔本人也许是布什家族外围重要人物中没有大公司背景的少数人之一，布什选他显然是出于一种弥补，即对小布什外交事务缺乏深刻理解的一种重要的平衡。而切尼则很经典地诠释了布什家族和美国众多权势家族之间的紧密关系。切尼是哈利伯顿公司的利益代表者，哈利伯顿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家石油服务公司。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他离开政府当上哈利伯顿公司的业务主管。这是多么好的安排：切尼当国防部长的时候进行了海湾战争，然后他就看到了商机，于是辞职，进入哈利伯顿，然后等待联合国对伊拉克解禁之后，切尼的公司就承包了战后修复工程——切尼指挥军队摧毁了伊拉克的一切，然后转过身来再扮演和平的修复者，他是台上台下的演员都做了，里里外外的钱都赚了，真是绝妙的安排。不仅如此，切尼在挣到钱后又再次返身成为白宫的副总统，之后不久就再次策划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同样，拉姆斯菲尔德在1983年担任伊拉克特使的时候，可是对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视而不见，实际上他就是伊拉克化学武器的输送者，那是因为那时候美国需要支持伊拉克对抗前苏联支持的伊朗，两伊战争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美国怎么会担心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呢？就是伊拉克真的在两伊战场上使用了，美国也当没看见。 考察家族与政治的关系，目的就是要利用这种家族与政治的矛盾和影响。如日本在二战中其实并不是像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条件投降，如果没有保留日本皇室这一条件，很难说日本会抵抗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美国肯定无法和平登陆日本。而一旦日本皇室问题得以解决，日本投降也就顺理成章了。 ● 非政府组织 政府无疑是最有威信的社会组织，但它从来不是唯一的组织，社会往往需要各种各样的组织——从想推翻某个政府的阴谋组织到接待外星人的组织应有尽有。伴随人们个性空间的日益扩大和全球化交流体系的日益完善，各种非政府组织也日益繁盛起来。 相反，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使交流变得非常容易的世界，这种交流早就跨越了国界——思想、财富和技术从某一处到另一处早就没有时间和地理这个障碍了。所谓的障碍就是各国制定的不同制度，而政府这个组织的职责就是制定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制度的制定者总是影响其他的制定者，如同全球的天气，某一地区的降雨与另一地区的干旱总是息息相关的。 在今天的世界，由于外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和普遍，使得政府在其所控制的地理领土范围内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对一些小国政府而言，有时简直就是举步维艰，甚至危机重重。在全球化从各个角落渗透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国家往往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能面面俱到地应付，这就需要各种专业组织来对付。并且这种来自全球的影响也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够干预的，这需要跨越国家的专业组织进行协调和操作等。如国际卫生组织、国际基金组织，环境、河流、气候等所有方面在今天几乎都有了自己的组织，甚至有全球的漂流协会这样的组织。当然这些都是非政府组织，它们就是想摆脱政治的干扰。政府组织有时在这些方面反而表现得有些迟钝，力不从心。相比之下，一些大跨国公司要远远比这些国家强硬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利益集团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实力已经达到对抗政府的水平，如果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抗某一个弱小的国家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有时甚至会显得有些可怜。这些非政府组织是一些势力庞大的团体，它们甚至可能对政府权威构成威胁，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钻石联盟、绿色和平组织等。 全球的各种非政府组织数量非常庞大，数以万计。由于这些组织都是某些专业领域的权威或者具有很高的号召力，所以它们也往往故意掣肘某些在它们看来不顺眼的政府。这其实就是一股社会力量，它们同样代表着社会中的某种利益，因此它们的力量实际上是很强大的，并且它们往往都是跨国组织，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和组织反对力量，它们也在事实上参与国家间的各种利益，尽管可能有着慈善的面孔，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如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红新月会等。 民族国家在今天还是世界的主流，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在某些方面已经统一的全球社会，但民族国家的权威在未来可能还是会加强的，诸如此类的各种国际组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只能扮演二流角色。 也许，如同股市需要反弹一样，国家政权的权威也并不是在全球化中一冲即跨的沙滩建筑，它仍有重新树立权威的可能。如美国就在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国家权威，有些小国也在忙着修复它们近乎破产的家园，如阿富汗、伊拉克和一些非洲国家等。但这决不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将会销声匿迹，正相反，非政府组织在未来将会越来越繁盛，并且这些组织往往超越国家界限，也往往能做到单一政府所难以做到的事情，最关键的是，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一个利益群体，而世界就是由各种利益群体构成的，所以，无论强国还是小国都不得不重视这些非政府组织，它们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帝国的陷阱 第五章 帝国的陷阱 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打算将维也纳皇家公园对公众开放。听到这旨意，贵族们颇为不满，其中一位贵族不安地说：“如果连平民百姓也允许自由出入皇家公园，那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高贵的人，该到什么地方去散步呢？” 皇帝说：“照你这样的说法，那我只能到托钵僧的地窟（这是皇家陵地）那里去散步了。” 历史总在前进，该抛弃的就抛弃吧，别让它绊住你的脚。 1. 历史的陷阱 ●汉武帝与中国 汉武帝的所谓武攻，既没有根本清除北方匈奴的威胁，又没有消灭北方的有生力量，动用的国力倒是不少，但并没有完成最初的战略目标。 他的所谓文治，重用董仲舒之流，导致百家失落，独尊儒术，等于直接诋毁了中华文化的大部分，实质上无异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这就是当人们提到汉武帝的时候最直接想到的两个方面，即他的文治武攻也不过如此。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汉武帝吧！ 评价汉武帝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应该放在历史中去衡量，而不是断章取义，或是以今人的标准来判断。无论什么样的评论首先都要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否则就是不知所云、胡说八道了。评判的标准应该是人类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利益，即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利益和现实利益。 如果要评论汉武帝或者中国古代任何一位大一统时期的君主都应该从秦始皇开始，原因就是他是开创中国大一统的始皇帝，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开始，是一个平台，后来的中国历史剧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上演的。秦始皇的伟大就是他统一了中国，包括度量衡、文字、货币等涉及整个国家统一的重要领域。自然，他个人暴戾的性格也深深地印刻在中国的历史中，他所信奉的法家思想和强硬态度既是统一中国所必需的，也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许，客观地说，秦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秦始皇的暴政是统一必然的代价。刘邦是秦以后政变成功的第一人，这种改朝换代模式的政变以后在中国多次上演，几乎成为中国社会解决尖锐矛盾的唯一手段。自然，刘邦建立汉朝首先就是要让这个大一统的国家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从战后的休养生息到各种经济、法制、官吏、社会、军队等制度的全面、健全运行，社会平稳化。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这个大一统国家开始了真正的繁荣时期，这也是大一统中国第一个盛世，是当时中国民众心中的和谐社会，也是封建王朝的理想社会。到了汉武帝时期，尤其在窦皇后死后，汉武帝获得了执政实权，然后他开始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这个国家，这也体现了人治社会最根本的一个弊病：当有一个既有实权而又明智的皇帝时，这个国家是幸福的；当有一个有实权而任意妄为的皇帝时，国家就只是他实施个人意志的工具，也许他的国家政策对国家有利，也许这种政策就是国家的灾难，国家此时只是他个人赌注的筹码；当国家落入一个没实权而又平庸的人的手中的时候，国家轻则政治动荡，重则陷入争权夺利的内战之中；当国家落入没有实权而又有强烈野心和高超能力的人手中的时候，国家很可能意味着又一次改朝换代，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我们可以将汉武帝的重大国策列举出来，然后分析它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影响，这样就一清二楚了。 （1） 以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意志，为了集权，将国家司法权力收归为皇室及其代表的官吏，中国自秦开始的古典法制社会终结——秦朝奉行的是战时国家法制社会，汉初至景帝时期奉行的是和平国家法制社会。 （2） 汉武帝一手结束了汉初国家执政所奉行的道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不对社会进行过多干涉的思想，如在经济上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国家只进行法制建设等。对汉武帝这样有强烈权力欲的帝王而言，这种思想显然不利于他富有野心的政策。汉武帝掌握政权不久就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朝中大力提拔儒家弟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二次思想统一，第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十分符合集权统治模式的胃口，所以被中国后来的君主广泛接受，儒学也由此成为中国的核心思想，支配了中国以后的国家意识，也由此造就了长达2000年的儒学社会，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僵化。 （3）汉武帝的强者之音体现在了对匈奴的战争上。实际上，无论是汉帝国或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或者历史上多数的农业帝国，都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侵袭，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比较起来，也只有积极的防御政策结合适当的财富收买才是最有效的——其实，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想完全占有一个国家——像蒙古风暴那样的事并不多见，他们只是受残酷的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而不得不用掠夺的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存和部分贪婪的需要，胃口往往并不大。所以相隔万里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在多数时间里执行十分相似的办法，即一边防御和一边施以财富贿赂的方法来消除北方的威胁，如漫长的防御城墙（罗马帝国也有长城）、和亲制度（罗马较少，汉朝较多）、大笔的财富输出（无论以什么名义）。实际上，汉武帝对匈奴的讨伐战争并没有达到最初的消灭北方威胁的战略目的，仅仅暂时减少了匈奴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其实还没有等到汉武帝退出历史舞台，匈奴人就已经卷土重来了，在汉武帝后期，就已经有了李广利全军覆没的情况出现。在汉武帝时期为整个战争付出的代价很大，即使是直接的军事损失——士兵、物资、战场控制地域等方面，汉朝的损失也比匈奴大。 （4）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为后世的中原王朝下了这样的战争结论：即中原国家可以通过集结大量的军队和长期的军事准备，赢得短期战术上的胜利，但不可能完全根除北方的威胁。汉武帝对这次战争的贡献，就是他为后世做了一次代价高昂的尝试，如果说其先祖刘邦那次讨伐被围是因为军事准备不足，指挥不当，国力不足的话，那么这次汉武帝就很好地证明了即使汉朝作了所有准备，也只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了。这就是为什么后世中原王朝很少进行大规模北伐的原因。汉武帝失败的战争由此奠定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基调。 （5） 破坏了政府扮演的角色和法律。汉武帝为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而不得不将一个盛世的国家强硬地转到战时轨道上，由此而导致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改变了——黄老思想下政府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府并不过多地干涉社会经济活动，更绝少直接参与到某些经济领域，政府只负责完善法律、保证司法公正，即政府扮演的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益纠缠的裁判者，维护社会公平的守护神。而汉武帝打破了这一切，朝廷直接将盐、铁、酒等行业收归官营，这样政府直接参与了社会经济活动，一个赛场上怎能指望一名球员既执行球员的义务又公平地执行裁判的职责呢？尽管秦始皇也曾将国家纳入到战时轨道，但那在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直必需的，并且秦始皇治国的根本手段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法律严明，而汉武帝则一手毁了朝廷不辱法律这条戒律，奉公守法这条为官的基本准则就此成了一纸空文。 （6） 破坏了官吏制约机制。汉武帝对国家的强制手段直接导致了官吏的权力无限增大，没有了必需的制约机制。人欲在不受制约的时候总是为所欲为，汉武帝亲信的人员往往拥有莫大的权力，在汉武帝晚年的时候，人的狐疑本性导致皇帝疑心重重。人都是有怀疑意识的，这是人类和任何生物的本性，本身无可厚非，但人类的文明就是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是能理解自然和利用资源，二就是能用理智节制。当然，我们不可能用现代民主制度要求封建社会皇帝，但汉武帝一手破坏掉了本能够制约人欲的机制，这使中华文明在制度制约方面产生了一个缺陷，使其有效性大为降低。 （7） 政府威信和社会诚信受到破坏。我们现在都知道诚信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自秦国“商鞅变法”起，中国就已经建立了古典的诚信社会，法家的治国思想是诚信社会的唯一保证。汉武帝独尊儒术、集权、官营经济、强制社会、大行巫诂之术、举报制度都等于直接在社会上用猜忌、诬陷、渎职之风代替了原本秦、汉初时期社会的守法、诚信、公正的社会模式，搞得人人自危。 （8） 汉武帝还完成了一个循环，即从秦暴政到刘邦政变、再到文景走向繁荣盛世，再到汉武帝穷兵黩武，社会重新陷入混乱，国家再次走向低潮，从秦的暴政再到武帝的暴政，后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直在这样一个大循环中往复。 自然，如果说景帝之后不是刘彻继位，而是其他一个平庸的皇帝，那文景之治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封建社会的制度就是人治为核心，不可能每一位皇帝都是文帝、景帝，早晚会有一位另类的皇帝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人治的社会必然导致人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中的感性与理智对抗的社会。所以说，对此的评价应该是，刘彻本人毫无过错，但他既为中国社会做了伟大的战争尝试，也种下了太多负面基因，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基调。汉朝在武帝之后就再也没有强盛起来，等到东汉时期，汉帝国已经显得十分衰败，直至诸侯争雄，这种结果也可以说直接起源于武帝。 一个国家永远存在于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中。在今天全球化的环境下，边界的淡化更加剧了政府压力，但好在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立国的社会。法制社会与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制社会利用法律摒弃了人性和权力对社会的过分干扰，而代之以理智和社会机制，那么你是否幸福完全看你的智慧了，别抱怨什么社会不公、机会与平等，矛盾永远存在，社会也永远不完美，同样，法制的社会下用对人就是这个国家的机会，作为个人，友情提示你——如果你是个穷光蛋，那只有让你周围的人赏识你，或者你接近赏识你的人才能成功。 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一个过分展现君主智慧的时代，那么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充分展示个人魅力的时代，这也许让崇尚权力的人有些失望，但没办法，任何时代都有人别无选择。 ●高水平陷阱 任何文明都有其优秀的一面，也同样有其不足的一面。这种不足有的来源于思想，有的归因于制度，而这种不足有时并不会引起混乱，但有时则可能引起帝国的倾覆。 在罗马帝国中，帝位的继承制就是一个困扰帝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早在设立执政官任期时就已经种下不良的种子了。这种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时间很短，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在位者的才能。同样，罗马派驻各行省的总督也只有短暂的任期，这造成了官吏与行省之间的相互了解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每位总督都因只有短暂任期而在这一阶段大饱私囊，执政官也一样，因任期太短而总是刚刚熟悉其责任就已经到期了。在恺撒之后，虽然执政官的任期得到大大延长，但最高统治者继承权的问题却仍没有得到完善。在罗马的帝位传承中随意性很大，如恺撒就传位于屋大维——罗马帝国帝位的传承并不是世袭制。并且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在罗马这个庞大的帝国中——可以有两个皇帝共同管理，甚至有四帝共治的现象。这自然和罗马古老的共和制思想有很大的渊源，但这种情况非常不适应于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罗马帝国一直没有一个法定的继承制，导致帝国多帝共存的现象存在，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经常上演拥兵自重、争夺帝位的现象，最终导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也是由于双帝的存在所导致的。 罗马的多元思想导致罗马非嫡亲继承和几个皇帝共存的现象，这和中国的一元思想差异是很大的，如果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那往往就意味着改朝换代了。 在成吉思汗建立起的庞大帝国中，由于蒙古帝国是兴起于游牧民族的大帝国，在其原本民族中并没有多少自我的思想、文化。在蒙古军队的征战历史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那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事作战能力。在比较历史上各个大帝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所有大帝国都留有不少的遗迹，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古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希腊的神庙、印加帝国的遗址、玛雅文明中发达的天文、印度的泰姬陵、中国的古长城和兵马俑等举不胜举的历史古迹，而唯独蒙古大帝国好像过眼云烟一样，并没有留下什么带有帝国思想气息的东西，在蒙古从太平洋沿岸到多瑙河下游的广大区域中几乎寻找不到什么遗迹，甚至连标志性建筑都没有。这倒是和传说中成吉思汗的遗训很相符，他说蒙古人可以接受当地的宗教、思想，唯一不能离开的就是马背，这是他们狭隘的游牧民族思想所决定的。只有马背上的掠夺，没有征服和治理的思想，因而这种毫无思想凝聚力的帝国很快就分成几个独立的帝国了。并且几乎每个帝国都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中，这实际就是一种没有头脑的帝国。当然，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融，但建立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的意义就仅此而已吗？ 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历史性国家，也有历史国家的不足之处——每一个历史大国都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当你观察中国的政治、文学与戏剧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绝大多数文学著作都是表现国内斗争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传统的历史著作中，绝大多数仍是中华文明范畴内的，而像其它一些国家如东南亚、印度、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历史等在中国就很少有介绍流传，以至在中日第一次爆发战争时，不要说民众，就连高层次政治家对日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而日本从隋唐时代起就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人文了如指掌。中日战争爆发后，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日本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怎么可以和“天朝大国”相对抗呢？而当战事失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后，举国震惊。相反，当马可·波罗的游记传到欧洲后，整个欧洲都对这个东方帝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波接一波的远洋探险舰队有增无减。与此对比鲜明的是，中国统治者却对诸如盘踞台湾达400年之久的荷兰人、盘踞澳门的葡萄牙人等毫不知情，当英国人屡屡侵扰中国沿海的时候，中国皇帝甚至不清楚英伦三岛在何处；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实现环球航行后，中国的统治者甚至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在中国的战争历史上，绝大部分战争其实都是内战性质的，而大多战争英雄实际上也是内战英雄。与之相比，在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间就达成了一种“同种同文不动枪”的原则。今天，世人都看到美英特殊的关系——在美国的外交，甚至在美国的高层官员的任命上，如执掌国务院的国务卿、国务部部长、美国总统当选都会事先征求英国首相等重要内阁成员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英国在外交上总能保持着一致的原因。同样，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实际上都是处在一个旗帜下，很难想像他们之间会有战争或者是其中一国遭到侵略而另一方置之不理。 在中国，由于中国历史实际上相当于一部国内史，这就形成了一种内部争斗的传统——凡是在中国国力衰弱之时，内部纷争就会浮出水面，更有甚者，会因内部的派别争斗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如宋帝国时期的秦桧。派别争斗者往往会想借助敌国的力量来清除异已；在清初，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的史实就和英美那种“同种同文不动枪”的原则背道而驰，不管他真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是为大明帝国复仇，这种置全民族利益于一己私利之下的做法都绝对不会得到赞赏。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恐怕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了，如果明朝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大力支持这种海洋政策，那么，中国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先于欧洲打通中国和地中海、中东地区的联系，这样可直接促成庞大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也就会极大地增加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就有可能将西方的科技文明引入中国而不致让两者相差太大，这也就可能避免鸦片战争的爆发；二是中国有可能先于欧洲发现新大陆，其实北美与亚洲大陆仅隔着一条狭窄的白令海峡，那样中国也许会占有北美大陆。同时，在北上的过程中必然经过西伯利亚，当时西伯利亚还不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大清帝国如果奉行一种外向政策的话，很有可能将广阔的西伯利置于版图之内——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都是可行的，唯一阻挠的原因可能就是气候，但为什么俄罗斯人就不惧怕寒冷呢？寒冷不是借口，原因就是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冷漠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到达美洲。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设，最终上述两点都没能实现。原因就是中国的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当时似乎的确处于一种“高水平陷阱”之中，中国的领土广阔，千百年来又一直自成体系，无需大规模的贸易来弥补它的什么不足，因为它什么都有，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自我运营的社会体系。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它完全有可能继续这样运行下去，直到有一天升级为工业社会。中国农业随着历史上不断精耕细作和人力不断投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个在封建社会（在康熙、乾隆）时期就可以充足地支持4亿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其他社会资料的需求——这在世界封建史上绝无仅有。这种自给自足的状况会令任何统治者相信，中国无需向外发展，这已经足够了，在帝国之外不过是片蛮荒之地而已。这里不得不叹息一下，即使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是大明帝国，那又能怎样呢？中国内敛的国策是不会允许中国人和财富大量流向一个蛮荒之地的。 中国这种对蛮荒之地毫不垂涎的表现，也同样表现在军事上。中国对周边国家用兵多属防御性质的，大多是反应式的，也就是对周边蛮族的入侵采取的是一种打击的手段。它的目的自始至终是保持边界的安定，而不是去征掠土地资源。如日本，中国除元朝时期有过对日本进行征服的企图外，其他时期就再也没有过这种打算。这以后令日本可以在二战时夸口说日本民族是个6000年来从没被征服的民族，真是这样吗？恐怕是因为它在中国帝王眼中一直就是一个“弹丸岛国”而已吧。 中国这种内向的性格和高水平的社会经济状态为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伏笔。这种内向性格的成因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儒家的传统思想中，“内圣外王”是一条重要的为人原则。它强调这样两个重点：一是首先向内修身养性，先要自责自己有哪些过错，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二是在自身修养达到了一个高水平之后，自然会成为一个圣贤，用以征服他人的是其卓越的道德修养、丰富的学识，而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也就是俗语所说要“以德服人”。这种思想表现在国家政治上，对帝王强调的是“无为而治”，对外政策也希望同样以高度的思想文明来让异族顺服。陈寅格因此甚至评价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无兵之国”，他认为中国的军队更多承担的是治理国内事务的警察责任，而不是像其他帝国那样建立一支军队是为了攻城掠地。 无论是帝王们奉行的“无为而治”还是陈寅格论说的“无兵之国”，当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是不是就应该反思这种“内圣外王”思想的历史利弊了呢？ 从现在的中国来看，如果和英、美、德等国家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在许多领域存在很大的差距，如经济、科技、人口素质等，但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差距，就是头脑差距。我们应该将自己的传统思想适应于现代社会，并建立一个健全、富有强大生命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诸如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加以强化。中国历来都是一个文明与经济大国，有着丰富的理财经验，科技创新能力也同样超群，实际上这些都是政治体制的外延，随着政治、思想体制的不断发展，这些方面自然就能得到发挥，与英、美平起平坐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体制，它是这所有一切的核心。在现在来看，要使这个核心达到稳定运转的程度，目前需做的是两件事，一件是继续大力深化目前的政治改革，二是一定要改变传统思想中的缺陷。 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史对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是场灾难，但对思想界而言，应该更像是一场森林大火——的确烧毁了许多树木，但大火后的森林反而变得更加繁茂，这不仅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类的历史规律。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遭受侵略，但也同样总是复兴，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自黄河文明形成以来，在它的后来版图中，它的影响面积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正如大火后的森林一样。 中国传统思想的缺陷或者说是不适应性是很明显的，但中国在吸收借鉴外来思想、同时又保持自我的能力方面也是不可小瞧的。 ●失败的长城 毋庸置疑，几乎每一个大帝国都需要一个安全战略。从古至今，很多大帝国都选择了一个失败的战略——防线战略，并且这种防线战略大多又都是国家消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的就是战略的主体。在古代，这种战略实际上就是城墙战略。最早的城墙大概是特洛伊战争中的特洛伊城墙，它曾阻挡了希腊联军10年的进攻，但最终失败在希腊人的智慧中——木马计；公元122年，希腊人的征服者罗马人，在其西部疆域的不列颠北部倾尽全军之力修建了哈德良长城，在罗马强盛时期，这个长城看起来比较有效——阻挡蛮族约100年时间，但一旦罗马衰落，城墙也就倾覆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曾经以固若金汤闻名于世，它似乎是上帝的杰作，保护着修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七座小山之上，然而一旦面对新军事技术——奥斯曼土耳其人应用了先进的攻城技术——发射石球的火炮，最终，城墙被夷为平地；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没有一座城池可以依靠城墙抵御蒙古铁骑；中国的长城是最宏伟的城墙防御体系，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写出《孙子兵法》的民族却一直信奉这种十分被动的防御理论，游牧民族的威胁遍布整个北部边界，它就修建数千公里的城墙，而且几乎每个朝代都对此认同，它却几乎从来没起过作用，汉人最终解决问题的总是政治和经济手段，而现代东北被纳入版图也是大规模移民的结果，朴实的农民显然比长城和军队更有效。 现代意义上的城墙也有许多，如著名的马其诺防线，显然，它的作用不是保卫法国，而是验证了现代装甲集团军大规模机动战略的威力；还有第三帝国的大西洋防线，它的作用也不是阻止盟军的登陆行动，而是验证了战略欺骗总是能战胜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事实。 中国有矛和盾的寓言，西方有阿喀琉斯盾牌的传说，但这些寓言和传说显然对帝国防御决策者的教育意义不大。法国到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时候，仍有人企图完善城墙防御的理论，如法国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德·沃邦，他就设计出一套按照几何图形组成的各种战壕、堡垒、通道、火炮阵地等综合防御阵地，这实际就是城墙战略在热兵器时代的应用。目的都是一样的，把敌人消灭在城墙下，把敌人消灭在战壕前。 由此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城墙的心理安全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军事价值；政治和经济手段仍然是最根本的防御手段。 “修筑城墙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没有策略的标志。”① ● 板块化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认识和修正的过程，这就是说，在整个文明史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完美无缺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成功的社会，但它同样存在弊端，这也是中国模式必然的结果，正如希腊—罗马模式必然导致欧洲长久的政治分裂一样。 我们常听到一句对比中国和欧洲的话，那就是，中国没有阶级差异，而有行业差异；欧洲则有阶级差异，没有行业差异。这一观察角度显然是因为中国注重传承性，强调子承父业，往往在一个行业内工艺技术是父子相传的，这导致中国社会中许多家庭中的男性成员稳定地从事着固定的行业。尽管在中国有所谓“行行出状元”的说法，但从事政治的王公贵族世袭罔替，与从事石匠行业家庭的子承父业的两类人的社会地位显然迥异，行业的稳定传承导致了社会地位也以此定位。如在中国自古重农轻商，认为商人是一群不肯安分守己、专门投机获利的人，他们即使拥有巨大财富，在主流社会中却仍然受到鄙视。而欧洲虽然也有家族事业，但如果这个家族兴旺发达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人们看重的是某人或某一家族拥有多少财富，而完全不在乎他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欧洲许多家族都是因为财富和影响力日益增大而获得政治地位的，如获得爵士封号。 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如胡雪岩就有红顶商人之称，欧洲也有破落的贵族嫉恨巨商豪贾的情况，否则也不会有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之争了。这种社会阶级与行业差异其实只是评价某人地位的社会习惯和价值观偏向，而不是一种机制。 无论以行业还是阶级来评价某人，都证明中国、欧洲或任何世俗文明社会都存在评论邻家阿三在社会中尊卑贵贱的一套“歪理”。不要小看这些歪理，它的背后拥有巨大的社会能量，尤其在中国这样长久处于大一统的国家中，国家外来压力相对较小，社会越稳定，这种观念就越深刻，即所谓外压越小，内在矛盾就越深刻。所以中国的社会文学更多的是描绘社会矛盾和国家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不是像《高卢战记》、《荷马史诗》、《波罗奔尼撒战争史》等那样描绘民族国家战争。 无论欧洲文明、中国文明、美洲文明、阿拉伯文明还是埃及文明等，都存在一个“条块分割”的社会。只是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文明持续，并且在近代深受西方文明的侵袭，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依然严重。 我们可以简洁地表示出现代中国社会的问题： 政治：大一统未完成 大陆，台湾省 行业：行业即意味着社会差异 行政人员（或公职人员）、中小企业老板、外企高级经理人员、企业白领、医生、律师、普通上班族、工人、农民、民工 地域：全国都有地域歧视 上海、北京、广州、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大城市、老少边穷地区（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 经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原大城市地区、西部地区 城乡：城乡差别 直辖市户口、城市户口、农村户口 性别：男女差别 男女出生率失衡（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求职机会（男性总体高于女性）、职业待遇（男性高于女性）、婚姻家庭（男性拥有更大主动权） 民族：相对平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执行得较好，所以中国各民族间相对平等，民族歧视现象不明显，仅在网络上有个别出于历史情感上的民族谩骂言论，不足为凭 宗教：几乎无歧视 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宗教信仰从来没有获得政治权力，因而宗教信仰一般属个人事情，在中国民间社会中宗教冲突几乎没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只有民族和宗教两个方面的矛盾不显著，其他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依然有待改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2) 第五章(2) 2. 茶壶论的反思 有一句话说得好，那就是不管学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得走样。我们今天倡导学习西方现代的一些先进文明，但如果像辜鸿铭那样的学习法也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辜鸿铭这位混血儿的确有些杂交优势，颇有语言天赋，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情在东洋，而仕在北洋，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阅历和能力者真的不多，的确令人佩服。 他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理解也算得上十分深厚，但他独到的见解却并不多见。他著名的茶壶论也只是以西方的幽默回应西方诘问，而并非是他提出什么反驳古今的理论。在“茶壶”辩论中，也只是一种偷梁换柱而已。人不是茶壶，茶壶的确一般都是一个茶壶配几个杯子，这本就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单独的茶杯或者茶壶都失去了作用和功能，如同太阳系有一个太阳和九大行星一样，彼此分开了，这个太阳系也就不存在了。而男人和女人是彼此对等的，在社会中彼此都是单独的社会成员，具有完整的、可以彼此割裂的生活，即使是夫妻也是各有各的社会角色。 你可能会说，非洲草原上的狮群就是采用一头公狮和几头母狮的模式，的确，类似的还有许多物种，辜鸿铭的家庭模式就是这种模式，但并不能说明这种模式有多么科学，现列举这种模式的九大罪状。 （1）违背人类基本平衡 从社会学角度看，茶壶论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模式。人类社会是一个二元社会，男人和女人的数目基本是一样的，即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不是像狮群的社会，公狮和母狮是有比例的，母狮的数量是公狮的数倍，这也是一种自然生物平衡，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社会模式，如果彼此混淆，这个社会必然混乱，甚至威胁到这个物种的生存。 （2） 违背人类繁衍的基本模式 从生物学角度看，茶壶理论必然造成社会上男女婚配比例失调，1:1的基本家庭模式被一对多的家庭模式代替，有许多人就会得不到婚配，这就有可能造类基因的偏向发展，有些优势基因就可能丧失，而有些带有遗传病的或者不适应将来的基因就可能得到延续。 （3）违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的婚配经历了乱婚、辈分婚、族外婚、对偶婚和现代一夫一妻制的婚配演化过程，辜鸿铭的茶壶论其实就是对人类婚姻发展规律的倒退。这其中原因众所周知，不必多说。 （4）茶壶论还违背了现代社会基本原则，即男女平等 如果你既要求拥有现代社会又希望拥有茶壶家庭，那就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即也同样允许女性也当茶壶，也拥有众多茶杯——合法的丈夫，你不觉得这样的社会实在混乱不堪，毫无廉耻并丧失礼教了吗？ （5）违背现代经济社会的要求 茶壶论如果成为社会普遍法理，则必然要求一部分男人拥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另一部分男人则必须处于破产的边缘，才能不与前者竞争。即如果一个社会有10个男人和10女人，其中2个男人每人娶了5个女人，那么这2个男人就必须拥有这个社会全部财富的3/5，而另外8个男人则只能拥有其余2/5的财富，这显然要求有相应的经济制度与之配合才能保证社会财富和资源保持在这2个男人手中，这实际就是一种保证垄断的制度，而垄断只会带来社会的倒退。 （6）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辜鸿铭的茶壶论，其实只是偏执地继承了古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一面，但却根本违背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向往和谐社会，辜鸿铭本人确实有才，但他本人并没有真正透彻地领悟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所谓学贯中西其实是杂乱无章，他只是为掩盖内心的自卑而偏激地认为凡是中国社会的就是好的，这也就难怪了，当时有个西方人指着大街小巷中“童叟无欺”的广告（而事实上却大行商业欺诈之术）对辜鸿铭说，这可见中国人的虚伪和奸诈，辜当时无言以对。也就是说，他内心其实是清楚中国社会的阴暗面的，一个走遍世界的人怎么会不清楚晚清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距呢？ 儒家的和谐社会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执行先祖遗志，正相反，它是要适应社会变化，适应规律，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儒家哲学将来会成为普遍哲学的原因。 （7）违背人性竞争的原则和合作原则 人类社会无疑是体现人性的社会，而人性要求既有相互竞争也有彼此合作。这是矛盾的一对。茶壶家庭模式必然要求女性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才能保证其不起来造反，也就是说必须要让社会有一套类似“三纲五常”的东西和强制的歧视性政策，才能保持女性处于无权利无地位的状态，否则，人性中基本的平等原则会呼唤女性争取平等的努力，这样，社会等于自我消灭了社会中一半（女性）的能量，并且还要消耗很大的能量来镇压女性的抗争。一个一夫一妻制的西方社会和一夫多妻的中国社会彼此力量对比是再好不过的例子了，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将力量消耗在这方面，即使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皇帝也只有一位正式的妻子。 （8）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人类的婚配制其实也是一场男权和女权的争夺战。在中国历史上，后宫代表的女权和皇帝代表的男权任何时候都处于竞争状态，中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后宫很多，也因此屡屡上演宫廷政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武则天了。这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后宫权力角逐戏在上演。 （9） 违背中国统一的传统 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其实就在内心和制度上都接受了一夫一妻制，这在社会上也得到广泛共识，而如果在台湾地区实施茶壶家庭的话，实际上是逆势而动，如果台湾社会已经广泛接受了茶壶家庭，那么势必要与大陆的一夫一妻制相矛盾，这实际上是在民间制造反统一的矛盾根源，人性有贪的一面，一个男人如果有能力，当然愿意多娶几个老婆，如果要重新回到一夫一妻制他当然不愿意，这些人实际上掌握着台湾的权力和资源，自然也就倾向制定反对统一的策略。 茶壶论的思想心态根源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唾弃，毕竟儒家追求“和谐”的思想更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3) 第五章(3) 3. 文明的自私者 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即中国文明就是中国独有的文明，不是周边国家的文明。 实际上，类似黄河文明、红山文化这样的古老文明其实是东亚文明所共同的，而并不是中国独有。 其实，对人类文明而言，并不是说它今天在你的国境内就是你的文明，明天这片土地变成别国属地就成为他的历史了，国境线是不断变化的，而这些文明则一直在蔓延。文明起源具有共同性，而不具有排他性。 其实，中国应该鼓励文明起源的共同性，而不是强调这个文明是在我们的领土上的，也就是为我们所独享，这种思想不但是狭隘的，而且不利于中国与周边邻居的融合。求同存异是全球化中一种聪明的外交手段，将文明起源分享给我们的邻居这有利于消除他们对中国的排斥心理。中国人是善于交流的，并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更善于在交流中获利，这点对于全球化中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不要让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文明的自私者，应该让他们渐渐融入到我们的文明中，这样不但有利于消除彼此文明间本来就不必要的矛盾和对抗心理，也有利于从心理上消除隔阂，增加共性。亨廷顿曾经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实际上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他明显地表现了基督教徒那种蔑视天下的心理，将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置于敌对位置。中国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努力将中华文明的子系文明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文明中来，从软势力上讲，这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削弱对手、增加朋友的机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美国：现代国际政治第一命题 第六章 美国：现代国际政治第一命题 一次，德国政治家瓦尔特·乌布里希（1893～1973年）说：“一个空前太平强盛的国家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他的助手在一边附和，说：“很好！”然后又有些疑问地说：“空前的太平盛世真的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吗？” “毋庸置疑！”乌布里希不以为然地解释说：“你知道词典里是怎么解释‘地平线’这个词的吗？它是一条想像中的线，一走近它，它就重新变远了。” 不错，冷战后的美国也赢得了空前的胜利，它的繁荣和强盛似乎无与伦比，但许多走进美国的人都会发现，美国的幸福似乎也总是可望而不可及。 1. 衡量美国的强盛 之所以说美国是国际政治的第一命题原因很明显，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它的利益遍布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说，从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内部核心到荒凉的火星都有它的利益所在——人类社会的边界从来都只是停留在地图上，利益从来不会在边界前嘎然而止。 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美国和其它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就以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相比：2000年，美中俄三国的gdp之比为50:5:1。这就决定了在这三者之间不可能是等边三角，而是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也就是说，是美国在定游戏规则，中国和俄罗斯参与。 “由于美国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和俄罗斯，甚至远远超过了两国的总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冷战时代推动三角关系演变的主导力量，在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①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也认为，“为了保持全球秩序的稳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保持与非敌非友的地区性大国的合作。” 布热津斯基实际上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和俄罗斯就是这样的非敌非友的大国——中国虽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地区大国；俄罗斯的衰落也就自然从全球大国降格为地区大国。实际上相对美国来说，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是地区大国；而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法国、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不再是敌人也不再是盟友了。 美国是我们的榜样，但不是我们的未来。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帝国，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学生学习老师不仅仅是为了将来能和它平起平坐，而是要做得更辉煌。 我在这里不断地提到美国，是因为它是一个现代超级大国，它的影响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甚至连南极的企鹅都会敬畏它，不是吗？别忘了美国同样控制着这片冰封的大陆，这些土著企鹅有了新主人了。 美国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都对世界有深刻的影响。 初到美国，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感觉到一点，那就是美国文化的肤浅，这似乎和美国强盛的国力有些不相一致。观察美国各种文化的影响力你会发现，它的影响和它的汉堡包一样只是一种快餐文化，它能解决饥渴，吃的时候也味道极好，只是不能回味无穷，如果说餐饮是文化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法国大餐一样的膳食思想，为什么没有中国菜系的丰富多彩呢？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文明沉淀实在很浅，如果你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那里是那么单调，走遍美国，各大城市或乡村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特色差别，可以说美国的地理风貌远比它的人文景观要美好得多， 但美国的确影响着整个世界，并且从一杯咖啡到航空母舰几乎无所不包，美国的肤浅很显然是由于这个国家过于年轻——200年的历史实在太短了。而美国之所以能影响世界是因为它的效率、工作热情和完善的法律。毫无疑问，美国这种制度是成功的，它如同一个疯狂的赚钱机器，它的效率令人刮目相看，尽管你看过之后会发现除了效率和美元外，原来它一无所有，但这就足够了。 衡量一个帝国的强盛及强盛的程度是什么呢？我想应该从最基本的几个因素来衡量，即思想、知识、财富、武力、国际关系和持续性这六个方面。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个帝国，但没有一个帝国像美国这样无与伦比。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过去的帝国往往只在六个主要因素中的一两个领域拥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或者是同时存在的别的帝国也拥有的，就是说历史上的帝国实际上是处在相对制衡的状态中。 而美国，首先我们衡量一下它在思想领域的优势。美国的思想体系主要是三者的复合体，即基督教、“民主和自由”、开放的法律系统。基督教维系了人们基本的社会秩序，“民主和自由”构成了美国的思想理念，而开放的法律系统则维系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即公平。之所以说美国的法律是开放的，是因为它既制约着从流浪汉到总统的每一个人，又将这种制约公平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人都处在竞争环境中、机会均等、信仰自由，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是一种制度社会学竞争，即是一种机会均等制度下的公平竞争，人人不得例外的竞争。对现代人而言，人们并不害怕贫穷的出身，害怕的是没有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欧洲曾大力引进过这种可以从底层选拔优秀人才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不限制出身，人人可以参加考试，并且，只要通过考试你就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机会对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是均等的。在现代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信仰的自由，人类社会不就是一个从解放生命自由到解放人身自由，再到解放思想自由的过程吗？奴隶社会学会了控制奴隶的生命从而控制社会的统治方式，封建社会学会了控制人身的自由从而控制社会的稳定，美国学会了放弃一定的控制，也就释放了每一个人的能力，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当然任何社会都有竞争失败者，但他们不是罪犯，而应该给他们社会保障，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第二次竞争，这就是美国的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接着我们考察美国的知识体系。美国立国之初，也同样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但美国的政治体系更为现实直接。例如美国的专利制度就是非常公平，没有丝毫的歧视的制约，这使爱迪生这样的天才能够得到机会，也没有社会险恶的嫉妒阴谋等待侵吞他那富可敌国的财富。正是这种专利制度成就了美国在几乎所有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又引导世界经济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对帝国的意义在历史中早就写明了，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都是技术的发源地，每一个大帝国也都有科学技术这根支柱。美国今天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占据的统治地位，说到底是因为它的经济根植于其作为世界首要技术大国的地位之中，20世纪90年代末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的研发经费接近于其它7个最富有国家研发经费的总和。 现在再来看看美国的财富。历史上有过许多富有的大帝国，如罗马，它的征战史就是一部掠夺史；还有阿黑门尼德帝国，它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几乎就是当时世界富贵之地的代名词；还有大唐帝国的长安，在西方人的眼中，那是充满丝绸、瓷器、富贾商旅的东方圣地；还有西班牙帝国，它庞大的舰队为马德里从世界各地带来了无数的金银财宝，以至有人说：“西班牙的贫穷就是因为它太富有了！”但美国呢？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当于居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仅加利福尼亚一州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如果排名的话则排在法国之前。美国的富有可以一手主导二战后的金融秩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这些组织都是按照美国的意愿建立和行事。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还没有哪个帝国能够主导世界经济生活这么深远。美国的富有并非像科威特、沙特等海湾国家那样依靠真主赐予底下的石油，也不是西班牙式的殖民地掠夺，也不同于大英帝国依赖辽阔的殖民地贸易，而是代表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又一层次的经济进化，即依靠的是先进的法律和组织来直接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模式的生命力更强，不需要时刻警惕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美国的武力，这几乎人人皆知了。美国是现代唯一真正意义上具有全球战略实力的帝国。它的优势是绝对的，不是像昔日欧洲强国那样具有的只是相对的优势，如大英帝国虽然号称“日不落”帝国，但它在海洋中既需要对付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也必须面对荷兰海上马车夫。北美独立战争中法国舰队就曾经击败过英国舰队，无论是太阳王路易十四还是拿破仑，或者是沙皇亚历山大及第三帝国的希特勒都曾挑战过大英帝国的海洋和陆地权威，大英帝国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驾驭全球的梦想，只是在分享全球利益时享有较大的份额而已。毕竟，当时的大英帝国还不能和今天的美国相比，今天的美国几乎在军事的所有方面都居于全球遥遥领先的地位，而当时的大英帝国其实仅仅是在海军方面称霸世界，也仅仅是相对优势，还称不上是绝对优势。在陆军方面则实际只能是二流水平，这从它陆军的防务资金、军队规模、武器装备、训练水平等都可以看出，它的陆军比法国的总体水平逊色得多，在规模和战斗能力上也不如俄罗斯。 众所周知，美国的军费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它的规模往往相当于世界其他十几个主要国家的总和，这种规模打造出来的美军肯定是一支占有绝对优势的军队。如在核军备方面，美国的核力量即使是和前苏联相比也是占有优势，无论从弹头数量、总当量、运载工具数量、大小各种核武器种类、导弹的制造、攻击精度、指挥通讯能力等都比俄罗斯的要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美国能做到按照战争实际需要投送各种军力。美国的海军也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远洋海军，它的海军力量可以全球调度，美国的海外基地也能随时对舰队提供支援、补给和维修。在战场实际操作上，也只有美军基本能做到精确打击，并且几乎能完全掌握战场的一切，包括通讯、指挥、瞬间打击等，对美军而言，现在世界任何战场几乎都是“单项透明”的，即美军可以看到战场上的一只鸟飞过，敌人却找不到投下炸弹的美军飞机。 当然，在冷战时期美国事实上也是与前苏联分享世界——因为那时美军还没有达到现在的这种程度。前苏联在战略上控制着整个欧亚大陆，战略纵深十分辽阔，对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地面优势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前苏联控制着大陆，美国控制着海洋。但美国的实力和底蕴远比前苏联雄厚。冷战中尽管有风起云涌的争斗，但美国实际上一直控制着冷战的节奏。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节奏的指挥很多出自战略家杜勒斯，他将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延长到两三代人的时间，主导的战略思想就是遏制和和平演变。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正是两代人的时间。作为帝国，中国古代是另一类型的帝国，即文化和经济帝国，但在秦汉帝国之后中国就一直不是一个军事帝国，俄罗斯是典型的陆地军事帝国，英国、日本是海洋军事帝国，法国和德国既要顾及欧洲大陆的矛盾也要顾及海洋的炮火，也就注定其军事力量要两面兼顾，力量必然分散，只有依照需要而调整，如纳粹德国主要依靠潜艇战略打击英国而不是使用大舰队面对英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帝国是在财富、文明、军事实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如果说大英帝国夸口说可以单独挑战世界的话，那么美国应该会不屑地回答说，美国人已经赢得了这个世界，并且美国已经开始统治这个世界了。 在国际关系中似乎总是有这样一条原则，即任何企图或已经称霸的帝国必然要面对其他帝国联合的抵制和反抗，这是一个噩梦。毕竟这是一条历史规律，美国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改变这一游戏规则。以欧洲的战争史为例，欧洲任何一个登上霸主地位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大英帝国等都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反对浪潮。 大英帝国最为头痛的就是要时刻注意欧洲大陆“联合的噩梦”，所以英国的传统战略就是在欧洲发挥制衡战略，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统治欧洲大陆。美国希望圆罗马帝国的辉煌，更重要的是不希望看到挑战者及联合的反对者。所以美国一直致力于构筑良好的同盟网络，在美国的外交中，维系同盟的存在一直就是一个主要课题。每次美国要进行重大活动的时候，白宫与世界各国首脑官邸间的沟通就是最繁忙的时候。西方七国集团、北约、日美韩同盟、美洲组织等都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协调、维系同盟关系的组织。在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历来是全球政治的一部分，对地缘政治复杂的大国来说，这种复杂往往是它们走向全球的障碍。如中国，周边有十几个邻国，仅大国就有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周边环境十分复杂，为此中国总要付出许多精力来处理周边关系；在欧洲，法国与德国及俄罗斯的矛盾一直制约着彼此在世界各地的力量。而美国拥有世界大国中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美国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北面是同种同文的加拿大，地广人稀，加拿大的防务其实一直是由美国负责的，南面则与一些弱小国家，如墨西哥、海地、巴拿马、古巴等共同防务。这种地理环境使得美国基本没有其他大国那样与生俱来的邻国遏制，也就没有来自强大邻居的掣肘，这也是美国能在立国仅仅30年就宣布门罗宣言的原因。从这方面说，美国是不折不扣的上帝的宠儿。 再来看看衡量帝国强盛程度的第六方面，即是否具有持久性。历史中不乏大帝国，但除了中华帝国一直存续至今之外，其它帝国要么早就成为历史的遗迹，要么是后来形成的。而美国，这个新罗马帝国，它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与世长存，尽管罗马帝国分裂之后还存续了1000年，但那是一个夕阳帝国，它的辉煌是继承来的。美国现在什么都有了，就是在这第六个问题上，上帝没有给美国总统一个明确的答复。也许有两个方法可以避免美国重蹈覆辙：一是在以往的历史上，那些位于霸主地位的帝国其实往往只是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并且这种优势是相对的，如拿破仑就是凭借个人的军事天才和法国陆军的优势，但却没有海洋优势，在整个拿破仑帝国时期海洋其实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并且法国的陆军优势在莫斯科战役后被证明仅仅是一种相对优势，一旦俄罗斯将军队和天气、广阔的战略空间结合起来，法国的陆军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所以，一旦这些霸主国家面临众多的国家联合打击的时候就往往意味着覆灭。而美国不同，因为美国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具有全方位优势的霸主国家，它的优势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并且这种优势相对其他大国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二是以往的霸主国家往往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的野心，如领土方面的、财富方面的、战略空间方面的、甚至种族方面的等等，这就非常容易激起普遍的反对，结果导致敌对者迅速地联合在一起，如纳粹德国和日本的野心膨胀得很大，失败到来的也就异常得快。但美国在今天则没有如此过分的野心，它更注重正常的商业利益，也就是说美国主要依靠从商业活动中获得利益而不是直接地掠夺，这就不会引起普遍的反对之声，自然反对者建立联合的可能性也就小得多，即使有这样的联盟也很难像当年的反法西斯同盟那样坚定。所以，美国会不会成为一个历史的例外呢？ 国际上也有一种论点认为，如果美国没有给其它国家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它们干吗要反对美国呢？在国际关系中，这种论点似乎过于幼稚了——别忘了人性的本质——美国无与伦比的地位就是一种威胁，美国拥有的全球利益就是一种人人都有的梦想，谁又甘心臣服于美国的指手划脚呢？ 自然谁都明白，抗衡是需要代价的。如果世界其他主要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巴西中的几个国家不愿承担这种代价，那么反对美国的联盟就会显得任重而道远。俄罗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不大可能冒着失去欧洲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风险而参加反对新拿破仑的联盟。它不反对但不意味着从此美国再没有挑战者，正如国际上分析的那样，欧洲不可能永远屈服在北约的威慑之下，欧洲统一、联合、强大、自我支配的梦想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中国、印度和日本重新崛起后也同样怀揣强国之梦，如中国古代，传统的中华帝国尽管实力有峰有谷，但这个帝国是一个从来不甘人后的帝国，它的征服战略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武力征伐，而是经济和政治的，还有文明的。如它对付北方蛮族那样，有时甚至是依靠朴实的农民，如征服东北的不是政府士兵而是数百万的移民，这种战略长久而彻底。中国沉积了数千年的谋略也不是美国这种年轻的国家所能领略的。此外欧洲也不是毫无可能，纷争的欧洲能够走上统一的道路就是完成了挑战的第一步，欧洲也是一个拥有征战经验的老对手。还有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俄罗斯不可能真正融入欧洲，欧洲也不会接纳这个巨兽，它消化不了。印度内向的性格中也充满了野心，它要洗刷大英帝国带给它的羞耻。日本也在教育它的国民，美国曾经是敌人，最后还会是敌人。 美国的实力可以确保这种优势几十年，但历史的加速度决定国际关系结构的调整也是讲效率的事，美国的确比罗马帝国更辉煌，它自己也这样认为，但美国不可能再有罗马帝国那样存续千年的业绩。在今天，也许正面抗衡美国只是一种情绪——反对美国的声音此起彼伏，但在政府层面则很少有像萨达姆那样愚蠢地直接和美国对阵的，更多的反美声音主要是来自民间，他们很厌恶美国那种咄咄逼人的势头。世界各极力量现在执行的都是一种消极配合战略，但这种配合——有时不得不让出部分利益，如东京不得不签署广场协议——有时也是积蓄力量的标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2) 第六章(2) 2.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 东方的“三八”线和西方的“柏林墙”是著名的冷战标志，不同的是柏林墙已经成了历史中的一页，连推倒后的砖石也成了商人眼中有利可图的纪念品；而“三八”线却依旧存在，其两侧同是一个民族，却持枪相对，与目前统一强盛的德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何以如此呢？ “三八”线与“柏林墙”形成的时期大致相同，都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冷战态势形成之时，然而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前苏联作为冷战一极退出了舞台，其势力在西欧如退潮一样消失，甚至其加盟共和国也如礁石一般浮出退潮后的海面，柏林墙自然訇然而倒，而在东方，中国这个冷战中的中流砥柱，不仅没有因前苏联势力的消失而消失，却相反一步步走向强盛，俄罗斯也依然可称之为百足大虫，朝鲜背后依然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美国对此投鼠忌器，这就是东方的柏林墙没有倒的原因。 同半个世纪的时事变迁一样，世界依然在不停地演变、发展，那么，东方的柏林墙将会何去何从呢？ 不久前，美国借“9.11”事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塔利班势力没有抵抗多久就土崩瓦解，北方联盟重执政权。“9.11”事件确实令美国为之震动，引起美国全国的恐慌，此事件也的确是空前的一幕，所以， 恐怖主义的行为使美国在道义上暂时赢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与相关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尽一致，甚至相互违背，但各个国家也都做出了或许有些违心的支持，使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进行得颇为顺利。然而，在今天，战争已过去，世界也从震惊恢复到理智，却发现美国人更为深谋远虑——布什政府的目标远非一个阿富汗！ 在国际安全领域，布什总统提出一个颇为令人不安的想法，称北朝鲜、伊朗、伊拉克为“邪恶轴心”，相关的还有利比亚、叙利亚等，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这几者之间有何本质联系？美国的回答是：这些国家都支持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大型恐怖组织，而稍有国际常识的人都会说：“这只是表面回答，一个借口而已。”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利益是全球性的。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在两个主要因素上形成矛盾，一个是因以色列问题，另一个是因中东的石油问题。在以色列问题上，更深的原因是犹太人在美国所掌握的强大金融力量和美国、欧洲的白人利益，这些在此难以详述。但对此，可以问两个问题以启示世人，一是为什么美国不把原子弹扔在德国而投在日本？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美、英不在1943年就开辟第二战场？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可能会说，那很简单，因为原子弹研制出来时，德国已经投降了，对此，我可以用第二个问题来解释，即美、英完全可以在1943年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却一直拖到1944年就是希望用德国的力量尽可能地消耗苏维埃俄国的力量，也就是说，美、英从那时已经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同样，它也完全可以将战争拖到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再运用到德国战场，之所以没有，那是因为日本人是黄种人，毕竟不是一个种族，盎格鲁·萨克逊人自南北战争后，就形成了“同种同文不动枪”的原则。而北朝鲜，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签署停战协定的地方，做为超级大国，冷战的胜利者，面对这样一块冷战遗产，他怎么会甘心？ 同时，纵观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策思想，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文明终结论、美国的nmd计划、“中国威胁论”等，不难看出，美国一直在寻找“打击对手，领导世界”的新思想指导，以求名正言顺。冷战结束得有些突然，自由世界的思想还一时没有准备，以至“敌人”这个概念有些模糊不清。但利益全球化的美国，总会有与其利益相冲突者，这就非常需要道义与思想理论的支持。布什的“邪恶轴心”很明显是引申了“二战时德、意、日轴心国”这一概念，使人感觉，这几个国家有法西斯倾向，只是没有法西斯德国那样的力量，因而才采取恐怖主义作为手段，力图引起世界的共鸣。只是，这一提法似乎有些幼稚，并有借题发挥之嫌，所以布什这种提法一出笼，立刻引来各种议论。一时连英国外交大臣都认为那不过是因为美国议会选举即将到来，之所以这样做是为布什所在的政党赢取选票之举；而欧洲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干脆称之为“美帝国主义”的提法；法国外长认为布什头脑简单；德国报纸评论其为美国孤立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体现。这些仅是在欧洲的反应，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类似的反应，仅此可见，布什本人的国际政治功底还不够深厚，美国的帝国之心昭然若揭，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北朝鲜，这个地方不仅有冷战最后的“柏林墙”之称，如今又入选“邪恶轴心”，可谓多事之地又逢多事之人，但这仅仅是北朝鲜这一个半岛上的事吗？这里的“柏林墙”会是最后的吗？ 法国人诺查丹玛斯曾在《诸世纪》中有这样一段话： 为使安格鲁亚王复活 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 届时前后玛尔斯将统治世界 说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 在预言中这一段话指的是21世纪之初这一段时间。如果你相信预言的话，那么显然明白，其中的“安格鲁亚王”应该指的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联盟，那么“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显然就是指“9·11”事件。第三句应该是指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世界的影响力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统治；第四句则是美国人推行全球战略需要凭借一种思想理论，显然就是指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思想。但疑问就是，为什么安格鲁亚王的复活需要恐怖大王的从天而降呢？ 如果你深谙政治谋略手段的内幕的话，那么你会不难理解。 早在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回顾分析的时候，军事学家和历史学家就有一个疑问，既然美国知道和日本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并且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也早就开始对日本进行监视，美国为什么没有发现日本联合舰队那么庞大的远征行动呢？ 其实，在现实的政治中，许多政治家都相信：这是美国有意促成的袭击。只是因为这是一种近似卑鄙的促使美国参战的手段，美国的档案恐怕永远也不会证实这一点，因而没人明言。但对这种情况的分析表明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的真实性。 早在美国建国之初，美国的一些思想家就奉行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想让美国脱离“肮脏的欧洲政治”，因为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两侧分别是太平洋和大西洋，美国的南北邻国又都是盟友或柔弱的国家；美国及美洲大陆拥有丰富的资源；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比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开放、更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很多是优秀的人才。因而，美国许多人更希望拥有一个长久和平的社会环境，以求过一种安定、富裕的生活。希望美国在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时候远离其他任何的国际政治纷争，保持一种强盛的中立，也就是孤立主义思想。 在美国，这种孤立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它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每当美国的政治家们看到世界的形势有利于美国的时候，就需要想种种办法来引导美国公众支持政府的参战行为。如美国希望将西班牙的势力驱逐出美洲大陆的时候，就开始制造一些借口，利用舆论大规模地宣传“缅因号”给美国人所带来的痛苦，以激起美国人的愤怒和爱国心，同样的手法也用于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 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还没有散去，那种战场上血肉横飞的现实及巨大的伤亡数字还历历在目，因而要想再一次使美国参加那种残酷的战争时，就不是简单地寻找一些挑衅事件进行渲染就行的了。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面对欧洲精疲力尽的交战双方，美国站在哪一边，上帝就会站在哪一边。战后的世界形势也很清楚，传统的欧洲强国已经衰落了，在亚洲，要么美国默许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要么将其一举击败，恢复欧洲人对亚洲的支配权；在欧洲，如果德国取胜，美国就将面对一个统一的欧洲，那绝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美国借以一举称霸的绝好时机，美国已经击败了西班牙，也已经参与了第一次欧洲战争，目的就是成为世界的领导者，现在，离这目标只有一步之遥，怎么可能放弃？况且，每一个政治家都知道，即使美国放弃，战胜的德国和日本也不会就此止步，国际政治的原则就是有利益就有竞争。 现在，美国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能足以激起人们愤怒的理由——那就是日本人的卑鄙行径和太平洋舰队沉重的损失，而做到这一切很简单，只需要将日本袭击的消息故意延误一小时就行了。美国并不担心太平洋舰队的损失会使美国受到真正的威胁，美国对日本能够将战争推进到哪里有充分了解，并且对美国的战争潜力深信不疑。而在战后，美国将在亚洲、印度洋和欧洲的巨大利益中拥有大比例的份额，这远远大于战争的损失。 同样，冷战结束后，美国需要占领前苏联势力退潮后留下的战略真空地区，拾取海滩上漂亮的贝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全面调整、部署美国的全球力量，以真正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这是美国真正成为世界唯一的统治者的时候。 然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进军的号角。 “9·11”事件，通过现代通信手段，几个小时内全世界就都看到了那充满烈火、浓烟的画面，几乎同时全世界都处在震惊之中。不久，本·拉登的名字充斥在世界各大报纸之上，紧接着就是阿富汗战争的爆发，之后倒霉的萨达姆完全被美国的坦克从伊拉克的政治舞台上删除了。自“9·11”事件到第二次海湾战争，前后不过几年，美国就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每隔一个国家打下了一根桩，如阿富汗、伊拉克、土耳其和以色列等。此时美国完全控制了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地中海的世界腹地。这一切，似乎并不是即兴之作，而更像出自一个统一的战略。 就在2003年7月，美国向媒体公布了一份所谓对“9·11”事件的最终调查报告，长达800多页，中间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删除、涂黑了许多部分。最终的原因仍归结为各个情报机构的官僚作风了事。 美利坚大学法律教授赫尔曼·施瓦茨说：“这实际上就像是软，有强大的秘密警察队伍，却经常发生违法案件；实行新闻自由，却不断对它施加压力；政府认识到自己不能成为或独裁政府，但是却想压制反对意见。美国从‘9·11’事件中得到的教训是：今天国家特征的最基本内容是政治性的，不是法律性的。它必须由政治而不是法院来界定。当涉及到国家政治与价值观时，美国人献身自由的决心仍然很坚定。” ② 其实，在人类历史中，政府总是处于国家权力的核心，只要是在这种体制之中，法律就不可能完全公正，而政府的操作也不可能完全公开；同时，人类社会中只要存在竞争就永远存在黑、白两种手段，因为这就是人性——人生来就有两只手，一只手白、一只手黑。这种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生命，以换取一个行动借口的事件不在少数。 正如李切列红衣主教所说的：“国家没有原则，只有利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3) 第六章(3) 3. 利奥·施特劳斯与遏制思想 遏制战略不同于大国间的制衡战略，它是居于霸主地位的帝国为防止其他挑战者而形成的一种预防战略。历史表明，没有任何大帝国不会受到挑战，而能保持大帝国地位的和平手段就是遏制。有时这种战略表现得更像是对弈双方的攻守较量，如冷战时期美国对前苏联的遏制战略。 在冷战中，由于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双方不得不在政治上寻求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角逐。此时，遏制战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对美国而言，其实力相对处于优势，它的目标也就是尽力将前苏联的势力遏制在欧亚大陆。美国依靠北约、日本、巴格达条约等一系列实战组织、政治条约和经济纽带编制了一张遏制前苏联的巨网。最终，这张网有了丰厚的收获。 在这里之所以要提起美国的遏制思想是因为美国在将来一段时间里仍然会是世界的主导者，它的遏制思想不是仅仅针对前苏联，而是针对任何可能的挑战者的。在未来几十年内，无论中国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只要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充满生机的国家就必然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也就是说，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美国的遏制思想主导的各种政策。值得说明的是，美国的遏制思想在冷战结束后已经变成一种帝国国策——这是任何大帝国都可能采取的政策，它必须认真对待在全球范围内的任何潜在威胁，不仅是中国，包括日本、俄罗斯、法德轴心、印度、阿拉伯集团，甚至巴西，如果说冷战中美国有明确的对手来施以遏制之手的话，那么现代和将来20～30年内美国将没有特别明显的对手，这也等于说上述国家都有可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 美国在建国仅30年后就发表了门罗宣言，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可以正面对抗当时的欧洲强国，与其平起平坐。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美国没有像其他大国那样需要正面挑战其他霸主国家才赢得尊重，而是下了两次高额回报的赌注（即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自身就是赢得赌注最好的筹码。但美国其实一直徘徊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之间，即孤立主义思想和遏制思想。民间多倾向于幼稚的孤立主义思想，而政治家们则选择现实的遏制思想。 利奥·施特劳斯这个犹太人是美国遏制思想的一代宗师。利奥·施特劳斯生于德国，经历了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政权的德国纳粹化过程，因而他得出结论：“民主价值观必须通过斗争来争取，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使人堕落并将渐渐使其被法西斯主义和所控制。” 利奥·施特劳斯逃出德国时带着他对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研究手稿，他把他的研究成果用蜡帆布包裹起来，以防船只被击沉的时候他的思想成为殉葬品。他首先来到英国剑桥，然后又到了美国，最终在芝加哥大学他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奠定了他的遏制思想在美国的地位，并且为美国政坛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政治战略家。在他于1973年离开这个世界后，他的学生们开始主导美国的政治，也就主导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格调。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五角大楼特殊计划办公室负责人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负责情报工作的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坑博内等都是施特劳斯主义者，美国《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等许多人也是其继承者。这些人几乎都是美国政治的精英，可以说正是他们奠定了美国冷战后的政治基调。 保罗·沃尔福威茨，他在“9·11”事件后积极主张对伊拉克开战。 艾布拉姆·舒尔斯基，他与别人合写了一篇题为《利奥·施特劳斯与1999年的情报世界》的论文。 斯蒂芬·坑博内，“他于上周宣布在伊拉克发现可能是移动生物武器实验室的拖车。”③ 当然还有哈维·曼斯菲尔德、威廉·克里斯托尔等许多人。 这些人都是利奥·施特劳斯的门徒或是信奉者，他们都信奉利奥·施特劳斯的教诲：“要想使世界不对西方民主构成威胁，必须使整个世界——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都实行民主”。尽管利奥·施特劳斯并不像乔治·凯南和丘吉尔那样高调倡导美国推行冷战遏制战略，他们其实主要是从美国现实战略考虑，而利奥·施特劳斯则是从思想考虑，他是一位思想家，不是战略家。但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像巴勒斯坦的亚丁和伊朗的宗教领袖一样，在美国政界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 小布什政权的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尽管不是利奥·施特劳斯的学生，但其制定的美事战略规划却直接体现了施特劳斯在后冷战时代的遏制思想。它强调要将美国原来以冷战为战略背景的“以威慑为基础”的军事备战模式，转变为“以能力为基础”的模式。就是说美国将不再执行以前那种有清晰目标、有清晰敌人、有清晰作战方案的军事部署模式，而是采取假设敌人随处存在，随处可以发动攻击的前提，那么美军就要随时进行反击，以美军强大的能力遏制任何敌对行为的军事部署。这实际上就是执行了后冷战战略——以前的盟友和敌人都不存在了，美国的敌人就是那些正在崛起或企图联合的国家。自然，美国不可能宣布全世界都是敌人，那么只能执行这种没有敌人的战略了。 他在递交美国国会的《四年防务研究》报告中将美国的新战略概括为四点： 1. 向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保证，美国有实现其安全承诺的坚实目标和能力； 2. 劝阻潜在的敌人制定有可能威胁美国利益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利益的计划和行动； 3. 通过预先调动迅速挫败攻击，并果断对侵袭实施严厉的惩罚，阻止侵袭和压力； 4. 最后，如果劝阻和威慑都失败了，那么就果断地击败任何敌人。 在布什与中国的战略对弈中，“自由”与“人权”一直是美国用于其遏制战略的借口。这是因为美国清楚，美国需要全世界的市场，美国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商业途径获得帝国需要的利益。即只要世界是一个对美国开放的市场，美国就可以赢得利润。美国认为，奉行民主的基础是私有制商业社会，只有这些国家整个社会都开始追逐利润的时候，美国才有机会进入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美国高度发达的经济能力足以占有世界大多数市场，这就意味着世界的财富将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 尤其对中国、印度这样新崛起的大国，美国就特别注重引导它们走上美国支配的世界经济、民主轨道。这两个国家在未来50年里都将是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它们的力量不可忽视。美国只有确保这样的大国按照美国的意思来运用自己赢得的财富力量才能确保美国地位的稳定。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于中国的崛起表达了外交家式的委婉，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再有任何敌人了。我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兴起是对美国也是对国际体系的一个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考验是：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坚持要处于主宰地位。现在，可能会发生中国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情况。但是，这不是预先注定的。而且它不应该是因为我们采取行动所造成的结果。”④ 美国在将来的遏制战略中将会奉行全方位的遏制和控制，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遏止任何挑战美国的大国企图，控制世界各地的局势，力图在全球中没有美国力量的真空，更不能有失去控制的局势。 在全球各地，赋予美国力量来统驭各个地区的各种政治势力，利用各种矛盾，因势利导，扩展美国的利益。我们的世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也是一个到处都有政治利用资源的世界。美国需要种种借口参与各种矛盾，需要各种矛盾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 以亚太地区为例，印度于1998年进行了核试验，美国出于大国核控制的目的自然制裁了印度，但美国清楚技术的流动性导致世界早晚会掌握这种武器，政治战略却需要随时调整。2001年布什政府即准备解除对印度的制裁，因为美国不可能长久地与印度处于僵持状态，那样会将印度敌对化，在南亚和印度洋水域美国也需要印度的支持和战略协调。 同时，对另一个亚洲重要国家——印度尼西亚，美国也相当重视它在穆斯林世界以及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它的稳定与否都与美国的利益直接相关。此时印尼是否是一个民主、享有人权的国家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印尼政府究竟是民主政府还是军政府这也不重要，只要是一个亲美政权就可以了。无论是苏哈托还是梅加瓦蒂成为印尼的主宰其实美国并不关心，美国只关心印尼新的领导人是否奉行反对美国在亚洲力量的存在。印尼在冷战中处于中间地带，是美国遏制政策中构筑第一岛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失去印尼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退守新西兰、澳大利亚，还有可能失去整个东南亚。争夺印尼——无论是采取颠覆、政变还是直接支援都是值得的，唯一无关的也许就是自由、民主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纯粹的政治角逐。 在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等组织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几乎是参与了每一项针对红色势力的活动，从提供情报到贩卖军火、从直接策划到颠覆政权，美国人的影子可以说是遍布印尼数以万计的各个岛屿。 在这一地区，具有更重要价值的就应该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了。这两个国家是大英帝国的子民，是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成员。澳大利亚实际上是美国在东亚的两大支柱之一。澳大利亚甚至公开说要当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副警长，在亚洲人看来，用一丘之貉来形容它们真是一点也不过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在1951年就签有《澳新美安全条约》，喜欢条文的欧洲人会将他们的任何想法都不厌其烦地变成一纸协议。澳大利亚与其说是一个亚洲或是大洋洲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英美国家，在政治版图上，澳大利亚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一个州。如澳大利亚今年一直在谋求和美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等于把澳大利亚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国州，它的经济地位和盟友关系和美国联邦宪法下的州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经济和政治、军事的紧密联系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一贯政治原则相一致，即同种同文不动枪。英国作为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创建者，自然明显支持美国的所有重大政治政策。英国自二战结束以后几乎就一成不变地、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的一切。自然，除了英美传统文明种族的联系外，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英国也需要和美国站在一起，哪怕是一种狐假虎威也好——没有美国的支持大英帝国恐怕连马岛战争都打不赢。 正如布莱尔在2002年12月16日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有时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清楚地表明你已经作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所有遏制政策的底牌就是“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那就是实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4) 第六章(4) 4. 大统驭遏制战略与跳岛策略 美国号航母已经启航了，其它的障碍已经一一被踏平，从柏林墙倒塌开始，东德、东欧诸国、原前苏联外围的加盟国、巴尔干地区、阿富汗、伊拉克等都已经成了美国的藩属国，现在只剩下两大礁石还在阻碍美国到达最后的目的地，这两块礁石就是伊朗和朝鲜，而最后的矛头指向就是美国真正要遏制的几个目标。 其实，美国自冷战结束后就确立了五大目标：1. 继续弱化俄罗斯；2. 阻滞中国的发展，尽量维持一个大而弱的中国，至于谁掌权无所谓；3. 尽量控制日本，保持日本在美国的轨道内运行；4. 全面打击伊斯兰势力，控制从埃及到阿富汗这一广泛区域；5. 与欧盟展开竞争，压缩欧洲的利益空间，尽量拖延欧洲重新崛起的速度。 其中，对中国而言，除中国北方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外，美国基本已经完成了合围中国的战略目的。现在只差伊朗和朝鲜了，美国针对朝鲜的计划早就开始了，在其它地区问题一一解决后，美国必将专心对付朝鲜和伊朗。可以预测，美国不会诚心执行什么六方会谈的协议，而是利用它保持对朝鲜的信息传递和压力。美国认为朝鲜经济如果没有外援就会全面崩溃，朝鲜政权要么进行全面改革，要么发生政变，别无它途，美国当然不想像打伊拉克那样大举用兵，但会一步步收紧套在朝鲜脖子上的绳索，必要时可能会进行一些局部小规模战争。 在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场，美国在取得中途岛海战胜利后就进入了战略反攻。在人类历史上，每当帝国的战争进入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反攻之后，往往是对政治利益的考虑大于对军事利益的考虑。如果从军事学考虑，美国可以在取得太平洋战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之后，采取直取台湾，然后直接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这可以大大缩短战争时间，同时也是最便捷的进攻模式。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大量的士兵死亡，也可以节约大量的金钱。但美国是采取一种被称为跳岛战略的方式，为什么？很显然，美国要用这种方式逐一取得对东南亚各国的战后控制权，这种利益远远大于战争的直接损失。当然，并不需要进行每一寸土地的角逐，而是采取跳跃式的方法就可以，这样既可以达到占领整个东南亚的政治目的，也可以避免过多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因为在东南亚这片群岛之地，日本在丧失海空控制权后，就无法把部署在岛上的军队根据情况转移，而驻岛部队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也无法自行活动，也就对美军没什么威胁，这让日本人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由于美国具有强大的实力，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进攻战略，而日本则只能被动地承受美国自主安排进攻战略的锋芒。 同样，现在美国又一次处在非常有利的扩张时期，即第四次扩张。第一次为美国南北战争后期，如同秦帝国一样，携内战余威而威震四海——在美洲大陆确立门罗主义；第二次为美西战争时期；第三次为一战和二战时期；而现在就是美国在赢得冷战胜利之后的第四次扩张时期。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既是处在美国领导的第六代军事革命的时期，也是处在一个新罗马帝国建立时期——即从政治上讲，与古罗马帝国达到鼎盛之时一样，没有强大的对手了，只是一直存在各种隐性威胁而已，如北面的游牧民族和中亚的伊斯兰国家对帝国的威胁，以及各个属地的反抗活动等。美国一直梦寐以求的就是重建罗马帝国那样的辉煌，这其实就是美国21世纪的新政治目标。 美国现在就如同一个雕刻家，他努力把世界雕刻成一个新罗马世界。他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从美事力量的调整就可以清晰地诠释美国的这种司马昭之心。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一篇文章对此作了很明白无误的说明：在美国失去明显的敌对强国之后，美国就应该根据雕刻的需要而调整军队，即“我们必须把国防规划由过去 ‘以威慑为基础’的模式转向今后一种 ‘以能力为基础’的模式。”表面上看，美国是在调整军事部署以防备类似“9·11”事件一类的恐怖袭击，实际上谁都知道这不过是美国又一次扩张的借口而已。在人类历史上，知识与技术时刻都在进步，但谋略的变化则一直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所谓的“9·11”事件、“缅因号事件”和珍珠港事件并无二致。 历数美国各时期的战略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前进的轨迹：杜鲁门时期的遏制战略、里根时期的有限推回战略、现在的先发制人战略——这倒是很符合美国人做事简单、现实和富有效率的特点。而在地域控制战略中，美国则又明显地再一次上演了跳岛战略的精彩表演：从中国到意大利这个广阔的欧亚大陆范围内，每隔一段距离打下一根桩——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土耳其、南联盟。这样无论是欧洲的心腹地带——巴尔干半岛还是世界的腹地中亚地区就都控制在华盛顿—伦敦手中。 这实际上是国际关系体系又一次大调整的时期，即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巴黎—华盛顿体系到冷战体系的又一次调整。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没有通过直接的大战达到的又一次体系调整，颇有讽刺意味。这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核武器威慑力量的功绩之一——威慑制止了战争，缔造了人类第一次不流血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调整。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一直在探讨如何构筑一极的世界体系。从文明的冲突论到先发制人理论正式出台，美国已经完成了构建这个新罗马帝国体系的思想和战略理论的研究，包括制造各种借口的策略，即打击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恐怖袭击自古就存在，但只有需要的时候才成为战争的借口。 “我们可以跳过讨论海湾地区军事政治形势的范围来看问题。最近伊拉克发生的事和前不久巴尔干地区的情况，即美国飞机轰炸南联盟，在我看来如出一辙。主要是美国要确立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安全体系。这个体系是在与前苏联力量平衡的条件下形成的。既然前苏联不存在，力量平衡也不复存在，美国也就不需要过去的体系了。在南联盟、伊拉克都‘正在突破并且已经突破了’国家间关系的力量优势原则。”⑤ “大洋彼岸已经为国家过渡到战时配置奠定了政治基础。形成文明社会对抗的理论，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美国人直言不讳地谈独占优势，其实质是在当今世界谋求霸权。起草并通过先发制人打击的学说，这很像对别国事务进行警察干预的计划。”⑥ 前苏联的大溃退使美国不仅获得大面积的从战略利益到商业利益的丰收，而且在一时没有另外的强硬对手代替前苏联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非常从容地重新调整部署其在全球的力量配置，这也是不同于以往国际政治的，以往在一个对手获胜之后总是有另外的一个强国要面对。 这种从容甚至令人畏惧和妒忌——从科索沃战争到第二次海湾战争，都是美国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充足的准备之后进行的，战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从何时开战，到进行何种打击，再到打击什么，最后到什么时候结束战争，一切都是按照美国人的时间表，美国士兵甚至可以安排自己刮胡子的时间，自古以来，有谁能如此从容地进行一场战争？在朝鲜半岛这块至今还是冷战阴云密布的地方，美国则上演了一出一箭三雕的好戏。 从1953年7月27日朝鲜半岛签订停战协议以后，美国就在三八线附近部署了4万人的部队，这被称之为“前哨试探性防线”，这种防线在冷战时期是保护韩国的重要防线，也就是遏制的重要屏障，这和柏林墙是一样的价值。但这种防线的明显弱点就是，朝鲜在北侧边界附近部署了近70万人的部队和大量炮兵阵地，如果开战，朝鲜的炮弹顷刻间就会覆盖到美军的头上，这会造成大量的美军伤亡。这实际上成了一道人质防线，即朝鲜一直把这部分美军当成政治讹诈的筹码，而美军则出于战略需要和韩国的要求不能轻易撤离，因而也就一直难以改变现状。 但到了冷战结束，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变得对美国十分有利，这简直就像是上帝的偏爱，美国在这次战略调整中撤出了边界附近的美军。这样做的好处非常明显。这使朝鲜失去了“人质”，也就等于美国可以自由执行其先发制人的战略，而朝鲜则更加被动。在朝鲜失去了美军这个人质之后，南韩开始担心开战的危险，这将大大加深朝鲜半岛分界线两边敌对的情绪，这等于离间了朝鲜半岛两边共同要求统一的策略，因为朝鲜半岛的统一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在中国逐渐重新强大起来后和日本日益大国化的变化中，韩国可以倒向三者中的任何一者，甚至是俄罗斯，但对美国的依赖则明显减轻。美国把这4万人的军队从边界解放出来，就可以完全调整美军在全球的力量部署，进行第六次军事变革。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战略，即大统驭遏制战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罗马帝国战略。它有四根支柱，即思想意识（宗教或信仰）、财富、武力、知识。 这其实就是被西方称之为梵蒂冈化的战略，即将世界纳入到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美国控制世界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各个国家更像是美国的外围州政府，统一在一个联邦宪法下享受上帝和美国总统共同赐予的“幸福”。 1929年，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就和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lateran pact），墨索里尼给了教皇0.44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样教皇也有了世俗社会中的国家主权，也可以同时拥有国家元首的身份，可以像正常的国家一样和世界各国开展外交，同时教皇仍是世界基督教的权威，代表着上帝——一个多好的交易！意大利和基督教国家仍然承认当地教会隶属罗马教廷，基督教教义也可以指导各个国家的法律。在冷战期间，里根总统已经取代墨索里尼，重新与梵蒂冈结盟，这也标志着，美国在努力控制世界资源和利益的时候，也在努力控制人们的头脑。 也许美国还没有成功，但美国正在努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崛起之路 第七章 崛起之路 雅典将军伊菲克拉斯特（？－公元前353年）出身贫苦。一次，阿莫迪斯（雅典著名将军，曾在公元前514年击败海皮亚斯，因此受到雅典人尊重，雅典城邦赐予他的家族享有特权）的一个后裔嘲笑伊菲克拉斯特只不过是一个鞋匠的儿子。伊菲克拉斯特平淡地说：“是的，我们的确不一样。我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我的家族是从我这里开始振兴，而你的家族却是从你开始走向衰落。” 满洲八旗曾经创造过骄人战绩，但正如阿莫迪斯的子孙一样，清朝成立后，八旗子弟却又成了满清帝国走向衰落的开始。 1. 中国机会 ●古埃及帝国的启示 尽管中国历史上一直与外界交流不断，但真正开始有能力和机会和外界交流应该是在明清帝国时期。因为明代之前，蒙古人已经打通了亚欧大陆，明王朝实际上已经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蒙古人的征服战争遍及整个亚欧大陆，从东方海岸到大西洋沿岸，是促进东方、中亚和西欧交流的绝好机会。像马可波罗、卜弥格等人都是西方对东方文明的探索者。相反，中国这一时期却没有出现和他们一样的人。二是明王朝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也证明了那是一个已经具备了远洋航行能力的时代，但是中国从未产生过殖民掠夺的想法。 在中国一直存在一个现象，即乱世的时候第一命题是统一；统一之后是第二命题，即改革；然后是第三命题，即谋求稳定太平，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中国统治思想之中一直认为财富只能自己创造，掠夺不是根本之计，因而自给自足成为中国正统的财富积累之路，连商人的投机牟利都一直被视为是一种卑鄙之举。相反，在西方文明中，无论是掠夺来的财宝，还是生意中赢得的利润，或者是来自土地的产品，都是财富，金钱永不变质，财富也永远流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明知道海外存在巨大的财富，却从来没有利用国家舰队进行过掠夺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人更深一步思想中对掠夺的憎恶之源。 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旁的一个名叫罗塞塔的地方，发现了一块黑石碑，呈长方形，长约1米，宽约0.7米。看样子是一块饱经沧桑的石头了。这就是考古学上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后来法国考古学家证实这是托勒密王朝时一位统治者的即位公告。它被称为“通往古埃及的钥匙”，这是因为这块石碑上的文字是古埃及文字，通过解读它就可以解读整个古埃及史。 研究古埃及史的人都知道，仅古埃及史就有3000年，也就是说古埃及帝国是一个历时3000年的大帝国，它的繁荣和强盛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如今在开罗有一条繁华大道就叫做拉美西斯大道，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历史上著名的国王，他统治下的帝国是古埃及帝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他在公元前1269年与敌国签订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第一个和平条约，他一生战功显赫，同时又善于将战争变为和平，因而被誉为 “古代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他在位67年，超过了中国的康熙皇帝。 埃及南部的一座山中集中了数十名法老的墓穴，这就是国王谷。图腾卡蒙是埃及历史上又一位著名的法老，对现代人来说，他更著名的是他脸上的金制面具，对现代人来说，那既象征无穷的财富，又是古埃及神秘信仰的无言之声。在他的上千平方米的展室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件面具，按图腾卡蒙生前的原型塑造的这件黄金之脸造型简洁、线条清晰。面具显然是想利用黄金的永不失色来预示法老的永恒，他的死不过是生命的暂时离开，他的统治和生命终究会延续。 现代埃及早已不是古埃及帝国的继承者，无论从人种上还是信仰上都是外来文明的世界。古埃及历时3000年，最终却仍然难逃消亡的命运。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文明能够长存吗？或者这就是法老的咒语之一？ 如同汤因比所言：“我们有一个停滞现象的出色例子，这就是埃及社会。虽然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便已经明显露出了崩溃迹象，但它却奋力拒斥灭亡，实际上又成功地幸存了2500年之久。这个时间长度几乎是它从出生、成长到第一次衰落的时间总和的三倍。然而，埃及的幸存是用某种代价换来的，因为在多活的这段时期，埃及社会的生命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实际上它之所以幸存于世就是因为它的麻木不仁。”① 古埃及社会和中国历史类似的地方是：古埃及也是几次盛衰相伴，几次中断又几次繁荣，但最终仍然逃脱不了文明失落的命运，所以说不要以为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就总有机会，机会什么时候都是难得的。永远不要丢弃我们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然后才有出路。 ●盎格鲁新教徒与世界的协议 人类历史的规律之一就是只要和平存在，发展就是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世界矛盾激化，最终用战争一揽子解决的时代，它的矛盾主要是一条线索的两个方面：一条线索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自英伦三岛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的线索。它促成了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是和崛起的德意志民族的矛盾，另一个是和崛起的日本的矛盾，一个是西方的老对手，另一个是东方的新秀。 自日耳曼各民族在普鲁士统一后，他们就一直继承普鲁士军事民族的传统，不断向周围的帝国挑战，驱赶压迫，索取利益。先向北方的瑞典，再向南方的法国和意大利发出挑战，直至成为一个能与法国平起平坐的欧洲大国，“从此欧洲走了一位女管家来了一位男主人”。法国那种奢侈之风培养出来的略带温柔的管理方式已经显然不是普鲁士人那种强悍的军事民族作风的对手了，德国人喜欢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教训欧洲，优雅的法语让步了，她毫无办法，普法战争已经告诉她，她失败了，该让出位置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德国向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第一次冲击，尽管它最终失败，但英国也变得满目疮痍；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德国的第二次冲击，这次它又失败了，主要是由于英国的后继者——美国的干预。盎格鲁·萨克逊人太庞大了，它毕竟是一个“日不落”帝国，美国又是这个家族中一个得天独厚的继承者——美国是一个不完全意义上的新大英帝国。 从移民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国在历史、人种、文化和思想上尽管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源，但它还是一个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国家，盎格鲁·萨克逊人是这个国家的主体，他们主导着美国的宪法、军队、经济和外交，美国的独立战争实际上是一次儿子与父亲的争吵，毕竟，儿子已经大了，有能力独立了，并且北美广阔肥沃的土地也告诉了这个儿子，它不但可以独立，而且已经有能力成为家族的新掌门人了。 大英帝国拥有众多的殖民地，拥有众多的儿子和亲戚，印度、南非、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新加坡，它的势力太庞大。而德国毕竟年轻，它几乎没什么殖民地，而且它为了独立，又不得不打击法国，法国又因这种来自身边的威胁而只好选择向英国求助，这样，无论是西方的德国还是东方的日本，他们的联盟与挑战，并不是传统大英帝国的对手，只是更有利于新掌门的接位而已。 盎格鲁·萨克逊人还从来没有真正失败过。在美国的移民史上，并不是向世界各地的各种族以平等的机会开放，而是从一开始就是有选择地向它所需要的人开放，盎格鲁·萨克逊人仍是这个国家实际的统治者，因为这是他们殖民的土地，它们拥有庞大的资本，他们和英国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二战后，美国则是一边继承大英帝国的传统，一边接受多元文化的指导。而战后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国际政治，人类第一次因一种武器的出现达成政治妥协。这种可将双方完全摧毁的武器证实了人性，其实，这种恐惧毁灭的心理支配了战后的政治格局，战争成为最后裁判的时代成了历史。美苏之间的冷和平持续了数十年，最终以前苏联的体力不支而结束。这是世界第二次没有通过战争而确定的胜负表演，尽管这是种处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的和平，但和平毕竟还是来临了，核大棒丝毫不影响整个世界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切在美国的注视和威慑下迅速地发展着，以至像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也通过失败的战争达到了胜利的目的，它们都成了世界经济强国。德国和日本发动二战的功绩就是打碎了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现在形成了这样一个世界：一方面是核武器下的冷和平继续维持着，而且还要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在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真正达到实战要求以前是如此；另一方面是美国达到了国家制胜论的顶峰，它终于击败了前苏联，达到了唯我独尊的地步，单就美国的实力而言它已经超越任何单一国家，如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类传统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作为一个系统计算，其力量则更加无与伦比，实在太庞大了。 现在，世界的面貌变成这样：核武器的存在让世界得到了一个保证，即有核国家不希望爆发完全的生死存亡之战；而美国又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目标，遏制任何未来挑战者的出现，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所以看起来似乎世界和美国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即世界应该是和平的，并且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赚钱的机会，但不得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世界应该是和平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发展的权利，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基本认同这个观点。当然这种和平是美国人批准的。 ●复兴：机会与压力同在 如前所述，目前的世界历史阶段是：和平与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状况和世界环境是：相对安全，适于发展。 也就是说，我们有复兴的机会，但机会与压力同在。 纵观中国的历史，内忧外患总是如影随形，即使是在大一统时期，内忧相对而言不大的时候，外患也总是存在。自然，以往主要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如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季节性地南侵，大约每隔10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掠夺活动。中国在历史上忍无可忍的驱逐行动就有许多次，如西汉时的霍去病、卫青等进行的军事打击活动，李广等将领指挥的防御活动等。西部和北部的入侵活动有时也会构成严重的危害，如唐朝的安史之乱等。 在清朝后期，主要面对的则是来自西方的列强——在北部和西部边境相对较安全的时候，东南沿海又成了外患不断的地方，并由此逐渐让庞大的清帝国走上了覆灭的道路。在中国历史上，严重的外患经常会引发内部的纷争，这和中国特有的内向文明传统密切相关，中国内部的政治派系存在，就像是地壳的几大板块，一有外压的情况下，就经常会出现几大板块拼压的现象，造成火山、地震等。 在今天，在核武器的威慑之下，中国周边基本上不存在非常严重的入侵，尽管美国出于长远战略需要采取遏制中国的战略，但前苏联的失败已经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在核武器威慑下的冷战方式，即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只要不再次陷入美国设计的军备陷阱中，而是一直按照中国原有的步骤进行就有可能实现我们的目的。 对中国而言，保障中国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是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二是没有重大的外压存在。如果国内出现动乱就很有可能断送中国的改革前程；而严重的外压，如周边战争等，则有可能吞噬近20多年的改革成果，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对改革非常不利。 目前，若分析一下中国的周边情况就会发现，中国的周边环境可以说是大国中最恶劣的。但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这却是中国历史中较少有的周边安定时期。 在北方，俄罗斯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心腹大患。它在沙俄时期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实际上比列强中任何一个都要大，单从领土上它就占领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和外蒙的独立密切相关；俄罗斯和日本的远东战争大多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在冷战时期，当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前苏联在中国东北边境陈兵百万，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不得不一度将重要的工业、科技等工厂南迁，以至有些工业设施的配置很不合理。但当冷战最终结束后，俄罗斯却像一只受伤的北极熊，自顾不暇。由此可以预见，俄罗斯在未来的20年里会将精力主要集中在国内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上。尽管它还有庞大的核武器库，但它至少从思想上和经济上更接近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会像前苏联那样富有威胁性。 在中国东部，日本是一个大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上看都是如此。日本目前的军备程度，除核武器外，它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军事大国，它的军备开支早已突破国民总产值1％的界线，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常规军备大国，装备都很先进；并且由于日本也是一个科技大国，它的武器装备的国产化比例非常高，这就有可能在战争情况下不在武器装备供应上依赖它国，相对受制约的因素就少；而在核武器方面，日本则早就具备了生产核武器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并且，日本是一个核电大国，它的核原料储备也很丰富。这样看来，日本好像又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日本武士了，其实也不尽然，日本想成为完全为所欲为的国家还不大可能。它在战后一直受着美国的制约，美国一直在军事上将日本纳入它的战略轨道——美国深知日本的帝国野心，因而它在实际上一直不放松对日本的控制。目前美驻东亚的海外驻军实则就负有双重使命，一则是保持对中国、朝鲜、俄罗斯的军事存在；二就是用以监控日本，不使其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这也就是说只要美国的战略思想不发生大的转变，日本就不太可能轻易地独自采取军事行动。 在东南部，中国台湾是中国未来的最大变数，但战与和的主导权一直是在大陆方面，并且大陆和台湾经济日益密切的趋势有可能最终达到以经济量变促成政治质变的可能。台湾问题是处于中美大政治较量的舞台之上，它的未来走向具有不确定性，但并不在中美运筹帷幄之外。 中国南海则是另一个仅次于台湾问题的存在危机的地方。但中国自50年代就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原则，在今天同样可以保持南中国海域的平静，并可继续维持很多年。同时，中国与东盟间的经济、政治联系日益密切，也很有可能缓解这一地区的压力，并且有可能将单纯的中国南海资源问题以多种利益共享的方式解决，尽管不太可能完全解决，但至少会部分化解。中国与东盟的对话实际上是在中国的东南亚大战略的框架内的。东南亚地区和中国的历史渊源流长，彼此的思想文化较为熟悉。东盟是一个松散的地区联盟，它们的经济利益远大于它们的共同政治利益，因而与东南亚各国的对话相对来说还是较容易的——以经济联系、政治对话的方式来应对东南亚地区，在大战略上基本不会出现不利于中国意图的动向。 与印度构建和平关系是中国的另一个课题。中、印两国是两个可比性较多的大国，又有领土矛盾存在，所以在领土问题没得到解决之前完全消除对方的疑虑是不大可能的；而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中、印、巴三角关系中，印度是孤立的一角，中国则是处在相对有利的一面，况且，印度最近也已经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国内的改革和建设上，所以它再次鲁莽地发动第二次中印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 在“9.11”事件后，阿富汗一下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其实整个伊斯兰世界一直就是热点不断，从耶路撒冷到坎大哈到处都有热点新闻。中亚地区自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势力大幅向后撤，因而这里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暂时的真空状态，俄罗斯、美国、中国在这里进行着剪子、石头、布的游戏。俄罗斯力图恢复其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中国因西部边疆问题对此也颇为重视，不断促进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而美国自冷战结束后，相比之下因国力高出中国、俄罗斯甚多，其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也一直努力在中亚地区排挤中国和俄罗斯势力。“9.11”事件又使美国大举向中亚渗透有了良好的借口，目前，美国已经在这片前苏联势力范围地区拥有了几个军事基地。即使这样，中国也不必对中亚地区担心过多，一方面中国的力量也在逐渐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共同开展一些合作，并形成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地区国家组织，这就有利于协调彼此的态度，消除矛盾。这种地区组织是基于互信、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如中国和中亚五国及俄罗斯就曾在边界地区相互减少驻军一事上达成一致，这样在中亚地区爆发和中国有关的战争的可能性就非常少了。同时，尽管中亚地区资源丰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活动频繁，但只要中国量力而行，不作过分干涉，相信美国在这一地区渗透带来的威胁会减少到最低，不致卷入到美国设置的中亚漩涡中。 这样，环顾四邻，能和中国直接发生冲突的地区尽管确实存在，但只要中国处理得当，中国总有机会赢得和平。其实，无论是在周边的何处，都有一个线索，那就是美国的影子，也就是说，从东方的日本，到南中国海，再到印度、中亚地区都有美国的势力存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冷暖与中美关系的阴晴有着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调整好中美关系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中国和周边邻国以及世界其它主要国家的关系。中美关系一直存在着一个底线和一个上线的区间，底线是中美都尽量避免发生面对面的直接冲突，更力图避免由此引发的战争，上线是中美关系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成为美英那样的关系，中美关系就是在这个区间内时而跌入谷底，时而跃上高峰，如1996年台湾危机的时候就是中美关系跌入谷底的时刻；过去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也曾使中美成为事实上的战略盟友。 在思想中，有一条与对手较量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有礼、有利、有节。其实，这句话非常符合人性竞争的应有状态，物极必反，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绝对，这和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也不谋而合。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也确实是保持在矛盾斗争中掌握主动权最好的原则；同样，在处理中美关系或和印度、日本这样的国家关系时也同样具有指导性。中国在传统中并不缺乏谋略，也从来就是一个谋略大国，对处理政治关系有着丰富的经验，年轻的美国在这方面其实还有许多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而我们目前缺的就是时间——和平的时间。 其实人生也是时时刻刻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机会与压力同在，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安全和幸福，只有相对的和平。如前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未来的20～30年中也许会拥有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从国际战略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一、 核武器在未来仍是最重要的制衡工具； 二、 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要真正进入实用状态还需20年以上的时间； 三、 美国尽管会在未来30～50年里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众多强国共存的事实将促使国际基本格局向多极化演变； 四、不排除局部战争爆发的可能，但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难以控制的战争没有多少可能性，所以，纵观整个国际局势，中国应该会拥有一段相对安全发展的时期。 但是同样，这种安全环境不是上帝的无偿赠送，它是需要小心驾驭才能得到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自大洋彼岸的季风不会停止在中国海岸边，大洋彼岸是一个刚刚赢得冷战、正在登上权力顶峰的国家。二战后，美国和前苏联共同拥有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则达到了唯我独尊的顶峰，接下来它要做的和每一个登上权力顶峰的人一样，就是要努力遏制每一个它认为可能出现的挑战者，以维护这种世界主人的地位。 美国自冷战结束后，就立刻调整其全球政策以适应新局势，一方面它要迅速填补前苏联解体后在世界各地留下的真空地带，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另一方面就是寻找新的目标，防止出现第二个前苏联。在第一个方面，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经济手段和战争方式，一直在努力巩固它获得的每一个滩头阵地，并逐渐向纵深发展，如通过科索沃战争控制欧洲的中心地带——巴尔干地区；通过阿富汗战争进占中亚地区；通过北约东扩不断向俄罗斯施压以获取更多的战略空间。在第二方面，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就不断推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历史的终结》等书，意图很明显，就是为新冷战制造理论基础，继续运用其传统的遏制思想。这种遏制战略早在二战还没结束就已经被丘吉尔、罗斯福等政治家认识到。当斯大林在欧洲地图上画下一条红线之后，这种思想也就开始了。遏制理论的基础就是以庞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保障，综合地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教育、国防、宣传等各个方面同对手展开竞争，逼迫对手不得不在各个方面都面临压力，从而达到让对手的资源配置日趋走向不合理，从而引发其内部的矛盾激化。美国凭借雄厚的国力和领先的劳动生产力，迫使前苏联为了赛跑不得不超负荷地运转，这样总会有体力透支、实力见底的一天，杜勒斯的这种遏制理论确实十分有效，作为一个大政治战略，它运用得也十分成功。 中国很明显被美国认定为下一个目标之一。其一因为中国是没有在冷战中倒下去的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并且显然它还是其中的中流砥柱，这实际是在告诫美国，美国并没有完全赢得冷战；其二在冷战后的时代里，中国从文明和思想上就表现得一直和美国离心离德，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大相径庭，虽然中国可能不是目前挑战者中最强的一个，但它是目前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一个，并且总是和美国有不同的声音，这就令美国有了最直接的感觉——中国是潜在的挑战者，那么，美国的遏制战略该应用到谁的头上就显而易见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出来了，那就是美国会对中国施以什么样的遏制战略？ 是同对付前苏联一样的模式吗？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呢？ 月有阴晴圆缺，事实上月亮从来没什么变化，它总是圆的，只是地球挡住了太阳光线而已。美国的遏制战略总体和本质上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形式。以导弹防御计划为例，遏制战略是一种核武器威慑下的阴影战略，这一点美国方面也十分清楚，那么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实际上就是一个一石二鸟的计划：首先它可以从现实的角度大大抵消来自中国的核导弹威胁，这样就形成了美国既有矛又有盾，而中国却只有矛没有盾的状况，结果可想而知，中国核导弹的战略威慑效果会大大降低，这样美军在世界各地，尤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会更加肆无忌惮；其次，美国实施导弹防御计划会形成一个军备陷阱，别忘了，前苏联就是在这种军备陷阱中失败的，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了自己的盾后，对手出于战略平衡的需要不得已也要制造一个盾牌，但要知道，这个盾牌可是价值不菲。事实上，目前就是美国对其庞大的预算需要，也是要三思而后行，这笔庞大的军备支出，在美国国内也同样存有非议，而中国、俄罗斯甚至欧洲要想保持已有的核平衡也就只有建造自己的盾牌，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资金上都很困难，这就置中国、俄罗斯于左右为难的地步，美国对此可谓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当然，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也同样有有利的一面，它有利于美国的军工企业发展，刺激科研投入，并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促使科技突破，并带动民间科技的发展等，如今天遍布世界的互联网就是源于美国五角大楼为保持核战状态下信息通畅的一项计划；今天的gps卫星定位系统也同样出于军事目的，但这些对世界有利的方面，首先是对美国有利，美国不仅可以借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可以利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地位控制世界。 在美国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同时，作为遏制战略的其他组成部分，如针对中国台湾问题等，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不断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武器的做法就是其遏制战略的一部分，一方面它可以赚取大笔的台湾军费，另一方面希望促使中国也同样在军备上作出大笔开支，美台关系在冷战结束后迅速升温，台湾独立势力的强化都和美国直接相关；同样，在南中国海、西藏等问题上出于同一个战略目的的牌也是一张接一张地出手。 对此，中国该怎么办呢？ 简单应付吗？ 不予理会吗？ 的确，中国目前可打的牌不多，能选择的战略也有限，简单应付显然不行，美国是一个应对冷战的老手，它有丰富的经验。不予理会吗？也不可取，这有时有违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如台湾问题就不可能放任自流，那么，中国就没什么选择吗？当然不是，从历史而言，中国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强盛时、衰弱时都曾有过，中国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国家。中国必须也要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反遏制战略，这个战略参考的模式就是冷战，因为无论什么样的遏制战略，它的基本原则和手段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同时坚持我们自己既定的战略，这样中国才会在压力中寻找到机会。仅就中美关系而言，我们无法向诺查丹玛斯那样准确预测将来的每一件事，但也许我们可以从楚汉相争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得到一些启示：中美现在的状态非常类似于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退居四川，项羽雄霸天下，但最终结果却是楚败汉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2) 第七章(2) 2. 中国路线图的设想 ●大战略构想 无论哪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它都会有一个长远的大战略构想，就象是任何一艘航行在海上的船都必须要有一个航向一样，否则会引起发展中的盲目和混乱。 自然，这个大构想不能是随意的设想，而是要综合考虑国家目前所处环境、国际的大趋势以及国内主要问题等几个方面才能决定的，如战后的日本国家发展构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 1. 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以日美同盟为基准，政治上要在美国方面制定的新宪法内，军事上以美军要求为准； 2. 将国家重点放在经济上，政治保持低调； 3. 待经济实力达到大国水平后，再全力谋求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 反观日本自战后到今天的发展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一直在稳定地执行这一战略，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迅速发展，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在这期间，尤其是在冷战期间，日本一直遵循日美同盟这一条原则，在政治上以美国的对外政策为基础，制定适合日本的政策；在军事预算上一直保持1％这个低百分比的做法（近几年才突破这个限制）。同时，日本也不失时机地抓住美国亚洲政策中的不足之处，借以大力发展日本的力量，如在朝鲜战争中，日本就争取到大量的美国订单，对当时日本凄迷的经济状况而言，这无异于雪中送炭，这相当于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对日本恢复战后经济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并且，由于美国在亚洲失去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地，日本、韩国成了美国直接对抗东方阵营的前沿阵地，因而感到有必要恢复日本的部分军力——如同美国在欧洲支持德国复兴以对抗前苏联一样，日本也就不失时机地重建日本自卫队。尽管日本制定了1％的军事支出预算（这确实是一个低百分比）限额，但日本也清楚，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扩大，这个百分比的绝对数额也会随之增大，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超越前苏联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个百分比的基数就变得非常庞大了，在日本近些年突破1％的界线后，其军费开支也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费支出国。日本突破1％的界线实则也成了日本开始实现第三步战略的标志之一——近年来，从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的席位、向海外派兵、开始对亚洲局势发表自己的言论等种种活动来看，日本已经开始行动了。当然，日本不会一蹴而就地实现它的第三步战略，目前，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制订对外政策的基础，日本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尚需时间，但这也只是时机问题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构想，只不过这种构想因国力的不同和周边环境的不同而对世界的影响也不同罢了。如德国的构想就要符合构筑大欧洲这个大设想，德国的目标就是成为大欧洲的领导力量；而南非的国家构想就是首先解决国内延续多年的种族问题，之后，再使南非成为非洲大陆的中坚力量，促进南非对非洲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同样，英国的大构想就是既保持其传统欧洲主要国家的地位，又保持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以求左右逢源，既能在欧盟内拥有权利，又能对美国的政策施加影响。当然，英国也清楚，它不可能恢复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了，但它希望它仍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一个国家的大构想只有在符合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对国家有利；而相反，一个不符合现实要求、一味随心所欲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构想则要么成为别国的标靶，要么成为他国扩张的借口——萨达姆政权就把二者结合起来了，它既成了美国的标靶，又成了美国控制波斯湾的借口，海湾战争的后果人所共知，伊拉克战争则彻底结束了萨达姆小帝国。 还有东南亚地区，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都显得那么欣欣向荣，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6％以上。这种增长其实是有一个大背景的，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拉拢东南亚国家，而东南亚国家也不失时机地要求美国向东南亚开放更大的市场，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美国出于战略需要，答应了东南亚的要求，这导致东南亚对美国贸易连续多年出现巨大顺差。 这和日本因为朝鲜战争才得到美国从订单到政治的大力支持、从而走上复兴之路如出一辙。这可以说是一种边界外经济刺激方式——国内稳定，而国外的战火硝烟，对经济则是极大的需求刺激。仅就经济角度而言，美国也是经常利用这种边界外刺激方式，如利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以及两次海湾战争等各种热点战争刺激美国经济。它们都遵循一个原则，即绝对保证本土的安全，这一点美国和东南亚、日本是一致的——充分保证内部的和平环境，让战争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不是让战争毁灭国家经济。美国将国际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交替运用的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中国呢？ 依据中国的传统和世界的形势，基本可以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步骤和所需要的时间，即可以大致判断出中国的战略构想。这是一个和平的发展战略，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喜欢用战争掠夺发家致富的国家，况且现代社会已经不同于过去500年的殖民时代，单靠炮舰已不可能毁灭别国。但显然这种战略需要经受考验，无论是中国社会内部，还是周边环境或美国的居心叵测，都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未知数，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风险系数并不低。 从两个方面大致可以计算出中国崛起所需的时间，即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国目前与美国、欧洲的差距。从经济上来看，中国基本上还需要50年的时间——这50年必须是和平的50年，否则中国的进程将大打折扣。并且这仅仅是总体经济规模上的比较，实际上真实的经济水平比较应该是人均经济水平的比较和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包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控制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等。这些才是更真实的。再者，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要全方位的崛起而并不是只梦想做一个土财主。只有全方位的崛起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文明核心，这才符合中国发展战略的目标。 就文明崛起的步骤和战略而言，基本可以判断出中国未来将会出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出于维护国内经济发展和统一的需要而确保中国的海岸线，即中国开始有能力保卫自己的海岸线利益；第二阶段是随着能量的积蓄，中国的利益已经广泛地延伸到亚太地区，同时，亚太国家也重新多了一个利益选择。但美国在冷战时设置的岛链战略则成了中国和亚太国家间的主要障碍，中国和亚太国家必将谋求解除这种过时的岛链封锁政策；第三阶段就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从规模和实力来说，中国和亚洲已经形成一个亚洲联盟，并已经初具规模，但中国要成就一个完美的文明大国还是得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文明的辉煌再现不像经济和军事那样立竿见影，但却更深远持久。 当然，我们也清楚，从世界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一帆风顺的。 西班牙的崛起之路就是一条与葡萄牙的争雄之路，两者之间的战火从波涛汹涌的海上一直蔓延到罗马教皇奢华的桌前。两国的舰队在漫长的美洲海岸、浩瀚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上、非洲和比利牛斯半岛附近的海域上进行着角逐，到处都是硝烟战火，罗马教皇不得不一次次地为这两个海洋强国划定瓜分世界的新界线，每发现一片新的世界就得重新划出一条界线。大英帝国的崛起则必须想尽办法击败西班牙那庞大的无敌舰队，争夺它尚未来得及占领的殖民地。英国人从依靠德雷克的海盗劫掠西班牙的黄金运输船队到处决玛丽皇后，可谓无所不用，直到最后在1588年竭尽全力消灭西班牙舰队后才确立了大英帝国的霸主地位。接下来，英国人要应付荷兰、法国、德国、俄罗斯此起彼伏的崛起之势。荷兰人在从北大西洋到太平洋、印度洋几乎所有海面上都在与英国人争夺殖民利益；法国不但在世界各地与英国人争夺殖民地，更主要、更具威胁的是在欧洲大陆企图建立统一帝国，即太阳王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两次挑战。然后是俄罗斯，它倒是很少向世界的大洋发展势力，那是因为俄罗斯的海上力量很脆弱，但俄罗斯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扩张则一直势头强劲，从君士坦丁堡到中亚的伊拉克、伊朗，再到远东，到处都有俄国人的影子；紧接着是德国的崛起，那时世界几乎已经被瓜分完了，没有多少殖民地留给德国，愤怒、高傲的德国人于是两次企图像拿破仑一样统一欧洲。然而德国的崛起和远东的日本一样，过分倾向于暴力，结果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而归于失败。 这不过是自1492年至今短短500年以来世界大国的崛起之路，尚没有谈论更多的欧亚大陆上古老帝国的崛起，但这已经够了。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班牙的崛起是成功的，英国的崛起也是成功的，美国后来的崛起更加成功，但法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的崛起则不能算是成功。而荷兰挑战英国的崛起距离成功几乎只有一步之遥——在它鼎盛的时期，被称之为“海上马车夫”，因为荷兰当时拥有1.6万艘商船，总吨位等于英、法、西、葡四国总和，荷兰人利用这种规模庞大的商船可以在欧洲和世界间进行垄断竞争，荷兰的海运费用是欧洲最低的，这类似于今天我们熟悉的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价格战，以驱逐其它竞争者。此外荷兰还拥有庞大的海洋渔业船队，最多时达6400艘，这使得荷兰在欧洲渔业市场上也占有大笔份额。“到17世纪中期，荷兰人在南非好望角和东南亚、中国台湾之间占据着大片殖民地和众多的贸易据点，对英国人的海外扩张构成威胁。” ②荷兰的挑战对英国来说威胁巨大，英国是依靠海洋维持霸权的，而荷兰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挑战令英国颇为紧张。1651年，英国终于摊牌了，英国公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凡是英国进口商品只能使用英国船只或商品产地国的船只运输。这显然针对的就是荷兰，由于英国的海外贸易量巨大，荷兰在英国有巨大的海运业务，如果失去英国的市场荷兰必将遭受沉重打击。荷兰随即声明不承认这一条例。英荷两国分别在1552～1554年、1665～1667年、1672～1674年三次爆发战争，最后，荷兰功亏一篑，不得不宣布承认该条例，此后荷兰一蹶不振。 可见，崛起者与卫冕者之间总是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每一个居于老大地位的强国绝对不会风度翩翩地与新崛起国家坐下来商量新的利益划分，这里绝不会有什么君子协定，只有用不断地决斗来判定每一块肉归谁，这就是丛林政治。人类社会的道德、文明、知识、财富和生活也许早就走出了丛林时代，但人类的政治则从来就没有走出过丛林。 当然，文明和科技的进步也多少让世人谦和了一些。15～20世纪那种血腥、残酷、大屠杀式的崛起与反崛起竞争已经多少收敛了些，毕竟如果在现在还要大打出手的话，核武器的威力会让双方和世界都毁灭。但穿上晚礼服不等于大家都成了谦谦君子，不等于就没有尔虞我诈和利益争夺，只不过现在在核武器的威慑下，大家都默认用掰手腕的方式决定肉的归属，而不再是直接用剑而已。这就是文明的进步。 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些传统的亚洲国家，以及巴西这样的新兴势力，它们在未来几十年里显然总体上都成崛起之势。很显然，中央情报局已经把这些都悄悄告诉了总统先生。美国不得不采取遏制战略，其实美国从来也没闲着——与前苏联的冷战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和它庞大的联盟帝国，这个帝国今天已经分崩离析；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之势，美国则一方面维持在日本的驻军以阻滞日本军力膨胀，同时用广场协议这种野蛮的经济手段严厉压制日本经济发展；对印度则维持它与巴基斯坦的敌对关系，并努力渗透对印度经济、军备的干涉能力；对中国，美国则继续维持遏制态势和战略包围、封锁。 美国在整个欧亚大陆不断利用反恐之名努力渗透到亚洲腹地，在亚洲扩大美国的战略力量，美国和世界都很清楚，控制了欧亚大陆就保住了美国的霸主地位，未来能挑战美国地位的势力必然来自欧亚大陆。 ● 第一步：海岸线—利益线 前苏联的失败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能将军事与国家经济本末倒置；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不能陷入美国的战略陷阱中。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政策将一直是国家的重心，这既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目的所在，也是现实环境所迫，人类的基本利益还是以追求人性的完美主义为目的，这就需要大量财富支持，而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只是人类追求财富的手段而已，一个国家的基本利益也是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一致的。 在现实的历史阶段，国家利益包含着许多方面，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每一个国家普遍的愿望。但在残酷的竞争面前，则必须有一支足以维护这种愿望的军事力量。中国在未来之路的第一阶段将注定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这一阶段的目标就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这是以后两个阶段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如果没有这一目标，那就根本无从谈起以后的发展和步骤。 根据国际公认的评价：以美国为100分，那么日本是60分，德、英、法是50分，而中国只有25分，这是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化和人力资源6个方面的综合。其实在很多领域中国都很落后，甚至落后于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并且目前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失业问题、贫富差距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粮食能源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恶化等。 一个曾经的世界富强之国，如今成了这个样子——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的财富不断地外流，致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几乎成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曾经的大帝国变得贫弱不堪，非得再经历一番寒彻骨，才能再有梅花香啊。值得欣慰的是，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史一样，同样存在一个加速度，也就是说，中国在1200年间失去的财富不一定要再用100年才能赢回来；别的国家用100年发展起来的经济成就，中国也不一定非得用同样的时间才能做到。如果中国能保持一个高经济增长率，那么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一个高水平。按照改革之初设定的目标，是在205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目标的设计现在看来是符合客观现实的，也符合经济规律。 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中国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超越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当然这是以国家整体经济规模而言。目前，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居世界第四位。尽管改革至今可以说相对顺利，并且也很成功，但在全球和亚洲来看，中国的改革进程和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存在一种紧迫感。 中国要做的不仅是世界排名更靠前，而且要赢得周边邻国的尊重和拥戴。这不仅是一种心理效果，而且更具现实意义。其次，日本多年来一直是亚洲经济的领头羊，如果中国仍不能超过日本，那么再遭遇重大选择时，日本仍有可能再次赢得它国的支持。这一次，中国没有输的余地了；其三，中国不仅面临日本的压力，而且面临来自南亚印度的压力。印度和中国相比，相似之处太多，中国目前尽管在大多领域保持着对印度的优势，但这一优势并不十分明显，有的方面仅仅是几年而已，而在有的方面印度甚至比中国做得好，如印度的软件业，所以中国就必须赢得这场赛跑，否则亚洲就有可能经济重心南移，那么到时中国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其四，如果中国仅是发展本国经济，而不关心谁是亚洲经济中心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受制于人，因为谁制定游戏规则就对谁有利。如20世纪的美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世界开发银行的主导权、道琼斯股票、纽约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等，无一不是在经济规则上对世界施加影响——美国可以通过世界银行来决定贷款该流向那一地区，以及贷款的配额为多少；美国以在世贸组织内的发言权来确定世贸组织的一些贸易原则；美国也可以通过格林斯潘的嘴调度美元市场。无论哪一方面，美国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达到有利于美国的经济行为方式；其五，只有在经济上强大，才有可能通过经济杠杆达到对周边国家施加政治影响的目的，政治与经济有着天然联系，政治取向一般和经济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国家很依赖另一个国家的市场的话，那么相对而言，它会在政治上表现得温和一些，更愿意用对话而不是用指责来解决政治分歧，并进而决定是否支持该国的重大政治行为，如战争、经济制裁等。 自然，所有这些都需要一步步来，正所谓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自马汉的《制海权》一书发表以来，海洋在战争中的地位就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取胜的关键。西方跨入航海时代后，西方各国的财富积累就和海洋联系在了一起——荷兰若仅以狭小的陆地面积而言，无论怎么衡量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强国，然而荷兰背后拥有广阔的海洋。这里是一片没有国界的领土，谁有强大的舰队谁就是主人，荷兰在其庞大的海洋贸易船队和舰队支持下一跃成为欧洲的强国，赢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称号。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无一不是因拥有制海权才能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才能把各殖民地的资源、黄金源源不断地运走，才能拥有庞大的海洋贸易船队，才能把他们的“文明”撒向世界各地。 美国东邻大西洋，西邻太平洋，面对的是世界最繁华的两大洋，试想如果美国在两大洋中没有强大的远洋舰队，美国的海岸线会安全吗？为什么美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本土却未燃战火呢？为什么日本一定要先袭击珍珠港才敢大举南进呢？为什么美国能够向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投送力量呢？为什么美国人说美国的利益是全球呢？因为美国的航空母舰遍布全球，因为海洋包围着陆地，因为从海岸线可以抵达任何内陆地区——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世界城市中，70％都离海岸线不远，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又覆盖了这70％中的80％，而若以巡航导弹的攻击范围计算的话，世界上就没多少大城市是不在其范围内的了。 建立一支海军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海洋国土。 我们清楚地记得1894年的那场中日大海战，其实在那时，中日间的海军实力差别并不是很大，最高指挥官的素质也不相上下，只是由于清帝国的和人心涣散才导致了那场海战的失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成为中国海军从此一蹶不振的标志。现在，一般国人可能会认为至少不会再发生一次像甲午海战那样的战争结局，其实，客观比较一下中、日间的海军实力，就会清楚地知道两者的差距有多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说明中国发展一支有力量的海军的必要性。 ● 第二步：统一中国 一般来说，台湾对于中国内地，与其说是一个十字路口，不如说更像一个陷阱。自冷战以来，台湾其实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陷阱，一个足可以将中国重新拖入衰败的陷阱。 因为美国可以无限期地利用台湾将中国的资源、国力吞噬，就像冷战期间前苏联利用越南吞噬美国国力、今天美国利用乌克兰和车臣制约俄罗斯一样。台湾尽管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在战略竞争中，台湾如果爆发战争，则就像当年越战对美国、阿富汗对前苏联的影响一样，美国的战略家十分清楚，现在的中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大之后的中国，所以最有效率的遏制政策就是在成长中的时候打击中国。当然，中国完全陷入混乱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最好是维持一个大而弱、分裂、彼此制衡的中国。 真正的战略家应该知道什么时候放弃——实际上是寻找合适机会进行收回，如同库图佐夫面对拿破仑的侵略毅然选择放弃莫斯科来换取战略回转空间一样，中国亦然，此时发展是中国最大的利益，只有等中国充分强大的时候，中国要收回台湾才能轻而易举。相反，如果中国此时逞匹夫之勇，则必然代价巨大。 也许对于一些民众来说，台湾是一个内战遗留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内部问题。中国面对的是台湾的“”势力，只要大陆愿意，必要时可以用武力收复台湾，其实，事实绝不这么简单。 实际上中国的内战也和世界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1945年，中国击败日本的侵略之后，国内就形成楚汉相争之势。实际上是国际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较量，这时美国就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当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美国朝野大为震惊——以致产生“谁失去了中国？”这样的政治争论。这使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一下后退了上千公里，一直延伸到了日本、越南和朝鲜半岛，美国担心的就是这会不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日本、东南亚各国会不会一个接一个地成为东方阵营的一员？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也正是美国冷战政策如火如荼地大力展开之时。在亚洲，新中国的建立直接导致了美国第一岛链战略的出笼。美国的这个岛链遏制战略就是要确保从日本沿冲绳、台湾、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孟加拉直至印度这一岛链不至发生崩溃，看一下世界地图就会发现，从日本到印度的这一条岛链就如同一条环形防御阵地，严密封锁着亚洲大陆。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是美国希望将势力有限推回的战略举动。实际上，美国也并非完全在这两场战争中失败了，至少它在朝鲜和东南亚各画上了一条“三八”线，这就如同在西方建立的柏林墙。美国通过日美同盟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韩条约、巴格达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构筑了这一条亚洲遏制防线，在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地都设有军事基地。 台湾正处在美国岛链遏制战略和中美亚洲利益争夺的十字路口上。对美国而言，台湾是一个无论从地理位置来看，还是从亚洲遏制战略来看都十分理想的制衡点；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实际上是中国通往太平洋的门户，也就是说这是中国海洋战略的关键之地，中国不收复台湾就无法真正走向海洋。美国人认为台湾这张牌非常好，无论从军事上、经济上、全球战略上，还是从长远地遏制中国这个竞争对手上来说，都是一张不可多得的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张牌可以灵活运用，可以根据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而变化，是把台湾向大陆方向推进一些还是把台湾同美国拉近一些都很方便。如在军售上，美国对台湾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就是要保持台湾武器比大陆武器先进，以对抗大陆数量上的优势，要保证台湾三军综合作战力有保卫本岛的能力；同时，军售的数额颇为庞大，这也可以刺激大陆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这其实也是美国企图使中国重走前苏联失败的老路——不得不为台湾问题划拨巨额军费，尽可能使其超出经济承受力，这是一个战略逼迫手段；另外，美国也是台海争端最大的渔利者，美国的军工企业总会在售台武器上得到高额回报。美国可谓一箭三雕。 对台湾岛内来说，李登辉、也有他们的考虑。他们清楚中国经济迟早会有充分强大的一天，如果台湾不在大陆实力还相对较弱的时候达到独立的目的，那台湾独立的可能性就会随着大陆的强盛而越来越小。所以势力现在叫得很响，他们知道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台湾是遏制中国的好棋，不会轻易放弃。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日本，日本对中国的强盛一直存有戒心。这关系到日本近百年来的亚洲领导地位会不会丧失？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日本非常清楚，作为掣肘中国的一颗好棋子，日本也会很好地利用。从地缘上来看，中国如果收复台湾，就会威胁到日本的亚太航道，这对日本来说极为不利——可以说，中国打开了这扇门就等于同时关上了日本的南大门。 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得失关系着中国的命运。 说到底，台湾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这样几大因素，一是中美亚太战略的较量，如果中国重新控制台湾，等于美国的亚太战略要重新考虑了，这就等于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滑铁卢；二是中日关系，这是在亚洲政治地位的竞争，实则美日对中国遏制的焦点就是为了保持对亚洲的领导权，而这个焦点的所在地就是台湾。 对中国来说，收复台湾就意味着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单就外汇这一项，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者之和就远大于日本；大陆、香港、台湾三者的经济规模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台湾在电脑等方面的优势也就成为了中国的优势，大陆在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也就是台湾的优势等等；在大中华经济圈形成后，整个亚洲都会被吸引，韩国和日本也就只能选择融入这个经济区，不会有太多的选择——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它的邻居融为一体之后，它的政治选择也就必须首先尊重经济利益。 如果放弃台湾，对中国未来的不利就如同分裂后的德国——一分为二的德国还能做什么呢？法国在一战、二战后主张肢解德国，就是出于这种原因，一个四分五裂的德国总要比一个统一的德国对法国更有利。在德意志民族处于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就是欧洲大陆的主人，它只要专心对付英国和俄国就行了，而当普法战争后，英法平衡被打破了，欧洲成了三家争雄的战场。作为军事强国的德国几次让法国在战场上失败，几次让法国被迫向昔日的对手——大英帝国求援；同样，迅速强大起来的德国也几次迫使大英帝国背水一战，使整个大英帝国实力衰落，最终丧失世界帝国的地位。 如果台湾海峡战争爆发，那就是另一场南北战争——美国的南北战争对联邦而言，实质上是一场反分裂的战争。这并不否认北方解放奴隶的行为从历史制度上来讲也是美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美国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后一次战争。南方的种植园主保存奴隶是出于种植园经济考虑，而北方解放奴隶则出于需要自由劳动力，二者是一场为经济体制而发生的争吵，如果完全本着自由的精神，那么南方各州脱离联盟应是其权利，但美国身为自由世界的象征为什么违反自由的原则呢？这就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不能允许分裂，它深知这种危害，如果在美洲大陆同时出现两个美国那会是什么样呢？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回旋余地不多，这是因为美、日不想给中国留有多少空间。在势力日渐嚣张的时候，中国很可能因台湾问题不得不有一战。对中国而言，一旦开战，中国就必须一战成功，绝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后果则不堪设想，这关系到整个民族是否能再一次复兴的历史命运。 所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运用上，中国必须有胜人一筹的表现才行——其实，无论科技发达到什么程度，人的谋略总是第一位的。古往今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并不少。从心理上来说，美国人心中一直存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阴影，美国实际上在和中国开战的问题上心理顾虑是非常大的，这绝不是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小国所能比的。如同核武器不是以数量多少来取胜一样，谋略的运用正是体现在以弱胜强上。在台海战争问题上，中国具有主动权。 有一个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非营利机构——国际危机研究组织，在2003年6月6日发表了一篇报告——《台湾海峡Ⅱ：战争的风险》，其中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感到它已经作好了发动一场大规模局势袭击的准备。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冲突的心理层面或政治层面开展工作的，而不是在军事层面做准备的”。事实上，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自1995年以来就以一种非常有限的、温和的和不致命的方式显示了它显然喜欢使用军事强制手段”。④ 尽管布鲁塞尔的报告还认为中国大陆的行动是“温和的”，但其实，如果说针对前苏联的冷战已经结束了的话，那么针对中国的冷战则刚刚拉开序幕。在实际行动上，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策略丝毫不逊于对前苏联的遏制战略。前苏联依靠辽阔的国土、众多的附属国以及强大的核力量能够对抗美国半个世纪，而中国显然只是一个潜在的大国，相比那时的前苏联似乎更容易一些。眼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更希望获得美国资金、技术和政治默许的国家。 如前所述，美国决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前苏联。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遏制住中国。但对美国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对手。美国曾两次对中国的战略胆识和谋略做出错误的判断：一次是朝鲜战争，美国认为中国不会参战，结果中国继承了一贯的保护中国周边地区的传统；另一次是越南战争，美国曾判断中国终将参战，结果中国发挥了借力打力的战略，美国因而又输掉一场战争。中国在冷战中其实一直奉行独立的战略，没有真正地加入任何一方，而是依照自己的战略需要合纵连横于美、苏、欧洲甚至日本之间。结果中国在冷战中一直没有失去什么重大的利益，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也没有步苏联之后尘。同样，今天，台湾问题则是另一场中国与美国的战略角逐。 问题的根本其实就两点：一、中国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战争的决心？二、美国是不是一定会参战？ 同样，也有两点是十分肯定的：一、中国不会放弃统一的决心；二、美国的干涉是必然的，只是以什么手段干涉及干涉到什么程度。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也就是一句话，即要让中国收复台湾的代价大于其所得，至于手段可以灵活。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总是实际上支持台湾、口头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又刻意模糊介入台海战事的程度，就是留有战略余地——美国清楚中国数千年来对统一的态度，现代国际关系并不同于中世纪那种国与国完全灭亡的战争企图，人性中的道德今天已经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影响——民众普遍、持久的愿望不可能再用战争消灭，如美国并不寄希望于改变伊斯兰教徒的信仰，也不想永远占有伊拉克的领土，简单地说就是不可结怨太深。从长远来看过深地伤害中国的民族统一对美国也是有害的，毕竟长久的利益才是永恒的。 从全球现实战略来看，美国人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收复台湾的实力，一般来说，美国和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技术装备和世界最高水平相比要相差15-20年。即使中国竭尽全力，那也肯定要付出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军事方面的损失，这种损失甚至要大于夺取台湾后的利益。 这个结果与其说是给西方听的不如说是给中国人听的——这显然是一种政治—社会心理战，即用一种西方称之为“皮洛士式的胜利”（即一种得不偿失的胜利）来阻止中国社会对收复台湾的支持。 美国几乎每年都有一份针对中国现有军事装备的分析报告，以下是2003年度的报告中的一些内容。 ——“中国并没有生产可以与外国重要生产厂商相媲美的现代作战飞机，这就是它技术仍然落后的一个例子。尽管它的常规部队规模巨大，但是它们的特征是技术水平较低；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可以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系统相比的东西。因此，考虑到中国的许多武器系统老化，它的现代化并不非常具有威胁性。” ——“中国的潜艇部队以前曾显示出快速壮大的趋势，从1975年到1991年，它在规模上增加了一倍，从51艘舰艇增加到99艘。潜艇部队对台湾的封锁将至关重要。但是随着它最初的51艘舰艇逐步退役，它的潜艇部队的规模如今已经大大缩小。目前的规模只有69艘舰艇，而且还将会进一步缩小，因为每年大约三艘的更换速度将跟不上退役的速度。” ——“当谈到进口武器问题，台湾在武器等级上显然超过了中国大陆。从1992年到1999年，台湾进口的武器是中国大陆进口的3倍以上，台湾进口了价值206亿美元的武器，中国大陆只进口了59亿美元的武器。” ——“中国大陆唯一明显占据优势的武器是它的核武器能力和它部署在台湾对面的数百枚短程弹道导弹。尽管这些导弹目前安装的是常规弹头，但是它们可以装上核弹头。据国际危机研究组织的报告说，部署这些导弹实际上是一个迹象，它表明了中国认为它现有的用来对付台湾的军事选择办法是多么少。” 报告最终的结论就是“虽然中国从来不是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的一部分，但是它被认为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就可能对台湾发动一次战争而言。但是据一份新发表的报告说，这样一种设想被过于渲染了，是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⑤ 对这份报告的疑问也会有两个：这会不会是另一个朝鲜战争式的误判？现代战争真的到了没有以弱胜强的机会了吗？在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中国导弹威慑的战略效果还是存在的，即使只是导致驻日本、韩国或关岛的美军士兵大量伤亡，美国的舆论和民众也很难接受。 太平洋舰队司令沃尔特·多兰说：“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如天气、政治、经济，但是地理位置没有改变。关岛还在那里，它对美国的安全将永远具有重要意义。”⑥ 关岛的得来就是美西战争的果实之一。1898年，美国海军亨利·格拉斯舰长率领的舰队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关岛，西班牙总督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只能乖乖地投降。 关岛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它储备有大量的油料、弹药，是美军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通过空中加油，美军就可以从容地投入战争，包括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如同大英帝国正因为在全球拥有大量的殖民地，才拥有了控制全球局势的能力一样，美国也同样利用掠夺来的地理资源来遏制下一个不驯服者。 这就是美国当时必须战胜西班牙的道理，也就是今天中国必须收复台湾的道理。无论从军事、经济、航运还是民族情感心理，台湾都是太重要了！ 至于台湾问题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日本，从大战略来看，在东亚地区，如果中日能达成默契，则东亚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当然另一半在美国手中。在台湾问题上我们通常更多的是考虑日本的负面因素，而如果日本愿意与中国达成妥协，那么中国统一台湾则可以说成功了90%，因为美国如果没有日本的直接协助是不可能单独威逼中国——驻日美军基地就是开战的前线。 我们都知道中国统一台湾对日本来说有太多明显的不利。与日本的短期、长期国家战略均不相符，除非中国与日本能够构筑同盟或付出巨额代价，否则，日本干预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清楚日本现在的战略不仅仅是保卫所谓的1000海里的海上通道，而是要成为一个标准的海洋大国和正式的亚洲领袖、世界大国，这从日本努力进入安理会的行为上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 日本不仅对中国的台湾问题表现得很关心，对中国东海自然资源的开发也日益关切。显然，从现实利益来看，日本也很需要这些资源，尤其是东海的石油资源和天然气资源；从地理战略角度来看，大陆架附近的岛屿或者礁石都关系着海洋交通和军事战略；从政治角度来看，谁控制了这些地方就等于谁夺得了政治优势，也就意味着谁将赢得亚洲其他国家的敬仰。 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在已经取代海上保安厅的地位，开始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然要首先经过周边海域。从1949年中国成为一支独立的全球战略力量以来，美国就将中国视为一支敌对的力量，必须加以遏制。美国的海洋封锁对刚刚独立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严酷的制裁，中国的海洋贸易严重受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经济上的封锁已经基本被中国打破，但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上的封锁还是一直存在的。 台湾北面是冲绳，冲绳附近的海域不过350公里，台湾南面是巴士海峡，巴士海峡不过85公里，都是很狭窄的，而这两个地方是中国舰队通往太平洋的必经之路。这样小的出海口一旦被封锁，那就会导致中国十分被动。 对日本来说，没有通过战争掌握亚洲的领导权，那么现在通过再次遏制中国达到目的也是一种强烈的愿望。 中国思考任何国际问题都首先要明白中国所具有的实力和现实的国际地位，并分析美国在现代的国家利益所在，明白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绝对不能做，明白忍让的程度和利益割让的比例。——美国现在处于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绝对不要像当年的前苏联那样与其争锋，美国现在的实力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帝国都不及的。但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善于合纵连横，要更具有魄力和胆识。 在现阶段，美国首先要控制世界的能源——在所有重要领域中，美国唯一没有控制能源领域，这与上帝错把石油放在阿拉伯人的底下有关。进军中东从大的方面说可谓一石二鸟。除石油外，阿拉伯人与基督教徒间历来矛盾重重，也是欧洲最大的威胁。打击中东，可以削弱全世界的伊斯兰文明，对此，亨廷顿早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就已经暗示。接下来，美国就是继续削弱俄罗斯，庞大的俄罗斯现在很虚弱，必须要在这时抢走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美国的目标是让俄罗斯变成一个普通的、没有什么威胁的欧洲国家，否则一旦俄罗斯经济改革成功，肯定会重新成为美国的威胁。所以美国不断将波罗的海国家与独联体成员拉拢过来，在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发动一系列颜色革命，防止中国和俄罗斯联盟——失去中亚，中国和俄罗斯不可能联盟。 最后是东亚。美国认为，中国的真正强大还需要时间，如果改革顺利那也要30年后；如果改革出现挫折，中国就会自顾不暇。所以，美国短期内并不看重中国，反而是日本，实力已经十分强大，如果没有美国压制，日本远比现在还要强大。但美国清楚，日本不可能长期蛰伏，现在必须割让一部分亚洲利益给日本，否则日本很可能谋求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那样亚洲会不稳定，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美国自然不情愿，但好在有中国、韩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反对，美国情愿有人站出来反对日本和所有有此想法的国家。美国在亚洲一贯奉行分而治之的办法，即维持亚洲互相制衡的局面，就是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四者互相制约，美国扮演平衡角色，这其实是英国维持欧洲大陆均衡策略的翻版。 清楚了这些，中国才能想办法反制美国。在大势上，中国面临美国诸多的制约，只能与美国打太极，不能来硬的。但在具体事情上则可以进行突然攻击，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未来若干年内谋求朝鲜半岛的统一。 自然，这既考虑了朝鲜的全民族心愿也考虑了中国的重大利益，朝鲜半岛一向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 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学者同样的见解：“但是，从长远战略来看，中国的经济建设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朝鲜半岛的统一将消除中国周边一个最突出、最敏感的热点，对中国、朝鲜半岛甚至东北亚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都有百利而无一害，至少是害少利多。即便有领土争端，只要采取适当方式也会得到妥善的解决。朝鲜历史上从未侵略过它国，反有遭受列强侵略的痛苦经历，它只担心受大国伤害，而无进犯大国的能力。”⑦ ●第三步：三极化趋势的可能性 陈寿的《三国志》中有一则著名的“隆中对”故事，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天下的形势，指明何处才是刘备的战略根据地，人有时并不怕颠沛流离，怕的是永远这样颠沛流离下去，刘备虽是一位英雄，但却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又怎么会有所作为呢？四川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有特殊的战略地理意义，它物产丰富，内部资源充足，更重要的是四周环山，中部是大平原，这样的地势进可攻，退可守，是一个天然的战略根据地，刘邦与项羽夺天下就是以此为依托而成就大业。 诸葛亮的“隆中对”很好地指明了政治纷争中的一条原则，诸侯混战的局面总是最终演化成几个大势力的较量，如果想要成为具有资格角逐的大势力之一，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良好的谋划。 纵观世界历史，也会发现“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变化规律，并且总是在纷争中逐渐形成几大政治势力鼎立的局面，随意选取几个历史时段，都会看到几大帝国鼎立的状态。 公元前171年，东方的秦帝国、中亚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地中海的罗马帝国。 公元100年前后，东方的汉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和阿萨息斯帝国及地中海的罗马帝国。 公元815年前后，东方的大唐帝国、中亚的阿拨斯哈里发帝国、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和欧洲大陆的加洛林帝国。 公元1175年，东方的唐宋二朝、印度王国和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 公元1795年，东方的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 当然，历史上绝不是就这么几大帝国，而是像今天的世界一样有许许多多的小国，民族林立，纷争不断，但能成为核心势力的并不多，就像今天，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影响力遍布全球。在欧洲虽然有许多国家，但谁都知道，英、德、法是欧洲传统的三驾马车。非洲则是处于两端的埃及和南非在非洲内拥有核心力量。 现代社会仍是历史的延续，未来又是今天的延续，世界将怎样变化？ 世界趋势会向三极化的方向发展吗？ 这首先要问美国。 美国肯定对此持否定态度，至少它不愿世界朝这个方向发展，作为冷战的终结者，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赢家，这就像征服地中海周围各国的罗马帝国一样，它怎能希望北方的日耳曼人成立另一个大帝国呢？ 从历史角度来比较美国和历史上各个大帝国的话，那么美国确实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帝国，它的影响范围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历史上再强大的帝国都无法与之相比。但是若将世界和国家横向比较的话，美国则并没有将世界纳入到一个政府之下，对历史而言，一个无法完成大一统使命的国家，无论其多么强大都只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果秦不统一中国，那么，无论秦王国强盛到何种地步，那秦王国也只是秦王国，历史书上还是有楚、燕、韩、赵、魏等国，而不是作为统一的历史名词收入词典。因为各个地方国家的主权还在，人们心里也还是存在国家认同感，还是要说他是楚国人，而不是秦人，而只有在秦统一六国，确立大一统的格局后，普天下之人才能异口同声地说：“我是秦人！”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论述国籍，而是象征一个大一统民族国家。假如海峡两岸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共同说一声“我是中国人！”那么还会有台湾问题存在吗？不就是因为在台湾岛内有否认这种声言的势力存在吗？ 美国还不够强大，它注定无法统一世界，它可以显得非常强盛，但这种相对他国的强盛如果不能将他国包融入它的国内，那么，它也只能成为历史中的一个强大国家，和罗马、波斯、埃及一样，只会成为一个普通的国家，而不是像秦王朝一样，以秦王朝开始成为中国统一历史的开端。 这是因为： 1．自私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利益观，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潮只想让世界财富流向美国，而不是将美国慢慢推向世界，因为它惧怕它的主体民族失去利益； 2．美国财富占世界财富总比率的份额在下降，它已无力将世界融入美国社会； 3．美国的历史文化沉淀甚少，它的文化是短暂的快餐文化，并没有深厚的哲学基础，难以引起人们真正的认同； 4．美备还无法完成征服世界的使命，它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但比世界总和要小得多； 5．美国缺乏征服世界的大策略，美国的政策表现为典型的临时性实用主义，每一届政府都是依据当时的客观环境制订政策，但都缺乏连贯的大策略意识； 6．核武器的存在，使任何梦想征服世界的人都不可能恣意妄为。 如果把1492年算作全球化浪潮开始的那一年的话，那么至今也有500年了，如果说曾有征服世界，建立大一统世界格局的思想的话，那么西班牙、大英帝国、纳粹德国、日本都曾尝试过、努力过，但它们无论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只是一次扩张，而不是像秦王朝那样具有明确的统一目的。全球化的这500年到今天的程度来看，也只是处在全球化的初期上，还完全没有成熟意义上的全球高度融会贯通，各种国界线、贸易条例、人员流动限制等随处可见。自然，现代社会比以前的各个社会都复杂得多，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就能完成的。 全球化是建立大一统世界的基础，而全球化也是要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不能形成统一的全球政府，那么，就必然会形成几个势力核心来代替，这也是全球化的脚步之一。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对未来是否会出现大一统的全球政府加以讨论过，汤因比也肯定世界将走向大一统，但绝不会一帆风顺。 “人类今天渴望一个和平、自由、统一的世界，但是在历史上，只有当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发展成让人无法忍受的混乱和苦难时，这种痛苦的经验会驱使人们用暴力削平群雄，把各个地方性政府统一起来，解救饱经苦难的社会。” “一个未来的真正世界大一统国家，可能会具有过去五千年历史上出现过的所谓大一统国家的许多特点。与它们一样，它将会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仅仅维持自己的存在。” “未来的大一统国家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但这就意味着它不一定像过去那样是一种文明的产物。西方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自身文明的价值观和目标将会永远处于支配地位，这是错误的。……总之，一系列的文明或文化传统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一个政治体制下和平共处。” 可见，汤因比也不相信今天四处侵略的西方文明就是将来大一统世界的主体，也不相信大一统世界就只有一个文明。汤因比认同大一统世界的发展趋势，也对它加以阐述，但汤因比并没有为它制定时间表，也就是说，这个大一统世界将有一个历史过程，不是简单预测所能做到的。 汤因比认为大一统既是目的也是一种手段。的确是这样，在历史上曾出现的许多大一统国家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今天，大一统是我们这个世界共同追求的目的，而实现它的手段就是世界各国、各种势力的分化组合。 自冷战结束至今已有十多年，世界各个国家分化组合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走向三极世界。 世界三极化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因为现在世界存在这样三个极化现象：一个是已经形成的一极，那就是美国，它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现在的国力是其它国家的数倍，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其它任何国家；第二极是已经初具规模的欧盟，早在二战结束后，欧洲的政治家就已发现，欧洲已经失去了世界重心的地位，如果欧洲想重新赢得尊重，那就只有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显然，一个欧洲国家不行，分裂的欧洲更不可取，只有让欧洲重归罗马时代才能确保欧洲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第三极也许就是刚刚开始形成的亚太地区，这里的情况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混乱大于条理，但这个地区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经济是为世界所瞩目的。政治上，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都显示出十分强大的生命力，也显示出这一地区在地区政治上有统一组合的倾向。 美国是当今的超级大国，尽管极不情愿，但它也清楚这种多极分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就是一个美国发起针对欧盟、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对抗性举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区域联合并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在竞争合作的基础上缓慢融合，这其间谁都要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有可能被判出局。在多极化中，最弱的就是亚太地区——在北美，美国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在欧洲，英、法、德是拉动欧盟的三驾马车；而在亚太，谁是核心呢？日本？印度？ 要想在亚太地区有所作为的话，中国只有在走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之后还要处理好中、日、印三者的关系，可能还会有一个阶段是处在今天英、德、法那样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时期。之后只有当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人力等综合国力充分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开始恢复中国历史上的辉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3). 第七章(3). 3. 支配他人的三条途径：金钱、信仰与武力 中国如果要想保护自己的和平发展，还要同时使用黑白两只手，即武力威慑和利益分流，即如何运用国际政治中的第一、第二原则。武力威慑要求有能随时保护中国的利益，如海上石油供给线、重要的商业航运等。中国还要有一个让周边国家和支持中国的国家享受到中国繁荣的利益，让它们品尝到共同繁荣的甜头，让它们与中国产生共鸣，进而更加支持中国走向强盛。 中国如果采取这种做法，将会首先在东亚产生效应。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任何人都清楚，不会再出现那种古老的藩属关系，中国会尊重小国的主权，双边会以贸易关系建立新的合作体系，况且这种贸易关系既灵活又紧密，而且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双方是平等的，不会让小国颜面尽失。即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与不负责任的欧美、日本相比，中国也是稳定的核心，这一点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得到印证了。同时，一个强大的中国会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经济承受能力，这同时也是亚洲经济的防波堤。对世界而言，有多个经济核心要比只有美国一个经济核心好，这更容易化解风险。 还要让亚洲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欧洲诸国崛起为全世界带来了殖民主义，日本和德国崛起为世界带来了战争，美国和前苏联崛起为世界带来了冷战，而中国崛起将会为世界带来和平——因为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这对亚洲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亚洲除日本外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为它们提供了质量和日本、美国商品一样好的东西，但价格十分低廉。中国发展的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尤其对亚洲正走向工业化的小国来说这点很重要，中国需要各种各样的商品，从自然矿石到法国香水，从马来西亚的硬盘到欧洲的空中客车，只要你能制造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市场。中国的市场相对开放，如中国和东盟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就比欧美市场的百般刁难要好得多。即使对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来说，中国分流利益的做法同样有效，日本自签订广场协议后就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而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挽救了日本，日本凭借出口中国的贸易额大幅增长而走出困境。即使对骄傲的跨国公司而言，中国同样可以用市场教训它们，据估算，如果失去中国市场，三星、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这些公司的营业额都将缩减20%。这就是巧妙运用财富的威力，并且当它与武力同时运用的时候效果会更佳，如同非洲的一句谚语——当你手持大棒而温柔说话的时候，你将随心所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大外交 第八章 大外交 ——丘吉尔有一个当演员的女儿萨拉，她曾经嫁给了一个剧院杂耍演员魏克·奥里夫。但丘吉尔一直很讨厌这个女婿。 一天，丘吉尔和这个女婿碰到了一起，奥里夫问丘吉尔在二次大战中有没有最敬佩的人，是谁？ 丘吉尔出人意料地说：“当然有，就是墨索里尼。”女婿惊诧地望着他，接着丘吉尔又不紧不慢地说：“他有勇气枪毙了自己的女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在1944年以叛国罪被枪毙。） ——在亚洲，谁都知道中国人尊敬的是丘吉尔而不是墨索里尼，因为他是睿智的和平捍卫者和理智的同盟者。 1. 阿拉伯人：文明冲突中的盟友 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将有六大势力存在：美洲（盎格鲁·萨克逊联盟），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白人英语国家和南美洲及海洋中的一些西班牙语国家；东亚，包括中国和日本及印度，而东盟很可能将解体，分属到美洲势力、东亚势力和阿拉伯势力中去；阿拉伯势力，这是一个在真主和石油名义下存在的势力集团，现代基督教国家的入侵不能改变什么；俄罗斯势力，包括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及东欧斯拉夫民族国家，只要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俄罗斯必将要求划分势力范围；黑非洲势力，它现在的问题是落后与混乱，并且缺少一个坚强的核心大国，但这种局面不会长久，必然有一个国家将主导黑色非洲，但两端的埃及和南非很可能不是这个角色的候选人，它们分属阿拉伯集团和盎格鲁·萨克逊集团；欧盟势力，法德轴心是这个联盟的核心力量，这个联盟也是目前实力仅次于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势力，而两者之间是较为亲近的，无论从历史文明还是人种上都是如此。 在这样的未来国际社会中，再现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的主题，其实人类国际关系史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有时不过是在新技术文明的层面上重新上演千百年前的历史剧而已。在这六大势力中，黑非洲要形成独立的势力集团还需要至少一两代人的时间；俄罗斯是一只双头鹰，它的国策就是永远在东西方之间寻求既得利益；欧洲是一个独立的势力中心，它是未来世界中的三根支柱之一，也就是说它既是战略盟友也是战略对手，这完全看世界的形势了；只有阿拉伯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会一直是我们的朋友。它会是这样一个朋友：当基督教国家主导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是我们在文明冲突中的忠实朋友；当盎格鲁·萨克逊联盟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时候，它会是东亚和欧洲共同的朋友；当美国在我们周边全力部署战略力量的时候，它是我们良好的地缘战略选择；当西方拥有世界财富的时候，它是我们进行经济角逐的后方；当欧洲和美国几乎控制了世界所有领域的时候，阿拉伯世界是唯一控制能源战略的地方，而我们的经济离不开石油。 从历史文明的角度来看，阿拉伯文明是世界三大文明之一，它具有文明间对抗所需要的所有底蕴。自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开创穆斯林革命以来，阿拉伯世界曾引领世界数百年时间，这是一段辉煌的历史。这场革命奠定了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支柱——《古兰经》和阿拉伯语。语言是文明的载体和象征，而经典古籍则是这个世界的思想与秩序的基础。《古兰经》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它相当于中国的《论语》、基督教世界的《圣经》，它既是一部关于信仰的经书也是一部关于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的法典。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在此之后不久，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就创立了，这个帝国无论是实力还是发达程度都相当于东方的大唐帝国——它们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两个大帝国。伊斯兰教同样是一种外向宗教，在阿拉伯人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角逐中，阿拉伯人的意志坚定，其军事能力优秀，但唯一与他们不同的就是在征战中，阿拉伯人更愿意用宽容的宗教精神对待占领地，如阿拉伯人很少对占领地进行大屠杀，也很少用武力威胁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也很少用掠夺式的税收制度赚取当地的财富。而只是要他们缴纳一定的赋税。甚至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拜占廷帝国的伟大神学家大马士革·圣·胡安几乎是在阿拉伯帝国的国度中生活了一生。 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来，阿拉伯世界很快就成为一个拥有从地中海到喜马拉雅山的广阔地域的世界。这里实际上是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一个可以连接东方的中国、日本和印度，西方的拜占廷、法兰克、埃及，北方的俄罗斯、中亚草原的地带，古老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将当时世界联系起来的阿拉伯之路。阿拉伯世界同样也是一个纷争的世界，这使得阿拉伯世界在多数时间里都是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但这并不影响阿拉伯文明在当时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但阿拉伯帝国却没能像唐帝国那样得到继承，它庞大的领土此后一直处于四分五裂中。但由于阿拉伯帝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正好处于欧洲和东亚两大文明之间，所以这个帝国的存在很好地将东西方连接在了一起——如果以阿拉伯人的眼光看世界，甚至可以说从阿拉伯帝国时全球化早就已经开始了。 如同在热闹的集市上一样，阿拉伯人实际上处于当时人类文明世界的十字街头。尽管分裂多于统一，但自公元8世纪开始的400年时间里，阿拉伯人仍然达到了全盛时期。 首先，他们有了一个良好的统治模式——尽管阿拉伯帝国在8世纪还是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中，远不如同时代的唐帝国。但他们已经开始准备抛弃这些了，他们对待奴隶已经很宽容了。 其次，他们创造了最有效率的数字体系，尽管这种灵感可能来源于印度。欧洲大概此后1000年才开始广泛使用这些数字，而中国直到1840后才开始使用这些数字。这些数字就是今天的数学基础。 还有就是阿拉伯人的医术实际上与我们不分伯仲，甚至在有些方面要优于我们的传统医学。中国人的医学与阴阳理论是一统的，阿拉伯人也强调协调与平衡，盖仑学派和希波克拉底学派是阿拉伯医学的两大原始派系。中世纪的阿拉伯医学同样像现代医学一样，把医学分为理论研究部分和临床实用部分。在理论上和中国一样建立了矛盾统一的医学观念。在实际应用上，阿拉伯医生实际上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如阿拉伯人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草药知识，这些草药知识经过阿拉伯人与唐帝国的交流，逐渐流传到中国，如唐帝国就将这些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草药统称为“海药”（主要是阿拉伯航海商人从海洋带入中国的），这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草药知识——唐代已经有专门的政府人员整理、记录这些草药。 伊本·纳迪姆（ibn al’nadim，公元？～999年）在《科学书目》中还记录了著名医学家拉齐（公元865～925年）帮助一位中国医药学家的故事。阿威罗伊、阿维森纳和拉齐三人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最负盛名的三大医学家。当时的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唐称之为大食）有着频繁交往，几乎涉及各个领域。李约瑟（1900～1995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记载了这个故事。一位中国医生来到巴格达，并住在当时著名的拉齐家里，拜他为师，学习多年。在回国之前请求拉齐允许他将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16卷医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并带回中国。 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阿拉伯人也羡慕长生不老，因而也有炼丹术，并且也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提炼出金丹或者金条，而是开创了化学。阿拉伯人在此方面的贡献是砝码和一些染料。欧洲人羡慕地说，阿拉伯人用砝码就能区分出是羊奶还是牛奶（同等容积下密度不同重量就不同），是芝麻油还是橄榄油，还能区分出各个地方的宝石。 天文学也是各个文明较量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既然阿拉伯人占有地利，那么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呢？阿拉伯人从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波斯人和中国人那里学到许多天文知识，也作出了自己的智慧总结。利用阿拉伯在地球上的低纬度位置，发现了许多新的星体，今天的许多星体命名就都有阿拉伯语含义，如辇道增七星、织女星、毕宿五星等。阿拉伯天文学者比鲁尼就写了一本利用星空占卜的书，即《占星入门解答》。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地球可能是绕着太阳运转，因为这可以合理解释一些天体现象。 阿拉伯帝国和当时唐帝国的交往同样也促进了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发展。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大食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唐帝国的文化是很开明的，并不限制异教的传播，唐高宗允许穆斯林使节在长安修建清真寺。双方来往频繁，见于我国史书记载的，仅唐代阿拉伯人的使节来到长安就达37次之多。安史之乱暴发后，公元757年唐朝向大食求援，大食即派遣数千军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这些人后来也大多留在了中国成为中国回教徒的先人之一。公元8世纪中叶，相比之下，中国外出的旅行家较少，但也有几位较著名的，如《西游记》的背景人物玄奘（他主要是去印度），还有中国的杜环去过阿拉伯地区，他的足迹一直抵达到北非的摩洛哥，并且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本游记，即《经行记》。阿拉伯人旅行家来中国的就比较多了，如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1369年）就是最著名的一位摩洛哥旅行家。他在21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摩洛哥的丹吉尔，此后一直游历了30多年。他从摩洛哥开始一路向东走去，先拜访了北非的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城市，包括撒哈拉以南的东非。然后到达了西亚的拜占廷和中亚草原，再一直向东，先后到达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最后到达中国。先后到过泉州、杭州及元大都（北京）。在元大都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伊本·白图泰返回摩洛哥，口述了他的整个旅行过程，即《伊本·白图泰游记》。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部地理与文明的记录，他向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揭开了东方的神秘面纱。除了伊本·白图泰这样的旅行家，由于中国和印度、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庞大，航海技术的逐渐成熟，使海上贸易逐渐取代陆路贸易，因此有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海洋贸易大约兴起于公元9世纪初。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与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曾由巴士拉与希拉经海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同样，他们在回去之后也对中国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进行了叙述，其中某些情节成为《阿拉伯之夜》的素材。 中国的造纸术也是由阿拉伯人传递给世界的。那是因为一场唐帝国和阿拉伯人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唐帝国失败，许多人成了俘虏，而正是这些俘虏将中国的造纸术传给了阿拉伯人。 这场战争之后不久，外部世界（中国以外的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旅程和王国》就明确记载道“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此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 后来中国的丝绸也传到了阿拉伯人那里，从此欧洲人就不再跋山涉水从中国进口丝绸，而是从更近的中东进口，中国的丝绸贸易由此开始衰落，中国不再独占丝绸的垄断地位。 文明的形成是人类冲突与融合的结果，正如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时刻存在一样，历史就是在这种不间断的冲突与融合中编织的艺术品。 阿拉伯文明的成就也是一个征战与和平融合的果实。阿拉伯文明不是阿拉伯人自己的，而是曾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曾经征服过这片土地上的和曾经影响过这片土地的所有人的共同成绩，无论他们曾经或现在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今天的伊拉克是世界的焦点，在八千年前这里也是世界的焦点。现代伊拉克人实际上是贝都因人、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后代，其中以贝都因人为主——他们是古老的游牧民族。而从文明的角度来讲，伊拉克人又是闪米特人和波斯人的后裔。闪米特人信奉的是多神教，波斯人则属于印欧语系，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中的琐罗亚斯德教派，两者几乎是对立的。伊拉克这片土地是世界文明的对流之地，因而这里也汇聚着众多的文明创造者的后裔。现在，伊拉克有2300万人，从宗教上看，其中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占56%，逊尼派占33%；从人种上看，阿拉伯人占四分之三，库尔德人占五分之一，还有一些很少的迦勒底人、亚述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等。 伊拉克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换言之就是容易被利用的地方。伊斯兰教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也就是说只要有外部势力想插手中东的时候，这里就有很好的矛盾在等待利用——在国际关系中，矛盾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很好地利用矛盾也就意味着可以事半功倍。当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很快，伊拉克的18个省中就有15个省不受萨达姆的控制了，什叶派当然不会放过重掌权力的机会，结果又是一个悲剧式的谢幕，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这些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的圣地，人们开始攻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但人们又很快发现，美国人并不打算推翻萨达姆，而只是要教训他一下，显然，萨达姆等来了血腥报复的机会，大批的什叶派人士又被杀死。 从1891年开始，萨迈拉的一个伊玛目禁止信徒吸烟（当时，伊朗国王并没有谴责一家英国公司对烟草的垄断），逐渐引发了伊拉克人对英国人的愤怒，在1920年爆发了反对英国人的起义。英国人使用惯用的伎俩，一边镇压一边许诺一边扶植亲英势力。如提高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的地位（起义者多是什叶派），维护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地位，并许诺允许麦加的谢里夫重建一个真正的阿拉伯帝国，但显然那是一个骗局。 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61年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塞克斯·批科协议》，这是一个典型的分赃协议，即从加沙地带到基尔库克这片地方将属于英国，黎巴嫩、叙利亚将属于法国。法国则用摩苏尔换取法国石油公司参股英国人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共享石油利益。 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获得独立，但英国人仍享有宗主国地位。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主导着世界的政治，一个失落的中东文明故国，在现代工业面前毫无实力可言，这也就意味着伊拉克的独立之路注定要举步维艰。当二战爆发后，伊拉克人自然清楚这是一个渔翁得利的好机会，不幸的是，他们又一次押错了赌注。伊拉克人希望德国人能赶走英国人，这和埃及的想法没什么本质区别，埃及人对谁来到他们的国土上不感兴趣，因为这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都是主人。1941年4月，拉希德·阿里·盖拉尼发动了政变，夺取了政权。 伊拉克这片土地上就是这样，石油、古老文明、宗教、民族分割、政治利益等导致一个接一个的纷争出现，一批人死去另一批人紧接着死去，政变、革命从来没有停止过，来自外国的阴谋与来自本国的争夺此起彼伏。 直到1958年7月14日巴格达的电台里响起《马赛曲》，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将军领导的政变组织——“自由军官委员会”采取行动，推翻了费萨尔国王和阿卜杜拉。次年，伊拉克退出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巴格达条约，重新回到真主的怀抱。但在冷战的气氛中，卡西姆也不可避免地要在东西方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其实无论他选择谁做朋友，另一方必然不高兴，也就必然为他设计一些危险的剧情。1959年10月，他躲过了一次暗杀，但没有躲过4年后的又一次攻击。萨达姆是1959年刺杀卡西姆的成员之一，他也成功地获得了卡西姆的国家。 他和他的复兴党终于在1968年成功了。 尼布甲尼撒和萨拉丁都是阿拉伯人的英雄，他们都是后人可以祈求的神灵，都是从古巴比伦神塔上走下来指导后来统治者的先贤——尼布甲尼撒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萨拉丁在1187年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而他的梦想就是统一阿拉伯世界，这也是萨达姆的伟大梦想，可惜，结果都是否定的，并且，萨达姆两次败于“新十字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2) 第八章(2) 2. 其他朋友 关于俄罗斯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这里无需再多赘言：它的双头鹰战略连俄罗斯人自己都不甚清楚，它的重点究竟在那里？ 欧洲人不认同它，更不相信它；亚洲人更无从谈起认同，而且多数时候深受其害。结果只能这样，俄罗斯人企图左右逢源，利用亚洲和欧洲，而欧洲和亚洲也在利用俄罗斯制衡美国、或者相互制衡，这是一个标准的互相利用、尔虞我诈的游戏。 巴西呢？是不是我们的新伙伴？ 巴西是一个新兴势力，由于过去它一直相对默默无闻，因而国际社会大多对它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还充满疑问，对这个国际社会的新伙伴大多数国家仍然采取的是同一态度：有待观察。 巴西如果能形成气候，即成为一个新经济中心，那么它对国际政治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在美洲大陆——美国的后院制造分离主义，从而从背后牵制了美国。从这一角度来说，恐怕只有美国会感到不愉快，而其它大国都会很期待看到这一幕。另外巴西的崛起也意味着拉丁文明的复兴，这会明显分离基督教世界，会形成基督教的三大派系，即斯拉夫—东正教、盎格鲁—基督教和拉丁—基督教，在欧洲也许还会逐渐形成以法德为中心的日耳曼—基督教派系。 无论如何，巴西的崛起都会造成南北美洲的分离，美国将会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多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 再就是东盟了，这是我们身边仅次于日本、印度、俄罗斯、中东阿拉伯集团的第五大集团，并且这里的经济自战后一直欣欣向荣，并且占有战略要地，但整个东盟显然还很缺乏凝聚力，它们的组织还是较为松散，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发挥出团结的优势。 凡是中国人都会清楚地记得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那场灾难——针对华人的灾难。为什么在印尼华人总是得到印尼人暴力的“偏爱”？有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原因，其中有一条是印尼背后有美国人——印尼地处亚太战略要地，美国人不会指责印尼的暴力，因而印尼有恃无恐。 美国希望看到中印之间关系恶化。 在东亚的历史上，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整个东亚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中国在较长的时间里成为东亚唯一的大帝国。这个帝国的威胁主要是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而广阔的南洋一直被视为一片蛮荒之地，既没有威胁力也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远洋贸易的需求才对南洋有所了解和来往，但一直局限于民间的交流，从政治角度来看待南洋的只有郑和的几次远洋航行，但也只是出于明朝一代皇帝的心愿——宣扬大明帝国的威望，而从来没有上升到国家政治的地位，更没有认识到它对国家有什么利益。而在皇帝死后，明朝也就放弃了劳民伤财的远洋行动，并进而采取了海禁政策，使明清两代帝国在西面地理上受阻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沙漠，东面受阻于人为的政治，因而也就不得不等待西方的坚船利炮来重新打开这扇门。这也使得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很有限，甚至不如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西方的殖民史和冷战的大国角逐促成了东盟的成立。东南亚都是小国，政治势力微弱，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上升为世界政治势力中的一员。 如果你喜欢看地图你就会发现，与其说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还不如说中国是被四大政治板块包围着：北方是俄罗斯；东方是日美构筑的同盟；南面是东南亚联盟；西面是伊斯兰世界。更为现实的是，在这四大板块中，只有很小的区域可以称之为是中国的盟友：巴基斯坦、北朝鲜及缅甸和泰国。 在历史上，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实际上要大于中国，尤其是宗教和贸易方面，甚至伊斯兰文明对东南亚的影响也大于中国的影响，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 在中国周边的四大板块之外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庞大联盟及欧洲，还有目前处于边缘状态的南美洲和非洲。对中国而言，最好的状态是中国和四大板块都处于同盟的状态；最不利的状态就是和这四大板块均处于敌对状态。如在冷战时期就出现过这种状态，即中国与前苏联反目成仇的一刻，使本来就只有北方是最安全的边界变成了随时可能烽火连绵的状态。这时中国只有重修与美国的关系来制衡前苏联的威胁——即远交近攻，首先取得尼克松访华的外交成功，之后即采取严厉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此时是最为孤立的一刻，但从深层来说，中国一方面重塑了中国的国威，一方面又借助最强有力的外部势力一举打破了这种四面楚歌的不利局面，从而逐渐打开了和日本、欧洲及东南亚的大门。 事实上，中国与周边四大政治板块都处于最好或最坏的时候较为罕见——只有在中国非常贫弱的时候才会有最坏的情况出现；而最好的时候则更为罕见，也只有在中国成为最富强的一刻才有可能，并且往往非常短暂，如在盛唐时期和清康乾盛世时期。 通常是中国与其中的两者为睦邻关系或正常国家关系而与另外两者或一者处于敌对或竞争关系。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是这样。在此时，结为同盟或者保持正常关系的板块就成为战略后方，如在二战时，中国就与印度和前苏联成为同盟而共同防御日本的进攻，如驼峰航线和通过新疆与前苏联的互相联系与支援等。 同样，中国现在是处于与四大板块均相对正常的时期，但却共同处在盎格鲁·萨克逊联盟赢得冷战而开始构筑新的世界格局的时刻，这和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多次改变一样，又将出现一个新体系，不妨暂且称之为“新华盛顿体系”吧。华盛顿成为世界新的领袖。而这时，又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时候，自然，中国需要周围的四大板块成为中国的战略后方。 在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实际上既是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也是一个开展合作的条约。紧接着中国和东盟达成了尽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协议。从经济到安全领域，中国正在加紧确保在东南亚的主导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3) 第八章(3) 3. 炉边谈话 ●大外交：世界需要均势 亚洲的一体化问题实际上是21世纪最大的历史悬念，因为美国及其盎格鲁·萨克逊联盟早在大英帝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历时数百年，已经十分成熟；欧洲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一直锤炼在战火中，殖民时代和工业时代聚敛了足够的财富，社会和民族既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也促成了社会共识，又经过冷战的挤压，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已经达到了建立一体欧洲的程度。如果说美国是依靠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核心建立起全球联盟体系的话，那么欧洲就是地区一体化的表率。在21世纪，如果亚洲的一体化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注定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反之，如果亚洲还是一如既往地处于分裂状态，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处在不确定的漩涡之中。 亚洲如果形成一体化的话，那么必然会首先经历这样一个步骤，即首先形成亚洲内的板块，如俄罗斯及其一些亲近国家、阿拉伯板块、东盟、东亚、南亚等诸多次级联盟，然后才会实现大亚洲梦想。现在看来，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在这三者中，无论从历史、地理位置和经济规模来看，未来的几十年里，只要中国还能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就会成为三者中的决定性因素，即只有在中国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自信的时候，才能推动亚洲真正向一体化迈进。 可以说得很明白，中国要联合日本、印度，就是要促成三极均势的建立，以对抗盎格鲁·萨克逊人一统天下的野心。原因很简单，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维持均势就是维持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联合国曾于1965年通过《关于不允许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格劳秀斯在阐述他的自然法的时候，第一条就是“不侵占他人所有”。埃默生·瓦特尔也附和说，“如果不尊重每个人的私有权，（人类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充满强盗和尔虞我诈的演绎场”，所以，“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培养正义的责任感：每个国家都应该尊重他国的私有财产，还有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安静地享受这些的权利。”① 但事实是怎样的呢？实际上联合国就是大国维持均势的一个交易所，也是教训那些国际社会街头小混混的最好工具；格劳秀斯要么是想用这些教条约束那些国际社会的弱者，要么是在胡言乱语，因为他的国际法从来只是大国制裁小国的借口而从来没有一个大国自觉遵守这些现代的汉漠拉比法典。相比之下，倒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没有披上这些虚伪的外衣，显得朴素和诚实得多。 在欧洲和美国，只有那些现实主义思想家才值得尊敬些。如休谟的《论均势》、汉斯—摩根索的《国际纵横策论》等。他们告诉人们，当欧洲国家是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的时候，它们也同时成为国际社会矛盾的策源地。只有欧洲国家维持一个均衡机制的时候才能确保任何一个欧洲大国不能支配其他国家。 这种机制像是一种自动反应机制——当欧洲任何一个大国谋求称霸欧洲的时候，其他欧洲大国就会自动联合起来反对。当反对成功后又重新构筑起另外一个均势机制。这种自动反应机制在欧洲已经历时良久。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拿破仑帝国时期、希特勒第三帝国等都企图统一欧洲，但结果都失败于这种联合起来的反抗。正如英国人培根所言，当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共处一个时代时，其中一位如果有任何想越过樊篱之举时，另外两个国王立刻就会联合起来干涉他，使之恢复原来的平衡。其实，这种反对一国霸权的机制古已有之，无论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在希腊群雄割据时期都是如此，现代全球化令整个世界融合在一个村子里，但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相互制衡机制，它依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的主题。 对中国而言，支持欧洲的统一计划、遏制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努力促成亚洲联合力量的形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无论是强硬的拿破仑还是懦弱的宋代王朝都明白这个道理，而只有纷乱、相互诋毁的亚洲才会令欧洲、美洲嘲笑。在未来几十年里，是构建新的国际均势体系的好机会，中国是亚洲的传统大国，理应有此责任保护亚洲的整体利益。 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认为：“一国国力的强盛如果大得已经对其他强国构成威胁，那它自己也会招来对应的威胁：任何强大帝国对国际社会的统治企图都必然要面对一个反抗者联盟。”②杰维斯所总结的就是欧洲的历史教条之一。类似太阳王路易十四图谋欧洲的梦想破灭、拿破仑帝国经典的覆灭、哈布斯堡家族的辉煌不再、希特勒纳粹野心的失败等，都告诫欧洲和世界大国，任何大国企图统治世界的话必然要思考自身是否拥有对抗一个强大联盟的实力。即使是在今天，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一个赌注：加入称霸帝国的阵营还是加入反对联盟的阵营？不仅仅是小国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现代大国也同样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美国的力量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强大，它的优势非常明显，并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反对联盟也有失败的时候，如罗马帝国的建立；蒙古帝国几乎击败了所有的联盟或单一强大对手；中国历史上的秦帝国同样也将其他六国联盟永远消灭了。比较而言，美国相对同一时代的任何大国或国家联盟都要强大得多，难道美国就没有重新征服世界的能力吗？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潜在大国，显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我们都是亚洲人 在建立日中印这个轴心的过程中，以目前的偏激民族主义者看来，中日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其实，尽管中日间的矛盾在近现代史中非常深刻，但在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中，无论曾经有过多么残酷的战争，大国间仍然保持着时刻合作的可能。中日间在2000年的历史中也只是在近现代才兵戎相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日间的历史共融性与和谐性远远比相互间的矛盾要深远。 即使是在现代，中日同时作为世界大国，同样可以构建许多共同利益。如在1993年后，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日本与中国此时看起来更具矛盾——在俄罗斯石油资源的争夺上表现得很惹人注目（如安纳线与安大线之争）。但在南面，中国和日本都同样对中东的石油依赖程度很高，当泰国主张修建克拉运河的时候（日本一直积极支持泰国修建通过克拉地峡的类似工程），中国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面临能源紧张，一方面担心因台湾等问题面临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威胁，所以有可能促成中日泰共同修建克拉运河，这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和日本对马六甲海峡和中东石油有共同利益的一面，当马六甲海峡为第三方威胁的时候，中日就有了共同行动的可能。在中国一直就有“马六甲困局”的说法，即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航道大多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美国在马六甲海峡周围拥有许多盟友和军事基地，如新加坡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等。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大量的航运和石油进口，这在战时将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在现实中，中日同时都对中东的石油供给线有迫切的需要，一旦面对共同威胁的时候，中日间还是有携手共进的可能。同时，仅以这条石油供给线为例，鉴于印度的位置，中日显然还需要和印度联手，而一旦印度经济与中国经济和中日间经济一样密不可分的时候，石油作为经济的动力就不仅仅关系到亚洲这三大国其中之一的利益了，而是和三者都有关系，显然，它们有理由合作。 另外，在文明的范畴中看——显然，是亨廷顿先生为我们出了这个题目，中日印三者也存在共性。 不妨首先反观欧洲一下——法德几百年的恩怨在现代不也一样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提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情绪。 近几年，我们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都很活跃，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间基本的民间政治，尽管它不能代替政府，但它无疑可以长久地、潜在地影响国家政治，有时它也会像火山一样猛烈爆发。我们知道，现代民族主权国家政治思想体系都是起源于欧洲，参考欧洲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间政治合作和竞争等发展、演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论述的民族主义在国家政治和国际行为中的作用最有代表性。对我们来说，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论述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为现代欧盟——一个团结的欧洲提供了思想论证。他告诉欧洲人，他们是拥有统一性的，可以团结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相近的传统习俗、政治和血缘相通的王室、还有得到共识的现代国际规则和具体的运行机制，在历史上，他们也有过一致对外的历史，如十字军行动、对抗亚洲腹地游牧民族的入侵等。所以，他们完全有可能结成一个完美的共同体。是不是中日间也有许多共性呢？中日间的文明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字一样、儒家和佛教都是文化思想的主体，种族一样，都属蒙古人种，民间传统习俗和建筑、服饰等都有许多共性，如果说中国汉族可以和差异巨大的周边游牧民族都能融合为一个国家，为什么与更为相近的日本人反而渐行渐远呢？ 利奥波德·冯·兰克在论证欧洲具有统一意识的时候，正是欧洲政治日渐成熟和波澜壮阔的时候。普鲁士对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追求、1848年冲击整个欧洲的革命、还有维也纳会议等这些都表现出欧洲的政治多么复杂，从民族主义角度看，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战争对现代欧洲的影响最大；而1848年的革命是遍及整个欧洲的，并没有止步于民族这个界线前；此后，维也纳会议第一次确立了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的原则，并为之建立了完整的体系——维也纳体系。这表明，欧洲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也有很强烈的统一意识，最妙的是，这两者间并不是绝对的矛盾，它们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和谐地共处。这对中国、日本和印度最有比较意义，如果说中国、印度和日本是亚洲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话，中国历经2000多年，周边又有许多异族，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很强烈，致使凶猛的异族的入侵往往以和睦的政策代替原来的民族隔离政策。鸦片战争后的亚洲革命如同1848年的欧洲革命，同样遍及日本、中国还有印度； 至于类似维也纳体系那样的协调体系则已经存在很久了，那就是中国与周边建立的保护体系。这样，欧洲和亚洲在大国合作上还是有共同性可循的，也就是说，亚洲国家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像法德那样的合作也有可能在中日间展开。 亚洲的政治家迟早会与欧洲的政治家一样，也对地区统一抱有同样的信心和认识，因为这关系到亚洲整体的兴衰。梅特涅的助手根茨论述道： “（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现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 “欧洲命运取决于在总的体系中占有优势的列强的国际体制”； 欧洲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欧洲的联合构造（federal constitution）”。③ 自然，现实政治家的政策不可能像思想家那样仁慈，梅特涅的民族政策显然带有压迫与强制色彩。在亚洲，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直就是寻求亚洲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 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民族主义思想，因为他阐述的统一欧洲并不是以消灭民族主义为代价的，而是认为二者可以共存共荣，这对在全球化中如何保持民族特性来说很有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一书是表达他本人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和亲切感——在宗教革命中，德意志民族第一次认识到团结的重要，这对后来德国的统一至关重要，这也表现在他的《普鲁士史》中：“祖国的发展与自己主张的一致，这是一种幸福。”④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主要演绎的是欧洲列强争霸，而这之后的欧洲民族主义普遍崛起，并且掺杂到国家政治和欧洲政治中来。 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民族主义也论述了每个民族都有的共同性，那就是每个民族都是一个社会，都拥有各自的价值观，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并不能在这里完全应验，每个民族的价值观都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它自己的运行状态和环境。——中日印间一体化其实也并不是民族的一体化，正如欧洲的一体化并没有抹掉欧洲各个民族的特性一样。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民族主义应该得到保持，中国和日本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和利益，彼此间不能因为历史中的战争而否认这种特性和利益，那将无异于种族歧视。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个依靠民族征服来获得天下的社会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思想，如果说现代社会仍然有民族同化，那也是在首先接受现代社会共识的环境下并且是依靠社会竞争魅力吸引他人而不是南非以前那种种族隔离和征服。 在相互依赖的今天，民族主义利益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利益之外。这也就注定了民族主义利益必须要融合在全球共享利益之中。利奥波德·冯·兰克所说的民族主义与地区共同体也就有了现实基础，而不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东西。“不管我们内部有多少纷争，也不管我们的发展水平如何迥异，也不论我们以往是否经常处于敌对，当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整体。”⑤在《论列强》中，他做了一个比喻：在一个会议中，如果只有一个发言人高谈阔论，或者其中所有人都重复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会议就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会议，而“只有经过自由发展的、许多的拥有不同个性的人集合在一个更高的境地，或者处于互相争论和补充的状态中才能让这个集合更有意义，才会使人兴奋”。同理，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其中一个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或民族将毁灭其它国家或民族，而把它们混合起来的结果正相反，毁坏的是每个不同个体的特质，从而将产生新的集体和谐。”⑥ 当然，在利奥波德·冯·兰克那个时代，还看不到欧洲统一的曙光，兰克只能认为维持欧洲均势是最好的办法，这需要自觉，而自觉在政治上从来都是一句空话——如果有自觉，历史就不需要演变了。中日印间还没有达到欧洲统一的那种程度，但在一体化的初期却可以采取一种以均势为基础的联合来保障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化出最佳合作机制来。它保障各国主权独立，也不限制他国内的制度，更不可能强调一国的优越性而采取干涉他国内政政策。三者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英国外交大臣卡瑟尔累和坎宁就是这种均势思想的积极支持者，这显然是英国希望维持欧洲大陆均势，不想看到一个联合的欧洲，而梅特涅所主张建立的神圣同盟则是一种以一个强大的帝国重新构建一个大欧洲，而利奥波德·冯·兰克则很好地把他们二者的观点中庸到了一起。 利奥波德·冯·兰克最注重强调的就是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应该融合，彼此包容，即“没有这两者的结合，世界将一无所有”。 尽管利奥波德·冯·兰克强调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的和谐相处，但他终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不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与权力的世界，大国间的角逐决定着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世界史》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发展不仅仅由古老文明决定方向，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各个国家间不断的争权夺利和争霸战，这是更为强有力的推动。”⑦在《论列强》中，他也说，历史的表面充满了战乱、动荡和国家的覆灭，但在这表面下是更具长远意义的正义、社会精神和创造性——“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和不断演绎，它们像生命一样有繁盛、有衰老、也有轮回——这导致一个包罗万象、更具价值和更深厚的社会，这背后就是世界历史的秘密。” 大国均势一直就是古代和现代国际体系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中日印的联合就是构成一个新的世界大均势，即亚洲、欧洲和美洲三大均势体系。这不仅仅是中国和日本、印度各自间矛盾的化解或激化，而是世界要求的趋势，如果有谁仍然以自家的矛盾为政策主调，这个世界必将抛弃这些狭隘者。因为这个世界一直有自己决定幸存者的一套规律——“世界历史如同汹涌的海浪，总是摧毁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和体系，并在潮水退去后露出一个重建的世界。”⑧ 大国间的均势也在不自觉地运行着支配这个世界的潜在规律。 民族主义其实自古就存在，并且一直是国家政治的主体，原因就是历史上的国家多按照民族属性构成，由一个或几个主体民族决定这个国家的一切。现代的世界还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民族主义仍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也有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并且各个族裔间的融合也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而在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民族问题更为突出，如在非洲，“族裔分裂”（ethnic splitting）引起的问题比比皆是。 对中国和日本、印度来说，彼此间由于同样有历史争端，也就同样有对立的民族主义，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像法兰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那样的和解机制，也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强大起来，不难想像，如果德国和法国充满像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样的冲突，谁还会重视欧盟这样的联盟呢？那样的欧盟不过是一盘散沙而已。 在构建日中印轴心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日本、印度对中国的担心：在中国国力堪弱的时候，日本和印度必然认为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担此重任，难免有轻视之心，故中国要想真正构建起这一联盟，最决定性的力量还是自身的实力，但联合的策略同样至关重要——不可能像日本那样采用战争手段。 以前我们总说外交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延伸，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大势有时是决定国家政策最为重要的因素——当欧洲和美国两大势力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亚洲如果还是一盘散沙，那就会重新形成一个冷战时代，亚洲各国也就不得不重新沦为欧美角逐的战场。“国内政治常常会扰乱（联合制衡这一全球均势原则）、进而会妨碍联盟的共同行为，甚至进入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争论的状态中。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出现支持盟友和反对同宿敌结盟的形势，那么国家政策做出抉择就更显得异常艰难——同传统盟友结盟轻而易举，而当需要同原来的宿敌结盟就显得困难重重了。”⑨ ●中印交易：利益共享 中国和印度之间明显有三个障碍，即地理、边境争端和亚洲大国竞争。中国尽管和印度相邻，但从历史上看相互交往并不算频繁，两个文明规模、互相交流和影响力等方面不成比例，这显然是由于中国和印度之间隔着一个世界屋脊，交通不便导致交流不畅。边境争端则是英国人在现代中国和印度之间种下的火种，在此之前中国和印度几乎没有什么矛盾，自然，地理障碍既隔绝了贸易也隔绝了战争。而亚洲大国之间的竞争则是未来和现在的主题之一。 只要消除了中印之间的这三大障碍，那么就会发现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彼此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彼此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彼此的背离。即使都是崛起类型的经济大国，但由于崛起的道路不尽相同，因此彼此的合作前景也是大于彼此的竞争，如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制造业，而印度则主要依靠服务业，彼此间有巨大的互补性。这点在计算机方面表现得很典型，中国的计算机硬件制造如果能和印度享誉世界的软件业展开合作，那么必将在世界计算机经济市场上占有绝对份额。 如果印度和中国都有诚意化解彼此之间的障碍，那么会发现这三大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地理在现代实际上已经构不成阻碍交流的障碍，只要商人看到两大市场间的巨大利益，那么中印之间就会在青藏高原上投资一切形式的交通，如机场、公路甚至铁路。边境争端在现代也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如果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能开展经济合作，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实例，中国和日本之间也存在海洋划界分歧，甚至中国和日本之间政治交往有时十分冷淡，但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却异乎寻常地频繁，中日彼此都是对方的主要贸易国。还有如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越南等都有边界分歧，但这都没有成为彼此发展经济的障碍。如果说我们能和日本、俄罗斯、越南等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发展，为什么就不能和印度做同样的交易呢？至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在亚洲影响力的政治竞争，似乎是一个长远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其实不然，别忘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利益的竞争，如果能在利益分配上达到利益共享，则就是一个双赢结果。这同样可以找到案例，即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合作关系等，都是良好的国家利益共享、结果双赢的模式。中国和印度彼此之间其实矛盾并不大——所谓的领土争端和国家发展竞争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合作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彼此争夺带来的利益，是共同出去捕猎还是争夺眼前的一点点食物？ 在2005年，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联合大幅提价，幅度高达75%，由于中国是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并且钢铁是许多行业的必须原材料，这种大幅提价对中国的冲击可想而知。而印度也是一个铁矿石出产大国，中国是印度铁矿石贸易第二大国（每年有5000万吨的进口量），如果当时中国和印度在这方面有相当程度稳定的合作关系，那么中国在与巴西和澳大利亚的谈判中就会多了一个有力的筹码。 类似的合作中国和印度之间将越来越多，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整体的合作，这将是一个开创发展中大国良好合作的模式。如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就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具有很好的前景：“中国和印度正在经济发展竞赛中领跑，但它们的领跑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依靠制造业，印度则依靠服务业。这两个国家可能会共同开创一种更广、更有力的全球化模式，并给发达国家带来压力。中国以制造业主导的推动力绝对惊人。工业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增加到了2003年的52.3%。在这13年间的gdp累计增加值中，工业产值占了整整54%。服务业对印度经济增长的推动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印度gdp中服务业的比重从1990年的40.6%，上升到了2003年的50.8%，占同期印度gdp累计增加值的62%。如果中国制造业带动的增长继续，并且印度成功实现罕见的服务主导型发展战略，那么富裕的工业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新挑战。”⑩ 蒂芬·罗奇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还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些经济数字，也只是说中国和印度各自的优势共同对发达国家构成了挑战，还并没有大量说明中国如果和印度展开类似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合作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能量——我们知道，经济学中1+1的合作模式往往产生惊人的效果。 ● 提洛同盟原则 任何同盟的建立都需要遵守古希腊的提洛同盟原则。 所谓提洛同盟就是指雅典同盟，即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为对抗另一个希腊联盟，即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以及后来用于对抗波斯的进攻。这种同盟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则，即所有盟国成员都必须将自己的一定资金存放在一个共同的地方，以备统一用于战争。这一原则有两个显著的好处，一是可以有效提高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另外就是可以有效地制约各个成员国，使联盟成员不易背叛。 历史上许多同盟即使在建立之初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样的原则，但都在实际上遵循它的精神。如二战时，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本营，尽管华盛顿和莫斯科、伦敦、南京没有明确规定出“提洛同盟”的原则，但实际上美国依照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以及先欧后亚的政治原则而具体分配支援各个战场的物资比例，事实上就是执行了提洛同盟原则。 当然，今天所说的提洛同盟原则已经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和和平意义，即不再是简单地将成员的资金收拢到一起，统一支配，也不再是为战争而准备，而是用各种经济协议、合同、法律条款、国家条约等将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不再是为了一场战争，更多的是为了共同经济发展，为了分享利益，也是为了和平的经济竞争。 欧盟的建立也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如首先建立欧洲煤钢经营联盟等。目的就是为了使同盟的所有资源得到统一支配，以便行之有效地共同对付敌人。同时也防止像提洛同盟那样最后演变成雅典利用掌握共同财产的权力而走向帝国，把原本平等的成员盟国变成附属国、征服地。建立共同管理的煤港联营就是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能独自控制资源，也就不可能企图建立帝国，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任何成员窥视权力。 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提洛同盟原则，也就是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如何真诚的进行区域国家合作的办法。无论是欧盟那样成熟稳定的区域合作还是美国建立的美洲国家组织，或者东盟那样松散的地区联盟，这个原则都是一个对成员公平、消除野心的唯一办法。今后世界各种地区组织的合作都必将遵循这条原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下的游戏规则 第九章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下的游戏规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美国白人士兵和一名美国陆军少校在狭窄的路上相遇，白人士兵见对方是一名黑人，就未加理睬，大摇大摆地擦身而过。忽然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请等一下。”那位黑人少校语调平缓却坚定地说：“士兵，你拒绝向我本人敬礼，我并不介意，但你必须明白，我是美国总统任命的陆军少校。我头顶的军帽上有国徽，它代表着美国的光荣和伟大。你可以轻视我，但你必须尊敬它。现在，我把帽子摘下来，请你向国徽敬礼。”士兵只得向这位少校敬礼。 这位黑人少校就是后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将军本杰明·戴维斯。 黑人为美国做出过杰出贡献，华人则为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欧洲人该学会尊重别人了。 1. 政治无边界 国家之间本来就是彼此影响的，而对一个国家有意识地影响则就成为一种策略。世界上每一天都在进行的各种贸易、外汇交易、信息交流甚至间谍之间的角逐也是一种影响。明争暗斗中，看见的是智慧的闪光，听到的是失败者的叹息。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都既可以通过正面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也可以通过渗透性的手段影响其国内的各种局势和人物，两者实际上就是政治的两面性，明与暗同在，黑与白共用。 全球化中的世界使得国家间只有地图上的边界，而不会再有政治影响的边界。一个国家党派的变化可能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 如从日本国内党派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它对周边及世界的影响。 在日本国内，现在主导政策的是岸信介、中曾根康弘、佐藤荣作、福田赳夫、森喜朗等派系，其中中曾根康弘是核心人物，被日本政坛称为“风向标”。而小泉纯一郎的上台则是出于一桩政治交易：即中曾根康弘支持小泉纯一郎的上台，而小泉纯一郎则要忠实地执行这一派系的政治主张。日本政坛在民众看起来较为动荡，首相的更换十分频繁。这显然有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但实际上日本和政治稳定的大国一样，政治实权一直稳定地掌握在同一个派系手中，政治主张并没有多大变化。它不同于美国那种典型的、有规律的总统更换，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矛盾来进行人事调整，整个政治体系并没有变化，只是用首相的不定期更迭来调整当时的经济政策，而作为战略性的政策——如日本的大国化、对美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则一直忠实地执行着这一派系的原则。日本尽管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奉行西方的自由政治制度，并且也经过麦克阿瑟的美国式政治民主改革，但日本仍然具有很强的东方政治派系的特色，这不同于美国那种上届总统和下届总统几乎毫无瓜葛的情况，即使同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总统，也根本谈不上有两个总统听从一个政治元老安排的情况，可见东方的政治和美国式的政治在根本上差异还是明显的，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按照自己的特色来管理国家而不是模仿西方的一切。 这一派系的对华主张基本是以遏制为主的政策——因日本现代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因而其对华政策也就自然采取配合美国的遏制战略的方式，自民党内部也一直就是亲台的一派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中日建交前就开始了。但日本的大国化在长远来讲并不符合美国的独霸全球战略，因而就表现为日本有时会表现得很矛盾——如对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矛盾心理。毕竟，日本的大国化政策是日本的根本政策，在长期战略中，这种政策显然高于日美同盟战略。因而，日本无论是对国民的民族主义教育还是现实的国防政策都是以这种政策为基调的。小泉的上台就十分富有幽默性的代表意义。 在日本高层和民众看来，小泉是一个有点怪异、孤芳自赏而且有高深政治手段的人，日本的媒体说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喜欢各种舞台艺术、沉默寡言、头发标新立异的人，有人甚至直接说他是日本政坛上的堂·吉诃德。但自广场协议日本经济帝国的梦想被美国打破之后，日本政局动荡不安，也许正需要这样一位喜欢蔑视时代、欣赏自我的人才能为日本重建信心，哪怕真的是堂·吉诃德式的做法也行——日本千年的岛国危机心理最怕的就是失去信心。 在小泉重组内阁的照片之中，小泉颇像一个政治卡通人物在领导一个平庸的政府，这个政府明显依赖于小泉的“卡通威望”在低迷的经济中引导日本走出迷雾。据说，小泉的偶像就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于现代许多都是二战后出生的人口主体而言，这位英国前首相已经是一位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的英雄的代名词。而日本连续10年的经济低迷无疑使日本人民期望一位英雄的出现。尽管政治是无情的、现实的，但历史上很多时候民众都是显得那么善良、单纯。在日本进行的一项以“小泉首相像谁？”为题的民意调查中显示，很多人把小泉比喻为江户幕府末期的改革者胜海陆空舟，也有人回答说他像希特勒或者林肯，而这些都是改革，或者能将个人强硬意志施加到国家政策中的人物，无论是为日本带来走向战争的极端还是带来林肯那种力挽狂澜的统治方式，都反映出日本民众普遍都期待一位能带领日本走出广场危机的人物出现。其实，小泉更像俄罗斯的普京而不是别人，也许他们外形风格迥异，但治理国家、把国家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的手段则是如出一辙。无论像其中的那一位，这几位都是世界政治中富有激进或者改革色彩的强者形象。而自小泉上台以后日本政坛就表现得一反以往那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可见日本民众还是非常认可小泉的。 在现实中，小泉实际上忠实地奉行了中曾根制定的远大目标，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完全意义上的大国。美国人扼杀了日本80年代蒸蒸日上的经济，但这也使日本警醒——过分依赖日美同盟很可能导致日本永远站不起来。所以自小泉上台以后他开始了一步紧似一步的日本大国化步伐，如修改宪法，使日本自卫队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国家军队一样派遣出国；他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增强日本强大的野心，这不仅是刺激了亚洲国家实际也是在警告美国，不要永远压制日本；他改革经济，使日本经济更加适应新经济的要求，这使得日本经济停滞但经济竞争能力却丝毫未减，反而有增强的趋势。小泉的一系列主张都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整个日本也在一步步变得自信、甚至有些急不可耐，如现在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凭借日本强大的实力，即使美国十分不情愿，也很可能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但日本举国上下的右倾化则令人担忧。这从小泉执意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就可以看出来，小泉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民选首相，如果没有民意的右倾化气候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做的。就是说，美国遏制日本经济、小泉采取大国化政策导致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反过来右倾化的日本社会又促使小泉连年参拜，这就是日本社会。 日本社会的右倾显然是出于整个民族的民族危机感，其民族具有非常强的同一性，这种民族同一性甚至比德国还要强烈。这种民族危机感源于历史而不是单纯的出于一时的民族主义煽动。靖国神社就是日本社会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在靖国神社里，目前总共受到供奉的有自明治维新以来246万多有名有姓的亡灵，这些亡灵被日本人看作是为大和民族的兴盛贡献了生命的人，死得其所，亡当得祭。而且，这些亡灵在现实社会中还有庞大的受益群体——他们的后裔和他们为之贡献出生命的各种日本组织，如遗族会等。并且这些利益群体与日本四大经济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本商工会议所和经济同友会）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靖国神社在日本拥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可见，靖国神社并不是单纯的民间崇拜，而是涉及日本各个方面尤其是上层社会，直到国家整体的民族主义。日本在二战时的企图就是征服中国，这样可以达到两个相关的目的：一、使日本从此不再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边缘国家，而是这个文明的核心之一；二、使日本从此可以从战略上控制这个庞大的帝国，并进而一跃成为世界的大帝国之一。 在二战中，日本可以同时挑战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大帝国，尽管输了，但无疑奠定了日本的大国地位；在二战后，日本输掉了战争却赢得了胜利的果实，并一直保持了数十年的亚洲领跑者的事实地位，这种结果自然再次证明了日本的实力，所以，无论如何，日本是不会轻易放弃大国梦想的，而尽管中国再次崛起，但日本目前的优势地位仍然可以支持日本制衡中国的理想。 自然，亚洲人之间的猜忌有利于欧美的离间、利用，也许，只有在现实中实现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一大目标才能有效化解双方的不信任。而中国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共同利益，并让日本服从于这种利益，而不是中国的权威。 世界将形成欧洲、美洲、亚洲三大经济贸易区已经是一个共识，而中国只要保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就必然成为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经济增长速度和庞大的市场是发言权两大最直接的保证。今天日本不断地对中国的研究其实就是在探索一条如何同中国构建未来关系的道路。 在日本及世界，其实很多人已经将中国看成一个市场国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也与世界各个国家越来越一致，中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个整体。在海外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就基本具备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平等贸易的平台，中国也越来越能用一种商人的身份与这个世界交流，而不是每天考虑怎样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前苏联修正主义、英国小霸权等。 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全球化中基本的四大因素日渐明显地开始影响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即所谓4c因素，就是指现代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四个元素，资本、企业、消费和信息。这四个因素其实就是指人类两大基本构成元素，即知识和财富，只是偏重于经济活动而已。因为从观察四个因素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间的流动方向、流动程度或在某一地区的聚集程度就能知道某一地区或国家将走向兴盛还是衰落，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竞争场所而不是福利场所，全球的经济规模在某一阶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必然有的国家会得到更多的4c，另一部分国家则必然流失4c，并且，从总体观察来看，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为经济网络中的核心聚集地，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现象）网络—金字塔模式下所有的一切的运行模式和趋势。 日本著名的学者大前研一博士认为日本停滞的十年正是日本4c流失的十年，也正是中国获得4c最多的十年。日本认为，与中国打交道中最聪明的是新加坡，它不是贪婪地窥视整个中国市场，而是将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集中在一点上（即苏州工业园区），这使得新加坡不必去和所有国家争夺中国市场，但却在苏州形成规模效应，由于苏州地处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经济区，所以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效益。日本本来拥有很强大的4c资本，但却在中国和日本交流间做的并不算成功（尽管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拥有大额的顺差，但如果以4c的流动效果来看，中国得到的更多）。 可见，无论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多么强烈，经济增长与否总是十分现实的，并且这最终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利益。在上述论述中关于新加坡的模式也许在今天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在未来数十年里这很可能是亚洲各个国家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常用模式。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过于庞大，而相对这个市场任何国家的投资都是有限的，如果把摊子铺的太大就会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亏损。相反，如果像新加坡一样把有限的资金投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则会显现出优势，这有利于这个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其实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原则，并且，就在不久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已经清楚地写明了这种结果——在1840年到1941年的中国，中国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段历史中，欧美各国及日本在中国划分殖民地范围。这实际上就是说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单独占有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在殖民初期，也曾有国家向往越多占有中国市场越好，但结果表明，这有时是适得其反的。50年后，中国的人口或许增长到16亿左右，占世界的1/5，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单独占领占世界1/5的市场呢？不但世界上没有国家可以，就是中国自己也要让出不小的份额给这个边界日益淡漠的世界。 在中国促进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也是周边国家担忧国家安全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国家安全已经与传统上的国家安全不同，中国可以通过促进这种从经济到文化等各个层次的相互渗透来达到由下至上实现亚洲一体化的目的，即与欧洲一样，首先实现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再实现政治的一体化。对周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全球化的好处是一切都是流动的，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规模和日益增长的财富吸引周边国家自愿地加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中。 亚洲国家最担心的也许是所谓国家安全，但国家安全实际是国家利益的体现——如果中国的经济已经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利益已经与中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明白中国历来是：如果说西方是依赖武力征服世界的话，那么中国2000年来一直依靠融合来吸引世界。世界对国家安全的重新认识也由来已久了。1983年，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发表了《重新定义安全》一文；1989年，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同样写了一篇名为《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提出国家安全的定义包含的范围已经十分广泛，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主权、领土、战争等范畴。不仅是使用武力才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还包括诸多领域，如环境、能源、国际航运、国际金融动荡、外贸、互联网信息交流和电信、人员流动等等。同年，奈温·布朗发表了《气候、生态与国际安全》①。这些都表现了国家安全在全球化中所将面对的必然问题。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于他们的触角和利益遍布全球，他们对这些问题就表现得更为敏感。全球化促使整个世界向一个共同的社会迈进，而在这个旅程中显然要先经历地区一体化的这个阶段。中国只要能够在这些领域起到关键作用，周边国家和世界就必须倾听中国的声音，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一直能够成为左右亚洲的重要力量就是因为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能够在亚洲平衡美国的作用。同理，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西方七国已经无法将中国排除在会议桌外而单独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美国在考虑朝鲜半岛问题的时候中国因素也是至关重要。在中日间，自1986年广场协议后一蹶不振的日本经济因中日贸易的扩大而走出困境；在中韩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大于对美国的贸易，这已经拉近了中国与韩国的距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2) 第九章(2) 2. 相互渗透与相互依赖 应该感谢全球化：对商人而言，全球化就意味着全球大市场的形成——尽管这还是一个拥有众多规则和樊篱的市场；对政治家来说，舞台扩大了；对民众来说，世界更加完美了；对网络市民来说，他们终于脱离了禁锢已久的众多界限，他们早就是地球村的人了。 无论是自人类建立文字文明以来，还是从1492年现代全球化开始以来，文明世界就从来也没有建立过统一社会。也许，相对而言，蒙古帝国时期算是对欧亚文明世界一次粗糙的统一，但帝国疆域的过于庞大也导致不得不分裂为四大汗国，统一的仅仅是在统治层面的蒙古民族性和帝国名义上归属东方的元皇室。并且，日本、偏远的西欧诸国、南亚还有东南亚等地还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这一版图之内。 实际上，全球化的渗透一直也没有停止过，但世界上众多的权力中心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也是处在一种自然涣散的状态中，即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 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说，这是一个“人们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单、贫困、残忍而短寿”的世界。各个政权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甚至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存在残酷的争斗，即整个社会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②状态中。看起来这更像是处在原始社会或者更像是东非草原上的自然世界，人类文字文明中的柏拉图世界、孔子所倡导的理想、仁义礼信完全是一种虚幻，一切所谓的儒家社会道德、汉谟拉比法中严明的法律、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实则只是一种竞争状态中短暂而无奈的、彼此制约和妥协的条款，这就是霍布斯所导论出的社会契约，即在共有社会中，每一个人自出生就伴随着一个自然社会契约，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同时存在于两种天赋状态中，就是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相伴而存、不可分割。任何人的这两种状态都处在 “利维坦状态”之中——这是一个社会总体权威，拥有对任何人的生杀予夺、对任何人的权利分配的权力，而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强权就是维持社会契约的存在。③ 霍布斯一个显然的错误就是，他的一切论述显然是以人性恶为当然前提的，而不是在前面所说的人性无所谓善恶，而只有手段的黑白。 现代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性利益化的世界。这并不是认为人性有什么改变，而是基于历史文明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竞争和合作的相对进步，对人性中的二元性而言毫无变化。 今天，相互依赖理论正开始风靡世界。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学说就是其中之一。以国际关系学派而论，赫德利·布尔属于“英国学派”。他的名著是《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之研究》。 赫德利·布尔将现代世界区分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他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系统，如同维也纳体系、巴黎—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一样，由大国构成基本框架，每一个国家都是成员，国家间的行为是相互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的行为体，而是系统内部的行为，它的任何行为都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应性行为。而在国际社会中则是有许多共识的东西。如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和共同机制，国际社会就是一个拥有这些“共同”的国家群体。赫德利·布尔显然想推翻霍布斯的国际社会无政府论调——拥有许多共识的社会显然不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社会，而是一种无政府但拥有秩序的社会，而维持这种共识的，就是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言的那种有同一社会中的理性纽带。这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不矛盾吗？赫德利·布尔这种将现代社会毫无意义的“统一”显得有些无聊。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世界，国际社会显然都是出于国际体系支配下的。赫德利·布尔是想证明现代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理论的存在，但却错用了分析方法。 现代国际相互依赖的确存在，而且远比1492年时深刻得多，但现代国际社会远没有达到用国际道德就可以维持这种相互依赖社会的存在的程度。现代国际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国家都与外界保持着物质利益上的依赖，在整个国际社会中也认同这种利益交流的重要性，但贸易规则显然不能代替国家间的竞争。任何国家也都需要安全，谁都不希望受到侵害，而赫德利·布尔寄希望于每个成员国都自觉地遵守国际和平协议，这显然过于幼稚了。有时候贸易失衡或者贸易通道受阻，就是导致一个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主要原因，赫德利·布尔所言的贸易交流和寻求安全环境两者间就存在矛盾。赫德利·布尔还将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相比拟，但他显然又忘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国内社会是一个政府机制完备的社会，而国际社会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赫德利·布尔的理论尽管漏洞百出，但他所说的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状态却是存在的，只不过赫德利·布尔先生用错了分析方法。从欧洲的殖民时代到一战和二战时期，以及冷战时期的全球分化，及至今天的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显然走过了一个阶段性递进发展的过程，今天全球化的深入所导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是一种国际社会日益紧密的表现，但却一直没有背离国际社会中大国角逐和均势制衡的原则，利益的紧密不等于公平社会的出现。 全球化的蔓延看起来更像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与历史中的国家相比，现代国家主权的篱笆墙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已经矮了很多。从历史意义上来讲，主权国家有七大支柱：发动战争的能力、保持隔离状态的能力、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控制信息与人员流动的能力、保持独立传统政体的能力、保持主体民族纯洁血统的能力和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能力。但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可以显著地看到这七方面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历史上，一国行使武力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两者战争力量的对比，而现代往往更多的考虑其它大国的干涉，这种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是否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另外，核武器的出现，也使国家间的战争首次止步于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面前，甚至可以说冷战之所以能维持近50年的和平，就是由于核威慑的效果。历史中的国家十分注重本国居民的稳定和人口的数量，努力维持人口增长和防止人口流失，因为众多的人口是国家的财富、武力和强盛的基础，保持与周边国家相对隔离的状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强盛。这一点在东方的中国、日本表现得非常显著。历史中各个国家间的交流很有限，很少谈得上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倒是这种相互隔绝更具现实意义。而在现代，国际交流则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获得国际先进知识、技术、各种制度和贸易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国家大多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统治者多认为依赖他国的经济模式无疑是受制于人，这会大大限制其在必要时采用武力的能力。而现代国际贸易已经达到细化国际分工的水平，一个国家失去国际贸易则会变得十分危险，甚至会导致国内经济的崩溃。在历史中，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信息是保持在少数人手中的，识字的人很少，能参与国家决策的人更少，往往这种决策只限制在金字塔的顶端，底层的民众仅仅是被动地支持决策而已。统治者视掌握国家信息和杜绝国家间人员交流为控制权力的要素。而在现代，尤其在西方国家，民众和民间公司掌握着大量信息，也就必然参与到政治决策中，而完善的信息反馈体制又保证了信息在政府与民众间的畅通，有时国家在需要的时候，还会举行全民公决。如欧共体的许多成员国就由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加入欧元区等。同样，互联网、无线通讯等现代信息交流方式可以说已经完全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地球上的任意两个人只要拥有必要的设备都可以保持即时联系；在国家政体方面，传统的各种文明特色下的君主制已经受到无法抵御的冲击。以冷战期间为例，世界明显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政体阵营。美洲文明中的庞大帝国、非洲各种土著政治体系、亚洲传统的帝王制度、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领袖与世俗国王等所有的文明体系都受到欧洲民主政治的冲击，现代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能真正独善其身；在民族血统方面，传统中一直十分重视民族区别，尤其在异族统治的帝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在中国清朝时期，满族统治者就采取许多维持民族血统的措施，如限制满汉通婚等。而在现代，美国则是一个几乎包容世界所有民族的国家。同样，作为反例，日本却还在努力限制外国血统的流入；在文化方面，全球化的另一杰作就是促使世界上许多小语种的消亡。在今天，有许多民族的人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甚至在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中，官方语言却是英语。在许多文化习俗、服饰、礼节、餐饮等方面，也是消失或是变异，原来的国家文化特色已经大为逊色。 国际政治学者安德鲁·斯科特研究了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后认为，这种相互依赖和渗透已经改变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定义两个概念。在国家利益方面，国家更多地扮演的是全球经济分工的角色，而不是独立主权国家的自我利益角色，即“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利益”④。相应地，国家定义也应该注重强调国际体系中的色彩。这种国际分工利益的重要性已经超越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奉行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概念。显然，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巴西经济危机，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的全球股市暴跌、中国强劲发展对世界的冲击等都证明了任何国家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了，这种融合似乎已经证明国家边界已经无法再以防波堤的面目阻止全球利益的流动了。 尽管全球化与国家行为体间远没有达到和谐的境地，但这种趋势显然还会进一步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许这是一种矛盾，在今天的世界各地同样也存在许多反全球化的声音，毕竟，有利益先得者就会有利益失去者。相互依赖的背面就是渗透带来的痛苦，甚至这种痛苦有时会转变为一种反全球化的革命。历史是尊重矛盾运行的规律的，矛盾的反复是一种正常表现。如同英国君主制的复辟一样，尽管已经与以往的王权至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无论是英国女王的威信还是皇室成员的绯闻都是公众的焦点，甚至会影响英国和埃及、西班牙的关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3) 第九章(3) 3. 乔治·奥威尔的见解 怎么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呢？ 中国现在又一次涌现出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伴随中国复兴而来的。历史上，中国多次出现民族主义浪潮，但多是由于面对异族的侵略压力或国际势力，并且往往是在中国处于劣势的时候。如自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的100年间，中国面对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侵略和侮辱；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主要面对的是冷战中的挑战，这同时掺杂了国际势力和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如印度在刚刚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获得国家统治权后，尼赫鲁十分需要重新找回印度的民族自信，他选择了与中国的领土问题作为重振印度民族自信的钥匙，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错误。结果是印度的民族自信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个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民众角色，同样也是一个贯穿世界通史的历史因素，尤其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后，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家主体，民族主义更成为近现代国际政治中的根本政治主题之一。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间的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都是执政者必须考虑的，它的实力几乎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 那么，究竟什么是民族主义呢？乔治·奥威尔有一篇有名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参考他的见解，了解一下他的民族主义定义。 观察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和历史中的民族主义活动可以得到如下一些结论： ——民族主义是普遍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民族认同感，只是由于自己的价值观不同，在表现上不同。有的人十分偏激，如日本右翼分子，有的人比较中性，既支持本民族的强盛，但也不希望过分虐待异族；有的人对此并不非常关心，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投上一票。 ——民族主义者往往感性大于理性，这可以理解，民族主义者不是普世主义者，也不是一种包容所有民族的宗教，而是更多出于民族情感的情感政治。 ——民族主义者与社会正义并不一致，反而经常背离。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社会正义更应该建立在同一民族内部，而不是建立在民族国家间，因为民族国家间利益总是矛盾重重。 ——民族主义者是时刻存在的社会意识流，具有强大的能量，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一旦获得国家统治地位后，则整个国家很容易被引入歧途。民族主义者感情强烈，他们有时甚至只在意具有非常魅力的核心人物的思想主张，而并不在意这个人的民族属性——即使他不是本民族的人，只要他的思想富有强烈的感染力、符合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并且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这就够了。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民族领袖或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其实并不是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如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而不是俄罗斯族人；希特勒是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人（有传说甚至说他具有蒙古人的血统）；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岛，几乎可以说不是正统的法国人；爱尔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后任爱尔兰总理的德·瓦勒拉同样也不是爱尔兰族人；一战前后的法国总统普恩加来，积极主张法兰西民族团结、坚决支持进行战争，但他本人却不是法兰西人； ——历史总是由民族主义者来书写，他们既是历史行为的主角，也是刻意营造某种历史观念的幕后支配者，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在美化自己的民族或统治民族，同时，丑化或淡化异族。对于历史事件中本民族的残酷、血腥、违背人类公认道德的一面，民族主义历史的撰写者总是试图用淡化、掩盖，甚至只字不提等办法改变人们的历史观。面对历史事件，也同样如此。如中世纪欧洲广泛设立的宗教裁判所，英国星座法庭设立的酷刑令许多人为之胆寒，英国利用海盗攻击西班牙商船，进行残忍的俘虏海葬。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实行专政，也就是恐怖统治。世界各国发生叛乱、兵变时，成功的英雄们当时都曾有过疯狂的举动，如射杀反对的同胞。其实，在每天的媒体上都会找到一些关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残忍地对待自己同胞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民族主义者的笔下，都会变成为维护社会正义而采取的被迫措施，或者干脆说是少数纪律松懈的人干的，最近公布于世的丑闻也许就是美国虐待伊拉克、阿富汗和基地组织囚犯的事件了。美国政府掩盖真相、推卸责任的做法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再如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因为纳粹德国失败了，这些历史事件才得以昭示天下。其实在前苏联也存在集中营，包括德国战俘集中营和大清洗集中营。还有1933年，在乌克兰发生的饥荒，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这些事件发生在前苏联还存在的时候，但在前苏联国内是根本无法得到印证的。 ——民族主义者最后还是利益动物，大多数人往往为具体的现实利益而改变立场，或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潜化，甚至因愤恨、不满等感情原因而走向对立一面。这尤其体现在冷战期间和民族对立严重的国家间。有些有独立思想见解的人，主要是一些知识丰富的学者，如赫恩，就站到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边，改名为小泉八云，皈依了日本；卡莱尔时代，当时的许多生活在自由天堂的美国人转而投向强调纪律、自制、组织性的德国；冷战时期，许多身在东方的科学家、资深教授等选择出国、叛逃、做无偿间谍等方式站到对立的民族国家一边；还有威尔斯，《历史大纲》的作者，从他数年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原本是歌颂美国的一切，从制度到社会生活，但后来他变得完全敌视美国，同样也是敌视一切。 ——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无论民族主义者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怎样歇斯底里，甚至十恶不赦，民族主义都是现代国家的支柱之一，因为现代社会还是认同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所确认的民族国家为国际主体的原则。尽管现代社会文明不赞同种族主义——其实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一样的，但只要有民族利益之争，或者说民族国家之争，就存在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代社会来看，它都融于我们的生活中，也许平时并没有体会得到，但一旦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碰巧令你不顺心的还是一个“异类”的时候，你的民族情绪立刻就会被激发出来——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融于每个人的血液中，不是你没有民族情绪，而是你没有被激发出来而已。这种情绪在一个特定的氛围中时，一个人的呐喊、咒骂、愤怒的动作都会迅速传染给每个人，如在球赛中，这种情绪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可以说，有球赛的地方就有民族主义，这也成了民族主义日常发泄的一个良好场所。 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不稳定的、时刻可能偏激的、利益化的和拥有巨大能量的东西。民族主义既可以说是集人性丑恶于一身的大成也可以说是正义的化身，并且，最令人感到有些惊悚的是，历史上几乎每一件事都有民族主义者的参与。 对国家而言，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毕竟是感性社会因素，但它又具有巨大的能量，有时它又与国家理性战略不尽一致。因而当它与国家政策相违背的时候，则造成政府与民众的矛盾，而当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并且强烈支持国家政治的时候——无论此时的国家政治是否符合国际道德和法律，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偏激的影响，而当国家政治决策者希望将国家引入战争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国家法西斯主义。二战中的日本和德国、意大利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者利用民族主义者的例子。⑤ 中国需要的是建立真正的大一统国家，因此这就必须将民族主义者纳入到国家战略的轨道上来。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熄灭的——只要民族还存在，这种情绪就会存在，因而，将它纳入到国家整体战略中来十分必要。如上所述，民族主义并非是一种理性活动，当它与国家战略在某一时刻相冲突的时候，就会消耗国家的整体力量，会引起国家政治与社会的短暂分裂。反之，如果将民族主义纳入到国家整体战略中来，国家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展示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这是一种民众情绪，它可以代替政治直接正式地进行外交表达，直接告诉对手我们的反对意愿——进一步说，这有可能变成一种民族意志，也就是国家政治意志。民族主义就像是我们土地上的水，既给地球带来了生命，带来了人类文明，但又是灾难的源泉之一，所以我们既需要让它自由流淌，也需要建造防洪堤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4) 第九章(4) 4. 伏尔泰的坏蛋们 大国从来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也从来都是国际规则的蔑视者，伏尔泰把这些人称为大名鼎鼎的坏蛋，然而正是这些坏蛋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帝国，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卓越的帝王或帝国无论是规则破坏者还是制定者都会赢得尊重。罗马帝国完全打破了希腊帝国的梦想但也继承和发扬了希腊—罗马文明，它既得到了希腊的尊重，也赢得了罗马帝国之后的各个欧洲小国的崇拜。而罗马帝国时期的恺撒更是将玩弄权力的艺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一生从来没有称帝，但恺撒的名字是欧洲的无上荣光，同样，恺撒的继承者屋大维几乎破坏了一切罗马共和制度，但却赢得罗马元老院“罗马共和制的捍卫者”的称赞。 现代国际社会的法理照例是由那些欧洲的大国制定的。欧洲是一个纷乱的体系，王权至上和民族利益是欧洲国家的两大支柱，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就是确认了这种民族国家和主权概念，从而也就确认了现代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合理性。这就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两大基本元素，即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和主权国家的成员实体性。主权国家为参与国际事务的自然权利者和义务承担者，是国际法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再衍生出大国默认的共处规则，这实际上是一种大国均势状态下的相对和平状态的规则。保持主权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是这一规则的基本内容。另外的规则就是由众多的条约、国际法、政府间协定、外交规则、贸易协议等组成的外围具体规则。这些众多规则的核心依然是源于这一时期所处的国际体系——如维也纳体系、巴黎—华盛顿体系等大国谈判桌，当然一些无关紧要的规则仍然符合国际交往的传统和惯例。这些构成了完整的国际系统，至于是否完美则另当别论了。而最重要的是另外一个规则，那就是战争。它是大国蔑视国际规则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手段，同样也是制定新规则的工具。众多冠冕堂皇的国际规则背后是大国均势，一旦这种均势失衡，则一切国际规则都成了漂亮的瓷器，禁不起丝毫的敲打。大国一向控制着这个世界所有的地区冲突以及冲突的程度，在这些国际法成为废纸的地方，时刻警告着世界其它的地方，和平与繁荣是与大国的脸色息息相关的。如同冷战时期，世界近50年的和平就完全掌握在美国和前苏联及其它大国手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5) 第九章(5) 5. 国际政治三大规则 ●国际政治第一规则：力量与财富永远流动 在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相对完美的社会，那时古希腊在文学、艺术、绘画、雕刻、建筑、体育、数学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同一时代世界的颠峰。那时雅典控制了整个爱琴海，伯利克利对这个帝国的治理应该是处于一个完美的阶段，国家处在和平的环境之中，周边的海洋贸易相当繁盛；和平的环境和巨大的贸易利润又使雅典有能力兴建大型建筑，如帕台农神庙。这些神庙，又是许多雕刻艺术家讨论雕刻技术和研究人体美学的地方，古希腊对人体美学的研究一直影响着整个欧洲的美学观念。像波利克里托斯就确定了人体雕塑的理想比例；阿基米德等对数学、物理学的贡献不但使雅典成为那时科学的好学生，而且使欧洲科学方面也一直领先于其他文明；希罗多德则被称为历史之父，还有与之相比毫不逊色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同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则成为欧洲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曾经面对公众的责问，他问人们，你们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这一责问激起的不仅是当时公众的愤怒，更激起了人们千百年的思考，的确，人们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实际上，在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服从于少数几个精神或现实的领袖而已。 在地中海发现的一艘沉船就是那个时代的雅典商船，其所属年代可以确定为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425年，从船上打捞出许多双耳细颈椭圆土罐，这也许是雅典的贸易商品之一。雅典的繁荣就是建立在强大的海军和商船贸易上，从各种证据表明雅典的贸易利润足以购买粮食和支持各种行业的发展，包括军事行动。如公元前440年，距离雅典不远的萨摩斯岛和希俄斯岛发生叛乱，伯里克利率60艘舰船前往萨摩斯，同时派索福克勒斯前往希俄斯，在第二年就平息了叛乱。 在从欧洲到印度的海船上，都在船的两边画上一种类似眼睛的图案，这是一种海洋文化。从古希腊的花瓶上的绘画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眼睛”，也许他们是希望船会像鱼一样都有眼睛，因而也就会给海上的人们带来航向和好运。这些眼睛一般在小的船上是画上去的，在大型的海船上则是使用大理石材料制成。在那条雅典沉船上就是用直径约6英寸的大理石圆盘制成的。据此对雅典商船贸易的规模可见一斑。 然而，雅典的财富和强大海军没有与世长存。不久，雅典的中心地位被罗马取代。雅典人只能扮演罗马人的老师了，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后的罗马帝国存在了千年，但仍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在东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失去支配地位之后，欧洲再没有完全统一在一个帝国之下。这时，支配世界的是几个版图庞大的帝国，如唐宋帝国、阿巴斯哈里发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无论财富还是强大的军事一直是轮流在长安、巴格达、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城市流动。另一方面，与这些传统的大陆帝国不同，欧洲的诸多小国只能向海洋进发，这却奠定了他们又一次争夺世界权力中心的实力。在各个大帝国将彼此的力量消耗在永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时，欧洲的诸多小国开始大力开发辽阔的海外殖民地，开拓海外殖民地的代价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比起用庞大的军事预算来争夺并不能带来多大利益的领土而言，这些殖民地可谓是利润巨大，同时，这种远洋航海也带来了对科学的刺激。 在菲利浦二世从1556年到1598年统治西班牙期间，从菲律宾到美洲大陆、古巴，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到处都有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的财富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保护这些财富的就是强大的无敌舰队。从各个殖民地掠夺的财富是那么庞大，以致西班牙要组织专门的运输船队才能将源源不断的财宝运回西班牙。在政府组织结构上，西班牙王室建立直属的国家商务部，并规定海外各个殖民地的贸易只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才能算合法。那时，这些船队需要庞大的舰队护航，因此，西班牙每年都要派出两批舰队和商船队前往古巴——菲利浦二世命令所有满载而归的西班牙运输船都必须到古巴的哈瓦那港集合——然后在舰队的护航下返回古巴。船队首先到达委内瑞拉海域，那里是珍珠的产地。然后船队分成两部分，分别前往中美洲和南美洲。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那里是来自秘鲁的白银的集结地。一位教士曾形容说，在巴拿马看到一队运送白银的驮队，共有200多头骡子。这些白银在市场上交易的时候，就像 “街道上铺的石头一样多”。 在殖民地，欧洲国家为保证殖民地的财富流向宗主国，而不是在当地用于发展，所以普遍强制各个殖民地不得进行各种产业的发展，而必须用开采到的黄金、白银等购买欧洲生产的酒、衣服等各种消费品。 从1511年征服古巴，到美国占领古巴，西班牙对古巴的统治一直延续了388年。其间，从这里流向西班牙的财富不计其数，这需要那些大陆帝国积累多少年才能得到呢？没人统计过。以维拉兹克本这个人为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嗜血殖民者，他对黄金的远远大于对土著人生命的尊重。在这片土地上，他强迫当地土著人为他开采黄金和白银，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黄金的光芒之下。维拉兹克则被描述成一个 “财势无与伦比的征服者”。在他运回西班牙的财宝中，有两条这样的项链：“一条镶嵌有185块祖母绿宝石；另一条则镶有172块祖母绿宝石和10颗珍珠。”⑤在那段时间里仅在古巴海域沉没的运输船就有数百只，这对于现代海底探宝者而言，“古巴既是坟墓，又是磁石。皮耶特·黑恩，对西班牙人而言就是一个十分令人憎恶的海盗——“他不只满足于袭击掉队的商船，他看中的更是整个满载财宝的船队。”但对荷兰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英雄。黑恩从年轻的时候到他尸首两分的那一刻，一直就是一个海盗。在1628年8月，“黑恩和他的荷兰舰队在古巴北部海域突然袭击了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 ‘白银船队’。黑恩的舰队先在海上截获了西班牙人的9艘船只，又尾随着舰队司令贝纳伍德直至马坦萨斯湾。虽然西班牙舰队装备精良，但由于船上的货物装得太满，把火炮的射击口都挡住了，结果这些大炮竟一弹未发。黑恩和他的军官们也抛锚停船，并用小船载着火枪手冲向西班牙人的船只，把西班牙人赶上岸，抢走了六条船。接下来的几天中，荷兰人详细清点了包括46吨白银在内的大量战利品，然后把它们再次搬上劫来的船只，返回荷兰。荷兰人将黑恩看成他们的英雄，并用他抢来的白银为其铸造了一枚奖章，就连当时的荷兰儿歌中也有了歌颂黑恩的语句。”⑥ 在殖民时代，整个欧洲的国家就像是非洲草原上的各种食肉动物，既掠食弱者，也互相掠食。 1623年和1626年，荷兰与西班牙两次爆发战争，这又导致海洋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又一次发生转移：从马德里转移到了鹿特丹。荷兰，这个欧洲的小国，就凭着这种食肉动物的本性，戴上了“海上马车夫”的王冠，凭借这样小的领土，它的势力却可以遍及世界各地，甚至占领了远在东方的、庞大的明清帝国的领土——台湾！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就在不久的过去，郑和的远洋船队还是世界第一的远洋舰队。 此后，大英帝国、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都曾是世界权力和财富的中心，尽管有的仅仅是短暂的几年，如纳粹德国对欧洲的统治。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占据这种地位。这至少证明了这一国际政治原则：财富和权力永远是流动的。 上页的图表便是对世界财富与权力的流动做的归纳。 ⑦ ●国际政治第二规则：恩赏与攻伐并重 比较而言，欧洲的政治侧重于使用攻伐，而中国则更看重恩赐。欧洲征服了大半个世界，时至今天的世界仍然是按照西方的意志行事，而中国则赢得了持续2000年不间断的文明、独立和完整，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强盛的历史曲线。自1492年开始，欧洲横行世界500年，这也是一个充满炮舰、战争、强权的时代。此前的欧洲不过是地处世界边缘的几个小国，而世界的历史一直由几个庞大的帝国主导着。欧洲的突然出现打乱了世界原有的帝国均势，也带来了强权即公理的国际政治准则，这与中国使用帝国恩威并用的方式解决边疆争端的模式大相径庭。研究历史会让人有这样的疑问，难道作为一个帝国不知道使用武力的好处吗？不是，中国十分清楚武力效果，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强大打击不但迫使匈奴向西迁移，也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中国也不是没有优秀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指导了中国2000年，甚至海湾战争中的美军士兵也在学习它。但中国更清楚战争对帝国的危害，这种危害有时比战败更大，历史上许多大帝国的外向型战争也表明，许多战争是得不偿失的，甚至反过来会引起帝国的崩溃。因为古代中国这样的大帝国更需要稳定、和平的国家环境，同样也需要和谐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帝国的长久和繁荣。反之，如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几乎是在同时代的，这两个帝国的规模相近，也同样面临北方蛮族的威胁，但秦汉帝国及其后来的继承者成功地化解了这种威胁，那时中国的一切几乎都延续到了今天，而罗马帝国则最终败在日耳曼民族手中，尽管罗马军团在建立罗马帝国的时候强盛无比，但这种军队的强盛总是难以持久，并且一般说来，历史上战争的风险都非常大，没有一个帝国是常胜的。所以，罗马失败了，从那以后，欧洲就再也没有统一过。对一个帝国来说，这就是一个经典的失败。 相信人类历史中的任何文明都需要在残酷的竞争中发展，但这决不意味着竞争就一定是你死我活，而是一种充满竞争与合作、妥协与灭亡的社会。罗马帝国的失败例证了秦汉帝国尊重藩属利益、侧重恩赐、联姻等和平手段在维持帝国长久、稳定方面的成功；同样，现代西方社会的强盛也证明了强大武力在扩张、掠夺和促进社会财富与文明迅速积累和膨胀方面的实用和有效。 在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始终是影响欧洲和美洲的主流理论。由于西方的强大，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已经演变成为现代全球政治的基础理论。以汉斯·摩根索的理论来说，他理论的两大支柱就是：国家利益和权力，或者说强权。他的逻辑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是和其国家所拥有的权势相对应的，即弱小国家的武力手段十分有限，其国家利益就微弱；反之如果国家拥有强盛的国力、超强的武器，则其国家利益也就十分广泛，甚至可以一直延伸到其它国家内部。也就是以一个国家的权力大小来界定了其参与游戏的利益分配原则。汉斯·摩根索在论述中同样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性——其实人性可以说是一切社会理论的根源。他显然也是把人性归结为恶。他是现代最为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关系中强权与利益在各个方面的关系，和国家应该在此方面采用的信条。但即使他信奉武力的效果，却也主张国际社会应采用均势来达到平衡，而不是像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完全诉诸武力；同时，他赞同尽力通过外交周旋来化解国际危机和地区间的国家争端。可见，现代西方社会在达到鼎盛的时候也认识到，完全像殖民时期那样采取种族灭绝和压榨的办法已经不可行，而必须在国际社会中应用相对温和的外交手段，实则就是主张在国际争端中尽力寻求利益分配的平衡，这与清帝国所采取割让一部分利益给入侵者的做法在原则上没什么不同，都是一种利益分割。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维护国际社会均势、保持国家安全。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与古代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但在现实主义的国际社会中，文明的进步在残酷的争夺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有时仅仅限于人类普遍的道德方面，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已经尽量避免对普通平民展开屠杀，但在非洲这种种族屠杀依然不断。所以汉斯·摩根索同样怀疑所谓的社会正义和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 自然，在全球化的今天，相互依赖和利益共享也在流行，但也正是这种风靡世界的流行色再次体现了古老中国所崇尚的和平、利益出让和稳定的越来越显著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国际社会任何时候都需要两种手段——恩赐与攻伐——并用。 国际间的这两种手段，与国家内部的法制惩罚和社会利益共享最大的不同就是现代的国际社会仍然与过去的数千年一样，是一个无政府社会。 ●国际政治第三规则：塑造完美核心 为什么要追求完美？难道政治需要完美吗？答案是肯定的，政治不但需要完美，而且政治的完美是宏大与恒久的。这来源于对世界各地的文明历史的考察。世界文明的核心曾数度转移，从苏美尔到古埃及，再到希腊、中国和美洲，然后是中东、印度、欧洲。而今天，世界的重心在北美。追求完美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在历史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模仿当时世界文明核心的一切，从财富集聚到知识，从宗教信仰到思想教化，对当时处于文明边缘的人们来说，文明的核心几乎就是一个充满财富、智慧、和平的天堂。正如同马可波罗时期贫穷的欧洲对当时中国、印度的向往一样。 国际政治不仅仅是尔虞我诈的政治欺骗、陷阱和战争，大国的文明建设与这些同等重要。人类的文明历来是交织在善与恶之中的。如前所述，人性中有追求完美的本性，故而人都是希望生存在一个和平、充满机会和富裕的社会中的。只有富有知识、财富的社会才是能够塑造完美的社会，换言之，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任何人都向往的社会，它对人心的诱惑远远大于政治边界的束缚。 美军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表现令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因为从军事角度讲美军的表现近乎完美——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中，美军的伤亡代价微乎其微，这在世界现代战争史中绝无仅有。这并非是美国的幸运。在这次战争后，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界就有一个非正式的组织——由退役海军军官厄尔曼领导的，探索“完美战略”的研究小组，这个组织最初有7名成员，其中包括海湾战争中的空军指挥官霍纳和美军坦克指挥官之一的弗雷德·弗兰克斯将军，他们都是有实战经验的人。 美事优势明显，超出任何对手很多，所以美国人喜欢把战争打得更完美，这就是说人在任何时候都在寻求完美，包括手段上的完美。这种研究与心理学结合后逐渐演变成今天美军的“震慑”战略，说它已经是一种战略是因为美军已经不是单纯地将它应用在个别战场，而是广泛地应用在整个对外军事领域。不久前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军就将这种战略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水平。 其实所谓的“震撼”战略就是孙子所言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孙子的这句话不应简单理解为完全不使用军队作战，而是应该全方位的应用，既可以完全发动战争而令对手屈服，也可以边打边应用，如朝鲜战争中中国与美国的边打边谈，都是想用战争打消敌人发动下一波攻击的勇气，使其坐下来谈判。 对战争的总结中国人比美国人早得多也理解得更深刻。美国是通过一次次的现代战争重复中国人的心得。如对日本核轰炸的原因就是想彻底打消日本战时的信心和日后的报复心理，甚至是对整个东方的一种暗示，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文明的征服心理。传统上东方文明其实一直对欧洲文明拥有优势。 不同的是，今天核攻击只能作为最后的报复手段，更多的还是常规战争。 拉姆斯菲尔德出任美国国防部长意味着这种军事理论会成为指导美军现代和未来战场的主导思想，其实也就是如何更完善地发挥美军的技术优势。 当然，思想的应用与技术的应用不同，它需要的是时间和战场效果来说服规则的制定者。自然，军事上的完美表现仅是整个国家塑造完美文明的一部分，但却精彩异常，并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完美的文明包括了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不过我们也知道，这种完美是相对时代而言的，如中国的唐代是当时东方的完美核心，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地中海世界的完美核心，今天的美国看起来则是当代的完美核心。只有成就完美文明才能成为世界的核心，这就是千百年来人类历史的结论之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6) 第九章(6) 6. 瞪眼睛比赛：这是艺术！ 大国政治与小国政治有着根本的区别：小国主要寻求的是如何生存以及如何在大国政治中选择保护伞和分享联盟利益；大国政治则主要是寻求如何在全球政治中保持大国地位和获取最大全球利益。 冷战是经典的大国政治角逐游戏，而古巴又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幕。 自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领导的红色政权在古巴成功以后，古巴这个遥远的美洲岛屿就成为冷战中最适合政治领袖发挥想像力的舞台。美国自1823年发表门罗宣言之后，美国就成为美洲的主人，美国赶走西班牙在美洲的势力后，美国就完全加冕为美洲之王。世界也默认了美国的地位。在此后的一百年里，没有其他任何大国企图挑战美国在美洲的地位，即使是在二战的时候，无论日本还是德国都没有挑战美国在美洲的计划和实力。至今，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古巴红色革命的成功和后来的古巴危机事件。 1961年4月，美国人策划了一次愚蠢的颠覆计划，让一千余名古巴流浪者组成的乌合之众登陆古巴的猪湾，目标是推翻红色的卡斯特罗政权，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尽管登陆的人数很少，但一定会一呼百应，必然会得到古巴内部的响应，结果这批“人士”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就全军覆没。猪湾惨败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不得不免除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职务。肯尼迪在记者面前不能推脱责任，只能用了一句意大利谚语诠释他的心情：胜利有一百个儿子，失败却是一个孤儿。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前苏联就策划了一个行动：将导弹渗透到这个距离美国仅90海里的岛屿上。“从1962年5月开始，前苏联偷偷运送防御性和攻击性核弹、传统导弹、一批伊尔轰炸机以及大批陆军人员至古巴。赫鲁晓夫的动机在于：一、保护古巴，以防美国入侵；二、前苏联从来未在海外（包括东欧集团）部署核弹，美国则在前苏联周边到处设有核弹基地或派核潜艇巡弋，前苏联希望改变战略布局，在美国后院配置核弹以求得武力均衡，并弥补前苏联在核弹数量上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三、肯尼迪是个软弱的总统，也不敢挑战古巴的前苏联导弹。” 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的开端，在过去直至今天的这段时间里，世人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事件中为自己导演了一出因鲁莽行事而大丢颜面的舞台剧，肯尼迪引用的谚语似乎又赠送给了赫鲁晓夫。实际上，客观地分析来说未必如此。 美国一向视美洲是其禁地，前苏联不会不清楚这点，大国间一向有划分势力范围的传统，前苏联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行为，恐怕是一种智慧之举。“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古巴革命，并未引起克里姆林宫的重视，前苏联早已视拉丁美洲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不想介入；前苏联极为漠视拉丁美洲，甚至整个苏共中央、军方，竟然没有一个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可见，前苏联在这之前，显然一直遵守着古老的大国政治游戏规则。 而在古巴革命期间及革命成功后，前苏联都没有表现出支持古巴新政权的行动，也就是说前苏联并没有策划古巴革命，也就没有染指中美洲的企图。同样，前苏联在古巴革命后，明知道美国必然要严密注视身边这块“叛逆”之地，还要向古巴输送兵力和核弹，显然有更深层的企图，即在核威慑均势的情况下（核均势其实与弹头的数量关系并不大，因为只要达到摧毁对方的基本核弹数量就是达到了一种核威慑平衡，多余的弹头只是出于报复理论设想而已），前苏联如果有一张非常好的牌必然可以换回一个意外的收获。如前所述，前苏联需要寻求更广泛的战略平衡，前苏联清楚美国决不会允许在自己的家门口有这么多的导弹，前苏联也根本没有想让这些导弹永远摆放在美国的家门口，那只能招来美国确定无疑的摧毁。前苏联的目的就是要很好地利用一下古巴，将美国的战略推回一些。 “中情局的u～2飞机果然在10月14日拍到清晰的前苏联战略核弹基地的照片。前苏联在古巴兴建了24座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台，总共有4.2万前苏联人驻在古巴（中情局错估为1万人）。当时，美国拥有5000枚核弹，前苏联有300枚，据中情局估计，古巴岛约有30余枚核弹，实际上却有162枚。中情局局长麦康向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报告了古巴的紧急形势。从10月16日肯尼迪获悉古巴驻有前苏联战略核弹至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落幕，总共13天。罗伯特·肯尼迪日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十三日》，叙述危机始末。”⑧ 赫鲁晓夫一如1962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高峰会议上对肯尼迪的吼叫一样，“肯尼迪表现欠佳，颇多怯场，粗线条作风的赫鲁晓夫存心欺负后生小子，在会议桌上咆哮。”开始了对肯尼迪的讹诈。 说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是一个后生小子，就贸然将核武器运进古巴难以让人相信，政治绝非儿戏，前苏联人也不会愚蠢到没有这种常识，美国总统也绝不是孤家寡人，美国总统历来有一套相当有效的决策集团。“肯尼迪要求执委会拟订对策。经过六天的闭门辩论，执委会提出五种对策：一、侵略古巴；二、轰炸古巴；三、封锁古巴；四、要求联合国调解；五、不闻不问，任其发展。”肯尼迪说，“最坏的对策是动武。”10月22日晚上，肯尼迪首次告诉美国人民，前苏联在古巴部署攻击性核弹，美国决不容忍这种挑衅。他选择了相对中性的封锁古巴，“海军船舰对所有开往古巴的轮船实施‘隔离检查’”。 “两个家伙比赛瞪眼珠子，结果那个家伙（指赫鲁晓夫）先眨眼。”这是10月24日，国务卿腊斯克听到一批前苏联船队驶进封锁线后，调头回转或停驶的消息后兴奋地对国家安全顾问说的一句话。这也是世界一般认为的结果。10月28日，前苏联宣布从古巴撤出攻击性武器，包括核弹、轰炸机和驻军。 赫鲁晓夫则说：“先眨眼的人并不一定是个弱者，有时他是个智者。” 肯尼迪也说：“我们不要因恐惧才谈判，但我们也决不畏惧谈判。” 实际上，前苏联赢了。美国撤出了其在土耳其的核弹，也保证了古巴政权的安全。前苏联的代价仅仅是虚设的一步。其实前苏联是输在了宣扬上，美国只宣扬了前苏联在古巴的撤退，而没有宣扬美国在土耳其的退让。 在巴西人克劳迪亚·福丽娅蒂的《卡斯特罗传》中，也描绘了古巴人对这场发生在古巴，却无视古巴利益的交易产生的愤怒： “27日，控制着地对空导弹的前苏联军官击落了一架2万英尺上空的u～2飞机，克里姆林宫一片惊恐。菲德尔承担了责任，因为他一贯主张开火还击。当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美苏协议的消息。美国除了口头允诺不侵犯古巴外，协议规定土耳其和古巴导弹对等撤除。菲德尔收听了广播，他内心感到一种屈辱。他狠狠骂了一句，就像偶尔被激怒时一样。终于，通过媒体他完全了解到危机已经结束，古巴是危机的舞台和对象。”⑨ 显然，古巴只是一个舞台，戏剧结束了，该收场了，观众和演员都满意而归，只有古巴一无所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7) 第九章(7) 7. 中国来了，世界在窃窃私语 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既有历史渊源也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同时，这种和平理论更符合国际社会的要求——全球化过程毕竟已经历时500年，已经不再是欧洲殖民时代的血腥时期，而是一个谋求和谐共处的时代。自然，这并不表示全球化没有孕育矛盾，但如果中国这样的大国力主和平的话，显然符合普遍的心理。伴随着亚洲力量的崛起，传统的亚洲和平意识必然会为今天充满竞争情绪的世界带来和谐的希望。 雨果·格劳秀斯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最早的法理界定者，他的这种对安全的解释和维护就是源于对个人安全的定义和保护。基本可以归纳为五条：一、不侵占他人所有，包括财物、人身生命、名誉、精神伤害等的个人所有；二、如果有过侵占，则必须归还原主人，包括利息或由此衍生的其他利益；三、人人都应该保持良好的信用；四、个人失误造成对社会或他人的伤害和损失应该有所补偿；五、有罪当罚。我们可以轻易的得到比较结果，这与孔子、孟子所宣扬的仁、义、礼、信、廉、耻、智几乎完全相同，可见人类对公平、合理、秩序、和谐的社会有着不谋而合的一致。这也证明中国主张的和平崛起所包含的儒家哲学思想是一种十分符合人性的政治，如俗语所言，人心向背关乎天下得失。政治自古就与人心息息相关，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历史中，同样也将印证在未来的数十年里。 英国国际关系学家赫利德·布尔在30多年前就提出与格劳秀斯大致相同的国际安全论调。他同样先谈个人在社会中的安全愿望，再谈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要求。“人们在通常生活中希望的社会秩序不是那种由某个个人或群体关系随意制订的、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一种有预计的目标、进而实现某些预期目标或利益的生存计划。”在赫利德·布尔的绕口令中，他显然是在说维持生活就需要不停地工作和计划，而能保证这些得到执行的则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是基本需要。他要求的这个社会必须保证三个条件：一、这个社会的多数人能够幸免于难；二、社会契约能得到认真对待和执行；三、成员应有的私有财产权及其他公民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依此类推，国际环境中的国家如同社会中的个人，国家安全也有相似的三条要求：一、国家不受威胁和侵略；二、国际条约和政府间协定得到共同的遵守；三、国家主权和领土得到完整保持。 赫利德·布尔进一步论证应维持国际社会的存在，而不是让它演变为一个全球帝国的内部社会，也防止产生国家等级化，如产生权力强大的超级大国、拥有众多势力范围的地区强国和落魄的小国等。历史上，欧洲的教皇曾经成为西方世界的神圣领袖，导致欧洲经历过一段黑暗时代，神圣罗马帝国同样使欧洲产生了一个超级大国，威胁到许多欧洲小国的存在，今天的联合国会不会有朝一日成为世界的神圣罗马帝国呢？它如今拥有对绝大多数国家的制裁权，甚至军事干预权力，还有强大的跨国公司，它们对许多弱小国家而言都是庞然大物，它们甚至可以用金钱的力量操控一个国家的政治，还有各种极端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众多超越边界的组织都是威胁一些国家——有时甚至是大国的国家安全。 现在，中国参与进来了，世界一直在窃窃私语，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当日本在20世纪60～80年代重新崛起为一个大国的时候，欧洲人也在危言耸听，猜测日本会不会取代美国，美国对日本的防范之心也日益昭显，从加强驻日美军到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美国遏制日本上升势头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但最终世界不得不接受日本强大的事实，日本从军事实力到软实力都在影响着世界，甚至美国国内。中国的潜力远比日本巨大，故此，世界对中国的疑虑也远比日本深刻，只是中国不像日本那样迅速和来势汹汹，而是颇为温文尔雅，这也许正是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之处。日本第一次崛起的时候整个亚洲都受到它的攻击，它的崛起实际上是建立在亚洲的血腥之上的；日本第二次崛起（上世纪战后至90年代），只有日本自己变得富足了，其周边国家并没有得益于日本的富强。但中国不同，中国仅在上升的初级阶段，其周边的十几个邻国都感受到了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好处，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和东南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和中国在1997年金融风暴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赢得了东南亚国家普遍的信任。无论这是出于中国睿智的外交考虑还是中国的切实需要，都证明，当世界要求中国放弃威胁的时候，世界也必须放弃对中国的敌视，当要求中国接受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必须接受中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世界也才能从中受益。 在这场谈判中，主动权显然是在世界，而不是在中国，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一个和平大国，并不善于向外侵略，它的经济发展也不像欧洲那样要依靠建立在庞大的殖民统治基础上，中国的发展历来是自我发展型的——中国的汉、唐、宋、明、清等强大朝代都不是依靠向外侵略而建立的，而是自我经济发展的结果。相反，中国强盛之后周边诸国都会从与中国的贸易中得到利益。 在世界与中国的交往中，世界实际上至今还没有学会尊重中国，自二战后，世界应该认识到，与中国打交道至关重要的一条是：安全，即要保障中国的安全，这种安全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众所周知，现代经济是建立在对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能源运用上，中国的安全也需要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要求。中国对此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自1840年以来，中国历经了100多年的屈辱，这不是轻易能忘记的，中国时刻在提醒日本不要忘记过去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世界，若是世界想要一个和平的中国，那也要证明世界不会再对中国构成威胁。 中国的经济这些年是最为世界所瞩目的，世界应该使中国拥有正常的经济成长空间，而不是刻意地排挤中国——这些年经常能听到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浪潮。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0%，而中国的国内总产值只占世界的5%，相比之下，欧洲与中国的人口和面积相当，却占世界的20%，美国则占25%。世界不可能永远让中国保持在贫穷状态，这不公平，中国理应成为一个富足之地。其实，无论世界怎样看待中国，中国都将有能力重新崛起，中国改革2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份额就增长了4倍，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能保持8-9%的年增长率，这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为这种增长建立一块殖民地，完全是自我努力的结果，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的能力。自然，中国的增长打乱了欧洲为世界划定的经济地理格局，这先前已经被日本打乱过，现在是中国。那么，欧洲人和美国人应该明白，这种新经济平衡早晚会到来，与其像日本到来时那样被动应付，还不如早为中国让出空间，同时谋划怎样在新经济平衡下重新保持安稳。 在领土上，美国和欧洲国家也清楚，中国并不渴望进行领土征服，但绝对要保证自己固有的领土，但在价值观上则不同，中国在初期或者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像西方那样四处派出传教士，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会全盘接受西方的那一套理论，中国是一个传统文明大国，这一点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让世界印象深刻。中国不会自行其道，而是会融合世界，包括西方的种种有价值的文明，从而发扬出一种有超越优势的文明体系，自然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中国的新价值体系不是类似救世主那样的宗教信仰，但会让世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其中不得不再次提及文明冲突这个现实，但无论怎样冲突，结果都是由人来证明何种理论是适宜的、优秀的价值观。对普通人而言，实用的就是优秀的，这些普通人将最终影响政治家的喜好倾向。对此，中国已经表现出初期的美丽。中国的社会不是一个西方式的法制社会，但也不是独裁社会，政府既拥有相当大的权威，也有十分活跃的私人经济，看起来矛盾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在中国却运行得相当成功，尽管在现在中国的确有种种矛盾，但中国总是有办法协调，这在外国人看来颇为不可思议。同时，就是因为它有效。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研究中国的这种经济和社会模式，如印度、拉美国家、俄罗斯及巴西，甚至阿拉伯国家。这让世界看到，即使不执行西方的道德伦理和某些发展经验也可以致富。 同样，中国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也应该小心警惕。在中国20多年的发展中，世界首先大加怀疑，然后是惊讶于中国稳定的高增长，然后猛然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接着就蜂拥而至，现在是琢磨怎么从中国的增长中分得一杯羹。中国人不得不说，老外成熟了。例子很多，如美国近几年来不断想利用汇率问题敲诈中国，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利率的变化有调节世界财富转移的作用，美国无疑是想利用汇率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变成美国的经济增长。典型的还有，中国经济的增长肯定要扩大对世界自然资源的需求——中国对铜、铝、锡、锌矿石的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1/3，日本于是利用其已经建立的钢铁行业地位，与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联合提升铁矿石价格，竟然一次直接提高71.5%的幅度，起初人们还认为这是玩笑，但结果是真的，这一点使美国和欧洲的钢铁公司都怨气冲天，但还不得不接受事实。类似的还有中日争夺俄罗斯石油等。中国曾经翻来覆去想过怎样对付遍布世界的那些奸诈的商人，最终发现还是那句老话最适合，即有理、有利、有节——既要谨防世界对中国经济成果的瓜分、剽窃，也要有意识地让世界其他地区分享到中国利润，但中国应该是这一分配比例的制定者。 这种打交道不仅在国界之外，在国界之内亦然。如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在税制上有“超国民待遇”。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改革初期往往需要引进外资，这就需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这无可非议，但要让这种优惠不至于演变成为外资企业固有的优越感和成为排挤本土企业的成本优势，这样就有悖引进外资的初衷了，对本土企业也会造成伤害。在中国，地方政府为凸现成绩，会给外资企业过大的优惠以吸引外资落户本地，这种优惠结果演变成为一场“优惠攀比”，结果外资企业也就势得寸进尺，外资企业本来就有各种商业优势，现在再加上充分的政策优势，结果迅速占领市场，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国有企业也明显感受到竞争压力。在种种优惠政策中，最直接和明显的就是民营与外企的不同税赋，民营企业税赋明显要比外企沉重得多——据香港《经济导报》报道，外资企业名义税赋是15%，实际税赋是11%，内资企业名义税赋是33%，实际税赋是23%。结果造成这种现象：外企享受超国民待遇，国企享受政府津贴，民企独享高税赋。“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中，公平、公开可谓重中之重，并最终决定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场税制改革之辩，从某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引进外资政策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是继续给予同一个市场上不同企业不同的待遇，还是抓住时机创建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随着中国的“入世”及对世贸组织所承担的义务的基本完成，这个问题也将迎忍而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后现代文明与人本社会 第十章 后现代文明与人本社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女权主义者南茜·阿斯特到布雷尼宅第拜会丘吉尔。交谈中，阿斯特情绪高昂地谈论女权问题，并且希望丘吉尔支持她成为美国第一位进入众议院的女议员。但丘吉尔不但不支持她，反而对她的观点嘲讽有加，于是这位夫人恼火地说：“丘吉尔先生，如果我是您的妻子，就会往您的咖啡里放进毒药！” 丘吉尔温柔地说：“如果我是您的丈夫，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咖啡！” ——男人最好不要惹恼女人，女人从来不谈哲学，却深深懂得怎么对付男人。男人熟悉这个世界，女人熟悉人性。 1. 人类文明的根本：贪婪与秩序 ●人的概念 对人的判断上，大多数人还是十分虔诚地相信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相信上帝。 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多么伟大，其实我们也只是上帝一个工厂的产品而已；也不要以为上帝有多么了不起，他也只是我们的哲学家构思出来的谎言罢了，我们与他的区别只是在于——他制造的产品会繁衍，而我们制造的产品却只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但今天，我们既实现了机器制造机器，也实现了制造有生命的生物机器人的梦想。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上帝也不过如此。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自身还从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因改变自身而改变伦理、制度、法律等社会实质。自然，生物技术与医学有直接的关系，求生与祈求健康是人天然的愿望，技术应用在挽救生命上是无可非议的。“在20世纪90年代，心脏起搏器被植入体内是一种突破，因为这已不是寻找器官，而是器官和电子器具的结合，目的是恢复已丧失或变坏了的能力。”但是，“人体能力的改善似乎将是这类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大脑神经元和硅元件的结合打开了仿生人的潘多拉盒子。”① 自然，我们的技术会令我们变得强大起来。“有些试验使我们发现，这种结合使人体器官产生了新的能力。人会因此而具有超人的力量、极强的记忆力、精确的感觉力和更长的寿命吗？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但是，由于神经科医生和电子专家在神经元和微处理器的基本结合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仿生人的神话已稍稍突破了科幻的范围。”但是人如果改变了上帝赐予我们的原有身体，那么，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本源概念——人的概念，什么样的人才是具有合法权益的人，是上帝赐予的人还是生化人，或者生物机器人？ 研究人员之一的费尔南迪诺·穆萨·伊瓦利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 “直到最近一个时期，生物神经系统还只是技术获得启示的对象。现在，我们已进入神经系统本身，从而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也许神经系统是生物学上鉴别社会人的基本因素，但如今生物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早晚会出现一台机器的智力会与人平起平坐，也许在应用阴谋诡计上它还显得幼稚，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完全预测说不会产生与人类智慧相当的生物机器人，也没有一个政治家说能够制止生物机器人、生化人、克隆人的出现。而一旦他们出现，我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法律概念呢？ “这一研究成果已开始应用于简单的生物传感器。在洛杉矶，神经科医生米歇尔·博德里利用老鼠和兔子的大脑制成的仿生体，提示士兵注意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蒙大拿大学的昆虫学家杰里·布罗芒申克引导蜜蜂寻找爆炸物。他的一个合作者汤姆·贝克对蛾子触觉的识别气味的能力进行了研究。他想最终研制出一种能够探测出爆炸物确切位置的仿生体。美国在这方面的许多研究工作，都是为了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军事方面。”将技术应用在这些方面并不会引起多大的争议，因为这些是技术的正常应用范围，而我们要面对的是，也许我们不再是上帝唯一的孩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艺术品将在法律上与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权利了。这也许就是二三十年后的事。 可见，人不是自然的精灵，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一部分。我们既不是自然的上帝，也不是自己的上帝，更没有一个虚无的上帝支配我们。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问：人究竟是世界的主宰还是上帝的奴隶？蒙昧之初，人类几乎绝对虔诚地相信神的存在，但随着知识和力量的增长，人类越来越自信，进而到了藐视自然的地步，似乎人类主宰自然的日子指日可待，是这样吗？ 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主宰，永远都不是。 在《圣经》中有一个词：威利坦，这是指海中的怪兽，在《圣经》中是邪恶力量的代表。这实际上来源于航海者对巨型章鱼这类海洋动物的恐惧，儒勒·凡尔纳就曾经在其作品中渲染过它魔鬼般的狡诈和力量。在广阔的太平洋中，就有一种被称为octopus dofleni的巨型章鱼。 章鱼善于伪装，它可以在瞬间将自己和周围混合起来，它的皮肤使它和周围的礁石、海藻没什么区别，这既可以躲过海豹这样的天敌，也可以在猎物游过的时候突然攻击。在不同类型的章鱼之中，有的可以分泌出一种毒素，有的在深海中则把吸盘进化成了可以发光的器官等等。这和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没有，两者都是在进行一种系统性的智慧和角逐游戏。在选择间谍的时候，有一条标准就是尽可能选择不引人注目的人，相貌平平、令人过目即忘是最佳标准，智慧就是需要这样的外衣。但如果在谍海深处，美丽鲜艳的女色则又是一道间谍的风景——道理是一样的，平凡是伪装，美丽是炫目，同样可以达到避开怀疑的目的。 在人类的普通认识中，往往认为动物只是一种低等的生物，谈不上什么智慧，它们的活动更类似于条件反射般的方式——饥饿促使觅食，生存为了繁殖。但好像这过于贬低章鱼了。在一次试验中，章鱼明白只有打开广口瓶的盖子才能吃到里面的龙虾，而不是周而复始地围着它转个不停。这就是一种“概念智力”的思维方式，章鱼实际上有两套既独立又联系的记忆系统，一个是大脑（包含5亿个神经元），一个是源于吸盘的经验式的记忆系统——这和人一样，人类的认识同样来源于经验和自身的遗传信息。人类对这种神经及思维模式还远没有弄清楚。 也许，人和动物在自然意义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只在于进化的方向不同：狗在嗅觉方面不断加强；鸟类希望借助飞翔开拓生存空间；狮子靠狮群的合作和卓越的攻击能力获得尊敬；鲨鱼也是一样，借助群体间的组织协作力量，但它不想离开水；而人类，希望靠狡猾地利用各种工具来填饱肚子，而靠工具就不得不进行大脑的生物进化。这看似获得了上帝的青睐，实际上，在自然眼中，人类也只是众多生物中的一种，毫无特殊而言。 那么，如果说人类在生命的七大特征上与各种生物并无二致的话（只是在各个生命系统反面进化的程度不同而已），那么人类是不是在社会性方面可以区别于其他生物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自然是十分伟大而复杂的，千万别高估人类的能力。在自然眼中，我们和导致我们生病的病毒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性也同样不是人类的创造。 人类社会无论是在意识清醒的时候还是在意识混浊的时候都只是上帝实验室中的小白鼠而已，在人意识混乱的时候尤其如此，即人更加表现出其本质的部分。如人在醉酒后就往往表现出意识缺失，流露出的多是本身生物属性的强大特征。美国科学家的研究也发现，酗酒成瘾同样有生物学基因因素，而在动物实验中也证明，在动物中也存在母亲对子女的社会性影响。关系到人类社会法律和社会文明的情绪、忧郁和性冲动等就和血管中血清素的含量密切相关，而血清素含量低的猴子在猴群中也是表现得易于冲动和自控力低，它们往往更容易喝醉和好斗。在美国科学家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话： “希格利发现，尽管基因会影响一个人成为酗酒者的几率，是否有母亲照料以及正常的社会生活也非常重要。如果猕猴一出生就离开母亲，并且从来不和母亲共同生活，如果它们只能从同伴而不是母亲那里获得社会经验，它们通常会尝试饮酒来开始社会生活。”② 这和人类社会中破碎的家庭中的孩子何其相似啊。 也许，人类的法律早晚有一天会认识到，一个人酗酒并不是单纯的自制力差，而是有着生物学原因的。“如果他们有容易酗酒成瘾的家族基因，一个糟糕的童年也足以打破平衡，把它们送进长期酗酒者的行列。”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人类过于看重自己的社会性了，而没有认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超越自然，就在他们的身体里，自然的因素实际上时刻在支配着每一个人。完全的怪罪某人长期酗酒实际上是对他生物特异性的不公正，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还没有进化到依据个体生物属性的区别而制定法律和社会规则的程度。同样，今天的法律还只是针对社会平均标准而制定的，它对其中的一部分人是不公正的，人类的能力还没有达到将法律制定得精确到为每个人量体裁衣的程度——充分依据每个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环境差异而制定对应的标准，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种痴人说梦，但这的的确确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记住希格利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血清素是大脑的刹车闸。它控制着我们的情绪、动机和行为。”而每个人的血清素含量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甚至在一天中的各个时段都不尽相同。弗洛伊德的研究就是要告诉人们——人类的意识世界并非是上帝的赋予，而是大自然的杰作。人类在大自然眼中只不过是它制造的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一个机器而已。甚至人类自认为区别于动物属性的意识活动，也是自然世界制造的生物计算机活动的结果。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就如此说：“自我甚至左右不了自己，只能依赖潜意识活动中微不足道的信息。”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每一个活动都受制于潜意识。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甚至会得到令我们十分丧气和恐惧的结论：整个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受潜意识支配的，我们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木偶，我们的伟大文明原来也不过是自然的木偶戏，那我们是什么呢？这样说并非仅仅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现代新兴的进化心理学和现代大脑扫描技术同样支持弗洛伊德的学说。 如果还有人争论说，人的社会性还体现在人类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一个有区别于动物的政治活动。那么，不妨再看看科学家对动物社会组织性的研究。有趣的是这次科学家研究的是蚂蚁的强权统治方式和人类强权政治之间的共同之处。在《自然》杂志上，有一篇英格兰的大学教授弗朗西斯·拉脱奈克斯的研究论文。 “如果母蚁的地位受到其它雌性蚂蚁的威胁，她就会用刺对付挑衅者，并留下特殊的化学混合物。”一旦级别更低的蚂蚁发现这一化学物质，就会攻击这个挑战的蚂蚁，直到它死亡。拉脱奈克斯说： “这项研究表明蚂蚁和人类存在共同点，用武力维持社会秩序以防止出现不端行为。” ③ 这和人类统治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人类的战争似乎证明了人类摆脱了自然生存的束缚——由同自然的战争转变到同类间的战争，是外界压力消失的标志——证明了人类已经形成了区别于动物的文明。其实狮群之间也存在领地的战争，每个狮群内部也保持秩序和等级，有什么不同吗？人类利用工具，那是因为人类选择进化大脑，而狮子选择进化的是牙齿。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换算成利益，自然，如果你把亲情也看成是一种感情利益的话就更完美了。任何人之间的交往、诽谤、阴谋、战争、示好、亲密背后都隐藏着利益。所有的行为都按照一种社会契约的模式，即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一套社会规则，这种规则自人出生后就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教化着每一个人。这就是说，任何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在自觉地或潜意识地按照自然要求的去做。 这是英国《新科学家》杂志中的一篇文章： 我在研究中前进了一步，即寻找按规则行动的证据。我对社交游戏——在很多哺乳动物，尤其是在幼畜中普遍表现为快乐的打斗尤为感兴趣，因为这种打斗具有专门的交战规则，从而使参与者能够给一些举动以新的解释，否则这些举动看起来就可能升级为大打出手。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动物确实遵守规则，而且它们希望其它动物也能这样。 我对小狗和小狼的观察结果显示，它们使用一种特殊的信号来防止对游戏行为的误解。它们在发起游戏时，会做出一种“鞠躬”的动作，即蜷曲前肢，同时把翘起来，以改变动作的含意。我还发现，游戏者在猛击身体和撕咬时，经常利用自我强加的障碍来限制自己与较弱的玩伴打斗时的力量。角色互换也很普遍，这样在游戏时，强者经常会让弱者占上风。这类行为减少了玩伴之间在体型、力量等优势方面的不平等，从而培养了对开展游戏至关重要的合作和互惠。 遵守游戏规则看来有助于个体融入群体，从而获取群体生活的好处。不过道德感还可能发挥粘合剂的作用，从而建立强大的成功的群体，让整个群体受益。 所有这一切在人类道德方面能告知我们什么呢？首先，道德不是由我们创造的，其起源要比我们自身的起源久远得多。其次，我们应当放弃我们人类在道德上优于其它动物的观点。诚然，我们聪明的大脑赋予我们高度复杂的是非感，但同时也赋予我们更大的操纵他人的余地——作弊、欺骗、试图从不道德的行为中获利。④ ●善还是恶 为什么要从人开始呢？因为这是人的历史。 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善和恶，似乎这是人类所有矛盾的根源。 因为任何问题都是由人来问的，最终也要人来回答。任何事也都是人性使然。 “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哲学的起点，而与之对应的也有“人之初，性本恶”一说，哪一个对呢？ 在人性思想方面，孟子是主张性善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善端”即“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告子上》中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对人的非分之举他则完全归因于外界因素，“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过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 在《梁惠王上》中有这样一篇文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呼？”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遗其君者也，何必曰利？”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孟子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是否对他的国家有什么良策？孟子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利呢？只提仁义不可以吗？如果国君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园，士子、百姓说怎样有利于我个人？如果举国上下都只追逐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中，谋反弑君的必定是那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中，谋反弑君的必定是那些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士大夫在万乘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千乘兵车，在千乘兵车的国家中拥有百乘兵车，可谓富甲一方，然而，如果都本着先利后义的原则的话，那么不把国君的全部权利和财富都置于自己手中他是不会罢休的。但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尚仁者会遗弃父母，也从来没有一个尚义者会背叛君主。那么，作君王的是不是只提仁义就能安保太平了呢？何必出口必言利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将之所以推崇仁政的哲学阐述得很清楚，与王政最直接的矛盾就是“利”，孟子哲学认为仁心是人所固有的，也就是“性本善论”，这种仁心无需外求，而是需要“反求诸己而已”，也就是要自我修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妥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这段文字出自孟子《尽心下》一文，要求人们从清心寡欲做起，修身养性，逐渐做到内圣外王。“人人可为舜尧”，这就要首先消除人为利而引出的矛盾，消除矛盾的根源，各自遵循各自的人生轨迹，与人为善，人与人和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这里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君王以这种心治理国家，臣民又遵循仁义理智的教义，那么可谓政通人和，天下太平了。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的哲学也只是众多的思想之一，孔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主张，他带着他的梦想去拜见一个个君王，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抱负，最终也没有一位君王真正接纳他的哲学，更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政治主题是富国强兵，以图霸业。而孔子、孟子的主张过于偏离现实，君王们要的是长矛和粮食，而孔子、孟子给的是哲学殿堂。哲学殿堂固然令人崇尚，但那应是在霸业已就，需要从长治国之时。换句话说，正是商鞅变法奠定了秦一统天下的基础，而不是孔孟哲学，也正如秦王朝的暴政违背了孔孟的重民轻君思想而导致覆没一样。 事实上，利益与仁政并不是矛盾的一对，但却要有个平衡点，这还是要归结到人性的善与恶上。孟子的言论、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这是他的出发点，然而，人真的性本善吗？如果不是性善，那就一定是性恶吗？ 看看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有人生下来就是皇帝，有人生下来就是奴隶，公平吗？有人虽贵为名门望族却荒淫无度，为害一方，有人同样出身高贵，却功绩斐然，名垂青史，是生活方式不同吗？有人一生贫寒，愁苦凄凉终日，最后冻死路边，有人贫贱不移，隐思勤奋，终有所成，是命运吗？ 其实，相信命运还不如相信这样的一个公式： 命运=人性×性格×后天思想（环境） 自然，这个公式只是一个表达方式。 性格，有其生物属性，而后天的环境（包括各种环境，如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宗教环境、社会环境等）也是导致其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而这个后天思想则是影响人性的主要因素，人的性格难以改变，这就像每个物体都有固有频率一样。性格与后天思想互相影响，最终决定这个人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也就同样决定了他的命运。当然，有些后天环境不是某个人凭个人能力所能决定的——如生而为奴，那么他也只能成为这个社会中的默默无闻者。而有的人虽生于贫寒，但终究是生活在人人皆有机会的社会中，所以，他可能会凭着坚韧的毅力和丰富的学识获得成功，如林肯。人离不开社会，人与社会就像鱼和水，至于人性，生来是没有区别的，人生下来时，只有性格的懒惰与勤奋、毅力的坚韧和脆弱，而没有善与恶，善与恶是在后天中形成的，是社会和个人环境以及他的性格三者共同铸就了他的思想。 人生下来时只是一张白纸，是他的性格、他外在的环境和他这个时代的社会共同在这张白纸上描绘出的一幅命运之画。 其实研究人性是一个亘古的命题，也是一个应该用现代科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人性无处不在，这不能仅以宗教、阶级划分，也不能用不同文明与文化、民族心理等各种表像来表达，因为这些都只是人性的表像而已，相反，它只能证明人性的存在和它的伟大，而不是否认。如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他们都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那就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以地中海为内湖的大帝国之王，他们都坐在一把相同的椅子上——他们是皇帝，大权在握，有千百万的奴隶，在这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观看角斗表演，可以把任何人投放到罗马竞技场，包括元老院的元老或是一位将军，他也可以用一支军队去征服一个国家，然后将那里的人民屠杀或是变为奴隶，这都随他。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帝国，军队是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核心，而皇帝是军队的灵魂，也就是说他有强权，必要时可以用剑而不是法律来说话，这也就为他的人性表演提供了保证。 恺撒是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好评的一位罗马统治者，他慈善、明智、宽容、温和有理、忠于朋友，他没有像苏拉和马略那样对政敌采取残酷的报复，斩尽杀绝。恺撒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非常想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但那时罗马共和制思想还是那么坚固，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地戴上皇冠，当有人在城门口前把他当作一位凯旋而归的国王来迎接的时候，他很高兴，但他说：“我不是国王，我是恺撒！”是虚伪吗？自大吗？他是恺撒，所以根本不屑作为一个国王吗？的确，恺撒后来在历史书中一直是一位高于一般皇帝的凯撒大帝——俄罗斯和德国的皇帝称谓也都来缘于恺撒一词，也许，他的一生可以用他征服小亚细亚后的一句话来总结：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不是吗？他同样也征服了罗马帝国，他真的不可一世，但恺撒从没有真正称帝，也就是说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皇帝，他却是一个十足的凯撒大帝。作为一个军人，他有征服敌人的军事才能和军事素质，也像普通军人那样经历过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在西班牙战胜庞培两兄弟时说：“过去我是为取胜而战，这次我是为生存而战。”同样，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有时也不得不赌一回，在渡过鲁比扎河的时候，他说：“股子已经掷了，就这样吧。”当作为一个男人时，在征服埃及以后，他又醉心于埃及女皇科列奥帕特拉的美貌，以至有人评说：“如果科列奥帕特拉的鼻子短那么一点，那么世界历史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作为一个帝国的征服者，他已准备好征服帕提亚，以再现亚历山大的辉煌，然而，他的仁慈为他带来了不幸。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他远征的前三天，他被元老院刺杀，凶手就是那些受到恺撒宽容的元老们。而作为一个政治演员，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无疑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明明是共和制的终结者，然而却以“奥古斯都”这种元首制做法赢得了“共和国的恢复者和自由战士”的赞誉，正如维尔斯所说：“在这出罗马共和戏剧的最后一幕中，他是一个比其他演员气势都大，能力都高的人。总起来看，他也许是当时罗马可能产生的最好的人物了。”恺撒未能突破的共和制障碍，屋大维不但突破了，而且利用了。 相反，尼禄在罗马史上却以极端荒淫、残忍而著称。在罗马和平盛世之时，尼禄就有了为所欲为的机会。为所欲为，这是人性的一个真实要求，人类理想在现实中因面临诸多的、冷酷的限制而不可能实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几个人有机会在为所欲为方面得到尝试。尼禄就是其中之一。皇帝实质上是国家管理中的一环，是国家管理系统中的一个职位，当然，这是一个核心位置，因而自古许多人为它明争暗斗，因为这个职位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尽管有时权力的大小会因时势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尼禄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罗马帝国处于盛世，官僚体系完备，社会稳定，皇权相对集中，以致可以让他为所欲为，让他尽力展示人性，他完全没有兴趣思考作为一个皇帝应尽的职责，而是醉心于音乐、戏剧、赛车和女人，并且喜欢用残忍的手段对付每个人。公元59年，他派人杀死了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因为他担心她会和他争夺王位；之后又逼死了已经辞职的塞涅卡；不久，他又恢复了叛逆法，这也就意味着许多贵族将会因此而丧命；尼禄遗弃了他的妻子，也就是屋大维的女儿，他还公开让娼妓在皇宫大跳舞，而且，他还身披新娘婚纱嫁给一个淫童。公元64年，他又放火烧了整个罗马城，为的是在这里重建一座巨大的宫殿，名为金宫；尼禄对艺术有着出奇的迷恋，亲自参加舞蹈、歌唱和赛车等各种比赛，并且坚持以平等的身份参加，他甚至亲自参加角斗士的竞技与表演，一个皇帝到了如此地步，除了背叛还会有别的选择吗？一个企图推翻尼禄的将领失败后被处死，尼禄问他何以忘了自己宣誓效忠的誓言，他回答说：“因为我恨你，当你深受人民爱戴的时候，全军都是同样忠诚，会拥护你，但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驾着马车赛车的家伙，一个优伶、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尼禄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但不能否定他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的这种精神正如他死前的呼声——“在我身上死去的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如果在今天，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毕加索，同样，毕加索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可能是一位好皇帝。 尼禄为人残忍，却不能说明人性就是残忍、是恶。只是人有了施展的机会才将人性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反过来也证明人有劣根性？不，不是这样，屋大维也同样残忍地对待他的政敌，但仅限于政敌，却不是随意施暴，恺撒更不是，他的宽容和善良有目共睹，他们都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施政手段和为人却大相径庭，这只能说是他们的性格与后天思想的结果。 在李维的《罗马史》和玻里比阿的《通史》以及后来的历史中，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如果单以善恶为论，各自都占有不小的比例，如果谁有兴趣做一个统计学调查，调查世界各国元首的善恶性，相信大致的比例应在50%左右，当然，这会有社会时势这一重要影响因素，但这不影响人性的表现，只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再以简单、残忍的屠杀、奴役为手段了，表现残忍、冷酷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不顾民众疾苦的苛捐杂税等。 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行为史，国家、社会是人类的组织形式；战争、商业行为则是人类争夺利益的表现；而宗教、文化则是人类对自身意识的思考和表现。如果把整个人类看作上帝，那么怎么用战争来解释创造文明这种伟大呢？可见人类不是上帝，人类也不是撒旦，不仅仅是毁灭和破坏，还有创造和繁荣。 权力与人性，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人性与权力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孪生姐妹，几乎人的一生都是在追求权力，因为获得权力是施展人性的保障。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有一句著名的警世名言——“权力使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权力真的如此邪恶吗？《权力论》作者丹尼斯·朗则一语道破，他说阿克顿只表达了“一半真理”，另一半真理是：“权力可以使人崇高，正像使人一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丹尼斯·朗对权力与人性的理解更为透彻和完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1） 第十章（1） ●人性 人性的善与恶，同时存在，如果问善与恶的目的是什么？回答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实际上，说人性的善与恶都是在说他获取利益的手段是善还是恶，区分这种善与恶有时根本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统一标准，甚至显得毫无意义。如恺撒为争夺罗马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是基于千万人的生命之上的，屠杀生命不可谓善，而这对于稳定罗马帝国，对于罗马帝国的发展和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延续来说都是有益的，甚至是绝对正确的，难道只因为要行善就放弃这些吗?上帝有两只手，从来都是一只手黑，一只手白。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那么究竟恺撒是性善还是性恶呢？结果是一味地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时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回头再来思考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这究竟是人性本源的哲学思考还是人类行为手段的思考呢？不言自明，离开了目的的思考是没有价值的，利益是人类的核心，这么说似乎背离了孟子的学说，孟子主张不提利益只谈仁政，似乎只提利益太过唯利是图，又太危险。实则相反，孟子哲学的精髓，儒家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出世之精神行入世之事——其精神更接近于道学，而行事更接近于兵学。在现实世界中，面对诸多形势，则取中庸，不是简单的行中间之道，而是力求在现实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既顺应自然又不失利益。孔孟哲学的目的是获利，而且是获大利，而不是否定利益，他们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建议梁惠王施行仁政的目的是易于统治，清心寡欲的目的不是安贫乐道，而是削弱巧取豪夺，是向土地、勤劳要利。孔孟哲学奉劝历代帝王的也是这样，而历代帝王作为世俗的领袖，他们更精明地看到的是这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哲学的确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这样的思想有利于削弱民众的反抗精神，默认不公平，转而简单地向土地、向自己提要求，这变异了孔儒哲学的原意，慢慢地背道而驰，变成了一种愚民政策。而这正是帝王们的要求——他们其实不否认儒学的良好意愿，但更愿意看到这种愚民政策的效果，因为他们是现实的统治者，他们不能不认清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距离，否则他们就将置自己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还有他们的权利。 孔孟哲学似乎遗忘了人性中的惰性。实际上，任何生物都有这种惰性，也正是这种惰性促成了自然界的生存竟争，它绝不是简单的一种缺点。当一块草地上几种生物共生时，由于食物源已经分配完毕，后来者要么到更远的地方，要么掠夺邻近者，否则就会饿死。生物的共性之一就是惧怕死亡，之二是生存，之三是懒惰——这可以避免消耗过多的体力，因为与其用这份体力去觅食还不如去掠夺，这是一个生存法则。那么后来的生物就只有消灭其它生物才能生存。事情进一步发展，当更远的地方的食物源也被分配完毕后，再后来者就只有两种选择了：其一是饿死，其二是掠夺。选择第一个它是不情愿的，但在其体力不支持它掠夺的时候就只有被淘汰了，相反，体力足够时，它就只能去掠夺，这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自然界的生存状态。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是后来者如果体力不支，又不甘心就这样被淘汰时，就会采取一种组织形式，这就是联合。联合有几种方式，一是联合其它后来者合力进攻，二是联合后来者中的一个攻击另一个，三是用各种计谋除掉一个原有者，自然历史就这样演化了。 可见，生存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是发展，生存与发展没有严格的区分，发展只是生存的继续。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只是想达到一种生存的目的就止步不前的发展模式，如果掠夺成功为什么还要自己去耕种呢？这显然是一种海盗式逻辑，但这种逻辑却符合自然界的生存学原则，如果都只是简单地为生存而生存的话，那生物也只需保持在原始细胞阶段就可以了。如果既要繁荣的世界，又要坚持仁慈，那你怎么做到既要狮子活下去又不吃羊呢？ 在历史上，违背仁慈却符合历史进化的事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有些被称为大逆不道，在“9·11”事件中，本·拉登无疑是美国的敌人，一个罪大恶极的恐怖主义者，然而美国却宣布为这是对美国的战争行为，这里，美国显然似乎过于热衷于这样一种后果，它急于要进行一场战争，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中亚，控制那里的石油资源，以及一些战略要地。然而美国似乎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宣布为战争，那无异于是说本·拉登是一位反美英雄。事实上，在本·拉登的世界中，也就是在阿拉伯世界中，支持本·拉登的大有人在——从沙特王室到阿拉伯贫民都有，而如果美国仅宣布本·拉登是一个罪犯的话，那得到的道义支持要远远大于今天，当然，这就和中亚的石油相去甚远了。明显可以看出，美国统治者并不是具有远大眼光的领导者，而只是战略实利者。 人对利益的追求是源于生存这个古老而恒久的主题。当竞争成为人类生命的主题的时候，人的利益也得到广泛延展，已经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生理需要，而是包括了道义、荣誉、信仰、亲情、民族感、国家感等内容。侵犯了这些方面，对于一些人而言也就等于侵犯了他的生命，他会奋不顾身地反击，当然，大多数人还处在一般意义上的自我保护。 自然，历史中大部分是普通民众，他们或成为奴隶，或受到屠杀，或受到欺压，而只有少数人成为特权阶级，这大部分的人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吗？为什么不反击呢？因为历史竞争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要求人们之间有组织协作，这种组织体系之内有分工，也就有利益分配制度。有竞争就有不公平，绝对的平均主义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这是普遍的社会契约。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组织体系的利益，大部分人都只能认领这份利益，否则会毁掉整个组织，那么连基本的生存利益也无法保障，除非他们有能力以一种新的制度取代之。 在人性中，我们似乎总是在思考：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不停地奋斗、生活、赚钱、享受、繁衍后代、对社会大发议论？研究整个人类历史和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你都会发现，人类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受人性中一个最终原则，或者说是终极目的支配，这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追逐完美，即人性中有一个完美主义原则。 究竟什么是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呢？也许还是莎士比亚说的文雅含蓄一些，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他的理性多么高贵，他的力量多么伟大，他的仪表多么优美，他的举动多么文雅。他的行为像一个天使，他的智慧像一位天神。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当然，还得把他最后一句话去掉，然后就完美地表达了什么是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即人天生有在所有方面都追求完美的本性。 1971年，三个嬉皮士创立了一个咖啡馆，它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星巴克，这里的咖啡价格不菲，但并不是添加了什么，而只是纯正的咖啡，为什么还这么吸引人呢？星巴克的总裁霍华德·舒尔茨说：“我们创立的星巴克是一个绿洲，是除了工作和家庭之外的第三地。”咖啡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饮品，它所包含的意境远远大于它本身，许多人的生活已经融于其中了。星巴克提供的是一种情调，正像音乐无需翻译一样，能让不同语言的人们共享，来这里就是享受生活的愉悦。 当星巴克于1971年诞生之时，加布里埃勒·科科·香奈尔却在同年去世。提起香奈尔，在时装界没人不知道。美国时装记者尼娜·海德曾评论香奈尔的继承人卡尔·拉格费尔特说：“每一季都从零开始。”永远不满足，总是渴望创造新东西，这就是香奈儿。 当你开着一辆法拉利跑车驶出你的海滨别墅，然后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屋，开门那一刻，海风同时吹起你的女友身上的香奈尔时装时，那种亮丽似乎刹那间感染了整个咖啡屋的时候，你满足了吗？你是不是还想说：“不，我还缺一艘私人游艇呢！”不错，如果你到别的城市开会乘坐的是自己公司的专用飞机，这也并不过分，现在不是世界上许多大老板都有自己的飞机吗？ 看来，生活总有美好的一刻，却永远都没有最完美的。 卡尔·拉格费尔特永远不满足于自己的设计。“每一季都从零开始”——这既是他自我保持艺术生命力的办法，也是尊重人们永不满足已有品牌的这一特性。同样，世界到处都有咖啡，为什么一定要去星巴克，如果单从价格上考虑，去星巴克比去别的地方品尝咖啡要贵得多，那为什么还要去呢？因为那里有喝咖啡应有的格调，这是一种和谐，正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物质的完美和谐。从来不会有人真正否认自己，更不会否认自己的存在，而证明自己存在的惟一方式就是拥有支配自我的权力，尽力地拥有更多的东西，以达到我们表现精神所需的一切。 以今天的科技手段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的粮食产量足以维持人类生存，过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简单和谐式的生活已绰绰有余，但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类永不满足，这不是一句“贪得无厌”所能解释的，这是基于人性中固有的追求完美的本性使然。 的确，大多数人忙于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因为这是这个社会的存在机制，然而也有许多人热爱他所献身的领域，如医学、艺术、科技等，这种热爱要大于他的生命，如果遇到选择，有不少的人会选择放弃生命，因为他力求在他的领域中尽善尽美，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同样，古代一些帝国的创建者们，他们也力图建造一个最强大、最繁盛的大帝国，并使之恒久，这同样也是一种追求，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毁于一旦，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人类登上月球是为了科技和人类的明天，那你也应该理解那些帝国创建者——因为他们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他们的完美。 你可以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你却不能否认现实的规律——从历史到今天，有一个规律一直都存在，那就是在竞争的前提下，人类的怜悯之心永远要小于利益争夺的压力，在非洲及世界各地，受饥饿困扰的人们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人类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简单计算粮食产量就可以说能，但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就等于否定了人类的竞争机制了，设想一下，商人们的目标是为了赚取商业利润，而假设你认为应该让富人们把维持生活以外的财富都拿出来分给非洲人，那么商人们谁还会再去从事商业活动呢？而商业活动是使我们这个世界充满活力的支柱之一，没有了它这个世界就难以想像了。 人们之所以要一方面保证繁荣之地更加繁荣，一方面又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和贫穷之地以援助，是因为保持竞争机制和希望全人类共同发展一样重要，也就是人性中所说的完美主义需要两者的协调，不同时代要求有不同的平衡点。如古罗马帝国为维持帝国的威严和统治性，经常大量屠杀战俘，而随着帝国的发展，却又几次扩大公民权的范围，以及给予外族更多的利益等。 无论你是相信精英政治还是信奉阶级政治，你都无法否认领袖在历史中的核心作用，原因就是他是核心。无法想像没有拿破仑这个人物法国这个时期会是什么样，欧洲的脚步又会走向什么方向，今天的美国是否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历史就是一场因果关系的舞台剧而已，你不要希望以一句“如果没有拿破仑，那么也会有第二个拿破仑”来推演历史，任何事物都是数学逻辑和个性发展的结合体，而不是纯粹的数学逻辑演算结果。 领袖首先是个完整的人，也就是说他具有和你我一样的人性，而同时他又肩负整个国家的重任，整个国家系统的核心就是他的人性和智慧。前面说过，无论怎么说，他的命运都来源于他的生物性格和后天环境，而他的智慧也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核心继承了他成长的那个时代的个体与社会属性，整个国家也就将在三种主要因素下发展：这个核心、国家的传统属性和外部世界的影响。 无论是在生物界还是在自以为高明的人类社会中，企图超越别人都是一种强烈的。“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冠军和首领，任何人都在内心深处想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然而，只有少数人到达成功的顶点，走上领导人的岗位。我们明明知道山顶上只有一个人的位置，我们仍试图竞争，这是人类追求完美的必然。” 秩序在客观上来说其实就是要求你承认尊卑和等级制，如果说在低等生物中表现的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在群居动物中则一目了然了。世界上的群居动物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核心，而不存在绝对平均式的社会。人和任何群居动物一样，都需要准确地明白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原因就是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向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原点，然后才是确定目标——如果你想改变你目前的处境就必须参与到权利竞争这个游戏中来。 人们为什么如此关注克林顿的性绯闻？就是因为总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他是完美的则这个国家就趋向和谐，他如果是邪恶的则这个国家就趋向疯狂。例如美国总统一向被要求在公众面前要保持一种完美、有魅力、能得到公众赏识的形象，因为美国需要他为整个社会做表率；相反，希特勒的疯狂、超人意志和种族主义则极大地鼓舞了日耳曼民族的愤怒、狂妄和野心。 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拿破仑，还有希特勒都曾利用他们卓越的军事天才和组织才能，以及煽动性的演讲来缔造他们个人及国家的辉煌，无论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总是左右了历史前进的脚步。情绪是可以传播的，这在昨天还很神秘，但在今天早已是一种经过神经科学验证和理论研究的事实了，它在今天的应用就是情商理论，丹尼尔·戈尔曼是情商理论传播学方面的著名学者。他首先得益于神经心理学方面的一项成就，即“例如，一名领袖特有的能力之一是神入（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为了组织和完成各种任务而与其他人联络感情的能力。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领袖开了发令枪以后，他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在每个人的大脑里产生共鸣，感染着整个团队。”据此，丹尼尔·戈尔曼的结论是“成为一名领袖所需要的最起码的条件与智力、决策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有关，但是要说能否当领袖则取决于纯粹的情绪因素，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也就是说卓越的领袖拥有比普通人高出85%-90%的感染他人的能力，并且可以让这种能力在人群中传播下去。 美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灵长目从幼年就辨认并观察他们同类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之间为争夺一个特定的等级位置而展开竞争，从而在同类中间形成统治与屈从这种特殊关系。” 很好的表达能力是感染他人的最有效手段，几乎所有的卓越领袖都有非常出色的表达能力。自然，这和他们丰富的个人阅历有直接的关系，如丘吉尔的一句话：“名人的经历往往是一部饱经磨难的人物传记。” 对于领袖而言，除了他个人，他还要面对另外两个强大的因素，所肩负的国家的传统属性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这是一种平衡与创意的表演艺术：一方面是传统规则，一方面必须寻找一条新路来把国家这条船引领到有丰富鱼群的地方。 结果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领袖，丹尼尔·戈尔曼给出了这样一个药方： 1. 领袖的自我意识——情绪意识：领袖应可以触及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并将对感情如何影响自己的成就作出评估。 ——自我评价：领袖应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善于嘲笑自己和作自我批评。 ——自信：具有依靠自己的长处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参与感和安全感。 2. 自我管理 ——自制：有疏导自己感情的能力。 ——透明：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信仰，使领袖具有威信和感召力。 ——适应性：领袖应有能力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面，同时保持专心致志，保持行动的连贯性。 ——雄心壮志：雄心勃勃使领袖具有提出更高的目标的能力，并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 ——主动：领袖不能等待机会的来临，他应先于其他任何人寻找机会并作出决策。 ——乐观：领袖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在他的班子中营造积极乐观的气氛。 3. 社会意识 ——神入：领袖有能力通过其他人表现出来的迹象来了解其他人的感情。 ——组织意识：领袖在他的班子中如鱼得水，他善于检查人们形成的网络秩序，使每一个人处于他应有的等级位置上。 ——服务：尽管领袖处于指挥的位置上，但是他不应忘记他的作用是提供一种服务、一种产品、一种思想……班子运转得如何取决于他。 4. 管理 ——灵感：领袖不仅是闪耀着灵感光环的人物，而且也能使班子里的其他人富有创造力。 ——感召力：领袖所具有的说服力能把最优秀的合作者们团结起来，再收集每一个建议，使领袖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召力。 ——重视他人的成长：领袖应为下属的成长进步，为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创造条件。 ——应变能力：领袖应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在危机关头应是第一个改变其行动策略的人。 ——化解矛盾冲突：在产生矛盾的情况下，领袖的到场应起到镇静和化解的作用。 ——团队工作：没有团队，领袖就起不到任何作用。领袖自身的发展取决于团队的工作。⑤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什么药方？这简直就是一个如何追求尽善尽美的药方。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把领袖塑造成一个完美形象，因为这是社会的普遍追求，为什么？因为人性中有追求一切完美的本质。 ●人性中的手段性 这是一个朴实的真理：要达到目的，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手段。 500年前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有一句名言——“既要像狮子一样勇猛，又要像狐狸一样狡猾”。马基雅维利是现实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君主论》一书在500年里经久不衰，如民间流行的观点一样：每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枕头底下都会有一本《君主论》。 在现实政治中，如果说每一个想当皇帝的人的枕头下都有一本《君主论》的话，那他们都不会承认。相反，他们看了这本书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杀了马基雅维利，这就是人性中的手段性。 手段是智慧的体现，而战争是智慧的最佳舞台。公元前218-201年的汉尼拔战争可算得上是战争艺术的经典之作。迦太基位于地中海南岸，与古罗马帝国隔海相望。汉尼拔对罗马的进攻路线却选择从西班牙出发，沿地中海北岸前进，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面侵入罗马。这条路线的选择大出罗马人的意料，汉尼拔的战略从一开始就胜罗马人一筹，汉尼拔认为从海上进攻是一种冒险。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失去了制海权，没有舰队保护的大规模运输航行无异于自杀。其次，从罗马南端登陆，会引起当地人的抵抗，不可能得到帮助。而从北方进攻，则可得到高卢人的支援。同时，如果在北部取得良好的开端，则有可能获得罗马南端一些与罗马面和心不和的盟邦的支持。他们有可能背叛罗马。基于这些考虑，汉尼拔选择了陆上进攻，可谓深谋远虑，战略思想颇为高明。同时，在战术上，汉尼拔也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在波河的战斗中，汉尼拔诈败将塞因普罗尼乌斯引入埋伏地，一举歼灭，罗马全军只1/4的人逃生。之后，汉尼拔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行军路线，他绕过了罗马新指挥官弗拉夫尼玛斯的设防线，通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越过沼泽地，进入伊特拉里亚，踏上通向罗马的大道。此时，汉尼拔已经在发弗拉夫尼玛斯的后方了，弗拉夫尼玛斯大吃一惊，急忙率军追击，然而，他又中了汉尼拔的圈套，他就是要罗马人紧迫地进入他精心选择的又一个埋伏地——特拉西美诸湖北岸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仅3个小时，罗马军就全军覆没，弗拉夫尼玛斯战死，战斗结束后，汉尼拔又命令给罗马士兵全都带上枷锁，却把无罗马公民权的其他意大利人无条件释放，这正是他离间罗马人与其同盟国的策略。此战后，汉尼拔没有选择轻而易举地直达罗马城，而是绕过罗马城，直抵亚得里亚海洋，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罗马城防坚固，汉尼拔劳师远征，没有攻城工具，又是在敌国作战得不到必要的补充。而在亚得里亚海岸，他希望获得一个港口，以便和对岸的迦太基联系，另外，他也寄希望于得到亚平宁半岛南端诸国的支持，从战略上说，这样无疑是一个颇有战略眼光的做法，只是由于迦太基内部的原因和当时罗马南部诸国的观望态度，他没有完全达到战略目的。但在这里，他又一次表现了他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拨与罗马双方在坎尼城附近的平原上展开了决斗，罗马人在这场战争中投入步兵8万，骑兵6 千，汉尼拔则有步兵4万，骑兵1.4万，总兵力比罗马少得多。罗马指挥官是瓦罗，他把骑兵分布在两翼，8万步兵在中间，排成70列，组成密集的中央方阵，汉尼拔则把4万步兵和1.4万骑兵列成半日形，两翼为重心。战斗开始后，罗马步兵发起猛攻，汉尼拔从容地让中央原来凸起的部分向后撤，这样罗马军队就像楔子一样进入汉尼拔阵中，罗马军队受两边敌军围攻，纵队也就随着进攻而越拉越长，两翼的罗马骑兵根本就不是汉尼拔骑兵的对手，逐渐被击溃。最后，罗马军队在对阵中又一次掉进了汉尼拔的陷阱，中心的罗马军队失去了目标，无法作战，汉尼拔的军队则可以全力以赴地用标枪、投石器等有条不紊地进行对罗马军的打击，直至战斗结束。结果，罗马人又一次全军覆没，5.4万人阵亡，1.8万人被俘——仅罗马骑士才可佩戴的金戒指，汉尼拔就收集了一大木桶送回到迦太基，而汉尼拔仅损失了6000人，比例之悬殊，世所罕见。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将军冯·施里芬还在研究这一战役的战术，可见其不朽魅力。 虽然汉尼拔最后没能打败罗马，因为他是在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帝国，他得不到补充，罗马则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卓越的军事天才而留名青史。 在人类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战争指挥艺术的事例不胜枚举，同样作为体现智慧的又一舞台，商业也一样令人感叹。 在19世纪的欧洲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欧洲有六大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普鲁士帝国和罗思柴尔德帝国。罗思柴尔德，这是一个堪与帝国齐名的大家族，这是一个已有250年历史的家族。现在，保守地估计其家族资产有18亿美元，他们拥有欧洲最有实力的投资银行和投资管理公司，还有南非矿业的开采权，并涉及石油和有色金属冶炼，家族真正所能控制的资本至今还是个谜。“坚决禁止通过法律或是社会方式登记我的遗产，绝不允许公开我财产的具体数额……”这是家族第二代掌门人阿姆谢尔·迈耶·罗思柴尔德在其遗书中写的。 阿姆谢尔·迈耶·罗思柴尔德的父亲——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奠基人老罗思柴尔德给家族后代的忠告是：“和睦共事，忠于家族利益”，他设立的族徽就镌刻有五枝箭，象征着一个古老寓言—— 一枝箭易拆，一束箭难断，这就是团结。老罗思柴尔德共有五子，他们虽在他辞世后各奔东西，却始终保持着团结一致，互相资助。 老罗思柴尔德的第二条训令就是“同国王一起散步”。不言自明，与帝王在一起永远是赢取胜利的一个有力保障，老罗思柴尔德也正是靠这一条奠定了基业。他最初只是个小古董商，在他游历德意志的同时，他有意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古物倾囊赠与当时的权贵——威廉王子，作为回报，威廉王子则允许他管理自己庞大的财富并成为威廉的宫廷银行家。同时也结识了更多的德国显贵，老罗思柴尔德的继承人则做得更为出色；长子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是家族的掌门人；内森和詹姆士分别在伦敦和巴黎；萨洛蒙在维也纳，与当时的首相梅特涅私交甚笃；詹姆士则与波旁王室保持良好的关系，影响着整个意大利，甚至是梵蒂冈。这样从1804-1904年的一百年间，仅是国债一项，家族收入就超过1.3亿英镑，因而得到“欧洲第六帝国”的赞誉。 罗思柴尔家族不仅和“国王”一起散步，还更懂得一条真理——“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控制了世界”。一个流芳百世的事例就是在1815年，滑铁卢战争期间，欧洲的债券随着战斗的胜负而变化不断。詹姆士和内森通过渠道一直注视着战役结果，当战役结束后，人们还不知结果如何时，詹姆士和内森两兄弟就率先卖掉自己的股票，使得人们争相仿效，同时，再雇用人将这些股票通通吃进，最后再抛售，这一杰作为他们赢得了4000万法郎的纯利。尽管散布假消息违背道德，但不可否认，在人性之前，利益是第一。 在现代的罗思柴尔德金融帝国中，人才的争夺也是必需的，戴维·罗思柴尔德更是不遗余力地花重金从各个竞争者手里挖走人才。他拥有550名优秀的金融人才，由此，才可以成功对抗摩根、高盛等财团，“在得到人才的同时，要让他们有幸福感、成就感，此后应时时提醒他们要维护本公司的利益”，这一句是不是甚至可以作为现代跨国公司招揽人才的经典名言呢？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军事家，你会不研究汉尼拔吗？如果你想从商，那你是否应该读一下罗思柴尔德的家族史呢？ “如果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那罗思柴尔德就是它的先知。”——这是诗人海涅的评论。 ●人性需要平衡与和谐 梁启超说：“人类的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那就是情感。情感表达的方式很多，其中最少有两种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 人性中既要求完美主义又要求有手段性，而人类又是一个社会动物，要求个体之间有合作和竞争，这就使人永远处在这两者的矛盾之中。而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两者中寻求一个黄金分割点，我一直相信在人性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点。 人类的恶，源于手段的恶而不是追求完美生活的恶，如果否定了追求个体生活的完美主义就等于强行禁欲，这根本就是背离人性的初衷。清教徒的禁欲实际上是一种手段性禁欲，和佛教一样，都只是一种人类面对逆境时的一种手段性规避，其实人类的任何主体宗教的初衷都是为了引人向上，禁欲不过是一种力量权衡后的暂时忍让和积蓄。 梁启超也认为佛教和儒家思想至少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未济。”其二是“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所以孔子主张‘勿我’，佛家亦主张‘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固有的我抛弃，是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讲得最精——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做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⑥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人追求完美的生活并没有错误，每个人都有人性的需要，人类绝不能否认人性的需要，实际上至今人类也没有真正、完全地正视人性，即使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人性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们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割点是不同的，当人性的利益被压缩到无法承受时，整个社会就会处在动荡之中，这在中国就表现为社会的变革——实行改革或者是改朝换代；在西方，因为很少处在大一统的状态之中，所以社会大多的时候是处在“阳性”状态之中，即处在竞争之中，因而，在政治上，它的人民拥有相对比东方更自由的空间，但却在宗教上饱受限制——中世纪的欧洲就如同十字架阴云下的大地，惨淡无光。在封建社会中，中国是封建社会的典范，在唐朝开元盛世与贞观之治时期，以及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这种矛盾是最少的时候，换言之，这是封建社会最完美的时候了。而当社会的生产效率与人性的利益失去平衡的时候，整个社会则处在一种病态之中，效率低下，人民的不满情绪增加。其实，只有当人性的需求空间呈现不断的正增长时，这个社会才是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相反，当人性空间呈现负增长时，社会就必须为这种压力寻求出口，或者是武力解决，或者是政治变革。当然，武力解决有时表现为对内，即镇压，有时表现为对外，如第三帝国（纳粹德国）等。 当然，这个分割点是受社会水平限制的，人类社会不断前进，这个分割点的位置也就不断向前移动。 社会是人性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性与组织之间的统一体，当然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为每个人也都是一个统一体，每个人也同样需要一个黄金分割点，每个人的人性是相同的，但每个人的具体环境则不同——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因而每个人也就有不尽相同的具体利益。这种利益就是他的人性空间所在。但无论在什么社会中，人性都不会得到无穷的满足，而只是达到他所处的环境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满足。他必须将自己的希望确定在这个环境中，并且不断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个环境中的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会经常犯错误，环境也是变化无常，人的挫折感会不断提醒他自己的最佳利益点在那里——思考吧，把你的人生约束在一个你的智慧和环境都允许的空间之中。只有这样，当你的内心认同这份社会的恩赐之后，你才会感到幸福，你才会认为你是在向你自己的完美生活模型迈进。 这种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尽其一生可能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分割点在那里，甚至许多人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什么人性空间。历史有时是野蛮的，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利益总是要服从于社会的需要，有时历史需要的就是他们的生命和贡献，只有在纵观整个历史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些生命的伟大。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黄金分割点仅仅是离开零点而已。而有的人他们的分割点则过分偏离社会平均的分割点，他们就是拥有极权的人，像法老、尼禄一样，他们的人性空间是剥夺了整个社会的人性空间的，但他符合“历史残暴”这一规律。组织之间的竞争必然要付出代价，自然界不就是围绕能量的交换来变化的吗？人体的成长不也是以每天多少细胞的死亡为代价的吗？ 当社会的压力与人性的利益处在矛盾之中时，你就永远需要一个平衡点，否则你会被社会吞噬，或者自我崩溃。 真正的佛教徒说他们会持久地保持一种和谐的心态，内心平静、快乐。真的吗？科学证明他们没有说谎。美国的科学家对虔诚的佛教徒的脑部进行了扫描，发现他们脑部中促进快乐与平和的区域异常活跃。杜克大学的欧文·弗拉那根教授在《新科学家》周刊中写道：“我们现在能比较有把握地假设，人们经常碰到的那些看上去很快乐、平和的佛教徒心里真的很快乐。” ● 二元论 “屈辱、衰落和绝望已横扫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觉得自己已陷入现代世界的包围，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代表。这就是自杀性爆炸产生的文化背景。”① 美国人问阿拉伯人：“为什么这么恨我们？” 如果你是阿拉伯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那是因为美国人破坏了阿拉伯人的平衡，一个精神和物质的平衡。其实，无论人、社会、国家还是自然界都是一个二元世界，破坏了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引起动荡。宇宙中任何事物——包括摸得到具体的物质和看不见的时间、精神、历史等，都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就是虚与实同在，这一点，道家理解得最为透彻，也就是阴阳理论，这绝不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古代理论，而是对宇宙、自然界和人的最根本的理解，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将来的科学都会证明这一点。从正负电子的存在到反物质理论，从人的两性区别到计算机的二进制，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今天霍金对相对论新的质疑，无一不是在探讨科学的二元世界，从而重新定义哲学的基础概念。 同样，无论人、社会、历史还是国际政治实际上都严格遵守二元理论规则。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单个的个体还是一个系统，或是许多个系统构成的世界都是二元理论逻辑的表现。人有追逐精神和实质利益的根本人性，希望完美主义和现实的冷酷这一矛盾又成为人类竞争和协作的基础。同时，竞争和协作就是人类历史的根本形式，竞争又表现为对力量的分析衡量而导致的竞争者之间的残忍角逐和妥协，协作又是追求整体利益和对组织内利益分配的矛盾的统一。同样，人类构成的这个整体也因为人性的矛盾而不断追求一种平衡，表现在社会方面就是一种不断的进化，即由暴治、力治、人治、法治到最后的理治社会。人类的竞争从大规模的屠杀逐渐进化到理智的商业竞争，它则表现为这二元之间的一元向另一元不断过渡，这也就是人类整个系统向完美主义的变化，它则是这个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内各二元互相关联变化的结果，如组织结构和利益分配、社会制度和社会矛盾以及科学和宗教等。同时，人类整体力量的变化又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各种二元矛盾的变化，如人类工业的发展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又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厄尔尼诺现象就接踵而至了。 同时，就是同一概念也是存在二元的，如科学，它的发展本是为了提高人类的力量，然而，人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增强了毁灭自身的能力，以前尽管是大规模的屠杀式战争，却不可能将整个人类毁灭，现在，人人头上都悬着一把剑，而且有了在瞬间同时落下的可能。 就人自身来说，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原因就是人类拥有智慧，已经有了驾驭自然的能力，果真如此吗？ 弗洛伊德早就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认为，人类自我意识中都存在潜意识，它同样可以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潜意识则是自然世界控制人类的一条绳索，它只服从自然世界的神经—物理规律。 自然，弗洛伊德不是全部否定人类的理智，问题就是这种理智在人类整个控制系统中占有多少比重呢？也就是进行数学和物理思维的能力是多少？ 如果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广泛被世界接受，那么立法院恐怕就要讨论立法原则了。也许，这就是不远的将来的事。这证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智的，人也同样遵循生物属性，也就是说，人类的意识控制系统中也存在二元，即其一是对数学、物理的逻辑思维能力，其二是自然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潜意识。 我所认为的二元世界是一个没有开始和结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存在两种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一对相对矛盾的二元，这和道家所说的“阴”与“阳”理论是一致的。这二元之间的互通有无和由此而带来的变化就构成了这个世界，并且没有恒定的东西，一切都在这二元之间变化，没有开始和终结，也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包括时间和看起来恒定的光速。也许有一条不变的法则就是事物永远在变化之中。这是认识我们这个世界的出发点，也是这本书的出发点。其实道家究其理论实质来说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在世界各种宗教、哲学、科学、思想中最为真实和根本的思考。科学越发展就越能证明这种理论的价值。至于它所掺杂的一些神话故事则只是它在不被人理解的时候的一种伪装，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存在方式。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伟大之处就是他阐述了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基本规则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一直在寻找的宇宙物理的根本法则——有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东西作为一切宇宙变化的标准呢？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那我们将何去何从？爱因斯坦用公式解释了万有引力怎样控制我们的世界，并肯定了光速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基本参照量，否定了时间的永恒不变，对现实世界中的两大相对量——能量和物质之间如何转换作了数学表达。现代科学的目的就是要用数学表达一切。 实际上对人类来说，只要数学能够表达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准确判断它的未来和我们该做的事。这和道家的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道家陷在了只对根本而没有对具体事物进行实证研究的陷阱之中。 对爱因斯坦来说，在他确立了相对论的地位之后，又提出“上帝是否有别的选择？”最终，他否定了。但几十年过去后，人类开始验证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在刚才提到的书中，里斯、霍金与剑桥大学数学和物理学教授尼尔·图罗克及另外一些科学家提出另外一种理论：“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在一些宇宙中，所有物质可能已经聚集成几个巨大的黑洞，而另一些宇宙则只是一团稀薄、均一、冰冷的气体。”现代的一些新量子理论成为这些新理论的依据。看来，上帝的确没有定下最后的规则。 在天文学中，宇宙大爆炸理论一直被认为是宇宙的起源，但霍金否定了曾发生过一系列大爆炸的观点，理由是“这种观点一直延伸到无限的过去，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始点。”⑧同时，宇宙的二元现象，即宇宙大爆炸后形成代表宇宙整体构成的两大类——物质和能量在宇宙中的分配也是呈两个方向变化，或者是均匀地散布，或者是形成黑洞。 从天文学到人性，再从人性到国家利益，整个世界就一直表现为一个二元的世界，利益表现为思想—精神利益和力量—财富利益，而利益又和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存在着矛盾——人需要利益来达到完美世界，但利益竞争的本身又破坏了完美主义。 我们都清楚，历史中民族与国际社会共融、和谐相处几乎仅仅是一种理想，没有人真正梦想达到这种程度的和谐，而对彼此间的荣辱成败却一直大书特书。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者间不是二元矛盾关系，事实上正是每一个民族都有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和谐、幸福的愿望，才构成国际社会普遍道德的存在，这种普遍道德尽管在全球还只是一种梦想，但对欧洲这样的地方却已经有了显而易见的政治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是早期倡导整体欧洲和谐相处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欧洲各民族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也应该和谐地存在于统一的欧洲之中；他认为各个民族显然都有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理由，这就是民族主义，但欧洲社会也有共同的利益，也就存在和谐共处的可能，如欧洲拥有共同的基督教、相似的政治体制、普遍的王室联姻等，甚至有时拥有共同的对外政策，所以才会形成十字军东征这种共同的行动。民族主义与欧洲共同主义可以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他倡导的一种以动态均势为主调，以历史进步为协调手法的共同体系，这就是消除欧洲民族矛盾的模式。我们看到现代欧盟和平、协调、没有大国民族矛盾的景象，就知道这种二元论是有现实意义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2) 第十章(2) 2. 人与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一种为了利益而相互妥协和合作的关系，其中妥协是竞争的结果。妥协不是罪过，而是艺术；合作也不是情感，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力量。无论妥协还是合作，利益都是最好、最有效的筹码。 记得有一部影片叫做《永不妥协》，说的是一个经历过两次失败婚姻的女人，倍受生活磨砺，但始终没有失去为自己、为社会、为生命而奋斗的精神，因此，当她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发现一个环境污染案件的时候，就毫不妥协地追查到底，并最终为所有人赢得3.33亿美元的赔偿。这部电影取材于一件美国真实的环保诉讼案件，正如电影幕后人物卡拉·桑托斯·沙姆伯格所说，“简直无法相信一个两次离婚，并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在一无财富，二无天赋，甚至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情况下，单枪匹马竟赢得了如此复杂的一桩诉讼。难道这不就是新千年来临之际，美国人一个完美的典型代表吗？” 美国人崇尚这种勇往直前、决不妥协的个人主义精神，对任何在生活中艰难跋涉的人而言，这的确值得推崇。其实在生活中——无论是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还是在国际的政治生活中，妥协每天都在发生，尤其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国际法的实际效率还远不如任何一个小国的国内法，各国间实际上还处在无政府状态中，战争并不是依靠法律来避免的，而是依靠实力来压治的，整个世界不过处在一种相对抗衡的冷和平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中，任何处于利益争夺的两者之间都贯穿着这条矛盾的逻辑——既需要随时艺术地妥协，来和各种敌人结成短暂的朋友，这是一个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 从古至今，各种社会契约、法律条文、国家间的条约等等都是妥协—合作的约定，甚至包括道德、风俗、礼节等，都是如此。其实，任何两个人之间，只要处于某种利益状态，就会自动地遵守这种规则。如在公共场合，类似地铁站或是图书馆等地，当处于这一空间范围内的人较少的时候，任何陌生的两个人之间都会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距离就越来越小，当拥挤的状况出现的时候，人与人的距离甚至可以贴身相处，如在公共汽车上，而此时人们会感觉这很正常，但如果在空旷的图书馆内，突然有陌生人与你距离十分近的时候，你会立刻警觉起来，这就意味着：他超越了我们自然约定的空间距离，应该有某种合理的解释，否则，则预示着他另有所图。同样，在空旷的草原生活的人们拥有十分巨大的空间，而拥挤的都市里的人们则习惯了狭小的范围，尤其是喜欢拥有私人空间的人们就非常不能忍受他人任意的闯入。 有些生活就不像在公共地铁站中保持空间距离那样容易了，孔子说，“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因为在现实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小人和女人，“近之则不逊”，而“远之则怨”。这种关系实难处理，所以说处理这种关系是一种艺术，显然，你不可能一切都来硬的，就算你是黑手党老大，你也需要与人相处，需要妥协，需要利益分享，否则你就是躲到月球上也有人朝你背后开枪，然后他们再推举出一个承诺利益均沾的人来当老大。 国家间也是同样，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空间，只是以国家实力而言，这种空间涉及的领域和程度不同。一个全球性大国它的利益是遍布全球的，并且往往也涉及到所有重要的领域内，它绝不希望任何其他大国侵入他所拥有的空间。如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大国，它可以容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拥有相对的地区大国地位，但绝不允许前苏联这样的大国将触角伸向全球。 在任何两者间的较量中，如果其中一方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都会选择妥协来保存生命和实力，而此时往往另一方也不具备完全吞并另一方的能力，双方此时都会选择谈判，这种谈判其实就是依据实力对比的结果重新划分一条利益线，现代最经典的就是美苏英三方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欧洲划出的那条分界线了，也就是丘吉尔后来所称的“铁幕”，而其中柏林正好处在这条线上，柏林在欧洲，是德国的象征，所以这里也就成了美苏上演历史剧的最佳舞台，同时也是最好的谈判桌，最好的展示橱窗。 自然，上演妥协—合作的戏剧需要有聪明人，或者他就是导演，或者他是戏剧家，或者他是重要的角色。美国在二战后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前苏联将是未来50年的敌人，尤其是在美国民间，斯大林一直是一个慈祥的大叔，还是一个盟友，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也还没有下决心正式与前苏联进行全球对抗，而大英帝国的首相丘吉尔，这位好战的老家伙则不愧为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其实美国在大国战略角逐的谋略上远逊于同时期的英国、法国、前苏联和中国，只因其实力庞大，无所畏惧。此时，英国对美国的战略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丘吉尔清楚大英帝国已经日落西山了，唯有美国可以遏制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野心家。丘吉尔不是一位和平首相，甚至他连当一个普通的部长都不称职，但他具有全球战略的眼光，这就够了，对美国而言，它们就缺这样一个人。 如果要与丘吉尔比聪明，那就是剧中的角色，一个好的演员其名声是可以超越剧本的作者的。肯尼迪就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演出获得了美国人民的普遍褒奖，这是因为，在人类突然面临巨大的核威胁的时候，他表演了最佳的妥协与讨价还价艺术。还有罗纳德·里根，他的舞台显然不是在好莱坞，在当真正的演员的时候，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位二流演员，而当他在白宫表演的时候，他为美国赢得对前苏联冷战的胜利打下最坚实、最具决定性的基础，在他的任期内，他的政治手腕运用得炉火纯青，对前苏联的进攻性遏制政策运用得有张有弛。而相反，老布什总统虽然一手摘下了冷战胜利的果实，但他却没有领悟到此时应该将美国锋利的矛头隐藏一下，因为，此时美国国内的经济周期恰逢低谷，应该是总统向美国人民展示其经济魅力的时候，而不是美国人一时还品尝不到的冷战果实，作为总统，下滑的经济曲线同样是他的敌人，他此时应该坐下来与这条曲线好好谈谈，否则，他将失去连任的机会。 就是这样，人们总是在尔虞我诈中生存，并且时常从中获得享受和痛苦，永远乐此不疲。这就是社会，一个人性社会。 社会就是这个世界——一个兼具建造与破坏功能的网络。 有一个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单一的一台传真机毫无用处，摆在那里顶多只是个装饰品，然而当有10万台传真机在工作时，那就有可能是一个覆盖100亿个对象的大网络，即联系的数量以及网络的功用不是成正比增长，而是呈指数递增。现代社会的基础就是信息，而信息的不断发展，就成了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标志。 社会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指一个村落、一个地域，或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为什么呢？小小的一个村落不也是一个小社会吗？是的，确实一个小池塘也是一个生物群落，但在今天，你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喝到百事可乐，在任何一个角落看到报纸，所以，我们这个小池塘是一个大森林中的小池塘，不是一个孤立、与世隔绝的小池塘。其实，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北京的一只蝴蝶振动它的翅膀就和美国加州的龙卷风有关，气象学家深知此理，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整个世界不仅在同一时间内存在这种联系，在不同时间内也同样存在这种效应，如研究南极冰核就可以了解到远古的气象活动。又如地球在宇宙中又和整个宇宙联系在一起，而一个小小的陨石在茫茫宇宙中不过就是一个蝴蝶的翅膀，它对宇宙来说影响微乎其微，但这个小小陨石却是导致6000万年前地球恐龙灭绝的原因，而谁能说恐龙如果没有灭绝不会导致历史的重大变化呢？甚至很可能大大推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步伐。 人的社会是人性的社会，有祈求、恐惧、希望、理解、友爱、贪婪、放纵，有对生存的本能渴望，也有对人、动物、自然界的愤怒、仇恨，等等。这无所谓本性的善恶，都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利而奋斗不已罢了。 在秘鲁西北部的布兰科山下是一片沙漠。最近，人们刚发现这里有两座古平台。1999年已证实这是另一个古代文明的遗址，那两座平台就是这个文明的中心，一个是太阳台，一个是月亮台，是宗教或政治权力的地方——古代社会的宗教和政治权力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往往融为一体。考古学家圣地亚哥·乌塞达的带领的一支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物品：在一个芦苇编织的箱子里安放着许多饰品，有缝在衣服上的金属片，带玉米穗的鹦鹉，镶嵌有硅孔雀石的人脸，还有一件精装斗篷，顶端是一个猫头。乌塞达说，这是角斗获胜者穿戴的那种斗篷，象征着荣誉或战利品，猫头大概象征他们崇拜的神，这就是莫切人的文明，在月亮台下还存有相当数量的黄金。 以他们变革和完善前人的技术的方式来看，莫切人的文明程度相当于希腊人。乌塞达说，因为只有拥有很大的权力和相当规模的财富才有可能建造起月亮台和太阳台。它们是用土坯建造的，并和附近城镇相连，这里相当于首都，在全盛时大约有3万人。月亮台看起来有点像金字塔，但它实际上是由房间、庙宇以及一些围墙组成的。同样，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也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这说明，这个文明有一个大体稳定的权力核心。在其中的一个房间已有彩绘浮雕，还有乌塞达认为是刽子手的浅浮雕，还有一些周年祭司绘画，显示他们抓获敌军俘虏，并用绳子绑起来，在献祭后喝他们的血，十分血腥。这显示出他们已经拥有了完整的组织、信仰和武装力量，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社会。 从莫切人绘画中的一些动物可以看出，他们认知这个世界的一些理念，他们认为每一种动物都和世界的一部分联系起来，如狐狸与陆地相联系，秃鹰显然和天空相连，蛇则代表阴暗的身后世界。 从这里的人类遗骨来看，他们大约生活在公元150～500年间，从陪伴他们身旁的小雕塑，以及他们肋骨、肩胛骨等多处骨折来看，他们生前经常参加战斗，他们的颈椎有刀割的痕迹，说明他们死于非命。 莫切人的文明还和另一个叫奇穆的文明相联系，可见也是历经了文明的更迭。 莫切人的文明只是人类社会众多文明之一，它的消亡和16世纪西班牙的劫掠有很大的关系。令人感叹的是，两个社会同样是文明社会，只因西班牙人的历史进化要比莫切人来得早，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莫切人除了仰天长叹，又能怎样呢？历史进化充满了劫掠、杀戮，或者说社会就是存在于两者——建造和破坏间，只有消灭敌人的力量，才可以使我们的力量得到增强，人类似乎本应该向自然索取财富，文明进化的目标似乎也是如此，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战争呢？因为这个社会还有自然界的另一条法则——用最简捷的方式获得最多的利益，用武力掠夺别人的劳动果实比自己去耕耘要简单得多。 人类社会组织中有一种潜意识的危机感，并且永远自动遵循着寻找捷径这个自然规律。危机感和寻求简捷之路的本性共同支配了西班牙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他们也才敢给他们的舰队命名为“无敌舰队”，他们才有能力将遥远的美洲文明变成西班牙走向辉煌的垫脚石。 另一方面，这种财富积累得太快，而他们运用这些财富的思想体系却不成熟——西班牙人太富有了，他们运用财富的思想没有跟得上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以致这种财富得到了滥用。西班牙人最终也只能拱手让出他们的帝国了。欧洲纷乱的社会、无休止的战争导致整个欧洲社会不停地被破坏，又不停地被重建，一个帝国被击败紧接着另一个帝国迅速崛起，可以说欧洲的历史上没有一天是和平的，人们总是忙着在一边破坏敌人的一切一边建设自己的家园。社会就是这样，似乎永远生活在一个建造—破坏的矛盾体系中。建造是社会中每一个人走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而破坏又是人类的通性。 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荷马的诞生地，这里是一座历史古城，历经几代文明的统治，可谓是西方古代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是古罗马帝国“埃菲斯”的遗址，是世界奇迹之一，伊兹密尔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邑俑人在这里建了几座城堡，埃菲斯是其中之一。后来利底亚和波斯都曾占领这里。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世又开始建这座城市，再之后奥斯曼帝国于1415年又成了这里的主人……当你游览这座古城时，你会首先看到城门和城墙上雕刻的希腊神话流传故事，这里有古代最大的图书馆之一，藏书量高达12万册；并且配有最早的空调设施——墙壁内的水为流动的空调；埃菲斯还有许多世界之最，如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档案馆、最早的公共浴室、最早的城市供水系统、最早的商业妓院等，甚至因这最早的妓院而产生了最早的广告——一个箭头指明方位，可见古代人的思维和我们今天的思维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今天更进步而已，甚至这则广告倒显得比现在的虚伪更开明。 埃菲斯是一个几经历史变迁、几度繁荣、几度衰落的城市，也如实表现了一个社会的状况。同样，美好的故事后面总有一些丑陋的背影，同样是土耳其人，却在今天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境内留下了令人恐惧的一幕。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尼什市，有一个用真人头骨做成的“骷髅塔”位于现在的尼什市博物馆，如果你实地去看，在你进门一刻，你会看到美丽的草坪，优雅的树木，但还会突然感觉到惊恐——一进入展馆，你会赫然看到一个约3.5米高的四方体塔，上面镶嵌着人的头骨。这些头骨上有清晰的痕迹，有的有刀砍的印迹，有的牙齿破碎，有的颅骨不完整，可以想像，这些人生前都曾受到过莫大的痛苦。这个塔原本有952颗人头，今天只留下了一小部分。在18世纪末，这里的塞尔维亚人和统治者发生了战斗，土耳其人最后击败了塞尔维亚人，他们把所有参与者的头颅都砍了下来，土耳其人为了威慑塞尔维亚人，建造了这座塔。 类似的屠杀不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即使在今天，几乎每天的新闻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消息，社会千百年来一直如此，不管破坏的规模或大或小，但建造一直在进行，生命也生生不息，人类实际上一直在这个社会中寻找着建造与破坏之间的黄金分割点，因为，没有破坏就无法建造，而又不能不顾一切的破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3) 第十章(3) 3. 权力与利益 ●社会权力核心的出现 几年前，美国爆出了一系列大公司的丑闻，首先是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訇然倒塌，接着是安达信，然后是世界通信公司、施乐公司等。这些均是世界著名大公司，如果是一个公司如此也就罢了——思考一下也不大可能，美国有健全的经济法，严格的制度，如果是一家公司出现问题，至多也只是公司内某一部门或一部分的问题，因为严格的权力制衡原则是美国公司普遍遵循的原则。出现这么多家公司相继出现丑闻只有一种可能，即这种本应互相制衡的权力出现共谋私利的情况，也就是说，其实任何法律、游戏规则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是基于某一种或几种原则之上的，而当几个权力人共同享受利益时，则游戏规则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这说明一个问题，即当少数人掌握权力的时候，他们之间往往会达成某种协议，此时他们几乎不受什么制约，因为原本他们是应该互相制约的，但当他们都选择背叛就职誓言的时候，所有的制约都成了一纸空文。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公众面前演出任何一场戏剧，然后坦然地分赃。 1982年，美国最富有的一些人资产在5～6亿之间，到了1999年，变成70～850亿，增长了10多倍，而美国总体财富和收入中，美国1％的人占有40％～44％的份额，并且这种财富集中现象逐年递进。在这1％中，他们支配影响着全美的数十家大公司，而这些大公司基本上垄断着全国的财富运用，这种财富—权力的集中，使美国的参议员、总统们相形见绌，他们只不过是财富拥有者的影子而已。财富的过分集中，但他们不满足于目前状况，还要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大的权力，他们的野心远大于他们目前的权力。 他们通过支持某一派的选举达到影响政治走向的目的，通过公司属下的传媒公司达到影响公众的目的，通过收买监控人员又可以改变财务报表。这样，他们感觉相当好，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用钱来解决，而当什么都解决后，又可以积累新的财富——当然，有通过法律允许的财富积累和法律看不到的财富积累两种办法，这正如3com首席执行官布鲁斯·克拉夫林在cnbcl道·琼斯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合作的财经频道上所说的：“在我看来，他们的问题不是会计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自然，人的生存永远有危险。远古社会也许面对的是野兽、自然灾难或者与相邻部落的竞争，现在你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我为什么没有小汽车、公费旅游这样的公司待遇？我为什么得不到银行贷款？”时代不同，现在我们不再担心野兽找上门来，而是时刻担心可能来临的失业、越来越冷酷的竞争。无论怎样，在任何一个社会，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危险和忧虑，尽管危险的模式不同——你在现代丢掉工作和你在远古社会遇到狮子是一样的，都会让你再也享受不到幸福生活了，这就是文明与危险同在法则，你永远也逃离不了这样的环境。但一个人无法面对这一切，只能结成一个部落，最终形成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又服从于某种权威。无论是一个城邦或是一个部族，都需要一个权力核心来协调各自的分工，决定从财产的运用到向外掠夺或防御等所有重大事情。而这种权力绝不是大公无私的——无论是罗马的执政官或是中国的皇帝都不可能长久地维持这种廉洁形象，而注定要由恺撒等人代替。这种权力需要有保障，这就是军队，而一旦有了军队，他们就可以形成一种统治——既然他的军队矛头受权力的支配，那么也就是说，他的军队既可以对外，也可以对内了——这自然是种扭曲，部落联盟建立军队的本意是对付外部的侵略，而逐渐演变成可以对付任何反对者——当统治的区域不断扩大后，必然有不同的声音，社会也要求有人为社会的进步付出代价，如奴隶。权力所有者有了军队的支持，也就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权力也就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了三个用处：为社会、为国家、为统治者本人。 自然，任何权力都有一个界线：权力既是为人性服务的，那它也就是全方位的；但它又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任何权力都遵循“在自然界中一切能力有限”这一原则。无论权力是法律上的、意识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有一定限度。当某个组织的权力局限在某一相对地域时，则就出现了国家界线，有了这条界线，也就有了国家，帝国由此而生。 也就是说，是人性中的贪得无厌支持人们不断构想一个计划——一个绝对安全、可以为所欲为的设想，因而谋求发展，而这样的发展需要强权、财力和知识来支持，这就需要奴隶、工人、农民、管理者、知识分子等进行协调，听话地按照一个权力中心的意志运作，这就产生了社会，一个有核心的社会。 人类文明已经进化了几千年，从简单的原始部族社会到今天的全球化社会，人类社会已经是一个异常复杂、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权力核心也日益强大和职业化，并且往往深不可测。如今天的世界，全世界都在围绕欧洲建立的中心旋转；而整个欧美社会又是围绕英美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运转；这些盎格鲁· 萨克逊国家又是受美国支配的；美国依靠强大的实力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而在美国，如前所述，整个美国社会其实都掌握在1%的最富有的人手中，而这1%的富有人群又是围绕在几个大家族周围，这几大家族的核心就是布什家族；这还没完，布什家族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更隐秘的核心，那就是耶鲁大学的“骷髅社团”。 19世纪3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名叫威廉·拉塞尔的学生远渡重洋到德国进行学习，为期一年。这位威廉·拉塞尔的家族就掌控着一个美国有名的鸦片公司，即拉塞尔公司。在德国期间，拉塞尔参加了一个德国地下社团，这个社团实际是德国19世纪一个著名的组织——“光照派”的分支机构。随后拉塞尔回到美国，“他发现当时美国国内存在强烈的济会气氛，以至他深爱的菲贝卡协会也已经被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其秘密特征。”拉塞尔愤怒地召集了一些原来的耶鲁大学同学，成立了“死神兄弟会”，即俗称的“骷髅会”。用“322”作为标志，“32”代表成立的年代，即1832年，“2”为第二分支机构，即拉塞尔在德国参加的那个社团分支之意。“他们崇拜女神优罗嘉，赞美海盗行为，秘密地策划统治世界的阴谋。”⑨ “骷髅会”此后每年从耶鲁大学大三学生中挑选优秀的会员，并且限制每年仅15人。如果你将“骷髅会”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社团或者是一些妄狂分子的俱乐部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仅仅从“骷髅会”的一些成员就能看出它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如拉塞尔成立骷髅会时的会员之一就是阿方索·塔夫脱，他后来成为美国陆军部长，并担任过司法部长、驻俄罗斯大使、驻奥地利公使，而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有今天如日中天的布什家族，布什父子先后成为美国总统。 “一位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骷髅会’成员告诉我：‘骷髅会’最大的好处就是其关系网。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有意或无意地和他人结识，而在‘骷髅会’你可以认识一些你本来永远也不会遇见的人。这种安排可以有意识地促使那些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人物彼此相识，甚至获得对方的遗产。这种‘有意的安排’是明显有效的。” “骷髅会”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不为人所知，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它即使发展到今天，历时170年总会员人数也不过8000人，就组织规模而言实在微不足道，但它在美国权力核心中的作用却是无可替代。 如果普通公民并不通过投票真正地制定政策，那又是谁在制定政策呢？一种回答认为，实际上是精英掌管着美国。 ● 国家不过是社会的一族 现在是一个应该把国家看成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的时候了——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国家就是社会的全部，而欧洲30年战争确定了它们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游戏规则。 国家有至高无尚的荣誉吗？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抛弃一切吗？当然不，你可以征服这个国家，但却不能消灭它的社会，罗马人消灭了希腊却最终成了希腊人的学生，罗马帝国的文化和希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可以用希腊—罗马这种模式表达，在罗马的诸神中，就有许多出生自希腊。 国家给人最鲜明的模式是这样的：有一个界线，用以区分国家；有一个中央政府，用来管理和统治国家；有一部法律，用来表达社会契约；还有一个金融核心，用来支配社会财富。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国家。现代社会中，国家是社会标准组织形式，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同国家并有不同的公民权利，需要遵守不同的法律。但实际上，社会是一切国家的基础，国家可以创造、消亡，社会则会生生不息，它只会变迁、融合，但不会真正消亡。我们可以说玛雅文明消失了，那是说玛雅作为一个文明，一个国家的形成消亡了，但它的社会却一直存在着，只是因它不断地衰落，不断地受外来人的侵蚀而逐渐融入别的社会文明系统，它就像基因一样，可能它存在的生物已经死亡，但它的基因组成却能在别处获得新生，当然，它可能已经突变，但这只是以另一种形成出现而已。 一个国家在事实上是社会的体现，它的法律包含着社会的价值观，它的军队捍卫的不是这个社会主体而是国家，不同的是，国家的组织形式无论多么完美，它从来不是全部人的意志体现。而社会则永远是全部公民的社会，他们可以有不同的信仰，做不同的事，尽管表面也都要遵守同一个法律，事实上却各行其是，在古代西方，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国家只是社会中一些人的国家。如古希腊、古罗马，拥有公民权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人没有公民权，其中大部分是奴隶，可以说这个国家是希腊人、罗马人的，但无论是雅典帝国还是罗马帝国，他们的社会是由所有贵族、平民和奴隶组成的，离开了那些卑微的奴隶整个帝国也就不复存在，无论是否拥有公民权他们都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正像建造金字塔的人大部分是奴隶、没有权利的人一样，社会是一个完整的金字塔，而国家实际上只是代表金字塔上层的一部分主导层的意志。在美国的现代社会中，尽管法律中允许每一个公民都有公民权，平等、自由是权利的基础，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往往1/4的人拥有社会财富的3/4这一事实，肯定不是当今美国的国家法律原则，但却是社会原则，也就是说，1/4的人拥有决定国家行为的3/4权力。美国，安然公司的倒闭和一家夫妻店的关闭谁更有影响力呢？无须回答吧！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言：“所有的社会都自行分为少数和多数。前者是富人和出身高贵者，其他则是人民大众……民众是躁动不安和变化莫测的，他们很少作出正确的判断或决定。这样就给予了前一阶级对政府的显著和永久的控制。他们将抑制后一阶级的不安分。而且，由于变革不能让他们得到任何好处，因此他们愿意一直保持良好的统治状态。” 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可谓微不足道，但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攻击它，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教皇住在那里，基督教是一个拥有数十亿人口的大社会。它是一个社会，它的教徒遍布世界。中东问题的核心之一就是耶路撒冷，不巧的是它正好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地，这绝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民族或国家的事，它是两个社会的焦点之一，耶路撒冷事关荣辱，事关两个社会的信仰。在伊斯兰世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沙特可以向伊拉克宣战，却不能阻止它的朝圣者，因为这是伊斯兰这个社会的生活原则；同样，没有耶路撒冷这个精神支柱，犹太民族也很难在流散世界千年之久后还能重新聚集起来。 在新教徒占大多数的瑞士，人均国民收入高达38350美元（2000年），高居全球第一，然而这里却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无论是在瑞士的五星级饭店还是在街边餐厅，人们都不会浪费盘中餐。如果你在瑞士人家中请客，他们一般只上一道主菜，至于冷盘和甜点，他们会征询你的意见，不会让食物因吃不了而浪费。在瑞士人中，你很少会看到衣服华丽的人，也很少有人过分的化妆。在瑞士人中，只有30％有私房，你也许会惊奇，怎么会是这样？瑞士人70％是租房住，家居装饰也非常俭朴，连家用电器也都是以实用为主，因为他们不想把钱花在这种消费上。瑞士的皮克泰银行是欧洲最大的私立银行，它的老板是皮克泰先生，他没有自己的司机，他的银行没有公车，他每天工作15小时，一周七天从不休息，正如瑞士人所说：“金钱要放在钱柜里，不要放在嘴巴上”。所以，皮泰克先生的银行历经200年不衰，已经让“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在这里变成没有意义。 那么，如此看来，显然瑞士首先是一个新教的社会，其次才是瑞士联邦政府的国家。 ●权力的自我巩固和发展 人总是希望尽善尽美。在现代商学院中，总是在教育人们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也成了衡量公司经理们的一条重要准则，世界许多大公司为追求低成本而把工厂迁往低收入国家，因而也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声誉。 有人这样描写美国的政府与政治，“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因为精英们不希望自身地位发生任何变化。只有当精英们发现自己的资源受到威胁时，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才会产生。”⑩ 公元前48年6月6日，罗马人之间最大的一次战斗开始了，这就是著名的法萨卢斯战役，也就是恺撒与庞培之间的最后一战。庞培率领4.7万步兵和2000骑兵，恺撒则是2.2万步兵和1000骑兵，庞培有着优势兵力——历史往往喜欢让拥有优势的人和一个聪明人对弈，来观赏他们的角斗，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安排的角斗表演呢？庞培将他的步兵排成三列横队，置于右翼，用以借助其右侧的一条河，它可以看作是一个屏障，而骑兵集中在左翼，很明显庞培是想首先用骑兵来击败恺撒的骑兵，再扩大战果，然而恺撒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所以他才敢和庞培对弈，他将3000步兵隐蔽在他1000骑兵的后面，显然他是针对庞培设了一个陷阱，战斗开始时，待庞培的骑兵冲过来后，恺撒的骑兵立刻后撤，吸引庞培的骑兵一直到那3000步兵的后面，然后立刻调头与3000步兵一齐攻击庞培的骑兵，使它腹背受敌，很快庞培的2000骑兵就被分割，然后被各个击破，恺撒的骑兵又马不停蹄地从左侧绕到庞培军团的后面，再一次令庞培腹背受敌，庞培左翼的失败造成了混乱。“我们失败了”的消息传遍了全军团，整个军团开始动摇，很快就全线崩溃。当第二天的太阳再次照耀河畔时，庞培已经完全地失败了，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战役，单从兵力损失来看，绝不亚于海湾战争的结果，恺撒仅仅损失200多人，而庞培则丧失2.5万人。 恺撒完全胜利了。“不取胜，决不离战场。”这是他的战前誓言，他要求每一个士兵这样做，这也正是他的人生格言。他终于得到了他要的权力，罗马帝国的权力，恺撒从事实上终结了罗马的共和制，尽管他从没有当过一天皇帝，但他却是不折不扣的恺撒大帝，他成为为期10年的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和罗马大祭司，军权、政权和司法权三权集于一身，已经完全打破了罗马权力分散、制衡的原则，元老院这时已经只是恺撒的陪衬了，他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巩固和发展他的权力，一方面，他本就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统帅，另一方面罗马帝国还需要扩展——显然，恺撒的梦想是亚历山大曾经做过的，恺撒也一样能做，并且，他希望能做得比亚历山大更好。第一步就是征服埃及，埃及处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下，现在是年仅十三岁的托勒密十三世和他的姐姐克列奥帕特拉争权夺利。此时克列奥帕特拉已经被逐出亚里山大。恺撒进入埃及时，托勒密十三世杀死逃亡至此的庞培企图取悦恺撒，但这没有能阻止恺撒，对于一个存心来征服的人，有没有理由都是一样的。托勒密的举动没有赢得恺撒的好感。“假如在法萨卢斯胜的不是我，而是庞培的话，那么，现在你们献上的就不是庞培，而是我了。”恺撒深刻懂得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道理。而克列奥帕特拉不仅漂亮，更懂如何运用她的美貌。她得知恺撒进入埃及以后，即秘密从叙利亚来到亚历山大和恺撒秘密会面，这一次，有了一个双赢的结果——恺撒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这位美女。而克列奥帕特拉也同样达到了目的，她可以通过征服恺撒来征服埃及，夺回她的权力。恺撒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南面击败了托勒密十三世，克列奥帕特拉成为埃及女皇。 在恺撒征服埃及后，公元前47年6月，他又击败了本都国王密特拉达特斯六世之子，征服了小亚细亚。 “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 公元前46年，恺撒又在塔普苏斯地击败了庞培的岳父梅特鲁斯·斯奇比奥，之后再次回到罗马——他胜利的光环已经无与伦比了，在罗马境内已经没有了对手。他接着要做的就是征服历史来证明他比亚历山大更伟大。然而，这一次他还没有开始就死了——他消灭了对手，但留下了敌人。元老院刺杀了他，作为帝王权力的开拓者，恺撒是永恒历史，而屋大维更加有效地利用了这种权力。 在恺撒死后，克列奥帕特拉面临的也是同一个问题，如何维持她目前的权力呢？很简单，再征服一个男人。 恺撒通过战争巩固和扩大自己和罗马帝国的权力；克列奥帕特拉通过征服男人巩固自己在埃及的权力。而在中国，秦始皇希望的是他家族的权力永远等于皇权，所以他希望数万代都是他的后人为帝。希望权力的巩固和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传统。问题是大家都在考虑：用什么方法才能长期巩固权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4) 第十章(4) 4. 利益：永恒的国家命题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罗马教皇是欧洲的统治者，欧洲的各王国如有皇帝登基则应由教皇进行加冕，以证明君权神授。基督教有自己的执法机构，它可以以“异端”的名义拘捕任何人。在思想上，它不允许有任何挑战性的东西存在，像伽利略、哥白尼这样的科学家在教会的眼里无疑是在否定《圣经》的记述。教会还拥有征收“什一”税的权利。在中亚，哈里法则是伊斯兰教世界的统治者，同欧洲一样，伊斯兰世界也盛行政教合一，宗教领袖往往就是国家领导者，而世俗的皇帝也都要求是伊斯兰教的信徒。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亚，教会拥有莫大权力的前提都是维持信仰上的统一性，但在实际上，宗教拥有的权力和地位都是由统治者阶层的利益取向而决定的。 基督教徒们不会忘记，当罗马皇帝尼禄一把大火烧了整个罗马城后，基督教徒就成了替罪羊，尼禄说这场大火是基督教徒放的，他们是纵火犯，因而引起一场对基督教徒的大迫害。而到了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最终得到了罗马皇帝的承认，其实，罗马人接受基督教实际上是背叛了他们的原来宗教，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世界任何宗教都显得那么缺乏吸引力。罗马皇帝们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不等于他们真正相信了上帝的存在，而是他们看到了这种宗教的影响力——它劝人为善，与人和谐，笃信上帝的信念有助于培养臣民的恭顺精神，这和中国古代皇朝没有大力排斥佛教的传播一致。中国人习惯于审时度势，从不轻信各种学说，也绝不加以一概排除，而是根据自我意愿，依据利益原则进行选择，这实则也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其实无论何种学说都有其利弊，中国人自古就没有将任何事情绝对化的习惯，而是一向与天合谋，与地说利，与时同进，和为贵，利为上。中国历经数千年文明不断的原因有三：其一，没有绝对的信仰，只是因势利导；其二，善于借他山之石；其三，保持一种中庸理论，可进可退。人类社会中无论哪个民族，总有其特性，有的民族有时异常强大，如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中国人则退而求其次，与其和而存，以求再兴；有的民族很弱小，中国人也不灭绝，而是谋求融合，共存共利。任何一个民族总有盛有衰，有时军事发达，有时文明高度发达，每一时期都有每一时期的特点，中国人聪明之处就是不与其争锋，或融合之，或存自我，这样能保证自我的文明不被消灭，这就永远有机会待机而动。 实则中国人保持文明不间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永远保持利益损失的最小化，永远从长远的角度来做眼前的事，中国正是遵循了这一人类的根本原则才使国家不断壮大，而其它诸多文明则违背了这一原则而最终成为历史。 在欧洲，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最终还是浮出水面，以赫胥黎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最终提出了主权至高无上的原则，这样就为国家脱去了一件宗教的外衣，因为它已经显得那么破旧了。历史的进程已经从神走到了人，社会也从神化的社会走到主权的社会。在中亚，这个伊斯兰教的世界，尽管伊斯兰教义还是有莫大的影响力，像麦加等圣地每年还会迎来千千万万的人群，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巴基斯坦等都已经是标准的现代国家了，土耳其则更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 国家利益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只要国家还存在，因为国家毕竟还是社会存在的形式，也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力量，国家不是社会的太阳，却是社会的运行轨道。当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社会就会陷于动荡，就如中国的近现代社会一样，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年间，国家力量微弱，无法抵御外部的压力，整个社会就陷于四分五裂。在这一百年间，几乎耗尽了中国数千年积累的财富，大量的白银外流，使国家力量空前衰弱。到了1949年，几乎是一片废墟。 在1945年后，美苏成了世界的两极，它们真的是为意识形态而争吗？这在今天，没人会再相信，在二战中，美苏就已经意识到当战争结束后，彼此的同盟关系也就解除了。前苏联在抵达波兰首都华沙城下后，与之隔江相望，暂时停止了进攻，而此时纳粹德国的军队正有条不紊地清剿城内的抵抗组织和他们即将成立的政府，并且将炸药按图纸布设在城中，直到将抵抗组织消灭，再将城市夷为平地，这期间无论抵抗组织怎样求援，前苏联军队都置若罔闻，因为——这些抵抗组织是西方扶植的，如果解救了他们，就等于将战后的波兰推向了西方，所以，前苏联要借刀杀人，结果，它们达到了目的。 在美苏竞争的同时，也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如在太空领域，美苏就出现了少有的科技方面的合作。美国宇航员就曾多次在前苏联空间站中与俄罗斯宇航员握手，这是因为，美苏想通过加强彼此在太空的合作来进一步扩大与其它国家的距离，保持他们这种垄断地位。无独有偶，在核军备中也同样，美苏在不断扩大各自的核武库的同时，也缔结了弹道导弹条约、禁止核扩散条约等。并曾劝中国、印度等共同加入，以此达到限制其它国家的核武器进一步发展的目的。前苏联就曾经计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所谓的“外科手术”。 今天的阿富汗战争，美国的口号是反恐，然而无人不知中亚的石油早就被山姆大叔盘算已久了。 ●矛盾的复合体 国家是一定地域上的社会，而社会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这源于人性的矛盾。 国家其实不过是一群人按照一定规则建立的组织体系，而制定这个规则则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普遍的人性原则和特有的文明原则。 这里所讨论的是国家的普遍规律，也就是因源于人性的国家普遍原则或规律。以格劳修斯为例，他为国家间的竞争订立了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竞争法则。格劳修斯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开始走向国际舞台的时期，正是欧洲30年战争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建立，也正是西班牙、葡萄牙的舰队既相互争斗又共同征服世界的时候。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法》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看到制造战争的许可证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泛滥，这甚至对野蛮民族都是应该感到羞耻的；我看到人们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或者根本没理由就诉诸武力，而一旦拿起武器，神法或人类法就被抛到九霄云外，恰如一纸赦令让一个疯子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格劳修斯在探索国家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烈的争斗时，也最终得到人性是一切战争、和平、幸福的根源这个结论。 如果按照现代各种“主义”的划分，格劳修斯的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理性主义。尽管他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将国家政治表达的充满黑暗和肮脏，但他同样不会将过多的道德希望寄托在国家内和国家间的政治行为中。这显然既幼稚又毫无意义。格劳修斯对于人的见解仍然怀有良好认知，他认为人属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但应该更具有理智，在决定人类的行为中，理智的行为占主导地位。由于人人都希望得到幸福的生活，就必须结成一个社会，而只有这个社会是和平的、有秩序的社会才会是一个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幸福的社会。他认为人这种理性与生俱来，与人的生物属性一样不需要什么证明，同样，人类结成社会共同生活也是天然存在的。格劳修斯的结论显然不能完美地解释为什么充满理智头脑的人们为什么不停地进行惨烈的战争，但无论怎样，格劳修斯的著作已经证明了国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因为它们之间必须依靠制定严厉的规则才能存在——格劳修斯首先将国家间的战争区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 格劳修斯将国家间的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实际上对消灭战争意义并不大。试问，在20世纪以前，自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民族、国家间进行的战争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从来没有间断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哪个发动战争的人曾经真正顾忌过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任何一场战争又都是为维护某一个民族、帝国的利益而进行的，有得到利益的群体同时就必然有一个失去利益的群体，又有哪一场战争不伴随着掠夺和屠杀呢？即使到了更加虚伪的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显然一些大国取得了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因而，开始宣扬应该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向格劳修斯的回归”，即国家不受节制的战争权和无上的国家主权应该重新受到约束，当然，不再是欧洲的教皇重新获得权利，而是要将国家的这些权利交给一个国际组织，诸如国际联盟、国际法庭、联合国等，并缔结一个成员普遍遵守的宪章（如《联合国宪章》）、条约（如《非战公约》）、和平条约（如二战后对轴心国的众多和平条约）等，通过这些来限制国家的主权和国家自由行动的权利。这些显然虚伪至极，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并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美国不是照样按照自己的意愿占领了伊拉克吗？联合国又对美国怎样了呢？连个指责美国的宣言都没有。其实，在世界各个大国眼中，联合国不过是一个国际菜市场，一个做些小交易、争吵、叫骂、期间有个喋喋不休的场地而已。 另外，就连一些企图在大国角逐中置身事外的国家也不得不卷进来。如一些国家国力不济，也就不想参与到过多的国际矛盾中，但大国政治不允许有什么政治孤岛存在——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一寸土地都意味着利益。一些希望保持完全中立的国家已经被要求向“有限中立”过渡。也就说，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俗，都应该成为集体安全中的一员。如联合国宪章就是按照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原则将一些国家发动的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而联合国的成员国可以不直接参与战争，但必须间接支持被侵略的国家，并援助反侵略战争。 自然，任何法律都有道德外衣，正如任何产品的包装都不能代替产品的质量一样，格劳修斯的国际法自它诞生之日起，它就在大国政治中没受到过什么重视，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什么战争的发生。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在美国人心中他不是一位好总统，然而尼克松所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一直深刻影响着世界。一是在1972年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二是在1971年取消了美元的金本统制。美国记者理查德·里夫斯评价说：“尼克松学会了用惊人之举实行统治的方法”。在他作出重大决定之后，往往连他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还不知道，他最重要的政策参与者是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亨利·基辛格博士和他的国家安全特别顾问。尼克松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思考，这是他的风格，他是一个性格孤僻、又有着强烈成功的人，他在政治上有着罕见的智慧和政治嗅觉，并且非常有远见。但另一方面，他却十分蔑视美国的权力制度。在对水门事件中数百份文件、数千盘录音带进行30多年研究分析后美国人得出的结论是：1972年6月17日，夜闯民主党全面委员会总部的事件，实际上只是尼克松为建立一个全新的为总统服务的政府而做的一个大策划中的一件小事。在1972年，尼克松获得连任总统，甚至戴维营制订了重新组织行政机构的计划，并强迫内阁成员签署了秘密合同，其中第15条这样写道：“任何决策都不应由任何政策委员会、政策集团、总统助理、总统顾问或内阁部长作出，除非总统的确确定……不应该鼓励内阁部长预先自由地接近总统或频繁地与总统协商。”这表现出他对作出总统个人的决定非常看重，但他却几乎从根本上违背了美国权力制衡的原则。他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惊人之举，却是在国会、法院、联邦机构以及媒体毫不知情、无法干预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做出的最重要的两项决定，是尼克松在电视里宣布为既成事实之后，美国民众才知道的。 在尼克松的同僚们中，尼克松的这种善恶双重性格始终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以至共和党的私人侦探布赖斯·哈洛猜测说：“也许我这位天才的朋友在年轻时曾被他最心爱或最信任的人深深地伤害过，从那时起，他再不相信任何人了。”尼克松总统周围的人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体谅他、绝不擅自行事。尼克松的讲稿撰写人雷蒙德·普赖斯所说：“与尼克松共事多年的人经常谈起他的‘光彩’和‘黑暗’的两面。我们当中许多人通常都是极力掩饰黑暗的一面，尼克松也是如此。” 雄才大略的尼克松最终失败于他对权力的一极化，也许，他认为这个时代正是体现他政治雄心的时代，只不过由于他手下人的愚蠢而令他不幸罢了。 尼克松的确是一位政治天才，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盖迪斯形容他的对外政策“复杂、微妙且紧密交织”，在与中国实现交往一事上，盖迪斯评论说：“我们很难想像尼克松政府还能以很少的代价做出比改善美中关系更能发挥美国在世界的主导作用，更能造福于美国人民的事情。”但他却最终因他所谓“黑暗”的一面而下台了，这是他个性中的矛盾之处。 同尼克松或美国历届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人总是矛盾的，而且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社会，这个由人组成的存在体，也一样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 人性险恶，吹打得了别人，就吹打不得尼克松吗？ 人经受得起吹打，才能在这世界生存，社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集合，无论从组织构成、思想文化、财富分配、势力所在均存在着矛盾。换句话说，没有矛盾就不称其为社会，社会就是为矛盾而存在的，人类也是因矛盾而生，因矛盾而亡。 《教父》这部电影相信许多人都看过，教父就曾说过，这世界都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合法的世界，一个是非法的黑社会。正是如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而制定法律就等于承认了这个世界存在着合法与非法的矛盾。在中国，自古就有阴阳的说法。可见，人类早就认识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矛盾，如果说组织构成是一个社会有序的表现，那么可以说从有组织体系的那一天开始，一种与之对抗的“组织体系”也就存在了，如一位皇帝欲要治理国家必须依靠完备的官僚体制和相应的法律。与此同时，在这官僚体系中就存在着种种阴谋，种种帮派党派等，而且大多是秘密性质的，组织体系维持的是表面的、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种种阴谋，种种派系的活动则是这种组织活动的实质。如美国就存在着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谁也不能忽视这些活动集团，它们真正起着左右政治走向的作用，强大的犹太人院外集团就是以色列在美国最有力的活动者。 在经济社会中，任何公司都必须要进行注册，并要按法律交纳税款，并且许多公司都要接受专业会计公司进行财务管理，然而非法的金融、地下经济等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仅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地下银行，就是在美国、日本，走私、洗钱这类的活动也一直在进行着，就连安然、世界通信这样的大公司非法的交易不也一样在进行着吗？实则，在股市从事投机性的炒作活动的是大部分股民的意愿，这种活动其实并不产生财富，而只是利用此种活动进行财富再分配而已，这种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违背人类以劳动换取利益的原则，那么为什么还存在呢？因为上市公司可以从这种投机活动中筹集资金，普通股民则渴望尝些甜头。 甚至在国家的强权机构中，如军队也存在着矛盾，每年在世界各地都会爆发一些诸如军事政变的事情，当然各个事件的情况不同，但如果不存在矛盾的根源何来的激化呢？只是在非洲、南美这样的地区矛盾显露得多些，而在美国则多随着总统的权力变化而得到调整，使矛盾得到缓解，因为总统权力得到尊重，因而也就能有效得到执行，成熟、稳定的国家就是这样，并非没有矛盾，而是存在有效化解矛盾的机制，如麦克阿瑟在多次违背杜鲁门的意愿之后终被解职，使矛盾得到缓解，而在智利、非洲等地则不少是通过直接的军事政变完成的。 ●历史的二元因素：竞争与合作 “我被解雇了。” 这是温斯顿·丘吉尔面对1945年的英国选举结果所说的一句话，简洁的一句话透露出不尽的伤感，一位依靠血汗和眼泪最终赢得战争的英雄就这样被无情地抛出了历史舞台，是不是过于冷酷了呢？无论你的情感如何，现实就是现实，对英国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不再需要一位海军部长了，而是需要国家的重建。英国人这样做并不等于否定丘吉尔的功绩，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一样会留名青史。英国人心中十分清楚丘吉尔的确有非凡的领导能力，但那更适应于战时，而要领导英国战后重建的工作，显然需要更适合的人选。与此相比，美国人倒显得有些不明智，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但他却在战后登上了总统宝座。历史表明，在政治领导能力上，他显得很平庸，与其说这时是他在领导美国，还不如说是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领导国家。可以说，真正奠定冷战基调的是杜勒斯，而贯穿美国整个冷战政策主调的，基本都是源自杜勒斯。 历史就是这样，需要不停地调整国家的政策，以适应历史的发展，而调整的依据就是谁能更有效地执行竞争与合作这个主题，为什么说人类历史的主题是竞争与合作，而不是别的呢？如和平与发展，科技与文明，或战争与革命等呢？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谋求利益是人之本性，需要谋求利益只有通过竞争与合作，并巧妙运用这个手段。其它所谓的和平与发展，战争、文明、科技等都是因此而产生的外延，不是核心。 竞争是合作的原因，合作是竞争的手段。 人类社会之初面临着三个主要威胁，一是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二是食物资源有限，只有合作才能猎取成功；三是各部族之间的竞争十分残酷，失败往往意味着死亡，甚至在有些时候会成为敌人的盘中餐。可以说，从一开始竞争就是人类生活的基调，这种基调几乎融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文学、艺术、音乐、雕刻、绘画等各方面，而在政治、外交、经济活动中就更为明显了。 在罗马帝国中，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就曾上演过经典的竞争与合作演出，并且这种演出是如此成功，就像好莱坞习惯于为大片拍续集一样，在恺撒死后，他的继承人屋大维又同样和另外二人上演了续集，这称为“前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这两个同盟可谓将竞争与合作这个主题表演得淋漓尽致。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后人的生活中，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平民百姓，都透着这种曲调。这不一定要看历史，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和实践之地，所以，这种同盟—竞争的模式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都在时时刻刻地上演，你也许不一定十分清楚，但你肯定在社会这个大圈套中，无一例外。 假如你有时间静静地坐下来读一下二战前后的各国政治活动和外交思想，你就会发现，这又是多么经典的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表演啊！这是一个新兴的纳粹势力、已经初步站稳脚跟的苏维埃势力和传统的英法势力相竞争的时代，美国则凭借大西洋的保护，采取一种隔岸观火的做法。英法非常希望能将纳粹势力引向东方，让它和苏俄势力相碰撞。同样，前苏联也抱着同样的想法。而德国则因处于进攻态势，可以权衡利弊，寻找着最佳的时机和方向。三者之间的勾心斗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战争开始后，德国和前苏联实际有了一段短暂的同盟关系，那就是瓜分波兰，各自达到原定战略目的后，很快这种同盟关系就被抛弃了。同样，无论战争是多么残酷，多少人在流着鲜血，这都不能打动美英决定者的心，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应该尽量利用德国去削弱前苏联，这就是他们并不急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一方面美国在必要时大力支援前苏联，保证它不会最终放弃抵抗，如果那样的话，德国就成了欧洲的主人，英法就在劫难逃了，美国这场战争投机也就无从获益了。所以，它在前苏联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才开始奔赴欧洲战场，开始了瓜分欧洲胜利果实的战役。这时，前苏联与美、英的同盟关系基本上就可以宣告终结，美苏成了新世界的主角。英、法、德，则无论怎样勾心斗角都无用了，因为他们已经将彼此的力量消耗殆尽了。 关于两者是否是同盟关系，完全取决于是否存在利益的交集；而三者之间的同盟与敌对关系，则是充分体现智慧运用下利益的走向；而当出现第四者时，就一定要提防谁是渔翁了。 竞争与合作看似简单的两个词，却可以演变出纷繁复杂的世事，从《君主论》到《孙子兵法》，从《论语》到《理想国》实则无一不是关于这二者的讨论，这二者可以说就是人类历史演出的实质。它是这样复杂，以至人人都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同的只是：在不同地方，天上有不同的云。 竞争与合作是一对孪生姐妹，不可分割，如果有谁不相信这样的结论，那他必然要吃亏。 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打了一场必输的战争，萨达姆想和美国争夺海湾地区的主导权，自然，这背后就是那丰富的油田。然而萨达姆做一个独裁者绰绰有余，做一个战略家却连个小学生都不如。对比一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你就会发现萨达姆是多么的愚蠢。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主要地面对手是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实则在这二者的背后一个是紧邻的中国大陆，一个是强大的前苏联；同样，越南战场上也是一样。这两场战争，美国都是强者，朝、越、中都是弱者，然而，美国失败了，因为无论在朝鲜还是越南都有一个强大的后盾。相反，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因首先入侵了科威特，这基本上就将阿拉伯兄弟们得罪了，在海湾地区就已失去支持；同时，它又得罪了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前苏联，尽管那时前苏联是处在多事之秋，但仍是惟一一个可以和美国正面抗衡的国家。这样，伊拉克也就没什么盟友可言，萨达姆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战争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从道义上讲已是一个侵略者了，谈不上什么天时；战争是在伊拉克的领土上进行，本应有地利，但现代科技手段充分的美国已经使这场战争变成了一个“单向透明”的战争——伊拉克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军事技术相对美国而言落后许多年，这种“地利”也就荡然无存了；在人和上，伊拉克外无盟友，内则是独裁下的军队，根本就无人和之源，怎能不输呢？与之对比明显的是，美国以反侵略、维护正义的口号出现，这就应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战争原则，所以，美国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同样，实际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转移到了美国这边，在军事指挥上，萨达姆就更显得毫无作为可言，是一个真正的无能者。他在侵略完科威特之后，明知道美军会在沙特集结，自己在信息、装备、人员素质上均是弱者的状态下，却固守待毙，而不是努力争取主动出击，战争还没开始，主动权就已经丧失，还谈什么输赢呢？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他又显得那么毫无准备，缺乏国际回旋的余地，他的精锐共和国卫队损失殆尽，实力大为削弱，这样一个人，除了用血腥的手段保持独裁外，还能怎么样呢？他的结果必然是失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 第十一章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 -—杰拉尔德·r·福特是美国第38任总统。一次，在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福特为了更贴近美国大众，他说道：“我是一辆福特，不是林肯。” 众所周知，林肯既是美国总统，也是一种高级轿车的品牌；而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则把原本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的汽车这种奢侈品变成了美国家庭的日常用品，福特汽车因而在美国成为大众化的象征。 ——无论美国总统们如何努力，美国仍然是世界的贵族社会，它的价值观是建立在美国特有的历史和富足之上的，无法模仿，无法移植。但世界还有另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总会有新的领舞者的。 1. 人类文明如何演化？ 我在上海一所大学的bbs上和网友有这样一小段辩论： 某网友问：“你觉得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从法律约束到更严格的法律约束，还是会从法律约束发展到道德约束呢？” 我的回帖是：“你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已经用五十年来回答了，前苏联也用七十年来回答了，而杜勒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回答你了。明白了吗？即从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的这个逻辑来看，人类社会迟早要进入到最高级的文明阶段，即人人都拥有高度的自律意识，彼此只依靠道德建立组织，维系社会运转。这从大的宏观历史来看，可能是正确的，但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依靠部族暴力、民族暴力、国家暴力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从人治社会到今天的法制社会的过程，法律也从最初的汉谟拉比法典发展到今天的法律体系。可见，也许社会是最终目标，但如果在今天就执行，则就是一场灾难。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头，至少你所说的依靠道德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现在看起来遥遥无期。” 人类社会的进化逻辑应该是既遵循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又有明显的人类理智的判断。这是因为人的思维判断是由潜意识和理智思维共同构成的。人类历史的演化逻辑就是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的任何群落的进化发展或是文明的演进都不是单独地进行的，而是互相影响，交错前进。 早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后，现代人的祖先——原始人各个部落之间就以一种互相融合而不是完全地消灭其他部落的方式进行发展。当然，各人种之间的竞争则是导致某些人种的消亡，这则是物种选择的自然规律，是一种自然淘汰的方式——竞争法则就是优胜劣汰，这是一种淘汰制度，与各个部落、国家间的互相学习并不矛盾。 现代基因学证明人类都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那就是来自非洲东非大裂谷的现代人祖先。 “人类进化是特征的进化，不是人种的进化。很多不同之处使各人类种群之间有所区别，但是更多共同的东西把它们联系在一起。”① 在人类上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原始社会占了绝大部分，相对原始社会而言，现代文明社会只不过是一个瞬间罢了。这种交汇融合既保持了人类总体特征的稳定性又促进了人类各种族民族的多样性。 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从啼哭不止的婴儿到咿呀学语，再到懂得人生是非，最后老成持重，如果你顺着线索来，从头到尾地观察人类社会，你会逐渐发现这条规律——人类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文明也在进步，治理社会的方式也逐渐从野蛮发展到理性地管理社会。 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人类从来没有停止探索，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一直都在思考，冷战的表面争执也是意识形态，也就是在争论谁是人类发展方向的真正代表。 伴随着人类财富的积累，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整个世界的治理方式越来越先进，尽管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水平，但由于全球化的浪潮无处不在，世界各地的交流日益密切，因而整体水平也一直在提高中。 远古的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原始社会。在这数百万年中，人类文明的进展十分缓慢，而后进入奴隶社会，这就又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在战国时代基本上已进入了封建社会，一直到1912年，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2000年左右。这里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存在一个加速度，这是与技术的加速发展一致的，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为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又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导致劳动力剩余，进而又引发社会存在模式的变迁。西方自工业革命后创造的财富比历史上曾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多。而在战后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其漫长的进化历史角度看，真可谓日新月异，数十年的和平已使财富的积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同时，社会变革好像也在慢慢地渗透至世界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似乎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已经没有多少了，然而在历史中，每当这种时候，其实都是在这方面进行着大量的积累，也就是在等改变的那一天。 从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史看，人类社会的文明每当积累到一定时刻就会发生社会深刻的变革。原始社会由于人口、技术、知识的积累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所以显得十分缓慢——在那个时代，如果想评价一下谁是大富翁，那么很简单，就是那些制造工具和鞣制皮革能力超群的人。在原始社会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的食物、皮毛等东西用于交换，在这个社会中，部族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生存。如果说一个部族是一个小社会的话，那么他们在生存问题的压迫下取得的共识就是法律，与邻近部落争夺生存资源就是最好的教学模式。 有生活就有压力，而当部族内出现强烈激动情绪时，对反抗者进行野蛮的处置就是管理。就一个社会的管理而言，总是要依赖强力做后盾。如果拿使用这种强力的频率多少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进化程度的话，那基本可以将人类社会分成这样几种，即暴治、力治、人治、法治和理治社会。 原始社会真正的管理模式在今天自然是无法体会到原汁原味的了。但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社会 ，就像高山地区存在着垂直分布的气候一样，如在18世纪欧洲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东亚则是封建社会，而非洲大陆在欧洲殖民者没有到来之前，许多地区就几乎仍然处于原始的部族社会。如果要考察原始社会的状态，这里有最好、最完整的文明化石。从他们存在的方式看，部族的酋长是这个社会的首领，他的话就是社会的管理的权威，他在处理内部争执时就是法官，而法律则一半是传统的部族习惯，一半就是他个人的意志。在处理“违法分子”的时候，他可以依据传统习俗采取各种方法，这些方法在许多地方都有详细的记载，在现代人的眼里往往是极残酷的、不人道的。 当社会进化到了新石器时代后，一些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这样可以采取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有利于节省资源，同时又可以开展原始的农业种植，这样就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因而也就有利于把部分时间和劳力用于其他方面。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的开端，因为这时的人类有了真正的产品节余可用于交易，社会因而有了组织和贸易的雏形，这时就会有人用多余的粮食去换取一件装饰品，他也就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了。 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人们开始进入到了奴隶社会。人们已经不再把战俘、负债的人或其它形式的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人杀掉，而是开始利用他们天然的价值——劳动力，而管理这些人就需要十分强有力的手段，即一支军队。简单地说，这时的社会存在两种对立的力量，一种是统治者的力量，一种被奴役者的力量，只有当统治者的力量大于被奴役者时才能保证他们能够被使用。这种奴役是一种社会制度，奴隶们要尊重那时的社会道德——毫无反对地服从主人的支配，否则就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而惩罚就随主人的意愿了。对奴隶而言，他们的处境可能还不如原始社会，但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公元前1000多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一个历史见证。 奴隶社会就是一个力治社会，斯巴达克与克拉苏的较量清楚地描绘了这一力量的较量。起义者中最后被俘的1000人都被钉在从战场通往罗马的大道两边的大树上。克拉苏无疑是在展示罗马人的力量，在清晰地告诉那些奴隶们——无论如何都要忍受、安分守己，否则只有死。而罗马人的另一爱好则又从文化、思想上表达了奴隶主的这种心态，这就是至今仍存在的建筑物——罗马大竞技场。其中的角斗表演，在今天看来，充满了野蛮、血腥，好莱坞的《角斗士》一片就给人们以直观的感觉。奴隶贸易在那时也是个充满生机的商业，这种野蛮贸易甚至一直延续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而正是这一贸易为今天最强大的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这个最强大的帝国却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闻名天下，是讽刺吗？不是，只是因为历史是冷酷的。地中海周围，有着各种贸易，如奴隶贸易、粮食贸易、物品贸易等，那时小亚细亚已经出现了货币，并且已经在地中海区域开始流通，那时贵族们的财富象征就是土地、牲畜和奴隶的多少。而对国家而言，这种力治思想外延至国家力量的运用上就是战争，这是因为战争可积累大量的财富，一个是大量的战俘，可用卖作奴隶，二是大量的战利品。其实，战争就是人类社会利益再分配的最后手段。只不过在奴隶社会，这种为奴隶和战利品战争目的十分清晰而已，而在以后的时代，通过在战争中获取的赔付、战俘、战利品等已经逐渐成为战争的附带了，主要目的已经变成国家为今后的整体利益而战了。 在公元800年左右，罗马帝国逐渐衰落。而在它衰落前，各种大地主、领主和一些贵族已经成为国家的实权人物，单纯的奴隶制度已经不适应这种社会了，封建社会来临了。 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战争获得直接的战利品，奴隶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重。更主要的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方式已经转到生产效率上，并且经济不断向各个方面发展， 这就要求社会分工也越来越多越细。就如同一棵树，已经长到了枝繁叶茂的时候了，就需要更多根系和更多的叶子来吸取营养。从事贸易的人已经积累起庞大的财富，而且金融业已经成为一个专门行业，并且金融行业逐渐成为了一个可以左右商业往来、进而影响国家的力量。这个时候的社会管理也就日趋合理，它要求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社会道德也向着人性解放迈进了一步，法律也更加复杂，把神权、君权和民权三者间的关系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成了哲学家们的主题。而帝王们则处在这三者的关键位置上，他的意志对国家影响甚大，他的个性是积极进取还是消极的，是明辨是非还是不问清浊都会影响国家的发展，甚至是存亡。并且，这种方式还体现地方管理上，中国古代就称地方官员为父母官，他的个人行为，判断能力和为官清廉与否，都会影响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在中国因一代明君而产生的盛世不少，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而因昏君主政、贪官当道而影响国家安危的也不少，如慈禧太后时期等，“君子一言，天下兴亡”的现象在封建社会屡见不鲜。 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尽管各封建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官僚体制建立，但这种官僚体制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它的核心是一个人，而不是一部法律。个人的意志成为社会制度的核心，这尽管比奴隶社会进步得多，但毕竟没有制衡机制，天子犯法的事举不胜举，与民同罪的时候却不多，所以整个人类的封建历史都有明显的个人痕迹，不合理的地方很多，给社会造成危害也就很多了。 从英国圈地运动开始，人类社会开始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实际上开始迈向法治社会，因为大量的经济活动必须要由严格的法律来保障，个人的统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因为人性中“劣”的一面时常带来灾害，因而以一部更合乎社会要求的法律为核心就成了社会的主题。在权力需要执行的时候，就以法律做规范，以权力制衡为机制，让社会以此为核心来运转起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言论给了法治社会以理论基础，他们共同使王权让位于法律。 法律治理下的社会安定性大为增加，各人的能量得到大力释放，因而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科学史上，这时期的科学进展成为今天社会的基础，社会对于那些给社会带来技术成果的人也多给予巨大的回报，如通用公司的创始人爱迪生，他的个人专利收入就在美国国家总财政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种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和技术革命成了社会的主题，经济学从现实生活到大学理论开始深入细致地发展起来。因经济发展是这样庞大、复杂，以至经济的研究也像科学研究一样，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支持，而这些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又反过来指导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人们早已摆脱那种自然经济的状态，已经开始掌握人类自我的经济命运了。法治下的社会就是普遍尊重每一个人，不必因需要维持帝王们高高在上的形象而划分出等级，大家不必因生来是什么样的就一生都是什么样，而是要看你一生的努力了——如果你尽力了，你会得到社会的报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面前人人有机会，就是这个社会的特征。尽管在事实上人还是不可能真正的平等，但至少那是因为财富的问题，而不是等级问题了。而积累财富则是社会认可的，只要你有能力，你也一样可以成为富翁，享受特权，这就是所谓的机会。 这个社会制度下，也不断创造着奇迹，一个是财富积聚的速度和程度，一个是由此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在《福布斯》的财富排行榜上，前三位的最富有的人的财富之和相当于43个最贫穷的国家的财富总和，富可敌国这句话在这里不是虚言。同时，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向少数国家集中，贫富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近十几亿的人处在饥饿的困扰之中，而报纸、电视等媒体合起来的声音也不会响过任何一家大公司的声音，因为一家大公司的异动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十几亿人口，不过是处在底层的泥土中，他们不会影响整个大厦的，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矛盾。 似乎和前几个社会制度一样，一方面变革了原来的社会，释放社会能量，另一方面又种下新的矛盾种子。法治社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处在当今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遵循它的原则，并把它奉若真理，似乎这就是人类社会最终的社会模式了，福山先生的《历史的终结》就是这种声音的代表。冷战结束，美国等国家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似乎更证明了这种声音的正确。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人类所历经的各个社会，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也并不完美，甚至十分普通，因为它和以往的社会一样，都存在着分裂社会的矛盾，而分裂现象的存在，就早晚有一天要得到一个解决——每一次社会变迁都要经历一翻争论，甚至战争。人类希望的是一个和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听起来是一个社会，但也许是，也许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在探索一种解决这种矛盾的社会模式，只是人类社会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靠说教前进的社会，但并不等于说这种理想毫无可取之处，正相反，它的理想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目标，而社会有一个目标指导前进方向总比毫无目的地乱走要好。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义主义完全彻底的失败，只是上了一课而已，人类社会已到了用理性思考来观察社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阶段。实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存在完全根本的矛盾，因为其一，它们都是法治社会，实则是在同一类社会下形成，只不过权力制衡机制和社会意识上有所区别而已；其二，人性的共同面，人类的希望是一致的，都是希望最大程度地被社会承认和最大程度地融于这个社会，不希望社会存在敌对的因素；其三，人类竞争与合作这个基本生存、发展机制没有变，还是社会的主题，它的作用远大于任何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人类社会还会前进，还会前进到一个更高的社会中。 如前所述，人类都希望有一个和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自然，这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在我们这一生能看到的，但它终究是一个真实的目的，这就是理治社会。所谓理治社会，就是以理性来作为社会存在的标准原则——法制社会中法律是制度中心，同时附以道德。理治社会则是将法律与道德统一，以人性中的理性来解决社会中的矛盾。法律并不能完全做到真正的公平合理，而公平合理是自由、平等、博爱等各种其他理想的最基本原则。真正做到公平合理不易，在法治社会中合法不合情理的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理治的社会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经过一次革命后就完全达到上述的理想状态，有可能先是尽量做到公平或使公平最大化，进而再使社会和谐，尽力做到人尽所能，而人取所需则会是一个长远的目的，因为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告诉我们，人类永远不可能有真正满足的一刻，所以人类需要更多的理性认识和积累，逐渐克服人性中负面的。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演化过程中，一直有两点既是人类社会各利益群体的纽带，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这就是社会契约和社会信仰。 什么是社会契约呢？一直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但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黑色的语言来理解一下。 人生死有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是自然规律，永远都不会改变。 人也有贵贱，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了，文明史也有几千年了，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真正做到赋予每个人完全的平等、自由。人人平等根本就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理想。所以，任何社会都在现实上存有阶级或等级，即使是今天的北欧、美国等所谓的平等、自由的楷模国家，过去、现在、将来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达到绝对的平等。 每一个国家都有各种灾难，矿工、农民与航空客户死亡后的赔偿价格不同天经地义，如果你认为你死后命贱，那么你生前干什么了？为什么不抗争、申辩，如果你没有申辩，那就意味着你接受了这个制度，你的生死、贵贱也应该按照生前你与这个社会达成的契约执行，这就是社会契约。 如果非要说什么平等，这就是社会公平，契约双方力量达到的平衡点就是这个时代的平等。 下面这张表格很好地说明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与人性及整个社会的关系。（如表1） 社会契约起着维系社会基本制约的作用，而信仰则维系着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需要一个信仰。信仰也许不是我们生活的坐标，它不一定正确，但一定能支配我们的行为，尽管结果不一定都是幸福的。同样，构造一个帝国也同样需要一个信仰，无论这个国家是所谓的主义国家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信仰都是构筑社会秩序、国家法律和政治结构的基础。 而当传统的信仰失去威信、社会危机四伏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新的信仰来替代，至于这个信仰是来自于古老的民族传统还是重新编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信仰要起到稳定和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领袖是担当这个重要任务的主要角色之一，也可以说是导演。 希特勒是个“天才”的导演。他是离我们最近的、企图挑战现代民主文明的人。如果说是文明的冲突，那它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希特勒明白，只有重新缔造一个信仰才能将另一个信仰一笔勾销。 在广阔的欧亚大陆，存在这样一个三角，欧洲的德国、东亚的蒙古和南亚的印度。看起来好像他们的距离远大于他们的联系，但历史的联系往往超越人们的想像——正如西汉对匈奴的打击与罗马帝国的兴亡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其实所谓的全球化古已有之，并非今天的专利。古印度文明早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不久就消亡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文明实际上是源于雅利安人。印度的种性制度就是雅利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血统而构筑的，而这个戏剧的结果就是长期受到压抑的土著印度人创造了佛教这种普世、从命、寄希望于将来的宗教。同是雅利安人的德国如果需要寻求新的文明思想自然会希望得到印度的智慧支持。1938年，希姆莱命令5名纳粹科学家和纳粹党卫军军官秘密前往中国的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因为雅利安人的祖先曾经来到这里。希特勒需要为纳粹德国寻找到一个能让人信服的、古老的、也将是永恒的新的信仰，以取代已经被希特勒打得粉碎的基督教信仰，将希特勒的意志转化为一种信仰，一种能相当于基督教地位的信仰。这种新信仰将是一个禁欲的、元首与灵魂统一的、源自古老印度智慧的和具有严格种族意识的全新信仰——显然，这就是希特勒的全部计划，用坦克征服欧洲，用新信仰征服所有人的意志。当这五个人1938年圣诞节到达西藏时，他们用火炬制造了那个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纳粹标志——“”，这实际是古老的佛教标志“”的反向，这种标志在佛教里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象征着佛祖的普度之光，它能为信仰者带来幸运、新的生命和勇气。显然，希特勒是一个扭曲的哲学家，既是一个信仰剽窃者也是一个信仰创造者，可惜，佛祖未能将幸运赋予他。 而蒙古人与印度的联系则是由于藏传佛教的传入，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至于与德国的联系则是由于蒙古西征对欧洲和世界的巨大影响，蒙古帝国的存在尽管短暂，但这种影响却颇为深远——如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毁灭、诸多王国的烟消云散、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创等，这种征服世界的成功对第三帝国统一欧洲的政治企图来说就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设想。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希特勒本人就有蒙古血统，至于真伪则无从考证。 这三者之间如同一个等边三角形，印度既接受了雅利安人的文明也接受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德国和蒙古帝国具有同样的野心，不同的只是后者创造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辉煌，而前者则一败涂地。希特勒梦想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蒙古帝国，但又不想像蒙古帝国那样短命，他希望德国能够永久地统治欧洲。这就需要避免蒙古帝国的错误，蒙古人尽管成功地征服了欧亚大陆，但却从来没有征服他们的头脑，所以一旦蒙古势力衰落，蒙古帝国就迅速崩溃，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相反，印度人拥有的是永恒的信仰，这种信仰在雅利安人灭亡古印度文明后就一直长盛不衰，但印度人似乎只有信仰没有武力，他们的信仰坚如磐石，但整个印度在几千年里却一直软弱无力。希特勒需要把这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他需要实现蒙古人那样的大帝国梦想，需要同种文明（即雅利安—印度文明）那样的持久信仰，需要德国人那种野蛮和强大。避免蒙古人因没有信仰而丧失帝国，避免印度人因软弱无力而不停地被征服，避免德国重蹈一战的覆辙。 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但没有因此抛弃征战的野心，可见佛教的善忍之心并没有化为帝国的政策，希特勒要的也不是佛教的教义，而是要与佛祖做一个交易——使用宗教统一人心，付之以对佛教另类的认同。 德国曾有一个“纳粹党卫军祖先遗产”研究所，希姆莱是领导者。这5名纳粹分子回国时还带回了喇嘛和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写给希特勒的信。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的信中赞扬道，“智慧、条理和勇气”是德国人的美德，“只有把这三种品质作为基本美德的佛教才能成为日尔曼民族的宗教。” 同历史上的征服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策动者同样需要满腔热情的人民、忠诚而善战的军队和对敌国意志的摧毁。 首先希特勒需要一个非常坚定的核心团体，他有了。 他还需要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有了戈林、古德里安、隆美尔、邓尼茨等。 他还需要宣传，他有了，是戈培尔。 然后他需要一支最忠诚的禁卫军，他有了。 他还需要人民的支持，他也有了。 有了人民，他就可以组建规模庞大的军队。 最终他也就有了改变历史的资本。 德国因一战的失败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空前的危机，此时原来的信仰被认为是一种谎言，新的信仰没有产生，所以，希特勒填补了这个真空，他也就获得了德国。 这是一个历史之鉴，如果不想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那最好给他一个信仰，如果想让一个社会疯狂，那也给他一个信仰，区别只在善恶之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2) 第十章(2) 2.约瑟夫爵士的循环与人本社会 世界各地的古典哲学其实对人性的思考已经非常透彻，其中中国的古典哲学对人性的思考最具社会意义。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世俗社会，而并非像欧洲、印度、阿拉伯世界那样是一个神权至上的社会。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在政治中有超越王权的现象。无论是孔儒哲学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或者其它重要的诸子百家思想，主体上都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思想，因而中国从政治到民间道德都是一种以人性为存在核心的社会，这与其它文明社会中以神性为存在核心有本质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风靡世界数百年后的今天，那种瞬间开始的一切以金钱为核心的社会模式如同海啸一样席卷了世界。但现在，当资本主义社会步入成熟期后，这种社会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人们随之对它本身属性的思考也开始了。 当然，人类至今的所有社会模式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所有的社会模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都固然地带有弊端基因。自然，这丝毫不影响各种社会模式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功绩——这是历史的进化足迹。我们没有必要为当初资本主义社会带给我们的痛苦而不停地谴责它，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我们梦想的桃源世界。全球化毕竟已经到来了，现代的各种文明、技术、知识和金钱一切都像龙卷风一样围绕着全世界旋转。也许我们对过去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怀有一丝复古的伤怀，但这种伤怀让它留在文学作品中就足够了，该是我们适应全球化、引导全球化的时候了。 中国的世俗社会模式历来不排斥有益的思想和社会实质的改变。毕竟，资本主义社会使我们认识到了工业社会巨大生产力的威力。但我们在未来要做的就绝不再仅仅是学习如何接受和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了，而是要用我们古典哲学中的智慧和今天的经验，对这种如今已经弊端显现的世界进行完美塑造，这是一次革命，不同的是，这次革命不再局限于中国的疆域之内，也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而是一次历史的思想融合，如果说其中有竞争，那就是在未来形成的世界主导思想中，来自谁的思想更多、更精彩、更具生命力和更有社会价值了。 在资本主义形成的时候，圈地运动后的英国社会几乎就是一场战后余生的社会。它的重新繁盛如同一场森林大火烧毁了旧的制度，这使得新制度下的社会更加兴旺。几乎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逻辑上，现代经济需要迫使一些人离开土地，迫使他们贫困，迫使他们失去生活的家园，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为现代工业工作，才能使整个社会重新在最新的经济领域中发展起来。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没有圈地运动根本就无法完成英国向现代工业转变。英国的大批人失业也导致了向美国的大量移民，从而意想不到地成就了一个现代最庞大的帝国，但这不能掩盖西方世界繁荣下面永远无法完美的一面，即遍布世界的战争、恐怖袭击、宗教矛盾、资源争夺、政治革命、现代城市中的棚屋区、冷漠的人性等都说明西方的制度远远称不上完美，它带给世界太多的苦难，而只有西方显得繁荣。但就是在西方世界，现代贫民区的人们，无数的失业者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使是在高福利的北欧社会。不要以为高福利就能掩饰失业者的失落感，他们可能得到了生存的保障，但并没有得到能够再次过上幸福生活的许诺。他们的失落感、失败感还在，这就是不完美。 我们要我们的古典哲学、现代化经验和现代辩证思想重塑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而不是重复中国台湾、韩国那样将两种社会的弊病都保留的模式——它将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裙带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贫富差距和冷漠社会都继承了下来，这绝不是好学生，更不是好榜样，可以注定，这种社会必定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改革。 也许，有一条逻辑就是，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并且选择不多。 既要让国家的钱袋鼓起来，又要人民时刻得到温馨备至的关怀，这在现代社会显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历时400多年了，如果还是一成不变的重复最初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一种对人类智慧的讽刺呢？难道我们可以掌握复杂的科学知识却无法改变自身的社会环境吗？ 这也许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将要面对的惩罚，多么有意思，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带来了繁荣，但上帝赐予我们一个新模式的同时也在其中放置了未来惩罚的基因。 在圈地运动前后的欧洲历史上还至少出现过三次大的革命主义浪潮，即16世纪宗教改革者的革命主义、法国大革命和一战后的革命主义。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领袖，这场宗教运动实际上也是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其中加尔文的主张是：现实世界已经腐朽，无可救药，必须彻底推翻它，按照上帝的意志重新安排这个世界。加尔文这个主张的聪明之处就是它没有强调这场改革仅仅是宗教内部的事情，而是将世俗社会和宗教世界归为一体，必须同时改革。这就给了社会不满情绪一个完美的理由——他们有了上帝的支持，因而是正义的。加尔文在宗教方面建议将教阶制一笔勾销，代之以颇具民主思想的教会组织；在世俗社会方面，加尔文首先确保上帝在任何统治者面前的无上地位，即首先确认君权神授的宗教—政治原则，任何国王的统治都必须以上帝的名义来进行。其中，加尔文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教义，即国王是代表上帝行事，但如果国王出卖了上帝的信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那么任何上帝的臣民就有权利罢黜国王，也就是说，加尔文认为世俗的臣民首先是上帝的臣民然后才是国王的臣民。加尔文的这一教义不知是否得到上帝的认可——上帝应该默认这个忠心的改革者，但不管上帝怎样，它却为将来荷兰和英国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在欧洲最彻底的革命，卢梭是其中有力的推动者之一。他提出的人民革命权利学说，这相当于加尔文的世俗革命教义，只是将上帝推出了舞台而代之以最高领袖崇拜，这又相当于构造一个世俗的上帝。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期有众多改革教义，实际上思想相当混乱。革命者的派别之分也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反复无常的状态。其中罗伯斯庇尔是虔诚的卢梭教徒，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派也就成为法国革命中最为狂热的一派，以致树立了越来越多的敌人，最后归于失败。 一战后的世界也是一个纷乱的世界，这时资本主义思想开始彻底扫荡整个欧洲和世界，导致欧洲众多王室丢掉了权力，整个世界也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同样，一直浏览整个世界历史的话，就知道历史中的人们一直企图寻找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模式。 西方带给这个世界最完美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了，而这个制度今天看来并不完美，看来他们的聪明才智已经用尽了。从西方民主制度在欧洲以外的表现来看，它只能保证在传统的欧洲、美国等社会中有效，并没有普世价值，并且就是在欧美国家内部也远称不上和谐。也许，对世界许多人来说，欧美还拥有巨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它今天是一个富足强大的地方，但西方内部其实早就认识到他们所生活的国家根本算不上是一片阳光圣土，早在1972年，英国人基思·约瑟夫爵士在一次演讲中就一针见血地责问到：“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历了长期的充分就业、相对繁荣和公共服务的改进，为什么一些问题还是那么显著地持续着？”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他提出了著名的“剥削循环”理论，如图所示：这就说明，西方的社会还是会导致许多人总是逃不出这个恶性循环，整个社会还是始终有这样一个阶层享受不到富裕生活。 “……在座的这群人专心倾听着他（格林斯潘）的每一个用词，但这位美联储主席没有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到如同自己心中的那股愤怒。他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提高嗓门：‘拿现行制度进行赌博的行为不断地大量发生，直到这一制度被破坏为止。资本主义不起作用了！一直存在某种腐蚀资本主义制度的行为！’”③ 这是格林斯潘在一次美国最高级别经济会议上愤怒的声音。此前，由于美国环球电信公司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宣布破产而导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会议上就大公司ceo的职责上发生了辩论，格林斯潘指责美国频繁发生的经济事件，可见这已经不是孤立的案例而是存在制度上的缺陷，美国为之骄傲的经济制度看来同样存在难以避免的漏洞。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当今最为繁荣昌盛的美国社会也逃离不了这种循环，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最终目标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即人本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社会。 但在这个出发点和归宿之间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人们不得不因为生存和竞争而组成社会，而组成社会的目的却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心满意足地生活，然而，来自自然界和人类相互竞争的压力却导致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心满意足——或者说是为所欲为地生活。 历史的发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向人的最终归宿点前进，就是要不断扩大可以称心如意地生活的人群数量，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不断地利用机器创造出价值，使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 其实，真正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就是以这两个准则来衡量的。这两者的核心问题实则就是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是否平衡的问题。自然，这种平衡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同的。纵观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其实就是逐渐由集权制向分权制的过程，古希腊和罗马的那种元老院实行的民主其实只是一种集权运用制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况且，它的军事色彩不仅十分浓厚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每一个角落。 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相平衡的的问题与这个国家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以及所受到的外界影响紧密相关。这种平衡十分敏感，又往往成为问题的爆发源泉，如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改朝换代往往起因于农民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不满，往往通过军事反抗来达到重新调整国家统治权与民权的合理分配，而当这种平衡处于较传统位置时，国家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则趋向最小化，社会则处于一种和谐状态，表现为政通人和，经济兴旺，国力强盛。 在以往的历史上，集体权利往往被过多利用，成为一种强制权力，而大大削弱了它为民服务的本质，但这不等于说这种被歪曲的权力滥用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自西方爆发资本主义革命以来，从神权至王权，再从王权至民权的历史演绎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集权主义应该向个人权利让步了。实际上，民权还不是权力最终的演化目的，而是向个人权利的过渡，真正的社会集权应是一种完全的服务权力，它的强制性应绝大部分由高超的社会道德和合理的商业、文化、意识规范来代替。自然，这是一种理想，理想的作用就同于灯塔对航海者的作用。如果说集权主义偏重于统治权的发挥是因为国家安全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日益加大个体权利的倾向则是加强国家实力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实力实际上主要由武装力量、财富水平和知识程度三者构成。从历史发展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演化程序，即古代社会主要靠武装力量来体现国家实力，而近现代社会则是以追求财富为国家主题。 而从现今由美国主导的信息革命来看，则向着追求知识力量的方向前进，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也决定了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是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的工业早已将大批的工厂外迁，工业化已经不是未来国家的追求目标，而科技创新，主导思想文化产业，以掌握金融股票为主的手段才是未来的支配手段。 在目前的手机市场上，各种款式的手机不断地推陈出新，尤其是在亚洲市场，手机既是一种实用的通信工具，又是一种时尚的标志。而追求个性化的手机式样和铃声则又是体现个人情趣的一种方式，而这种追求时尚和个性的特点在欧洲就表现的不是很明显。在那里，老式的诺基亚是常见的手机，这和欧洲注重实用的清教徒传统不无关系。而相反，在亚洲，传统集权制度下人们的思想也同样受到禁锢，因而在现代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不要小看这种简单的追求时尚的行为，任何一种社会趋向都有着深层次的思想渊源，这种变化中，全球化、民族化、单一文化和多元文化有着同样的思想原则，一个追求个性化手机的人不会在他的广告创意中添加更多的个性色彩吗？如果追求个性化的只是一个人那顶多算他好出风头，而人人都追求个性化的时候又该说明什么呢？ 这种追求手机个性化的行为会迅速影响敏感的商业行为，过去那种单一的、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这种生产方式往往产生大量的生产过剩，同一模式的产品会造成了单调的社会，而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了按需生产的，适应个人需求的少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同样，过去传统的电视台播什么就看什么，现在互动式电视节目的出现不也正是这种个性化要求的体现吗？更为甚者，互联网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这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向全世界发言，而以往那种只有极少数人的言行才可能为世人所知的状况已经被打破了，互联网让人人都有了发言的机会。 既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成了可能，国家的边界再也不可能连人带嘴一起封锁了，那么至少在言语上这个世界已经是天下为公了，政府是不是应该用更长远的眼光主动调节集权与民权的平衡点呢？会不会出现政府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脚步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新加坡政府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而韩国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它有现代亚洲国家具有的各种传统问题，这些问题会减慢它的脚步，但韩国是儒家社会向全球化迈进的一个模式。 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大一统历史的国家，长期以来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独占尊荣之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重集权、轻民权的倾向，自然这有其历史原因，并且这种倾向也为中国的历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一切正如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想的变迁从未停止一样，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汇也同样在所难免。但这样不等于说一方向另一方宣战，鸦片战争不能与文化交流混为一谈，就是同质的欧洲各国间不也是战火纷飞吗？追求利益的战火不会烧掉文明的交往，同样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也并不意味着西化。其实在人类历史中，没有哪一个文明能完全隔绝与其它文明的接触，任何文明的成长实际上都是与异族文明交汇的结果。就欧洲文明而言，它也是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深受中亚、犹太文明的影响，就是那时遥远的东方文明也通过丝绸之路影响到古罗马的时尚——那时古罗马人都以拥有华贵的丝绸为骄傲，这成为一种显贵的象征，这和今天亚洲人以拥有宝马、奔驰汽车为尊贵象征一样。欧洲的园林艺术似乎和中国的园林艺术大相径庭，一个以追求人工美而著称，另一个以强调自然和谐而闻名。但实际上，早在欧洲园林艺术形成的开端，那时富强而稳定的中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园林艺术美学，中国的园艺美学实际对欧洲的园林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对这一点，不相信的人可以读一读欧洲园林艺术方面的著作，欧洲的几何美学和中国的亭台楼阁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 如前文所说，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于三个方面，即武力、财富和知识，那么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竞争时代的机制似乎还没真正出现。美国，看起来好像是在知识竞争中成为了引领者，并且也显得出类拔萃，真是这样吗？未必。 美国是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成为率先进入知识竞争的国家并不奇怪，因为它的资本社会成熟，财力丰厚，竞争机制完善。但大英帝国开创了工业革命并不等于说它会一路领先，相反，往往开创者和最高成就者不是同一个人，事实上，后来的德国、日本、美国都比英国做得好。就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并不是第一个揭竿而起的人就是帝王，而是要经过一番争斗才行的，同样，美国的确开创知识竞争的先河，但谁能保证它不会步大英帝国的后尘呢？ 构成知识竞争的要素现在还不十分确定，全世界也才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但从人性的理论来看，谁能把每一个成员的能量释放到最大，谁就会拥有无穷的力量，这一点是确定的。十个农民和十个大学生相比较的话，就组织军队战斗力而言，十个学生不会是十个农民的对手，但相对知识创造财富而言，十个学生的创造肯定要高出一筹，同样十亿农民和十亿大学生谁会略胜一筹呢？这个答案不言而喻，有一个比较是这样的，即一个游击队员可以对付三个正规军士兵，而一排的正规军士兵则可对付一连的游击队员，为什么？这就是专业人员的规模效应，一个汽车修理工因为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因而他也许可以迅速地解决汽车的实际问题，但他未必能解释清楚其中原因，而几个专业人士也许要研究一会才能解决问题，但他可从理论到实践娓娓道来，如果你是修理间的小老板，你可能会选择前者，但如果你是汽车制造商，你会选择谁？ 我想，知识竞争可能会由这样三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决定，即个人拥有的权利程度、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机制和国家的教育—创新机制。国家的教育—创新机制是培养人才和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个人拥有的合理权利程度是个人的能力发挥的良好环境，而国家把其国内的各类人才置于一个整体内的竞争环境中才能使其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来，才能把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与世界其它竞争者竞争，也就是尽量避免国内人才的布朗运动，而是让他们处于电子流的状态——向同一个方向运动。这其中，个人对拥有的个人权利是否满意决定着这个人的工作热情和去留，如果这个人被迫留下来，却又得不到合理的报酬，那他不会有很高的热情。 在中国的传统中，对集权制的思考已经非常丰富了，并且有数千年的经验，而对如何注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则显得苍白乏力。当然，未来中国要借鉴的是西方思想，但绝不会照本宣科，而是借鉴它的精神、它的实际经验，就西方的个人主义而言，它在资本主义思想中拥有无限价值，但它并不适于未来社会的知识竞争和思想竞争原则，它已经显得有些颓废了。而中国，其自然和谐的精神与西方强调的人文精神如果能达到真正的交汇那就必然会产生新的文明，可以说，现在西方文明也处于没落之中，它如果不学习东方思想，那它早晚会消失在历史的扬尘之中。 美国强盛的经济就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为实现自己目标的第一需要，而美国却缺乏人性的第二需要，中国、印度、欧洲则是拥有第二需要的国家，但却缺乏满足人性第一需要的能力，所以，它们的人才在流向美国。 中国要做的就是实现第一需要，同时调整自己的思想，借鉴世界各种优秀文明，来实现能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第二需要，这之后，它就会成为一个能施展第三需要的理想之国了，这就是中国真正的目标。 满足第一需要，中国有这个能力，这是世人所不怀疑的，并且，这个目标指日可待，关键则是第二需要，它就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大政治，达到和美国一样的遍及每一个角落的影响力，却不像美国一样，在中东、非洲，在俄罗斯、在亚洲，到处都有仇恨的眼光，恰恰相反，中国要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对中国持一种希望的目光，如果美国说：“要美元吗？”那我们说：“要工作吗？”如果美国说：“要导弹吗？”那我们说：“要反导系统吗？”如果美国说：“听我说，你们应该这样？”那我们说：“我们听听你们的想法，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美国现在拥有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影响力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它可以是我们未来的行事参照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他的朋友是我们的朋友，他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朋友，你说，最终谁会赢？ 人心向背，天下得失。在信息公开的世界里，国界是一个在逐渐消亡的界线，做一个魅力国家、实力国家、富裕国家，争世界之民心，以达我之目的，这就是大政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3) 第十章(3) 3. 现代美国：新文明的台阶 ●美国文明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能在建国仅30余年就敢宣布“门罗宣言”；建国50年就可以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建国100年就敢于与西班牙争夺加勒比海；建国150年就成为世界的两极之一，主导世界政治和经济；建国200年就挫败了他强劲的对手，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从18世纪末建国到20世纪末成为世界的霸主，仅靠得天独厚的地利是不够的，还需要好的政治思想和协调一致的社会创新机制才行。 我所说的思想，并不是单纯指哲学思考，而是包含人们思想在各个领域的体现。我们知道一个商品的产出包括这样几个程序：创新设计——大体构想——具体设计——原料采购——工厂生产——出售——市场信息反馈——再依反馈信息再构思创新，这是一个简单循环线。在这过程中，社会有分工，依能力不同而从事不同的部门，出售的利益再分配给这个商品生产的所有环节。社会进化的方向就是越来越注重构思创新这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劳动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人类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我们来思考，机器来生产。历史不断地由农业社会向封建社会、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前进，它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思想社会。以前社会需要大部分人来从事农业才有可能提供足够的物质需求，随着机器代替劳动的能力越来越强，最终实现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是从事思考性工作，而只有极少部分人从事监控机器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所谓的第一、二、三产业在社会中的分配比例来象征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程度，美国就像是在这个商品生产中从事创新、设计工作的人，它获得的利益也最大，而德、法这样的国家则是高层管理人员，而像中国、东南亚、韩国这些地区则是工厂区——正如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一样，它们从事的是具体的生产、制造工作，而这一部分是利润分配中获益最小的一部分。 中国要做的就是先成为一个白领工作者，再成为经理阶层，最后成为老板——掌握资金和商品开发设计的人。中国在哲学思考上有深厚的基础，中国的哲学博大精深，它在中国逐渐向这个金字塔最高层发展的过程中要做的就是解决政治思想，以及社会稳定、培养社会精神的问题，再由政治来一步步解决社会各领域如何协调地进行这个过程，以达到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使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最终超越美国。美国毕竟只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它可以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向两边的欧亚国家兜售它的一切，但一个古老国家，它会将丰富的经验应用到当今的竞争中，那么，未来就很难说是谁的了。中国是一个保持了5000年优秀文明的国家，一旦不再把能量消耗在内部争斗上时，那么它那丰富的经验必将用在世界竞争中，美国则成为一个中国成长的台阶，如德国的崛起就是踩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台阶上前进的一样。 今天的美国是欧洲文明的集大成者，它几乎集合了欧洲文明中所有的优秀成果，可以说没有欧洲文明就没有美国。但它很可能既是欧洲文明的最高成就也是欧洲文明最后的光环。在世界的历史上，大约每隔500年文明重心就会出现一次转移，从1492年至今，正好500年，这也是欧洲从卑微的文明小伙伴成长为世界主流文明的500年。美国国内的颓废和保守主义也如期而至，这种思想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一个帝国已经从核心开始出现裂隙，尽管美国从领域和国力上来看依然强大无比，并且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它将在未来10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越过巅峰，开始美国的颓废时代。 如美国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大师塞谬尔·亨廷顿先生不久前又推出了他的新著，即《我们是谁？》，在此书中我们惊异地发现亨廷顿先生已经开始为美国文明的命运担忧，他认为美国正在面临失去正统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主流地位。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他的国内充满来自全世界的各种种族和文化，这些文化都与原来美国正统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文明迥异，并且随着拉丁语族裔和亚洲族裔的人口越来越多，他们背后的经济越来越强大，他们在美国的地位也将越来越高，这已经对美国原本占主流地位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构成了威胁。所以亨廷顿认为美国在未来将面临三种选择：一、世界主义的，即美国成为一个完全的移民国家，全世界都可以用大量的移民来占领美国，从而把美国改造成一个没有主流文明而完全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二、帝国性质，即改造每一个移民美国的人，甚至将美国文化向世界推广，在进行商品征服的同时进行文化征服；三、民族性质，即保持美国自我的、原本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至上的地位。 “美国人怎样界定自己的特性，将决定美国在世界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世界怎样看待这一作用，也会影响到美国的特性。在现今这一阶段，美国与世界各地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这方面可以有三种总的方案。美国人可以拥抱世界，也就是向别国人民和文化开放自己的国家；或者，美国人可以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改造别国的人民和文化；再者，美国人可以保持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人民的社会和文化。这种言论你是否感到似曾相识？对，在曼德拉之前的南非，南非白人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雅利安人对犹太人的血腥的种族灭亡政策；在昭和时代的日本，日本对整个亚洲的种族蔑视和征服战争；在今天的中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互相仇视，等等，我们都曾经听到过这种声音。亨廷顿先生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文明优越论者，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亨廷顿已经将种族—文明冲突论从美国边界外引向了美国国内。亨廷顿竟然直言不讳地说：“在美国历史上，凡是不属于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白人的人，都被要求接受美国的新教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并成为美国人。这对他们有利，也对国家有利。”④ 亨廷顿所言“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白人”即lo-saxon protestant，他认为这才是美国的精髓，美国的精神和美国力量的源泉。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原来美国远非世人所通常认为的那样可以包容一切、海纳百川，它也是一个自私的国度。在美国的文化中，种族—文明优越感仍然是那么根深蒂固，远不是一条禁止种族言论的法律就能说清楚的。无论亨廷顿先生是为了沽名钓誉还是从内心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这都是在美国有市场的。 图中是一幅美国精英阶层所认为的美国文明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和历史上的其他大帝国没什么不同，依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普通大帝国，而不是一个包容所有文化的理想国。 ●爱迪生需要沃土 在美国的发展史中，科技是其最根本的动力。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由于欧洲的各种动乱，使得美国吸引了大批科学家和技术工人，这使得美国有了一些先天之利，但如果没有自己的科学培养机制那也不可能长久 。 在美国独立之初，美国的科技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欧洲，但在美国境内，科学发展没有任何限制，不像欧洲那样总是受到政治和宗教的种种限制、干涉，美国从一开始就认同科学，美国的自由理念充分地体现在科技领域，科学家只需要专心的从事研究工作而根本就不必担心来自政治、宗教的干预，所以他们可以大胆地做任何事。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棉机和可替换标准化零件，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这对还是农业国家的美国来说有莫大的好处；在19世纪初，美国各种科技研究机构就逐渐建立，如西点军校、海岸测量局、史密森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等；此后，1872年爱迪生创建了美国第一个私人研究所，这就是今天通用电气公司研究机构的前身；在18世纪，美国的科学家就逐渐开始接过世界科技的领导权，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数学—物理学家咸拉德、若布斯成为创立热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物理学家迈克·逊成为美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家托马·亨利·摩根创建了染色体遗传学理论；一战后，贝尔实验室成立；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则标志着美国已成为全球科技的领导者。二战前，美国诺贝尔获得者已占全球14％，1946年至1994年，则达到53％，美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世界科技中心，在20世纪现代水平的三大标志——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方面都是领舞者。 美国何以能有这样杰出的成就呢？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注重培养国民的科学意识，从大学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入手，培养人们注重科学形成一个良好的科技—教育—科技的循环体制。 美国由联邦政府直属的实验室（国家实验室）目前就有大约750个，雇员达22万之多，美国没有独立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院，却有数量庞大的各类高等院校和私人工业企业研究院，美国共有约3000多所学校，其中300多所设有研究生院，其中90所的科研占科研项目的80％以上，美国排名前50所的大学几乎就是排名世界前50所的大学，其中20余所大学是享誉世界的大学。在美国大公司中许多都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机构，它们的研究往往意味着工业产品和设计的革命。 美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投入非常大，1993年的科研经费就是1608亿美元，为日、德、英、法四国之和。早在1790年，美国就通过了《专利法》，之后如专利审查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评估法及其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政法律和相应组织机构不断建立，使政府对科学的鼓励和管理不断得到加强，从政府这方面就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西方社会，美国的科学普及教育是世界最好的。科幻电影是美国的突出表现之一，孩子们从小就受此影响。在美国，图书馆、博物馆和科技馆遍地都是，这和中国多为政治、战争人物立馆不同，在美国，政治、战争人物在这类展馆中所占比例极小，美国的这些设施有许多都是公益性的，并且展品丰富，科技馆材料充足，既直观、实用又能引人入胜。 ●专利制度：科学与金钱一见钟情 美国早期的一些科学人才给人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大多是多面手，往往在多个方面都很优秀。 如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就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科技发明家。富兰克林在波士顿看了一次“电气表演”后，就对电学产生兴趣；在多次乘船航行后，他又对航海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利用风筝研究雷电的故事广为人知，他因此而研制出避雷针；在他发现敞开的壁炉中大量的热量是从烟囱中流失的，他发明了“宾夕法尼亚壁炉”；富兰克林也爱好音乐，他又因此发明了一种玻璃乐器；他甚至对感冒的原因，对夜里睡眠不良都有过研究，他在世人眼中简直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 爱迪生这位伟大发明家，他从事工作的原则就是实用科技主义原则，他的许多发明就体现着这种精神，如电灯、电影、留声机、中心发电系统等，他在1862年至1910年期间，共有1328项发明，他的发明涉及很多个方面，但无一不是以实用为标准。 在美国的历史上，从一开始就注重将技术发明与经济利益直接联系，因为美国人清楚没有利益回报的发明不会长久，而有利益收获的发明不仅对发明者本人有益，更会对国家有利。早在1790年4月，联邦国会就通过了《专利法》，1836年，专利制度已经全面确立。美国的专利制度规定专利局依发明的新颖性、技术性和实用性授予发明专利证，对申请专利的人收费很低，最初只要3.7美元，并且在专利得到确认后就会受法律的保护。由于美国法律完善，所以发明者的专利也就会得到认真的保护，根据联邦法律，国会应“使作者及发明者对他们的著作和发现在有限时间内拥有专利以促进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发展”。 第一位申请专利的人是塞缪尔·霍普金斯，他的发明是“锅和珠尺”，即钾碱，由于申请了专利而使他受益匪浅。曾当过国务卿的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第一位专利审查员，他说：“对新发现颁发专利证，为发明创造活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动力。” 亚伯拉罕·林肯评论专利制度说：“专利制度是在天才的创造火焰中添加了利益这种燃料”。 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局长的唐纳就明确指出，美国专利制度的核心就是“给予发明人以为期17年的专利权，在此期间他人不得利用其发明，以酬谢该人将其发明公诸人民大众”。 简单地说，专利制度就是在培养一种“搭积木”效应，就是要使科学创新像搭积木一样，越搭越高。 美国就是这样，只要认定你的行为有益于社会，那么就会立刻兑现利益承诺，这实际也就是美国吸引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人才的关键之处。 美国的科学经济体制是一个完备的体系，不仅是早期的个人发明，而且许多大学、公司研究所都是包括在内。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的科学进展不再是某个人凭想像所能完成的了，而是需要庞大资金和设备的投入，同时也需要众多杰出科学家协调工作才行的，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等。原子弹、宇航飞船绝不是靠一个灵感就行的，莱特兄弟制造飞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里也证明了一点，人们社会最终的发展方向还是要越来越向集体合作的方向发展，这对于像中国这样自古注重集体合作的国家会越来越有利。 1900年，有一位到美国考查专利制度的日本人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四下环顾，找寻最伟大的国家以便效仿它们。我们问：是什么使美国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经过调查后，发现是专利制度，因此我们也将建立专利制度。” 如果说专利制度是美国的动力的话，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大学、企业之间的那种政策支持、扶助、大学间良好的竞争机制，以及美国政府为公司企业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寻找各种商机的态度，以及种种支持政策则是这个动力的各种配合系统了，显然仅有单纯的专利制度还不行，专利的种子还需要土壤和后天的呵护，才能最终开花结果。 1842年，莫尔斯向美国国会求助，他希望政府能拨给资金来验证他的无线电报系统能否用于公共电讯，国会最终通过了这项提议，同意拨款3万美元，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最早一次资助科学研究的活动。在1941～1945年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参与科学研究领域，受雇于政府的科研人员从8.7万增加到19.9万人，科研经费从9亿美元增加到15亿美元。从1938年至1964年，美国的科研经费从7000万美元增加到150亿美元，在联邦预算中所占比例也从不足0.1％上升到15％。 美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以两种方式支出，一是直接拨给联邦行政部门所属的科研机构，二是拨给学校、工业企业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在大学中，一般都有科学研究园区，许多大学附近都有高技术企业存在，往往形成一个大学、企业、工厂的三角带，这样就形成了科研、资金、生产三位一体的机制，这非常有利于产品的创新、发明。企业给予资助，同时也分得利益，这种利益分配制度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推动三者不断前进。 同样，企业也有自己的研究所，它们会更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如在军工企业为开发美国新一代战机等，就都是依据美军的要求而开发生产的。同时，美国政府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后，还会利用美国世界的影响大力帮助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如在中东，美国政策是决定他们存亡的关键，而美国的武器又是赢取他们口袋里金钱的最好货物。 ●柏拉图与硅谷 美国从来没有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家，但美国人却掌握着现代文明的载体。 在人类的传媒领域，媒介载体有这样几类：书信、报纸、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而美国一手创造了后三者，并一举成为其内容的主导者。 所谓一个思想国，是指不仅在哲学领域，而是在任何领域都是该领域思想的主导者，在教育领域要成为教育思想的主导者，在科技领域就是科技创新思想的主导者，美国并没有产生像柏拉图那样的伟大哲学家，但美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强盛，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要把握的关键就是科技的创新思想和政治的“民主”思想，而这需要媒介。美国不希望做希腊那样的哲学国家，而是希望做罗马那样的帝国。 最值得称赞的是它在每个领域内的创新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连，几乎达到各领域和谐共进。 194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园里，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从当时的电子计算机个体庞大，重逾30吨，占地500平方米，耗电巨大，到今天笔记本电脑成为商务人员的必备品之一。美国不仅一手开创了计算机时代，而且还主导计算机制造业，而最有影响的还是因为美国是互联网的主导者。这样，在计算机行业，美国就主导了创造、制造互联网的全过程，美国不仅从创新中获得庞大的利润，还可以利用这种新的信息维护美国的利益，宣扬美国的思想。 美国的硅谷就是在这时期开始扬名世界的。在美国的西海岸旧金山以南，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一带，从1951年开始生产计算机、半导体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目前，硅谷出产的半导体占世界产量的1/4，年产值450亿美元。对此，美国说：如果没有硅谷，世界上将有一半电脑停转。 1964年，ibm公司的ibm860系统诞生，开始了以集成电路为逻辑元件的第三代电子计算机，1970年第四代计算机开始普遍应用，这时计算机已在美国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仅在“阿波罗”计划中就有1.2万多台计算机在应用，至80年代初期，全美有30万台计算机在工作，如果换算作人力的话，这相当于4000亿人的工作量，可以说没有计算机，“阿波罗”计划就不可能成功，美国也达不到今天的繁荣。 70年代后，美国开始致力于计算机网络的开发、应用、发展，在“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美国一直领先世界。1993年初，克林顿上台不久即提出计划，要求美国在10～15年内建成“信息高速公路”，把美国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家庭的计算机联网，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仅以速度和信息量而言，用目前的计算机网络传输3卷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需要几小时，而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则只需要4.7秒。在1996年10月，克林顿政府又推出“下一代互联网络”计划，其直接目标就是要建造比目前互联网至少快100倍以上的网络，包括：用比现在的互联网络快100～1000倍的网络连接大学和国家实验室；这些网络至少连接100个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并以快1000倍的速度连接大量的机构。这样美国的“下一代互联网”计划的潜在应用领域则几乎无所不包，医疗、国家安全、远程教育、能源研究、生物医学、环境监测、制造等都包涵在内。 计算机业不仅能提高效率而且包含大量的信息。中国是人口大国，但若以劳动量计算，美国因为有计算机的帮助，实际相当于有数千亿人在工作，那么美国这方面的“人口”则就不是中国单纯的人口能比拟的了。同样，美国所获得的信息也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相比之下，如果说美国是信息的森林，那么就非洲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则是处在信息的沙漠中，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差别，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缺乏信息就相当于缺乏资源，不仅在战场上无法取胜，也同样在商场上无法获益。 ●从开发产品到开发思想 在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有这样一个过程，即人们是逐渐从“以机器制造机器”向“机器设计机器”的方向发展，用机器来制造机器是人类进步中一个鲜明的脚印，标志着工业社会的开始。福特将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引入汽车制造业，由此而引发了工业进入规模化的阶段，而计算机的出现也就标志着用计算机来设计机器原件成为可能，也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标志。人类终于有这么一天，终于可以将繁重的、具体的劳动交给机器了，而他们自己则只从事人类更愿意从事的思想设计，将你的理想融于你的设计，相信以后的产品开发将会越来越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和今天大家使用千篇一律的东西不同，以后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个性化产品设计，如在亚洲，他们更喜欢丰富多彩的手机、手机铃声等，这和欧美注重实用就行的观念有所不同，这也是亚洲将主导未来工业设计的例证之一——亚洲的多元文化更有利于个性化的开发。 世界也许就是这样矛盾，注重个人主义的欧美却满足于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以及更看重实用，因而忽视了人的思想在产品表现上的活跃。在亚洲，集权制度下的思想却存在于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尽管某一地域内的人们不宣扬个人英雄主义，但却越来越看重个性化的东西。多元文化的思想渊源也注定亚洲将是未来工业设计的发源地，也许，这就是物极必反。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已经在流水线上暂告一段落，而封建集权的束缚也让亚洲人更想追求个人的不同。 历数美国的社会进程，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建国之初，美国还是一半是农业社会，一半是种植园经济的社会。到了南北战争之时，美国则是到了一半是工业社会，一半是种植园社会的体制，也正是两者的矛盾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之后，美国紧随欧洲步入工业社会，并且迅速成长为一个工业大国；到了二战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经济社会，这时美国的工业生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渐让位于科技创新带动社会的模式；之后，美国更愿意扮演一个金融家和科学家，而把工厂老板的角色让给像新兴的亚洲社会这样的地区。并且在世界进入信息社会后，美国也更愿意在信息领域来领导世界——信息价值更为巨大，获得也更为迅速，这从微软公司的发展就看得出来，微软用了十年时间就达到了福特公司100年的创造价值。在美国大规模的工厂外，许多制造业的实际生产都是在国外，而在国内仅保留公司的核心部门——科研开发基地和设计部门，也就是说，美国公司将大脑留在了美国，而将制造机器的双手留在了国外，因为人的双手是要服从大脑的，更重要的是，在信息社会，思想产品的利润要远远大于工业产品，这也就是为什么微软能在短短10年时间完成福特100年的任务，一句话，人类的竞争已到了思想竞争的时代，工业竞争已经过时。 从产品开发到思想开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走向，这和人一样，总是希望在衣食不愁之后，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愿望。 同时，我们也不要以为西方经济强大就会促使西方思想有了超越世界的优势，中国、阿拉伯、美洲的文明就没有价值了，不是这样。相反，西方文明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很有可能已经油尽灯枯，这从福山的《文明的终结》一书就可以得到印证，即西方在失去冷战目标之后，就显得无所适从，而不是总结出更加优秀的思想。从现代欧美的思想潮流也可以看出，并没有什么新意的东西，也没有解决西方本质矛盾的思想出现。并且，思想对于人类而言有非常强的共性，尤其是接近人性的、世俗的思想，只要条件成熟就会得到流行。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世界共鸣的文明，而并不是像普通人想象的那样，认为西方人只把它当成文明遗迹一样的东西。儒家思想同样在欧洲盛行，在德国这样思想家辈出的国家，孔子的雕像也昂然屹立在一个公园中，上面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人既熟悉康德、黑格尔，也熟悉孔子，认为他和康德同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德国的公园中有这样的字句，也颇有意味，它既表达了罗马传教士初次在中国弄懂这句话时的震惊——耶稣也是这么教育他的教徒的，但孔子比耶稣早了500年，这让西方人震惊，原来耶稣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 早在西方初次接触中国的时候，西方人就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最早的拉丁文译本《论语》大概早在17世纪就出版了，然后又转译成法文、英文和德文等。有意思的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是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远渡重洋来中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向中国这些世俗人传播上帝的福音的，企图将他们纳入到基督教的世界中，但他们在事实上却扮演了文明中介人的角色，他们既向东方传播了基督教文明，也向西方传播了儒家文明。这些传教士把孔子译成了“confucius”这个拉丁文，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也就是他将《论语》译成了拉丁文，这本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还有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家，以及像詹姆斯·利格这样翻译儒家经典著作的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文明并不是完全要排斥异类，而是如同莫格在其《他说的仍在实行》所说的那样，“孔子的教诲属于全人类。他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是实用哲学，信奉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爱国主义”。 由于孔子和耶稣基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同等重要，都代表着一个文明，但不同的是孔子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没有宗教成分，但它所影响和信奉的与后者一样，故儒家哲学及整个东方文明都更容易为普通社会所接受，也更有益于构建现代的和谐社会。同时，伴随东亚经济的崛起，西方以往那种以为只有奉行西方文明才能富裕的想法大受打击，西方不得不重新审视东方文明对现代社会的价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4) 第十三章(4) 4. 现代日本：会从文明上超越我们吗？ 如果说浓厚的思想只能由悠久历史来打造的话，那么日本就是挑战这一概念的最好例子。在中国看来，日本只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变得强大，并且也只是一个暴发户，并不是一个有浓厚历史思想的国家。自然，与中国5000年的文化相比，日本显得很苍白，但现代日本是一个财富与新文化概念的代名词，它早已经不是一个只有钱而没有头脑的人了。这与美国当年崛起的时候是一样的，伴随着美国的崛起美国快餐式的文化同时开始风靡世界，尽管与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的文化显得单调、浅薄甚至有些野蛮，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席卷世界的速度，仅仅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里，好莱坞、麦当劳这些浅薄的东西就在世界遍地开花。好莱坞为世界年轻人带来视觉的强烈冲击，麦当劳同时为他们提供干净、可口的快餐。美国人简单、刺激和紧张的生活方式同样成为世界各地新贵们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喜欢的就是世界要模仿的，这几乎就是世界文化与娱乐的游戏规则。在二战后，美国的文化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它通过各种媒介从美国传播出去。战后的世界把美国视为天堂，以为美国的一切都是来自天堂的福音，世界到处都在模仿美国，似乎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但很快，美国开始发现，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社会，他们本来就属于世界各地，他们共同在美洲大陆创造的美国文化也分属于各自的文化，他们庞大的购买力也促使世界各地的文化反向输入美国，如美国庞大的拉丁后裔就让美国之外的拉丁文化重新获得自信。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崛起又开始冲击美国优势——世界还是势力的，哪里聚集了财富哪里的文化就是时尚。日本的东西开始为年轻人所喜欢。宫崎峻的《千与千寻》成为首部捧走金熊奖的动画片，意味着日本动画片的水平已经是世界级的了。同样，连美国这种与日本文化原本格格不入的异质文明之地如今也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美国的年轻人同样喜爱日本的漫画。 尽管日本现在文化仍然显得浅薄——没有视角、没有层次，一切都不分主次地同时存在。画家村上孝有些嘲讽地对某杂志的记者说：“我们没有宗教信仰。我们只需要强大的娱乐力量。”但不要忘记日本也控制着强大的媒体，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媒体塑造出来的，这与政治宣传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日本不断崛起的历史表明，转变的结果更可能是新生而非毁灭。凭借手中的传播渠道，日本已经蓄势待发，拥有巨大的潜在软力量。日本已经拥有一个超级大国才有的文化影响力，很难想象它会满足于掌握那么多媒体、却传播那么少信息的现状。” 但日本的文化并非就此止步，它仍然在前进，而且步伐很快。 目前，日本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已悄然攀升。从流行音乐到家用电器，从建筑到时装，从动画到厨艺——日本看上去比20世纪80年代更像一个文化超级大国，而当时它只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日本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国家，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进而是触角的全球化。日本上升为世界性的文化大国是苦心经营的结果，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形成。大众文化是一种最贴近百姓生活的艺术，需要的不是非常深奥的思考，也不是晦涩难懂的哲理，而是一种娱乐、时尚，易于模仿、传播的东西。并且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经济利润。 不是简单地模仿——思想根本不可能模仿，而是像他们一样成为世界的新思想中心。 宫崎峻的那部出神入化的《千与千寻》成为首部捧走金熊奖的动画片。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日本动画片的影响已经日渐深入，尤其在青少年心中，日本的动画片已经可以和美国当年迪斯尼的影响相媲美了。 但现在日本来了，似乎有超越美国的势头。 在近两千年中，我们一直视我们的东部邻居为岛国寡民，一个靠吸取他人文明才能生存的可怜人，然而，今天我们的许多青少年却是在日本的动画片中度过童年的，我们的悠久文明去了那里？仅仅在十多年前，日本的摇滚乐明星安室奈美惠还无法到美国去做巡回演出，现在已经不屑于去了，因为在今天，日本的时尚杂志是世界品位橱窗的佳品——以前，这种橱窗只是出现在香港、曼谷、雅加达、汉城、上海这些亚洲城市，而今天，美国人已经开始崇拜这个昔日的失败者了。 日本大量借鉴了唐文明，从文字到礼仪，但日本一直以日出之国对日落之国将日中两国对等视之，从没有臣服。借鉴了佛教文化，但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生子，他的佛教事业更像一种职业，借鉴德国的哲学思想，如尼采、黑格尔。法国的浪漫主义，如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理想社会主义。美国的经济学，如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美国的自由、民主及个人主义，如民主政治思想、经济竞争体制等；但君主政体、武士道精神与民族危机教育仍然是日本的精髓。 日本尽管已经拥有了相当规模的经济成就，为什么一直没有真正成为东亚的核心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还不是一个思想国。当然，日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日本一直在大力收购世界的主要媒介，借鉴东西方优秀的文化，培养自己的思想大师，像《千与千寻》这样的杰作多了，谁还会说日本只是一个仰人鼻息的思想仆人呢？实际上，日本人现在只缺少哲学家，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了。他们在有意识地进行一场赛跑，和他竞赛的有两个人——中国和美国，结果会怎样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5) 第十章(5) 5. 传统中国：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 ●文明简史：盛衰相伴 生命长存 中国5000年来一直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当政治统治中断时，中国社会的伟大思考则开始兴盛，当这种思考获得成功后，就会促使中国变得更为强大。 大约公元前1500年，在中国北部平原，中华文明的第一个王朝——商朝开始建立（一般来说，夏朝的存在与否尚有争议，暂且以商朝为开端）。至公元前1027年，周王朝取而代之，范围在渭水流域和黄河下游。在公元前771～221年，中华开始了第一次中断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时政治分离，战争频繁，周王室已经名存实亡，但这时的文化却因此而异彩纷呈，技术和知识也得到大力发展，中国的经典学派大多是在这时兴起的，由此奠定了中国的文化基础。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中华帝国，由此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先河，但秦王朝穷兵黩武的政策也为它种下了祸根，由此引发了秦末的农民起义，从公元前207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创立汉王朝为止，虽然战乱时间仅为5年，但汉王朝作为秦王朝的完善者其影响深远，其后的许多国家政策制度都是在这些基础上的变革、完善。在这一时期，即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儒学正式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用以诠释国家政权、制度的建立根源，并进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另外一个重要的制度就是官僚选拔制度的建立，就是通过察举来选拔官吏，而非单纯的继承。这十分开明，有利于从民间选拔人才。公元75～220年是东汉时期，这时，佛教传入了中国，并且希腊、罗马艺术也由西域传入。公元184～589年，中间正处在东汉末年的诸侯纷争时期，三国演义成了这时的主题。其后的4～6世纪，中国处在南北朝时期，北方是少数民族政权，南方则是流亡的汉族王朝，同时，汉王朝的南移也同化了南方各原住民，使之融入到中华文明中，佛教此时在北方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为现代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珍品，如云冈石窟等。公元589年，隋王朝建立，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个里程碑，这时建立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隋朝时期，还开通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从杭州到洛阳的大运河。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并恢复了科举制度，使之制度化，唐王朝达到中华文明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最高阶段，此时的文学、艺术都是中华文明中辉煌的阶段。875～979年的一百年间，中华文明又历经了纷乱与动荡，之后宋王朝建立。直到1279年，元朝建立，但中华文明并没有因此衰落，蒙古统治者并不大力否定中华文明，也不加以排斥，因而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并且此时以戏曲著称于世。1368年的大明王朝建立，王守仁（王阳明）在此时阐述了新儒家思想，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16世纪，中国引进了许多新粮食作物，粮食的供应充足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人口的猛增。1644年清王朝建立，在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时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人口再一次激增，由此奠定了现代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康乾盛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遭遇了西方殖民列强的侵害，历时正好一百年，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简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共有5次分裂的时期，都是处于战争乱世时期，第一次历时550年，第二次5年，第三次405年，第四次104年，第五次100年，共计1164年，相对3500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而言，约占1/3的时间。 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在每个文明的背后”都另有一番景象，外来文明只能使原有文明产生一些变异，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原来的文明，如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华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这不影响儒学的正统性，而在东南亚，伊斯兰教是这里的主要宗教，但东南亚从来就没成功拥有一个文明的历史地位，因为尽管伊斯兰文明本身是一个文明体系，但东南亚却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的文明，只能说伊斯文明扩展到了那里，同化了那里。 为什么有的文明消失了，中华的文明却长存于世，我说中华文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明，既是说它拥有应属于一个文明的特征性的东西，也有因文明横向比较而独树一帜的东西，这里归纳一下中文文明的独特之处，再分述之，再归纳出更深层次的特质内涵，足以说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之处。 ●历史：文明来源十分广泛，重在扬弃 有一幅“英国根与世界各地文化”的根系图，说的是英国的成长历史中，许多思想、宗教、科技以及人文风俗都和地中海甚至印度这样的地区有密切的关连。在早期历史中，英伦三岛还是一个处于蛮荒的陆地的时候，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等文明的光辉就在此起彼伏。欧洲封建社会时期，来源于法国的思想和语言开始形成英国的历史。这时丹麦人的入侵又带来了行政管理、北欧蛮族敢于冒险、无所畏惧的社会风气。自7世纪后，源自古罗马的庇护制开始影响英国社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股来自意大利半岛的思想、文化之风开始吹到了英国；而在1525～1575年间来自北欧的宗教改革也同样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在英国落地生根；1575～1675年的一百年间是英国走向殖民帝国的时代，非洲的奴隶贸易，对印度的统治，在美洲获得的大片领土，伴随着英国人遍布世界的足迹，源自这些地方的一些文化、习俗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英国社会，如饮茶的习惯和咖啡的引进等；在1675～1775年的期间，欧洲形成了一个所谓“欧洲总的政治气候”，这一段时期是欧洲对各种思想、文化进行整合的阶段，而英国此时已经走上强盛的帝国之路，它已经有能力开发自己的文明成果了，如源于英国的议会制度等，同样，集百家之长的英国又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由此引领了世界的发展方向…… “一般历史进步自然要依赖各种力量的作用，但这些力量不是国内的力量，它们有着更为广泛的来源……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结果尽管有所不同，但它们却遵循同样的法则。”这是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爵士的想法，它提示的法则就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与其他社会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结果，每一个社会在思想制度、风俗、法律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如果一味固守自己的一套社会原则毫不让步，那么迟早都会受到历史的劫难，对中国人而言，这种教训并不久远，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国人就一直处在西方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矛盾之中。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对自我形成的思想与外部文明的侵入所产生的融合总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在中国的形成文明中，也同样遵循这条社会进步法则，在中华文明的发展根系上也同样有源自多处的文明、思想融入。如果说诞生于黄河下游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的话，那在它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同时，是一边融合来自不同地方的文明一边向前走的。在春秋战国时有名的赵国引进“胡服骑射”就是军事改革的一例。在农业方面，来自西域的一些农业品种现在已是广为人知的农作物了，同样，源自美洲大陆的玉米、西红柿等在今天不也成了一般的农作物了吗？东汉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又为中华文明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佛教的一些思想早已融入到了儒家等思想中。佛教的古刹名寺遍及中华大地，这是中华文明包容、吸收其它文明的经典之作。同样，在元朝，由于蒙古军队的征战，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贯通也得到了发展，著名的马可·波罗就是这种文化交融的杰出使者之一，中国西北的连接长安和大秦的古老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著名的贸易之道，郑和下西洋的原本意图就是“广施帝国之威”，在东南沿海一带，妈祖庙随处可见，甚至远在非洲、欧洲都能见到她的身形，这种源于航海祈求平安的愿望无疑是带着中国人文化的特点。在泉州，当时就有许多阿拉伯人在这里经商、居住，这里的清真寺也曾盛极一时。同样在清代，中华名园——圆明园就是典型的中西建筑文化的荟萃之地，可见自中华文明开始的第一天起，中华文明就同其他文明一样受各种其它文明、文化的影响。而更为值得注意的，中国的文明显得比其它各文明体系更有包容性，对于这一点，二战时的犹太人就深有体会，当时几乎全世界都受德国反犹思想的影响而排斥犹太人，中国则从没有对犹太人另眼相看，上海和哈尔滨等地当时是犹太人最希望去的避难所之一，在上海的闸北至今还有犹太人的会所。 文明交往对文明的双方而言既是一把双刃剑，又是一把解决自我问题的好钥匙，关键在于主体文明是否拥有保持自我存在的绝大生命力，如美洲的印加帝国当时无论在国力上、军事实力上绝不是区区数百人能征服得了的，但历史却这样富有黑色幽默，仅一百余人的殖民者征服了拥有二十万军队的庞大印加帝国，你能说这支殖民军队非常伟大吗？恐怕更让人吃惊的是印加帝国的指挥、统治机构存在有太大的缺陷吧。对文明交往“师夷之长”的思想在中国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而与印度这样自言自语、不合作、非暴力的态度不同，中国的“师夷之长”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就是“以制夷”。 为什么世界上曾有的那么多文明或早已为历史遗迹，或黯然失色，而中国为什么自始至终地保持了中华文明呢？ 是出于历史偶然吗？不，显然不是，中华文明历经了数千年的风雨——战争、分裂、外敌入侵都曾经历过许多次，就所遭受的灾难而言只比其它文明多不比它们少，也就是说无论内忧还是外患，中国都有能力保持其生命力的存在，成为一个打不垮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历史悠久、不间断发展的文明。之所以如此，关键就是中华文明善于发挥的文明本质和坚韧的民族性格。 在世界史中，较有影响的古文明大致有这样一些——阿卡德、苏美尔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亚述文明、阿黑门尼德帝国、塞琉古帝国、阿萨息斯帝国、萨珊帝国、阿拉伯帝国、古埃及王国、腓尼基帝国、以色列及犹太王国、贵霜帝国、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印度文明、印加帝国、玛雅文明、潘马亚哈里发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这些起源于古代史部分的帝国或文明，今天还有哪一个是基本完全的存在呢？没有。 如古埃及王国，它是人类史上最早出现的文明之一，它为人类留下了辉煌灿烂的遗迹，然而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却是外来人种，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其中有白种人和黄种人，还有黑人。古埃及人从民族意义上来说早已经消亡了——古埃及的文字今天已经没人能解读了。又如今天的希腊，不过是欧洲一个普通的国家，真正的古希腊城邦早已随着罗马人的入侵而消亡了，连它的文化也一同融入到了罗马社会中。古希腊开创了欧洲文化的先河，但它几乎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希腊帝国，它的文明实际上只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如果以民族国家而言，它根本就没有完成向大一统国家过渡这个阶段，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完整的文明，也许正如汤恩比所说的，“我们发现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主权独立的国家，其公民认识到他们都是同一文化的所有者，但这并未能阻止他们相互之间进行战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自相残杀式的战争变得如此残酷，以致这一文明因此堕入了痛苦的深渊。”有一幅公元前400年的浮雕，展现的就是公元前431～4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之后，希腊世界就陷入了400多年的自相残杀中。 希腊有高度发达的哲学思想，并自成一体，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人的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像阿基米德这样的科学家也同样在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希腊却最终也没有产生一位像亚历山大、恺撒、屋大维这样的统一政治开创者。古希腊哲学思想丰厚，却未能延伸到政治上，这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大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中国最终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并从春秋战国时产生的众多思想流派中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思想，中国的秦始皇直接开创了延续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并不需要从恺撒到屋大维这种由共和制向帝制转变的过程。 对比中华文明与其他诸文明后，你会发现，中华文明的思想体系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中国前，汉民族完成了大一统，而在这之后，政权由于各种原因时断时续，但保持统一政权的时间要大于分裂时间。最重要的是无论政权是分离还是统一，思想、艺术、文学、科技等方面却从未中断，只是在各个阶段在不同的方面更为突出，而且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大一统时政治思想方面表现为发展治国思想，在分裂时期发展变革思想。 在秦王朝建立不久，即有“焚书坑儒”的事情发生，这是秦始皇对思想界进行的一次强权式的统一，秦王朝的统一集权、官僚体系、货币政策等都是一次大发展。秦始皇信奉韩非子所倡导的法家理论，自商鞅变法开始到秦统一六国，法家既是秦国走向富强的开始，也是秦国用以统一天下的有效工具。尽管自汉代开始的2000年里，儒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真正用来奠定中国统一思想的则是法家思想，如秦始皇强制统一度量衡、货币、官僚制度、政治结构、国家主流思想等，尽管这种手段看起来有些残酷，但也许这是一种必然，否则，任由各种思想在社会上流行的话，那么刚刚统一的国家就会种下分裂的种子。在今天看来，秦始皇选择法家思想和手段作为统一中国的政策，而不是儒家的仁政学说，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 汉王朝建立后，调整和完善了秦王朝的统一管理方式，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策也反映出了秦始皇和汉武帝共同的意愿，为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打下基础，完成了儒家思想从春秋战国时兴起，再到汉王朝时终成国家与民族主流思想的过程。在汉帝国时期，北方的匈奴一直是帝国的重大威胁，由此汉帝国一直谋求遏制这一威胁，也就不断吸收着各种北方优势文化，如引进北方马匹、学习西域冶炼技术、模仿匈奴组建能独立作战的骑兵部队等。 在东汉末期，诸侯争雄，但曹操父子三人是中国政治、文学史上又一代杰出人物；诸葛亮的《出师表》及其一些战术战略、战术思想也是后世的典范，所以《三国演义》一书成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著作之一；另外，三国时期的政治谋略的运用对后世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此外，在东汉时期，佛学传入中国，其中也包含有希腊、罗马的艺术，在中国主流思想中，佛、道与儒家思想开始是并立。儒家思想尽管仍是主流，但佛学与道教也同样各行其是，思想并没有互相排斥，独立而又有争鸣，实际上保持了一种良性竞争的状态，直到清末仍是如此。如梁启超在1914年的《余之死生观》中就这样写道：“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我确信儒家，儒家与佛教有两大相同点：一是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 “世界的这种持久流动，以合部看仍是向上去。儒家佛家的第二大相同点是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所以孔子勿我，佛家主流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现有的我压下或抛弃，乃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讲得最精……世界上本无我的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做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北方大兴，这一时期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对北方各民族有很大影响。 在隋朝，政权虽短，但其建立的政治管理体系，为唐王朝达到鼎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朝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点。唐诗既记录了这段盛世，其本身更是流传千古。另外，李唐王朝实际上是汉蛮混合政权，因而，唐帝国的风气于中国传统的内敛性格迥然不同，唐朝的开放风格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为明显的，不仅在政体上，从社会生活到军事治理都与中国其它朝代大相径庭。如唐朝的男女地位显得相对平等，所以武则天才有称帝的环境。并且男女在性方面也非常开放，与中国传统的避讳根本就是两种风格，倒是与希腊、罗马很相似。在军队上，唐帝国一改中国以往的用大量汉族军队驻守边疆的情形，而是征用大量少数民族军队治理边疆，即采取“以蛮治蛮”的办法，自然这在初期相当成功，但一旦皇室政权显示出衰落迹像，这些异族军队就会另有图谋。 在宋朝时，活字印刷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呈现史册。宋词在这时十分流行，唐宋八大家的著作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另外，宋朝的金融制度堪称世界之最，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宋帝国由于惧怕军队将领窥视政权而采取弱化军队的政策，导致宋代是一个军事极弱的时代，这也直接导致了金和辽的兴起，在这一时期，由于宋代统治地域相对较小，导致大量汉族传统居住地归属金、辽、蒙等北方游牧民族，这就使当地居民和蛮族实际上产生了很大的融合。 至蒙古征服欧亚大陆时期，蒙元帝国建立，元曲则又与唐诗宋词并称于世，政权虽落于蒙古人之手，但思想文化不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更加繁荣。在蒙古帝国时期，中国和西方的各种交流最为通畅，原本一直受到种种威胁的丝绸之路现在由于被蒙古军队打通，中国的丝绸、瓷器、艺术品、工业技术等传播到西方，甚至蒙古人还为欧洲带去了黑死病（即淋巴鼠疫），而西方的宗教、粮食作物、金银货币、建筑艺术、园林艺术、阿拉伯医学等也传到中国。 在明朝，继朱熹之后，王阳明又兴起了新儒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在明朝施行海禁之前一直有着繁盛的远洋贸易，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贸易都十分巨大，由于阿拉伯商人是当时中国与其他地区贸易的主要中间商，因此阿拉伯人在沿海一带很多，以至泉州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阿拉伯人在此聚集了很多，泉州至今仍有许多清真寺。并且，当时的阿拉伯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阿拉伯人也将当时一流的造船技术传进中国，这为郑和的舰队带来不少的技术、航海知识、航海地理等，而郑和七下西洋又成为中国航海史上辉煌的一页。 至清王朝，像郑板桥这样的文学、书画作者就有许多，一本《红楼梦》成为流传百世的佳作。 在1839～1949近百年间，表面上中国战乱不断，民难深重，但对中国思想界，实则是又一次大思考，大借鉴的时期，像魏源、严复、梁实秋、胡适、陈独秀、曾国藩、张之洞等都是各种思想的主张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既是一次冲击也是一次变革，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与此相比，希腊在被罗马征服后，它的文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罗马在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后，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败，它的文明也像散落的珍珠一样分散到了欧洲各地，罗马城从此也只是成了一个缅怀罗马昔日光耀的历史之城，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成为欧洲人的政治中心；同样地中海周围的诸文明尽管此起彼伏，但都没有成为持续不断的文明，这些文明也都不是由一个文明之源发展出来的，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像走马灯一样在地中海周围轮转。 中国尽管拥有众多的朝代，但大多朝代的交替实则属于政变性质，如唐与宋的交替，秦汉的交替等，多是由于内部矛盾激化而形成的权力转移，这样，中国实际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点在人类众多文明中是唯一的。这也是由于中华文明没有像欧洲那样分成许多的文明体系及亚文明，中国成功地吸收了无论是侵入的还是渐入的各种文明，同时抛弃了负面因素，始终维持了一个完整、有效的文明整体的生命力，所以才能保持中国几千年文明的不间断。 ●语言：传神而非传声 汉语是世界唯一还在大规模使用的表意文字，历经了千百年的锤炼，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信息承载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韵味、美学特征和凝聚性。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显得复杂得多，这对婴幼儿的早期智力开发有莫大的好处，将音、形、意融于一体使学习者易产生众多的相关联想，中国人的智慧和这种文字有着十分奥妙的联系。 在稳定性比较方面，汉字显然比拼音文字稳定得多，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笔画结构的变动意味着含义的变动，所以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汉字结构十分稳定，不会轻易变动，除非刻意地简化，相比之下，拼音文字是一种记音文字，这样因语言的不同而产生拼法不同的情况很普遍，如英语是伴随着英国殖民者的扩张而流传世界各地的，短短的几百年时间，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英语就产生了明显的区别。表音文字的特点就是因音而记，如拉丁字母，即可以用来书写英语，也可以用作拼音，英语实际上大部分源自法语，就是法语变种。而汉语在朝鲜和日本都通用，日语和朝语发音和汉语有很大的区别，但文字是相通的，同样，中国有许多种方言却只有通过书写的文字才能理解，这样就最大可能地保持语言文字的稳定性，也就同样有益于保持民族的同质性。 尽管在历史上中国曾多次面临异族的侵入，但在语言文字上却始终如一，并且因这种文化载体的稳定性和其丰富的想象体系而同化了许多民族。相比之下，在欧洲向世界殖民时，许多殖民地都采用了殖民者的语言，如非洲、南美、东南亚等，甚至像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在今天其官方语言仍是英语，殖民浪潮过后，中国实际上是唯一没有被西方同化的国家，你能想象得出，如果今天中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的话，我们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吗？如果你了解到当英语成为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地方的官方语言时，民众生活中讲得仍是汉语时，你就会知道汉语的生命力有多强了。 汉字和拼音文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标记方式，汉语是一种视觉语言，两个互相听不懂对方说话的人可以看得懂同一本汉语书。在今天，除了中国地区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拼音文字，甚至像日本、韩国都设计出了自己的拼音字母，似乎拼音文字一统天下的时候已经来了，果真如此吗？ 恐怕不尽然，视觉标记符号和听觉标记符号本来就是不同源的标记符号。实际上，这相当于手和脚的分工，今天汉语影响比较小，但绝不等于说这种文字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几乎是在无限膨胀，人类有一天会发现这种视觉标记符号的优势之处。 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这个原则永远是衡量手段优劣的标准，用最简单的表达手段表达最大的信息量也同样是社会发展的方向之一，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做过这样的测试，即用最标准的英语将《红楼梦》完完全全的清晰表达出来，然后再比较一下汉英两者所用的信息量谁大呢？中国古汉语往往数百字就能表达出意境颇丰的内容来，用今天的语言来翻译其篇幅则往往要大得多。也许，令人产生一种误解，即古汉语是如此书写，但未必那时的人就是如此说话，因为，书写者的目的就是用视觉文字记录下内容，看者是通过眼睛在读，而不是嘴。 今天，计算机是当今社会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而这种工具实际上只认0和1两个字，人类需要许多不同记录符号，英语的26个字母今天是键盘的主角，但视觉文字中就未必不能成为未来的主角。 ●人本位而非神本位 “主管教他所爱的每一个人，鞭打他所接纳的每一个儿子。” 正如这句出自《希伯来书》中的一句话一样，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由一位万能的神来包容一切，支配一切，人间的爱恨情仇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 宗教的产生和它存在的意义似乎不难理解，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有很好的论述。 “其实，人性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所知的最难控制的领域。但是，正确认识和有效控制这一领域却是最重要的事，因为人性包含着的力量比我们已经驾驭的任何无生命自然都更存威力。人性在人类情感中的理性化表现为人的意志，而人的意志决定着如何使用这些被驯服的无生命力量。无论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路上的如何改进，只要人类不能进一步控制自己的人性，人类就依然听命于大自然的摆布，而人性是不能像大自然那样由集体行动来控制的。” “人的情绪，意识和意志都不是集体性的，而是个人的情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精神生活都是为了控制自我而不得不进行精神战斗之战场。” “宗教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是意识的产物。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只能局部地理解和控制。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但他又不能脱离这个世界，只能尽力而为。在这种环境中，他只能努力对不可认知的事物做出猜测，与不可控制的事物达成妥协。” “宗教的任务就是试着制作一幅关于神秘的终极图像，以便使人能够达到与它的和谐。” 与此同时，宗教确实是人性固有的，不可剥离的情操，这种看法也广为流传，因为自人类有了区别于动物的意识后，就有了宗教，这似乎验证了宗教与生俱来的性质。其实人本身就有二重性，是生于自然界的生命，和其他动物一样，是一个生物体，却又超越动物，拥有动物无法相提并论的精神意识。人是社会中的一员，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但每一个人又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尤其是在自我的精神世界，更是如此。人类拥有知识，但却似乎永无止境，无论这种知识拥有到何种程度，都不能完全解释人类自身的迷惘。 也就是说，人类在征服自然界的过程中进展很快，但在调整自我内心精神世界，用理性完全代替恐惧、情感等方面进展缓慢，宗教对解释自然界的物理性方面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而明显地在退步，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最终取代了“地心说”，但在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心世界中，宗教的地位好像始终无人能代替，在世界广大的地域内，三大宗教几乎拥有遍及全球的影响力。 然而，在宗教的海洋中不是完全没有岛屿，宗教还没有完全淹没一切，这个孤岛就是中华文明所控制的领域内。 之所以说它是宗教海洋中唯一的孤岛，是因为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人本精神一直在宗教精神之上，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的神话中，有两个众神之主，如在西游记中就有玉皇大帝和佛祖如来两个，佛祖如来尽管在法术上显得比玉皇大帝大得多，然而却尊重玉皇大帝的权威。玉皇大帝是实际的统治者，显然，玉皇大帝代表的是世俗的主权，佛祖如来则只是一个宗教领袖。 与欧洲基督教会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同，中国皇帝的继位不需要任何一个教会组织给予认同，也无需哪一个主教来进行加冕仪式。尽管中国的皇家学说 理论也说“君权神授”，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便于统治的实施。 在如何面对人的内心世界，是人类无论那一个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人的内心世界支配着人的行为。对统治者而言，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来解释内心的各种问题，则容易引起社会上的动荡，对普通人而言，也需要一种“信仰”用以诠释心中的疑问、恐惧和情感。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是，中国的儒家哲学在这方面实际上代替了宗教，以至儒学也被称为儒教，儒家思想中强调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圣外王”，强调一个人应首先从自己的内心修为开始，先修身之后才能治国，修身养性是儒学的起点。尽管儒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人从何处来，神是否真正的存在这种问题，但这部分问题却由佛教、道教等来作了很好的补充。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占据了人内心世界中的主体部分，而佛、道等宗教弥补它不足的一部分，这样，内心的主体地位中，儒学通过三纲五常、哲学先圣的言论等做了内心存在的应有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抵制了宗教对内心世界的侵入，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势力从来没有成为政治的主体，中国也从没有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人人都是现实主义 在国外评论中国的时候，总是喜欢把中国和印度相对比，也的确，这两个国家可比之处甚多。在谈到民众的对外部世界的认同感时，有这样一句非常形象的话。 “中国人拥有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开放的心灵，而印度拥有的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封闭的心灵”。 这是指中国在自然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并长期处于一种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对外部世界在政府层面上多采取一种保守的自卫形式，但普通民众则实际非常渴望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在明朝，就是由于统治者担心出现叛逆而断然采取海禁政策。实际上，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非常希望和东南亚、印度，甚至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那时航海船队已经非常庞大而先进——郑和的船队比起哥伦布的船队来，一个是充满了帝国威风，一个则显得那么寒酸简陋。 而在印度，尽管它受英国殖民统治影响沉重，但它在历史上是佛教、印度教的发源地，由此可见它的宗教土壤相当浓厚。统计调查显示，在印度人的内心世界中，对外界的沟通渴望程度明显要比中国人低得多。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带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甘地更像是一位苦修僧，一位有道高僧，而不像是一位政治家。甘地和孙中山同为开创新国家的领袖，但甘地更符合一位精神领袖的形象，他所领导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颇有宗教运动的精神，这与基督教徒早期受到迫害时的形象一样，希望以一种至诚的、坚忍的精神来换取政治自由，这与那个年代世界范围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成鲜明的对比。 “人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句话绝不是简单地指自私自利，而是客观现实，饥饿、寒冷、情爱、等这些都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感知，别人的同情绝不能替代，因为别人吃饱了是感觉不到的。 在浪迹天涯的海外华人中最能体现中国人这一现实主义原则，华人在海外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一般是不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的，他们往往非常看重这样一个进取程序，即第一步是站稳脚跟，首先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然后是第二步，尽力扩大自己的根基，将生意做大，或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向前发展；第三步才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支持或否定某一政治派别的活动。一般来说，由于中国人历经数千年的封建压力，早已养成了现实主义的生存原则——只有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得到其它事情。中国人并不是不思考哲学问题，中国反而有着异常丰富的哲学论述，但对普通民众而言，也许他们更赞同亨利·伯格森那句话，“哲学上的批驳往往是浪费时间。正确观点会自动取代错误观点，用不着我们费心批驳别人，它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批驳。”⑤在中国人这里，人性中的善与恶的手段运用是最为灵活的——在今天，中国民间社会中造假行为的泛滥实则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时世界大公司会说“这不公平”，但对备受外强欺凌的中国百姓而言，不过是你用强权，我用模仿而已，彼此彼此，西方诸国谁的发家史中没有包含各个殖民地的血汗呢！英国殖民者以鸦片来榨取中国人的白银，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还以颜色呢？富人订立的规则当然有利于富人，穷人只能违背这种规则的不公平来寻求历史的公平。 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人的聪明所在。中国的这种普遍性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儒家思想世俗化的体现，并非“劣根性”浓重，而只是真正适应生存，丢掉了一些虚伪，更好地发挥个人能力，在西方思想中，个人主义是受社会推崇的，然而，实际上中国人在个人主义这方面的认识丝毫不亚于西方人，中国人是更接近生存原则的人。 “在中国，与文化统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个时期都存在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是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它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教会与国家间巨大的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包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由于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的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两千年才出现。”⑥ ●同一性 在中国社会中，有着惊人的同一性，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的强硬手段统一了中国思想界，在董仲舒之后，儒家思想就正式成了中国的主导思想，此后历经2000年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只有朱熹、王阳明等做了一些局部的改进、调整，但仍属儒家思想范畴。 中国思想界的第二次大思考是1839～1949这一百多年间，这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强烈冲击之下形成的。在中国，由于单一的儒家思想一直占主流地位，因而也就逐渐形成了民众的同一价值观。而在欧洲，古罗马的共和制本身就种下了一种“个人主义”的种子，地中海周围又存在着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思想，因而欧洲实际上自古就形成了多种思想共存、争相绽放的状态，民众可以在多种思想中选择，以自我为中心的状况更为普遍。这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自罗马之后欧洲就从没有统一过，一直是众多领土不大的国家共存，并且因伴随着国家扩张的行为，思想流派也就随之而动，如今天的埃及已经完全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古埃及早已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民族上都灰飞烟灭了，甚至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地方也是两大宗教的共同发源地。 在中国，尽管讲方言的人多，但只要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就有很大的共性。 ●在大洋与大陆之间 中国地处亚洲大陆的东端，东邻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中国的边界线中有一半的是在海洋上，中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一脚踏着亚洲大陆，一脚踏着太平洋的巨人。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北面是人烟稀少的大西伯亚平原，西面是阿尔泰山脉和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印度和东南亚诸国，东面是从日本到菲律宾的一条岛链，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与中国为邻的国家有十几个，这些国家的类型十分复杂，几乎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类型这里都有。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像是一个大陆国家——它的经济并不依赖海洋贸易，在军事上它的主要威胁是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海洋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可言，只是明朝时期，日本的海盗式侵掠曾是一种危害，但也仅限于东南沿海，并不构成帝国存亡的威胁，这种以陆上威胁为主的状况一直贯穿整个中华的文明史。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才引起中华帝国注意那些来自海洋的威胁，现在面对台湾问题，使中国实际上又一次面临海洋问题，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历史问题的遗留，解决台湾问题既是解决历史问题，又是一个开创未来的问题。 无论如何，中国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大陆与海洋的十字路口，它既可以受到来自陆地的威胁，也同样受到来自海洋的威胁。同样，当它强盛的时候或需要的时候，它也可以同时向陆地和海洋进发。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是传统的海洋国家，在此之前，是大陆国家主宰历史的发展，而在一战和二战后，海洋和陆地又回到旗鼓相当的势态。马汉关于制海权的论述发表至今已经历时一二百年了，二战的战史表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战争，日本在中国、东南亚等地进行的战争，与德国、日本分别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战一样重要，决定欧洲战场的是斯大林格勒会战，决定太平洋战争的是中途岛战役，反攻德国的战役是诺曼底登陆，反攻日本则是从跳岛战役开始的，无论是德国的战役还是日本的战役，单凭陆战或海战都不行，作为传统陆战强国的德国失败在斯大林格勒，作为海洋强国的日本则失败在中途岛，这说明我们已经到了海洋和陆地并重的时代。自然，在海湾战争后，制空权又成了时代战争的主题，但无论什么样的制空权，最终结局还是要在陆地上完成——美国似乎只通过空中打击就取得了在南联盟的胜利，但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陆军再次证明当面对大一些的国家的时候，进行陆地控制还是必需的。 中国既是一个传统的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如果说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称霸海洋的大本营，那么中国也同样拥有从规模和水平上都不亚于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泉州。哥伦布是西班牙的骄傲，郑和则是中国的自豪，这说明，中国并不是没有能力和条件成为海洋大国，只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出于另外的考虑而阻止了这一发展方向，中国具有成为海洋大国的一切条件——漫长的海岸线，高水平的造船技术和远航行能力，唯一缺乏的只是对海洋的认识，而一旦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之后，那它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海洋大国。 ●与西方对抗性文明 中国是一个与西方文明几乎完全相对的文明，可比性太多，就如同阴阳理论中的阴与阳的对比一样。 在文明起源上，中国虽有诸子百家之说，但这实则属于一个文明内部的各种学术争鸣。而欧洲的文明起源则是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犹太文明等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最重要的是其中没有哪一个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最终也没有统一。 在欧洲思想中，罗马—希腊的古代共和制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欧洲政治制度，而在中国虽有尧舜的禅让制一说，但这缺乏确切的历史资料，并且这种制度更像是君主制的前身，而没有共和制的味道，它直接的后果是大禹开创了帝制，传位于其子。欧洲文明的多源性形成了欧洲多元化的政治思想，而中国则一直是一个一元制国家。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曾出现二帝共治，甚至四帝共治的现象，这在中国是无法想像的，在欧洲君主继承问题上，习惯于将王位传于外人，习惯于迎接外国有资格的王宫成员来做君主，而中国如发生这样的事那一定是改朝换代了。 在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中，儒家哲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而在欧洲，没有哪一个思想是一直居主导地位的。 在欧洲的传统中，个人主义备受推崇，而中国则强调个人服从社会，强调个人与大家保持一致，特立独行则会引起周围人的不满，因而也就限制了个人冒险、个人进取的行为，而在欧洲则欢迎个人的所谓冒险精神。 欧洲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外向型文化，向外扩张是欧洲一贯的主张，如十字军东征等。在纳粹德国，向外获得生存空间的口号深入人心，这和这种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人口压力也非常适合这个口号，如果中国按照这种理论去向外获取“生存空间”，那无疑就是奉行侵略政策。中国的文化习俗是内向，如在农业上，中国讲究精耕细作提高产量。 在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谋略圣经，中国人不习惯大规模对阵式的战斗，而是追求以精锐的兵力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赢取胜利，与罗马那种数万人排成整齐的阵列大屠杀式的战斗有本质的区别。事实证明，用兵之法还是中国人的方式更为符合节省人力、物力的战争原则。从一战那种阵地对抗到二战的大规模运动战就是这一原则的例证。在欧洲，国家间的战争是以占领对方首都为赢得胜利的标志，促使对方投降的主要方式，而在中国，失掉首都并不意味着失败，如唐朝，长安被安禄山、史思明占领，但这不影响皇帝的权力，只要唐皇没死，他的威严就在，国家就没有失败。 在语言文字上，西方是拼音文字，而中国是表意文字，一个是听觉文字，一个是视觉文字。 在欧洲罗马帝国之后，整个欧洲就一直处于分裂的竞争中，而在中国大一统是一个神圣的目标，统一中国实则是每一位帝王的职责。 ●中庸之道：兵与谋的和谐 中国的儒家思想教人的处世准则是——保持中庸，不做过激的事，不做没分寸的退让。 难道中国人是畏首畏尾吗？不是，这实则是一种和谐。中国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的时候往往是兵伐与谋和两种手段共用，单纯的用兵既劳民伤财又效果不佳。而单纯的求和则是一种软弱无能的体现。我不同意那种只看某朝某代的边疆政策来断定这个朝代的边疆政策是软还是硬的作法。中国的历史是连贯的，中国的统治者在考虑对外是否用兵的问题上往往参考过去的用兵事宜，再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才做决定的。这就表现为有时是以战为主，有时是以和为贵，如同在汉代，既有霍去病、李广的北伐，也有昭君的和亲。这种历史连贯性地用兵和用人手段实则追求的就是一种兵与谋的和谐，因为无论是用兵还是和亲，都是为一个目的——保持边疆的安宁，这是最大的利益。在中庸之道中，这就是关键，也即只要符合今日需要就可以了，不必要的时候，就不采取激烈手段，也就不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种思想日渐融入民间后，就形成了这种中庸的社会价值观，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去两头，取中间的方式，而是有深刻的内涵的，河水中的鹅卵石为什么都是圆的呢？相信这个问题谁都知道。 海外华人往往都能在当地得到成功，如在东南亚，无论是在菲律宾、印尼还是在马来西亚，华人所掌握的财富几乎可以支撑当地整个社会。但一般情况下华人在当地社会都采取一种低调的方式，这证明了中庸的思想是一种成功的思想，它体现在商业上也符合商业之道，作为商人，广结社会关系，尽量保持各种良好关系是商业成功的基础。而在商业调查中显示，中性的商品也是符合大部分人的胃口，也就是符合了大部分人的消费观念。 在用兵上，“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也是中国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在欧洲则习惯直接由战场胜负来决定政治胜负。这种攻心战的策略实际上最符合人类心理，一个国家无论军事发达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完全赢得胜利，如“9.11”事件——美国的强大人所共知，但它在伊斯兰世界不得人心的活动却招来各种恐怖方式的打击。只有在赢取民心之后才能无后顾之忧，在心理学上，只有当一个人完全心悦诚服之后，才会真正放弃对他人的攻击心理，如果是口服心不服，那么只是一种表面安全，而实际上要有机会，这个人总会要施以报复。 中庸之道并不是来源于一种思想，实则也是在春秋战国中锤炼出来的一种策略，一种经过了战争、社会活动和权力斗争检验的策略，既进攻，又留有余地，攻敌之骄，挫敌于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目的。 ●大一统与根文化 在《三国演义》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整个贯穿三国演义的主旨就是谁能统一天下，这是一个从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就成为中国大政治的历史命题，在以后的历史中，每逢国家遭遇分裂的时候，无论哪一个诸侯，他们都被赋予统一中国的使命，无论是谁都不愿公开违背这个主题。 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大一统呢？因为对中国而言，这是国家利益的根基，中国的历史进程离不开大一统的政治气候，每逢分裂之时就是中国社会陷入混乱、经济发生大倒退的时刻；相反，在唐初、明初、清初这样大一统完成后，中国社会则几乎立刻又开始了充满生机的发展。动乱对中国社会而言，唯一的好处是有利于思考，中国是在动乱中发展变革思想，在和平时发展治国思想，但无论是变革思想还是治国思想，它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为了国家重新统一，更好地发展，避免再次分裂，祈求社会盛世永存。 说分裂的时候，中国只有在大一统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地向前发展，因而统一这个问题既是中国的目的，也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在中国北部，长城是中国不朽的历史遗迹，它和西安的兵马俑有着天然的历史联系，如伯布卢斯约曾希望的那样有一道“永恒的城墙”，古罗马和中国一样，都曾有过一道长长的城墙，希望用这道城墙来隔绝蛮族人的入侵以保城内的统一安定，只不过中国的城墙更加宏伟，无论罗马还是中国，还是任何一个大一统国家，它的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模式、文化思想基础都是为大一统国家量身定做的，所以，如遇到分裂，它就会丧失力量，因而大一统的政治模式是维护“永恒之墙”内的一切的手段，在一个政府的领导下，事实也证明更有利于国家整体的利益。 在美国的历史上，南北战争就是一次遏制美国分裂的例证。试想一下，如果在北美存在两个美国，会是什么样？重要的是，其中任何一个美国恐怕都不会拥有美国今天的实力和地位，那世界会是什么样呢？德国会不会早已统一了欧洲呢？相反，当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后就再也没重新统一起来，西罗马帝国也因此很快消亡了。 “当耶路撒冷正在进行神学论战时，从西方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我们听到罗马如何被包围，听到罗马市民如何付出一笔赎金以避免灾难，听到他们在遭受勒索之后又受到围攻，在已经丧失财产之后又要被剥夺生命。我正在讲道时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张口结舌，声音哽咽。这个城市曾经征服过整个世界——她居然被攻占了”。 这出自圣指罗姆的《书信集》，写于公元412年，当然这时的罗马帝国还没有消亡，但这和它最后成为日耳曼人的羔羊时的情景别无二致。 林肯的伟大在于他遏止了美国的分裂，正如奥古斯都奠定大罗马帝国的基础一样，大一统是符合国家发展利益的，否则，美国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很难说了。 与大一统这个政治气候遥相呼应的是民间的根文化，“月是故乡圆，水是故乡甜。”思乡之情自古就是中国人的特殊情感，“乡音”是身处海外的华人倍感亲切的声音，“落叶归根”又是漂居异乡多年的人最祈盼的事情，李宗仁在他晚年的时候，就抱着这种情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张学良这位时代英豪虽然客死他乡，但他晚年却一直希望能到东北老家看看。这种根文化实际上是大一统思想在民间的延伸，它非常有利于国家的利益，如在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复兴需要大量的外资投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在东亚地区曾当其冲，实际上这些外资中，海外华人集团的投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俄罗斯一位人士所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改革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没有庞大的海外侨胞，深深根植于华人心中的根文化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宝贵资金，没有这些华人资本的投入，中国的改革进程无疑要迟滞许多。 无论是大一统思想还是根文化实则都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表现，这种凝聚力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大一统思想为政治上形成统一国家作准备，一个统一的国家就会拥有稳定的社会，而海外华人又因根文化这种强大凝聚力而习惯于将资金投向国内，而不会致使海外华人的资本分散，这样在全世界就构成了一张庞大的网，中国则是一条撒网的大船，由于海外华人的数字庞大，又遍及世界各地，那么这张图究竟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6) 第十章(6) 6. 后现代中国：未来世界的新文明 ●中国与欧洲——阴阳两极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有太多与西方明显相反或相对的方面。 中国历史以谋求大一统为主，无论民间还是政府均强调统一，中国大多数时间也是处于统一状态中，而西方正相反，西方世界是一个零散的世界，在这里谋求统一几乎就是不得人心的事，即使依靠罗马军团或是亚历山大这样的强权统一欧洲实际上也是短暂的。 中国是一个传统大陆国家，尽管它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由于在近代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海上威胁，所以它的战争都是依靠陆军解决的。它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海战决定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而欧洲由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欧洲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属性地区，没有海军的参加几乎没什么事情可以决定下来。 中国国内政治是第一主题，国家统治者一向谋求长久、稳定地统治这个国家，而西方国家实际上是国家间政治决定着国内政治的走向，各个国家统治层也并非像中国那样坚决地谋求稳定，而是经常更迭，也包括领土、人民等诸多方面都变化。 中国皇室一向非常看重血统的正统性，如果有混淆皇室血统的现象则要么被族杀，要么意味着改朝换代。在西方，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皇帝的继承者也往往不是嫡亲，甚至是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即养子，或者干脆在毫无血统关系的人中挑选，并且，欧洲皇室在后来普遍有请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甚至是敌国皇帝、皇族为本国国王的现象，这在中国会令人大惊失色的。 还有许多，如中国一向是世俗权力统治国家，而欧洲宗教势力异常庞大，国王都要接受教皇的加冕；中国与西方世界相反的方面几乎体现在任何领域，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讲究合餐制，而西方是分餐制；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而西方人认为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个人的命运和努力；中国人不喜欢冒险，而西方人一向视冒险是一种进取精神；中国人希望拥有和平的生活环境，而欧洲人认为战争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中国对藩属国是以建立纳贡和赐予的体系为主，连郑和下西洋都是抱着宣扬大明帝国威德和富有为目的的，而西方一向用坚船利炮开道，强权贸易为后的办法与世界打交道；上至历史政治，下至百姓生活，中国与西方对立的方面太多了，甚至在股市中中国以红色代表上涨，而在西方正相反，红色是下跌的象征。 这些对立如果仅仅是某些方面的，可以解释为文化的简单差异，但如果在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领域都存在相反或相对的方式就决不仅仅是一种差异了，而是有深刻的文明对立内涵的。无论中国文明还是地中海文明，都是由众多历史前期的小文明汇聚而成的，并且都受到其他文明，如伊斯兰文明、埃及文明等和影响。并且罗马与西汉也曾有过相互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为什么今天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几乎走向了两个正好相反的方向呢？ 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逐渐主导了世界现代文明，但作为文明另一极的中国文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的越来越强，为什么？也许，从二元论的角度看，可以解释为，这个世界永远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只有阳极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只有阴极的世界也无法生存，所以可以说矛盾创造了历史——西方的上帝和中国的农民地位同等重要；矛盾创造了财富——大英帝国的舰队与郑和的皇家舰队使命显然是对立的，但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爱的法则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的第五十三章有这样一段话：“用基督教的术语说，上帝的孩子们的那种光荣的自由是他们在爱的法则下所享受的，是上帝本人所拥有的最完美的自由，博爱的上帝不惜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来行施这种自由，为的是拯救他的创造物——人类。爱的法则就是上帝自身的法则，在这种法则下，上帝在人的面前树立了一个精神完美的理想，向人提出挑战，而人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是接受这种挑战，还是拒绝这种挑战。爱的法则使人有自由选择是成为罪人，还是成为圣人；它使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 在上帝的法则下生活的人们，有权选择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说得很好，人性中本就有向善与向恶的两种倾向共存。到底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则和他们生存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了。思想是人的灵魂，对一个国家而言把什么样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体思想则决定着社会的走向，也就决定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走向。在纳粹德国，当法西斯思想上升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后，整个德国就成了一个罪恶的漩涡，卷进这个漩涡的人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二战时的日本。这也就决定了德国、日本社会中大部分人的选择，他们中许多人因此而丧失自己理性的思考；同样，所谓正义一方的美、英等国，也就只好被迫做出选择，不知当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天堂相互而遇后，他们会说些什么？ 求生存、求利益是人的本性，社会的主导思想只有在符合人性要求的时候才会得到响应；相反，如果与人性要求背道而驰，那么就会遭到无情的抵制。但同样，如果无节制地放纵人性中的掠夺性，那就无疑是一种法西斯思想。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则非常好地处理了“过”与“不及”两者的关系，因而在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处于一个安定、欣欣向荣的社会中。 只有符合人性的思想才能获得人们的支持，这是一条法则。 以民族平等为例，中国历史上多数是汉族建立的帝国，但在汉族政权统治时，从来没有实行过像元帝国时期那样的民族歧视政策——蒙古统治者在这个帝国中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契丹、回等民族第三，南方汉人最低。同样，印度也曾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等级，欧洲尽管没有明文规定种族歧视，但建立了事实的等级社会，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美洲的黑奴制度、殖民者对土著居民实行的类似动物保护一样的保护区政策等。所以说，汉文明是一个真正追求民族平等的民族，也是最有资格为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民族平等地发言，提出建议，并提供力量支持的文明国家。 西方的理论家们尽管也曾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如16世纪的西班牙思想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在其《国际关系理论》中就阐述过应该尊重美洲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利益；康德也曾用“世界律令”这个概念企图让野蛮的欧洲人接受慈善的道德标准，他甚至反对殖民政策，强调民族公平。但显然，在殖民掠夺的巨大利益面前，他的说教变成了令人讨厌的蚊子声。 一直到上世纪二战结束后，强大的欧洲诸国终于被彼此间的角逐拖垮了，他们昔日的殖民地开始摆脱这些欧洲老爷。整个50～60年代，遍及亚洲、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这成了一个辉煌的“脱殖民时期”。这时欧洲才被迫接受民族平等这个观念。 中国是提出现实、公平和可执行的民族策略新国家。中国建国后在国内实行的民族自治区政策就是一个证明，这种政策一直良好地运行了半个世纪了，也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民族和睦，这种效果证明这个政策是公平、合理和有效的。中国在未来必将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如果能为遍及世界的民族冲突寻找到一个合理、普遍接受的民族和谐共处政策，将会赢得整个世界的尊敬、信任和巨大的潜在利益。西方思想家爱德蒙·伯克在18世纪末就开始研究如何为革命者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正当的革命”必需有三个先决条件：必须存在“严重的、骇人听闻的邪恶”；必须能产生有上帝之仁的结局；必须是除了革命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建立新政府。爱德蒙·伯克提出的这些先决条件看起来是在为反抗者提供法理依据，但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拥有巨大殖民利益的欧洲大国的政治家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些先决条件颇有可利用的地方，问题就在于以什么样的具体标准来界定这些条件，那就是统治者说了算了。革命总会带来损失和伤害，以此为借口就几乎可以否定任何对你不利的革命。最经典的就有两个事例，一个是对大印度进行肢解的蒙巴顿协议，它将大印度分解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个国家，并有意制造了克什米尔争端，这是为维护印度各民族的自决权利还是防止一个大印度崛起呢？另一个例子就是，欧洲人野蛮地为它的历史宿敌阿拉伯人安排了一个敌人——犹太人，并且从来都是利用干涉手段促进阿以矛盾激化和破坏每一个可能达成和平的阿以协议。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历史上的民族更是众多。按照世界的标准，一个贫弱的国家是最容易产生民族矛盾的，但自建国以来，中国并没有为民族矛盾所困，它很少为中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说，未来当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秩序重建的时候，中国会有效制约霸权国家对世界民族矛盾的干涉，它自身的民族政策是最接近人性的，也就最有可能被接受。 ● 为了完美 是否可以从建筑说起呢？ 我很喜欢玩“帝国时代”这个游戏，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战略游戏，还因为它那精美、逼真的画面，尤其是它对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建筑刻画非常贴切、精彩，每一个民族的建筑风格在这里都有漂亮的式样，又不失对其建筑精典型特征的描绘，十分细腻，又十分形象。 对比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建筑就会发现，中国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它的优点是取材容易，保暖性好，但却难以长久保存，尤其怕火；西方建筑多取石材，结构沉稳坚固，可以保存很久。在欧洲大陆，经常可以看到上百年的城堡、宫殿等建筑，有的甚至可达上千年之久，在建筑风格上，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屋檐，而西方建筑尽管流派纷呈，但却更接近欧洲开放式的思想，无论是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都是其历史人文思想的体现。 各种建筑都有其特点，对中国而言，建筑风格过于千篇一律，建筑结构也是一成不变，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如北京的故宫和西安的古城建筑就没有太大差别，无疑对体现民族性有好处，但却丧失了个性化。也许这种矛盾在古代社会是难以解决的，但在今天，世界日益狭小的空间里，就可以兼容并包，否则将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不是前进道路的开拓者。 中国的建筑应该吸收世界各地的优秀建筑风格，这方面，在北京有二件事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 一是在90年代，北京的报纸发起了一场所谓的“把古都风貌夺回来”的号召，单从其标题上看就颇有点“文化大革命”的口气，似乎又回到了那种一切靠发动一场运动就可以的年代。而北京在这种口号的影响下，其建筑也显得十分偏颇，简单地以为在新建筑上“盖帽子”——即加盖古建筑的巨檐式屋顶就是让北京的建筑看上去富有古都面貌，岂不知这样既违背了结构与风格一致的建筑原则，也违背了美学原则，看上去不伦不类，如同一个穿了西装的人戴了一顶瓜皮帽一样，这就更谈不上中西合璧了；二是中国大剧院的设计招标，最终法国的设计获得青睐，这如同一个标志，让国人终于认识到融汇中西文化绝不是形式主义，或简单的拼凑，而是内涵与外延的和谐，中国大剧院那优美的设计不仅不影响广场的整体形象，反而更增加其与时代共进的心声。 我们说中西合璧，即在思想修为上不抛弃中国固有的精神，而是加强之，也就是说要吸收外民族文化中一些优秀的思想来加强我们的“内圣”，将其精髓吸收之后，让我们的思想重新成为世界思想的领导者。 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以我为主，借彼为用，我们的行事标准仍然是以国际通行标准为标准。其实这种所谓的国际标准实则是西方人制定的，它的许多方面都是对西方有利。在儒家文化圈中，现今做的最好的是韩国，它能够很好地将西方文化借鉴过来，融于社会生活中，却在精神上保持韩国人第一的信念——可以借鉴世界的标准，但这标准应有我的参与，这就是韩国原则。 其实，儒家思想是一种优秀的思想，它并不仅仅是孔子、孟子这几个伟大思想人的言论，而是一种经过社会、历史深思熟虑的思想，是经过历史千锤百炼的思想，是融合了各种外来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对社会的认识和进言都是宝贵意见，它所追求的社会与政权的和谐是追求人性和谐的体现。 中国有好的思想，也同样有缺陷。韩国有大规模的献金运动，为什么中国就难有所为？因为韩国在融合儒家文化和世界文化方面先行了一步，而中国还是路漫漫呢！ 在又一个世纪来临之时，中国是不是该借鉴一下呢？中国原本有儒家思想的和谐言论，如能对国家长久利益进行思考，是不是就更为完美呢？正如中国的思想文化并不仅有儒学，而是还包括许多其他学派，如庄子的哲学、韩非子的法家学派、墨子的墨家学派以及道家等众多的学派；西方的文化思想同样也不是单一的。英国是新教的成功之地，但英国的思想家大多具有一种学院派的风格，由于英国新教改革较为成功，因而英国知识界与宗教，政治的矛盾并不像法国那样紧张，因此英国人较为保守，习惯于传统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他们往往追寻一种改良方式，而不是彻底地推翻，所以英国的皇室能一直保留至今天。而在德国，德国人更擅长内心思辨式的思想，德国因而更具理性的逻辑思考。德国人有一种超越现实的能力，能够在思维的空间达到很高境界。在现实中，德国人则遵从社会规范，这既遵守理性思维的原则，也是尊重社会现实原则的体现，因而德国人的纪律性是欧洲最强的；从这种理性思维，严谨逻辑中产出的军事思想也是最优秀的，而从士兵到将军的军事士气，素质也同样是一流的。而在法国，则感性色彩要浓厚的多，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好的后果就是法国人的美学相当好，因而巴黎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法国人的浪漫也闻名于世；在政治上，法国对待他们反动的统治则更满怀，所以他们的革命比英国彻底的多。如果把希特勒同拿破仑相比，虽然两者的企图都一致，也都在大致相同社会压力情况下煽动民众的愤怒而赢得支持的，但相比之下，法国人对拿破仑的支持更多地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和拿破仑个人魅力的热情；而希特勒则是借助民众对一战后果的不满而形成政治气候。同样，在此后的战争中，德国倚重的是一支高素质的军队而法国则更依靠拿破仑个人的军事天才，在没有拿破仑现场指挥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连西班牙都征服不了。而在俄国这个东正教的国家中，由于有宗教道德这个心理压力的负担，所以俄国的思想显得有些混合，有些矛盾。可见，同是在基督教的名义下，欧洲的思想也是流派纷呈，欧洲除罗马时期外就再没有处于大一统状态中，所以也就不存在用政治强权使某一流派上升为主导地位的情况，这种流派纷呈的局面也就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西方思想是这样，那么世界就更是如此了。 所谓中西合璧，并不是简单地一加一，而是要用“中国的方法”来达到“世界目的”。也就是说，用中国善于吸收外来文明的特质，借鉴他山之石的传统方法，来达到雕刻“世界之玉”的目的。让中国不仅真正融入世界，更重要的是不但中国要保持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还要形成一种思想之源，成为世界的思想者，所谓中西合璧不是泛泛而论地了解、比较，而是要“拿来”，更重要的是拿来之后让它发挥作用，而不是仅“拿来”作花瓶，摆在那里。 同样，我们要“拿来”就要有空出的地方，这就需要“抛弃”，抛弃一些我们原有思想中的无益之处。如我们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众多的学派，但在儒学一统天下后，其它的大多学派则基本上就没多少发言权了，儒学固然有许多精华，但不是等于其它学派黯然无光。相反，韩非子的法学思想对今天我们制定法律就大有裨益。在历史中，如果认同民众对各种学派积极思考，那么中国就不会日趋走向保守，如明朝的海禁就是一种以政治手段代替思考的典型事例。在明清，儒学的日趋腐朽，也导致了对西洋科学的漠视，这种大国思想的作祟下，对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毫无知觉。相反，利玛窦、卜弥格等西方人都一再将有关中国的情况传回欧洲，而中国直到鸦片战争还不知道大英帝国身在何处；当大英帝国已经把世界一半的土地置于基殖民权统治之下时，中华帝国还对此浑然不觉，直到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开到海岸线时，还自以为是地对其指手画脚，这不会令国人感叹良多吗？ 中国什么也不缺，缺的是对世界和自己的真实认识，缺的只是对世界思想的 包容。 其实，中国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融问题；其二是社会稳定问题；其三是经济问题。 柏林墙的倒塌似乎是在现代社会失败的标志。但是中国的政权依然是红色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重新走上了繁荣的道路，而不是前苏联失败的继续。显然，这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谢幕，反而有可能是另一场历史剧的开始，这该怎么理解呢？ 其实，衡量一个制度是否优秀的标准就是人性——是否与人性相符，客观上是不是促进了人性在社会和自然界的延伸。人性的贪婪不是错误——人类的伟大不是遏制人性的表现，而是用智慧拓展人性在世界的延伸——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马克思本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中许多思想首先就是来自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的许多观点并非是带有阶级斗争的谩骂，而是非常中肯的评论。马克思的所谓阶级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研究手段，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研究比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更深刻和富有预见性。如资本社会伟大的创造能力、全球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巨大的影响力、资本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决定政治的思想等，都是非常伟大的预见——至今全球资本市场仍然按照他所预见的规律在运行。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让人们蔑视马克思的真正伟大之处——1999年，bbc进行了一个民意测验，让人们说出这一千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在那一年的十月，距拆毁柏林墙10周年纪念日只有几个星期时，bbc宣布，人们评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学说实际上包括了四个方面：一是他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许就是任何哲学思考的基本原理，辩证法确定了世界的运动规律；二是马克思证实了千百年来的事实，即经济活动是衍生其他一切社会事物的根源；三是阶级分析理论，依照富有的程度而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支配还是被支配的位置，以及由富有者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事实，马克思借助阶级理论还原了历史发展的原貌；四是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即社会。 西方评论家认为前苏联的社会制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社会的进步有一定的程序，但前苏联抛弃了这个规律，企图人为干预历史的进程，结果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相信中国 第十二章 相信中国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收到一位贵族小姐的信：“亲爱的杰克·伦敦先生，用你的声望加上我的高贵地位，再乘上万能的金钱，就会使我们建立起一个天堂一般的家庭。” 杰克·伦敦很快回信道：“你列出的那道家庭公式，我觉得应该开平方才行，我们两个的心就是它的平方根。但很遗憾，这个平方根开出来的却是负数。” ——在国际上，山姆大叔这位贵族经常为别的国家开出一个公式：（美国民主＋听话）×美元＝幸福，结果呢？往往适得其反。 1. 六点原则 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评价任何一个国家历史地位的六条理性基本原则，这六条就是： 是否符合人性空间的理性增长； 是否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增长； 是否符合理性效率原则； 是否符合维持从传统、现实到将来的稳定增长曲线原则； 是否具有在矛盾与基础条件之上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能力； 是否具有塑造完美社会的潜在能力。 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人类既不是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发展，也不是完全按照政治意图发展，而是依照自己的人性在发展，无论各个文明的差异有多大，但基本的人性毫无二致。其实所谓的文明差异主要是看掌握知识和拥有财富的多少，并由此导致在各个领域的千差万别，也导致了各个民族或文明主体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但在人性上则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有贯穿整个历史的人性发展需求，也有不同族群不同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阶段性人性发展空间需求，这如同经济学中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甚至经济学的这种关系也与人性存在直接的联系——一种人性与财富多少的正比关系。 还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这个政权或国家满足了当时多少人的增长需求——即执行的政策是为了满足多少比例的人口，或者说这种政策主要是向谁倾斜的。显然各个时代的政策是为不同比例的人制定的，古罗马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罗马人的人性空间不断增长，主要是罗马公民、贵族、元老等，而占罗马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和被征服疆域上的人们则只需要停滞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维持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要用他们的劳动供应罗马人的人性空间增长需求。而到了东方唐帝国的时代，已经没有了奴隶，这意味着原则上人人都可以有追求自己人性空间的权利了，这种制度显然要比罗马帝国时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客观财富的创造水平显然限制了这种原则的完美体现，仍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人在提供财富满足少数人的人性空间需求，但与罗马帝国文明不同的地方是大多数人有权保留小部分的财富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而且当你有能力支付规定的税负之后，其余的钱财都可以自由支配——显然国家的财富制定者会制定一个把大多数人的大比例财富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政策。到了现代北欧和美国，财富的积累已经达到可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满足自己追求人性空间的愿望了。 其实历史上的经济学理论都不能真实地反映财富的流动和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强有的国家衰败，因为这些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和平的环境中的，他们研究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劳动创造财富，但事实上对各个民族或国家来说，自古就有两种获得财富的手段，一种是经济学家教导的辛苦的劳动，一种则是野心家教唆的掠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财富只能来源于劳动，但对许多民族国家来说，这两种手段一直是相辅相成的。 这六条应该是考察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标准，以往的各种考察标准多是以国家为对象的，而这六条是以人为本，考察的主要就是从宏观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中的人在各个国家中究竟成正向发展还是负向发展。对中国来说，目前的改革必然会导致一些人无法适应，产生失落感，但这绝不意味着就此就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 是否符合人性空间的理性增长？显然，中国现在社会中人性空间是成正向增长的。中国历史有5000多年，而人性空间在战国之前是一个奴隶社会，之后成为一个封建社会，人拥有了自由权和财产权，但这种自由和财产权都很有限，贵族世袭制导致权力一直稳定地掌握在一个阶层中，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内忧外患，中国一直在谋求统一，只有独立统一才能获得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在1949年后中国才获得相对的稳定，这之后，中国的人性空间相比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达到最高程度，尤其在改革之后，人性的空间达到最好的程度：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拥有巨大财富，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现在没有什么世袭制，所以不会再有封建贵族将权力限制在一个固定的阶层，对于社会上任何人来说都有机会，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均等的机会，而机会均等是人性空间正向增长的最大保证。 是否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增长？这一点几乎无可争议，中国政府在建国后几次重大的国际角逐中都很明显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抗美援朝是遏制美国战略干涉的第一步——假设朝鲜半岛完全美国化，那么显然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美国显然不在乎中国社会的幸福，而只在意中国是否阻碍了美国的亚洲利益，类似的还有越南；对印度的边界一战，很好地对世界说了一句：“中国人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整个冷战期间中国没有丢失一寸领土，也没有掉进美国的战略圈套，而是按照中国国家整体的战略利益需要，时而结盟前苏联，时而中立，时而利用美国；中国自改革以来，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整体增长的最好证明。 是否符合合理效率原则？自然，如果单纯从效率来讲，中国现在的效率——无论工业生产效率还是金融效率、或者资源利用效率、人才利用效率都还不能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但考察历史效率应该是在合理前提下，即同一时期，不同国家起点不同，效率也就不同；而不同时期，则要纵向考察一个国家历史时代的效率。无论怎么衡量，现代中国显然是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的时期，而最重要的是，不要仅仅盯着眼前，应该比较历史和未来，即美国现在的效率显然比中国高，但中国前进的步伐比美国快，这就是说，中国前进的速度效率比美国快，那么，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就是一个比美国拥有更高效率的国家。 是否符合维持从传统、现实到将来的稳定增长曲线原则？这实际也是在比较历史。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国是最优秀的。因为比较历史上所有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在衰落后复兴，更重要的是每次复兴之后就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希腊、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等都是历史上的大国，但一旦衰落就再也无法重新崛起，更无从谈及其文明起始至今拥有一条稳定增长的曲线，而只有中国是唯一自文明兴起始至今一直拥有一条稳定的复兴—强盛曲线。 是否具有在矛盾与基础条件之间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能力？这其实是考察一个大国是否具有重新崛起和能够掌握未来的能力。中国在历经100年的屈辱后，中国已经非常衰落，大量的财富被西方掠夺，导致中国1949年建国后基础十分薄弱，直到今天这种薄弱仍然表现在社会各个方面，导致矛盾很深刻，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和矛盾中，中国依然完整地经历了冷战，从容地进行了改革，并且显然这是一场预期能够成功的改革。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和当代各个国家的改革，你会发现能够在这种基础和矛盾中成功改革的国家可谓凤毛麟角，俄罗斯的改革基础远比中国雄厚，俄罗斯的资源也是世界顶级水平，但结果怎样？谁在这种改革中谋求到了最大的国家利益呢？中国。 是否具有塑造完美社会的潜在能力？这点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的文明史和中国善于借鉴外部文明的能力是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新文明的缔造者，无论俄罗斯、印度还是梦想缔造自己文明的日本，或者梦想重建罗马帝国的美国都不具有创造新文明的潜力，这点上我绝对相信中国。 2. 中国的伟大 纵观中国的悠久历史我们会发现，整个中国史几乎就是一个跌宕起伏、气势磅礴的大舞台剧，它的命运几多变迁，兴衰相伴，尤其在最近的150年间，中国的命运可以说到了存亡攸关的时刻，甚至可以说到了亡国的边缘。但中华民族不愧为一个具有顽强毅力的民族，面对列强不间断的入侵仍然不屈不挠，整个民族都在抗争——无论是四面楚歌还是半壁河山沦陷，中国人都从来没有放弃，只是他们显得有些迷茫，不知道究竟什么样的理论和思想才能挽救中国，毕竟他们已经寻找了上百年，慈禧的腐朽政治，康有为的变革，张之洞的洋务，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袁世凯的帝制，义和拳的扶清灭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蒋介石的独裁，中国人几乎尝试了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方法，仍然是一败再败，国力日渐衰落，从一个国力强盛的大清帝国迅速衰落到饥民遍野、苦不堪言的社会，大量的财富外流，整个中国从富有的东方神话变成了“东亚病夫”，人们却仍然看不到希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国的出现，在这之后中国忽然发现他们找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崛起的路。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尽管分分合合，但基本还是向上走的，整个社会正在稳步地向资本主义社会前进，在明清时期，其实整个社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在明代，一些思想家已经起到了和欧洲资本主义启蒙阶段的思想家一样的作用，他们也在思考这个社会该如何转变。但这种情况突然被鸦片战争所打断，从此开始了中国人的悲剧。从康乾盛世后，清朝社会处在一个相对稳固的时期，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系列的入侵接踵而至，并且一次比一次强烈，导致大清帝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整个社会都在迅速衰落，国力直线下降。直到中国的出现，迅速为中国提高了凝聚力，因为中国的思想不同于以往中国所寻找到的各种思想，并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思想已经在中国的北方邻居俄罗斯那里得到证实，是一种能够带领整个中国迅速摆脱困扰的唯一办法。 事实也证明，中国曾经试验了各种思想，但唯独只有中国的思想是最现实、最有效的。依据中国的领导，中国人才最终迫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把主要力量用在对付中国人自己身上，而是用在一致对外上，这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的全面、完整的团结，也正是如此，中国人从此走出了低谷，取得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将日本人驱逐出了中国，保全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无论怎么衡量都是一个伟大的政党，可以说，它的伟大是因为它的八大功绩： 一、 独立：与印度相比（因为二者是最类似的东方大国），中国为中国赢得了完全的独立，没有任何形式的依附于欧洲强国。但印度则至今还是一个英联邦国家，尽管这种联邦实际上也只剩下名义上的了，但印度作为一个大国，仍然有失尊严。更重要的是，印度的上层社会其实和英国仍然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印度上流社会仍然认为只有得到英国教育的人才能算得上印度的精英，英国尽管在政治上已经无法支配印度，但通过种种联系其实还是能对印度施加外人难以想像的影响。 二、统一：与印度相比，中国比印度面临更为巨大的殖民侵略和各种压力，甚至像日本人那样的大规模入侵，而印度只是受英国单方面的支配，并且是全面支配。中国尽管如此，但中国领导的中国维持了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在印度实行了蒙巴顿计划，肢解了印度；与之相比，美国人也曾在中国打过长江前提出类似的肢解中国的计划，即希望国共两党划江而治，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并以中国曾有南北朝的历史来劝谏。显然，这是一个分裂中国的险恶计划，如果这样，中国必将长期陷于分裂，无法重新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试想，如果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分裂为两个美国，今天的美洲大陆还能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吗？ 三、稳定：与俄罗斯相比，中国避免了中国步俄罗斯后尘，成为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在整个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就是一个混乱、战争、经济改革失败的代名词。显然，中国成功地避免了美国提供给俄罗斯那样的种种诱惑，要知道，我们今天可以发现，美国和欧洲提供给俄罗斯的每一个诱惑之后都有一个陷阱。中国的改革计划完全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意志行事，没有听从什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良方”。 四、增长：中国几乎和俄罗斯、印度在同一时间开始改革（印度稍晚些），但中国成功实现了为期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今天还在继续。这样大规模的人口、社会能达到这样长时间的增长，这在世界现代经济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 五、国际地位：正是在中国出现，并获得力量后，中国开始出现转折，开始了稳定的崛起。在中国之前的中国，可以说逢战必败，一败再败，而中国执政之后则正好相反，可以说几次重大战争无一不是以胜利告终，可谓一胜再胜，并且，每一次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都会提高一步。今天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又再次提高了中国冷战后时代参与全球秩序建设的地位。 六、人性空间：这点在前面已经有过论述。中国社会的人性空间无论从个体的人来看还是从整体的社会来看都呈正向增长的趋势。人们拥有更大的经商、迁徙、择业、婚姻、生活选择等种种权利，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在改变，即从以前的出身—幸福观转变到现在的能力—幸福观，更看重个人能力与幸福的关系，显然这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的进取意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七、民族：在世界多民族大国中，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办法可以说是相当有效的，它很好地解决了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国的民族矛盾不但处于历史上解决最好的时期之一，而且也是当代世界大国中处理最好的之一。自中国执政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没有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重大原因。 八、哲学：在人类文明史中，除了财富和知识，一个文明体系中的哲学问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已经为中国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哲学系统，但这不够，任何文明的发展都需要新鲜血液的输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踩在其它文明的肩膀上前进。中国为中国引进了欧洲文明最为精华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考方式，还有社会的理想模型，这不同于中国的世俗哲学、唯心主义儒家思考方式和老子的理想社会模型。这些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并且是那样深刻。这种变化如果和中国传统哲学很好地融合起来，那么中国就很可能在未来一二代人的时间里为世界寻找到一条普世的价值观，即开创不同于当今任何文明的一个新的文明，一个具有超越价值的文明体系。 我们为什么相信中国，就是因为相信中国，因为它的领导是成功的，优秀的；我们为什么爱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是欣欣向荣的，能为她的人民带来幸福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3) 第十二章(3) 3. 不拘一格与遵守秩序同等重要 什么是监控的社会？什么是信任的社会？监控的社会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安放在固定的格子里，由管理者指定每一个格子的任何行为；所谓信任的社会并非是指夜不闭户的村落，而是指由社会提供需求，每一个人不是局限于格子中，而是可以自由地流动，以这种流动的方式自由应答社会的需求，这是一种更为高效的社会模式，因为监控的社会从逻辑上来说需要非常强大的计算能力来安排每一个人，而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另外，人性的贪婪往往侮辱这种天真的制度——如果一个人有权支配他人也就等于有权利用这种价值。而一个信任的社会首先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将秩序与每个人的固有需求安排在一个平衡的位置，政府的作用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社会的职责是提供信任的基础、工作需求和价值体现机会，人们按照社会的需求和自己的能力，并遵守政府的平衡制度来应答各种需求，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得到回报。 1903年12月17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奥维尔和威尔伯·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人类动力飞行，尽管这架飞机仅仅飞行了几十秒，但毕竟这一步已经成功地迈出了。刚开始美国的媒体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甚至拒绝报道，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信任民间的聪明才智，他们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时间、财富和智慧投入到他们的理想或是别的愚蠢的想法去，政府不加干涉；美国也相信科学家的言论，不指导他们该说是或不是，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正确的，甚至有时粗鲁地阻止了革命性东西的诞生。这就是美国，你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一切，条件是你的能力要能支持你的成功，否则就得接受失败的惩罚，它给你的忠告只有一句：你的价值自己实现，你的失败自己品尝。 在人类社会中，人们需要两种基本的能力：一个是朴实的劳动，这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每天的任务；另一个是创新能力，因为社会的升级需要不断地提高效率，而这显然来源于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空间的不断拓展。人类的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一个网络模式和金字塔模式同时存在的系统，各个国家既是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在人类历史中，各个文明竞相成为金字塔的塔尖部分，这意味着它们掌控了巨大的财富、知识和更优势的发展能力。 在国家统治与管理这个命题中，底层社会拥有丰富的创新能力往往也意味着对统治者权利的考验，因为人的创新能力，需要在相对宽容的环境中施展，不但包含对单纯技术的创新，也包含对思想的思考，因而这对政府的体制而言是一种考验，这是一种矛盾。在世界历史中，像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样的大帝国几乎统治了当时世界的大部分，然而后来引领世界的确是偏居欧洲一角的欧洲小国，这是因为在大帝国中国家更注重内部的统治稳定，创新能力相对滞后；相反，在这些欧洲小国中，彼此的竞争要相对大于对内部稳定的要求，国家必须保持经常的创新能力才能拥有竞争优势。自1421年开始的航海时代更加剧了这种要求，并且这还带来一个非常有利的后果，就是在向外开拓中既带来了巨额的掠夺财富也占有了辽阔的土地，这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结果就是他们不但赢得了对庞大帝国的优势，也赢得了世界。 当政府将信任留给人们自己时，往往获得的是异常丰富的回报，同时也带来对政府的权利制约。如美国的专利制度就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大国到一个工业与技术大国的关键因素，同时，欧洲宽松的环境也造就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导致多少皇族王室崩溃。但只要政府在这种矛盾中保持一个有效的平衡，也同样能保持国家的繁荣，如欧洲、美洲在二战后基本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这在欧洲以往的历史中是几乎难以想像的。同时，欧洲也同北美一样成为财富、和平和强大的代名词。 在对个人的环境中，信任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周围的人都是伯乐或是天才，更多的人只是默默无闻地在为生活而工作，但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是谁，只要你有天才的能力，你总能找到机会，而在监控的社会，越格的行为往往很早就被扼杀掉了，无论你是天才还是魔鬼。 所谓的天才，也许首先就是我们邻家那个不值得一提的家伙或者我们班级里学习平庸的人——如果不是他上了报纸，我们早就把他给忘了。如爱因斯坦的童年成绩可是丝毫不能让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他的母亲就经常为他那不怎么好的成绩而感到担忧。确实，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天才和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在年轻的时候甚至还是一个反叛青年。 爱迪生的发明几乎缔造了一个爱迪生时代，这在今天尽人皆知，但在他最初发明电灯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他那个想法实在“愚蠢极了”。 法国大作家左拉在上中学时法语考试甚至不及格。 美国科学家、1977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罗歇·古耶曼有关内啡呔的理论曾被《科学》杂志否定，因为专家们认为那是“病态幻想的产物”。 其实任何社会都存在一种“社会网格”，没有什么绝对监控社会或者信任社会，这两者区别只是程度而已。这种社会网格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常识和所谓的优序良俗，而天才往往违反这些，因此具有创造性的人的这种独立和古怪的行为容易引起其他人的异议，甚至被通俗地骂一句“精神病”。 天才的形成并不都是遗传因素或某种生物特性的功劳，更多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培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社会产生的天才要远远多于另一个社会的原因。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但又绝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因为动荡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良好的环境。 人性中明显的自我承认就会导致强烈的自尊心，尤其在逆境中他们的表现就更具挑战性，这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如美国黑人演员悉尼·普瓦蒂耶在成功之前几乎尝遍了辛酸、羞辱和讥讽——一名制片人在演员招聘会上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个洗盘子的工作？”，他温文尔雅地回答说：“不行，因为我已经当过洗盘工。” 这样的人还有英格丽·褒曼——未成名前好莱坞的“北欧母牛”，甚至连她的名字都被认为是一个障碍，她谢绝了美容和改名的建议，坚持了自己，结果她成功了。 有人需要熬过考试的失败。还是爱因斯坦，他在参加苏黎世工学院第一次考试时成绩竟然不及格。 有人甚至需要克服身高方面的障碍。1979年，詹皮耶罗·博尼佩尔蒂成为意大利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主席，他在看到马拉多纳的时候就直言不讳地说：“不行，他太矮了，根本不适合在意大利踢球。” 有人需要面对偏见。弗雷德·阿斯泰尔在1933年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前，需要通过好莱坞制片人和导演的测试，他们说：“他不会表演，不会唱歌，头开始变秃，可以跳跳舞。”但他一旦成为银幕形象，几乎很快就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音乐片明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4) 第十二章(4) 4. 和平与和谐：中国永远的追求 比较历史大国的兴衰史可以知道，决定能否保持现有国家优势的有几个主要因素：一是能否保持科技创新能力；二是能否具有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国家经济制度；三是国家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如何；四是在全球政治角逐中合纵连横的能力如何；五是国家如何运用力量——即是消耗在内部矛盾中还是团结对外。从这几个大因素来看，日本、美国等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与中国相比，他们目前具有的优势还将保持若干年。以日本为例，第一，日本的科研能力世界一流；第二，日本经济发达；第三，日本社会效率很高，甚至比美国的社会效率还要高；第四，日本一直维持着日美同盟关系，没有大的环球威胁；第五，日本社会高度统一，没有力量自耗现象；而相比之下改革中的中国目前还是矛盾重重。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的跨国移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跨国公司活动的基础。然而，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跨国公司和国家利益永远是一致的吗？国家利益是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追求的根本目标，但在边界日益淡化的今天，维持这种利益似乎越来越难了。是改变国家利益的概念还是强化跨国公司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其实，跨国企业的利益并不仅限于归属它自己的国家，有时企业利益同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还是相矛盾的，这就是跨国公司对全球化的贡献和对国家利益的挑战。 跨国公司带来的财富流动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却触动了一个根本问题，再强盛的大帝国也受不了财富的长期逆向流动。大清帝国因鸦片贸易带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失的历史还不很久远，人们还不会忘记。同样，对世界各种思维信息——包括新的统治思想——失去掌握也是一种流失，也许，这更危险。 从中国历史来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已成了一种规律，同样，在民间也有“富不达三代”的说法，那么，这种国家的兴衰或财富的得失是因为人性还是客观规律呢？ 打天下的时候，大家都处于这样的气候环境中：即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目标清晰，人力、物力、财务场由这个统一的目标来支配，显然这会形成一种有效的秩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人的私利要服从统一的大目标，个人的得失，甚至财富、生命的完全丧失都被统一认为是必需的贡献。在这种秩序中各部分之间的矛盾不是没有，而是因为共同的需要而被冻结。对职业政治家而言，这是必然，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必然性；而对许多中下层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何时能得到兑现。假如某位政治家只要求人民为神圣而战，却根本不提及神圣背后的现实利益，那没有人会听从他的召唤。神圣从远古就存在，但利益才是它真正的光环。 所谓的和平，就是大家可以恢复到在法制状态中合法地谋求利益。人什么时候也许都会有一个信仰，但无论什么样的信仰都只是利益的使然——假如上帝不许诺人民的幸福，谁会信仰它？把上帝作为崇拜之神的人就是希望自己幸福，而把撒旦作为崇拜之神的人是希望拥有他那样的魔鬼手段，进而也是利用它来谋取利益，也就是说，本质上，无论崇拜上帝还是撒旦都是一样的。 对某些政治家而言，他是上帝和撒旦的共同崇拜者——不同的是，一个是供奉在他的卧室，一个是高举在他演讲的讲台上。你不信吗？杜鲁门这个基督徒就扔过原子弹。对这点，马基雅维利早在500年前就说得很清楚了，后人也很聪明，说：“读了他的书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本书藏在枕头下面，然后把他杀了。” 人性如果如此，那么和平是不是就是另一次衰落的开始呢？ 观察过历史上各个大帝国的兴衰史，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尽管具体的个因不尽相同，但它们似乎还应该谨记——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帝国的衰落都应该节制野心、虚心敛财，似乎如果遵循下面的药方的话，则可以避免帝国的倾覆： 1．合理地支配财富； 2．保持危机存在，但一定要在控制的范围内； 3．有远大的整体目标； 4．不对世界其它国家作过多的干涉。 将帝国财富用于修建庞大、豪华的皇宫，购买奢侈的生活用品等是常见的帝国衰落标志之一。在古罗马帝国，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丝绸就是罗马达官显贵们争相购买的东西之一，而这导致罗马帝国财富不断流失；秦帝国的阿房宫则是这个东方帝国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当一个帝国足够强大的时候，它往往认为帝国已不存在正面强大的对手了，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和平。这些大帝国从表面或事实来看，也确实不存在正面的威胁，但这也就意味着帝国不再有一致的敌对目标了。这种状况最终导致的是秩序的瓦解，也就是人们的目标开始分散到各种各样的群体利益中，统治者也就终日开始忙于处理各种矛盾，却忽视了外部新形成的种种危胁。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常见，如靖康之耻就是其中一例。总结下来，上面那个药方看来是有效的，如要保持危机的存在目的就是要保持秩序的完整性，但这种危机一定要在可控制的范围，否则就是养虎为患。人类还远没有进化到不需要具有强权的统一中央政府，能够自觉地从事社会活动，因而，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和一个有序的社会组织非常必要。同时，这种危机的存在可以持续地刺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促使财富用于合理的地方。 当社会有了危机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方向，否则无目标的危机就会演化为来自内部的危机。在法国，拿破仑执掌权力之前，法国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但自拿破仑将法国的目标清晰地定位在征服欧洲之后，法国则一反被动的地位，一举成为欧洲的新主人。任何一个大帝国都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全社会共同前进的方向，否则会导致各利益群体自行其是，造成一种事实上的混乱，这是统治者最为头痛的事。 帝国在达到顶峰后，往往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种想法的后果之一就是认为这个帝国无所不能，这个世界就是它的领地，它的言论就是命令，如遇到违背，则就需要征讨。实际上，不要说一个帝国，就是整个人类的财富、能力都是有限的——财富和能力可能会持续地发展、积累，但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是有限的。历史中的任何一个帝国的财力、物力、人力都需要作合理支配，而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一个大帝国形成后，它往往认为它实现它伟大的理想时候到了，他开始按照自己构想出的模式改造这个世界，这使它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往往是如何使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听从这个帝国指挥，而将帝国的能力是否支持它这一因素置于第二位。结果是对世界其它地方的过多干涉使它的财富不断地消耗。英帝国就是这样，它占有的面积太大了，它漫长边境上的烦心事又过多，以至要解决的事情层出不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才发现它已没落到要向昔日的殖民地求援的地步了；同样，西班牙的贫穷就是因为它太富有了，因为它挥霍无度。 在罗马帝国的时期（西罗马帝国），面对日耳曼的大规模进犯，罗马帝国已经组织不起像样的军队来抵抗了，但在昔日，罗马帝国正是凭借其强大的罗马军团建立起这个庞大帝国，那时日耳曼人不过是边境的野蛮部落而已，它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此时，罗马军队的优势早已无法和昔日相提并论，这种在重要领域优势的丧失，就意味着领导实力的丧失——美国之所以一直称霸世界就是因为它在许多重要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富有但无优势可言的国家就如同波兰小贵族一样，只拥有裘皮大衣而没有军队，后果就是几次被周边邻国瓜分。 当然，一个帝国的衰落是一个复杂体系的衰落，同它的走向兴盛一样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对一个帝国而言，真正的衰落是思想、文明的衰落，也就是精神的衰落。中国同其它大帝国不一样的地方之一就是它拥有一个完整、优秀的思想体系，这保证了它在历经多次衰落之后又得以重新兴盛，而不像其它大帝国那样衰落之后再也没能复兴。中国的思想体系坚韧不拔，当其他诸如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都衰落之后，唯有精神还在——中国在每一次衰落时，思想都在这时进一次大思考，这种思考保证了这个民族精神还在，并且每进行一次这样的思考就预示着又一次复兴的来临。 精神不死而令民族复兴的最好例子就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在今天以色列建国前是一个流亡世界各地达二千年之久的民族，如果是其它民族，在丧失了祖国土地之后，往往要沦为其它民族的奴隶，进而融合进其他民族之中，历史中，有多少这样的民族消失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之中呢？犹太人能在今天重新建国，这和他们能保持自身民族思想、信仰有直接关系——要想建立一个犹太王国，得首先有犹太民族的存在才行，如果连民族都消失了，还说什么复兴呢？ 一个大帝国，什么都可以舍弃，唯有精神、思想不能丢，这是民族存亡地根本，蒙古人曾征服了世界，然而在世界大帝国当中，有关它的遗迹、文明思想传承是最少的，究其根本就是这个游牧民族没有自己的文明、精神，它的铁骑踏过之后一切却又都恢复了原样，成为过往云烟，去何处凭吊呢？ 民族的思想可以借鉴外来文化，可以融合新思潮，也可以推陈出新，但无论思想怎样变迁，一定要保持二个原则不变——一是这个思想是自己的，不是敬仰别人的神灵；二是要保持这个思想富有生命力。而衡量一个思想是否具有生命力就是要看它在当今的时代是否具有对社会的普遍指导意义，它的思想与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是否有共同之处；它的变迁方向是背离现代社会还是引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因循守旧的思想肯定误人误己，对这一点晚清政府早就教育了我们。 中国成为一个完全大国的日子并不遥远了，但当它还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时候最好就将如何维持一个一流国家的思考融进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中。中国今后要面对的两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复兴；二是如何维持兴盛。这是许多国家——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帝国都要面对的，但并没有那一个国家真正完全做到。 因此，中国需要谋求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美国是我们经典教科书，但不是楷模。中国需要成为美国那样在诸多领域都强盛的国家。但美国的社会并非完美社会，远称不上和谐，中国必须构建一个超越美国的社会模式才能引领世界。 首先我们正视了我们的矛盾：《参考消息》上有一篇文章名为《中国探索和谐之道》，其中毫不回避地指出了中国改革中面临的矛盾。 “这种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二是劳动关系失衡导致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三是城乡发展失衡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之间的冲突，包括农民工问题；四是地区发展失衡导致地区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冲突；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导致的价值观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滑坡，等等”同时明确说到，这是由于8个制度方面的缺陷引起的，“一是重经济发展与gdp增长而轻社会发展；二是重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轻共同富裕；三是重招商引资轻农工权益保障；四是重城市发展轻乡村发展；五是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而轻社会公平；六是重社会稳定而轻社会和谐；七是重政策调整而轻法制建设；八是重打破旧制度而轻完善制度。”① 至将来，中国必然出现一个以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国家意识，此时才算是完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接纳与融合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国社会也会由此得到共识，即完成了重新构筑价值观的过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5) 第十二章(5) 5. 和平崛起与游戏规则 ● 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但游戏规则应是公平的 中国是一个善于遵守游戏规则的国家，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崛起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历史还是现实力量来看，中国都会在使用武力这个问题上十分谨慎。中国人清楚，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崛起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其它大国的干涉——有时是几个大国联合的干涉，原因就是其它大国不愿看到原有的世界均势被新兴大国打破，从历史上看，无论什么样的大国，其任何形式的崛起都必然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 中国2000年来一直扮演着东亚中心的角色，对如何扮演大国有充分的理解，对国际关系的任何轻微变化都十分敏感，其深厚的哲学—政治学思想为它的外交策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十分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外交口号“和平发展”，以表达其在崛起过程中的善意，用以消除其它大国和周边小国的怀疑。 分析一下冷战开始至结束，及冷战后的整个国际社会发展形态，你会发现，提出这种外交策略并非仅仅是一种口号： 1. 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很少对外用兵； 2. 冷战时期及至今天，大国都尽力避免直接的、大规模战争； 3. 中国近期的底线很清楚，只要国际社会不干涉台湾问题，中国就可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4. 全球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尽管这个世界仍然矛盾重重，但利益的交错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客观存在，导致解决国家争端的时候可以用利益交换的办法来部分或全部代替战争这个手段。 这四点证明，中国的这个外交策略并不是过于理想主义，而是有理由实现的。它有可能为国际关系带来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相处理论，即大国间新的均势形成也许可以不再通过野蛮的战争手段，将来的和平与利益交换可以代替过去的炮火。的确，人类总是在进步的，难道接受新的大国成员一定要用决斗这个规矩吗？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一贯奉行和平外交策略，但正式作为一种对外国家政治原则是第一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后，顺利参与到全球化之中，然后迅速取得对外贸易和吸引投资的骄人成绩，这种贸易和投资又带动了国内的产业。在贸易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尽管在表面比较平静，但美国主导的全球统驭战略却使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苦涩和矛盾：一方面，伴随中国国力有所恢复，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自信心也有所恢复，也取得了周边一些传统势力国家内的尊敬；另一方面，美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已经直接渗透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任何大国而言，另一个大国将军队驻扎在其周围弱小邻国，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事，如中国曾经尽力反对日本对朝鲜半岛、美国对朝鲜半岛和越南、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中国此时却不得不容忍美国对阿富汗的占领以及对哈萨克斯坦的军事渗透。如果说冷战结束的海湾战争是美国抢占世界能源重地和填补世界权力真空的开始的话，那么“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则是在努力构建一个美国的权力堡垒和美国式世界的开始了。 但对国际社会而言，完全将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含义定义为中国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而不愿冒任何战争危险的话，则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赌注。中国到底是一个大国，如果由于国际社会不理智的遏制政策而导致中国重新衰退的话，那会引来一场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的噩梦。如果像美国一手主导的1986年的“广场协议”那样遏制日本的政策和70年代能源危机一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的话，中国的崛起显然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挫折，但同时它也等于点燃了中国本来就对世界不公感到不满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一个将世界的繁荣都压上了的赌注：鲁迅在中国纷乱的年代说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消亡。”世界愿意设立这样一个赌局吗？ 其实，中国提出这个政策同时包含了四个方面的信息：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尽力维持国际社会的现状； ——中国维持和平发展的底线就是不得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和统一进程； ——在国际社会不企图遏制中国的时候，中国愿意参与国际合作，甚至是美国的战略合作；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参与了美国主导的打击恐怖活动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谈判，此前也负责任地参与到维持亚洲和世界金融秩序的活动中。同时，中国也没有鼓励亚洲的地区主义，没有离间日本与美国、韩国与美国的关系，相反，参与到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中，在事实上等于说表达了以上的信息，即维持现状——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与日本、韩国的战略关系；参与战略合作——做朝鲜核危机的斡旋国，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参与正常的全球贸易——与东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否定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中国西部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 自然，一项国策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就“和平发展”这一概念中国内部也存在一种担忧，这显然直接和台湾问题有关。这种担忧认为，中国在此时提出“和平发展”，是否会限制自身在台湾问题上的武力使用？这种担心似乎也不无道理，毕竟台湾问题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中国，而中国一直也没有承诺要放弃使用武力，同时，自古以来使用武力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另外一种担忧是，使用“崛起”一词是否恰当。这种担忧认为，崛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大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伴随着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总要有随之而来的纷乱甚至战争，这也许会加重亚洲邻国和世界大国对中国的猜疑，这进而会影响到中国的贸易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 ● 中国的崛起从不依赖扩张 自1492年以来，欧洲的崛起导致整个世界在500年的时间里逐渐建立了一种欧洲中心形态，这也导致了欧洲中心论思想渐渐扩张。在国家崛起研究上，也认为欧洲国家的崛起过程是一种普遍崛起过程，具有普世价值，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如果你公平地以国家或文明为单位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国家的崛起有很多种模式，而并非仅有欧洲一种模式。 欧洲的崛起是一个海盗文明模式，即首先向海外进行海盗式的殖民占领、财富掠夺、奴隶贸易，然后利用这些财富和资源进行工业革命——没有来自殖民地的财富和资源支持，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欧洲的宗教革命将一筹莫展. 说欧洲是一种海盗文明其实一点也不过分，这种海盗方式几乎从民间到皇室都普遍参与，在伊丽莎白晚年，每年有一二百只私人海盗船出航，带回15～30万英镑财富。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德雷克。仅1577～1580年间的一次环球航行他就从南美洲西海岸夺回50万英镑财富，等于王室一年的收入，女王分到16.3万英镑。 说没有殖民地财富欧洲将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贫穷中也同样毫不夸张，中世纪欧洲的银矿集中在三大地方。一是蒂罗尔。1523年，这里出产的纯银价值折合55855马克，1570年只有2000马克，16世纪末产量几乎为零；二是萨克森的安那堡。1545～1560年期间，年均产银18024公斤；三是波西米亚。1532年产银115434公斤，16世纪末几乎降为零。总之，以德意志为中心的欧洲白银产量，在16世纪中期达到高峰，年产6.5万公斤，此后便逐渐枯竭。匈牙利和萨尔茨堡的金矿产量这时也十分有限。总之，在1500年美洲金银到来之前，欧洲累计只有2000吨金和2万吨银。 16世纪以来，欧洲金银的主要来源逐渐转向海外：1485～1520年间从西非运抵里斯本的黄金年均半吨以上。17世纪来自莫桑比克的黄金年均1吨，更大的黄金产地是美洲：1500-1650年间，从南美洲合法运入西班牙的黄金累计181吨。（通过走私、海盗和直接贸易流入欧洲的黄金更多，这使欧洲黄金的总存量增加了5%左右。）1693年在葡属巴西发现黄金，从这里向欧洲流入黄金持续大半个世纪：1701～1720年间流入欧洲的黄金折合1.5亿马克，1741～1760年间高达81.6亿马克，1764年以后急剧减少，19世纪几乎为零。16世纪从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输入欧洲的白银共16632648公斤（主产地墨西哥），黄金181234.95公斤，走私除外。截止16世纪末，西班牙帝国拥有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此后墨西哥白银的年均产量仍在增加。 自1492年至1945年这种鲜血淋漓的野蛮扩张、征服和掠夺共进行了450年，然后欧洲和美国等欧洲社会才开始了所谓的文明阶段，欧洲人表现的文明一些也不过是近半个世纪的事，其实直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多数国家才开始正式脱离殖民统治。 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奉行过这种海盗式的发展。中国的历史表明，传统中国成为东方大国的模式与欧洲几乎截然相反，欧洲是一种外向型的崛起模式，而中国则是一种内向型的崛起模式，即中国的崛起不是依赖对外扩张和财富掠夺，而是依靠内部的经济发展。如中国自秦统一以来，首先就进行了货币、度量衡、书写等一系列的统一，这实际上就是一次金融、法律、制度、贸易规则等的改革，这和秦统一前进行的商鞅变法一脉相承。商鞅变法实际上就是建立了秦王朝的信用制度，今天我们知道，这种制度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一，这不就是一次统一大市场的改革吗？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其实罗马帝国远没有达到秦汉帝国统一市场的水平。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表明，中国历来谋求统一其实也正是谋求统一的市场，没有这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将混乱不堪。 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时期是秦汉帝国、隋唐帝国、宋帝国、元帝国、明帝国和清帝国，这不同时期的六大帝国一旦完成了征战——目的是为了统一，只要帝国应有的疆域得到统一后就不再对外进行无休止的征服战，然后就是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之后很快就进入到繁荣强盛时期，这期间并没有依靠任何掠夺来的财富。中国这六大帝国也曾和周围国家建立藩属关系，这也称之为一种纳贡体系，但考察历代中国和各个藩属国之间的纳贡财富可以发现，各属国的确定期向帝国进贡，但往往帝国的回赠要大于属国的进贡财富价值，这是中国传统的“厚往薄来”的纳贡贸易，这与其说是建立财富上的纳贡体系还不如说建立的是一种意志上的纳贡体系，即中国实际对周边进行的是帝国威严的征服而不是财富上的掠夺——这和罗马帝国完全不同，可以说，罗马帝国就是建立在完全的征服、掠夺之上的，罗马人倾全国之力只为建造一个罗马城，而中国繁荣富足的城市遍布全国。尽管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几乎是同时代的，但实际上罗马帝国是一个标准的奴隶制国家而秦汉帝国则是一个正统的封建制国家，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历史档次中，从文明进化的比较上来说，罗马实际上落后秦汉帝国1000年。 从军事角度观察也能看出——如果要进行财富掠夺则必然进行战争，如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几乎每隔十年就进行一次大的侵略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中原地区的财富，中国历代极少对周边国家发动战争，即使有战争发生，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即证明帝国的权威，而不是要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中原帝国往往认为这些国家是天下偏远之地、蛮荒之地，根本就没有什么掠夺的价值。 从财富的角度也证明如此。我仍以1492年至1800年这段时间为例——西方正是在这段时间崛起的，从这段时间世界财富的流向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西方是依靠舰队从世界各地席卷财富，而中国则用中国强大的贸易能力从西方赢得财富。这也说明，无论是在隔绝的东方世界里还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都完全有能力赢得世界。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也等于发现了世界金银矿。“1493-1800年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拉丁美洲。美洲白银产量在16、17和18世纪分别为1.7万吨、4.2万吨、7.4万吨。这些白银的40%经过海外贸易公司，主要是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贸易逆差的手段运往中国，其次是印度等亚洲国家。运往波罗的海和利凡特的白银，有一部分最终也流入中国；加上日本的白银出口，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中国。”② ●和平发展与和平应答 中国此时提出和平发展的策略，就其心意来说，应该有三点： 一是昭示中国自改革以来一直没有明确说明的国家对外总体策略，也是对国内政治战略的定位；二是对国际社会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三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试探，即如果国际社会不过分干涉中国，中国也就有可能回报友好的微笑，反之，则有可能激怒中国。现在，中国实际上也是在等待国际社会的回馈信息。国际社会该如何回答呢？是撕掉虚伪的民主、自由面孔，说“不，——无论你是否友好，都与我的目的相悖，即我不希望看到任何形式的强盛的中国！”还是说，“好吧，我们现在可以握手了” 自然，无论哪种答案，都会令国际社会头疼，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其它大国显然不情愿看到任何形式的强大中国出现，但全球化中的利益流动与相互依赖的存在又清楚地表示出，中国的繁荣也显然是一个创造财富的机会。实则，这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关于权力与利益的一场没有谈判桌的谈判。 国际社会首先需要相信中国这个策略的诚意——维持现状与中国提高军事力量间似乎是矛盾的。中国既然首先主张这样一个外交策略，就必然要进行诠释。另外，世界清楚中国拥有2000年的智慧，如何知道这不是一个缓兵之计呢？一个争取和平、赢得时间的手段呢？即当中国完成崛起之后又当如何呢？显然，中国还必须有一个后续的、完整的和平远景规划，以释众疑。第三，中国应使周边小国相信，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坚定不移的，友好的睦邻关系前景是共同发展。中国必须安抚这些周边国家。第四，中国还必须解除美国的疑虑，中国是否打算将美国的势力逐出亚洲呢？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一直是占主流的，如在布什政府时期的主流对华观就掌握在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手中，也就是“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此时，中国必须对美国耳语：“美国是亚洲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现有的利益。第五，中国还必须对法国、德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其他大国解释，以往主张的多极化理论是否已经过时？是否中国打算放弃这种理论，或者解释清楚和平发展与多极化理论并不冲突。第六，中国还必须密切注意“”势力对此如何做文章。台湾问题现在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势力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中国。第七，尽管和平发展政策主要是一项对外政策，但国家政治是一个整体，国际社会会关注中国的国内社会是否有与之相适应的政策调整。第八，中国的民族主义伴随中国的强盛近年来一直较活跃，上层主张的和平发展是否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呢？当中国强盛之时，中国是否会出现日本和欧洲曾大规模出现的极端或排外民族情绪呢？第九，中国和平发展政策与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争端之间将确立什么样的指导关系呢？如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与东盟国家的南沙群岛问题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6) 第十二章(6) 6. 中国的暗示 日本曾经在近代两次阻止中国的崛起，一次是在中国洋务运动的时候，即1894年的甲午战争；另一次是在1931年，即“九一八”事变，当张学良完成东北易帜之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中国统一，而日本终止了中国统一的梦想，重新扶植了一个伪满洲国，也就重新分裂了中国。 当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企图阻止德国崛起的时候，德国使用强大的武力证明了德国崛起的不可阻止；美国和前苏联也曾分裂德国，但一旦冷战结束，德国立刻重新统一，这也证明一个大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统一性。中国同样是一个大国，而且就其在东方的地位而言比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更重要。当几个大国企图阻止另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往往会带来噩梦，这一点是德国在二战中留给西方最重要的教训——当一战结束后，法国企图使用传统的肢解国家和压榨财富的手段来瓦解德国，德国仅仅过了20年后就报复了法国。 不要企图阻止、分裂中国，毕竟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他的历史尽管尊崇和平，但他也同样有强硬的时候。西方也许认为，中国历史上多用贿赂、婚嫁、赏赐财富的手段安抚周边藩属国，而不倾向于采用军事手段，但这是因为中国历代多认为这些手段要比军事征伐节省资源和国力，而不是不具备军事手段。当然，中国的文明中的确有阴柔的一面，但在观察中国2000年的历史后，会得到这样的判断，一旦中国人认识到过于阴柔的危害，或者认识到所有和平的手段都无效的时候，就会不得不采取完全对抗和惩罚手段，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如1937年后，中国全民族意识到中国已经完全不可能与日本达成和平，也不能依赖国际社会的关系来保障中国的利益的时候，中国就会进行殊死的抵抗，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和中苏边境冲突都表明，只要中国实力稍有恢复，中国就会在和平努力失败后诉诸武力解决。中国的警告已经很明确：国际社会不要欺人太甚，否则会为此付出代价。 7. 相信中国 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再证明，它总是在危机过后迎来强大。对中国大一统的各个朝代进行研究，可以大体得出这样的规律：自秦帝国统一中国以来，历经汉、晋、唐、宋、元、明、清这样几个大一统时期，总体而言，中国越来越强盛，而不是历经几次危机后就一蹶不振。在世界历史中，所有大国几乎都是经过一两次危机或全面战争后就会崩溃或者衰落，只有中国是一个例外，每一次经过分裂、危机之后，它都如同又注入了新鲜血液，版图越来越大，国力越来越强，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两大统一朝代间四分五裂状态的延续时间越来越短，进而变成一个大一统更迭另一个大一统的状态，这实际上体现了越来越成熟的历史状态。 在冷战中，庞大的前苏联仅仅70年就分崩离析，而中国同样完整地经历了整个冷战时期，中国与前苏联的国力相比几乎无法相提并论，但中国在冷战中没有丢失一寸领土，国家依然完整，相反，距离冷战结束还有十年的时候，中国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了改革，外界的风云变幻可以说没有影响到这个伟大的国家，它在整个冷战中自始至终都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一个既能保持自我独立的国家，也是一个在世界变幻莫测的漩涡中游刃有余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中你还能找到第二个这样充满自信和智慧的国家吗？ 庞大而强盛的帝国是怎样崩溃的？ 考察历史中的大国可以总结出有四种类型：一种是帝国在达到鼎盛的时候仍然抱有更大的野心，对周边世界利益的贪婪促使帝国不能量力而为，导致帝国力量消耗在纷争中；一种是庞大得失去对手，帝国威力开始消耗在日渐盛行的享受、和民力凋谢中；一种是在与其它大国角逐中失败，或毁于一旦，或逐渐衰败；一种是源于内部分裂的种子，也许这种基因在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种下，也许在是帝国内部权力纷争的结果。 当然，崩溃的因素往往不是唯一的，因为一个帝国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保持各方面平衡的体系，而一旦失去这种平衡，原本处于平衡状态的各种因素就会形成错综复杂的矛盾，结果就是一幅美丽的帝国风光变成各种势力角逐的丛林。 我们远征的舰队折兵损将； 火光在沙丘和岬角熄灭： 看，我们昨日所有的辉煌， 犹如尼尼微和蒂尔已经消亡！ 上帝对国家的审判， 请再次将我们饶恕， 我们不能将上帝遗忘，不能遗忘！ 我很忧虑，这个伟大的国家将走向何方？ 这是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诗人吉卜林在《退场》中的诗句。正好在一个世纪前，是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也是帝国的全盛时期。那时帝国的统治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英国几乎控制着世界所有重要的航道、海峡，在世界各地拥有很多战略要塞、补给基地等。英国的商业利益遍布全球。那时英国认为必须建立一支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规模应该相当于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海军的总和，只有这样它才能保持海上控制权，保护英国的海外利益。英国也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在全世界到处建设港口、基地、储备仓库、通讯设施等，一时之间似乎大英帝国可以单独对全世界开战。但在20世纪一开始，英国似乎就开始厄运连连，在南非丛林中，30万英帝队竟然无法取胜——这倒是和美国在越南战争颇为相似。 讨论的主题最后总会落到这样的问题上：如果是这样，那么今天的美国也同样是一个不可避免要衰落的帝国，还是它会创造奇迹，成为一个恒久的世界核心？ 英帝国诗人吉卜林在维多利亚时代就警告英国不要过分扩张，他也许是像法国预言家那样具有超人的预见性，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他的感觉还是正确的，正是从20世纪开始，大英帝国开始一步步走下坡路。我们现在就要成为诗人，预见一下美国这个庞大而繁荣的帝国的未来。 现在的美国正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势力庞大，如日中天，但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一直在抱怨，他们的兵力太少，而美国分布在全世界的战线又太长。显然，任何成为世界第一的帝国都会面临一个历史命题：必须要防止其它竞争者超越自己。这就需要时刻保持对其他国家的遏制，必要的时候要给予打击，以求摧毁其挑战能力。问题是挑战者众多，世界各地的矛盾又总是与美国的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所以美国的战线非常长。 衡量帝国力量应该用的是相对值。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美国应从三个角度看待自己。从军事角度看，是的，没有国家可以与美国抗衡。从经济和科技角度看，这似乎是一场势均力敌地较量。在经济重要性上，欧盟现在与美国旗鼓相当，甚至略胜一筹。中国迅速崛起，使东亚的均势发生了变化。仅仅几年前，美国的互联网流量大约占全世界的45%。去年国际电信联盟公布，美国的份额已降至29%，与欧洲相同，低于亚洲的31%。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实力的转移通常先于军事实力的转移。”③ 第三个角度是在思想和文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软实力”领域。“几年前，许多专家说一切事物都在美国化。美国企业巨头、华尔街金融模式、迪斯尼世界、蓝色牛仔裤和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席卷了全球。当时我就认为，以此对思想和文化进行衡量实际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和好莱坞本身一样肤浅，现在我仍这么认为。”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以往帝国没有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全球确认的统治与管理标准，包括经济和技术标准，这是有效的帝国保障——建立在标准模式上的世界总比一个纷乱的世界更易于管理。但这个标准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因为美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取消其他国家的政府。 结论也许就是——美国是第一个全球化中的核心帝国，也是超越世界历史中任何大帝国的国家，但它不是最后一个。 它仍然是一个平凡的帝国，也就有衰落的一刻，而且时间就在今后的100年内。原因就是其他挑战者的脚步接近的声音已经传来了。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与欧洲、中国、日本甚至印度的差距在缩小而不是扩大。 对帝国的兴衰而言，无非有两种归根结底的原因：一个是内在的因素，一个是外界因素，印加帝国的消亡明显是因为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而罗马帝国的衰落则更多地是由于内部原因——它权力中心的分裂是拜占庭帝国形成的原因，它失去战斗力的罗马军团是导致日耳曼人大举侵入的直接原因，失去竞争力的经济是导致地中海其它经济中心兴起的原因。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国界的作用也就日渐消失。一个国家的内政、经济往往和世界其他国家紧密相连，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最近一次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危机，它不是一国国内的金融现象，而是波及整个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索罗斯将它比喻成一个大铁锤，从东南亚开始，到香港、日本、韩国，再到中国，然后是俄罗斯，直到相隔一段时间后的墨西哥和巴西，大铁锤扫荡整个亚洲大陆，然后再摆向了美洲。美国的联邦储备局则很好地抵御了这次金融海啸，而中国也由于相对隔离的货币政策而损失较少，整个东南亚由于各自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它们之间的国界实际上只是政治国界，而非经济国界，这就从实际意义上否定了国界的完整性，也就等于将原本相对隔断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当一个国家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在国家兴亡问题上统一起来后，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也就和它的竞争者们紧密相连了，这导致现代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是否有竞争力，而对传统大国来说，是否拥有权力中心位置就同样决定于它拥有多少竞争力。 二战后的美苏冷战状态实际是典型的现代大国竞争状态，由于核威慑的存在，大国之间不大可能发生直接的战争，那么冷战就成为竞争的基本状态了。在未来，这种状态很可能得到继续，因为它存在的主要条件还存在，人类社会对核力量的恐惧还是大于对利益的直接兴趣。 前苏联最终失败了。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前苏联失败的结论仍然是最值得思考的东西之——任何国家永远会处在两种状态中，一个是竞争的压力，一个是力量构成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盛程度意味着承受压力的能力大小，也是决定财富、知识流向的关键。 美国对前苏联的战略就是用不断加大的军备压力来迫使前苏联国内的财富不断用于军备竞赛中，从而无力再加强其它方面，这就像一个甲壳虫，虽然不断地增强甲壳的厚度，但内部却越来越空虚，终有一天会由于这种空虚而导致全盘的崩溃，美国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前苏联的经济制度无法提供与美国同样的生产效率，只要不断地增加压力，早晚有一天前苏联会在内部失去平衡，并且，这种失去平衡的倾向会日渐明显，以至可以大致估测出它的来回。这就是杜勒斯所说的：“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三代身上”。如果以杜勒斯那一代人算起的话，大致经历了30～40年 的时间，正如杜勒斯所言。这也可以说，前苏联从一开始就已经输了，对于素以变幻莫测而闻名的国际政治来说，如此准确地预测到一个大国的兴衰，是说明杜勒斯是一个天才呢，还是说明前苏联的这种制度的失衡性太过明显了呢？ 如果你看一下1795年的世界地图就会发现，那时世界上有三个庞然大物：东方的大清帝国，北方的俄罗斯帝国和西方的奥斯曼帝国，这三个大帝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果单以版图而言，这三者几乎占去了当时政治主权国家面积的一多半，而西欧的英、法、德、西班牙等国看起来只是偏安于世界的边缘。然而，世界未来的命运却正是掌握在这些面积不大的小国中，他们被称之为列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三个大帝国没有成为世界的主宰而这西欧的几个小国却成了主人呢？ 显然从地域、人口、经济规模上来看这三个大帝国都是无与伦比的，恐怕只有罗马帝国、波斯帝国这样的古代帝国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从另外三个掌握人类未来的重要领域来看，这三个帝国却成了偏远落后之地。这三者是：人文哲学思想领域、科技水平和经济制度。人文哲学思想是衡量人类对自身和现实世界认识的水平指标，它实际上同科技水平一样，人对自身与环境的认识决定着人类思想是否客观地对待问题，它最终演化到法律体系、道德、价值观以及政治体制等社会的各个方面；而正是这些方面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它对人头脑的正确认识和对思想的解放直接导致了科学水平的上升；而科学水平的不断前进又促进了军事、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整体发展。人文哲学领域的思考与经济是孪生姐妹——人生而自由、平等这个结论不仅导致政治变革，同样也表现在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自由发展的原则，政府不得干涉商人的行为和金融的自由变动，私有财产和人的生命一样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三者就是为什么在1795年的地图中，西方各小国实际上是处在金字塔最顶峰的原因，也就是说，西方各国之所以被称为强者，是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头脑和武器。 与之相比，俄罗斯、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则处在一种帝国状态。我之所以称之为“帝国状态”是因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成为大帝国的国家都具有这样一种状态，即这时它们的外部压力最小，基本上没有触目可及的大危险；同时，它们主要面对的问题在国内，主要是二个方面，一是政权的更替和稳定方面，另一个是社会矛盾方面。当罗马帝国达到帝国水平后，它的主要问题就不再是对外征服战争了，而是对内的安抚、稳定以及帝王权力是否顺利移交等问题了。而最终导致罗马分裂的也正是因为帝王权力移交方面，这种帝国状态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对手，缺乏竞争。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打江山易，坐江山难”，这句话正是指出人在失去目标后，往往会变得不理智，如何处理帝国内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类和谐的问题，绝不是哪一个帝国能承担和解决的。所以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帝国能长盛不衰，总是有衰败的时候，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当人类面对战争问题时会有清楚的目标，那就是打赢它；而当面对和平问题，人类其实面对的是人性问题，即在通常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私欲还是与人和谐，两者的矛盾是一个至今都没有真正完美解决的问题，历史上的帝国又怎能解决得了呢？人性与物质有矛盾，人与人有矛盾，人的精神与社会制度有矛盾，当这三种人类基本矛盾同时摆放到帝王们的桌面时，他们又怎能解决呢？人类可以产生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因为客观世界有规律可循，却难以产生哲学方面真正的思想家。实际上所谓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碰到，也会思考，只是他们说出来了，想得更多，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到的而已，所以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能完美地解决人性问题。有谁能用言论制止战争？没有，所以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要对西欧小国俯首称臣。 关键就是，三大帝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内部问题时，西欧小国却因激烈的相互竞争而不断进步，它们是在竞争状态中成长的，而三大帝国则失去了人类最为宝贵的竞争机制，所以它们会输。 美国人很聪明，他们研究了历史，认识到保持竞争的重要性，所以，美国人在冷战一结束，马上就开始寻找下一个敌人，它既不是完全地消灭对手，也不是坐等对手找上门来，而是永远保持一种状态，保持各领域都处在竞争状态，对国内的各行各业都给予来自外部的压力。体现在对外政策上时，它就保持一种“遏制”战备，这其中既有核威摄的因素，也有美国人对国际竞争的有利之处的理解，它要达到这样一种最佳模式，即保持竞争状态，从而促使自己在各个领域都永远比对手高出一筹，以此来确保自己的优势。以往的帝国希望永远打倒对手来维持帝国的权利，美国知道这是一个坏主意，所以他们希望用保持超越对手的状态来保持优势。 环顾世界，美国人真正关注的是这样几个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欧盟，只有这五者真正具备和美国竞争的潜力和实力，美国最怕的有两点，一是这五者联合起来，那样美国就会孤立，而这种孤立状态会令任何帝国丧失竞争能力；二是这五者中有一个在任何领域都超越美国，无疑那意味着美国是第二个大英帝国。 对这五者而言，它们要么赢得和美国的竞争，要么掉到第三类国家中，没有别的选择。美国对付这五个国家的手段就是大英帝国当年对付欧洲大陆各强国的手段——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它们联合起来。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是英国绝对的敌人，除此之外就只有相对的敌人了；美国人的第二种手段就是遏制这五者的发展速度，完全消灭它和不让它有一丝一毫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让它的发展速度不超越美国的发展速度，这实际上是美国真正的两大对外政策；美国人的第三种手段就是保持自己目前的竞争优势，这是对内而言的。 中国历史有兴衰交替的规律，现在则是又一次兴盛的开始之机，在世界上也常看到大国的兴衰沉浮，然而，这一次不同往昔的是，全球化已经真正展开，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丝绸之路等对外联系，西方也有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开始的向世界扩展的作法，但真正的全球化还是从近现代开始。 中国自古是一个大国，它不能沦为二流国家，如果那样对中国和世界而言就意味着灾难。对中国而言，要么成为一流的国家，要么倍受——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百年历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周边邻国在历史上与中国多有渊源，因此，一旦中央政府无力在世界主流谈判桌上发言，那么，历史中强者干涉的原则就会再次在中国应用，后果就是四分五裂。在中国，维持大一统，维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唯一的选择，中国无论怎样改革都不能背离这一原则。当然，时代不同，主题就不同，如果说中国古代多是依靠强硬的中央军事威力来统治中国的话，那么现代顺应世界潮流，繁盛的经济则是衡量中央政府的最直接标准，也是最可靠的标准。 中国如果沦为二流的国家，那么意味着世界的主流思想中将缺少东方的文化。原本就内向的中国文化就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中国到时将会面临全方位的压力，从经济到政治、从军事到文化、从民族心理到国家价值观无一不面临威胁。中国自古是一个大国，它从内在到外表一直都是一个大国，它的文明、思想、哲学到政治体制都是出自一流大国思想，如果伦为二流国家，则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这种改变绝不是轻松地倒退，而是毁灭。 中国自古是东亚的中心，近现代中国的衰落导致了整个东亚的衰落，试想，如果大清赢得鸭片战争，会有南京条约吗？如果大清赢得甲午海战，会有日本的称霸之心吗？甚至可以说，如果当时中国与美国是平起平坐的国家，广岛和长崎就不会有原子弹之灾，中国不会允许美国这样做。 而一旦中国在这个世纪又沦为二流国家，那么，历史就会再次重演，记住一点，人类永远为利益而战，权力的衰落就意味着利益的丧失。 在人类的智力活动中，其实一直存在一个“幽灵棋子”，所谓“幽灵棋子”是指在国际象棋中，有时棋手会担心在执行某计划时会受到对方某个棋子的威胁而因此放弃该计划，实际上这个计划是一个可执行的计划，对方的那个棋子实则在计划执行中已经被吃掉了。在国际政治中常常会有这种现象，一个国家的各种政策在制定中常会担心外来的干涉而放弃这一计划，最终导致全盘的失败。其实在二战之初，德国的原子弹研究是领先的，但它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当古巴导弹危机时，赫鲁晓夫也因担心美国的核优势而放弃了古巴，实际上，当时肯尼迪的底牌是以撤出欧洲的美国核导弹换取前苏联撤出在古巴的核导弹，如果当时美国亮出底牌，则意味着美国出卖了欧洲，欧洲的政治局势必然因此而改变风向，那会对前苏联大为有利，同时，日本也一定会对美国的核保护失去信心而采取一些像前苏联措施，这对整个冷战形势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在历史发展中，最好少出现这种“幽灵棋子”，在未来发展中，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大胆一些。美国的强盛也有脆弱的一面，那就是它强盛的经济和弥漫整个社会的孤立主义思潮，这二者间有必然联系——每当经济衰退时，孤立主义思潮就会对美国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如在大选中它会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一些更积极的政策，谁都知道美国的越战阴影——美国的实力可以统治欧洲，同时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开战，就不能战胜越南吗？那是因为美国民众脆弱的社会和经济心理。 实际上，当美国开始衰落的时候，美国才开始成熟，世界任何一个大国都和普通人一样，都要几经沉浮才能成熟起来。相比世界其它古老帝国，现在的美国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掘到金矿的人，它还远没有成长起来——美国的外交和它的可口可乐一样单调，缺乏历史的思考而只是现实的调整，它只是因时制宜地不断调整，并且总是和总统本人的一些个性紧密相连。虽然不乏优秀的外交之举，但这和总统本人的才能、思想不无关系，这真是有些不可思议——美国是一个现代法制国家，公务员体制非常发达，它的各部门可以几个月没有部长而照常运转，但在外交上，它却不像其它大国一样设有专门的外交部，而是由总统直接领导，并且因为总统亲信的人不同而不固定地由国务卿、安全助理、国防部长等各种人来充当。这些人都只是临时工，这从组织结构上反映出美国对外思想的不成熟性，在一个国家全盛之时其外交处理相对容易得多，因为它有实力，有许多牌可打，而当一个国家处于衰落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得心应手了，尤其在内忧外患的时候，当任总统的个人能力恐怕就难以胜任了。况且，美国的竞选原则和美国总统的人选原则导致大多数情况下的总统在上台之初并不熟悉外交事务，在过去的很多总统当中，有不少就需要有一二年的外交实习期才能让美国的对外政策稳定下来，这快成了世界政治气候中的“厄尔尼诺现象”了——因为美国的实力决定了它对世界的影响，它的定期选举和每位总统不同的个性也就决定了这种周期性的政治气候现象。 在有些咖啡屋中，老板们经常把多年收集起来的各国咖啡包装袋挂在墙上，这些包装袋上通常都印有咖啡产地的各种象征，用以表明这种咖啡的品位、等级等，如出自巴西的咖啡一般印有“半杉洗法”，因巴西咖啡豆一般采用自然干燥法，其种植区雨水较少，这种方法也就普遍采用，而哥伦比亚的特级咖啡豆包装袋上则印有火山字样，这是因为上好的咖啡最宜种植在火山灰的地区，而哥伦比亚有许多这种火山灰，这就意味着出自火山地区的咖啡是顶吸咖啡，来自埃塞俄比亚著名咖啡产区的哈拉尔咖啡则印有阿拉伯纯种马的图案，因阿拉伯纯种马是世界上有名的种马，它在阿拉伯人心中是非常高贵、神圣的，印有这种图案的咖啡也就表示这种咖啡和阿拉伯纯种马一样纯正。 同样，一个有自己茶道文化的国家也意味着它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近代中国经济落后并不等于它的思想、文化已经落后无用。日本在看到鸦片战争的后果后，立即开始了明治维新，这意味着大清比日本腐朽，反应迟钝吗？不，那是因为日本缺乏思想，它没有什么思想受伤之感，它只需感受到金钱的魅力就可以了，它也只追求金钱，而中国则是深深地受到了思想的伤，它需要时间反思，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个历史大国，它所涉及到的问题都不像一个日本那样单纯，它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如果说日本是一艘小帆船的话，那么它一扬手就可以调整风帆，调整船头转向西方的航向，而中国是一艘航空母舰，它需要调整整个船队才能改变航向。 咖啡是欧洲人文主义质感享受的体现，而茶的清苦则是中国与人、与事、与自然协调思想的表露，都是源自历史，流于情理，与美国的鲜明、简洁形成明显的对比。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才是一个能真正避免衰落的国家呢？显然，这个国家要有人性魅力，也许古老的帝国统治者们应该早点领悟到人性的三点需要： 一、人性的第一需要不可违背，那就是现实物质利益的需要。 二、人性的第二需要是思想的，如果第一需要得到满足，他总会希望享受到第二需要，他需要深厚的思想。 三、人性的第三需要就是不希望停滞，无论是第一、第二需要都必须有所发展，这就是他有未来需要，一个没有未来的人无异于已经死亡之人，毫无意义，他在拥有第一、第二需要后，一定要再有一个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目标，既完美主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谁的模式更好 第十三章 谁的模式更好 ——南非在曼德拉时代到来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种族主义国家。在南非占少数的白人对占多数的黑人采取种族歧视和隔离制度，黑人对此坚决反对。图图大主教就是其中之一，为此他曾获得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就在这一年冬天，他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集会上演讲说： “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的时候，他们手里有《圣经》，而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事情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而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500年来，欧洲传教士的后面总是跟着士兵，布什总统现在估计是想改变一下，所以先派士兵去伊拉克，再派传教士。 1. 最后的贵族：美国 美国这个大帝国的形成实际上是哥伦布、大英帝国、拿破仑、欧洲民主共和思想、商业进取精神和北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等这些众多条件共同铸就的。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欧洲人来说那意味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此后的移民浪潮绵延数百年直至今天。到了1776年，美国人感觉到他们已经长大，但那时的美国也仅仅只是北美东部一片狭长的海岸而已。“1776年美国建国时，仅由东海岸的13个英国殖民地组成，那时的美国版图是一个小小的长条。” 在独立的过程中，美国得到法国皇帝拿破仑的支援，法国舰队在美洲击败了大英帝国的舰队实际上帮了美国人一个忙。 美国在建国之初的宪法和体制建立上，选择了法国的民主共和思想作为国家宪法和政治体制的指导思想，这为美国建立现代标准的资本主义体系奠定了最基础的东西。 剩下的事就是上帝的安排了。美国周边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墨西哥是一个弱小国家，南美诸国也都是移民国家，国力贫乏，不可能挑战美国的权威。 然后就是美国人自己干的了。“扩张是美国历史上最永恒的主题，也是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美国外交史学家威廉斯把美国依靠强权政治，建立‘帝国’的行径称为美国的‘生活之道’。新移民在‘新大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其登陆的东海岸向西拓进。这种本能反应与美国特有的商业扩展精神和清教徒的‘使命观’相结合，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特征。” 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家精神，这种精神在有的国家是来源于其悠久的历史，而美国是一个新生代国家，其国家精神就是来源于欧洲的海盗精神、自由发展观念和强者意识。“由商业资本发展引发的商业精神和扩张意识，不仅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而且成了美国扩张史上一个鲜明的特征。商业拓展精神贯穿美国的四个扩张阶段，其完全不同于古罗马帝国的扩张，而与英帝国的扩张有接近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的扩张思想来源于英帝国，英国思想家洛克依据‘自然权利’学说，认为国内的发展需要帝国的扩张。富兰克林接受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断言美国需要‘不断地获取新的土地来开辟生存空间’。这一思想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思想家。美西战争期间，著名铁路大王希尔公开说：‘回顾商业史，你会发现，谁控制了东方贸易，谁就掌握了全球财富。’” “为了服务于商业资本，英国清教徒信奉的宿命论也被带到美国，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成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成为大国到梦想建立独一无二的世界大帝国几乎是美国天然的想法。美国的扩张比起其它帝国来显得特别的一帆风顺。但美国最初的扩张也仅仅是国家间正常的领土争夺。“大陆扩张阶段是从美国刚立国到美西战争前夕。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领土扩张。美国建国初期，实力非常虚弱，但它利用欧洲忙于应付拿破仑战争的良机，于1803年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娜，1810年和1813年分两次占领了西班牙的属地西佛罗里达，1819年又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东佛罗里达。随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西进运动。到19世纪末，美国的领土已经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首先在版图上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庞然大物。这是美国日后强大的坚实基础，也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必要前提。” 此时，美国在领土上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与其它大国相提并论的大国。其后美国又做了一件与以往挑战者所做的一样的事。“1898年，美国在‘解放古巴’的道义旗帜下，向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宣战，揭开了美国海外扩张的历史。战争结束，西班牙被迫放弃古巴，美国还得到了关岛、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美西战争使美国的势力范围超出了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最终形成了对拉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直接或间接控制。” “美国的扩张史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大陆扩张阶段，二是对外扩张阶段，三是全球争霸阶段，四是全球独霸阶段。大陆扩张阶段主要是传统的领土扩张，第二、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都是以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的拓展为主。每个阶段扩张进程的完成都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① 在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政治战略投机，将自己的砝码适时地压在胜利的一方。接着，美国凭借雄厚的实力、团结的联盟和正确的政治和军事遏制手段赢得了冷战。 美国为我们说明了成为大帝国的典型条件。世界上古往今来的大帝国很多，惟独挑出来美国作说明就是因为美国具有传统大帝国的典型特征，甚至可以说美国是最后一个传统帝国。不妨看看上帝是如何挑选大帝国的吧。 1. 首先，它需要一块大地皮，这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别拿日本作对比，如果日本拥有和美国一样大的领土，它也不会那么快就输给美国人了。 2. 生养足够多的人口，人口太少的话，很容易被瘟疫、战争、粮食短缺、异族迁徙等原因吞噬掉。 3. 要有子承父业的国家历史传承，记住，美国也不是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打天下的，是大英帝国为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独立战争不是割裂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而是儿子证明自己已经长大的宣言。 4. 要有人相助，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你得到了帮助的利益就行了，如拿破仑帮助了美国人，当然他并不希望美国成为一个比大英帝国更强大的国家。 5. 要有一些地理屏障，这样在你虚弱的时候，这些屏障可以保护你。 6. 要有一些聪明人，这样你的国家才能奉行一些行之有效的哲学思想和政策，其中一部分人构建这个国家的哲学基础，而另一部分精英则担当起制定国家有效制度和政策的责任，防止你的人民和国家误入歧途。要有一些非常精明的人，如商人，并让他们拥有活跃的空间，他们可以带来财富； 如军事家，他们可以保卫国家；科学家，他们是从上帝那里偷窃新玩意的高手；甚至还要有一些流浪街头的酒鬼，他们可以激励那些企图偷懒的家伙。 这也就是说，美国看起来是一个领导世界时尚的国家，其实不然，美国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帝国，美国代表了西方文明的顶峰，从哥伦布时代到未来100年，它也许是整个欧洲文明最辉煌的时代，但无论它怎样的辉煌，都没有“日不落”的真正永恒帝国，只有不断前进的历史，以迎接更新的文明。美国，也许就是最后的帝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2) 第十三章(2) 2.谁的模式更好 ●美国模式： 上帝的宠儿、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大英帝国的长子 美国今天的强大似乎给了世界这样一个印象：即不走美国之路就无以为富。但历史却总是告诫人们，越是铁定的道理实际上就越是有背离的可能。 美国的模式不是人人都能模仿的，正如一个人成功了，但另一个人不可能依靠简单模仿而同样成功，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环境，自然他的命运也可能不同。 如华盛顿辞去总统和军队统帅职位时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仪式，这个仪式简洁有力并富有美感，更为重要的是它为美国奠定了这样一个永远的基调，即权力永远在法律之下——华盛顿代表的权力必须受议员们代表的法律的制约。但这样一个简短的仪式并没有再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得到复制，那就是因为，美国是从华盛顿开始的，华盛顿的同乡可以没有任何历史干扰地自行设计这一仪式；而世界是从5000年前开始的，我们必须不断地修正我们的轨道。 罗马帝国是唯一的，这原因就是罗马帝国尽管是地中海地区的楷模，也有许多国家模仿罗马帝国的一切，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一个新罗马帝国。 同样，在东方，如同欧洲罗马帝国是欧洲的骄傲一样，中国唐帝国是当时东方的巨人，日本在朝鲜被击败后，迅速向唐帝国派遣大量留学生，企图模仿唐帝国——今天日本的许多风俗、建筑、服饰等都是隋唐风格的，但日本终究没能超越唐帝国。同样，今天美国自建国至今也有200年的历史了，美国的一切早已风靡世界，但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依靠模仿美国而超越美国呢？因为你没有华盛顿、没有上帝的宠爱、没有大英帝国的遗产、没有法国赠送的自由女神、没有美国那样的空白历史可以让你从头书写一切。你应该做的是，你如果想做罗马人，那就应该像罗马人那样，先征服希腊、再学习希腊、然后再超越希腊，让希腊的文明成为罗马文明的一部分，即踩在希腊文明上，创造罗马文明。 ●欧洲模式：从海盗变贵族 你能想像吗？以一个人的一生就能为西方世界引领出相当于一个中国这么大的领土！中国要用数千年来不断地开拓、捍卫、失去、再收复这片土地，而詹姆斯·库克船长仅仅带领几条船、用了几十年就轻而易举地为西方指明了一片巨大的新领地和许多其他海岸，同时为西方航海解决了许多技术性问题，而中国此时则正满足于自己的富足生活。如果你读一读库克的传记，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地域开拓。 詹姆斯·库克1728年10月27日出生于北约克郡的一个苏格兰家庭，排行第二。16岁的时候，他在一个叫惠特比的地方做学徒。一天，他看见一枚硬币，硬币上刻着ssc（南海公司—— 一家海外贸易公司）。欧洲的殖民文化此时已经深入人心，硬币往往是时代价值的体现——包括经济价值和思想价值，能为国家开拓出一片殖民地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生价值。那枚硬币刻着海洋和象征未开发土地的图案，它激发了库克的海洋梦想。随后他就跟着惠特比的一名船主走向了海洋。 大概十年后，他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在英法争夺魁北克的战争中，他利用勘察加拿大圣劳伦斯河的机会赢得了海军部的另一项任务，勘察纽芬兰。而这项工作又为他赢得了英国皇家学会的青睐，原因就是上帝为他安排了一次日食，1766年8月该地区出现的日食帮了他。 1768年8月，库克从普利茅斯登上“奋斗”号起航。“奋斗”号其实只是一条不足30米长的船，船员加一个科学家小组总共才100余人。他们将先驶往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塔希提岛观测金星，然后再向南，寻找“未知的南方大陆”。 库克得到的传说是，大概在南纬40度的地方应该有一片非常广阔的大陆，而不是通常的小岛。他找到了，那就是新西兰。但库克花了数月时间进行勘察，发现那不过是两座岛。其后，在1775年2月6日，当詹姆斯·库克船长偶然决定调转航向时，他终于发现了那座传说中的大陆——澳大利亚。一片与中国或欧洲面积差不多的大陆，如果说俄罗斯向东扩占领土还要历经几个世纪和付出沉重的代价的话，澳大利亚、新西兰、美洲大陆的获得则显得那么轻松愉快，而这正是盎格鲁·萨克逊建立庞大联盟最有力的基础了。试想，如果是中国得到了他们，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呢？历史注定，这只能是一个已经永远错过的假设了。 库克绘制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海岸地图后又发现了南极大陆。库克在11年里共进行了三次远航，除了大陆，还有不计其数的小岛，如复活节岛；同时他还进行了许多科学研究，如探索坏死病的疗法、验证航海天文钟的使用价值等。 这之后，库克本可以进入英国皇家学会，但他放弃了。 库克第三次远航的目的是为英国寻找一条能避开合恩角的西北航道，英国海军部制定了两套航行计划：一是从大西洋一侧寻找，二是从太平洋一侧即白令海方向寻找。 “他将再一次为英国抢占新的领土，并密切关注其他欧洲殖民者的动向。最后，库克死在了夏威夷，因为他的理由是他可以掠夺整个大陆，而不许土著人偷走他的一条小船，结果，土著人杀了他，却失去了土地。”② “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尝试的机会”④——库克评论决定自己命运的第三次航行。 其实，当马卢斯的哲学家克拉特斯在公元前150年制成世界上第一个地球仪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北半球有大片的大陆，而南半球的海水过多，他猜测在南半球应该还有没发现的大陆，这其实就种下了欧洲拥有世界的野心第一颗种子。库克的一生可称为欧洲殖民扩张时代的典型，也说明欧洲成长的模式。 只有在欧洲的环境中才能成为欧洲国家，只有生活在欧洲那种典型的丛林竞争模式的环境中你才有可能变成狮子。不要梦想依靠简单模仿欧洲来达到今天欧洲的富足，今天已经没有新的殖民地可供后来国家去开拓，所以欧洲那种依靠殖民扩张的发展模式显然只能停留在历史中，无法为现代的国家提供任何帮助。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起来后，现代国家边界的意义就得到了世界公认，然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利益是仅仅局限于此的。边界内的只是代表着国家的治权利益，而势力范围则是一个国家实际的利益范围，当然，如果你足够强大，你的利益就是全球利益。如果没有巨大的殖民地利益，欧洲（包括美国）就绝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权力中心。 ● 俄罗斯模式：扩张、扩张、再扩张 当你翻看1300年的欧洲地图的时候，你不会很在意一个偏居欧洲东北部的小国，即莫斯科大公国，其实这也就是一个城市，严格来说算不上是一个国家，更谈不上是一个大国，它不过是一个位于欧洲郊区、一片冰天雪地里的农奴主的城堡而已。在1300年前的欧洲历史中也根本看不到这个大公国对欧洲的贡献。 到1462年，莫斯科大公国开始具备了国家的雏形，至少从领土上看，俄罗斯大公国已经拥有了相当于欧洲一般国家的面积，尽管此时的俄罗斯仍然是欧洲眼中一个不入流的家伙，波兰贵族就一直用十分蔑视和讨厌的眼光看着身边的这个野蛮人，对波兰贵族和欧洲贵族来说，俄罗斯大公国根本就不是欧洲上流社会中的一员。 而到了1600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了，不再是挂着大公国这个不伦不类头衔的国家。俄罗斯的势力已经迅速扩张，向西已经扩张到芬兰、第聂伯河，向南达到乌克兰、顿河和伏尔加河，向东则已经越过乌拉尔山脉，向北则已经越过北极圈，到达摩尔曼斯克。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帝国形态，尽管在社会文明上还无法与欧洲国家相提并论，但俄罗斯帝国已经成为欧洲不可忽视的一股北方力量，从此欧洲的一切决定都不得不考虑俄罗斯因素，有时甚至还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到了1725年，彼得大帝 “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③之后，俄罗斯势力逐渐强盛，俄罗斯帝国的势力已经将基辅包括在内，并且深入到黑海，而且已经开始威胁到君士坦丁堡，向东则大踏步地将整个西伯利亚纳入版图，并已经与遥远东方的清帝国发生冲突。 到1861年，在西方，俄罗斯开始与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争夺黑海及君士坦丁堡城下海峡的控制权；在中亚，开始与英国争夺中亚殖民地利益；在东方，已经夺得黑龙江以北的领土以及库页岛，并且开始和日本发生矛盾。 前苏联则构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陆地帝国，即前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其势力如日中天，陆地势力横跨整个欧亚大陆北部，同时海洋势力也遍布世界各大洋。 近600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就是这样从一个大公国发展到拥有庞大领土的大帝国。它似乎永不满足，对领土的野心从来就没停止过，能扩张到哪里就扩张到哪里，它是经典的陆地扩张国家，好像永远在为扩张而扩张。很难说这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楷模，在现代，不相信有谁还奉行俄罗斯那样的纯粹的扩张政策，那样几乎是在自取灭亡。俄罗斯的扩张其实也是因为广阔的欧亚大陆北部由于气候原因并没有一个国家，几乎相当于无人区，所以俄罗斯的扩张在亚洲北部就显得非常顺利，几乎就是翻过雪山去插上国旗而已。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土地了。 ●巴西模式：这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吗 以前，和很多人一样，只了解巴西的国旗，现在也和很多人一样，了解巴西是因为它的出人意料。 说只了解巴西的国旗，那是因为在以前的印象中，巴西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远离欧亚大陆的矛盾，是一个遥远的亚马逊丛林国家而已。横贯北部的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流域最广、流量最大的河流，这个流域上就是亚马逊森林，面积达75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森林面积的三分之一，素有“地球之肺”之称。如同它的国旗所表述的那样，绿色的国旗背景象征着世界最大的亚马逊原始丛林，黄色菱形象征着巴西丰富的自然矿藏，也许，唯一能引起别人思考的就是它国旗上的一句格言：“秩序与进步”。 说它出人意料，那是因为巴西曾在20世纪90年代创造了“巴西奇迹”，巴西的经济在那段时间里增长很快，竟成为和中国、俄罗斯、印度一样的新兴经济体，再加上巴西本来就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人口总数和国土面积都是世界第5位，gdp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使巴西一时为世人所瞩目；另一个意外是，巴西近几年和日本、德国、印度有了一个共同语言，即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尽管巴西这个愿望早就为人所知，但相比传统的大国，似乎在国际大国政治中还很少看见巴西人的影子，现在它却突然成为四个强有力的安理会角逐者之一，不能不说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意外。 从地理上看，巴西是南美洲的第一大国，如果能得到南美洲的支持和美国的默许，那么巴西也许真的能成为美洲大陆的第二权力国家。 从经济发展上看，巴西的强势经济如果能继续发展一代人的时间，那么巴西几乎肯定能成为一个新的大国。 从文明上看，巴西如果能够成功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那么巴西就将是一个拉丁文明的新星，甚至可以说会像美国那样成为盎格鲁·萨克逊家族的新掌门人。 如此看来，巴西也许还真不能不让人留意，至少它能给你一个完整的生活：你可以一边品尝正宗的巴西咖啡，一边观看巴西盛大的狂欢节，晚餐可以是巴西烤肉，当然如果你能买得到用亚马逊河水制造的啤酒最好，这之后，别忘了凌晨起来打开电视，你就可以大声为巴西足球喝彩了。周末，你也可以跳一曲桑巴舞，这是一个不错的舞，充满、有利于减肥、带点，比慢条斯理的欧洲慢舞好多了。看看，这是多么富于情趣的一周，也许，要是早一天了解巴西，上周就不用再看呆板、平面、小气的日本动画了。 但巴西能否真的茁壮成长，至今还无法确定，毕竟巴西比美国晚来了200年，拉丁文明随着葡萄牙舰队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相继失败没有为巴西留下很多遗产，巴西今天的实力也远远不能称之为雄厚，今天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压力重重的世界，巴西并没有多少舞台可以表演桑巴舞。 “巴西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公的冠军，10%最富的巴西人所得是40%最穷巴西人收入的28倍。贫困人口之多，收入差别之大，说明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并未为社会所普遍享受。”④ ●日本模式：文明融合的探路者，它的问题是会持久吗？ 日本也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模型——由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现代日本又是一个经济大国，在文化上也表现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这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开始研究日本。 关于日本的崛起之路没有必要再叙述，对日本近代和现代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有很多。但关于日本能否持久保持这种繁荣——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则研究的很少。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发展得益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融合，但日本是一个子文明，或者说是从属文明，这种融合显然是一种文明探路者式的融合，是一种危机—反应模式的发展历程，这就决定了日本的发展充满了文明试验性。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初衷到今天日本经济停滞后的改革目的，都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如明治维新后日本无论是社会教育基础还是工业基础都根本无法与美国、欧洲相提并论，但日本却急于挑战欧洲和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结果得到惨痛失败；又如今天日本利用控制世界许多媒体的能力刻意营造一种日本文化，以期塑造日本是一个文明中心的形象，但日本似乎忘了，世界任何文明中心都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沉淀出来的。这种急功近利说明日本并没有彻底地进行文明融合，而只是为了迅速强大，这不免令人担心，这样会持久吗？日本自明治维新至今整个历程还不过100多年，这点时间相对于文明来讲太过于短暂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3). 第十三章(3). 3. 2049年中国模式：文明、富足、和平 对于未来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着种种猜测，最早有人认为中国将会以香港为模式进行改革，未来的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香港；后来有人认为中国的楷模应该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的社会更加和谐、新加坡的经济能力也更体现了儒文化的智慧；这之后又有人纠正为中国实际上是在以韩国为榜样，因为现在来看，韩国的社会是整个儒家文明中最好的，中国有可能回归儒家社会；最后，很多人发现无论香港、新加坡还是韩国都太小了，根本不能堪称为中国这样庞大国家的典范，所以，甚至有人认为日本、美国才是中国另一模式。到底中国未来是一个什么模式的国家呢？ 无论情愿与否，日本的确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日本曾向我们学习了2000年，难道我们就不能向昔日的学生请教20年吗？关键是，我们要想构筑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文明就必须向所有人请教，但不是只有日本这种模式是我们要研究的，而是应该包括日本、美国、欧洲、甚至非洲国家所有的模式都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因为只有博采众长才能成功——日本正是向打破他们闭关自守的美国人学习才崛起的。 如前所说，国家实力是由武力、财富和知识这三种要素构成的，并且从古代到现代如果仔细观察人类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时就会发现，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变，三要素的比重就在不久前武力还是占有大比例的，但现在人们已经看到的变化是，在逐渐由武力转向财富，而现代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又使其重心开始逐渐向知识转变。这也就是托夫勒所说的实力重心转变。 这实际上是说出了人类社会不断出现权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古埃及是人类最早的王朝，但它没有对国家统治和社会变革进行观察和思考，因而失去了进入封建统治状态的资格；西欧小国在三大帝国鼎立的格局之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们领先一步掌握了工业技术，而不是继续谋求封建状态的稳定；美国改写了巴黎和会后的国际格局也是因为它从立国之初就奠定了以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状态，尤其是科研和迅速的成果工业化生产，加上它的地理优势和投机性地参与两次世界大战，这创造了人类财富的空前转移。从武力的较量到财富的较量，现在则是到了从财富较量到知识较量的转变时期，如果说有预言的话，那么可以说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拥有了掌握又一次权力转移的主动权。 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对工业革命怎样改变世界格局作了生动叙述：“那些拥有新工厂、原料、铁路或银行的人住在豪宅里，他们的工人则住在肮脏泥泞小道旁简陋阴暗的小房子里。工厂里上了年纪的工人和童工为了每天的一点点口粮而从早到晚地劳动。”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国现在的改革要做的不是再次简单重复这一过程，而是要在超越的水平上来作资本的积累。因为现在对经济学的掌握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新经济是一种以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为核心的一种经济状态，这有利于中国人。别忘了前面说过的，中国人掌握着美国的知识。 冷战结束后，政治风云在干扰世界经济的行为中迅速减少，这使得世界经济在短短几年中就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现在世界的经济状态就可以看出，世界又明显出现了两种新的体制——当然这和冷战中美国和前苏联各坚持一种经济体制不可同日而语。一种是美国，它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以互联网为经典性发展途径，在信息经济方面取得非凡的发展；另一种是中国，简单看起来，中国还是在以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为发展的基础，占领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看起来，美国掌握着世界经济的最高端，而中国则掌握着世界经济的最低端，正好处于相对的两极，但很明显，中国正在向更高层次步步逼近，如中国联想集团收购了ibm部分业务、中国开始向世界各地投资等，这都显示中国肯定不满足于仅仅充当利润微薄的工厂角色。 未来中国如何发展，无需太多的夸夸其谈，仅仅列举一下日本昔日和目前正在做的事上就可以得到启示。 国家间的竞争在根本上表现为思想的竞争，思想的竞争又是表现在社会的三个主要领域的竞争，即知识、财富和武力。我们知道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网络，财富与知识的关系可以说是矛盾的一对，具有对立统一性。这种辩证关系并非源于冷战思维中的意识形态竞争，而是科学的定义。 在数千年的文明中，日本一直被看作是中华文明中的附属文明，本身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微不足道。但现代日本希望改变这一历史定势，当然，以国家实力论，日本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是一直领先于中国，但作为历史中的文明大国，日本是一个既有中华文明传统思想的国家，也是一个深刻接受了西方现代法律和政治思想的国家，这是明治维新和麦克阿瑟改革两次改革的结果。日本希望的是像引领欧洲近现代革命的英国一样，成为未来历史中引领东亚的国家，并最终实现类似大英帝国那样的辉煌。 日本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帝国，而不是严格的西方学生，因为它的国家实力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并非像欧洲和美国那样是一个十分重视民众私有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国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在日本是民穷国富。因为这有利于实行统一的帝国政策，即成就日本整体的历史辉煌，而不是一时的国民享受。 因而，我们经常能感受到日本咄咄逼人的帝国态势。如在争夺诺贝尔奖项上，日本就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计划来源于政府行为，并非科学领域自然的发展。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科研活动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的投资和组织策划，过去那种依靠杰出的天才彪炳史册的历史已经很难再现了。原因就是现代的科学研究需要大规模的现代设施和众多的分工合作，单个人的行为已经不可能实现这种要求。 诺贝尔奖不言而喻已经成为对现代文明的贡献奖。日本的实力已经可以支持日本做出这样的宏伟计划：日本政府在199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宣布要以“科技立国”，其后公布过两次“科技基本计划”。2001年发表的第二个基本计划宣布：“要在50年内培育出30个诺贝尔得奖者”。日本的誓言不是仅仅为了鼓舞人心，而是掷地有声的：2002年，日本就获得了两项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这已经是日本人连续三年获此殊荣。 以2002年度日本获得的物理学奖来说，是小柴的中微子研究。1983年落成的“神冈研究所”单是建设费就逾3500万港元。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小柴就不会在1987年“捕捉”到那11粒极珍贵的超新星爆炸中微子，然后借此与同领域的美国科学家戴维斯一起夺奖。 “当然，诺贝尔奖并非只靠钱堆出来，但对于许多科学研究而言，资源的投入是决定性的前提。以今年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昌俊为例，为了能‘捉住’从外太空飞来的中微子，观测室要设于深入地下千米的矿坑，坑中的大容器要足以盛放5砘的重水，还要用上感应力超强的侦汕器……每一样都是无钱不行。” “美国的中微子实验最先成功，但后进的日本却做得精密许多倍，得出许多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冈研究所之后，日本政府仍继续大手笔地支持兴建容器大10倍的‘超级神冈研究所’。它的容量为5万吨重水，不单远超神冈研究所的5吨，也多于最近卓有成效的加拿大对手sno实验室的1000吨。这座超级设施在经济低迷的1996年启用，建设费高达6.5亿港元，相比之下，当年神冈研究所的3500万只是小巫见大巫。”⑤ 日本的文盲率为零，日本有72.8万名科研人员，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110多万，论人口比例甚至比美国还高。在目前，日本投入的科研费在全球仅次于美国，2000年美国为17782亿港元，日本为10178亿港元。 我们之所以要仔细研究日本，是因为在儒家文明体系中，日本是最早、也是经历过各种考验而成功的模型——先是模仿西方进行殖民战争、然后不得已进行改革、最后又在正常的经济竞争中崛起，它同时融合了两种文明，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不得不研究日本文明融合后整个社会的变化，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如日本成功的经济制度；哪些是对中国不利的，如日本的军事扩张思想等。 所以说，日本、美国是中国未来的台阶，中国只有借鉴了其它大国的经验和成功之道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 今天的世界已经有人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但其所指还仅仅限于中国的改革模式，其实，对未来世界来说，中国模式可能指的是一种全方位的文明模式，而不是单单指某种改革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是政治模式。 其实完整的中国模式应该是建立在本国国情之上，兼容并包的一种发展模式，它应该包含中国的历史、发展潜力、危机反应能力、重新崛起能力、经济程度和社会和谐程度等，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六大时期（即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宋帝国时期、元帝国时期、明帝国时期和清帝国时期），能够称之为当时的中国模式，也就是当时的楷模。而将来中国的模式将是永远不同于所有其它模式的模式，是中国发展对全人类的文明贡献。 在不远的将来，相信世界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将不再停留于改革，而是改革成功后的中国状态，从长远看这是一个具有超越潜力的模式：它同美国一样富足，但更爱好和平社会和谐，并且能够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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