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解》 前言 前言 中国人的纪年，用的是干支纪年法，追溯起来源远流长。 传说当年黄帝命大桡氏造纪年，于是就有了天干地支。我们的每一年，都是用一个天干配一个地支，一个循环六十年，俗称为一个花甲子。这六十年一个花甲子里，又有五个小循环，每十二年为一轮，每年都用一种动物来代表，于是又有了十二生肖。 例如甲申年，其中的“甲”是天干，“申”是地支。 中国历史上很多大事件，都直接以干支纪年来称呼，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赔款等等。 不过就影响而言，这些恐怕都没有三百六十多年前那个甲申年发生的事件来得那么大，那么深，那么久远，以至令此后无数人难以释怀。同样，三百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如无数先人一般，对那个甲申年所发生的事，无法释怀。 那个甲申年——大明崇祯十七年，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一个“天崩地解”黄宗羲语。见《南雷文约》前集卷一，《留别海昌同学序》：“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短长。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於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愈巧乎。” 本书引证体例，凡未注者，均为其后所注出处相同。特在此说明，后不赘述。的年代。 那一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朝灭亡。 那一年，李自成进京，崇祯缢死，明室倾覆，吴三桂倒戈，清入关。自此后，神州无复汉衣冠几达三百年。 那一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差不多每一件都足以让历史进程大大地改变。 关于明朝的灭亡，原因众多，清人在《明史·神宗本纪》中写有这么一句话：“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清高宗乾隆则在他所撰的《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这些关于明朝灭亡主要原因的分析评论，和众多后世史家之见并无二致，即明亡之征起于神宗，此遂为一时公论，故近代明清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孟森先生在评崇祯时道：“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孟森：《明清史讲义》。 任何一个王朝最终必然会灭亡。如孟森先生所言，明朝自神宗以后，随时都有可能灭亡。但它在崇祯手中灭亡，却实在是个偶然，或者也可以说是由无数偶然累积起来的结果，可它依然不是必然的。顾诚：《南明史》序论：“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 我想做的，是把压在大明王朝这匹骆驼背上那个庞大草堆中的一部分，拣出来仔细翻看。 也许，谁也无法说清楚是在哪一根稻草加上去之后，这匹庞大的骆驼终于倒了下去。 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就是这些稻草，压垮了这匹骆驼。 洛伦佐说，亚玛逊河边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最后密西西比河上掀起了一场龙卷风。 上卷 崩解之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1） 天朝上国的荒唐（1） 大明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时年二十三岁。 熹宗先后育有三男二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无一长成，临终时遗诏，由其素来亲近的五弟信王继承大统。 于是他那位年仅十七岁的弟弟信王登基，成了大明皇帝。 这位少年天子上台后声色不动，一时也瞧不出什么兆头来。可一转眼不过数月，他便以只身之力就把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魏忠贤那覆盖了差不多整个朝廷的庞大集团也在瞬间灰飞烟灭，史称此事为“钦定逆案”。当时大明朝上上下下都说，当今天子圣明，大明中兴有望。 这位丝毫不比康熙除鳌拜逊色的少年天子的年号，叫崇祯。 在明朝皇帝中，崇祯帝确实是一位严于律己、励精图治的皇帝，关于帝王的称呼，历史上有称年号者，也有称庙号者，其随时而定。通常而言，明清两朝称年号者多，也比较容易记，如明世宗为嘉靖、明神宗为万历、清圣祖为康熙等等，故本书在涉及帝王时，起始会交代庙号，通常情况下则以年号代称。又，明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年号是崇祯，《明史》称其庄烈愍皇帝，弘光朝追谥为思宗烈皇帝，其后又尝改谥毅宗，清朝则追谥为怀宗端皇帝，而后世有称庄烈帝、思宗、烈皇帝者，少有采怀宗端皇帝一说。为统一起见，本书称其为崇祯，庙号则以思宗烈皇帝行。其操劳国事之勤奋程度，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比肩者寥寥无几。 虽然如此，这大明朝到底还是在他的手上亡掉了。 而崇祯帝的哥哥，传位给崇祯的那位天启帝熹宗朱由校，我们首先可以肯定他是位心灵手巧的皇帝，甚至可能是位很有天赋的发明家。但从他身为一位国家统治者的角度看，他则十分不幸地对治理国家完全没有兴趣，而是更热衷于自己木工手艺的提高，宁愿去做一个出色的木匠。因此几乎所有的国家事务，他基本都交给了自己十分宠信的宦官们，譬如魏忠贤这样的人去办理。 至于崇祯和天启两兄弟的爷爷，就是明朝的第十四代皇帝，一样赫赫有名的荒唐皇帝万历，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钧；他们的父亲，则是那位一人身涉“争国本”事件和“明宫三大案”的老太子、短命皇帝——明光宗朱常洛。这位只在位一个月的短命皇帝，却一人身系明廷三大著名宫廷疑案和一桩使得朝野纷争几十年的公案，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得很。 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为万历帝恭妃王氏所生，因中宫王皇后无子嗣，所以他是正牌的皇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然而，最得万历宠爱的郑贵妃却在万历十四年生下了朱常洵，万历从此便有意改立朱常洵为太子，所以导致朱常洛迟迟不能被立为太子。 万历有意改立太子的传闻一出，顿时朝野舆论一片哗然。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发作，要求万历“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明史》卷二百三十三，姜应麟传。，结果被贬为广昌典史，因此事随后被贬的还有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此后，六部和首辅等无数大臣多次奏请立常洛为太子，但绝大多数官员都被神宗以各种罪名贬斥。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万历帝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耍了个滑头，上疏请三王并封，并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成了嫡子，试图以此两面不得罪。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臣又一次大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2） 天朝上国的荒唐（2） 因为王锡爵这么说，就等于在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也就是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这件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干预下，虚龄已二十的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但万历同时也封了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 这一拖又是十几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在朝臣们的压力下，福王终于至封国。 此次立储风波，最终以朝臣们表面上大获全胜而暂时告一段落。 这场政治纷争，由于牵涉到未来的皇帝人选——太子，即所谓的“天下之本”和“立国之本”，因此又被称为“争国本”。在这场皇帝、后宫和大臣之间的对抗中，明廷的朝臣们集体表现出了大约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最后的一次风骨。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 年近四十的老太子朱常洛，终于坐上了那张由大臣们千辛万苦为他争来的皇帝龙椅。 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位，是为光宗。然而到十二日，他就突然患了重病，十四日，谕册立东宫，准备于次月九日举行仪式。二十九日，病甚，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供服食。 九月初一日，明光宗朱常洛一命呜呼。 他的年号“泰昌”，要到明年元月初一才开始，所以那一年依然是万历四十八年。这位终于媳妇熬成婆的大明老太子、新皇上，在位时间仅一月而已。 由于光宗是服用了李可灼所进的“红丸”后暴毙，所以当时的朝臣和后来的史家们，均认为这其中有明显的宫廷斗争迹象，光宗之死极为可疑，故此事又被称为“红丸案”。 “红丸”与朱常洛登基前发生的“梃击”两案，貌似尘埃落定其实悬而未破，又可说似未破而事已明，乃是两桩疑点多多的悬案，这两案与另一事件脉络均十分清楚但却没有确凿证据的“移宫”案，并称明代宫廷三大案，而这三大案和之前的“争国本”事件，都和朱常洛有关，且对后来明季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说影响到了崇祯十七年大明朝的最后结局。 在对抗万历谋立朱常洵这长长十五年的“争国本”过程中，为了阻止万历废长立幼的企图，明廷的大臣士大夫们轻者辞职还乡以示不满，中者因上书抗争而被斥责、杖打、罢官、降职、削籍，重者则被下狱问罪。然而他们还是一拨接一拨持之以恒地与万历抗争，且抗争之烈、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大约也是仅见的。 那些书呆子士大夫们此种前赴后继，看起来好像永无穷尽的疲劳轰炸，其实是有优良传统的，这终于使得万历不胜其烦，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他干脆一赌气对涉及此事者一概不予理睬，同时也不上朝不见朝臣不理朝政——朕不和你们争了，皇上我罢工了。 后世人都说，明之亡亡于万历，此言固为是，但是他不上朝，罢工二十六年、三十一年不出宫门这等做法，其实不是他首创，而是学他爷爷明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3） 天朝上国的荒唐（3） 罢工这事，嘉靖帝早就干过了，他有一阵在长长的二十六年时间里，大约只上过四次朝。而外边那些大臣前赴后继对皇帝那永无穷尽的疲劳式轰炸，也一样不是首创，同样是学自万历皇帝的爷爷，甚至更远的祖宗辈手上的那些大臣们。 明世宗嘉靖皇帝登基时年方十五，他不是正德皇帝的儿子，而是正德帝的同辈兄弟，只因正德帝无子，他才得以做了皇帝。在当时，他的名声应该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立他做皇帝。 但是，就因为这嘉靖皇帝是以正德帝的同辈兄弟身份登基，是庶出旁支继任大统，于是就闹出了一件大事。其实这闹事的缘由要搁到现在说，真是一点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那时节，简直是头上的天都要塌下来一般的大事，因此酿成了一桩大风波。 那时候的朝臣士大夫们，你说他们食古不化也好，说他们有原则也好，总之一句话：他们认定了“为人后者为之子”，所以一定要嘉靖认他的伯父、正德皇帝的老子明孝宗为父，也就是要喊明孝宗为“皇考”，而嘉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则只能叫叔父，即“皇叔考”。 嘉靖当然是绝不会愿意的。 哦，敢情自己做了皇上，居然连亲生父母都不可以认了，那还了得？当下嘉靖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明史》卷一百九十一，毛澄传。说起来，我觉着嘉靖皇帝这句话，着实是很有为人子的道理的，可那会儿的大臣们，却认为这不是做皇上的道理。 于是，就在嘉靖即位的第六天，提出要为他的亲生父母上“皇帝”、“皇太后”尊号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朝臣们的强硬反对，随后就发生了明代著名的内廷与外朝博弈事件——“议大礼”，也叫“大礼议”。不过，这事怎么称呼没什么所谓，总之我们知道是讨论怎么称呼皇上父母和伯父这事，那就对了。 反对嘉靖为自己父母上尊号、要嘉靖认他的伯父明孝宗为父的，是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一大批当权朝臣，他们抬出了“为所后者为父母”、“为人后者为之子”这一宗法道理，并且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而另有一小部分人，在思虑很长时间之后则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认为可以“继统不继嗣”，可以尊兴献王为“皇考”，并把他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号睿宗，这一派以没太多实权的小官吏张璁、桂萼等人为代表。 说老实话，这个折中主张确实相当不错，一下解决了所有的不合理问题，真可谓两全之策。所以，张璁的这一主张必然会得到嘉靖的支持。 但是那些有“原则”的老臣和士大夫们显然不愿意妥协，于是这“议大礼”一议就足足议了三年，不但没有议出个所以然来，还把事越闹越大，朝廷内外的派系之争也越来越严重，甚至于有许多大臣因对此的意见不一而不愿同朝为官，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事运作，嘉靖皇帝自然也越来越恼火。 在这段时期内，那些朝臣都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到最后他们全都因此吃了大大的苦头，并且一败涂地。 被忽略的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嘉靖皇帝他是个人，而人是会长大的。 他进宫那会儿虽然只是个十五岁的半大孩子，可现在都十八岁了，眼瞅着再一来就是条青年汉子，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手段了。 于是杨廷和等几个反对力量骨干终于被罢免，张璁开始进入内阁，嘉靖帝正式下诏，宣布采用张璁的建议。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4） 天朝上国的荒唐（4） 这一下，大明朝头上的那片天，可真的塌下来了。 哦，不对，正确地说，应该是那些坚持不准嘉靖喊自己父母为父母的朝臣们，觉得自己头上那片天和大明朝的那片天要塌下来了。 虽然皇上的亲爹不是大家的亲爹，可皇上要认自己亲爹为爹的这一行为，却让明廷的士大夫和朝臣们个个如丧考妣，痛不欲生。 一日早朝罢，吏部侍郎何孟春对大家道：“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他刚说完，被罢免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又对百官振臂呼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传：其时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及六部诸司、大理、行人诸臣各具疏争，并留中不下，群情益汹汹。会朝方罢，孟春倡言于众曰：“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复相号召。于是九卿则尚书献民及秦金、赵鉴、赵璜、俞琳、侍郎孟春及硃希周、刘玉，都御史王时中、张润，寺卿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祺，通政张瓚、陈霑，少卿徐文华及张缙、苏民、金瓒，府丞张仲贤，通政参议葛禬，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则掌詹事府侍郎贾咏，学士丰熙，侍讲张璧，修撰舒芬……凡二十有二人；给事中则张翀……凡二十有一人；御史则王时柯……凡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则郎中余宽、党承志、刘天民，员外郎马理、徐一鸣、刘勋，主事应大猷……司务洪伊，凡十有二人；户部则郎中黄待显……司务金中夫，检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礼部则郎中余才……员外郎翁磐、李文中、张澯，主事张镗……凡十有二人；兵部则郎中陶滋……员外郎刘漳……主事汪溱……凡二十人；刑部则郎中相世芳……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则郎中赵儒……员外郎金廷瑞……主事伍余福……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属则寺正母德纯……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顺门。帝命司礼中官谕退，众皆曰：“必得谕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犹跪伏不起。 帝大怒，遣锦衣先执为首者。于是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母德纯八人，并系诏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收系五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编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谪戍。 作者按：以此处统计的名单计算，当时跪伏左顺门者合计二百二十九人，但杨慎却未计算在内，又硃希周曾诣内阁告毛纪，毛纪与石珤两人亦赶赴左顺门跪伏，因此似当有二百三十二人跪伏左顺门。 而另有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几个人，又把群臣拦在金水桥南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话听起来很有些威胁意味，似乎有点像街头黑社会的腔调。不过，这黑社会腔调，在大明朝也是有“传统”可循的。 要知道这几位大臣把闹事的地点选在左顺门，这可不是随便选的。 正统末年，朝中的大臣们正是在这里，将奸宦王振的党羽马顺等人堵住群殴，把那几人活活打死当场，连当时的代理皇帝都弹压不住。而现在支持嘉靖皇帝主张的张璁和桂萼两人，当初奉诏进京的时候，也曾差点被以杨慎为首的一群人设计在左顺门前打死。幸亏这二人一个谨慎，躲了几日悄悄地进宫去了；另一人则得人指点躲进了武定侯郭勋府中，这才幸免于难。杨慎等人敢于如此设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于皇宫内群殴杀人，正是因为此地此事有先例可循，他们认为到时候即使打死了这二人，有司也未必能定他们的罪，所以才敢放胆而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5） 天朝上国的荒唐（5） 现在可以想象一下，王元正、张翀两人说“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话是什么意思了，这种带有威胁性质的标准黑社会行为，在大明朝官场斗争中可是有着悠久而光辉的传统的。 明代的士人们，真是聪明。事事都可以找到传统和先例，只要有传统，什么事都可以那么的理直气壮，包括在紫禁城内群殴杀人，乃至强迫当今皇上不许认自己亲爹而去改认伯父为父亲之类，都是那么的符合道德伦理、祖制礼仪，那么的大义凛然。 不知道是因为被“仗节死义”的理想所驱使，还是为王元正、张翀他们“不力争者必共击之”的话语所威胁，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当时共有二百三十二名大臣，就此一起跪在了左顺门外，对着皇宫齐齐放声号啕大哭。 一时间皇极殿上只听得外边传来震天哭声，把个紫禁城内搞得有如正在办丧事一般。 嘉靖皇帝听见哭声，自然龙颜震怒，当即下旨命众大臣速速退去。 哪知道这些大臣们抱定了今天要“仗节死义”的念头，就是不退，嘉靖又下令要他们退，他们还是不退。于是双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回拉锯，这就对峙到了中午。 嘉靖皇帝终于真的火大了。 已经十八岁，是一个标准成年人的嘉靖帝，跟所有青年人一样的血气方刚，当即下令对这些大臣们执行“廷杖”，以示惩戒。 关于“廷杖”这一处罚手段，史称“殿廷杀人”，此手段完全无视各种法规，亦无须任何审理诘问过程，活人杀人纯出于皇帝心情和行刑者之手段，且侮辱性极强，实为中国历史上最丑陋的恶法之一。关于明代此刑法的起源，据明史前辈吴晗先生考证，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 但实际上，廷杖并非始于元代，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经有吴晗先生所说之大臣在“殿廷被杖”的记载，如： 上（隋文帝）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竟于殿廷杀之。上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七 ，隋纪一高祖文皇帝上之上，开皇十年庚戌。 00　　只不过那会儿的廷杖没有形成制度，属于偶尔为之，其被制度化引入朝堂确实应该自明代始，如《明史·刑法志》所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由此可见这廷杖一刑，一如那些大臣们坚持的祖制一样，正是大明太祖武皇帝重八和尚正式引入朝堂成为制度的。这也是大明朝的传统之一，而且还不是一种纯粹的惩戒手段，而是一种含有极强羞辱意味、专门用来对付朝廷大臣的传统刑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6） 天朝上国的荒唐（6） 嘉靖皇帝此令一下，但见左顺门外，大批精壮锦衣卫蜂拥而出，如狼似虎般地扑将上去，摁住众大臣们拿了下去。在此日及后来几天里遭此刑的，大约有百数十名大臣。 在太阳照耀下，胡子花白的老年以及中年、青年大臣们都被扒掉了裤子，那几百爿白花花的分外耀眼夺目。号令声中，剽悍的锦衣卫们抡起棍杖呼啸而下，一时间血肉和板子共舞，惨叫与报数声齐飞。 就在这噼啪声中，大明朝读书人的斯文和尊严，再次被抽打在他们上的板子彻底剥了个干净。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大臣集体被打事件，这通板子先后共打死十八位大臣，八位大臣当场下狱，为首的杨慎死而复苏，侥幸拣回了一条命。 关于杨慎其人，另外还有几句闲话可以说一下的。此人的生平，只怕知道的人不多，但他有一首词，却是大大的有名，几乎只要是个中国人就知道，甚至连贩夫走卒也多半能咏上几句。 那便是《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首《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这是他晚年所做的通俗历史说唱本《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中的一首词。此唱本后来又名《廿一史弹词》，这词乃是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到了清代被毛纶、毛宗岗氏父子置于《三国演义》的篇首，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只可惜，现今已少有人知这词的原本出处。 闲话说过，再回到正题。 话说“大礼议”这场纷争，最后的大赢家自然是嘉靖帝了。只不过从此以后，那嘉靖帝竟然对这打板子的办法有些上瘾了，成了个要人命的后遗症。 因为他发现，对那些不要命的硬骨头读书人，如果你和他们争论之后再砍他们的脑袋，反而会成全他们忠臣和诤臣的名节，而且还真有不少朝臣和读书人都指望着靠和皇上顶牛，然后大肆争论，争取朝野舆论支持，这样一来即使皇上最后把他们下了狱、砍了脑袋，也成就了他们千古忠臣的大名，而皇上却会被扣上一顶暴君的帽子。 所以，按照正常途径去定罪杀了他们，是要不得地。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千万别和他们讲什么道理，坚决不争论，不说话就不会留话柄，然后随便找个碴儿直接把他们拉下去扒光裤子打一通拉倒，看着很不爽的就打死，一般不爽的打残，小小不爽的打伤，这样最多也只能说皇上脾气不大好而已。也确实，舍此之外实无既可以泄皇上之愤，又不让那些前赴后继争着和皇上过不去的大臣得名声的法子了。 在《明史》的《刑法志》中，对这种现象就有这样的记载和评论： （嘉靖帝）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硃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燿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燿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贺，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骇然。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7） 天朝上国的荒唐（7） 正因为如此，嘉靖一朝大臣被廷杖打的数量之多，可说是历史上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大约是嘉靖的前任，那位喜欢给自己封各种大将军封号的明武宗正德皇帝，他也十分喜欢打人。仅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的大臣们“谏南游”事件中，他分两次合计打了一百六十八位劝阻自己南游的进谏大臣的，共打死十五人。 “大礼议”和“谏南游”事件，除了其政治意义外，乃是有明一朝打纪录的保持者，也是规模最大的两次朝臣被集体廷杖一起打的事件。 到了万历朝，由于明神宗在“争国本”之后的罢工活动搞得比较彻底，压根儿就不搭理大臣们，所以竟然是大明朝能打大臣而打得比较少的一朝，几乎没多少人挨过他的板子。反倒是万历前期张居正任内阁时期，张居正替皇帝打了不少大臣的。 最让人哭笑不得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终结了廷杖这个极具羞辱性质的刑罚，从此保全了大明朝朝臣和士大夫体面与的，竟然是这些士大夫们恨之入骨的大宦官魏忠贤。 不过魏忠贤虽然替他们保全了尊严，却会夺走他们的性命。《明史》志第七十一，刑法三：天启时，太监王体乾奉赦大审，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毙于杖下，台省力争不得。阁臣叶向高言：“数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见于旬日，万万不可再行。”忠贤乃罢廷仗，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士大夫益无噍类矣。 不知此当为幸耶，抑或为祸耶？ 暂且按下打这节不表，接着说皇上罢工的事。 皇帝罢工这等做法，对庙堂社稷危害之严重，论著颇多，已无须我再多说。我只说因此而出现的各种具体事例，其荒唐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之最，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万历十八年（1590年），礼部尚书王家屏因大旱上疏曰“陛下又深居静摄，朝讲希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明史》卷二百一十七，王家屏传。，因此愤而辞职。 不过这位尚书大人其实脑筋是不大灵光的，因为他自己都说了“诸司章奏并寝不行”，那么他就应该想到，这封辞职信肯定也会遭遇同样命运——“并寝不行”，呈上去之后必然有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影，万历帝是不会给他想要的答复的。 万历皇帝的罢工，固然让臣子们连辞职都辞不成，但更严重的是那些大小衙门里因病因事造成的职位空缺，也因此无法及时补缺，这导致了当时国家机器的各种零部件乃至关键的大部件都严重缺损。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十月，首辅叶向高上任时，由于万历长期不理朝政，此时朝中“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叶向高曾在几道疏章中这样说道：“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 看看，内阁和各部委的秘书及科员都没了——“曹署皆空”，全都是光杆司令，这还怎么办公？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光杆司令，全国也没剩几个了，南直隶的九卿只剩下了两个，六部尚书也只剩下了一位，这国家机器还怎么运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8） 天朝上国的荒唐（8） 万历罢工时间到底有多长，还真的不大好计算，没有非常准确的记载，但根据《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记载，御史翟凤翀在一份奏章中曾说：“上不见廷臣，又二十五年矣。”因此一般来说，大家认为他至少曾连续罢工了二十五年。 只是说句老实话，说万历搞罢工还是有点冤枉了万历的。 因为万历并没彻底罢工，他其实还是在上班的。虽然他躲在宫里不见人，可照样还是会批奏章下达谕旨的，但如果看见不中意的奏章，他就不搭理，当然也死活不去见外边的那些大臣们。所以他只不过是不去打卡上班了，做了个“自由职业者”，采取了在家办公的soho方式。 其中原因自然是皇上我一旦见了你们，你们就要唠唠叨叨地和我理论个没完没了，搞得朕十分心烦，于是干脆不见了。 不过万历虽然不上朝办公，可如果你官够大又够敬业又有耐心，还知道去走福王的门路，那么应该还是有可能去皇宫见他的，我估计跑个几十次大约就应该可以见上一面，只是这难度确实大了些。可皇上不上朝在家soho，那你们大臣有什么事跑去他的住处等他接见，说起来这也是自然——谁叫你们不让万历立福王为太子呢？ 反正万历就此抱定了你们不让我称心如意，我也不让你们快活的想法，大家就这么耗着，看谁能耗得过谁。 于是这一耗就是二十多年啊，终于，万历把大臣们耗得老死、病死了不老少，因为病退和父母去世要守孝离任的也不老少，离休干部也产生了不老少，多少算是出了口气。 只不过这么一来，大明朝官职出现的空缺之多，也蔚为壮观。据《明史·叶向高传》记载，只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直隶六部就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各地巡抚三人，布政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后，又有不少大臣径自疏辞而去，政府办事机构十室九空，此种状态，别说是中国历史之最，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哪一人哪一朝可比的。 叶向高的奏章中，还说到本朝因为“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所以朝廷风纪一落千丈。可在这事上，万历皇帝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道理在的。 那御史乃是个言官，做个不是很恰当的类比，大约就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委，干的就是纠察风纪的工作，上面说的那位翟凤翀指责万历不上班就是个例子，你看他都管到皇上打卡上班考勤这件事上来了，难道万历还会和自己过不去，再去多弄几个御史出来给自己添堵？ 显然不可能，门儿都没有。 不过大官可以不任命，那些基层干部还是要的，不然大明朝的赋税和收入可就成了问题。可即使这样，那也还得要大臣们先去求神宗才可以，不然一样不给办。譬如当时应该由万历皇帝自己考选的科道七十多位天子门生的任命，就是靠着叶向高连上几十道疏奏，这才在两年后姗姗来迟。 其实当时大臣为了一件事写个几十封上疏，并不算多的，为一件事上奏章的最高纪录，我估计大约还是那位叶向高创造的。 他为了补阁部的空缺，曾经连上一百多道疏奏。 叶向高和万历之间的关系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这两人客客气气地你上疏，我不理，你继续上疏，我继续不理，这么来往个几十上百次却都丝毫不动一点火气，一样的话说个上百遍也不嫌烦，这脾气之好、涵养之高、韧性之强，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说实话，叶向高和万历两人的这份近乎偏执的执著劲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好脾气，着实令人叹为观止，《明史》卷二百四十，叶向高传。叫我相当景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9） 天朝上国的荒唐（9） 一、“票拟”和“批红” 到这儿，又要插几句闲话了。 也许有人会问，皇上不上朝办公不见大臣，那些国家大事怎么处理？好比万历朝支援朝鲜打日本、对蒙古动兵，都是怎么办的？ 说穿了，这其实也不难办。首先，万历自己还是在批阅奏章的；其次，是明代政制有内阁，内阁大学士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他们要代皇帝批阅奏章，当然理论上这些批示需要皇帝认可，不过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生效，只要你别太和皇帝拧着干。这就是明代独特的内阁“票拟”和皇帝“批红”制度。 一般情况下，当时国家各部门送呈上来的各种文件，都由内阁“票拟”一个意见，有特殊问题或者有疑义的，需要由皇帝和阁臣们一起研究决定，而皇帝也可以直接使用手谕或者由宦官传口谕下达自己的意见，交给内阁做“票拟”。但是，对于这类直接下达的上谕，内阁可以执行，也可以予以拒绝，这都是制度允许的、合法的、有效的，以至到后来不经内阁的上谕，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不合法的。如《明会要》卷三十的《职官二》，就有记载大臣抗议皇帝不经过内阁和科道官，直接对办事人员下达上谕而遭到抗议的事： 明旨传宣，定例必由内阁下科臣，然后发钞（抄）。若不由内阁，不由科发，不经会极门，不由接本官，突以二竖传宣于部臣之私寓，则从来未有之事。向来建议诸臣，以旨从中出，犹且虑之，况臣等竟不与闻乎？ 这个制度，其实也是之前万历无法一意孤行立福王为太子，嘉靖无法以一道圣旨独断专行摆平自己父子身份问题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的那些上谕，都被内阁封还了。 但是，你们别以为皇上就拿你们没辙了，反过来皇上也可以不准你们内阁的“票拟”，这就是所谓的“批红”，也就是皇帝在“票拟”上用朱笔写上自己的意见，他可以准你们的提议，也可以不准，如果不准，那么内阁的“票拟”也是无法实行的。不过真要是这么着，那可真成了踢皮球，一件事你封来我封去，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弄出个结果来。 当然，万历不办公其实就是玩儿的这手，既然我想做的事你们不答应，那么你们说什么我也全都不搭理不答应，我和你们踢皮球叫你们没法做事，最后全都老死、病死、退休，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互相制约的制度。 事实上，明代自宣德以后，大部分的日常政务都是由内阁“票拟”处理的，所以哪怕当时万历不上朝，只要还有内阁大臣在办公，国家机器的一般运转，还是可以靠内阁以“票拟”方式来勉强维持。但那些必须要由皇帝下达指令的政务，是肯定没办法运作了，譬如重要的官职任命等。 二、大臣骂皇帝成了时尚 万历虽然也在家soho办点公批阅些奏章，但他此种对日常朝政不闻不问、拒不任命大批空缺职位的做法，还是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运转，危害了大明朝的国计民生。另外一个副作用，则是使万历一朝的大臣们用奏章大骂皇上这一行为大行其道，居然成为一时风气，而且相当部分骂皇上的言官们没挨大板子安然无事不说，有的还会继续升官，这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例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兵科给事中田大益在奏章中指责万历“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这基本就等于直接说皇上您就是个禽兽大头目，率领手下一群小禽兽到处荼毒百姓祸害天下，搞得老天都看不过去，所以在各地闹灾害来惩罚你了。据说万历见了这道奏章之后勃然大怒，但一转眼却又依然将此份奏章留中不发，既不处罚也不辩论，还是老方一帖——坚决不搭理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10） 天朝上国的荒唐（10） 骂到这种程度，这皇上依然还是不见声响，也确实让大臣们有点无可奈何了。 再说那位田大益见皇上不理自己，于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又上了一道奏章，这次骂得更凶了，这一次他骂皇帝的这份奏章，倒真是很值得装裱一番，挂上墙供后人观摩，其文大略曰： 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 田大益先前已经骂了万历皇帝是率领禽兽飞而食人、剥肤吸髓，这回又干脆说他君臣上下无一念及民，甘心堕落大兴贪愚暴乱之行，其乱政的能耐即使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夏桀、商纣、东汉桓、灵等六个朝代的那几位亡国暴君、昏君相比，那也是毫不逊色地。 这种对皇帝肆无忌惮的骂法，纵观史籍，大约只有在敌对双方的言词交锋中才能见到。譬如一方讨伐另一方的檄文，又或者是一位忠臣义士对敌方君主的破口大骂，身为一个在朝大臣对本朝皇帝做如此骂，骂了之后还没什么后果，并且还不是一个两个的个案，而是一种大规模的普遍现象，我想这在中国历史上肯定是绝无仅有的了。 譬如这位对皇帝破口大骂的田大益，不但没有因此获罪，后来甚至还因做官的资历比较深，论资排辈地升任了太常少卿，最后安然卒于任上。 当然，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个结果不会是出自万历之手，而应该归功于明内阁的“票拟”制度。 田大益大骂皇上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丢脑袋的原因，据《明史》说是因“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明史》卷二百三十七，田大益传。，对此种说法，余以为颇可存疑。 盖因此前田大益说万历“驱率狼虎，飞而食人”的那份奏章，《明史》中可是明明白白地说万历见到了的，并且还因此大怒，可他怒归怒，却也没什么动作，这份奏章只被留中不发而已。至于田大益的后一道奏章，万历倒有可能没有见到，因为万历的态度于史无载，我不好乱说。但即便是这样，这位田大益的免祸，也就似乎不能说全因万历不看奏章之故了。 认真说起来，万历皇帝真是个好脾气皇帝，在他手里，倒是很少有大臣只因为骂他被处罚的，除了一开始的那几位外，到中后期基本没人因这事被处罚，被处罚的基本都是拦着他做事（至于做的是什么事又当另说）的大臣。这点，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一下。 不过他这种好脾气，其副作用也相当出人意料。 因为这使得相当部分官员，竟然把骂皇帝视为博取社会和政治名望的捷径，这大约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到了后来，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记载有当时礼部尚书于慎行的话，对此种骂皇帝现象的评论很是一针见血： 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 确实，当时的士大夫以骂皇帝为荣，一旦被处罚就可以博得盛名，以至于飞扬跋扈，对皇帝的辱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病态的心理和病态政治，也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朝上国的荒唐（11） 天朝上国的荒唐（11） 但是，不管怎么说，万历是名臣张居正一手调教出来的高足，他并不愚蠢，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尤其清醒。《汤显祖诗文集》的《论辅臣科臣疏》中，就有记载说万历指责大臣时道： 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 据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其实万历对官员们这种沽名钓誉的把戏，心里明白得很，而当时的礼部尚书于慎行，也一样清楚万历为什么要将相当部分奏折留中不发，在他《谷山笔麈》的《臣品》一卷中，还有这么一段记载： 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田大益为什么把万历骂了个狗血喷头却平安无事了。 在万历的心目中，他便是属于“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的那一类。所以，你老兄的这种骂架帖，我给你来个“卷而封之”，不让你得逞，反正你骂我也不能让我少几两肉，由得你去。 不过这么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虽然万历以其好脾气好涵养不回应臣子们的骂架，可却无法让他的臣子们不继续骂他，而这些官杀又杀不得，所以我想换了是我，哪怕当时火冒三丈，到了最后大约也只能和万历一样无可奈何，给他们来个“卷而封之”束之高阁拉倒。 三、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及阉党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万历“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那批名儒士大夫们，后来大多成了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并且多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这“东林党”在明季政治格局中，乃是不可不书的极其重要的一笔。 关于东林党形成的时间，一直有两说，一说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说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两说的年份差距比较大。其实这两说都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只在于看以什么标准来区分而已。 事实上东林党成为一个政治团体雏形，确实始自万历二十二年，但其大本营“东林书院”落成却在万历三十二年，因此这两说其实都没错，都可以说得通。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发生后，被革职还乡的大儒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开始修复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也逐渐聚集在一起，其中以江南士人为多，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以东林书院诸人为核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当然会引起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 到了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东林书院正式落成，宣布以《白鹿洞学规》为章程，其中有“四要二惑九益九损”等条款，并定下每月大会之期，此时东林势力可以算正式大成。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身边的宦官们以及朝中的齐、楚、浙诸党，又由于到了天启时期这三党成员大多已依附于大宦官魏忠贤，所以有时这三党也会被直接划入广义的“阉党”体系。 相对而言，东林党人初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是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他们的成分构成也比较复杂，综合了在野、在朝的知识分子及部分地主、工商业者，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内阁及宦官势力的猛烈狙击。 到了天启中期，宦官魏忠贤终于一枝独秀地获取了天启帝的宠信，形成了继权宦刘瑾之后明朝势力最强大的一个“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则因先前遭到了东林党人的沉重打击，也先后依附于魏忠贤。他们和东林党人的斗争，也逐渐从纯粹的朝议疏章之争转变为惨烈的生死之争，达到了双方斗争的最高峰。 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去职，于次年被捕，并与左光斗、周顺昌等人一起下狱被杀。魏忠贤为彻底消灭东林党，随即主使编写了《三朝要典》，并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中坚分子顾大章、高攀龙、魏大中等人也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三党则趁机效仿，将东林党人名单在全国张榜，一榜之上有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魏忠贤的各路党羽又先后做了《东林点将录》等名录，把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冠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之绰号，以此为点名手册，试图彻底消灭东林党。 这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祯帝登基消灭魏忠贤集团，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后才得以停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就此结束了，实际上崇祯二年的“袁崇焕冤案”，就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和三党及阉党之争，是明朝最厉害的党争，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党争。双方的争斗自万历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还在继续，而且始终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权利斗争的重中之重。双方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基本就是前面说的“红丸”、“梃击”、“移宫”三案，一般谁当权，谁就会以这三案来打击对方，到了崇祯朝则多了魏忠贤的“阉党逆案”这一武器，甚至到崇祯朝被灭，此类斗争也依然如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 论明清易代之变局，无法不涉及明季的士风问题。 可明季士风又是个极为复杂和庞大的问题，除一般正史、野史之纪传外，尚涉及到思想史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历年来已有许多名家专著及论文谈及。余才疏学浅，也无独到之见，即使论之也不过人云亦云，只是又颇羡古人所云之微言大义，故以陋见择其末端而记之，错讹之处难免，且权为大家茶余饭后之谈资罢。 说士风之前，先得说说“士”这个名词。 士，最早的本义是指成年男子，至周以后逐渐演变为高于庶民的低级贵族称谓，再以后又演变为对进入宦途的知识分子等阶层的称谓。如《礼记·曲礼》说“士”的含义时道“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到了《汉书·食货志》时才说“学以居位曰士”，在秦汉之后，“士”才逐渐扩大为对知识分子的统称。 由于“士”字的具体含义是逐渐演变的，是以到了近代，还因此出过个小小的掌故。 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谈论文言与白话之问题，在引晏婴“二桃杀三士”这一典故时，大约一时疏忽，将其解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此处“士”之原本含义，当是指高于庶民的低级贵族，而不是读书人，因为为了两个桃子死去的那三人，都是当时的勇士。 章老先生因此被鲁迅先生重重地劈面打了一拳讽刺道：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鲁迅：《华盖集续编·再来一次》。此文原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章士钊关于“二桃杀三士”之语，出自其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说起来，这个错误确实比较低级，也难怪要被鲁迅抓住了痛殴。不过章老先生的学问，我还是很景仰的，毕竟全知全能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精力有限，是以才有术有专攻这一说，而这小学又原本是项十分令人头大的科目，不好以此就彻底非议章老先生的学问和见识。当然，在论战的时候被人抓住破绽做了把柄，那也只好低头没话说。 逸闻说完，继续说“士”。 中国士人，历来重视士节。秦以前士人的理想规范有“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吕氏春秋·士节》。等，其中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出则求为帝王师，相当地理想主义。 而那个时期的君主，也大多对士人表现出了颇多的尊重和容忍，是以孔子有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可见当时的君主和士人关系的社会准则，与后来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人认为君主和士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靠相互尊重来维系的，而《礼记·曲礼》中所说的“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和规范，则是保障士人能秉持其理想并仗节执言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那个时期“士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 到了唐宋时期，君主对士人也相对比较优容，君臣之间客礼相待甚为普遍，即使是昏庸君主，也不至于苛暴太过，尤其有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人的祖训，以及之前因五代十国对学术、文化等各方面的破坏，使得当时对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尊崇格外地凸显出来，因此在宋朝时，政治和思想学术这两方面互为表里又融会贯通，士人的自尊和社会地位都由此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的高度，其思想成就如程朱理学等，更是从此贯穿于以后的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 然而宋朝此种重文轻武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国家的武备方面出现了相对比较疲软和积弱的状况，但这种状况又使得士人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大行其道，一反魏晋玄学的清谈和唐时争道统、排释教之风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及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胞物与心怀，便均是宋朝士人因国家积弱而起的忧思和理想。 到了明代，其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史上比较罕见的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但他从根本上对整个士人阶层的轻视与暴虐，也一样是罕见的，并且他的这种个人态度还被制度化后长期保留了下来。这种长期而持续地骨子里对士人轻视并施以暴虐的态度，不能不说对明代士风的转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而明代中后期正德朝的“谏南游”、嘉靖朝的“议大礼”及万历朝的“争国本”等事件，除了都是皇帝和大臣对峙以外，在其他如政治风气等方面看来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联，均是些关于财政开支、礼仪及宗法制度的争执，表面结果也是两位皇上几十年不理政务，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严重受损等。 但实际上，它们产生的后果并不那么简单，这些事件之间都有着相当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其后果之严重，也不仅仅是几位皇上几十年不理政务而已。 明朝中期，正是政治体制大变革以及掌握国家机器运转的大批官僚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发生一系列改变的时期，这一系列的事件，则多多少少是士节、士风转变的触发点之一。其后在其他各种合力的作用下，使得整个士人官僚群体乃至整个国家的总体思潮都有了巨大的转变。正是这种肉眼看不见的思想转变，在后来较大地影响了明王朝的兴衰。 可以说，明中叶和明季士风的大幅度转变，也是崇祯十七年结局的重要发端之一。 一、明代政制的转变与士风、党争 明季士风之转变，从表层看，首先和明朝政体变换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明初政体，大体沿汉、唐旧制，但内阁权位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有位无权，只显尊崇而已。朱元璋开国之后，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宰相之职，分权与六部尚书，以尚书任天下事，而侍郎副之，又以言官如御史等职制衡之，殿阁大学士不过顾问而已。当是时，皇帝独操天下之威柄，大学士鲜有参决政事，其纠劾由都察院，章奏则付与通政司，平反则有大理寺，此即汉九卿之遗意。军队则分五大都督府，而征调之事归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管兵刑钱谷，其官员考核则属府部，故明朝前期以吏、户、兵三部的职权最重。 然而自杨士奇开始，到嘉靖朝的严嵩当政后，内阁大学士的权位日重，最终又统六部尚书于其下，首辅大学士几可视为真宰相，唯首辅之下尚有数位大学士，略与分权而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3）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3） 至此，明季士风与政体的关系开始体现出来，党争也因此大兴。往者谈及中国思想史，大多注意于思想历程之转变；论党争者，则多留意于利害关系等；言政体者，专注于制度及职官变迁。可实际上，这几个问题之间有着极紧密的联系，不能将其割裂独立看待，盖因任何思潮都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明朝的内阁制度以及票拟制度，虽然可以让内阁大学士代皇帝票拟意旨，但却尚需内监递批红以确认。由此内阁之权越重则内监之权亦日重，往往内阁大学士需与内监相勾连方能顺利办事，故而朝纲日坏。到刘瑾得宠时，则彻底演变为内阁亦不得不听其命，满朝事体全取决于内监之手，其时民间谓正德为“坐皇帝”，刘瑾是“站皇帝”、“立皇帝”。之所以会这样，据《明史·职官志》说，就是因“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阉党传》则进而道：“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正是由于在刘瑾当政时期明朝政体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故学界对刘瑾其人的关注，也一直都高于之前的王振和之后的魏忠贤。 内阁权重导致了内监权重，而原本可以相互制衡的六部又听命于两者之下，政治一旦缺失了制度的制衡，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主事者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以此来决定其处事是否公正、决策是否得当。这种完全依赖个人能力和品格、缺失制度制衡的政体，自然无法保持公正和利益均衡的一贯性，而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朝中大小官吏的任命及政绩考核。 可用来为此做注脚的是，在万历朝的前十年间，由于有位个人能力极强又十分强悍的首辅，也就是在中国史上都是极其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所以其间矛盾虽然不少，但均被张居正压制下去。因其个人能力极强，又与太监冯保联手，同时还得到了后宫的支持，是以单论政绩，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国势是非常不错的，可说是明朝继洪武、永乐之后又一个极为富强的时期，称之为中兴并不为过，甚至可以说相当强盛。 但张居正在位期间，这个关键的政体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些因此而起的弊端基本都被他极为出色的个人能力暂时压制并积累了起来。 在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基本都是些平庸之辈，于是，问题出现了。 在缺少了像张居正这样一位有着极强个人能力的执政者后，之前因政体转变而产生的官吏任命和考察等一系列积累下来的弊端，马上开始显现出来，很快就引发了万历朝的“癸巳京察”、“辛亥京察”、“丁巳京察”等数起大纷争。京察：即京官考察，为明代官吏考核制度之一。明代考核文官有京察和外察两种，外察即考核地方官吏。这种考核也叫大计，《明史》卷二百四十三，星传：“天启三年大计京官，以故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先朝结党乱政，议黜之，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论》，卒与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谨。” 大计过程中的考功郎职位及具体程序，《明史》卷七十二的《职官志》有载：“考功，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以赞尚书。凡内外官给由（凭证），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并引请，九年通考，奏请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陟无过二等，降无过三等，其甚者黜之、罪之。京官六年一察，察以巳、亥年。五品下考察其不职者，降罚有差；四品上自陈，去留取旨。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丑、未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4）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4） 这些纷争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得朝中门户党派之争大兴，纲纪朝风日益败坏。其门户当时有以人名称的顾（天飐）党、李（腾芳）党，有以地域划分的秦党、南党、昆党、宣党，有万历四十年之后大盛的齐党、楚党、浙党等，而在明季政局中鼎鼎大名的东林党，也是因“癸巳京察”之纷争而兴起的。 有明一代最惨烈的党争，自此发端，且愈演愈烈，朝野风气从此大变。所谓明之亡亡于神宗，如果从另一角度阐释，也可以说是起自神宗朝的党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是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考功司郎中星负责的。 按照明旧制，吏部之权特重，居于六部之首，它负责官员的选授、封勋、考课，而内阁大臣则至多领尚书衔兼殿阁大学士，但不领铨选。然而自张居正开始，吏部开始听命于内阁首辅，在张居正死后，经过宋壎、陆光祖两代吏部尚书的努力，终于又夺回了权力，得以继续与内阁首辅相抗衡，哪怕是在礼仪上也再次回到了平起平坐的时代，譬如道路相遇无须避让等。唯一没有夺回来的权力，是在京察时官员的去留问题上，吏部还是要先告知阁臣，才能上奏皇帝。 孙鑨上任后，一方面试图夺回原属吏部现在落入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为了澄清吏治，在顾宪成等人的协助下，和李世达、星一起，不徇私情地罢免了一大批冗官、贪吏，其中有他们自己的亲戚，也有各级官僚的门生和亲属，并且不经内阁，将处理结果直接上奏皇帝。 如果只是处罚官员也还罢了，这多少还有点转圜的余地。但他们想夺回原本属于吏部的权力，越过内阁直接上疏皇帝，这就触及了当时内阁势力的立足根本，是以他们直接得罪了以首辅王锡爵为代表的内阁势力。 经过数个来回的较量，这次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以首辅王锡爵为代表的内阁势力大胜。孙鑨被停俸，星被革职为民，不少为星叫屈的官吏也受到谪谴，如高攀龙、顾宪成，另外受牵连的还有李世达、赵用贤、陈泰来、顾允成、于孔兼等不少朝臣。次年，顾宪成终于也被逐出朝廷，遂于家乡起东林书院，东林党因此而起。 “癸巳京察”不但引发了朝中的门户之争，也是东林党兴起之发端，这一事件对万历朝及以后的明朝政治格局，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癸巳京察”中的主力干将星等人，日后也基本都成了东林党的骨干力量。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辛亥京察”，北京的主持者大都是东林党人，所以齐、浙、楚诸党遭到了他们的打击。但南直隶的京察却为后来的齐、浙、楚三党中人所把持，故在南京的东林党人受到了排斥。正是因这次“辛亥京察”南北两直隶的形势不同，科道言官中又形成了依籍贯划分的齐、楚、浙三党。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丁巳京察”，齐、浙、楚三党势力大盛，由楚党的吏部尚书郑继之、浙党的刑部尚书李志和考功郎中赵士谔主持，因此东林党人在此次京察中几乎被驱逐殆尽。 其实党争并不只是在京察中存在，考核地方官吏的外察中，也同样严重，只不过因地方官员不如在首都的官员那么集中，朋党关系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影响没有京察大而明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5）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5） 通过这几次的京察斗争，朝臣们的党派归属也一步步地开始明确和巩固起来，党争之风日盛，这几乎使得朝中大臣都卷入了党争，大有不依附于一党一人，在朝中就无法立足之势。在《明史·赵用贤传》中，对万历党争之起有如许言说： 自是朋党论益炽。（吴）中行、（赵）用贤、（李）植、（江）东之创于前，（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这以后，东林党人一直到天启朝才再次获得朝政大权，但他们却和对方一样，不但不以国事为重，反将排除异己党同伐异的行动进一步加大，以至朝野党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天启三年（1623年）的“癸亥京察”，又轮到东林骁将星来主持。他趁机对齐、浙、楚诸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导致此三党人物为了自保，不得不联合起来并依附于魏忠贤门下，终于形成了之后以魏忠贤为首、齐浙楚三党之大部为辅的明季阉党，自此开始了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的血腥政治斗争。 针对天启三年这次京察中东林党人的报复行为，前辈学人谢国桢先生曾道，“天启三年的京察，星未免作的太辣，但魏忠贤的残戮，又未免太毒了”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二章。，等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余以为谢老斯言甚为是。 如果说党争开始只是纯粹的政见和价值观分歧的话，那么到后来则彻底沦为全然不顾天下国家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帮派和个人恩怨之报复，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齐浙楚三党，这一点都莫不如此，其间没什么区别。此种情形一直保持到明亡，甚至明亡之后还在继续，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基本消灭。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东林党人对万历朝之后士人和官场风气之败坏，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即使不是全部，最少也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我的这种指责，就是基于因东林党人而起的这一系列京察事件（虽然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时尚未有明确的东林名号，但其中主持人正是因此于二十二年起了东林，癸巳京察的骨干几乎就是东林骨干，以后的几起京察大纷争又多由东林党人出手而起，故有此说）。 因为明代官吏的大计——也就是京察和外察，在万历之前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虽然其考核过程并不是非常之严格和规范，但无论清官、冗官、贪官，都莫不视被考核察典点名批评为终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点，这在当时政治和风评上都是极严重的问题，所以人人凛然，廉耻之心常在，因此它既是一种他律，也让官员们因此而自律。 然而从“癸巳京察”起，到“辛亥京察”和“丁巳京察”之后，在大计中被点名弹劾者，几乎人人都知道是因党争而致，与被弹劾及被计官吏的品格和政绩几乎再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实际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正常的评判标准职能，彻底沦为一件党争工具，甚至可说是成了党争的代名词，士大夫官僚们也因此彻底失去了对大计的那份尊崇，再也不把大计当一回事，其凛然及廉耻之心自然也荡然无存，故而吏风日坏。 在《明史·选举志》中，对万历朝党争及“辛亥京察”“丁巳京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这样说道： 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至万历时，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而群臣水火之争，莫甚于辛亥、丁巳，事具各传中。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6）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6）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东林党人当初的主观动机如何，后来对峙双方的格局又如何，可最终导致的客观结果，是彻底败坏了弘、正、嘉、隆数朝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之风气，破坏了这种由他律进而使官员自律的环境，我认为身为引发和加剧这种状况的东林党人，无论如何都是难辞其咎的。 另外，如《明史》所言，这些纷争除了引发党争，还使朝中“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一向负有纠察风气、弹劾官吏之责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们时时抨击政府，与以内阁、内监为代表的执政方势同水火，在政治上形成了极为清晰的对立格局，“初，言路为（张）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自是言官与政府日相水火矣”《明通鉴》卷六十八。。而吏、户、兵等府部势力则时而自成一派，时而摇摆不定，因时因利因人而定，为两者之间一股时明时暗的势力。 不过这种言官裁量执政，与政府日与枝拄的局面，虽然不排除有意气相争不顾大局的时候，但也使明代言官在大多情况下，尤其是中叶和晚明初期，得以秉持了难能可贵的士人气节，而言官清议也基本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有相当数量的言官不畏生死仗义执言，乃至以身殉道，如历经万历、光宗、天启数朝，在天启时被魏忠贤迫害惨死的御史左光斗、杨涟等人，便是其代表人物。 正因为相当部分言官和清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民意和社会舆论，并且敢于仗节执言的言官们又往往有着相当良好的个人品格和素养，因此普遍为民间所推崇，其清望也日益高涨，到了最后，言官和清议又反过来开始影响官吏甚至内阁大学士的任命。如崇祯朝的周延儒，就是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在野势力推上了首辅之位；崇祯四年（1631年）明军兵败辽东大凌河，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时任宁前兵备佥事，因此被坐削籍，巡抚方一藻、监视太监马云程惜其才，上书请留，朝廷以为可，然而陈新甲却道，“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凡此等等皆可体现当时言官清议之威力。 只是言官中一样会有趋炎附势及无耻之辈，因此言官清议虽大体为持节之论，也未必全都是好的；又清议之力既然日盛，自免不了有利害，有利害就有党派，有党派也就开始了党争，于是言官清议最终不免还是变了味道。 二、思想演变和士风之变 就在政治体制转换的同时，明代士人思潮及士风，也在复杂而动荡不安的政治大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转变之旅。 明代士人之思想，起始秉承的是程朱理学。明成祖亲自作序颁布的三部理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实为程朱学派的论著汇总，程朱理学自此一统天下而成为明朝的国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当时情形为“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 由于宋明理学都片面强调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之纯粹的伦理道德，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得一些士大夫对节操和伦理道德的追求几近于偏执，这种极端思潮对整个社会亦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因为对伦理思想的极端化和绝对化，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直接取代了社会经济思想，它要求人们禁绝自己的“私欲”，声色犬马固然不可以，“慕富贵”、“尤贫贱”也必须去掉，以求富贵为耻为道德品格的低下。尤其在嘉靖、隆庆以后，“禁欲存理”之论日益高涨，这显然是对工商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高的极大阻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7）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7） 明继程朱理学后，对伦理道德越来越重的绝对化和权威化，对人性和思想的桎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当部分士人因为此种对伦理和个人道德等方面的极端追求，行为迹近于“偏执”，同时将纯粹的伦理道理政治化，完全取代了政治理念和主张，甚至到了叫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们可以为了维护某种信念和节操，前赴后继并持之以恒数十年地争执一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的事。 如嘉靖朝“大礼议”事件，满朝的大臣居然非要逼着皇上认伯父伯母为父母，不得以自己父母为父母，实在是有些滑天下之大稽。而当有人想出了两边都不得罪的折中方案时，这些近乎“偏执”的士大夫们，更准备设计将其在皇宫内群殴打死了事。万历朝的要求福王“之封国”事件，其中的福王有否去自己封国，和朝政关系不大，亦纯属宗法伦理和祖制要求，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像此等皇帝和大臣仅因礼仪或伦理等事意见相左，对峙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决，以至朝政荒废纲纪沦丧者，为中国历史所仅见。 尽管多数朝臣的这种不怕罢官、不畏生死与皇帝对峙的骨气颇为可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体现出了一种非常不足取的对道德的偏执。更有部分朝士孜孜以他们所谓的“道理”为大道，以求个人名节为重，为显一己名节之私而全然不顾大体，什么国计民生一概弃之脑后，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因此在承认士人群体对伦理道德执著大体是纯粹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种“偏执”的背后，时常也有些不那么纯粹并相当功利的人和事存在，尽管它们往往被冠以道德和正义之名。 嘉靖朝的“大礼议”或者叫“议大礼”事件，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个面面俱到的典型案例，而其事情本身又很有意思，因此比较值得细谈一番。 三、嘉靖朝“大礼议”中的皇帝和臣子们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丙寅，明武宗正德皇帝因溺水得病身亡，首件大事当然是继承大统的人选。因此谷大用、张永到内阁通报，并说奉皇太后命，要讨论后继者为谁的问题。 内阁首辅杨廷和高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而梁储、蒋冕、毛纪等内阁成员也都一致赞成这一议案，太监们将此意见入启皇太后，不多久，太监奉遗诏和太后懿旨，出来宣谕群臣，继位之事一如杨廷和所请。 于是刚刚才继承了兴献王藩位的朱厚熜，自其守孝处进京入继大统。这位兴献王朱厚熜的父亲，与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是兄弟。 四月，朱厚熜抵达京师附近，却被内阁杨廷和等人派来的官员挡驾，告知他要自东安门入宫，居文华殿。这种走法和安排，乃是即皇太子之位的路线，不是即皇帝位的路线。 别看朱厚熜年纪小，才十五岁，但他是嫡系宗室，受的教育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显然还很聪明，当下他严词拒绝道，“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又以正德遗诏中“兄终弟及”等语为据，乃自定由大明门入奉天殿，然后即皇帝位，年号嘉靖。 这第一回合，小嘉靖的表现无论从哪一面看，都极其有理有节，胜得非常之漂亮。而且从后来的发展看，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步，所谓名正言顺，他既然没做过武宗正德皇帝的太子，当然也就不用去认武宗做父亲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8）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8） 而那位杨廷和，乃是正德朝的资深内阁，他在正德死后独力秉政四十余日，并设计除去江彬等人，史称其“有经济之远略也。至其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以其为代表的内阁势力此时也顺理成章地日益高涨起来。 而嘉靖这年不过才十五岁，杨廷和等人大约是想给他来个下马威，于是要嘉靖先走即皇子位的路线，再行登基礼。平心而论，此要求实属无礼之至，因正德的遗诏中非常明确地说“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而历史上皇帝无嗣，按长幼亲疏顺序排出来的某王继位事例多的是，并不是非要先做了皇子才能做皇帝的，何以嘉靖就得先做皇子才能即位？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遗诏当初还是由杨廷和本人手书的。 杨廷和等人没想到小嘉靖那么厉害有主张，居然完全不听自己的，于是立即开始了第二回合的行动。 在嘉靖即位后的第六天，杨廷和授意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上书，翻出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案例道，嘉靖必须尊伯父孝宗为父亲，称“皇考”，对生父只能称叔父——“皇叔考兴献大王”，母亲为叔母——“皇叔母兴献王妃”，对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并声称朝臣如胆敢对此有异议者，即为奸邪，当斩。 其他不说，只这“奸邪”、“当斩”两词，杨廷和权势熏天之形已然灼灼可见。 在正德遗诏中明确说了嘉靖是“伦序当立”、“兄终弟及”之语后，杨廷和等人还依然强要嘉靖改宗，要他认伯父为父亲这种匪夷所思的“礼仪”，显然不可能被嘉靖所接受，他当即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 由于内阁势力的强大，嘉靖在此问题上无法独断专行，双方数个来回都没分出胜负，一直僵持到七月，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在礼部观政的进士张璁，对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提出了异议。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正德十六年进士，其人学识过人，尤精于“三礼”。他正是倚仗自己所长，对杨廷和等人的论点发出了一记近乎致命的打击。 张璁首先指出，汉哀帝、宋英宗虽然是定陶王、濮王之子，但却都是早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的，他们本就是因继嗣为人子之后才有了登基的途径，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为了做皇帝而先被过继做了太子的，名分早在登基之前就变了，因此杨廷和等人所谓的“为人后者为之子”对他们来说，是当然的。 但是正德驾崩指定由嘉靖继位，在遗诏中却丝毫没有要嘉靖为本宗继嗣之意：“大臣遵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未尝著为人后之义。” 因此，张璁认为嘉靖以兄终弟及而即位，与汉哀帝、宋英宗两人因先继嗣而登基的案例，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嘉靖应该“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 接着他又从礼制上指出了大臣们犯的错误。如《礼》有明文，为人长子者不得为他人后，嘉靖乃兴献王独子，如为他人之后，则为自绝其宗，大违礼制；嘉靖生母健在，按《礼》义则子无臣母，如依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则生母变为叔母，母子关系也将一变为君臣关系，此又属违制之举，等等。所以他建议嘉靖在京城建兴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父养母的大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9）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9） 可以想见嘉靖看到这份奏章后，当然会极其兴奋。他大喜道：“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于是立刻将张璁的疏章交内阁票拟，要阁臣们重新讨论追尊自己父母之礼。 杨廷和等人见到这份疏奏后，顿时全都傻了眼。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谁也没这个能力与张璁去当廷论衡，于是只好一面回避与其正面交锋，一面唆使言官们上表弹劾张璁。但这个时候嘉靖母亲兴献王妃蒋氏却正好抵达通州，她听说了这次廷议的内容后，知道不但自己做不了皇太后，连做了皇帝的儿子都要丢了，一怒之下遂停驾通州不进。 嘉靖十分机灵，立刻借机发作，声称与其如此，还不如归藩去侍奉母亲，大有一副准备不做这个皇帝的架势。 这一着顿时让杨廷和等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张璁此刻却再次发难，凭借自己对礼制的熟悉写了《大礼或问》，其中详论礼制之尊崇和继统、继嗣等事，不少大臣看过后颇为其精熟的学问和道理所折服，如礼部侍郎王瓒就开始明确表示支持张璁之论，并为其在朝中大力宣扬。 杨廷和发现了此种情况，随后他又知道张璁准备将《大礼或问》上呈嘉靖，当下十分紧张，遂使出怀柔手段，命翰林修撰杨维聪等人去劝诱张璁，试图阻止其奏议。 不幸的是张璁没那么傻，他当然知道杨廷和的打算，丝毫不为所动。果然，嘉靖见到《大礼或问》后，立刻又将此章发去礼部讨论。杨廷和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已无能完全阻止嘉靖，只得以退为进，抢先声称奉弘治皇帝张皇后的懿旨票拟礼部，以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祖母邵贵妃为皇太后。 看起来嘉靖好像是胜利了。 其实不然。 因为杨廷和在这个步骤中留了个尾巴。 他只说了是奉皇太后的懿旨，即是表示内阁和廷议还没有认可这个意见，这便是为日后再起风波张了本。同时杨廷和又利用职权，命吏部将张璁外放南京任事，免得他再帮着嘉靖和自己过不去。 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杨廷和与给事中邓继曾、朱鸣阳等人，借清宁宫后殿发生火灾而再起风波，挟天意之名，引五行五事为废礼之证，发动廷臣百余人上疏，最终迫使嘉靖母子接受了认孝宗弘治皇帝为父，称“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不加“皇”字，在称谓前加“本生”二字，称“本生父母”以示区别的方案。在此期间，杨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个称呼而已，又没什么实质后果，至于那么严重吗？ 我说，后果确实很严重。由称谓改变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对嘉靖母子这对孤儿寡母来说，尤其严重。 如在嘉靖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去世的嘉靖祖母邵氏，经此一变，立刻由原本的嫡祖母降格为庶祖母，去世后不能享受正牌皇太后的待遇，规格要减半，诸如只能哭临一天，孝服穿十三天就得除去，不可以诏告天下等。 这也就罢了，更大的问题在于，通常皇帝的生母祖母，哪怕不是正宫，一旦其子孙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多得以附葬皇陵，甚至已经下葬的再挖出来改葬去皇陵的都有。可嘉靖这一改宗认父，却使得自己祖母能否附葬于祖父明宪宗的茂陵，都成了大问题。 果然，在这一问题上嘉靖一家遭到了杨廷和等人的阻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0）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0） 但嘉靖在对至亲尽孝这一节上的坚持，还是很强硬的。他祖母邵氏晚年得了眼疾不能视物，在得知嘉靖做了皇帝之后，曾拉着他从头到脚摸了好半天，十分的高兴，若是按照杨廷和等人的意见，这老太太可就是白高兴一场了。 嘉靖哪里能咽得下这口气，当下他不顾大臣和廷议的反对，坚持将祖母附葬茂陵，并且自己穿足了二十七天的孝服，于服除以后才临朝，而且还坚持在原来自己兴国封地安陆的祠庙中，使用了和太庙一样的庙乐，坚决不降低等级。 这些，确实不可以去指责嘉靖独断专行和蛮横，一来这虽然说皇帝事就是国家事，但也毕竟还是皇帝家的私人事务，和对先皇的称呼这种问题不太一样，并不涉及其他问题，因此不好过多干预；二来要知道正德和嘉靖，同为宪宗的孙子，正德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和嘉靖父亲兴献王是同父异母兄弟。 当年明孝宗弘治的生母孝穆皇后纪氏，是广西少数民族土官的女儿，于成化年间明军南征时被俘入宫中，任女史时被宪宗私幸，后来生下了孝宗。 兴献王母亲邵氏，是被杭州的镇守太监送进宫，在宪宗召幸后，册立为宸妃，进贵妃，育有兴献王朱祐杬以及岐、雍二王。所以那纪氏乃是“私幸”的女史，而邵氏则是“召幸”的后宫，要说身份合法和手续齐全，显然邵氏还比纪氏强点。 而宪宗的正宫皇后孝贞纯皇后王氏无子，所以严格说起来，孝宗和兴献王这两脉都不是嫡出，都是正牌的庶出小宗，孝宗是皇长子而不是嫡子，这和万历时期的“争国本”的主角朱常洛身份一样，是比较容易受到威胁的。 孝宗生母纪氏死后，谥号为“恭恪庄僖淑妃”，先葬于京西金山，直到孝宗即位后，才被追谥为“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去挖了出来迁葬到了茂陵。大家都是一样的皇帝，孝宗可以把死去埋葬了的母亲挖出来迁葬茂陵，现任皇帝嘉靖要将刚去世的祖母附葬茂陵，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干涉和反对，此等做法得无太过乎？ 杨廷和等人，为了维护其孝宗——武宗大宗体系之延续，一再坚持所谓的“废小宗，昭穆不乱。废大宗，昭穆乱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岂得不废小宗以继大宗乎？”“为大宗立后者，重其统也。重其统不可绝，乃为之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者，统可以绝，则嗣可以不继也”等强词夺理之意见，可从以上论及的体系延续来看，所谓的孝宗——武宗的大宗体系，实际上本就是不大立得住脚的。内阁和朝臣们势力因此强迫嘉靖改宗认父，要他自绝其父一宗，自贬尚在世的生母、祖母，去继孝宗——武宗一脉的宗祧，实为无由之谈，不免欺人太甚。 平心而论，嘉靖的这些行动，无论于礼制、于人伦、于情理，都十分的有理有节。而且嘉靖其时尚只得十五六岁的半大年纪，就知道如此一力维护自家父母至亲，与满朝资深政客对峙并获得了这样的结果，实属难能可贵，也确实难为了他。 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身在南京刑部的张璁于理论上的准备已足，同时也取得了朝中部分中下层官吏的支持，如霍韬、方献夫、熊浃、黄宗明、黄绾等人，还有个别高级官吏，如前朝老臣杨一清及湖广巡抚席书。遂先由他在南京刑部结识的盟友桂萼领先向内阁发难，再次要求议大礼，坚持其“继统而不继嗣”的主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1）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1） 嘉靖对此当然求之不得，立刻要求群臣讨论此事。杨廷和心知这回定然此事无善了，且两年前就无人能应对张璁的诘难，此次也同样无法对付，他又不可能阻止嘉靖重议这事，于是干脆上书乞休，嘉靖倒也没有去难为他，指责了几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这样的场面话后，依旧赐给他玺书，并“给舆廪邮护如例，申前廕子锦衣卫指挥使之命”，让他致仕去了。 但是，杨廷和虽去，其朝中势力却依然照旧，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等人坚持“继嗣”主张。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汪俊等集七十三人继续上书对抗嘉靖，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 嘉靖帝为对抗群臣，下令召桂萼、张璁、席书进京，准备当面辩论，廷议“大礼”。 汪俊等人心知张璁、桂萼一到，当面廷议只怕无人能敌，于是再次以退为进，急忙召集群臣于内阁商议，最后提出嘉靖父母称号中加一个“皇”字，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同时胡瓒等人以结果已出为由，请下诏令桂萼、张璁等人不必再进京。 四月，已经抵达凤阳的张璁等接诏，但对此主张很不以为然，并不为之惑，他再次上书，提出“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提醒嘉靖不要上当，“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要嘉靖坚持要去掉那“本生”二字。 嘉靖接书后顿时醒悟。 五月，张璁、桂萼奉召抵达北京。 内阁的继嗣派见不能阻止张璁等人入京面质，又不敢和他们当面辩论，于是开始使出了最后的绝招：如果从政治上不能消灭对手，那么就从上消灭，最好是从政治和两方面同时彻底消灭张璁、桂萼。 一劳永逸、永绝后患。 正义、道德，自古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中国士人于此道一向都很精通，往往一旦在学术上无法取胜，就会转而考虑从上去消灭对手，是以中国历史上的庙堂学术之争，几乎到最后都是以血淋淋的消灭而终结。关于这招，历史上比较经典的案例，是当年墨子和公输般之间的一场斗争。 楚王得到了公输般的帮助，设计出了很多攻城器械，于是准备藉此攻打宋地。墨子知道后就去了楚王那里，在楚王面前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被墨子九却之，最后公输般计穷而墨子还尚未出全力。 过了一会儿，公输般缓缓地道：“我知道怎么胜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也慢条斯理地回答道：“我知道你想怎么胜我，但我也不说。” 这下轮到楚王纳闷了：“你们俩做啥？和我躲猫猫，让我猜谜语啊？” 墨子道：“公输大师的意思是只要杀了我，就可以去打下宋地。不过可惜的是我的弟子禽滑厘早已带了三百人去那里，并且准备好了我设计的器械，所以现在即使杀了我也没用了。” 于是楚王只好“善哉、善哉”了一番，攻宋一事就此不了了之。 如果不是墨子先留了禽滑厘这后手，恐怕那天他走不出楚王宫。 而现在的内阁继嗣派，也准备使出公输般这最后的一招了：我杀了你，就胜了你。 于是，张璁、桂萼二人刚到京师，“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2）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2） 而后言官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余人又连章上奏道：“（张璁、桂萼）两人赋性奸邪，立心憸佞，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望亟出之，为人臣不忠之戒。”当时礼部尚书汪俊已因议“大礼”与建庙事和嘉靖争执太过而去职，嘉靖令张璁派的席书接任此位，而席书尚未到任，给事中张汉卿就已开始弹劾席书赈荒不法。然后张翀将这些廷臣弹劾张璁、桂萼等人的章疏交与刑部尚书赵鉴，令其上奏，赵鉴一面貌似公正地请嘉靖将此事交由大理寺来勘察，一面私下与人道“得谕旨，便捶杀之”，打算一旦骗过嘉靖获得了同意调查的旨意，那么只要张、桂、席等人踏进大理寺，就直接毙杀他们。 谁知道这阴谋却被张璁等人侦知，遂即刻以此语上奏嘉靖。嘉靖“亦令对状。璁、萼乃复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于是嘉靖大怒，严责刑部尚书赵鉴等朋比为党陷害正人，张翀等人构陷不忠，干脆进张璁、桂萼为学士，顿时朝廷骇然，内阁势力一时为之夺气。 为了最后一搏，内阁又集合诸曹各具一疏，力陈继嗣之道，这次署名者达到了二百二十余人之多。 七月，嘉靖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宣布准备去掉生母章圣皇太后之尊号中的“本生”二字，群臣力争不可，结果双方再次不欢而散。 会朝罢，在出宫途中，杨廷和之子杨慎以“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为号，鼓动群臣，张翀等人又以“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为威胁，裹二百三十余大臣跪伏左顺门外号啕大哭，更有人大声呼号“高皇帝、孝宗皇帝”。 嘉靖下旨要众人退去，众人不从，一直对峙到中午，终于爆发了前文中所说的左顺门廷杖大臣的“哭门”事件，酿成了嘉靖登基以来的首起大案。 在此案中先后共有一百八十余名大臣被杖责，御史王时柯、员外郎马理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三十四人下狱。 九月，礼部尚书席书和张璁、桂萼、方献夫奉嘉靖诏，于阙右门与群臣开始论辩议大礼，最终结果以张璁派大胜而告终。《明史·席书传》载有席书对此事的报告曰： 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乃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 九月十五日，嘉靖诏告天下，称伯父孝宗为“皇伯考”，父亲兴献皇帝为“皇考”，母亲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大礼终于议成，结束了这场长达三年多的“大礼议”。以上据《明世宗实录》；《明史》卷十七，世宗本纪；《明史》卷一百九十，杨廷和、蒋冕、毛纪、石珤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一，毛澄、汪俊、硃希周、何孟春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杨慎、张翀、张汉卿传；《明史》卷一百九十六，张璁、桂萼、方献夫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席书、霍韬、黄宗明、黄绾传；《明伦大典》卷九，卷十三；张璁：《张文忠公集》。 对这场纷争，后世者即使赞杨廷和一派之强项，也多不赞成杨廷和一派的主张，如清人就很不赞成他们哭门之类的过激行为，说“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并于《明史》中坚持继嗣一派的诸臣传记中评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3）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3） “大礼”之议，杨廷和为之倡，举朝翕然同声，大抵本宋司马光、程颐《濮园议》。然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而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虽然，杨廷和、杨慎父子以及其余几位内阁大臣在正史中获得的评价都很高，如“蒋冕、毛纪、石珤，清忠鲠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风”等，但在个人品格上，其实未必个个都是私德无亏的，同时在“大礼议”中，动机也并不都那么纯粹。 杨廷和、杨慎父子就是一例。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江西庐陵人。父杨廷和于正德二年（1507年）入阁，后累迁至内阁首辅。杨慎于正德六年（1511年）举进士，在参加殿试前，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将考题预先给杨慎看了，所以在殿试时杨慎“所对独详”，列一甲第一，也就是状元。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二。这件作弊案件，到日后才渐渐泄露出来，和他同时代的李贽所写的《续藏书》和稍后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均道，京师百姓对杨慎有“面皮状元”、“关节状元”之称。 只是杨慎的才华还是相当好的，倒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纯粹靠关节作弊拿功名的纨袴子弟，他在诗文、考据、学术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可惜学风不大好，和他作弊拿状元一样，往往喜欢作假，颇为后人所诟病，尤其是像《石鼓文音释》这样的伪作，若非宗师们辨之，对学界的贻害是严重的。至于像《汉杂事秘辛》这一类伪作，当文学作品看看就是，倒也无甚大碍。 杨慎在“大礼议”中，是完全站在其父一边的。不过父子一起上阵，本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其父掀起的“大礼议”，实质上却不纯粹是礼仪和伦理道德问题，而是有不少政治利益在内的，这就有问题了。且杨家父子在纷争中使用的一些手段，也不那么光明正大，包括继嗣派一些素有清名的主力大臣在内，几次要以正义道德之名陷害乃至企图谋杀张璁、桂萼两人，更是十分令人齿冷。 再反观张璁、桂萼，在此过程中却一直堂堂正正没什么私欲在内，大鸣大放无所畏惧，乃是真正的士人楷模。 不过此案中除杨廷和不多的几位内阁势力代表人物外，大多数士人是没什么政治和现实利益动机的，他们纯属因学术观点和理念不同，为了对士节的秉持而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此他们与皇帝分庭抗礼不为之屈，乃至死也要抗争到底。先不去管他们观点的对错，只这种气节和勇气，确实很令人赞叹也值得去尊敬。 他们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正是这种对伦理道德的“偏执”，使得相当部分士人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甘犯天颜仗义执言，甚至悍不畏死以身殉道，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是以明前期至中叶的正德、嘉靖、隆庆及万历朝前期，虽然整个国家的政治日渐不堪，皇帝们也一蟹不如一蟹，可士风却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体上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如明前期和中叶与奸宦王振、刘瑾的斗争，正德时期的“谏南游”，明季初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等，包括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在内，无论面对的是奸佞还是皇帝，士大夫集体都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节操和各种可贵的信念，这多多少少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4）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4） 四、皇权和阁权的政体之争 “大礼议”除了表现出士人群体之学术和价值观分歧之外，其本质上还是皇权和阁权的政体之争，也是传统程朱理学和新兴哲学思想代表阳明心学之间的纷争。 明朝自朱元璋废宰相以六部尚书治天下，皇权大盛，天下威柄独操皇帝一人之手，而内阁大学士逐渐复宰相之形，滥觞自英宗继位，太后有事先请内阁杨士奇等人咨议之时。无论如何，皇帝一人对六部章奏下判断，过于依赖皇帝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侥幸成分太甚。而明中叶前后逐渐成形的内阁制度，则是一套班子在提供决策，且内阁学士至少要人望、学识等各方面都有相当过人之处才能入选，虽然也有不怎么地的人，但一定是一步步考上来、在工作中锻炼上来的，无论如何总胜于把国家大事全寄希望于今上一人之圣明。 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皇帝和内阁的斗争，而此时的六部和言官清议，则几乎清一色地站在了内阁一边，因此形成了皇帝一人独对内阁、朝臣和言官清议的局面，局面对皇权是相当不利的。 从制度上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虽然杨廷和等人在此事上并不占理。 杨廷和内阁当时曾连续四次封还嘉靖的上谕，嘉靖对此无可奈何，始终无法独断专行直接下令礼部执行他的意见。 当然，这与当时六部尚书及官吏唯内阁马首是瞻也有很大关系，倘若如后来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癸巳京察中的吏部尚书孙鑨一般，府部直接越过内阁与皇帝发生关系，杨廷和内阁很可能就无法与嘉靖对峙这么长时间。 要找几个想更上一层楼的府部官员出来帮皇帝说话还是很容易的，而内阁首辅却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非谋逆，再也上无可上，就只余名节和权势了。因此一旦内阁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票拟”大权，想要其让权而天下为公，就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在臣强主幼的情况下。所以两朝老臣杨廷和与他一手拥立的十五岁小皇帝嘉靖之间的这场斗争，无论杨廷和出于什么目的，或想大展宏图，或想一逞人臣之极，凡此种种都足以让他与嘉靖去争夺对政务的决策权。 杨廷和迎立嘉靖之初，如果从为公视角看，大约是他鉴于前朝时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正德，因而希望通过登基和大礼议等手段给嘉靖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以内阁和外朝对皇权进行制约。尤其他在四十多天的独掌大权时期，不但清除了前朝的宦官势力，还废除了相当部分正德时期不合理的制度和设置，朝野评价之高一时无双。在此种情况下，他当然是非常不愿意看见再有一个像正德那样的昏庸皇帝来毁其大好形势的，因此无论于公于私，他都希望能对新皇帝进行制约，以免又出一个正德。 但是他一手扶立的小嘉靖，还没进北京，就给了他一闷棍，显得非常桀骜不驯，拒绝按照他和礼部规划的程序走。 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恐慌：如果这个皇帝又和正德一样，刚愎自用胡作非为，那么当前大好形势将毁于一旦。因此他与小嘉靖开始了较量，而斗争的目的就是获取权力，内阁制约皇帝的权力。 我相信杨廷和的动机是好的，但他的才具不足却也是事实，并且就在这个时候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杨廷和一手制订的登基程序遭到嘉靖的抵抗，应该说是出乎他意料的，因此他很可能没有多想，也没认真做准备，就顺势借机发作，带有很强随意性地选择了与嘉靖本身及其父母身份有关的这么一个极敏感、又非常伤害嘉靖个人感情的问题来发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5）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5） 在这个问题上，杨廷和显然产生了严重的判断错误，因为对嘉靖来说，自己的身份和父母的身份问题，可以肯定是一定会耿耿于怀的，也几乎不存在认输罢休的可能性。因此杨廷和显然选错了发作的事端，随后他又错误地使用了一系列政治手段，终于激起了朝中部分非内阁势力的言官们的强烈反感和反对，导致了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者是嘉靖，而杨廷和关于内阁权力架构的努力，则因此被彻底地瓦解了。 嘉靖在左顺门廷杖“哭门”大臣，标志着嘉靖和内阁势力的彻底决裂，并且明确表达了他要将内阁纳归于皇权之下的决心。 这同时也显示了在当时政治制度下，实际内阁和外朝对皇帝的制约是相当薄弱的。在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一个问题，虽然客观上嘉靖朝是内阁权势的发展时期，但这是由于嘉靖不热心政治而致力于礼制、修道，将日常事务交由内阁办理导致的，绝非是内阁对他的制约程度真的有多高，只要看张璁之后的内阁首辅如夏言之不得善终，权势大如严嵩父子也一样随时可以被杀、被逐，就可知道这是个残酷的事实。 总之，只要嘉靖对内阁有猜忌，那么内阁的大限就到了。事实上，在嘉靖、万历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大礼议”时杨廷和内阁对嘉靖，万历时“争国本”那种对皇帝进行牵制和激烈抗衡的状况。 其实阁权和外朝对皇权的制约，其存在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因为它仅仅存在于皇帝对这种制约制度认可的前提下，一旦皇帝翻脸不认，这种脆弱的平衡马上就会被彻底打破，之后便江河日下一发不可收拾。 又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满天下确实也未必只有这几位能做内阁去打理政务，像“大礼议”后，新兴势力张璁所主持的内阁进行改革并有所作为，使嘉靖朝前期的政治与正德时期相比清明甚多，就是一例。因此皇帝如果翻脸，大不了把不服气的朝臣换一轮就是，至于换上去的人能力、品格好坏，那就要看皇帝的个人嗜好和大家运气好不好了，幸亏张璁内阁是不错的，倘若换成后来严嵩那样的内阁，其后果可想而知。 独断专行，始终是皇权制度的重心所在。 “大礼议”事件的后果，也并不仅仅是阁权的败退，其后果之复杂，我想应该说超出了当时人的想象。当然，这对当时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而现在我们可以很幸运地凭借那么多年来的思想进步和积累，站在一个他们达不到的高度以现代眼光回过头去，从容地审视这一切。 嘉靖以十五岁的年龄继位，还没进北京和皇宫，就遭遇了内阁和朝臣的一系列打击，即位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又被迫一直反复纠缠于“大礼议”，而这些恰恰都是当时极为看重的人伦孝悌观念，再加当时嘉靖的父亲去世不久，这位十五岁的孩子对母亲及祖母之亲情依赖，还有为父亲一宗继香火的责任等，突然将被大臣们强制剥夺。几乎可以肯定，大臣们这种因政治利益而炮制出的扭曲得近乎畸形的所谓“礼制”，以及内阁势力和言官清议给他的巨大压力，严重伤害了嘉靖的个人感情。 在这种状态下爆发的左顺门廷杖大臣事件，从表面看，是“大礼议”之争的终结。其后嘉靖威福自操，在他的授意和默许下，新兴内阁势力对“议礼”诸臣基本都进行了报复（或者也可以说是政治需要的新旧内阁势力更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6）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6） 但实质上，这些举动显然也使嘉靖开始尝到了甜头，充分认识到了皇权的巨大威力，并让他在对大臣们无可奈何几年之后，突然发现了一个能随意对大臣们泄愤及报复的手段。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一个初、高中年龄的半大孩子，在承受了三年多屈辱、压抑及愤怒后，突然发现手中握有无可匹敌的巨大权力会导致什么结果，几乎已不言而喻。 因此，嘉靖杖杀朝士之数量，独步有明一朝，朝臣虽朝服亦不免冠带受辱，所谓“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云云，并非毫无来由。我相信这不是他天性所致，无论如何，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他一个人去扛，杨廷和以及“议礼”的诸臣，不管其起始主观动机如何，客观结果就是他们至少要对此种后果，承担一半甚至大半责任。 需要提一下的是，嘉靖对使他全家得遂心愿并出了大力的张璁，虽然也有贬谪的时候，但总体来说还算是一力维护有始有终的，而在张璁死后，他也表现出了对张璁比较深的个人感情，再联系嘉靖坚持为父母争名分的举动，这多少让人感受到嘉靖身上的复杂和矛盾之处，正是这种复杂而矛盾的人性的表现，一下子使他的形象生动了许多，多了很多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政治符号的内容，这又不得不让我生出颇多感叹。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这样，张璁中途还是有三次致仕和一次罢官。 这固然与张璁的刚直性格有关，但也说明了嘉靖经此一役后，对朝臣和权臣一直持一种猜忌和不放心的态度，他甚至可以因为彗星出现而怀疑朝中有大臣擅权，从而导致张璁的去官离职。 “大礼议”事件对嘉靖个人的影响，还表现在他此后热衷于礼仪制度，对孝悌人伦等问题极为重视。记录了“大礼议”全过程的《大礼集议》，后来被他赐名为《明伦大典》，而议礼则成了嘉靖朝一个显著政治特点，乃至于嘉靖有“议礼皇帝”之称。 只是礼仪制度再复杂也有尽头，且礼制本无外生喜死丧而已，再复杂也有限。 很多年后，当嘉靖发现皇家和世俗礼仪再没什么可以研究时，便转而去研究虚幻的、可以无穷尽进行下去的道家礼仪，并因此对道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到最后，嘉靖终于成了一个成天穿着道家服装的炼丹皇帝。我想，这其中有相当部分原因，是拜那些大臣们搞出来的“大礼议”之赐。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出于种种原因，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没有直接参与“大礼议”之争，但他却是一直站在嘉靖、张璁这一方的，他的“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节文”思想，为其弟子支持嘉靖和张璁、桂萼等人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他的弟子之一就是张璁派的大将席书，其他弟子如黄宗明、黄绾、方献夫等也都是张璁派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明确对此事表过态，在《王守仁全集》卷十二所载的《与霍兀厓宫端》一书中，他曾这样说道： 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善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复书，草草作答。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相与讲明于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夫之问及者，亦时时为之辩析，其在委曲调停，渐求挽复，卒亦不能有益也。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7）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7） “心善其说”、“意以所论良是”云云，已可十分明确地知道他的态度了。事实上，后来也有相当多的学人们认为，这场新旧士大夫集团之争，实质上也是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争。 五、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 在“大礼议”中占绝对多数的继嗣派大臣，基本都是秉持传统程朱理学的士人，此战中他们以为“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据为基础和范例的，就是宋程颐的《濮议》又称《濮园议》，全名为《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南宋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中名为《上英宗乞罢濮王称亲》。。 明代的哲学思想秉承宋儒，自明中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开始蓬勃，经由明季惨烈的党争及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终于进入了经世致用的清初实学在中国思想史上，不同时期对“实学”的解释各不相同，就是在同一时代，各学派也均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大致上，宋明理学以其所讲求的“理”为“实理”，有关道德的学问就是“实学”，重《大学》、《中庸》而反对读史；清代的经、史学家们，则指宋明理学所讲求的“理”为“虚理”，故其“学”亦是“空虚之学”，他们认为经史之中的制度、人事、训诂之学才是“实学”，因此重《五经》、《二十一史》等。为方便起见，本书所说的“实学”，概指清人所倡之“实学”，以免歧义。。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极注重伦理道德。程朱理学将经学，特别是《中庸》的“道”、“理”，目为用之不尽的经世之学，朱熹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性质，但它们都是来自一个不变的“理”，这唯一的“理”就是所有事物的本体，谓之“源头活水”。王阳明虽然不尽同意朱熹的理论，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并认为“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上，“良知”才是本体等，但两者的目的和方法是基本一致的。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但其积极作用以及和程朱理学的比较，都与当前主题关系不大，且相关论著甚多，故于此不再赘述。 阳明心学之起，本源于王阳明得罪正德时期的权宦刘瑾、历九死一生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其后他统军镇压农民起义、平息宁王叛乱，但再次受到张忠、江彬、许泰等人的陷害，又险些丧生。权宦刘瑾的迫害，因民不聊生而爆发的农民起义，试图夺取皇位而起的宁王叛乱，张、许等人由争权夺利而对他的诬陷，这些无不使王阳明深刻感受到了“私欲”之可怕。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心学，其核心自然就是“去人欲，存天理”，格外注重于伦理观念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正德到万历这几朝，因刘瑾执政而导致政体大变，内监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随即又出现了一位强悍的内阁张居正，于是上有胡作非为的皇帝，中有飞横跋扈的内阁执政和太监，下有争权夺利的朝臣，各级当权者予取予舍、生杀决于一念，朝纲日坏，党争大起，物欲横流。 面对此等政治上的黑暗情形，不能不使怀有济世思想的广大士人们苦苦寻求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而此刻出现的心学比之以前的学说，尤其是主流理论程朱理学，有其相当积极的一面，如“去人欲，存天理”等既重伦理道德，又以为人人均可自内心去寻找成圣之道的观点等，而从形式上看，它也要比程朱学说来得更便捷，这些显然给当时沉浸于苦闷中的士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似乎很明亮的希望之道，正可谓生逢其时。故心学从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后，即使遭到来自上层的一定程度的压制，也依然大盛起来，横扫当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8）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8） 因此心学的产生和发扬光大，除去因思想史本身发展之必然、积极的因素外，也起自并得益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形势，这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不过宋明理学均看重《大学》、《中庸》，日日研究的重点也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原，也就是“本体”，如“良知”等。因此宋明理学虽然部分观点有所不同，而王阳明初期也提倡理性的作用，亦有一定事功思想，但实质上区别并不大，并且王阳明在晚期逐渐开始倾向于虚无主义，这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影响，在王阳明故去之后开始达到顶峰。 王阳明在故去前不久的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与门生钱德洪、王畿两人的交谈中，曾对心学做了总结式的表达，即“四有四无”说： 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天泉证道纪》卷一。 此说指出了心学之“无”是否认客观的“物”和主观的“心”、“意”、“知”，“有”则是一种善恶道德观，而心学又有“顿悟”、“渐悟”两条修习之路，经过“无善无恶”的“顿悟”和“为善去恶”的 “渐悟”后，有亦归于无，最后达到“四无”境界。 事实上，他的“顿悟”和“渐悟”最终着眼的都是“无”和“悟”，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恰与佛教禅宗的教理如出一辙，几可目为禅宗南、北二宗，即顿教和渐教的翻版。 王阳明故去后，心学基本按其所说之“顿悟”和“渐悟”两条路发展。顿悟以王畿、王艮为首，渐悟则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其中尤以二王的顿悟派势力为显。 然而中国士人往往容易走极端，常常将自己尊奉的杰出人物和思想一味地绝对化、神圣化，最后宗教化，同时对持异见者习惯一棍打杀，其爱者一何可爱，憎者一何可憎，故极易最后事与愿违，正所谓持之愈力，失之愈深。 二王在心学顿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良知”是先天现成的，所以不需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也无需求诸于实践，只需从心悟入，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便可以一了百当大彻大悟，破千古之疑。 邹守益等人虽然认为“良知”需要下功夫才能修到，但其所谓功夫也不过是和佛教一样的打坐静心，或做各种冥想，以为只需虚静无欲就可悟天理、成圣人。 这两脉都基本屏弃了实践和事功，他们这些阐释和发扬，使得心学禅宗化、宗教化程度日益严重。如果说王阳明创立了核心为“致良知”这样一门叫“心学”的学说的话，那么，王畿等人显然就是在把这门学说朝宗教方向发展。如王畿大力宣扬“良知”是“范围三教之枢”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三教堂记》卷一七。，王艮本人及其泰州学派虽开始曾试图致力于“百姓日用之学”，但其晚期也一样过于注重孝悌，又多造悟道、梦兆一类近似神话之说，颇类宗教狂想，学风终不免也流于空疏。其后来者至周汝登这一脉，亦一直试图融儒、佛两家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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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0）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0） 六、忠臣、能臣、庸臣、佞臣和正人君子 与此同时，明代内阁体制的变迁，又使得明中叶和晚期的内阁首辅从明初的顾问角色转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类似宰相的角色，所以一旦坐上此位后试图长保其职，也是人之常情。但当时的党争剧烈，这么一来，明代所谓的“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朝野士人往往都要找一个“座主”来支持自己，不然实难出头，于是内阁首辅理所当然地成了“座主”首选。也因此一个首辅下台，其继位者以及他在朝中的门生弟子依然与他是二而一的事情，影响并不稍减。如前文说的杨廷和便是个例子，他虽然致仕离开了这个职位，但其后继者和六部尚书以及大部分朝官，还是一力秉承他的意旨和一贯方针，若不是嘉靖非常强硬地寻找一切机会对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旧有势力集团进行打击，以一种近乎蛮横无理的方式支持张璁，而张璁的个人能力又还比较出色，则朝中诸人依然还会以杨氏旗帜指向是瞻。 又由于宋明理学这种对道德近乎苛刻的追求，为首辅者若是真正的理学门徒，就往往会因过于遵循其道德体系而刚极易折，故鲜有在位成就势力者。如天启朝极受天启敬爱的孙承宗，崇祯朝的文震孟、钱龙锡、范景文等寥寥无几的几位正人君子，或如三番四次因同官阻挠不能入崇祯阁的学术宗师黄道周、刘宗周等人，便均是如此。这些人虽然私德良好学问极佳，朝野声望也相当高，但一来阿党比周，自古君子所疾，营造个人势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本就大异其趣，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二者他们出仕后，或不堪官场倾轧，或由于守正而得罪一方势力遭弹劾，或直言顶撞得罪皇帝，总之多会因各种原因匆忙去职，所以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和可能形成自己的势力。而其他心计深沉、柔而媚上之辈，如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等，则因擅处人又会揣摩、迎合上意，是以只要一登此位就可以在朝中翻手为云覆手雨，反倒能长期待在这个位置上并大肆培植个人势力，此中翘楚，又当推温体仁、周延儒。故嘉靖后，凡在内阁形成势力者，基本没有纯正的秉持理学、王学观念的士人。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而忽略个人能力、职业水准的“道德原教旨主义”，其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以崇祯朝五十位大学士中不多的几位正人君子和一些名臣为例，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末代大学士之一范景文事迹，见于《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在此处特意提到卷名，是由于此卷在整个《明史》中的体例特殊性比较值得重视，其开篇并不如其他列传一样先述人、事，却来了这么一笔：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这一卷，全是崇祯朝灭亡时的当场死节之臣，从这种大异常规的体例，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史书编撰者对这些忠臣烈士的褒许和敬仰之心，也稍可窥见明末清初时官方政治态度的特殊取向，如对待南明朝廷的态度和大顺军的态度等，在此不多论述，有志者可多自斟酌。 再接着读下去，问题就来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1）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1） 我们会发现范景文在内阁学士的位置上，除了些日常工作及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秉持其道德风范之外，并无什么其他可以称道的政绩，其可结传者唯死节一事耳。其实不止范景文一人如此，仔细看看崇祯朝五十位内阁学士传记，在内阁学士位置上政绩可采者余以为不过杨嗣昌一人而已，周延儒勉强还可算得上小半个，余皆碌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信矣。 譬如李自成进逼北京，崇祯咨询内阁诸臣意见时，范大学士的说话是这样的：“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要说起来，哪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也总得有个章程，譬如当时军饷匮乏，兵员不足，这些如何解决，而外援又从何而来，如何联络外援，时日几何等等，这些如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的法子则一概没有，而此外他又是“非臣所知”，那不是等于什么都没说？要这样说起来，我也可以大喊一声赶紧调集大军前来勤王，至于哪里来的部队怎么个勤王法，则非臣所知，这不是废话是什么？ 可问题在于：就算你明知道不妥，想说他错，他这话还真没什么大错，要说他不错，偏生他说的又全是废话，如此奈何？ 其实像这种说废话的情况，在崇祯时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也不是一个两个人这样，而是大面积、长时间地在发生着，譬如陈演、魏藻德这两位人品不怎么地的大学士，在崇祯议论南迁方案时，因知道崇祯意图南迁，他们心里又不愿意离开北土，于是干脆给崇祯来了个徐庶进曹营—— 一言不发，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表态。 按说皇上咨询你意见，无论是或者不是，你总得有个态度，可这几位愣是一点没态度，嘴巴闭得比大理寺监狱的大门还严，而且崇祯还不能说他们错在哪里了，搞得崇祯最后“耸身舒足，仰叹而起”吴乔、戴笠：《流寇长编》卷十七，崇祯十七年二月。。 当我读到崇祯“耸身舒足，仰叹而起”这一句时，突然间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崇祯那种椎心入骨的凄凉、无奈心情，这一声长叹，将他的心情表露无遗。 这两位大学士的不表态，在我看来，不但是另一种形式的废话，更是一种丑态。 比较而言，范景文虽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说了几句废话，但坚守待援的态度还是表了的，最后也终于死节，其大节和私德无可指责，不能算能臣，可确实还是个值得尊敬的忠臣、纯臣。陈、魏二人，一样不是能臣，他们本是传自薛国观、温体仁一脉，口碑原本就不怎么地，而《明史》列传中更说他们“演庸才寡学……演为人既庸且刻”、“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这两人既不想得罪皇帝，又不想被人指责，坚持不在皇帝咨询国事的时候说话，在境界上肯定落了下乘。 比较起来，范景文的表态虽然是废话没什么用，可至少还有职业道德，知道坐这个位置就要提供意见，而这两人则连这一点都谈不上，在我看来，没有过错的尸位素餐，也是一种犯罪。再从他们后来依附大顺军（结果是大顺军不要他们，榨干钱财之后把他们一刀给杀了）的举动看，他们一定不可以算忠臣，因此最好的结果，这一派大学士只能算是软骨头的庸臣。 再来看当时名满天下的宗师级大学士文震孟，他是天启时的殿试第一，道德文章俱是上佳，论人品、学问都可算是一代宗师，可他坐相当于现在副总理的这个内阁大学士职位，恐怕差得就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仔细看他传记，我们会发现除夸奖他学问文采好、道德风尚好之外，通篇不见什么具体业绩，就政绩来说几乎是个空白。而其他如李标、何如宠这些人的名字，我想除专业人士之外大约更鲜为人知，别说什么政绩了，哪怕是钱龙锡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仔细看其传记，也是除了党争事迹外，几乎无事可记。另外还有不是崇祯阁老，却大名鼎鼎被称颂为正人君子楷模的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也基本都保持了除了批人之外无事可采的“清白”风格，不过其事迹与其他事件有涉，暂且留待后文再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2）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2） 在那么多大学士中，私德比较好又还算有些才干的，就只有蒋德璟、李邦华这数得出来的几个，他们曾经有过一些还不错的具体的建议和业绩，不过也只能说能力虽有但并非大才，且他们大多畏惧崇祯，因而尽量回避正面冲突，是以终究还是无能为，只余多几份纸上谈兵的书生言。 总之崇祯朝的五十阁老，无论其为人道德如何，对整个国家而言，百分之九十都是无能阁老。 不过明季也有一位必须要说的内阁大学士，那是一位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未得到正确认识的文武双修的大帅、能臣和赤胆忠心的大忠臣。 那便是天启老臣孙承宗孙阁老。 孙阁老高阳先生，其能力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可以算是明季的最强者，且私德极好。只是他更多地关注于军事和边疆战事，又不结党，是以虽然连魏忠贤都十分畏惧他，但却对朝政起不了多大作用，这自然是性格和理念使然。 要一位刚正不阿的君子去结党，尤其是如他这样门生弟子遍天下，连皇帝都会因仅仅喜欢听他讲课而不愿意放他离开一步的长者去结党营私，哪怕不是为了个人目的，那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虽然他名列东林魁首，但他出手营救东林党人以及弹劾阉党，却纯粹是出于道义立场，丝毫没有一点掺杂了私欲的党争成分在内，而且也从不使用任何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这些，我想应该没有谁能指责说是缺点，是过错。 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因可贵优秀的道德品质及坚定信念而起的举动，虽然十分令人尊敬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可其对于整个国家和政治格局而言，客观的结果却并不很好，这又不得不叫人扼腕长叹。 政治，永远都不是一个可以讲道德的战场。 在这里，请允许我的思想放肆一次，随意去“如果”一下这段历史。 如果，孙阁老权变一点，通融一点，对自己不那么苛刻一点，那么历史将会怎么样呢？ 以阁老之声望，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辽东铁骑唯他马首是瞻，东林党人多有其门生弟子，天启帝对他敬爱有加，不欲身边一日不见阁老，他只需略微地结结党，朝中就完全可能又是一番景象。 更也许魏忠贤在天启五年那天夜晚，就不是被吓得半夜跑进皇宫围着皇帝床铺大哭，而是被孙阁老直接率兵清了君侧。以孙阁老的文韬武略，即使内阁次辅顾秉谦奋笔多少次“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皇帝半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宫发多少道飞骑制止，魏阉矫旨谕九门守阉设下多少埋伏，都是一样无用。这些在阁老面前，犹如薄薄一层吹弹得去的尘埃而已。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敢在崇祯二年视崇祯诏书若无物破山海关而出，就敢在天启五年破北京大门而入，这只需孙阁老一个眼色，甚至都无需言语。而京城那天晚上清君侧的传言，魏忠贤的半夜绕天启帝卧榻大哭，也都正好说明了这一点，魏忠贤最惧怕的、最无法抵抗的，就是这位孙阁老自辽东率军入来清君侧。 只是孙阁老如果真的率军清了君侧，那么他也就不是孙阁老孙高阳先生了。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悖论。 真正的孙阁老，在那一年的夜晚，不过只带一位幕僚、挟一袭寒衾、驾一骑单车，怀揣一纸奏章，奔波在试图为杨涟等六君子抗辩的入京途中而已。 历史到底还是无法假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3）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3） 大明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513年，王阳明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在南直隶滁州督马政。 而此时在欧洲的佛罗伦萨，有一位名叫尼科洛·贝那尔多·马基雅维里的人，写下了一本薄薄小册子，想以此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 这本名为《君主论》的小册子，第十五章第一节的小标题，叫做“道德幻想与严峻的现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许多人都对那些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是否实际存在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迷恋不舍，但是，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要一味假设而把现实置诸脑后，那么他学会的将不是如何自存，而是如何自戕。因为，谁要执意在任何环境中都积德行善，那么他在众多不善之人当中定会一败涂地。 确实，信仰和道德是必需的，但如果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遵循所谓的高尚的道德准则，那可未必真是什么“好事”。 孙阁老绝佳的个人品格和操守，让我无比尊敬，但恰恰又是这种绝佳的品格操守，彻底束缚住了这位明季第一强者改写历史的手脚，让他无法改换风气，不能在朝中树起一方势力，哪怕那是正义的风气和势力。 因为任何一种违背程序正义的手段，都是与阁老恪守的信念冲突的，哪怕实质再正义，他也绝不可能去采用。所以他才会孤身入京上奏章，试图以一纸肺腑之言去对抗魏忠贤那庞大的利益集团，他只能、也只会用这样的合乎他道德准则的手段来斗争。 由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这两样材料，混合铸成了一道紧箍咒，注定了孙阁老的抗争最后必然会失败。 清人对孙阁老曾有这样的感叹：“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如果说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袁崇焕、祖大寿等人是大明关门的一把把大锁，那么孙阁老就是这道门上最粗大的一根门闩。 “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原本明亮的天空，终于因此而日月无光。 内阁的情况讲过，且来看看他们的对手，那些言官们的状况。 明季言官之状况，与大部分内阁官员的状况正好相反，他们一向都对批评政府和皇上非常有兴趣，而且表现十分的激进。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因明代的拔士制度所致。虽然从来历朝的科场作弊者不是少数，但毕竟考官不是一位，且明朝的考官大多是由名望甚高者，譬如文震孟之流来担任，不然就无法服众，且就是皇帝自己也不会答应，因此有才学、有节操的士人，还是得以源源而进。 二是明代御史一类的言官职位数量极多。《明史·赵焕传》中说“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这一百六十位言官可不是个小数目，没有谁能尽数植其党羽，就是皇帝也没这个能耐，好像万历那样对去职的空缺一概不补，也到底没能躲过言官们的指责。 三是言官们不像内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极多的政治利益和现实利益牵扯。他们大多没有很复杂的利益关系，本职工作除了弹劾人还是弹劾人，而且即使你不弹劾别人，也有其他人去弹劾，所以少有能谋取好处的资本。我想，他们唯一谋好处的途径大抵也就是投靠内阁或者某一派势力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4）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4） 但是别忘记了，言官与清议可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倘若哪位言官由于投靠某个势力而惹了清议，其本身又没有如内阁那样大的权势，那么可以肯定他很快就会被赶下这个位置。所以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客观上也迫使言官们保持了一定的自律精神，使得言官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从思想到行动，都得以秉持了一种比较极端的、一切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 换个角度看，他们的职能恰恰就是纠察风纪、弹劾官员，而这种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又正好是这个职位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这是这个群体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 他们这种思想和价值观的好处是一切道德占先，坏处也同样是一切以道德占先却不讲能力，因此大部分人只会空谈。 又因为内阁体制变迁，使得内阁实质上逐渐回复到了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模式，权力极大，坐此位者莫不试图长保，这也是人之常情，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和延续。而真正的道德占先者则因刚者易折，往往坐不长这个位子，能坐长的大多是柔而媚上、工于心计者，如文震孟的私德、学问就极好，但却全然没有政治和经世致用之能，所以他做了内阁也没用，倒是周、温、薛一类的反而能颠倒众生，长期占据这个位置。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明季的言官和朝野清议始终与政府鸿沟巨大，处于鲜明的对立状态。 然而，虽然良好的士风士节在言官中保持得最为完好，其作用却不大，究其原因，乃是内阁们即使私德有亏甚至不学无术，但往往能获取皇帝和司礼太监的支持，进而压制言官，再加上他们手中掌握着实权，真翻了脸不讲道理胡来一气，言官们也只能无可奈何。因此言官们虽然经常占着理，在民间甚至朝廷上都可以赢得舆论的普遍支持，可最终少有能在斗争中占上风的。这种状况，也是明季政治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 七、针对士人们的“殿廷杀人”的廷杖制度 然而，即使是此种不多的难能可贵的士风士节，在起始于朱元璋蔑视仇视士人的心态及因此产生的陋制下，也于正德、嘉靖、万历等朝不断遭受惨重打击。 在明朝前期，除明太祖重八和尚偏好鞭杀、杖杀朝士，时常兴大狱摧残士人外，之后的永乐“靖难之役”和永乐夺位之后的大清洗属非常时期之非常手段，当属例外。和仁、宣朝，由于皇帝尚算清明，鲜有触目惊心摧残士人之大案。即使到英宗“土木事变”的王振肆虐时期，其政治虽日有颓势但于此节上却并无太大改变，盖因其无法对士人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摧残。这固然有其他原因，不过也与当时职权尚在府部有着很大关系，如于谦等六部尚书虽不能改换江山一洗朝风，可制衡、匡翼之力还是有的，而朝士之势亦颇强，群臣在代宗面前毙杀王振余孽马顺就是一例。其后虽有宪宗朝之权宦汪直为祸，但随即又有孝宗长达十八年的“弘治中兴”，因此对朝士之态度基本属有消有长的相持之态，未出现摧秀木的大风浪。 然自正德、嘉靖起，因皇帝及权臣受到的制衡越来越小，自皇帝到权臣，包括极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在内，个个作威作福，活人杀人决于一念之间，遂开始了对士人长期的、大规模的摧残。如以制度而言，尤以有“殿廷杀人”之称的廷杖制度为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5）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5） 前面说过，明代制度化的对士大夫进行摧残的手段，以廷杖为代表，因为此处罚虽然属于制度化的刑罚，在经过审理的案件处罚中也时有所见，但也可以全然无视各种法规，无须任何审理诘问过程直接执行。譬如在朝上一不小心得罪了权臣和皇帝，那便是想打就打，即刻扒了裤子立即执行。倘若只有皇帝可以用，那也算有点制约，可这项处罚却不然，只要皇上愿意，太监、大臣都可以拿来用，如张居正和魏忠贤就都假皇帝之名用过，因此这成了消灭异己的最好办法，也用不着想什么罪名，直接打死拉倒。而廷杖所具备的高残酷性、高侮辱性这双重属性，亦为中国历史所罕见，因此此法实乃最丑陋的恶法之一。 廷杖的残酷性，恐怕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其险其惨其荼毒之深远，足以令人闻之股栗。 廷杖第一可怕之处，在于可轻易取人性命。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和大腿被打上一顿棍子或板子，无非是痛一阵，最多躺个十天半月也就是了，很难想象只要挨上个几十下，就能让人丢了性命。这事固然值得追究，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受刑者能否活命除了和被打的数量有关外，还和执行者对受刑人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其实行刑者想取人性命或放人一条生路，都十分容易，而且其中关节巧妙，不易被发现。 我们先来看看廷杖是怎么回事。据关于廷杖的记载道： 凡廷杖者以绳缚两腕……至杖所，列校尉百人，衣襞衣，执木棍林立……须臾，缚囚至，左右厉声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以布掷地，凡绝者十之。列校行杖之轻重，必察二官之话言，辨其颜色，而黠者则又视其足：足如箕张，囚犹可生；靴尖一敛，囚无生理矣。胡承谱：《续只麈谈·廷杖故事》。 可见廷杖之下，杀人活人除皇帝的意思外，还得看行刑者的脸色，倘若听见说“用心打”又或者瞧见人脚尖向内一别，那么受刑者就得把这一百多斤交代出去了。即便受刑者最后侥幸没被打死，打完后把他往石板地上狠狠一摔，也可以将其摔死。有明一代，被杖毙之士人不知凡几，总之，这是一个有数道生死坎的鬼门关。 又，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大型纪录片《故宫》，其中第四集《指点江山》的解说词，将“着实打”和“用心打”的用途调了个头，把“着实打”说成决无生还之理，此为错讹之语。 廷杖可怖之二，在于即使打不死也会被打残，而且治疗过程也非常痛苦。 万历五年，首辅张居正权势滔天之时遭遇父丧，本应去职守孝，但他不欲离政，因此指使亲信上“夺情”疏章，为自己继续留任张本。所谓“夺情”者，是古代逢父母亡故，要辞去一切职务在坟前或居家守孝三年，有时至亲接连亡故，这一守就要好多年。但如果为时事所迫或为皇帝所命，于守孝期间出理政事，虽然是不得不尔，而其举实非为孝悌之情，所以叫“夺情”。 然而，极端重视人伦的嘉靖皇帝，曾经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颁布过一道命令：“命自今亲丧不得夺情”《明史》卷十七，世宗本纪：七月……癸丑，命自今亲丧不得夺情，著为令。，因此张居正“夺情”消息一出，三日内就有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五人先后上书弹劾，张居正大怒，遂勾连太监冯保，对这五人加以廷杖惩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6）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6） 行刑完毕后，校尉们把这五人用布拖出长安门，放在门板上，即日将他们驱逐出北京。当时吴中行已经气绝，幸亏一位叫秦柱的中书舍人带灵药赶来救治，才得以死而复苏，然却终不免残废，其状十分惨酷：他的腿被医生剐掉的腐烂肌肉多达数十块，大的和手掌差不多，深达寸余，以至一条腿几乎成了白骨，书曰：“一肢遂空。” 和吴中行一起受刑的赵用贤，是个大胖子，也许他因此少了几分被打杀的几率，也少了些因腿肉掉完而残废的风险。只是不知为何，他腿上掉的肉也要比吴中行的大点，基本都和手掌差不多大小。 但在此次事件中最出奇的，却并非受刑五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这位赵用贤赵大人的妻子。赵夫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现在想来必定十分坚强，而且作风相当泼辣，甚至可说悍骜了。 因为她把赵用贤腿上的那些腐肉，做成腊肉然后收藏了起来。 她这么做的用意，以我猜想不外乎几点：一是向张居正示威表示不忘此恨；二则这在当时实为抬高赵用贤声望的荣耀事，是时五人“直声震天下，中行、用贤并称吴、赵”；三是以此对自家后代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反正肯定不是做来吃就是了。 说她以此对后代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那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到了崇祯朝，首辅杨嗣昌在崇祯的要求下亦“夺情”视事，担负起剿灭农民军及抗清的大计。而赵用贤之孙赵士春秉承家风，上疏抗辩杨嗣昌夺情，其中有道：“臣祖用贤，首论故相夺情，几毙杖下，腊败肉示子孙。臣敢背家学，负明主，坐视纲常扫地哉？”结果赵士春被谪贬广东。 赵家祖孙二人并以攻击首辅“夺情”而被责罚，当时士人清议对此是极为推崇的。《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吴中行、赵用贤、赵士春传。 于此可见，这以赵用贤廷杖后腐肉做的腊肉，乃是赵家的传家之物。虽此家人之士节可敬，然此事仔细想来，尤其是那位赵夫人的举动，还是不免有些令人毛骨悚然。 至于廷杖的侮辱性，已无需多说，只需径自想象一下在大庭广众间被摁倒扒掉裤子就足够了。那些德高望重的士大夫，或白发苍苍的耆宿，或英姿勃发之栋梁，或为人师表或一门领袖，于人前、内室无不受人尊崇，而明人又素重礼仪人望，突然之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扒掉裤子露出私处，还得噼噼啪啪挨打，相信当事人在受辱后自觉威信扫地无地自容之心，是无法以文字言表的。 这种恶法，摧残的不单是，首先是士人们的自尊和信心，以及他们对这个皇朝和制度的忠诚，也正是在其他各种因素以及这种丑陋的惩罚制度的合力促进下，经过廷杖摧残十分酷烈及普遍的正德和嘉靖两朝之后，相当部分官员开始明哲保身，渐渐地趋向于极端个人主义，对国家安危和社稷宗庙采取了一种令人心寒的冷漠态度，这种冷漠的态度在明季政局，尤其是崇祯朝中，日益显露出来。 又，关于打这一刑罚，清代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曾以反讽笔法写过一段文，直看得人哭笑不得。其内容虽与本节无甚大关碍，但实为奇文一篇，故节选赘录于此，与大家共赏。 郑板桥在给“辽东三老”之一的李锴的书信中道： 刑律中之笞臀，实属不通之极。人身上用刑之处亦多，何必定要打此处？设遇犯者美如子都，细肌丰肉，堆雪之臀，肥鹅之股，而以毛竹加诸其上，其何忍乎？岂非大煞风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鹅之股，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我见犹怜，此心何忍！今因犯法之故，以最佳最美之地位，迎受此无情之毛竹大板，焚琴煮鹤，如何惨怛？见此而不动心怜惜者，木石人也……我又不知当初之制定刑律者，果何恶于人之臀，惩罚时东也不打，西也不打，偏欲笞其无辜之臀也。臀若有口，自当呼冤叫屈……圣朝教化昌明，恩光普照，将来省刑薄税，若改笞臀为鞭背，当为天下男子馨香而祝之。 真是妙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 ——从定策风波及阮马公案看明季东林党人之失 一、东林党人的舌头与骨头 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亡于一个字，便是那个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颁布理学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开始“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到明中叶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断地推波助澜，几乎完全屏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体用不分，纯以道德文章为唯一衡量标准，只重节操不重才干，造就了一大批只会与“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余则一窍不通的道德宪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状况江河日下。 崇祯帝缢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这个“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就一直孜孜于这个“正”字，并以为这是天下之本。 话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正”也得看怎么个“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就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官污吏，却又未必一定无气节。这个“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实在很是耐人寻味。 好比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还有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乃至著名的南明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迹，就都有着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他们虽然也很“正”，但他们那种“正”法和表现，却颇令人齿冷，甚至于叫人心寒不已。有关刘宗周和黄道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兹摘录于下： 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就迂腐和褊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度地进京任职。这正如俗语所说“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想依靠这种人挽救危局无异是缘木求鱼。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的行为也极其诡异。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时他既不用旧官衔，也不用新官衔，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说，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在明末江淮诸臣中，路振飞敢于同南下的大顺军抗衡，对明朝而言可谓忠心耿耿。刘宗周却以总宪的名义上疏建议处斩；高杰、刘泽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拥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没有可杀之势。夏完淳说：“宗周谓泽清等可斩也。泽清固可斩也；处南都之势，发此危言，不足以壮国威，且速其祸。于是，四镇合疏纠宗周去；（姜）曰广继之……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据归庄说：刘宗周“后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飞）之误”。刘宗周的慷慨陈词，主观上是显示自己的凛凛正气，客观上却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的矛盾。当刘泽清等勋臣以他自称“草莽孤臣”和建议弘光帝进驻中都凤阳是犯上作乱的谋（凤阳没有城墙，有高墙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极力辩驳，声称自己“不受杀”。特别奇怪的是，黄道周被召为礼部侍郎，他写信加以阻止，说什么“际此乱朝，义不当出”。黄不听从他的意见，他又结怨于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道周奉使绍兴祭禹陵，这里正是宗周的家乡，多次请见，等了一个多月，他不仅避而不见，还在扇面上写诗一首叫黄道周滚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时，他派人到处找黄道周，道周已经随唐王朱聿键赴闽。他才后悔“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决定绝食自尽。门生劝他道：“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宗周当时已六十八岁，起义抗清确有一定困难，可是，他的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的消息传来，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可见他的所谓“正命”不在年老。绝食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沧海横流，黎民涂炭，社稷危如悬发，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第二天，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说：“语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倡，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最后终于饿死。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 关于被顾先生称为行为诡异的刘宗周在起复后对弘光自称“草莽孤臣”及对道周所说之奇谈怪论等，余以为无非都是不认同弘光为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祯殉国时其为布衣的身份，并以弘光朝为“乱朝”，此种行为，实在令人无法评说。 说回正题。 我们还是先就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位大“奸臣”有关系的一些事例铺展开来，看看明季东林党人的这个“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么作用。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明史》将其与温体仁、周延儒、阮大铖等一起列入奸臣传。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初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到此时，马士英的仕途都是颇顺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抚后仅一月，就开始动用公款贿赂朝贵，结果为镇守太监王坤揭发，被罚遣戍，随之流寓南京。 而马士英之后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势与一方坐大，与当时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铖，有极大关系。马士英与阮大铖两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熟识起来的，但也从此时开始，他们被东林党人及大多史家指为阉党和大奸大恶的人物。 可实际上，阮大铖的名挂逆案与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认真追究起来，这两人与被指的这些罪名，都颇有些不搭边。 先说马士英这个“奸臣”的冠名。 马士英被流放南京后，为阮大铖推荐，由周延儒所起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而周延儒原本就是东林一脉，做首辅时所拔之士颇多东林，后来因钱谦益一案为东林所指，双方关系遂告破裂，但其于崇祯十四年二月重入内阁，却是在东林一脉的复社领袖张溥游说下复归东林体系，然后由东林党——复社一脉联合了最被他们所鄙视的魏忠贤“逆案”中人阮大铖、冯铨等人，采取贿赂内监、后宫等不正当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认真说起来，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马士英也可以说属东林体系的。而马士英本人的政治态度，当时来说本就倾向东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和后世史家在论及南明局势时，却大都指责因马士英当政掌握大权，又起用“阉党”阮大铖任用“逆案”中国殃民，排斥东林党，并将史可法排挤在外，曰“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朱一是：《为可堂集·周雷赐死始末》。，以至南都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钱谦益等东林党人掌权，大明社稷就不至于沦亡，甚至可以起复东南之意。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这等说法还大大地有移祸东江的嫌疑。 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将弘光朝倾覆之责轻轻一推，全都压到了马士英与阮大铖的身上，却把东林党人洗了个清白干净。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东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尤其于对立方及中间人士，乃至一些党内异己者的记叙，殊难取信于人。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马士英得势当政、史可法失势出京督师，并非全出自马士英之阴谋和手腕，甚至可以说马士英当时是半主动、半被动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观上，形成这一局面的推动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大批东林党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3）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3） 思庙煤山殉国以后，自安徽起的南方大部分地区依然处在残明政府的统治之下，因此谁来继统的问题，显然成了那时的头等大事。当时有条件有资格继承大宝的人选大致有四位：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还有一位是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 但是前三位藩王中，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的辈分要大崇祯一辈，是万历皇帝的儿子，且两人当时身在广西；而潞王朱常淓则干脆就不是万历这一脉所出，乃是万历的侄子，辈分也是同样大了崇祯一辈。不过由于他和福王朱由崧，还有另两位旧藩周王、恒王当时都在淮安，因此就地理条件看，十分勉强地也可算一个人选。 只是在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朝士们孜孜以命抗争的就是这份血统亲疏和长嫡，所谓的伦序纲常，按照他们的那套理论，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两藩都居长，而朱由崧又是其长子，和崇祯是同一辈，乃是崇祯的亲堂兄，所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依嘉靖继位的“兄终弟及”先例，他都显然优于惠、桂二王。 至于潞王朱常淓，不但血缘关系隔了一层，连辈分也要大崇祯一辈，所以怎么看都不太可能轮得到他。 但偏偏这个时候相当部分的东林党人却开始自己扇起自己嘴巴来，他们闭口不讲嘉靖“大议礼”和万历“争国本”时那套被奉为“万世法”的伦序纲常了，却开始讲起“立贤”来了。可见，人身上的舌头这玩意儿，真是件最没骨头的软东西，随时能翻来覆去，当真好用得很。 其时在籍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在知道思庙殉国的消息后，数度奔波于家乡常熟和南京之间，以“立贤”之名四处鼓动朝臣们拥立潞王朱常淓，而支持他的有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山东佥事雷縯祚、礼部郎中周镳等人，这些均是东林体系的骨干。其中少数人拥谁的态度各书记载不一，但是他们不拥福王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他们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反常，只因他们并非真的是在讲什么“立贤”。 明代的藩王，自宁王以后，充其量也就是个大地主，这几位藩王在封地时，被中央政府看得死死的，一无政绩二无实权，了不起只能收收租，有什么贤不贤的。而他们想拥立的那位“贤”潞王朱常淓，后来的事实更是证明他不但不贤，还是个十分无耻全然没有气节的人，比之福王弘光帝大有不如。在清军破江南攻打杭州时，城下的明军与清军正在大战，他却在城上以酒犒劳清军，一心只要献城投降，如此数祖忘典的无耻之人，到底何贤之有？ 因此说到底，所谓的“立贤”，不过是部分东林党人出于一己私利提出的口号而已。 他们既拿不上桌面、也不能说出口的真正原因，乃是福王朱由崧的奶奶、老福王朱常洵的母亲，正是万历朝“争国本”事件中的主角之一郑贵妃，也是后来泰昌和天启时“红丸”、“妖书”、“梃击”等案的主角，是东林党一直以来的大对头。正是因为东林系前辈及东林党人的抗争，万历皇帝和郑贵妃试图谋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算盘才落了空，而朱常洵更在其后还被迫离京，去了洛阳就藩，以至最后死在了李自成手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4）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4） 此刻的残明南京政府中，东林一脉人士占据了相当优势，可以想见他们当时必然非常惧怕小福王朱由崧继位后来个秋后算账，对东林党人进行打击报复，因此他们是怎么都不会愿意看见小福王朱由崧坐上皇位的。 对此，《明史》亦有记曰： 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而当时另一位实权人物，东林烈士左光斗的门生、残明首席重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态度，则显得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他一方面心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论血统，都是福王朱由崧当立，如果另立他人，尤其是立从哪方面看都不太合适的潞王朱常淓，只怕马上就是一场天大的，这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下，是相当冒险的举动，完全无法预料后果。 可问题在于他又是东林魁首之一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福王一脉继位必然也和大部分东林党人有同样的疑惧，再加东林势力对拥立福王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使得他非常矛盾。在此种难以取舍的情况下，他悄悄赶赴几位藩王所在地的管辖长官凤阳总督马士英处，与其商议大计。 他之所以要去和马士英商量，并非因为马士英和他私人关系好或者其人官位够高，也不是因为马士英见识过人，而是因为马士英督下有着几镇总兵率领的大批部队，手里抓着枪杆子，而福、潞两位热门候选藩王此刻又恰恰在他治地内驻足，因此无论想立谁做皇帝，都必须先要和他达成一致，在这个时候，马士英可说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种对形势的最基本认识，史可法还是有的，而且说做就做马上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从此点看，史可法比之钱谦益之流，政治眼光还是高了不少。 而马士英此刻的态度颇亲东林，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此书原署名陈贞慧，笔者手中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于2002年9月出版的《三朝野记·外四种》内，署名亦如是。但据顾诚先生考，此书当为定策参与人之一姜曰广所作，之所以误挂陈贞慧名下，乃因陈氏有著《书事七则》，书名相仿而至讹误。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由此可见，“拥潞”一派的东林党人所谓的为国“立贤”，压根儿就纯粹是为自身利益而罔顾社稷打出的一句口号而已。倘若他们真的是为了国家社稷“立贤”舍福王拥潞王，则当坚持“拥潞”力争到底，这一国之君、皇帝人选，岂是能如儿戏一般说换就换的？！ 从这点上说，钱谦益、吕大器等人比之万历时期的东林前辈们，风骨相去甚远，正是东坡居士所谓的一蟹不如一蟹。无论那些东林前辈出于什么原因，单论他们为了一个理念就敢不惜丢官丢脑袋，敢不顾私利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皇帝以及反对势力抗争到底这一点，就远比钱谦益等辈强得太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5）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5） 二、定策风云与“史出马入” 残明的大局，看来就这样定了。 有可以统领朝士的首席大臣兵部尚书史可法、掌握几镇兵马的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东林党和朝臣们的赞同，桂王朱常瀛这皇帝位子似乎已十拿九稳了。 只是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真是一点不错。对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马士英这几人来说，祸福变幻真的只在旦夕之间；而对残明政局来说，则当真也是天有不测风云。 福王朱由崧原是理所当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一夕之间变成了什么都捞不着，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潞王朱常淓，却得了个兵马大元帅的位置，而桂王朱常瀛这位崇祯的叔叔辈，更是平白就要拿张皇位来坐坐。 福王朱由崧当然不会甘心，同时也自然有人看不过眼。一个老福王朱常洵曾经的仆人，这个时候就看不过眼了。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虽然大多时候他们再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不能影响任何大局，但有的时候他们一动却能震动天下，会很要命的。 问题只在于他们在什么时候动，怎么动而已。 很多年前，有位叫唐雎的匹夫，就因为觉得那位强秦的国王太过骄横，实在看不过眼，于是发了发他的布衣之怒，结果差一点就是三尺之内伏尸二人，血溅五步天下缟素。 可见有时候血溅五步的匹夫，不但可以叫能让天下流血千里的国王低头，甚至还可以让天下都缟素。我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这一点了。 而现在这位看不过眼的老福王朱常洵曾经的仆人，还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仆人，因为此人无论从身体上还是身份上来看，都十分特殊。 这位仆人是个太监。 老福王朱常洵在北京的时候，身边有位绰号“胎里红”的小太监叫卢九德的，很是得他欢心。在朱常洵离京就藩后，他大约凭借福王的照顾亦或者是靠自己的能力，也可能是两者都有，总之是一路高升，到了崇祯朝，已经屡屡监军，手下节制过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刘良佐、陈永福等名将、悍将，也与农民军连番大战过，曾任总督京营太监，现在正好是守备凤阳的监军太监。 作为宫中旧人，他当然知道多年前那朝中宫里的一系列故事，譬如“争国本”；他也很清楚眼前这位故主之子，现任的福王朱由崧是当前最有资格的皇帝候选人。而征战沙场多年的经历，更让他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硬道理。所以他在得到福王朱由崧的求助手书后，马上就去找来了这世界上最硬的道理——枪杆子。 后来弘光朝四大镇中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虽然此刻隶属总督马士英麾下，但也多曾是卢九德的监下将领，大家是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出生入死过的亲密战友。因此当卢九德对高杰等人一摊牌，亮出福王朱由崧的手书，说明要拥立福王做定策功臣的计划后，这些在明朝历来被文臣们压制的武将马上知道，他们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因为有明一代从来重文官轻武将，除太祖开国功臣之外，大概只有那位传奇人物李成梁可勉强算一个，此外就再没有武将能位极人臣的。因此眼前这场富贵之大，是他们做梦都没想过的。 至于另外一镇山东总兵刘泽清，在开始时虽然曾一度附和东林势力的意见，支持拥立潞王，但这时一看自己兵力远远不敌拥福王的三镇，遂马上见风使舵也表示效忠福王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6）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6） 而此刻“拥桂”计划的倡议首臣之二，凤阳总督阁下马士英，也正好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凤阳。 要说马士英刚和南京首席重臣史可法两人密谋定下了“拥桂”大计，是制定此项计划的人员中实实在在的二号人物，何以又会灰头土脸回到凤阳了呢？ 因为他的官，还是小了些。 马士英此刻其实是相当倾向于史可法和东林党势力的，所以唯史可法马首是瞻，在“拥桂”计划中表现得很积极，后来他得势时也曾对东林骨干姜曰广承认道：“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 然而，对那些在南京的朝臣和东林魁首们来说，他马士英却依然不过是个地方官员，其身份还不够与他们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尽管他是封疆大吏，掌控着福、潞两藩，手握重兵，而且还是南京一带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却也一样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写到此处，我实在有点忍不住，必得叹上一叹方才甘心，曰：腐儒不足与计耳。 因此当马士英在浦口向南京的朝臣和东林魁首们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前来浦口与会，共商“拥桂”大计时，东林魁首们十分高傲地认为，区区一介马士英根本就没资格和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如此重大的问题，所以只派了两名小人物去应付一下，带回了“凤督定迎桂矣”的消息，就拉倒了。 第二天，史可法确认“拥桂”计划的书信抵达南京。 马士英就这样碰了南京朝臣们一个软钉子，于是他灰溜溜、悻悻然地回到了凤阳。 谁知道他一进城，却骇然发现自己手下的大将和部队云集城内外，且已经清一色地倒向了福王朱由崧，于是“士英度势之成也，敢无支吾，遂隐其前说，且乞附盟”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顿时马士英和其麾下三镇总兵及山东总兵“拥嫡”遂成定局。 马士英是个官场老手，一进凤阳他就明白了形势至此，自己已没其他路好走，只能顺势倒向福王朱由崧，不然的话，别说什么仕途，只怕马上连性命都难以保全。因此他立刻附盟，与卢九德及诸镇总兵一起在凤阳皇陵前盟誓拥立福王，顺水推舟地做了文臣中的头号定策功臣，也成了唯一一名参与“定策”的高阶文臣。 至此，弘光朝一套完整的内监、文臣、武将嫡系班底，就全部凑齐了。 不过这会儿可千万别急于去指责马士英贪生怕死或者趋炎附势。 因为首先是此人并不怕死，他身上有很多缺点甚至污点，但唯独这骨气却肯定是不缺的，至少于我看来，此人在气节上要比钱谦益，甚至于黄宗羲之流的所谓东林领袖们都强太多，此条且容后细谈。 其次呢，则是史可法和南京的朝臣及东林诸君子们，在知道凤督、四镇拥立福王后，也和马士英一样，马上城头变换大王旗——表态同意立福王了。 犹有过之的是，他们马上又开始为马、卢、四镇定策之举邀功请赏，而原本叫嚣拥立潞王的那位吕大器，在知道福王先充任监国后，更是提议朱由崧不用做什么监国，后天直接就登基做皇帝算了，连一贯需要的遮羞布都不用了；李清：《南渡录》，卷一。钱谦益也同样干脆，一转身就跑去逢迎起东林的死对头“阉党”分子阮大铖来。 因此在“拥潞”、“拥嫡”态度变换这点上，还真是谁都说不了马士英什么，盖因史可法和那些东林党人亦无外如此而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7）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7） 不过这个时候在浦口的史可法，还不知道凤阳的不测风云，尚自在写信给马士英商议“拥桂”事宜，信中说到不立福王的原因时曰：“福王则七不可，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老实说，这些话说得比较狠，也比较不实事求是，譬如不孝不读书云云，基本上就是个指着鼻子骂人的套路，把福王朱由崧从私生活到道德品质以及个人素质、从政能力等通体骂了个遍。 马士英老于官场，一得此书，顿时知道自己已然稳稳坐上了定策首功之位。 后来史可法在知道拥立福王已成定局之后，也自然知道这条把柄的厉害，所以曾向马士英求还此书，并表示若马士英将此书还他，他将“终不相忘”。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史相国督师》。据姜曰广《过江七事》中说，最后史可法甚至对马士英威胁道，如若你不还我此书便是“汝杀我耶！”，于是马士英到底还是将此书还了与他。 只是原件虽然还与了史可法，马士英终于还是留了份抄本在手里。 其实无论马士英有没有将此书还给史可法，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在这场“定策”斗争中出局都已是必然之数，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正是他自己和钱谦益、吕大器等一批东林党人不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私心杂念。 福王朱由崧是个无能庸人自然无需多说，违错章灼比比皆是。而且他自父亲被李自成所杀后，生活也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在被拥立监国、继位前，其处境是十分艰难的，甚至一度要靠亲戚们的接济来度日。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军击破洛阳，把老福王朱常洵一刀杀了，将其血、肉与鹿肉一起煮成一锅“福禄酒”，赏赐给部下吃了。朱由崧和嫡母福王妃邹氏邹氏本人已无子，朱由崧是侧室所生的庶长子。、舅邹存义，福王府的部分官吏及仆佣合计两百余人侥幸逃脱，避难于孟县。当时的河南巡抚高名衡向崇祯帝汇报说，朱由崧尚无子女，母子俩相依为命，形状十分可怜。崇祯帝听说后，马上专门派了四名官员、太监去收敛自己亲叔叔老福王的尸体，给他料理后事；又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三人，携带银两前往河南接济、慰问朱由崧母子。《国榷》，卷九十七、九十八。 同年九月，朱由崧母子返回洛阳。 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崧在洛阳袭封福王位。 等洛阳再次被李自成军攻陷后，朱由崧这次一路逃到了河南卫辉府的潞王朱常淓处。据弘光朝苏松巡按祁彪佳的日记中言，潞王朱常淓的手下曾告诉他，在此期间朱由崧生活无着，只能靠潞王朱常淓的接济度日，即所谓“今上遇难，潞藩周旋诸事”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之后，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又一起逃到了淮安西湖咀。 在朱由崧生活艰难处境如此狼狈，又理所当然伦序当立的情况下，如果史可法和东林党人拥立他，不怕他不感恩戴德。而看他日后的作为，也可知道他压根儿就不想建功立业，是以大可把他供起来享福，自己则放手去做为所欲为的，绝无可能让区区一个马士英以及几镇小小的总兵官一夕坐大，更别说阮大铖这样背负恶名的在野人士了。 对这几点，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曾先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借此否定拥立潞王朱常淓，接着又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此言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倾向，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8）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8）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史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极度让人失望。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顿时缩了回去。他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虽然大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抑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 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且目前是个什么情况都还不是很清楚，再加这迎驾的全套仪仗摆出去，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 是以“拥桂”一策，最大的好处就是东林党人没意见，也多少给了讲伦序纲常一派大臣们一些理由，唯独其中全无一丝为国家社稷的考虑，也无一丝顾念故主崇祯帝的意思在内，纯粹是史可法为了安抚东林势力而想出来的一个大昏招。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毫无一点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从气节和品格上看，他也没能做到一心为国或对崇祯帝死而后已，一遇阻力和反对，连仗义执言的勇气都没有，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直如陈元龙与许汜之上下床之别，编者注：《三国志·魏书·陈登传》：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相去何止千里。 在凤阳“拥嫡”成为定局后，马士英率军五万，拥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荡荡直奔仪真，福王在那里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马士英则率大军驻扎不动。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马士英疏：闻南中有臣尚持异议，臣谨勒兵五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志危险也。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史可法同船抵达南京城外，南京各部官员赴城外觐见朱由崧。 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率众拜谒明孝陵，然后自西门入城。 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就任监国。同日，高杰、刘泽清等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 五月初九日，马士英自请入朝，拜表即行。 五月十五日，监国朱由崧登基，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五月十六日，弘光帝以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加马士英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又以原户部尚书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王铎诸人俱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9）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9） 随即史可法陛辞，离京督师，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马士英入直。 史可法在弘光朝政局的第一轮较量中，出局。 其实在高杰、刘泽清于五月三日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后，史可法等人已知与“拥嫡”派有隙，再加前阵首鼠两端，反对本来就伦序当立的弘光帝继位，搞“拥桂”、“拥潞”等方案既得罪了弘光，又导致定策之功全归马士英与四镇武将，照这势头搞下去决无好果子吃。于是他们急忙开始为拥立弘光帝的马士英及四镇请功，试图以此换取弘光帝及马士英、四镇将的好感，同时开始拉拢上游坐拥重兵的左良玉，以图日后抗衡四镇。 史可法遂于五月八日上疏，奏请将黄得功、左良玉自伯进侯，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封伯，马士英和卢九德两人之功则合诸镇之全，爵赏应另行商议，群臣也均附议之。 可惜的是，史可法之前在“拥桂”时大肆抨击弘光不当立的“七不可”之事，已经决定了他不会得到弘光的好感，因此后来史可法之离京，固然有其不得已之处，亦不得谓其中完全没有避祸之意。 而弘光本来就穷困潦倒好长一段时间了，刚知道自己是伦序当立的第一合法继承人，正满心高兴之际，突然又被东林诸人纯粹出于私心杂念的“拥桂”、“拥潞”行动搞得差点无容身之地，于是万般无奈、狗急跳墙之下，去找了那些原本不上台盘的镇将来支持自己，这才惊险万分地夺回了皇位，他此刻对马、卢、四镇将等正是感激不尽的时候，对史可法和东林党人的不满甚至仇恨之心则可想而知；而这些“拥嫡”的人马，原本只是地方官员和偏裨之将，只有一个高杰算是总镇级总兵官，此刻都知自己有定策大功，正指着这桩功劳富贵呢，所以这会儿再怎么封他们，他们都会觉得这全是拜弘光和马、卢等人所赐，且本就是应该的，决计不会领史可法和东林党人这个情。 更糟糕的是，马士英此时已不是加几个空衔能打发掉的，他要的是实际权利，要的是入阁，他觊觎的是首辅之位。但史可法等人不但没有满足他，甚至还试图让他继续长驻江北督师，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有心将他排斥在南京权利圈之外。而高杰、刘泽清于五月三日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的举动，显然是弘光、马士英、四镇将早有预谋发出的权力更替信号，因此五月九日马士英便自请入朝，且不等弘光答复，表章一出就动身直入南京，若非事先与弘光有默契，他马士英焉敢至此。 黄宗羲对史可法等人此种“亡羊补牢”的举动的看法，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他评论道：“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无能为矣。”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确实无能为矣。 五月二十日，史可法黯然离开南京，过江前往淮阳督师。 诸多史籍以及后世史家评论，都将此事件中“史出马入”之结果，作为弘光朝的转折点，认为自此小人当道朝纲日坏，最终导致弘光朝很快就覆灭了。 事实上这又是一个大大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观点，此种说法究其本源，依然还是出自部分东林党人那点不可告人的私心杂念以及狭隘的门户恩怨之见。 在史可法过江北督师后，弘光朝中的形势依然还是不错的，单只史可法与马士英两人之去留，其实并不影响大局。当时东林党人如愿以偿，新晋的朝中大臣人选基本都是秉东林党人的意愿所拔，大多是东林骨干，而在野又名声甚高的刘宗周等人亦先后被起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0）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0） 最关键的是，马士英本人自来甚少门户之见，如东林系的抗清志士陈子龙在其自撰的年谱中就道： 贵阳（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傥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陈子龙诗集》附录二《陈子龙自撰年谱》。 且他对东林亦无任何敌视，不但没有敌视，他主观上还是非常想和东林修好的，也确实花了大力气，做了相当的举措维护了东林体系人士，着实救了不少东林体系人士及他们家眷的性命和仕途。一位亦属东林体系的求社、几社成员杜登春这样说道： 南中建国，贵阳马士英为娄东（张溥）好友，一时拥戴窃柄，甚引重东林，起用钱（谦益）、徐（汧）、陈（子龙）、夏（允彝）诸君子……复社中失节者（即北京降大顺者）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杜登春：《社事始末》。杜登春是陈子龙好友，同属晚明文学流派“云间派”。柳亚子诗云：“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其中“湘真”指的是《湘真阁集》，作者便是有“云间绣虎”之称的“云间派”首席陈子龙；“玉樊”指其弟子抗清烈士夏完淳的《玉樊堂集》。杜登春与夏完淳也是好友，夏完淳是夏允彝之子，十五岁时随陈子龙和其父起兵抗清，其父先殉国，夏完淳亦于顺治四年被洪承畴俘杀，时年仅十七岁。他的尸体由杜登春送还松江，葬于小昆山下荡湾村其父夏允彝墓侧。夏氏父子著有《幸存录》、《续幸存录》，内容大体为东林事略。 再者，马士英在举荐阮大铖的问题上与东林党诸人闹僵之后，亦未尝便有敌对之意，他还是试图与东林党人搞好关系。双方出现裂隙后，他与东林名士姜曰广有天在内阁闲聊时，说起复社领袖张溥乃“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广嘲讽他道：“公哭东林贤者，亦东林耶？”马士英当时的回答就颇有委屈意，道：“予非畔东林者，东林拒予耳。”言语中这一个“拒”字，可见其人对东林本无恶意，且颇有归东林之意。当时另一位东林系大臣高弘图也在场，他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遂居中周旋，马士英于是“颇有和解意”李清：《三垣笔记》卷下；《明通鉴附篇》卷一，下。。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何以最终双方依然闹至不堪收拾而决裂？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东林党人狭隘的门户之见，以及那些自私甚至嫉妒之心。 三、五百年作者、有明一代唯一诗人之奸臣阮大铖 东林一脉孜孜不倦针对的，便是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一事，双方因此至水火之势，此事亦往往被东林一脉及后世史家举为马士英企图为魏忠贤“逆案”阉党翻案的证据，也是马士英名登《奸臣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这阮大铖的生平事迹以及和东林的恩怨也必须要仔细说说才成。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其人美髯须，民间又称“阮胡子”，极具才华，是明季著名的才子，甚至被推许为“江南第一才子”。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乡里。他先前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与东林烈士左光斗是同乡，故阮大铖早年也是东林少年。此人之品格固不值一提，但与他是不是阉党，又是不是罪大恶极却是两回事。 天启四年（1624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按序应是阮大铖当迁，左光斗遂招其前来上任。哪知东林骁将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以“察典”将近，即将与齐、浙、楚三党及魏忠贤展开大战，而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斗争中东林损失又颇大，是以他们欲任用更近东林核心的魏大中以增加战斗力，于是将阮大铖补去了工科，由此导致阮大铖与东林结怨，改而去走魏忠贤的门路。对此，有“归奇顾（炎武）怪”之称的归庄曾点评到：“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归庄集》卷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1）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1） 而披阅诸书所记，阮大铖当时确实并无实质性的助阉党之劣迹，基本只是求官而已。此种行径，盖为明季官场之常事，就是东林人士亦甚精通，且所谋官职之大、涉及面之广几近匪夷所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崇祯十四年（1641年），前首辅周延儒之再次被召复登首辅之位，便是复社领袖张溥合朝野之力，勾结“逆案”要犯冯铨，以白银六万两（一说二十万两）买通太监与田贵妃，历时两年的运作结果。这其中，也有阮大铖贡献的一万两银子和气力。文秉《烈皇小识》卷七：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明季北略》卷十九：宜兴（周延儒）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州（铨）也；奔走而灵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 周同谷《霜猿集》诗注：“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所谓要津，宦官宫妾而已。假吴昌时以通内，遂得奄人为内主，而绣鞋得附田妃之足矣。”孟森先生校记云，有一本于“鸠金”下有“二十万两”四字。 夏允彝《幸存录》、陆世仪《复社纪略》等诸书亦有张溥等人以贿起复周延儒的相关记载。而冯铨者，乃魏忠贤义子，是其手下的头面人物也，著名的魏家阁老。 同是勾结阉党，贿赂太监和后宫去买官做，而张溥替周延儒这个著名大奸臣买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可依然是正人君子的领袖，阮大铖只是想索回其当得之职，便成了一辈子的阉党走狗，一般事体两样结果，何也？ 庄子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果然窃国者仁义存焉，信矣。 阮大铖通过魏忠贤门路得官后，又畏被东林围攻，不到一月即辞官归乡，旋即被召回任太常少卿，数月后又乞归，是以在朝时间极短，即便他想做什么坏事，也做不得多少。且观诸记载，如《明史》所记之“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栩栩自矜……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云云，俱为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语，难以为实据。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论及此事时就道： 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 话说回来，即便《明史》字字确实，这了不起也只是失其当得后的泄愤之语，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恶行。如果这种言行就要列入“逆案”，只怕当时朝中的大臣要去掉一大半。阮大铖之所以名列“逆案”的真正原因，诚如顾诚先生所言，是其再次得罪了东林党人。 魏忠贤被崇祯击垮后，阮大铖当然明白魏忠贤集团肯定是完了，可他对本朝“党争”之来龙去脉甚为清楚，崇祯是否会因此对“党争”各集团一并打击，一时间却吃不准。于是他写了两封疏，其中一份独攻魏忠贤集团，一封则叫《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写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整个党争过程，并攻东林党和魏忠贤集团的党争，他将两书送到北京友人杨维垣处，要杨维垣看大势所趋而递交其中合适的一封。谁知有所谓交友不慎，杨维垣恰好指东林与魏忠贤集团同为邪党，正与编修倪元璐互攻，一见此疏自然喜出望外，于是选了能帮自己忙的《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呈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2）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2） 结果自然是满朝舆论大哗。 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当时朝中之东林几为魏氏一扫而空，新君崇祯继位后扑杀魏党，东林诸公均寄希望于藉崇祯之力东山再起，在这个关键时刻，阮大铖却指控东林集团和魏忠贤集团均是通内乱国的党争派系，若阮氏此疏得用，则非但大批在野东林人士仕途复起之望就此断绝，就是在朝孑遗者亦处于随时获罪的境地，而东林党孜孜以求重掌大局之心就更别提了，势必全盘覆灭。是故东林诸君其时对杨维垣、阮大铖之切齿，犹过于阉党，就此种下了东林党对其念念不忘，十数年来一直对其进行狠狠打击的根源。 于是朝野之东林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最后在魏大中之子魏学濂的指控下，虽然查无实据，但刚起用为光禄卿的阮大铖，依然以“阴行赞导”的罪名被定入“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均废斥在野。 这就是阮大铖名列逆案的大致过程。其实撇开人品不论，阮大铖之名列“逆案”，实在是很有些冤枉的。 阮大铖被硬拽进“逆案”后获罪在家闲住，郁郁不得志，于是整天以诗文会友。他本就极具才气，获罪的理由确实又很牵强，原又是东林一脉，所以游宴倡和的诗友中倒有相当部分是东林名士，还有不少明末的遗老、死节之臣或抗清英雄，如范景文、史可法、文震亨、钱秉镫（澄之）、王思任、茅元仪、张岱等。 其中明末史学、散文大家张岱在携三位友人去拜访阮大铖时，就曾对他的际遇有“圆海被谤山居”张岱《琅嬛文集》，《阮圆海祖堂留宿》二首之一：剧谈中夜渴，瀹茗试松萝。泉汲虎跑井，书雠豕渡河。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原注：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嘲）。边警终紫虑，尊前费揣摩。之叹，以为其名挂“逆案”实属被“谤”；而陈子龙的弟子、抗清义士夏完淳则说得更为直接，干脆称之为“奇祸”、“枉案”： 阮圆海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指阮大铖获罪之《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云乎。夏完淳：《续幸存录》。 后来大顺军逼安徽等地，阮大铖转入南京。金陵本是脂粉之地，才子佳人云集于此，而阮大铖的诗文才华，堪称冠绝当时，是以与南方士人交接来往，过得也还算不错。 关于阮大铖的诗文才华水准，古人之论暂且不提，只从近代大家的评述看，也足可见确实不可小觑。陈寅恪之父、近代著名诗人陈三立（散原）曾于阮大铖《咏怀堂诗集》书衣之上手书评曰：“芳洁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而章太炎则说：“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谢客之精炼，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鲜矣。”钱仲联主编《明清诗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大有云其五古水准，明清两代无人能过之意。而胡先骕先生更是直接云其为“有明一代之唯一诗人”胡金望、汪长林点校《咏怀堂诗集》，黄山书社，2006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3）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3） 以此几位先生之造诣，曰可以标为五百年来一作者，曰明代诗人如大铖者鲜矣，曰有明一代唯一诗人，斯言几可盖棺定论。然而其人除诗文之外，尚善音律词曲，目前知道他所作的戏曲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老门生》等十余种，前四种至今尚存，合称《石巢传奇四种》。 张岱是当时的戏曲鉴赏大家，虽然对阮大铖其人颇有看法，但在看过阮大铖戏班的演出后，于《陶庵梦忆》中盛赞其“簇簇能新，不落窠臼者也”，曰：“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说到后来竟然一口气连用了五个“出色”，可见其确实出色，绝非是出于情面的客套之语。 阮大铖才思兼具，写作速度极快，更能自编自唱，在流传下来的这几部戏中，《牟尼合》三十六出，十六日完成；《春灯谜》三十九出，一个月作成；《双金榜》四十六出，写了二十天。明末工于诗、书、画的著名文人曹履吉，于《牟尼合》序中云阮大铖创作时“自唱自板，抵十五六日，迄用有成。语语由衷，半字不寄篱下。总若天风自来，悉成妙响……唯是妙处，令人设身易地，痛痒自知。虽剥尽四库灵文，不知何处下手？纤毫无用，于此独见天心。正是百子专门，海内始知大龙独步。视之黄钟音首，到此别开洞天，而乐府之精微乃尽”。 《长物志》作者，东林大儒文震孟之弟、苏州驱逐东厂缇骑“五君子”事件的领头人文震亨，记其戏曲于当时的流行状况则道： 石巢先生《春灯谜》初出，吴中梨园部及少年场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识者推重，谓不得为串插巧凑，离合分明，而谱调谐叶，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非拾膏借馥于玉茗《四梦》者比也。今岁避暑姑熟，十六日而复成《牟尼合》一传，绰影布稿，镂空成叶，首尾关合，肢节生动。南中一时歌茵舞席，卜夜达曙，是非不欢……（阮大铖）一洗此习，独开生面，觉余心口耳目间，靡所不惬。触声则和，语态则艳鼓颊则诙，捃藻则华，（此处笔者手中书上有一字空白，疑为排印脱漏）义则侠，结想则幻，入律则严，其中有灵，非其才莫能为之也。 阮大铖《春灯谜》又叫《十错认春灯谜记》，颇为著名，其中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竟然无一不错认，堪称奇人奇文奇事。他在此本自序中谓己“差胜”汤显祖者有二，其一便是指汤显祖不识音律，故其词曲虽文采斐然，唱起来却比较拗口，而自己精于音律，“凡棘喉齿之音，早于填时推敲小当，故易歌演也”，是以此点要强过汤显祖。文震亨在盛赞阮大铖之余，也评论说有的词家“徒骋才情，未谙声律，说情说梦，传鬼传神……几案尽具奇观，而一落喉吻间，按拍寻腔，了无是处”徐凌云、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1993年。，虽然没有直接点出汤显祖的名字，但其中“说情说梦，传鬼传神”两句，一看便知是在说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之《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观当时人之风评，无论是政敌还是朋友，亦大多都肯定阮大铖在戏曲上的成就不输于汤显祖，甚至过于汤显祖，因此阮大铖自序中的话虽颇有自矜之意，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4）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4） 就这些当时名人名家的记叙看，阮大铖戏曲于金陵传播的盛况，确实颇有洛阳纸贵、一时无双之势。是以明末天启后昆曲的盛行，实不可抹杀其中阮大铖的一份功劳。 不过这一来阮大铖不免风头太过，所谓木秀于林则风必摧之，于是阮大铖再次引起了东林一脉的攻杀。 抗清义士王思任曾说阮大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諐，渭泾倒置”。他还真是一点没说错，阮大铖确实“时命偶谬，触忌招諐”，就是归于田舍“于桃花扇影之下，顾曲辩挝”也能得罪人，《王季重十种·十错认春灯谜记序》。可说背运到家了，真怀疑他是不是入了墓库运。 他这回招惹上的是赫赫有名的“明末四公子”中人——陈贞慧、侯方域等一大群混迹秦淮河上的风流公子哥儿，还有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的孙子顾杲、大儒黄宗羲、礼部员外郎周镳等朝野清流名人。 于是就有了当时南方文人中轰动一时的“留都防乱”一案。 四、“留都防乱”公案 “留都防乱”公案，顾诚先生认为纯属一群风流公子哥儿之间争风吃醋所致： 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阮大铖挂名“钦定逆案”，有口难辩，一败涂地；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狗，功德无量。顾诚：《南明史》。 对这一事件的起因，此案主要主事人之一的陈贞慧，在其《书事七则》中有一章《防乱公揭本末》记叙颇周，其曰： 崇祯十一年戊寅，吴次尾（吴应箕）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顾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 以此观之，则顾老之言诚为是。 阮大铖“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交往者虽不乏当朝名士，然亦全凭一己才气之佳，方入张岱、文震亨等人之法眼，包括史可法、范景文等人，也均是以诗会友之来往。即便在其所创作的戏曲之中，也毫无陈贞慧、吴应箕等人所说的“恫喝”嚣张之意，反是借此连连讨饶不已，陈寅恪先生曾谓其“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诚为实情，于此可见其人并无跋扈之迹。 其实陈贞慧说得很清楚，四公子和吴应箕等人看不惯的不是其他什么事，乃是阮大胡子区区一个戴罪被废了多年的安徽乡下佬，跑到南京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家待着，却四处交游，其所作词曲畅行于各种通宵达旦之歌茵舞席上，大家竟然还非此不欢；而“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风头之健一时无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5）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5） 这叫他们这些常年混迹于秦淮河上的大才子们情何以堪，颜面何存，怎生咽得下这口鸟气？ 所以他们不爽了。 因此说白了，此案乃是因阮大铖才气太高、人气太旺、风头太健而起。 在陈贞慧等人发动之前，风声已经漏出去了。因为他们搞的是大串联，人多口杂，走漏风声是难免的。 阮大铖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况且他也不是什么强龙，只不过是条搁浅的小水蛇；而要对付他的这群人也不是蛇，乃是人中龙凤贵公子，其中没几个是他能惹得起的。 所以他先去求侯方域，也就是《桃花扇》里的主角侯朝宗，因为他和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有旧，侯方域算是故人之子。 他出钱出人请“画中九友”之一的杨文骢，也就是《桃花扇》中为李香君作画的杨龙友，天天请李香君和侯方域出游，一面撮合侯、李情缘，一面试图请侯方域居中周旋，为自己说几句好话，结果为侯方域所拒。侯方域《壮悔堂文集·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有王将军过仆甚恭……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 王将军者，盖侯方域不欲扬其助恶，隐其名假托之人，应为其下文所说之“杨令君文骢”。杨文骢，字龙友，贵州人，崇祯、弘光、隆武朝武官，有画名，隆武二年（1646年）抗清兵败被俘，不屈死节。 此事尚可见陈维崧《冒辟疆寿序》、侯方域《李姬传》。 据陈贞慧之子陈维崧的《冒辟疆寿序》以及吴伟业的记载，当时所谓“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云集南京“刻坛（），立名氏”，其中以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为三人，因其“皆贵公子也”。三人凡出游则“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阮大铖）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这几位贵公子也素知阮大铖歌舞班子之名，于是“漫召之”。于这“漫召”二字，可以想见其时三人态度之倨傲。 阮大铖知道自己“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耳，则亟命歌者来，而令其老奴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即陈寅恪先生说“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之曲。 阮大铖巴巴地命他的戏班子赶来上演这一出，其哀求告饶之意溢于言表，那么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三人又是什么态度呢？ 陈维崧大约是讳言先人狂态，又知道这是他依附的冒襄之平生得意事，所以说是一定是要说的，不过就说了个没头没尾，只道那晚三人“醉而且骂且善”。这三人称善的，自然是阮胡子戏班的歌舞、词曲之妙，那他们骂的又是什么？ 吴伟业记此事比较周全，倒是有说： （阮大铖）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珰（魏忠贤）儿媪（客氏）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少休。吴伟业：《梅村文集·冒辟疆五十寿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6）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6） 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几位公子哥儿高兴，要召人家私家戏班来给自己歌舞助兴，别人家的班子来了，小曲也唱了，且满台赔罪之意唱到半夜，听过享受完了，也就罢了。谁知道这几位却不然，而是拊掌狂笑，开始当众大骂对方是“珰儿媪子”，说你以为用这种调调自赎就算了吗？还足足叫骂了一晚上。这等做法不免过于刻薄，实在是辱人太甚、激人太过，无怪乎阮大铖后来耿耿于怀没齿不忘，终于在上台后大肆报复。 而陈贞慧、冒襄、黄宗羲等人指控阮大铖最主要的罪状，是说他陷害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并引魏大中之子魏学濂之说以为言，指其“父兄死于怀宁（阮大铖）”冒襄：《同人集·往昔行跋》。。 据《明史》记载，阮大铖与魏大中争夺吏科都给事中之职，与星、高攀龙、杨涟、魏大中等人产生矛盾，为天启四年春；同年六月，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获罪被削，是冬十一月。 本传云其在天启四年春争得吏科都给事中之职后，上任不够一月就辞官急归乡里，此后魏大中补入吏部，到杨、左诸人下狱死后，阮大铖才被复召为太常少卿至北京，上任数月旋即又去官。即使按此大略时间计算，阮大铖最迟在天启四年三、四月已离京返回安徽，一直到天启五年杨、左诸人下狱后，他才复归北京。而杨、左等六君子以三月获罪，六月方全部到狱，因此阮大铖到京最早也是天启五年三月后。 然当时杨涟以二十四大罪攻魏忠贤，带动朝野群起响应，至于国子监师生千余人一起声援上疏，魏忠贤的境地甚至一度颇为危险，所以双方一斗就是近半年，期间谁也无必胜之把握，形势极为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身在北京的官吏们都未必看得清形势，要说阮大铖一介辞职回乡的闲人，身在安徽却参与了北京如此重大而又形势不明的朝廷争斗，并选择附应魏忠贤构陷杨、左等东林魁首，以阮大铖之心思机巧，还有当时全靠脚力奔波落后的通信、交通水准，恐怕甚难令人信服。且魏忠贤之必杀杨、左、魏等，实为魏、崔等人之夙愿，盖因杨、左、魏等人攻杀太厉之故，说远在安徽的阮大铖于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至于魏大中父子死于阮大铖之手，不免过于儿戏，此其一。 其二，《明史》之《阉党列传》中，有王绍徽者，于泰昌时“被劾引疾，寻以拾遗罢”，到天启四年冬十一月魏忠贤逐去左光斗后，才召其代为左佥都御史，之后一路高升，次年六月进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书。传中道： （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 既曰其被“忠贤首用居要地”，又云其献《点将录》之后“益为忠贤所喜”，可见《点将录》当作成于王绍徽代为左佥都御史后，即至少是天启四年十一月之后。 但在王绍徽的《点将录》中，阮大铖却赫然名挂“没遮拦”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大铖名在《点将录》，号‘没遮拦’。而闵人周之夔，亦注名《复社第一集》，阮露刃以杀东林，周反戈以攻复社。” 编者注：文秉《先拔志始》中言，王绍徽造的是《同志录》，《点将录》为韩敬所造，然又说：“《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而《同志录》未见抄传，或是韩敬因绍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其所附的《点将录》中，“没遮拦”却是刘宏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7）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7） 清永瑢、纪昀等编纂的《四库总目提要》于《东林点将录》条下云：“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王绍徽撰……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乙丑於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又称许其孝、陈保泰、杨茂春、郭巩四人后列逆案，不知何以厕名？或作此书时，四人尚未附忠贤耶。阎若璩《潜邱札记》亦有《与王宏撰书》曰：‘顷闻《点将录》果出贵乡王绍徽手否，先生以此书实出阮大铖……细思之，殊不然。儿时读《点将录》，记没遮拦穆弘乃大铖，岂有自作此《录》而窜入己姓名者’云云，则当时已传闻异辞。然崇祯钦定逆案，以此《录》属之绍徽，於时公论方明，谅非诬蔑，《明史》本传亦以此书属绍徽。然则辗转传写，虽或有窜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 朱彝尊嗣父朱茂晖是“复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其生父在“防乱公揭”一案中以“不宜过激”之由未参与其事，为当事人之一。阎若璩为有清一代考据大家、朴学宗师，又推崇黄宗羲、顾炎武等为“十四圣人”，谅其无由为阮大铖掩过。朱、阎二人均言《点将录》上有阮大铖之名，则此事非为孤证，且符合若契同列“没遮拦”之号，当属可信。纪昀等人的《四库总目》对《点将录》作者为王绍徽，以及其中人物变异之考辨甚为有理。《点将录》有阮大铖者，应早于天启五年左、魏被杀，阮大铖起复光禄卿之前，盖因其为高攀龙弟子，又亲左光斗，名属东林，其时附忠贤之意尚未显也，不然无能将其入之，此当为王绍徽原本。之后增损之本，或许因其名列“钦定逆案”而去其名。而文秉记载，本就说是旧时传闻之言，已有出入，如《同志录》当为崔呈秀所作，而其所见，亦或为后来增损之本。。 自天启四年六月到十一月，东林、阉党双方的斗争长达五个月之久，王绍徽又甚为魏忠贤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阉党”集团的紧密人物之一。如果说魏大中等人在天启四年十一月之被罪及次年被杀，有阮大铖参与的话，则其早已与魏忠贤等人为一党，王绍徽没理由不知道杨、左、魏之被罪，其中有阮大铖的功劳，即使上任之前不知，上任之后也断无理由不知。而《点将录》恰恰是在左、魏等获罪去职，王绍徽上任之后才作成献与魏忠贤的，若果有其事，其中绝不至有阮大铖之名。 又，若谓阮大铖于乡里可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诸君子，其消息灵通、传递之速一至于斯，则又何至于在魏忠贤得势开始大肆报复东林君子时，让自己名列《点将录》。 其三，阮大铖在崇祯初归乡闲住之后，组建“中江社”，皖中名士一时响应，可见其阉党名声不显，当无实质性的劣迹曝光，而复社名士钱秉镫也加入其中，后于崇祯五年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劝出。弘光年间，钱秉镫为躲避阮大铖对东林一脉的迫害，逃往吴江避难。钱秉镫是桐城人，先前和阮大铖来往颇多，在杨、左等人被害之后，其记曰： 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钱秉镫：《藏山阁文存·皖髯事实》。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8）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8） 《明史》盖出黄宗羲弟子万斯同之底本，而独采其栩栩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意，曰六君子死后大铖“对客栩栩自矜”，隐钱氏之后“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之解，无非是因阮大铖在崇祯初指责东林与魏氏一样通内乱国，弘光时又对东林、复社中人大加迫害，故特欲以此揣测之语重其罪，后遂为一时众口铄金之词。其实此等指证，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耳，实为莫须有之手法。 因此，阮大铖和魏大中争官产生矛盾，之后对东林诸君及魏大中口出怨愤之言，属情理之中，当是不会错的；但是说他参与陷害六君子，害死魏大中云云，则实为子虚乌有之言，故崇祯初他虽因《七年合算》疏为朝野东林群起而攻之，最后也只能以“阴行赞导”这等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名定罪。说其为“阉党”分子，无非是他的求官之举或可有迹，终究还是查无实据之名。是以顾诚先生说“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实为持论中正之言。而近代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亦有一节专门论及阮大铖，其论余以为亦颇中肯：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严嵩）之钤山，王修微（江南名妓，号草衣道人）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南中《防乱公揭》之出，东林士子之所以要以东林创始人后代顾杲为首，其意义无非是清理门户，其次则是天启死难诸家代表黄宗羲，是为高举国仇家恨之大旗，所谓名正言顺者也。而以次列名者总计一百四十余人，也都是当时的士林名人。此揭出后，发起人之一陈贞慧说：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恚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幕友，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铖归潜迹南门之牛首山，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陈贞慧：《书事七则》。 陈贞慧的这段言辞间，自觉功德无量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而吴应箕的《防乱公揭》更是起首就说此举乃是“为捐躯捋虎、为国投豺”舍身忘家的大事。当然，陈贞慧也不会忘记仔细描绘一番阮大铖这个“庐儿崽子”之后的狼狈状，将其狠狠奚落了一番。东林—复社一脉对阮大铖此种赶尽杀绝之举，确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最终杜绝了其人悔改自新之路，以至于阮大铖在弘光朝得意后，开始对东林—复社一脉进行大肆报复。 话说回来，就在南中的这些自谓国家栋梁的东林系士子们奋勇“捐躯捋虎，为国投豺”、不顾身家性命、全力以赴忙着把唱戏写文的阮大铖赶出秦淮河、为国为民除大害时，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嗣昌实施了他精心筹划的“十面张网”战略。大明朝两位出色将帅洪承畴和卢象升，统率着大军，如东林系士子们高喊的一样，在西北方面“捐躯捋虎，为国投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9）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9） 只不过他们俩面对的对手及凶险差异之大，却实有如天堂地狱。他们是实实在在地“捐躯捋虎，为国投豺”。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四月间，洪承畴大军和李自成大军在岷州一带展开血战，明军猛将总兵官曹变蛟率部转战千里，二十七昼夜身不解甲，犹如东林子弟之于阮大铖一般，穷追猛打李自成；而孙传庭、左光先所部则先后击破了大天王、混天王等起义军。 九月，东北建州女真出兵中原。皇太极以多尔衮、岳托为主帅，兵分两路，率领八旗军破关南下，直逼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 十月，西北剿寇大帅洪承畴及诸军取得阶段性胜利，李自成仅以身免，只余十八骑脱走山林。 十月十九日，清军围高阳，在家颐养天年的七十六岁老臣孙承宗孙阁老，与子孙合计十七人，于此役中力战先后战死或自杀殉国，满门无一降者。 十二月十一日，授兵部尚书衔总督天下援兵的大帅卢象升，率五千人与四万清军血战一日夜，身中四箭三刀阵亡。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初二，清军陷济南，明宗室德王被俘。大学士刘宇亮督孙传庭等军救援，辽东名将祖大寿率关宁铁骑自青州入卫。 三月十一日，清军撤出长城。 大明王朝的军事重心，从此自西北防寇转向东北防虏，西北的精兵强将陆续被抽调去了东北方面，参与了后来的松锦大战，这最后给李自成等人的东山再起制造了绝佳机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李自成日后之能倾覆大明，全因皇太极于此年无意中救了他一把。 崇祯十一年，无论是对崇祯的大明王朝还是李自成，以及关外的皇太极，都是极其关键的一年，几乎可以说，这一年是大明王朝兴亡的一个转折点。 而南中士子、才子们，此年间却纠集数百人马正和区区一个阮大铖争雄于秦淮河上的勾栏梨园之间，以将阮大铖赶出南京风月场这一“伟大壮举”来为国出力。 黄宗羲所说明季士人“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於所谓道学者”，岂非此时南中士人之写照乎。 五、东林党关于“江左兴衰”的弥天大谎 再说阮大铖在被那些名公子们逐出南京之后，跑到同样赋闲在家的周延儒那里哭诉了一番，大约好过了些，便回到南京城外的山里隐居起来。这期间，因为他与“逆案”要犯冯铨交情不错，所以曾和复社领袖张溥一起去走冯铨的门路，他拿出了白银一万两入股，合共以六万两（或曰二十万两）的价格买通了宫中太监与田贵妃，历时两年终于把周延儒又推上了首辅之位。 而马士英因当年动用公款被弹劾落职后，一直在南京闲住，此刻由阮大铖向周延儒举荐，终于复起凤阳总督，之后又凭借这个位置拥立弘光，最后登上了南明首辅之位。是以马士英今日之富贵若追本溯源，实出于阮大铖之手，马士英心有报恩之念，也是人之常情。故而他一登上首辅之位，就试图起复阮大铖。 可这，却触犯了江南一带东林党人的大忌。 后来东林党人所修之史以及诸多笔记中，颇多指责马士英试图翻“逆案”，并斥马士英起复阮大铖是为“逆案”翻案之始，是为日后全面反攻倒算张本。 实际上这又是东林党人颠倒黑白之词。如果说任用“逆案”中人就是要为“逆案”翻案的话，那么真正要翻“逆案”的便另有其人，而绝非马士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0）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0） 这位真正打算并且事实上已经实施翻“逆案”的人，就是被后世所敬仰的史阁部史可法大人。而且史可法试图翻“逆案”的时间和规模，都远比马士英起用阮大铖来得早，也来得大。 在五月初弘光帝尚为监国还未登基时，史可法负责起草监国诏书，他以为当前“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故特意将诏书内关于起用废臣一款中的“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段删去，现在看来，这确实是具有一定政治远见的举措，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相当符合当时要与北方清军和西北李自成进行对抗的需求和局面。然而等诏书发布时，他却赫然发现此段尚在。史可法因此说“后来不知何故，复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不过他大约为了息事宁人，没有追究此事，也没直接说出是谁干的。然而，后来马士英却说他曾见史可法在疏奏中说，他当时已经将“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吕大器添入之”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这被史可法删除的一段文字到底是谁添进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可见史可法自弘光尚为监国时起，就准备起用“逆案”中人，而且要全面废除不得任用“逆案”中人的往例，因此如果说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就是为“逆案”翻案的话，那么史可法比之马士英更是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奇怪的是东林党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却孜孜于攻击马士英要翻“逆案”，此岂古云之指鹿为马哉？ 事实上马士英根本就没想过要全面废除这一往例，也压根儿没想过要翻“逆案”，他仅仅想报恩，起复阮大铖一人而已。马士英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都明确表示过这一点，在他的各种疏奏和举动中，也完全看不出有翻“逆案”的意图，而且他对魏忠贤一党是一直保持攻击态度的。 如马士英的姻亲监军佥事、河南巡抚越其杰，为人通明老于世故，曾经几次劝阻马士英不要去碰这个敏感问题，以免冒天下之大不韪，马士英当时明确对他说道：“吾所以荐阮者，了情面耳，非有他。幸为我过新建所，愿言英之不敢悖正人也。”姜曰广：《过江七事·持逆案》。新建者，东林系内阁姜曰广也，他是和马士英在任用阮大铖问题上的直接冲突者之一。 而马士英在与几社领袖陈子龙谈到这一问题时，更是明确说“逆案”不能翻：“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陈子龙诗集》附录二《陈子龙自撰年谱》。 在和当时的礼部尚书顾锡畴交谈时，马士英曾抱怨道：“阮髯何用负天下，而人持之太急如是？今吾幸当事，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姜曰广：《过江七事·持逆案》。 马士英这些情急之下的说话，已近乎于江湖豪杰的义气、意气之词，其中全不涉及党争和翻案之成分，很明确地说明了此举纯属马士英对阮大铖个人的报恩行为而已。 终于，马士英在起用阮大铖的问题上几次被阻以后，开始不平起来，他有次论及阮大铖事时，对同在内阁的姜、高二人愤然道： “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弘图曰：“公亦知天如为新建公高足耶？公此意大佳，来，吾辈不错也。”曰广曰：“凡吾所为者是非耳，千秋万世后，宁将以阮辈为君子耶？”士英曰：“吾固知之，人言尔辈横见规图，不然，吾何以至此？”姜曰广：《过江七事·持逆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1）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1） 在陈子龙对马士英的评价中，有说其人性格因“久历封疆”而“傥荡不羁”，这话确实不错。此处的马士英就颇有江湖豪气，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儿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 说起来，这马士英和张溥交情，应该是他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他籍贯贵阳，万历末年出仕，天启朝知河南、大同一带，随即去了山西，其时和张溥并无大的交集。而阮大铖与张溥倒是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戴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也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其为人脾性中的江海豪杰气，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再看他与顾锡畴之语，说自己于阮大铖一事上，“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足见其确实是“傥荡不羁”的意气之人，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而这些，也确实和是否要翻“逆案”全然无关。 在这件事情上，哪怕是对马士英、阮大铖并无好感的崇祯、弘光两朝的老吏李清，对东林党人的态度也不太看得过去： 马辅士英初亦有意为君子，实廷臣激之走险。当其出刘入阮时，赋诗曰：“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盖以若兰喻刘，阳台喻阮也。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 又，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二章第四节“弘光朝内部党争激化”的注释中考曰：“姜曰广《过江七事》云：士英已而时录一小词示曰广：‘若使同官不相妬，也应快杀窦连波。’夏完淳《续幸存录》所记‘阳台歌舞世无多’作‘阳台欢舞世间无’。《鹿樵纪闻》所引字句与夏基本相同，但‘快杀’作‘乐杀’。姜曰广为当事人，所记可证确有此事。” 马士英当政之初，起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东林系人士，又极力表白他与张溥的关系以及尊敬之心等，确实始终试图与东林一脉搞好关系。此诗中，他援引前秦秦州刺史窦滔的故事，以作《璇玑图》的窦妻苏若兰比刘宗周，以窦的宠妾赵阳台比阮大铖，对无法调和双方的遗憾之情，溢于纸上。因此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批评道： 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褊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名望甚高的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2）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2） 顾诚先生此段说话可谓一针见血，将东林骨干们思想之狭隘僵化、门户之见深入骨髓等陋状批得淋漓尽致。 刘宗周等人所言，实在过于拔高马士英当政、阮大铖起复之作用，可后世往往为其所惑。实际上，当时就有相当部分人士对此不以为然，如弘光被灭、潞王降北之后，廷尉倪胤培就道：“使王（潞王）立而钱谦益相，其不支与马士英何异？”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下。确实，阮大铖何才何能，能以一人之起复与否而牵动江左兴衰？即使换了东林党人掌握实权，又能如何？所以这说到底还是东林党人惧怕弘光趁机报复东林，二则担心逆案中人报复东林，所以就抬了那么大一顶帽子出来，可实际上这压根儿就和江左兴衰没什么关系。 而黄宗羲一代史学、哲学宗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之一，唯于此节上蔽于门户之见，不但执见偏颇，且手段也十分不光彩，以至其私德上都出现了可议之处，并且还影响了此后浙东史派的一大批学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也是其人之不足取之处，顾先生说“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实为中肯之语。又如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在李自成破北京前后，联络崇祯十六年之同年庶吉士若干人降顺，且表现积极，先和周钟一起在劝进表中大骂崇祯并为此栩栩自得，次上“平两浙策”等，后因吴三桂于山海关大破李自成，魏学濂遂于李自成还北京又撤出北京、吴三桂及清军占领北京这一时段内自杀。但黄宗羲在他所撰之《弘光实录钞》中列举的降顺诸人名单里，却独不见魏学濂之名，其后在魏学濂墓志铭中，更将魏学濂降顺一事又直接指为是阮大铖为报复而进行的造谣污蔑。这种只论亲疏不论是非、颠倒黑白的治史态度，实在很令人不齿。 事实上终弘光一朝，“逆案”不但没有翻，反而倒有下令说“逆案无得乱雪”李清：《南渡录》卷四。，而逆案中真正得以起复者仅阮大铖、杨维垣、张捷寥寥数人而已，且这几人也确实都非魏党。阮大铖之事前已有论，杨维垣入逆案则是由于他在熊廷弼一案中与东林党意见相左，又在魏忠贤倒台后与阮大铖《七年合算》疏中意见一致，认为东林通王安也是通内乱政，因此被打入逆案。而张捷此人据《明史》诸传及李清的《三桓笔记》等资料看，其“为官清干，居家孝友”，口碑还相当不错，只是因为在天启元年时和魏大中等人在“三案”问题上意见相左，此后和东林党人互相攻击不已，故被东林党人列为异己，对其不断地进行攻击和排斥。可即便是这样，杨维垣本人也一再说“逆案”不能乱雪，不然被昭雪者亦面上无光云云。说起来，这几起其实全为东林党人为打击异己分子而制造的冤假错案，这些人根本就不是魏党，只是和东林政见不同的异己分子而已，这平反昭雪原是应当之举。 因此江左之兴衰，实因部分东林党人及其继承者持之以恒地搞党争、继续其丑陋狭隘的门户之见，导致原本可以同舟共济一致对外的大好局面一朝之间分崩离析，而不是因为什么马士英当政和阮大铖的起复而致。 那些东林党人对马、阮攻击的另外一说，则是指控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对应“逆案”，蓄意制造“顺案”和东林党人针锋相对，借北都之难来迫害东林党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3）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3） 事实上这还是一句不尽不实之语。 阮大铖起复后，确实对东林和复社人士进行了报复，就目前资料来看，他确实企图掀起所谓的“顺案”来进行报复，但最后却因被马士英所阻，这个企图没有成功。 其实阮大铖真正想报复的，是南中《防乱公揭》一事中的几名发起人，而后来他也确实对这些人采取了行动，像陈贞慧、侯方域、周镳，包括黄宗羲在内的一批人，都被他抓的抓、杀的杀。但是他们这些人，并非全是因投靠李自成的所谓“顺案”被下狱，像陷害侯方域等人的罪名是在左良玉起兵后，说他们试图联络左良玉做内应，弘光朝真正因为投靠大顺军被杀的，就只有光时亨、周钟、武愫三人。 要说起来，这三人人品确实也不怎么地，尤其是那位光时亨，熟悉崇祯朝掌故的人十之都会说杀得一点都不冤枉，杀得好。而周钟给李自成上劝进表，将崇祯辱骂得一塌糊涂，武愫被李自成拜为防御使，说到李自成时为避其名讳，将其名字写为“字丞”等，都查有实据，杀他们还真是一点都不冤枉，更别说马士英最后还化解了阮大铖这一企图。而和周钟有牵连的周镳之死，原因则比较复杂，也算是一桩公案了，不过与此关系不大。 因此终弘光一朝，根本就没兴过什么“顺案”，至于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一起搞顺案，更是无稽之谈，纯粹属于污蔑。 阮大铖得势后，大约先后策划了三次比较大的对东林系人士的报复行动，一次是企图掀起“顺案”，另一次则是想借“南渡三案”中的“僧大悲案”牵连东林，第三次便是借左良玉东下内讧之事而发作。 但是，马士英虽然为报恩起复了阮大铖，可他并不想与东林势成水火，诚如顾诚先生所说，他是很想和东林，尤其是东林的头面人物联手“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的。正是在他的阻挡下，阮大铖的前两次报复计划均未能得逞。如前所引杜登春所说“复社中失节者（即在北京降大顺者）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诚为当时实情。而“大悲”一案，阮大铖已捏造了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名单，准备牵连东林—复社人士，最后还是由于弘光和“马辅士英亦不欲，故止诛大悲”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是以此两次均未能起大狱。 至于第三次借左良玉起兵发难，盖此事不但涉及阮大铖，更危及到了弘光帝和整个弘光朝的安危，故阮大铖得以成功，但牵连的主要是“防乱公揭”中的一些为首人士，如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并没有大规模地血洗整个东林党，且此行动也很快因清军入侵、弘光被俘而告终，没有掀起真正的大风波。 黄宗羲等东林—复社一脉的党人，于弘光朝之记载和评论上，多有此类不尽不实之举，他们出于门户之见、争权失败后之怨念以及个人恩怨等原因，采取制造假材料、散布谣言等手段，从各个方面对弘光帝本人以及马士英等人进行了一系列攻击，甚至在人死后还依然不放过，竭尽污蔑之能事，其行为和影响是相当恶劣的。 东林党人之所以攻击弘光与马士英，并非因为什么马士英要翻“逆案”、制造“顺案”，也不为什么忠奸之争，所有的一切，全是由他们先前在“定策”事件中的全面失败而起。 弘光帝登基以后任用参与“定策”的马士英、阮大铖以及四镇武将等人，使东林党人一方面对弘光心怀恐惧，担心弘光报复万历时期与东林的过节以及先前“拥潞”之事，一方面又对马士英等人由于“定策”一事平步青云而心怀嫉妒和不屑，可他们又不敢就此和弘光正面冲突，因为一来确实没任何理由可以针对弘光发难，二则他们自己心中也心虚得很，所以把怒火和妒火一股脑儿全都倾泻到了马士英头上，抓住起用阮大铖之事大做文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4）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4） 同时，他们虽然无法直接对弘光发难，但却又采取各种手段，明里暗里地造谣说弘光和老福王妃的身份有疑，以此暗示弘光继位的合法性，并借“假太子”等“南渡三案”煽动朝野人士对弘光和马士英等人的不满。这其中，又尤以黄宗羲为最，其他如林时对、钱秉镫、金堡等人则紧跟其后，推波助澜。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曾对“南渡三案”之真伪和影响，专门做了考据和详细论证，有兴趣者不妨去查阅一下，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黄宗羲等人的这一系列行为，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在南京以外，影响极大，说得严重一些，甚至可说直接影响到了弘光朝的存亡。 而当时在长江上游拥兵自重的左良玉，本就对四镇的提拔过速有所不满，朝中部分东林党人又想依靠左镇来对抗定策四镇将和马士英，因此不但不为大局着想对其进行安抚，反而一再推波助澜，使左良玉借“假太子”等案频频向南京政府及弘光本人发难，甚至发展到后来，左良玉为了躲避与大顺军主力的决战，干脆以“清君侧”为借口顺流东下，开始直接与南京政府进行武装内讧，这导致了弘光朝被清军和左军两面夹击，兵力部署顾此失彼。在黄得功等一线战将被调去抵抗西面的左良玉部后，北面的清军一路长驱直入，得以轻易攻入南京，致使弘光朝一朝倾覆，这其中，东林—复社的部分人士是断断难辞其咎的。 六、为大明朝死节的奸臣烈士 在这一系列泼污水的行为中，最明显的便是马士英之死了。弘光毕竟是皇帝，不能直接泼污水，只能造点隐晦的谣言让人去联想，而对马士英就没这个顾忌了。 其实马士英之死本无什么可论之处，因清史及清廷档案中记载都十分清楚，且当时在浙江一带知道的人也颇多。马士英在弘光朝覆灭以后，被南明唐、鲁两王势力拒之门外，盘桓于浙江一带，这期间多次参与反清战役，在江浙一带最强大的抗清势力吴易吴日生的部队兵败后，马士英亦遁入空门躲避清廷缉拿，后因叛徒出卖，被清廷抓获，最终不屈就义。 然而在《明史》中，马士英传的最后却出现了这么一段文字：“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 作为史书，理当一是一二是二，写得清楚明白，而马士英到底是怎么死的，治史者的肚子里其实清楚得很——“事具国史”。当然，治《明史》时还没《清史稿》，所谓“事具国史”就是当时开放的一些清方记载，但有张存仁这种清朝封疆大吏级别的疏奏，清军中下级文武官员的报告为凭，其间已毫无可议之处，借用顾炎武一句斥阮大铖自辩无有“叩马献策”事的话来说，就是此等事体“万耳万目何可掩也”。 另外，官史就体例而言，若非确实无法断定的问题和具有相当价值的资料，则完全不应该并列一些截然不同的记载，尤其是那些明显不实也无价值的记载。然而就在本应极为严谨的史书里，在如此清楚毫无可论的问题上，在马士英之死这种一点没疑义的紧要地方，治史者讲完马士英之死之后却生生又附上这么一段毫无史料价值的荒诞之说，使得本无可议的马士英之死以及其人是否有投降的问题，顿时成了一件似乎需要研究的疑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5）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5） 这种异常不伦不类的体例，真是将春秋笔法之运用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附上的这段文字，也堪称是精心打造的造谣生事之杰作。 其先说野乘——也就是野史之记载，是马士英和阮大铖、方国安一起被俘，阮、方两人投降，却全然不提此刻马士英之态度与结果，这显然就是想让人误会马士英也如两人一般投降了。不然的话，此间大可不必夹上“大铖、国安先后降”这毫无关联的一句，直接写成“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寻唐王走顺昌”便可。其实此三人落入清方手中的时间、地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根本就无法联系到一起去。之所以要把三人扯到一起，无非是因为先前马、阮为一党，而方国安后为马士英出头挟鲁王斥张岱，故把这三个所谓的正人君子们的大对头给串到了一起。仅撰者这一手，就已类小儿相闹的那些下乘手法，十分令人鄙视。 又，若是其要说因下文谈及三人结局，所以在此要先交代一笔，那又何以此处只提方、阮二人的“降”，而独回避马士英之态度？他降也好不降也好，这里总要交代一句吧？为什么不交代？这无外就是想让人产生马士英也降了的联想而已。 可千万别说不会有人信，此种手法荼毒真的相当厉害，即使如谢国桢先生这样的大家也不免中招。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谢先生就直接沿袭了此说，道：“后来士英投降清朝，也被害了。” 这段文字的用意之毒，当真是其心可诛。 书者接下去又说“我大兵”后来搜得马士英等三人的内应书信，于是将方、马二人斩于延平城下。问题在于这延平城是现在的福建南平，而马士英未曾入过闽界，又如何将其斩于延平城下。此种一望便知的诬枉之言，居然也敢堂而皇之地写进正史，说起来这史官的“史见”实在叫人不齿。 不过我想这位作者的史见不太可能真的如此之差，大约也是实在没办法，盖因前面已经写上了那么一段谣言，总要做个了断吧，于是也只好把这样的狗尾接上去而草草了之。 因为治《明史》者，就算史德不去论，史识不大够，史见、史才总应该是不差的。清康熙十八年，当朝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特旨敦请有明一代“遗民”黄宗羲入局主持，黄宗羲自己称病不去，却派了高足万斯同、万言叔侄及其子黄百家前去，而万斯同实乃《明史》实质上的总纂。在纂修过程中，黄宗羲与此数人的书信往来中，自内容到体例又无不往复讨论，故全祖望对此曾曰：“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 故不管这一笔谁写的，我想身为与阮、马交手频繁且有切齿恩怨的黄宗羲，不至于对马士英传不闻不问吧；即使他实在不屑过问，他那几位参与修史的弟子、儿子，想必也不会这么没职业道德地不看吧，于是我便实在不知道看过或者写过马传的这些人，其史才、史见、史识，乃至史德在当时都去了哪里。 另外，关于马士英到底是怎么死的，死时情形如何，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早有过详尽论述，若在此再重复叙述，不免有掠人之美兼蒙稿费之嫌疑，故照录于后，以正视听。我想，就算马士英再不济，也不能让他在杀身成仁做了烈士后再蒙冤吧。 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等。捷闻，令斩士英等，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载，顺治三年“六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进剿太湖逆贼，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获，伪大学士马士英潜遁新昌县山内，都统汉岱追至台州，士英属下总兵叶承恩等降，并报称马士英披剃为僧，即至寺拘获，并总兵赵体元，令斩之”。时人所作《吴城日记》记同年“八月中，闻吴日生、马士英旨下俱论斩讫”。按时间推算，二书完全符合。当时芜湖抗清志士沈士柱有《祭阮大司马文》，开头就说“丙戌长至（指冬至）之后二日，近故降大司马阮公之丧至自浙东”，下文云：“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恶迹补过盖愆。天夺其魄，委贽后方糜烂以死，生与马同丑行，死并不得与马共荣名，天实为之也”。可见，沈士柱在当年冬天即已知马士英不屈遇害，晚节“荣名”。在马士英之前殉难的夏允彝论及马士英时稍有恕辞，在马士英之后死难的沈士柱也不掩没其晚节。黄宗羲却一笔抹杀：“今古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平心而论，马士英在弘光朝秉政时毫无作为，弘光垮台后他投奔鲁监国和隆武帝，招来的是一片讨伐声。王思任写的“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一语脍炙人口，就是直接针对马士英的，责令他盂水自裁。张岱以鲁藩旧臣的身份上疏鲁监国，“恳祈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马士英，“疏入，监国召岱至御榻前，诏以先杀后闻。岱即带兵数百人往蹑之，士英宵遁江上，见其私人方国安，挟制鲁王，斥逐张岱。令士英统兵汛地，协守钱塘”。马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他并没有因此就转投清方，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清方档案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艰难时，转入清方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自居，既不能见危授命，也大可不必那样义形于色地痛斥“奸臣”马士英以显示自己才是正人君子。在这方面，张岱还有点自知之明，《自题小像》一文云：“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本书讲的是南明史事，不涉及张岱、黄宗羲等人的文学、学术著作在历史上的贡献。同样，也无意于为马士英当国时期的昏庸辩解。只是由于黄宗羲等人往往出于偏私心理任意歪曲史实，甚至造谣生事，在当时既加剧了南明内部的纷争，对后来的史家又造成了许多人为的困难。 顾先生所书“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艰难时，转入清方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自居，既不能见危授命，也大可不必那样义形于色地痛斥‘奸臣’马士英以显示自己才是正人君子”这两句，真是一针见血。 说白了，黄、张等人就是眼见南明鲁监国的势力不成事了，于是赶紧弃主而逃，奔入敌占区剃了头去做大清顺民以求活命而已。至于以明朝“遗民”身份自居云云，实在是块很无耻的遮羞布。你头也剃了半个小辫子也留起来了，都已经“遵制”了，还遗下了些什么？若是如马士英一般干脆把头发剃个全光做了和尚，那倒真是够资格说一声“大明遗民”的。 其实为人诬枉的，当时又何止马士英一人。弘光朝覆灭，大臣殉难者有高倬、张捷、杨维垣等，其中张捷、杨维垣又是东林所谓的逆党分子，然二人均在南京城破时自杀殉国。尤其杨维垣，是全家老小一起死节，但他与马士英一样，在阖家死难殉国后竟还被人诬指为杀妾潜逃而遭乱兵殴死，如李清于《三桓笔记》中所言，造这种谣的真是“舌可犁也”。 看此几位逆案中人，即使不投降，只需留在清方统治区，再学学黄大宗师遵制剃半个头，只要不出仕就可以以明朝“遗民”自居，如此既能活命又可得个好名声，何以壮怀激烈一至于此耶？ 正所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耳。 下卷 天崩地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崇祯十七年缺失的朝贺（1） 崇祯十七年缺失的朝贺（1） 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清晨。 崇祯皇帝自寝宫行向皇极殿。 按照惯例，他将在那里接受臣子们的元旦朝贺。皇极殿，是明成祖朱棣，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于永乐十八年所建，落成后命名为奉天殿。到了明世宗，也就是同样十分出名的嘉靖皇帝手上，于嘉靖四十一年改称皇极殿。这是紫禁城内最紧要、最具有皇权代表的一个所在。 盖因大明朝自永乐大帝后，所有新君的登基大典，都须在此举行，而民间俗语里把做皇帝叫“坐金銮殿”，所谓的“金銮殿”便是指的这个地方了。新皇帝只有在这里举行的典礼中升了殿，坐了上边的那把龙椅，才算是真真正正地做了皇帝。另外，凡是涉及社稷安危的大事，如天子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等仪式，也都必须在此举行。其他如每年的元旦、万寿、冬至三大节，天子则在这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然后在此赐宴宗室、大臣，以示辞旧迎新、天下同乐之意。 可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的清晨，崇祯皇帝上了殿之后，却发现大殿空荡荡的，竟然连一个朝贺的臣子都没有。 这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去年，也就是崇祯十六年的正月朝贺，朝贺站班就只来了两个人。 这两人，一位是个勋戚，我想这人大约比较老实，因为满朝大臣这天都没打卡上班，可他却准时报到站在了岗位上。另外一位则是明季大大有名的首辅大臣之一周延儒，此人十分能揣测崇祯心意，常能化解崇祯的怒气于无形。此年的大臣缺朝，就是在他轻轻一番话语下，崇祯的火气顿时消弭得干干净净。 不过今年还是和去年不太一样。 因为去年仅有的两个准时赶来朝贺的臣子中，被我揣测为比较老实的那位勋戚，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也终于不来了。而善于让崇祯“解意”的周延儒，则因为自作孽不可活已于去年被崇祯下旨自缢处死。 于是大殿上就只有崇祯孤零零的一个人。 空荡荡的大殿中，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一个人高高地坐在龙椅上，等待着他的臣子，等待着眼前大殿里缺失的那些“国之栋梁”们来给他做新年朝贺。 说起来，站朝应该是臣子们等皇上临朝才对。 而且就是这等，也不是可以随意乱等的，也是有等的规矩的。 等皇上的时候，大臣们是不能进宫等的，而是要在东、西长安门（原在长安街的东、西两面）的门外等。 因为大臣们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就会上朝，但只要午门上的钟一响完，东、西两门就关上进不来了，所以臣子们大多得天不亮就从家里出来，先在门外候着，等着击鼓开门。庙堂上的称呼谓之“廷臣待漏”，意思就是怕皇上比臣子们先到，所以做臣子的得先到门前看漏候着，故而谓之“待漏”。 这事另外还有个别称呢，就叫做“坐门”。譬如有一天皇上万一由于什么事情，像昨天晚上操劳太过给耽搁了，这鼓就响得晚。而耽搁的时间如果太长，在那儿一直站着人也是吃不消，尤其那些年纪大的臣子或是腿脚不好的人。因此大臣们就会先坐在由府里仆人带来的小马扎上歇着，等着开门，所以大臣们私下管这事叫“坐门”。 坐门的辛苦之处在于，不管天冷天热，刮风下雨、飘雪扬沙，哪怕下大雹子，做臣子的也都得在那儿等着。 另外，在皇城午门正中的门楼两边，分别有两座阙亭，里边各有钟鼓一座。这钟鼓的鸣法也是很有讲究的，错乱不得：天子祭祀坛庙，或要出行午门，只鸣钟；祭祀太庙，只击鼓；升殿行大典或紧急事情，则钟鼓俱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崇祯十七年缺失的朝贺（2） 崇祯十七年缺失的朝贺（2） 平时早上只要鼓一响，长安门就开了，然后文武大臣进殿站好朝班，之后鸣钟，两门闭。这个过程，叫“鼓严肃班，肃班鸣钟”。 等钟声一歇，天子銮驾就升殿了，接着是打响“静鞭”。一旦静鞭响后，两边站着的文武大臣就必须保持“有容无意，有意无声”的仪态，然后朝贺或者开始讨论朝政，也就是说，大家已经打卡完毕，开始正式上班干活儿了。 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鼓声一响，就说明皇上起来了，而鸣钟则意味着皇上临朝。 于是甲申年的正月初一日，崇祯皇帝下旨再开门，再鸣鼓钟，并且说“钟不歇，门永不闭”，一定要把大臣们给召来。 结果依然是“久无至者”，这下可真把崇祯给气着了。 但他见不着人也是无可奈何，于是一气之下，决定自己先去拜谒太庙，然后再回来接受朝贺。可这个仪式原本是在朝贺之后的，因此皇上出行要用的一百多匹马和銮驾仪仗均未准备妥当，结果有几位太监和侍卫就把朝臣们预先准备在长安门外准备下班回家用的马给牵来了，打算先将就着用。 这虽然是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但皇上的司礼官却绝不会答应这么干的。 因为他们担心这些马会认主，万一要是惊了崇祯的圣驾，又甚至是咬了踢了皇上，那可是要杀他们的头的。于是乎司礼官死活不给用，最后崇祯也没办法，只好又决定还是先受朝贺再去太庙。 这么来回来去地一折腾，当然消息早传了开去，那些睡过头和偷懒不上朝的大臣们终于知道自己闯大祸了，于是急忙夺路狂奔赶来上朝了。 那时节，武官们大多住东城，但站朝班却是在西面，而文官大多住西城，站朝班则是在东面。这些大臣们上朝，是分别从东西两面进来，走路多是沿边走，到了殿前才走过对面去站班，不然就得先穿过一个走到对面去。我觉得不会有人那么走——越过一个和越过一个殿门，这在心理上的感觉可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今天等他们来到大殿前，突然发现这会儿殿门大开着，崇祯在殿上正生着气面对大门坐着，从大殿到殿外广场上的情景可谓一览无余纤毫毕现，而自己却需要走到对面去才能站朝班。 那个时候，他们自然是谁都没这个胆子，敢从崇祯的面前大摇大摆地穿过，走到对面去站班。崇祯皇上可正窝了一肚子火，万一不小心惹着了他，是会触霉头倒大霉的。 于是这一天的景象蔚为壮观。只见那些文官们一个个纷纷从台阶下“龟行而过于东班”；而武官们则犹如前线阵地上的士兵，贴着地面避开了崇祯的视线，向着西班匍匐前进，一直爬行到自己该站的那一边，才直起身来走上殿去站朝班。《明季北略》。 就这样，崇祯十七年的正月初一，靠着大明朝这无数天朝上国的文武官员在地上爬来爬去，才算把人员给齐整了，勉强行完了元旦给大明天子朝贺的盛大典礼。 是故，甲申年春正之朔，大明京师紫禁城上钟鼓齐鸣不歇，东西两门不闭，半日方止。 庚寅，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 同日，大明太祖故里凤阳的守陵官谷国珍快马飞报：大明朝龙兴之地凤阳地震。 三个半月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紫禁城上钟鼓再次响起，一日之内两次齐鸣不歇。然文武百官终无一人至。 此日李自成破北京。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以“君死社稷”，于煤山自缢。身边以“臣死君”者殉死一人，为太监王承恩。 明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1）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1） ——粮饷、官兵和流寇　　崇祯十七年的朝贺，满朝大臣们一个都没来。 认真说起来，大臣们在正月朝贺这种重大典礼时失朝，确实非常奇怪，很叫人匪夷所思。满朝大臣们居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来，即使连续鸣钟也不见一人至，不知道是他们隔夜吃喝太多太过，还是全然没把给皇上朝贺当回事儿，又或者是人人以为别人都会去，缺自己一个也不打紧，于是大家全都没来。 总之，不管这事到底是怎么着，朝贺时一个大臣都不到实在有点太没道理。 而崇祯皇帝，却又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一位极勤政的皇帝。和他父亲、哥哥不同，崇祯对党争和宦官、大臣专权都极为反感，所以事事亲力亲为，可谓勤奋努力之至。 虽然如此，可在他手上，朝中的党争还是和前朝一样剧烈，并无太大好转。尤其是崇祯朝末年的朝纲，大约是历史上最坏的，好比元旦朝贺、祭拜祖庙如此重要的重大典礼，臣子们敢于一个不到的，印象中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尚无先例。 我不知道当时的崇祯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可以肯定他绝不会觉得好过，是否大怒则不得而知，恼火想来必定是有的，盖因崇祯的脾气一向不怎么好。 譬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他就以失地之罪，一次斩杀了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三十六名官员。 再后来的日子里，他又开大明三百年来未有之先例，九五之尊的天子带着年幼的皇子们在殿堂上亲自主持审问，并且主持行刑，以夹棍断了朝官的双腿，当头棒打廷臣，行刑人一棍下去，朝官纱帽立时绽裂。 崇祯做了十七年皇帝，一共杀了两个首辅大臣，撤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 另外还撤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而且这被撤掉的十四位，还都是正经八百的兵部尚书，仅仅只加兵部尚书衔的还没计算在内。这十四人里，其中有九个被治了重罪：斩首者一人，治死者一人，自杀三人，下狱两人，革职查办两人。 刑部尚书，前后撤换了十七人。 处死或被逼自杀的督师、总督，包括袁崇焕在内合计有十一人，如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等。 各地巡抚被斩杀的十一人、未来得及问罪先行自杀者一人：“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六·颜继祖传》。 不过有的时候，崇祯的脾气又是出奇的好，对事关朝廷纲纪和皇帝脸面的事，也能不了了之。譬如崇祯十六年元旦朝贺，准时到场的就只有两个臣子，而崇祯十七年，更是连一个臣子都没到，但这两次他居然都没动手严惩什么人。 崇祯十六年元旦那天到的两位大臣，其中一个是前面说过的那位姓名不详的勋戚，另一位则是当时崇祯面前的大红人，鼎鼎大名的首辅大臣、内阁大学士周延儒。 周延儒在此事后，只婉转兜了几句圆场话，就把崇祯皇帝的怒火平息了下去，此事竟就此不了了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2）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2） 单以此论，就可知这周延儒绝非泛泛之辈。 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氏。从记载看，此人确实是个聪明人，不但很会读书考试，还容貌出众，善体上意。《明史》的《奸臣传》记曰：“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庄烈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金庸先生则在《袁崇焕评传》中这样说道：“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这个周延儒说起来，其能力在崇祯一朝的大臣中是出色的。以我看，崇祯首辅之中真正有能力也能干事的，只有一个半人，杨嗣昌是实实在在地算一个，而周延儒虽在杨嗣昌之下，但实事也做了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他手上去掉了大明朝鼎鼎大名的锦衣卫的缉事之权，因此锦衣卫的权力一落千丈再不复当年之威杀。所以他最少可以算半个能干事的人。 但此人于《明史》内名列《奸臣传》，的确也没冤枉他。盖因其人虽然能力不错办了不少实事，但坏事也做了不少，可以算是个奸臣，最起码也是个佞臣，不过这佞臣自然是奸的，不会是好的忠的。 周延儒的发迹，一是由于他聪明伶俐善于揣摩崇祯的心思，另一方面，则和明朝末期几位皇帝喜欢攒私房钱这个莫名其妙的癖好有着莫大的关系。 明朝的几个皇帝，在对待钱财的态度上，都有些匪夷所思。按说一个人做了皇帝之后，最看不上眼的只怕就是钱了。因为他钱再多也没用，既没什么可以买的，也没什么物事是皇上要不到的。可明神宗，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万历皇帝，他不这样。他特别喜欢攒私房钱。除此之外，这位皇上还另有一个更莫名其妙的行事风格，那就是不愿意见人。 万历做皇帝时只有十岁，那时的两宫太后都很信任名臣张居正。张居正虽然是个极其能干的忠臣，但他不像中国历史上很多忠臣那样，到处得罪人，而且也不能算得是传统概念上的清官，还很善于权衡人事关系，公关手段相当不错。譬如当时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就和他关系极好，再加上两宫太后对他信任有加，所以内廷不但不会给他掣肘，还一直是他的后盾。 在他当政的万历元年到十年期间，大约是明朝最富强的时期。对外，有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等人，北方蒙古人的入侵几乎次次大败，最后只好和明朝达成协议，通过和明朝进行边市贸易来获取钱财，不再入关抢掠。而后来明军出兵朝鲜，打败了入侵朝鲜的丰臣秀吉的部队，也是倚仗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积累。对内，则治理黄河、淮河，清算农田面积，大兴邮政交通等，一时间国家粮仓的储备粮可支十年以上，财政收入甚至一度达到支出后的盈余，都可超过以往一年国家所需的财政开支。 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 万历大约自小就被张居正这个老师逼得狠了，十分怕张居正。好不容易等到张居正死了，顿觉得再无人可制自己，于是开始大肆报复。这第一件事，就是先追夺了老师张居正的官位，抄了张居正的家，又将其家属充军流放，更将其长子逼得自杀。再之后，万历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敛财历程，然后就是几十年隐居深宫不见大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3）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3） 万历在不见外廷大臣期间，对所有和他私房钱无关的奏章也一概不搭理，以至于大明朝的官吏缺了一半而无法任命。关于这些情况，史家所言就不多说了，论著汗牛充栋，就是小说家金庸先生在他的历史杂文《袁崇焕评传》里，亦有如是说： 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金庸先生这两段，除“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一句似打击面太大或可商榷外，其他所言甚是。 清朝撰《明史》的作者们，则在《神宗本纪》中说：“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而清高宗乾隆在其所撰的《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也这样说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 这两说所言，都基本符合后世史家的公论，即明之亡，始于万历之手。 万历此人甚好钱，有人说乃因他母亲是农民之女，受他母亲影响所致。这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后来的崇祯皇帝虽然没什么寒门背景，而且还很勤政，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很吝啬皇家私房钱，也就是内库中的内帑。不过他和万历有一点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他不像万历那样几乎一毛不拔，可他对动用内帑还是非常敏感，这也许和他对自己的形象极其看重，死要面子有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4）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4） 崇祯在除去魏忠贤后，朝中是暂时没什么大事端了，民间也还算好，后来杀进北京的闯王李自成，这个时候还领着大明朝的薪水，是大明朝的公务员，正在给大明官吏和家眷们充当保镖和信差。大明朝此刻最大的威胁，乃是来自北方的边患，也就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之名对明宣战的女真族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 于是，崇祯元年（1628年）冬，崇祯起用了辽东旧帅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授以督师之名，命其出镇辽东。 袁崇焕一到辽东，就面对着一个莫大的烂摊子，因为此刻大明的辽东军团已经缺饷四月之久了。 先是，辽东巡抚毕自肃屡屡上奏请饷，但户部一直未有回复。到了宁远、锦州边兵军哗兴起，才倚仗当地军政部门的储备发出了大约两万军饷，而库房已立告罄尽。之后又由毕自肃等人出面，向当地商户告贷借了五万两银子来充当军饷，可饷银依然短缺不足。 据《明季北略》记载，最后毕自肃无奈之下只得走入空房，上书谢罪后自缢身亡。不过这个说法有点不确实，《明实录》中他兄长毕自严的疏奏里说他曾经想自杀，但不成，而后来这次军哗中其他人都被救治过来了，唯独他不治身亡。因此毕自肃应该是被殴打或者自杀的伤太重而死，而不是自缢身亡。 堂堂一名辽东巡抚，竟因无钱发军饷要去向当地商户借钱发军饷，最后更因此而死，堪称古今奇闻。应该说，这位巡抚大人有相当的职业操守，他既没有诿过推搪，也没有无动于衷，他有尽职之心，可却真的拿不出解决方案，于是，在他的面前也就只剩下了自杀这条路。 这两次因缺粮饷而酿成的辽东军哗，很快就被袁督师暂时平息了下去，但士兵们的军饷却依然没发足。而北京户部的官员又一再地说目前外库缺钱，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陆续筹措完毕。 于是，袁督师上书崇祯，欲暂且借用皇帝内库的私房钱——内帑，先发军饷救急，以平息缺饷军哗。 然而崇祯却对这个建议相当抵触，心中极不情愿，勃然道：“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烈皇小识》。 这话听着叫人觉得崇祯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敢情你知道军哗已经平息，就不情愿给军饷了？不过，如果仅仅不太情愿也还罢了，听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崇祯似乎认为只要将领去安抚安抚，那些士兵就可以不要军饷去打仗了，所以辽东部队缺饷哗变，是袁督师以及辽东将帅们未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一般才有此事。 这就不免刻薄了。 其实在此事的处置上，袁督师为了不得罪户部而委曲求全，已然有些枉杀无辜。当时他为平息军哗，放过了两名为首官员，斩杀了十六名从犯。其实说起来那些军人只是绑缚上官索要被拖欠了四个月的粮饷而已，并无造反的意思，所以书曰“哗”而不载“变”，盖因其时确实哗而未变也。为此，袁崇焕颇为时人所诟病，如后来计六奇就于其所著的《明季北略》中《宁远军哗》一条下作评曰： （毕）自肃奏请，而户部不发，则罪不在自肃，而在户部明矣！至崇焕斩其党，而宥首恶，颠倒如此，安得不启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锦州之哗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5）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5） 在这里顺便插一句闲话，那些因缺饷闹事受处分的军官中，其中一位便是日后鼎鼎大名、势倾江南的左良玉。此刻，他还只是个小小的都司。 在崇祯说那些话的时候，前面所说的那位周延儒此刻正好在场，他不愧有“性警敏，善伺意指”之名，马上就猜到了崇祯是什么心思，这根小荷于是凭此露了尖尖角，开始在朝臣里一枝独秀起来。 《明史》记他当时揣摩崇祯心思，“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 以此君臣二人言之，边镇官兵只要有饭吃就可以卖命去打仗了，周大臣子说“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崇祯皇上复怀疑“边将要挟”，此已然荒谬之极，然君臣二人并不满足于就此罢手。 周延儒毕竟是饱学的才子，二十来岁就在大明朝的两试中都得了第一的堂堂会元、状元，胸中锦绣文章不少，所以他当时曾用了“罗雀掘鼠”的典故，道：“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选自《烈皇小识》。折色：明代赋税中，将原定征收的标的物称“本色”，如改征其他标的物或货币，则称“折色”。明初时，本色专指米麦，折色范围则较广，《明史·食货志》：“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 明中叶以后，赋税折纳银两的现象较多，这种折征银两一般就称为“折银”或“折色银”，亦称“轻赍”。周延儒之意，是说朝廷只是欠发士兵月饷银两，但没有减少他们月饷的银两数目。其实欠饷便是欠饷，关月饷数目的事，周说实为无理之极。 崇祯和周延儒两人此几段对话，均出自文秉所著的《烈皇小识》。 文秉，字荪符，长洲人，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玄孙，天启、崇祯两朝名臣、大学士文震孟的长子。由于身处其间，他所记载的崇祯朝事有相当的真实度。明亡，其弟文乘因投奔抗清部队被杀，文秉也遭到牵连而被通缉。他在《甲乙事案》自序中道：“予自遭仲氏之难，列在官府者，幸荷宽政，而托在至诚者，反罹密网，孑然数口，屏迹深山，吸风茹霜，莫可诉语。”黄容的《明遗民录》说他在“明亡后挈家庐于文肃公之墓下，与天池山相距里许。幅巾布袍，与樵夫释子为侣。采橡实以自给，与城市人绝不相闻”。其所撰书有《烈皇小识》、《先拨志始》、《甲乙事案》、《定陵注略》流传至今，是研究明史时几种比较值得重视的史料。 “罗雀掘鼠”典出唐朝忠臣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乱军围困时。当时张巡部队缺粮，有段时间只能靠抓麻雀捕老鼠来充饥，到最后城里什么吃的都没了，人也都打完了，终于全军战死，张巡被害，全城守军无一人降。 只是这“罗雀掘鼠”实乃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可崇祯却居然大以为然，周延儒的“罗雀掘鼠四字，深契圣心”，当下竟欣然点头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日缺饷，岂遂至此？！”《烈皇小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6）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6） 说老实话，部队的将士是在为大明朝和崇祯皇帝卖命，这军饷原本就是朝廷应该发的。这位皇上好像一点都不明白，这些人是在为他守江山。照这君臣二人的说法，朝廷似乎不但不用发军饷，还可以要明军将士们饿着肚子去抓鸟捉老鼠来充饥，然后继续为皇帝和朝廷去打仗。 再者，这周延儒的诡辩实在出色之至，“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这是说朝廷只是欠饷，并没减少士兵的饷银数目，所以没什么可以鼓噪的，因此鼓噪，其中必然有问题，这矛头便隐隐指向了大批的边军将帅们。谁知道这崇祯竟也大以为然，以为此话“深契圣心”，当真是焉有是理。这皇上、大臣们对战地一线部队的欠饷问题尚且如此态度，那么对其他地方守卫部队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崇祯，或者说大明朝皇上和一部分大臣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正是引发明末农民起义，且起义屡镇屡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皇上和大臣们都不觉得不发饷有什么问题，可以要士兵们自己去挖老鼠充饥，那么也就难怪大明朝的官兵要靠抢劫民家而赖以为生了。崇祯朝剿灭农民起义最有经验也最有战绩的两位大臣之一卢象升，对这个问题总结得最为精辟，他在奏章中曾这样说道：“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卢象升传》。 原本西北、西南的农民军，主要是由无组织无训练的饥民、流民组成，基本没有什么军事素质可言。但随着崇祯中期以后大股明军的加入，尤其是大批中下级基层军官的加入，使得他们的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原来屡战屡败的不少“流寇”，一下变成了和明军一样有鲜明军事结构和具备标准军事训练水准的部队，故而极为难治。再加上各种其他因素的促成，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颠覆了大明朝。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也比较复杂，故在此仅举一端而已。 然而“兵将从贼而为寇”，使得明季官兵之害尤甚于“流寇”。官兵们转而为“寇”抢劫百姓，而“流寇”们却打出“剿兵安民”的旗号去争取民心，顿时官匪殊难分清，整个情况已经颠三倒四，这也是一大奇观，实在很叫人哭笑不得。如此情形之下，大明朝又焉能不亡。 崇祯、周延儒君臣两人的这些言论，读来着实让人无话可说，唯有为舍生忘死抗击清军的袁督师和辽东将士们不但吃不饱、无钱养家，还因讨要拖欠军饷被指责的际遇心酸而已。 在后来崇祯三年（1630年）让袁督师含冤九泉的罪状中，又有继续说袁督师清军犯北京，乃是企图挟持朝廷以邀功邀钱这一条。而主其事者温体仁，当时与周延儒为一党。“温体仁讦谦益，延儒助之。帝遂发怒，黜谦益。”又有：“初，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将兴大狱，梁廷栋不敢任而止。”《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钱龙锡传》。当时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在《剖肝录》中这样记道：“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 可见袁督师下狱，固然祸起于清之离间计，但最后勘查九个半月竟依然不能洗冤，乃至以身殉国，实是先因了崇祯好面子死不认错，之下则是因周、温等人与钱龙锡等的权利之争、党争，另外还有一干朝臣、太监因私产被清军所毁等小小私事而迁怒于袁督师之故。数端并发，于是大明朝对清军战事的最后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就此夭折。 近代梁启超推袁督师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他在《袁督师传》中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则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袁督师之死，崇祯先受敌方离间，过后事实已明但依然拒不认错，以袁督师之死来维护自己的皇帝脸面，当负首责；主其事者温体仁、梁廷栋自然也一样罪无可逃，而周延儒虽然后来也曾上疏救袁督师，但其实是惺惺作态权衡之策，并无真想救他的意思，不过是摆个架子以免遭忌，二则其时他正开始与温体仁等辈争权夺利，故以此为器用耳，他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不过待得后来，这周延儒自己竟一样死在了清军犯京这件事上，而罪名之一居然也是“受贿纵敌”，这可真有点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的意思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毛公案（1） 袁毛公案（1） ——袁崇焕“斩帅”及东江崩溃辨析一、斩帅公案 袁崇焕在平定辽东军哗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活动，包括按照崇祯及兵部要求进行的汰兵、整治防务等。次年，他以尚方宝剑斩杀了在关外举足轻重的辽东大帅——明平辽将军毛文龙，顿时朝野大哗，从地方到中央，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除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一部分人对其举动是支持和肯定的外，另有一些大臣以及民间人士是为毛文龙抱屈的，但为数不多。 但到了袁崇焕被以谋款斩帅、通虏谋叛罪处死后，为毛文龙叫冤者顿时日多，呼声也越来越高，到后来如计六奇者，更干脆以毛文龙方之岳武穆，把袁崇焕比之为秦桧，并将袁崇焕责杀毛文龙的十二大罪与招回岳飞之十二金牌相提并论，曰：“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也。”《明季北略》卷五。直到清乾隆年间由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之后，为毛文龙叫屈的声音才又渐渐平息下去。 此事乃明季辽东战事中的一大公案，虽死毛文龙一人，但产生的影响和所牵连的问题，以及其中的是非曲直，不可谓不大、不多。譬如毛文龙是否该杀；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毛文龙被杀是否导致了明东江军事据点之崩溃；毛部辽东系将领降清是否和杀毛有必然的联系等。 这一公案，更由于其中颇有牵涉到如东林和阉党之间的党争、各方利益、乡党袍泽之义，乃至因明清易代而产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之关系，以至三百年来争论不断，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颇如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孟森先生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所说：“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 即使是到了现在，在对这一公案的认识上，也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赞成袁崇焕斩帅的固然很多，但也有相当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乃是因其不顾大局、刚愎自用而产生的巨大错误，其结果就是自毁长城，因为倘若毛文龙不死，则清军不得无有后顾之忧而频频南下犯关。在这点上，以已经故去的史学前辈谢国桢谢老的观点最为激烈，在其著作《江浙访书记》中，谢老道：“且崇焕之轨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一个“纯”字，几已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这一举动定在了全无是处，且可指袁崇焕个人品质有所不堪的地步。另外如现在的明史学者、复旦大学的樊树志先生，亦持相仿之观点。如在其著作《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二章中，就对此论道： 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一大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所以后金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每欲派兵征讨，又试图招降，都没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岂不令亲者痛恨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兵便可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达数月之久，足以令人深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毛公案（2） 袁毛公案（2） 在同一章中，樊树志先生还对台湾学者李光涛先生及北京学者阎崇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表达了自己对袁崇焕“斩帅”一案提出异议的动机： 李光涛先生早在四十年代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理清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的作用全盘否定，把毛文龙说得一无是处，断言道：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结论，实在是大有商榷余地的。近年来，阎崇年先生则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斩帅”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终难令人心悦诚服。笔者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读者诸君或以为拙著所述不可凭信，不妨披阅李、阎的论著，再作深入的思考，以澄清这桩历史公案。 ……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了兵临城下的己巳之变。 樊树志先生在近年来的新作中，依然坚持同样的观点，内容文字相差无几，而批评则更尖锐了，如在其《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1版）一书的末章中这样说道：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大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樊树志先生认为，李光涛先生这样论述的动机虽然不明，可观点过于偏激，对此，他以为李光涛先生可能是因“时代局限”而“感情用事”；而阎崇年先生则是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才会从袁崇焕是民族英雄这一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一事进行百般辩解。 从樊树志先生指阎崇年是自“崇敬与偏爱”这个立场出发来判断，我觉得樊树志先生应该是认为阎崇年先生这样做的根由，与台湾李光涛先生一样，都是感情用事所致，而且他们的观点和所提出的论证，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且这些也并不是“真相”。同时，如樊树志先生文中所言，他之所以提出异议并不是想为毛文龙翻案，而是“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毛公案（3） 袁毛公案（3） 另外，樊树志先生在文中还说，“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余以为此言甚是。 那么，以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去看，毛文龙究竟该不该杀，袁崇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有六州四十三县铁亦不能为之大错呢？《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晚唐时天雄节度使罗绍威为取魏博，联合朱全忠杀魏博牙军五千人，屠八千余家，魏博大乱，等罗依仗朱的军力镇压完毕后，其地资实人口亦被朱的大军消耗和屠杀殆尽，魏兵势自是衰弱。罗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错，原为刀币之称，此处借其音，指错误之巨大和无可挽回之势。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樊树志先生在著作中力求告诉读者的那些，是否便是历史的“真相”和“本来面目”呢？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被岁月这把剪刀裁剪过的残卷。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说：“前人的叙述和判断，现在本身就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事实上，我们所常引用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一句，或者也可以说成一切历史都是思考史，即我们所看见的“真相”，是我们思考的结果，而并非真正的“真相”。 确实，毛文龙之死的一切过程，早已和时间一起消逝，我们无法再去亲身经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毛文龙之死，都是凭借前人的叙述和判断，再由我们在今时今地进行思考得来的结果，这是我们思想的亲历史。 因此，对于这段已经成为历史的公案，我们不妨先尽可能多地搜集克氏所说的“凭证”，然后思考进而得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得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真相”。 毛文龙，号振南，杭州人氏，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日生，居杭州荐桥忠孝巷。其人虬髯有英气，善骑射，尤善弈。少年贫困时曾以卖卦测字为业，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春，因其舅氏沈光祚任职兵部，遂入京谋事，被荐于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补内丁千总。同年九月，兵备道白某录武举，毛文龙名列第六，署安山百户，升辽阳千总，三年后升任守备。熹宗初，辽东经略袁应泰命其造火药，两月完成，加游击衔，后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用为补练兵游击。 毛文龙这一路“历仕至此，俱由光祚所荐”《明季北略》卷二。，此后的路，便是毛文龙自己走的了。自辽阳失陷起，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辽东一方雄镇，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能力。 天启元年（1621年）的辽阳之役，明辽东重镇辽阳失陷，努尔哈赤一举占领了辽东半岛。而毛文龙在此役后，随即率二百二十健儿袭破后金之镇江堡（今辽宁丹东市东北九连城），擒杀明辽东叛将、后金守将游击佟养贞（佟养性之兄）等，占领了镇江堡，明方人心大振。只是后金大军立刻便杀了过来，镇江堡失守，毛文龙遂退据东江（泛指鸭绿江口的系列岛屿，因其大多位于出海口以东，故称为东江），其后他以皮岛（又名椴岛或南海岛，今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主要据点，与觉华、旅顺、广鹿、长山、鹿岛等大小岛屿连成一线，成为辽东明军对后金后方掣肘的一支军事力量，毛文龙因此被嘉奖，并升任总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毛公案（4） 袁毛公案（4） 镇江之役，发生于明军辽东大败、辽阳失陷之后，这不啻于一针强烈的兴奋剂，让明廷相当部分人为之雀跃欢呼。而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为人騃（音皑，愚笨，不明事理）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对此意外之胜，自然更是大喜过望，于是急忙上奏，并以此为己功。 但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却对此极为不满。他的不满，是来自于他认为毛文龙这次擅自行动，导致后金对海上防线加强了守备，以至他原来准备在广宁集中重兵守卫，以朝鲜、天津、登莱等水师伺机从背后攻击的“三方布置”之策就此夭折。同时由于这次行动，辽东四卫百姓也受到了后金军的残酷报复，几乎被屠杀殆尽。对此情形，他这样说道：“三方兵力未集，（毛）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于是熊廷弼“贻书京师，力诋化贞。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服”。 此役功过，仁智各见，与此节要讨论的问题没太大关系，只因事关毛文龙东江崛起之源，所以于此略述。需要提一笔的是，后来因为王化贞的全不知兵和一意孤行，终于又导致了明军的广宁大败。此役中，“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但由于“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是以熊廷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十三万明军一朝崩溃，丧师失地退回关内而无能为力。可到了最后，在魏忠贤一干人等的主持下，因广宁之败而被问罪、斩首，且死后还要传首九边用脑袋去游行以警示边军将士的，竟然却是只率领五千人的熊廷弼，而不是那位拥兵十三万最后溃逃的王化贞。对此结果，抱不平的朝臣在崇祯朝时为其翻案的奏折中这样说道：“斯则廷弼死未心服，海内忠臣义士亦多愤惋窃叹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讼陈皇上之前。”《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王化贞传。 至于说到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则必须要承认毛文龙对清军，也就是当时的后金军是有一定牵制作用的。他的攻击手段通常是偷袭和闪击，且屡屡得手，虽然斩获不是太大，时常伤亡相当还无法守住夺取的陆上据点，不过他一直坚持的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战术，也足以让后金大为恼火。因为清军既无法一举消灭毛文龙，又不能漠视他的存在，他的兵力虽然不能做主力进攻使用，但可配合锦州一线主力明军的攻势去威胁后金侧翼，尤其如果能联络当时的明属国朝鲜一起发动攻击的话，威胁会立刻增大。因此对于清军而言，毛文龙的存在，好比一个人在背上长了一个疔疮，虽然眼前没什么大问题，但它有可能溃烂发作成为一个更大的毒疮，甚至引发其他疾患，让人很不舒服。 然而，是否借此就可说“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呢？余以为此说不妥。这里需要澄清的有三个问题，既杀毛文龙有没有错、之后的“己巳之变”是不是毛文龙被杀之直接或者必然后果、东江防线的崩溃是否是因袁崇焕杀毛文龙而导致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毛公案（5） 袁毛公案（5） 孟森先生早年在其《明清史论著集刊》一书中，曾提到了关乎此事的一件重要证据，那就是《满洲老档秘录》，后来也叫《满文老档》、《满文原档》等。 要说“斩帅”公案，则先要把此件档案的来历说清楚，盖因其中有太多关碍。 1《满文老档》之来历 《满文老档》是清廷入关前，以老满文书写的编年体皇家档册，记事起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清天命前九年，1607年），止于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除卷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部分残缺外，其余保存完好，共三册。此档案乃是世之孤本，无论是其学术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堪称国之重宝，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另有三册老满文木牌，合计四十大册，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满文老档》内容浩瀚，除按年代记载清廷军政大事外，还涉及到当时满族社会组织、典章、制度、与各方的交涉和对内事务处理，乃至民俗、风物、天文地理等。其文字朴素少修饰，记事翔实，有相当部分内容为明清史和《清实录》所不载或记载不详或后来遭修饰甚至改写过的，近年来尤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推为研究清史、晚明史，乃至朝鲜史第一手资料。 由于当时的满族科技和生产力落后，因此《满文老档》所用纸张均为从明辽东地方衙门得到的公文纸和高丽笺纸，各册厚薄大小均不一致，清初存放于盛京（今沈阳市）崇谟阁。清廷入关后，与其他档案一起存放于北京内阁大库。 此档所用文字为无圈点老满文夹杂蒙古文和少量汉字。最初的满文是无圈点的，谓之老满文，由于历史变迁，才渐渐发展成加圈点的新满文。到了乾隆年间，因为能认老满文的人越来越少，故乾隆命两位大学士提取此档，将其中难认的老满文字检出，以新满文标注，做成《无圈点字书》，也就是字典，以供后人学习。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抄录了此档的第一份抄本，一般称这个本子为底本，后来乾隆又命大学士舒赫德为总裁，开始以加圈点的新满文（又称《加圈点字档》）、不加圈点的老满文（又称《无圈点字档》）两种满文分别抄录此档，当时完成两份。之后又陆续抄录，合计共抄出七份抄本这七件抄本各有不同的版本名称和别称，如以藏所区分的内阁本、崇谟阁本等；以抄写字体区分的草写本、正写本；以外观区分的大、小黄绫本等，由于渊源复杂，不在此赘述。，都是180册一份，分藏于北京和沈阳两地。现在除原始档册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外，上书房本抄本一份已失踪，学者们怀疑毁于清末兵火。而其余六部不同版本的抄本，则分别藏于北京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沈阳辽宁省档案馆等处。 这份档案被世人所窥知、重视，起于二十世纪初。 1918年，清末进士金梁先生召集人手，对沈阳崇谟阁藏本进行翻译，其部分内容出版后名为《满洲老档秘录》，后又改称《满洲秘录》。再其后在《故宫月刊》上进行部分连载，称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但后来通用的称谓，还是沿用了其初始出版名称——《满洲老档秘录》，孟森先生所言，即为此版本。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有一位名叫内藤虎次郎的日本记者，也在沈阳翻拍到了崇谟阁《加圈点字档》的照片，回到日本后他据此出版了名为《满文老档》的影印版本，1939年依据此版本翻译的日文译作出版，此后这件档案遂越来越广为人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毛公案（6） 袁毛公案（6） 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等人开始翻译此件档案，出版后名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1969年，台湾又出版了由原件影印而来的《旧满洲档》，但目前已知的是，由于只得一份原档，因此其残缺部分比北京和沈阳的为多，且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无法补缺。 1978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译注工作组，联合了当时国内的十一位满汉文字、历史专业研究人员，对这一档案开始进行翻译和校注工作，在参照各版本的基础上，通过各方协作，历时十年，于1987年完成了初步译注工作，共译出八十五万余字，分上、下两册，名为《满文老档》，于1990年正式付梓刊印1000套为研究之用。这一版本由于拥有的馆藏原始版本多、参与人员多、出版时间晚、译注时间长等前提，所以能参照各不同的原件版本以及之前各种已出版的版本进行比照，因此相对以前的版本而言是比较完善的一个本子。 这就是《满文老档》的来历和各版本之大致渊源。为方便起见，本文所叙和所引之文，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有称《满文老档》者，均指1990年北京版本，但其中疑有不确或歧义者，亦颇多比照台湾版本及日本版的译文，并于注释中标明其异同，以努力避免译注传抄中产生的错讹。 2毛文龙的投敌书信 孟森先生著作中提到的金梁版《满洲老档秘录》，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问题。金梁先生为清末进士，在翻译过程中过于重雅训，因此虽努力不改其本意，然相当部分译文已与原文文字有些差异，其中甚至有抄录《东华录》的现象，是以常为后人所诟病。然而，孟森先生即使在查阅了原始档册之后，再谈毛文龙投降后金事时，也只能提出一些猜测，譬如说其“词气据傲”而不似投降云云，终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来推倒档案所载之事。 那么，这个档案里有些什么和毛文龙之死有关的记载呢？ 在《满文老档》中皇太极档案第二函《太宗皇帝天聪二年正月至十二月》内，有两册档案的名称都是《天聪二年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里面是毛文龙和在皮岛的原后金镶黄旗副将王子登二人给皇太极的信，同时档案其他函、册内亦散落有多处毛文龙与后金相关的事迹记载。 这一函的第十一、十二册书信档中，有六封是毛文龙与皇太极信，其余为王子登的，还有一封是没有落名款的写给皇太极之书信，虽然内容也是讨论投降后金事，但因其落款不明，历来对作者、书信正文是否有错讹，甚至是否有他人信件的一部分误入此信等，争论颇多，容后文详细叙说。这些信的归档时间为明崇祯元年（1628年）、后金天聪二年正月至四月。 毛文龙与皇太极的这些信内所谈，大致是三件要事：议和、遣返双方收罗的降人及被捕人员、归降后金。 议和一事，并无什么可议之处。 关于遣返降人和被捕人员一事，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关于原明将刘兴祚（爱塔），在投降后金之后又叛归皮岛事，皇太极强烈要求遣返此人。同时，他还责成毛文龙设法解救、送回前去皮岛谈判，但被来皮岛办公的明户部官员捕获，并送往北京的后金官员阔科汉文档册称“可可”，其他亦有史料称为“科廓”，为方便起见，今从《满文老档》文，统一称为“阔科”。等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毛公案（7） 袁毛公案（7） 毛文龙归降后金，乃是这些书信中分量最重的一件事。在信内毛文龙不但明确表示了他愿意归降后金，还主动提出与皇太极里应外合，合力夺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地，并开出了具体的归降条件。 其他的问题，也许还都能以时局为由做一番分辩，唯独归降一事，却实在有些辩无可辩，至多只能予以猜测。但猜测始终是猜测，只要无法提出确凿的反证来推倒这些信件的内容，即使如孟森先生，也无法证明毛文龙并无归降后金的意思，亦不能推翻信中他主动邀约后金里应外合夺取明山海关、登、莱等地的叛明谋划，只能予以猜测。 我们先来看看信内皇太极责成毛文龙设法解救并送回被捕的后金官员一事。 根据明方的记载，在崇祯二年（1629年）的闰四月辛酉，毛文龙曾向北京报称曰： 长山岛逃回胡四等称：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如今禁海无粮，欲乘机攻杀等语。《崇祯长编》卷二十一。 此处记载的“大清皇帝”云云，显系作者为避讳而为之，盖因后金一直到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才改国号为清，此刻必不得云“大清皇帝”。但这里毛文龙说皇太极指责其“又将我人解京”，却可与清《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书信、毛文龙自己所写的塘报互相印证，证实了此前确有后金官员被解押到北京。在《明清史料丛刊初编》上编《皇太极谕皮岛众将》众文书中的第一封，是现存的唯一一封皇太极给毛文龙的回书，其中也明确谈及了与毛文龙议和与阔科出使皮岛未归事： 前者将军差官执书，言山海官多，和事无敢担承，我是奉命海外，便宜行事，奏本一上，和事易成。我亦欲罢兵，共享太平，即差人去。不意竞不发回原人，一似势力所得，复另差人持书，又是别话，何也？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东等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人不食言，是乃真德行，势力所得，是乃真英雄，若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 皇太极这封书的回信时间，为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十月。另据朝鲜方面的《承政院日记》记载，此年皮岛都司苏万良曾于九月持毛文龙书前往后金处，十月中持皇太极回信返回，因此可知这毛文龙与皇太极在崇祯元年九十月间，尚书信来往谈和。 然则其中缘由是什么呢？是不是毛文龙主动把前来联络的后金使者抓起来押送北京了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于明天启七年（清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到达皮岛，《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一册；神田信夫：《“满文老档”に见える毛文龙等の书简について——毛文龙と后金の和议と交涉をめぐって》。据神田先生考据，王子登抵达皮岛的确切时间为明天启七年，清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并一直在此的原后金镶黄旗副将王子登写给皇太极的信，信中关于此事的本末还比较详细。书中云： 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人逃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满洲人）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事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谁知道阔科与黄户部到北京后，告知毛文龙与汗礼上（笔者注：原文为上）往来不断等语。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至今尚未议毕等语……汗不遣人言谢，以慰其心，反留所遣使臣，复取逃亡诸申，其谋泻矣……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为北京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大事乎？《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一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毛公案（8） 袁毛公案（8） 而在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信中，谈及阔科前来联络一事时，先是这样说的： 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诸申往来频繁，终日忙于事。留住几日，所用衣服，全缝制毕。五月十六日，遣其旧人三名，由海至镇江，复携礼物两驮，运至沈阳。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随、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我遂断然制止，未纳下人谎言。我与尔同谋此事，唯恐失信，故匆忙遣人答复。《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 在随后一封信中，毛文龙又道： 毛文龙拜金国汗纛下致书。不佞常铭之于心，宣之于口，存之于中，一时不忘。因所遣使臣之言，同气同意，即遣回国。又闻初遣之使臣，照旧携礼物前来我处等语。当时，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其时汗所遣使臣，未经查实，误入户部。使臣及所携礼物，尽被擒获，解往京都。不佞闻之此，遂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正在烦恼之际，突有喀山牛录下诸申八人逃来，伊等言称：我汗与诸贝勒原以一心倚尔等行事等语。不佞闻此，愈觉不安。嗣后遣来之人，须仔细辨认为善也。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毛文龙首次明确谈到了“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这一里应外合的叛明大计。 此后的信中，毛文龙一直坚持阔科等人“误入户部粮船”的说法，又申辩道，自己若是诱骗，又何苦去骗擒这四五人： 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今将阔科未能送还，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一片诚心美意，反成无信义者，此怨无处可诉。我之本意，本欲与汗共图大事，今又见疑，岂非天之罚耶？……若谓诱骗，骗其四五人何为？我二人毋相疑。《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 按：台湾李光涛先生编辑的《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辑》中，毛文龙此信原件照片上有老满文批注，可知收信时间为崇祯二年三月初一日。 据此可知，毛文龙至迟自崇祯元年三月起，到崇祯二年的二三月间，还在继续与皇太极商谈“共图大事”，此大事承其前信所示，即是“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这一起兵叛明、夺取明朝关隘和城池的谋划了。这同时也印证了前文王子登书信中所说的“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为北京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大事乎”一语为真。 合谋夺取山海、登莱，正是毛文龙“欲与汗共图”之“大事”。 毛文龙于此年六月初被袁崇焕诱杀，距其写此封书信的时间仅三月余。 关于皇太极使者阔科被擒送北京一事，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的信中所叙，是有出入的。而这位阔科的被捕，又导致了皇太极疑心大起。这直接影响了后来毛文龙和后金商谈归降之事的进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毛公案（9） 袁毛公案（9） 按王子登的说法，是阔科等人在来皮岛途中滥杀无辜，以至上岛后被随后到来的幸存者擒获、指控，而毛文龙不予理睬且释放阔科，试图不了了之，于是幸存者又去了正好前来岛上送钱粮的黄户部处报告，终于导致阔科被擒，马通事因多嘴被毛文龙杀人灭口。但阔科被押送到北京后，却泄露了毛文龙与后金议和一事，导致朝野上下一片大哗，北京朝廷认为毛文龙有“谋叛”之心。 这里先插一句，北京朝廷认为毛文龙有“谋叛”之心，当是王子登的夸张之语。虽然毛帅在其信中已然透露了此刻两家所谈之事：如何里应外合联手攻取北京的前、后门——山海关和登莱二府，但此刻的明廷，还不知道毛文龙的谋叛之行已到如此深度。 而毛文龙的说法则没王子登那么戏剧化，相对要朴实些。他没有说及阔科等人滥杀无辜事，不过经过也颇曲折。依毛文龙前一封信所说，四月二十六日，皇太极使者阔科和翻译马通事等五人至镇江，于五月初三日被迎入皮岛，当时户部官员正好来岛解送钱粮，此事引起了户部官属下人的怀疑。到五月十六日，毛文龙遣旧人三名，带礼物两驮，打算渡海自镇江前往沈阳皇太极处。但此消息被户部官员的下属探知，而毛文龙随即又听说山东和登州等地的明军开始在海上加强警戒，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哨探，山东等地明军和道官也前来皮岛，毛文龙遂“断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最后明军官员未接纳下属之报告，以为谎言，毛文龙就此过关。毛文龙告诉皇太极这些具体过程，一则当为邀功，二则是为取信，三则大约想表明自己此举所承担的风险之大。 然而，随后而来的情况却大出双方意料之外。毛文龙在后一封信中说阔科等五人并未安全返回沈阳，而是为户部官员所擒，还连带毛派去沈阳的三人都一起被抓了起来，被直接送往北京。这些，户部官员根本就没知会毛文龙：“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两人叙述的最大差异，是在于王子登说阔科之被抓，乃因阔科等人被途中滥杀无辜之幸存者在岛上撞见，因此事发，此事发生在皮岛，毛文龙不但知道，而且还动手杀了翻译官马通事灭口。 而按照毛文龙前后两封信的说法，户部抓人非但他不知情，还把他派去沈阳回礼的三个部下也一起抓了起来，直接押送进京。 又，查得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户部员外郎黄中色受命负责东江粮饷事宜，而自毛文龙元年塘报中可知黄中色于已四月四日抵达皮岛，崇祯二年四月奏报中，亦有再提到“饷臣黄中色”《崇祯长编》卷十一；《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元年五月：“窃饷臣黄中色于四月初四日至皮岛”；《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臣部之兵，倡义原有数十万，一裁之词臣姜曰广科臣王梦尹，为十六万；再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云云，此即王子登所说之“黄户部”及毛文龙所说之“户部粮船”往来皮岛之事，在这一点上，两人说法是一致的。另外，毛文龙自己具奏之四月二十八日起的东江塘报，以及朝鲜方面的记载都表明，阔科等人至少是先后两次来皮岛，一次是三月十三前后，一次是四月。 王子登和毛文龙信中所叙事端不一，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王子登信与毛文龙信系出不同人之手，当非一人伪造。因倘若是同一人伪造，则必事事无不互相印证，以实其言。无论是谁作伪书，毛文龙是真降还是假降，都断无在信中自相矛盾、使人疑惑之理，况且是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而事后皇太极对此事耿耿于怀的反应和疑惑态度，也说明了此事干系之重大，儿戏不得。另外，王子登信内自夸邀功之意，溢于言表，如“毛文龙乃一品大人，至贵重也。惟信副将（王子登自称）之言，始行此事”《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等，亦颇符合日本神田先生考据中谓其为居中联络者的心态。 第二，证明了王、毛两人的信件内容，在作书时彼此并不知晓，乃是分别写给皇太极的，否则，关于此事的内容必定是一致的，原因同上。 同时依这许多信内所提及的，可知往来信使是双方人员都有：信件时而由皮岛王、毛各自的家人、亲信送去后金，时而由来岛的后金使者带回去，且使者常需面传应对皇太极、王子登、毛文龙三家分别嘱咐之事。如信中“起初王总兵具书议和，遣游击金秀柱偕王总兵官家人前往”、“乞汗遣可使之人来皮岛，我与彼面陈所欲之事”、“来员之言语含糊不明，故复往问”《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一册、十二册。等类似言语甚多，如此，则皇太极见信后必然会要使者与毛文龙等面商事体，且使者往往在皮岛一住便是十数二十日，又观诸朝鲜的《仁祖大王实录》，也可知双方使者往来颇为繁多，如毛文龙书信是王子登或其他人所作之伪书，这等事情却又如何瞒得过就在岛上的毛文龙？且作伪只能瞒得一面，无法两面欺瞒，更不可能三面欺瞒，尤其是如果瞒不过毛文龙，则其伪当时可知。 因此所谓的“伪书”问题，只看书信中叮嘱之内容，以及皮岛与沈阳双方使者此等来往情形、方式和频繁度，已基本可以否定。又如日本已故的东北、亚洲史权威神田信夫先生，在其《“满文老档”に见える毛文龙等の书简について——毛文龙と后金の和议と交涉をめぐって》一文中，就曾举集了大量的明、后金和朝鲜三方史料，尤其是记载极其详细，至于使者来往日期和人数、言谈举止都历历在册的《承政院日记》、《乱中杂录》等，不但据此考据出王子登入皮岛的确切时间，还详细论证了王子登在毛文龙与后金谈判中的身份和作用。神田先生认为，正是这个王子登，扮演了毛文龙和皇太极之间归降谈判的中间人角色。 只是因《满文老档》之刊行，此后论毛文龙者十之必提此书信，所以“伪书”之猜想也因此而起，尘嚣日上。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依然仅仅是纯粹的猜想，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猜想。所以，毛文龙的这些书信，目前依然还是无法推倒的、他与后金实施归降和起兵叛明谈判的直接证据，是个铁证。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满文老档》之外，尚有五件毛文龙与皇太极书的汉文原档也侥幸留存了下来，现存于台湾史语所。今谨附其中一件翻拍照片（局部）于此，其中除略有残缺及因翻译导致与《满文老档》有个别文字略有差异外，其内容与《满文老档》中所载毛文龙与汗书之一基本一致，可供互相印证。而此信中两处抬头的格式，也颇能说明问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 现在我们再来辨析一下毛、王二人的说法哪一个更接近事情的本来面目。 如果以毛文龙的说法，这位让双方纠缠不休的皇太极使者阔科，又到底是怎么被那位管粮饷的黄户部黄中色擒获的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位黄中色是个什么样的人。 早在袁崇焕出镇辽东前，朝中不少大臣对毛文龙谎报、冒领等事项就已有所知，故“多有上本者”，而崇祯也对其所报有疑。在平台召对袁崇焕命其督师辽东后，恰好毛文龙又献俘北京，所以崇祯特地招兵部尚书等人前来问对道：“文龙献俘，似或非实。前者冒饷亦多，该部详查以闻。”当时在场的诸大臣中，就有：“黄户部中色、王兵备廷式（编者注：式应为试）、孙军门国桢皆曰：‘文龙有军二万六千，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而不能收复辽阳一尺土，国家虚费至此，敕令兵部酌处云。’”黄中色此处的表现，已可说明其态度之一二。而当时的大明属国朝鲜在获悉这个情况后，君臣曾大为担忧，商议道：“毛帅若不得如前冒饷，则其势不得不责办于我，前头必有难处之患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 毛文龙和皇太极之间的来往，可以瞒得了北京，但在朝鲜、皮岛和辽东地方，是不太容易隐瞒的，盖因其使者多有走朝鲜过境者。而这位饷臣黄中色频繁来往于北京、山东、皮岛等地，加上皮岛将领也不是全都愿意和后金来往的，所以黄中色如果获悉有后金使者往来于皮岛，也并不奇怪。就是当时的明朝藩属朝鲜，亦有官员打算向黄中色报告的。如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十三日，朝鲜官员郑忠信就飞报朝鲜国王曰： 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毛将之与虏相通，为日后地者，果似分明。黄户部方在岛中，不可不密通情形于户部，使之嘿察应变。宜以此意，下谕于接伴使。《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 此刻的黄中色已经于四月四日抵达皮岛，而毛文龙塘报说他于十二日点兵开始配合黄中色落实核查兵数事宜，显然，毛文龙是借此调动兵马之机将阔科等人护送出了皮岛。且此朝鲜方面的记载又证明了他在此年四月二十八日给北京的塘报中撒了谎，因为他并没有留下阔科只派马通事回去，而是将全部使者都送了回去。 毛文龙这样做的原因，与后金方面来往固然此其一，但黄中色的双重身份也是导致他赶紧送阔科等人离岛的原因之一。 当时的朝鲜和蒙古的部分部落，为明朝的左右手，对后金形成了一个环形包围圈，所以和朝鲜的关系是明朝外交上相当重要的一环。而毛文龙所部，屡屡在朝鲜境内威胁地方官员，烧杀抢掠。虽然他们不是和后金军入侵那样大规模地进行，但数十数百人的毛军掳掠甚至欺压朝鲜地方政府，在朝鲜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尤有甚者，据《仁祖大王实录》记载，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毛文龙派去的使者毛有卿，带家丁三十余人仗剑直闯朝鲜王宫厥门，“拔剑突入，几至接战”，根本不把朝鲜国王放在眼里。 事实上毛帅此等跋扈于辽东和朝鲜的情形，在天启年间的京官姜曰广等二人出使朝鲜时就已有所知，并且当时就接有岛中之人关于毛帅反叛的密告，因此这位黄户部黄中色到皮岛，并不仅仅是来打理粮饷的，他同时还负有“纠察军务”的使命，如下文中将会提到的袁崇焕所言，他还兼有监军之职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2）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2） 看起来，黄中色很在意“纠察军务”这个使命，而且也是在切实进行的。以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此人尚算廉洁，也比较尽忠职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金起宗启曰：黄户部……曰：‘俺非但运饷，专为纠察军务而来矣。’又曰：‘国王不惟问安，又送礼物，极知厚意。俺当受之不暇，而但任是御史，先受礼单，则必见侮于诸将。’始终固辞，不得已辞矣。”他本人和其下属，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向朝鲜官员问起皮岛部队有否骚扰朝鲜。这个举动，是符合当时明朝政府利益的。同时，黄中色和毛文龙无论在政治和利益关系上，都不是同一阵营的人，他不属于毛文龙的北京关系网内，而且在纠察毛文龙虚报军兵数目、冒领军饷一事中，还有这位黄中色的一份功劳，毛文龙自己所上的塘报也曾言道：“臣部之兵……再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崇祯长编》卷十一；《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过头去看毛文龙的书信，再联系朝鲜官员密告有胡差来往皮岛之事，那么纵观整个事件过程，就会发现阔科之被擒获似不仅为误入粮船那么简单了，也并非是户部官员黄中色多管闲事，竟似已带上了一点身负“纠察军务”之责的黄中色在设计抓捕后金使者的色彩： “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随、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未纳下人谎言”、“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 ——以毛信此处所言，黄中色和他的下属在发现岛上的可疑行迹后，大约是怕自己人手不足以弹压，已发信要山东明军开始加强巡逻，同时招山东明军上岛，而后因为没有“确信”，所以无法抓人，也可能因毛文龙有一定的防御措施，不容易抓到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凡有虏来投者，使其养子毛有见主之，即换着汉服，人不得识别矣。”于是先撤回山东明军，同时声称自己的粮船要开回铁山去，实则是埋伏海上。 “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后金使者一离岛，黄中色马上实施抓捕，连同毛文龙的三名使者一起，从海上直接押送北京。尤其是“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这个举动，更十分明显地表示了黄中色等人对毛文龙的怀疑。 因此如果以这样的情况而论，则阔科被抓一事中，毛文龙非但无辜，且对阔科等人的保护已可算十分之尽力了。 但毛文龙在此处，却终于露出了一点破绽。 试想如果阔科等人是在来皮岛的途中，那倒确实有可能误将户部粮船当毛文龙水师而走入导致被抓，但现在他是和毛文龙的手下一起自皮岛回沈阳去，此事定是由毛文龙安排，而阔科身边的三名毛帅亲信又焉能没一个能分清自家水师和户部粮船的，怎么可能全体都“误入”户部粮船而被抓？因此，这明显是毛文龙在皇太极处试图为自己开脱之词，他要将阔科被抓的责任，推到阔科及其部下身上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3）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3） 而更重要的是，在毛文龙之子毛承斗所辑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卷七所载的一份毛文龙塘报，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那位通事马秀才，确实是在毛文龙皮岛军营的辕门外被杀，余下人员“夷目可可（阔科）孤山一名、牛鹿三名，俘解至阙”。如此，则毛文龙所说的三名部下被户部官员一并抓去、且并未告之自己云云，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乃是毛文龙为推卸责任而杜撰的开脱之词。 另外，在这封塘报里，这位使者阔科的官级也从牛录额真一举上升到了固山额真，与《满文老档》所记载的牛录额真大不相同，而看毛文龙书信的汉文原档，可知毛文龙是知道阔科只是个牛录额真的，此又明显是毛文龙顺带搞出来的冒功之举。 另外，《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首次提到后金来人谈判是四月二十八日，而且只说了三月十一日的阔科与马秀才，对此前所有来往一概不提，此后更是再无提及与后金来往谈判事，这显然是有意欺瞒北京朝廷及辽东、登莱军事主管机构。当然，也有可能是其子辑录时删去了有关塘报。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此开始的时间线索及此一时期涉及的各方人物。 首先是毛帅于四月二十八日塘报中首次称三月十三，后金派马秀才及可可，也就是阔科等五人前来和谈，其派马秀才回去诓骗后金“大海”者前来，留阔科等人在营。 四月十三日，朝鲜官员郑忠信报朝鲜国王曰，有“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毛将之与虏相通，为日后地者，果似分明”。可知所来后金使者全部回去了，未有留皮岛者，毛帅塘报撒了谎。 朝鲜《乱中杂录》载，五月“初四，毛帅接见曲虎，由旱路率兵三百名还铁山，胡差六名自麟山乘船直送椵岛”，可知阔科一行于五月初四日复回皮岛。 五月初六日，毛文龙塘报说三月十三日来的后金使者共六人（与四月塘报所说共五人明显不符），其中马秀才因民愤太大，才出营门就被岛民群殴至死，所以只有四名后金使者送京。但其未说明事件发生时间。 五月初七日，毛文龙两封塘报同时发送，与登莱总兵杨国栋及饷司黄中色分别打起了官司，谓杨国栋污蔑自己“叛逆”云云，并指责杨国栋靠通内监升官，乃魏忠贤余孽；谓黄中色核查兵数不实，昧良心甚矣等。 就这个时间线索而言，王子登此前的陈述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人逃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事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 因为王子登说“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被其途中滥杀之逃难辽民幸存者发现，即后金使者于五月初四到皮岛，次日也就是五日事发，然后马秀才等被黄中色抓获。而毛文龙随即于六日具奏了有关马秀才被杀之塘报，七日对黄中色和登莱总兵杨国栋写塘报发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4）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4） 单从时间上看，王此说就完全符合朝鲜及毛帅两方记载，其可靠性显然高了很多。 联系毛帅与后金书信中说的黄户部及山东明军已对其起疑，频频于海上巡查并有上岛盘查之事，而我们又知道朝鲜方面有将后金使者来岛之事密告黄中色，而抓捕使者后仅一天，毛帅又对登莱总兵杨国栋及黄中色双双发难，据此几端而言，这起事件上毛帅之说最不可信，其真相当或是如王子登所说的那样是纯粹的偶发事件，或是因黄中色等人闻知后金有人前来皮岛的消息而设计了抓捕行动。而从毛帅随即于七日就同时对黄、杨二人以塘报发难来看，显然黄中色在皮岛期间是大大得罪了他的，这很难不叫人把这两事联系在一起看待。 同时在户部官员或山东明军面前，毛文龙也无法再继续回护阔科等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抢先动手杀了会满、汉语言的马通事灭口。盖因《熹宗实录》有登莱巡抚武之望一疏内曾道： 窃以为诸夷言语不通，生死出入一凭之通官之口，而通官转换支吾，若此则真与假，降与擒都无从辩，若不别觅通事，细加研审，则诸夷至死盖不知其所以然矣。查登镇素无解东夷语者，臣等不能辨其来历。 因此毛文龙只要杀了马通事，朝中和登莱一时是不容易找到翻译的，且即使有了翻译，以阔科的职位和受信任程度，他会否将皇太极派其来做何营生全盘托出更是不可知之数。因此毛文龙大有时间和余地从中周旋。 尤其是毛帅塘报中叙说的马秀才之死的过程，太过匪夷所思：“其马秀才……岛中人民见者，靡不切齿，甫就缚出辕门，而众已寸脔其肉矣。”堂堂左都督平辽将军毛总镇之辕门，百姓居然能乱刀杀死毛军官兵押送下的马秀才，若非毛帅想杀人灭口而使之，那就真的是天方夜谭了。 另外，也只有这样，在后金使者身上才会没发现毛文龙之回书，若是与毛文龙所说那样其使者是在回程中被抓，且毛之护送人员一起被抓，那么必然会发现毛文龙之回书，此事绝无可能不了了之，必然会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 只是这么一来，毛文龙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就很大了，皇太极知道后也肯定会因此指责他没有保护好后金使者。为了推卸责任，毛文龙在述说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过程中，肯定会做手脚、打埋伏，故而毛文龙信中所言不尽不实的可能性，远比王子登的来得大。且只单是从马通事确实在皮岛被杀，而他却刻意隐瞒这一事来看，毛文龙所阐述的事情过程就是不尽不实的。因此，从各方的利害关系以及毛文龙塘报中透露的马通事确实为毛文龙所杀这些资料来看，王子登信中所阐述的过程，显然更接近于事情的真相，比毛文龙所说的更可信些。 且不论王、毛二人所书之过程到底孰是孰非，从以上所举的这些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肯定，阔科并非为毛文龙主动擒献，而是因为阔科等人被来皮岛的黄户部等明方官、军发现，才导致了其被抓，最终被押送上京。而毛文龙此刻和皇太极所谈之事，也已经不是议和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进行到了约定如何里应外合夺取北京的前后两大门——山海关和登莱二府的程度，这两事可自毛、王两人以及皇太极的三方信件里得到确实的印证，当确凿无疑。 阔科等人被解送到北京后，毛文龙和皇太极私下来往之事自然是瞒不住了。不过从当时各方记载来看，阔科并没有如毛文龙信中所说那样出卖毛文龙，也没什么迹象表明北京朝廷确切知道了他们谈判的具体内容，明廷当时只知道此人是来议和的，因此毛文龙反迹应该尚未明确。而其时镇守辽东地方的大员们，也时有遇到后金派使者前来谈判之事，因此仅仅发现后金使者，还算不得是什么天大的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5）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5） 而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却告诉皇太极说，明廷已经知道他们谈判内容，故而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掩盖云云，这就是在推卸责任以及表自己功劳了。实际上，明廷那时应该只知道阔科是来议和的使者。 到此处为止，哪怕先不谈毛文龙试图勾连皇太极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处的行径，其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毛文龙长期交通敌国，却刻意隐瞒不上奏朝廷至少一年之久，且其汉文信件中表露出的信息，来往可追叙到努尔哈赤时期，这和袁崇焕等人在与后金谈判时，事先和过程中都会将谈判情况随时上报朝廷的举动完全不同，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这确实是可以坐其私通外藩之罪的。且由于毛文龙此等刻意隐瞒的行为，也一定会让人不得不对其动机打上一个问号，即使是为毛文龙鸣不平的朱溶，在其所撰的《表忠录》内，也不能回避有“可可（即阔科）固山及马生至东江议和”这一事，所以后来在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上书请罪时，崇祯覆旨曰毛文龙“通夷有迹”蒋本《东华录》。等，绝不是在庇护和偏袒袁崇焕。 如果把毛文龙的这六封书信连续起来看，可知前几封是谈判议和，尚算不得什么，但自第五封起，毛文龙却已明确说了要率部登陆投降后金，并企图和皇太极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和登莱二府，这便是要反明了。即使以最好的情形打算，也是毛文龙已经决定叛明并联合后金对明发起攻击，但由于阔科之被抓，导致皇太极认为毛文龙在算计自己，故而疑心大起，因此对毛文龙的归降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其证明归降的诚意，是以毛文龙归降进度暂时放缓。然则以书信内容而论，毛文龙此刻叛还是要叛的，无非有些细节尚待商定而已。这也是我在前文中对阔科事件详加叙述之故，实因此事关系重大，乃毛文龙归降计划没有马上实施的重要原因。 先，毛文龙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说“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讲和”云云显为饰词。皇太极和毛文龙此刻所讨论的，早已不是单纯的议和，而是在谈如何归降后金事，双方已然进入研究“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了，这哪里是在“讲和”，分明就是叛明。 若说这话仅仅是毛文龙虚言自夸，然则其目的何在？只是没有任何目的地为夸耀而夸耀，则断无此理。向来夸耀的目的，或要取信于对方，或为自重身价，无不外是想以此获取更大的利益。倘若全是虚言，届时实施不了又如何取信，如何自重身价？既全无好处，作此虚言何为耶。 其后，毛文龙一面解释阔科之事，一面和皇太极就归还刘兴祚等人事讨价还价道： 来书云：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等语。尔言误矣！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今议和之事未成前，便欲强行索取诸申，安能确立相和之心？至阔科一事，我固然有错，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其后尔三次遣使欲和，使臣至江之后，又杀我哨卒三百人……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何惜此数诸申人。唯若送还于尔，何以掩我地人民之耳目耶？……我前曾致书云之，以后不可差大人来，南人及南官在皮岛，有事暗暗差人，渐渐说明，可做即做等语。前者俱已讲明完结之事，抑又何疑？汗仍遗书，言不明确，甚是疑惑，故我复遣人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6）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6） 这封书中，毛文龙已经很明确地准备拿自后金反正的刘兴祚兄弟做交易了，唯一怕的是这样一来隐瞒不住皮岛军民：“何以掩我地人民之耳目耶？”是以诉说如此为“欲速则不达”，又道如果归降成功，连自己都是要去后金的，因此希望皇太极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再说：“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 同时他再次提醒皇太极，皮岛有明中央政府派来的“南人及南官”在，以后不要派身份太高的金人做使者前来，此无非是怕阔科事件重演，退而言之，万一事泄，他杀几个汉降人和蒙古人也无妨，其后果远不如葬送后金的满族人严重。又按：当时后金额真之职有四，固山额真即后来的议政大臣，之下为梅勒额真、扎兰额真、牛录额真，故毛文龙有此说。 另外，这封信在《满文老档》中，后半截系为他人信件误入，据台湾李光涛先生《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一书载，台湾幸还藏有毛文龙之原件，今抄录如下以做比照： 都督毛文龙再拜：不佞近与足下通此大事，巳今三次，今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暗暗喜跃，以为我两家事必成矣。岂知你奸计百出，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似此颠倒反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休说负天之盟，即常言亦不为，故不待详审，可知先番背盟之事，罪固不在我也。第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信字要紧，人而无信，不其虽生犹死乎？况孥去的人，不过是我沙汰下不成才的光棍、没行影的花子，安插北岸，就柴薪之辈，在得之者有何益？失之者有何损？况我这边人，原是你那边走来的，今你抢去，是你自己抢了自己的去，与我大关系处有何碍窒耶？我自思自悔，当初原不该与你通这个机密，你到底是鞑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那知日远之大妙。渺想此事，屡做屡败，非我与你德不深、诚不至之谓也，实我与你缘薄分浅，无大福以享受耳。亦天也，命也，奈何奈何？不佞正嗟叹间，忽解到不言菟牛禄真夷一名，名十头库。口称：“我等非抢你人民来也，听说刘爱塔弟兄在铁山，我等星夜来抢孥他来了。”你若是真要他弟兄们，待你我事说成之后，我送与你，去不得么？为何动兵来，又起我两家猜疑。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何况他弟兄乎？你既是一国之君，非同小可，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你漫说我信不如你，不知我原意真无妄，你思想了看，我若不是实心孥着这个大事与你往来，为着何意？还是哄你城池来不成？还是哄你王子来不成？把可可事且当做我哄的罢么，未有一遭你受哄，而再遭又受哄乎？设如斯而不揣摸，我终不能剖白矣。傥若翻然惺悟，顿改昔非，莫若汗王与四大王，对去人含刀暗盟，或令一心腹汉人来，验我真假，或心服西夷亦可，勿令金人复来，外一不测差错，你又道我是个谎了。事如依议不谬，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外一切所以事，俱不敢明道，先去的刘得库口内是实。再恳谨之慎之，勿致半途而废，何如？差去十头库，还叫同我的人回来说话。 ……（所送礼物名称及数量略去） 都督毛文龙再拜。 按李光涛先生书载，此信之首尾，于文龙二字上均钤有朱文平辽大将军印一方，与本书前文所示之另一毛文龙信汉文原件一般无二，可确信无疑。此即所谓的《满文老档》第七封“失名与汗书”本来面目。至于其后误入的他人信件，以其中涉及事迹以及“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等语，以余计之，其极可能为刘爱塔，也就是刘兴祚在跟随袁崇焕、掌控皮岛期间对后金所施之诈降计书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7）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7） 其实说至此，有毛文龙亲盖大印之数封汉文书信原件及满文老档中之相应的转译信件比照，“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等叛明之语历历在目，毛文龙与皇太极商讨其率部归降后金事已成辩无可辩之铁案，于此一节上当无需再多言。故袁崇焕斩帅的是与非，也就没有太大可议之处了。而本章内所余多之讨论，其实皆为愚沉溺于旁枝末节之推敲恶习耳。 4词气口吻和建州风情 早年的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曾在《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提到过这些书信。在谈到毛文龙书信时，孟森先生曾道，毛文龙“词气倨傲，绝不似投降口吻”，“当是互相玩弄，非有意于归降也”。 然则，毛信固有“词气倨傲”之观，但毕竟这仅仅是个猜测，我们无法仅凭感觉其“词气倨傲”，便可以在没有其他任何实证或旁证的情况下，一举否定毛文龙书信中这许多往复来去的归降谈判和里应外合的叛明谋划。 同时对孟森先生所指之语气问题，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 此刻的后金，在明方看来依然是明朝之一部而已，并不是一个可以与大明平起平坐谈判的对等国家，了不起是个地方割据势力。而且此刻后金的势力也还远没有后来那样庞大。 其时后金的可战之兵，即使满打满算倾巢而出，亦不过十万余而已，且粮草器械时时匮乏，而来自蒙古和朝鲜的左右夹击也还未完全消除，处境并不是非常好。就是皇太极本人，也曾为了议和成功，一度被迫自己削去帝号，降而称汗，并弃用自制玉玺，转而向大明朝请印。《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三函十九册，《天聪汗致北京周围各城堡书》。 再就是当时后金的经济和生产力等，还不如朝鲜富足与发达，而观诸毛文龙与朝鲜李朝国王之间的往来，口吻亦是十分之倨傲，与此几封书信一般，相差无几。当时毛帅帐下可战之兵两三万，东江一镇辖辽民及其他各部落之民十数万，毛部的水师、火器操炮技术又向为后金所缺，且皇太极也并不知道毛文龙归降的真实动机和背景等。 因此说到底，此刻的皇太极和后金，在中原人士看来最多只是一部势力强大割据一方的“外藩蛮夷”而已，虽然毛文龙身居前线深知后金八旗军之战力，但他毕竟还是官居一品的大明朝一方总镇，其信中“词气倨傲”又多半是为漫天要价打底，实在并不为过，他若十分地卑躬谦词，反倒显得不正常了。 还可与此参照的，便是后来投降的刘兴治兄弟与皇太极的许多往来书信，即使刘兴治兄弟已然称臣，其口吻也照样与毛帅此刻一般无二，就是涉及如部下偷挖人参、私自贸易等小事，双方之论辩，一来一往亦是极其直白，其间并无任何虚饰套话。又皇太极与诸蒙古部落的书信来往之口吻，也都少有虚套相当直白，与此间所举来往书信口吻相仿，是以此应为当时建州礼仪陋而未全之故，或可云其为不求缛节、朝气蓬勃之风气。 故而孟森先生认为毛帅书信有“词气倨傲”之观，并因此得出其“非有意于归降”的猜测，是过多着眼于中原的传统礼仪以及清廷入关后才形成的那一大套烦琐礼仪制度了，不免忽略了当时辽东建州一带风情以及早期八旗礼仪制度，还远未有后世之严密，是以余以为仅“词气倨傲”，绝难为毛帅不降之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8）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8） 再者，毛帅语句之倨傲，非独对后金汗王有之，即使对大明天子，也是一般的责问口气，《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五月壬申条下有其所上疏曰： 臣势处孤危，动遭掣肘，功未见其尺寸，怨己深于寻丈，而皇上知之否？中外臣工于兵家奇正之法，彝地山川之形，或未深知，故人持一论，终非煞着。惟臣居辽日久，探讨独到，无奈地隔天寥，笔难代舌，而皇上知之否？属国残破之余，缓急无望，一应接济，合于夏秋二季，及时顿给以便转运，其间裒益调剂，厥其权益，而皇上知之否？ 书谓其“语多桀骜”，若仅以此断论，则余似也可谓毛帅“词气倨傲，绝似反叛之口吻”了。 除此以外，也有部分论者提出，这是否有可能是毛文龙的诈降之计。当然，此种想法作为假设，倒也不失为一种可能。若这真是毛文龙在实施诈降诱骗皇太极，则实为奇功异谋，不可谓之不美。只是这条计策如没有明军主力的配合，是绝无成功可能的，且兹事体大，若不向朝廷及皇帝请示汇报后实施，毫无疑问会被认为是谋叛之举，毛文龙身居一品大员又焉能不知道其中厉害，因此毛文龙绝没有不向上司及朝廷报告的道理。 退一步看，即使他与新来的顶头上司袁崇焕有旧仇隙，或者怕袁专功，那也没有不向兵部乃至上奏崇祯之理。而此等需要多方部署和配合的大规模行动，即便辽东明军主力出战，也还需要看带兵的主帅是谁、出动的是什么部队。如是孙承宗、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当可有部分胜机，但此为野地浪战，向为八旗军之所长，即使是诱伏成功，也不得说有成把握。在如此艰险的情况下，而毛文龙于事先和事后，又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消息和计划上报北京朝廷以及宁远、锦州诸镇官员，安得云其为诈降乎？ 再退一步看，倘若皇太极真的出兵呢？如只是出兵宁锦、山海关，那也还罢了，盖因与皮岛无涉。可如果他先出兵来收取皮岛，则毛文龙又该如何处置？以他部队的战斗力和数量，根本不可能出岛对抗八旗主力。即如丁卯之役，阿敏只率部分八旗军出征朝鲜和皮岛，就使毛文龙所部驻守的铁山被破，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义州明军一万、朝鲜军二万尽灭，毛帅当时也就只是、只能、只敢隔海观望，滞于皮岛不出而已。所以倘若真出现这样的情况，届时他唯一能做的依然还是在岛上观望，任其蹂躏地方，此等举动无异于引火烧身，于己无一点好处，因此这是无法简单地以诈降、虚言一类的假设来解释的。而且这些所谓诈降之类的假设，始终也只是个假设而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所谓假设是成立的，所以也无法仅仅以这样的假设，就去推倒毛文龙自己所写的书信内容，并为毛文龙的所言所行作辩护。 综观毛文龙、王子登二人与皇太极的这十余封往来书信，其过程就是先议和，后打算归降并与后金里应外合反攻明朝之关城。关键在于因皇太极使者阔科的意外被捕，导致了皇太极疑心大生，因此大大阻碍了毛文龙的归降速度，甚至差点使此计划夭折。但是，此系皇太极单方面对毛文龙的归降诚意疑惑不定，而非毛文龙没有归降之心。毛帅主动邀约后金大军里应外合夺取大明山海关和登莱二府等处之言行，充分说明了他归降后金反叛明朝的意向和行动是主动的、积极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9）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9） 因此，对毛文龙归降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阔科事件”，我想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充分认识这一事件对毛文龙归降进程所造成的影响。也许会有人认为皇太极对这样一个使者应该不会那么重视，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一事件对毛文龙归降的前后谈判，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毛文龙死去三年后，天聪五年（1631年）二月初五日，皇太极在与刘兴治的书中，又重新提到了此事，并据此责毛帅负约，书云：“我诚欲取其岛，当毛文龙与我盟誓天地，而后负盟，擒我之使者献其帝时，攻其岛，不能得乎。”《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六函三十五册。由此可见即使在三年后，皇太极还依然对“擒我之使者献其帝”一事耿耿于怀，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阔科事件对皇太极的影响之大，同时也说明毛文龙确实曾与皇太极有过归降之约，无非是皇太极因阔科事件而一直疑其心罢了。 所以倘若没有阔科这一节外生枝之事，则毛文龙实在很难说是否会在袁崇焕杀他之前就归降后金，盖其归降之意，已有十九之数。退一步讲，即使不杀毛文龙，光凭这些书信中所谈之谋——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及登莱二府以及率军登陆投诚后金，亦无人可保毛文龙以后就不反了，是以袁崇焕之“斩帅”，可谓斩得及时。若不然的话，只怕东江一镇可能不为大明所有，也许还要连带宁锦、山海关以及登莱两府一起不保或遭受巨大损失，丧送掉大批辽东明军和百姓的性命。 另外，由于皮岛和后金两方来往均需自朝鲜过境，而朝鲜更需要负责双方使者的起居饮食，因此对双方交往之情形相当清楚。在毛文龙死后，《李朝仁祖实录》说朝鲜方面认为袁崇焕斩毛文龙之举，“在中国为先去腹心之疾，在辽民为脱虎口归慈母，在三韩为决痈溃疽而延命回生”，这从另一方面提供了辽东和朝鲜一带地方对毛文龙以及“斩帅”事态度之一。 因此，从以上所论之事迹来看，余以为袁崇焕“斩帅”斩得并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不冤枉。谢国桢谢老说袁崇焕斩毛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固然不能成立，樊树志先生指袁崇焕斩帅“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令亲者痛恨仇者快”等，亦是偏激过责之论。此外，樊树志先生在其前后数部论及袁、毛公案的著作中，始终对《满文老档》中这些对毛文龙案至关重要的书信不提一字，此举亦显然有失公允。 二、斩帅是非和“尚方剑” 但是，袁崇焕“斩帅”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不冤，那是否就可以说袁崇焕在此事上的处置上就无可指责呢？ 显然不可以。 毛文龙死得不冤，但不一定非要当场诛杀不可，而且就动用尚方宝剑诛杀一品大员毛文龙这一事而言，袁崇焕这样处置的合法性，在所谓的“程序正义”上，也绝非无可指责。 督师公忠体国，为国为民披肝沥胆，自无待言，然性格过于刚直，甚至可以说偏激，以至处事全无转圜余地，容易激变，却是其个性上的一大缺陷。谢国桢谢老指袁崇焕斩毛文龙是“纯由私人挟嫌”固然不对，但其中确实也有袁崇焕个人性格原因，此亦无须为先贤讳。 对袁崇焕身上的这个缺陷，明末辽东防线和关宁铁骑的奠基人孙承宗，曾一度大为恼火，并对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孙承宗孙阁老，文武全才武功赫赫，论胆略、学识、才干，于明季实不作第二人想。他经营辽东时，只论拔擢和收归帐下的文臣武将，便皆为当时上上之选。大帅良将如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何可纲、满桂、马世龙等，谋士干吏则有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等，俱可称一方雄才。他的军事理论及思想，在中事史和兵器史上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正是他，主持编写了《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开肇了明朝军队系统研究火器使用理论的基础。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辽东部队进而条例化、系统化、规模化地运用火器，最终在袁崇焕手上成就了明季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0）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0） 天启二年（1622年），孙阁老以大学士巡边，以为王在晋不足付以封疆事，遂自请督师辽东，时以袁崇焕有担当而倚为左右手。 然而崇焕上任伊始，就显露了他性格中“果于用法”的一面： 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关于此事来去，孙阁老幕僚、明末军事理论家茅元仪则有着更详细的叙述： 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抚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此处“兵几变”一语，可见袁督师当时核虚伍斩其人后果之不测。与此相对应的是，孙阁老在天启二年巡边回来后，在评说关外诸将吏时就这样点评袁崇焕道： 道臣袁崇焕英发有担当，臣取其志，尚欲炼其气。《熹宗实录》卷二十五，天启二年八月。 “英发有担当，取其志”而“尚欲炼其气”以致大用，这就是孙阁老对袁督师的点评和期许。作为袁崇焕的直接提拔者和顶头上司，孙承宗对袁崇焕的这一观感，应该说是极中肯的。 督师“果于用法”，而容人不及阁老，亦是当时将帅对其之时评。后来抚定皮岛军哗的宁远海口副总兵周文郁（多有论者对此人误解颇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敢为督师下狱被杀而公开抱屈者，也是袁督师入卫京师时的军中将领之一，然其亦道： 公（孙承宗）能知人能用人而尤能容人，勿论内地、辽人废弁溃卒而皆能收之为己用，或其人有可疑而示之以不疑；或彼来行间，而即因之以用其间，凡此之类则袁督师有所不及也。《边事小纪》序。 应该说这些评价，都是相当公允的。 至于毛文龙者，固然桀骜不逊不受节制，其行亦足可论死，但也不是非要当场斩杀不可。 首先，袁督师以寥寥无几之护卫赴岛擒杀毛文龙，而毛帅之群下不敢动，由此可知若督师擒之而去，则其部下更当投鼠忌器，短期内当不至有什么失控之举，因此未必定要当场斩杀毛帅。也就是说，当时缺乏杀毛文龙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擒之乃至“请”之离岛亦可。 其次，我们现在知道毛文龙与后金有往来且谋叛，乃是因为看了后金的皇家秘档才知道的，所以以我们现在的立场，当然可以说他通敌证据确凿。但在当时情形下，督师即使自降人（譬如刘兴祚）处得到毛文龙暗通后金之消息，也不能算证据确凿，更无法藉此为凭而定毛帅叛逆之死罪，所以在他用来斩帅的“十二罪”里，通敌这一项就说得比较含糊，并没有十分明确。在此等情形下，督师以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以急迫性和必要性而言，固然无需如此，在通敌一项的证据上，也确实稍嫌不足，故而督师如此处置确实有所失措。但如果看他为监军时“核虚伍，立斩一校”而“果于用法”的作风，则可以知道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再次，在杀与不杀之间，未必没有可以权衡的利弊。 毛文龙官居一品兵镇海外，虽然按大明律，在“八议”之“议贵”、“议功”之列，通常情况下，有死罪也可免之，要动他需要“实封奏闻请旨”才能判罪。然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成化年间有上命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1）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1） 凡罪在八议者，实封奏闻请旨，惟十恶不用此例。 如此说来，则袁崇焕“斩帅”所用之“十二罪”，于“无赦”的十大恶内，至少符合两条：率军劫掠山东之行、“牧马登州取南京”之语，属十恶之“内乱”及“大不敬”之列；至于“不道”一条则亦毋庸多说，随便都可以抓出几个事例来，如《崇祯长编》中云其“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害客商，掠民船，变人名姓，淫人子女”等等，而这些问题，每一条均可自朝鲜以及明、清两方等处找到相当多的记载。所以曾有人以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有违“八议”之例，这点是肯定谈不上的。以《明史》所载之无赦十恶罪名来看，督师以十二罪杀之，不能算违“八议”之例，因此就此条论，说督师不得。 只是毛文龙虽然有可杀之罪，但如果将其押回宁远，置于督师和宁锦镇之监督下或移镇锦州，挟文龙以令皮岛，就当时情形而言，应当胜于就地格杀。无论如何，毛文龙在开镇皮岛的前期，对明朝是有相当贡献的，其个人也有相当的能力，对皮岛和辽东半岛相当部分部队和百姓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即使如后来的辽东一流战将祖大寿、赵率教等，不说官职尚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到他们担纲辽东战局时，他们在辽东的影响力，只怕也只是与毛文龙相当而已。而在当时的皮岛等地论，更可说显然有所不如，毛文龙是那里当然的领袖人物。因此如果挟文龙而令皮岛，无论接下去要进行移镇还是整编，对皮岛以后的发展，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不过这样的做法，却需要顾虑毛文龙在京师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一旦真掀起一场风波，是很容易导致反噬的。所以有可能在督师看来，既然他已经成了辽东整体战略部署的拦路虎，又有反叛之迹，而捉拿之后更有反噬的可能，还不如杀之一了百了。这，很有可能是督师斩帅时不能说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毛文龙抓回来之后能处置成什么样是一回事情，可以不可以抓回来处置，则又是一回事情。而且不论抓回来处置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只凭袁崇焕当时有能力有可能将毛文龙带回宁远或者京师问罪，就可以说他当场“斩帅”这一举动，至少在法律程序上是有所不足的，严格地说，还是不合法的。 樊树志先生曾在其讲座《王朝的末路——崇祯十七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袁崇焕得到皇帝的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的意思就是可以先斩后奏，先斩后奏就是凡是在你管辖的领域里面，不管哪一级的官员，你可以先把他处决，然后报告皇帝，袁崇焕就是利用他这个特权先斩后奏，处决了毛文龙。 樊树志先生这个说法其实是错的。 袁崇焕虽然拥有尚方宝剑，但这尚方宝剑的特权却并不是“不管哪一级的官员，你可以先把他处决，然后报告皇帝”的，譬如斩杀毛文龙，就超出了尚方宝剑的权限，这就是我说袁崇焕“斩帅”不合法的原因所在。 “斩帅”一事，首先并不十分符合在启动尚方宝剑时需不得不尔方才先斩后奏的状况；其次是即使有尚方宝剑，对毛文龙这样的一品总兵，袁崇焕也不可以不上奏就便宜诛杀。 据《明史·杨嗣昌传》云，“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我们可知如拥有尚方宝剑就能“便宜诛赏”官员，但这“诛赏”的范围却是有限制的，因接下去在其传中又道：“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简一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2）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2） 明朝总兵官，无品级无定员，大小差异极大，其最高者为总镇一方的镇守总兵，通常或挂将军印或以公、侯、伯、五军都督任之，其等级甚高，如左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的毛文龙，后来的辽东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的祖大寿，平贼将军左良玉等人就均是这一级别的总兵。在其下，又有镇一路的分守总兵、守一城一堡的守备总兵及与主将同守一城的协守总兵等等。由于这里提到的总兵与巡抚并列，且其后又有“监司、副将以下……”一句，则可知应是指与一方巡抚相仿之总镇一方的镇守总兵或挂将军印的总兵。 除杨嗣昌传外，在《明史·杨镐传》中，则又一次明确地说到了尚方剑的具体用途：“诏赐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 由此可见，这剑是斩不了巡抚和镇守总兵一级的官员的，只能将巡抚和镇守总兵一级的官吏不经奏报就地撤职，但却可以斩杀巡抚和镇守总兵以下的监司、副将等官吏。 所以从律法角度看，袁崇焕即使手中有尚方宝剑，当场诛杀挂将军印的镇守总兵毛文龙，这也是属于非法擅杀，即便杀得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除非他持有崇祯特许的诏命。 综上所述，毛文龙就是有可杀、该杀之罪，袁崇焕斩毛文龙这一举动，既缺乏当场格杀的必要性，也不合乎当时法度，是以无论从后果还是法律程序上来看，这都可以说是欠考虑和不甚周全的，并非完全无可指责。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各种外部因素外，亦源自于袁崇焕激烈而“果于用法”的个人性格，因此若论及袁崇焕日后身死的悲剧，不得不说这其中肯定是有着袁崇焕个人缺陷因素的，不能完全归咎于崇祯的性格缺陷以及党争等各种外部因素。 我想，此事件发生后，即使崇祯在事后站在了袁崇焕一面，但他当时心中对袁崇焕“未杀不以请”这种不经上奏就违律擅杀一品大员的行为是否有微词，只怕真是未知之数。这也许就为袁崇焕日后之死，埋下了一个致命的祸胎。 三、 归降之由 那么，身为一品大员的毛文龙为什么会有勾连后金之心呢？如果仅仅是与袁崇焕个人有矛盾，显然还并不足以让他有叛明之心。因此，必须深入探究毛文龙归降后金的动机和利益何在，才能理清楚这桩公案，而不是只注目于他骄纵难制等表面现象。 事实上，毛文龙是有着充分的个人原因和强烈的动机促使其归降后金的。 关于辽东地方对后金的战事，崇祯和相当部分大臣开始就达成了一项统一的认识，那就是如果想全局部署辽东战局，就必须要把拥兵自重骄纵难制的毛文龙，自皮岛移镇出来，将他置于辽东战区最高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不再让他做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土皇帝。 袁崇焕自孙阁老高阳先生经略辽东时起，就在辽东战守，对辽东各地的地理、将领、军力、民情都相当熟悉，此刻督师辽东，对移镇方案的支持自然更无须说。 其实北京朝廷想将皮岛移镇至宁锦的意向，早在天启年间就有了，不过被毛文龙以各种手段阻止或拖延，又勾结魏忠贤，最后终于不行。当时为了达到不移镇的目的，毛文龙曾对朝鲜“先发领兵上京之言，以为恐喝之计，次发拦阻赵佑之言，以示倔强之形，然后始传移镇之报”，之后又威胁朝鲜为他张本，要朝鲜国王“上本请留”《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八册，仁祖大王实录四年。，最后甚至私杀前来商讨移镇的赵佑，才终于把这事给拖了下来——天启时山海关旗鼓赵佑，为移镇事奉命前往皮岛，结果为毛文龙拦之于石城岛，而后不知所终。而朝鲜仁宗实录四年八月辛亥载有朝鲜官吏报告说“今此赵佑之死，机关甚重”，七年七月丁亥，朝鲜右参赞张经世则道：“毛鹘之擅杀赵佑，亦可诛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3）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3） 到了崇祯元年，毛文龙又挟军重演故技，但这次却是声称索饷直接发兵了。他拥兵压至山东登州境内惊扰地方劫掠，以至当地人民作鸟兽散，为当地总兵杨国栋弹劾。且对登抚声称自己取山东登州、南京易如反掌，以此证明虽然其所部兵乱山东，但并无叛心只为要饷。不过此事名为要饷，实则乃为威胁北京朝廷之举，盖因只是要饷要粮，只需少量官吏和运队前去交涉，断无大军渡海发至登州之理。这也是袁崇焕日后斩他时罪状之一的来由：“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 毛文龙发兵内地州府索饷之威胁行径，亦是崇祯甫一登基就和朝中部分大臣达成共识、决定要毛文龙移镇的原因之一。自其开镇皮岛以来，到此时确实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故而崇祯不得不出此方针，以避免日后酿成大祸。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登基后，朝鲜使臣奏闻使权怗在给朝鲜国王关于崇祯钦定逆案及施政方略等事宜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崇祯已打算要毛文龙移镇。“丰城侯李承祚上疏褒毛将，极言其功钜赏微，显有欲遏移镇之议。皇上以浮谈市德为教，兵科又参其狂噪。皇上之明见万里，于此亦可见也。”《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 针对丰城侯李承祚的奏章，崇祯这“浮谈市德”的四字评判，基本显露了他对皮岛移镇的态度。而移镇之议如果真的成为定局，毛文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皮岛的问题实在太多，一旦被归于辽东督师的直接指挥下，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只是毛文龙虽然不接受移镇，但皮岛的诸多将领，不都是不支持移镇的，而且即使有相当部分将领不明确表示支持，可也不等于是反对的。譬如毛文龙的副手陈继盛，就对毛文龙恣意妄为不甚满意，而对毛文龙抢掠朝鲜地方等不利明朝和皮岛之行为，更是相当反对，但其一直以来为毛文龙所压制，所以也是无可奈何。他对移镇之议，态度就很暧昧，其言辞之间尤其值得玩味。 崇祯元年，毛文龙曾劫得朝鲜国的数十船米，陈继盛当时曾阻止道：“久住丽地，既有相资之道，又有同舟之势，岂可行此无名之举，以失丽民之心乎？”毛文龙找借口道：“既与多官议定，似难更改。”此事一直闹到朝鲜国王出面求情，而毛文龙又惧怕此事被北京知道，双方方才议定留下四船米与皮岛，其余的则放还朝鲜。当时毛文龙又威胁朝鲜大臣金起宗道：“贵国移咨请罪将官，甚可骇也……似闻国王将以俺之所失，欲奏天朝云，而语甚孟浪，吾不信也。”金起宗慌忙以“此言从何出乎”等语辩白，方才了事。随后金起宗和朝鲜管饷使二人前去拜访陈继盛，当说到米船之事时，陈继盛道：“岛中议论，朝更夕变，俺虽极力周旋，言不见施，反见惭恧。四月间当有结局。”金起宗问道：“所谓结局者，指何事耶？”陈继盛道：“催本屡下，不可不移镇，而科参继发，虽欲久留，何可得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 这位陈继盛的身份，相当特殊。他不但是毛文龙的副手，还是其岳父，因此所言自当不虚，再结合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者所发之奏报文书来看，可知崇祯确实自登基时起就有了移镇之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4）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4） 袁崇焕在督师辽东后，开始加紧实施移镇计划，以图全局部署辽东战事。这举措应该说是上秉帝意，下顺时局，也十分符合袁崇焕自己的意图，而于此亦能略可说明崇祯一见袁崇焕而亲信之，绝非仅因其胆壮而已，必然还有对时局见解也英雄所见略同的意气相通成分在内。 但这对毛文龙来说，却是最不愿意看见的局面。如袁崇焕所说，毛文龙是不会愿意有人插足皮岛事务的，其“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等作为不一而足。按例，大将在外，当以道臣监军，然而毛文龙不但拒绝接受，甚至侵凌抚臣，以杜绝明中央政府和辽东指挥部对他皮岛这个独立王国的影响。而明廷因考虑到“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今抚臣与镇臣不和，以至镇臣与属国不和，大不利”，最后被迫不得不以饷臣监军而向其妥协：“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 毛帅所做的这一切，最后甚至逼得督师袁崇焕把脑筋动到了改变朝鲜进贡航道的这条路上，想借此打破毛文龙对明中央政府和辽东最高指挥部的封锁。袁崇焕启奏崇祯帝，要求把朝鲜贡船的终点自山东改到宁远，此举得到了一直要求毛文龙移镇的崇祯帝之大力支持，当即下令改变朝鲜贡船的终点站，袁崇焕因此极为感激崇祯，他在上奏谢恩时道：“赖皇上天纵神武，一一许臣。”《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明史》卷三百二十，外国一朝鲜；《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六月兵科抄出袁督师斩毛帅题本：“臣自到任后，即收拾关宁兵马，未顾及此。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望其改也。至关宁之营制定，而此事可为矣！于是乎设文臣以监之，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臣改贡道于宁远者，欲借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也。赖皇上天纵神武，一一许臣。” 曾见有人将此题本中“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两句，句读为“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云云，致使文意大变，竟为崇焕派张继善禁他人不得入毛帅军中。本句上下连贯，前有“于是乎……以监之”，始有后句“又……以窘之”，句式一以贯之，断为“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用词不当、文法不通且不论，按张继善为毛文龙帐下游击，镇江堡起事以千总之职跟随毛帅，其时尚在皮岛军中，毛帅塘报中明言派其前去旅顺驻扎，又安能为崇焕所遣而横绝旅顺禁他人入毛帅军乎！而崇焕为应对此举，遂于后请改贡道至宁远，正是借此为间，打破毛帅旅顺之封。其无知而妄，莫此为甚。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中朝改定我国贡路由觉华岛，从经略袁崇焕议也。” 而崇祯帝对毛文龙此等屡屡抗命、拒不移镇的举动，自然也是十分恼怒的。在后来发给兵部的上谕中，他就斥责毛文龙“屡奉移镇明旨，肆慢罔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即是明确了毛文龙此前屡次抗旨不遵试图独大皮岛的行为，这也与陈继盛所说“催本屡下，不可不移镇，而科参继发，虽欲久留，何可得乎？”之情况符合若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5）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5） 除为了防止尾大不掉的情况外，崇祯要毛文龙移镇的部分原因，或者说毛文龙不愿意移镇的部分原因，也由陈继盛在之后说了出来。 当金起宗继续追问他“老爷有何失，致有科参乎”时，他这样答道： 当初军兵闻奏之数，验其实额，则未满十分之一，而浪费钱粮，终归虚套。冒姓毛人，则厚其廪料，其余将官，则待之太薄。客商买卖之际，掊克入己，彼此商贾，并皆称冤。《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 身为皮岛毛帅的副手兼岳父，陈继盛自然是最清楚皮岛到底有多少兵员、到底有些什么违法犯罪之举的人之一。 毛文龙一直以来动辄自称有兵“数十万”、“二十余万”，并以此数上报朝廷，大肆索要粮饷，《崇祯实录》卷二：“五月乙酉朔，日食……癸丑，毛文龙请饷。初，文龙称麾下兵二十余万，朝廷为治饷。”《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臣部之兵，倡义原有数十万。”这在天启年间就已屡屡遭到大臣们的参奏。 明廷首次核定皮岛人员，是在天启六年。当时兵科给事中王梦尹与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出使朝鲜，同时奉别旨查核毛文龙所部状况。二人在朝鲜得知毛文龙以武力威胁朝鲜，要朝鲜为其张本外，又曾以帮朝鲜国王讨得明朝封典为名，勒索朝鲜方面银两四十万及粮草若干等项劣迹，遂决定于归途经过皮岛时点阅检视其兵员以及粮饷情况。 当时毛文龙座下的都司杨祖宁在得知此消息后，不屑地道：“阅不成。”问其何以阅不成，答曰：“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一个帐下都司就敢于如此裸地威胁，皮岛将兵之骄横，于此可稍见一斑。事实上，姜、王二使在皮岛期间，又接到了皮岛士人从这位都司杨祖宁嘴里听到的另外一则消息，那就是毛文龙准备反叛： 丁未，时毛镇中有士人倪汝听者，密告于姜王两诏使，极言毛将与虏交通，必叛中朝之事状……辛亥，倪汝听密揭略曰：毛帅已于本月初三日，约大小将领，束牲载书，盟天誓地，假候阅二字加倍练兵，共发大乱。听有一师兄杨祖宁，见任都司，与听莫逆交也，听婉转委曲，探讨谋叛的确消息，祖宁即沥肝膈以告听曰：谋叛无他，首因丽人进贡，谮疏毛帅，毛帅怒之。兼以武抚与毛帅仇，毛帅恶之，又各处上疏不止，毛帅益大不快。遂使诸将挑兵，先杀附近丽人，探其马匹弓矢器械，储粮蓄锐，直造王京，厮杀一场，令其降服，然后整顿诸备，攻取山东，到一处，收一处，大事可图也。《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八册，仁祖大王实录四年。 杨祖宁此刻所谓的反叛，当是为毛帅指使而刻意为之，以此要挟、威胁朝鲜及两位使者之言，目的大约一是要朝鲜帮自己说话少说对皮岛不利之语，二则是阻挠移镇，三就是要两位使者大人核查人头时识相点、老实点，不识相的话你就回不去。 可惜，朝鲜或许怕毛帅，但姜、王两人却并不为毛文龙所胁，坚持照实检点，最终的结果是“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毛文龙所说之“数十万”、“二十余万”兵马，果然如陈继盛所说的那样，“终归虚套”。要说皮岛有多少人，似当如黄中色所核定，理该不多于六万，因皮岛不过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而已，哪怕都住上人能有多少？不过如果加上沿路到旅顺、宁远觉华岛的石城、双鹿等这一系列小岛屿的话，那十几万居民也许是有的，因为当时有相当部分辽民和蒙古、朝鲜人为避战火而住在这一系列岛屿上。但要注意的是战斗人员绝不等同于居民，因此姜、王两位大臣才有“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一说，这二人在这一点上，既没有徇私，也没有恶意缩水和毛帅过不去，可说极是公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6）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6） 其中，姜曰广此人又素有“忠诚正直”之名，虽毛帅及部下不逊，在回到北京后，他在奏章中说得依然极为公允，甚至可说是在大力褒扬毛文龙： 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永历实录》卷六；《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 褒扬归褒扬，他的话还是说明了皮岛的真实情况。皮岛之兵，“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所以只能做偏锋，用来搞诸如“设伏用间，乘敝出奇”之类的行动。以此而言，“能用者只二三万”确实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也与后来山东登莱道王廷试所阅称的二万八千人《崇祯实录》卷二：“五月乙酉朔，日食……癸丑……及登莱道王廷试复裁之，定额二万八千人。文龙大不平，遂上章求饷。”，以及毛文龙死后皮岛部队被整编为四协共二万八千人的数据《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毛文龙传：“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都基本一致没有大的出入，且和陈继盛所说岛上实额“未满十分之一”之言亦大致对应。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姜曰广虽然肯定了毛文龙部队可以“设伏用间，乘敝出奇”，但他在皮岛阅视部队后还曾经说过：“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六月。这说明他认为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并不是很大，显然无法对后金比较重大的军事行动起牵制作用。这位行事持正又亲临皮岛检察的当事人所说的判语，不但明确了当时皮岛的兵力状况，也为我们判断毛文龙在当时明清辽东战局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依据。 皮岛长期以来有着如此之大的粮饷出入，而崇祯帝新登帝位便着意于精兵减饷，一再要求兵部和各地都严查冒饷之事，又十分注意辽东战事，马上起用了被魏忠贤闲置的袁崇焕复镇辽东，在此局面下，如果东江真的移镇成功，一旦袁崇焕或其余朝中大臣又继续参奏东江的话，则毛文龙冒饷冒功等事必然事发。而此刻毛文龙又已置于宁锦之地，不复当初拥兵海外、朝廷投鼠忌器的局面，一旦真要对他进行处置的话，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毛文龙畏惧之心油然而生，是故绝不愿移镇宁锦。 另外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所载之塘报中，虽然毛帅几乎封封不忘索饷，但天启六年和崇祯元年却各有一封相当之长的算账塘报，乃是与登抚及户部打官司的，其中说朝廷发放的饷银与东江实际发放数之间的巨大差额，是被他手下几名不法分子给贪污了，但其口径显然前后不一。 如天启六年八月初九塘报说，其麾下毛应时、吴宗武等三人，于天启三年出任差官，先时对商票每百两扣二十，后来干脆加三加四扣之；但到了崇祯元年正月十九的塘报，此数字则一变为加二加三扣之，其间之差异有一二成之多。同时在崇祯元年三月廿六日与旧登抚武之望的打官司塘报中，可知他那三个手下早被武之望扣押登州，他当时从武之望手中索之不得，于是此际改而指控武之望包庇罪犯不放三人出海，以及三人种种罪行，可到了十月的塘报毛帅却又说“见今三犯监禁登府，专候勘问查理”云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7）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7） 此旧登抚武之望，为明著名学者唐顺之弟子，于天启四年出任登莱巡抚，五年末因与毛帅不和，为安抚毛帅，朝廷将其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崇祯二年卒于号称“第一军门”的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上。武之望的生平口碑极好，其著名的就是不结党、为人刚正，因此得罪的人不少；且在为官之外此人还是有明一代之名医，声名卓著，其著作《济阴纲目》迄今依然是中医妇科的重要典籍。有关其人身行，康熙本《临潼县志》载曰： 武之望，字叔卿，号阳纡。从学于荆川先生之门，得姚江正派。万历戊子省试第一人，遂成进士。宰霍丘、江都，皆有能名。擢吏部，寻主文选直，忤当路，有山涛之风焉……生平正色，立朝不为朋党，遇事独断，曾不依违两可；至居乡则恂恂，未尝以才能势位加人也。所著有《扣缶编》、《举业卮言》、《鸡肋编》、《吐质编》、《医帜》、《疹科》、《济阴纲目》行于世。 而问题在于毛帅和武抚的官司重点，恰恰就是天启四年、五年在武之望任登抚期间，发现了皮岛所谓被三名毛军差官贪污了的四十四万两饷银差额。 依毛帅元年算账塘报中所言，到崇祯元年，这起东江冒饷、贪污的官司，毛帅自己算出的差数就达四十四万两之巨，且还远远没有结案，四十四万两依然不知下落。而崇祯一登基就全面启动汰兵减饷计划，对这一数额巨大的贪污饷银官司显然不可能不彻查到底，而这两事恰恰又是毛文龙最无法接受的。因为即便如他所说，所有贪污克扣都是他手下三人所为，问题在于这三人并非同一批官员，而是前后两次派去登莱处理饷银事务的。照毛帅说乃是前一次去的毛、吴二人教坏了后派去的韩文翼。然而，按毛帅说法皮岛缺饷一直严重，这四十四万两乃是户部已批准拨下来的折色银，当是重中之重，何以号称部下快饿死的毛帅居然数年不觉，在天启三、四、五年这段时间内迟迟不能发现，不抓毛、吴、韩，要到武之望发现此事扣押三人并上报北京后，至天启六年武之望离任，毛帅才开始把责任全归于武之望之包庇？ 再者此等官司，自应付有司审理，而毛帅一面声称那些银子朝廷只向这三人身上追索就可，此事与他全无关系；一面却又再三再四地强要将此三人带回皮岛去审理对质，其用心已昭然可揭矣。 那么，毛文龙的东江塘报中所开列的朝廷发放军饷清单又对不对呢？ 可以说完全不对，因为他的清单和兵部所实际发放的清单对不上号。对此，《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九月甲戌条下，有载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兵科给事中王梦尹自朝鲜及皮岛归来所上疏中曰： 历年所发，臣据文龙所开揭帖与臣部旧案相对，多寡互异，其收数不及臣部发数之半，且错综莫能吻合。则臣部之为实解，而不为文龙之所实收，可知宜行文登津山东布政司及总兵毛文龙，各查实解实收兑支数目，尽数报部。已完者方准开销，未完者作速补给，庶钱粮俱有着落，不至臣部已存乎见多，而文龙犹存乎见少也。 姜、王二人身在北京，兵部、户部也在北京，此等样事一查底档便知真假，甚至都无需隔日，是以文龙揭中之数有问题当无疑矣。 “臣据文龙所开揭帖与臣部旧案相对，多寡互异，其收数不及臣部发数之半，且错综莫能吻合”，只这一句话，就可知只要一旦真的彻查皮岛粮饷问题，必然是个死局。盖皮岛账目上的收数还不及北京部发数之半，其差额已远不是毛文龙自己说的那四十四万两所能解决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8）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8） 这些袁崇焕知道，其实朝廷也知道，所以为安抚尾大不掉之毛帅，只能不以道臣监军而改由饷司如黄中色等兼任；历任登抚也知道，所以几乎历任登抚均无法与皮岛搞好关系；毛文龙自然是最清楚这一点的，但崇祯上台后与袁崇焕的一系列行动，让他明白了此次北京方面对移镇的决心，知道这回不移镇几乎是不可能了。因此他的叛明行为，有着相当充足的主观和客观理由。 而毛文龙与后金方面的一系列归降谈判，又表明了他心里的盘算就是要叛明，若其真无不臣之心，毛帅何敢有纵兵登莱及放出“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这种狂悖言行，这已表明他哪怕是反出明朝也不会自皮岛移镇大陆的。看其纵兵登莱的时间，又在他和皇太极书信谈及归降的时间后，而其纵兵登莱的理由则更是滑稽：被风吹过去的——“漂风”。这些，很难让人不有所怀疑。 再就是毛文龙与皇太极书信中频频谈及并被其作为筹码的刘兴祚兄弟问题，也是他不愿意移镇的理由之一。刘氏兄弟归明，人数众多，且为当时归降之后金将领中官职最高者，甚至辽东和朝鲜民间都有传说努尔哈赤甚爱之，曾要将其孙之乳母女嫁与他。而刘兴祚之主动归降意向和行动，乃早已有之，先后经手者有登抚袁可立、总兵沈有容等，袁崇焕亦有接触，而毛文龙却向朝廷声称其兄弟是自己从阵上招降得来，不但将袁、沈等人之作为全吞为一己之功，连刘兴祚兄弟毁家诈死、主动反正之功，都被贪墨成了毛帅临阵招降之功劳。 只可惜刘兴祚脱逃时，其弟刘兴基乃是逃往与他早有联络的袁崇焕处，且刘兴祚到皮岛后发现毛文龙讹称其是阵上招降而来一事，又秘密派人前往袁崇焕处揭发此事，因此此事一旦发作起来也非同小可，是以后来袁崇焕斩帅的十二罪之一，正是此事。因此毛帅自己也很清楚，此事轻则让他回西湖边在荐桥重开测字摊，重则进监狱或者掉脑袋，这是一颗毛帅自己一手制造却再也无法控制、足以终结其仕途的大炸弹。 自天启年间就开始了的移镇之议，到了崇祯手上几成定局，而皮岛存在的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说之前屡抗明旨拒不移镇这些，只是冒饷贪污、冒功等问题，就足以逼得毛文龙不得不早做打算。 投靠后金、遥领封号自成一国，显然是他的如意算盘。如他与皇太极的信内所说那样，“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同时后金要给他足够高的待遇——“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显然，他最理想的打算是利用明、后金、朝鲜三方势力互相掣肘，自己居间取利，拥兵独大于海外，试图和朝鲜一样成为附庸一国。不过后来皮岛势力的结局证明，这一谋划其实是后金和明两方都绝不会接受的，也都不会允许其势力以这样的形态而存在。 如若独立不成，则他只能依附后金，在后金听调不听宣，合力抗明夺取明廷之山海关及登莱等处后，“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等而下之的，当然也是皇太极方面最希望看见的局面——毛文龙率部登陆彻底投降后金，也就是他信中说的“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乖乖依附后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9）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9） 但无论最后事态发展成什么样，毛文龙的这些谋划，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叛明，而后归降或者依附于后金，以达到拥兵独大于海外的目的。 四、 斩帅与“己巳之变”及东江崩溃 “斩帅”之后，袁崇焕将东江部队整编为四协，其中三部是由毛帅旧部带领，即其岳父、副总兵陈继盛，其义子毛承祚，自后金归来不久之刘兴祚，另一人为袁带来之徐敷奏，其中陈、刘二人乃皮岛将官所推。平心而论，此四人中只有徐敷奏算是袁的嫡系，刘最多只能算是亲袁的中立派。 袁崇焕此举虽有安抚皮岛军心之意，但也可表明袁崇焕斩帅实为毛文龙一人，不是针对东江镇。且从其后他对皮岛部队的安置及使用看，如崇祯二年夏的招刘兴祚做东江安排等，也说明他斩帅的目的就是要将东江置于辽东最高指挥当局直接控制之下，是用而不是撤，而他之前一再要求毛文龙及与公开表示的，也正是移镇，而不是撤镇。 其实朝中一直有“用岛”和“撤海”两派，袁崇焕显然是用岛派，当然前提是东江镇要能“用”，一个不听指挥无法调用的东江镇，显然是无法将其置于辽东整盘军事计划内的。事实上，一支耗资巨大而又无法指挥的部队，对崇祯来说也是没有存在价值和不会被允许的，这也是崇祯之前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移镇，并给予袁崇焕诸多方便和权力的原因之一。 然袁崇焕死后，袁崇焕案中的“杀袁”派大将、兵部尚书梁廷栋，随即以东江不见牵制之功，否定了用岛，正式决定撤海。 说到东江对后金的牵制作用，有部分学者是以为很大的。如前所举之樊树志先生，甚至以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了兵临城下的己巳之变”。 那么“己巳之变”是否就是袁崇焕斩帅的直接后果呢？ 余以为非也。其“己巳之变”，和斩帅基本没有关系。 其一，盖因“己巳之变”前，后金倾巢而出攻击锦、宁非一次两次，尤其是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战，努尔哈赤亲临城下，全不以东江为意。若东江一镇仅仅更换一名主帅就能使后金军无后顾之忧而大举南下，则其前何以能大举攻锦、宁？且袁崇焕于宁远战役起始尚希望于东江牵制之功，是以于疏奏内不无溢美毛帅之词，然东江卒无响应，袁崇焕对毛帅失望颇多，其对毛帅领导下的东江牵制之用有所怀疑也正是自此而起。而天启帝亦于此年二月指责毛文龙曰：“奴酋入犯，全不知觉，牵制安在，辄敢言功？”《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三，天启六年二月。 其二，崇祯二年之“己巳之变”，实因后金于“丁卯之役”解除了东面朝鲜之威胁，其后又绥服了漠南蒙古，解除了来自西面之威胁，并打通了从蒙古入侵明朝的新途径，局面已非之前入关仅有山海关一条路了。且至此时，明、蒙古、朝鲜对其的三面夹击之态势已经基本破除，经济封锁也不再成立，其生存空间大为扩展，经济和兵力一举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己巳之变”中大批成建制的蒙古兵马之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己巳之变”和东江主帅之变基本没有任何关系。 后金从来都很清楚山海关防线极难攻破，宁远大战就是一例。要破山海关，先要破宁远，而要破宁远，必先破锦州，面对关外大批辽东明军精锐，后金很清楚这绝非短期内就可以做到的战略目标。因此其一直在寻求自蒙古过境进攻明朝腹地的新入关途径，这是自天启中就已有的传言，不是什么秘密，如毛帅在天启时期的塘报内就频频提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20） ??????????????????????????????20??? ???????????????????????????????????????????????????????????????????????????????????????????????????????????????????????????????????????????????????????????????????????????????????????????????????????????????????????????????????????????????????????????????????????????????????????????????? ????????????????????????????????????????????????????????????????????????????????????????????????????????????????????????????????????????????????????????????????????????????????????????????????????????????????????????????????????????????????????????????????????????????????????????????????????????????????????? ???????????????????????????????????????????????????????????????????????????????????????????????????????????????????????????????????????????????????????????????????????????????????????????????????????????? ????????????????????????????????????????????????????????????????????????????????????????????????????????????????????????????????????????????????????????????????????????????????????????????????????????????????????????????????????????????????????????????????????????????????????????????????????????????????????????????????????????????????????????????????????????????????????????????????????????????????????????????????????????????????????????????????????????????????????????????????????????????????????????????????????????????????????????????????????????????????????????????????????????????????????????????????????????????????????????? ????????????????????????????????????????????????????????????????????????????????????????????????????????????????????????????????????????????????????????????????????? ???????????????????????????????????????????????????????????????????????????????????????????????????????????????????????????????????????????????????????????????????????????????????????????????????????????????????????? ?????????????????????????????????????????????????????????????????????????????????????????????????????????????????????????????????????????????????????????????????????????????????????????????????????????????????????????????????????????????????????????????????????????????????????????????????????????????????????????????????????????????????????????????????????????????????????????????????????????????????????????????????????????????????????????????????????????????????????????????????????????????????????????????????????????????????????????????????????????????????????????????????????????????????????????????? ??????????????????????????????????????????????????????????????????????????????????????????????????????????????????????????????????????????????????????????????????????????????????????? ???????????????????????????????????????????????????1605???????????????????????????????????????????????????????????????1622?????????????????????????????????????????????????????????????????????????????????????????????????????????????????????????????????????????????????????????????????????????????????????????????????????????????????????????????????????????????????????????????????????????????????????????????????????????????????????????????? ???????????????????????????????????????????????????????????????????????????????????????????????????????????????????????????????????????????????????????????????????????????????????????????????????????????????????????????????????????????????????????????????????????????????????????????????????????????????????????????????????????????????????????????????????????????????????????????????????????????????????????????????????????????????????????????????????????????????????????????????????????????????????????????????????????????????????????????????????????????????????????????????????????????????????????????????????????????????????????????????????????????????????????????????????????????????????????????????????????????????????????????????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21）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21） 此点也能证明“己巳之变”与毛文龙之被杀、东江军事长官之更替没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有刘兴祚这种极具威胁的人物存在于对其后方有很大威胁的军事据点里，后金焉能无动于衷。正是因为后金知晓东江之威胁有限，才敢放心南下。而其之前频频全力犯锦宁防线时东江之无所为、不能为，亦足证此点。 另外一个问题是斩帅和东江崩溃及毛氏部将归降后金之间的关系，此一问题的事迹是比较清楚的，这完全和斩帅无关，反而是因为袁崇焕之死，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东江崩溃和部分原皮岛将领归降后金，其间并无多少可以讨论的，因此只简单叙述其经过于后，聊备读者参考。 崇祯二年七月，袁崇焕招刘兴祚致锦州面授机宜，此期间以刘兴祚弟刘兴治暂统西协事。十月，袁崇焕命刘兴祚回皮岛整军并委其总管岛民，但由于风浪过大，刘兴祚及其弟兴贤滞留于宁远。十一月，袁崇焕率军回援京师，刘兴祚因手下无兵遂未随行。 十二月初，袁崇焕下狱后，孙承宗孙阁老出镇山海关，此刻刘兴祚手下有宁前道孙元化所拨兵八百人。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兴祚倚仗自己熟识后金军事及语言，率部假扮后金军突袭青山营后金军，大获全胜，斩获颇多。皇太极得知这是刘兴祚所为后，大怒，特地调集大军连夜追击，最后刘兴祚为其追及，刘兴祚战死，其弟刘兴贤被俘。 袁崇焕死后，兵部尚书梁廷栋于崇祯三年四月，以皮岛不能体现其牵制之力，决定撤岛，准备将东江兵马安插到锦宁一线，关外精锐则撤回至山海关一线，并派副总兵茅元仪前去执行。 但由于茅元仪以扣押军饷为手段进行移军，导致了东江部分士兵军哗，随即陈继盛又误信传言，以为刘兴祚未死因而对刘氏兄弟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同时刘兴祚死后朝廷又迟迟未予以应有的恩恤，这一系列问题致使暂统西协的刘兴治激愤之下，于四月十二日率七百余人哗变，斩杀了陈继盛和钦差刘应鹤等百余名官兵。 这一事件发生后，由于当时北京对皮岛的控制鞭长莫及，又担心激变之下其反攻登莱及山海关而成为敌对方，因此不但不予处分，反而将刘兴治升为副总兵以示安抚，同时调遣素为刘兴治等人所惮的宁前道孙元化任登莱巡抚，以对其进行压制。 而刘兴治也明白他如继续留明形势不会太妙，遂于崇祯三年七月与皇太极达成盟约，自称属国归附后金，但同时对北京却依然谎称与后金交战斩获多少云云，继续保持其明朝将领身份，这样做一则可以继续获取军资粮饷，二则不至于引来来登莱和宁远明军的攻击，试图在后金和明朝的夹缝中生存。 崇祯四年三月，因与刘兴治关系密切的后金归降人员与当地汉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兼之原本岛中各系将领之间的权利之争也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剧烈冲突，引发了岛中大规模武装内讧。而原来一直被压制的明军将领沈世魁等人与刘氏兄弟中亲明的如刘兴基等，乘机斩杀了刘兴治一派势力，并将其几人首级送北京，皮岛又复归明军直接控制之下。 经过这一变故，兵部尚书梁廷栋为形势所迫又改变了主意，准备用岛，但旋即去职。此时后金已获知皮岛内讧之消息，调集部队企图乘机攻占皮岛，但在新任总兵黄龙及张焘、沈世魁等所率的岛军和新调来的登莱明军水师，尤其是孙元化麾下葡萄牙教官公沙的西劳率领之西洋炮兵的反击下，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兵离去。此战震动一时，时人谓之“麻线馆大捷”。 其后，隶属孙元化麾下的原皮岛将领耿仲明，先因其在黄龙军中之弟耿仲裕索饷哗变被黄龙所杀，而黄龙上疏请问罪耿仲明，同时又因孙元化遣其与孔有德等北上抗后金军时粮饷不继，因此怨愤，最后举兵叛变，在山东等地与明军周旋一年多后不敌，遂浮舟出海归降后金。此举最严重的后果是让后金得以建立水师，并获得了长期以来一直想要的大炮制造和操作技术，使后金有了水师，并取得生产大炮和建立炮兵的条件。 此后自崇祯六年起，后金在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降将的辅助下，经过五年多的反复拉锯，终于逐步瓦解和占领了原东江镇的大部分岛屿，明朝遂不复再置大帅，东江镇于崇祯十一年沈志祥降清后，彻底崩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上架公告及充值方法 上架公告及充值方法 vip充值方式详解！ 亲爱的读者朋友，感谢在这段时间里支持本书，为了给予作者创作的支持，小说的后面章节将是vip章节。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本小说，可以看下去，请继续支持，不过，后面内容需要付费才能阅读（本书为单本购买作品，3元即可阅读所有内容）。由于一些读者可能会如何成为vip用户不了解。现在说明如下： 步骤一：注册新浪帐号，注册的地址是：/cgi/register/reg_sso.php?entry=vipbook 步骤二：进入新浪读书个人中心，地址是：/userinfo/myhome.php 点左边第一栏的充值付费 步骤三：在右边的页面中选择充值付费的方式，有以下方式： 1、网银充值：网银充值无手续费，但需要预先开通网上银行的户头。 通过云网用网银进行充值，已开通的银行卡有：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兴业银行 招商银行 华夏银行 广东发展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 民生银行 （注意：浦发、中信等银行的的支付未开通） 2、短信充值：移动或联通的手机可发短信1元、2元充值，方便快捷，但要收取50%的手续费 3、手机钱包充值：开通手机钱包后，移动和联通都可以一次充值5元或15元，每个月限充2次，同样要收50%的手续费。 4、神州行手机充值卡代支付：买张神州行充值卡照页面上的提示输入卡号和密码就可立即充值，非常方便，手续费是15%或19%，还可以接受。 5、支付宝充值：开通支付宝后，选择充值渠道列表中的支付宝充值，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和要充值的金额后，点击确定。接下来页面会转到支付宝平台，按提示输入您的支付宝密码，就可以为您的新浪账号直接充入读书币。 【手机阅读充值方式】 目前，手机新浪读书和互联网新浪通行证开放账户互通功能，手机新浪网的虚拟货币升级为u币。无论您是手机用户还是新浪通行证用户，均可登录任意平台使用新浪网读书频道为您提供的服务。 u币作为手机新浪网的通用货币，可以用于vip读书、游戏等不同产品；vip读书每千字需支付币。您使用电脑和手机均可对您自己或朋友的账户充值，充值的u币即可在手机新浪网消费，也可以在互联网消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充值方式，充值时请记住自己的订单号，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有疑问或问题，请您联系新浪客服，客服会及时帮您解答：周一至周五，每天9:00至18:00，拨打新浪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105670按2(按市话费标准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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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 一、袁崇焕和他的旗人后裔们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元旦朝贺，群臣失朝。兹事体大，涉及皇上面子和朝廷纲纪，但这么大的事情，周延儒只说了几句，最后上了个揭要求从自己开始起挨个罚俸，可崇祯居然连这都没批准，就此不了了之，可见这个时候崇祯对他还是恩宠极盛的。 不过好景不长，就在同年五月，这位崇祯末年的第一大红人被锦衣卫大帅骆养性的密探揭发，说他督师出京与入关清军交战时，不但一矢未发谎报大捷，而且还放纵清军安然退出关外，是为“受贿纵敌”；又为大臣上奏劾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 锦衣卫这回小报告倒真的打对了。这里说句无关的，锦衣卫在崇祯手上还确实没什么大劣迹，而最后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一直坚持上城守卫北京的，便是这些锦衣卫和太监们。在看见这些记载时，我确实对锦衣卫及太监的印象有相当改观。 明朝末年，清军势力日益强大，屡屡入关烧杀抢掠。在崇祯朝，犯边入关未及北京者不计，只大规模入侵并进逼北京的就有五次，分别是崇祯二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其中七年和九年两次，各地明军分别勤王来援，但基本可以说目标是保卫京师，没有想和清军决战，其余三次，则有试图组建大部队进行反击之举动。 这三次帝国反击战中，第一次抗击清军的明军主帅是袁崇焕袁督师，第二次则是卢象升卢督师，第三次就是周延儒大学士了。 只是每回清军进犯北京，凡明朝敢率军与之对抗的大帅都不能幸免，必定会因此身亡，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如兵部尚书、督师袁崇焕，首辅大臣周延儒都是被崇祯所杀；而另一位兵部尚书、督师卢象升，则是被崇祯所误，为奸臣所害，抱着殉国的悲愤之情冲进敌阵，战死沙场，可说是纯粹的自杀行为，死得尤其惨烈。只是归根究底，他到底还是让崇祯给害死的。 这三人中，袁崇焕、卢象升两位督师，可称人中龙凤、国之栋梁，是崇祯朝为数不多的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只是自打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害身亡起，其后卢象升、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这等雄才大略的臣子，一个个被崇祯搞得或死或离，以至大明朝忠臣良将从上到下一起丧失殆尽，到了崇祯十五年那会儿，大约也只能剩下周延儒这样的在朝中当道了。 崇祯朝清廷第一次进犯北京，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当时还是后金军的八旗兵自龙井关（今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破长城守卫，直逼北京城下。 此战导致了明朝抗清中流砥柱袁崇焕被诬冤死，为日后清军坐大入关争天下埋下了极大隐患，而此战北京城所面对的形势也最为险恶，因此关系重大。 只是袁督师事迹，早年的梁启超和康有为、近年的杨宝霖和金庸先生，都已有过精湛的编撰和考证，其中杨、金两位的《袁崇焕杂考》和《袁崇焕评传》更是流传甚广脍炙人口。杨先生的《袁崇焕杂考》，对袁崇焕生平、故里之考据可说极其厚实详尽；而金庸先生所著的《袁崇焕评传》，则因其小说《碧血剑》的流传而对袁督师事迹推广影响甚大，在这点上，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是以关于袁督师的事迹和冤狱过程，在此就不多赘述了，还是说些方家们弃而未用的细枝末节、未尽之处，以及当时明辽东系将领的大略情况为好。 在崇祯二年底，后金军围北京后，辽东督师袁崇焕率军入援。由于昼夜奔驰，关宁铁骑的主力步兵军团被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最精锐的九千骑兵中也有四千人掉了队，和袁崇焕一起抵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人。 大约两天后，袁崇焕与山海关总兵满桂等人合力在北京城外各门狙击后金军。 双方在血战数场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明朝各地勤王军马日益逼近北京，形势渐渐逆转，开始有利于明军。 面对这个开始凶险起来的局面，清军首领皇太极用范文程之计，离间崇祯和袁崇焕，捏造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故意让俘获的太监听得内容，然后纵之归去，崇祯果然中计，对袁崇焕的看法顿时开始改观。 偏偏此刻北京的另一员大将山海关总兵满桂，虽然是个英雄，但却是个莽汉子，因此轻易地便中了后金的离间计。满桂在北京城外的战斗中，为后金部队以袁崇焕部下用过的箭矢射伤，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满桂回城后军医为他拔出身上所中箭矢，发现上面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号。满桂原本也与袁崇焕有点过节，《剖肝录》云，“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如今发现袁崇焕竟然在联手对付外敌的时候暗算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便以箭矢和身上伤口为证，进宫找崇祯告了御状，力指袁崇焕通敌，阴谋杀害明军大将。这两下里一对，崇祯更是深信不疑。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同时密令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入平台，又埋伏大批锦衣卫、校尉于侧。 袁崇焕以为崇祯要召问战况，于是带关宁铁骑大将祖大寿、吴三桂，以及替他背尚方宝剑的韩润昌《袁崇焕杂考》：“韩润昌，东莞人，袁崇焕爱将，隶袁崇焕麾下为都司。崇祯所赐袁崇焕的尚方剑，是由韩润昌带领的。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只有祖大寿、吴三桂（祖大寿的外甥）及韩润昌跟随。崇焕下狱，祖大寿、吴三桂大惊，夺山海关而出，奔回锦州。韩润昌自投于狱，袁崇焕被磔死，韩润昌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里为僧。（［民国］《东莞县志》引《袁督师行状》）”等三人一起入宫面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2）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2） 结果他们一到平台，崇祯就在平台之上质问袁崇焕杀皮岛毛文龙、勾连清军入关围北京、射伤满桂三事，并命令身边的满桂脱下血衣，远远掷到了跪在台阶下的袁崇焕面前。 袁崇焕虽赤胆忠心，然而此刻却无以自明，还没等他再说些什么，就被埋伏在侧的十名锦衣卫、校尉按倒在地抓了起来，褫夺朝服后，立刻械送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在看到《明季北略》中这段记载时，我几乎可以肯定，祖大寿、吴三桂、韩润昌这三人在那一刻，心里升腾起的是愤怒和屈辱的感觉。 他们这些辽东军人，从关外不吃不睡赶回关内，以九千人马力敌数万后金军，天天面对后金军的马刀和箭矢，为的就是解北京之围。但现在却被自己人拿刀架在脖子上，并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心底里尊敬的、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统帅，被锦衣卫们当场按倒，剥去衣冠套上了刑械，像牲畜一样被拖了出去。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感到愤怒和屈辱，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关宁铁骑全军反出山海关那血性的一幕了。 和袁督师一起入见的这三人中，他的东莞同乡韩润昌自投于狱。在督师身亡后被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乡出家为僧。 但当时韩润昌这个豪气干云的举动，我相信是不会让崇祯感动的。因为那时袁督师是戴着内奸、叛贼的帽子下狱的，而关宁铁骑们这种对袁崇焕的忠贞和景仰，肯定只能让崇祯感到不安。 而这种不安，从他接下来的举动中就表现了出来。 在袁督师被带走后，崇祯立刻下令由山海关总兵满桂替代袁崇焕，担任全部勤王部队的统帅，由山西总兵马世龙和祖大寿两人为他的副手。然后崇祯又派出了宫中的得力太监车天祥带着犒军物资，去关宁大营中安抚祖大寿、吴三桂等辽东将兵。 然而祖大寿等人和数万关宁铁骑，最后却还是击破山海关回到了关外，向老家锦州奔去。 对辽东的这五十多名辽将和关宁铁骑，时人风评是“明用之善，则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此说点评得极是。这五十多员辽将和关宁铁骑，无论忠奸，在整个明清易代过程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如祖大寿、祖可法、左良玉 、黄得功、吴三桂、曹文诏、曹变蛟、周遇吉、刘泽清、何可纲、张存仁、刘肇基等人，可说没有一个人是易与之辈，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才干，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波，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确实如此。 我现在想来，当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极复杂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一群非常标准的职业军人，同时也是一群血性男儿。 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完全不同于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有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尺，那是一种更加近似于绿林豪杰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直截而简单明了。在袁督师下狱后，当时的状况，有无数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揣测以及事端，去支持他们作出种种不利于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举动。譬如怒袁督师之忠贞被诬，感崇祯之刚愎多疑，恨朝廷官吏之龌龊卑鄙，惧崇祯及包括满桂在内的各派朝臣会乘机将辽东系将领赶尽杀绝，甚至北京当地军民对他们恶劣的态度…… 即使不说这些身在官场的辽将，就是一般辽兵也失望之极。时人杨士聪在《五堂荟记》中就记载辽兵们的议论道：“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史》记旧辽东大帅孙承宗令都司贾登科、游击石柱国带其手书劝慰祖大寿及辽东将士，劝关宁铁骑回援。 而祖大寿则对贾登科抱屈道：“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蒙古察哈尔部），然后束身归命。”辽东军的士兵们则“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炮击毙我军，故至此。’” 可见在袁督师下狱后，关宁铁骑已经被北京的那些人视为“贼”和“间谍”，更有士兵因此被无辜击杀。 辽东将士们已经领先一步在北京遭受了和督师日后一样的待遇。 这群血性汉子，他们自千里之外不眠不休地赶来，抛头颅洒热血，在为关内百姓和大明朝奋战不息。然而他们保护的百姓和城市，现在却杀死了他们的战友。 这又怎么叫他们不心寒？又怎么叫他们不离开这个伤心屈辱之地？ 然而他们更无法预料的是，日后这些杀死他们战友的人们，还会剐掉、吃掉他们景仰的袁督师。 辽东系的将领和士兵，正是在袁督师死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将领率整支部队倒戈的现象。此前只有极少数的小股人马投降叛变，即使在袁督师斩杀辽东豪帅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数万部下也只有极少数人出于不满、恐惧等原因而降清，如数年后始叛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其官阶低、人数少，不过带去数百随从家眷，官不过参将、游击，连一个普通分守总兵、副总兵级的将领都没有，更不用说如后来降清的辽东总兵祖大寿这样的将军、总镇级总兵了，是以几乎没什么政治影响。 但是，当时清廷却给予这些降将极高的封赏，这与他们的身份及整个事件的影响都非常不相称。差不多降将个个封王，待遇之厚、规格之高，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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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4）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4） 当时主理袁崇焕一案的梁廷栋属官余大成，在《剖肝录》中，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焕自辽趋蓟入援。朝议罪其逗留。十二月朔，诏入城，下之狱。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然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马兵才九千人。广渠门一战，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诸廷臣持焕者十之三，而心悯其冤者十之七。时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与栋，未敢救。 其他事体，余大成的陈述都比较客观，但其中对满桂以及他部队的揣测，大约是为袁督师抱不平之故，似乎有点偏颇。尽管此前满桂与袁督师有过节，但满桂也是一位好汉子，而且在结怨之后，他也与袁督师在抗清战事上有过合作，合作还相当成功。因此，他还远不至于到因私怨而刻意陷害袁督师的地步，最多是较容易相信袁督师通敌，所以余大成说他“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似稍有不确。相比之下，《明季北略》中的记载更合乎情理： 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字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此后，祖大寿率领唯一能和后金抗衡的关宁铁骑，悲愤之下踏破山海关，东归锦州，北京的形势马上就开始逆转，后金大军复围北京。在崇祯的催促下，十二月十七日，满桂勉强带伤出战，与孙祖寿一起不幸战死，大将黑云龙、麻登云被俘，僧人申甫夜袭后金大营，战死。北京危急。 此刻的崇祯，方开始大悔起来。但是，他此刻后悔的不是抓了袁督师，而是在后悔没有妥善安抚祖大寿等关宁铁骑将帅。 不过当他和所有官员多番尝试也未能召回祖大寿等人后，无奈之下他只得又试图去求助已经是阶下囚的袁督师。于是他令各部官员轮番入天牢，去劝说袁崇焕给关宁军将作书，召祖大寿率军回援北京。 袁督师不以被诬下狱为念，手书召祖大寿回援，同时又得祖大寿老母和以前的辽督孙承宗劝说祖大寿，要他以击退后金军为证，来洗清袁督师的冤屈。 我无法确切地知道，袁督师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作书，而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在接到他们景仰的袁督师手书后，他们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子的。但金庸先生以他那支利笔写就的一段小说家言式的描写，却让我相信，当时的情景只能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的： 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颇为替袁督师洗冤这个设想所动，他们失望而恐惧的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于是祖大寿再次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吴三桂等关宁精锐入关，在孙承宗的部署下，会合山西总兵马世龙、山东总兵杨绍基等各路人马开始反击，猛攻被后金所占的滦州、永平等四城。 仅仅几天时间，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就大破后金驻守四城的镶蓝旗阿敏所部，阿敏抵敌不住，只得放弃四城引兵退回关外。阿敏因此被皇太极定罪，判其幽禁，并剥夺了他所辖的镶蓝旗，赐给了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 只是祖大寿等人此后虽然被嘉奖，可崇祯却并没有如祖大寿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就此为袁督师洗冤，而是继续对此事进行廷议。祖大寿、吴三桂等人无奈，只好率关宁铁骑归镇辽东锦州、宁远等地。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遭后金反间诬陷，又因大臣倾轧蓄意加罪，最终被处磔刑，冤死于北京西市的西四牌楼。其兄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抄没其家时，无一余赀。 袁督师幕僚、布衣程本直，因仰慕袁督师高义，自称袁督师门生，谓生平意气以豪杰相许，义不独生，上《白冤疏》自请同死，亦被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5）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5） 据《明季北略》说，当时议论以袁督师清军到京烧杀抢掠，北京城人人怨恨，在行刑时，北京百姓“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石匮书后集》则曰：“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荆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不过袁督师的首级，最终并没有真的被传视九边，而是为其部下佘姓义士所盗取，在北京广渠门一处私宅内筑墓安之，即今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寺斜街袁崇焕祠、墓所在之处。这轮甲申年的清明，我曾去此地吊唁，见场馆颇为干净，并有不少中小学生以及一些商业公司敬献的花圈和菊花。并誓曰世代守护直至洗冤之日。 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时，时年四十七岁。 另外，关于袁督师的后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存在，在此也一并说说。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第十三节的注释中道： 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近年来，对金庸先生此文的指责日厚，通常是责其未查阅《清史稿》，因其中明写乾隆派员寻得督师后裔五世孙袁炳一事，是以并非如其所言为旁系子孙，且袁督师后人在《清史稿》中自有传记，如此为文颇失之于粗心。 此言所论，略为偏颇，不免过于小觑了金庸先生。 指责金庸先生没有查阅《清史稿》者，其论源出几处。 首先是举证《清史稿·高宗本纪》有“四十八年……戊子，予明辽东经略袁崇焕五世孙炳以品官选补”一句，另外《东华续录·乾隆》也载曰：“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这两者都说“五世孙”，并无说是旁系，所以应该是嫡系。而《清史稿》中更有袁督师后裔的几篇传记，也都未说是旁系子孙繁衍。另又责曰，金庸先生是知道《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的，而那时候乾隆还没去找袁督师后代，因此他依据《明史》言其无后显然不足为凭，且忽略了查阅《清史稿》云云，大致如此。 但是，如果考据仔细些的话，应该知道处理袁督师一案的经办人之一余大成在其《剖肝录》中，说袁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允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可叹也！”据此，则似可说督师实无嫡出后裔。 盖因余大成为审理督师一案的当事人之一，更曾于其间力挽狂澜，最后是靠着威胁其上司方救下了督师一家老小的性命，如此，则督师有无嫡出后嗣，作为办案官员的余大成自是一清二楚的，外加督师一案，前后勘察达九个半月之多，绝无搞错的道理。再退一步说，即使余大成想维护督师后裔，在其中做点手脚，却又如何瞒得过这许多欲置袁督师于死地的大臣们。 另外，金庸先生也说：“《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这一条说辞，显然可以证明他是查阅过《清史稿》的，怎么能说他没看呢。 我以为金庸先生不但查阅了《清史稿》和《东华续录》等书，多半还查阅了部分地方志和清档案。譬如康熙年间的《广东通志》就道：“（袁崇焕）籍没之日，无子。”而在清宫档案的《清高宗实录》中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条，更有这么一条极为详细的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昨披《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一年后，广东巡抚尚安回奏道： 遵旨访查，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选补。 乾隆一向自诩英明神武，此人才具虽不如他自视得那么高，但是个聪明人且精明能干是肯定的。以他对此事几次亲自追问的认真和着紧态度，想在这么容易查清楚的事情上糊弄他，那简直是拿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在开玩笑，而且毫无这个必要。而尚安追查时间长达一年，汇报的时候更是把袁炳的来历身世、学问、为人都说得清清楚楚，所谓的五世孙袁炳，乃是过继的袁督师堂弟之子后裔。至此，袁督师无嫡出子孙一事，已经可以说确凿无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6）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6） 而关于指责金庸先生忽略《清史稿》中有袁督师后裔传记的说法，似乎也不成立。 因为金庸先生在《评传》中提到叶恭绰曾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云云，又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这猜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本的。因为既然已经证实袁督师无后，且家人都流放去了南方，又于乾隆四十八年找到了被流放的袁氏族裔，而《清史稿》中的袁督师后裔，据记载却是黑龙江汉军旗人，这其中的联系，在其传记里并没有说到，所以金庸先生只能按照当时的环境去推测。如果撇开其他不论，他这个“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的推测，应该说确实是比较合理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但是，袁督师是不是就真的无后了呢？ 答案是：有。 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错了。 但是，他的出错并不是出在如时下所指责的那样，是忽略了《明史》成书时间，以及没有查阅《清史稿》等等，而是忽略了北方地区的一些地方志和时人笔记、实物，以及东莞本地康熙年间所修的一部地方志。我猜想这是由于他受史籍记载中袁督师家人被流放到贵州和福建的暗示，因此没有想到可以在北方地区以及东莞当地的资料中寻找相关线索。 袁督师妻无子，不等于妾无子。袁督师家属被流放的时候无子，不等于没有遗腹子。 督师留下了一位庶出的遗腹子。 其实袁督师入狱时，他的小妾已有身孕，遗腹子一般不在流放之列。且依明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人被判流放，是可以用劳役和银子来赎的，《明史·刑法志》：“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收赎……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 当时袁督师恶名满中原，如大大有名的南明督师史可法就曾在《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中说过这样的话：“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这话中，“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想来不会说努尔哈赤在李成梁手下时期，大约是解释袁崇焕迫使皇太极去掉了帝号，向明朝求发印而不得一事。此事在清，可说是极大之屈辱，因此后来清廷在修明、清史时，全部予以删除，在官方文书中全无记载。但百密一疏，清宫秘档中却还留有皇太极写于天聪四年的一道上谕，其曰： 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史可法而后言语中的“先帝”，说的是崇祯，而小人则当然是说袁督师了。盖因督师宁远一战，导致努尔哈赤发病身亡。在史可法看来，许是觉得此事与清仇怨甚大，故有“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之语，无非是希冀藉此揭过这段恩怨，明清两家好联手剿闯耳。 写至此，又不禁复为督师心酸，一时唏嘘不已。 评曰：程本直布衣之士，尚知道督师之忠之冤，而余大成则说朝中大臣十之七知其冤，史督师在此处大骂袁督师为小人也就算了，毕竟当时袁督师还没平反，也勉强可以成理。但他颠倒黑白，诬指袁督师启肇了明、清两家的兵祸，却是其心可诛。清军犯边，历来是清军主动为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天下无人不知，史可法此处无非是要和清军联盟而已，即使这样，也不应如此颠倒是非嫁祸于袁督师。同是大明督师，相煎何急哉，相去何远乎。史督师此举与袁督师相较，岂止于陈元龙于许汜的上下床之差，更直欲追刘备所云之百尺楼上与地下之别矣。余颇以为耻。 袁督师际遇如此，其庶子自是无法于中原存身立命，要生活下去只能隐姓埋名。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中原人如此，辽东人却不是这样。在辽东，袁督师依然是人人景仰的大英雄，他的后人流落关外后，在宁古塔谋生起家。《东挽县志》：“袁督师无子。相传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匿都城(今北京)民间。大兵入关，为满州某所得，隶籍于旗。” 督师庶子名文弼，成年后因有军功，被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从此成了旗人。也有说其后袁督师后裔改称为袁佳氏的，此说似不太可信。编纂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收罗了当时除爱新觉罗外，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全部姓氏一千一百一十四个，查其中满族老姓只有袁氏，并无袁佳氏，另有姚佳氏、殷佳氏等，故余疑其或为讹误之说。 据民国时张江裁辑录的《袁督师遗事汇辑》卷五《袁督师后裔考》所载，袁督师宁古塔一脉后人的传承顺序为：袁文弼——袁尔汉——袁贵——袁常在——袁赶，袁赶有三子：袁世有、袁世宽、袁世福。 袁世福及其两个儿子在《清史稿》均自有传记，这位袁世福，还有他的子孙，乃是晚清大大有名之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7）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7） 咸丰九年，江北大营清军大战太平军，江北大营是由和春节制，其搭档宁古塔副都统富明阿，就是袁督师的这位六世孙袁世福，《清史稿》道：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洊升参领。 富明阿幼年名世福，以马甲清制，八旗男丁十六岁以上，通过考试可披甲，分入步甲、马甲。从军，始有旗名富明阿。 清代的旗人风俗，称呼人一般只呼名不称姓，如“佟图赖”大多直接称呼为“图赖”，富明阿是袁世福的旗人名字，所以一般称其为“富将军”，而黑龙江土著则干脆直接称之为“袁富将军”云云。 富明阿的身世来由，绝不是孤证，也不是重复引证、互相转录。除《清史稿》及张江裁编纂的《袁督师遗事汇辑》外，在不同地区的地方志以及当时人笔记中，都有着差不多的记载。记载富明阿身世的地方志，至少有一北一南两种，如光绪年重修的《吉林通志》和康熙年间广东编修的《东挽（莞）县志》，其他笔记如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余集》，魏毓兰的《龙城旧闻》，还有黑龙江省至今尚在的《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缪荃荪《艺风堂文集外篇》中《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缪荃荪辑《续碑传集》中屠寄所撰的《袁富将军战略》、齐齐哈尔市的《御赐富将军碑》等碑文、拓片中，均记有此事。而这些天南海北的记载中，都一致说富明阿是袁督师的六世孙，来由也都说是出自督师遗腹子袁文弼。 另外，富明阿自己也曾亲口对在东莞为袁督师扫墓祭奠的同乡人陈国泰道：“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并因此和陈国泰结拜为义兄弟。《东挽县志》：“新安陈国泰尝与人言，昔在江南军营时，参领富明阿问：‘新安与莞县邻，督师宗裔如何？’答以‘督师祖茔去敝乡不远，清明、重九，敝乡代为祭扫，盖无宗裔矣！’富闻之，次日，即与通谱，密语曰：‘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 通谱：即统谱，通常全称是“统宗世谱”，也叫“会通宗谱”、“大成谱”、“通谱”等。这种谱是将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统贯于一的谱牒，是一个始祖下各族各房家谱的集成。 此处所说的“通谱”，意指富明阿与陈国泰二人结拜为义兄弟。《清史稿》记富明阿身世曰：“富明阿……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而富明阿、寿山、永山三人皆为当时的名将重臣，功名赫赫，此晚清时节，冒称督师后裔并不能沾到督师的光，且其与陈国泰所言还是“密语”，显见其并不欲声张，此亦可为一证。再者当时袁家传承自文弼起，也不过五世而已，富明阿之祖父、高祖，即可与袁文弼、富明阿两人分别相接于世，其在世时期完全可以幼拜袁文弼，老见富明阿，是以此一脉谱牒传承当无可疑，袁氏后裔入旗籍，当如《东挽县志》所载，为满人蓄包衣所致。 因此，可以说袁崇焕——袁文弼——（世福）富明阿的这一传承，基本确凿无疑。督师有后。 富明阿骁勇善战，颇具当年关宁铁骑之遗风，是清军中的一员悍将，《清史》载曰： 咸丰三年，从钦差大臣琦善军扬州，战于洞清铺，受枪伤，裹创奋斗，斩馘数十……五年，战虹桥，戒所部距贼二十步始发矢，射毙贼酋，分两翼搜伏贼，贼溃走……江北军不署统帅，命归和春节制，别选谋勇可当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荐，诏帮办和春军务。时、浦口皆未复，富明阿督军进攻，迭战百龙庙、李家营及城外。既而贼数万扑营，分股绕袭后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创，诏许开缺回旗医治，伤已成残，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 同治元年（1862年），富明阿以残废之身，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率领神机营和抗法名将冯子材一起剿捻，后来率精锐与僧格林沁联手进剿苗沛霖，苗沛霖被杀。 三年春，富明阿被授江宁将军，统管八旗兵协助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也就是著名的“克复江宁”之役，此战对清廷意义极为重大。富明阿因此被授骑都尉世职，并督所部水陆诸军留防江北。 五年，授吉林将军，督剿吉林马贼，富明阿不顾残疾亲自进山挥军力战，数月之间肃清马贼。然后在当地开田达数万顷之多，此后不到十年，他所开垦的地方便开建郡县。富明阿最后以伤病归家，光绪八年卒，优恤，谥威勤。 由于富明阿为政颇有佳绩，所以吉林、扬州两地百姓分别请为富明阿建祠，并立《去思碑》纪念。至今在黑龙江省尚保存有《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艺风堂文集外篇》则附录有《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碑文，另据报道，在齐齐哈尔市一位私人收藏者手中，还藏有一《御赐富将军碑》的拓片。 而富明阿的两个儿子寿山和永山事迹，比之乃父则更有过之。这两兄弟分别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辽东抗击沙俄的战事中以身殉国，极具袁督师遗风。其人其事，令人无法不想起当年叱咤风云威震辽东的关宁铁骑之绝世雄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8）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8） 寿山，字眉峰，袭骑都尉世职，迁郎中。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起，日军自朝鲜越鸭绿江进犯奉天。当时在北京任官的寿山，闻讯投笔而起，自请抗敌，单骑奔赴辽东前线。 在到达奉天后，他开始在当地招收义军，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就成功募集了两营兵力，寿山被命为步队统领，其弟永山任马队统领，率领两营士兵开赴抗日前线。 两兄弟在与日军战斗中激战连场，连战连克，一路恢复草河岭，克连山关，进逼凤凰城。据《寿将军家传》曰，寿山于草河岭一役中“怒马当先，披坚执锐”，“绕山越涧，披荆力战”，“在南路山脊冲锋陷阵，戈什哈伤亡几尽，犹统率所部猛攻”，击毙日军步兵大尉斋腾正起，伤炮兵大尉泄田纲平、炮兵中尉关谷豁等。随后寿山和永山分别率马、步队“由崔家房、白水寺、谢家堡转战而前”，“在四颗树大获一胜”，日军抵敌不住，败退凤凰城。 其后清军统帅依克唐阿和聂士成准备分兵两路，收复凤凰。其中一路由依克唐阿、夏青云率领，另一路则由寿山、永山两兄弟率领马步队各一队，进攻凤凰城东北。 是役，寿山、永山率军“肉搏风城，恒玉(镇边军步队营官)率其所部攻入东门，已就得手。讵城内伏兵突起，城外援贼大至，将我军四十余名截断城中，悉殁于阵，统领三等侍卫永山身先士卒，率队策应，连受枪伤，洞胸阵亡，兵力不支，伤亡几半。幸经寿山等各营分投径援，贼始稍却，我军亦即收队”。《清史》则载此役道，“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枪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并将其与邓世昌等人并为一传，评曰： 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并称“双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独死凤城，敌遂长驱进矣。旅、大既失，威海势孤，步蟾、宗骞皆先后誓死。士气如此，岂遂不可一战？此主兵者之责。五人虽败，犹有荣焉！ 此后，中日双方在摩天岭地区展开了多次激战，根据依克唐阿的奏报，寿山每战“无不登山越洞，身先士卒。综计前后该员头冠戎服，迭经洞穿，迄未受伤，其身旁亲兵伤亡不下十余名”，并曰其“谋勇兼优，洵属不可多得”。 次年，清军克复海城，寿山领七十骑外出侦察敌情，在汤冈子遭遇日军，遂与之搏战。《寿将军家传》道，“正酣战间，忽中飞弹，自右腹入，左臀出”，寿山“屹立不为动，战愈猛，敌即却。跨马三十里回营。衣袴淋漓，血厚盈指。一时江淮诸宿将，作壁上观者，皆舌挢不能下”。如此悍勇，与古之猛将不罔多让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寿山任镇边军统领，驻瑷珲。 二十五年任瑷珲副都统，帮办黑龙江边防和军务。明年署黑龙江将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部队数千人扬言要去保护哈尔滨的铁轨，纷集海兰泡，前来向寿山借道。 《清史》记载，当时寿山大怒道：“敌偪我都，我假敌道，如大义何！”遂拒绝其要求。又传檄瑷珲副都统凤翔道：“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同时以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守西路，通肯副都统庆祺守东路，警告俄军不要进兵，由清军负责护路。随即闻听俄军已经分道并进的消息，寿山遂下令：“保铁路，护难民，全睦谊，违者杀无赦！” 但俄军不宣而战，突然炮击瑷珲卡伦山，之后又制造了屠杀我江东六十四屯百姓之大惨案，我百姓被驱赶赴水淹死者，遮蔽江面，而呼伦贝尔等地也纷纷告警，哈尔滨沦陷。 寿山闻讯，“千绕室，夜愤恚垂绝”，他一面电告吉林将军长顺，要求其前来会攻哈尔滨，一面通告俄军，谓若罢兵，愿以全家为人质，勿得侵凌我国百姓。 七月下旬，寿山所部清军和义军配合，向被沙俄占领的哈尔滨发动进攻，很快攻入城内，并将俄军压缩在新市街松花江车站一带。在瑷珲前线，清军与义军固守待援，和俄军对峙不下。但由于东路的吉林清军按兵不动，贻误战机，而沙俄则不断增兵，最后兵力达到了十几万之多，致使寿山孤军奋战，哈尔滨之战终于遭挫。 面对十几万沙俄部队，清军寡不敌众，又无增援，八月十五日瑷珲也终于失守，固守此城的凤翔死战殉国。随后，齐齐哈尔门户北大岭被攻陷，北路统领崇玉，营官德春、瑞昌，西路统领保全，东路营官保林等人全部战死，俄军进逼齐齐哈尔省城。 八月二十一日，俄军致函寿山，要求商议停战。 寿山派程德全前往商谈和议，而自己却以古有“军覆则死”之义，又“疆土不保，负罪甚深”，穿戴整齐后于棺材中吞金自杀，不死，呼其属下来枪击，属下不忍，手发抖第一发打偏，中寿山左肋，不死，又命其击小腹，仍不死，于是厉声命令再击，乃气绝。 如此一位忠勇之士，可清廷对他，却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清廷先是下诏责备他挑起边境冲突，后又剥夺其世袭职位，最后还是由于总督徐世昌屡请复官，才在六年后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准其附祀富明阿祠。 寿山还有一位族孙也于此役战死沙场，他就是在黑河与统领崇玉一起战死的那个北路营官瑞昌。 袁督师这一门，是真正的英雄。而读寿山、永山、瑞昌事迹，不能不使人想起袁督师，这位尽毕生之力保家卫国，最后反被他保护的那些人们摧至真正粉身碎骨的英雄，他在临死前，在即将对他千刀万剐的刑场上口占了一首绝命诗，诗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9）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9）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果然，在袁督师死后，他的后代们或于乱世造福辽东百姓，或死于守卫辽东的边事，真的无愧于督师“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遗言。关宁铁骑的后裔雄风不绝，在袁督师英灵的注视下，依然守卫着督师曾经浴血奋战过的辽东大地，他们是真正的好男儿。 有后若此，袁督师可以含笑九泉矣。只是先贤如此，后来者又需要以怎样的姿态和作为，才能去面对督师以及他后裔们的忠魂？ 二、卢象升、杨嗣昌的“战”“和”生死斗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大举入塞，直犯北京。 此次入侵，根据《东华录》说，入关两路清军先会师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燕京迤西千里之内六府俱被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回至京南天津卫，共破城三十六，降六，败明军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口，俘虏明亲王一、郡王一，杀郡王五。《清太宗实录》则说俘获人口是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三人，另外夺得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四百零六两。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退回关外。 明朝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大将名臣孙承宗、卢象升，两人双双殉国。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第二名。他虽然是个书生，但却长得极是雄壮，《明史》曰其“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等又说他“铁面剑眉”。 根据《明史》记载，孙承宗成年后就喜欢行走边关并随时和老兵谈话，“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以获取和边镇有关的全部资料。无独有偶，袁崇焕也有这个习惯：“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也许袁崇焕这个习惯，就是在孙承宗帐下时从他那里学来的。 孙承宗是明朝的抗清名将，也是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奠基人之一。他经营辽东时帐下名将如云，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马世龙等人均为其所用。不过四年时间，就拓地四百多里，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前后练兵十一万，设立十二车营、五水营、二火器营，八前锋后劲营，又造甲胄、器械、弓矢、大炮等军器数百万件，开良田五千余顷，岁入达十五万两，招抚的流、移民更有百万之多，实可谓功盖当时，名震天下。 若非当时魏忠贤和一群只知道党争不知道卫国的廷臣们阻挠甚至陷害，清一朝很可能在孙承宗手上就被迫降了。说到此处，顺带提一笔，我一向觉得不少东林党人也不是什么光彩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的对手并无二致，因为他们同样对党争和争权夺利的兴趣远大于保疆护国。 而当时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则对孙承宗极其忌惮，甚至害怕到只是因听说孙承宗已经入关而来，就以为是他要来清君侧了，以至半夜三更跑到皇宫里绕着皇帝龙榻大哭不已，搞得那位皇上只好半夜爬起来大开禁门，召兵部尚书连夜入见，赶紧颁下诏书不准孙承宗入朝。 到后来魏忠贤才知道孙承宗原来只有一人一车，车上带了一床被子，另带随行参谋人员一名，在边境线各处巡视防务而已。 而大明朝的辽军之能用，实肇基自孙承宗，大成则在袁崇焕。 崇祯二年，辽东大帅祖大寿率军破山海关东归，也是仰仗袁督师手书以及孙承宗以旧帅之谊相感，并为之设计救袁督师，才能招回关宁军复卫北京，之后孙承宗率领大军逐清军，复关内，接着又击败了蒙古朵颜束不的部的反叛。 崇祯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清军围高阳，孙承宗时年七十六岁，正在家颐养天年。闻讯率领家人以及乡里上城死守，奈何土城矮薄，又无援军，最后失陷。他叱喝家人各自逃生，欲以身殉国，自杀不及，被俘。入清营后，以苇席铺地望厥叩头，自缢死。其子举人鉁，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鋡、镐，侄子炼，及孙之沆、之滂、之澋、之洁、之，从孙之澈、之、之泳、之泽、之涣、之瀚，子孙合计十七人，尽于此役力战身亡，满门无一降者。 孙承宗雄才大略，先因不附魏忠贤而遭抑，后又因朝中党争被杨嗣昌、薛国观等辈所忌，终不能尽展韬略。其人仅在辽东经营四年，便已气象如此，如任以专命由其放手作为，则其功不可测也。 但他脾气过于耿直，以至于其一门大小战死后，还依然为杨、薛等辈宵小嫉恨，连抚恤之事也要从中阻挠，因此终崇祯一朝亦不得追封，一直到南明时，才被追谥，号为“文忠”。 孙承宗又著有《车营扣答合编》一书，这是他和军中赞画鹿继善等参谋、将领一起编著完成的一部军事论著。全书分为《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四篇，完善了自戚继光以来的火器、车营等部队编制，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军事色彩的步、骑、炮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理论雏形，并明确了火器为主的军事主导思想，这些对明军，尤其是辽军在此后的战术和作战编制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冷兵器和火器更替的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0）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0） 清人著史，独写孙承宗事迹为一传，评其功曰“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论其才之际遇则曰“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又自诩本朝曰“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其言皆颇为是，读之使人无可奈何甚矣，呜呼，复又为之一叹。 崇祯十一年明军抗清主帅卢象升的事迹，也是经纬分明，其间没什么疑惑，是以并无其他可解释者。但其殒身之惨烈以及身后所遭际的委屈，却和袁崇焕袁督师一般无二，虽然没有遭受如袁督师那样的千古奇冤，但殒身之惨烈尤有过之，为明季所罕见。又其才略不在袁督师之下，且余以为在明清易代上，他的地位也当不在袁督师之下，故在此复述纪之。 象升字建斗，宜兴人，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崇祯三年，他一手组建了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天雄军”。卢象升虽然是文士出身，但却是明季文人中一位罕见的武艺娴熟、气力过人之战将，农民军在与其激战后，因其勇猛过人，不少人称呼其为“卢阎王”。而《明史》亦云： 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善射，娴将略，能治军……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必中。 他建成“天雄军”后，就一直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军作战，高、李等部屡为所破，连连遭受重创，所以对他极为忌惮。后来京师戒严，崇祯诏其入卫北京，高、李得以松了一口气。《明史》对他此次调动，有这样的评论：“（卢象升）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由此可见他和所率部队对李自成等农民军的威胁之大。 之后卢象升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在宣、大屯田之际，不多时便积起粮谷二十余万石，崇祯因此下谕，命九边皆以宣、大为本而习之。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自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青口山（今河北迁安东北）入关，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酒醉不能起，被杀。 崇祯第三次赐予卢象升尚方剑，让他总督天下援兵，并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当时因卢象升还未服完父丧，便身着麻衣草履和他的天雄军一起誓师出军。 此时的北京城外，清军正四处蹂躏，京畿州县，清军一至则陷，崇祯十分恼火，群臣也纷纷献计献策。这其中还出了一档子事，听去好像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有位兵部主事，姓沈名迅字宙泉，上书陈说边务，内里有一条道：“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当时的首辅大臣杨嗣昌见书，对其所陈各项建议极为赞赏，以为“（沈）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特别推荐。不一刻，崇祯的圣旨下，旨曰：“沈迅作改兵科给事中，作速到任管事！”于是这沈迅立时走马上任去了。《烈皇小识》。又，《明史》：“迅、若骐并得刑部主事。两人大恚恨，结杨嗣昌，得改兵部。其年冬，畿辅被兵，迅请于广平、河间、定州、蠡县各设兵备一人。又请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他条奏甚多。章下兵部，嗣昌盛称迅言可用，乃命为兵科给事中……京师陷。迅家居，与弟迓设砦自卫。迓短小精悍，马上舞百斤铁椎。兄弟率里中壮士，捕剿土寇略尽。大清兵至，破砦，迅阖门死之。” 余见此记载后，尝遍索诸书，可惜终未能获其后来的政绩记载，以至于不能考据出此人到任后，到底将天下的僧人尼姑们怎样了，此实为余生平一大憾事云。盖因此条建议若然实施起来，中国释教史或许将为之改写也未可知。 不过此人的想象能力虽然“出众”得一塌糊涂，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个不怕死的，称得上是条好汉子，而且他弟弟还是个武林高手，在马上能舞一柄百多斤重的大铁锤。甲申年北京陷落之后，这兄弟二人在家乡率乡人先和农民军大战获胜，后来在与入关清军的激战中，满门战死，亦算得上是一位“异人”。另外还有一些记载说，导致中原不复汉衣冠全民剃头的那位大汉奸孙之獬，就是被这位沈迅率义军所杀，而且是杀了个满门灭族鸡犬不留。 明季之世，相当部分士人如沈迅者，虽然或食古不化，或不通政务迂腐可笑，乃至秉性懦弱等等，但是在大节一层上，却都颇为严整，农民军破城之时，往往有守吏、生员等阖门自尽者，清军下江南时，士子死节者亦比比皆是。不过，变节甚至屡屡变节全无廉耻者，也一样比比皆是，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此点甚为可探，暂且留待后章中讨论。 再说当时朝廷之中，有内阁大臣杨嗣昌、太监高起潜为首的大臣或明或暗地提出与清军议和，于是当卢象升在崇祯召对，问他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臣主战。” 此话一出，我想足以使一向极要面子的崇祯立刻面色大变。 在中国历史上，主战、主和两派历来水火不容，而但凡主和的大都是昏君奸臣，没几个好人，最有名的便是宋高宗和秦桧了。崇祯虽然没有直接表态说要议和，可卢象升这么一说，那就等于隐指崇祯企图与清军议和，崇祯又怎会愿意担上这个滔天罪名，更不要说此前袁崇焕袁督师被杀头的罪名中，就有一条是议和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1）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1） 所以崇祯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先否认自己有这个意思，推说只是外廷有这个建议，随即便叫卢象升出去和杨嗣昌、高起潜商议军情，再也不和他说什么了。而此后崇祯一直对杨嗣昌、高起潜等人陷卢象升于绝境不予理会，并且在卢督师战死后也一直拖着不予优恤的原因，以我的小人之心揣测，只怕就是因为卢象升这话戳到了崇祯的痛处，且迫使他无法实施自己的战略和政治决策，是以他想教训教训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 议和之事既然败露，那么卢象升、杨嗣昌、高起潜三人商量的结果，当然就只有和清军一战了。根据当时明军获得的情报，清军此次南下是分三路而来，所以卢象升打算先据守保定，然后诸将分路出击，在庆都会合后与清军展开决战。只是诸多事情却为一心想议和的杨嗣昌、高起潜两人所掣肘，最后的结果，仅宣、大、山西三总兵归卢象升统率，而关宁铁骑和其他部队则属高起潜指挥。 这么一来，卢象升名为总督天下援兵，实际手下还不到二万人。等后来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赶到昌平，卢象升只好再次分出部分兵马去，这样一来，他的部队就更少了。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父亲杨鹤，是陕西总督。这里要说一下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先生（fredreic e.an,jr.）在其《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的一个小错误，他在书中说，“杨嗣昌，即1619年在辽东遭到惨败的杨镐之子”，这是个明显的错误。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的《杨镐列传》道： 杨镐，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无何，开原、铁岭又相继失。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的《杨鹤列传》则曰：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杨镐四路师败，鹤荐熊廷弼、张鹤鸣、李长庚、薛国用、袁应泰……将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七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疏辞，言：“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何心复居此职。” 据此可见杨镐、杨鹤两人事颇明，杨鹤是杨嗣昌的父亲，且杨镐、杨鹤在政治和权利斗争中还是死对头，魏斐德先生在这里把两个人给搞混了。 杨嗣昌此人，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军事、政治才干的。 在任上他曾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法，于崇祯十年到十一年期间成功地压制了各地农民军，致使全国的农民军活动进入了惨淡的低潮期。 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后，面对关内农民军和关外清军这两大内忧外患，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方针。 四月初二日，他呈上了一道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具有相当地位的奏折：《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在此疏中，他把农民军视为当前的心腹大患，他这样说道： 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崇祯对他的这一战略提议极为赞同，一改此前明廷重边患轻内忧的思路，开始把主要精力和相当部分边兵战力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事上。自此，明军的战略重心由关外转向大明腹地，打击的重点对象由关外八旗军改为关内的农民军。 杨嗣昌针对当时农民军活动的特点，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 首先他将陕西、河南、凤阳、湖广这四处农民军主要活动地区划为“四正”，命令此四地方军政长官以剿杀为主，防守为辅；而以此“四正”周边的山西、延绥、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地为“六隅”，专以拦截为主，阻止农民军进入其辖区，在时机有利时也可按部署参加围剿行动。 在这个计划启动后，湖广地区的左良玉所部首先于八月在南阳大败张献忠。十月，杨嗣昌在崇祯面前，给自己立下了一份三个月时间剿灭农民军的军令状，试图一举了却这个“十年不结之局”。他在《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中道： 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在明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于谷城接受招降。 随后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部在明军的沉重打击下也相继投降。而李自成则在连续战败后，仅余极少亲随，不得不转入山中潜伏，以躲避明军的绞杀。 至此，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农民军活动，一时间基本被肃清或者压制，杨嗣昌所立之三月“了十年不了之局”军令状，可以说大体上已经顺利完成。从此崇祯对他非常信任，并且极其重视。据计六奇所撰的《明季北略》载，在杨嗣昌死后，崇祯曾感叹道：“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崇祯这话虽然不免偏颇，但却很可以说明杨嗣昌并不只会纸上谈兵，而是确实具备了相当军事和政治能力的。 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明朝的老对手——关外清军，却于青口山和墙子岭两处破关而入，开始了崇祯朝的清军第四次入关战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2）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2） 这，使得杨嗣昌极为头痛。 对此局面，杨嗣昌经过衡量后认为不能同时开辟两条战线，于是他试图先和清廷议和，然后等剿灭了内地的农民军，再回过头去收拾关外清军。 就当时的局面来看，和清廷议和应该算是个比较务实的策略。杨嗣昌的这个想法，和当年袁督师的策略在一定层面上不谋而合，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当年袁督师在关外，就曾试图先与清廷议和以便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待日后再一举灭之。因为如果双方不能暂时休战，那么就会不断地进行拉锯战，虽然以当时的局面可以预料双方不会有大的胜负手出现，看上去都不会有太大损失，可明军却会因此无法巩固阵地、无法聚集起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从而导致无法在一定时期内最终解决清这个边患。所以袁督师试图以议和诱惑清廷暂时停战，以便加强各处堡垒城防，同时积聚物资和兵力，以图在最后一举击溃对手。 而杨嗣昌此刻面对的情况则要更恶劣一点。 在他面前，是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军，原就应付得极为艰苦，好不容易刚刚把他们压制下去，还未来得及巩固战果和肃清农民军残部，清廷却从斜刺里杀了出来，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两面作战不是明智之举。因此不得不说，此刻的清军入关，很偶然地挽救了明末农民军的颓势，使得农民军势力得以喘息和休整，并在此后不久再次进入农民战争。 农民军是无法议和的，招安也不是没用过，可大大小小的农民军往往势穷则降，一旦再度发生饥荒或者官军兵力和防备有所松懈，马上又会复起，是以显然不可能真正地去招安他们。而清军入关，在杨嗣昌等人看来，无非是志在钱财物质，只要诱之以利，是可以让其退出关外的。一旦此计得行，那么明军就可以先聚集全部力量彻底绞杀关内农民军，回过头来再去对付关外清军。 应该说，这个认识是比较客观也是可行的。可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充满夷夏大防的道德观中，凡是和外族议和的，大都会被冠以昏君奸臣的名号，是以历来几乎无人敢和外族议和，即使有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最后也还是要想尽办法掩饰，乃至不惜修改史书。譬如贤如盛唐明君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对此极为忌惮。当然了，他们两位做得更过分些，他们是向突厥称臣借兵，这远要比议和来得严重，因此饶是李世民后来灭了突厥帝国，一雪前耻，可依然对此耿耿于怀，是以唐书本纪之中，绝口不提此事。如果不是李世民在李靖大破突厥后，一不小心说出一句“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而被史官记入了《李靖列传》，只怕后世还不大好断定他们父子曾对突厥称臣过。 鉴于此，崇祯、杨嗣昌想和清廷议和，也只是偷偷摸摸，决计是不会让人知道的。大明朝后来有个兵部尚书陈新甲，便是因为秉承崇祯的意旨悄悄和清廷议和，但事不密泄露而被杀头的。其实议和还不是他被杀头的真正原因，千不该万不该，他为了表白自己不是擅自议和，竟然一口咬定是崇祯指使他这样做的，于是就掉了脑袋。 倘若他聪明那么一点点，独自把这个黑锅背下来的话，我想他的脑袋也许还不致于搬家。 再说杨嗣昌，这个人虽然有相当的政治、军事才干，但目光比较短浅，为人行事急功近利又不太愿意挑担子。譬如他为了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提出每年加征饷银的额度多达九百二十余万两，此实为饮鸩止渴，竭泽而渔之举。因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在崇祯十三年的旱灾之年，饥民们再次揭竿而起，形成了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 他有相当的军事能力，能居中策划，但却不是个好的领军统帅，因为他很明显地不愿意负责任，所以事事都把崇祯请出来，以避免自己受责。《明史》这样记载道：“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 另外，杨嗣昌的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往往因为私人意气而不顾大局，甚至不惜诬陷杀害忠贞之士。不过这在明季相当普遍，往往只要政见不同就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也许是个源自党争的士人通病。当时有位编修杨廷麟，对他处处刁难卢象升，意图置卢象升于死地的做法实在看不过眼，就上奏道，“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以南宋主战的忠臣李纲、宗泽比卢象升，以奸臣奸宦耿南仲、黄潜善来分别比杨嗣昌和高起潜。 此处，先得为杨嗣昌说句好话，他虽然人品不怎么地，但他坚持不两面作战的策略，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当时当地的最佳策略之一。而杨廷麟和卢象升虽然忠心耿耿，在此问题上却不免失于迂腐，他们简单地把议和等同于奸佞甚至卖国行为，显然，他们在此混淆了道德和战略决策的界限，把道德观混杂到了纯粹的军事与政治的战略决策中。 不过，这也怪他们不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战略和军事第一，而是道德第一的，李陵之于汉武就是最好的例子。 李陵以数千战士独行大漠，力抗十万匈奴，杀伤数万，力尽被擒。《史记》曰其时“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在这里，汉武的意思很清楚地甚至连一点掩盖也没有地裸地表达了出来，他希望李陵能为他“死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3）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3） 于是，仅仅因为后来李陵没有战死，他那以数千人对抗十万匈奴的全部功绩和无奈，便被一笔勾销了，而汉武因此产生的怒气，则足以使得此前来报信说李陵勇猛深获士卒欢心的陈步乐就此自杀。 从战争和军事角度看，李陵身为一个帝人，他尽力也尽职了，而且还做得非常之出色。但他的“污点”，仅在于他没有死，于是他的个人价值就已完完全全地被淹没了。因此，他注定就要被后世的道德“楷模”们所唾弃。 与此相仿，中原历代皇朝在“战”还是“和”的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标准，这标准是以道德和夷夏大防等等为第一要务的，而不是以军事和政治上的角力胜负为界定标准。谁要是想和异族议和，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将被后世所唾弃，无论这个议和是不是权宜之策，甚至是不是政治、军事上的欺诈行动，都非常容易被冠以“奸臣昏君”的封号，最后钉上历史“耻辱柱”供人们唾弃。 是以卢象升对崇祯说“臣主战”，和杨廷麟说杨嗣昌、卢象升二人之争是“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他们二人实际上使出的是同一个招式，而且这是一招无解的绝杀，可以一击毙命。 他们两人这一招，甫起手就已经从道德上彻底封杀了崇祯和杨嗣昌这君臣二人议和的企图。“主战”两字一出，即便对面是君临天下的天子，最后也只得乖乖说声“战”，再也不敢言“和”了。因为无论是谁，不会也不敢去挑战这个在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生命的庞大的道德和价值体系，这不是在和什么具体的人在交手，这是在与“天下”为敌，是在和一个根本没有实体而又无处不在的对手作战，因此就算你贵为天子，那也一样不成，照样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只是，这一无敌于天下的“正”招，灭杀的却是大明王朝继续生存的又一缕希望。 面对杨廷麟“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如此严重的指责，杨嗣昌当然会大为恼怒。 于是他先把杨廷麟派去卢象升手下任赞画军事，然后又设法夺了卢象升的兵部尚书职位给陈新甲，《明史》曰“戊子，罢卢象升，戴罪立功”，卢象升未动一兵就已经获罪。又使大学士刘宇亮前去督师，并要巡抚张其平。（此人后来以失地罪被崇祯杀了。其实若卢象升不败，他也不能因失地被杀，颇有自作孽的味道。）切断卢象升的粮饷，随即又以云、晋有警，把总兵王朴的部队从卢象升手下调走。 其余还有一大堆手脚就不提了，总之在杨嗣昌如此这般一番算计之后，号称总督天下援兵卢象升的部队，此刻就只剩下了杨国柱和虎大威的五千人，且粮饷就此断绝。 卢象升部队绝粮后，全赖民间自发贡献口粮果腹，遂令杨廷麟前往真定求粮，不果。而各地镇官为阿谀杨嗣昌、高起潜等人，故虽卢象升亲至哀恳疾呼，亦莫肯救之。象升所部三军，上下奔走达千里之遥，空腹而驰，未尝一饱，百姓知其为奸臣所害，欲陷其于死地，莫不涕泣。《明史》记曰： 象升提残卒，次宿三宫野外。畿南三郡父老闻之，咸叩军门请曰：“天下汹汹且十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三军捧出关之檄，将士怀西归之心，栖迟绝野，一饱无时。脱巾狂噪，云帅其见告矣。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象升泫然流涕而谓父老曰：“感父老义。虽然，自予与贼角，经数十百战未尝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 最后，卢象升部队已经七日靠掺杂冰雪为食，但却依然无一人叛之。卢象升知道如此下去也是不免，于是出帐，向四面军士跪拜道：“吾与尔将士共受朝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全军无不涕泣，莫敢仰视，誓与清军一战，于是全军拔寨而起，出师决战。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率领五千人进军钜鹿贾庄，高起潜率领数万关宁铁骑驻扎鸡泽，距离贾庄五十里不到。卢象升推进至蒿水桥，遇清军，急遣杨廷麟奔驰高起潜军求援，高起潜不应。 卢象升此刻已经出军，先射倒清军一人，清军大噪合围而进，结果为卢象升率军冲杀击退。清军首战不利，退还大营。 是夜，卢象升自领中军，以虎大威帅左营，杨国柱帅右营，坚营自守。夜半，清军号角声四起，至天明，清军数万骑围卢象升营数重。 卢象升在此战开始之前，就知道定将不免，所以早已萌生死意。为了避免自己过早战死，导致本军大溃，因此他这天穿的不是主帅制服，而是穿的普通士兵的号衣，又将印绶缚在肘后以方便辨认。随即卢象升麾兵与清军激战，整个战场杀声震天。 此战自辰时打到未时，卢象升军终于炮尽矢穷，两军开始肉搏。清军主力乘机对卢象升所在的中军发起了冲锋，卢象升大喝：“谁为我取彼者！”总兵虎大威应声而出，杀入敌阵，但他兵力实在太少，因此虽然死战半晌，却不能杀退敌军，眼见势不能支，卢象升见状大呼道：“虎将军！今吾辈效命秋，无自爱！”遂带全军杀入，与虎大威一起并肩力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4）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4） 卢象升在清军阵中引刀奋战，大呼不已：“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在此时矣！”独力格杀数十名清军，最后身中四箭三刀，落马阵亡。 卢象升部下掌牧杨陆凯怕清军残害督师尸体，伏身其上，身中二十四箭而亡，仆人顾显亦于此役殉死，虎大威、杨国柱二人杀出重围，仅以身免。 原本忠臣大将战死，回报朝廷，皇上给个谥号封赏一番家属，最多再哭得几声，就算完了。而中国历史上像这样忠臣为奸臣所害，皇帝凉薄之事体，比比皆是，原不稀奇，譬如岳武穆。 但明季之事，却往往匪夷所思已极，即使穷尽小说家之想象，怕亦未必能想出其中之万一来。 卢督师为国捐躯，以身殉节，部下为怕清军残害他遗体，不惜以身受死，因此他死后清军倒真没能摧残其遗体。可是他们却万万想不到，卢督师的遗体竟然会被自己人拿来做起了文章，闹出一场大风波，以至于又有忠义之士为此而不幸殒身。 高起潜在闻知卢督师战死后，一箭不发率数万关宁铁骑仓皇逃窜，又怕被追究拥兵不救的罪状，因此不敢上奏说卢督师已死。此一战中，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数万虎狼之士，在高起潜的率领下，对五十里外与清军殊死一战的卢象升五千部队作壁上观，随后更落荒而逃，是为关宁铁骑建师以来头一遭。袁督师一去，雄兵利卒便沦落至此，夫复何言。 而杨嗣昌则更狠，他不但要回避给卢象升掣肘致使陷入死地的问题，竟还欲乘机治卢象升一个举动失宜畏罪潜逃的罪名，因此绝口不说卢督师已经战死。 通常而言，一般的庙堂之争乃是权利或者党派之争，因此如果有一方下台或者身亡，这斗争也就算结束了。但杨嗣昌却竟然在对手死后还要继续进行报复，杨、卢二人这仇结得如此之深，似已经超出了党争和争权的范畴，更似江湖上的私人恩怨。究其原因，大约一是当初卢督师责杨嗣昌意图向清军求和，让他失了面子；二是因战、和之争，两人之间爆发的一场争执，使得杨嗣昌觉得自己差点首级不保。 当时，杨嗣昌曾经派遣一盲人算卦者悄悄去找清军媾和，哪知清军大怒，以为议和乃国家大事，你派个残疾江湖人来算个什么？因此差点杀了那算命的。 结果此事为卢督师所知，便因此责问杨嗣昌：“公等坚意言抚，独不闻城下之盟，《春秋》之耻乎？且某叨剑印，长安口舌如风，倘唯唯从义，袁崇焕之祸立至。纵不畏祸，宁不念衰衣因绋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卢、杨、高三人当时均有孝在身，尚未出服，故有此言。，奋身报国，将忠孝胥失，尽丧本来，何颜面立人世乎？” 杨嗣昌大约以为卢督师欲取其项上人头，书载其当时“色战”，大声叫道：“公直以尚方剑加吾颈耶？” 卢象升慨然道：“尚方剑须从己颈下过，如不歼敌，未易加人。若舍战言抚，养祸辱身，非某所能知也。”《明季北略》。这话既说得慷慨激昂，又直指杨嗣昌如果舍战言抚，则迟早会养祸辱身，不免身败名裂。但他话中不说尚方宝剑绝不加人颈，只说“未易加人”，最后一句“非某所能知也”，意可双解，可做非我所能知道的意思，也可说是不知道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意思。估计杨嗣昌是理解为后一种意思的。 杨嗣昌仓皇而去，双方自此彻底决裂。在他那里，国家大事就此成了江湖恩怨，于是和卢督师结下了这个解不开的死结。 再者，杨嗣昌得知卢督师死讯后，大为放心。只是卢督师既然已去，最要紧的自然便是先知道其他仇人的消息，所以他不问其他，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杨翰林死未？”当时报信的人不知道杨廷麟就是杨翰林，只知道他是卢督师军中赞画，一时间不知其所云而无从作答。 于是杨嗣昌又赶紧补道：“杨赞画死未？” 这次报者总算知道了，答曰：“已先奉差，不在营中。” 杨嗣昌听后，顿时“为不豫者久之”《烈皇小识》。。由此可见此公欲效曹操之故智，直把杨翰林当祢衡耳。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天不遂人愿，老天也有开眼的时候，杨廷麟偏偏就在生死存亡之际，被卢督师派去了高起潜那里求援，导致杨嗣昌奸谋落空，最后空自懊恼了半天。 而杨廷麟刚刚得脱大难，却马上又听说杨嗣昌等人诬陷说督师是失踪，并没战死，意图陷害督师。于是他和部下急忙前往战场寻找卢督师尸体，在找到督师尸体后，发现其时督师甲衣下依旧还穿着麻衣白网巾的孝服，盖因父丧未服完之故。 只是如此一来，杨廷麟报说督师已经殉国，而杨嗣昌却说没死，不知道孰为是，崇祯于是下诏，令认得卢督师的士卒、官吏前去验视遗体。 先是卢军一幸存小军远远望见督师遗体，立刻便号泣曰：“此吾卢公也！”一时间三郡之民闻之，痛哭失声，声震天地。顺德知府于颍在检视后，也上书报曰卢督师确实战死，杨嗣昌却又故作谨慎，复派三士卒前去检视。 杨嗣昌大约以为他选的那三人铁定是会顺着他意思说，那不是卢督师尸体，那么他就可以做文章了。 谁知道在那三人中，有一名叫俞振龙的，大约是不忿杨嗣昌如此作为，可能在去前在杨嗣昌面前装了一回佞人，不然我想杨嗣昌是不会让他去的。可当他去检视完回来后，却坚持实话实说，一口咬定那就是卢督师的尸身，卢督师确实战死沙场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5）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5） 杨嗣昌闻讯大怒，立刻将其严刑拷打，鞭挞时间长达三日三夜，那俞振龙最后怒目大喊道：“天道神明，无枉忠臣！”《明史》。随后便被活活打死。 而另有卢督师属下一名千总，名唤杨国栋的，写塘报呈送兵部，杨嗣昌要他更改塘报，诬写卢督师如何畏敌逗留，导致兵败身死。这杨国栋坚持不许，于是也被杨嗣昌诬陷，被处以极刑，只是这位和督师无亲无故的千总，至死都未改其所写塘报一字。《明亡述略》。 天下百姓闻听此等情形，群言滔滔千夫所指，恨杨嗣昌入骨。可惜，这些却入不了崇祯耳。不过，即使入了崇祯耳，我想也是一样的无用。 好在还有那么多人指认卢督师遗体，更有大批的屠狗辈宁死也不愿枉污忠臣，所以想要诬陷卢督师是不可能了。可是被杨嗣昌这么一闹，卢督师遗体不得入土为安，已然居停达八十日之多，至此方准其家人前来收殓。 杨嗣昌其人于崇祯五十宰相中，实可谓除孙阁老外唯一有大才的人物，也算是唯一一个在位时有实权（孙阁老便是无实权）又能办实事的首辅，只是其心也可谓毒之甚矣。其先以奸谋陷死卢督师，在卢督师殉国后又欲追构坏其身后声名，乃至不惜枉杀两位义士，更荼毒卢督师遗体，使忠臣良将以身殉国后不能入土为安，暴露腐朽达八十日之久。按中国的传统习俗，死者入土为安责莫大焉，是以在当时的民间百姓和相当部分朝廷官员看来，此举实在大违天道，颇有神人共愤的味道。 越数年，杨嗣昌亲自率军出征，围攻“八大王”张献忠。张献忠用兵飘忽之极，神出鬼没，而杨嗣昌则“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所以虽然兵力远大于张献忠，却为张献忠所算，最后因大明藩王被张献忠斩杀而畏罪自尽。张献忠为泄愤，尽掘杨嗣昌祖上七世坟墓，并挖出杨嗣昌夫妇尸体，将他们乱刀分尸。待得杨氏后人前来收葬时，竟是无法得全其尸，只得以其半复回葬之。此一节，大约是可以说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的。 只是再怎么地，这等都是身后话，至多也就是出口闷气而已，终不能起卢督师于地下，如此，则要这身后报应又有何用？复可为之一叹。 另外，由于崇祯一贯有处分主办官员的习惯，因而也有言官提出，要对身为此次导致卢督师战死的战役领导者杨嗣昌进行处罚，甚至以袁崇焕为例子，要求处死杨嗣昌，不过根据《明史》的记载，至少有两位官员却因此遭到了崇祯的处分： 给事中李希沆言：“圣明御极以来，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语侵嗣昌。御史王志举亦劾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帝怒，希沆贬秩，志举夺官。 又，此战之后果，不单是卢象升和孙承宗殉国，大明的文臣、武将乃至监军太监，因此被崇祯帝同一天处死者多达三十六人，为崇祯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斩杀朝廷官员之行动，但杨嗣昌却还是恩宠不减，甚至连一点处分都没有。《明史》曰：“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而嗣昌贬削不及，物议益哗。” 第二年，卢象升妻王氏因督师是为国捐躯，故请朝廷给恤，不准。后年，其弟卢象晋、卢象观又请恤，又不准。一直到杨嗣昌畏罪自杀后，大臣们多次上书，才总算勉强赠了卢督师一个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其祭葬，世荫锦衣千户，但却没有追谥。等后来南明弘光朝廷的时候，才追谥为“忠烈”，予以立祠奉祀。 卢督师以身殉国，前后遭遇之惨亦不下于袁督师，而其家人牺牲之惨烈，尤过于袁督师家人。其弟卢象观于崇祯十五年，为乡荐第一，成进士，官至中书，南明灭亡时，投水自杀。卢象晋出家为僧，堂弟卢象同和其部将陈安壮烈战死。 卢氏满门忠烈，于卢象升之后，为大明战死、殉难者，多达一百余人。卢象升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卢象升功绩赫赫，死得又极壮烈，然崇祯如此刻薄于他，深究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崇祯之前过于宠信杨嗣昌之故，如果否定杨嗣昌，就等于说崇祯被奸佞所蒙蔽，也就是否定了崇祯自己，这是崇祯绝不可能接受的。既然皇上不能没面子，那就只好让卢督师没面子了，这和从前崇祯明知道袁崇焕无罪，最后却非要杀袁崇焕一样，都是因为死要面子。 崇祯为了面子，生生丧送了大明两位雄才大略见识过人的统帅，自己砍断了拱卫着大明朝的最粗大的两根中流砥柱，而最后，崇祯自己竟然也是死在了这死要面子的脾气上，难道此果然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成。 三、周延儒笔墨退敌和崇祯大殿行刑 明亡前清军的最后一次入关，始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底，此次入侵为祸尤烈。 据《东华录》载，此次清军由多尔衮、岳托率领，分路攻明，自墙子岭、青山口入长城，明京师闭门自守。于是清军分四路南下，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直抵明兖州府。先后杀明鲁王以下王、将、吏达数千人，攻破明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降伏六城，败明军三十九阵，掠得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其他物品若干，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牲畜三十二万一千多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6）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6） 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到六月间，入关清军陆续退净。 就在此次清军进逼北京之前，首辅大臣周延儒正好在准备庆祝他的五十岁大寿。由于他是当时崇祯帝前最得宠的大臣，所以这个寿诞筹备得极为隆重，甚至连皇后都在让自己兄弟周云路去帮他筹办此事，可见其权势之炽。《明季北略》曰：“大内周后以皇亲云路通谱原注，批云：周奎之子。，备筹钱；外廷则尽文武、遍海内为延儒添寿矣。不意初十下午，有北兵进口之说，延儒不信，曰‘边塞将佐为粮储劫司农，常套也’。” 周延儒这次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安稳过个生日，也许是为又一次迎合崇祯省钱的心意，总之他故技重施，再次拿出当年构陷辽东兵将讹饷的手段，指边将谎报敌情是为了讹诈朝廷钱粮。正是这个手法，使周延儒当年自一名侍郎升到了大学士。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件轻车熟路的事。 只是这回周延儒这套为皇上省钱的手段，却没能发挥以前那么大作用，因为这次崇祯皇帝被周延儒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 崇祯十五年十月十日早上五更，入关清军攻破蓟州，随即关闭各处城门戒严，故而便没了后继消息。于是十一、十二两日北京无警。周延儒以为情况被自己料中，还曾因此大为得意。哪知道到了十三日早晨，清军却突然发兵南下，一时间“畿辅左右，兽骇禽飞”，北京守军赶紧闭门自守，这一关门，就一直关到了明年去。 崇祯十六年三月，北京终于重开城门。此时北京城里领了各种任命和任务无法出去的文武官员，竟已达五百余人之多，北京这一个春节过得心惊肉跳惨淡之极。崇祯朝的第一次元旦失朝就发生在此时：“十一月、闰十一月、十二月，满城人如处瓮中。十六年正月朔日，礼应辑瑞，十三省方岳无一至者。二月春闱，亦无言及。” 可以肯定被吓了一大跳的崇祯，在清军进逼北京城下时，就已经龙颜大怒，《明季北略》说他当时恨道：“边将不足恃，边抚无可依，更恨邮牒无闻，塘报不发，两抚一镇，悉逮而系之狱，诛之！” 于是崇祯十六年北京解围后，永平、顺天两府巡抚马成名、潘永图被斩西市。崇祯说的那“一镇”，据《明季北略》载是指唐钺。也许是水平所限，余虽遍寻资料亦未能查出此人本末。如果真有唐钺这个人，则也似定然不能幸免，而一镇之官如果死于皇命，又理应于史有载，不应毫无踪迹。当时倒有个唐通正驻扎在密云一带，所以有可能唐钺为唐通之误。 且先不管那一镇是谁，马、潘两人是肯定因此被杀的，也不管最后因此事到底死了几个人，凡是因此而死的，追根究底都可说死于周延儒之手，而不是崇祯。 至于那个唐通，在后来的甲申之变中，他曾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且留待后面再说。据《明史》载，此人于松锦大战中“既败归，仍镇密云。其年冬，奉诏入卫，命守御三河、平谷。大清兵下山东，通尾之而南，抵青州，迄不敢一战。明年复尾而北，战螺山，败绩”，同时又说他“口辩无勇略”。 从以上事迹来看，这唐通确实胆子很小，花花肠子不少。他率军尾随在入关清军之后，又是南下又是北上地“奋力抗战”了几个月，却一仗未打。最后的螺山一战，是与清军主力出关后殿后部队的小接触，所以既没因不战失地而获罪，也没因和清军打仗而壮烈牺牲，官爵性命得以双双轻易保全，而且还由大股部队护卫，前呼后拥从北到南地“旅游”了一大圈回来，着实聪明得紧。 且说周延儒在清军围城后，计无所出，惊慌失措而“为之无色，聊效杨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道场于石虎胡同口，唪咏法华经第七卷”。 到了次年三月开城门，那出去就职的五百多官员四面八方地撒将出去，陆续有信回来，说是在哪儿都没见着清军踪影，好像十万清军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因此周延儒怪道：“北兵踪沓，如京中之雪，春风飘荡，无踪可觅也？”《明季北略》。 一直到了四月初三，发现清军的消息才终于来了。 原来清军此前一直都没有出关。他们自十月入关，一直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地一路烧杀抢掠，到现在已将近两百天，哪怕单只是沿路抢东西，这会儿也应该抢到手软脚软人马困乏了，战马早已掉了膘，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此时此刻如果碰上一支敢硬碰的生力军，清军非大败不可。于是清军大队人马自三月初一日进入莒州地界，戒严四周，开始在敌占区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全军战地疗养活动。 莒州之地，四面环山，水草茂盛，三月又正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之际，清军在此牧马于野，人皆休卧，抽空收拾分配一下这一路抢得的金银财帛和女人，当真是一派田园风光，可谓其乐融融哉。 吃好玩好睡好的清军足足安心疗养了一个月，顿时又复人强马壮之势，于是开始整军北还。 崇祯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感面上无光，此前他恨“边将不足恃，边抚无可依，更恨邮牒无闻，塘报不发”，可此刻已然找不到如马成名、潘永图这样的倒霉蛋来杀头解恨了，于是大怒道：“朕欲亲征！” 这一下大臣们的脸上都挂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说要代皇上亲征。头一个发言的自然便是周延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7）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7） 崇祯这个人，刚愎多疑脾气不好，但绝不笨。他心里清楚得很，这群人没几个是真想替自己分忧的，而是生怕自己发怒砸了他们饭碗要了他们脑袋，不得不如此做，所以他根本就不搭理他们。于是便有了这么一幕： 延儒跪曰：“臣愿代皇上。”上不言，仰视，侧摇其首。延儒起，陈演继之曰：“首辅阁务殷繁，臣可去。”上仍不言。陈起，蒋德璟下跪曰：“臣实可去。”上又侧摇如前。蒋起，延儒再跪请出，上冷笑曰：“先生既果愿去，朕在宫中看过奇门，正在此刻，一出朝门，即向东行，慎勿西转。”当时不得不谢恩而出。《明季北略》。 这群人是硬着头皮请代帝出征的，本就不情愿去，这“当时不得不谢恩而出”一说自是当然。但崇祯道在宫中看过奇门云云，却千万不可解错，以为崇祯突然真的喜欢起这些怪力乱神的玩意儿来了。看奇门起卦之事，当然是没有的，他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他知道周延儒的家住在城西。而周延儒一贯善体上意，自然也明白崇祯是什么意思。当下他出了朝门果然便不敢向西走一步，皇恩浩荡之下，大约走路时也是面朝东边的，一路直奔城东而去。最后堂堂大明朝的首辅大臣，竟是在齐化门（今朝阳门）城楼上士兵们的哨铺上睡了一晚，并且在城楼上起草了出征奏章和随征人员名单。 其实崇祯这一逼，倒也不错，让他下去考察了一回普通士兵的生活，走向了基层，如若日后不死，也许有点裨益也未可知。 再说清军北还之时，东起天津，西到涿鹿，横亘三百里，附近城堡，炮声日夜不绝。而此刻已经赶到北京勤王的部队有四镇，其中三镇是辽东系将领：刘泽清、黄得功、周遇吉，还有一镇就是那位口舌便利的唐通。 四月初六日，周延儒率着大队精兵强将出北京，出征随行大臣四名：御史蒋拱宸、兵部职方郎中尹民兴、兵科方士亮、户部刘嘉绩。到了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他就停下不走了。 皇上命周延儒出京邀击清军，他又何以刚出北京就不走了呢？ 原来这周延儒在通州得了四个大门生。他把那四镇大将全都收作了自己门生。大明朝的首辅大臣收了四位兵镇一方的大将为学生，这自然是件大事情，自然是要受拜师大礼的。于是他带着四大臣先去四镇大将那里轮流吃拜师酒席，然后又带四位门生去四大臣处轮流吃祝贺酒席，等拜师祝贺的客席都吃完了，自然还要还礼。于是他又做东，从四镇的场地起一直做到四大臣的场地，这一来就至少花去十六天，正好这时候又来了其他四镇勤王兵马，于是又继续轮流主客相请、还请。喝酒还不免有喝多的时候，因此自然间中还需要休息个几天。如此一来，一个月时间便轻易过去了。 但这次他领兵出京抗击清军，乃是替皇上出征，当然更是头等大事，以周延儒的聪明，岂能不知道其中厉害，当然绝不会耽误。 所以他早晚两封疏题，以极品笔墨于上好纸张上，拟画各军将士种种如何与清军浴血奋战屡屡大捷状，飞报北京。周延儒二十来岁便是两试头名，大明朝堂堂的状元公，清人乃化外之民，生平了不起只看得一部《三国演义》，故而以他胸中锦绣文章和手中笔墨，要在此处大败清军，当真是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之极。 而日后有人说他“受贿纵敌”，却实在是大大地冤枉了他，绝无此事。因为这一大堆部队实不曾出营放过一箭，连演兵也不曾有过，就是清军在什么地方都未必搞得清楚，更不用说见到一个清军了，要纵也无从纵起。 五月初六日，蓟镇已经没有清军的消息。 初十日，周延儒率军凯旋。崇祯亲自迎接这位代他出征领军奋战打退清军的首辅大臣，握手搀扶，慰劳备至。 十五日，崇祯赏赐阁臣们羊酒，大约是觉得没面子，陈演、蒋德璟两人以“贻我皇忧，方负愧”《明季北略》。之由辞谢。周延儒聪明得很，一看情况就知道自己遭妒了，所以赶紧也一样辞谢，而崇祯大约也知道其中缘由，所以都准了。 十八日，崇祯命礼、吏、兵三部准备阁臣凯旋的庆贺宴席的各项礼仪和事项，这三部两次送上宴会策划书，崇祯都不满意，发回要求重写。 五月二十三日午刻，崇祯传谕大小九卿，申刻平台候旨，待众人兴冲冲到齐准备吃凯旋庆功宴时，崇祯却没有出来。 不多时有太监出来传口谕道：“周延儒奸贪诈伪，大负朕躬，着议处回奏。”《明季北略》。 一时间风云突变，大臣们全都傻了眼。 其实这时崇祯得到的密报，只是周延儒怕和清军打仗，撒谎报捷而已，再加上又有以陈演为首的不少大臣“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请戍边。帝犹降温旨，言‘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及廷臣议上，帝复谕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议。”《明史》。周延儒最后终于没有被问罪，而只是罢归家中。 但好景不长，他马上因一名叫吴昌时的官员贪污公款的案子，又被牵了出来。 崇祯此人虽然刚愎多疑脾气不大好，但勤政倒是确实的，聪明也是真的，经常会说些一语中的的话来。 当时在吴昌时的罪状中有“通内”、“朋比”等，也就是说他身为外臣，和内阁的周延儒、宫里的太监串通一气，互相勾结，一起欺瞒崇祯，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甚至在替皇上代回奏章票拟之时，营私舞弊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8）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8） “通内”、“朋比”这两条，可是犯了崇祯的大忌。 于是七月二十五日，崇祯带着太子和定王两个小孩子，在大殿上亲自审问吴昌时。可这厮也确实嘴硬，起先非但死抗不认，还指桑骂槐说崇祯企图将他屈打成招，崇祯大怒，下令用刑，为大臣所阻。《烈皇小识》载： 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间，无用刑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上曰：“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之？” 崇祯此话倒可谓一语中的。他清楚得很，要不是自己亲自过问，一旦“离此三尺地”，多半周延儒和党羽就会做手脚，“此辈奸党，神通彻天”，搞个稀里糊涂，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是正常得很。不过崇祯此举却大大不合，若是皇上自己动刑审案，那还要刑部法司们做甚，这却是要不来的举动。 所以那两位阁臣也没有因为碰了皇上的钉子便就此罢休，而是继续拿出祖宗法制来压崇祯罢手： 二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 可谁知道崇祯这个时候根本不愿意和他们讲道理，这让他们大吃一惊，再无可对之言——崇祯喝道：“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于是两位内阁大臣“口塞，叩头而退”，吴昌时遂在皇宫大殿之上被夹断双腿，一时昏迷不省人事。 同时被审问的还有周延儒的门客董心葵和四位随他出征的大臣蒋拱宸、尹民兴、方士亮、刘嘉绩，其中蒋拱宸和吴昌时两人互相攻击，蒋拱宸最后词屈狡辩，被崇祯“喝声‘打’，司刑者将拱宸当头一下，纱帽为裂”。终于，在崇祯的主理下，诸人不再敢有侥幸之心，最后全盘招认。 崇祯在听完招供之后，愤恨之极，大怒之下勃然推倒案几，转身回宫去了，甚至连怎么发落这些人都没来得及交代。 这事看着有点像戏剧中的明君断案，奸佞终于被打倒，着实解气得很。但是回头想想，皇上勤政到如此地步，自己亲自审问一个小小属吏，行刑逼供，那还要下面那些刑部法司的官儿们做甚？真是个明君的话，就该管住君政，何以去做那些吏事乃至亲自下令刑讯逼供，罔顾法度越俎代庖，如此一来他手下的大臣自然就成了摆设，也就难怪他们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也办不成了。 不过，崇祯说“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之”，这话也确实不错。在他审问过后，吴昌时等人在皇宫之外，还真没再吃过什么大的苦头。果然离了崇祯身前三尺外，就是这党的神通彻天之地。朝政如此，崇祯就算再勤劳，大明朝也一样焉能不亡。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五更，圣旨下，赐周延儒自缢，吴昌时弃市，同案被杀的还有两位总督范志完、赵光抃。 此案为大明崇祯亡前最大两起朝案之一，前一起是杀首辅薛国观，但这次斩杀的重臣除首辅大臣一名外，尚有总督两名及其他官员一大批，要论涉案人员的官阶和人数之多，乃是崇祯朝除魏忠贤逆案外最严重的一案。此案以后的阁臣们，则基本上都以不办实事、政治正确为第一要务，无论在朝廷上还是和皇帝私下的商议，都坚决秉持只讲大道理不拿实际方案，只喊口号不做实事的方针，这个状态一直保持到崇祯缢死煤山为止。 崇祯因此在死前说“文臣个个可杀”，又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此遂为崇祯流传后世之名言。 崇祯的话，固然过于刻薄自负，然亦良有以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崇祯的南迁之议（1） 崇祯的南迁之议（1） 甲申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崇祯一大早去皇极殿接受朝臣们的元旦朝贺，这年比之去年还不如，干脆连一个大臣也没来。 就记载看，崇祯十六、十七年的这两次失朝，似乎是中国历史上在平安时期（相对流亡政府而言的平安）仅有的两次，可称得上史无前例。 而更稀奇的又莫过于以崇祯如此刚烈的脾气，居然在事后没有惩处任何人，可称一怪。 不过崇祯没拿这个乱朝纲失体面的事情做文章出气，多少还是有因可循的。十六年是因为有周延儒化解，十七年应该是此前各地坏消息不断，譬如西安陷落等等，他也许压根儿没心思和大臣们在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较劲。而更大的可能是，我觉得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大臣们翻脸，因为他马上就将有求于他们。 说“求”也许有点不妥当，确切地说，崇祯是想让大臣们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就在朝贺完后没几天，崇祯找来了左中允李明睿，还有左都御史李邦华、原九江总督吕大器，在德政殿密谈。 李明睿，江西人，是江南才子吴伟业、也就是《圆圆曲》的作者吴梅村的好友，由吕大器举荐。 崇祯找他们来，是因为李明睿提了个议案，让他很是心动。这个议案建议崇祯把北京朝廷迁往南京，这就是明季乃至后世都一直在议论纷纷的“南迁之议”。 《明史》对此事记载散见于各处，但没有记载详细日期。而《明季北略》说是在正月初三日，不过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是邹猗的《明季遗闻》。邹猗是吴梅村的学生，吴梅村则和李明睿相交莫逆，故得之较详。另戴笠的《怀陵流寇始终录》、钱俜的《甲申传信录》、文秉的《烈皇小识》也均有记载，各书虽详略有别，然内容大同小异，因此比较容易藉此勾勒出此事的大致面貌和过程。 当时北方连年天灾，西北战事频频失利，加之京师一带瘟疫不断，而朝廷能征惯战的大帅如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均已丧失殆尽，李自成占据秦中，兵势直指北京。因此李明睿以为无论与李自成的角力胜负如何，大明朝都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明季北略》。。 这个提议应该说是相当切实可行的，而且还代表了相当部分南方官僚和知识分子集团的意见。因其时山陕一带赋税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收入早已分毫无存，北方所需之衣食赋税，一直都有赖于南方漕运，而南方近年又无什么大的灾异，形势尚算安定，江南富庶也一向甲于天下。另外，明朝本就起自南方，开国后便设有南、北六部两套班子，因此只要留北京六部的部分官员镇守北方，崇祯自己南下坐镇南京，那么不管明军在北方和李自成胜负怎样，朝廷自然能安枕无忧，同时凭借崇祯的威信还能提督南方明军和地方势力加大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力度。 这个建议应该是突然提醒了崇祯，让他看见了一条以前没发现过的光明大道。从他对应该怎么在朝上提起这事、具体怎么实施、北方的关防和兵力应该怎么部署等等具体事务全都毫无概念这一点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之前他完全没想过这条路。 所以，崇祯着急要召这几位来问个清楚明白。 对此次召见的人数，各书记载不太相同，少的说只是李明睿一人进见，多的则说还有李邦华、吕大器两人在场。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底，崇祯曾经有过“给李明睿冠带陛见”之举《崇祯长编》。，再联系各书记录以及崇祯前后举措，我们可以认为那是第一次关于南迁的召见，而当时崇祯应该没有就此事立刻表态，估计是在试探和考察李明睿。盖因兹事体大，崇祯性格又极多疑，不至于马上就那么放心地表露出自己的倾向。而《北略》记载李明睿于正月初三进见后，马上要求“屏左右”谈话，会见完毕崇祯赐宴文昭阁，《遗闻》则说先是三人一起进见，然后再一次单独召李明睿入见。综合看来，《遗闻》所言似乎比较合理。 之所以这样说，乃因李邦华一直是南迁的坚定倡议者之一，而吕大器是李明睿的举荐人，事实上，这举荐也还有李邦华的一份，“以总宪李邦华、总督吕大器特荐，起田间”《明季北略》。。这两人把李明睿自“田间”“特荐”给崇祯的真正原因，只怕就是因了李明睿所提出的南迁之议。 事实上，崇祯南迁是针对崇祯十六年之后局面极好的一个对策。 因为崇祯的君威君望之高，绝非此后南明那几个什么帝什么王可以比的。 崇祯，是真正的大明天子，只要他在一日，就无一个臣子敢撼天的，此后的四镇也好，左镇也好，再跋扈也只能降伏在一道诏书之下，更别提什么孙可望之流了。就看当年的魏忠贤，势力几乎覆盖整个大明朝野，而崇祯却只以一人之力在举手间就将其彻底覆灭，前后无一人敢有、会有不臣之心。 究其原因，只因此刻的天下士人，依然是朱明的士人。永乐朝开始起的“家孔孟而户程朱”延续至今几三百年，其威力之大岂是朝夕之间可撼动的，即便是入了关的清人，到了康熙也终于成了儒家弟子，心里到底还是从了汉，成就了个汉人心满人身。而崇祯殉国之后，中原一时无主，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等纷争一番后弘光先监国再继位，北方人心已去，再加上南明小朝廷忙于争权夺利继续党争全无光复北方之气象，继而再失南方人心也是预料之中，这和崇祯自己南下有着本质区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崇祯的南迁之议（2） 崇祯的南迁之议（2） 一旦崇祯南迁，入关的清军首先就要和李自成的大顺军战上一场，无论什么结果，北方都是明、清、顺三方混战之局。而若是李闯敢和清军合流，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只怕大明天下无几人能容下他，即便是他部下，怕也是无几人会附和。而清军之入关，起初最大的野心也就是占了北京，消除明朝对其生存的威胁。这个问题，以前曾在拙著《史说新语》中的“数点梅花亡国泪”一节中谈过，今且略做修改移于此处。 甲申1644年山海关事变，李自成大顺军经井陉退入山西，潼关之战战败，乙酉1645年正月十三日，经陕西蓝田、商洛入河南。1645年正月下旬到三月下旬，李自成率大顺军的北方主力十三万众集结于河南省西南地区；大将白旺统率守卫“襄京”的南方主力的七万重兵，驻襄阳、承天、德安、荆州一带；西线入川的张献忠部有近二十万众；南明史可法督师的四镇兵力三十万，据守在河南李自成主力背后的江淮防线，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部二十万军首尾相连，水军以及云、贵、两广、闽等处驻军兵力尚未计算。 以此一年计，仅山、陕、川、荆、襄、河南、江淮这个大弧形战线的一、二线兵力，就有李自成不下二十万的大顺军，张献忠的二十万人，南明部队五十万，合并九十余万人，东南沿海一带尚有水军，实有过百万之众，绝非声张之言。 而入关征战的清军八旗主力满打满算，也不过约十三万，即使加上与吴三桂带领入关的部分宁远军合并计算，至多仅与李自成之一部相当而已，最多再算上他们两部留守关外的兵力，亦不及由史可法督师的四镇兵力。而占领的地区也仅限于京畿地区及山、陕一部，且除京畿之外，清完全无多余兵力建立地方统治机构。八旗骑兵主力和宁远铁骑虽然骁勇善战，但是在数量上和战略上明显都是处于绝对劣势的。 另外，一直以来的传统意见都认为，明朝的官绅地主阶级和大顺政权始终处于势不两立的对立地位，而清和明朝的官绅地主阶级是在同一战线上的，所以大顺最后被剿灭，明也沦亡，事实上这是极为错误和偏颇的。这样的提法，完全忽略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地主官绅们对改朝换代以及异族入主这两个事件所持的不一样态度。普通官吏、地主对清、南明、大顺的态度，并不是这样的简单，实际情况是，局面对南明和大顺都很有利，倒是对清是最不利的。 鼎鼎有名的大明遗老顾炎武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这一观点，可以说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意义的。大顺入主是“易姓改号”，而清由于种族和意识形态的不一样，一旦入主则就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了。 在大顺败退，清兵占领北京后，大多汉族官绅却出于民族隔阂和文化思想上固有的优越，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 明翰林院官杨士聪的书信中言，在清占领北京后，很多官绅浮海南归，“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一次就沉没载有南归官吏的船只七十多艘，可见南归的官员之多。这样的情况不断出现，以至于到甲申（1644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颇为忧虑地上疏道：“大清入来……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 清入主北京后，原来大明官员们“见在列署落落晨星”的状况，与当初大顺入主北京时争先求用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人心向背。 另外，在政治上因为明自建国后一直就有南、北两套政府班子，因此北京虽破，但在南京的六部却纹丝未动，所以直接就接管了北京六部的职权，且不要说还有弘光皇帝在彼。而在地域上，清也只有在北京及附近很小的一块区域内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再看物资上，甲申五月，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疏说，“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其实不单是粮食，其他如布匹等物资的生产中心也一样在江南，所以只要南方一掐漕运，北方的衣食马上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但南明却从来没有试图真正掐断运河这一至关重要的补给线。 而在文化和思想上又诚如顾炎武所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以明遗臣、百姓在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和对清的排斥，与在政治、军事上是一样的明显。在这些方面，清不要说和南明比，即使和大顺比，也是明显地处在劣势地位的。 与这样的局面相对应的结果是，在清入关、大顺败出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清决策集团因此一直没有下定占领全中国的决心。甚至说过分一点，他们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思想，根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劣势。 多尔衮刚入北京时曾推行剃发，据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怡在《謏闻续笔》中记载： 剃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即多尔衮）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崇祯的南迁之议（3） 崇祯的南迁之议（3） 更有满族将领放言：“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虽然此议被多尔衮以努尔哈赤有遗命说如果占领北京就迁都北京为由否决，但多尔衮随后在甲申六月发布的告文中却道，“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就很显然地承认了被“辅立”的“贤藩”南明福王，是崇祯的继承者，而且希望可以与清两不相犯。同时又说“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等等，这也表示了他当时还没把河北、河南、江淮彻底当做清的管辖地，还是把那里看成是明清双方两可的地界。 所以，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清的高层，包括多尔衮在内的决策集团，当时并没有作出南下的决策，只是打算先守北京再说。对于要不要继续南下和西进，或者说能否一举攻占和统治全中国，就算退一步不说他们没有这个想法，至少他们对此没有把握、心中无底，是确实无疑的。出自清实质上的首脑、军政一号人物多尔衮的这句“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就是此等思想最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当时大明的山河虽破，但尚可以收拾。换个角度甚至可以说是山河还根本未破。因为这个时候，无论在政治、军事、物资以及民心、地理等方面，清都是如履薄冰，岌岌可危，所以多尔衮等人只想守住北京的战略思想，摆在当时是非常客观和务实的，而且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自大顺军出京西走后，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地区的统治，一度同时成为真空，清无心也无兵力去建立统治机构，于是当地的明官吏和百姓纷纷起来组织武装力量自卫，并急切盼望史可法等举军北上收复明地。 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程先贞、谢陛等推一位明宗室为盟主，称济王，并发檄文号召光复明朝。一时间山东及北直隶到处响应，在一个月内，山东的济南府、临清州、青州府、东昌府、武定州、滨州、高唐州、德州、临邑、蒲台、海丰、沾化、利津、陵县、乐陵、济阳、齐东、乐安、商河、朝城、德平、恩县、平原、禹城、莱芜、阳信、宁津、武城；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阜城、肃宁、兴济、任丘等八个州县。、大名府、沧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吴桥、武邑、武强、衡水、献县、曲周、东光、清河、饶阳等，山东、河北两省合计四十三个州县光复，举起明朝旗号。 甲申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举旗，光复归德府、商丘、管河、宁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达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占据战略重镇睢州。 上述这个局面，还是在崇祯殉国、中间一度出现了两个月权力真空下的形势。 如果崇祯之前就南迁呢？我想局面应该远比此刻要好得多。 当时的南方，并无农民起义之兵祸，而财政收入又十分富足，北京缺饷很大原因是漕运因为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农民起义或后金骚扰而断绝，造成沿途积压运输不畅而致，并非真正的财政枯竭。如崇祯十五年清军入关，一次就自河南、山东等地的府库及民间掠得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运河沿途漕运及府库的财政赋税。 因此一旦崇祯南迁，财政及兵力状况都绝不会如在北京一般狼狈，事实上南明朝廷也确实没缺过饷，甚至有一个月发了四个月饷的记录。如此情形下，至不济也当可与当年的南宋一般固守很长一段时间。一旦成了这样的局面，清、顺、明三家里，反倒是明的优势最大。此后的局面变幻如何，真的就无法预料了。 遗憾的是，南迁之议为光时亨等一批小丑、一些好求直名之词臣、食古不化之腐儒所阻挠，而最后崇祯乃负气曰君死社稷，谁都不许南迁了，连派太子南下的动议都一概拒绝。而招关外关宁铁骑入关拱卫北京之议，又一直被一批腐儒以不可弃祖宗土地之名阻挠，自一月起到三月还迟疑不下，最终待大顺军军逼北京才匆忙招吴三桂入卫，可却又不准其弃民轻装前进，以致三桂被迫携十数万平民进行战略大迁移，行程缓慢，最终其军至距北京仅一两日路程处，北京被破。 崇祯在北京被军时，也曾一度想出京南下，夜带太监出行，却因城上守军夜晚不识而欲开火，又因门闩无法打开，终于放弃出京而回宫，缢死煤山。 这其中，偶然因素实在太多。或者一早从了李明睿之议，十七年年初崇祯就南迁，或以太子南下，则北京城破也形势大不相同。 又若崇祯于北京被军时，开了城门出了城南下，也是一番形势。 再譬如招关宁军入卫之议，如早早定论，只需早得几日，李自成就将在北京城下遭遇明朝第一强军关宁军，其还能否破北京则大为可疑。 又或者没有太监通李自成，以北京之坚要守数年数月也许不好说，但多守几日当绝无问题，其时吴三桂等人的勤王兵马一到，如上说一般，其结局亦不可知矣。 思庙之殉国及大明之亡，固然有其败亡之道，但亡于崇祯，亡于崇祯十七年，实在是因无数偶然而导致，其非必亡也，尤为可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 一、李自成的东进目的 自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人们习惯上便认为明朝就此灭亡了，之后的弘光朝至永历朝，一般称为南明，以区别于已经灭亡的崇祯朝。虽然明朝在崇祯时看上去相当庞大，不过即使算上南明，十八年后明朝也是亡了。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假设明朝再存在多少年会如何如何，明朝也是迟早要亡的，而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却多少是个偶然事件。 李自成起兵时，先只作为高迎祥部的一支小部队存在，之后屡战屡败。他最后突然声势大振的原因，一是得益于天灾，连年大旱导致流民饥民无算，壮大了他的势力；二是得益于明朝官、兵的暴虐无道，致使百姓畏官畏兵甚于畏寇；三是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和一些在当时颇具号召力的政策。 甲申年（1644年）元月，他在西安改元称王，“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怀陵流寇始终录》。，“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明史》。，然后挥军东向。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时李自成虽然改了元，但相当部分记载其称的是王，这和称帝是有些不一样的。因此后来他到了北京后才会急于搞称帝的登基仪式，也才有诸前明大臣的不断“劝进”，以至对其他事务漠然处之，酿成大错。 要知道举行登基仪式是一回事情，劝进又是一回事情。劝进是在当事者不是皇帝的情况下，才能干的事，如果已经是皇帝，还劝个什么进。最好的例子就是后来清军入关，多尔衮进北京后，诸前明大臣根本就不知道大清已经有皇帝，对多尔衮“劝进”大拍其马屁，以至演了一出让人心酸而又愤恨的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 明臣之从贼而留京未行者，备法驾卤簿郊迎。及登辇，则辫而短后衣者，睿亲王也，咸愕眙不知所为，罗拜道左。次日上笺劝进，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笑曰：“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众惭而退。《吴逆取亡录》。 我于查阅史料时看到这一节，确实一时震惊愕然至不知所措。 清廷皇太极于前一年年中病亡，顺治登基，至清军进京期间有将近九个月时间，北京衮衮诸公居然对此毫不知情，以我想来，只怕在军中的洪承畴听了这话，呕血几升都是可能的，也亏得吴三桂率领关宁铁骑追击李自成去了，不然的话，只怕他们会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们这批人舍生忘死地和清军在关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最后突然发现自己居然保卫的是这么一群糊涂蛋和如此这般的一个朝廷，他们心里做何想都不为过。 且说李自成在称王后随即开始了东进行动，大顺军势如破竹，连战连克，或者说不战连克，直到二月中下旬在代州、宁武关一带遇到明山西总兵周遇吉，才爆发了东进途中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战和恶战。虽然这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局部战斗，但这次战斗却险些让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就此夭折打道回府，同时也揭露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周遇吉是锦州卫人，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抗清劲旅关宁铁骑，后因抗清军功被征入京营；之后多次与农民军作战，以功累迁至山西总兵。李自成兵逼代州，周遇吉先在代州与大顺军激战，因势单力薄，数日后率四千人退走宁武关。 其实周遇吉南下退守宁武，是个明显的战略错误，因为这导致他成了一支孤军。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北上雁门关或者进入大同、宣府一带，与那里的姜瓖等几部明军汇合，然后合力抗击大顺军。但李自成这个时候却一样没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他既没有全军乘胜前进，也没有留偏师牵制周遇吉然后以主力东进，而是全军转向跟进宁武，继续与周遇吉纠缠，此举真可谓是挫大胜之锐气，师老于坚城之下。 周遇吉只有区区四千人，野战显然绝非最少有十万人马之大顺军对手。大顺军如果继续北上，周遇吉追之人少，没有任何作用徒遭覆灭而已，不追则完全不影响大顺军的作战进程。而大顺军全军掉头南下宁武，去与这四千人纠缠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首先耽误了东进计划，就是胜利全歼周部也毫无意义，如果宁武不下，宣、大明军又赶来助战三面夹击，那么局势就不那么明朗了。姜瓖等人再无能，也是多次参与辽东明、清战役和围剿农民军的惯将，姜瓖后来的反正一役，足可证明他是有一定军事能力的。而日后事态的发展，也确实证明此刻的李自成，对这几处明军动向事先没有一丝预见。 李自成全然不顾这些威胁，转身去和毫无威胁的四千人做一场无谓之争的举动，表现出他严重缺乏一个军事统帅所需要的远见卓识，这一错误与他东进时派绵侯袁宗第增援襄阳白旺的错误如出一辙。当时左良玉进逼襄阳，白旺南路军有不下七万人的精锐之师，即使不能胜，和左部相持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李自成却派出了大顺军五大主力之一的袁宗第之右营前去增援，且在击退了左部后也没有让他们进军河北，而是迟滞在河南一带，一直到大顺军山海关战败，这些部队也都没有进京。 这些举动暴露出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严重不足。 宁武之战，丝毫无关大局，他却纠缠不休，襄阳之战即使战败也不会影响东进计划，他却分出主力去增援，包括他后来处理吴三桂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自始至终都忽略清武装集团的介入、主动放弃襄阳根据地等等错误决策，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这个致命缺陷，从他起兵时起就一直存在，直到他在九宫山遭遇偶发事件身亡时也依然没有一丝改变，不见一点长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2）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2） 宁武之战除了暴露了李自成缺乏战略才能外，还暴露了李自成本人和他军队始终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御下不严和军风不正。 大顺军在宁武关前遭受伤亡近两万人，阵亡大将四员的重创后，终于勉强攻入宁武关。然而，一场惨烈的屠城也就此开始了。 按明史和各种野史、地方志的记载，城破后周遇吉继续力战，受伤被俘，被大顺军缚于长竿上用乱箭射死，然后再遭分尸；周夫人刘氏带全家数十妇女据守公署继续反击，被全部烧死。大顺军因伤亡过大，为泄愤开始屠城，宁武一城军民，妇孺老弱无一幸免，被杀戮殆尽。 此前在榆林等地的屠城，就已经导致了不少明军将士和地方武装做出了和农民军死战到底的举动。因此，这个在进攻北京途中采取的行动，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再次表现出农民军没有统一天下的政治气度和政策上的全盘构想。如果大顺军能厚葬周遇吉一家并妥善安置宁武关军民，那将给李自成和大顺军带来极大的政治声誉，并树立起一个相当良好的明君形象。 另一个问题，是李自成其实在战斗一开始遭受重挫后，就没打算继续打下去，但要注意，他并不是想弃宁武北上东进，而是准备放弃东进回军陕西。 据《明史》载：“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明季北略》也记载说：“（明军）大炮击伤万余人……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遁。” 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最后打下了宁武。 然而他们却觉得前景并不美妙。在他们的前方，至少还有明朝五、六处军事重镇，于是如“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伺再举”一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同时还有不少记载都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大体是说大顺军即使在进了北京之后，也还不断有人在感叹道：“周总兵真好汉！杀我等数万人，若再有此一镇，我主安得到此！” 因此屠城完毕后，李自成聚集众将开会，又一次提出了他退兵的打算：“宁武虽破，受创已深……不若且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明季北略》。 大顺军领袖和他的将领们一致决定，第二天全军开拔，回陕西去休养生息。 但历史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世事无常。 就在大顺军决定撤退的当天晚上，大同总兵姜瓖和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书却送到了李自成的桌子上。这使得李自成大喜若狂，马上打消了退兵的念头，于是大顺军的东进行动得以继续。不过，这个情况也充分表明了李自成此前对宣、大明军的动向，是没有任何预见的。 姜、王二人这个盲人摸象般的投诚举动，使得历史进程在偶然情况下起了重大变化。 如果没有这两封降书，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大顺军将就此打道回府，回陕西休养生息去了。那也许之后的天下局势，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所以历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样子。 但是，李自成为什么一受挫就想回去呢？又为什么打下宁武后不就地休整，然后继续前进，而是要回陕西去休整呢？ 如果我们把这之前的一些问题和眼前这些情况，还有李自成接手居庸关后的一系列举动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很明确地得出一个答案：那就是李自成东进行动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如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是想去攻打北京，想彻底推翻明王朝统治。 李自成随即接手宣府、大同，在明总兵唐通也投降大顺献出居庸关后，李自成立刻采取了一个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极其重要的行动。说它重要，是因为这个行动足可以改变之后整个历史的进程，甚至能使历史的车轮就此转向。但这个行动却出于种种原因被近代大多数史家和学人们讳莫若深，以至长期以来极少有人提及，少数时候即使提起也不重视，同时也没有把它和李自成在这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似乎很不值一提或者从不存在一样。 李自成在三月十五日占领居庸关后，随即派出了明蓟镇总督王永吉前往北京与崇祯谈判，内容是和明王朝划地为界：“总督王永吉兵败，陷贼，贼纵之归，本兵张缙彦为请召对……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请上择之：一如汉楚故事，画地为界；一解归诚以大将军辅政。”《烈皇小识》。 之后，在大顺军推进到北京城下时，李自成又一次派出了明降人太监杜勋入城，再次与崇祯谈和，提出了他的退兵条件：“贼遣叛监杜秩亨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明季北略》。 《鹿樵纪闻》：“（杜勋）见帝称贼势，劝帝禅位，不然，则割山陕分国而王，上不答。” 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推《甲申传信录》，其《睿谟留憾》一节中记曰：“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城入讲和，并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上密召之平台，辅臣魏藻德在焉。勋具以事奏上，且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因劝上如请为便。” 这些记载，无论可信度如何，内容都相差无几，而说的事情，也都集中在划地而治以及退兵这两件事情上，因此足可证实不是空穴来风。再一个就是其中虽然不乏要求崇祯禅位之类的威胁之语，但这也正好说明了李自成即使在兵抵北京后，还是没有自信能够一举拿下北京的。同时他还在努力避免与正在赶来的吴三桂、高第以及在河南、山东等地窥势而动的刘泽清等明军进行大规模决战。所以他才一再以武力威胁崇祯，试图兵不血刃地与崇祯达成和约，让崇祯承认他的大顺王或者封他为王，达到裂土分茅的目的，然后全身而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3）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3） 因此，李自成的东进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彻底推翻明朝统治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者说是一次以武力相威胁，以实现其裂土封王之目的的军事行动更贴切。我相信近代的历史研究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漠视这些史料或者讳莫若深，顾左右而言他，并非是他们水准不够或者记性不好，只因为这涉及到政治大方向的正确性而只得不提。 撇开这些记载，就从李自成的各地兵力分配来看，也一样可以证明这个问题。 他自西安出兵时，号称二十万，多的说是四十万，但实际的主力部队按照目前主流观点以及各家考证，少的说六万，多的则说十万左右，而对偏师刘芳亮部的兵力认定则比较一致，大约是一万多到两万人之间。另外比较明确的是大顺军至少有一半主力如“老营”等部队，没有和李自成一起越河东进，而是由高夫人等人率领留在了西安和山、陕境内，右营则由袁宗第率领增援去了襄阳。之后他一路招降纳叛补充兵力，同时又沿路分兵驻守所下各地，如高天琳等人，因此在抵达北京时，大顺军总兵力维持在十万余人左右，其中包括了唐通、白广恩等不少前明部队。至于李自成南北两路军的具体进军路线，顾诚先生在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论述甚为详细，而其他明史大家也叙述详尽，尽管其中或有少许出入，但大致相去不远，且与现在讨论的这个主题关系不大，就不详究了。 如果我们假定李自成一开始就准备去和明王朝做最后决战，那么在襄阳有白旺坚守，且在已经派出了大顺军野战五大主力之一的“右营”前去增援的情况下，他已完全没必要在山、陕境内留驻数量如此庞大的主力部队，只需要留一支机动部队作为预备队，再安置一支守卫部队足矣。第二个问题是他只带领如此之少的部队就试图进攻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怎么看都不免过于儿戏。 北京毕竟是明王朝的心脏，火器和守备建筑都极其精良，清先后三次以十万左右兵力试图围攻北京，最长的一次如己巳之变，在北京一带搏战时间达数月之久，都未能撼动北京一分，更不要说北京两翼和身后还有着可以随时勤王的吴三桂四万多关宁铁骑，山东总兵刘泽清和山海关总兵高第以及蓟镇边军等大批明军正规主力部队。如果这些人入京勤王，再加上京师的三大营和城内的缇骑厂卫，总兵力完全可以超过大顺军两倍以上。李自成再狂妄，也不会自大到认为只凭夹杂着明降军的至多十万人部队，就可以和两倍于他的明军进行决战，进而胜之然后包围攻下北京城。这种设想，无论后来的局势发展怎么样，在事前他是不可能预料到的，是极不客观的。 此外，从西安到北京的一路上还有大同、宣府、居庸关等一系列军事重镇，况且当时人称天下精兵皆在宣大，而李自成也不可能在出发前预料能一路不战而屈人之兵。大顺军自己也一再说过，如果再有一个宁武关，他们绝无法进入北京一类的话。我们固然不可以凭此话就此论定，但从兵力、地理等因素来看，这个说法是客观的。 另外从战略部署上来看，李自成围攻宁武，增援襄阳等行动，一方面固然说明他缺乏战略目光，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的东进行动确实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他的本来目的就是想固守山、陕和襄阳防线，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予以据守，然后以一支前锋部队向北京推进做一次试探性进攻，看情况再决定其下一步的计划。这样，宁武之战就可以理解为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战术表现，对李自成来说，这是一次边境扫荡行动，增援襄阳也一样。这些都与他之前采用的顾君恩之策符合若节：“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明史》。 因此，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李自成这次军事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是一次以武力逼迫崇祯谈和的行动，其目的是实现他裂土封王、划界而治的设想，而不是想去和明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作为一家之说，这显然极大地降低了李自成近代以来被塑造出的光辉形象，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符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这一阶层的心理和思想特征的。 这样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何以在东进时派出右营增援襄阳，在宁武遭受重挫后就打算回军陕西了，因为他首先要守住已经属于自己的地盘。之后他占领了居庸关，又派出王永吉前去谈判，甚至在兵临北京城下时，他还在继续谋求谈判，希望可以与崇祯达成和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这些看上去和推翻明王朝这个目的极其矛盾的行为，也证实了这点。 然而，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不足，也正表现在这里。他于东进途中已经发现局面出现重大变化，在攻破北京一举推翻明王朝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调取任何一部兵力增援北京方向，这是导致他在山海关大战失败后，不能立足北京只能西撤的首要原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4）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4） 不过，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天下第一坚城北京，仅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被攻破了。 李自成甚至都没来得及施展他诸如取砖、穿穴、放迸这些著名的攻城手段，北京就被攻陷了。 这固然可以运用我国的主流学说解释为人心向背是必然的事，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曹化淳被杜勋入城约为内应开门献城，北京守军京师三大营溃不成军等等事情，也都确实是莫测之数，事前没有谁敢说有十成把握，不要说两天，恐怕说半个月、一个月拿下北京这话，都没人敢拍胸脯。两天时间就拿下了一个尚有大半壁江山和百万部队的帝国首都，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况且即便外城被破，北京也还尚有内城可守，如果守上个两天等吴三桂、高第等部赶到后再谋他途，也并不是什么不好想象的天方夜谭。 但北京却确确实实只守了两天就被打破了。 大明朝固然已经穷途末路一定会亡，可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实在是一个偶然。从李自成出兵东进的目的，到宁武大战中的想退未退，还有宁武大战后的决定撤退，以及撤退前夜姜、王两将的两封降书，直至居庸关和最后在北京城下的谈判以及破城之速，都说明李自成的入京，不但崇祯和大臣们以及吴三桂等人没想到，连李自成本人也一样没想到。所以他才会即使到了北京城下，也还在试图和崇祯谈判，谈他的那些分国而王的条件。 大明朝终于是亡了。 亡在了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想过能结束它生命的李自成手上。 二、不怕死、不为富贵曲的吴三桂 当崇祯自缢煤山的时候，吴三桂还走在前往北京勤王的途中。 对吴三桂这个人，历来的主流意见是他直接导致了中原易主，神州无复汉衣冠。如此重要的角色，使我觉得有必要对他个人以及他在山海关附近的种种行为做一番梳理。 吴三桂，字月所，祖籍江苏高邮，生于辽东的汉镇中后所。吴家是个军人世家，他的舅舅祖大寿更是明朝辽东第一名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和清的战斗中长大的。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吴三桂并不怕死。 在他少年时期，为了营救被清军团团包围的父亲，他曾经只带二十人就杀进了皇太极四万多八旗军阵中，斩杀清军王子一名，硬是救出了被围的父亲及其五百军丁： “值四王子原注：即天聪帝，当时称四王子。领兵四万，欲攻大同。藐视五百人，不战，但围困之，谓饥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因急奔急围，缓奔缓围。至近城四十里……（吴三桂）下楼开城，率家丁仅二十人赴援。王（吴三桂）居中，左吴应桂、右杨某原注：俱辽西降人。，分两翼，十八人后随冲阵……突入阵，射殪两人，继遇拥纛红缨王子，一箭落马仆地。王下马割首级，仆者未殊，奋短刀斫王鼻梁。王裂红旗裹面，大呼杀人，内五百人亦大呼杀出……祖帅乃出城，于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劳赞叹。王面血淋漓，下马跪泣。” 当年三国名将曹仁对东吴一战，是周瑜军前锋的数千人围曹仁部将牛金三百人，曹仁率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杀入敌围，亡其数人，拔出诸军，众人皆叹曰：“将军真天人也！”史称“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其时曹军为北军，骑射为长，东吴南人水战则为优，野地浪战，实不能过于曹军，至多是个相当。而三桂此战，以二十骑对四万之众，清军号称“天下精骑”，野地浪战骑射之劲冠绝当时，他能在如此对比下拔出被围的五百军马，比之曹仁实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吴三桂之勇“贲、育弗加也”，一点都不夸张，足可媲美常山赵子龙。 这几乎是小说演义中才会有的一战，既奠定了吴三桂军旅生涯的起点，也造就了他“孝闻九边，勇冠三军”的传奇名声，以至战后他的“忠孝之名，夷夏震慑，即四王子亦曰：‘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吴三桂纪略》。此语中所说的四王子，就是皇太极。 吴三桂从军后成了关外明军的主力战将，每次明、清大战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不乏上佳表现，他率领的部队也是关外明军的抗清主力之一，同时也是明朝在关外坚持到最后的一支抗清劲旅。当年袁崇焕回援北京，在被崇祯下狱的那次平台召对中，身边就只带了祖大寿和吴三桂这两员关外大将，还有一名是帮他背剑的贴身卫士，袁督师对吴三桂的器重，也由此可见一斑。 吴三桂自小悍不畏死，又有忠孝之名，对夷夏大防这一点也是相当坚持的，很长时间以来，即使在“分茅裂土之封”这样的荣华富贵面前，他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四月，明清之间爆发了决定辽东大局的松山会战。最后清军获得胜利，明军主帅洪承畴、头号战将祖大寿以及大批将领战败归降，一部分明军将领或阵亡或被俘身亡。此战中不少人说吴三桂不顾洪承畴，率部先逃，这是不确切的。 他的部队，确实是明军最先溃退的部队之一。 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吴三桂所部战斗力很强，他又是洪承畴的学生，因此在突围战中他被洪指派为先锋出阵，其任务是填平皇太极为围困明军所挖的壕沟，让明军大部队突围。 但皇太极的那壕沟挖得极为刁钻：“凡深入八尺，上广一丈二，而下隘甚，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处着足，不得跃起。”所以在吴军填壕的过程中，清军“矢如雨下”《明季北略》。，致使吴军伤亡极其惨重。随后总兵王朴所部率先逃跑，顿时冲乱了吴军的阵形，最后终于引发了八镇兵马的大溃。因此，指责吴三桂不顾洪承畴和大部队安危率部先逃是不确切的。在之后的突围中，吴三桂准确地判断出了清军主力埋伏在小路，于是他率部下五百人偏走大路而去，得以杀出重围，然后迅速控制住了清军还没来得及占领的杏山和宁远城，开始在那里收编松山溃败的明军残部，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聚集起了一支上万人的部队，最后守住了宁远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堡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5）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5） 在此之后，他也试图与水师配合，继续前去营救锦州，因双方兵力过于悬殊，从宁远出动至杏山地区后，与清军对峙了一段时间，被迫放弃。明军陆军大约只聚集起了两万多人，水师七千人。 但是，他占领宁远这一举动，已经导致清军在松锦大战后最终功亏一篑，终于没能彻底占据辽东，从而直接进逼山海关。以至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只能继续与吴三桂在宁远和山海关一线纠缠，无法突破这一明朝在北方的最后防线。 因此，皇太极面对吴三桂在松山之战中的表现，又一次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自此开始了对吴三桂长达近两年的大规模招降工作。 他先是亲自写信给吴三桂，说祖大寿、祖大乐等人都因是吴三桂的亲属而获优抚，希望吴三桂能“翻然悔悟，决计归顺”。紧接着又要吴三桂的长兄吴三凤，还有其亲戚、同僚、乡里如祖可法、裴国珍、张存仁、姜新、陈邦选、胡弘先等人以各种关系去劝说其降清。如张存仁是原宁远副将，他写信道：“明运将终，重臣大帅就俘归命。将军祖氏甥，虽欲逃罪，无以自明。大厦将倾，一木不能支。纵苟延岁月，智竭力穷，终蹈舅氏故辙。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 吴三桂接书，俱不报。 十月，皇太极又一次亲自作书与吴三桂曰：“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然后再次要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分析利弊，进行劝降工作：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霑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奉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清太宗实录》。 也许是祖大寿以及他捎去的信物——那柄虎骨靶小刀起了作用，吴三桂这次给他舅舅祖大寿回了信，但却依然婉拒了皇太极的招降。 不过皇太极也确实是位人中豪杰，当得起爱才如命这个赞誉。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招降吴三桂的念头，而是再次亲自作书给吴三桂，可惜依然没有结果。 在招降吴三桂的那些人中，其舅祖大寿因早先无子嗣，一直把吴三桂当儿子看，自小对他授以兵事，洪承畴则是他老师，吴三凤是他兄长，祖可法是他表兄弟，其余的人不是多年同僚就是邻居乡里，同时，吴、祖两家除了吴三桂父子二人和在南京的祖锦衣外，可说几乎全都被清朝所俘虏、招降，并且大都在清廷受到了高于原来在明朝所受的待遇。而皇太极允诺吴三桂的是封王之位，以他的能力、兵力和所占据的据点对明、清双方的重要性而言，可以肯定，如果他这时投降清，位置肯定在汉军旗的三王之上，汉军旗第一人非他莫属，足以和八旗旗主平起平坐。 而且，此刻吴三桂在关外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严峻和危险的。自松山一战后，宁远就成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且远悬关外二百多里，吴三桂和他的部队，也成了明朝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官和最后一支抗清部队。按照吴三桂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孤悬海外”。 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皇太极病亡，年仅六岁的顺治登基。九月，摄政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清军第一猛将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便除去丧服，率军对宁远地区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先绕开宁远，攻打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一线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个明军卫所，中后所、前屯卫首先沦陷，中前所守将总兵黄色随即弃城逃跑，导致中前所未经战斗便落入清军之手。 这三城的失陷使宁远与山海关之间的整体防线被破坏，宁远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城。 局面的恶劣，让相当多的明军将士开始动摇，如宁远城内的明军守备孙友白，就在十二月偷偷越城而出投降了清军。 然而就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吴三桂竟然还是拒不投降，不但不降，他还率军击退了济尔哈朗和阿济格对宁远的进攻。 从这些情况来看，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要承认，这一时期的吴三桂，从各方面来看，作为一个明朝官吏和一个职业军人，他无疑都是合格的，不但合格，而且还相当出色。 首先吴三桂并不怕死，同时在名节及夷夏大防这些问题上的思想防线也相当牢固，身为一个总兵官，面对即使是“裂土封王”这样的诱惑，也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同时他更不是一个轻易会被恶劣局面所压垮的人，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韧性和耐性都非常好。这其中的一些问题，顾诚先生在《南明史》里也有所论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6）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6）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吴三桂在崇祯朝亡后，首先选择归顺的是大顺政权，而不是一直在对他进行劝降工作的清政权。具体的原因要是说起来可能有很多很多，譬如明代儒家思想中极重视名节，吴三桂对崇祯有很深厚的感恩之心，他自小就和清作战敌意很强，以及传统的夷夏大防思想乃至军人的职业操守，等等，但这些抽象的总结都没有那些实际情况更具有说服力。 于是，当吴三桂于甲申年三月二十日得知北京被破的消息后，在第四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三日，就正式宣布了他决定归顺大顺政权。在全军穿孝为崇祯及死难嫔妃发丧完毕后，吴三桂把山海关移交给了前来接收的大顺军，带着他的部队走向北京，去接受新君李自成的册封。 他以为，顺应天命的新朝开始了。 三、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决裂 说到吴三桂入卫，首先要说到他为什么从关外入卫速度如此缓慢这个问题。 部分人认为吴三桂三月六日自宁远撤退，到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再从山海关进军至永平的这段时间明显长得不合理，故藉此指责吴三桂是在有心拖延，企图观望局势。这个说法，是与事实不相符的。 第一个问题，是吴三桂组织的宁远卫大撤退，并不是简单地率部队撤退，而是要携带关外数十万百姓入关安置的战略大撤退。 关于宁远部队的撤退，崇祯和大臣们自一月起就在不停地讨论，崇祯甚至多次为此而大怒。争执的关键是如果撤回吴三桂，辽东就等于彻底丢给了清。丧失国土的罪名崇祯固然不想背，大臣们也一样没人愿意背，于是就一直扯皮到三月四日（一说三月二日），等大顺军攻破宁武关占领大同后，崇祯才下诏书命令吴三桂弃地入卫京师。 但崇祯的诏书里并不是只要吴三桂领军入卫，还要求吴三桂“弃地不弃民”。而此刻的崇祯，也仅仅只知道大顺军抵大同而已。弃民之举，又确实是不太能让人接受的，因为那时候清军是靠掳掠人口为奴搞生产，并有“杀贫”、“杀富”、“杀士”之屠杀习惯，况且清军就近在锦州，一旦关宁军弃民撤退，后果真有点不堪设想。 崇祯这道诏书三昼夜（如果三月二日发出的，那就是五昼夜）走了九百余里，于三月六日到达宁远，按路程计算最早也应该是六日晚上的事了。 辽东居民的撤退人数，按史书记载，是五十万，这显然有夸大之嫌。但光是在宁远城的辽民，就有八万之众，这还不包括宁远军的家眷。其他如中前所等四个汉镇卫所的辖区，乃至觉华岛等十数堡、坞，前沿至与锦州清军势力交界的中间地带内的辽民，怎么算总数都至少有二、三十万之众。因此吴三桂等人仅仅从七号到十号花了四天，就完成了全部动员撤离工作，并于十一日起程，这对于一个彻底放弃家园的军民一体大迁徙行动，其速度可以说是相当之快了。 带着几十万百姓的行军速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上可以比拟的同类撤退，在三国时期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刘备率领的荆州百姓大撤退。虽然很可惜那是个失败案例，但照样博得了后人无数称颂：“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 刘备日行十余里，吴三桂两百多里路走了五天，并不算慢。而当时的人，也确实都把宁远大撤退这一行动比做刘备的荆州大撤退，把吴三桂比做了刘备。 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后，吴三桂和关门总兵高第、辽抚黎玉田等人开始安置迁移进关的几十万百姓和部分宁远军家属，据记载都安排在山海关周边四城之中。而在这之前一天，大顺军才刚刚接受了居庸关明将唐通的投降，这时连北京的崇祯都尚且不知道，更遑论山海关的吴三桂了。 三月十八日安置工作完毕，吴三桂所部开始奔赴北京。《南明史》写到这里，是这样说的：“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这“安插未定”一语，应该也是倾向吴三桂并没有拖延这一看法的。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部队才在永平知道北京被破的消息。 事实上，身处北京城里的崇祯也是到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兵抵城门，才知道大顺军已经抵达北京的，可见当时明军的情报系统无用之极。而从北京到永平，快马也要两天路程，即使北京十七日就发出了警报，也要到十九日才能到永平。 因此对吴三桂来说，三月四日接到宁远撤退的诏书时，他最多只知道大顺军逼大同，距离北京还有千里之遥；十六日到山海关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知道大顺军已经到达居庸关；而十八日他自山海关启程进京，从山海关到永平一带，大约两天时间走了一百五十里到二百里，这是一个相当快的行军速度了，因为即使全部是骑兵不顾惜战斗力的急行军，最多也只能一天走一百五十里，一天走一百里对于步、骑、炮混合军团来说，是相当快的行军速度。因此我们无法指责他前进缓慢，故意拖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7）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7） 因此，那么多人指责吴三桂在入关时间上故意拖延，首先是没有考虑到李自成、崇祯、吴三桂这三方之间存在的空间、时间差，我们不能忘记那时候还没有电报和无线电一类的通讯器材，当时的通讯是靠人和马来进行的，而且这人力传递还存在一个效率问题。连崇祯都不知道的事情，在北京东面数百里的吴三桂又怎么可能知道，并据此做出故意拖延的决定呢？ 再一个就是如果吴三桂确实有心拖延观望，那他为什么在将百姓安置完后，突然提速以两天时间走了一百五十里到二百里，全军快速挺进北京？要知道此刻李自成已经军抵北京城，吴三桂如果要观望，应该努力滞留在山海关为好，有山海关这个天险据点，有兵马粮草在手，坐山观望何其保险，为什么要一路飞奔杀到北京城下两军阵前去观望？ 所以指责吴三桂在入关速度上故意拖延而首鼠两端进行观望，是绝无可能说得通的，这纯属一种观点先行、完全站不住脚的臆测。 至于吴三桂、李自成后来仅仅过了几天的短暂蜜月期，双方就关系破裂的原因和过程，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顾诚先生的总结和判断，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由于受篇幅和著作重点限制，他这段写得很简洁，没有做长篇探讨，但语句精准，正文和注引所包含的信息量都极大。 实际上顾诚先生所说的前两点，是可以合并为一个原因的，也就是抄没家产拘禁吴襄。顾诚先生没有合并的原因是，他所说的第一点在出处的原文中还有一段，“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甲申核真略》。，一说家没父死，一说家没父未死，所以列为两条。第三点牵涉到陈圆圆，顾先生也另列为一说，应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个因素的。 关于这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陈圆圆，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做过长文考证，试图证明陈圆圆早就在宁远病故，以此说明吴三桂投清与此无关，同时为李自成、刘宗敏辩解，说明起义军军纪以及领导层都未曾败坏、，但此说未能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同时他考证的出发点也比较偏颇，黄裳先生曾经专门作文与其理论道： 姚（雪垠）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 不管吴三桂的父亲死没死，总之他家肯定被抄了，父亲也是进了监狱，爱妾也被刚归顺的新君的手下重臣抢了去。因此吴三桂认为李自成让他去北京是个骗局，“剪所忌耳”，其次是爱妾陈圆圆的被抢，无论对什么人来说，都是一个奇耻大辱，尤其是明代这个士大夫极其重名的社会里，更是如此。基于此，任何人都会继续做出这样的推断：退一步说，即使进京不是骗局，在刚刚交出山海关手中尚有四万人马的情况下，大顺军上下就敢如此对待他，也可以想见入京以后所遭遇的情况，恐怕比目前更不堪。 吴三桂此时处于一条夹缝之中。背后是从小就性命相搏打了十几年仗的清，前面是在他看来态度恶劣的大顺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的抉择其实是很困难的，远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和容易。把他脸谱化后再进行描述和判断，是不客观的。 在“冲冠一怒为红颜”后，他依然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犹豫和试图和平解决的努力。吴三桂首先是个军人，长期的戎马生涯和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残酷搏杀，使他会在下决断前尽量多方收集情报，然后才做出自己最终的选择。 不少史料记载，他在知道父亲被拘捕，家产被抄以后，都是坦然一笑，泰然处之，唯独听说爱妾被抢以后，就突然大怒抄刀断案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 对吴三桂的这个表现，许多后人都因此嗤笑说他那些所谓的忠孝是假的，不然何以这时他父亲还不如一个小妾云云。这些谈论，应该说是过分简单地看待了吴三桂这一历史人物，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所表露的问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8） 宸茶喘涔?/p> 灞辨捣鍏冲ぇ鎴樺拰绁炲窞鏄撴墜锛?锛?br/> 銆銆涔濇垚浠ヤ笂鐨勫彶涔﹂兘璁拌浇鐫鍚翠笁妗傜殑澶嶅彌锛屾槸鍚浜嗛檲鍦嗗渾琚姠鐨勭紭鏁咃紝鍙e緞鍩烘湰涓鑷淬傛兂鍏ㄧ洏鍚﹀畾杩欑偣鏄瘮杈冨洶闅剧殑锛屼篃缂轰箯鎺ㄦ柇鐨勭洿鎺ヨ瘉鎹傚洜姝ゅ氨浜嬫儏鐨勮繃绋嬪瑙傚湴璇达紝浠栧簲璇ョ‘瀹炴槸鍦ㄧ煡閬撶埍濡捐鎶㈠悗鎵嶅弽澶嶇殑銆?br/>銆銆浠庤〃闈笂鐪嬫潵锛岃繖鏄鏄庝簡鍚翠笁妗傜殑闄嶈屽鍙涗笌闄堝渾鍦嗘湁鐫鐩存帴鍏崇郴銆備絾鏄紝骞朵笉鑳藉洜姝ゅ氨鍙互璇磋繖鏄函绮圭殑涓诲洜锛屾伆鎭扮浉鍙嶏紝鎴戣涓哄湪鏇村ぇ绋嬪害涓婏紝杩欐槸涓涓鍥犮?br/>銆銆鎹㈠彞璇濊锛岃櫧鐒舵鏃犵枒闂惔涓夋鏄湪鍚浜嗛檲鍦嗗渾琚姠涔嬪悗澶ф掕捣鍏电殑锛岃捣鍏靛繀瀹氭湁杩欎釜鎴愬垎鍦ㄥ唴锛屼絾鏈繀灏变粎浠呮槸鍑轰簬杩欎釜鍘熷洜鎵嶈捣鍏点傝屾槸鍥犱负杩欎欢浜嬫儏鐨勫彂鐢燂紝璇卞彂浜嗕粬瀵瑰ぇ椤烘斂鏉冪殑鎬鐤戝拰鍙嶆劅锛屼粠鑰岃鍚翠笁妗傚紑濮嬪灞鍔跨殑鍒ゆ柇璧蜂簡涓鐧惧叓鍗佸害鐨勫彉鍖栵紝鏈鍚庡鑷翠粬鍐冲畾闄嶈屽鍙涳紝鑰屼笉鏄洜涓鸿繖浠朵簨鎯呮湰韬嚧浣夸粬鍙嶅銆傚啀涔嬪悗锛屽張鍥犱负鏉庤嚜鎴愬拰澶ч『鏀挎潈鎺ヨ繛鐘笅浜嗕竴绯诲垪鍐崇瓥閿欒鍜屾斂绛栨ч敊璇紝鎵嶇粓浜庝娇寰楀惔涓夋鏈鍚庡交搴曚笌澶ч『鏀挎潈鍐宠銆?br/>銆銆鏉庤嚜鎴愪竴寮濮嬪鎷ユ湁寰堝己鎴樻枟鍔涚殑鍚翠笁妗傛墍閮ㄦ槸鏈変竴瀹氶【铏戠殑銆?br/>銆銆浠栧湪涓夋湀鍗佷簲鏃ユ嬁涓嬪眳搴稿叧鏃讹紝灏卞紑濮嬪懡浠ゅ攼閫氬啓淇℃嫑闄嶅惔涓夋銆傚湪杩涘寳浜悗锛屼粬鍙堟淳鍑轰簡涓鎷ㄤ笌鍚翠笁妗傚叧绯绘瀬濂界殑鍚屽儦鍘诲姖闄嶏紝鈥滄寔妾勬嫑涓夋鏇帮細灏旀潵涓嶅け灏佷警涔嬩綅鈥濅簯浜戯紝骞跺厑璇轰粬鈥滅埗瀛愬皝渚濓紝鍚庢潵鍙堥佸幓鍥涗竾鐧介摱鐘掑啗銆傝屽墠闈㈡淳鍘诲姖闄嶇殑鍞愰氫篃鏄槑闄嶅皢锛屼笖鍜屽惔涓夋鍦ㄨ窘涓滃苟鑲╀綔鎴樿繃锛屽叾浠栫殑鍦ㄦ湞闄嶅皢濡傚ぇ鍚屾诲叺濮滅摉绛変汉锛屼篃閮藉拰鍚翠笁妗傛浘缁忔槸涓鏉℃垬澹曢噷鐨勬垬鍙嬨?br/>銆銆杩欎簺浜虹殑璇濓紝瀵瑰惔涓夋鏉ヨ鏄叿鏈夌浉褰撳彲淇″害鐨勩傝屼笖杩欎簺鍏靛姏鍜岃兘鍔涜繙鍦ㄤ粬涔嬩笅鐨勪汉锛岀幇鍦ㄤ篃閮藉凡楂樺畼鍘氱锛屾洿鏄棤瑷鐨勯泟璇併傚洜姝ゅ湪杩欐椂鐨勫惔涓夋鐪嬫潵锛岃鍞愰氱瓑浜衡滅洓澶告柊涓荤ぜ璐も濈殑澶ч『鏀挎潈锛屾槸鈥滈『搴斿ぉ鍛解濈殑鏂版湞锛屾槸鍏锋湁寮閭﹀畾鍥芥皵璞＄殑锛屽姞涓婃槑鏈濆畼鍚忕悍绾锋姇鏁堬紝濂藉儚鏀规湞鎹唬宸叉垚瀹氬眬锛屼簬鏄粬褰掗『浜嗘柊鏈濄?br/>銆銆鏈夐儴鍒嗕汉璁や负鍚翠粠鏈綊椤鸿繃澶ч『锛岃繖鏄笉纭垏鐨勮娉曘傚缇庡浗瀛﹁呴瓘鑿插痉锛團redreic e.an,jr.锛夊厛鐢熷湪浠栫殑銆婃椽涓氣斺旀竻鏈濆紑鍥藉彶銆嬩腑灏辫繖鏍峰啓閬擄細鈥滃惔涓夋鈥︹︾珛鍒婚泦鍚堥槦浼嶈繑鍥炲北娴峰叧锛屽噯澶囧簲浠樹竴鍦轰粬鑷煡宸蹭笉鍙伩鍏嶇殑鎴樹簤銆?644骞?鏈?鏃ワ紝鏉庤嚜鎴愭淳鍞愰氬幓澶哄彇灞辨捣鍏炽備袱澶╁悗锛屽攼閫氬ぇ璐ワ紝閫冨洖姘稿钩銆傛潕鑷垚寰楃煡鍞愰氭垬璐ュ悗锛屽張娲剧櫧骞挎仼鐜囬儴鍓嶅線澧炴彺銆傗?br/>銆銆杩欎釜璇存硶锛屽嵆浣垮氨鏃堕棿涓婄湅锛屼篃鏄剧劧鏄敊璇殑銆傞鍏堟槸鍞愰氬湪鍚翠笁妗傘侀珮绗袱浜哄綊椤哄悗锛岄┈涓婂氨鎺ユ墜浜嗗北娴峰叧鐨勯槻鍔★紝涓嶅瓨鍦ㄤ粬鏀绘墦灞辨捣鍏崇殑闂锛屽叾娆″垯鏄病鏈夊惔涓夋杩斿洖灞辨捣鍏虫浜嬶紝灞辨捣鍏充箖鏄鍚翠笁妗備粠鍞愰氭墜閲屾墦涓嬫潵鐨勩傝屾潕鑷垚娲惧攼閫氬ず鍙栧北娴峰叧锛屼篃涓嶆槸5鏈?鍙枫?br/>銆銆棣栧厛锛岄【璇氬厛鐢熷彂鐜板湪鍚屽勾鍏湀锛屽北娴峰叧鎬诲叺楂樼缁欏灏旇‘鐨勬彮甯栦腑锛岃褰撴椂鈥滀吉闀囧攼閫氣濆埌灞辨捣鍏虫潵璋冨彇鑷繁鎵閮ㄧ殑椹尮銆佸啗澹滄姇椤烘祦瀵団濄傝繖涓儏鍐佃鏄庡攼閫氬綋鏃朵笉浣嗗凡缁忔姷杈惧苟鎺ョ浜嗗北娴峰叧锛岃屼笖杩樺鍘熸槑鍐涘畧鍗儴闃熻繘琛屼簡閲嶆柊鏁寸紪銆傝繖鍏呭垎璇佹槑鍚翠笁妗傘侀珮绗瓑浜虹‘瀹炲凡缁忓綊闄嶅ぇ椤猴紝骞朵笖鍞愰氫篃鍗犳嵁浜嗗北娴峰叧銆傚叾娆℃槸鎹綋鏃剁殑姘稿钩浜恒佸悗鏉ユ竻鏈濈殑姹熷窛鐭ュ幙鏉庢煇璇达紝鑷洓鏈堜簩鍗佷笁鏃ヨ捣锛屼粬浜茶鍚翠笁妗傗滀粠鍏充笂鑷虫案骞筹紝澶у紶鍛婄ず鈥樻湰闀囩巼鎵閮ㄦ湞瑙佹柊涓伙紝鎵杩囩姣棤鐘紝灏旀皯涓嶅繀鎯婃亹鈥欌濄婂惔涓夋绾暐銆嬨傘傝岃繖涓憡绀哄唴瀹逛腑鈥滄湞瑙佹柊涓烩濅簯浜戯紝閮界‘鍑挎棤鐤戝湴琛ㄦ槑浠栧凡缁忓綊椤轰簡澶ч『鏈濄傚啀涓涓槸鏉庤嚜鎴愰殢鍚庡湪缁欏乏鑹帀绛変汉鐨勬獎鏂囦腑鏇炬湁鈥滃攼閫氥佸惔涓夋銆佸乏鍏夊厛绛夌煡澶╁懡鏈夊湪锛屽洖闈㈤潻蹇冣濈瓑璇紝杩欎篃浠庡彟涓鏂归潰璇佸疄浜嗗惔涓夋绛変汉宸茬粡褰掗『澶ч『鍐涖傚彟澶栨湁涓嶅皯璁拌浇涔熼兘璇村惔涓夋闄嶄紡澶ч『锛屽攼閫氶儴鎺ユ敹浜嗗北娴峰叧锛屽銆婂惔閫嗗鏈銆嬮亾锛氣滆醇骞跺彂閾舵暟涓囷紝閬椾吉灏嗚祶寰鐘掍箣銆備笁妗傚緱涔︼紝鍗充护璐煎皢鍏ュ叧浠e畧锛岃嚜鐜囩簿閿愯荡鐕曚含闄嶃傗?br/>銆銆涔嬪悗鐨勯棶棰橈紝鏄綋浠栬蛋鍒颁赴娑﹂檮杩戞椂锛屽嵈绐佺劧寰楀埌浜嗗浜ц鎶勭殑娑堟伅锛岃櫧鐒舵垜浠彲浠ヨ偗瀹氫粬寰堜笉楂樺叴锛屼絾浠栧湪杩欎釜鏃跺欒繕鏄綔鍑轰簡绗﹀悎閫昏緫鐨勫垽鏂紝骞朵竴绗戠疆涔嬭锛屽彧瑕佹垜鍒板寳浜紝灏卞彲浠ヨ繕鍥炴潵銆傝繕鏈変竴浜涜杞借锛屼粬鎶婅繖瑙i噴涓哄ぇ椤哄啗杩樹笉鐭ラ亾鎯呭喌锛屾墍浠ヤ笉瑙夊緱鏈夊涓ラ噸銆傚彟澶栵紝鍚翠笁妗傝嚜宸变篃鏄竴涓啗浜猴紝浠栭潪甯告竻妤氶儴闃熷湪鏀讳笅涓涓煄姹犲悗浼氬嚭鐜颁竴浜涗粈涔堢姸鍐碉紝灏戞暟鍐涘＋涔樻満鎺虫帬涔熸槸鏈夌殑锛屽喌涓斾粬涔熷苟涓嶅湪涔庨偅鐐瑰浜э紝鍙浠栨垚浜嗗ぇ椤虹殑鏉冭吹锛屾兂瑕佸灏戦兘鍙互瑕佸洖鏉ャ傛墍浠ヨ繖涓棶棰橈紝鐩墠鏉ヨ涓嶄細瀵逛粬浜х敓澶氬ぇ褰卞搷銆?br/>銆銆鍐嶆帴涓嬫潵鐨勯棶棰橈紝鏄張鎺ュ埌浜嗕粬鐖朵翰琚笅鐙辩殑娑堟伅銆傝繖涔熶竴鏍锋湁涓嶅皯璁拌浇锛屽锛氣滆浣胯呰嚦锛岃瘶鐭ヨ琚墽锛岀瑧鏇帮細鏄儊鎴戣筹紝鎴戣嚦鍗抽噴锛屼綍鎮o紒鈥濄婂惔閫嗗彇浜″綍銆嬨備粬杩欎釜鍙嶅簲锛屽瑙傚湴璇村簲璇ヤ篃鏄瘮杈冪鍚堥昏緫鐨勶紝鍐典笖杩欏苟涓嶆槸娌′緷鎹殑涔卞仛鎺ㄦ柇銆傚湪鏄庛佹竻鏉惧北涔嬫垬鍚庯紝鍥犱负鍚磋澶у効瀛愬惔涓夊嚖鍜屽鍏勭澶у绛変竴澶ф壒浜蹭汉闄嶄簡娓咃紝鑰屽惔涓夋鍙堢嫭闀囧叧澶栦妇瓒宠交閲嶏紝鎵浠ュ湪1643骞寸殑鍗佷竴鏈堝崄涓夋棩锛屽惔瑗勫氨琚磭绁互寰″瘒鐨勫悕涔夊緛璋冨叆浜紝涓や釜鏈堜箣鍚庯紝涔熷氨鏄?644骞寸殑鍏冩湀锛屽惔瑗勬墠琚巿浜堜含钀ユ彁鐫g殑瀹樿銆傚姝や竴鏉ワ紝鍚存皬鍏ㄥ涓夊崄鍏彛浜猴紙鍖呮嫭鍚翠笁妗傜殑鍙戝寮犳皬鍜岀埍濡鹃檲鍦嗗渾鍦ㄥ唴锛夛紝閮藉紑濮嬪湪鍖椾含浜捣浜嗘竻绂忥紝瀹炶川涓婅繖灏辨槸鍋氫簡浜鸿川锛堝磭绁崄鍏勾鍗佷竴鏈堝崄涓夋棩鏄庡叺閮ㄥ鎶ュ叿姝や簨锛屼粬涔﹀苟浜戝惔瑗勪簬1644骞村厓鏈堝叆浜湁璇紝搴旀槸鍏冩湀鎺堝畼锛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9）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9） 现在李自成在京师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为避免吴襄逃跑或其他什么状况，干脆把他押起来做了人质，这确实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三桂很重视，唯恐他不降而进行的保障性措施。 但是，第三个问题却是吴三桂的爱妾被抢，这就和前面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情况的出现，不但导致吴三桂完全推倒了自己前面对局势所做的推断，还引出了他另外一些非常不好的判断。 首先抢走爱妾这件事无论从哪方面推断，都不会得出合理的、好的结果。因为误抢是不可能的，李自成既对吴三桂如此重视，已经连续派出了几拨人马来招降，还特意请吴三桂父亲写了信来，而他的头号大将权将军刘宗敏，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却竟然在这个时候抄了吴三桂的家，还拘押拷打他父亲索要钱银，并抢走其爱妾，这些行为是不可能以少数士兵不知道情况而误抢来解释的，这显然说不通。 所以他能得到的结论就只有两个： 一、如顾诚先生所说，吴三桂认为李自成对自己招降是假的，目的是诱骗他入京，彻底剪除自己这股势力。 二、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对他根本不看重，没把他放在眼里，或是认为剪除他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因此李自成和他的部下才如此肆无忌惮地拘押他父亲，抄他家产，抢他爱妾。 吴三桂于是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欺骗、愚弄和侮辱，一向自视很高并拥有诸如“夷夏震慑”、“勇冠三军”等等赞誉的他，终于“冲冠一怒为红颜”，盛怒之下抽刀断案，发出了“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的喝声。 事实上，即使在这个时候，吴三桂也还没有想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他在等待与李自成的谈判，并且也确实派出了人去和李自成谈判。毕竟，老父亲、爱妾还有全家其他三十四口人的性命不是闹着玩的。吴三桂再怎么样，这时还不至于对自己的亲人性命漠视到如此地步，完全不做一点努力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违背了常识。吴三桂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并不是一头不可思议的怪物。 吴三桂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一则当然是怀疑李自成在耍阴谋想消灭自己，并且作为一个军人他也不甘被骗、受辱。其二，可以借机展示自己的实力，让李自成有点忌讳之心。如果李自成确实如唐通等人所说的那样“礼贤”，有混一宇内的胸怀，就该礼敬于他（不过归还家产和爱妾，至多再补偿点官爵和银子而已），以收服各路明军。第三，这样可以把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重镇，还有手中被公认明军中最强的四万雄兵作为强有力的筹码，用来和李自成谈判，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派出使者两人，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书信——也许他真想对抄吴三桂的家这个举动有点补偿和安抚，一起带上的还有四万银两，前往山海关与唐通会合，继续劝降吴三桂。 同时李自成也做了一些应变准备，令白广恩率领约两万人的部队增援唐通，以遏制吴三桂。 事后看来，这一行动也显然是个巨大的失策。对吴三桂问题，李自成虽然有些重视，但还是没能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他把袁督师组建的关宁铁骑，当成了他一路碰到的普通明军来对待，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过于轻率和轻敌。 当时的情况下，正确的解决方式是要么干脆不派部队去，摆出姿态以示自己绝无敌意，表现出招降的诚意。要么就干脆派出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胁迫对方就范。 因为如果派去压制的兵力不足以制住吴三桂，就不能产生巨大的压力胁迫吴三桂俯首，同时又陡然加大了对方的敌意，这等于是狠狠推了吴三桂一把。如果当时由大顺军的大将带着压倒性兵力前去谈判，那么后来的结果，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万一谈判不成，吴三桂根本没时间去招清八旗军入关，也就没了孤注一掷的筹码，再客气一点允诺他父子的待遇不变、归还家产和爱妾，应该有很大把握压制成功，让他乖乖就范。不然的话，就干脆全歼吴三桂所部。 此时吴襄已被李自成从监狱里放出，也给吴三桂带去了金银财帛。可以说，这本应是双方就坡下驴的台阶，是剑拔弩张的两头猛兽之间，细小触须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如果处置得当，是可以做到皆大欢喜的。如果真是这样，历史也许能在这里改变它的进程。 可惜历史不会按我们的愿望去发展，它永远都有自己的轨迹。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自成本人再次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紧接着大顺政权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吴襄的书信和唐通的招降，不但没能让吴三桂安下心来，反而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大顺军的头号大将刘宗敏，对女色极其贪婪。据《甲申纪闻》载，“是日（三月二十一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全祖望的《鲒埼亭集》说，“据杨宛叙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庭闻录》曰，“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己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杨宛、顾寿二人都是和陈圆圆一样艳名远播的名姬，如此等等都证明了这点，尤其刘宗敏为得陈圆圆“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一事，如此事是真，则确实令人发指。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0）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0） 吴三桂派人来谈判时，吴襄虽然被放出了牢狱并优待软禁起来，但在陈圆圆问题的处理上，李自成却犯下了严重错误，再次暴露出他御下不严，或者说是对部下不法行为纵容的态度， “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谕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读书堂西征随笔》。。很显然对刘宗敏的抗命，他显得并不那么太在意，或者是有点无可奈何。其实这是他一贯的问题，也是大顺军的传统。譬如在陕西时，就因为那里是自己家乡，他曾下令严禁烧杀抢掠，甚至有“马腾入苗者斩”的严令，可惜不到一个月就“抄掠如故”。 同时，刘宗敏自三月二十四日起，开始试用新式“夹棍”拷打原明朝降官，在天街先夹杀两人，大顺政权自此日起在北京实行“追赃助饷”政策。这是第二个严重错误。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首日被绑去刘宗敏府内（原田弘遇府）用“夹棍拷打”者就达八百余人，其追索标准是：“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曹千计，勋戚无定数。”相当数量的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第一天被抓的这八百多官员勋戚中以“英国公惨死最酷”《明季北略》。。首日被抓的八百多人中，后来有近五百人死亡，整个“追赃助饷”期间被“拷夹”至死的官吏，最少也有上千人之多。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大顺军将士借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开展，开始掳掠，其影响相当恶劣。 很多记载表明，面对大顺政权作为一个政策在推行的“追赃助饷”和“拷夹”活动，还有大顺军中一部分害群之马的烧杀行为，不少京城官员和家属、商户、百姓陆续开始逃亡，以至于大顺政权采取了连坐制度，一人逃走，十户连坐。于是相当部分在京的明降官和士绅，甚至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感到失望甚至抱有了敌意。 要注意的是，吴三桂所部的辽军将士家属在京者不是少数，此前由吴三桂筹划的三月六日到十一日的宁远军民大撤退中，为保证家属安全，曾经从觉华岛先“雇海船，尽出家口”，不少将士的家眷自海路从天津卫上岸进入京畿安顿。《吴三桂纪略》。 这一系列从北京逃出来的明官吏以及家属、百姓带来的消息，还有吴三桂派往北京的密探们不断送回的情报，都让吴三桂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 吴襄的手下旗鼓官傅海山，也从北京逃出找到了吴三桂，对他说了“京城里的一应大事，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甲申纪事》。。 北京城里发生的这些情况和大顺政权的所作所为，让吴三桂本人和他手下不少关宁将士，以及京畿、山海关地区的不少士绅、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产生了敌意，并且导致他们认为大顺政权不具备真正统治天下的能力。这一情况，可以从山海关一带不少士绅商户知道双方决裂后，对吴三桂部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大力支持这一现象中得到证实，如乡绅、生员佘一元、郭应龙、孟四吉等人，纷纷出钱出人出物，“输助粮饷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察战马一百二十余匹”，吴三桂又从当地百姓中“新募兵数千，尤雄悍”《郭应龙奏本》、《临榆县志》。。 因此，当吴三桂在几天后看到吴襄前后两封口吻截然不同的书信，再联系间中父亲偷送出来说被拷“亟来救父”的一封信，还有傅海山说的“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等等情况，使得他根本无法相信这封信是他父亲的本意。 明明是父亲被拷打甚酷，但这封信中却对自己极尽威胁之口吻。事实上，吴襄的第二封信，也确实可能是大顺宰相牛金星的大作，只是让吴襄抄了一遍而已：“此书本牛金星作，使吴襄书者。”《明季北略》。 这一切，顿时让吴三桂又一次觉得被李自成的大顺朝彻彻底底地愚弄了一回。 于是吴三桂勃然大怒。 他当时的反应，和汉高祖刘邦面对楚霸王项羽以其父亲、妻子要挟一模一样，当着唐通和另外两个大顺朝文武官员的面，破口大骂自己的父亲助逆，声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坚决和他父亲划清界限，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举动，也算是煞费苦心。 四月四日，吴三桂联合山海关一带的士绅乡民，与李自成彻底决裂，于山海关前消灭了前来增援唐通的白广恩部队，并把防线拓展到永平一带。 三月二十日到四月四日，仅仅十六天时间，大顺朝和李自成 “顺应天命”的新朝新君形象，就在北京、吴三桂以及相当部分关、辽军民的心目中彻底倒塌了。 在此先列出山海关大战之前的大事时间表，方便把事件发生的顺序理清楚。 三月十五日，唐通在居庸关写信给吴三桂劝降，并率部属八千人前往山海关。 三月十八日，吴三桂从山海关出发，前往北京。本日北京城破，大顺军举城搜索崇祯、太子，不得。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得知北京被破，驻扎永平一带（距离北京约四百里，距离山海关二百余里）。唐通和大顺军使者带来吴襄第一封信进行招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1）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1） 三月二十一日，刘宗敏抢掠京城妇女，掳数十女人和国公家媳妇。本日己酉午刻，于煤山发现崇祯尸体。未时，发钱二贯买柳木棺，入崇祯，以土块枕之，停东华门外施茶庵。 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和所部将士宣布归顺李自成。本日辛亥，以帝礼改殡崇祯。 三月二十四日，大顺军开始在北京“追赃助饷”，刘宗敏于天街夹杀两人。 三月二十五日，刘宗敏主持的 “拷夹”行动大规模开始，众多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丰润、玉田附近（丰润距离北京三百多里，玉田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从各种渠道得知家产被抄、父亲下狱（一说已死）、爱妾陈圆圆被抢，全军回师山海关，同时派出人员和李自成谈判。 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部队掉头急行军，两天疾驰三百里，击败唐通的八千守军，拿下山海关。这至少是在二十七日深夜甚至是二十八日凌晨发生的事情。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从北京派出使者。 当时，从丰润、玉田一带到北京，最快也要一天时间，因此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在知道后，他从监狱中释放吴襄，并要其写第二封招降信，再调遣白广恩率部增援唐通，大顺军使者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信前往山海关继续招降吴三桂。 在此期间，吴三桂则不断得到密探从北京送来的情报，得知大顺政权在北京四处拷打官员，追索钱财，城内发生掳掠之行为。并获悉刘宗敏拒绝归还陈圆圆。 四月四日，吴三桂杀大顺一名使者，割一名使者双耳，对大顺军发起第二次进攻，在山海关前击败唐通、白广恩的部队，和李自成彻底决裂。 四、形势诡异的山海关大战 从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回师山海关，到四月初四的山海关前的吴军、大顺军的战斗，这期间有九天时间，在这九天内事件的发生时间，是有点模糊的。 由于个人水平和条件的限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我只能把整个事件的发展精确描述到这样的地步：三月二十七日吴军回师攻占山海关，二十九日李自成使者出（到），四月四日吴军于山海关击败唐通、白广恩。 这些资料的记叙不清，表现在无法确认李自成的使者，到底是二十九日自北京出发，还是二十九日已经到了山海关。所以现在只能从时间和空间上去予以推断。 山海关至北京的距离，公路大约是七百余里，骑兵全速行军至少需要三天，而且一天两百多里的行军速度，是骑兵完全不保存战斗力的速度，如果需要马上投入战斗，骑兵一天至多走一百五十里而已。此点可见程本直的《白冤疏》，他在向崇祯说明袁崇焕率领关宁铁骑全速回援北京时的情况道：“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吴三桂能在两天内夺取山海关，一是由于和他同行的山海关总兵高第的部分部队，依然在山海关负责防务；另一原因是他的四万骑、步、火器混合军团迤逦不绝，在永平也驻有他的部队，后队变前队，前锋是自永平进军，距离上就近了很多。 吴军三月二十六日在河北丰润、玉田一带降而复叛，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知道，然后他马上从监狱内放出吴襄，派出使者，这样的话使者有可能于第三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山海关。接着再调动兵马，最快二十八日一早出发，三日后到达目的地，也应该是三十日了，但部队必须全部是骑兵，并且到达后也会因人员、马匹体力消耗过大，导致无法投入战斗。所以合理的情况应该是使者先走，大部队至少在六、七天后才能到，因此白广恩所部大约是在四月二、三日左右，甚至可能是四月四日才抵达山海关，随即于四月四日被以逸待劳的吴三桂击溃。 所以大致的情况是，使者有可能携带书信于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山海关，然后吴三桂留之不表态或者假意同意招降（这点后面会提起，他的部将有此建议），四月四日白广恩部队到达后，双方爆发战斗。 自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四日期间，吴三桂一直都在山海关大量收集北京方面情报，募集物资扩充兵源，考虑怎么应付“冲冠一怒”所带来的恶劣局面。同时，这期间他也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残明势力的消息。事实上，因为河北、河南、山东以及安徽一部基本都在大顺军的控制之下，而残明势力远在淮河以南，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消息。 他和山海关总兵高第两部在就地补充兵员后，总兵力合计大约五万余人，其中包括吴三桂部众里最强悍的掺杂着部分“彝丁突骑”、“蒙古锐丁”的三千多子弟兵。以吴三桂突出的军事才能以及在关外与满蒙八旗抗衡十多年的战争经验，消灭各方面都平庸无奇的唐、白两万人部队，确实易如反掌，但面对随后大顺军必然倾巢出动的局面，他没有必胜的把握。 山海关一地的粮饷、兵员和物资等后勤补充，绝不可能支撑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很长时间，而且山海关一带地形无法机动作战，只能和在宁远一样固守杀敌。但北京所拥有的攻城火器之精良和数量之多，都远不是以前的清可比拟的。况且他弃宁远入卫京师，本就没多带粗重火器，只能依赖山海关原有的防御装备，因此在山海关的守城战役将变得极为艰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2）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2） 另一个极大隐患，是来自关外的世敌——清八旗军。如果他们一旦介入，对山海关进行前后夹攻，那将是个一面倒的灾难性局面。 四月六日，李自成接到使者被杀的消息，开始对吴三桂问题重视起来。 四月十一日，因刘宗敏等人耽于声色，以诸般借口推脱不愿出征，李自成决定亲自出征吴三桂。同时吴三桂与他还在继续谈判，所以他再次派出使者去了山海关。 但是，为消除他出师之后北京可能动荡之隐患，大顺军在西华门外，将已经归顺并交出家产的原明朝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博平侯郭朋振、新建伯王光通、平江伯陈治、清平伯吴遵同、永宁伯张锡等六十多位明朝高级官吏斩首。此举可以看出，大顺军领导集团并不真正具备统治天下的政治素质。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携吴襄、明太子等，率领十万余大军出京，留牛金星、李牟等人留守。 面对大顺军倾巢而出的局面，此刻吴三桂面前的路有两条： 一、率领五万部下与李自成血战到底，为已经消亡的大明壮烈殉国。不过他此前已经归降过了大顺，所以现在即使死了也只是为报私仇而死，恐怕在史书上也不一定会有什么光彩形象。 二、再次归顺李自成，唾面自干，看着刘宗敏等辈“挟沅日事酣宴”，仰仗大顺权贵们的鼻息苟活下去。 当然，如果吴三桂真的又一次归顺了李自成，恐怕马上就要和前来攻打北京的多尔衮来上一场龙争虎斗。这样的话，基本可以肯定必然有些人会说他牺牲小我顾全了民族大义，进而得到一些诸如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顺应潮流等等评语，譬如我记得有位徐姓教授就一直在说尚可喜的降清是与时俱进，因此不是汉奸。 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一千八百年前喝断长坂坡的燕人张飞张翼德，对当时一个名叫秦宜禄的人同样行为，作出了他的个人评价：“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后问了对方一句“随我走乎”？ 不走？ 张飞张大爷抡起了丈八蛇矛，将其一矛撅死了事。 擅长画美人又武勇绝伦的张翼德，此间对待秦宜禄的口气和态度，可说轻蔑已极。《三国志》裴注记曰，秦宜禄系曹操养子秦朗生父：曹公与刘备围吕布於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 又：宜禄归降，以为铚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 显然，无论出于什么理由，这种人都不值得怎么尊敬。献出自己的家室给人，再依附于对方谋取荣华富贵，在汉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伦理观中，无论这样做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基本上都会被指为一个猥琐的人。 即使将其中的荣华富贵换成民族大义，在我看来其间的区别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吴三桂面临的这个问题，是道德和人性的悖论，这是个死循环，无解。 在第一次接获李自成起大军前来弹压叛乱的消息时，吴三桂就曾经一度自觉已无路可走，甚至想自杀了事：“吾忠不成忠，孝不成孝，何颜立天地间乎？有自刎而已！”结果被帐下拦住，参将冯有威等人表示愿意誓死杀敌，并出谋先收下李自成送来的银两用来犒赏士卒，然后再一战灭之。此计为吴三桂所接纳，于是先收下银两，然后大破唐通、白广恩部。《明季北略》。 之后其部将又“有进乞师策者”，如“胡守亮素通满语，乃献借兵之策”，谋士方献廷又献计曰：“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甲申传信录》、《甲申朝事小纪》。 当时看来，这不啻于唯一的自保之策，吴三桂以为然，于是他马上做了三个战略战术上的部署： 一、四月四日击败唐通部队后，在军事上把防御线向西推进到山海关前的石河西及永平一带，建立了两道前沿防线，以加大战术纵深，争取以空间换时间。 二、政治上则提出了具体的投降条件，譬如要面见明太子朱慈烺等等，表示出自己想谈判的诚意，继续去和李自成进行谈判，麻痹李自成，迟滞大顺军的进攻步伐。 三、争取各方舆论支持，立即派人去北京及周边地区煽动北京降臣为崇祯服丧，并散布自己为了替崇祯复仇，已经与清联合要与大顺军决战的谣言，试探各个阶层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反应。 谣言散布出去后，得到的反馈是令吴三桂满意的。李自成虽然不在意这些，但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对联合清这一点也没表现出什么太大的异议，同时对给崇祯复仇的口号表现出了相当的支持，并在京城里掀起了一股反大顺政权的暗潮。北京不少地方都贴出了有“明朝气数未尽，人思效忠”等语的大字报，刘宗敏私杀墙上有帖者几十家，不能禁止。到四月十一日，这种大字报终于贴到了皇城的城墙上。 事实上，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清公然宣布要南下灭明的时候，绝大多数明朝臣子和百姓，包括史可法这样的人，也都还在一致称颂吴三桂的举动。 在四月下旬的山海关之战后，南明弘光朝廷于同年八月加封他为“蓟国公”，并赐银一万两，蟒缎两千匹，同年十月和委任书一起送到了北京。史可法更在《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中尊称他为“吴大将军”、“我大将军吴三桂”等等，同时极为肯定他向清借兵攻击李自成的举动：“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这些赞语，可说评价极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3）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3）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吴三桂的这三个行动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些行动对其后发生的山海关大战，起着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山海关大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 尽管吴三桂最终成了汉奸，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吴三桂都确实是个出色的军人，远比李自成当时的表现来得出色。 吴三桂在经历了愤怒、绝望、犹豫等一系列的心理转折后，开始寻找绝境中的生存之道。 胡守亮、方献廷等人提出的向清借兵的建议，开始让他动心。在进行了一系列的侦察活动后，获得的信息是大部分人对他向清借兵的流言并不怎么反感，并支持其为崇祯复仇，这让吴三桂在绝境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希望，终于决心向清借兵。 大约是在四月八日到十日之间，吴三桂派出了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携带自己要求借兵的第一封书信，前往辽东与清谈判。 在此之前的清，只知道大顺军进逼北京，尚不知道北京被攻陷、崇祯身亡的消息。但多尔衮、范文程、洪承畴等人都已经意识到，大顺军将是他们日后强劲的对手，因此多尔衮已于四月初九日“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合计约十一万人开始南下，准备与大顺军联合攻打北京，或者先于大顺军包围北京。 四月十一日，清军越过辽河，随即接到消息，得知李自成已攻占北京，崇祯身亡。多尔衮面对这个情况开始犹豫起来，但熟知农民军情况的洪承畴极力主张马上入关，与大顺军决战：“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后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 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取道内蒙，走喜峰口、墙子岭一带入关攻打北京，这是清军入侵中原的一贯路线。 四月十五日，杨坤、郭云龙在翁后（今辽宁阜新）遇到多尔衮大军，传达了吴三桂借兵的意图。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立场是相当鲜明的。 他在信中称清为“北朝”，自称“我国”，官职是明朝的“辽东总兵”，并声明是“求助”：“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吴三桂确实不愧为一个具有相当军事、政治才能的统帅。 在这封信里他先说清身份表明立场，以两国之间的谈判为起点，摆明姿态是借兵。然后要求清军从中协、西协入关，也就是当时多尔衮正在行进中的内蒙——喜峰口、墙子岭路线，而不是从山海关入关。这样一来，多尔衮会从西北方向进逼山海关之大顺军和北京城发起进攻，吴三桂则从东北方向开始进攻，大顺军和北京城将遭受他们的前后夹击。 同时吴三桂心里很清楚，历年来就是因为山海关掌握在明军手中，导致清军无法建立一条安全通畅的后勤补给线，而且腹背受敌，所以最后因人力物力消耗过大而被迫撤回关外。因此在击败大顺军、收复北京以后，清军已经是长途奔袭外加大战后的强弩之末，只要山海关掌握在自己手里，清军基本不可能马上在关内长期立足。因此所谓的“裂土以酬”，最多就是把崇祯皇帝已经放弃的辽东让给清而已，实际上这是一句空话。 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借兵之举当然是大喜，但也猜到了吴三桂想让清和大顺鹬蚌相争，他好渔翁得利的借刀杀人之计，外加多尔衮和皇太极两人一直欲得吴三桂而甘心，于是当即回信表示借兵不成问题，但条件却变成要吴三桂降清。又毕竟因吴三桂和清是多年的对头，现在如此轻易地就自己送上门来，他还是很有怀疑的，所以把杨坤留做人质，并命自己妻弟拜然和郭云龙一起去山海关探听情况，同时索要吴三桂答复。他在信中写道：“予闻流寇攻陷京师……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伯虽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随后他下令大军转向，直扑山海关，如此不但不中吴三桂的鹬蚌相争之计，反而以大军直逼山海关背面，一来胁迫吴三桂不得不降，二来等于拿刀顶着吴三桂的后背，让他冲上去先和李自成杀个两败俱伤，然后自己从容收拾残局。 这一年，他们两人的年龄只相差一岁，多尔衮三十二岁，吴三桂三十三岁。两个人都是十六七岁起就开始了性命搏杀的军人生涯，都是二十几岁就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帅。正是一样的精明强悍，两个真正旗鼓相当的老对手再次撞到了一起。 吴三桂一边准备决战，一边继续以假谈判拖延李自成的行动，以等待多尔衮的答复。 为了让李自成确信谈判是真的，他又派出了山海关当地生员刘泰临、李友松、谭邃寰和乡绅黄镇庵、刘台山、高选六人“轻身绐贼”，这六人在三河附近碰到了正在前来的大顺军主力，于是向李自成转达了吴三桂的谈判条件。这一计，极有效地迟滞了大顺军的行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4）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4） 此前吴三桂派去和多尔衮联络的郭云龙，已经带着多尔衮的回信和其妻弟拜然回到山海关。吴三桂于是一面再次派出郭云龙、孙文焕，带自己的第二封书信前往多尔衮处催促他快速进军，一面联合当地士绅准备抵抗大顺军的军事部署。 四月十九日，吴三桂开始做战前政治动员。他先在山海关演武堂（至今尚存），“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四月二十日又在校场“与诸将绅衿歃血同盟，戮力共事”，杀“奸细张有起、张五”祭旗，激励士气，准备和大顺军进行最后的决战。这就是记载中所谓的“南郊誓师”。 同日，也就是二十日，多尔衮率军到达宁远卫辖下的连山（今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县），准备扎营休息，在这里他接到了吴三桂的第二封求援信。 吴三桂因知道多尔衮大军改道东下，自己已经无法阻止，因此退而求其次，要求对方首先要安民，同时不理多尔衮要他投降之事，依然坚持自己的明朝身份，信中大约道：“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关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多尔衮从这封信中知道大顺军已经逼近山海关，颇为着急，万一山海关为大顺军占领，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于是清军开始继续急行军，甚至连饭都不吃，饿着肚子赶路。他军中有两个朝鲜人都分别记载了这个情况，《沈馆录》记载道：“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二十一日……饥过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至关外十五里许，日已昏黑，屯兵不进，一昼夜之间行二百里矣。”《燃藜室记述》则说：“行五日，欲投宿于连山驿，吴三桂又送将官于九王，言贼兵已迫，愿促兵来救，九王闻即发行驰进……翌日又早发到关门外，相距十五里地，一昼夜盖行二百里云，翌日平明驻关外五里地。关门内烟尘涨天，炮声乱动而已。” 四月二十一日晚，清八旗军到达山海关外。 一场三个不同阵营之间，在战场上和庙堂中多方面进行的真正决战，即将开始。 李自成也许是被此前攻陷北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许是过于自大，认为在十几万大军的压力下吴三桂怕了，总之他轻易地相信了吴三桂的“谈判”，致使大顺军主力于四月十三日从北京出发后，十五日到密云，四月十七日才抵达永平，其间足足走了五天时间。 之前在永平，李自成前锋就已经遭遇到了吴三桂的第一道防线，但这条防线基本是乡勇，轻易被击破。因为未见吴军主力，又加上吴三桂派来的六个当地士绅一再声称吴军“愿一见东宫而降”，所以李自成对前锋来报告乡勇拦路的情况并不在意，继续优哉游哉地一路前进，从永平到山海关，大顺军又足足走了四天。 四月二十日，李自成十余万大军方才齐集山海关前十五里的七星寨。 不过即使如此，李自成还是比多尔衮领先一步赶到了山海关。 大顺军第一梯队四万多人，这时早已经在石河西遭遇到了吴三桂布下的第一道防线。 这是由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大约一万人部队和临时招募的乡勇组成的混合军团，装备和战斗力都很差。但在吴三桂率领的部分关宁铁骑和吴三桂亲自指挥下，前后已经与大顺军连续十三战，诸书或云吴军“十三战全胜”，或云“十三战无胜负”、“前后十三战，胜负相当”等等，总之不管胜负到底怎么样，双方势均力敌是肯定的。大顺军前锋一直未能突破这道防线。 至此，吴三桂部署的前两个战略目的都已顺利完成，成功地最大限度延缓了大顺军的进军速度。 李自成在率大军到达后，随即发现吴三桂派去的六名士绅代表企图逃跑，结果这六名代表有五人被杀，其中一名叫高选的身中三箭逃回吴军阵营。再一看前方迎接自己的是吴三桂严阵以待的部队，这时他方才知道自己中计，于是下令全军发起攻击，但这一日大顺军终究没能攻破石河防线。 而吴三桂其实也并未在这道防线上布置他的主力，守营的士兵大多是乡勇。他一直以乡勇和关宁军互相轮换，出阵作战以关宁铁骑出击，防守时则换上乡勇。所以在战斗紧张的时候，关宁军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四月二十一日清晨，李自成先命令吴襄去劝降吴三桂，结果吴三桂以火箭射吴襄左右人，再次示以之前与父亲划清界限之意：“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这一着和吴三桂前次当着大顺军使者的面大骂吴襄一样，还算奏效，使得李自成没有动手杀吴襄，而是把他继续看押在部队中。 随后李自成亲自率大顺军主力发动进攻。双方激战半天没有胜负。到了中午，因为正好是吴三桂调回关宁铁骑吃饭休息，换上乡勇和老弱兵士虚张声势之时，加上大顺军兵力已经形成绝对优势，因此李自成一举攻破石河西防线，高第部队和乡勇们损失惨重，大部溃散。但吴军主力却因此未受到太大损伤，就势撤回了山海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5）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5） 此时吴军部分主力把守着附近的四个卫城，坚守第二道防线，吴三桂本人则带部分主力和那支著名的突击队在山海关前结成大阵，居中策应，同时和大顺军的主力正面搏杀。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关下有四座卫城，东西两个分别叫东罗、西罗，南北叫南翼、北翼，和关城主体、长城、敌楼等防御设施互相呼应，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防御体系。 《明史》说，“自成善攻，汝才善战”，李自成一旦面临战阵，就马上表现他擅长进攻战的优秀战术眼光。 在突破石河防线后，面对山海关关城一带坚固的防御体系，李自成充分发挥自己总兵力占绝对优势的长处，自己率领刘宗敏等人以主力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正面搏杀，同时猛攻西罗、北翼两城，又派出唐通直扑山海关西面三十里的一片石，准备从那里攻破长城防线，以便绕到关外从背后向吴三桂发起攻击，彻底包围吴军，并切断他们的退路。 一片石，又名九门口、九门关，在山脚下沟谷之中有九个水门，《临渝县志》载，“大青河水自关外入，其水分九道而下，今名九门口”，关上建有二十多个敌楼、烽火台、战台等防御工事，在东北方向还有一个小卫城，东西向是二洞城门。一片石在关口和长城前都挖有拒马沟，形势和山海关一样险峻。明万历五年（1577年），被冠以“京东首关”之名。 当日唐通部猛攻一片石，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强，不但防守严密，还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派精锐缒城而下进行侧翼突击，多次击退了大顺军的进攻。 二十一日下午，从北京运来的红夷大炮送到一片石，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大顺军依仗兵力优势不断发起强攻，至深夜，一片石终于被大顺军攻破，残余吴军沿长城退向山海关。 唐通部队在大顺军占领一片石后，马上北出长城，开始向东运动，从一片石方绕向东面的山海关立营，向吴军发起进攻。可惜，此时他和部下在夜色中，没能发现隐藏在十五里外黑夜中的十余万清八旗军。 从唐通率军攻击一片石起，吴三桂就已经知道自己有可能被包围，但却因兵力不足，陷入了苦战。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出来。 这天战斗最激烈的是主战场边上的北翼城，曾一度被大顺军攻破。这里负责的是吴三桂部将副总兵冷允登，他记叙这天的战斗说，“亲王（吴三桂）领兵当锋，派臣守北城。奈此城逼山受敌，贼欲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贼势蜂拥，竟扑边城直上，臣只率亲丁尽力堵战，正在呼吸存亡之间，急请亲王拔兵协剿”，吴三桂听说北翼被攻破，亲自率领突击队赶来增援，击退了已经攻进城内的大顺军，又守住了北翼城。《明清史料》。 与此同时，大顺军的骑兵趁吴三桂不在，从山海关西北方向突破吴三桂本阵，大批大顺军直扑西罗城下，开始攻城。守城吴军以火炮还击，吴三桂本人因已经赶去北翼，所以派出部将赴援，在城下前后夹击大顺军，终于这一面的进攻也被吴三桂部队击退，大顺军这天“不复来战，相持竞日，遂收兵”《临榆县志》。。 东罗城则是吴军向关外撤退的唯一通路，形势也相当吃紧，“危急劳瘁，倍于两城”。但这里因为离主战场最远，所以吴军凭借炮火和火铳、弓箭等远射武器，大量杀伤大顺军，虽然守得极其辛苦，但没有出现失守的危险。 当晚，吴三桂又派出了山海关当地士绅前往关外，告之多尔衮一片石失守，请他马上进军。但多尔衮却奇怪地没有进军，而是全军继续扎营休息。 到四月二十二日晨，多尔衮才移营至山海关两里处的欢喜岭上，把指挥所设在岭上威远台，继续观察吴三桂和大顺军动向。 其实多尔衮虽然已经率大军抵达山海关，但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吴三桂真的会向他借兵。他和吴三桂在关外生死相搏长达十多年，知道这个“小吴总兵”绝不是个善男信女，所以一路上都在担心吴三桂会不会和李自成合谋，想一举诱杀八旗军主力，并吞辽东。多尔衮抵达山海关后，曾经对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说过他的怀疑：“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耳？”《明季北略》。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李自成睡得好不好无法知道，但吴三桂是肯定没睡好，甚至可能压根儿没睡。 从二十一日晚上到二十二日凌晨，他先后派出了三批使者去要求多尔衮进军，路上探子往返相望于道达八次之多。据《临榆县志》载，乡绅佘一元、曹时敏、冯祥聘、吕鸣章、程印古五人被派为代表“出见摄政王于威远台，拜毕，命坐，谕云：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等惊慌。语毕，赐茶，免谢，各服马先回。”多尔衮虽然对他们和颜悦色，并一再保证不扰民，但却没有真的进军，连一个兵都没动。最后他派出了亲信谋士范文臣随使者回去，只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吴三桂剃发面见。 吴三桂知道这一去，就等于低了头，谈起来恐怕处处被动，因此死撑到底，二十一日晚到第二天凌晨这段时间，一直在派使者来回拉锯，而没有去见多尔衮。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6）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6） 二十二日清晨，大顺军从山海关内外同时向吴三桂发起了进攻。吴三桂军被严严实实地全面包围，和清军的联系已经断绝。 战斗开始不久，压力最大的北翼城少数吴军，估计是乡勇，突然开城出降，但旋即被吴三桂挫败。为了击退东面大顺军的进攻，吴军不顾清军就驻扎东面不远处，以大炮向东侧猛烈轰击，以至多尔衮一度误以为吴军是在向清军开火，戒意更浓。 吴三桂看见这样的局面，知道如果再耗下去，必定和周遇吉一样下场，因此终于决定去见多尔衮。 但面对大顺军已经形成的重重包围，他首先要突出包围圈，才能达到两里外的欢喜岭。 吴三桂的手下有支著名的精锐部队，其中掺杂大量的“彝丁突骑”和“蒙古锐丁”。这是他自从军起就专门培养起来的家丁，专事冲锋陷阵。一开始编制为一千人，共二十队，每队五十人，打仗的时候“置签二十支，书领队姓名，插靴筒中。遇信急，受制签呼某，某即领本骑随之，冲突无不利”，再后来扩充为数千人，在关外屡战屡胜无往不利，所以即使在清军中也名声极响，“而彝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望之遁也”《明季北略》。。这两天的恶战中，吴三桂正是率着这支部队四处出击，居中策应，才屡屡扳回危局。 吴三桂当即从中选出一百余人，组成了突击队，在炮火支援下，他率这支卫队突破东侧一万多大顺军的重重包围，冲进了清军大营。 多尔衮此刻还在对刚才的炮击疑惑不定。所以即使是吴三桂到了他的大营，也依然有点怀疑，质问道，“汝约我来，我来何用炮击？三桂曰：非也，闯兵围关三面甚固，又以万骑逾边墙东遏归路，故用炮击之使开，可得间道东出也”《明季北略》。。在身边洪承畴的支持下，多尔衮终于决定出兵。 然而，多尔衮知道，现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正是逼迫吴三桂签订城下之盟的大好时机，如果此时不收服吴三桂，恐怕日后就再无如此之好的机会了。因此他坚决要求吴三桂先归顺清，薙发，他才能出兵：“然无誓盟，不可信。且闯兵众，关内兵几与闯同，必若兵亦薙发殊异之，则我兵与若俱无惮矣。” 事到如今，吴三桂即使再倔强，也抵不住形势比人强，不由他不低头，无奈只得承认自己的窘境：“今兵少固然，薙发亦决胜之道也。” 不过他此刻也不是全然低头，他对多尔衮还击的态度，既表明了他的无奈，也显得并不那么友好，还保留了一点豪气，对多尔衮依然隐含威胁：“然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数千〔万〕。使我有〔多〕万骑，则内不患寇，外犹可以东制辽沈，我何用借兵于若为？”《甲申传信录》。 凭借这一点气势，吴三桂在当时局面很不利，也不知道南明政权状况的情况下，多少为明朝的残余血脉争取到了多尔衮在协议上的保障和尊重：“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不侵犯百姓，不强迫汉人剃发、穿戴清衣冠，清兵不能过黄河等等。 他和多尔衮在威远台上就双方达成的条件，“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归顺了清，成为清的平西王。无论多尔衮以后履约情况如何，至少这时，他在道德上算是给自己有了点交代。 吴三桂终于剃了发，终于投降了清，终于留下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古骂名。 多尔衮在吴三桂答应剃发后，大喜道：“天下入掌中矣。” 当时三方的兵力状况，多尔衮大约十万余人，李自成大约十万余人，吴三桂大约五万余人。重要的是，吴三桂还掌握着山海关关城和四个卫城，他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地理和兵力上的双重压倒性优势，足以重创甚至歼灭对方主力。 李自成、刘宗敏的个人缺陷，一系列决策错误，还有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和糟糕的军纪，生生把山海关轰开了一个十万人都补不了的大窟窿。 其实这个时候山海关已经破了。 多尔衮在吴三桂剃发归降后，马上下令由图赖率军攻击正在攻城的唐通部队，唐通措手不及，前面又有山海关和关宁铁骑拦路，退无可退，全军被歼，仅余一百多骑脱走。山海关的后顾之忧彻底解除。 吴三桂回到关内，按约定命令全军剃发，来不及剃的用白布缠在肩膀上或者背上，以区别于大顺军。清军大将阿济格等率左翼从北水门入关，多铎等率右翼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中门入，至此，清军主力已经入关。 李自成这时已经发现清军的到场。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注释中说：“不少史籍记载清军投入战斗以前，大顺军毫无觉察，等到发现突阵而来的是清军，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这和当时情况不符。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大顺军领导人已来不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兵力付之一掷了。” 其实，清军的十万多大军全都驻扎在山海关两里处的欢喜岭，并没有地形上的遮蔽，哪怕只凭肉眼，也无论如何都不会看不见。 只是此刻的李自成还不能确定清军的动向，也不知道吴三桂已经归顺清军。不过即使知道，他除了孤注一掷外，也不可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因为在这时临阵退却，无疑结果是毁灭性的。尤其在八旗军和关宁铁骑的骑兵面前，更是如此。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7）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7） 他也知道，如果再继续攻城的话，大顺军的伤亡太大，万一清军介入，大顺军很可能会不战自溃。因此他把部队聚集起来，在山海关前从海边到北山一字排开，准备和吴三桂以野战决胜负。此刻，他只有希望清军这次来是想观察双方实力，而不会介入战斗。 不过，李自成对自己的野战技法还是很自信的。 这次战斗，是山海关大战开战以来最激烈也是最残酷的，双方都表现出了极强的战力和悍不畏死的气势。 吴三桂率领全部关宁铁骑列阵山海关西面，今石河西、团练部落一带。他身后的阿济格、多铎部队被关宁军遮挡起来，东边多尔衮的部队则一直延伸到海边。 李自成在野战的技巧和战术上，是相当出色的。《明史》中对他的作战方式，曾作了这样的记载：“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 这种战法，和汉尼拔的战法惊人地一致，如出一辙。但骑兵和己方其他部队在距离极近的情况下佯败诱敌，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溃退，所以需要组织者具备极强的战场控制能力和很高的个人魅力。不过多年来的战斗记录证明，李自成是具备这两点的。 战斗打响后，战场上“炮声如雷，矢集如雨”，吴三桂、吴国贵等为前锋，率领关宁精锐，一马当先杀进了大顺军的“三堵墙”。 吴三桂和关宁军都知道成败在此一举，所以格外勇猛，来往冲杀，虽然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一开始在战斗形势上并没有处于劣势。 惨烈的搏杀，自早上起一直杀到午后。李自成的“三堵墙”战法慢慢地发挥了作用，吴三桂所部因为兵力上绝对劣势，终于开始显露出败相。 吴三桂的四万部队被两倍于己的十万大顺军包围在中间，虽然他左冲右突，多次冲开大顺军的包围圈，但随即又被李自成在庙岗上用旗号指挥机动部队补上缺口，因此始终无法杀出重围。 彭孙贻《流寇志》说：“自成、宗敏知边兵劲，成败决一战，驱众死斗。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多尔衮自开战后一直在冷眼旁观。 他虽然已经进关，但依然没有仅仅因吴三桂剃了发，就彻底相信了吴三桂。剃发并不算什么，如果存心要设计讹他，就是剃个光头，估计吴三桂也不会怎么样。所以他留了一手。进关的清军大约是五万多人，还有一半部队则在山海关城内和关外驻扎守备。万一吴三桂有什么动作，他只要往山海关里一退，就安全了。 不过吴三桂虽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但毕竟他们之间打了十几年的仗，这个人的一切他太熟悉了，多少还有点把握。可对李自成，他则完全不了解，他所知道的全部来自于洪承畴的口述。 多尔衮很清楚北京是个什么样的都城，他自己就曾经两次率大军攻打过北京，都是无功而返。而李自成这回轻而易举地一举拿下了北京，这对他的震动极大，他甚至在怀疑李自成会乘胜攻打辽东。所以在战前，他曾对阿济格等人疑惑道：“吾赏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志不在小，得无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志乎？” 他今天一直迟迟不动手，让吴三桂先行发动攻击，实是一举数得之计。万一变生不测，吴、李二人也实力有所折扣，自己不至于全军尽墨，还可以“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觇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明季北略》。。 现在，仗已经打了半天，他想要知道的，也都知道了。因此当他发现吴三桂的部队开始呈现败相时，他立刻决定全军出击，如果吴军真的被击溃，对他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清军终于出击了。 列阵在关宁军背后的阿济格、多铎，至少拥有两万骑兵。他们从吴军西面绕出，向大顺军侧翼发起了攻击。 也许历史真是由无数巧合组成的。此时在山海关地区，突然自西向东刮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飞沙走石，遮天盖日——沙尘暴。 大顺军处在下风，在迎面而来的风沙剧烈扑击下，连眼睛都无法睁开，更不要说战斗了，一时乱成一团纷纷后退，战斗力急剧降低，几乎处于无法还手的状态。 但清军却是顺风而来，战斗力不但完全不受影响，还因顺风使得弓箭的射程大大增加。密集的箭矢犹如雨点一般落向大顺军，随后骑兵冲进了大顺军阵。瞬间，大顺军阵尾就被彻底击溃。 李自成在庙岗听见西面战场突然杀声震天，转身一看，只见无数骑兵“戴缨帽如万朵红云，风卷而西”，“白标兵二队，绕出其后，如发风潮涌，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他身边人急忙对他道：“此非吴兵，必东虏也。上位宜急避之。”李自成顿时跌足叹道：“三桂真挟北兵来耶！”二话不说，转身策马离开了战场。《明季北略》、《烈皇小识》。 李自成的率先撤退，致使大顺军军中无主，失去了指挥。 而战场上因清军的介入，兵力对比是十万对十万，还不算关上的五万清军。大顺军的兵力优势不但彻底消失，还转变为劣势。两万多清军骑兵和四万吴军对大顺军形成了里外夹击，加上多尔衮率领的三万多预备队适时发起总攻，大顺军全军溃散，头号大将刘宗敏身负重伤。大批大顺军部队被清、吴联军压向东面，但东面尽头是老龙头的海面，再无退路，跑到这里的大顺军沿着海边继续溃退，或被杀，或溺死，几乎全部身亡，清、吴联军一直追杀到四十里外方才收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8）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8） 李自成在这次战役中撤退得很突然，其表现极不负责。大顺军此役败得如此之惨，伤亡如此巨大，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按说他的战场经验相当丰富，不会如此轻易就弃军逃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自清军到达后，他就一直在忧虑清军的介入，但因为已经没了退却的可能，所以只能孤注一掷赌一把。因此当他发现清军真的介入了战斗，自己在兵力上已经处于绝对劣势，并且清军一出手就击溃了大顺军的侧翼，和吴军对大顺军形成夹击之势，另外他也很清楚大顺军已经连续激战两天一夜，疲惫不堪，战斗力大不如对方的生力军，所以立刻彻底失去了战胜对手的信心，话一说完便转身奔回了北京。 山海关一役，李自成率领的东路大顺军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再战的能力。但具体的伤亡人数，没有明确记载。只是有不少记载说此役大顺军步兵几乎被全歼，骑兵伤亡过半。这个说法似乎比较可信。骑兵速度快，撤退较为快捷，可以很快撤出战场。而大顺军步兵本已激战了两天一夜，又被刚加入的生力军——清的两万骑兵所包抄，加上吴军和多尔衮主力的合击，确实很难逃出生天。 这次战役中死亡的双方士兵遗骸，甚至在三年后还依然可以看见，足见死亡人数之多。参与了这场战斗的当地乡绅佘一元在他的《石河西义冢记》中记道：“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前面提到在清军营中的朝鲜人于《燃藜室记述》中道，当天傍晚，“战场皆空，积尸相枕于旷野之间，贼从城东海边而走，为追兵所掩，溺水死者不可胜数……翌日，九王下令军中勿侵百姓，吴三桂以下，皆剃发胡服，率数万兵与清兵一时向西”。 五、山海关之战和大顺失败、神州易手 山海关之战的代价是惨重的。 但山海关大战的代价，绝不是神州无复汉衣冠，也不是大顺政权的失败。因为即使吴三桂不降清，即使没有山海关大战，大顺政权在南明和清的夹击下，也迟早会失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不少人把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首先归结于部分领导人以及部队在进北京后开始腐化变质，这么说其实不是很确切。 大顺政权的失败，应该说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确实大顺政权中有部分人开始出现变化，有腐化现象。二、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却还没有彻底变质，这两者合并起来，才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彻底变质了，也许就不会失败了。 大顺军入北京后，腐化不是人人都有，大顺军中还有如李岩、宋献策、顾君恩等不少很清醒的将领和幕僚存在。在四月八日后，李自成也从部下的反映中，开始意识到“追赃助饷”政策的危害，于是下令停止。 但不管在什么朝代，一旦这些抢劫、破坏或类似的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并被推广成为一项“运动”以后，马上会进入一种失控的无序状态，绝无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制止。即使是发起者也一样不能。这一点，从古代到现代被证明了无数次，一个没什么根基的大顺朝更是当然不可能例外。 这些腐化行为最大的问题，是直接损害了大顺政权在基层百姓中的形象。李自成农民军的主力构成是饥民和流民，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在灾区以及被明朝财政制度、贪官污吏们盘剥得无法生活的西北、西南等农村，“闯王来了不纳粮”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而在如北京、开封、济南等这样大、中型城市中，以及再南方一点的大片工商业极其发达的城镇里，百姓大多是有家室的市民，虽然同是处在社会底层，但和李自成的西北农民军有着极大不同。明末在南方地区未有如西北、西南等地一样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是一个例证。对这些自耕农、工商业者、士绅们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而不是满街抓人拷打索取财物（即使对象是官僚），随意斩杀官绅士民的政府。 而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又极大地损害了处于上层的官僚地主集团及中层的工商业者的利益，于是大顺政权的腐化行为和“追赃助饷”政策合并在一起，就得罪了城市中的各个阶层和原明朝官僚集团。虽然在初期，有不少明官吏归顺和争相要求大顺政权录用，但随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展开，相当多的人开始忐忑不安乃至畏惧、抵触、反对，最后是反叛和抵抗。 一个政府没有最基本的立国之本——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而是靠“劫富济贫”这么一种近似抢劫的形式，来维持庞大的财政和军费开支，显然是不具备统治天下的政治可能的。虽然大顺军有部分财政记录保留下来，但如顾诚先生所说，那正是一份追赃助饷的记录说明： 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9）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19） 由此可见，大顺政权从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也没有试图建立过。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李自成的东进速度过快，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和政治方针、政策准备的情况下，就占领了明帝国首都，摧毁了原有的国家机器。 虽然大顺政权在西安就建立和任命了各个部门及官吏，但那只是一种革命成功后的标志性举动和利益分配，并没有真正进入过国家机器的运作轨道。同时大顺政权录用的明朝中央机构官吏极少，地方官吏则是以没有出仕过的士人为主，明朝官吏也一样录用得极少，看李自成等人对待吴三桂、陈演、魏藻德等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大顺政权不能在收服他们后妥善安抚并使用明朝的文武官僚集团。这一政策客观上造成了整个大顺政权从上到下都缺乏有经验、有能力运作国家机器的高、中级官吏。 因此，当李自成和刘宗敏等人进入北京，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时，整个大顺领导集团根本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使它们正常运转起来，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它们尽快正常工作，而不是继续破坏这部机器。 大顺农民军始终没能从农民起义这个角色中成功转型。他们虽然摧毁了旧有统治集团，但却没能由农民军最后“蜕化变质”成为新的统治集团。可只要他们一日不完成这个“质变”，就一日不具备重建新秩序的可能，而只能担负摧毁原有秩序的任务，所以他们占领北京后依然停留在摧毁阶段，没有进入建设阶段。 因此，无论山海关之战的结果如何，都只能影响大顺政权的消亡速度，而不会改变其失败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山海关大战之后，大顺军光是在山、陕境内的兵力，依然还数倍于清军事集团。所以这一战也根本谈不上是影响双方兵力对比的真正决战，而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 也许有人会说，大顺政权在立稳脚跟后，自然会开始建立专政机器。 但可以预见的情况却是，大顺政权在进入北京后，马上要面临北方迅速崛起、正处在鼎盛时期的清军事集团倾国而来的猛烈攻击，同时要应付南方残明势力的进攻，陷入被两面夹击的境地。且不说在甲申四月间残明势力就已经准备北上勤王，就是在清开始侵占河南、山东等地的潼关大战期间，史可法在没有事先和清军达成联盟协议的情况下，照样派遣他手下四镇中最有战斗力的高杰兵团北上准备进逼潼关，单方面配合清军进剿大顺军，而不是抗击清军。所以，先不说大顺集团会不会有这个思想意识去建立国家机器，即使有，他们有没有这个时间去考虑、建立、实施依然都是很大的问题，而能不能建设成功则更是一个充满无数巨大变数的假设。而且，历史也无法假设，我们不能越过大顺朝几乎没有可能建立完整的国家机器这一过程，去假设他们如果建立起来后会怎么样。 另外，山海关之战的结果，也不影响清军事集团进入中原地区这一最后结果，能影响的也只仅仅是他们进入的速度。 清军事集团在知道大顺军东进时，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对手将是大顺政权。面对这个情况，范文程、洪承畴这两位政治经验极其丰富，在明、清两朝都是首屈一指的文武能臣，已经和多尔衮制定了与清军事集团以往入关时截然相反的政治方针和各项政策。 甲申四月初，范文程上疏制定了此次出兵的各项大的方针政策：“今日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以传檄定也。河北一定，移各官吏妻室，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则见闻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当于长城以西，择坚城屯兵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洪承畴在知道大顺攻占北京后，在入关后的政策上再次重复了范文程的意见：“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乃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 然后他又依据和大顺军作战的军事经验，提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意见。事实证明，洪承畴的意见是极其正确的，而他对大顺军反应的预料也非常准确，确实可称“知己知彼”。 清军入关后，李自成确实如洪承畴所说那样，“今得京城，财足气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罄府库而遁”。实际上，在李自成还没有决定讨伐吴三桂之时，就已经在熔铸金、银，准备运往西安；而后在西撤时，也真的先搜刮府库并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在大顺军西撤后，多尔衮利用吴三桂全家被杀复仇心切的心理，命他与谭泰等人率军穷追猛打。李自成沿路不断丢弃财物，一面减轻负担，一面想以此减缓吴三桂的追击速度。但吴三桂部队不顾财物而急追不舍，追击中两战两胜，斩谷可成，伤李自成、左光先等。大顺军节节败退，一路奔回陕西。这个状况，甚至包括应该截取李自成从北京带走的财物等等，都早就落入了洪承畴的精确计算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20）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20） 贼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逆恶不得除，财物无所获，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追剿，倘仍据京城，则扑灭更易。 在洪承畴和多尔衮的计划中，原本就是要走喜峰口、墙子岭的老路线进军蓟州、密云，然后直捣北京。这是条清上下都极熟悉的老路，从一开始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要走山海关。 所以不管山海关在谁手里，清都一样会入关攻打北京。同时，如果没有发生吴三桂叛乱事件，山海关也仅仅只有唐通的八千人马，简直不堪一击，更构不成障碍。关于这一点，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的阐述： 从他（李自成）下令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同黎玉田一道远征四川来看，证明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冤无仇，可以相安无事。也许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他既不派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又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和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召吴三桂本人入见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联系到李自成命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让吴三桂率部执行南下之类的任务），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 真想要拦住清入关，除非调取河南等地的大顺军入京畿，然后招降吴三桂后，利用他和大顺军主力一起，与清在北京一带决战。成败先不论，这还仅只是军事上的假设。事实是要拦住清入关，绝不是仅靠军事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政治问题更可以决定各利益集团和军事力量的忠诚度。这一点，从吴三桂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前以及战斗过程中的政治角力就可以看出来——北京以及山海关地区的官民士绅，几乎全站在了吴三桂一方。 同样，清在入关后，也马上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举动： 五月，辛丑，徵明前大学士冯铨，铨闻命即至。保定副将王应登向清陈七事：一曰立纲纪，二曰在贤良，三曰靖遗寇，四曰申招抚，五曰和兵民，六曰重农务，七曰惩贪婪。 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上言：“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僚条奏，并各院部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院部，所以防微杜渐。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摄政王从之。 御史曹溶陈六事：一定官制，二议国用，三戢官兵，四散土寇，五广收糴，六通煤运。下所司。 给事中刘昌陈十事：立规模，储庙算，推诚心，集群策，施实惠，定经赋，审官制，颁俸禄，明等威，重守令……顺天巡按柳寅东言：“近见陛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摄政王报曰：“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顺天巡抚宋权献治平三策：一请议崇祯庙号，一禁革加派弊政，一广罗贤才。摄政王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 七月……修政历法汤若望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及舆地屏图，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从之。天津总督骆养性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止征正额并火耗。睿亲王报曰：“官吏犯赃，审实论斩，前谕甚明。所启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宜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即以犯赃论罪。”《东华录》。 清政权在入关后，不但马上袭用明官，连大顺官吏都一样录用，甚至在无法定核官阶时，对归顺者有意识地依照高的标准任用。并立刻组建了政府各职能部门，从官制到治安，从官吏选拔和考核，从赋税财政到运输、物资生产，从祭祀前明皇帝到厉行廉政以收服人心，甚至天文历法的制定和统一，都一应俱全。 这一切不仅是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议既出，立刻全面实施，有未及议定条例者，就先依照明律去实施。这和大顺政权入京的政治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间差异有如天壤之别。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清朝统治者任用范文程、洪承畴、冯铨这些名重才高的汉官以及大量原明朝高、中、低级官吏，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他们治理及运作国家机器能力的这个政策，是相当明智的。这对入关后稳定和建立清皇朝，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大顺和清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兴亡之兆，由此一眼便知，再无需多言。 明清换代，其中的兴盛衰亡、功过是非，绝不是抓住一个吴三桂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吴三桂虽然最后做了汉奸，但却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他此前抗清的功绩和突出的个人能力，也不能因此简单地把他定为神州无复汉衣冠和大顺政权消亡的罪魁祸首。山海关之战虽然后果严重，但还没有严重到因为这一战就影响了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兴亡。吴三桂一个人还挑不起如此重大的担子，更不用说陈圆圆了。 事实是，当时的大顺、南明、清各自采用的政治方针和各方面的策略，对最后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山海关之战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因为吴三桂导致神州易手这种说法，更无疑是在推卸责任，是试图让吴三桂一人去扛起江山兴亡的绝大部分责任，从而掩盖了各方的得失，使得历史和历史人物都简单化、符号化，是一种不思反省极不负责的说法。 其实，明、清更替这一易代之变，甚至一直影响到了今日。借用一句顾诚先生的话，就是“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句话，意味深长，使人读之无法不起敬仰之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1）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1） ——自阮、魏争吏垣事看天启四年东林党祸及明季东林党之失　　阮大铖，安徽怀宁人，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其人髯须，民间又称“阮胡子”，极具才华，是明季著名的才子。他曾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与东林烈士左光斗居同里，故其早年也是东林少年。 崇祯初“钦定逆案”时，他列名“逆案”。 阮大铖品格之不足道，史有定评，无须多言。但这与他是不是阉党，又是否参与了阉党奸谋却是两回事。 据《明史》本传记，天启四年（1624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按序应是阮大铖当迁，左光斗遂招其前来上任。东林骁将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以“察典”将近，即将与齐、浙、楚三党及魏忠贤展开大战，而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斗争中东林损失颇大，是以欲任用序列其后、但更近东林核心的魏大中以增加战斗力，于是欲将阮大铖补去工科，由此导致阮大铖与东林结怨，改而去走魏忠贤的门路。 对此，有“归奇顾（炎武）怪”之称的归庄曾点评道：“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归庄集》卷十。 披阅诸书所记，阮大铖当时并无实质性的助阉党之劣迹，基本只为求官而已。而求官此种行径，盖为明季官场之常事，就是东林一脉亦甚精通，且所谋官职之大、涉及面之广几近匪夷所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前首辅周延儒之再次被召复登首辅之位，便是复社领袖张溥合朝野两年之力，勾结“逆案”要犯魏家阁老冯铨，以白银六万两（一说二十万两）买通太监与田贵妃运作的结果。这其中，也有阮大铖贡献的一万两银子和气力。文秉《烈皇小识》卷七：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宜兴（周延儒）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州（铨）也；奔走而灵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 周同谷《霜猿集》诗注：“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所谓要津，宦官宫妾而已。假吴昌时以通内，遂得奄人为内主，而绣鞋得附田妃之足矣。”孟森先生校记云，有一本于“鸠金”下有“二十万两”四字。 夏允彝《幸存录》、陆世仪《复社纪略》等诸书亦有相关记载。而周延儒需要接受的条件，则是大量起用东林一脉，将他们送上指定的职位。 阮大铖得官后，又畏被东林围攻，随即辞官归乡，次年被召回任太常少卿，数月后又乞归，是以在朝时间极短，而观诸记载，如《明史》所记之“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栩栩自矜……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云云，俱为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语，难以为实据。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论及此事时就道： 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 话说回来，即便《明史》字字确实，这了不起也只是失其当得后的泄愤之语，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恶行。如果这种言行就要列入“逆案”，只怕当时朝中的大臣要去掉一大半。阮大铖之所以名列“逆案”的真正原因，诚如顾诚先生所言，是其在崇祯初再次得罪了东林党人。 魏忠贤被崇祯击垮后，阮大铖当然明白魏忠贤集团肯定是完了，可他对天启朝“党争”之来龙去脉甚为清楚，而崇祯是否会因此对“党争”各集团一并打击，却一时间吃不准。于是他写了两封疏，其中一份独攻魏忠贤集团，一封则叫《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写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整个党争过程，并攻东林党和魏忠贤集团的党争，他将两书送到北京友人杨维垣处，要杨维垣看大势所趋而递交其中合适的一封。谁知有所谓交友不慎，杨维垣恰好正在指责东林与魏忠贤集团同为邪党，与编修倪元璐互攻，一见此疏自然喜出望外，于是选了能帮自己忙的《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呈上。 结果自然是满朝舆论大哗。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当时朝中之东林几为魏氏一扫而空，崇祯继位后扑杀魏党，东林诸公均寄希望于藉崇祯之力东山再起，在此关键时刻，本系东林一脉的阮大铖却指控东林集团和魏忠贤集团同是通内乱国的党争派系。若阮氏此疏得用，则非但大批在野东林人士仕途复起之望就此断绝，就是在朝孑遗者亦处于随时获罪的境地，而东林党孜孜以求的重掌大局之念就更别提了，势必全盘覆灭。是以东林诸君其时对阮大铖之切齿，犹过于阉党，以致对其孜孜不倦攻杀十七年，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2）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2） 阮疏上后，朝野东林党人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最后在魏大中之子魏学濂的指控下，虽然查无实据，但刚起用为光禄卿的阮大铖，依然被以“阴行赞导”的罪名被定入“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均废斥在野。 这就是阮大铖名列逆案的大致过程。其实撇开人品不论，阮大铖之名列“逆案”，实在是很有些冤枉的。 阮大铖获罪闲住后，郁郁不得志，先后组建过“中江文社”、“群社”，颇曾以诗文会友。明末史学、文学家张岱在携三位友人去南京祖堂山拜访他时，就曾对他的际遇有“圆海被谤山居”之叹张岱《琅嬛文集》，《阮圆海祖堂留宿》二首之一：剧谈中夜渴，瀹茗试松萝。泉汲虎跑井，书雠豕渡河。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原注：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嘲）。边警终紫虑，尊前费揣摩。，以为其名挂“逆案”实属被“谤”；而陈子龙的弟子、抗清义士夏完淳则更为直接，干脆将此称之为“奇祸”、“枉案”： 阮圆海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指阮大铖获罪之《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云乎。夏完淳：《续幸存录》。 夏完淳的话说得很难听，但一针见血说出了关节所在。通内便是通内，不会因为你交结的太监人品好坏而改变其通内性质。在他看来，若是指阮大铖与魏忠贤来往是“阿珰”，那么你杨涟、左光斗等人交结王安，也一样是“阿珰”、“通内”，你又凭什么去反驳阮大铖《七年合算》一疏的指责？ 在后来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南中《防乱公揭》一案期间，陈贞慧、黄宗羲等人指控阮大铖最主要的罪状，依然继续沿用他陷害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一说，并引魏大中之子魏学濂之说以为言，指学濂“父兄死于怀宁（阮大铖）”冒襄：《同人集·往昔行跋》。。 据《明史》及诸书记载，阮大铖因和魏大中争夺吏科都给事中之职，与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产生矛盾，是在天启四年春；同年六月，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获罪被削职，是冬十一月。 《阮大铖本传》记其在天启四年春争得吏科都给事中之职后，上任不到一月就辞官急归乡里，此后魏大中补入吏部，一直到杨、左诸人下狱死后，阮大铖才被复召为太常少卿至北京，上任数月旋即又去官。 事实上，阮大铖大约在天启四年春三月前后只上任了没几天，就辞职离京返回了安徽老家。而杨、左等六君子于天启五年三月入罪，六月方全部到狱，因此阮大铖到京最早也是天启五年三月后，当在四月。也就是说，天启四年春到五年四月这至少一年的时间段内，阮大铖居家不在北京。 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以二十四大罪攻魏忠贤时，东林诸君纷纷助阵，并带动朝野群起响应，至于国子监师生千余人一起声援上疏，魏忠贤的境地一度颇为危险，甚至要率数百披甲太监才敢奉天启上朝，双方一斗就是近半年，期间谁也无必胜之把握，形势极为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身在北京的官吏们都未必看得清形势，要说阮大铖一介辞职回乡的闲人，身在安徽却参与了北京如此重大而又形势不明的朝廷争斗，并选择附应魏忠贤陷害杨、左等东林魁首，以阮大铖之心思机巧，还有当时全靠脚力的落后的通信、交通水准，此说恐怕甚难令人信服。且魏忠贤之必杀杨、左等人，实为魏、崔等人自身夙愿，盖因杨、左诸君攻杀太厉之故，说远在安徽的阮大铖于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乃至于魏大中父子死于阮大铖之手，不免过于拔高阮大铖之作用，迹近儿戏。 而阮大铖在崇祯初获罪归乡闲住，组建“中江文社”时皖中名士一时响应，此也可见其当时阉党名声不显，当无实质性的劣迹曝光，复社名士钱秉镫亦曾加入其中，后于崇祯五年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劝出。弘光年间，钱秉镫为躲避阮大铖对东林一脉的迫害，逃往吴江避难。钱秉镫是桐城人，其时和阮大铖来往颇多，他在《皖髯事实》中就说，在杨、左等人被害之后，“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诩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 《明史》盖出黄宗羲弟子万斯同之底本，而独采其诩诩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意，曰六君子死后大铖“对客栩栩自矜”，却隐去了钱氏随后“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之解，无非是因阮大铖在崇祯初指责东林与魏氏一样通内乱国，弘光时又对东林、复社中人大加迫害，故特欲以此揣测之语重其罪，后遂为一时众口铄金之词。其实此等指证，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耳，实为莫须有之手法。 阮大铖和魏大中争官产生矛盾，之后对东林诸君及魏大中口出怨愤之言，属情理之中，当是不错的；但是说他参与陷害六君子，害死魏大中云云，则实为子虚乌有之言，故崇祯初年他因《七年合算》疏被东林党群起而攻之后，也只能以“阴行赞导”这等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语定罪。说其为“阉党”分子云云，无非是他的求官之举或可有迹，却也是查无实据之名。是以顾诚先生说“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实为持论中正之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3）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3） 此外，阮大铖在弘光朝时，曾说他当时名列魏忠贤等人要对付的东林党人名录《点将传》中，以此为自己辩护，来证明他并非阉党分子。 《明史·阉党列传》中，有王绍徽者，于泰昌时“被劾引疾，寻以拾遗罢”，天启二年又为魏大中弹劾去职，到天启四年冬十一月魏忠贤逐去左光斗后，才召其代为左佥都御史，之后一路高升，次年六月进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书。其传中道： （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 既曰其被“忠贤首用居要地”，又云其献《点将录》之后“益为忠贤所喜”，一个“益”字，可见《点将录》当成于王绍徽代为左佥都御史后，即至少是天启四年十一月之后。 魏忠贤对《点将录》、《同志录》这几份名录是相当重视的，每天都要照此名单来决定是否干涉各部官员的升迁贬黜： 凡有字贴及《点将录》、《同志录》、《天鉴录》，俱将原本付（李）朝钦收掌，而（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亦各命照抄小楷折子，藏于袖中。每日晨，齐赴逆贤直房，按名回话，今日升官本内有无折子姓名？参官本内有无札子姓名？面回简举，罔敢异同。刘若愚：《酌中志》卷十。 然而，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阮大铖恰恰就名列这份《点将录》之中： 大铖名在《点将录》，号“没遮拦”。而闵人周之夔，亦注名《复社第一集》，阮露刃以杀东林，周反戈以攻复社。 由清永瑢、纪昀等编纂的《四库总目提要》中，于《东林点将录》条下则云： 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王绍徽撰……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乙丑於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又称许其孝、陈保泰、杨茂春、郭巩四人后列逆案，不知何以厕名？或作此书时，四人尚未附忠贤耶。阎若璩《潜邱札记》亦有《与王宏撰书》曰：“顷闻《点将录》果出贵乡王绍徽手否，先生以此书实出阮大铖。王偶失阉欢，谋所以解之术于阮。阮授以此书，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细思之，殊不然。儿时读《点将录》，记没遮拦穆弘乃大铖，岂有自作此《录》而窜入己姓名者”云云，则当时已传闻异辞。然崇祯钦定逆案，以此《录》属之绍徽，于时公论方明，谅非诬蔑，《明史》本传亦以此书属绍徽。然则辗转传写，虽或有窜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 朱彝尊是清初词坛“浙西派”代表，擅文擅考据，嗣父朱茂晖是“复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其生父在“防乱公揭”一案中以“不宜过激”为由未参与其事，但也是当事人之一。阎若璩则是有清一代考据大家，又目黄宗羲、顾炎武等为“十四圣人”，因此朱、阎二人均无由得为阮大铖粉饰掩过。而二人均言《点将录》有阮大铖之名，此事非为孤证，又都同列“没遮拦”一号，则更非巧合，此说当属可信。 但文秉所撰的《先拔志始》中却有不同说法。他说王绍徽造的是《同志录》，《点将录》为韩敬所造，后又补充道：“《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而《同志录》未见抄传，或是韩敬因绍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在其所附的《点将录》中，“没遮拦”号下为“吏科给事中刘宏化”。同时，他和顾炎武两人都说《点将录》上没有阮大铖之名，认为此纯系阮大铖捏造事实为自己辩护。 不过，纪昀等人对《点将录》作者之考辨甚为有理。自天启四年末到崇祯钦定逆案，时间跨度往长里算也不过区区五年而已，且逆案所涉者大，因此《点将录》“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在定这本书的作者罪时，肯定不会搞错，“谅非诬蔑”。文秉所说的“《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这个“旧传”才是正确的，而后来各种说法当为讹传，乃至于把《点将》、《同志》两录作者全都搞错，将崔呈秀的《同志录》说成王绍徽所造。文秉所见之《点将录》，当是后来“各以恩怨为增损”之本。 自天启四年六月到十一月，东林、阉党双方的缠斗长达五个月之久，王绍徽又甚为魏忠贤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阉党”集团的紧密人物之一。如果说魏大中等人在天启四年十一月后之被罪及次年被杀有阮大铖参与的话，则其早已与魏忠贤等人为一党，王绍徽没理由不知道杨、左、魏等人被罪有阮大铖的功劳，即使上任之前不知，上任之后也断无理由不知。而《点将录》恰恰是在杨、左、魏等人获罪去职，王绍徽上任之后才作成献与魏忠贤的，若其时阮大铖果有附魏事，则其中断不当有阮大铖之名。 又，阮大铖一心只为个“官”字，所谓“有官万事足”，若谓其能于乡里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诸君子，其消息之灵、传递之速既然一至于斯，又何至于在东林败势已成、魏忠贤得势开始大肆报复东林诸君时，居然让自己名列要被“按名黜汰”的《点将录》？更不会在崇祯初因为不明京中斗争形势而写两份疏让杨维垣择一呈之而导致自己被列入逆案，此益可证其于家设谋构陷左、魏之说不实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4）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4） 由《点将录》之事可见，即使在天启四年十一月王绍徽上任后，魏忠贤集团也还是将阮大铖目为东林党人的。 至于余以为文秉所见《点将录》为后来增损之本，除前所云之外的另一理由，便是其中记载的“没遮拦”为“刘宏化”一条。按《明史·左光斗本传》云： 明年（天启四年）二月拜左佥都御史……光斗与给事中阮大铖同里，招之入京，会吏科都给事中缺，当迁者，首周士朴，次大铖，次大中。 此处说吏部补缺首序为周士朴，次阮大铖，次魏大中，但依《魏廓园先生自谱》记载，补吏部缺的首序者为刘弘化，推升周士朴之事又另有他说。魏大中就是此事件的当事人，他关于这点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 是岁之二月，吏垣都谏程芸阁（程注）当升，序属刘弘化。弘化于冬间即微以艰闻矣，序当属予，而某不便予之居斯地也，且讳刘之丧，急贻书予阮大铖，令急来，时阮移病未半年也。阮资虽在予前，而尚为右给事中。阮至而程始升，升后复以补刘；补刘之后，阮转左，尚未以刘之丧闻，而予不觉也。会江北铨司缺，某意属何（原文残缺），阮意属曹履吉，公论以属宿望程我旋，程后徐当补何。而阮于某格格也。则又倏而推升周士朴，出工垣缺以待阮，阮大恨，急图于故所结兄弟傅继教，嗾弗下。而某又阴御，以为是予欲之，而予弗闻，阮故弗善予。 此处的这个“某”是谁，魏大中在前后文里一直没明说，但依照上下文来看，应该是书招阮大铖的左光斗。 而在李逊之的《三朝野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吏科都程注于二月中俸满当升，其缺序当属刘宏化，次阮大铖，次魏大中。阮方告假省亲，刘亦奉差在外，且传丁艰矣。阮因不待假满，先期入京以待，时工科周士朴亦当升任，部先推之。而阮疑以工科缺待彼，遂通于内，格升士朴疏不下，盖亦方以疏参织监取忌中珰也。 文秉的《先拔志始》则说： 甲子吏科都缺，序应属刘宏化，其次阮大铖，又次魏大中。 钱秉镫于《皖髯事实》中亦曰： 会吏掌科缺，以次应补者江西刘弘化，在籍有丁忧信；后资夫踰大铖，大铖亦方假回。左时已转佥院，急招入京。 以此几则记载论，首序者为刘弘化都无疑义，而则魏大中补缺之序则当在阮之后。至于书有“宏化”者，似应为后世避清高宗弘历名讳而易之，盖其时科道言官有“刘弘化”而无“刘宏化”者也。刘弘化，长沙攸县人邹华享《湖南家谱解读》：攸县人刘弘化，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累迁至南京大理寺卿。，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亦东林骁将，先因护熊廷弼获严谴，后又与御史方大任等上书交攻魏忠贤和郭巩，为魏忠贤等人所忌，指使刘徽污蔑其与毛士龙、樊尚燝、房可壮等纳熊廷弼贿，遭削籍。按眉史氏（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载，“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进后学为务。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湖广则梅之焕、刘弘化、沈维炳、李应魁等”，其中所述刘弘化籍贯与现有资料相符，钱秉镫说刘弘化为江西人，当属误传。 刘、阮二人俱在吏部，阮大铖补缺后为吏部掌科，职位已高于刘弘化，加上他是东林魁首高攀龙门生，与左光斗是同里又关系颇好，名列《点将录》“没遮拦”之号也在情理之中。至于他本所记“没遮拦”为刘弘化者，应是在阮大铖被指阉党以后，为抄写人径自划出，代之以同在吏部与他职位相仿佛的东林党人刘弘化，故应为阮大铖“附逆”广为人知以后的增损之本。盖无在阮大铖“附逆”事众所周知后，还会有人将其刻意替换刘弘化写入《点将录》之理。 按上述之辨考，弘光年间阮大铖上疏辩冤说自己名列《点将录》，而文秉指斥是其企图脱罪诡辩之语云云，还真是冤枉了阮大铖。 阮大铖和魏大中争职吏垣一事，是他与东林产生裂隙的关键，其后一系列的问题也都因此而起，所以有必要将此问题从头认真梳理一番。 按前所引之资料及《明史·左光斗本传》记载，当时吏部候补首序为周士朴，其后是阮、魏。但依魏大中自谱所言，其时曾“倏而推升周士朴，出工垣缺以待阮”，也就是说一旦周士朴被升迁后，工部便会出缺，阮大铖就将被补缺至工部，因此周士朴的职位与吏部准备升迁的程注程芸阁是一样的，均为本部掌科，这二人职位当时都要比刘弘化、阮大铖、魏大中高一阶，只有在他们升迁之后，所部掌科才会出缺。关于这点，当事人魏大中自叙和李逊之《三朝野记》的记叙完全一样，而文秉和钱秉镫也都说候补首序为刘弘化，此事当无可置疑，其时候补首序是刘弘化而不是周士朴。至于《明史》左光斗传中“当迁者，首周士朴”一说，则是对推升周士朴以便将阮大铖补去工部这一史料的理解错误，无疑是错的。而魏大中自陈其排序在阮大铖之前，理由极为牵强，无非是讳言其与阮大铖之矛盾曲在己方而已，就不多说了。 至于魏大中又说阮大铖使了手脚以至周士朴无法升迁，这也甚为勉强，不太能说得通，颇有捕风捉影之嫌。 盖因《明史·杨涟本传》记曰，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之一就是：“给事中周士朴执纠织监。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大罪十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5）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5） 此处杨公明言周士朴是因参纠织造太监，所以被魏忠贤阻其升迁。 周士朴，字丹其，商丘人，泰昌元年征授礼科给事中。此人专与内监作对，太监王添爵选净身男子索贿案、守陵太监刘尚忠鼓动守陵部队挟赏案、太监刘朝等以送军器为名出行山海扰乱地方案等，他都有上本弹劾。尤其是天启三年六月，千余名太监要求提前供给冬衣，闯入工部侮辱尚书钟羽正，砸毁其公座，谩骂、殴打工部官员；以及天启四年正月，苏州府同知杨姜、应天巡抚周起元弹劾织造税监李实（也就是杨涟说的“执纠织监”）这两案中，他为朝官辩护、攻击太监尤厉，故深为魏忠贤等所恨。 周士朴升迁被格，《明史·本传》也说他是因“尤好与中官相搘柱，深为魏忠贤所恶。会当擢京卿，忠贤持不下，士朴遂谢病归”。 而之前所说的杨姜、周起元劾李实一案，在天启四年的正月二十三日才刚刚告一段落，随即二月中周士朴升迁之疏被格不下，此显系魏忠贤和太监集团一心报复所致，是双方结怨已久的结果，既非一日之曝，亦无需什么人去唆使魏忠贤，何况周士朴还是为星等人所推升，那就更别想升迁了。退一步讲，无论阮大铖有否在其中做什么动作，这周士朴都是无法升迁的。况且此年二月，阮大铖还通不到魏忠贤，最多只能通到锦衣卫中一个小小刑理事，即使连这都还是隔着一层关系才够上的，要说走个后门给问题不那么严重的犯人说个项少吃点苦倒是可能，可要干涉京官尤其是如此重要职位的升迁，此刻他的关系还远远不够分量。 故余以为魏大中之所以有此一说，无非是因周士朴正好于此刻不得升迁，于是顺手将此事附于阮大铖之身而已，可即便这样，他在末尾还是不得不加上一句：“盖亦方以疏参织监取忌中珰也。” 只可惜，补了这句之后，底气就显得不那么足了。 又，《明史·诸传》所记，除于补缺首选有异同之外，对书召阮大铖入京之人的记录，是和钱秉镫《皖髯事实》等处记载一样的，都说书召阮大铖者为左光斗，而魏大中自谱中对此却一直不愿明说，是事也甚堪斟酌。 按《魏廓园先生自谱》，书召阮大铖的“某”，也就是左光斗的居中挑拨，乃是阮大铖与自己产生矛盾的关键，至于其中具体原因他没说，只说“不便予之居斯地也”，所以这个“某”才急召回家省亲的阮大铖入京待缺，使魏大中无法越过阮大铖补缺。 只是后来江北铨司出缺，左光斗意属何某，阮大铖则意属曹履吉，因此左、阮二人出现了矛盾。也因此导致了左光斗及当时的“冢宰”，即吏部尚书星和其他几位东林核心改变了先前的打算，决定让魏大中去坐吏部掌科之位。 于是为了让阮大铖离开吏垣由魏大中接替，左、赵几位可谓处心积虑，着实做了不少小动作。一方面，他们趁刘弘化家中丁忧消息还不确实尚在其位，急行推升工部的周士朴，使工垣先行出缺，好让排名第二的阮大铖补去工垣；一方面让阮大铖的同乡左光斗出面去做阮的工作，要阮大铖接受去工垣的任命。这样一来，即使刘弘化补了吏垣，也马上会因丁忧去官，吏部的位子最终还是魏大中来坐。 但据魏大中所言，左光斗此时又一次故意误导，致使阮大铖误以为此乃魏大中所指使，使得阮大铖原来只是对左、赵等人不让他补吏垣缺的行为不满，现在对魏大中也开始不满，有所嫉恨。 魏大中之所以不明指左光斗，估计是因他撰写这份年谱时，已知左光斗下狱，自己亦将不免，故不欲在此再指责因左光斗书召阮大铖来京，致使东林党内部起矛盾。二则左光斗后来在争吏垣一事中，最终倒向了魏大中一方，且一旦提起左光斗也曾书召阮大铖，等于又间接证实了按序确应是阮大铖即斯位，那么这起争端便是曲在魏大中，这将与他下文为己辩护之词互相矛盾，因此不好明说。 只不过，争吏垣一事虽然以阮大铖补缺后不几天辞职而去、魏大中继任而告终，但是这之后的余波，却依然甚为曲折而复杂，亟待仔细考辨。据魏大中说： 于是刘之丧闻，而阮补吏垣矣。阮既补，予以阮故未绝于吾党，凡事诚意相商，必不至大决裂，乃某意既弗善予，复不善阮，欲乘此两去而更有所属。会西江诸子以邹公匪石调铨事，弗得予闻为耻，阮因合章（原文残缺）并合黄正宾、陈居恭共构之。而操江（原文残缺）复怏怏于弗得骤迁，令图予复图浮邱，而傅櫆之疏稿具矣。櫆稿具而阮始辞朝，予急叩冢宰，停数日且弗推，冢宰既诺之矣，乃以是日升予。十八日，予迁吏科都给事中。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黄煜：《碧血录·魏廓园先生自谱》。 由此可以知道，在阮大铖补了吏垣缺后，他与魏大中以及左、赵等人的关系在明面上还是不错的，即使是身处矛盾中心的魏大中，亦以为阮大铖其时“未绝于吾党，凡事诚意相商，必不至大决裂”，尚属党内“同志”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其次是阮大铖在十九日傅櫆发难前，已经“辞朝”离开北京，他在这个吏部都给事中的位置上，连板凳都没坐热就走人了。这期间他曾上了一封要求严惩吏部“大计”中弊端的《惩贪疏》谈迁：《国榷》卷八十六，熹宗天启四年。，算是留了个纪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6）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6） 只是阮大铖既然得了这个职位马上就辞职而去，那先前为什么又千辛万苦，甚至不惜和左、魏等人搞僵关系也要得到这个职位呢？ 以阮大铖之心思机巧，以及从官场得失和利害关系上看，他都不应该做那么愚蠢的事情，但自与他交往多年的乡人钱秉镫的口中，我们却大约可知其答案所在。钱秉镫说“其人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面；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钱秉镫：《藏山阁文存·皖髯事实》。。可见阮大铖的个性中并不具备职业政客那种深谋远虑的机心，而是一个为人气量偏小、些许得失就挂在脸上、自傲又颇为意气用事的人，确切地说，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自矜褊狭的文人意气。 他之所以非要争这个位置，我推测大约一是他自觉才堪充任，二则论资历确实该他补缺，三是要争口气给星等不欲他接吏垣等诸人一个难堪。而他甫一上任又马上辞职除迫于东林内部压力外，其潜台词应该便是你们搞那么多小动作不让我上，现在我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到了，让你们知道我不靠你们也一样可以坐上这个位置，现在是我辞职不干了，这位置乃是我让给你们的，此举颇多怄气成分。 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自黄宗羲父亲黄尊素事迹中得到佐证。黄宗羲在记载他父亲事迹时曾说： 阮大铖长吏垣，与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发难。先生挽大铖，使毋去，大铖意亦稍转，而无奈桐城之疏彼也。黄宗羲：《明儒学案》。 桐城、嘉善，即左光斗与魏大中。黄氏明言他知道阮大铖是“借一去以发难”，有决裂且给左、魏、赵等人难堪之意，是以才周旋其间，意图挽留阮大铖以弥合双方，而“大铖意亦稍转”，无奈左光斗此刻既不善魏大中，又不复与阮大铖之良好关系，欲两去之，是以终究没能挽回此事。 再接下去，魏大中又对阮大铖提出了一项更为严重的指控：“櫆稿具而阮始辞朝……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 这便是后来被频频提起颇为著名的“叩马献策”，意即当时阮大铖主动找上了魏忠贤，为其绞杀东林党献计献策。这条材料一旦坐实，即便我们不知道阮、魏密谈的内容，阮大铖参与天启四年陷害东林党人之罪名，也几乎无可置疑。 但是，这条资料疑点颇多，并不那么确实。 首先是以当时魏忠贤涿州进香时的权势排场，几乎等同于皇帝，这也是杨涟攻其的一大罪状：“忠贤进香涿州，铁骑之簇拥如云，蟒衣之趋随耀日，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认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故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已俨然乘舆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杨涟疏。如此情况下，阮大铖身为一名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燃秸相对做彻夜长谈，几乎不可能，也没这个必要。哪怕阮大铖真在路边“叩马献策”，魏忠贤也大可将其带到落脚处长谈。退一步说，就地入车也好，立帐入幕也好，对其时的魏忠贤来说都只是弹手之间，且等同于皇帝级别的大队人马进香，要火炬有火炬，要暖炉有暖炉，断不至要“燃秸相拜，作竟夜谈”。 而阮大铖在弘光朝曾上过一封《孤忠被陷之由疏》，其中针对此事喊冤道： 铖与相国冯铨有文字交，归过涿州，一晤即行；而大中门客汪文言遂诬铖与铨以“叩马献策”。夫铖与铨在涿州，忠贤在深宫近侍，其马安得而叩之？顾炎武：《圣安本纪》卷一。 阮大铖的话，在没有得到其他旁证前当然是不能作数的，但他在这里却透露了一点有用的信息，那便是他和冯铨两人“叩马献策”之说，非魏大中本人发端，乃是自汪文言处听来的传言。 那么这个传言是否可信呢？ 至少顾炎武及文秉等东林一脉的传人是亟以为可信的。如顾炎武就驳斥阮大铖之说道： 叩马献策，原指逆贤进香涿州之日，非指深官近侍之日；大铖南归过涿州，正逆贤进香至涿州，万耳万目何可掩也！顾炎武：《圣安本纪》卷一。 文秉则道： 大铖南归至涿州，适逆贤进香至涿，冯铨跪谒途次，万耳万目，胡可掩也！逆贤岂身不出宫禁，而以之辨叩马献策之为诬哉？李天根：《爝火录》卷四。 两人的驳斥的说法听起来都甚为有理，说你阮大铖南归时过涿州冯铨处，而魏忠贤正好那会儿去涿州进香，你却居然说魏在深宫近侍，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而且此事“万耳万目”，何可掩也、胡可掩也，如此多的证人言之凿凿，应该无可置疑。 但文秉所言之中，也流露出了一丝问题，即“大铖南归至涿州，适逆贤进香至涿”后，接下来说的却是“冯铨跪谒途次”，而不是“大铖、铨跪谒途次”，严格说来这上下两句之间完全没有逻辑关系。故即使照此说，“叩马献策”者也似当只有冯铨一人。 另一个问题则在于以阮大铖身负江南第一才子之机敏，怎么就编了那么一个白痴而又容易被戳穿的谎言来为自己辩护呢？ 然而看当时在魏忠贤手下内直房经管文书的太监刘若愚《酌中志》所记： 天启甲子春，逆贤进香涿州时，铨被劾家居，跪谒路次，送迎供帐之盛倾动一时，且涕泣陈盛明之冤，为东林陷害，逆贤怜其姣媚，已心许之。后杨都宪有参贤二十四罪之疏，贤窘甚内营救于客氏、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而复求助于外廷。冯因具书，于贤侄良卿言，外廷不足虑，教之行廷杖，兴大狱，以劫制之。又时时刺得外廷情事，密报逆贤，使为之备。贤感之刺骨。及汪文言再入诏狱，冯与霍维华、李鲁生、杨维垣、崔呈秀等朝夕计议，罗织多人，密封付良卿转送逆贤，皆李朝钦及永贞等拆念，贤听毕令朝钦付东厂。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四，《黑头爰立纪略》。刘若愚，自称原名刘时敏，生于明代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六岁时因发异梦而自宫，于万历二十九年入宫，属司礼太监陈矩座下。天启初，魏忠贤心腹太监李永贞任司礼监秉笔，因刘若愚擅书法且博学，命其于内直房经管文书。崇祯二年，魏党事败，刘若愚被判罚充孝陵净军。后因查明高攀龙等七人被诬致死一案，为李永贞以苏杭制造太监李实的空白印纸系词虚构，故李永贞被斩决，刘若愚也被牵连判处斩监候。刘若愚因受诬告而蒙冤，效太史公之著书，于崇祯十四年写成《酌中志》，并藉此得释免重见天日。鉴于他身在魏忠贤近前，因此他的记载较之他人传言应可信得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7）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7） 不但此处无有阮大铖在内，此一篇《黑头爰立纪略》亦是全文无一字提到阮大铖，全文明书“叩马献策”及借汪文言构陷东林诸君子之谋，全系冯铨一人所为。 刘书成于崇祯二年至十四年其入狱之间，此刻阮大铖早已进了逆案人人喊打，而刘若愚应是目前所知关于此事的第三方记载者中与魏忠贤关系最近的人，若当时果有阮大铖在内，则其断无不书之理。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当时跪谒途次的确实只有冯铨一人，并无阮大铖。且此处也书冯铨跪谒路次时“送迎供帐之盛倾动一时”，如前所说，若阮大铖与其一起，又何必与魏忠贤“燃秸相拜，作竟夜谈”，贫乏一至于斯？ 应该说，这是目前知道的最第一手的资料，且刘若愚并非魏党，还差点因牵连逆案丢了性命，故关于此事，他记载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仔细去看一下时间，便可发现指证阮大铖“叩马献策”者多半出了差错，其传言是有问题的。 盖魏忠贤去涿州，乃是为祭祀“元君”。“元君”者，碧霞元君也。《明史·赵参鲁传》曰：“万历二年，慈圣太后立庙涿州，祀碧霞元君。”有明一代，此君香火颇为旺盛。刘若愚《酌中志》指证冯铨“叩马献策”的《黑头爰立纪略》一节中，说起内廷风俗时道：“涿州去京师百余里。其涿郡娘娘，宫中咸敬之，中宫进香者络绎。”而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也说祭祀碧霞元君的时间是在四月。 再查现在涿州以及附近各地的地方及道教资料，包括泰山在内，碧霞元君的圣诞都是四月十八日，祭祀活动基本集中在四月十六至十八这三天内。如雪花山碧霞元君庙，就是四月十六至十八三天，由井陉旧城周围四、五十个村庄组织参加庙会，还有着一套相当严格的程序和仪式。据此可见，魏忠贤去涿州进香时间应为四月中下旬，《熹宗实录》及谈迁《国榷》则均记载其于二十二日出发前往涿州进香。 关于阮大铖离京时间，《熹宗实录》、《国榷》都说他于天启四年三月十四日升任吏垣；《熹宗实录》记其三月二十五日上《惩贪疏》，《国榷》记为三十日上《惩贪疏》；两书关于傅櫆上疏弹劾事则均在四月“乙巳”条，即二十二日魏忠贤进香事之下。 但刘若愚的《酌中志》却说是三月十九日科臣傅櫆参汪文言。 而魏大中的《自谱》中，自“二月，吏垣都谏程芸阁（程注）当升”一句后就未再有说月份，接着亦说“十八日，予迁吏科都给事中。十九日，傅櫆疏上”，之后才有魏忠贤进香的“叩马献策”事。 关于“十九日，傅櫆疏上”这个事件的日子，魏大中与刘若愚的记载一致。但问题在于自谱中的十八、十九这两日，到底属哪月不明确，而下文再出现有月份记载的日期已经是六月五日，因此这两日似三月、四月均可。 而魏、刘二人一为当事人，一是魏忠贤的亲近左右，也是局中人之一。尤其是魏大中自谱成于事发仅数月后，魏忠贤倒台前不太可能流传出家门，而刘若愚书乃是成于狱中，因此基本可以排除他参考魏大中书之可能，而在这个具体事件的发生日期上，两人所说完全一致，故当比外人及后人根据传闻而做的记录可信度为高。《熹宗实录》虽然原缺天启四年档，但目前之本乃大部依《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所记之疏奏补成，因此其可信度亦远比谈迁书为高，故阮大铖上《惩贪疏》当以三月二十五日前为准。 而无论此为几月事，只按自谱所说，阮大铖在傅櫆起草奏章、还未及上疏时就已辞朝应该是没问题的。 另外在十九日傅櫆上书发难前一天，即十八日魏大中已经升了吏垣也是肯定不错的。但问题在于魏大中是知道傅櫆准备发难的风声后，才去找星商量对策，并因此于十八日被推升吏垣。而傅櫆发难之疏应不是当日而就，因其风声传播出去需要一定时间，且星要让魏大中转升吏垣，前提必须是此职位处于空缺中，故傅櫆疏具、大铖离京至少是此日前。 按阮大铖于三月十四日上任，而其上任不满一月就辞职回家这点，各书记载都相当一致，其乡人钱秉镫在《皖髯事实》中甚至说其在任只数日：“大铖到任未数日，即请终养归；以缺让魏公大中。”而崇祯元年阮大铖复官又被劾入逆案去职后，其所做诗中有一首前有云：“余自甲子春深耕鸠岭，一官再起七十日，捧檄归矣。”《咏怀堂诗集》，咏怀堂诗集外集乙部。鸠岭者，鸠岭草堂也，为阮大铖安徽家居处。夫我国之历法以元月至三月为春，四月即为夏。同时，六十卷本的《崇祯长编》中，亦云大铖上任三日即去官归家，以此数书之言，则可确知阮大铖归家之日期为甲子年春三月矣。 而按当时他与朝中东林诸人的纷争情形及常理推断，阮大铖也确实很可能在上了《惩贪疏》后，随即辞朝离去，故其于三月底离京归家是比较合理的，也与他崇祯元年的诗中所记一致，与诸书所记之上任不满一月即辞职归家也都符合一致。要是按照刘若愚《酌中志》的三月十九日傅櫆上疏计算，阮大铖更是早在三月上旬就应已辞朝归家。 因此无论傅櫆上书是几月，哪怕是四月，阮大铖也是在魏忠贤进香前多日就已辞朝而去，而其说在涿州与冯铨一晤即行，也就是说并未盘桓多久，且硬要说他近一月前就知道身在深宫之太监头领魏忠贤此后的日程安排，就很有点离奇了。因此指阮大铖在涿州等魏忠贤来进香而“叩马献策”，实在过于附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8）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8） 魏大中不愧为吏场老手，一篇叙争吏垣事，春秋笔法大盛。阮大铖因与其争职产生矛盾辞职而去，他说“櫆稿具而阮始辞朝”，紧接着又谓“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这种叙述方式实在大有奥妙。 事实上，他在这里不自觉地使用了叙事学里的因果律技巧。按照福斯特的小说理论，智慧的读者和好奇的读者之不同，在于智慧的读者会“从两个观点来了解：将事件孤立起来看，以及与他前面读过的事物连结起来看”。 而这里的“櫆稿具”和阮大铖之“辞朝”，原本是两件孤立的事件，只是发生时间的排列顺序而已，除这两位当事人外，谁也无法证明其中的关联和因果。但是魏大中在叙述的时候巧妙地加入了一“始”字，就使它们具备了因果关系的联想，足以让读者自觉地去联想到傅櫆上疏是阮大铖策划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就是在暗示傅櫆疏是有阮大铖参与其间的。 魏大中这一大段关于阮大铖的文字，基本都秉承了这种手法，事件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除最末“叩马献策”事落在实处外，句句未曾明言阮大铖与傅櫆发难有关，然而却处处暗指阮大铖与此事脱不掉干系，实在老辣之至。 这便是阮大铖为什么要大喊冤枉，说“汪文言遂诬铖与铨以‘叩马献策’。夫铖与铨在涿州，忠贤在深宫近侍，其马安得而叩之”的原因所在。结合魏大中和刘若愚的记载，余以为基本可以断定他说的没错，他离京时魏忠贤确实在深宫近侍，而阮、冯二人在涿州也确实叩不着魏的马头。 另外还有一点旁证，也可证明阮大铖当时与魏忠贤还攀不上关系。此条资料还是来自于阮大铖的那位乡人钱秉镫。他说阮大铖辞职回乡之时，“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钱秉镫：《藏山阁文存·皖髯事实》。 按《明史·阉党列传》，倪文焕之通魏忠贤，是通过崔呈秀的门径，而崔呈秀通魏忠贤，是天启四年九月之后的事。至于倪文焕，更是因谒崔呈秀求救才被引入魏忠贤幕下的，其首功为弹劾兵部侍郎李邦华、御史李日宣、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和林枝桥，但这已是天启五年的事了。因此阮大铖即使通魏，最早也得在天启四年年底之后，也就是要等到崔呈秀通魏忠贤、倪文焕谒崔呈秀求救之后才可以。所以他于天启四年的二月到四月间，压根儿还没找到门路和魏忠贤说上话，若其果有涿州“叩马献策”事，与魏忠贤亲近若斯，则何至于归家之后还要靠倪文焕的门径为之通魏？ 顾炎武与文秉等人，首为门户之见所蔽，次不察斗争中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三未梳理阮大铖通魏所用关节之门径，只因阮大铖与冯铨有交往归家路过涿州，而魏忠贤也去过涿州进香，所以就生生把冯铨“跪谒途次”之“叩马献策”事给硬扣到阮大铖身上，并言之凿凿此事为“万耳万目”所见所闻云云，此种处理态度，不免使人感到遗憾。 在阮、魏争吏垣事中，魏大中先说阮大铖与东林诸君的矛盾之起，是因左光斗的几次挑拨，才说之后傅櫆对东林党的发难，有阮大铖唆使的因素在内。因此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解决，那便是何以同为东林干将的左光斗要如此针对魏大中呢？ 其实说穿了也并不奇怪。那时候虽然朝中东林党与魏忠贤及齐、浙、楚三党斗争激烈势同水火，可东林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为政见不合而纷争的，有为地域小集团利益不睦的，也有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的，总之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其中，尤以乡党之争为烈，其时朝中以及东林内部的各地方集团之间经常互相攻讦，部分东林党人甚至借助东林以外或对立方之力而大动干戈，且同乡在朝为官者，也经常出现跨越党派互相提携和一致对抗其他势力的现象。如《明史·魏大中本传》就这样说道： 吏部尚书星知其（魏大中）贤，事多咨访。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时牴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发难。 《明史·黄尊素传》则曰： 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驳尚书南师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悦。尊素急言于大中，止之。最后，山西尹同皋、潘云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为山西巡抚，大中以尚友数问遗朝贵，执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数遗洛中贵要为言，大中卒不可，议用谢应祥，难端遂作。 左光斗与魏大中有什么过节，目前不得而知。但左与阮是同乡，而魏大中持论刻峻为人耿直，平时得罪人不少，得罪东林党内的地方势力也不少，因此他与东林党内一些人士有比较大的矛盾也并不奇怪。仅以上两条所引为例，便可知其至少得罪了朝中和东林党内的山东、江西、陕西、山西等地方集团，是以最后地方乡党势力终于跨越政治集团之界限，联合起来对其发难。 第一个对他发难的，便是言官傅櫆。 傅櫆，江西临川人，刑科给事中。天启四年傅櫆借汪文言一案牵连弹劾左光斗和魏大中，二度反复后最终酿成大狱，朝中东林党魁于斯役全军覆没，几乎被一网打尽。诸书多云傅櫆此举是为阮大铖指使，并以此为阮大铖投靠魏忠贤集团的发端，余以为此言大不然，盖此实为先前魏大中的春秋笔法所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9）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9） 又据《明史》王纪、叶向高两传及《国榷》等记载，东林党人、刑部尚书王纪先后上书弹劾魏党徐大化、第一位附魏的阁臣沈纮以及魏忠贤本人，致使徐大化去官，由于当时魏党势力已颇具规模，王纪遂于天启二年七月甲辰遭到报复，被斥职为民。当时傅櫆也为救王纪而上疏抗争，将被贬谪，幸为东林重臣叶向高所营救，但最后还是被处以夺俸之罚。 据此可知这傅櫆原非魏忠贤党羽，而且他还曾和魏忠贤唱过对台戏，不说他亲近东林，最少都是个中立人士。 事实上，傅櫆向魏大中发难，并非是针对东林党这个政治集团，而是纯粹因乡党之争而起，针对某个事件及具体个人的意气之争。他一开始针对的也不是魏大中，而是当时的吏部尚书星。 傅櫆是因为星任用兵部职方司郎中邹维琏为吏部稽勋司郎中一事发难的。 这位被提拔的邹维琏，说起来确实不符合言路官员以往一贯任用条件。盖当时惯例，在同一部门的言路官员不得一省用两人，以免结党弊端。而吏部先已有江西人吴羽文为验封司主事，星虽然曾上过一封要求改革此项制度的疏奏，但在这件事情的执行上却过于独断专行，终于铸成了大错。 在当时，如果某部要调人充任郎中、给事中一类的言路职位，必先向其同省在京的言路官员做书面咨询，名曰“访单”，即要先咨询此人在乡在朝的口碑以及诸人的意见，以示此项任用之无私和对言路官员的尊重。这种“访单”虽然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但实际上早被各省在京言路官员视为自己一种当然权利，因为他们的评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干涉任命的实施与否，若被任命者声名狼藉，则多半无法实施任命。此即为当时“言官清议”手段之一种，虽有一定的弊端，但总体来说，在当时社会及制度背景下，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官吏任命制约手段。 而星任命邹维琏，本就是一项不符合同一部门言路官员不得一省用两人惯例之新制度改革，肯定需要有个认可过程。但他事先既没有做所属部门成员的思想工作，此任命又不符合惯例，也没有去做“访单”功夫，是以江西一路及其他在京的言官们一来觉得自己当然的权利被其剥夺，二来以“弗得予闻为耻”，觉得受到了侮辱，于是群起而攻之。虽然星于二十三日上疏并取得了天启帝的支持，但怨隙已构，为时已晚。 这次攻击，便是朝中地域利益集团跨越了政治集团界限的一次联合攻击。 前已举当事人魏大中所说，“阮因合章（原文残缺）并合黄正宾、陈居恭共构之。而操江（原文残缺）复怏怏于弗得骤迁，令图予复图浮邱，而傅櫆之疏稿具矣。櫆稿具而阮始辞朝”，此处的章某就是江西籍贯的东林党人章允儒，而在《明史》邹维琏本传的记载中，尚有另一东林党人陈良训之名： 吏部尚书星知其（邹维琏）贤，调为稽勋郎中。时言路横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乡居言路者。给事中傅櫆、陈良训、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共诟谇维琏。及维琏调考功，櫆等益怒，交章力攻。又以江西有吴羽文，例不当用，两人迫羽文去，以窘辱维琏。维琏愤，拜疏求罢，即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苏轼、蔡京逐司马光为言，櫆等愈怒。櫆遂显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维琏。自是朝端水火，诸贤益不安其位矣。 这章允儒、陈良训与魏大中原本就有仇隙，黄正宾则是东林创始人顾宪成的密友，那位陈居恭却是魏忠贤的锦衣卫爪牙，此刻却都因此一事而联合起来。 至于操江“某某”，按魏大中所言是因为“弗得骤迁”而迁怒于魏大中和“浮邱”。“浮邱”者，左光斗也。 查《明史·熊明遇传》：“亓诗教等以明遇与东林通，出为福建佥事，迁宁夏参议。天启元年，以尚宝少卿进太仆少卿，寻擢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左光斗传》又曰：“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佥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为之，两人亦恨光斗。”则此操江“某某”，即为提督操江的东林党人熊明遇无疑。 事实上傅櫆、章允儒等江西集团一起向星发难，以及后来傅櫆力攻左光斗、魏大中，过程和因素都相当复杂，可恰恰就是和阮大铖没什么利害关系。 一则，前已引曰，“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吏部尚书星知其（魏大中）贤，事多咨访。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时牴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发难”等等，可知魏大中原本就和章允儒、陈良训不对付，又因弹劾浙江巡抚江西人刘一焜得罪了江西一党，而星对魏大中信任有加事事与之商量，更使得众人将在星处遇到的不如意转而迁怒魏大中，这些人中以章允儒性尤忮，于是唆使同省言官傅櫆发难。 对阮大铖相当痛恨的黄宗羲，在记载其父于此事中的事迹时亦说： 阮大铖长吏垣，与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发难。先生挽大铖，使毋去，大铖意亦稍转，而无奈桐城之疏彼也；赵太宰不由咨访，改邹新昌於铨部，同乡台省起争事权，先生为之调人；江右遂谓新昌之见知于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给事中傅櫆，故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私惧为清议所不容。挺险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书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主之，以兴大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10）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10） 黄尊素将调解阮、魏争职不成，与调解星提拔邹维琏之争端不成并列为二憾，但却明指邹维琏之争是“同乡台省起争事权”，不以为此事与阮大铖有关。至于傅櫆后继之发难，他更直接认为是因其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私惧为清议所不容”所导致，亦不以为与阮大铖有关。 《明史·左光斗传》也说：“熊明遇、徐良彦……两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衔大中，遂共嗾给事中傅櫆劾光斗、大中与汪文言比而为奸。光斗疏辨，且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櫆恚，再疏讦光斗。光斗乞罢，事得解。”这一记载又与魏大中自叙和黄尊素言完全符合，并无二致。 从这些资料来看，可以明确知道傅櫆的第一次发难，是因星“侵犯”了在京江西言路官员的“权利”而使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是由章允儒等挑起，试图通过直接攻击邹维琏去为难星；而傅櫆后续针对汪文言和左、魏的发难，据左、黄等人说一是因其惧怕被清议指责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二是由于熊明遇、徐良彦恨左光斗、魏大中而致的挑唆，这两点均和阮大铖无关。 又，魏大中说周士朴升迁一事时，“阮大恨，急图于故所结兄弟傅继教，嗾弗下”，又显然是张冠李戴，生生把傅櫆结兄弟之事给扣到了阮大铖身上，若是论及可能性，阮大铖倒是有可能通过傅继教转达其意与傅櫆，不过这也只仅仅是个猜测，所谓的阮大铖唆使傅櫆，其实都发端自魏大中这位当事人的春秋笔法，并无一言实指，认真计较起来，真不好作得数。且从时间上看，阮大铖此刻应已辞朝离京，即便其有挑唆之举，那也该是挑唆傅櫆的第一次发难，可那次发难乃是通过攻击邹维琏而为难星，并没牵扯到汪文言以及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在内。傅櫆弹劾汪、左、魏，是双方交手多个回合后的事，阮大铖此刻早已辞朝了。 因此，引发天启四年东林党人被一网打尽的傅櫆弹劾汪、左、魏一案，和阮大铖与魏大中争职吏垣一事，其实并无关系，这实际上是两件事，只不过当事人有交集，而时间上又是前后相衔，故被想当然地附会成一事而已。 事实上，即使在左、黄等人指责傅櫆的理由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尽不实的曲笔，他们只说自己的论据以及傅櫆的攻击，却完全没有提起傅櫆的辩护之词。 原本傅櫆只是在理论邹维琏是否按例当用，其中是否有任人唯私之嫌，以此为难星和邹维琏，继而双方互相攻击，熊明遇等人又暗中推波助澜，致使战火逐步升级范围也越来越大，最终延伸到汪文言、左光斗和魏大中身上，导致傅櫆试图以弹劾汪文言而牵连左、魏入罪。但是，在此论战中，却是左光斗先把此事扯到了不搭界的傅櫆“冒认”兄弟一事上，以此来影射其通内： 汪文言之昭雪，前司寇、前总宪也；题授中书舍人，今阁臣也，与臣何预。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兄弟，联络机锋，长安冷观久矣。 于是傅櫆大怒，回应他道：“傅继教本系同宗，族属往来，谁能废之也？”谈迁：《国榷》卷八十六，熹宗天启四年。作者注：此处说“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兄弟，联络机锋”，而《明儒学案》中却道：“给事中傅櫆，故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私惧为清议所不容。”其他诸书也是两人混杂，混不知其结交者到底为谁，或两者都有？《明史》载杨涟疏云：“纵野子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辈，投匦设阱”，则傅应星、傅继教当为两人，又或应星、继教本为一人之名、字，因传抄讹误而为二人？不知孰为是。是故，本文将其中一人以括号附于后，聊备查考。傅櫆、傅继教（傅应星）的关系是否属实有否“冒认”，一查便明，并非难事，但其结果却于史无载，可此事最后却是以左光斗乞罢而不了了之，于此点当可略窥其曲直所在。 东林诸公在此一事上，先频频言及傅櫆冒认傅继教（傅应星）为兄弟一事，全然不提傅櫆之辩驳，同时又说傅櫆发难是因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私惧为清议所不容”而致，给人以傅櫆是惧怕被舆论抨击才先发制人，先行对左光斗等人发动攻击之印象。 可事实上这却是左光斗在双方交锋几个回合后才发出的一项影射指控，且后来也为傅櫆所辩驳，即云其与傅继教之交往为同宗族属之正常往来。故《明史》在说到左光斗对傅櫆此事的指控时，用了个“诋”字，亦不可谓全是无意为之。 这场最终使得东林党人被魏忠贤一洗而空的，引发和参与者几乎全是东林党人，而且有一半是东林魁首和骁将：一方是星、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邹维琏等东林高层和核心；另一方是章允儒、熊明遇、黄正宾、陈良训等东林地方势力和封疆大吏，其实傅櫆就是个中立派人士，唯一有牵连的魏党是锦衣卫和东厂的两个小喽啰陈居恭和傅继教（傅应星）。但这两人其实并没有实际参与，尤其是傅继教（傅应星），纯粹是被动地为东林党人牵扯入内的，这是一场典型的因意气之争而引发的内讧。 而且左光斗为了洗刷自己，把任用汪文言之事往外一推了之，他是没事了，可又把东林重臣、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推上了风口浪尖。叶向高很清楚这样搞下去内耗会急剧增大不说，且牵连到的人员也会越来越多，问题也将愈多愈大，故对东林党极为不利，因此他被迫先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然后以辞职为要挟来压制此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11）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11） 文言内阁办事，实臣具题。光斗等交文言事暧昧，臣用文言显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宽其他，以消缙绅之祸。 这起风波，终于因首辅叶向高的这一辞职要挟而告一段落。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一场更大的灾难就此暗结祸胎：“当是时，忠贤欲大逞，惮众正盈朝，伺隙动。得櫆疏喜甚，欲藉是罗织东林，终惮向高旧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东林祸自此起。”《明史》卷二百四十。 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二十四罪疏》攻魏忠贤。秋七月，叶向高致仕。八月，高攀龙拜左都御史。冬十月，星、高攀龙引罪去，削吏部侍郎陈于廷、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籍。十一月，韩爌致仕。十二月，复逮内阁中书汪文言下镇抚司狱。 次年，魏忠贤终于假汪文言一案再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入狱身死，先后杀东林朝臣数十人，东林党在朝中的势力几乎被一网而尽。 然而，事实上天启四年时东林党在朝中势力之盛，远不是一般的强大：“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明史》卷二百四十三。如果再加上内阁首辅叶向高，内阁大学士韩爌，以及朝臣邹元标等人，那么朝中几大要害部门几乎从上到下全是东林党人，如此强大的政治势力，只凭区区魏忠贤几人，是绝无法于短短几个月将其摧毁殆尽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抗衡的。这也是魏忠贤因傅櫆之疏第一次逮汪文言下狱后，到最后只能以释放汪文言而不了了之的主要原因。 天启四年东林党人之败，基本可以说是败在他们自己手上，而不是败在魏忠贤手上。 败亡原因之一，便是门户之见特深，党同伐异。其排斥异己之厉害程度，几乎到了凡不是东林党人，就不是什么好人；凡和东林党政见不一致的，就必然是不正确的地步，东林党的一切，几乎成了唯一的判断标准。《明史》崔景荣、黄克缵传中，对此现象有几句话说得可谓淋漓尽致： 崔景荣、黄克缵皆不为东林所与，然特不附东林耳。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 说几句公道话或者政见不同的中立者，就不免要担小人之恶名被其所攻，而人品之好坏又全以和东林关系之近远而论，这是一种何等可怖的情形。崔景荣、黄克缵、毕自严等人，只不过和东林党人在“三案”等问题上意见有所不同，便为其攻击不已；又如弹劾方从哲庇李可灼等事，凡此种种非止一端，比比皆是。正是这种举动，使得东林党丧失了大批中间派人士的支持，甚至把他们推向了对立面，无端给自己制造了不少敌人。 败亡原因之二，是行事偏颇，持论过苛、过激，导致与东林本无大碍者最终酿成大祸。如本文所叙的阮大铖，后来苦苦讨饶却依然被攻杀，十多年后，终于在弘光朝大肆报复便是一例。甚至连魏忠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此类，关于这点，东林党人夏允彝曾经有过这样一番反思： （诸贤）咸清激操论，不无少苛，人益侧目。大珰魏忠贤阴持国柄，初亦雅意诸贤。而诸贤以其倾杀王安，弥恨恶之。周宗建、侯震旸等相继纠弹，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庙之乳母而与忠贤私为夫妇者也。上于庶务皆委不问，宫中惟忠贤、客氏为政。向高故欲调停之，而诸贤必欲逐去为快。杨涟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为不共仇。夏允彝：《幸存录》。 魏忠贤和王安之争，本质上只是内廷太监之间的争权夺利，原本并无太多政党、政见之异同成分在内，而当时的魏忠贤也一度颇倾心于东林，盖东林实为当时朝中最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谁愿无故与其为敌哉。东林党若是纯为宗庙社稷计，则先前既能联王安，何以独不可联魏忠贤？其孜孜于王安者，实因王安先通东林，此无非亲疏之别耳。又，自神宗亲自当政后，其虽任用内监为之虎狼天下，然太阿独持，并无内监勾通外臣把持朝政之事。而明季之外臣通内，内外勾结把持朝政者，实始于天启初东林通王安。东林开此风气之先，乃无可辩驳之事实。 然东林党人自己做得，却不容别人说得，如阮大铖因《七年合算》疏而被报复十七年之久；更不容别人和他们一样做得，如魏广微于天启二年通魏入阁，去拜见星被斥为“见泉无子”而三拒之。至于激成仇隙，此又做何解哉，谁又能谓东林党人于此无过焉？ 东林之中并非无人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发展到后来他们已势单力薄，根本无力控制局面。如叶向高、邹元标、黄尊素等人，虽然凭藉位高望尊而一直努力调停东林与各方面的关系，但终因部分东林党人的固执己见而徒劳无功，陷入无可挽回之境地。甚至这些温和派也因其调停之举受到了来自东林党内部的攻击，以至对他们的人品也提出了质疑。那些东林党人持论之苛激，于此可见一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12）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12） 败亡原因之三，是东林党内部党派林立，内讧不断，因小失大。这些或争权夺利，或意气之争的内讧一起，就是连东林党这个政治集团利益都无法保证，更遑论顾及社稷宗庙了。天启四年末爆发的东林党祸，就纯粹是因一件小小的地域集团利益、个人意气之争而起的内讧而授人以柄，最终导致东林全军尽墨。 败亡原因之四，是东林党人对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之认识接近于儿戏，在政治上异常天真，几近于白痴程度。天启四年的东林党祸，本不至于如此无可挽回，然而坐镇全局最要害部位的两名主帅吏部尚书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因对手拿他们的师生关系做文章指责其任人唯亲，被魏忠贤矫旨切责，他们为表个人之清白及气愤，竟于斗争的关键时刻弃大局于不顾而轻易求去，在他们的带动下，朝中东林大臣纷纷求去，此刻朝中东林首辅叶向高已于七月致仕归家，冢宰、总宪再一去，则朝事夫复何为？ 冢宰主官员任用，魏忠贤想要安插亲信原本须得先过这关；而总宪辖朝中之言路，手持监察大棍，对手若有异动，只管抡将下去。故而此两处位置，魏忠贤及三党惮之、谋之已久，赵、高二人居然不劳对方动手就把此两厉害处拱手相让，且各处东林官员也纷纷辞职，其后果自然便是魏忠贤利用吏部遍插其党羽，再以都察院弹劾众臣大兴冤狱，此刻的东林党人等于鱼在砧上，只有徒呼奈何的份儿，全无抗衡还击之力了。 面对手持屠刀虎视眈眈的对手，自动放弃全部权利和武装而采取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对抗方式，等于自己走上了砧板，其幼稚程度简直迹近儿戏，颇类稚童怄气时朝对方抿唇跺脚转身而去之撒娇情形。若对方是和他们一样尚要顾及脸面的天真文人，譬如之前与齐、浙、楚三党的斗争，那么最多去官归乡之后再依仗朝野“清议”和推举等手段东山再起，大事尚有可为。但他们这次碰上的对手却不幸是那个出身于市井无赖的魏忠贤，其人包容并蓄联合一切可联合的人士，只要不是东林党，甚至是东林党的动摇分子也一概招揽，而且完全不畏惧什么士人“清议”，一旦决裂就全然不顾脸面抓住一切机会痛下杀手，这一切大出东林党之意料，以至毫无还手之力而一败涂地。 说穿了，这实际是两种游戏规则的较量。 在之前，东林党以及三党遵循的都是同一种游戏规则，也就是文人们的政治游戏规则，他们讲脸面讲道理，要争取舆论的支持，一旦被主流舆论所不容就自动下台，或者以德高望重的身份而做辞职的姿态相要挟等等，其最终的胜负是以舆论倒向哪一方为标准，这是一种“君子”之间的游戏，大家争的是个是非曲直，而这种游戏规则的基础，则是知廉耻和重道德。 魏忠贤一开始也遵循了这种游戏规则，因为他不懂朝堂上玩游戏的规矩，所以他小心翼翼地跟在东林党后面按照一贯的游戏规则玩。可问题在于人家不但不理他不和他玩，还非要赶他出局，于是他恢复了市井无赖的本色，遵循完全无视道德一切靠拳头说话的丛林法则，我管你什么舆论不舆论的，逆我者亡顺我者昌，凡和我作对的一概杀头，我看还有谁敢说个“不”字。这是动物之间的生存法则，争的是生存的权力，这种游戏规则的基础，是看谁拥有可以杀人的刀。 在这种只判生死的游戏规则下，大部分官员最后纷纷抛弃了廉耻和道德，至少是抛弃了一部分做出了妥协，以求生存。魏忠贤的丛林法则，最终战胜了文人们的规则，于是东林党一败涂地。 东林诸公，于文章学问以及私德立身等方面固然令人景仰，但其党同伐异和苛峻的政治态度，以及对政治斗争之认识的天真等等缺陷，使得他们在明季政局以及社稷兴亡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无法令人如同对他们私德一般景仰，更无法令人恭维。 附录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外建州遗事（1） 关外建州遗事（1） 之一：皇太极的淳朴 日前查阅清入关前之皇室秘档，见记有明崇祯三年（1630年），后金天聪四年七月，明皮岛都司刘兴治遣使者刘兴沛（刘大）等至皇太极处，与皇太极等人签订盟约，以定臣属之事。 十一日，皇太极率领各大贝勒与刘兴沛等人一起到文馆，焚香盟誓。 看到此处，看官大约会问，何以要到文馆盟誓？这文馆是个什么去处？莫非和庙宇差不多？ 文馆和庙宇可差远了。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设立文馆，将儒臣分为两拨，以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一起翻译汉文书籍；又命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之后不断有汉官入馆理事，如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均是自文馆起身。事实上，文馆并不仅仅是个译书、做起居注的文史馆，其他如往来国书和官员奏章也都是由它来处理。到后来，国书和一些外交政务，基本归由范文程处理，甚至在他生病之后，皇太极也坚持要等他病好来处理，而不愿由他人暂时代办。另外，馆内诸大臣还会以奏议的方式参与朝政，故这文馆实为清代内阁之雏形。题外话一句：将《三国演义》翻译为满文以供大臣和贝勒们学习兵法谋略之用，就是在天聪年间。 且说皇太极等人前去文馆盟誓，只是这道誓文的内容，其实颇为有趣。 誓文的抬头，是皇太极和后金的十一位贝勒：“金国汗与执政诸贝勒代善、莽古尔泰及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萨哈廉、豪格等盟誓天地。”除于六月被治罪幽禁的三大贝勒中的阿敏外，此处已将后金的皇室重要成员和各议政大臣一网打尽。 而后是皮岛刘氏兄弟五人的名字。当说到立缘由时，它说乃是因后金和刘氏兄弟及皮岛等处人“为今后生计立誓”。这话着实直白得紧，其中一丝一毫的虚词都没有。什么功名利禄，概与此无关，大家都只是为了日后的一条活路计，整个是一逼上梁山的腔调。而身为一朝之主的皇太极，也没有在这里大谈本朝如何悲天悯人胸怀广大云云，大家就此直截了当地进入了具体内容，开始约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背盟之后的惩罚措施。 双方约定：“岛中之人，或住岛中，或登陆以居，不归我属视为友邦。又其由我处逃去之满洲人、蒙古人，满洲、蒙古不以原系我属为辞索取之。若负盟约，不以友邦相待，索还逃往之满洲、蒙古人，追究刘氏兄弟往来，逮捕来朝者，将必遭天地谴责，夺其纪算，使之夭折；若刘氏兄弟诳我，反向明帝，抑怀有二心，以求中立，则天地谴责刘氏兄弟，夺其纪算，使之夭折。我双方果能践盟，尽忠相处，天地佑之，俾克永寿！” 这条约，其实不大平等。它只说皇太极等不可以向刘氏兄弟讨要逃人，却没有说刘氏兄弟不可以向后金讨要逃人。其时的辽东，双方部属子民叛逃来去，实在是家常便饭，甚至有在双方之间三番五次叛逃的，所以如果从合同文本看，这显然是不对等的条款。不过，当时的后金势力远比皮岛为大，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它不向皮岛要人，也就基本可以相安无事了，皮岛显然不会有什么兴趣向后金讨要逃人的。故而像此等无谓之事，写了也白写，于是乎干脆不写也罢，是以这份合同文本的写法倒也确实很实在，没有丝毫虚文，可说实诚到家了。 至于其后的惩罚措施，在我看来则是整篇誓文中最可爱的。没有什么大义凛然，也没什么实际的惩罚，大家一起赌咒发誓，说：但凡谁要有了二心，就会遭天地谴责，天夺其谋，然后叫他短命夭折。 一切惩罚，全部交由天地去执行，省了大家的口舌和力气。 这整个就是一黑社会开香堂的套路，哪里有一点国家来往的意思。然而其无比可爱之处，正在于此。 其时建州之地，地少人稀，生产力极其落后，书不过一本满译本的《三国演义》，经济文化科技别说和明朝相比，就是和朝鲜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旦天灾地荒，就要去朝鲜抢掠、讹诈许多粮草牲畜，好做过冬的口粮，不然大家都得饿一冬天的肚子。而之所以不去明朝抢掠讹诈，乃是因为和明朝打仗不那么容易，且一动就是一场大战，无论输赢，其耗费之用，也许更甚于掠获之资，大大的不上算。因此东边的朝鲜李朝便成了最好的抢劫对象。也因此朝鲜对后金极为愤恨，一直将其视为野蛮人，明朝灭亡后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国内还是奉明朝为父母之邦，为天朝正朔，而颇鄙视清朝，不承认它的宗主地位。就是到了现在，一些韩国的古装片，像最近我看的一部《天军》，里边一样还是把满人称呼为“野蛮人”，这大约便是因那时被欺负狠了，至今念念不忘之故。 然而，建州虽因其之落后不免被人指为野蛮，但反过来看，也正是因此，其民风可称淳朴，没那么多奸诈。看皇太极使的计策，前后两次，用的乃是同一个，也不变变花样，就这么一个来自《三国演义》的计策：蒋干盗书之计。一次为毛文龙归降之心莫辨真假，于是遣明军降人归去，遗书袁崇焕以告之；一次就是北京城下纵归被俘太监，致使袁崇焕入狱被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外建州遗事（2） 关外建州遗事（2） 又看他和蒙古等部落及外国往来，包括如后来和祖大寿第一次投降时的盟誓，誓文与先前一般无二，其誓曰：“如我对此归降将士……天地降谴，夺其纪算，使之夭折……如能践此盟，天地垂佑，寿命延长，世享太平。” 发过了誓，便是当真了，绝不食言，不然要短命的。这大约是他们最严重的誓言，舍此实不足表其庄重。 而皇太极发过的誓，在目前看来，也确实没有违背过。反倒是如祖大寿等，却是一点也不把这类誓言放在眼里的。他在发完誓后，对皇太极要行跪礼，皇太极不让，坚持行抱身之礼，且最后两人携手，同时进入大帐，没有先后之分。一转眼，祖大寿便以劝降锦州明军为名，脱出后金，入锦州领明军继续与皇太极大战，这一战又是十余年，可见祖大寿使诈降计之时对这誓言只当是唱戏。再观诸他事，皇太极此人其实是一极敏感细腻的人，此点可留待以后再细细说之。只是因此推断，于祖大寿此事上，他心里大约是会觉得极委屈的。 建州初起之时，资源匮乏，礼仪也简陋，远没有后来入关后那么烦琐可恶，更无法想象会有文字狱此等事情发生，可见富足也未必便是什么好事。当时的建州风情，于我看来，极是可爱，真实而鲜活。 皇太极在与刘大等人盟誓完毕后，给刘大雕鞍马匹一，貂皮端罩一，两名千总貂皮端罩各一，四名跟班每人三两银子。归去时送他们到河岸，杀了一只羊，开酒一瓶，档案内还特意于此后注了一笔，曰“并有瓜类”，可见这瓜之价值其时不下于羊、酒。 八月初八日，又送刘兴治另一批使者出境，皇太极为此专门发了一道上谕，这道上谕的全部内容为：“途中杀猪及鸡，供彼食之，将所杀数目开列清单带回。” 为之大笑，真真可爱之至也。 之二：皇太极的幽怨 明崇祯四年（1631年），后金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率领八旗贝勒与后金大军，赴大凌河与大明关外第一名将祖大寿所统的关宁铁骑决战，争夺大凌河一带的战略据点。 此次大战，后金军总兵力估计为六万至八万左右，其中包括助后金的蒙古军；明军全部官兵为一万三千八百零三人，实力对比悬殊。但明军仗着坚城利炮，一时间与后金战了个旗鼓相当，双方相持不下。是役，虽皇太极决定以围困为主，但在夺取大凌河周围的火力点——堠台时，依然是靠大批的后金战士前赴后继扑向这些堠台的厚实墙体，因此在台上明军密集的炮火及火铳弩箭的射击下，伤亡惨重。 另外，此役除了双方在辽东军事格局上有所改变外，后金阵营内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的影响，甚至大到直接改变了之后的后金政治格局。 八月十三日，皇太极在城外西山冈的岳托营中，饮酒观城。这固然是其临阵思策之举，但想当时情景风萧萧兮云飞扬，又杯酒在手，他多少也会有点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感慨吧。 最近几天争夺明军堠台的战斗比较激烈，后金人员伤亡不少。正蓝旗的旗主，四大贝勒中的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因部下诸将伤亡，所以想让皇太极拨还他旗下被调遣至阿山部下出哨的部分护军和编入达尔汉旗下的人员。这固山额真阿山，乃后金军中的一员猛将，天聪四年正月初一后金军攻取明永平城时，与叶臣率领二十四人先登，遂破城，当时被皇太极誉为“我国第一等骁勇之人”，之后又下旨道：“后遇攻城，勿令再登”，以示爱护之意。达尔汉则是镶黄旗固山额真，后为八大臣之一。 当莽古尔泰提出归还其部属的要求后，皇太极没有正面答复，而是答非所问地道：“我闻尔部，凡遇差遣，均多违误。” 显然，皇太极对莽古尔泰及其所部在此次战役中的表现并不满意。虽然一直以来皇太极都在试图降低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这三大贝勒的地位，以打击八旗内制衡大汗的势力，但他这话倒应该是真的，而不是在借题发挥。因为这时正是围攻大凌河的紧要关头，与莽古尔泰内讧显然是不明智的。再者莽古尔泰性情暴躁，且位属四大贝勒之内，上朝时和皇太极不分上下、平起平坐，因此执行命令不大及时甚至违令都是有可能的。 莽古尔泰闻言，不服道：“我部下人，凡有差遣者每倍于人，何曾违误？” 皇太极一听他还顶撞不承认，顿时便有些懊恼，道：“果尔，则告者诬也。我等可打赌问之，若告者诬，则诛其诬告者；若告者实，则诛其不听差遣者。”说完，气色就不大好了，大约被扫了心情，这酒也不喝了，站起身来准备上马走人。 皇太极既说出这等话来，显然是胸有成竹，绝不是空穴来风之谈。只是在此等事情上又陡然搞出一个“打赌”来，却多少让人有点意外。不过这倒表明他并不想当真就此处罚莽古尔泰，因为若是莽古尔泰应承了，彩头也不会是让莽古尔泰丢掉大贝勒地位的这等大彩头，至多只是处罚些部下而已，所以若是莽古尔泰就此服气，也就没事了。 而这莽古尔泰今天之所以来要人，大约是觉得自己部属在别人手下，人家可能拿来当炮灰使而不怎么爱惜，因此他心疼部下伤亡，所以想要回来自己指挥。如今皇太极这么一说，那就等于在告诉他，眼下是肯定要不回来了，多半得等战后才能归还。可这样一来，他若是不出声，那么其他人多半便会认定他部下确实是多所违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外建州遗事（3） 关外建州遗事（3） 这莽古尔泰当真是莽汉子一个，当下不去接那打赌的茬，强词夺理道：“为汗者，宜从公开谕，何独与我为难耶？我为汗一切承顺，仍不中意，是欲诛我也！”大约是越说越怒，话一落地，他便握住佩刀逼向皇太极。 这时莽古尔泰在一边的弟弟德格类看不过眼了，大怒道：“尔之举动，不成体统甚矣！”说完，冲将上去对准莽古尔泰便是一拳，打完之后，“扬长而去”。 莽古尔泰正待与皇太极算账，那知猝不及防之下，却被自己弟弟劈面打了一拳，顿时愈加暴怒起来，转而对着德格类怒骂道：“爹个鸟！尔为何拳殴我耶！”一面骂，一面手中的佩刀可就出鞘了寸把，在阳光下寒光闪闪。 此处且不提莽古尔泰问候之人不单是他自己的父亲，也是在场各位贝勒的父亲等等复杂的伦理问题，先等我岔开去赞上几句再说，不然实在是会有些愧对先贤。 首先是区区不才如我者，以往只知“他母亲的”一类粗口，这“爹个鸟”的说法尚属首次见到。其次是这种矛头直指本朝太祖武皇帝下体的粗口，居然见诸于本朝皇家档案内，又让我格外讶异了一下。紧接着又想到敢于并且最后能将如此不雅且有大不敬嫌疑的粗口，一字不改记载于本朝皇家档册内，这执笔的史官着实要有几分史胆。 话说这句“爹个鸟”三字经一出，立时将当时的气氛生生地还原了出来，更将这莽古尔泰的暴躁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后金文馆内的史官们文学素养之高，远胜于大明朝那些天朝上国只知道之乎者也的状元公们，因此，这又是值得大大推崇一番的。试想大明朝的史官们若是也有这份史胆和此等文学素养，而这后金史官又能将此优良传统继承下去的话，那么日后在清朝修起来的那三百多卷《明史》，只怕要比现在好看得多。只是话说回来了，到了修《明史》的时候，那大清翰林院固然比不得先时后金文馆的胆识，那大清皇帝也大大不如当年汗王之可爱了。 闲话说完，继续正文。 且说这德格类打了一拳后，大步开路正准备离场，猛听得一声“爹个鸟”的大喝，接着又是寒光一闪，他定睛一看，却是自己那位莽哥哥大刀出鞘了。德格类顿时知道再搞下去，这事情可就真的闹大了。虽说皇太极也和自己是一个爹生的兄弟，但这位要拔刀砍人的莽哥哥却是自家的同母兄弟，他要是再这样胡闹下去，只怕多半会被不是一个娘生的皇太极兄弟令侍卫当场格杀。于是德格类急忙上前，一把拿住了莽古尔泰将其揪将了出去了也——看来，这德格类的力气却也着实不小。 当时大贝勒代善也在场，也不知道是不是从没见过刀出鞘，所以刚才被吓傻了，一直到德格类揪走莽古尔泰，才勃然大怒道：“于（原文为于）其如此悖乱，不若死矣！” 再说皇太极，这会儿却不走了。 他只是静静地走回桌子前，坐了下来，开始一个人默默处理公务。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以我想，当时在场的众人，只怕心里都是惴惴不安的。盖因前面如此骤风暴雨般的一场大风波，君臣兄弟之间差点刀剑相向，可突然间当事人之一、后金的天聪汗，竟一下安静如斯，还办起公来了，这实在是有些不大对头，大大地不妥。 待全部的事儿都办完了，皇太极这才上马，回营。 皇太极回到大营内的帐篷后，发生了一连串事情，叫人目不暇接。 首先，是皇太极终于发作了。 他在自己的营帐内，面对虚空，好似莽古尔泰就站在面前，大骂道：“尔年幼时，汗父曾与我一体养育乎？并未授以产业！尔所衣食，均我所剩，得依我为生！后因尔弑尔生母，邀功于父，汗父遂令附养于其末生子德格类家。尔众岂不知乎？尔何得砍我耶？尔原系肌瘦将死之人也！我思为汗者，虽甚英勇，亦无自矜夸之理。故惟抚育人民，勤求治道，如乘驽马，谨身自持。彼却视我为庸懦之辈也！” 别看皇太极的这一番话好像处处嚣张占尽上风，在我看来其实不然。这番话里，充斥的反倒是酸楚之意，正说出了他心中永远的痛。所谓多少委屈辛酸事，尽在不言中。 皇太极未登汗位前，位居四大贝勒之末，所以又称四王子。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则分列大、二、三贝勒，有说这是以年龄而定的，其实也是个未必。盖因论辈分、年龄均长于这几个的非止一人，论血缘则阿敏非努尔哈赤之子，所以也有以为这是一种按照实力和影响排行的顺序。 那会儿满洲八旗大约有三百个牛录一个满洲牛录为三百户，每户出一壮丁，世代为军。一般特殊情况下需要全军出动才会出现一牛录三百人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一牛录出动大概只有几十到百余人的兵力。，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已被满族化的蒙古牛录，真正的满洲牛录其实只有二百一十个左右。以纯粹的满洲牛录计，势力最大的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他的正红旗为二十五个牛录，可他儿子岳讬还领有镶红旗的二十六个牛录，所以势力最大。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则有镶蓝旗的三十三个牛录，位列其次。正蓝旗旗主就是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了，他有二十一个牛录，而八子皇太极领有的正白旗只有十八个牛录，是最后一个。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外建州遗事（4） 关外建州遗事（4） 当然了，这只是四大贝勒的实力，真正要算起来，其实是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的实力最强。他们三人本来就各有十五牛录，而努尔哈赤晚年曾明言，在他死后他统帅的二十牛录亲军将全部交给多铎，同时再赐一旗给多尔衮。到了努尔哈赤去世前，他已经把拥有十五个牛录的镶白旗旗主杜度调到了镶红旗，准备把这一旗给多尔衮。一般认为，这是他准备将汗位传给多尔衮的表示。因为真要这样搞，多尔衮会有三十个牛录，若三兄弟联合将达到七十个牛录之多，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与之抗衡的。 由此可见，皇太极说莽古尔泰“尔年幼时，汗父曾与我一体养育乎？并未授以产业！尔所衣食，均我所剩，得依我为生”，纯粹是无稽之谈。努尔哈赤给了莽古尔泰二十一个满洲牛录，还多于皇太极的十八个，而莽古尔泰之母的娘家势力也不小，何来“并未授以产业”需要依附皇太极为生一说。 因此皇太极这么骂，并不仅仅是激怒之语，实在是因里边还另有一份酸楚。 莽古尔泰的母亲是富察氏，名字叫衮代，是为衮代皇后，乃是努尔哈赤的大妃，所以莽古尔泰是嫡出。而皇太极的母亲孟古姐姐，虽然自小许给了努尔哈赤，又贵为叶赫大贝勒杨吉砮之女，而且还年轻美貌，但却因晚了几年，只当了个侧室，所以皇太极乃是庶出。这给皇太极登汗位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天然障碍，也导致他的排位无论从军力还是身份看，都无法出于莽古尔泰之上，故而皇太极一直耿耿于怀。且孟古姐姐所属的叶赫那拉氏，后来与建州成了世仇。皇太极十岁那年，孟古姐姐病重想见自己母亲，却因两家有不共戴天之仇，被其兄纳林布禄拒绝，最后含恨而亡。 再一个就是皇太极的母亲，其实自始至终也没能当上大妃，也就是皇后。衮代死后，努尔哈赤的大妃是阿济格、多尔衮等人的母亲阿巴亥，此刻孟古姐姐早已死去多年，《清史稿》上所谓的“太祖孝慈高皇后”云云，那是皇太极当了大汗之后，为自己那当了一辈子侧室、临死都见不到娘家人的可怜母亲争到的名分而已。 皇太极幼年丧母，其后努尔哈赤又十分宠爱阿巴亥母子，故而哪怕努尔哈赤对他宠爱有加，只怕那日子也是不会过得太顺心的。因此皇太极于此处大讲努尔哈赤如何喜欢自己，自己如何得宠，而莽古尔泰又是如何的不受喜爱被父亲嫌弃。正是因为他母子二人在出身上低人一等，且母亲到死也没能扶正，自己又是孤苦伶仃，是以于此类地方实在言无可言，便只好转而去大肆强调自己幼时母子俩是如何如何地受宠，以此来气恼莽古尔泰母子，一泄自己心头之凄楚。 这应该便是皇太极话语中的酸楚之意。 再就是关于莽古尔泰的弑母之说，虽然清史言之凿凿，但那是皇太极一家之言，后世所记，全出自他此次的宣泄之语，其中疑点重重，所以到目前为止，一直有不同意见。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皇太极自己说“汗父遂令附养于其末生子德格类家”，可见衮代皇后未被杀死，故而说莽古尔泰弑母不足为凭，若说欲杀而未杀成，那便多半是皇太极的懊恼气愤之语，属于空穴来风。 这一节上的题外话，足可以另成一章。譬如当年那位被努尔哈赤处罚的大妃，因其时人人都知道是哪一位，所以这书上也就没写她姓名，光写了个“大妃”。可到了后来，这麻烦就大了，谁也说不清楚这位“大妃”到底是谁，终于成了一桩名副其实的“无名公案”。于是乎这一吵就吵了三百多年，至今还在为处罚的是衮代还是阿巴亥而争执不休。 再说皇太极这一顿怨愤酸楚之言倾泻完毕，不但没有消气，这心里的委屈倒是越来越大了。 他在诉说完幼年事情后，大约又想起了刚才那蛮子莽古尔泰拔刀相向的情景。 于是他这刻的矛头，开始转向了自己手下的侍卫。只见他拔刀离座而起，冲着帐下的侍卫道：“我恩养尔等何用？彼手出佩刀欲砍我，时尔等何不拔刀趋立我前耶？昔姜太公云操刀必割，执斧必伐等语，彼引佩刀，欲砍我也！” 这一声“他拔出佩刀想砍我啊！”是何等的委屈。 自己那位凶神恶煞的蛮子五哥拔刀相向，帐下众侍卫别说没一拥而上将他拿下，居然连个上去阻拦的人都没有，全都站在一边看戏。这万一要是没有德格类那拳，他真的过来了呢？没有侍卫冲上去拿人，在一边的众兄弟里也只有老代善在事后嘟哝了一句，便再没人出声了，这叫他这个大汗当时应该怎么办？左支右闪与其格斗显然形势不妙，撒腿就跑更是懦夫行径，堂堂的天聪汗能这样做么？亏得有德格类那一拳搅了局，饶是这样，他也一样没办法收场，只好装得若无其事继续在那里办公，当这心里的滋味好受么？ 皇太极这一顿埋怨完了，按照老档的记载，随即“含怨入团帐房”。 团帐大约是他睡觉的所在。皇太极在自家大帐内唠叨了半天，空自一个人对着虚拟的莽古尔泰骂，也解不了气，而侍卫们又不敢还嘴，既没人与他消气，估计也只能自己给自己个台阶下，进房睡觉去算了。 不过，你要是以为皇太极就此罢休了，那就错了，这事还没完呢。 皇太极确实是憋着一肚子气“含怨入团帐房”，可他只是进了进门，在里边都没坐上一坐，一转身又出来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外建州遗事（5） 关外建州遗事（5） 他要继续他的委屈、伤心和抱怨。 只见他又拉开架势对着侍卫抱怨起来：“今以我所思者尽言之：尔等曾忆汗父登遐时，共谓若眼见之鬼夺走其命，必报仇等语。今眼见之人欲杀我，尔等奈何默默旁观耶？我恤养尔等，实无益矣。” 他如此这般地对着手下那群侍卫们“责怒未已”，也不知道那天晚上，皇太极到底骂了他们多长时间。 要注意的是，这天晚上皇太极除了之前说过一句“尔何得砍我耶”外，就再没有其他对莽古尔泰犯上行为的指责，连正常的、最起码应该说一下的莽古尔泰大逆不道之类的场面话都没说。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在那里，自己一个人只管诉说自己怎么怎么受父亲的宠爱，莽古尔泰怎么怎么不被父亲喜欢，说手下的侍卫们没有尽责，说我养你们做什么，说你们为什么不上去拦着他等等，到最后甚至举出努尔哈赤临终时，大家伙儿说要抓夺命鬼为大汗报仇的例子，来斥责今天侍卫们眼见有人拔刀却居然袖手旁观的行为。 总之，他其实最气愤不过并不是莽古尔泰的拔刀相向，而是兄弟们对他冷淡和漠不关心，他被他的兄弟们排斥冷落了，所以当莽古尔泰拔刀时他们一个个都不来帮自己，甚至连自己的侍卫们，都不来帮一下自己。 因此他没有说莽古尔泰该死、该治罪、该抓起来这些最要紧的话，因为那已经不重要了。他要说的是，他父亲是如何地宠爱自己，他要告诉大家莽古尔泰的一切其实都是自己剩下来不要的，他甚至告诉人们莽古尔泰曾一度饿得快瘦死了。 他其实，是想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他那死去的父亲，伟大的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是最喜欢他的。 他这样说，只因努尔哈赤今天不在，已经死了。 之三：是谁偷了汉子 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关外建州出了件大事，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的大福晋突然被废黜，宫闱之内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据《清史稿·后妃传》载：“继妃，富察氏。归太祖亦在孝慈皇后前……天命五年，妃得罪，死。子二：莽古尔泰、德格类。女一，名莽古济，下嫁锁诺木杜棱。”《清皇室四谱》则说：“继妃富察氏，名衮代……天命五年二月以窃藏金帛，迫令大归，寻莽古尔泰弑之，葬赫图阿拉。”再查《清史稿·莽古尔泰传》，其中有皇太极于天聪五年与莽古尔泰发生冲突，其时曾指莽古尔泰“是固尝弑其母以邀宠者！”。莽古尔泰后因在此事中对皇太极拔刀相向，被指大不敬，褫夺其和硕贝勒，降为多罗贝勒，又削五牛录，罚白银万两及甲胄、雕鞍马十、素鞍马二。 以此而言，则天命五年被废的努尔哈赤大福晋乃是富察氏，也就是衮代皇后，她在被废后为其子莽古尔泰所弑，此事看来似乎事实清楚无甚可疑，其实不然。 按《清史稿》等书，虽对富察氏之被废和死亡均言之凿凿，但究其根本，却是出自皇太极与莽古尔泰冲突时的一句责骂，其他则并无详细叙述，甚至连富察氏为什么被废等等，亦全无交代。 关于这一事件，在建州入关前的皇家秘档《满文老档》中，倒遗存了篇幅颇大叙述相当详细的记载。然而，大约因当时人人都知这位大福晋是谁，是以记录者虽然写了事件过程及其大福晋的身份，却独独未记载其姓名是什么，口口声声只说“大福晋”如何如何。于是这一细微疏忽，导致了后世对这位福晋的身份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终竟成了一桩纠缠时间几近四百年的公案。 这桩公案，还是得从皇太极那句责骂说起。 据《满文老档》载，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领八旗贝勒与后金大军，赴大凌河与大明关外第一名将祖大寿所统的关宁铁骑决战。十三日，皇太极与四大贝勒中的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因部伍之事发生争执，两人几乎发生肢体冲突，当时莽古尔泰拔刀相向，结果为其弟德格类拳殴阻止。 皇太极回营后，当着侍卫们的面，对空大骂莽古尔泰道：“尔年幼时，汗父曾与我一体养育乎？并未授以产业！尔所衣食，均我所剩，得依我为生！后因尔弑尔生母，邀功于父，汗父遂令附养于其末生子德格类家。尔众岂不知乎？尔何得砍我耶？尔原系肌瘦将死之人也！” 细察皇太极的话语，其中有“后因尔弑尔生母，邀功于父，汗父遂令附养于其末生子德格类家”一句，此话看去似可两解：一可说莽古尔泰弑母邀功，努尔哈赤令莽古尔泰以后在德格类家生活；二可说莽古尔泰弑生母不成，努尔哈赤令其母在德格类家生活。 但如果当前一解说，因前语说莽古尔泰弑母邀功，若此附养者是莽古尔泰，则此处当云“汗父遂令附养于其弟德格类家”，而不应该说“其末生子”，无论是从前言延续还是语义而言，相对于“末生子”的，可以是“长子”，而不会是“兄”或“弟”。因此，“附养于其末生子”家的只能是两人的母亲富察氏，而不是莽古尔泰。 除此言语之外，需知富察氏衮代皇后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归努尔哈赤，若其卒年真的是发生此事的天命五年（1620年），其间就有三十五年之久，而这段时间正是努尔哈赤努力扩张最艰苦的阶段，频频爆发大战，《清史稿》尚有衮代皇后与努尔哈赤共抗九部联军时连床夜话之记载，夫妇二人可谓休戚与共。因此无论其有何过失，若莽古尔泰胆敢有犯上弑母此类大逆不道的举动，绝无不受处罚之理。然而终努尔哈赤一世，却并无对莽古尔泰进行处罚，更无剥夺其牛录等财产令其附随德格类生活之记载，“附养”之说根本无法成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外建州遗事（6） 关外建州遗事（6） 所以或有莽古尔泰对其母不敬，努尔哈赤遂令其弟德格类照顾其母之事，故皇太极始有此言，但不应说富察氏就此被杀。若其果为莽古尔泰所杀，又何来“附养于其末生子德格类家”之说，由此可见，富察氏应并未被莽古尔泰所杀。且这么一来，此事发生的年代也就变得相当不确定，可以是莽古尔泰两兄弟成家后到富察氏去世之间的任何一个时间段，未必一定在天命五年三月。 又考皇太极这段话，几乎全为夸大其词，至于“并未授以产业！尔所衣食，均我所剩，得依我为生！”“尔原系肌瘦将死之人也”云云，其可信度几乎是一丝也无有。 莽古尔泰为富察氏衮代皇后嫡出，成年后共领有二十一个满洲牛录，而皇太极则是侧妃孟古姐姐庶出，领十八个满洲牛录。因此无论身份还是实力，努尔哈赤时期莽古尔泰始终在皇太极之上，四大贝勒中反是皇太极的实力和地位最差。如此，又怎能说莽古尔泰“并未授以产业！尔所衣食，均我所剩，得依我为生！”“尔原系肌瘦将死之人也！”凡此种种，纯属皇太极当时为泄愤而凭空捏造之语，近乎泼妇骂街，不可当真。 皇太极此种对莽古尔泰的愤恨之语，除权利斗争和莽古尔泰之粗暴态度外，其中应该有相当部分是因两人母亲的身份而起。 努尔哈赤的元妃佟佳氏，有子诸英和代善，记载不多。之后就是莽古尔泰的母亲衮代皇后富察氏。她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为努尔哈赤所娶，卒年按《清史稿》记载为天命五年（1620年），但所谓得罪死和被莽古尔泰所弑之言，都出自皇太极的泄愤之语，不足为信，因此其卒年和是否便是那年被处罚的大福晋，也均属不确凿之事。 又据《满文老档》第一函第三册记载，德格类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十二月成婚，联系前说皇太极之“附养于其末生子德格类家”语，则富察氏之死至少不会早于此年。而在另一皇家系谱档案《爱新觉罗宗谱》附册《星源集庆》中，更明确说富察氏死于天命五年二月。按此说，则发生于三月的废大福晋事，根本与富察氏无关，其时富察氏已死。此先按下不表，容后再论。 而皇太极的母亲孟古姐姐，也就是所谓的“太祖孝慈高皇后”，生于万历二年（1574年），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被许配给努尔哈赤，原本应该是她做皇后的，可努尔哈赤真正迎娶她却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比迎娶富察氏晚了足足三年，致使其无法成为皇后。孟古姐姐早逝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年二十九岁。 先不论富察氏的卒年争端，即使天命五年三月所废的大福晋是富察氏，则孟古姐姐也早已作古多年，无法继承皇后之位；如富察氏是卒于德格类成家之明万历四十二年前后的，依然还是同样的结果，除非努尔哈赤在明万历三十一年之前有废后之举，否则孟古姐姐没有可能继承富察氏的皇后位置，但所有的史料记载都表明，努尔哈赤唯有在天命五年三月曾有废大福晋之举。所以孟古姐姐到死时，应该还是个侧室的身份。 至于努尔哈赤后来的大妃、皇后阿巴亥，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岁辛丑，归太祖，年十二。孝慈皇后崩，立为大妃。”其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为努尔哈赤迎娶应该是没错的，但说她继承了孟古姐姐的皇后位置，那就是皇太极为抬高自己母亲地位而一厢情愿撒的谎了。 不说孟古姐姐和富察氏的卒年，假设阿巴亥继承的确实是孟古姐姐的皇后位，那就应该是在孟古姐姐去世的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做的皇后，可如此一来又至富察氏于何地？再有，此年即使莽古尔泰也不过十七岁而已，德格类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其时更是年幼，才八岁而已，远未到成家年龄，自此上溯则富察氏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因得罪努尔哈赤而“附养”于德格类家，倒应该是德格类尚由母亲富察氏在抚育才对。 因此，皇太极所说的“汗父遂令附养于其末生子德格类家”这句话，无论是对其母身份还是莽古尔泰弑母事而言，都是个致命的破绽。 综上所述，继衮代皇后富察氏之后的，只能是大妃阿巴亥皇后。皇后这事，和皇太极的母亲孟古姐姐无关，这里边压根儿就没她什么事。然而，皇太极却因此在争夺汗位继承权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障碍，那就是他的庶出身份，他由此对莽古尔泰母子产生愤恨之情而大肆攻击，应在情理之中。 既然皇太极的这些话都不怎么可信，那《清史稿》所说的衮代皇后富察氏于“天命五年，妃得罪，死”，自然也多是空穴来风了。 那么，天命五年因得罪了努尔哈赤而被废的那位大福晋又是谁呢？ 且看《满文老档》是如何记载的。 《满文老档》第三函第十四册，为天命五年正月至三月事，在三月十日后有条记载说，当时努尔哈赤身边有一名闲散侍女秦太，与一纳扎女人发生口角，互指对方，秦太指纳扎和巴克什达海，有其送达海的蓝布两匹为证。此事被努尔哈赤小妻塔因查听到，遂于三月二十五日，向努尔哈赤告发。 努尔哈赤召集当事人对质后，知道纳扎送达海布匹是得到福晋允诺的，但努尔哈赤却依然处死了纳扎，达海则因通晓汉文汉语而幸免一死，被囚禁起来。当时努尔哈赤责怪那位允诺纳扎送达海布匹的福晋道：“尔以物与人，我本不吝惜，然禁约云：诸凡福晋，若不经汗允，即以一尺布、一块绸给予女人，则被诬为欺夫买药；若与男人，则被诬为已有外心。有此诬告，则以诬告人言为是，故无论为何物，均不得给予他人等语。是尔违禁约，与达海蓝布两疋，尔有何忠心言耶？”但他却未处罚这位福晋，这个现象值得注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外建州遗事（7） 关外建州遗事（7） 观此禁约中所谓之“欺夫买药”，当无外是购买堕胎药之类。盖因寻常药物无需背着丈夫偷偷购买。那年头常年打仗，老公不在家的时候多多，又没有杜蕾斯，大了肚子便只能瞒着人悄悄吃药堕胎。至于“已有外心”云云就不用说了，是以这禁约所言均意在杜绝，应是颇为严重的条款。可这位福晋违此禁约，却只被不轻不重地责怪了几句，可见努尔哈赤应该是很喜欢这位福晋的，而且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意图一句带过了结此事。 然而，塔因查大约是见努尔哈赤对纳扎、达海处罚甚重，却未及福晋（此位福晋是否便是大福晋，文中不明。照上下文来看，似应为同一人），可能想藉此机会除掉大福晋而争宠，又继续告发，其事件经过的记载如下： 塔因查又告汗曰：“不仅此事，更有要言相告。”询以何言，告曰：“大福晋曾二次备办饭食，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饭食于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如此来往，谅有同谋也！福晋自身深夜外出亦已二三次之多。”汗闻此言，遣达尔汉侍卫、额尔德尼巴克什、雅荪、蒙噶图四大臣往问大贝勒及四贝勒。业经询，四贝勒未食所送饭食属实，大贝勒二次受食所送饭食亦属实。又所告诸事，俱属实情。对此汗曰：“我曾言待我死后，将我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以有此言，故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平白无故，一日遣人来往二三次矣！”每当诸贝勒大臣于汗屋聚筵会议时，大福晋即以金珠妆身献媚于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已知觉，皆欲报汗责之，又因惧怕大贝勒、大福晋，而弗敢上达。汗闻此言，不愿加罪于其子大贝勒，乃以大福晋窃藏绸缎、蟒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词，定其罪。命遣人至界藩山上居室查抄。大福晋恐汗见查出之物甚多，罪更加重，故将其物，分藏各处，分送各家。将三包财物送至山上达尔汉侍卫居所。查者返回汗屋后，大福晋即遣人去山上达尔汉侍卫居所取其所送财物。差人未至山上，误至达尔汉侍卫所住西屋取之。达尔汉侍卫即与差人同来见汗曰：“我既知之，岂有收纳福晋私藏财物之理耶？”福晋暗中遣人取其寄藏，财物之事，汗本不知。此次得知差人错至达尔汉侍卫居室后，即遣人往山上住所查看，果有其事，遂杀收受财物之女仆。继之又查，蒙古福晋告曰：“阿济格阿哥家中之二个柜内，藏有绸缎三百匹。大福晋常为此担忧，唯恐遭火焚水淋，甚为爱惜。”闻此言，即往阿济格阿哥家查看，查得绸缎三百匹。又至大福晋母家查看，抄出煖木面大匣中存放之银两。大福晋又告曰：“蒙古福晋处尚有东珠一捧。”遂遣人往问蒙古福晋，其蒙古福晋告曰：“系大福晋交与我收藏之。”且又闻，大福晋曾给总兵官巴都里之二妻一整匹精织青倭缎，以做朝衣；给参将蒙噶图之妻绸缎朝衣一件。又报大福晋背汗，偷将财物给与村民者甚多。汗乃大怒，传谕村民，令将大福晋所与之诸物，尽数退还。并以大福晋之罪示众曰：“该福晋奸诈虚伪，人之邪恶，彼皆有之。我以金珠妆饰尔头尔身，以人所未见之佳缎，供尔服用，予以眷养。尔竟不爱汗夫，蒙我耳目，置我于一边，而他人。不诛之者，可乎？然念其恶而杀之，则我三子一女犹如我心，怎忍使伊等悲伤耶？不杀之，则该福晋欺我之罪甚也！”又曰：“大福晋可不杀之，幼子患病，令其照看。我将不与该福晋同居，将其休弃之。嗣后该福晋所与之物，无论何人均勿得容受，勿听其言。无论男女，违此谕令，而听从大福晋之言，收受所与之财者，即杀之矣！”自此，废大福晋。整理该福晋之器皿时，又取出其私藏之衣物，多为大福晋所不应有之物。遂命叶赫之纳纳昆福晋、乌云珠阿巴盖福晋来见隐藏之物，告以大福晋所犯之罪，并将大福晋所制蟒缎被二床、闪缎褥二床，赐予叶赫二福晋各一套。其所藏衣服，除大福晋穿用者仍归本人外，其余衣服，皆行取回，赐予女儿，小福晋塔因查以举发故，著加荐拔，陪汗同桌用膳而不避。 这段记载中，可资推敲的资料颇多，很值得细细斟辨一番。 按顺序，首先发作起来的是大福晋送饭食与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之事。其实要说大福晋赐饭食与诸贝勒食用，实在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偏偏这位四贝勒皇太极就是受之不用，细细考量，显得颇为诡异。 皇太极母亲病逝于明万历三十一年，皇太极年方十一，幼失其恃，在诸兄弟中是比较孤独的，也容易受到侵轧。其时若大福晋示好，且所与并非是贵重礼品，仅一顿饭菜而已，于情于理都不当拒绝。但他偏偏受而不食，或可云其为警惕之心，但如深究一步，也未必不可以说他与此废大福晋事有关碍。 依《星源集庆》说，富察氏死于天命五年二月，也就是发生此事的前一月。如果此说是真，则此时的大福晋应该是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的母亲大妃阿巴亥。 从动机看，富察氏和阿巴亥都有拉拢代善和皇太极的可能，且富察氏身为莽古尔泰母亲，所以没有说大福晋送饭食与莽古尔泰兄弟更为合理。但是，富察氏的儿子都已经成年，且地位稳固，她自己又已年老，拉拢代善等人的迫切性不强。而阿巴亥此时尚年轻，三个儿子均未成年，尤其是多尔衮、多铎都还不满十岁，相对而言，她拉拢代善等人的需求要强烈得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外建州遗事（8） 关外建州遗事（8） 又，如果这位大福晋是富察氏的话，则后来所说的“‘故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平白无故，一日遣人来往二三次矣！’每当诸贝勒大臣于汗屋聚筵会议时，大福晋即以金珠妆身献媚于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已知觉，皆欲报汗责之，又因惧怕大贝勒、大福晋，而弗敢上达”这几句话，更是大有问题。 按富察氏于明万历十四年再嫁与努尔哈赤，原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三哥索长阿之孙威准的寡妻，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嫂，嫁于努尔哈赤前，她与威准已生育有子。所以年龄不会太小，再往小里算，其年也不可能小于十六七岁，到天命五年，至少已经五十多岁，宽松点的话就直奔六十而去了。而大贝勒代善生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天命五年时正当三十八岁的壮年，且此刻他正惑于自己的继室。以富察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妪，岂可能浓妆艳抹与三十多岁正当壮年妻妾成群的代善眉目传情？于情于理，这都是说不通的。 除年龄差距太大外，还要知道代善当时极宠他的继室，他及继室和自己的儿子们正矛盾重重，应该也顾不上和富察氏这位五十多岁的老继母勾搭。其时代善和他的继室一起，忙于虐待自己的两个儿子岳讬、硕讬，致使在当年的九月初三日爆发了所谓的硕讬与二贝勒阿敏之弟斋桑古等人欲“叛逃明国”事。在这几个年轻人被捕后，努尔哈赤才知道，其实这是因硕讬和斋桑古等人不堪自家父亲和兄长的虐待，离家去牧群所在避祸之举，不是什么叛逃。努尔哈赤对代善此举应该是很恼火的，处理完此事后曾道，“硕讬愿随其父则罢，不愿则来依祖父我可也。”但是没过几天，代善与其继室又状告硕讬与自己的两个小妾，欲再次置其子于死地，最后查明此又纯属是代善和其继室对硕讬的诬告。 努尔哈赤这次真的发怒了。下令剥夺了代善的太子身份和他属下的兵马，代善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为了脱责，代善无奈于九月二十八日杀了自己的继室，向父亲请罪，这才得到宽恕，但其政治生命却再也没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而且还导致了几个儿子在日后的权利斗争中，对自己父亲的态度十分暧昧。 从以上面所说的情况看，要说富察氏献媚并谋求与代善私通是不太能说得通的，且努尔哈赤会仅因两人之间送过两次饭食，就相信与自己共枕了三十五年的五十多岁的妻子，向三十多岁的儿子献媚图谋私通么？ 然而，富察氏之后的大妃阿巴亥，此刻年龄却是三十一岁，正当壮年，和代善的年纪般配，说她“金珠妆身献媚于大贝勒”，倒十分合适。此年努尔哈赤六十二岁，正所谓老夫少妻，一树梨花压海棠，对年轻美貌的阿巴亥紧张是应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可能仅因两人之间有过两次饭食往来就大动干戈，进而追查。 如此，则努尔哈赤所说的：“我曾言待我死后，将我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以有此言，故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这话，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不然“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云云，很不好理解。以富察氏一名五十多岁老妪，因努尔哈赤说死后要将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她和代善去拉拉关系是可能的，但即使她给代善送饭食拉关系，努尔哈赤知道后大不了说她几句拉帮结派也就是了，要指责五十多岁的她因倾心而“金珠妆身献媚”三十来岁的代善，恐怕怎么着都是相当困难的。 唯有当时的大福晋是三十一岁的阿巴亥，努尔哈赤这么说才算情理通顺，才解释得通。盖因努尔哈赤和阿巴亥是老夫少妻、白发红颜，而代善、阿巴亥这两人则年龄相当，他才会嫉狂之心顿起而小题大做，仅因两顿饭食来往就开始震怒：大汗我还没死，只因为说过死后要代善抚养大福晋的话，你们俩现在就开始眉来眼去了？当下大肆追查起来。 只是代善和大福晋之间，只是送送饭食而已，其他什么也没有，所谓私通纯属捕风捉影，想要治代善实在没什么理由，努尔哈赤只好惩戒一下自己老婆，于是以“大福晋窃藏绸缎、蟒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词，定其罪”。 事态发展至此，本来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但是这件皇家绯闻中又出现了另一位落井下石的福晋，使得事情的发展走向了第二个。 努尔哈赤共有十六个妻子，其中有几位是蒙古福晋，这时其中的一位蒙古福晋阿济根又站出来揭发道：“阿济格阿哥家中之二个柜内，藏有绸缎三百疋。大福晋常为此担忧，唯恐遭火焚水淋，甚为爱惜。” 这一来，又有很大的疑点出现了。 首先，阿济格乃阿巴亥之长子，如果是富察氏收藏数量如此之大的财物，应该放在自己儿子德格类或者莽古尔泰家才对，怎么会放到阿巴亥的长子阿济格家里去？ 其次，这位蒙古福晋说：“大福晋常为此担忧，唯恐遭火焚水淋”，只这一个“常”字，就可知这不是临时存放，乃是长期放在那里的。同时又说大福晋常担心这些绸缎“遭火焚水淋”，那么此话应该是大福晋日常时候与蒙古福晋或者其他人说起，蒙古福晋才会知道大福晋有此担忧，由此也可见这至少是半公开的有不少人知道的。若此，如果这是富察氏的财物，怎么都不可能放去阿济格家里，其他不说，单说若被莽古尔泰兄弟知道，这个对大汗都要拔刀相向的火暴脾气又岂能与母亲及阿巴亥母子善罢甘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外建州遗事（9） 关外建州遗事（9） 再者，此批绸缎多达三百匹之巨，想要偷偷地放进阿巴亥的长子阿济格家中，而且是长期存放并时常照看不被发现，其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这批财物如果是阿巴亥的，则她在阿济格家中藏“绸缎三百疋”完全顺理成章，所有疑点均迎刃而解。 之后，这场遍及后宫、外家的搜查抄家行动基本完毕。在给大福晋定罪时，努尔哈赤道：“该福晋……然念其恶而杀之，则我三子一女犹如我心，怎忍使伊等悲伤耶？不杀之，则该福晋欺我之罪甚也！”“大福晋可不杀之，幼子患病，令其照看。” 他这几句里，又引出了几个很大的问题。 富察氏和努尔哈赤共生育二子一女，和努尔哈赤说的三子一女不符合。她和前夫威准育的儿子如昂阿拉，努尔哈赤从未有将其当做自己儿子或收养之举，显然不在努尔哈赤“我三子一女”的范围内。另外也有说在各种史料中都没提到其母亲是谁的努尔哈赤十六子费扬古，是富察氏所生，但此说的问题相当多： 其一，要富察氏这位多年没生育的五十多岁老太太，这会突然生个孩子出来，难度不免有点太大，实在有凑数之嫌。 其二，按《清皇室四谱》和《星源集庆》等言，费扬古当是天命五年十月所生，此时他还没出生，似乎还谈不上“三子一女”，更不用说那么多史料又纷纷说富察氏于天命五年二、三月间就去世了，而无论说富察氏死于二月和三月这两说何者为是，她都没办法在死后生这个孩子。 其三，记载清皇室成员系谱的档案《星源集庆》本源是《玉牒》，但《玉牒》上说努尔哈赤只有十五个儿子，根本没有这位十六子，这个十六子有没有都是个问题。因此这一说基本属于臆测（亦有学者认为费扬古是正蓝旗主德格类的别名，此不赘述）。 如果大福晋是阿巴亥，则阿巴亥倒是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子，可她又没有女儿。 但是，按《星源集庆》和《清史稿》等书的记载，努尔哈赤除了有八个亲生女之外，还曾经收养过其弟舒尔哈齐一支的两个女孩。一是舒尔哈齐四子恪僖贝勒固伦的第二个女儿和硕公主肫哲，另一个则是舒尔哈齐的四女，也就是肫哲的姑姑巴约特郡主。巴约特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天命初被努尔哈赤收养入宫中，封郡主，随即于天命二年（1617年）嫁给了内喀尔喀巴岳特部恩格德尔台吉，称巴约特格格，后于天聪九年被皇太极晋封为和硕公主。由于她已于天命二年出嫁，因此可排除出这里的“三子一女”范围。 而那位肫哲公主却与多尔衮同年，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七月十六日午时，约大多尔衮四个月，《清史稿·公主表》说肫哲是在“天命间抚育宫中”的。如其在天命年间入宫，则极可能由当时最受宠的阿巴亥抚养，且阿巴亥又正好本身无女，所以无论是从双方年龄还是已养育的孩子等各方面来看，她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又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的记载，天命十一年（1626年）五月，蒙古科尔沁部的奥巴黄台吉来朝时，曾令“贺尔禾代、摆沙刚儿二人问诸王曰：‘汗曾许我以女，若果允之，吾可娶也。’诸王奏之，帝乃酌定，大设宴，具奁资，以秃龙（即固伦）台吉女肫姐（即肫哲）妻之。” 由“汗曾许我以女”此话可见，努尔哈赤是把肫哲这个养孙侄女当女儿嫁给奥巴黄台吉的。而奥巴更是被努尔哈赤赐封的科尔沁第一代土谢图汗，这是当时给蒙古的最高称号，另外，肫哲一开始就被封为和硕公主，称号远高于其姑姑、努尔哈赤的另一养女巴约特，这些都说明肫哲显然极受努尔哈赤喜爱，有利于“三子一女”的说法。 认真说起来，在“三子一女”这个问题上，富察氏和阿巴亥都不符合这个条件，但如果加入肫哲公主，则阿巴亥明显占优势。富察氏只有二子一女是和努尔哈赤所生，怎么算都无法符合“三子一女”这个条件，除非前面所说的那位于天命五年十月出生，面目模糊生母不详的皇十六子费扬古也是她所生，才有可能。 但是，这个条件过于苛刻了。 撇开前面所述的各项问题以及两人的生卒年月不谈，按后金惯例贵族死后葬于都城，是以随都迁丧之事，于书不绝。而努尔哈赤是于天命九年（1624年）四月，将其祖父、父亲及衮代皇后富察氏、长子诸英等人的遗骨灵榇，从原葬地赫图阿拉移至东京杨鲁山安葬的。 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四年（1619年）五月初五，努尔哈赤已决定迁都界藩山城，又于天命五年九月二十日决定再迁至萨尔浒。同时《老档》还载有天命六年（1621年）四月十一日，扬古利额驸想将其子归葬当时都城萨尔浒，为努尔哈赤阻止事。他在召集诸贝勒之后道：“何必归葬于萨尔浒？彼处之尸骨，亦将移葬于此矣。” 因而此事不行。所以如果富察氏是于天命五年十月生下费扬古之后身亡的，则其不可能归葬于赫图阿拉，无论其是死于废大福晋的发生地界藩山城还是萨尔浒，都应该葬于萨尔浒。故富察氏之忌日，至迟不会晚于天命五年九月二十日，如果严格地按照后金丧葬惯例，她应该死于天命四年五月初五前，不然她无法归葬赫图阿拉。 所以，富察氏不可能生这位皇十六子费扬古，如此则那位被废的大福晋身份，就更倾向于阿巴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外建州遗事（10） 关外建州遗事（10） 再看努尔哈赤当时说的另一句话：“大福晋可不杀之，幼子患病，令其照看”，这也是个大问题。按天命五年时，富察氏幼子德格类已二十五岁，且早已经成家立业，这“幼子患病，令其照看”从何说起？倒是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其年分别为十五岁、九岁、七岁，努尔哈赤养侄孙女肫哲也是九岁，十分符合努尔哈赤所说的：“我三子一女犹如我心，怎忍使伊等悲伤耶？”“大福晋可不杀之，幼子患病，令其照看”等语。 因此，综合以上情况，天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被废的大福晋，应该是年轻美貌的大妃阿巴亥，而不是衮代皇后富察氏。 除了这些由疑点引出的身份问题外，还有一些零散因素，也将大福晋身份之谜的谜底指向阿巴亥。 在这次事件中，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大福晋在到处笼络人心。给代善、皇太极送饭食，给蒙古福晋东珠一捧，给“总兵官巴都里之二妻一整疋精织青倭缎，以做朝衣，给参将蒙噶图之妻绸缎朝衣一件”、“偷将财物给予村民者甚多”等等，都证实了这点。当时富察氏虽然没有阿巴亥受宠，但她年岁已长皇后地位稳固，两子也都已成了气候，没有必要施这些小恩小惠笼络人心。阿巴亥就不一样，她年轻且地位正处于上升阶段，三子尚年幼，努尔哈赤又有意传位给她的儿子，因此她四处笼络人心是必然之举。 又，皇太极固然恨富察氏和莽古尔泰母子，但是对阿巴亥母子，他也一样不会放过。阿巴亥是当时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女人，努尔哈赤甚至有相当明显的举动，表明他试图把汗位传给多尔衮。如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组建八旗时，努尔哈赤的其他儿子阿拜、汤古岱、塔拜、阿巴泰、巴布泰、德格类、巴布海等人都能征惯战，但却连合领一旗都不给，而年幼的阿济格兄弟却都独有一旗，更过分的是仅仅三岁的多铎也拥有一旗，努尔哈赤后来又明确说，自己死后他领的旗将由多铎继承，同时还要再给一旗与多尔衮，这些历来都被认为是努尔哈赤准备传位多尔衮的明确表示。再看努尔哈赤于天命五年九月废代善太子位后，随即宣布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改变了太子继位的政体，这也很清楚地表明努尔哈赤对汗位继承人的打算。 天命五年三月间的情形，代善还是太子，是当然的汗位继承人。虽然从理论上说余下诸子都有资格争夺汗位，可真正威胁最大最有实力的就是阿巴亥母子。这次废大福晋事件，矛头直指代善和阿巴亥母子，获利最大的则是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兄弟。但莽古尔泰兄弟性情暴躁，其实并不怎么具备争夺汗位的能力，这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他们在此事件中没有任何表现，只有皇太极因受而不食大福晋的饭食而大大获利。结合此前对皇太极受而不食举动的分析，不能说皇太极没有可能策划和参与此次事件。 再来看看这次告发大福晋的另两位福晋塔因查、阿济根的结局。这二人后来在努尔哈赤死时，与阿巴亥一起被殉葬。一般来说，大多认为当时继位者应该是多尔衮，阿巴亥是被以皇太极为首的四大贝勒逼死的。她死前和四大贝勒达成的交易，就是不能剥夺她三个儿子的领旗，而这个条件其实对其他贝勒也是有利的，因此众人才立下了大汗不能随意剥夺八旗牛录，即使旗主有罪，则其所领也只能在本旗内消化的规则，而皇太极也遵循了努尔哈赤生前的意愿，马上分了一旗给多尔衮。 如果说阿巴亥之死是皇太极登上汗位的必要条件，那么塔因查、阿济根的死，则和争夺汗位完全无关，她们完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死。可如果联系此次废大福晋事件，她们的死就显得很奇怪，那么多的福晋都不殉葬，唯独她们这两个当年告发大福晋的人要殉葬，则她们的死就过于巧合了。 如果天命五年被废的大福晋是阿巴亥，她们必须死的可能就会急剧上升。 阿巴亥显然不会忘记，正是因为她们俩，自己才会被丈夫废弃。她在以自己生命做条件和四大贝勒谈判时，保全她三个儿子的权力和利益尚且不成问题，若提出要塔因查、阿济根陪她一起殉葬，当然更是全无障碍。四大贝勒中，没有谁会在这个和汗位及利益全然无关的问题上和她争执。但对阿巴亥来说，既然她不能活，那么拖着这两个当年坑害自己的女人一起死，不但可以报当年被废差点不能翻身之仇，还可以让她三个儿子少两个不对付的仇人，塔因查、阿济根必须死的理由就变得极其充分。 另外，如果被废的大福晋是富察氏，则富察氏早就身亡，阿巴亥也就完全失去了拖阿济根、塔因查下水一起去死的动机。 再就是除阿巴亥外只有此二人殉葬这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她们当年告发大福晋是个阴谋，而且是受人主使，所以这个时候，这位主使者是除阿巴亥外唯一有动机有需要杀她们灭口的人。 因为代善虽然没有在废大福晋事件中受直接损害，但是六个月后他的太子之位被废，却不能说与此事一点关系没有。若阿济根、塔因查二人告发大福晋与代善私通是受人主使，日后一旦暴露，代善系统这支庞大的势力岂会善罢甘休，更别说阴谋暴露后带来的其他损失了。 在废大福晋事件中，大福晋和代善是损失最惨重的，莽古尔泰兄弟收支平平没有任何改变，获利最大的就是那位受饭食而不用的皇太极。且不去谈实质利益，光是受而不食这一举动给他树立起来的形象，都能让他获利多多。众兄弟除代善外，也只有他牵连其中，且受而不食这一举动，还能帮他洗清设计陷害大福晋和代善的嫌疑。 所以，如果此次废大福晋事件有幕后主使，那么逼塔因查、阿济根与阿巴亥一起殉葬的最大嫌疑人，就是皇太极。 皇太极继位以后，号天聪汗，也叫聪明汗。 （全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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