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现象面面观》 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 吴 祚 来 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堕落，以《红楼梦》为标志。 《红楼梦》写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石头）补天不成，转入尘世，无法认同被儒化、功名利禄化、化的现实，最终离家出世的故事。 它是中国文化不可救药的宣言书，它是中国文人无补于世的大纪实，它是封建体制下知识分子苦闷无聊的心灵写真集。 当知识分子（补天之石）转入红尘之时，他已完成了第一次堕落。（肉身） 当知识分子们把它当作小说来读时，他就完成了第二次堕落！（情感） 当知识分子们把红楼梦中的部分当成研究对象，痴迷于其中的人物背景之时，则完成了思想层次上的堕落。 当知识分子把情感与思想都交付给《红》学之时，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的灵魂皈依的不是红学，而是红教——之邪教，不知道刘心武现在属于不属于“红教徒”。 王蒙也研究红楼梦，王蒙是品味，是“玩”红学，是玩弄林妹妹，以显示自己超人的智慧与机趣，是借古人之酒，浇自己无法实现于现实的欲火。你看王蒙讲红楼梦时多超脱，他把红楼里的女子们玩了一遍，就到大学里去吹红学牛皮去了。 我看刘心武则动了真格的了，完成了一次全身心的堕落。 刘心武当年是位“班主任”，关注现实，关注教育、关注班里的孩子们，现在，他与自己的“二奶”秦可卿混上了，陷进去了，没救了！ 知识分子包二奶，与官僚包二奶不同。权贵们建“红楼”（赖昌星们）玩弄八方妙女，知识分子包二奶是把红楼梦、金瓶梅、《肉莆团》中的女子包养在家中，笔墨伺侯，红袖添香夜读书。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时间看红楼梦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才是人民的知识分子。 当知识分子们不去深究红楼梦背后的是非纠葛时，中国的文化就有了重新崛起的希望！ 知识分子关门深究林黛玉与权贵们造楼包养女明星没一点区别。每天同林黛玉厮混与每天与女明星厮混一样是精神心理之需要！都觉得自己因此高雅。 只是，知识分子们被孔老夫子们驯导过，有贼心无贼胆亦无贼之经费，无法包养女明星，所以退而求其次。包养秦可卿林妹妹们，整天品啊、评啊，从头品到脚！ 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个致命的道德缺陷：包了二奶忘了娘！ 刘心武们住的房子可不是曹雪芹建的红楼，更不是赖昌星们建的红楼，是北京民工们建的高知楼。 刘心武们吃的菜，穿的衣可不是林黛玉、秦可卿种的、缝的，可是那卑微的下里巴人的农妇们种的、做的、卖的。 可就是这些衣食父母亲，他们的孩子的学校还没落实呐！五一期间，伟大北京邻区一个小学，居然在假期蒸发了！几百个孩子五一之后去上学看的居然是一块废墟！ 孩子们学校都没了，哪来班主任！ 刘心武们泡进了红楼，有几个作家在疾苦的民众之间奔走，为他们写作？ 作家们游走在之间，成为伟大的中国文人。 他们所作所为，将成为中国文化长河中漂浮的脂粉，美轮美奂、随波而逝。 长河两岸，唯有月光下独自杵衣低吟的伐檀人之妻和他们骨瘦如柴的孩子们。 来源：吴祚来的博客专栏（2005年5月14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看我老了就当靶子射 由于不满中国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自娱自乐，青年学者吴祚来近日发表网文称，包括作家王蒙、刘心武等在内的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正在通过研究《红楼梦》，从而走向文化之路。王蒙把玩林黛玉、刘心武研究秦可卿，与富人们造楼包养女明星有异曲同工之妙。昨天，针对吴祚来的文章，刘心武发表观点称，吴祚来所言过于偏激，如此评价不但对他人品文品不公，而且玷污了他的人格尊严，对本人名誉造成毁损，“他大概是想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吧，看我老了，便拿来当靶子射。” 在这篇名为《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的文章中，吴祚来将矛头直指刘心武，认为他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红学著作，以及正在央视播出的《百家讲坛》有关红学的讲座，严重误导了大众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著名作家，刘心武放下了从前关注现实的情怀，却一头扎进《红楼梦》中，做些与现实无关，且无任何社会价值的吟风弄月之事，误自己不说，反而还要通过出版物和电视讲座让他的读者和观众跟着往无聊、虚无的文化中沦陷。”吴祚来说。 对于吴祚来的说法，刘心武表示反对，他说：“我研究《红楼梦》并不妨碍我对现实的关注，我发表在报刊上的随笔，以及出版的小说、散文集里都可看到关注现实民生、为弱势群体呼喊的文章，我私下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别人不闻不问，就说我只弄风月之事，这显然对我是不公平的。”刘心武说：“说我研究《红楼梦》是‘包二奶’，这却对我的人格造成了毁损，玷污了我的人格尊严。我家有妻儿，倘若这话传到他们的耳朵里，那将是件多么尴尬的事。” 刘心武认为，英国人直到今天还在研究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不明白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普及经典名著怎么就文化了呢？对于吴祚来如此偏激的言论，刘心武表示不会与他计较，反而自嘲地说：“或许他是个‘愤青’，发泄一下对他身心会有好处。”（记者：卜昌伟） 来源：《京华时报》（2005年05月30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说在前头 应中央电视台10频道（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我去录制了大型系列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该系列节目从2005年4月2日开播，大体上是每周星期六中午12:45播出一集，到2005年7月2日，已经播出了十三集。 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档远非黄金时段——有人调侃说是“铁锡时间”，甚至说是“睡眠时间”，12:45本来是许多人要开始午睡，重播的时间为0:10，就更是许多人香梦沉酣的时刻了——的讲述节目，竟然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响。追踪观看的人士很是不少，老少都有，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包括在校学生。在互联网上，更是很快就有了非常热烈的回应，激赏的，欢迎的，鼓励的，提意见的，提建议的，深表质疑的，大为不满的，“迎头痛击”的，都有。而且，这些反应不同的人士之间，有的还互相争议，互相辩驳。最可喜的，是有人表示，这个系列节目引发出了自己阅读《红楼梦》的兴趣，没读过的要找来读，没通读过的打算通读，通读过的还想再读。而网上对《红楼梦》的讨论，也变得角度更多，观点更新，分析更细，揭示更深。我从这些不同的反应里，真是获益匪浅。 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当然，面对聚讼纷纭的学术争议，又要坚持独立思考，不必苟同别人的见解，在争议中从别人的批评里汲取合理的成分，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我在讲座里还引用了袁枚的两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常用这两句诗鼓励自己。我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能够进入名牌大学，没有能受到正规的学术训练，先天不足，弱点自知，但是我从青春挫折期就勉励自己，要自学成才，要自强不息。我为自己高兴，因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成为了一个作家，除了能发表小说、随笔，我还能写建筑评论，能涉足足球文化，并且，经过十多年努力，还在《红楼梦》研究中创建了秦学分支。我只是一朵苔花，但是，我也努力地像牡丹那样开放。我们的生命都是花朵，我鼓励自己，也把这样的信念告诉年轻人，特别是有这样那样明显弱点和缺点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要清醒地知道，相对于永恒的宇宙，我们确实非常渺小，应该有谦卑之心；但是跟别的任何生命相比，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就算人家确实是牡丹玫瑰，自己只是小小的，角落里的一朵苔花，也应该灿烂地绽放，把自己涨圆，并且自豪地仰望苍天，说：“我也能！” 这本书，是我的“揭秘《红楼梦》”讲座第一讲至第十八讲的演讲记录文本。节目开播以后，一直有红迷朋友希望能买到我演讲的文稿结集，现在这本书应该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当然，我也盼望没看节目的人士，或者习惯上是不看电视只读书的人士，也能翻翻这本书。 大家知道，电视节目，包括《百家讲坛》这样形式上似乎比较简单的节目，都有一个加工制作的过程。节目版块的时间是固定的，一共四十五分钟，刨去片头片尾，以及编导嵌入的必要的解说词衔接词等等，电视节目里大家听到我所讲的，也不过三十几分钟。其实每次在摄像棚里录制时，我一讲总得有六七十分钟，编导制作节目当然是尽量取其精华，但限于每集容量，也确实不得不删掉一些其实是必要的论证、事例和逻辑过渡。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里的每一讲，跟制作成的电视节目都略有不同，主要就是把一些因节目时间限制而砍掉的内容，恢复了进去。因为看书跟看电视节目不一样，我相信，这些在书里增添的内容，可以给阅读者带来更丰富的信息，形成更有说服力的逻辑链。 在实际演讲中，我有口误，有表述不当，也有错误处，把演讲制作为节目时，编导们已经尽可能地做了修正，但是，还是留下了一些没能清除尽的疏漏疵点。电视台的节目一旦定型，再加修改就很麻烦，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但是，在整理这些演讲文稿的过程里，凡是发现到的，我都一一做了更正补救。在此特别要感谢在节目播出过程里，通过电视台，通过互联网，以及设法直接给我来信的诸多人士，有的指正非常宝贵，我已经在这本书里采纳了其正确意见，有的建议非常之好，我也就相应地进行了删却增补。因此，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演讲记录，应该比已经播出的节目，比此前从网上找到的记录文本，更完善，更准确，也更丰富。我衷心希望，各方面的人士继续不吝赐教，这本书如果还有再印的机会，我会根据批评建议，以及自检和新悟，将这些文稿再加增订修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有位戏剧家叫梅耶荷德，他对一位文学艺术家的成功标准是什么，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认为，你一个作品出来，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那么你是彻底地失败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坏，那么你当然也是失败，不过这说明你总算还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如果反响强烈，形成的局面是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而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是获得真正的成功了！后来有人夸张地将他的这一观点称之为“梅耶荷德定律”。 忽然想起“梅耶荷德定律”，是我觉得按他那说法衡量，自己这回到cctv-10讲《红楼梦》，算是获得成功了么？说真的，我还没自信到那个份上。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的滋味，我确实是尝到了一些，这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应该是一种锻炼。在一个文化格局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只不过是一种言论，并不具有法律宣判效力，也并不是形成了新的政治运动要对你实施“揪出来斗倒斗臭”，不影响领取退休金，不打进家门，那么，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应该能够承受，而且必须承受。我算何方神圣，有何特权，不许人家恶攻？不许人家讨厌？不许人家出言不逊？你到中央电视台节目里高谈阔论，人家就有不喜欢，觉得恶心，给你一大哄的天赋人权！有些厌恶我的人，似乎对我的每一讲还都牺牲午觉或熬夜地盯着看，我感觉这也不错，至少对于他们来说，我具有反面的不可忽略的价值；当然，有些人士并不是厌恶我，他们对我心怀善意，只是把我当成一个辩论的对手，因此每讲必看，看过必争。没想到我花甲之后，还能被诸多人士赐以如此的关注，我整个的心情，确实必须以欣慰两个字来概括。 我的秦学研究，有的人误解了，以为我只研究《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一个人物，或者我只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清代康、雍、乾三朝政治权力的隐蔽史料来解读。不是这样的，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我的讲座，第一、二讲概括地介绍红学，也是表明我的研究，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去进行的；第三讲至十三讲重点揭秘秦可卿，第十四至十八讲揭秘贾元春。这本书就先收录到第十八讲，因为第十九讲以后，讲妙玉的部分虽然录制了，但还没有整理出初步的文案，而之下的部分，就根本还没有录制。是否还能顺利录制，何时录制，何时能制作为节目播出，各方都还举棋未定，因此，这本书只能到此为止。如果第十九讲到拟定的第三十六讲也就是最后一讲有幸能够完成，那么，接续这本书再出一本，以为合璧，是我的愿望，相信也是支持我、鼓励我的红迷朋友们乐于见到的。 为了使关注我这一系列讲座的人士进一步知道，我确实不是只研究秦可卿，而是从她出发，去对《红楼梦》进行较全面的探索，在这里我把已经录制的四讲和初步拟定的后面的讲座题目公布一下。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计划，真正实施时会有所调整，是否一定能完成也还要取决于主客观各方面的条件。 第十九讲：妙玉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排名第六之谜第二十讲：妙玉身世之谜 第二十一讲：妙玉情爱之谜 第二十二讲：妙玉结局之谜 第二十三讲：玉石之谜 第二十四讲：贾宝玉人生理想之谜 第二十五讲：宝黛爱情与黛玉死亡之谜 第二十六讲：钗黛合一与宝钗结局之谜 第二十七讲：史湘云之谜 第二十八讲：探春远嫁之谜 第二十九讲：迎春、惜春结局之谜 第三十讲：王熙凤、巧姐之谜 第三十一讲：李纨结局之谜 第三十二讲：金陵十二钗副册之谜 第三十三讲：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谜 第三十四讲：情榜之谜 第三十五讲：曹雪芹写书之谜 第三十六讲：《石头记》命运之谜 对于我的秦学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但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一、千万不能以为真理就只在自己手中了；二、千万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三、广采博取，从善如流，欢迎批评，不断改进。 谢谢买这本书、读这本书的各方人士。说到头，我的秦学究竟是否能够成立，那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我的这个系列讲座，引发出了人们对《红楼梦》的更浓厚的兴趣，读《红楼梦》的更多了，参与讨论它的人更多了，红学在民间的空间，因此大大拓展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民族，她那世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是他们民族魂魄的构成因素一样，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而所有民族发展的具体阶段中的具体问题，具体症结，具体的国计民生，无不与此相关联。我们如果热爱自己的民族，希望她发展得更好，那么，解决眼前切近之事，和深远的魂魄修养，应该都不要偏废，应该将二者融会贯通在一起，不能将二者割离，更不可将二者对立起来。 这段代替序言的《说在前头》，其实还是写出来的。写和说，是两种区别很大的表述方式。后面诸君所看到的，是演讲的真实记录，虽然也印成了文字，那感觉应该是另样的，我自己看的时候也觉得别是一番滋味。这些讲演记录稿虽然经过一定修饬，但仍保留着浓郁的口语风格。我为自己能出这样一本书而高兴，也希望它能给能够通过眼睛阅读激起听觉效应的诸君，起码能在艰辛的人生跋涉中，在业余时间里，多少增添一些有内涵的生活乐趣。 刘心武　2005年7月15日于温榆斋中 来源：《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8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揭秘红楼刮起平民红楼风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cctv-10“百家讲坛”播出后，着实刮起了一股“平民红楼风”。为了让观众“过瘾”，刘心武决定将其在节目中的演讲记录结集出版，同名图书即将与读者见面。 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播出时聚集了超强的人气，一时间男女老幼皆谈“红楼”。大批的热心观众给“百家讲坛”栏目组和刘心武写信，要求节目重播，同时希望可以买到演讲的文稿。应观众强烈要求，“百家讲坛”编导组决定于本月16日起重播“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刘心武也在补充修订后要出版演讲稿。“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档远非黄金时段———有人调侃说是“铁锡时间”，甚至说是“睡眠时间”，12时45分本来是许多人要开始午睡，重播的时间为0时10分，就更是许多人香梦沉酣的时刻了———的讲述节目，竟然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响。” 刘心武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全新渠道，打破了“红学”为某些专业人士独享的传统观念。“自己这回到cctv-10讲《红楼梦》，算是获得成功了么？说真的，我还没自信到那个份上。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的滋味，我确实是尝到了一些，这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应该是一种锻炼。” 东方出版社负责人介绍，这本《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内容比讲座更为完善，一些因为节目时间限制、演讲口误等原因，观众没有接收到的信息，作者都一一悉心修订。 “我的讲座，第1、2讲概括地介绍红学，也是表明我的研究，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进行的；第3讲至13讲重点揭秘秦可卿，第14至18讲揭秘贾元春。这本书就先收录到第18讲。”刘心武透露，第19讲到最后第36讲的讲稿已经完成，并已在陆续录制，预计9月初开播。出版方将继续推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下册，收录后半部分讲座内容。“如果第19讲到拟定的第36讲也就是最后一讲有幸能够完成，那么，接续这本书再出一本，以为合璧，是我的愿望。”（记者：沈沣） 来源：《北京晚报》（2005年08月10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是吟风弄月还是共享红学 8月27日，刘心武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为新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签售，“签了一个多小时，我的手都累了”。 今年图书出版界兴起一股“红楼热”，许多红学普及读物融入这场盛大的合唱。其中，作家刘心武格外引人注目。 上世纪80年代初，这位因关注现实而成名的作家，是“伤痕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小说《班主任》，已作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写进文学史。 而近些年来，刘心武依然笔耕不辍，但其新作并未得到读者的充分关注，除了红学研究作品。 从领衔“伤痕文学”到躲进“红楼”潜心红学，在某些人眼里，这样的刘心武显得有点儿“不务正业”。但刘心武依旧我行我素，他甚至还开创了红学研究中饱受争议的一个分支，自命名为“秦学”。 “《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经久不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就像断臂的维纳斯，是不完整的。”刘心武说，它的不完整给后人留下无穷的艺术想像与探佚的空间。 早在十多年前，刘心武就走进了曹雪芹留下的探佚空间。他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入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得出了震惊红学界的结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秖的女儿，也就是乾隆四年发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谋弘皙的妹妹。 去年，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录制了“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央视十套有关工作人员说，这样一档远非黄金时段，甚至有人戏称为“睡眠时间”的节目，因为“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的播出而聚集了超强人气。为回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百家讲坛”重播了这个系列讲座。《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是该讲座第一讲至第十八讲演讲记录文本。 在一片赞誉声之外，也有一些不太悦耳的声音传到刘心武那里。有人认为刘心武严重误导了大众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著名作家，刘心武放下了从前关注现实的情怀，一头扎进《红楼梦》中，做些与现实无关，且无任何社会价值的吟风弄月之事。” 也有人说，刘心武的研究太侧重于曹雪芹身世与清朝政治斗争的关系，这对帮助读者领略小说文学魅力关系不大。 还有人指责在《红楼梦》前面加上“揭密”这样的字眼，有商业化炒作之嫌，是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不负责任以及对作者的不尊重。 刘心武并不否认“揭秘”一词的商业包装意图，“用这种办法吸引大众关注也没什么不可以”。“红学本身很多东西都构成商品了，比如雕塑、绢人，以及杨柳青的画都是很受欢迎的。” 显然，刘心武更在乎别人对他探佚红楼的“合法性”的质疑，他用“平民红学”一词来回应别人对他学术功力的疑问，以图借此来消除红学研究的“身份壁垒”。 但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刘心武却不再拿“平民”说事，“我是做‘原型研究’的。‘原型研究’是国际上很流行的一种方法，比如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原型研究’就很有名。这恰恰是一种很学院式的研究方法。” 在刘心武看来，“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红楼梦》和广大普通读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壁垒，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 “专家的批评很重要，但不允许别人自由地说话，说人家外行，甚至说人家是红学妖孽，封杀人家，不让人家有自己的声音……这样的红学垄断是不利于红学发展的。有人说我不是专业的，但我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刘心武说，他的研究成果有这么多人愿意听，愿意买，说明他是有群众基础的，他的研究终究是为群众服务的，而不是为某个专家或某个学派服务。 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签售会上，一位带着孩子慕名而来的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儿子非常喜欢刘心武的电视讲座，每次都拿着遥控器不让换台。首都某高校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则说：“以前我没有勇气读完《红楼梦》，光是里面的人名，就够我头疼的了。听了刘老师的讲座，觉得很有意思，忍不住找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我们不能强迫青少年来读《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他们更愿意接受一些新鲜的、有趣的东西”，刘心武说，他之所以采取“悬疑式”的方式来讲《红楼梦》，目的之一就是唤起大众阅读《红楼梦》的兴趣，“他们因兴趣而进入《红楼梦》的世界后，完全不必接受我的意见，完全可以形成他们自己的，各不相同，甚至互相抵牾的见解。一旦有如此局面，我会更高兴。”（记者： 宋广辉　实习生：董乐铄）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5年09月05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学应该是公众共享空间 日前，由作家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出版。该书面世后，在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作为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作家，刘心武承认自己是个外行人，但他一直称《红楼梦》是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去研究。近日刘心武接受本报记者访问，在访问中刘心武强调他不会放弃自己对《红楼梦》的推论，他也认为红学的生机在民间。 关于研究起源　作者删去文字引起思索 新京报：你研究《红楼梦》是以秦可卿为一个突破口的，请问你最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突破口，它是怎样吸引你去展开一系列的研究的？ 刘心武：在我的《红楼望月》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两部书里，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曹雪芹由于非艺术考虑删去13回大段文字，引起我的思索。这说明他在将生活原型塑造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内心有痛苦的挣扎，应该了解他的创作心理，以及他对笼罩全书的时代社会政治阴影的把握。当然，最后曹雪芹没有把《红楼梦》写成一部政治小说，他穿越痛苦，超越了政治，使全书达到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放射出理想的霞光。我的cctv—10的讲座，从秦可卿一环环往下捋，9月播出的讲到贾元春，10月播出关于妙玉的几讲，陆续还将讲到宝玉、黛玉、湘云……一直讲到曹雪芹曾拟出的《情榜》。 新京报：解开秦可卿这个人物之谜真的对《红楼梦》其他的谜，有那么重要吗？ 刘心武：这仅仅是我个人研究《红楼梦》的一种独特角度。红学研究应该是多元的，谁也无法限制别人的切入角度，谁也不能宣布自己的研究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将自己的研究心得通过书籍、电视讲座传布出来，能让人们对我们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产生兴趣，从漠视它到重视它，从不想读到想读，从读不下去到能读下去，从读不出味儿到能读出味儿。特别是让年轻的一代，能因此去接触《红楼梦》，讨论《红楼梦》，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就非常欣慰。 新京报：我想知道你在研究秦可卿时，都参考过一些什么资料，是否看过很多相关的书？ 刘心武：那当然。需要读许多书。首先是各种不同的古本《红楼梦》（《石头记》），还有各种红学论著，还有清史方面的资料与著述……如果开一个书单，那么会很长很长。除了看书，还需要直接请教专家，我特别要感谢前辈周汝昌先生和清史专家杨珍女士，他们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 关于批评　我不想放弃自己的推论 新京报：在你分析秦可卿这个人物形象时，提到她的父亲秦业，说他不可能到养生堂抱养秦可卿，对此还做了一些分析；后来又提到秦可卿和贾蓉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我觉得这些观点，都带有一点猜测的成分，没有严谨的证据和推论。你怎么看？ 刘心武：我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将电视讲座由于节目时间所限删去的部分加以恢复，又补充了例证，并对讲演时表达得不准确的地方作了修正，尽量完善自己的论述。但你完全不必认同，你应该保持对我观点的警惕性，以便得出更正确的结论，我赞赏你的独立思考习惯，并期待着你将自己的严谨证据和推论告诉我和大家。 新京报：如果你在分析人物原型的时候是由一个没有确切证据的前提推出的结论，那么结论就具有不可靠性了。你觉得你的推论是严谨的吗？ 刘心武：你的问题本身已经宣判了我的结论的不可靠。你的判断我非常尊重。但我直到目前还不想放弃自己的推论，并在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后，尽量完善自己的推论，将其严谨化，那么，我企盼你也能尊重，或者说对我的这种研究予以宽容。 新京报：你以前写过《秦可卿之死》的小说，现在这个《揭秘〈红楼梦〉》的一些观点也和当时那个小说一样，你担不担心有人说你的《揭秘〈红楼梦〉》没有学术性，更像小说？ 刘心武：《秦可卿之死》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小说已经发表了十多年，我的研究思路在这十多年间不断调整，现在我这本书里已经对过去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并又有所发展。我为什么要担心人们的批评呢？有人批评说明有人关注，是我求之不得的呀！说我的研究学术性不够，那我就当作鞭策，努力加强自己研究的学术性吧。 一个作者其实最担心的不是批评而是毫无反应。 关于“红学” 研究　红楼梦研究不必统一步伐新京报：一直以来对红楼梦的研究很多，探谜也很多，你觉得《红楼梦》是否真的如大家研究的那样隐藏着很多秘密。而且现在很多研究都把《红楼梦》分析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刘心武：对《红楼梦》人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甚至互相抵牾的读后感。一位年轻人对我说，他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写作的时代背景，书中的人物原型等等，完全没有探究兴趣，也不想去探索什么秘密，他就是享受那些文字所带来的快感，我以为他那种阅读也是很好的。但由于《红楼梦》是一部奇书，首先它不完整，即使按通行的120回本来说事儿，也有好多弄不明白的地方，比如贾琏是长子，为什么被称为二爷？因此很多人去探佚，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愿意去揭秘的，和热衷于揭秘的，各按各的路子去对待《红楼梦》就是了，没必要统一观点、步伐一致。 相信只要是读了《红楼梦》，总会有自己独到的感悟的。 新京报：前不久，有位青年学者陈林写了一篇名叫《破解红楼梦时间之谜》的论文，在论文中，他指出，贾宝玉的原型应该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你怎么看待他的这种观点？ 刘心武：他把论文也寄给我一份，非常感谢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頫，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頫，这样的观点老早就有了，但陈林的研究角度有新意，论证的逻辑性很强，我非常尊重。红学界已经出现过许多对《红楼梦》作者及贾宝玉原型的观点，比如有说作者是曹顺（曹寅的一个侄子）的，有说是“石兄”的，有说是吴梅村的等等，我觉得只要言之成理，都应给予发表机会，作为一家之言存在。 关于“红学热” 比美国大片热更舒服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最近这一两年的“红学热”？ 刘心武：是好事。毕竟《红楼梦》是我们自己民族的经典，在我眼里，这比日本漫画热、韩国影视热、哈利·波特热、美国大片热……更舒服一些。 新京报：其实现在研究红楼梦的有很多业余的人，也有不少人提出了新的观点。比如你的关于秦可卿身世的观点，比如陈林的观点，但好像红学专家们都不太重视这些观点，也很少对新的观点做评价。这是不是不利于红学这个公共学术空间的发展？ 刘心武：是的，我一再强调，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学术空间。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红学的生机在民间，希望各种传媒能够起到鼓励、支持民间红学研究的作用。（记者：甘丹） 来源：《新京报》（2005年09月19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研究红楼为了向曹雪芹学习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央视播出，掀起收视热浪。刘心武用探佚的方式，“揭秘”秦可卿身份之谜、元春死亡之谜等，环环相扣的情节让观众感觉如同在听一部侦探小说，勾起了了解《红楼梦》的。很多人几乎是一讲不落地收看，都市“红楼热”急速升温。目前，刘心武将演讲稿经修订补充后结集，出版与讲座同名的文字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笔者就此采访了刘心武。 田小沛（以下简称田）：您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的观众，我们觉得是因为有一种灵魂的东西蕴含其中，那就是“创作”。《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是否可以认为是您创作的延续？您能谈谈您的创作观吗？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我努力去体会曹雪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路数，从中汲取营养。我之所以对《红楼梦》作原型研究，就是为了学习曹雪芹把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曹雪芹教会我，要有政治倾向，但到头来要超越政治；要尊重真实，但要会进入艺术想象；要有宽广的人道情怀，但又不能回避人性的诡谲……我对自己的作品，最珍爱的是《四牌楼》，这部长篇小说饱浸着《红楼梦》的汁液。 田：我们有一种感觉，您并非是为着纯粹的“娱情”而讲《红楼梦》的，您能否谈一谈您的《红楼梦》学说与当下的社会人文风气有没有关联？展开说，当下的“红楼热”有没有社会学寓意？ 刘：有的。在当下，尊重我们的母语，尊重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尊重非急功近利的铸造民族魂魄的细致工程，尊重渐进式的社会改良，都可以从阅读、分析《红楼梦》入手，来加以推进。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不同的人士还可以从许许多多另外的方面，来推进我们的社会进步。 田：投身于对《红楼梦》的研究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您觉得它对您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对我来说，一切都很自然。我从小就受家庭影响，喜欢阅读和讨论《红楼梦》。《红楼梦》对我的影响渗透在我的人生历程里。有人误解，说我是因为写不出小说了，才研究《红楼梦》，其实我一直在发表小说，我最新的小说集《站冰》去年夏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里面写的主要是外地到北京的民工的故事。我今年也已经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 还有人说我因为出不了别的书，才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样的书，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已经出了17种书，像《心灵体操》，是很贴近现实的随笔集，今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 田：您个人从创作走向研究，和其他研究出身的人相比，在研究上有什么不同？ 刘：上面讲了，我仍在创作，只是目前我的小说远没有在cctv—10讲《红楼梦》那么引人注意。我的红学研究当然凸显着我的个性。 田：评论界称您最近一系列关于红楼梦的书“是激活‘红学’沉闷局面的一声鸟鸣”。您个人觉得呢？ 刘：的确。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这说明，红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现在的态势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间红学的水流旺起来，畅起来了——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是若干民间红学研究者共同奋进的成绩，其中也包括若干扶植民间红学的专业人士，某些大学教师、教授等的推波助澜。（田小沛）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9月22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是“平民”吗？ 孙建清（山东临沂日报社） 从报上得知，近日作家刘心武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刚一出版时，就有人写文章称刘心武现在将精力放在研究《红楼梦》上是放弃了关注现实，是一种不务正业。刘心武则回应说，他认为“红学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虽然他不是红学家，但他也可以来研究《红楼梦》。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民红学家。 在此之前，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央视播出以来，“解密式”环环相扣的解读让不少人勾起对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兴趣。针对该讲座掀起的收视热浪以及诸多不绝于耳的批评，刘心武的回应也一直称自己是“算是一个平民红学研究者吧”。 在我看来，这里的“平民说”是很扎眼的。我总觉得这个平民的头衔给刘心武不大合适，以平民自居名实不符。平民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平常的老百姓。如果这个解释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很难说刘心武是个平民。我们可以看一看刘心武的简介：刘心武，四川成都人。当代作家。先后担任北京第13中学教师、北京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主编。如果说北京出版社编辑还算个平民的话，那么《人民文学》主编就很难称得起平民了。泱泱中国，能称得起“当代作家”而又在《人民文学》主编的位置上者有几人？想一想，刘心武大作不断，如雷贯耳，且当过主编，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平民真是比较难找。 可惜我没想到，“平民”一词在刘心武那里还有别的解释。刘心武说：“之所以说算是平民，是因为我不是红学研究所等专门机构的成员，跟红楼梦学会没关系，没有红学方面的职称，也不是大学里讲授这方面课程的教授……”这样的解释不能服人，不是专业红学研究者，那就径称业余红学研究者好了，与平民何干？刘心武毕竟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作家，说是平民谁信？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5年09月28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胡文彬：刘心武应遵守学术规范 如今，各种关于《红楼梦》的书籍频繁出版，在学术界甚至大众间有形成“红学热”之势。近几个月来，作家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关于《红楼梦》的讲座很受欢迎，同时讲稿整理出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也成为了畅销书。近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在一次讲座中公开批评了刘心武的观点，认为刘心武提出“红楼梦是公共学术空间”，但其著作却没有遵守学术规范，是一种猜谜。虽然也有学者私下批评刘心武，但胡文彬此举使自己成为第一个在公共场合发表批评意见的《红楼梦》研究者。 胡文彬认为，批评刘心武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警惕学术界的泥沙俱下现象，并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学术要讲规范，随便胡说是误导 “红学是公共共享的学术空间”？ 新京报：听说你上次在大观园的讲座中对作家刘心武提出了批评，尤其对他所说的“红学是公共共享的学术空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胡文彬：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红楼梦》，如果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来读《红楼梦》，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号召大家来做红学家，因为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如果不好好引导，读《红楼梦》的人就以为自己都是红学家，这就是一个误导。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 新京报：那你认为刘心武所做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不是学术？ 胡文彬：学术研究就一定要接受学术的检验，提出一个学术观点必须拿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成立，而不是凭想像瞎猜。刘心武所提出的那些东西，哪一个能拿出证据，哪一个能够有理有据地来说服大家？《红楼梦》不是谜语大全，不是凭借猜谜就可以做出研究的。他说“红学是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这就是误导，学术的东西是这样猜谜的吗？如果十二亿人都这么猜谜，那一个谜面就该解答出十二亿个谜底，这可能吗？像《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样的书很多啊，比如有《职场红楼梦》等等，作者不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只说自己是戏说，那就无可厚非。 新京报：我觉得《职场红楼梦》这样的书不一样吧，它不是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所做的是对《红楼梦》本身的解读。 胡文彬：问题就在这里。他把猜谜拿到中央电视台去做讲座，以为这就是一种对文本的解读，就认为是做学术研究，这更是不对的。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中央电视台的受众面这么大，一个猜谜的东西让全国观众坐在下面听那就不行了。 而且他还总是为自己辩护说“公共学术空间”，所以大家都有发言权。发言可以，但学术总得拿出规范，不是谁都可以胡说八道，面对全国的观众更不能胡说八道，必须给人们传达的是正确的信息，而不是错误的信息。 传播“猜谜”知识有悖普及初衷 “上电视讲坛是普及《红楼梦》的一种方式”？ 新京报：你说做学术研究必须要有一个规范，那具体是指怎样的规范呢？ 胡文彬：也就是拿出一个学术结论，就一定要有严谨且充分的证据。如果有证据，孤证还是不够的。同时，通过这些证据能够逆推出所得到结论。这才是做学术的一个基本规范。 刘心武看了很多红学方面的书，对大家的红学观点都比较了解，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书里的很多观点其实早就是别人提过，但很多他没说明观点出处。当然，他在书中也说了某个观点是周汝昌的，但只提周汝昌这样的名家是不够的。按照做学术的要求，引用那些没有名气的人的观点，他也得明确指出来。 新京报：虽然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猜谜的，但读者很喜欢听。刘心武也说过这也是普及《红楼梦》的一种方式。 胡文彬：说到普及这个问题上，我对中央电视台的做法也有意见。他们把刘心武那个讲座定位为普及《红楼梦》，却没有明确是普及《红楼梦》的精华，还是普及别的东西？刘心武的那些东西是《红楼梦》的精华？他把自己猜谜的知识普及给读者，根本就是违背了普及的初衷。 在我看来，普及是要传达正确的知识，是告诉读者如何欣赏《红楼梦》的艺术、思想，是提高读者对《红楼梦》的解读能力，从而来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 新京报：为什么对于这事一直没有红学家发表意见，只有你站出来批评？ 胡文彬：首先，我要说《红楼梦》大家都可以阅读，大家也都可以写读后感。 但是一旦公诸于世，就要接受公众的检阅。如果刘心武说，“我是一个作家，我所写的这是一个小说”，大家肯定不会跟他辩论，因为小说的东西可以去虚构。但他要说这个是在做学术，那么就要接受红学研究的检验，就会遭人批评。 我为什么要批评呢？ 我觉得他提出的“公共学术空间”、“普及”等一些模糊的概念会误导大家。从学理层面来说，他的这些东西经不起验证和核实，所以我要指出来。实际上，我希望刘心武拿出自己切实的证据，我和他在学术层面上对话，而不是在猜想层面上。 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就抓住刘心武来说事，其实现在学术环境开放了，但开放同时也带来了泥沙俱下的东西，我们要谨慎地对待这种现象。 “红学”繁荣只是表面现象 “‘红学热’实际上只能称做‘红楼热’” 新京报：现在有各种关于《红楼梦》的书籍出版，请问你如何看待现在所谓的“红学热”。 胡文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红学热”，这实际上是没有把《红楼梦》和“红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开。现在这些东西不是学术层面上的热，我认为它只能是称做“红楼热”。你看周汝昌的书都叫《红楼夺目红》，而不叫《红学夺目红》。“红学”作为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并没有“热”。 而且我们不能只看现象繁荣，而要看事实。表面上现在是出了一大堆书，但很多书根本就是把旧书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版，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我们需要的学术著作是创新，而不是翻炒旧东西。现在很多人出书都是看重一个“钱”字，出版家是，作者也是，这真的是学术的悲哀，红学的悲哀。 红学研究还有很多地方是处女地，它们等待着我们去开发。100多年的红学研究成果我们需要自己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甚至网站。这些东西都没有。 国际上有人多次提出，需要我们做一个可以用来做课本的读本，但这些都没有人去做，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上面下工夫呢？为什么要去出那些没有价值的书呢？所以，对于这种所谓的繁荣景象要理性的分析，热闹并不是繁荣，某种书出了多少册也不是繁荣。 新京报：但你看学术读者很少关注，但像刘心武这样揭秘性的书却有不少的销量，这不值得思考吗？ 胡文彬：大家存在着一个误解，以为读者都是不关注学术问题的。错了。 在我接触的很多读者中，有不少人其实是很关注红学学术问题的，而且他们对学术的了解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全国各地其实都有这样的读者。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刘心武的东西吸引了不少人，所以红学家们更应该从这个事情上反思。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不同意，但却有很多人喜欢？ 红学家应该透过这个问题想到人民的需要，应该看到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普及空间还是很大的。作为研究者既要兼顾研究的任务，也应该面对广大读者做普及的工作，考虑如何能让更多地读者接受。 所以面对刘心武的问题时，我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目的不是否定他的贡献，不是说这种形式不可取。而是在这样一个情势面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伟大的是《红楼梦》，不是红学家 “我很反对有些红学家不看后辈的论文就乱批评” 新京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话题吧。听说上海博物馆买回了甲戌本《红楼梦》，但却一直不对外说明情况，你怎么看？ 胡文彬：这个消息是传了很久了，但没有人公开发布，所以我没法确定是不是谈成了。（记者：我打电话证实过是有这回事）那这就要看他们上海博物馆到底要做什么了，他们是想把它作为文物保存起来呢，还是在某一天选个特定的日子把它展览出来，他们不说可能是怕有人一拥而入。但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本子已经意义不大了。从上世纪60年代胡适出了第一个影印本，到现在它的影印本已经遍地都是了，你说它还有多大意义。 新京报：我知道你看过陈林的论文，我想知道你对他的论文有什么看法？ 胡文彬：他的有些观点蛮有道理的，比如他用时间坐标来推算《红楼梦》发生的真实年代序列就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虽然有些地方可能论证还不够充分，或者出现错误，当时我认为他的论文还是有一些价值的。陈林绝对是在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这是可以肯定的。 新京报：我发现陈林的文章发表后，很少有红学家对这个论文发表看法。我觉得好像现在红学家对新的观点、新的研究好像都不喜欢发表意见，为什么？ 胡文彬：我很反对有些红学家不看后辈的论文就乱批评。我们应该从人家的东西上看到值得借鉴和研究的地方。而且有这些年轻人这么关注《红楼梦》学术的东西，红学家们还应该感到高兴。而且我觉得红学家们也应该多跟后辈们交流。 红学走向大众是没有人阻挡的，红学是否能够让大众接受了解，还是红学家该做的事。要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是《红楼梦》、是原作者，而不是红学家。红学家应该感谢《红楼梦》。（记者：甘丹） 来源：《新京报》（2005年10月30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上电视也需要“准入资格”吗 徐 来（上海学者） 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名为“秦学”的笑话。这个事情本来没什么大不了———娱乐了大众，又多少激起了点对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回忆。不过正统红学家们对刘心武的讨伐（据10月30日《新京报》），却让事情变味了。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对刘心武的公开指责就是这样一个批评。胡文彬认为刘心武的研究是“猜谜”，这样的活动，配不上“学术研究”这样的宏大头衔，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猜谜活动不适合拿到中央电视台，对着千万观众讲。 在今年夏天关于国学院与国学的讨论中，人民大学国学院一位教师因为提出了国学讨论中的“准入资格”问题而受到批评。现在胡文彬的提法，与这个“准入”又是何其相似。按照胡文彬的观点，这样的文化猜谜活动想必也是不适合在各地方电视台、各地纸媒、各级出版单位，乃至网络上的门户网站进行的。因为，借助这些传播媒介，类似的不正确的学术信息一样可以接触到数以万计的读者，传递出错误的信息。最终像那些靠飞沫传播的疾病一样，让大家受到不良的感染。 胡文彬的这番话，大抵站在两个观点的基础上，一是媒体传达给公众的学术信息必须是正确的；二是不正确的学术会把公众引向歧途。 沿着胡文彬的意思走下去，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很多貌似学术研究的扯淡猜谜，正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向公众传递着“错误的信息”。新华社就曾经报道过“吉林学者宫玉海教授”的研究成果，称耶稣即颛顼，其墓地就在吉林扶余云云。北京的民间学者苏三也曾经连续出书，用一些门外汉的手段论证“中华文明西来说”。 再把视野拉宽一点。英国最近有调查者指出，柯南·道尔爵士很可能盗取了他人的小说，并且杀人灭口。另一位英国研究者，也在《泰晤士报》作惊人语，说莎士比亚的某些作品，作者另有其人。甚至有人提出，莎士比亚进行的完全是隐语写作，通过拆字和附会，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很多早已湮没的历史细节。 假胡文彬的法眼来看这些论调，恐怕都是些不经之谈。他们所使用的手法也都是钩深索隐，拆字解谜，传递的多半是错误信息。 所以这些东西实在是不应该被拿到媒体上来大加宣传的。如此一来，学术名门正派高歌，不同学术意见禁声，媒体自然也就成了的学院派的天下。 需要提醒胡文彬的是，不管他是否承认，红学之为学，最初就建立在把《红楼梦》当谜书猜测的索隐派的基础上。即使是稍后兴起的考证派，其操作手法也离猜谜不远。这些红学前辈的成果，或多或少地依然被后学借鉴使用着。倘若那时也将种种看似荒诞不经的学术研究，一率斥之错误，不予推介，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胡文彬了。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1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 ——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 陈 晓 红 近日，作家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讲座，引起不少红楼爱好者的关注，其关于红楼“揭秘”的书销量也十分可观。刘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秦学”。但这也引起一些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议论，为此，本刊采访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副会长、红学专家蔡义江先生。 曾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先生近来也是频频被各方叨扰，因为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和声望，不少自称是红学爱好者的人很气愤地打电话给他，向他求教。他们认为作家刘心武所说的内容有很多问题，希望蔡先生出来谈谈看法。 一、 索隐回头路走不通 看到媒体对红学的诸多关注，蔡义江先生认为其主流是好的。他一再地说：“如果看不到近几年红学研究的成绩，单从几个讲座、几本书就认为问题很严重，是不太恰当的。当然商品经济大潮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不能小看，但从长远来讲，历史自有公论，以前也有不少的新说曾经喧闹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不能维持长久。 红学研究向来就有考证派和索隐派等的划分，现在似乎考证派又复活了，且与索隐派有合流的倾向，蔡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研究可称为新索隐派。他说：“之所以这样区别，是老索隐派所认定的影射对象还实有其人其事，而新索隐派连影射的对象也是虚妄的，比如说废太子胤礽有个私生女寄养在曹家等等。其实刘只是回头走了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红楼梦》是藏有意外谜底的谜语，那么，它至多只能算作由奇思妙想制成的游戏，而非伟大的文学作品。” 大家都熟悉，《红楼梦》开卷即提出真与假的问题，如首回就用“甄士隐”、“贾雨村”二人名，是为谐音“真事隐去，假语存焉”。记者问道：“‘假’是谜面，‘真’是谜底，将作者‘隐’去的真事探‘索’一下，有何不对，为什么就‘走不通’呢？” 蔡先生认为这样思考问题是出于误解，“曹雪芹说的真与假，并非谜底与谜面，而是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曹雪芹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书中的‘真’，或者说是‘假’中的‘真’，就是隐藏在小说故事背后的作者来自真实生活的思想、感受。而作品中的‘假’，主要由政治、伦理道德和小说创作的本身规律所决定的。如作者当时是处在一个舆论相当严酷的时代，曹雪芹只能虚构一个大观园和元妃省亲的故事来寄托他忆昔抚今之感，让莺莺燕燕们扮演各种重要角色，为了避开政治关隘，声称‘毫不干涉时世’。再从伦理道德上说，小说总要臧否人物，有是非好恶，若用真事，任意褒贬亲人将家丑外扬，作者自己先就通不过。 “塑造小说人物尤其是长篇小说人物，与对着模特儿来做人物肖像画是不一样的。所以关于《红楼梦》中某一形象的原型是某人的说法，除非作者自己说过，多半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蔡先生用了一个生动的说法：“如果曹雪芹生活在今天，掌握现代的文学理论，他也许会说，小说的素材来源于真实的见闻和家事，但是故事情节是假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以及他们活动的环境是假的、是虚构的等等，但是他不可能用类似的语言来表达。刘的说法就有些从概念出发，而且将它绝对化了，他说‘贾蓉娶妻一定要门当户对、秦可卿是贾母第一得意之人，第一得意的只能是她的高贵血统’，这在书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他还引用秦可卿房中有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等用过的东西做摆设，说全是帝王家的东西，是象征秦氏出自帝王家。但他忘了，还有‘西施浣过的纱衾，红娘抱过的鸳枕’，西施浣纱时还是个村女，红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此来说明秦可卿的皇室身份就很不恰当。” 二、林黛玉见到的对联有原型吗？ 刘心武说秦可卿的原型是清康熙帝的废太子胤礽的私生女。为此他做了一些举证，其中重要的举证是说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所见荣禧堂上的对联：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 刘说得很自信：“这应该是很平常的一副对联。但我查到了一个史料，这个是以前没有人说出来的，我第一个提出来。……太子（胤礽）留下一副对联很有名气，在康熙朝一位大儒王士祯所留下的《居易录》这本书里就有记载，这副对子是这样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请注意他的平仄，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这不是偶然的，这个对联的原型就是太子胤礽的这副对联。” 对唐宋诗词、《红楼梦》诗词均有几十年精深研究的蔡先生，其名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现称《鉴赏》）自20世纪70年代出版已经发行逾百万册，他仔细比较这两副对联，觉得一点儿也不像，单从对联就认为这和胤礽有什么关系，就更不可信，但他还是觉得“楼中饮兴”一联很眼熟，于是他便去翻书，很快便找到了出处，只不过那是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诗，全诗如下： 送蕲州李郎中赴任 梦关蕲水路非赊， 东望云山日夕佳。 薤叶照人呈夏簟， 松花满碗试新茶。 楼中饮兴因明月， 江上诗情为晚霞。 北地交亲长引领， 早将玄鬓到京华。 （《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九） 蔡先生说： “王渔洋将唐诗当成本朝诗，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闹出了笑话。不知是他叙述不清呢，还是犯糊涂，瞎说一气。现在，我们退一步说，假设‘楼中饮兴’一联不出自刘梦得而真是胤礽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既是‘原型’，总得在诗意构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日月’、‘烟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 “刘心武说请注意他的平仄，这话令人费解。是否‘原型’还跟平仄有什么关系？对联的‘平仄’不是平起，就是仄起，‘楼中饮兴’是‘平平仄仄’，是平起；‘座上珠玑’是‘仄仄平平’，是仄起，两者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所有对联，非此即彼，即使一样了，又能证明什么呢？看来，这位小说家大概不懂得平仄，有一点可以证明，在他的讲演稿中，将李白诗句‘双悬日月照乾坤’错引作‘日月双悬照乾坤’，这本是细节，毋须挑剔，但恰恰可以说明小说家并不懂律句的平仄，否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口误或笔误的。” 刘心武还说：“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林黛玉在荣国府正堂所看见的对联，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这不是偶然的。” 针对此种说法，蔡先生不由讲起了诗词，他说：“律诗对仗，上句仄结，下句平结，更毋须注意，因为那是不可更改的定例，凡对联都如此。能与‘月’字对的，‘霞’是最常用字之一，例子多多。如初唐诗人王绩《赠学仙者》诗：‘玉壶横日月，金阙断烟霞。’后四字全同；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应制》诗：‘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后三字同；七言如晚唐陆龟蒙《家林亭》诗：‘孤岛待寒凝片月，远山终日送馀霞。’与荣禧堂一联同为仄起；还有元诗人陈樵《山房》诗：‘门外身无岁月，山中人语带烟霞。’不但也是仄起，且结尾相同的字有三个，即‘月’与‘烟霞’。如果都要附会起来，什么结论得不出来？” 至此，蔡先生强调说： “为什么我要反复证明两副对联之间的联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这是被‘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的立说者视之为‘史料’的证据，是其自诩为‘秦学’立论的重要支柱。其他还有种种所谓的证据和理由，更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话。” 三、 红楼依然是红楼 面对电视台、互联网的炒作热潮，蔡先生认为这并不奇怪，现在严谨的学术著作充其量卖到万八千册，远远比不上“奇谈怪论”的销量，他认为，这既是社会心态浮躁，研究方法不正确的表现，也是出版单位迎合读者口味的一种做法。 在今年3月刚刚出版的《蔡义江解读红楼》一书的前言中，蔡先生写道： 现在红学文章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令初学者无所适从。许多新著新说轻率立论，言多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细加检查，则又凭空臆测，全然不见求真务实之心，倒能看出一些人惯于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甚或走火入魔、唤之不醒，几同疯语。凡此种种，或以为乃“双百”现象，实难令人苟同。 他还说：“现在观众和读者有那么多意见，也反映出电视台、出版社编辑水平有点问题，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名家，名家的说法不一定都靠得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红学研究太不了解。有的讲座把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一一对号入座，这是非常荒谬的。学术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红楼梦》不是谜，它无秘可揭，无谜可猜。不过，对目前的状况也不必忧虑，因为无论谁怎样讲，红楼依然还是红楼。” 蔡先生认为学术文章最恶“三不”作风，即不顾常识、不择手段和不负责任。他说，红楼文化本该是姹紫嫣红的百花园，现在反把它当作随便倾倒废物的垃圾场，真是悲哀！他说他深感无奈，只好以不要沾染这种风气来自勉。 来源：《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平心而论刘心武 ——访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先生 贾 舒 颖 采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因为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以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的很多观点与自己相左而激愤、拍案或者破口开骂，只是平心静气地、逐条析理地将其中的主要漏洞、谬误向人娓娓道来。他说，要想完整详尽地指出刘心武有关《红楼梦》的全部问题，肯定会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不是几句话可以尽述的。所以，还需要广大读者和观众，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媒体和什么样的人物，都抱有“辨别”的精神，即便没有求证的工夫，比之全盘接受也要强得多了。 一、 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五大误区 “想当然尔”，存在于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立论与求证的诸多环节之中。“他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孙玉明对记者指出了刘心武的许多谬误，比如刘心武说，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姐姐入了宫，先是在太子胤礽那里，胤礽被废后又转移到雍正这边。这个所谓的姐姐，查史料是绝对没有的，无论是关于曹家的史料，还是有关宫廷的记录。但是他就认为有这么个人，并且四处宣讲，这就可谓“想当然尔”。接着刘心武又说，在史料中查不到，是因为乾隆篡改了历史，删去了那一段，看不到了。以为查无此案就可借以开脱。 第二是“生造”的问题。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有些是没有回前诗的，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未完成的稿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补上”。这可是很滑稽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都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虽然有了回前诗会对刘心武自己的学说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生造就能出现的。惟有一个版本的第七回篇首，有类似诗的几句话，但那并不是回前诗，而是别人的批语，是脂砚斋或其他评论者的评述。仅凭这个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回前诗来，很有些不可理喻。 治学不严是刘心武的第三大问题。比如被他用来佐证自己论点的《红楼梦》批语就常常被误用。“《红楼梦》的批语是非常复杂的，每个研究《红楼梦》的人用起来都要谨慎。《红楼梦》早期的手抄本上，大多数都有批语，这是咱们中国小说、戏曲的传统批评形式。大量的批语是没有署名的，寥寥的批语署名了，有的是脂砚斋、脂斋、脂砚，还有别的评家，比如畸笏叟、棠村、松斋等等，以脂砚斋为主，所以大家简称它们为脂评。再有，各种版本皆是后人转抄，不是原稿，肯定有失误、有错字；很多后人转抄的时候，又加上了批语……所以‘脂批’很复杂，谁用脂批都要小心，不能随便就定评的。可是刘心武却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的，都当成脂砚斋的东西。同时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刘心武说，‘过去称女士也可以为先生，比如冰心。’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也许我孤陋寡闻，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刘心武下如此评断，其用意又如何呢？” 研究《红楼梦》还需要许多历史常识。比如刘心武对于给秦可卿看病的医生张友士是太医迷惑不解，从而大做文章。他觉得张友士一不在京城，二不在太医院，怎么可能是个太医呢？那是因为刘心武还不大明白“太医”这个称呼在历史上的沿革。太医最早指御医，是皇宫内诊治病症的医生，到了宋元以后，为了表示尊敬，普通的医生也都叫太医了，翻阅《西厢记》、三言二拍，他们就经常请太医。其实就是请个大夫的意思。所以，为了解释张友士是个太医而附会上的那些理由，那些历史影射大可以不攻自破了。 人之常情其实也应该是刘心武解读时多加思考的一个问题。“刘心武是一位作家，他应当知道写作的规律，如果一部作品是随意拼插着完成，今儿写第十回，明儿翻回来写第一回，后儿又跳到第三十回，那样只会令情节混乱，人物性格模糊，何况一部《红楼梦》洋洋洒洒七八十万字，上百个性格各异的人物！然而刘心武就论断《红楼梦》是拼插着写就的。还有，如果《红楼梦》处处都埋藏着谜，连一个药方都要辗转三次联想而得出隐藏的意义的话，那么曹雪芹哪里忙得过来？他难道不会担心谜解不开而使心机尽废吗？！” 孙玉明认为，学者和小说家还是有一条严格的分界的：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百家讲坛》，让刘心武从一个小说家变为一位做学问的学者，小说家与学者遵循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前者需要虚构、夸张、想像，而后者则需要实事求是、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刘心武提出的‘学术小说’的口号，对于小说是不是有些枯燥，而对于学术是不是有些不严肃了呢？ “刘心武是我很喜欢的小说家，他的《班主任》、《公共汽车咏叹调》、《钟鼓楼》等作品我都曾经拜读，我由衷佩服他的想像力和表现力，但是治学又是另外一回事。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学术必须有科学的印证。尤其您登上传播面积很广泛的媒体的时候，自己的见解变成了对众人宣讲的‘知识’的时候，更要负起责任。” 二、 由来已久的论争和逐年安静的舌战 《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借假雨村言讲述故事的小说，自从它诞生之日起，猜测和研究“隐去的真事”就开始了，各家各派百家争鸣，其中不乏激烈的论争，其中就有新索隐派。“虽然刘心武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新索隐派，但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确与之脱不开干系。他们用谐音、拆字、猜名等手段来索解，通盘考虑为我所用，对自己有用的就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往往被抛开视而不见。” 借助本刊，孙玉明想要作出一个说明，红楼梦学会并不是一个行政机关，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有些人责问我们，为何对一些离谱的言论不闻不问？可学会只是一个民政部管理着的松散的群众社团，所以，对于五花八门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管理。”以前，学会也对一些影响广泛的言论进行过批驳，或者在学刊上发表相应的文章，或者举办研讨会进行集中论辩，但是严肃的学术论证过后，竟然有人用“压制、围攻、打击”来评断他们，甚至出现了可笑的“在朝、在野”这样的词汇。 “记得前几年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影响很大，他们接受媒体采访，又到北大讲座。他们说： ‘我的东西没有一个红学家反驳，说明我这个是正确的，我相信，他们驳也是驳不倒的。’他们的观点是，《红楼梦》中隐去的历史是曹雪芹与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的恋爱，而他们合谋杀死了雍正皇帝，也是新索隐派的论调。学刊就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反驳文章，当然，有些言词比较激烈，比如我的那篇《想入非非猜笨谜》，当年蔡元培写的《石头记索隐》，胡适就写了反驳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套用了，里面也有‘无稽之谈’这样的评价。学刊出不多久，外边的文章就来了，说什么‘围剿、围攻’，所以这些年我不大愿意参加论争了。 “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显得更加五花八门了，有很多观点本身站不住脚，你不反驳呢，他在大肆宣扬，你一反驳……我认为这些是学术界不规范的现象。” 孙玉明认为，研究《红楼梦》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红楼梦》文本的阐释。第二个层次是对作品的鉴赏，把自己解读时候的感受分享给别人，这是一种再创作。第三个层次，是学术型的，在这个层面上，就需要严谨的考据。“我们考据的是历史。虽然历史不会重现，但是我们可以凭借事实依据来说话。首先要找论据，有了大量论据出来，梳理分析，充分论证，这样才能使得论点立住脚，并且孤证不为证，要两条以上的证据，当证据与证据之间有矛盾的时候，需要谨慎地辨别对错，最后谨慎结论。我想，这才是科学的规范的红学，才是红学作为一门学术科目所应当发展的方向。” 来源：《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学界终于说话了 在著名小说家刘心武在台上“越俎代庖”了很长时间后，沉默的中国红学界终于说话了近期，作家刘心武出版了《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两书，销量可观。刘在这几本书中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这自然引起主流红学家不屑。在最新出版（第十期）的《艺术评论》上，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接受采访或者撰文，表示对比以往的索隐派走得更远的刘心武的“红学”和“秦学”必须说话了。 “新索隐派”走不通 曾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他把刘心武的观点称为“新索隐”。 红学研究原本就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之分，历史上索隐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证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两人曾经激烈交锋。蔡元培认为，小说作者深怀反清复明大义，《红楼梦》的描写都是作者的隐笔，藏有真实历史人物的各种秘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对索隐派的打击几乎是终结性的。虽然学术界有人认为，胡适的观点跟他一直痛斥的索隐派没有大区别，但比起索隐派寻找的虚无缥缈的历史，胡适发现的历史（胡适认为红楼写的是曹的家世）更实在更逼真。 蔡义江认为，索隐派并未缴械投降，近一百年来，这种在《红楼梦》中猜谜的方法屡屡不绝，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刘心武。之所以把刘心武归为新索隐派，“老索隐派影射的还实有其人的话，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则是虚妄的。刘心武只是回头走了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蔡义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坚决地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 刘心武有几大误区 《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在《艺术评论》上发表看法，认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有几大误区，第一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比如刘心武说，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姐姐入了宫，先是在太子胤秖那里，胤秖被废后又转移到雍正这边。这个所谓的姐姐，查史料是绝对没有的，无论是关于曹家的史料，还是有关宫廷的记录。但是他就认为有这么个人，并且四处宣讲，还说在史料中查不到，是因为乾隆篡改了历史，删去了那一段…… 新索隐派的第二大误区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有些是没有回前诗的，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未完成的稿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补上”。孙玉明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虽然有了回前诗会对新索隐派的学说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生造就能出现。唯有一个版本的第七回篇首有类似诗的几句话，但那并不是回前诗，而是别人的批语，是脂砚斋的评述。仅凭这个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一百多首诗来，很有些不可理喻。 孙玉明说，治学不严是新索隐派第三大误区。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都当成了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气煞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忒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但刘心武说，“过去可称女士为先生，比如冰心”。孙玉明说，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 作为红楼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孙玉明总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红学的奇谈怪论，他记得“几年前霍国玲姐弟《红楼解梦》影响很大，又到北大举行讲座。他们的观点是《红楼梦》中隐去的历史是曹雪芹与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的恋爱，而他们合谋杀死了雍正皇帝……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显得更加五花八门了，你不反驳，许多人都会对红楼梦学会提出意见……” 史学研究要靠证据 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发言的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著名红学家张书才。他专门从事清史的研究，这为他的红学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另外他在历史档案馆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研究者无法接触到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写出了许多关于曹雪芹及其家族考辨的书和文章（《曹雪芹旗籍考辨》、《再谈曹頫获罪之原因暨曹家之旗籍》、《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初探》）等。他从曹雪芹身处的历史背景和曹雪芹家族的经历来入手，对新索隐派规劝道：“史学不是靠‘悟’，而是证据”。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为了证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弘皙之妹，便从康熙第一次废太子胤秖讲起，把康、雍、乾三朝的这段历史都拉扯上。可是讲来讲去，都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没有关系，所以是有果没因。 对此，张书才说：太子间的争夺完全是宗室的内部问题，曹家不可能卷入这个案子。根据宫廷里的建制，曹家作为内务府的人不可能到亲王府里做事的。把曹家说成是“太子党”乃无稽之谈。而“新索隐派”的逻辑混乱就在于，他们把曹家想当然地跟“弘皙谋逆”扯上关系，然后说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弘皙之妹，也就是废太子之女，是为了政治避难进了曹府成了童养媳。太子之女可能去到包衣奴才家当童养媳吗？这首先在道理上就说不通。那么从历史材料的角度来看，清代的皇室宗谱是记儿不记女的，又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说明太子有这么一个女儿呢？所以这一层一层的逻辑在刘心武那里都是不对的。 说到秦可卿和贾珍的非正常关系，刘心武说只要有真情就可以超越伦理。张书才认为，小说创作可以自由发挥这样来写，但史学研究怎么能是这样的态度呢？这个表面看似具有人文精神的言论，恰恰缺乏人文精神。 “新索隐派逻辑的混乱还体现在，曹雪芹是雍正二年出生，雍正六年曹家出事被抄，他认为曹雪芹尚小，为了让他经历过风华雪月和繁华富贵，就制造出二次抄家的说法。这在历史研究中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讲。” 在这期《艺术评论》猛烈抨击刘心武的还有前些时候与刘心武交过手的著名学者吴祚来，他曾在一家网站上发表网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批评刘心武把红学变成包二奶一样病态的精神寄托方式。此文一发，海内外近百家网络、报刊纷纷关注、转载，新浪网为此开设了专题予以讨论。 吴祚来将刘心武把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讥之为“红外学”。他写道，“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遗憾的是，刘心武的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或可运用在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 总之，学者们遗憾地看到刘心武的红学在社会上所引起的轰动，认为为了轰动而不顾学术规范，太不可取了。 来源：《大河报》（2005年10月31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回应红学家的批评 称蔡义江“讨论《红楼梦》时，也应该平等待人” 回答胡文彬：上央视《百家讲坛》“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 本报讯（记者甘丹）10月30日，本报刊登红学家胡文彬批评刘心武的采访后，不少读者和专家对作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发的文化现象尤为关注。此后，记者随即联系刘心武，想就此事对他进行进一步采访。但刘心武当时表示，他还未详细了解到各方的批评意见，因此无法做出回应。 前日，作家刘心武在了解到部分红学家对他的批评意见之后，写了一篇名为《我的初步回应》的文章，对近日红学家蔡义江和胡文彬的批评做出正面回应（下附《我的初步回应》全文）。 我 的 初 步 回 应 这些天来，接到很多电话，北京和外地不少媒体，都希望我接受采访，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艺术评论》杂志今年第10期，封面上就印着“红学界反诘刘心武”，里面有一个专辑，一篇是批评者自己写的，另外三篇是批评者接受采访的记录；还有《新京报》10月30日，胡文彬接受记者采访，对我提出批评；打电话来的传媒记者，他们想采访我，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直到我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总是对他们说，抱歉，关于对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座，以及根据演讲稿整理出版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各方面的反应，我还没来得及一一细看，我应该首先是听取，加以消化，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回应，以及如何回应。 现在，我也还没有把有关的材料读完，电视台转来的一大包观众来信，我还只看了一半。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出了一本书，能有反响，而且是比较大的反响，是一件好事情。 现在，我想先把蔡义江先生和胡文彬先生批评我的文字中，两处实在读不懂的地方，提出来就教于他们，也希望旁观者，能帮助我弄懂。 蔡义江先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对我的批评，是接受记者采访。杂志刊登前，应该给他看过，并认可。这篇采访亮出一个身份：“曾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先生”，我不理解，批评我，为什么要亮出这样一个身份来？这让我很困惑。当然，蔡先生还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副会长、红学专家”的身份。我欢迎批评，但我觉得，大家既然是讨论《红楼梦》，就应该是完全平等地来对话。两届政协委员，这和讨论《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副会长”，在讨论《红楼梦》时，也应该平等待人。采访者对蔡先生的采访记录，题目是《请告刘心武：新索引派之路走不通》，这应该是蔡先生的原话。我总觉得，在我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似乎更礼貌一点吧。 再说，我又不是由蔡先生等创始成立的那个学会的会员，不必受其章程和领导班子的约束管理，他批评我，怎么用这样的口气呢？我爱好《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走什么路是我自己的事，怎么会被他这样“叫停”呢？真的很纳闷。 胡文彬先生对我的批评，其中一句是：“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我真的不懂。我在家里“猜谜”——胡先生这样概括我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认为不准确，但就算我是“猜谜”，还好，他恩准我可以在家里进行，也还可以写出著作，但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不能——不能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去“宣传”我的观点，这话真让我发愣。我能自己想到中央电视台去“宣传”就“宣传”成吗？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向我发出邀请，我接受邀请，才去录制节目的，节目录制后，经编导剪辑制作，也不是我想让他们播出就能播出的。那么，在中央电视台邀请我的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怎么就“不能”应邀去录制节目呢？如果胡文彬先生是认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不能邀请我去录制讲《红楼梦》的节目，中央电视台不能播出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他应该把话挑明，去跟中央电视台说“不能”。但就我自己而言，在这里，我要明确地回答胡文彬先生：在对方邀请的情况下，我不是“不能”，而是“能”，也就是，我可以接受邀请，去讲我个人研究《红楼梦》的观点，这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实际上，2000年我还曾应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去伦敦进行过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我的《红楼望月》里，有记载那次活动的相关文章。 有一个情况，应该跟大家说，那就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近几年来一直在邀请红学方面的专家去录制节目，推出了《新解〈红楼梦〉》等系列节目，2004年《百家讲坛》录制编辑了《红楼六人谈》，播出后都出了光盘，而且，那六人谈的六个人里，有一位是蔡义江先生，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出现的情况，可能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就是今年《百家讲坛》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影响比较大，出书后又销得比较好，其实，这样的事态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恳切地希望各方人士，如有兴趣，都无妨来研究一下。 刘心武　2005年11月4日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6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我看“围殴”刘心武这场闹剧 薛 涌（旅美学者） 刘心武出了几本关于《红楼梦》的书，一直在市场上热销。惹得几大红学家眼红，纷纷出来讨伐。我没有看刘心武的书，本来不该发言。但是，看这几位红学家的讨伐辞，实在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的话最有代表性：“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红楼梦》，如果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来读《红楼梦》，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号召大家来做红学家，因为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如果不好好引导，读《红楼梦》的人就以为自己都是红学家，这就是一个误导。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他接着又表示，你刘心武关在家里怎么喜欢《红楼梦》都没有关系，但不要把自己那套搬到中央电视台上来，因为那不是学术。 红学的准入资格 胡先生在这里搞乱了两件事：一是学术的准入资格，一是中央电视台的准入资格。学术事实上确实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是，衡量学术的标准，不是像胡先生说的那样要算工作小时。“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怎么就不可能是学术呢？俗话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果一个人特别有文学的感觉，一下子抓住这本小说的神采，发表一番评论，成为解释这部作品的经典，怎么就不可以是学术？而一个木头木脑、心如死灰的人，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又要为自己找碗饭吃，于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他生产出来的垃圾，难道就是学术吗？ 我说这样的话，并非凭空假设。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中文系毕业，本科论文就是作古典文学。当时的指导教授告诉我古典文学这行里的一些通行的作为。比如，一位研究诗歌的知名学者，自己公开说：“我并不知道哪首唐诗好。我都是先去问何其芳同志。”只要“何其芳同志”说这首是好诗，他就拿回去，思想性呀、艺术性呀头头是道地下笔成文。如此也成了一个权威。这样毕生的奉献，在胡先生看来，大概就是学术。可在别人眼里，则是垃圾。 红学界的人，大概多半是写不出小说的人吧？假设《红楼梦》是个无名的作品，藏在某家的墙里面，最近在拆迁中刚刚被发现。把这本没有来历的书摆在我们的红学家面前，有几个能认出这是部不朽之作呢？我看很悬。因为他们干这行，大概是听了许多“何其芳同志”的话，并非出于自己的文学判断。想想看，有些人居然能把一辈子献给一部小说。这在胡先生看来是做学术的资格；可在我看来，一辈子抱着一本书的人，大概是天下最枯燥无味的人之一。他能懂什么生活呢？ 要听他谈文学，不扭曲、变味儿才怪。 不过是一本小说 我上面说的那位要靠“何其芳同志”来确定诗的好坏的古典文学专家虽然好笑，但是比起现在的许多红学家来要可爱得多。人家至少坦白、谦虚，知道自己不懂，也知道谁懂、应该问谁。红学界究竟有几个真懂文学？胡先生如果受过现代文学批评训练的话，就应该知道，文学作品是开放的，作品最终是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完成。在解释权这个问题上，所有读者都是平等的。批评家不仅要解读作品，还要好好领悟读者对作品各种不同的解释。如果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释真是那样荒诞不经，又在社会上如此大红大紫，这现象本身就构成了文学解释学上的一个案例，值得学术界的人研究。而胡先生的所谓“好好引导”，正是许多现代批评家试图解构的东西。这样的话在现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中讲出来，简直就像是在说相声，有着无知所带来的特别的滑稽效果。你能相信说这样的话的人懂文学吗？相反，刘心武毕竟是个作家，也就是不懂文学的红学家们应该靠的“何其芳同志”。如今这位“何其芳同志”没有来取消这些红学家研究红学的资格，怎么这些红学家们反而要取消人家说话的资格呢？《红楼梦》不过是一本挺好的小说，为此弄出个“学”来，一大帮人靠此吃饭，又是学会又是研究所的，消耗了社会这么多资源，写不出来几篇有价值的东西，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在家里“猜谜”的人能触动人心。这是不是自己应该反省一下呢？ 要学术还是要作秀 胡先生更糊涂的是，中央电视台是大众传媒，不是学术的舞台。你真搞学术，最好不要上大众媒体，要在自己的学刊中讲话。我没有看刘的书。如果真如胡先生讲的，红学家们搞的是学术，刘心武的东西不是，那么刘心武上中央电视台、红学家在研究所开会、在专业杂志发表文章，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作家上电视讲小说，是现代社会和媒体中最常见的事情，这么多红学家居然为此咽不下气，群起而攻之，这不正说明这些学术界人士不甘本业、一心想到媒体上作秀吗？在大众传媒的时代，这种浮躁之气不除，我们还能指望有优异的学术吗？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8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学”为什么这样红 涂志刚（北京编辑） 我认识一位做出版的朋友，她做了好几本关于红学的书，其中也不乏名家作品——当然就像胡文彬说的那样，名家写书太多，就难免有些自我抄袭，也有些胡说八道了。不过不可否认的事情是，不管书里面写的东西怎么样，反正书是卖出去了，而且卖得非常好。本来这事也没什么可说，卖得更好的垃圾书遍地都是，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是名家就对人家特别地高标准严要求，名家完全有炮制各种能够带来“经济”读本的自由，他乐意拿自己的名声去换钱也跟旁人无关——可是后来有人批评这位名家了，我那位朋友居然说批评者是因为看人家的书卖得好而眼红，这恐怕就有点诛心之论的感觉了。您胡说八道我们都忍了，这么点正常的学术批评您都接受不了吗？ 现在又出了个刘心武，他的书卖得比前面那个红学名家还要好，而且因为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过“红学”，他现在的影响力大概也比很多红学家来得大。如果照我那位出版界朋友的思路，现在要是有人（特别是红学家）批评刘心武的话，大概又得是出于妒忌了。这样的帽子果然有些吓人，难怪虽然有很多人对刘心武的观点窃窃私语，却很少有人站出来明确表态，直到胡文彬发言。 胡文彬是老红学家了，他的名声虽然比不得更老的俞平伯或者更流行的周汝昌、冯其庸，甚至在一般读者那里，“野狐禅”的刘心武也比他的名气要大一点，但不可否认胡文彬是个相当严谨的学者，他对刘心武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学术层面。但现在又有人说话了，“胡文彬指责刘心武上电视台，是学霸行为，违反了话语权的基本准则”（大意如此）。把个芝麻大的红学争端上升到如此高度，其实有点无聊了。 胡文彬大抵是老派学者，看重的是电视、书本等媒体的宣传教化作用，深怕（他心目中的）错误观点流毒。他批评刘心武的错误观点不应该上电视当然有些可笑，不过跟这样的老派人士谈论新思想，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胡文彬真正关注的还是刘心武对秦可卿的阐释，论者大可不必抓住其他地方做文章。 对胡文彬的批评其实不是孤例，关于“红学”的讨论常常发生在学术之外。仔细考究，大概还是“红学”本身的热度在作怪。其实以“红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术地位，顶多是书斋里面几个书蠹的学问，如今却隐然有显学的架势，不但青年才俊（比如陈林）或者“业余大家”（像刘心武）乐意投身其中，读者更是毫无立场地追捧。如此风光，《红楼梦》的作者大概也要感慨不已的。但说到底，既然是书斋里面的冷门学问，“红学”吸引那么多业余或者不那么业余的研究者，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这就像全民着迷哥德巴赫猜想，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解决问题一样。 其实回顾历史，“红学”在民国时代的争论虽多，那时候却算不得显学。“红学”真正“红”起来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 我一直以为“红学”能够成为一种热门的学问，主要还是《红楼梦》这本书的名字起得好。如果这本书比方改个名字叫《黄楼梦》的话，哪怕书的内容还一样，恐怕也是闹腾不出一个“黄学”来的。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08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是不是有点叶公好龙？ 吴 祚 来 题记：刘心武先生说，他是民间红学家，主流红学没给他阵地，可当艺术评论杂志与新京报刊出众专家与他认真讨论红学相关问题时，他却无言以对了，一句从学理上回应的话都没有！他又说，“他们人多势众，阵地多”，其实刘先生红学秦学做到央视上了，阵地还不好？有三十多家媒体近期采访刘先生，为他提供学术发言的阵地，可他却借故一言不发，为什么一边说别人阵地多，一边自己又大量放弃阵地呢？我个人觉得刘先生的红学爱好是叶公好龙式的，真有人来与他谈红楼了，论秦学了，他脱身而走了！下面是我今天的新京报上发的文章刊前稿，由于版面原因刊登时有删节。 今年五月，我在博客网上发表了网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堕落》，引起较大反响，一周之内就有二万多人点击浏览（至今已有近三万点击数、二百多条跟贴），并有数十家网站转载。一家媒体的记者为此采访了刘心武先生与我，使得又有更多的报刊转载。在这篇网文里我开宗明义地认为： 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堕落，以《红楼梦》为标志。 《红楼梦》写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石头）补天不成，转入尘世，无法认同被儒化、功名利禄化、化的现实，最终离家出世的故事。它是中国文化不可救药的宣言书，它是中国文人无补于世的大纪实，它是封建体制下知识分子苦闷无聊的心灵写真集。当知识分子（补天之石）转入红尘之时，他已完成了第一次堕落（肉身），当后世知识分子们把它当作小说来读时，他就完成了第二次堕落（情感），当知识分子们把红楼梦中的部分当成研究对象，痴迷于其中的人物背景之时，则完成了思想层次上的堕落，而当知识分子把情感与思想都交付给《红》学之时，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的灵魂皈依的不是红学，而是红教——之邪教，不知道刘心武现在属于不属于“红教徒”。 知识分子包二奶，与官僚包二奶不同。权贵们建“红楼”（赖昌星们）玩弄八方妙女，知识分子包二奶是把红楼梦中的女子包养、包装在学问中，笔墨伺侯，红袖添香夜读书。 这是网文，没有严谨的学术分析，但我要表达的意思为二个层面：一是，一些红学家没有把时间花在红楼梦文本分析上，而把时间过多地花在考据上，这是一种学术误导，超越文学形象地去研究林黛玉、秦可卿身世是一种学术无聊，是一种精神上的包二奶；二是，红楼梦是怎样的一部书？不用说，它是文学作品，是小说，有人说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为什么是伟大的小说，伟大小说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红楼梦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那么它就不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研究。 从学理上，刘心武先生应该向公众回答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学术研究应该不应该有价值取向，个人在家斗鸡斗蟋蟀并研究这门“学问”是一回事，而做为国家税收养活的知识分子，当他要向公众展示他的学术追求学术成果时，他应该考虑到这种研究的价值导向。所谓学术无禁区，学术价值却有高低。研究红楼梦可以研究它为什么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为什么可以独立成“学”，百年红学为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红楼梦对我们百年文化的影响以及对我们民族审美观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红楼梦是不是可以让青少年阅读，多大的孩子可以阅读？这些红学专题研究对我们社会与时代都是有学术价值的，而如果红学家将公众的视线引向曹雪芹的身世、林黛玉、贾宝玉、秦可卿与历史史实的对应关系上，这对史学、文学都是嘲弄。因为它的价值指向是猎奇，如果作者本人不出面证实，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这里可以追问刘先生：文学作品是为了影射与隐喻还是为了别的？如果隐喻得只有一二个人猜谜才能有答案，这种文学是为大众阅读还是供猜谜者玩赏？刘先生说《艺术评论》杂志上红学家的话他可以不理，因为他不是红学会会员，但有一个人的话刘先生总得听一听的，这个人是巴金，他的话被刻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口的巨石上： 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用巴金的这个文学杰作标准，我们看到红楼梦与红学完全背离了伟大文学的精神，因为它没有支持我们，是我们一直都在支持着它（红学与红楼梦），它没有教育我们，或者说，它对我们是一种负面教育，因为它的精神主旨是人生虚无，它没有向我们宣传进取与不屈的精神意志力，它把人性埋没在不可变的命运程序里，没有热烈的爱，也没有健康的心理胸怀，更谈不上博爱宽容与拯救，这部书最后的拯救是一僧一道将男女主角拆离人生的戏剧舞台，人只有脱离人生的舞台才能解脱，这种精神气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毒品，它把一个“好”字玩味完了，就是一声“了”字调的叹息！曹氏把他自己的失意无奈完整地传达给后世读者了！它是一粒文化摇头丸，让我们无数学者为之摇头叹息摇头研究。我想问刘心武先生，中国文化人与民族精英还有中小学生，有谁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了巴金所说的“鼓励”，并“使我们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是初中读红楼梦的，觉得一点也没意思，只是翻了一些的内容满足了我对性的好奇，遗憾的是，这本书里描写的是病态的少年情感，它没有对我的爱情或性知识给予有益的启示与引导，也没有让我对生活、对人生产生热爱！相比之下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让我看到了爱的纯洁，看到了人生的激情与美妙，看到了不屈的精神力量，还有就是，在有限的人生里要为人类做有益的事情，要珍惜人生！这才是巴老所说的伟大的作品，这才是值得去普及的文学名著，你去普及红学或秦学却有什么意义呢，请问刘心武先生与央视百家讲坛选题负责人？当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确有现实原型，但如果有俄罗斯学者或中国学者拼着命地去研究现实人物原型与其祖父，甚至与彼得大帝有血缘关系，而不去研究文学文本，这种研究是不是也是与真正的学术价值取向南辕北辙？ 面对《艺术评论》众专家与《新京报》采访的胡文彬先生学术批评，刘心武先生的回答是无力而苍白的，他批评蔡义江先生不该亮自己的政协委员身份，认为自己不是红学会会员，所以红学会副会长管不着他，他认为胡文彬先生的指责是无理的，因为自己去央视做节目是受人之托，成人之美。这些回应都不是学术层面上的回应，我们看不到一个对红学研究已有累累成果的学者基于学理的回答。胡文彬先生的意思是，你刘作家在家油炸暑条自己吃吃可以，你将油炸食品放到央视做广告向全国销售，这就是问题了，因为自己吃的食品不用别人去抽检是否合格安全，但若将其示之于众，则要考虑它的负面影响力了！胡先生在文章里提的几个学术问题心武先生一个也没有回答！在刘心武先生戏说红学之谬上，央视与刘先生是合伙人，刘先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央视百家论坛是学术论坛，而央视十频道是社会公共资源，用至可珍贵的有限的社会学术平台来展示刘先生无法穷究的秦学学问，然后让不明真相的公众跟在戏说红学的后面感受探佚或猎奇之趣，对中国健康的学术建设来说，是一件不负责的行为！中国学界脱离现实不究问早已题蔚然成风，而央视把刘先生子虚乌有的秦学推举出来，是一个登峰之作，他们共同演绎了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笑话。 我郑重地希望央视叫停所谓的秦学，让严肃的、真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前沿学术成果展示到全国人民面前，央视应该成立学术委员会并向公众做调研，看看我们的社会真正的学术需要，如果把这种学术遴选权让给只顾收视率的制片人，这种收视率真的会成为崔永元们所批评的“万恶之源”了。 至于刘先生说自己是民间红学，我认为这是为自己可能的学术不严谨找一个退路，只要你研究学术，你遵循学术规范就可以了，没有 个人会阻止你的研究，最怕的是你的研究价值取向有问题或学术研究无意义，只落得个一时热闹，到头来一场空欢喜。至今只有五十年代参与的红学研究可称得上官方红学或政治家红学。现在胡文彬蔡义江等的红学可视为书斋红学。如果把刘先生所谓的红学研究称之为“戏说红学”，放在央视夕阳红节目中，可能更为妥当。 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 （《新京报》，2005年11月9日，发表时有删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学热”泡沫泛起？ 自1991年开始，陈维昭就致力于红学史的研究，最近他的百万字红学史著作《红学通史》，得到不少好评。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到了当下正热的“刘心武现象”。 撰稿／罗栀子 《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如果废太子能摆脱厄运，当上皇帝，她就是一个公主，贾家因为这种潜在的政治资本，冒险收留了“秦可卿”，并隐瞒其身世。而贾元春原型是曹家当选王妃的一位女性，并且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发，造成这位落魄公主之死。 这就是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所讲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一系列“秦学”著作的一个重要研究结果。红学界一些专家对他的红学研究提出尖锐批评。红学家胡文彬认为他的研究全凭想象瞎猜，没一项能拿出证据；在最近一期《艺术评论》上，蔡义江、孙玉明、张书才、吴祚来等红学专家、清史专家撰文或接受采访表示，刘心武的研究比以往的索隐派走得更远，有生编硬造之嫌，不符合学术规范，甚至有人将其“秦学”讥为“红外学”，认为会对读者产生误导。为此，记者采访了《红学通史》作者陈维昭先生。 “红学”小说 记者：您怎么看待刘心武的红学研究？ 陈维昭：刘心武的书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借助红学、借助探佚学的成果来写小说，捕捉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新的生长点，与其说他在做学术研究，不如说是用学术来写小说。他的“秦学”在学术界也没有得到承认。 记者：那为何刘心武的研究广受欢迎？ 陈维昭：在红学史上，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每一次出现，基本上都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刘心武用的是探佚学、索隐派的方法。想象，是探佚研究和索隐红学推出结论的不可或缺的心理方法。由于想象的大量运用，探佚研究和索隐红学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文学性、可读性，都可以获得“文采风流”的撰述效果，因而它们都拥有比其他红学分支广泛得多的读者群。而且，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一样，有着一个游戏机制，这个游戏机制是它们得以存在、展开、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对于游戏，参与其中的人必须遵守规则，一旦遵循游戏规则，就可以发现游戏的其乐无穷；但是，游戏规则本身是不用经过科学性的鉴定的。要求探佚红学、索隐红学遵守“科学性”原则，就像要求游戏规则必须符合科学性一样，对方反而会觉得你缺乏情趣、缺乏幽默感。 “红学热”泡沫成分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红学热？ 陈维昭：我曾说过，《红楼梦》可以普及，红学却不能普及。因为一旦学术研究“大众化”、“民间化”，势必以学术规范的丧失为代价。90年代以来，有关红学的专书，动辄几十万字，一些专书几乎自始至终都是陈词滥调，把书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剩下的也许就是几句读后感。这类专书不仅以其自身的平庸而令人反感，而且也使人们对整个红学产生反感。鼓励“红学”的民间化，实质上是对红学釜底抽薪，使红学不能真正成为学。我们看看刘心武的红学，其中有不少思路、观点、材料、论证方式，都是来自于周汝昌先生的，比如对于“日月双悬”的问题，关于弘晳的思路，都是来自于周先生1983年的一篇文章，但刘心武在“揭秘”时却不交待他的观点与材料的出处。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这首先就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一种表现。目前出现“红学热”，原因很多，但我们要警惕任何一种“热”中的泡沫成分。 记者：有人认为，刘心武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解读《红楼梦》，不见得就比钻在故纸堆里的红学家们的学术研究更远离作品的本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红楼梦》，刘心武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得出不同于学术派的观点是很正常的，并不能因为他不“学术”就抹杀他的观点，就不能到央视去讲，毕竟这又不是散布什么谣言。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 陈维昭：刘心武的“揭秘”客观上确实起了一种推动作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红楼梦》。但是，如果老百姓是因为刘心武这种探佚、索隐而去读《红楼梦》的话，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也会把探佚、索隐作为阅读《红楼梦》的兴趣，甚至去钻牛角尖。《红楼梦》在结构、人物、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存在着诸多漏洞，如果把这些漏洞都认为是深藏玄机，然后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其结果只能是“强行作合”，为这些漏洞编造出一个又一个神秘动听的历史故事，以迎合“大众”的猎奇、窥隐的心理。刘心武当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红楼梦》，但长期以来，央视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有一种权威性，在传播知识这一方面也有一种可信性。央视当然也有权利选择开讲《红楼梦》的红学家，但选择了刘心武，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在今后观众的心目中，也就培养出一种“姑妄听之”的心理。我想，这是央视在为收视率飙升而窃喜的同时所应该担忧的。 《红楼梦》不存在普及问题 记者：如今学院红学研究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琐碎，毫无意义，让人望而却步，一些人甚至把《红楼梦》妖魔化了，发展成一种与原著本身无关的学术玄学与文字游戏。至少刘心武的揭秘对于要普及的《红楼梦》还是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何况，用学术研究来普及《红楼梦》，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了，反而不利于普及？ 陈维昭：历来人们对红学史的发展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判断，即认为红学史经历了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小说批评”这样一种过程。这种看法其实是非常肤浅的，是不符合红学史的实际的。我们应该看到“旧红学”与“新红学”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看到了这种联系，我们就可以捕捉到“刘心武现象”的文化渊源。我在《红学通史》中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胡适的“新红学”的基本构成是“实证与实录合一”，这一判断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红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新红学”采用了实证的方法，这是它的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新红学”的实录观念则与索隐派红学一样，旨在还原《红楼梦》中的历史本事，这样的观念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但这一观念却在红学史上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从曹雪芹时代的脂砚斋，到高鹗时代的周春，再到20世纪的王梦阮、蔡元培、邓狂言、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再到80年代以后的霍国玲，乃至于目下的刘心武，他们都是这股“实录洪流”中的一朵浪花。这一朵朵的浪花，每一次出现，几乎都吸引了当时读书界的主要视听。我曾说过，与索隐红学相比，“新红学中存在着一种更加潜在、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索隐。这种索隐与科学精神、与文学性立场是背道而驰的，但它却往往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并在当今的红学界大行其道。”实录观念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展开，必然要走向“妖魔化”、“玄学化”、“游戏化”，不管是索隐红学、还是新红学、还是当今的刘心武，都是绝好的例证。所以对于“刘心武现象”，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去对它进行“意识形态化讨伐”，而是应该对“新红学”、对实录观念的非科学的一面进行澄清。 从这个角度看，把当今的红学分为“学院派”与“民间派”，这样的区分是不得要领的。现在不少人把刘心武当成是“民间红学”的代言人，实际上，刘心武的实录观念与学院派的“新红学派”的实录观念是同出一辙的。最近不少以“科学的”、“学院的”、“学术的”姿态出现对刘心武进行口诛笔伐的学者，他们本身的研究就与刘心武一样是建立在“实录”信仰之上的，他们与刘心武一起，正在唱双簧。 至于《红楼梦》的普及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阅读它，在《红楼梦》的阅读上是不存在“普及”问题的。 来源：《新民周刊》（2005年11月09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我有何“不能”！ 电话中，刘心武声音略显疲惫，面对外界的赞扬与批评，表现得非常平静，他说，对自己的研究有着基本自信，并立志要将“秦学”进行到底。 撰稿／罗栀子 究竟如何看待刘心武的红学研究？如何看待如今的红学热？近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在北京家中的刘心武。 “秦学”或秘史 记者：为什么您的讲座和书能吸引这么多观众、读者？ 刘心武：没想到我花甲之后，还能被诸多人士赐以如此的关注，我整个的心情，确实必须以欣慰两个字来概括。我认为不能强迫年轻人去读中国古典名著。最好是先让他们觉得有趣。我在《百家讲坛》上采取“悬疑式”的话语方式来讲《红楼梦》，目的之一就是唤起人们阅读的兴趣。现在的确有一批年轻人因为听了这个讲座，看了这本书，产生出了阅读和探究的兴趣，这让我很高兴。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研究是在以政治解读文学，看您的书好像在看秘史，因此大受欢迎。您是怎么看的？ 刘心武：对于我的研究，有的人误解了，以为我只研究《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一个人物，或者我只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清代康、雍、乾三朝政治权力的隐蔽史料来解读。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因为我还没有讲完，所以许多人误以为我把《红楼梦》完全解释成一部政治小说。我的看法是：曹雪芹有政治倾向，有必要分析解读他的政治情绪；但曹雪芹又终于超越了政治，使《红楼梦》成为一部高于表达政见的，充溢着更高层次的人文情怀的书，我将在讲座下半部里汇报自己这方面的研究心得。这个月底，《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也将由东方出版社推出，相信支持我、鼓励我的红迷朋友是乐于见到的。 记者：现在，您的“秦学”也被人们广泛关注，您能为大家解释一下“秦学”吗？ 刘心武：我的“秦学”研究绝对不是对秦可卿一人的研究，通过她，会涉及到许多人。这属于探佚学范畴。我主要从金陵十二钗的最后一钗秦可卿出发，来进行探佚。我的探佚主要是集中在秦可卿的真实出身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要探究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我探佚的结果就指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被废掉的太子的女儿。这个探佚的意义是什么呢？有4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写《红楼梦》所处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背景。第二个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他的家族命运的起伏跌宕。第三个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本身的命运。第四个层次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层次，就是要了解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他的艺术思维他的创作心理。 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就把自己的研“红”心得发表出来，现在已经出了5本内容不断更新发展的书。我的研究得到前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悉心指导，也得到像陈诏先生那样的通家的善意批评，当然更有许多读者的支持，以及传媒的关注。当然，我还只是一个“红学”的票友，不过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红”轨迹，“秦学”的提法应该说是水到渠成。 掌声或“臭鸡蛋”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您的研究确实以全新的思路开拓出“红学”的另一维空间又借助大众媒体和演讲的形式促进了红学研究的民间化发展间接帮助了传统文化瑰宝的普及和传承以及学术自由风气的培养。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研究的？您认为自己是红学家吗？ 刘心武：不敢称“家”，算是一个平民红学研究者吧。之所以说算是平民，是因为我不是红学研究所等专门机构的成员，跟红楼梦学会没关系，没有红学方面的职称，也不是大学里讲授这方面课程的教授，在某些（当然不是全部）那方面的人士，尤其是个别红学权威看来，我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全部论说都是“外行话”。当然，我和另外许多平民红学研究者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毕竟算是一个有知名度的作家，跟他们比，我有一定的优势。 我在讲座中引用了袁枚的两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常用这两句诗鼓励自己。我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能够进入名牌大学，没有能受到正规的学术训练，先天不足，弱点自知，但是我从青春挫折期就勉励自己，要自学成才，要自强不息。我为自己高兴，因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成为了一个作家，除了能发表小说、随笔，我还能写建筑评论，能涉足足球文化，并且，经过十多年努力，还在《红楼梦》研究中创建了秦学分支。我只是一朵苔花，但是，我也努力地像牡丹那样开放。我们的生命都是花朵，我鼓励自己，也把这样的信念告诉年轻人，特别是有这样那样明显弱点和缺点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要清醒地知道，相对于永恒的宇宙，我们确实非常渺小，应该有谦卑之心；但是跟别的任何生命相比，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我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评、平等的争鸣与热情的鼓励中，努力把自己的这朵花开成浑圆。 记者：您的讲座和书在得到不少掌声的同时，也有不少批评。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 刘心武：因为家里有病人，最近比较忙，因此也没仔细看最近的这些批评。等有了比较空闲的时间，我会集中起来一一细看。 但是，我注意到胡文彬先生在《新京报》上对我的批评里，有一句话实在读不懂，现在引出来请教大家：“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承蒙胡先生还允许我在家“猜谜”和写出著作，但他宣判我“不能”，即“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我自己怎么能想到中央电视台去“宣传”就“宣传”了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邀我去录制节目，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怎么“不能”接受邀请呢？而且节目录制后也不是我想播出就播出的，是不是？2000年我还曾应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赴伦敦进行了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呢，我除了在家里研究和写书，怎么就“不能”到公众中去讲我的观点呢？再说，把我的研究简单地概括为“猜谜”，也是不准确的。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有位戏剧家叫梅耶荷德，他对一位文学艺术家的成功标准是什么，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认为，你一个作品出来，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那么你是彻底失败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坏，那么你当然也是失败，不过这说明你总算还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如果反响强烈，形成的局面是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而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获得真正的成功了。后来有人夸张地将他的这一观点称之为“梅耶荷德定律”。我忽然想起“梅耶荷德定律”，是我觉得按他那说法衡量，自己这回像是获得成功了，但我真的获得成功了吗？说真的，我还没自信到那个份上。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的滋味，我确实是尝到了一些，这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应该是一种锻炼。 红学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要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允许“行外”的人说话。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当然，面对聚讼纷纭的学术争议，又要坚持独立思考，不必苟同别人的见解，在争议中从别人的批评里汲取合理的成分，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对于我在“红学”方面的研究，我有着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当然，我也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能以为真理就只在自己手中了；千万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广采博取，从善如流，欢迎批评，不断改进。 “红学热”实或虚 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红楼书”一下子出了50多种，在网上更是热闹。打开百度，输入“红楼网站”，出来627000个页面，输入“红楼梦网站”，出来970000个页面。其中大部分网站都是普通“红楼迷”建的。你是怎么看待这股红学热的？ 刘心武：我的书能热卖，和主流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但《红楼梦》能“热”，归根到底是由其本身魅力决定的，它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以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文学顶峰的象征性标杆，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书，无论是从爱情、人生、政治等方面，都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在我眼里，“红学”能热当然是好，这比日本漫画热、韩国影视热、哈利·波特热、美国大片热更舒服一些。一个民族，它那历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 记者：但也有不少评论认为，这股红学热是虚热，是红学的“大跃进”，大众的文学狂欢。“红学”作为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并没有“热”，表面上是出了一大堆书，但很多书根本就是把旧书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版，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眼下的现象很可能就是一种“红学泡沫”。红学是不可能大众化的，它是少数人的东西。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您曾说，红学的生机在民间，事实根据何在？ 刘心武：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这说明，红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现在的态势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间红学的水流旺起来，畅起来了——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是若干民间红学研究者与专业人士共同奋进的成绩。 关于红学究竟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或者说是在“升虚火”，对红学做出宏观判断，不是我这样的一个“红学票友”所能承担的。我就是自己喜欢《红楼梦》，作了点研究，研究的成果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就给他们出版，电视台邀请我去录制讲座，开始我一再推辞，但是他们一再诚恳地邀请，也就去录制了节目，如此而已。如果说现在红学不是真繁荣，我不是相关责任人，问责问不到我这样的“票友”身上。好比一种戏曲现在不繁荣，或者出现了“假繁荣”，你不能去跟“票友”发火，向“票友”问责，如果出来指责的是专业人士，那就真让人发愣。希望指责“假繁荣”的人士，赶快营造出真繁荣来，让公众共享。 记者：有不少人说您已经江郎才尽，写不出好的小说，因此在《红楼梦》中寻找新的生长点，是这样的吗？ 刘心武：我并不认为我进行“红学原型”研究是不务正业的行为。我对《红楼梦》作原型研究，就是为了学习曹雪芹把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曹雪芹教会我，要有政治倾向，但到头来要超越政治；要尊重真实，但要会进入艺术想象；要有宽广的人道情怀，但又不能回避人性的诡谲。 至于说我写不出小说，那更是别人对我的误解，其实我一直在发表小说。我最新的小说集《站冰》去年夏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里面写的主要是外地到北京的民工的故事。今年我已经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从去年到现在我已经出了17种书。像《心灵体操》，是很贴近现实的随笔集，今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我仍在创作，只是目前我的小说远没有在央视讲《红楼梦》那么引人注意。我的红学研究当然凸显着我的个性。 记者：《红楼梦》研究与您的写作是不是有冲突？ 刘心武：我努力去体会曹雪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路数，从中汲取营养。我对自己作品，最珍爱的是《四牌楼》，这部长篇小说就饱浸着《红楼梦》的汁液。 此外，我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可称为“‘红学’探佚小说”。这种“学术小说”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它与一般的虚构小说是有区别的，在这些小说中，我都严格地做到：人物、情节、细节或者有《红楼梦》前80回的正文依据，或有脂砚斋批语的依据，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论文的成果为依据，本来应该在小说后列注一一指明，考虑到对一般读者来说会觉得烦琐，影响顺畅阅读，才没附详注，但都在后面有概括的说明。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和研“红”不仅没有什么龃龉之处，倒有鱼游春水之乐。 记者：有人认为您现在将精力放在研究《红楼梦》上是放弃了关注现实，是一种不务正业。您怎么看？ 刘心武：《红楼梦》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普及宣讲《红楼梦》与当年写《班主任》同是一种现实关怀，并无矛盾，更无所谓“堕落”。 来源：《新民周刊》（2005年11月09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万余新浪网友力挺刘心武揭红 由新浪网推出的“您如何看待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网上调查，截止到昨日下午4时，参加人数已经达到了17385人。近八成的投票者认为刘心武“扩大了红学的大众讨论空间，值得肯定”。 揭秘从秦可卿开始 10年前，刘心武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开始关照《红楼梦》的全局，没想到闯出了一条独特的研究方向——“秦学”。10年中，他逐步破解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如秦可卿、贾元春、妙玉的原型究竟是谁？为什么《红楼梦》的许多人物会在康、雍、乾三朝中找到原型？芦雪庵联诗与曹雪芹的家族以及他自己有什么关系？秦可卿临终留下的“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中的“三春”到底是什么意思？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名称是对林黛玉、史湘云、薛宝钗和妙玉的影射吗？《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究竟写了什么？ 多数网民认为有道理 在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内容的评价上，认为“某些地方有道理”占到了53.41%，认为是“红学的重大创新”的占到30.85%，而认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只占到了15.74%。对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影响，有12945名投票者认为“扩大了红学的大众讨论空间，值得肯定”，占到总投票人数的77.17%。有11.62%的人认为是“猜测之谈，流毒很深”。调查的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谁有权阐释《红楼梦》”，获绝对优势的选项是“所有喜欢《红楼梦》的人”，获得了高达74.69%的支持率，而选择“红学家”选项的只占到了10.56%。 刘心武埋头写续集 看到此结果，受到红学界批评的刘心武称“比较欣慰”。他对记者表示，这么多人参与这个调查让他很惊讶，这个结果也让他非常惊异。“按我对这个调查的理解，很多网友还是支持我的。调查的最后一个题目，有个选项是所有喜欢《红楼梦》的人都可以解释红学，比较符合我的想法。”对于目前出现的被指责不顾学术规范，“猜谜”《红楼梦》的说法，刘心武没有做过多的回应，他表示将把更多的精力专注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书稿的整理上。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二部已经成书，确定于本月15日正式出版上市。东方出版社编辑介绍，《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二部，将那些在第一部中未曾解开的谜团一一破解。继第一部中的“秦可卿之谜”“元春之谜”等内容后，在本书中作者将他的研究范围扩展至更深广的层面，其中包括妙玉等其他金陵十二钗的命运之谜、贾宝玉人格之谜、黛钗婚配之谜、情榜之谜等。（记者 张守刚）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1月10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学家搞学术批评需严谨 于 鹏（北京学者） 日前，《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先生在今年第十期《艺术评论》中批评《红楼望月》作者、著名作家刘心武说：新索隐派的第二大误区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有些是没有回前诗的，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未完成的稿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补上”。孙玉明先生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都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虽然有了回前诗会对新索隐派的学说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生造就能有的。惟有一个版本的第七回（按：网络转载，或为第二回之误）篇首有类似诗的几句话，但那并不是回前诗，而是别人加的批语，是脂砚斋的评述。仅凭这个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一百多首诗来，很有些不可理喻。 笔者看后大为吃惊：刘心武关于回前诗问题的说法没错呀！ “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都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这是孙玉明先生的原话还是记者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关注《红楼梦》版本的人都知道，红楼梦的很多早期抄本都有回前诗，红学家蔡义江的先生的名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中就有“脂本石头记回前诗选评”一题，在修订版《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更是将这些回前诗等同于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其他诗词，加以注释和鉴赏。如果蔡先生也是一家之言的话，那么冯其庸先生负责、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又如何？“红研所本”第四回校记：“此回梦稿本（按：还有列藏本）有回前诗：捐躯报国恩，未报身犹在。眼底物多情，君恩或可待。”第六回校记：“此回己卯、梦稿、戚序、舒序本有回前诗：朝扣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第七回校记：“此回甲戌本有回前诗：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第八回校记：“此回甲戌本有回前诗：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斝贮琼浆。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这些难道都不是回前诗？笔者就此事情也询问了一些朋友，没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好向孙玉明先生本人请教。孙先生在电话中答复笔者：他不认为我举的那些诗是曹雪芹所写的回前诗，我问他：第二回回前诗云：“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此诗有脂砚斋批语（曹雪芹亲友在《红楼梦》早期抄本中加的批语，简称“脂批”）：“只此一诗便妙极！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长。”难道这也不是曹雪芹的回前诗？孙先生回答说这也不是，他准备写文章辨析。既是如此，我们只能静候他的文章了。 其实有脂批的回前诗也不只这一处。第十七至十八回回前诗曰：“豪华虽足羡，离别却难堪。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甘？”也有批语。“好诗，全是讽刺。近之谚云：‘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真骂尽无厌贪痴之辈。”如果说这是脂批作者自己写诗再自评自赞，恐怕也很难让人理解。 笔者对孙先生批评刘心武的一些看法颇为赞同，但个人以为此处孙玉明先生太过武断，而刘心武的言辞至少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联想到前些时候红学家周思源批评陈林的话（《周思源谈<红楼梦>作者为曹頫的观点站不住脚》——2005年6月29日《新京报》），虽然总体上笔者颇为认同，但也同样出了一些问题。 比如：“周思源表示，说作者是曹雪芹的主要证据就是和曹雪芹同时代的一些文人在文章中提到过这一问题。比如敦诚、敦敏说过，那么就要证明他们说的是不正确的，或者这个话敦诚、敦敏根本就没有说过。”而实际上从目前的资料看敦诚、敦敏确实没说过曹雪芹写红楼梦的话（说这话的是永忠和明义）。 在此笔者诚恳地希望红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说话严谨些，毕竟《红楼梦》是古典名著，熟悉的人太多，一方面批评他人，另一方面自己却连出硬伤，不仅授人以柄，也令人遗憾。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18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也看“围殴”胡文彬这场闹剧 王乾荣（北京媒体从业者） 我这个题，是从11月8日《新京报》薛涌文章《我看“围殴”刘心武这场闹剧》学来的。薛涌所谓“围殴”，大约指“很多人”批评刘心武，因为人少了，即便是“殴”，也谈不上“围”。现在这么多人又批评胡文彬，是不是也可以称为“围殴”呢？ 也许可以。再谈“闹剧”，如果说批评刘先生这个事是“闹剧”的话，那么批评胡先生这事也是。 批评胡先生者，多对他奉劝刘先生别上中央电视台宣讲他的“胡说八道”有意见，说胡有“学霸”作风。胡先生居然要给“《红楼梦》研究之门”和“中央电视台《百家论坛》之门”设“槛”，发“准入证”，还不霸道吗？而他没有这个权利！云云。 我觉得，批评胡文彬之人，一是太敏感，二是根本不懂何为“霸道”。人家胡先生不过是说了一点自己的意见，怎么就“霸道”了呢？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权利也不可能“限制”刘先生。但是，他有要求刘先生别在中央电视台出洋相的权利——正像一个观众有权利喝倒彩，要求一个正在胡乱演出的蹩脚演员下台一样。就是说，刘先生有宣讲的权利，胡先生也有不希望刘先生讲的权利——尽管他做的是无用功。无用功？没错儿。这有先例在：很多电视台不是一直大播皇帝戏吗？一些人写文章，不希望宣传皇权的戏在电视台大行其道，人家还不是照播无误！你道这是提意见之人“霸道”，还是握有播映权的人“霸道”？这也正如鲁迅所说：“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象征。”（见《复孙伏园》）而失败者又何谈“霸道”？ 我其实也不喜欢、不希望刘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宣讲他的所谓“《红楼梦》研究”。我只举一例说明刘先生之“研究”的荒唐。 刘心武说，张太医给秦可卿开的药方中有“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参”这样几味药。这里，人参之“参”指天上的一颗星：“白术”之“术”，因曹雪芹是南方人，说话舌头不会打弯儿，就念成了“宿”，也代表一颗星；星星在上，所以这两星合指可卿的爹妈。“云苓”之“云”是“说道”，“苓”则是“命令”。“熟地”是可卿从小栖身，而特别熟悉的地方——贾府天香楼。“归身”即“回老家”，亦即“自杀”。 这六味药应如此排列并标点：“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参”；翻译过来的意思即：“父母给你说，命你在天香楼自尽！”这里的“好玩”在于：一，“参”可以解作一颗星，但药方里的植物“人参”，是怎么“变”为“星星”，又如何成为“爹爹”的？够玄。 二，刘心武不知道，“白术”之“术”不读“束”，而念“竹”。又，“宿”作“星宿”讲时念“秀”，与作“睡觉、年老的、旧有的”讲时的“速”音何干？曹夫子舌头再不会打弯儿，也不至于把“白术”之“术”读成“秀”，并据此说它是“星星”，又以之喻为“妈”吧。 这才堪称闹剧呢——还批评不得？批评了，就叫“围殴”，于是又演“围殴”批评者的“闹剧”？要我说，刘先生最好把汉语常用字，比如“白术”之“术”发什么音先学好，再上中央电视台给众人“宣讲”，不迟。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20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做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冯其庸访谈录 《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这百年的历史有它的时代的约束。从早期的红学到后来的新红学派一直到今天的《红楼梦》研究，都跟时代本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最早期的红学，那个时代《红楼梦》的传播范围很窄，根本还没流传出去，只在亲朋好友之间传看，曹雪芹时代的脂砚斋也好，写过咏《红楼梦》诗的明义也好，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对《红楼梦》的评价已经很高了。稍晚的裕瑞就开始打听《红楼梦》的作者是什么样的人，相貌如何，谈吐如何，这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因为读者读了作品都想了解了解作者是怎样的为人。早期的《红楼梦》研究都停留在这样一种没有太多的文献资料，只能听传闻，阅读自己手中早期抄本的状态中。有清一代的红学主要是评点，主要是根据文本的欣赏阅读，然后写出自己的感受，很多看法讲得都很有见解，现在看来都还是很有深度的，当然也有讲得不正确的。同时，也有一些笔记性的记载，记载了曹雪芹是什么样的人，到什么年代社会上已经有抄本流传等等。人们猜测曹雪芹是什么样的人也是符合读者的心理状态的，现代的青年读者读了别人的书还都想见见作者，这种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没有索隐的问题。评点派有它的功劳，我有一篇文章《重议评点派》，说到评点派的问题，其实后世讨论的红学问题，很多在评点派的讨论中都已经出现了，包括版本、家世等等，所以不能一概抹煞评点派的功劳，更不能说清代的红学是一场闹剧。 到了新红学的时候为什么出现了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呢？这是因为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发展。胡适买到了甲戌本，上面的批语明确写着《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因此人们从曹雪芹寻找到曹寅，考证他的家世，同时也要研究这个作家的家世经历跟《红楼梦》的写作有什么关系。研究一部作品要研究作家的身世，要了解作家的处境，了解作家所处的社会，这是我们传统的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叫做“知人论世”，这些方法都是科学的。可见，家世研究的产生是跟随着《红楼梦》研究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红楼梦》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了解《红楼梦》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一门学问到现在也没有被抛弃。当然，无限制地延伸也是没必要的，延伸到说曹雪芹是曹操的后代就已经毫无意义了，这种胡乱延伸只能由延伸的人自己负责，不能怪胡适。《红楼梦》的脂砚斋本出现后，这些脂本的底本都是曹雪芹活着时候的本子，我们为了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和文字的准确性，就产生了研究这些本子的版本学，这对我们认识《红楼梦》的原貌起了很大作用，这在学术研究上也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发展。 总之，清代《红楼梦》的研究是以评点为主，他们有贡献，当然也有失误，应该重视他们的贡献，也应该继承他们的贡献。到了胡适的时代，了解了《红楼梦》的作者，进一步研究曹雪芹的家世，这在学术上是非常自然的，从这里引申出来的过多的追求，过多的妄猜，这是后来人的责任，跟胡适没有关系。胡适发现了脂本，由此延伸出脂本的研究，这对《红楼梦》研究也是非常有用处的。 有一个时期一些年轻人觉得考证太多了，为什么不去研究文本？这是不知道研究的历史，因为《红楼梦》研究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研究不下去了，作者的问题出来了，脂本的问题出来了，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去，于是就形成了家世研究、版本研究和《红楼梦》研究同时并进的局面，这是很正常的情况。解放后发现的抄本越来越多，发现的曹家的史料越来越多，这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好处。我觉得红学的整个研究从大局来讲一直在正常地健康地发展，后来出了个“丰润说”，那是丰润要搞“曹雪芹家酒”的需要，是商业的炒作。再后来，为了哗众取宠又闹出来了霍国玲的《红楼解梦》，闹了一阵，现在也都拆穿了，紧跟着又来了刘心武的“秦学”。有人问我，“秦学”能不能成立？我就问他假定有人研究贾宝玉，能说就是“贾学”吗？研究林黛玉，能说就是“林学”吗？那么一部《红楼梦》得产生不知多少学问了。一门学问总要有一门学问的根基，研究秦可卿就叫做“秦学”，“学”在哪里？随便编造就变成了学问，那做学问也未免太容易了，天下做学问的人也就太多了。所以不客气地讲，刘心武的所谓的《红楼梦》的讲解，不是“红学”，也算不上“红外学”。“红外”当然是“红外”，因为它与《红楼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学”在哪里呢？信口乱说就能算“学”吗？我认为他自称的所谓“秦学”，或者别人说的“红外学”，充其量只能说是“红外乱谈”。《红楼梦》以外当然有很多学问，但是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学问要有学问的规范，信口乱说怎么能称为学问呢？我觉得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的节目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刘心武的“秦学”'现在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状况，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跟中央电视台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这造成了学术界至少是红学界的混乱。希望中央电视台重视这件事，希望他们对社会的文化建设要起积极作用，不要起混乱作用。我提醒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要认真考虑注意这个问题，如果都这样乱来，文化界就不成其为文化界了。我作为学术界的一员，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不能看着他们这样胡闹下去。 我看过《文汇报》的一篇文章，刘心武他们讲到秦可卿作棺材用的樯木，他们说得天花乱坠，可是我查了很多资料，没有一种木头叫樯木，樯就是船上的桅杆，不是什么木头。不能把《红楼梦》中任何一些夸张的东西当作事实，甚至还一本正经地当作学问研究，这是非常可笑的。《红楼梦》不是谜语大全，找《红楼梦》猜谜就找错了。他们把红学搞成了一种无稽之谈，搞成了一种信口开河的东西，但这不能怪罪整个红学界，中国红楼梦学会不提倡这个，《红楼梦学刊》更是一直反对这样的学风。这样的歪风只能由他们个人负责，不能怪罪红学界。还有与此同类的学风，都只能是个人的问题，不能怪罪学术界。 刘心武同志以前是中学教师，我以前是小学教师，他还比我高。教师对学生对社会有道德上的责任，知识上的责任，要教给学生好的学风和品德。现在他又是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去让人家把乱想、胡想当作学问，是在塑造人类的灵魂吗？我希望他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老师，一位作家，对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是不是可以随便乱说，甚至说一些非常不妥的话，说什么“只要有真情就可以超越伦理”，这不是“班主任”应该说的话。 红学今后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刚刚把现在能发掘的资料发掘整理出来。北图出版社准备把所有的脂本出成一套丛书，另外以前的评点本，北图出版社也选了一大批都在陆续出，还有有关的清代笔记，希望也能陆续整理出来。当然，还需要一些社会资料，从康雍乾，甚至明代后期以来的思想、经济、政治方面的资料也应该汇集起来。这样真正深入的研究《红楼梦》就可以进一步地开始了。当然，这样做是认真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作“清宫秘史”或者“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社会内涵、思想内涵绝不是“秘史”，这两者不能有丝毫混洧！讲到《红楼梦》的研究过程、研究成绩，我还是觉得很乐观的，我们有一批中坚的力量，他们都是正经研究学问的人。只要真正对学术下过功夫的人，都不会把刘心武的所谓“学问”当作真正的“学问”。现在他的市场其实在“红学”以外，也在学术以外，真的做学问的人会相信他的一套么？实际上他不过是满足了某些人的猎奇心理而已。我坚信正经的学问总会被人认识的，走邪门歪道、哗众取宠不会有真正的出路。 来源：《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楼梦》是小说—— 李希凡访谈录 我先谈谈秦可卿的问题。现在发展出一种“秦学”来，我不知道“秦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曹雪芹在写秦可卿这个人物时听了别人的劝，把这个人物改写了，现在小说中的秦可卿是个很完美的贤德的孙子媳妇。我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叫《丢了魂的秦可卿》。我相信在曹雪芹的原作中秦可卿是个有非常复杂性格的人物，不过现在她已经完全改变了，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贤德媳妇，一家上下老小，包括老祖宗都说她是十全十美的。就连她的死也从“淫丧天香楼”变成了病死，而且她得病治病的过程也都写得很细致。我个人感觉这是曹雪芹《红楼梦》创作艺术上的一大失败，他不应该听别人的意见，把秦可卿改成现在这样。鲁迅称赞《红楼梦》，说它写了真的人，也就是说人物性格比较全面，并非好人都是好，坏人都是坏，但是秦可卿却恰恰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好人。而现在我们的红学中还有人把某些创作修改秦可卿人物形象时遗留下的痕迹，就是畸笏叟所说的没有改掉的东西拿来做猜测，甚至说秦可卿是藏在曹家的一位公主，这就离开艺术形象太远了。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红楼梦》是小说，不能把它作为事实考证的对象、曹家家世考证的对象。曹家人只是内务府的官员，地位不高，虽然跟皇家很亲近，而且得到康熙的信任，但终究只是个江宁织造，跟小说中开国元勋式的荣宁二公没法做类比，更不能以曹家家世的考证来评价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以前的胡适还比现在的人要好很多，他虽然也说了自叙传，但是他总还是把《红楼梦》当成小说的，现在这样的所谓考证与胡适的研究距离其实也比较远，倒是更接近于以前的索隐派。而且那些猜测实在太离谱了。就算曹家有个公主藏在那里，小说里写的秦可卿是一个育婴堂出来的孤女，怎么考证出她是个公主的？况且这个人物在作品中很早就死了，涉及她的篇幅非常有限，这样猜谜猜得太远了，应该说《红楼梦》研究里这样的学风还是少一点的好。 红学发展到现在，我们更应该走向科学，科学地分析小说的艺术形象。从艺术形象的真实来看待秦可卿这个人物，她很概念化，我认为是写得失败的。其实在十二金钗里面，秦可卿的个性是最不鲜明的一个，我们仅是从脂评里面提供的一些线索，就能知道以前秦可卿的形象是另一种样子，但是现在作者已经把这个形象改变了，现在的秦可卿没有缺点，也绝对不是个淫荡的人物，而是个很正派的孙子媳妇，我主张艺术形象的研究还是应该回到文学研究的道路上来，不要搞艺术形象外的索隐。 大家总是说《红楼梦》是一部特殊的作品，我就不觉得，我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文学达到的一个高峰。它就是一部小说，尽管可能历史背景比较复杂，但是再复杂也不过是清代的文字狱或者宫廷斗争等影响下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我们只能从大的方面来观察解读，不能穷究一些小说并没写到的具体历史事件。《红楼梦》反映的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家族破败的历史，而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它的深远意义就在于从某个家族的破败甚至于可以看出封建末世，所以我们叫它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像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作品，艺术上成就那么高，写了那么多人物，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文学乃至文化的高度结晶去研究。考证作者家世是应该的，因为留下的历史资料实在太少了，而且作者的家世的确对他写这部作品是有影响的。版本研究也有它的必要性，这些都是《红楼梦》研究比较特殊的地方。但不管怎样特殊，《红楼梦》也是艺术形象的创造，艺术典型的创造，不是在写史实。把《红楼梦》与史实比附，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秦学”这种提法不是对《红楼梦》的正确评价，而是贬低了它。我们要考证，是考证作者，不是考证小说里的人物的史实背景。小说是经过艺术概括的，我们评价小说是评价它的艺术形象，评价它的艺术创造。类似于“秦学”的道路前人早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前《红楼梦》刚一出现就有人猜测这是写的哪一家的事情，到现在又说是什么废太子、公主，这些都离开《红楼梦》太远了。我希望我们的《红楼梦》研究要靠近《红楼梦》，靠近曹雪芹真正的家世，而不是靠近作品里的人物所谓的家世。我认为如果我们将作者家世靠近作品里的人物去研究，这样做终将失败，因为什么证据也找不到，还会把大家弄得思想混乱。 回归文本还是应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地位的研究，回归作品的艺术分析。对于作者的家世我们弄不清楚就说弄不清楚，如果有新的材料，当然对我们有好处，但不要靠猜测，不要出来一件什么东西就相信。现在的这些流行观点把《红楼梦》背景解说的如此之“丰富多彩”，但那已经不是《红楼梦》，而是现代人创作的《红楼梦》了。这个东西如果广大读者都接受，只能说我们的文化品味有问题，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尽管这种提法现在拥有听众，甚至听众还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如果离开了《红楼梦》，离开了对《红楼梦》的分析和科学研究，它终究不能变成事实，不能说我们以后就会相信刘心武的这些提法而按照这些提法去看待《红楼梦》。我相信真正懂得《红楼梦》创作艺术的人绝不会相信那样的观点。而且我还要强调，没有单纯的娱乐性，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寓乐于教，低级趣味娱乐品只能培养低级趣味的观众，要引导观众向高的文学品味、文化品味发展。现在这些提法都是以前索隐的东西的翻版，只不过影射的更具体，更没有根据。以前的观点还有些大的政治背景，现在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东西。我不赞成这种研究，不赞成向读者宣传这些没有根据的东西，这么大范围这么广泛地去宣传这些东西，不止贬低了《红楼梦》，也扰乱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些状况，只能做好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的研究，按照正确的研究方向去继续。 《红楼梦》研究中有一些作家参加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作家对创作有自己的体验，应该说有作家参加进来，从创作思维、艺术思维来解说《红楼梦》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能把没有的事情描写得非常生动，这样容易把读者引向歧途。《红楼梦》里面并没有这些东西，《红楼梦》写的也不是这些东西，即使描绘得再生动也只能说是作家的“再创造”，而并非曹雪芹的原意。现在这种风气盛行，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红楼梦》，不读《红楼梦》，由这样的风气倒是引发了一股读《红楼梦》的热潮，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去读《红楼梦》的话，那就一定会走入歧途，所以应该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我感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样重要的舆论导向的阵地，应该把学术研究，把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引向正确的方向，不能什么说法都引入。学术讲坛不是娱乐台，不能像现在电视上某些改编名著的作品那样，那纯粹是败坏古典名著，我希望中央电视台少做这种事，否则贻害无穷。 我劝刘心武先生去从《红楼梦》小说的创作艺术方面多做研究，他应该有这种能力，因为他是一个作家，而且写出过很好的作品。但不要引导大家去猜谜，这些东西过去老祖宗就猜过了，猜了那么多年都猜不对，他也不可能猜对。“秦学”完全是他自己猜的，《红楼梦》那个有限的篇幅提供出来的人物，就是个很干巴的人物，是完美的媳妇，你发展出什么来，也不是原来那个干巴的秦可卿。 来源：《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学”是新索隐——张庆善访谈录 最近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栏目中讲《红楼梦》，几乎与此同时也出了好几种刘心武的关于《红楼梦》的书，如《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一时间刘心武先生成为当前最有名的“红学家”了。据说刘心武先生谦虚地称自己是“平民红学家”，我不太懂得这种“称号”的含义。我只知道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有工作的不同，有职称的不同，在学术研究中又有科学与非科学、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不同，但不知道搞学术研究还有什么“平民”与“贵族”之分。搞学术研究似乎与什么身份没有关系。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既然是在搞学术研究，都应该遵守学术规范，都应该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都应该实事求是。不能说我有了“平民红学家”封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胡乱说。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早就提出了。研究《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还不是《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人物，就能建立一种“学”，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建立一种“学”是不是太容易了。当时许多研究者并不在意，据我所知，红学界绝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并没有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的“秦学”，大家认为去讨论这种问题，对学术研究没有多大的意义。不想，刘心武先生是越讲越敢讲，越讲越悬乎，再加上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在全国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秦学”我们真是要刮目相看了。 其实刘心武先生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都不新鲜。他研究的方法在红学史上早被学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方法，也就是索隐的方法。但是刘心武的索隐方法和历史上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的方法还有些不同。蔡元培先生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正确，但他们所索隐的东西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事其人，只不过和《红楼梦》毫无关系。比如说索隐派认为《红楼梦》讲的是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爱情故事，那么历史上确实有顺治皇帝，确实有个董小宛。刘心武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搞《红楼梦》索隐的人，他们和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全凭主观臆测。比如刘心武的“秦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秦可卿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胤礽的一个女儿。但如果人们要问刘心武先生，这方面有什么文献记载证明吗？完全没有。那刘心武先生怎么知道的？原来是刘心武先生自己分析和猜想出来的。事实是，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废太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送给了别人的女儿，没有任何哪怕是一点点的史料记载，这完全是刘心武的杜撰。从这么一个虚构的故事引发出的那么多“秦学”的内容，他所创建的“秦学”能靠得住吗？从历史常识来讲，刘心武先生编的故事也讲不通。不要说废太子没有这样一个女儿，就是退一万步讲废太子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女儿，也不可能送给曹家这样的家庭去做媳妇。因为曹家虽然在清代是很有名的家庭，但是他们出身包衣，是皇帝的奴仆。清代满清贵族中规矩是非常严格的，公主与包衣他们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一个被圈禁的废太子他能把女儿偷运出府吗？康熙在废黜皇太子的同时，也严厉地打击太子党，在这种形势下废太子就是能把女儿偷运出府，曹家敢把废太子的女儿藏在家里吗？当时曹家都生活在江南，他们又怎么来藏这么一位“公主”呢？更何况没有任何记载能证明曹家是什么太子党，倒是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证明曹家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对康熙忠心耿耿。这样一个忠于康熙皇帝的曹家，他们怎么会在康熙第二次废掉太子以后，还敢私藏废太子的女儿，对皇帝图谋不轨呢？这是毫无道理的。在《红楼梦》中秦可卿的出身交代得很清楚，是养生堂抱来的，这在小说中是一种很正常的艺术的虚构，我觉得对于《红楼梦》中的文学人物形象采用所谓“考证”的办法、“索隐”的办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刘心武有个观点认为秦可卿如果出身寒微就不可能嫁到贾府，不可能嫁给贾蓉，成为贾家长门长孙媳妇，从而怀疑秦可卿的出身。可是在《红楼梦》中贾家的很多媳妇出身并不高贵，包括贾赦的妻子邢夫人，贾珍的妻子尤氏等等。《红楼梦》第二十九回，贾母等到清虚观打醮，张道士向贾母提到贾宝玉的亲事，贾母说：“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贾宝玉的亲事标准尚且如此，何况贾蓉呢。小说中说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就是养生堂抱来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原本是文学创作的需要，是艺术虚构允许的。 刘心武先生自称他的研究是“探佚学中考证派”，但不管是探佚还是考证，都要占有资料和证据，而我们看到刘心武先生的“探佚”、“考证”则什么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都不需要，有的只是猜测和想象。比如，《红楼梦》第三回写到林黛玉进府，看到荣禧堂一副对联：“坐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刘心武先生说：“现在我告诉你，这个胤礽，做太子的时候，他有一副对联是备受他的皇父康熙表扬，而且他到处把它写出来送人。史书上只是没有具体记载，他也写了送给了曹寅而已。”是怎样的对联呢，叫做“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刘先生接着告诉我们：“我现在让你把林黛玉在荣国府所看到的那副银联，和真实生活当中胤礽在做太子的时候写的对联加以对比，你就会发现这两副对联是有血缘关系的”。这也成了秦可卿生活原型是废太子女儿的史料证据。尽管刘先生说的这样肯定，可问题来了，第一，既然连刘心武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太子对”送给曹寅没有史书记载，那你根据什么说废太子曾把这副对联写了送给了曹寅呢？第二，这副对子明明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怎么能说成是废太子胤礽的对子呢！既然没有记载证明废太子将此对子曾写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而对子又不是废太子的而是唐人刘禹锡的，那它跟《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它怎么能成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是废太子胤礽之女的证明呢？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刘心武先生知道了对子是刘禹锡的诗句后，还强辩说：“胤礽这副对联的事儿，最早记载在康熙朝一个大官王士祯所写的一本书《居易录》里面……经查，这确实是刘禹锡老早写下的诗句，那么王士祯的所谓‘太子名对’的记载，该怎么看待呢？王士祯行文比较简约，我想，他所说的情况，可能是当年太子还小，他的老师说了刘禹锡诗里的前半句，作为上联，让他对个下联，他当时并没有读过刘禹锡的这首诗，却敏捷地对出了下联，与刘禹锡的诗句不谋而合。……没想到，这‘太子名对’，后来又演化为《红楼梦》贾府里，与皇帝御笔金匾额相对应的一副银的对联。”看了这样的解释你还能说什么呢，这位太子真是了不得，没看过刘禹锡的诗，竟能说出和刘禹锡一样的诗句，做诗的水平够高的了。但这是学术考证么！这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吗？这是在编故事。遗憾的是刘先生在这里只顾补漏洞，却没顾上把两副对子的内容搞搞清楚。刘先生想出了那么具体的故事细节，却没想到这两副对子的内容是毫不相干的。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在接受《艺术评论》记者采访时曾分析了这两副对子的内容，蔡先生说：“王渔洋将唐诗当成本朝诗，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闹出了笑话……现在，我们退一步讲，假设‘楼中饮兴’一联不出自刘禹锡而真是胤礽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既是‘原型’，总得在诗意构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明月’‘晚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蔡先生说的够清楚了，刘心武先生的所谓证据完全站不住脚。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想当然、主观臆测在刘心武先生的讲座和书中比比皆是，他用的最多的词之一就是“可能”，而不需要任何可靠的记载和材料来证明为什么是“可能”的。 在我看来刘心武先生的所谓“秦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新索隐，是在搞创作，是编故事，只是这些故事编的不如他以前的小说故事编的好，可以说是矛盾百出。比如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后，她的两个丫鬟瑞珠、宝珠，一个触柱而死，一个甘做义女。刘先生为了把这两个丫鬟的命运与所谓的秦可卿真实身份的政治秘密联系起来，就演绎说，两个丫鬟如果只是在天香楼看见贾珍与秦可卿，何至于触柱而亡啊，一定是听见了绝对不应该听见的话，是什么话呢，“就应该是秦可卿真实出身的泄露，就应该是政治性的消息，也就是义忠亲王老千岁那一派，‘义’字派的绝密消息”，所以瑞珠只有一死了。那宝珠不死却做了义女，又怎么解释？刘先生告诉我们宝珠甘做义女是表示她在铁槛寺再也不回来了，“打算永远闭嘴”，这样令贾珍很放心。问题是瑞珠死了可以说“永远闭嘴”，可宝珠还活着，谁能保证她“永远闭嘴”，贾珍能放心吗！看来这个故事编的不能令人信服。再比如，刘心武先生把秦可卿和贾珍的关系说成是爱情，也令人感到十分荒唐。刘心武先生说秦可卿与贾珍是一辈人，虽然他们之间有了爱情，因为贾珍有了夫人，所以只好让她做了儿媳妇，但秦可卿与贾蓉没什么事，只是名义上的夫妇，倒是成了贾珍的情人。如真是这样，贾珍为什么不把秦可卿收为姨娘，这总比当他的儿媳妇冒着的丑闻要好说呀。至于说到秦可卿真实出身的败露是由于元春告密，说元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贾家的利益，更是无稽之谈。如果贾家真有这样的事情，元春敢告密吗？她告密就真的能保护贾家的利益吗？如果保护不了贾家的利益弄个满门抄斩怎么办？更为荒唐的是刘心武又杜撰出贾元春的生活原型，说贾元春的原型，“应该”是曹家的一个女性，最早“应该”是送到胤礽身边，跟胤礽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又与胤礽的儿子弘皙生活过，后来又有了“二次分配”，这位曹家女子幸运地“从弘皙那边，拨到了弘历的身边”，而且“她到了弘历身边以后，很可能在弘历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宠幸，成为了一个王妃。”这些宫廷秘史不见任何记载，不知刘心武先生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看这是看武则天的故事看多了。这些荒唐可笑的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不要说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曹雪芹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女子，即使就编故事来看也是蹩脚的故事，不知刘心武先生怎么想的出来。 在刘心武先生的讲座和书中牵强附会的东西非常多，比如他对“三春”的解释就是典型的例子。《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有一赠言：“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这本来的意思是春光逝去后，众花都要落尽。隐寓贾家三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或死或远嫁后，大观园众多的姊妹也都要死的死，散的散，预示贾府最后衰落的结局（见蔡义江先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刘心武的解释却是“三春”不是指元春、迎春、探春，而是指三个春天。那三个春天呢，就是乾隆元年的春天、二年的春天、三年的春天。“三春去后”就是“三度春天过去”。还说：“乾隆元年、二年、三年，这三个美好的春天过去之后，在第四春的时候，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红楼梦》中写“三春”有好几处，如第五回惜春的判词“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装”，第五回《红楼梦曲?虚花悟》中的“将那三春看破”，这都能解释为三个春天么？特别是元春判词中的“三春争及初春景”，照刘心武的解释，“三春”就是乾隆元年、二年、三年三个春天，那这里的“初春”又做何解释？这又怎么讲？刘心武先生说：“贾元春她最美好的日子就是封为贤德妃的第一年，就是乾隆元年，就是初春。”如果可以这样讲，那么“三春争及初春景”这句话就成了“乾隆元年、二年、三年三个春天啊怎及乾隆元年的春天”，这通么？刘心武先生为了与政治事件、重大变化挂钩，胡乱解释，牵强附会，顾此失彼，矛盾百出。这种解释都是很可笑的。 刘心武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混淆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他不是用文学的眼光去看《红楼梦》，而是搞索隐，可以说他是把索隐和自传说结合起来，并发展到极端。刘心武先生一再强调《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他说：“我越细读，就越相信书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而他认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破解《红楼梦》的总钥匙，在她的身上，隐藏着《红楼梦》的巨大秘密”。且不说《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是不是像刘心武所说都有生活原型，即便是有生活原型，当生活原型进入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形象，那么生活原型与文学形象能完全是一回事么？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作家创作“取人模特儿”一般用两种方法，一是专用一人，二是杂取种种人，而他向来是取后一种方法，“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他说：“……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段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有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鲁迅先生的精辟论述阐明了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红楼梦》不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也不是清史实录，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能用文学和艺术的眼光看《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用刘心武的方法是不可能找到解读《红楼梦》的钥匙的。 刘心武先生说，他也不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政治小说，可他的探佚、考证、索隐都是在强调《红楼梦》中充满了政治斗争，充满了阴谋、夺权等。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贾母行酒令时说了一句“头上有青天”，不过是一句俗话，有所谓“做人要凭良心”的意思，可在刘心武那里就成了什么雍正死了，乾隆继位，给曹家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贾母用“头上有青天”称颂乾隆；还有史湘云说了一句酒令“双悬日月照乾坤”，这本是李白的诗句，刘心武则解释为日月双悬，是宣示在曹家“他们的头顶上，有两个司令部”云云；甚至连贾雨村的咏中秋诗“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也成了“隐伏着一种政治形势，就是在‘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情况下，月亮已经非常地膨胀了”。更可笑的是张友士给秦可卿开的药方，诸如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等中药也都是“进行秘密联络，亮出的一个密语单子”。《红楼梦》那是什么文学作品，简直是一本密电码。在刘心武的解读下，《红楼梦》岂止是政治小说，简直是一部《清宫秘史》。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刘心武本身是一位作家，他完全懂得文学创作，那么他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说成是类似“清宫秘史”一样的东西，你说这合适么！而且我认为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书说成“清宫秘史”也丝毫没有提高《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缩小了或者歪曲了《红楼梦》的价值。我很喜欢刘心武先生的小说《班主任》和《钟鼓楼》，我不知道刘先生能不能用他的方法去解读自己的这两部作品，去探寻一下《班主任》中的女主角的出身。如果他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读自己的小说，那么或许能有些说服力，否则他的所谓“秦学”只能是歪解《红楼梦》、误解《红楼梦》，对《红楼梦》研究没有任何好处。 我认为这样讲《红楼梦》，不管是刘心武本人还是中央电视台都是一种很不负责任、很不严肃的行为。这种所谓的研究解读，不仅仅对《红楼梦》研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也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好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读《红楼梦》。像刘心武这样去解读《红楼梦》不仅给学术研究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还会给很多年轻人造成思想的混乱，把一门严肃学问搞成了滑稽，搞成了粗俗，这是不值得提倡的。学术研究应该倡导科学的态度，不鼓励这种非学术性的，随心所欲的乱讲。我认为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引之为骄傲，要珍惜，要敬重，不要随便去歪曲它、误读它。我对刘心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完全不赞同，我对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作这样的节目感到非常遗憾。 不论是《红楼梦》还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学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常常会产生一些轰动效应，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和学术现象。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很少有这样一部作品，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对广大读者的这么大吸引力。我认为，这种现象包含着诸多因素，但首先是因为《红楼梦》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本身的魅力是最根本的原因。正因为《红楼梦》具有这么大的魅力，《红楼梦》的创作又具有自身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红楼梦》的创作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家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小说都有所不同，这样的话就给《红楼梦》研究带来很多难题，很多谜。因此人们的兴趣都很大，但人们往往把兴趣都放在了解读这些谜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想入非非，很多人寻根问底，一定要找出《红楼梦》到底讲的是什么事情。在《红楼梦》最初产生的时候有过一个“本事说”，后来又发展到了索隐派，他们抱着一种好奇心，一定要从《红楼梦》中找出《红楼梦》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刘心武的索隐也是这种方法和兴趣的结果，当然他走的更远。 现在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认为这样的现象出现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为任何一种说法都可以作为一家之言，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作为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它应该有学术的严肃性、系统性，必须建立在严肃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随心所欲，随便讲一句话便称为一家之言。先秦诸子百家那才叫做“百家争鸣”。我们今天这些包括刘心武先生在内的索隐、误读根本算不上一家。这几年红学当中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很担忧、很顾虑的现象，刘心武算是其中一例，刘心武的“秦学”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东西，比如产生过一定影响的《红楼解梦》，对这种现象的产生确实要认真对待，严肃对待，认真研究。为什么索隐的东西早在几十年前就被胡适之先生批评过，但是在今天还有人在认真地搞，而且很多读者非常相信，觉得他讲得有道理有意思。搞索隐的人都有非常令人佩服的丰富想象力，可以像讲故事一样，非常吸引读者。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现在学术界确实有一种浮躁、不严肃和不严谨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红学界，其它领域也存在，只不过在《红楼梦》研究中显得突出一些。这和当前的市场经济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很难坐下来认真做学问，甘心坐冷板凳，下苦功夫，总喜欢像吃快餐一样，今天发明一个观点，明天又发明另一个观点。但我认为，它能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并不能说明它的观点正确。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红学研究确实要注意普及，我们的专家学者要注意在广大的读者当中宣传倡导正确的方法，引导广大读者正确地去认识《红楼梦》，不被错误的东西所误导。 刘心武的观点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有直接关系。正是因为他借助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平台，使他的很多观点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点恐怕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今天的生活方式与十年二十年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更多地借助现代化手段，我认为大众传媒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对民族、对观众要负责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曾经做过不少好的节目，采访了很多著名的学者专家，开了很多很好的课，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但是近期，特别是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其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是负面的。大众媒体不要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只顾追求收视率。要知道，积极宣传正面的东西可以影响观众，宣传错误的低俗的东西同样也能影响观众，但效果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效应。我认为现在的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低俗化粗俗化的倾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它造成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现代红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和政治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和社会经济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都需要认真对待认真研究，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坚持正确的方法。当前的学术研究要大力倡导科学的态度。作为一个学者也好，作为有文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好，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坚持科学的学术方法，现在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红楼梦》是中国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读者都可能对它产生兴趣，都可能去研究它，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我注意到这些年来有一些著名的作家研究《红楼梦》，这也是一种好的现象。作家研究《红楼梦》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对创作的过程有更深更细的体悟，他们研究《红楼梦》的创作、研究《红楼梦》艺术成就可能会有一些一般的研究者所没有的见解与体悟。比如，王蒙先生的《红楼梦启示录》就给我很多启发，我认为王蒙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红学专家。但是像刘心武这样的研究则不能提倡，一个著名的作家连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都不顾，这是非常遗憾的。 我认为不管专家还是一般读者，要研究《红楼梦》至少应该坚持两条，一条是，对红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有个基本的了解。红学史上有过评点派、索隐派、考据派，在百年的红学历史上事实已经证明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比如考据派，以胡适之为代表的新红学，在考据上有很大的成就，考据作家的家世、版本，这是非常有效的科学方法，但是如果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红楼梦》当中一些人物却未必可取。另一条是，不管怎么评价《红楼梦》，它都是一部文学作品，一部伟大的小说，这个基本定位不能变。因此我们在阅读、研究《红楼梦》的时候，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这样我们才可能在《红楼梦》的具体描写当中体悟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深邃的思想精华和精湛的艺术成就。现在有些人总是不满足，好像把《红楼梦》说成一部文学作品就显得《红楼梦》不伟大了，这是错误的观点。像刘心武那样把《红楼梦》说成“清宫秘史”，并不提高《红楼梦》的价值和成就。《红楼梦》就是《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反映清代社会的书，反映贵族家庭兴衰的书，反映青年男女爱情和人生悲剧的书，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不是清史实录，更不是清宫秘史。 这段时间由于刘心武讲《红楼梦》，引起了很多观众、读者广泛的关注和兴趣，又引起一股红楼热，但我觉得热未必就是好事。文革期间的评红热，热度比现在高得多，但热的结果是歪解了《红楼梦》，误读了《红楼梦》，这对于学术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没有任何好处。现在我们要摆正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研究《红楼梦》的目的还是要认识《红楼梦》，认识它的伟大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并通过我们研究，通过我们对《红楼梦》的认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我们对历史对今天的认识，增加我们的民族文化沉淀。包括我们研究作者的家世、研究版本，目的都是要认识《红楼梦》的价值，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正确。也许有些学者一辈子只能侧重一个方面来研究，但是从红学的整体上来讲，我们研究的着重点还是要放在《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它的文化价值上，这一点也是今后红学发展一个重要的方向。对于现在的红学人们有一些意见，认为《红楼梦》研究好像都是在挖故纸堆，都是在抠一些钻牛角尖的问题，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个人对红学的状况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整体来讲红学发展还是很好的，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像刘心武先生这样的索隐毕竟是少数。记得上个世纪末期，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叫做“红学的展望”，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人们对红学发展有不满意的地方，期待做总结；一层意思是说，人们期待红学有些新的突破，有更大的发展。这个突破和发展不仅仅在于发现一个新的版本或者发现一条曹雪芹新的史料，更多的在于对《红楼梦》思想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认知。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多元化的研究，但不提倡不顾学术规范的胡乱说。不管是从文献的角度、文化的角度、还是艺术的角度去研究《红楼梦》，都可以对红学事业有所推动，增加我们对《红楼梦》认知的程度，重要的一点还是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我非常寄希望于广大的研究者、广大的读者，特别是年青的读者，应该了解红学的历史，应该对我们的伟大作品《红楼梦》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而且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用严谨的态度来研究来阅读。我相信红学的未来会更好。 来源：《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张庆善：我接触的没人支持刘心武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二部日前已正式面世，由他和他的书所引起的关于红学的讨论，以及《红楼梦》研究学术规范的问题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刊物《红楼梦学刊》日前刊登了前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以及现任会长张庆善的采访，在这些专访中两位红学家都谈到了刘心武的现象。此后，本报对张庆善做了专访。 批刘心武：“他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新京报：我看到你在《红楼梦学刊》上提到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张庆善：实际上，小说和历史的关系；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既是一个文学常识问题，又是红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刘心武先生是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应该知道文学创作的规律，文学是允许虚构的。他从所谓的秦可卿的原型入手，解密《红楼梦》。但他说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可这个原型人物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是刘心武先生猜想出来的。刘心武所谓的“秦学”都是从这个不存在的原型开始的，他的“秦学”还能靠得住吗？他混淆了文学和素材的关系，混淆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 退一万步讲，就算历史上有这个原型，但这个生活原型进入到文学创作领域之后，生活原型与文学形象就不完全是一回事了。从原型到艺术形象不是机械的复制，不是简单的生活实录，而是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作者必然要有艺术的虚构。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不会不懂这样的常识。 刘心武先生说自己是“探佚学中考证派”。但不管是探佚还是考证，不管怎样，做学问都必须是有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现在这样的做法确实是没有遵守学术规范的。我认为你们对胡文彬先生做的采访中，他大声疾呼做学问要遵循学术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谈学术规范：“实事求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新京报：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学术规范，如何来遵守？ 张庆善：就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可能不同的学科有各种各样的讲究，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是根本。这个问题不仅是针对《红楼梦》研究，现在学术界确实存在做学术研究不严谨、不规范的问题。 做学术研究论证一个观点，最起码也要做到自圆其说。遗憾的是刘心武先生的观点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学”是一个系统的知识和学问，他这样研究秦可卿就说是“秦学”，那么研究王熙凤就可以说是“王学”或叫“凤学”，研究贾宝玉就是“贾学”，那么研究一部《红楼梦》能整出这么多的“学”来，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学”就是那么容易建立的？这不就乱套了？ 做一个学问要求遵守规范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刘心武先生提出秦学，提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的女儿，那么他就要拿出历史文献和可靠的历史记载来论证，他从哪些文献资料记载中查到了胤礽有这样一个女儿？同时他还必须能证明这个人跟《红楼梦》的关系。 如果拿不出资料来证明，这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不严肃不认真的治学态度。这不是很过分的要求。我的老师当年教学要求我们非常严谨，讲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讲到学风问题，明确讲“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这些学术规范都是应该遵守的。 驳网友支持刘心武：“用学术争论反证刘心武正确是不对的” 新京报：有网友在网上支持刘心武：红学家批评刘心武做的研究不讲究学术规范，但红学家现在说的《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同一个作者这些观点还是一样找不到切实无疑的证据，那是不是也是没有学术规范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庆善：读者如果这样说，那就是对红学的研究状况不了解。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的问题确实有争论，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后四十回不是他写的。当然也有不一样的说法，这都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但需要说的是研究者说出任何一个观点的时候，都是拿出了材料才能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的。现在我们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脂批、文献记载包括《红楼梦》本身的交代等许多材料来证论的。并不是像刘心武先生那样虚构，完全找不到资料证明。 当然，这些问题现在都还可以深入讨论，你也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但你的观点至少要有材料支持和证明，不能是完全想象和虚构。如果读者就拿现在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来反证刘心武的做法是正确的，那是不对的。 评刘心武回应：“用‘职务’反驳蔡义江存在误解” 新京报：前不久刘心武也发表了一篇自己对目前一些批评的回应，这个回应你看到了吗？ 张庆善：刘心武先生说蔡义江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写了蔡先生是两届政协委员等职务，说这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做法，说《红楼梦》研究跟这些没有关系。其实我认为刘心武先生出现了误解，接受记者采访，这个人是什么身份，肯定要写明的嘛。比如你采访我，也会说我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等等，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做法，并没有刘心武说的那种意思。刘心武先生应该回应的是，蔡先生哪一点批评错了，你可以指出来。而在我看来，刘先生首先应该告诉人们废太子的女儿有什么根据，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刘心武说我们要尊重他的观点，要有宽容心怀，说要尊重他说话的权利。这是当然应该的，谁也没有不让他发言。但不能用“宽容”来代替学术批评。讨论学术问题时，我认为还是要坚持原则，不能说我要尊重你，就不能批评你，就不能指出你的错误观点。梁启超说：“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思红学“普及”热：“读者偏爱‘揭秘’，红学家要负责任” 新京报：现在有网络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证明了很多读者都是支持刘心武的，而且刘心武的书也很受关注。 张庆善：我不知道这个网上调查能覆盖多少人，但我接触的人没有支持他的观点的。也有读者写信到我们这里说不支持他这种说法。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不能把很多人支持他作为他是否正确的判断标准。 其实这个现象是值得研究的。为什么《红楼梦》谈思想，谈文化，谈艺术性读者就不感兴趣，而“揭秘”、“探佚”读者就感兴趣？前几年，霍国玲的“解密红楼梦”也影响很大，她说《红楼梦》讲的就是曹雪芹和他的情人联合把雍正给杀了。她到北大去讲座，北大的学生也很欢迎。我的一个朋友是北大的教授，他很悲哀地说他这个老师不称职，为什么学生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要去相信这种没有根据的东西。 其实就是因为《红楼梦》太有魅力了，每个读者在这其中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都会去做一些解读，但这个解读是很个人的，这并不是做学问。 新京报：你刚才说那个北大老师说自己是个不称职的老师，说自己有责任。 那么现在红学家说刘心武的东西不正确，但读者却很喜欢，红学家是不是应该也负责任呢？ 张庆善：要这样讲的话，红学家确实有责任。我们应该要注重普及，把红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基本的红学常识传递给读者，让大家知道这些基本的知识。并且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引导读者，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人家要去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你也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些探秘的东西有这么大的魅力，我也没搞清楚。（记者：甘丹）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18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刘心武再次回应批评称将坚持研究 11月21日下午两点，作家刘心武出现在外交部新闻发布厅，此后的两个多小时，他应邀在这里做了题为《让世界知道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讲座。随后，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刘心武。虽然刘心武表示并不愿意过多回应近日围绕着他的争论，但他还是表示，愿意直面批评，不过他仍然会坚持自己在《红楼梦》上的研究。而昨日，刘心武又做客新浪，和网友交流了他研究《红楼梦》的心得，他再次表示他欢迎批评、指正。 寻找200多年前英国旧书 近两个月来，作家刘心武和他的《红楼梦》研究引发一系列讨论，成为各个媒体关注的话题。但刘心武在这段时间里却一直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除了在本报发表一篇回应文章外，他也没有针对批评发表过任何意见。有的读者在网上也表示很想知道刘心武的动向，以及他对批评的反应。 11月21日，刘心武出现在外交部，并为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做了一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据刘心武的私人助手鄂力介绍，外交部的相关工作人员一个月前就邀请刘心武到外交部做关于《红楼梦》的讲座。 在演讲中，刘心武把《红楼梦》称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名片”，他说《红楼梦》集中华文化精粹之大成，希望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对外弘扬《红楼梦》，让国外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古典名著。 比较有意思的是，记者在刘心武的讲稿中看到他呼吁通过各种方式，寻找一本英国伦敦douglas出版社在两百多年前出版的《dragon'simerial kingdom》一书。他介绍说这本书记录了外国人眼中的曹雪芹所生活年代的中国。“在这本书的53页，记录了有关曹雪芹偷听英国商人腓立普给他父亲讲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而被发现受到责罚的内容。虽然这本书和《红楼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认为它对于我们了解曹雪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帮助。”刘心武说。 能提供的证据都在书中 对于近日来围绕他的批评，刘心武简单地做出了回应。他表示，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曹雪芹生卒年问题……几乎在红学的每一个议题上，都是“吵成一团”的。“几乎所有的论点都没有找到确凿证据，都是根据现有材料所做的猜测。而我的观点也是从已有的资料做的一些推测和研究。”刘心武说。针对有些红学家批评他的观点拿不出根据时，刘心武表示他所有能拿出来的证据都体现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他所做推论的材料。 “我的研究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原型研究，一个是文本细读。我的很多证据和材料都是来自于《红楼梦》本身的文本。比如我发现了太虚幻境四个仙姑名字的秘密，这四个名字影射了书中跟贾宝玉一生有重要关系的四个女子。我特别注重文本细读，我的大量证据是《红楼梦》文本自身。我对有的‘过场戏’和细节描写乃至遣辞造句的探究上所形成的探佚收获，不少是以前专家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讲出来无非是与愿意听的人分享自己的心得而已。”刘心武说他研究红楼梦只是个人兴趣，从事《红楼梦》的文本研究也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以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有帮助。他认为，对小说的研究很难说谁对谁错，对《红楼梦》的研究，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到目前为止，研究者的分歧都是从对已有资料的不同理解上派生出来的。“我觉得，各人研究各人的，各人正面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比批评别人，让别人‘止步’‘认错’，更能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谛。一个时期，可能对某种观点、某种研究路数认同的人多一点，但过些时候，可能另外的观点、研究路数认同的人又多一点，这都很正常，让时间去检验吧。”刘心武说，“不是说我现在得到很多人支持，我就一定是对的，也不是说我现在遭到一些反诘和某些专家的严词批评，就说明我没有道理。先允许我说话，允许我存在，我就很高兴了。支持与反对，喜欢与厌恶，批评与维护，赞扬与嘲讽，我都承受。” 为2006年《当代》撰写“红楼心语” “有的人说我不直面批评。我怎么不直面批评？我现在跟集邮一样，尽量搜集所有关于我的《揭秘》讲座和书的各方面反应，当然包括批评我的意见。我会在以后慢慢地来看这些丰富的资料。”刘心武告诉记者，他现在搜集的反应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平面媒体的报道和文章，二是网络上的言论，三是电视台和出版社转来的读者来信，数量很大，而且这些天层出不穷，有的听说了，却一时难以找到。 他说他会在忙完别的一些事情以后，找个时间来慢慢消化这些东西，所以他不可能那么快对一些批评做出回应。 “另一方面，我觉得没有一一回应的必要。我不想争论，也不喜欢有些媒体报导标题什么刘心武vs谁谁，或者pk谁谁。我会一一了解各方面的反应，对于批评意见，我想回应就回应一下，不想回应也可以不回应，但是我会参考各方面意见，以助于下一步的研究。 《当代》杂志已经约我在2006年包下他们的‘直言’专栏，我将为他们写6篇‘红楼心语’，每篇1万多字，第一篇已经交稿，关注我的各方人士可以从中看到我研红的新脚印。“（记者：甘丹）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24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从刘心武“秦学”引发的争议看学术批评 黄 安 年 近些年来随着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提出“秦学”并将这种“秦学”观在中央电视台学术性栏目长时间连续播出，在红学研究界和红学票友及爱好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也唤起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密切关注。学术交流网在客观转发这场争议的资讯时的按语中提出：“围绕电视媒体、传统纸媒、网络传媒各种‘红学’爱好者、关注者、研究者就‘红学’的方方面面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有的则针锋相对，这不是一件坏事情。我们期望本着有利于‘红学’研究繁荣、有利于‘红学’健康发展、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于‘红学’共同体的团结，把这场群众性的讨论引向健康发展和深入的轨道。” 笔者并不研究红学，也不是红学票友，对于红学实在是个外行，就红学本身确实没有发言权。但是目前围绕“红学”和“秦学”是非的争议，涉及到学术领域的一些共同性问题。本着学术为公，资源共享，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宗旨，对学术争议中的共同性问题发表一管之见以求教于朋友们。笔者以为，在商品大潮冲击、宏观管理乏善、社会转型期浮躁风盛行的情况下，这场争议所引发的某些现象实在需要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媒体界的认真思考，因为它凸显和折射了学术泡沫化、学术浮躁化、媒体商业化、学术庸俗化现象。从这些现象中我们看出，在学术层面上实在有着许多需要澄清的见解。 其一，学术问题研究和讨论需要遵守学术规范围绕“秦学”引发争议的是一门被称为新兴“秦学”，是在中央电视台开设的学术讲座百家讲坛上向全国亿万观众宣讲的，而不是对在娱乐节目如评书，演义、戏说、搞笑、猜谜之类或言明属创作的连续剧等非学术层面的表演。《百家讲坛》属专题讲座，是“科学与教育频道”的重要栏目，如中央电视台栏目介绍所说：“栏目宗旨为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社会各界学者、名流的精彩演讲，选择目前大家最感兴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选题。形式不拘一格，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 显然刘心武先生的长时间连续播讲定位于“建构时代常识”和“追求学术创新”是无疑的。 既然是“建构时代常识”、“追求学术创新”，而是否“学术创新”，是否符合“时代常识”，就必须要遵循学术规范，就要检验是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否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是否反复论证，一丝不苟。我们在学术问题面前只能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事实已经十分清楚，“秦学”的提出并没有建立在事实依据和科学论证之上，所以不少人批评刘心武先生的“秦学”不讲学术规范，指出“秦学”作为一门学科不能成立，这绝不为过。演义、戏说、揭秘、猜谜，可以博得广大观众和听众的一时喝彩，满足听众的好奇心和窥探欲，赢得可观的收视率和滚滚财源，但是不能被视为创新学术。要建立一门立于不败之地，并非过眼烟云的创新学术绝非易事。如果刘心武先生公开言明自己是在像《康熙微服私访》那样的戏说，那么谁也不会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评价“秦学”，然而刘心武先生偏偏强调自己是在创新学术，所以出于尊重他自己的选择来评估“秦学”不合学术规范是理所当然的。 一门新的创新学术地位的确立靠的是事实依据和科学论证，而不是哗众取宠的宣讲。搞学术绝不能大跃进，也不能靠大帮哄，靠网络投票。今天有人随意地提出一门“创新学术”的“秦学”，明天有人则仿效提出另一门“创新学术”的“贾学”、“林学”、“薛学”、“丫学”来，单是一部《红楼梦》就延伸出许多新兴学科来，这是在繁荣学术还是在戏弄《红楼梦》呢？看似人人都来搞学术，人人学术“创新”，热闹非凡，电视热播，媒体热炒，网络热评，实际上却典型地反映了对待学术研究一种浮躁心态。在《红楼梦》走向大众化的时代，人们有权关注红学并就红学发表各种意见，但是不等于人人都是红学家，不等于人人都成为学术研究者。学术要民主，也要守规矩，讲学术民主，不等于不需要学术规范，按照学术规律办事。 其二，学术不是政治，文艺创作不能政治化 《红楼梦》是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宫廷秘史之类的政治影射作品和家史兴衰的实录，不能将《红搂梦》文学作品政治化。有些人似乎还停留在40多年前的文革思维定式上，力图将《红楼梦》政治化，用阶级斗争为纲、“利用小说反党”的思考来解读《红楼梦》，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利用小说隐写帝位更迭权力争斗的政治传记小说，这无疑是严重歪曲了《红楼梦》本意和大大低估了《红楼梦》的社会文化影响。我们只能根据红楼梦的文本，依据现有的档案和文献资料来研究和解读红楼梦。文革已经过去了近40年，现在的所谓“秦学”虽自称有学界高人指点，也非真正的创新，它其实只是文革“阶级斗争为纲”、“利用小说反党”论的沉渣泛起。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走不出文学作品政治化的解读怪圈，中国文学创新繁荣的新时代是难以到来的。从“秦学”的学术政治倾向看，实在是一种错误思潮的回归。人们有理由怀疑，如此热衷于宫廷争斗的文学描写和推理，是否有利于文学繁荣和学术创新。 其三，正常的学术批评不能被视为“围殴” 现在有媒体把一些红学研究者对于刘心武先生缺乏事实依据的“秦学”论提出不同意见，说成是“围殴”，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围殴”的事实，我们不能一听到批评“秦学”的意见就指责批评者是“围殴”。事实上在刘先生的“秦学”传播了很长一段时间、“秦学”书籍在市场大为热销后，一些红学专家和清史专家为了澄清事实，才被迫做出比较温和的反应，如果把这样的不同意见的争议和批评说成是“围殴”，我们还有什么百家争鸣可言？难道只许刘心武和中央电视台放火，批评者连点灯的权利也没有。事实上中央电视台可以而且应该本着在争鸣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提供相同的时间，或者相对于刘先生宣讲的1/3到1/4时间在同样的讲台上讲述学者不同的学术见解。现在只是几位红学家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视为“围殴”，而刘先生借助中央电视台向亿万观众进行“秦学”轰炸却反受赞扬，实在有失公道。 至于说什么“官方红学”“围殴”了“草根红学”，更是与事实不合。人们清楚刘心武先生绝非“草根”之辈。有人把红学会称做是“官方”，那么刘心武先生任职副主席的北京作家协会和曾任主编的《人民文学》就是“民间”而不算“官方”么？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文章不是早在13年前在被他称为“官方”的《红楼梦学刊》上发表过么（《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1992年第2期第147-170页），他的许多宣扬“秦学”的新著并非出版在民间出版社，而是官方出版社，官方最为权威和最有影响的中央电视台为刘提供了常人难以享有的长时间宣讲，这难道还算“草根”？显然“草根”红学说根本站不住脚。至于已经退休故属“草根”之说也难成立，刘先生已经退休，持不同意见的蔡义江先生和胡文彬先生同样也已退休，本是同根同源，“草根”、“官方”之别从何而来？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官方”红学与“草根”红学之争，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专家、权威、票友、草根红学和官方红学的区别。现在有人刻意渲染所谓“草根”与“官方”之争，以显示自己是代表民间，已经退休、“疲惫不堪”、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代表“官方”的主流压抑和“围殴”，以博取不明真相人的同情，这是另有所图的，也很不利于红学共同体的和谐发展。 其四，学术问题的是非判断不能援引民意调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学术之争，既不能诉之行政干预和司法裁决，也不能依靠民间投票、民意调查的多数和少数来决定是非。学术是非的判断只能靠健康、平等的自由学术讨论，靠百家争鸣来解决，靠社会实践来最终检验，不同意见可以各自保留，真理总是愈辨愈明，但是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裁决。学术是非争议不是靠拉选票，不是靠人多势众，靠媒体效应、靠网络造势，而是要按照求真务实的精神公平、公开、公正进行学术层面的认真探索，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民意调查的方法固然可以反映特定的一些侧面，但是在目前我们的民意调查很不规范和科学的情况下，笔者以为在学术问题上运用网上调查的办法，突出多数少数的百分比，说明学术是非的倾向无助于学术问题的真正解决，搞得不好还会走入误区。至于那些带有倾向性的设问调查，更易于形成对调查对象的误导，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设计网上调查本身缺乏科学性，其结果怎能可信？如果加上媒体故意炒作，其负面效果不言而喻。 其五，电视和新闻媒体报道有责任推进健康的学术争鸣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在学术争鸣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中媒体的客观报道和正确导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报道不客观，导向不正确，它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我们的电视媒体如果在事实上只凸出收视率而戏说、臆说《红搂梦》，其负面导向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不客气的说，中央电视台在臆说《红楼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开了一个不良的风气。需要强调的是，作为艺术创作，笔者不反对戏说，但是既然是学术层面的讨论，既然“秦学”自封为科学“创新”，就绝不能学术臆说，我们的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的公共资源，在严肃的学术讲台上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为学术臆说大开绿灯，不能为庸俗化的学术解读推波助澜，不能人为制造社会文化混乱。中国只有一部《红楼梦》，在振兴中华，弘扬中华文化的今天，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怎能做自毁古典名著的事来，我们怎能把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遗产的研究引向误区。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学术研究和讨论的不实宣传报道屡见不止，实在有悖新闻职业道德，在推进健康的学术争鸣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方面，希望我们的电视和新闻媒体报道真正地负起责任来，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其六，专业学术工作者队伍和业余学术爱好者队伍应当团结和谐学术专业工作者队伍和学术业余爱好者队伍是学术共同体的合作伙伴和优势互补成员，两支队伍不属非此即彼的对立阵营，我们的媒体更不应把目前围绕红学的不同意见争议，说成是大众化队伍诉专业化队伍，将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无论是专业队伍还是大众队伍里，都有支持和反对刘心武“秦学”观的声音。 红学专业队伍离不开红学大众爱好者的支持、关心和健康的学术评论，有些红学研究者原来就是从爱好者转成专门研究者的。《红楼梦》研究需要引向深入，《红楼梦》的大众化普及需要提升和健康发展， 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前者对红学基本知识和研究状况有较多的关注和了解，后者有深厚的民间社会生活底蕴。中国的红学既要向纵深开掘，又要向横广面发展，这需要两支队伍团结和谐共同发展。专业学术队伍要更多地关注大众红学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从中吸取营养，同时也要自珍、自爱，避免对于大众的误导，以娱乐性、庸俗化取代红学的普及。红学爱好者也要增加对于红学知识的了解，尊重历经百年几代红学研究者的来之不易的学术研究成果，名著《红楼梦》及前人的成果应当倍加珍爱，那种散步“红学根本就是废物”之类的奇谈怪论，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苛评。 红学大讨论不是坏事，但是讨论本身要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将学术讨论引向健康发展轨道，让学术回归学术，让红学研究和红学普及得到健康的发展。我们的电视台和新闻传媒、网络媒体，责任重大，需要共同为健康的学术评论营造良好的环境。 来源：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研究/2005年11月21日首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蔡义江：刘心武的研究热闹不了多久 本周日，刘心武将签售上市不久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2)》。近一段时间以来，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做演讲引发的“秦学”大讨论，点燃了文化界的沸点。伴随着公众、红学家、文学家的参与，讨论焦点甚至一度偏离了学术讨论而转为红学“准入”资格之争。炒得热是不是能够说明学术成果高明？这个原本应为实质的问题似乎不应该被忽视。为此记者采访了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先生。 红学“准入说”根本就不存在 记者（以下简称“记”）：围绕刘心武和红学家之间的争论现在演变成一场公共文化事件，您是否感到意外？ 蔡义江（以下简称“蔡”）：当时《艺术评论》采访我们几个，谈对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有什么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被人称作“围殴”，好像我们几个人围起来打刘心武，人为地挑起这样的矛盾来，刘心武因此也不冷静了，说我研究《红楼梦》，你们有什么权力叫停呢？没有人能叫你停，除非你自己愿意停，只是人家知道这条路在学术上是走不通的，像一个人走到死胡同，别人告诉他，听不听由他。 记：从吴祚来、胡文彬对刘心武的批评到后来一些作家学者支持刘心武，分化成“批刘”和“挺刘”两大阵容，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 蔡：说实话我没看到多少观点在交锋，而是看到人为制造出来的矛盾，显得很有戏剧性。还有人认为红学家设置了准入门槛，表现得十足霸道，这就更奇怪了，刘心武讲座或者出书，谁能霸得住你呢？没有人向他发布禁令。别人指出他说得不对，就被当成“围殴”，这不是不让人讲话了吗？民意调查说80％的人支持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我也算在这80％的人里面，我不但支持他的研究，而且欢迎他的研究。谁都可以研究，都可以发表意见，只要你不侮辱别人的人格，别人就用不着激动。 记：本来可以正常进行的学术争论最后偏离了焦点，变成了红学“准入”资格的争论，红学家是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狭隘？ 蔡：我读胡文彬的文章，觉得他的用意不是限制谁“准入"，而是说越到影响大的媒体，越应该有社会责任心，越要谨慎，不要误导年轻人。你的文学创作可以随心所欲，比如依托《红楼梦》故事写两篇“可卿之死”、“元春之死”都可以，但是你要说秦可卿就是你考证出来的那样一个人物，而且还有这么多人相信你，别人肯定是要讲话的。说到“准入”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存在，进进出出毫无顾忌的。发表不发表要看杂志或电视台，从学术或收视的角度认为刘心武可以讲话，我觉得完全可以。而且，胡文彬的讲话是他个人发表的意见，并不能代表红学会、红学家，红学家太多了，不要混为一谈，只能说具体某个人，而且要有根据。 文学人物形象是考证不来的 记：刘心武认为“证”出了秦可卿的出身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您认同吗？ 蔡：我在做讲座的时候，一些听众递条子也问我怎么看刘心武的研究结论，我的意见始终是不能苟同。《红楼梦》是一部文艺作品，可以想象、虚构，但研究它就是科学，实事求是是研究的要义。考证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考证的对象一定是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必须是可靠的资料，文艺作品的形象是不能被考证的，这是常识。你可以考证曹雪芹或曹家，但《红楼梦》中的人，作者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至于有没有原型，只有作家自己说了才算数，你说林黛玉的原型是苏州的什么女子，能考证吗？作者说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刘心武偏说她是废太子的女儿，怎么能证明呢？除非曹雪芹自己证明。 记：文学人物难道不可以有生活原型吗？ 蔡：文学人物可以有原型，但原型的来源往往非常复杂，讲不清楚的，无法单纯地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一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不会像一幅肖像画、写生画那样将模特临下来，里面有很多人要彼此互动的，如此非要进行艺术虚构不可，可能几个人的原型合成一个，或者一个人分成几个化身，尤其是曹家那样命运与紧紧相连的家庭，更不可能将一个现实中人这么严丝合缝地写到小说中来，这在曹雪芹那里也通不过。 记：很多人认为刘心武的见解有学术性，因为他解谜的过程是有逻辑性的，一环扣一环，听起来挺有意思，您认为有道理呢？ 蔡：如果《红楼梦》里充满了刘心武所说的“谜”，一个人能奇思妙想到这种程度，那么曹雪芹就变成历史上著名的游戏制造专家，而不是文学家了。因为文学家第一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物怎么写才能活起来。如果《红楼梦》的创作像他讲的这样是为了暗藏机关来影射什么，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太令人怀疑了。 前两天我刚刚主持了张书才先生的一个讲座，他专门研究雍正、乾隆时期档案的，他认为刘心武对清史的很多认识都是自相矛盾、违反常识的，从年龄来说，他说秦可卿生于康熙51年10月，死于20岁那年，死因是由于贾元春告发其身份。而后又说贾元春告发之时，正是乾隆登基的期间，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第二年她理应为先皇帝守孝，根本不可能省亲。据刘心武所说，元春比秦可卿要大六七岁，起初元春分给废太子处做宫女，后来废太子之子把元春重新分配给乾隆。但一个废太子的宫女如何能分给乾隆当妃子呢？他用违反常识的事情作为证据能得到什么结论就可想而知了。 新索隐派不久就会销声匿迹 记：刘心武的书和讲座都吸引了很多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蔡：很多人因为没有时间读《红楼梦》，但是看了他的书满足了自己的猎奇心理，他们不需要像专家那样去严肃地治学问，管他正确不正确，只要读起来有兴趣就好。不过，炒得热并不能说明学术成果高明，以索隐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在红学史上并非仅刘心武而已，不过刘是新索隐派，他们每一次出现都会引起一些轰动和争议，但不久就会销声匿迹。 记：索隐和实证是红学研究的两个不同方法，前者是不是更富想象力一些？ 蔡：“索隐”是指根据小说的情节发现隐藏在里面的历史事实。新索隐派和老索隐派方法一样，也是猜谜，老索隐派是把小说里的事和历史上的事牵强附会地对应起来，但是那些影射确有其事。不过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又是虚构的，最早的新索隐派是写《红楼解梦》的霍国林，他认为曹雪芹的情人被雍正占为妃子后和曹合谋杀死了雍正，今天听起来很荒谬，可是他在北大讲的时候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和刘心武的情况有点相仿。后来他们搞古典文学的老师不好意思地讲，同学们虽然都爱好文学，但对清史了解太少了。所以，不是我们这些人守旧，接受不了新观点，是这样的观点太荒谬了。 记：您预计刘心武的秦学能热闹多少时候？ 蔡：这个不好估计，但结果肯定是和霍国林一样。如果写《红楼梦》研究历史的话也不会提到他，因为他的东西没有任何证明，纯属戏说。 目前乱读红楼现象比较严重 记： 其实一部分红学家也在做猜谜工作，只不过他们没有刘心武这么有名，但也在走着他的路子。 蔡：对。现在乱读红楼的现象比较严重，像霍国林、刘心武的东西可读，但不是正确的读法，还有很多为了评职称、出成果、跟风赚钱出版的东西既不可读也不正确。所以，你在看《红楼梦》前不要看红学方面的书，读完原著如果想进一步研究，可以看和曹雪芹有直接关系的材料，比如敦诚的诗，与曹家有关的几个档案，形成自己的心得，慢慢地再参考别人的看法。如果自己没有看法，读了这家信这家，读了那家就信那家，是最没有资格研究《红楼梦》的。 记：其实公众很想看到红学家给他们提供既可读又科学的读物。 蔡：我在为这样的事努力。教育部要在三个省试点语文选修课，我负责编“《红楼梦》选读”的学生课本和教师用书，给中学生阅读，必须特别有责任心，为此我花了四年的时间把十几个版本的《红楼梦》对照，一字一句进行了修订，这是读书的基础，如果后人看到的不是曹雪芹自己原来写的，而是后人改过的，就误人子弟了。原文大约80万字，加上注释有100多万字。对中学生讲《红楼梦》，不能把争议拿出去，我尽量做到科学、有依据。 记：如果中学生也是热捧刘心武的读者，他们不喜欢您的说法怎么办？ 蔡：那就看教师的引导了，况且我的书里没有谈秦可卿的文章。（记者：田小满） 来源：《北京晨报》（2005年11月27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不要在《红楼梦》外探讨所谓“历史真相” ——兼谈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 赵 建 忠 作家中评论《红楼梦》的很多，张爱玲、王蒙、李国文等，还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尽管他们不是专门的红学家，但他们的红学著述，往往更能沟通人们的心灵也就能给人种剥骨剔髓的明爽感，有时还是红学家们说不出来的，尤其是鲁迅对贾宝玉的评论，一句“爱博而心劳”，至今没人比这概括的更精辟。个中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真正地深入到了作品内部，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诠释的。近十年来，以《班主任》一炮打响的当代小说家刘心武也转向了《红楼梦》研究，起先，我也没太注意，以为他不过是一时兴趣所至去借《红楼梦》抒发自己的感慨，但刘心武却认为他写的那些系列《红楼梦》小说为“学术小说”而非泛泛“戏笔”，是他多年来红学探佚研究成果的结晶或载体，他并且宣称开创了“红学”中又一新学派——“秦学”。最近，他又应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录制了系列红楼节目，还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作为书名，以书面结集形式由东方出版社公开发行。从2005年8月至今，该书销行以来，竟再版多次，甚至出现了盗版现象，这也可以说是创了红学著述的记录了！ 刘心武真的解开曹雪芹“之谜”并“揭秘”了《红楼梦》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当然有理由奉献对他的敬意，因为他完成了两百年来红学研究者们前赴后继都未竟的事业，百年寻梦，一旦“揭秘”，怎不令吾人欢欣鼓舞？然而遗憾的是，我在通读了刘心武的一系列“学术小说”和红学论著之后，得出的感觉却是：他不仅在具体的情节描写方面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而且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也背离了《红楼梦》原著形象的性格发展逻辑；很多具体结论更是荒诞不稽，于史无据；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治学态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比附、主观臆断的问题。由于刘心武本人作为著名作家的轰动效应，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笔的煽情渲染，更有新闻媒体、报刊的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以及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隆重推出”，那些危言耸听的所谓“揭秘”已经和正在愚弄、误导着千千万万个读者和听众。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几代红学家们筚路蓝缕开创“红学”的艰辛成果以及为这门“显学”所做的正面普及的努力将化为笑谈。红学界的师友们常常感慨：两百年来辛苦积累的红学著述在民间的影响和普及，还抵不上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热播。可见传播载体和舆论导向是多么重要！ 刘心武是如何“揭秘”《红楼梦》的呢？他声称是“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本文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利之争”，尽管他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其终极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但通观他的红学著述，给人最深印象就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归纳的“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一套路数。虽然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索隐而是“原型研究”，并特别强调“原型研究是一种世界很流行的文学研究模式”，但从实质上看，刘心武的研究思路其实也不过是传统的“自叙传”与当代新索隐糅合后的产物而已，并且在钻牛角尖的具体研究过程中，比旧索隐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说流行世界的“原型研究”模式，这种方法本身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种研究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问题的关键在于： 刘心武的所谓“原型”，并不是研究者和公众普遍认同的而是他主观臆测的“原型”，何况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时“原型”也未必是一个。试问： 把秦可卿看作是康熙朝废太子后裔弘皙之妹，究竟有什么过硬的史料支撑？其实，只要查阅爱新觉罗宗谱、皇室玉牒以及清代养生堂的有关文献，这个问题并不难弄清楚。因为涉及到皇室血统，从怀孕至出生直到死亡就都必然会有专门记载；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系海内名士，平日里宾客辐辏、门庭若市，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这样的复杂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长着几个脑袋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钦犯的骨肉？更有甚者，《红楼梦》第十一回的“园中秋景令”即“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通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居然被认为是隐含着“秦可卿真实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刘心武指出这样的写景方式在全书中是个孤例，“奇的是用在一个似乎是最不必展开描写风景的‘坎儿’上”，他还进一步分析出了小令用在此处季节时令的某些不合榫现象，从而得出是隐语而非写实之景的奇谈怪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成书过程的异常复杂，《红楼梦》中时令以及人物年龄的漏洞、破绽这些矛盾之处还有很多，前人已备述矣；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进程考察，回前、回后或中间偶尔插入一段不见得很协调的诗词是一种过渡现象，那些诗词还有上引的小令之类，往往具有“镶嵌”的没经过完全融化的特点，当然，曹雪芹会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尽量让那些东西运用得自然协调，但“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我们今天的人怎能援此孤证去曲为解说呢！还有秦可卿卧室的陈设，所谓“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也被刘心武牵强附会地看成“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实证，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些夸张的描写大都是从诗词中脱化而并非实境，不仅《红楼梦》其他小说也有过类似语句的引用，它不过就是渲染和暗示居室主人的生活环境和态度罢了，岂可胶柱鼓瑟般地句句坐实？更滑稽可笑的是，《红楼梦》中“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一回，本来是专为秦可卿看病而开的一张药方，那头十个大字“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竟然被刘心武用索隐式的拆字、谐音法强断为两句分读，所谓前半句中“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术”理解为“半数”的谐音，后半句是“令熟地归身”的谐音，也就是皇室夺权最终失败后让秦可卿在自小寄养长大的贾府自尽，连这么一个普通的药方都认为大有深意存焉，我们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够丰富！如果《红楼梦》是由这样一些隐语谶言构成，还要靠后世读者去如此“猜谜”、像破译“密电码”那样才能读懂，那么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为充盈着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旷世巨著了！《红楼梦》的确有“隐”需要去“索”，但不管这部小说存在着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当它一旦进入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小说艺术整体中时，就必然会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从而又构造成为了新的意义单位，所以，单纯用索隐和考证的方法去获得《红楼梦》的终极意义和精神向度，显然是徒劳的。其实，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早就深刻指出过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21年写《红楼梦新叙》时还提出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悖论现象，就是既写“人情”又写“故事”，“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说的伤害者，导致他们总要去小说中寻索“真事”。也恰恰是在这一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红楼梦考证》，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个用呐喊用热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国，一个沉入学术迷宫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导引着红学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竟变成了在文学著作外去探讨所谓“历史真相”。遗憾的是，新红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陈独秀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这说明真正思想者的声音总是孤独、不合时宜的，所谓庸众的沉沦与哲人的悲哀！同时也由于我国古典小说理论相对于丰富创作实践的明显滞后，从而形成了一种看小说、研究小说总要“文史合一”的思维定势，这也不是刘心武一个人的问题，从蔡元培、胡适开始，这种研究路数已经形成，但蔡、胡的论点多少还有点史料文献的支撑，对红学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而刘心武纯系臆断玄思，把蔡、胡的错误又发展到了极端，作为一个有着相当影响的新时代文化人，不能引领风骚反而与先进的价值文化体系背道而驰，做学术文化的促退派，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红楼梦》的伟大，在于鲁迅精辟指出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鲁迅还把它列为“世情小说”而非“讲史”之类，尽管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写，如以“元妃省亲”为显例的有关事件，但这些都是围绕着荣宁两府盛衰和大观园少女悲剧展开的背景而非基调描写，可是在刘心武的笔下，不仅皇家秘史成了《红楼梦》中的主干，而且还将元妃身世想入非非地大肆渲染，且不说程高本后四十回关于元妃的处理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创作企图，即使单就刘心武笔下的“贾元春之死”这篇“补佚类”学术小说而论，也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戏说”而绝非《红楼梦》原著情节发展的必然逻辑归宿。试问：借太医张友士之口宣布的元妃罪状，所谓“乃荣宁二府之最奸狠者”，而且还“秉其父意，钻营进宫，狐媚惑主，乱宫闱，干朝政，一意胡为”，这样的一位红颜祸水形象，怎么能与前八十回读者已经见到的那位温情端淑的元春联系起来？笔者愚笨，在脂批和原著中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伏线”；很多细节方面更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如刘心武最后安排的元妃死在“潢海铁网山”荒庙“智通寺”中，凡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第二回提到了“智通寺”，但其地理位置是在扬州郊外，怎能如此南辕北辙？这也罢了，最明显问题是，铁网山“劫驾”一幕简直如同儿戏，正如有人形象指出的，刘心武为我们演出了一场精彩的“捉放曹”或“西安事变”的《红楼梦》翻版；然而熟悉清史的人都清楚，御驾就那么容易被山贼围困？元妃还能私藏“蜡油冻佛手”与皇帝，被皇帝惊叹为“你竟袖有暗器！”刘心武既然写过《帐殿夜警》那样的历史小说，就应该懂得皇帝行宫的壁垒森严以及与此相关的清史常识，怎能如此离谱靠大胆想像去安排情节？尽管胡适也提倡过“大胆的假设”，但同时，胡适也还要求人们去“小心求证”，而刘心武恰恰忽视的正是这一点。有了一点什么“新”看法就全盘端出，甚至有些连红学界都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曹雪芹祖籍何处、生卒何年、生父系谁、脂砚系谁等等，并存有多种说法，但他总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弃取，当成最后结论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现有材料下被红学界公认的“难解之谜”或“死结”，他竟草率地宣布“揭秘”了；更有甚者，前些年报刊披露的北京某收藏者从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烧的“曹雪芹”手书对联“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居然也被刘心武挖空心思理解成什么“云”影射“史湘云”，“月”指“麝月”，“三十”与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字面相关等等，仅凭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证性的红学文章，这种治学态度能说严谨么？更不要说文物真赝尚待鉴定，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拿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再推出一个新的结论，大前提就靠不住。考证性的学术文章不能像写小说那样可以向壁虚构，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占有相关的文献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于刘心武特殊的经历，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式训练，他写小说或许还可以，但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写考证性文字方面，并不是他的长项。我很同意友人邹自振教授在其红学专著《红楼梦发凡》中把刘心武列入“另类红学家”之册，认为他的“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只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创作素材的一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为了证明“吾道不孤”，刘心武还拉出周汝昌先生为大旗，作为自己观点的呼应。周先生是红学史上相当有影响的人物，他对后学的奖掖扶持更是有口皆碑，但这并不能说明先生支持过的后学晚进的红学观点就没有问题。刘心武如果从周先生那里取得“真经”，我倒觉得周先生给他提的一个建议相当不错： “希望你写一部小说——从太子的降生到雪芹的去世。不是为了‘清代史’，也不是简单化的‘图解’《红楼梦》，是为了解说人性、人生的大悲剧，即雪芹提出的‘两赋’的先天灵气和历史条件加之于他的后天环境、遭遇、命运”，我深信一个曾经为了我们民族的命运进行过深层思考的优秀小说家是有能力完成周先生这个嘱托的，再不要把自己的才华和宝贵的精力白白地浪费在这种主观臆测的“红学研究”方面。 当然，刘心武与那些常有“惊人发现”的非专业研究者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周先生的助臂，单凭他自身的社会影响也不难发表其“红学观”，但他却总委屈地觉得“红学权威”们压制他，他在创作界的地位姑且不论，即使单就红学而言，一般的专业学者、教授甚至他所认为的那些红学权威，也并不是都有条件像他那样可以到现代文学馆讲红学，到中央电视台录制几十次的红学节目，还能把他的“红学观”弘扬到海外，并且在短短时间内出版了那么多的红学著作，谁又能压制了他呢！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倒是正常的声音被淹没了，但他还称他的红学是“平民红学”，并奢谈学术空间“公众共享”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提法本身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之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红学确实不应该被少数“权威”垄断而应“公众共享”，问题是如何理解“公众共享”，打个比方说，马路是“公众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谁违反了交通规则，那么就应该有警察出来干涉。红学研究也是这个理，红学并没有固定的“界”但却应有相应的学术规范。百家争鸣是必要的，红学环境也应该宽松，但宽容并不意味着对那些所谓“新说”就不允许反批评。毕竟红学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学术积累，该发现的史料虽不能说一网打尽但也所剩不多，红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在没有新材料或新视角的常态状况下，是不大可能一会儿就有一个“新发现”的，所以，谁提出了“新”观点，就都必然会受到现有材料的检验，凭空逞臆妄谈是不可能持久的。红学今天缺乏的正是那种有扎实的文献做基础并能在理论上摧陷廓清式的里程碑著作。当此学术规范在拥挤的红学世界迷失之际，严肃的研究者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发出正面的声音，“学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学术境界。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红学所所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学”指谬 王 学 钧 一、 问题所在 2005年，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很热闹，既出版了“秦学”集成之书《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版，以下简称《红楼望月》），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连续演讲，讲稿集成一本与《红楼望月》意思一样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8月版）。刘先生很自信，“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红楼望月》第2页），也很自负地号召“普通的读者”，如果以他所说的“谜底”为前提，就能“把原来读不通的地方都读通”（《红楼望月》第46页）。假如刘先生自己能“读通”《红楼梦》，而来指导“普通的读者”，未始不是一大功德。我们现在虽无从知道“秦学”“推进到底”时将是什么样子，但据目前的情形，非常遗憾，有一个立论前提的问题有待指出。——请恕我直言，“秦学”其实是从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观念出发，曲解文本的产物。这样说，绝无学术以外的含义。现在不妨将具体的分析写出来，向刘先生和大家求教。这也如刘先生所说，“庶几可以排除若干误会”（《红楼望月》第58页）。所用版本，也是刘先生依据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为明白而省篇幅，下文直呼其名，并无不恭之意。 二、 尤氏的诉说和刘心武的反诘 在《红楼梦》中，应宝玉之邀（第五回），秦可卿将弟弟秦钟引见给宝玉。第七回，秦钟出场，来到宁国府。小说写他“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王熙凤一见到他，便油然笑道： “比下去了！”凸现秦钟之美超过宝玉。王熙凤“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她将秦钟当作“孩子”而非常喜爱。殊不料，宝玉、秦钟这两个“孩子”却一见钟情。面对秦钟，宝玉“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秦钟的心理反应更加强烈，恨“不能与他耳鬓交接”。于是，“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第七回）。从此，两人互为男色动心，引发淫欲——古代称为男风，今日称为同性恋。之后，二人又同进贾府的家塾读书，因秦钟又欲勾搭同学香怜，引发金荣出于同性恋的争风吃醋而大闹家塾（第九回）。家塾丑闻引起金荣的姑母璜大奶奶气愤，到宁国府找秦钟的姐姐秦可卿评理，却遇上尤氏（第十回）。 尤氏此时正因秦可卿患病而十分焦虑，心如针扎，没等璜大奶奶说明来意，便向她诉说秦可卿的病情，结果使璜大奶奶打消了来意。尤氏的诉说含有四个互为因果的要点： 一是秦可卿患了疑难病症。“不知怎么着，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来。叫大夫瞧了，又说并不是喜”，且已“下半天就懒待动，话也懒待说，眼神也发眩。” 二是家塾丑闻的刺激，使秦可卿病情加重。“偏偏今日早晨他兄弟来瞧他，谁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将家塾丑闻告诉姐姐，说“不知是那里附学来的一个人欺侮了他了，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 三是秦可卿的性格特点为其致病之因。“他可心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个什么话儿，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尤氏特别强调，基于秦可卿这种执著而郁结的“秉性”，秦钟的刺激正如雪上加霜，使她“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群混帐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调三惑四的那些人；气的是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念书，以致如此学里吵闹。他听了这事，今日索性连早饭也没吃。”顺便说一下，从此秦可卿便日渐消瘦，难以进食，直到形销骨立，“脸上身上的肉都全瘦干了”（第十回）。 四是尤氏的忧虑。尤氏既说明了秦可卿病情严重的内因外缘，也最早以婆婆的身份和深切的焦虑，既十分珍惜秦可卿，又忧虑其即将死亡。因而她警告贾蓉，好好照料媳妇，否则“倘或他有个好和歹，你再要娶这么一个媳妇，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第十回） 这意思本已清楚，但刘心武却这样反诘道： 这话听着总让人觉得生疑。秦可卿就是模样、性情再好，那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怎么会就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呢？就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便看到了许多模样儿、性情儿都相当不错的贵族女子，只要辈分合适，都不难选出与贾蓉等公子匹配；怎么一个秦氏有病，尤氏便“焦得了不得”，“心里倒像针扎似的”。她除了在为一个儿媳妇的健康担忧外，究竟心里头还在为一种与秦氏性命相关联的什么东西在焦虑？（《红楼望月》第48页） 可见，尤氏意在此而不在彼，刘心武意在彼而不在此。“秦学”与《红楼梦》内涵的观念、指谓南辕北辙。 这一反诘其实便潜含着“秦学”的观念前提和出发点，而无论刘心武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按刘心武的推测： “第八回关于秦可卿是小官吏从养生堂抱养的野婴的‘交代’，显然是曹雪芹听从脂砚斋建议而打的一个‘补丁’。很可能，秦可卿原型是废太子的女儿，弘皙的一个妹妹，为避祸才匿养于曹家的。”（《红楼望月》第15页）刘心武虽然自称“秦学”属于“探佚”或“原型”研究，其实不同于一般的“探佚”。一般的“探佚”首先需要寻找可靠的史料，将之与小说文本的描写和涵义进行相似性分析、互证，找出其中必然的关联，以作出推断。但“弘皙的妹妹”是否实有其人，有何记载或有何事迹可寻，连刘心武自己也没有进行任何查考，且不必说她与秦可卿有何相似性了。但刘心武已将她作为“谜底”——秦可卿的原型，来解读《红楼梦》。其解读势必得扭捏原文以指向他预设的“谜底”，硬向“弘皙的妹妹”方向扯——无论其自觉还是不自觉。这其实不是“探佚”，而是“索隐”的通病。其惯用的方法是把“可能”直接当作事实。不过这并非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秦学”的解读——对尤氏的诉说的含义的理解。这也是最起码的语文理解问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探讨的。然而不幸，刘心武的反诘所潜含的前提观念与《红楼梦》固有的观念完全相反，暴露出“秦学”的学术性十分稀薄。但为尊重刘心武的自信和自负，我还是把它作为严肃的学术问题来分析。 三、 观念前提和观念对立 尤氏的诉说包含一个基本观念，其着眼点是秦可卿的容貌和性格，所以她强调： “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在《红楼梦》中，这不仅仅是尤氏的观念，也是贾母的观念。小说写到清虚观张道士要为宝玉做媒，贾母便说： “你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第二十九回）据此，女子“难得”的可贵之处，在于她的容貌和性格，而与其“根基”——家庭出身的富贵贫贱无关。这本来是中国古代与“门当户对”相对立的一种传统观念；对现代中国人来说，也很容易理解： 人的富贵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办到的，但女子的容貌却是天生的，真正的美女难得，性格好的美女就更加难得，犹如凤毛麟角了。 可见，尤氏与贾母的观念相同，着眼点都是女子的“模样、性格”，这属于欣赏、重视和尊重个人价值的观念，而“不管他根基富贵”，“家庭背景”和“血统”如何。在《红楼梦》中，贾母出自史氏家族，又是荣国府的“老祖宗”。她的观念自然体现了荣国府和史氏家族的观念。 第三十六回，王夫人和王熙凤商量“月例”钱，薛姨妈在场。王夫人决定给袭人每月二两的“月例”，也即正式给她小妾的待遇，只是不明说而已。薛姨妈便说： “早就该如此。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难得。”王熙凤对此也十分赞成。可见，她们也都着眼于容貌和性格。王夫人是贾府的当家“太太”，王熙凤则是实际上的管家“奶奶”，她们和薛姨妈又同出王氏家族，因而她们的观念既可以体现荣国府的观念，也可以体现王氏家族的观念。 荣国府的邢夫人和宁国府的尤氏都属长房“太太”。她们的“家庭背景”和“血统”都不是出自刘心武所谓“贵族”，不能与贾府门当户对，而是悬殊很大。尤氏的“家庭背景”和“血统”虽无明文交待，但从其母尤老娘带着尤二姐、尤三姐投奔于她，来到宁国府，即可表明其家境困窘。尤老娘对贾琏说： “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家计也着实艰难了，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第六十四回）可知，尤氏的“家庭背景”和“血统”既不富也不贵。小说又写到“邢夫人之兄嫂带了女儿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第四十八回）。王熙凤察觉“岫烟心性为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温厚可疼的人。因此凤姐儿又怜他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第四十九回）。邢夫人显然出自贫寒之家，所以她的兄嫂之女“家贫命苦”。由此可见，贾府（荣国府和宁国府）并没有按照刘心武所谓“家庭背景”和“血统”相当的标准来选择长房媳妇。 《红楼梦》又写到“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便欲说与薛蟠为妻。因薛蟠素习行止浮奢，又恐糟踏人家的女儿。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姐儿。”（第五十七回）王熙凤赞同薛姨妈之意，便代之请于贾母，得到贾母的支持和帮助，此事果然成功。可见薛姨妈也不要求“家庭背景”和“血统”门当户对，同样体现了仅以容貌和性格为标准的观念。她是薛氏家族的当家夫人，自然可以体现薛氏家族的观念。 从而可知，尤氏的观念体现着贾府等“四大家族”的共同观念，也是《红楼梦》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不同于古代“门当户对”、“齐大不偶”的一派观念，而是另有来源。这对探索《红楼梦》的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不过与本文无关，暂不论及。因为持这样的观念，所以尤氏评价秦可卿说： “他这为人行事，那个亲戚，那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他？”（第十回）这也不仅是尤氏个人的评价，而是贾府的普遍评价。秦钟到荣国府拜见贾母时，小说便写道： “众人因素爱秦氏，今见了秦钟是这般人品，也都欢喜，临去时，都有表礼。”（第八回） 我们读任何一部小说，无论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要掌握其思想内涵，自然需要掌握其基本观念。这与中学语文教学一样，要理解一部作品，就得掌握其思想内涵，也就是掌握其看待各种事物的基本观念。只有掌握其基本观念，才能看出其主题。如果不去探究作品内涵的基本观念，能否说“读通”了它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刘心武先生既不探究也不理解《红楼梦》内涵的基本观念，而是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红楼梦》。在他看来，宁国府给贾蓉娶媳妇，“一定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里还要精挑细选”（《红楼望月》第240页）。《红楼梦》是“不管他根基富贵”，只重视个人的容貌和性格，刘心武却是以“家庭背景”和“血统”观念来看待秦可卿，与《红楼梦》的固有观念完全相反。他之所以对尤氏的诉说“生疑”，就因他认为“家庭背景”和“血统”贫贱的人家必定生不出秦可卿那样容貌和性格完美无二的女儿，所以他如是反诘： “秦可卿就是模样、性情再好，那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怎么会就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呢？”按刘先生的这种观念和逻辑，只有“大大”的官僚和高贵的“血统”——“贵族”人家，而且是皇室血统，才可能生出这样的女儿。这也就是说，人的容貌和性格是由其“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的。既然秦可卿出自“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所以她就不可能“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这就是“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的观念。因而刘心武不但对尤氏的诉说“生疑”，而且还这样为自己的质疑来寻找旁证： “就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便看到了许多模样儿、性情儿都相当不错的贵族女子，只要辈分合适，都不难选出与贾蓉等公子匹配”（《红楼望月》第48页）。他特别强调“贵族”出身。但这并非《红楼梦》的观念，而是刘心武的意思——“贵族”之子理所当然只能娶“贵族”之女，否则，刘心武先生就认为不合理而“生疑”，要来“探佚”了。 四、 观念背离和误解原文 但《红楼梦》的作者不是刘心武，而是曹雪芹。曹雪芹赋予《红楼梦》的观念是“不管他根基富贵”，而只重视个人价值；但刘心武坚持“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的观念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以此要求曹雪芹和《红楼梦》服从自己。这便使他不能理解、接受尤氏的观念，也即《红楼梦》的观念。这样的“秦学”，不要说“读通”《红楼梦》，就连对《红楼梦》的文章词句也无法正确理解。 尤氏所谓“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本是一句含义明确的俗语，意思是说，像秦可卿这样容貌和性格的女子，非常“难得”，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她强调的是“难得”，是不可重复的“惟一”性，根本没有“高不可攀”的含义。但到了刘心武这里，竟然成了这样的反诘： “怎么会就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呢？”他显然是把“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解读成“高不可攀”的意思，原文的“惟一”性转而变成了“高贵”性，明显误解了原文的含义。刘心武是“著名作家”，总不至于连这句俗语的含义也不懂。但他为什么会这样误读原文，以致曲解原义呢？这就是“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观念的表现。按这种观念看人、读书，就习惯于从等级贵贱着眼，总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而自以为理所当然。由于持这种观念，他也就不能理解和接受《红楼梦》那种“不管他根基富贵”的观念，和依据这种观念进行的情节设置和人物描写，虽然他是“著名作家”。 刘心武的观念和《红楼梦》的观念全然对立，便导致了难以逾越的互相背离的观念鸿沟或者错位。这就好比两个观念相反的人，对事物的看法对立，便难以互相理解、交流和接受，而易于误会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能够互相交流、理解，就必须“虚心”并具备“自省”的自觉性，抛开自己的成见和固有观念，以学习的态度，努力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去倾听、领悟对方的话语和含义，以便了解对方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但刘心武不是这样，而是坚持己见，要求对方服从自己，把异己的观念判定为错误。这就难怪他对自己的“秦学”充满信心，虽然连“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这样普通的俗语也发生误解，却自以为已经“读通”了《红楼梦》。这便恰如《红楼梦》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却自以为是一样。《红楼梦》至今仍然具备智慧的启迪而没有过时，“秦学”就是印证。这在“秦学”中并非孤立的表现，而是普遍的表现。从血统决定论观念出发，举凡《红楼梦》对秦可卿的描写和评价，在刘心武看来，都与她那“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不相称。这就是观念背离的结果，在文化交流、文学批评史和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 《红楼梦》写道，秦业“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长大时，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许与贾蓉为妻。”（第八回）这里只说到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并没有提及她的亲生父母和“血统”。但到了刘心武这里，却成了“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了。他除了将“养生堂”等同于“育婴堂”而外，又将“育婴堂抱养的”解读为“卑贱血统”出身。这怎么能够等同呢？难道就不可能是并不“卑贱”的人家，遭遇了突然事故，致使秦可卿成了孤儿，而被养生堂收养的吗？《红楼梦》写到香菱幼年被拐子拐去。秦可卿怎么就不可能幼年时被拐子拐去，结果拐子突然死了，以致她成为孤儿，被养生堂收养的呢？《红楼梦》既未交待其“血统”，自然潜含着无穷的可能性，但按《红楼梦》“不管他根基富贵”的观念，“不管”其“血统”如何，这在《红楼梦》是很自然的。因为重要的是她长大后“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兼具钗、黛之美——“兼美”（第五回），而与宝玉的梦入太虚幻境直接相关。这就是她在《红楼梦》中的个人价值和魅力所在。解读这种魅力，不是本文的任务，容当别论。 《红楼梦》写道： “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第五回）。其着眼点一如尤氏，“得意”于秦可卿的容貌和性格。但刘心武却认为，秦可卿“如果是养生堂抱来的野种，怎么会极妥当。就算她到了贾府后变妥当了，她又怎么会成为贾母眼中‘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按说她第二都不是，并列都没份儿。”又说： “贾母得的什么意？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家族里的老祖宗对于自己的儿媳妇、孙媳妇、重孙媳妇最得意的、最为看中的就是血统”（《红楼望月》第243页）。然而，贾母对自己的亲孙子宝玉娶媳妇，尚且明白说道“不管他根基富贵”，何况秦可卿！但到了刘心武这里，却曲解为“最得意的、最为看中的就是血统”了。这便是极端观念背离而导致极端曲解的显例。 秦可卿患病，尤氏要贾珍赶快请“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她告诉贾珍： “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可倒殷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见效，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见大夫，其实于病人无益。”（第十回）这里讲得很清楚，她在责怪这些医生无能，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对病人不利。秦可卿是病人，自然不会穿着见客的衣服，而是穿着便服卧床不起。但医生是外面的男人，秦可卿是少妇，男子有别。医生来诊一回病，她就得穿戴整齐以便见这些外面的男人，自然得换见客的衣服。这原属正常礼仪而又不得已的事。《红楼梦》中多次写到医生到荣国府治病，连王夫人、丫鬟们都连忙回避。尤氏爱怜秦可卿，所以她的话中有“倒弄得”一语，分明含有既爱怜又不得已之意。但到了刘心武这里，就被曲解为“一个营缮郎家里长大的弃婴，她怎么会有一种比贾府里更排场的更衣习惯？”（《红楼望月》第48页）而且还用贾珍的话来旁证自己的解读。贾珍的原话是： “这孩子也糊涂，何必脱脱换换的，倘再着了凉，更添一层病，那还了得！衣裳任凭是什么好的，可又值什么，孩子的身子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第十回）这个意思很清楚，他是担心秦可卿因“脱脱换换”再添病。人已病成这个样了，爱惜身体要紧，不必再拘礼，不必“脱脱换换”了。可是，到了刘心武这里，意思又变了——“贾珍还只不过是财大气粗而已，秦可卿却俨然公主做派”（《红楼望月》第48页），硬是要把秦可卿按礼仪而不得已的“脱脱换换”曲解为“俨然公主做派”，以便于将她向“弘皙的妹妹”方向扯。 刘心武很推崇脂砚斋的批语，经常拿来作为自己的根据。甲戌本第十三回有一条著名的批语：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甲戌本影印本第十三回）刘心武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语恭敬奉行，但对秦可卿临死托梦给王熙凤所讲的话，却完全是不同的态度。秦可卿那些话，也不过是些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之类的常识，脂砚斋也分明“感服”她的话。但刘心武却并不“感服”，而是大加讥讽： “一个养生堂里的弃婴，一个长在小小营缮郎家中的女孩，耳濡目染的恐怕净是‘东拼西凑’借钱过日子的生活情状，又哪来的这种‘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的经验教训之谈？”“她若说些比如悔淫惭浪、劝人改邪归正的话，倒差不多”（《红楼望月》第41页）。这便是典型的为我所用的态度。为了把秦可卿“探佚”——应当说是“索隐”成为皇室血统的“弘皙的妹妹”，他既漠然于《红楼梦》固有的观念，也不断因误读而曲解原义。 然而《红楼梦》所呈现的秦可卿，是宁国府的长孙媳妇，管家“奶奶”，对应于荣国府那边的王熙凤。王熙凤对她十分关心，两人关系极好。尽管王熙凤是个极高明的势利鬼子，但她对秦可卿却是一片真情和热心。尽管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但嫁到宁国府后，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大家庭生活所需的知识——其实也不过是管理家务的生活常识，拓展胸怀，以与自己所处的生活条件、地位、职责相适应。小说写得很分明，她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贾母素知她“是个极妥当的人”，尤氏夸她“为人行事”，亲戚、长辈无不喜欢，也果然为贾府众人所喜欢。张友士为其诊病后也说： “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第十回）。虽然这“心性高强聪明不过”实是她的致病之由，但也是她成功的个人条件。《红楼梦》按自己的观念对她的描写和评价，从各种人物的视角表现出来，互相呼应，浑然自洽。 作为小说人物，《红楼梦》赋予秦可卿富于个性的角色定位，以便达到其整体意图，而不是刘心武的意图。只不过刘心武以“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的观念为前提，不能理解、领悟、接受《红楼梦》内涵的与他相反的观念，而自以为是地误读原文、曲解原义罢了。“秦学”之所以自以为是从文本研究出发，而其实是曲解文本的产物，原因便出于刘心武的自以为是的观念前提，又未能“虚心”地解读、领悟《红楼梦》固有的观念，而并非出于《红楼梦》原文方面的问题。这当然仅指有关秦可卿的部分而言。 自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也许不久就会证实是我错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尚祈刘先生和方家不吝赐教，以使我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和教益。《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之作，早已进入国民高等教育体系，甚至列入中学生的课外读本，成为国民古典文学修养的公共资源。对它的解读本身便体现了古典文学乃至一般文学的修养和理解力。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交流，以期对这部名著获得准确的理解，我想，未始不是一件文化上的公益之事，故不揣简陋写此一文。 （作者：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明清小说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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