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误读了红楼梦》 代序：几回掩卷哭曹侯 遥想当年曹雪芹“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霜，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z”。虽看今朝“红学”繁花似锦，令人眼花缭乱，以至识者有云： 红楼梦只立千古，曹雪芹普度众生。 “红学”本是“一个智力与情感、哲理与感悟、焦躁与安宁的交换交叉作用场。你有没有唱完没有唱起来的戏么？你有还需要操练和发挥的智力精力与情感么？你有需要卖弄或者奉献的才华与学识么？你有还没有哭完的眼泪么？请到《红楼梦》这方来！来多少个这里都容得下！”——这是王蒙的“红学”高论。 诚如王蒙所言： “《红楼梦》是一本最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经得住折腾的书。”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研究《红楼梦》的书——红学著作，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的似乎少了一点，而将《红楼梦》作为折腾对象的文字似乎多了一点。 对《红楼梦》折腾得最狠的似乎是索隐派的先生们。索隐派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类似“雍正夺嫡”等的神话上的。而“雍正夺嫡”的神话，早被历史学家以历史常识为武器将它扑灭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的冯尔康《雍正传》第一章第四节： 康熙之死和胤禛的嗣位）本已无戏可演了，但他们迎合人们的“窥秘”心理，将那些匪夷所思的演绎，炒得玄乎其玄，以至沸沸扬扬。反倒以傲慢与偏见驰骋在“红学”领域，据说还创立了什么学、什么派。 众所周知，《红楼梦》固然是“一部百科全书，而且不仅是封建社会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但它毕竟是一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小说，而不是史书，更不是清康、雍、乾三朝实录之别裁，其间人物固然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却又毕竟是“水中月”、“镜中花”，难以对号入座。中国小说中勉强能对号入座的惟晚清若干谴责小说。而这些小说都有对史料消化不良之嫌，与《红楼梦》更不可同日而语。 《红楼梦》固然“留下了太多的玄想、奇想、遐想、谜语、神话，还有来不及好好梳理因此需要你的智慧的信息”，但它毕竟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故事，而不是谜语大全。尽管其中也有若干“谜语”别有用意。以解谜、解梦、解密码的方式去研究小说，显然只能炫示“解x者”的智力，而与小说本旨不大相干。 就索隐而言，其本应以考据为前矛，有根有据才可索其隐。说起考据，我主张重温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的方法。在胡适那里，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 其一，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其二，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其三，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称之为“科学方法”。实行这科学方法，还有两个前提，一为科学精神，一为科学态度。胡适说：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实事，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识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适多次论及科学方法，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云云，当是最为明彻的。 而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考据，还是索隐，其归宿应当是有助于人们去把握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核，从而担当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审美使命。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水平，对于建设和谐的社会生活极为重要。已成为显学的“红学”本列在其间大有可为。诚如王蒙所云： 《红楼梦》“使你觉得世界上本来还是有一些让人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哭为之笑为之发痴的事情。它使你觉得，活一遭还是值得的。所以，死也是可以死得值得的。一百样消极的情绪也掩盖不下去人生的无穷滋味！”“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我并不反对考据，也不反对索隐，相反我还认为目下中国学术界的浮躁就是少了些证实精神与功力。只是眼下索隐派的先生们只有大胆的假设，没有小心的求证；他们的求证不是跟着证据走，而是跟着感觉走。于是，他们将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学手段——考证与索隐，蜕化为猜谜了。长篇累牍的文字，徒见猜谜这智力游玩的翻新。若只是自己在案前与电脑上玩玩，谁也不想去说三道四。但他们的成果一旦变成畅销的出版物，刺激、助长了人们窥秘、猎奇心理的畸形膨胀，而并不能将人们引上审美的坦途。面对这种文化现象，“文化评论”就当挺身而出，发出自己的声音，给读者多一种判断选择的可能。这也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胡适当年以“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的较量，以此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因他以坚实的考证结果，宣告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是“猜笨谜”；并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 “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这是一个年轻教授对他多有提携的北大校长的学术批判，这需要何等难得的学术良知。蔡元培先生非但没有嫉恨这年轻教授，而是更加器重他，他们间的友谊没因此而淡薄却因此而加深，这又是何等高尚的学术涵养。因而蔡胡之争是以一段难得的佳话载入学术史册的。 与蔡元培的“猜笨谜”相比，今天的索隐派多是建立在“猜巧谜”或巧猜谜。如果说，当年的蔡元培的索隐尚有一定的学术含量，至少他以“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观点来呼应辛亥革命的反清浪潮，其立场与心志是值得同情与理解的；今天的索隐派之种种言论，其间有多少学术含量或可以理喻的心态，实在值得深思。 面对铺天盖地的新索隐派的文字，我时时吟诵《红楼梦》中惟一以作者身份写的“自题一绝”：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而每诵此诗，我的心头就隐隐作痛。透过这诗，我仿佛见到曹雪芹那充满泪花的老眼中对他未来读者的矛盾心理： 既有审美的期待，又有难言的无奈——谁解其中味？ 作为后来者，我们能为曹雪芹的“天问”提供稍稍满意的答案吗？每念及此，我都情不自禁地“几回掩卷哭曹侯”。 于此，我只想重复二十多年前一位有识之士的呼唤： 红学，请多研究些形象吧。 钟扬2005.10.30.灯下于秦淮河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评刘心武的“秦学”（1） 请告刘心武先生： 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 ——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 陈晓红 近日，作家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讲座，引起不少红楼爱好者的关注，其关于红楼“揭秘”的书销量也十分可观。刘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秦学”。但这也引起一些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议论，为此，本刊采访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副会长、红学专家蔡义江先生。 曾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先生近来也是频频被各方叨扰，因为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和声望，不少自称是红学爱好者的人很气愤地打电话给他，向他求教。他们认为作家刘心武所说的内容有很多问题，希望蔡先生出来谈谈看法。 一、 索隐回头路走不通 看到媒体对红学的诸多关注，蔡义江先生认为其主流是好的。他一再地说： “如果看不到近几年红学研究的成绩，单从几个讲座、几本书就认为问题很严重，是不太恰当的。当然商品经济大潮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不能小看，但从长远来讲，历史自有公论，以前也有不少的新说曾经喧闹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不能维持长久。 红学研究向来就有考证派和索隐派等的划分，现在似乎考证派又复活了，且与索隐派有合流的倾向，蔡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研究可称为新索隐派。他说： “之所以这样区别，是老索隐派所认定的影射对象还实有其人其事，而新索隐派连影射的对象也是虚妄的，比如说废太子胤礽有个私生女寄养在曹家等等。其实刘只是回头走了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红楼梦》是藏有意外谜底的谜语，那么，它至多只能算作由奇思妙想制成的游戏，而非伟大的文学作品。” 大家都熟悉，《红楼梦》开卷即提出真与假的问题，如首回就用“甄士隐”、“贾雨村”二人名，是为谐音“真事隐去，假语存焉”。记者问道： “‘假’是谜面，‘真’是谜底，将作者‘隐’去的真事探‘索’一下，有何不对，为什么就‘走不通’呢？” 蔡先生认为这样思考问题是出于误解，“曹雪芹说的真与假，并非谜底与谜面，而是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曹雪芹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书中的‘真’，或者说是‘假’中的‘真’，就是隐藏在小说故事背后的作者来自真实生活的思想、感受。而作品中的‘假’，主要由政治、伦理道德和小说创作的本身规律所决定的。如作者当时是处在一个舆论相当严酷的时代，曹雪芹只能虚构一个大观园和元妃省亲的故事来寄托他忆昔抚今之感，让莺莺燕燕们扮演各种重要角色，为了避开政治关隘，声称‘毫不干涉时世’。再从伦理道德上说，小说总要臧否人物，有是非好恶，若用真事，任意褒贬亲人将家丑外扬，作者自己先就通不过。 “塑造小说人物尤其是长篇小说人物，与对着模特儿来做人物肖像画是不一样的。所以关于《红楼梦》中某一形象的原型是某人的说法，除非作者自己说过，多半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蔡先生用了一个生动的说法： “如果曹雪芹生活在今天，掌握现代的文学理论，他也许会说，小说的素材来源于真实的见闻和家事，但是故事情节是假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以及他们活动的环境是假的、是虚构的等等，但是他不可能用类似的语言来表达。刘的说法就有些从概念出发，而且将它绝对化了，他说‘贾蓉娶妻一定要门当户对、秦可卿是贾母第一得意之人，第一得意的只能是她的高贵血统’，这在书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他还引用秦可卿房中有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等用过的东西做摆设，说全是帝王家的东西，是象征秦氏出自帝王家。但他忘了，还有‘西施浣过的纱衾，红娘抱过的鸳枕’，西施浣纱时还是个村女，红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此来说明秦可卿的皇室身份就很不恰当。” 二、 林黛玉见到的对联有原型吗？ 刘心武说秦可卿的原型是清康熙帝的废太子胤礽的私生女。为此他做了一些举证，其中重要的举证是说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所见荣禧堂上的对联： 座上珠玑昭日月， 堂前黼黻焕烟霞。 刘说得很自信： “这应该是很平常的一副对联。但我查到了一个史料，这个是以前没有人说出来的，我第一个提出来。……太子（胤礽）留下一副对联很有名气，在康熙朝一位大儒王士祯所留下的《居易录》这本书里就有记载，这副对子是这样的： ‘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请注意他的平仄，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这不是偶然的，这个对联的原型就是太子胤礽的这副对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评刘心武的“秦学”（2） 对唐宋诗词、《红楼梦》诗词均有几十年精深研究的蔡先生，其名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现称《鉴赏》）自20世纪70年代出版已经发行逾百万册，他仔细比较这两副对联，觉得一点儿也不像，单从对联就认为这和胤礽有什么关系，就更不可信，但他还是觉得“楼中饮兴”一联很眼熟，于是他便去翻书，很快便找到了出处，只不过那是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诗，全诗如下： 送蕲州李郎中赴任 梦关蕲水路非赊， 东望云山日夕佳。 薤叶照人呈夏簟， 松花满碗试新茶。 楼中饮兴因明月， 江上诗情为晚霞。 北地交亲长引领， 早将玄鬓到京华。 （《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九） 蔡先生说： “王渔洋将唐诗当成本朝诗，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闹出了笑话。不知是他叙述不清呢，还是犯糊涂，瞎说一气。现在，我们退一步说，假设‘楼中饮兴’一联不出自刘梦得而真是胤礽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既是‘原型’，总得在诗意构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日月’、‘烟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 “刘心武说请注意他的平仄，这话令人费解。是否‘原型’还跟平仄有什么关系？对联的‘平仄’不是平起，就是仄起，‘楼中饮兴’是‘平平仄仄’，是平起；‘座上珠玑’是‘仄仄平平’，是仄起，两者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所有对联，非此即彼，即使一样了，又能证明什么呢？看来，这位小说家大概不懂得平仄，有一点可以证明，在他的讲演稿中，将李白诗句‘双悬日月照乾坤’错引作‘日月双悬照乾坤’，这本是细节，毋须挑剔，但恰恰可以说明小说家并不懂律句的平仄，否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口误或笔误的。” 刘心武还说： “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林黛玉在荣国府正堂所看见的对联，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这不是偶然的。” 针对此种说法，蔡先生不由讲起了诗词，他说： “律诗对仗，上句仄结，下句平结，更毋须注意，因为那是不可更改的定例，凡对联都如此。能与‘月’字对的，‘霞’是最常用字之一，例子多多。如初唐诗人王绩《赠学仙者》诗： ‘玉壶横日月，金阙断烟霞。’后四字全同；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应制》诗： ‘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后三字同；七言如晚唐陆龟蒙《家林亭》诗： ‘孤岛待寒凝片月，远山终日送馀霞。’与荣禧堂一联同为仄起；还有元诗人陈樵《山房》诗： ‘门外身无岁月，山中人语带烟霞。’不但也是仄起，且结尾相同的字有三个，即‘月’与‘烟霞’。如果都要附会起来，什么结论得不出来？” 至此，蔡先生强调说： “为什么我要反复证明两副对联之间的联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这是被‘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的立说者视之为‘史料’的证据，是其自诩为‘秦学’立论的重要支柱。其他还有种种所谓的证据和理由，更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话。” 三、 红楼依然是红楼 面对电视台、互联网的炒作热潮，蔡先生认为这并不奇怪，现在严谨的学术著作充其量卖到万八千册，远远比不上“奇谈怪论”的销量，他认为，这既是社会心态浮躁，研究方法不正确的表现，也是出版单位迎合读者口味的一种做法。 在今年3月刚刚出版的《蔡义江解读红楼》一书的前言中，蔡先生写道： 现在红学文章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令初学者无所适从。许多新著新说轻率立论，言多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细加检查，则又凭空臆测，全然不见求真务实之心，倒能看出一些人惯于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甚或走火入魔、唤之不醒，几同疯语。凡此种种，或以为乃“双百”现象，实难令人苟同。 他还说： “现在观众和读者有那么多意见，也反映出电视台、出版社编辑水平有点问题，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名家，名家的说法不一定都靠得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红学研究太不了解。有的讲座把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一一对号入座，这是非常荒谬的。学术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红楼梦》不是谜，它无秘可揭，无谜可猜。不过，对目前的状况也不必忧虑，因为无论谁怎样讲，红楼依然还是红楼。” 蔡先生认为学术文章最恶“三不”作风，即不顾常识、不择手段和不负责任。他说，红楼文化本该是姹紫嫣红的百花园，现在反把它当作随便倾倒废物的垃圾场，真是悲哀！他说他深感无奈，只好以不要沾染这种风气来自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平心而论刘心武（1） ——访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先生 贾舒颖 采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因为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以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的很多观点与自己相左而激愤、拍案或者破口开骂，只是平心静气地、逐条析理地将其中的主要漏洞、谬误向人娓娓道来。他说，要想完整详尽地指出刘心武有关《红楼梦》的全部问题，肯定会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不是几句话可以尽述的。所以，还需要广大读者和观众，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媒体和什么样的人物，都抱有“辨别”的精神，即便没有求证的工夫，比之全盘接受也要强得多了。 一、 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五大误区 “想当然尔”，存在于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立论与求证的诸多环节之中。“他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孙玉明对记者指出了刘心武的许多谬误，比如刘心武说，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姐姐入了宫，先是在太子胤礽那里，胤礽被废后又转移到雍正这边。这个所谓的姐姐，查史料是绝对没有的，无论是关于曹家的史料，还是有关宫廷的记录。但是他就认为有这么个人，并且四处宣讲，这就可谓“想当然尔”。接着刘心武又说，在史料中查不到，是因为乾隆篡改了历史，删去了那一段，看不到了。以为查无此案就可借以开脱。 第二是“生造”的问题。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有些是没有回前诗的，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未完成的稿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补上”。这可是很滑稽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都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虽然有了回前诗会对刘心武自己的学说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生造就能出现的。惟有一个版本的第七回篇首，有类似诗的几句话，但那并不是回前诗，而是别人的批语，是脂砚斋或其他评论者的评述。仅凭这个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回前诗来，很有些不可理喻。 []治学不严是刘心武的第三大问题。比如被他用来佐证自己论点的《红楼梦》批语就常常被误用。“《红楼梦》的批语是非常复杂的，每个研究《红楼梦》的人用起来都要谨慎。《红楼梦》早期的手抄本上，大多数都有批语，这是咱们中国小说、戏曲的传统批评形式。大量的批语是没有署名的，寥寥的批语署名了，有的是脂砚斋、脂斋、脂砚，还有别的评家，比如畸笏叟、棠村、松斋等等，以脂砚斋为主，所以大家简称它们为脂评。再有，各种版本皆是后人转抄，不是原稿，肯定有失误、有错字；很多后人转抄的时候，又加上了批语……所以‘脂批’很复杂，谁用脂批都要小心，不能随便就定评的。可是刘心武却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的，都当成脂砚斋的东西。同时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刘心武说，‘过去称女士也可以为先生，比如冰心。’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也许我孤陋寡闻，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刘心武下如此评断，其用意又如何呢？” 研究《红楼梦》还需要许多历史常识。比如刘心武对于给秦可卿看病的医生张友士是太医迷惑不解，从而大做文章。他觉得张友士一不在京城，二不在太医院，怎么可能是个太医呢？那是因为刘心武还不大明白“太医”这个称呼在历史上的沿革。太医最早指御医，是皇宫内诊治病症的医生，到了宋元以后，为了表示尊敬，普通的医生也都叫太医了，翻阅《西厢记》、三言二拍，他们就经常请太医。其实就是请个大夫的意思。所以，为了解释张友士是个太医而附会上的那些理由，那些历史影射大可以不攻自破了。 人之常情其实也应该是刘心武解读时多加思考的一个问题。“刘心武是一位作家，他应当知道写作的规律，如果一部作品是随意拼插着完成，今儿写第十回，明儿翻回来写第一回，后儿又跳到第三十回，那样只会令情节混乱，人物性格模糊，何况一部《红楼梦》洋洋洒洒七八十万字，上百个性格各异的人物！然而刘心武就论断《红楼梦》是拼插着写就的。还有，如果《红楼梦》处处都埋藏着谜，连一个药方都要辗转三次联想而得出隐藏的意义的话，那么曹雪芹哪里忙得过来？他难道不会担心谜解不开而使心机尽废吗？！” 孙玉明认为，学者和小说家还是有一条严格的分界的：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百家讲坛》，让刘心武从一个小说家变为一位做学问的学者，小说家与学者遵循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前者需要虚构、夸张、想像，而后者则需要实事求是、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刘心武提出的‘学术小说’的口号，对于小说是不是有些枯燥，而对于学术是不是有些不严肃了呢？ “刘心武是我很喜欢的小说家，他的《班主任》、《公共汽车咏叹调》、《钟鼓楼》等作品我都曾经拜读，我由衷佩服他的想像力和表现力，但是治学又是另外一回事。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学术必须有科学的印证。尤其您登上传播面积很广泛的媒体的时候，自己的见解变成了对众人宣讲的‘知识’的时候，更要负起责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平心而论刘心武（2） 二、 由来已久的论争和逐年安静的舌战 《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借假雨村言讲述故事的小说，自从它诞生之日起，猜测和研究“隐去的真事”就开始了，各家各派百家争鸣，其中不乏激烈的论争，其中就有新索隐派。“虽然刘心武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新索隐派，但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确与之脱不开干系。他们用谐音、拆字、猜名等手段来索解，通盘考虑为我所用，对自己有用的就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往往被抛开视而不见。” 借助本刊，孙玉明想要作出一个说明，红楼梦学会并不是一个行政机关，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有些人责问我们，为何对一些离谱的言论不闻不问？可学会只是一个民政部管理着的松散的群众社团，所以，对于五花八门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管理。”以前，学会也对一些影响广泛的言论进行过批驳，或者在学刊上发表相应的文章，或者举办研讨会进行集中论辩，但是严肃的学术论证过后，竟然有人用“压制、围攻、打击”来评断他们，甚至出现了可笑的“在朝、在野”这样的词汇。 “记得前几年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影响很大，他们接受媒体采访，又到北大讲座。他们说： ‘我的东西没有一个红学家反驳，说明我这个是正确的，我相信，他们驳也是驳不倒的。’他们的观点是，《红楼梦》中隐去的历史是曹雪芹与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的恋爱，而他们合谋杀死了雍正皇帝，也是新索隐派的论调。学刊就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反驳文章，当然，有些言词比较激烈，比如我的那篇《想入非非猜笨谜》，当年蔡元培写的《石头记索隐》，胡适就写了反驳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套用了，里面也有‘无稽之谈’这样的评价。学刊出不多久，外边的文章就来了，说什么‘围剿、围攻’，所以这些年我不大愿意参加论争了。 “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显得更加五花八门了，有很多观点本身站不住脚，你不反驳呢，他在大肆宣扬，你一反驳……我认为这些是学术界不规范的现象。” 孙玉明认为，研究《红楼梦》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红楼梦》文本的阐释。第二个层次是对作品的鉴赏，把自己解读时候的感受分享给别人，这是一种再创作。第三个层次，是学术型的，在这个层面上，就需要严谨的考据。“我们考据的是历史。虽然历史不会重现，但是我们可以凭借事实依据来说话。首先要找论据，有了大量论据出来，梳理分析，充分论证，这样才能使得论点立住脚，并且孤证不为证，要两条以上的证据，当证据与证据之间有矛盾的时候，需要谨慎地辨别对错，最后谨慎结论。我想，这才是科学的规范的红学，才是红学作为一门学术科目所应当发展的方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1） 不要在《红楼梦》外探讨所谓“历史真相” ——兼谈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 赵建忠 作家中评论《红楼梦》的很多，张爱玲、王蒙、李国文等，还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尽管他们不是专门的红学家，但他们的红学著述，往往更能沟通人们的心灵也就能给人种剥骨剔髓的明爽感，有时还是红学家们说不出来的，尤其是鲁迅对贾宝玉的评论，一句“爱博而心劳”，至今没人比这概括的更精辟。个中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真正地深入到了作品内部，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诠释的。近十年来，以《班主任》一炮打响的当代小说家刘心武也转向了《红楼梦》研究，起先，我也没太注意，以为他不过是一时兴趣所至去借《红楼梦》抒发自己的感慨，但刘心武却认为他写的那些系列《红楼梦》小说为“学术小说”而非泛泛“戏笔”，是他多年来红学探佚研究成果的结晶或载体，他并且宣称开创了“红学”中又一新学派——“秦学”。最近，他又应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录制了系列红楼节目，还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作为书名，以书面结集形式由东方出版社公开发行。从2005年8月至今，该书销行以来，竟再版多次，甚至出现了盗版现象，这也可以说是创了红学著述的记录了！ 刘心武真的解开曹雪芹“之谜”并“揭秘”了《红楼梦》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当然有理由奉献对他的敬意，因为他完成了两百年来红学研究者们前赴后继都未竟的事业，百年寻梦，一旦“揭秘”，怎不令吾人欢欣鼓舞？然而遗憾的是，我在通读了刘心武的一系列“学术小说”和红学论著之后，得出的感觉却是：他不仅在具体的情节描写方面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而且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也背离了《红楼梦》原著形象的性格发展逻辑；很多具体结论更是荒诞不稽，于史无据；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治学态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比附、主观臆断的问题。由于刘心武本人作为著名作家的轰动效应，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笔的煽情渲染，更有新闻媒体、报刊的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以及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隆重推出”，那些危言耸听的所谓“揭秘”已经和正在愚弄、误导着千千万万个读者和听众。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几代红学家们筚路蓝缕开创“红学”的艰辛成果以及为这门“显学”所做的正面普及的努力将化为笑谈。红学界的师友们常常感慨：两百年来辛苦积累的红学著述在民间的影响和普及，还抵不上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热播。可见传播载体和舆论导向是多么重要！ 刘心武是如何“揭秘”《红楼梦》的呢？他声称是“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本文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利之争”，尽管他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其终极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但通观他的红学著述，给人最深印象就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归纳的“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一套路数。虽然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索隐而是“原型研究”，并特别强调“原型研究是一种世界很流行的文学研究模式”，但从实质上看，刘心武的研究思路其实也不过是传统的“自叙传”与当代新索隐糅合后的产物而已，并且在钻牛角尖的具体研究过程中，比旧索隐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说流行世界的“原型研究”模式，这种方法本身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种研究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问题的关键在于： 刘心武的所谓“原型”，并不是研究者和公众普遍认同的而是他主观臆测的“原型”，何况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时“原型”也未必是一个。试问： 把秦可卿看作是康熙朝废太子后裔弘皙之妹，究竟有什么过硬的史料支撑？其实，只要查阅爱新觉罗宗谱、皇室玉牒以及清代养生堂的有关文献，这个问题并不难弄清楚。因为涉及到皇室血统，从怀孕至出生直到死亡就都必然会有专门记载；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系海内名士，平日里宾客辐辏、门庭若市，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这样的复杂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长着几个脑袋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钦犯的骨肉？更有甚者，《红楼梦》第十一回的“园中秋景令”即“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通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居然被认为是隐含着“秦可卿真实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刘心武指出这样的写景方式在全书中是个孤例，“奇的是用在一个似乎是最不必展开描写风景的‘坎儿’上”，他还进一步分析出了小令用在此处季节时令的某些不合榫现象，从而得出是隐语而非写实之景的奇谈怪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成书过程的异常复杂，《红楼梦》中时令以及人物年龄的漏洞、破绽这些矛盾之处还有很多，前人已备述矣；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进程考察，回前、回后或中间偶尔插入一段不见得很协调的诗词是一种过渡现象，那些诗词还有上引的小令之类，往往具有“镶嵌”的没经过完全融化的特点，当然，曹雪芹会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尽量让那些东西运用得自然协调，但“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我们今天的人怎能援此孤证去曲为解说呢！还有秦可卿卧室的陈设，所谓“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也被刘心武牵强附会地看成“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实证，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些夸张的描写大都是从诗词中脱化而并非实境，不仅《红楼梦》其他小说也有过类似语句的引用，它不过就是渲染和暗示居室主人的生活环境和态度罢了，岂可胶柱鼓瑟般地句句坐实？更滑稽可笑的是，《红楼梦》中“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一回，本来是专为秦可卿看病而开的一张药方，那头十个大字“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竟然被刘心武用索隐式的拆字、谐音法强断为两句分读，所谓前半句中“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术”理解为“半数”的谐音，后半句是“令熟地归身”的谐音，也就是皇室夺权最终失败后让秦可卿在自小寄养长大的贾府自尽，连这么一个普通的药方都认为大有深意存焉，我们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够丰富！如果《红楼梦》是由这样一些隐语谶言构成，还要靠后世读者去如此“猜谜”、像破译“密电码”那样才能读懂，那么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为充盈着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旷世巨著了！《红楼梦》的确有“隐”需要去“索”，但不管这部小说存在着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当它一旦进入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小说艺术整体中时，就必然会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从而又构造成为了新的意义单位，所以，单纯用索隐和考证的方法去获得《红楼梦》的终极意义和精神向度，显然是徒劳的。其实，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早就深刻指出过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21年写《红楼梦新叙》时还提出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悖论现象，就是既写“人情”又写“故事”，“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说的伤害者，导致他们总要去小说中寻索“真事”。也恰恰是在这一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红楼梦考证》，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个用呐喊用热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国，一个沉入学术迷宫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导引着红学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竟变成了在文学著作外去探讨所谓“历史真相”。遗憾的是，新红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陈独秀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这说明真正思想者的声音总是孤独、不合时宜的，所谓庸众的沉沦与哲人的悲哀！同时也由于我国古典小说理论相对于丰富创作实践的明显滞后，从而形成了一种看小说、研究小说总要“文史合一”的思维定势，这也不是刘心武一个人的问题，从蔡元培、胡适开始，这种研究路数已经形成，但蔡、胡的论点多少还有点史料文献的支撑，对红学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而刘心武纯系臆断玄思，把蔡、胡的错误又发展到了极端，作为一个有着相当影响的新时代文化人，不能引领风骚反而与先进的价值文化体系背道而驰，做学术文化的促退派，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2） 《红楼梦》的伟大，在于鲁迅精辟指出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鲁迅还把它列为“世情小说”而非“讲史”之类，尽管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写，如以“元妃省亲”为显例的有关事件，但这些都是围绕着荣宁两府盛衰和大观园少女悲剧展开的背景而非基调描写，可是在刘心武的笔下，不仅皇家秘史成了《红楼梦》中的主干，而且还将元妃身世想入非非地大肆渲染，且不说程高本后四十回关于元妃的处理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创作企图，即使单就刘心武笔下的“贾元春之死”这篇“补佚类”学术小说而论，也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戏说”而绝非《红楼梦》原著情节发展的必然逻辑归宿。试问： 借太医张友士之口宣布的元妃罪状，所谓“乃荣宁二府之最奸狠者”，而且还“秉其父意，钻营进宫，狐媚惑主，乱宫闱，干朝政，一意胡为”，这样的一位红颜祸水形象，怎么能与前八十回读者已经见到的那位温情端淑的元春联系起来？笔者愚笨，在脂批和原著中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伏线”；很多细节方面更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如刘心武最后安排的元妃死在“潢海铁网山”荒庙“智通寺”中，凡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第二回提到了“智通寺”，但其地理位置是在扬州郊外，怎能如此南辕北辙？这也罢了，最明显问题是，铁网山“劫驾”一幕简直如同儿戏，正如有人形象指出的，刘心武为我们演出了一场精彩的“捉放曹”或“西安事变”的《红楼梦》翻版；然而熟悉清史的人都清楚，御驾就那么容易被山贼围困？元妃还能私藏“蜡油冻佛手”与皇帝，被皇帝惊叹为“你竟袖有暗器！”刘心武既然写过《帐殿夜警》那样的历史小说，就应该懂得皇帝行宫的壁垒森严以及与此相关的清史常识，怎能如此离谱靠大胆想像去安排情节？尽管胡适也提倡过“大胆的假设”，但同时，胡适也还要求人们去“小心求证”，而刘心武恰恰忽视的正是这一点。有了一点什么“新”看法就全盘端出，甚至有些连红学界都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曹雪芹祖籍何处、生卒何年、生父系谁、脂砚系谁等等，并存有多种说法，但他总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弃取，当成最后结论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现有材料下被红学界公认的“难解之谜”或“死结”，他竟草率地宣布“揭秘”了；更有甚者，前些年报刊披露的北京某收藏者从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烧的“曹雪芹”手书对联“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居然也被刘心武挖空心思理解成什么“云”影射“史湘云”，“月”指“麝月”，“三十”与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字面相关等等，仅凭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证性的红学文章，这种治学态度能说严谨么？更不要说文物真赝尚待鉴定，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拿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再推出一个新的结论，大前提就靠不住。考证性的学术文章不能像写小说那样可以向壁虚构，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占有相关的文献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于刘心武特殊的经历，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式训练，他写小说或许还可以，但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写考证性文字方面，并不是他的长项。我很同意友人邹自振教授在其红学专著《红楼梦发凡》中把刘心武列入“另类红学家”之册，认为他的“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只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创作素材的一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为了证明“吾道不孤”，刘心武还拉出周汝昌先生为大旗，作为自己观点的呼应。周先生是红学史上相当有影响的人物，他对后学的奖掖扶持更是有口皆碑，但这并不能说明先生支持过的后学晚进的红学观点就没有问题。刘心武如果从周先生那里取得“真经”，我倒觉得周先生给他提的一个建议相当不错： “希望你写一部小说——从太子的降生到雪芹的去世。不是为了‘清代史’，也不是简单化的‘图解’《红楼梦》，是为了解说人性、人生的大悲剧，即雪芹提出的‘两赋’的先天灵气和历史条件加之于他的后天环境、遭遇、命运”，我深信一个曾经为了我们民族的命运进行过深层思考的优秀小说家是有能力完成周先生这个嘱托的，再不要把自己的才华和宝贵的精力白白地浪费在这种主观臆测的“红学研究”方面。 当然，刘心武与那些常有“惊人发现”的非专业研究者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周先生的助臂，单凭他自身的社会影响也不难发表其“红学观”，但他却总委屈地觉得“红学权威”们压制他，他在创作界的地位姑且不论，即使单就红学而言，一般的专业学者、教授甚至他所认为的那些红学权威，也并不是都有条件像他那样可以到现代文学馆讲红学，到中央电视台录制几十次的红学节目，还能把他的“红学观”弘扬到海外，并且在短短时间内出版了那么多的红学著作，谁又能压制了他呢！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倒是正常的声音被淹没了，但他还称他的红学是“平民红学”，并奢谈学术空间“公众共享”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提法本身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之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红学确实不应该被少数“权威”垄断而应“公众共享”，问题是如何理解“公众共享”，打个比方说，马路是“公众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谁违反了交通规则，那么就应该有警察出来干涉。红学研究也是这个理，红学并没有固定的“界”但却应有相应的学术规范。百家争鸣是必要的，红学环境也应该宽松，但宽容并不意味着对那些所谓“新说”就不允许反批评。毕竟红学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学术积累，该发现的史料虽不能说一网打尽但也所剩不多，红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在没有新材料或新视角的常态状况下，是不大可能一会儿就有一个“新发现”的，所以，谁提出了“新”观点，就都必然会受到现有材料的检验，凭空逞臆妄谈是不可能持久的。红学今天缺乏的正是那种有扎实的文献做基础并能在理论上摧陷廓清式的里程碑著作。当此学术规范在拥挤的红学世界迷失之际，严肃的研究者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发出正面的声音，“学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学术境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学”指谬（1） 王学钧 一、 问题所在 2005年，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很热闹，既出版了“秦学”集成之书《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版，以下简称《红楼望月》），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连续演讲，讲稿集成一本与《红楼望月》意思一样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8月版）。刘先生很自信，“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红楼望月》第2页），也很自负地号召“普通的读者”，如果以他所说的“谜底”为前提，就能“把原来读不通的地方都读通”（《红楼望月》第46页）。假如刘先生自己能“读通”《红楼梦》，而来指导“普通的读者”，未始不是一大功德。我们现在虽无从知道“秦学”“推进到底”时将是什么样子，但据目前的情形，非常遗憾，有一个立论前提的问题有待指出。——请恕我直言，“秦学”其实是从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观念出发，曲解文本的产物。这样说，绝无学术以外的含义。现在不妨将具体的分析写出来，向刘先生和大家求教。这也如刘先生所说，“庶几可以排除若干误会”（《红楼望月》第58页）。所用版本，也是刘先生依据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为明白而省篇幅，下文直呼其名，并无不恭之意。 二、 尤氏的诉说和刘心武的反诘 在《红楼梦》中，应宝玉之邀（第五回），秦可卿将弟弟秦钟引见给宝玉。第七回，秦钟出场，来到宁国府。小说写他“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王熙凤一见到他，便油然笑道： “比下去了！”凸现秦钟之美超过宝玉。王熙凤“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她将秦钟当作“孩子”而非常喜爱。殊不料，宝玉、秦钟这两个“孩子”却一见钟情。面对秦钟，宝玉“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秦钟的心理反应更加强烈，恨“不能与他耳鬓交接”。于是，“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第七回）。从此，两人互为男色动心，引发淫欲——古代称为男风，今日称为同性恋。之后，二人又同进贾府的家塾读书，因秦钟又欲勾搭同学香怜，引发金荣出于同性恋的争风吃醋而大闹家塾（第九回）。家塾丑闻引起金荣的姑母璜大奶奶气愤，到宁国府找秦钟的姐姐秦可卿评理，却遇上尤氏（第十回）。 []尤氏此时正因秦可卿患病而十分焦虑，心如针扎，没等璜大奶奶说明来意，便向她诉说秦可卿的病情，结果使璜大奶奶打消了来意。尤氏的诉说含有四个互为因果的要点： 一是秦可卿患了疑难病症。“不知怎么着，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来。叫大夫瞧了，又说并不是喜”，且已“下半天就懒待动，话也懒待说，眼神也发眩。” 二是家塾丑闻的刺激，使秦可卿病情加重。“偏偏今日早晨他兄弟来瞧他，谁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将家塾丑闻告诉姐姐，说“不知是那里附学来的一个人欺侮了他了，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 三是秦可卿的性格特点为其致病之因。“他可心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个什么话儿，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尤氏特别强调，基于秦可卿这种执著而郁结的“秉性”，秦钟的刺激正如雪上加霜，使她“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群混帐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调三惑四的那些人；气的是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念书，以致如此学里吵闹。他听了这事，今日索性连早饭也没吃。”顺便说一下，从此秦可卿便日渐消瘦，难以进食，直到形销骨立，“脸上身上的肉都全瘦干了”（第十回）。 四是尤氏的忧虑。尤氏既说明了秦可卿病情严重的内因外缘，也最早以婆婆的身份和深切的焦虑，既十分珍惜秦可卿，又忧虑其即将死亡。因而她警告贾蓉，好好照料媳妇，否则“倘或他有个好和歹，你再要娶这么一个媳妇，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第十回） 这意思本已清楚，但刘心武却这样反诘道： 这话听着总让人觉得生疑。秦可卿就是模样、性情再好，那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怎么会就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呢？就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便看到了许多模样儿、性情儿都相当不错的贵族女子，只要辈分合适，都不难选出与贾蓉等公子匹配；怎么一个秦氏有病，尤氏便“焦得了不得”，“心里倒像针扎似的”。她除了在为一个儿媳妇的健康担忧外，究竟心里头还在为一种与秦氏性命相关联的什么东西在焦虑？（《红楼望月》第48页） 可见，尤氏意在此而不在彼，刘心武意在彼而不在此。“秦学”与《红楼梦》内涵的观念、指谓南辕北辙。 这一反诘其实便潜含着“秦学”的观念前提和出发点，而无论刘心武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按刘心武的推测： “第八回关于秦可卿是小官吏从养生堂抱养的野婴的‘交代’，显然是曹雪芹听从脂砚斋建议而打的一个‘补丁’。很可能，秦可卿原型是废太子的女儿，弘皙的一个妹妹，为避祸才匿养于曹家的。”（《红楼望月》第15页）刘心武虽然自称“秦学”属于“探佚”或“原型”研究，其实不同于一般的“探佚”。一般的“探佚”首先需要寻找可靠的史料，将之与小说文本的描写和涵义进行相似性分析、互证，找出其中必然的关联，以作出推断。但“弘皙的妹妹”是否实有其人，有何记载或有何事迹可寻，连刘心武自己也没有进行任何查考，且不必说她与秦可卿有何相似性了。但刘心武已将她作为“谜底”——秦可卿的原型，来解读《红楼梦》。其解读势必得扭捏原文以指向他预设的“谜底”，硬向“弘皙的妹妹”方向扯——无论其自觉还是不自觉。这其实不是“探佚”，而是“索隐”的通病。其惯用的方法是把“可能”直接当作事实。不过这并非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秦学”的解读——对尤氏的诉说的含义的理解。这也是最起码的语文理解问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探讨的。然而不幸，刘心武的反诘所潜含的前提观念与《红楼梦》固有的观念完全相反，暴露出“秦学”的学术性十分稀薄。但为尊重刘心武的自信和自负，我还是把它作为严肃的学术问题来分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学”指谬（2） 三、 观念前提和观念对立 尤氏的诉说包含一个基本观念，其着眼点是秦可卿的容貌和性格，所以她强调： “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在《红楼梦》中，这不仅仅是尤氏的观念，也是贾母的观念。小说写到清虚观张道士要为宝玉做媒，贾母便说： “你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第二十九回）据此，女子“难得”的可贵之处，在于她的容貌和性格，而与其“根基”——家庭出身的富贵贫贱无关。这本来是中国古代与“门当户对”相对立的一种传统观念；对现代中国人来说，也很容易理解： 人的富贵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办到的，但女子的容貌却是天生的，真正的美女难得，性格好的美女就更加难得，犹如凤毛麟角了。 可见，尤氏与贾母的观念相同，着眼点都是女子的“模样、性格”，这属于欣赏、重视和尊重个人价值的观念，而“不管他根基富贵”，“家庭背景”和“血统”如何。在《红楼梦》中，贾母出自史氏家族，又是荣国府的“老祖宗”。她的观念自然体现了荣国府和史氏家族的观念。 第三十六回，王夫人和王熙凤商量“月例”钱，薛姨妈在场。王夫人决定给袭人每月二两的“月例”，也即正式给她小妾的待遇，只是不明说而已。薛姨妈便说： “早就该如此。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难得。”王熙凤对此也十分赞成。可见，她们也都着眼于容貌和性格。王夫人是贾府的当家“太太”，王熙凤则是实际上的管家“奶奶”，她们和薛姨妈又同出王氏家族，因而她们的观念既可以体现荣国府的观念，也可以体现王氏家族的观念。 荣国府的邢夫人和宁国府的尤氏都属长房“太太”。她们的“家庭背景”和“血统”都不是出自刘心武所谓“贵族”，不能与贾府门当户对，而是悬殊很大。尤氏的“家庭背景”和“血统”虽无明文交待，但从其母尤老娘带着尤二姐、尤三姐投奔于她，来到宁国府，即可表明其家境困窘。尤老娘对贾琏说： “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家计也着实艰难了，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第六十四回）可知，尤氏的“家庭背景”和“血统”既不富也不贵。小说又写到“邢夫人之兄嫂带了女儿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第四十八回）。王熙凤察觉“岫烟心性为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温厚可疼的人。因此凤姐儿又怜他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第四十九回）。邢夫人显然出自贫寒之家，所以她的兄嫂之女“家贫命苦”。由此可见，贾府（荣国府和宁国府）并没有按照刘心武所谓“家庭背景”和“血统”相当的标准来选择长房媳妇。 《红楼梦》又写到“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便欲说与薛蟠为妻。因薛蟠素习行止浮奢，又恐糟踏人家的女儿。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姐儿。”（第五十七回）王熙凤赞同薛姨妈之意，便代之请于贾母，得到贾母的支持和帮助，此事果然成功。可见薛姨妈也不要求“家庭背景”和“血统”门当户对，同样体现了仅以容貌和性格为标准的观念。她是薛氏家族的当家夫人，自然可以体现薛氏家族的观念。 从而可知，尤氏的观念体现着贾府等“四大家族”的共同观念，也是《红楼梦》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不同于古代“门当户对”、“齐大不偶”的一派观念，而是另有来源。这对探索《红楼梦》的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不过与本文无关，暂不论及。因为持这样的观念，所以尤氏评价秦可卿说： “他这为人行事，那个亲戚，那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他？”（第十回）这也不仅是尤氏个人的评价，而是贾府的普遍评价。秦钟到荣国府拜见贾母时，小说便写道： “众人因素爱秦氏，今见了秦钟是这般人品，也都欢喜，临去时，都有表礼。”（第八回） 我们读任何一部小说，无论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要掌握其思想内涵，自然需要掌握其基本观念。这与中学语文教学一样，要理解一部作品，就得掌握其思想内涵，也就是掌握其看待各种事物的基本观念。只有掌握其基本观念，才能看出其主题。如果不去探究作品内涵的基本观念，能否说“读通”了它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刘心武先生既不探究也不理解《红楼梦》内涵的基本观念，而是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红楼梦》。在他看来，宁国府给贾蓉娶媳妇，“一定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里还要精挑细选”（《红楼望月》第240页）。《红楼梦》是“不管他根基富贵”，只重视个人的容貌和性格，刘心武却是以“家庭背景”和“血统”观念来看待秦可卿，与《红楼梦》的固有观念完全相反。他之所以对尤氏的诉说“生疑”，就因他认为“家庭背景”和“血统”贫贱的人家必定生不出秦可卿那样容貌和性格完美无二的女儿，所以他如是反诘： “秦可卿就是模样、性情再好，那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怎么会就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呢？”按刘先生的这种观念和逻辑，只有“大大”的官僚和高贵的“血统”——“贵族”人家，而且是皇室血统，才可能生出这样的女儿。这也就是说，人的容貌和性格是由其“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的。既然秦可卿出自“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所以她就不可能“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这就是“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的观念。因而刘心武不但对尤氏的诉说“生疑”，而且还这样为自己的质疑来寻找旁证： “就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便看到了许多模样儿、性情儿都相当不错的贵族女子，只要辈分合适，都不难选出与贾蓉等公子匹配”（《红楼望月》第48页）。他特别强调“贵族”出身。但这并非《红楼梦》的观念，而是刘心武的意思——“贵族”之子理所当然只能娶“贵族”之女，否则，刘心武先生就认为不合理而“生疑”，要来“探佚”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学”指谬（3） 四、 观念背离和误解原文 但《红楼梦》的作者不是刘心武，而是曹雪芹。曹雪芹赋予《红楼梦》的观念是“不管他根基富贵”，而只重视个人价值；但刘心武坚持“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的观念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以此要求曹雪芹和《红楼梦》服从自己。这便使他不能理解、接受尤氏的观念，也即《红楼梦》的观念。这样的“秦学”，不要说“读通”《红楼梦》，就连对《红楼梦》的文章词句也无法正确理解。 尤氏所谓“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本是一句含义明确的俗语，意思是说，像秦可卿这样容貌和性格的女子，非常“难得”，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她强调的是“难得”，是不可重复的“惟一”性，根本没有“高不可攀”的含义。但到了刘心武这里，竟然成了这样的反诘： “怎么会就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呢？”他显然是把“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解读成“高不可攀”的意思，原文的“惟一”性转而变成了“高贵”性，明显误解了原文的含义。刘心武是“著名作家”，总不至于连这句俗语的含义也不懂。但他为什么会这样误读原文，以致曲解原义呢？这就是“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观念的表现。按这种观念看人、读书，就习惯于从等级贵贱着眼，总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而自以为理所当然。由于持这种观念，他也就不能理解和接受《红楼梦》那种“不管他根基富贵”的观念，和依据这种观念进行的情节设置和人物描写，虽然他是“著名作家”。 刘心武的观念和《红楼梦》的观念全然对立，便导致了难以逾越的互相背离的观念鸿沟或者错位。这就好比两个观念相反的人，对事物的看法对立，便难以互相理解、交流和接受，而易于误会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能够互相交流、理解，就必须“虚心”并具备“自省”的自觉性，抛开自己的成见和固有观念，以学习的态度，努力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去倾听、领悟对方的话语和含义，以便了解对方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但刘心武不是这样，而是坚持己见，要求对方服从自己，把异己的观念判定为错误。这就难怪他对自己的“秦学”充满信心，虽然连“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这样普通的俗语也发生误解，却自以为已经“读通”了《红楼梦》。这便恰如《红楼梦》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却自以为是一样。《红楼梦》至今仍然具备智慧的启迪而没有过时，“秦学”就是印证。这在“秦学”中并非孤立的表现，而是普遍的表现。从血统决定论观念出发，举凡《红楼梦》对秦可卿的描写和评价，在刘心武看来，都与她那“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不相称。这就是观念背离的结果，在文化交流、文学批评史和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 《红楼梦》写道，秦业“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长大时，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许与贾蓉为妻。”（第八回）这里只说到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并没有提及她的亲生父母和“血统”。但到了刘心武这里，却成了“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了。他除了将“养生堂”等同于“育婴堂”而外，又将“育婴堂抱养的”解读为“卑贱血统”出身。这怎么能够等同呢？难道就不可能是并不“卑贱”的人家，遭遇了突然事故，致使秦可卿成了孤儿，而被养生堂收养的吗？《红楼梦》写到香菱幼年被拐子拐去。秦可卿怎么就不可能幼年时被拐子拐去，结果拐子突然死了，以致她成为孤儿，被养生堂收养的呢？《红楼梦》既未交待其“血统”，自然潜含着无穷的可能性，但按《红楼梦》“不管他根基富贵”的观念，“不管”其“血统”如何，这在《红楼梦》是很自然的。因为重要的是她长大后“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兼具钗、黛之美——“兼美”（第五回），而与宝玉的梦入太虚幻境直接相关。这就是她在《红楼梦》中的个人价值和魅力所在。解读这种魅力，不是本文的任务，容当别论。 《红楼梦》写道： “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第五回）。其着眼点一如尤氏，“得意”于秦可卿的容貌和性格。但刘心武却认为，秦可卿“如果是养生堂抱来的野种，怎么会极妥当。就算她到了贾府后变妥当了，她又怎么会成为贾母眼中‘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按说她第二都不是，并列都没份儿。”又说： “贾母得的什么意？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家族里的老祖宗对于自己的儿媳妇、孙媳妇、重孙媳妇最得意的、最为看中的就是血统”（《红楼望月》第243页）。然而，贾母对自己的亲孙子宝玉娶媳妇，尚且明白说道“不管他根基富贵”，何况秦可卿！但到了刘心武这里，却曲解为“最得意的、最为看中的就是血统”了。这便是极端观念背离而导致极端曲解的显例。 秦可卿患病，尤氏要贾珍赶快请“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她告诉贾珍： “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可倒殷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见效，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见大夫，其实于病人无益。”（第十回）这里讲得很清楚，她在责怪这些医生无能，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对病人不利。秦可卿是病人，自然不会穿着见客的衣服，而是穿着便服卧床不起。但医生是外面的男人，秦可卿是少妇，男子有别。医生来诊一回病，她就得穿戴整齐以便见这些外面的男人，自然得换见客的衣服。这原属正常礼仪而又不得已的事。《红楼梦》中多次写到医生到荣国府治病，连王夫人、丫鬟们都连忙回避。尤氏爱怜秦可卿，所以她的话中有“倒弄得”一语，分明含有既爱怜又不得已之意。但到了刘心武这里，就被曲解为“一个营缮郎家里长大的弃婴，她怎么会有一种比贾府里更排场的更衣习惯？”（《红楼望月》第48页）而且还用贾珍的话来旁证自己的解读。贾珍的原话是： “这孩子也糊涂，何必脱脱换换的，倘再着了凉，更添一层病，那还了得！衣裳任凭是什么好的，可又值什么，孩子的身子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第十回）这个意思很清楚，他是担心秦可卿因“脱脱换换”再添病。人已病成这个样了，爱惜身体要紧，不必再拘礼，不必“脱脱换换”了。可是，到了刘心武这里，意思又变了——“贾珍还只不过是财大气粗而已，秦可卿却俨然公主做派”（《红楼望月》第48页），硬是要把秦可卿按礼仪而不得已的“脱脱换换”曲解为“俨然公主做派”，以便于将她向“弘皙的妹妹”方向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学”指谬（4） 刘心武很推崇脂砚斋的批语，经常拿来作为自己的根据。甲戌本第十三回有一条著名的批语：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甲戌本影印本第十三回）刘心武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语恭敬奉行，但对秦可卿临死托梦给王熙凤所讲的话，却完全是不同的态度。秦可卿那些话，也不过是些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之类的常识，脂砚斋也分明“感服”她的话。但刘心武却并不“感服”，而是大加讥讽： “一个养生堂里的弃婴，一个长在小小营缮郎家中的女孩，耳濡目染的恐怕净是‘东拼西凑’借钱过日子的生活情状，又哪来的这种‘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的经验教训之谈？”“她若说些比如悔淫惭浪、劝人改邪归正的话，倒差不多”（《红楼望月》第41页）。这便是典型的为我所用的态度。为了把秦可卿“探佚”——应当说是“索隐”成为皇室血统的“弘皙的妹妹”，他既漠然于《红楼梦》固有的观念，也不断因误读而曲解原义。 然而《红楼梦》所呈现的秦可卿，是宁国府的长孙媳妇，管家“奶奶”，对应于荣国府那边的王熙凤。王熙凤对她十分关心，两人关系极好。尽管王熙凤是个极高明的势利鬼子，但她对秦可卿却是一片真情和热心。尽管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但嫁到宁国府后，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大家庭生活所需的知识——其实也不过是管理家务的生活常识，拓展胸怀，以与自己所处的生活条件、地位、职责相适应。小说写得很分明，她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贾母素知她“是个极妥当的人”，尤氏夸她“为人行事”，亲戚、长辈无不喜欢，也果然为贾府众人所喜欢。张友士为其诊病后也说： “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第十回）。虽然这“心性高强聪明不过”实是她的致病之由，但也是她成功的个人条件。《红楼梦》按自己的观念对她的描写和评价，从各种人物的视角表现出来，互相呼应，浑然自洽。 作为小说人物，《红楼梦》赋予秦可卿富于个性的角色定位，以便达到其整体意图，而不是刘心武的意图。只不过刘心武以“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的观念为前提，不能理解、领悟、接受《红楼梦》内涵的与他相反的观念，而自以为是地误读原文、曲解原义罢了。“秦学”之所以自以为是从文本研究出发，而其实是曲解文本的产物，原因便出于刘心武的自以为是的观念前提，又未能“虚心”地解读、领悟《红楼梦》固有的观念，而并非出于《红楼梦》原文方面的问题。这当然仅指有关秦可卿的部分而言。 自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也许不久就会证实是我错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尚祈刘先生和方家不吝赐教，以使我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和教益。《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之作，早已进入国民高等教育体系，甚至列入中学生的课外读本，成为国民古典文学修养的公共资源。对它的解读本身便体现了古典文学乃至一般文学的修养和理解力。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交流，以期对这部名著获得准确的理解，我想，未始不是一件文化上的公益之事，故不揣简陋写此一文。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可卿又名秦克清、秦赢、秦英（1） 马兴华 一、 问题的提出 最近在电视、报刊、网站等媒体上秦可卿成了人们乐于谈论的话题。关于秦可卿的谜团重重，如秦可卿的丧事与她的身份不符，秦可卿在贾家的地位与她的出身不符 ，秦可卿为什么死得那么早，等等。 有人为了解释秦可卿之谜，提出一种猜想： 她本是坏了事的某王爷的女儿，由贾家保护起来的。也有人认为秦可卿的背后所隐写之人是雍正帝的一位皇后。这些解释有许多想像和附会的成分。怎么能证明秦可卿原本是格格或者是皇后呢？这些说法只能归于“戏说”一类。 有人根据秦可卿和崇祯皇帝都是吊死的特点，认为给秦可卿大办丧事就是给崇祯皇帝大办丧事，大概这种观点属于索隐派的最新成果。然而，据史书记载，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入主北京后“为崇祯帝发丧三日，具帝礼葬之”。既然已经公开地、隆重地为崇祯帝举办了葬礼，还需要在《红楼梦》书中暗地里为他再举行一次葬礼吗？ 秦可卿之谜存在的原因是没有真正读懂《红楼梦》原著，没有真正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的真实意图就隐藏在字里行间，需要用正确的解读方法才能将其解开。当然，解读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为了解读书中隐含的有关秦可卿的内容，本文使用了拆字法和谐音字法，这两种方法在《红楼梦》书中均有据可查。如果读者不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建议先阅读文后参考文献。 拆字法是将一个字按笔顺拆开，取其中独立的字，或首或尾。其实，拆字法和藏字诗的本质是一样的。在藏字诗中，作者把要表达的字藏在一句诗的首、尾，甚至藏在中间。同样，作者也可以把要表达的字藏在另一个字里，需要用拆字法将其分解成独立的字，藏字拆开后与藏字诗的情形相类似。 二、 有关谐音名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书中第一回就开宗明义地向读者说明了 “甄士隐”的起名原因，接着又交待了另一个名字“贾雨村”。贾雨村、甄士隐等出现在作品中的名字称为“作品名”。像真事隐、假语村这些通过作品名的谐音得到的名字称为“谐音名”。《红楼梦》中出现的暗含谐音名的作品名多不胜举，除了甄士隐和贾雨村外，还有娇杏（侥幸）、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等等。可以说，《红楼梦》中使用谐音名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作品。 下面让我们先讨论谐音名的特点。谐音字是同音字，近同音字和近音字的总称。同音字是指读音完全相同的字，近同音字是指拼音相同，声调不同的字，近音字指读音相近的字。从书中列举的谐音名可以看出，大多数谐音名采用同音字，少数采用近同音字，如侥幸中的“侥”与娇杏中的“娇”就是近同音字。 我们在阅读作品时，先看到作品名，然后才找到谐音名。但是作者在给书中人物起名时却是按相反的次序，首先确定谐音名，然后确定作品名。 《红楼梦》作者对书中人物的起名相当讲究。但是，如果一个作品名是从谐音名得来的，自然无法顾及其含义，使作品名的含义大受影响，甚至有的作品名根本就没有含义。如“士隐”、“雨村”代表什么意思呢？勉强解释成“名士隐居”、“雨中的村庄”，意思都不太好。 三、 可卿的谐音名是克清 首先说明“可卿”是一个来自谐音名的作品名。秦可卿是被列入“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对于这样重要的人物，《红楼梦》作者在起名时必然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可是“可卿”二字有什么意义呢？经查词典，“卿”字有四种用法： 1.古时高级官名，如卿相； 2.古时君臣相称； 3.古时夫妻或好朋友之间表示亲爱的称呼； 4.姓。从这四种用法中看不出“可卿”有什么含义。根据作品名由谐音名演化而来的规律，“可卿”二字应当来自谐音名，故而其含义大受影响。 那么，秦可卿的谐音名是什么呢？按照书中教给我们的谐音法，“可卿”的谐音名是“克清”。“可”字是多音字，如读第三声，则与“克”拼音相同，声调不同，属近同音字。“可汗”中的“可”读第四声，这时与“克”的读音完全相同。“卿”与“清”读音完全相同，是同音字。“克清”作为“可卿”的谐音名，符合谐音名在语音上的一般规律。 早在三十五年前本人读《红楼梦》时，已经看出秦可卿可以读成“秦克清”，我相信在我之前有此种看法的人一定大有人在，只是那时没有条件把这种意思表达出来而已。 有的读者会提出问题： “可卿”读作“克清”在《红楼梦》中能够找到根据吗？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应当把秦可卿的名字分析清楚，以便揭示出作者的真实意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可卿又名秦克清、秦赢、秦英（2） 四、 解读出秦可卿另外的三个名字 1. 书中第十四回倒数第二段写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北静王在轿中路祭，其中有： 贾珍道： “犬妇之丧，累蒙郡驾下临，荫生辈何以克当。”北静王笑道： “世交之谊，何出此言。” 这里的“何以克当”意为用什么能够担当得起，是贾珍向北静王表示感谢的话。如果把“何”字拆成“人可”，“何以克当”就成为“人可以克当”。这个“人”字意义不大，我们不必管它，得“可以克当”。在为秦可卿大办丧事的途中，“可”字当然是指秦可卿的“可”。“可以克当”的意思为以“克”当“可”，就是将秦可卿名字中的“可”字用“克”字代替。秦可卿名字中的“可”字用“克”代替之后，要“克”什么呢？当然是克清了，“卿”与“清”同音，得到“秦克清”。 在接下来的一段中写到北静王想见宝玉： 那宝玉素闻北静王的贤德，且才貌俱全，风流跌宕，不为官俗国体所缚，每思相会，只是父亲拘束，不克如愿，今见反来叫他，自是喜欢。 当读到“不克如愿”时，感到有点别扭。这里的“克”当“能”字讲，作者用字完全正确。可是他不写“不能如愿”，偏偏写“不克如愿”。作者为什么这样做呢？显然是为了提醒读者，请注意“克”字的使用方法。关于“不能”的使用，书中多处可见，一般不使用“克”字，如第十六回第十七段有“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第五十二回第二段有“就不能重犯了”，第五十二回第五段有“王夫人和凤姐儿连日被人请去吃年酒，不能胜记”等等。 “不克如愿”有提示作用，证实了本文将“何以克当”分解出“可以克当”是正确的。作者不可能在书中直接写明“可”字可以用“克”字代替，秦可卿也叫秦克清。“可以克当”应当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但他又不能直说，为避免迫害，用单立人对“可”字加以伪装。 2. 作者担心他的真实意图不被理解，在另一处对秦可卿的名字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在《红楼梦》第五十回中倒数第八段有猜谜语： ……李纨又道： “绮儿是个‘萤’字，打一个字。”众人猜了半日，宝琴道： “这个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绮笑道： “恰是了。”众人道： “萤与花何干？”黛玉笑道： “妙得很！萤可不是草化的！”众人会意，都笑了说“好！” 如果把“绮儿”中的“绮”字用拆字法按笔顺拆开，则“绮儿”就成为“糹一人可儿”。“糹一人”意义不大，舍去不顾，剩下“可儿”二字。从“绮儿是个‘萤’字，打一个字”得到“可儿是个‘萤’字，打一个字”。可儿是谁呢？熟悉《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可儿是秦可卿的小名。在书中第八回第三十四段作者交待过“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下个女儿，小名叫做可儿，又起个官名叫做兼美。” 在“萤”字的同音字中常见的有“赢”字，意为“胜”的意思，是相对于“败”而言的。 将“赢”字代替“可儿是个‘萤’字”中的“萤”字，得“可儿是个‘赢’字”。秦可儿就叫做“秦赢”，它是秦可卿的另外一个名字。 “萤”字还有一个近同音字： 英。从“可儿是个‘萤’字”得“可儿是个‘英’字”，秦可儿就是秦英，这样我们又为秦可卿找到一个名字： 秦英。英的本意是花，有“落英缤纷”可证。所以书中“可儿是个‘萤’字”的谜底是“花”字。谜底“花”字是从“英”字得来的，不是直接从“萤”字得到的。这符合黛玉的提示： “妙得很！萤可不是草化的！” “英”字还有一个意思，指才能或智慧过人的人，可指英雄。关于“英”字含有英雄的意思，书中专门作了解释。在第六十三回第五段讲到湘云给葵官改名字的事：湘云给葵官改了，换作“大英”。因他姓韦，便叫他作韦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语，何必涂朱抹粉，才是男子。 作者特意向我们解释了韦大英的“英”意为英雄，当然秦英就是秦英雄的意思。联想到她又叫秦克清，“英”字的意思可具体为抗清英雄。 综上所述，本文从书中找到秦可卿的另外三个名字： 秦克清、秦赢、秦英。 “家住江南本姓秦”，秦可卿为什么姓秦呢？众所周知，《红楼梦》作者在给作品人物起名字的时候都是相当讲究的，对于秦可卿这样重要的人物，作者给她起秦姓，必然有其理由。以前有人提出过秦可卿的名字与“情可轻”谐音，把“秦”与“情”联系起来。这是在不了解作者写秦可卿的真实意图的情况下，仅看到“情”的一面，靠主观推测得出的结果。按照拆字法，“秦”字可拆成“三人禾”。“禾”与“合”同音，由“三人禾”得到“三人合”。原来秦可卿是由三个人物结合在一起的复合人物。 当然，如果把“一”字省掉，“秦”字也可以拆成“二人禾”，得到“二人合”。不管是三人合也好，二人合也好，秦可卿是作者塑造的一位复合人物。 有人会说，姓秦的人多了，难道都符合三人合吗？当然不是。作者为了避免歧义，又给秦可卿起了一个名字叫“兼美”。《现代汉语辞典》对“兼”字的解释是： （1）两倍的； （2）同时涉及或具有几种事务。作者通过秦可卿姓秦，官名兼美，向读者暗示了秦可卿是一位复合人物。 复合人物秦可卿应由下列人物组成：①秦可卿，贾府的长房长重孙媳，一个美丽、善良但不守妇道的女性。②秦克清、秦赢，其含义是战胜清朝侵入者，赢得抗清战争的胜利。③秦英，代表抗击清朝侵入者的英雄。 秦克清和秦赢这两个名字是一个意思，所以将其合起来代表一个人。 歌颂抗击清朝侵入者的英雄符合《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意图。前人已经指出在第四十回第四十段中，作者用“十月梅花岭上香”歌颂和悼念抗清英雄史可法。扬州梅花岭上有史可法的衣冠塚，现在那里已经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也是旅游的好去处。在扬州梅花岭的旅游介绍中已经使用了《红楼梦》中的“十月梅花岭上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可卿又名秦克清、秦赢、秦英（3） 五、 对秦可卿之谜的解释 1. 关于秦可卿的丧事。 为秦可卿大办丧事是书中的重头戏。使用了只有“义忠亲王老千岁”才有资格使用的棺材板，“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丧事的规格几乎达到帝王的规格。这样隆重的葬礼，与秦可卿的身份当然不符。但是，当我们知道作者的真实意图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作者表面上给秦可卿办丧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实际上是给秦克清、秦赢、秦英大办丧事，是为了沉痛悼念为抵抗清军而牺牲的烈士，沉痛悼念抗清斗争的失败。作者给为国捐躯的英雄举行国葬有什么不可以呢？她代表的本来就不是“常人”，而是抗清烈士，完全有资格享用最好的棺木。丧事的规格之高，场面之大，都寄托了作者对烈士的崇敬、怀念和哀悼，表达了反抗清朝侵入者的爱国主义主题思想。 明末清初的战争，是大清（金）国与大明国、大顺国的战争，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战争。环顾世界名著，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那样在侵略者残酷镇压下能够为烈士和灭亡的祖国举行如此盛大的葬礼。作者表达的主题思想，可比屈原的《离骚》，胜过《离骚》，足可惊天地，泣鬼神。我们不禁要为作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他的高超的写作技巧拍案叫绝。《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不能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否认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同样不能因为清朝入主中原而否定《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品。 2. 其他疑团。秦可卿是虚拟的一个人物，作者对她的出身总要有所交待。书中说她是从养生堂抱来的，不知其生身父母，正是虚写的一种手法。居室的豪华和在贾家的地位，“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等都是为了她的葬礼做铺垫。有人提出为什么删去了四五页？作者写她的生活作风问题，是一种掩护手段，对于英雄人物尚属小节。如果对丑事重墨描写，岂不有损英雄的形象？还会转移读者的视线。删去数页，是有道理的。 关于秦可卿早死的问题也容易解释。据本人统计，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可卿”仅出现了4次，“秦氏”却出现了六十五次。非常明显，作者尽量避免使用“可卿”二字。如果秦可卿的名字在后面几十回中频繁出现，她的另一个名字秦克清被发现的概率就很高。若是满清统治者发现了“克清”二字，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作者在第十四回就给秦克清大办了丧事，完成了写秦可卿的主要目的。 读者了解了秦可卿是一个复合人物，了解了她的其他三个名字的含义以后，解释关于她的其他谜团应无问题，本文无需赘述。 六、 结论 本文应用拆字法和谐音字法对秦可卿的名字进行了解读，这两种方法在书中均有据可查，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 （原载红楼艺苑网。马兴华，1943年出生，1966年大学毕业。30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研究员（教授级），获政府特殊津贴。读《红楼梦》是多年的爱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考释秦可卿（1） 李明鸟 一、 警幻之言 看官注意： 如果你受“正统红学”的影响颇深，这个索隐二字就已经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那你最好别看此文，免得徒增你的不快，别说我没与你事先打过招呼。如果你的目的是探索那表面故事下隐藏的真事，不想让那些“贾雨村”们的假语村言蒙骗你，那就请你把耐心放一些在板凳上，且听我细细道来。 《红楼梦》一书是一个迷津，“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读者一入红楼梦境，就如同宝玉被夜叉海鬼拖入其中那样，惟有一面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 “可卿救我！” “可卿救我”，实际上是解开《红楼梦》之谜的四字真言，是该书所设的核心机关所在。通过探究这四字的内在秘意，就可拿到开启《红楼梦》秘库的钥匙，从而对其所隐之真事进行解读了。书作者这个融梦幻故事与解谜提示为一体的灵思巧技，着实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佩服得难以自己而五体投地。本文笔者幸被“可卿救我”，得以踏上迷津彼岸。庆幸之余，回望迷津，水消泥去路显，遂随曲径直达青埂峰上。登高望远，心旷神怡之暇，回想自己在迷津中迷惑挣扎的滋味，甚感吁吁。因此上不揣冒昧，撰此“可卿救我”之文，以飨同好。 二、 迷津设置前提 虽文无定法，然文以载道达意，撰文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说了，却只让“个中人”读懂而不想让一般人明白，那是因为作者有难言之隐，出于“心里有鬼”或说心理恐惧而为此举。《红楼梦》一书作于清代这个民族矛盾尖锐而文字狱酷烈的时期，作者在书中特意设置迷津，很大的可能是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惧“故将真事隐去”，转而“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此恐惧是如此之深切，该书首先对可能导致文字狱的各种可能途径均先加以预防。在甲戌本“凡例”和“第一回”中，作者反复强调书中的京城“不欲着迹于方向”，其时间亦是“无朝代年纪可考”，其事件是“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又特别交代“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不仅如此，作者还顾忌到该书的社会影响，以防该书因此被封禁，说： “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犹如板上钉钉转脚，作者继而还通过空空道人的评论，从正面述说《石头记》的社会效应： “因见（《石头记》）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真可谓是防护得密不透风，水泼不进。 []从作者这些“防护措施”的动机来看，《红楼梦》隐真出假的手法，可能是迫于当时文字狱这个“大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红楼梦》创作的年代是清代，其下限是１７５４年，甲戌本《石头记》这个根据最早底本的抄本就在此年问世。自明末清初算起，这个跨度大约是100多年时间。１７世纪，汉族人口为8000余万，满洲人口只有300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民族，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必然十分恐惧。清代的统治者十分注意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思想统治，采用了双手同搏之术，一方面对汉族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进行笼络，如开设“博学鸿儒”科，罗致全国的名士，令其纂修明史和研讨文学；另一方面，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对任何反满思想都进行严厉镇压。因此清朝的文字狱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峰。文字狱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文字或言说而获罪的案件。顺治时，发生了释函可案、黄毓祺案、毛重倬案、张缙彦案、庄廷龙案等，其中数庄案最为凶残。庄氏因编《明史辑略》而发案，七十余人被杀，其中戮尸二人，凌迟十八人。康熙时，发生了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特别是朱案中，方旦抨击理学之精理不精数、老庄言道不言动、思维在心不在脑等，被时下推为“圣人”。可惜，所谓的“明君”康熙却指责他悖逆圣道，加以处决。雍正时，发生了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邹汝鲁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钧案、徐骏等，其中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陆生楠、徐骏等被处决或戮尸。徐骏因将陛下误写为“狴下”，诗文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而遭此厄运的。到“圣主”、“十全老人”乾隆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在思想领域，实际上是汉人文字万马齐喑的文字狱时代。因此，在当时如果冒此大不韪而写那可能导致灭门九族的文字，实在是要有“大无畏”的拼命精神和高度的“文字隐蔽艺术技巧”。因为这涉及的不仅是作者个人的生命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整个家族乃至周围友人们的生命，不由得人不十二万分的双重慎重。如果《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一本为避文字狱而写的“隐真”之书，其隐藏的深度和技巧就应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深邃和复杂，不可等闲视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考释秦可卿（2） 《红楼梦》第一回中的这些防护措施，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真是对统治者无关痛痒的故事，则大无必要将“真事隐去”来逃避文字狱。当然，这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后人不至于忽略该书表层故事下隐藏的真故事。所以，作者还发出“谁解其中味？”这个既具提示性又带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样做，作者就为自己的创作增加了难度，其困难在于： 如何恰到好处地将真故事的线索暴露给“个中人”（某些特别读者），同时又不至于因此而被朝廷鹰犬察知而遭文字狱之难。当然，全身避祸是首要的任务，因此作家不得不对其作品进行非常巧妙的伪装，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将关键的事件和发生时间，均隐藏得非常隐蔽和难以索解。也许是隐藏得太严密，以至于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真故事对我们仍然还是秘密。 《红楼梦》自面世之始，读者（包括文字狱制造者）就开始对其进行“索隐”研究，探索那表面故事下所隐藏的真事迹。由于表面故事只是个“密码满布的面具”，没有密码破译本状态下的解读，必然是“表面形式上的附会”，万人万解万索隐，就是读该书的实际情形，提示这些所谓的解读均是误读。因此，如果真正要阅读那些隐藏的真故事，首先必须要找到打开藏密码秘库的钥匙，拿到密码本，然后才谈得上解读文本内在隐藏的真故事。前文以辨识贾宝玉生日和贾敬死日为突破口，以书中所提供的内证为基准，确证了他们各自的生日和死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了在这特定的生死时日所发生的特定的历史事件，从而解开作者和贾敬之谜。为解读《红楼梦》一书的主旨和所隐藏的主要真实故事，查找出了此密码本第一页的核心密码。该文在此基础之上，对《红楼梦》的关键人物之一秦可卿进行进一步的索隐考证。 三、 《红楼梦》谜学的客观索隐方法 《红楼梦》谜学，不是狭义的关于书中谜语的研究，它是关于研究整部书之谜的学问。作者在第一回中所作的“隐真显假”创作手法的介绍，就将整个《红楼梦》置于谜境中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该书整个就是一个总谜语，而其他的分谜语和小谜语，则均是在此总谜语之统率之下，是为总谜语“服务”的。谜语，有谜语的规则和逻辑，是有思维逻辑可循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就是客观的，或者说是科学的学问。这个定义，就将对《红楼梦》索隐的研究，纳入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对其相应的研究方法，我们可称之为《红楼梦》谜学的客观索隐法。 （一） 书中表层的隐藏手法和逻辑线索简介 影射和暗寓是小说家们惯用的手法。通过这些手法，作者把现实社会中的真人真事的素材，穿戴上迷人的外套，塑造成显隐并存的双重结构作品。在文中，作者特意留些蛛丝马迹，让读者于若隐若现中得窥躯体的轮廓，从而免遭文字狱或官司纠纷。适者生存，这种艺术手法，在文字狱最为酷烈的清代，尤其大行其道。清代，是中国文字狱最为酷烈的时代，因此它就成了一张培养影射文化的温床。《红楼梦》、《儒林外史》、《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文学名著，均是集影射手段大成的范本。文学作品的影射可分为谐音影射和形类影射二种。前者利用同音字之便，后者则运用同偏旁部首诸字形之利来达到影射的目的。暗寓有别于影射，暗寓的需要，是因为其人有难言之隐，故深藏真实内容而唯恐人知。但文以载道，既是暗寓，必有其寓意和目的，因而也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露出一鳞半爪，希望有志同仁凭此打开内门，交流思想，同行其道。所以写暗寓的文字故事就有着多重困难，着实来之不易，必须有其真人真事，有其难言之隐，并有其暗寓难言之隐的名字，既不能让一般读者看明白，又得让某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读者解得开。有“灵通”者若能找到开启暗寓之门的钥匙，往往要历尽山重水复、道道机关后才能曲径通幽地到达柳暗花明的真实胜境。 为了逃避文字狱，明末清初诸多明人的名字多用暗寓，以表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反清复明的意愿。其中著名的有顾炎武、八大山人、牛石慧、易堂九子等。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屡起兵抗清，未果。于是乃潜心著述，不登仕路。他原名绛，字忠清。不料清兵入关，竟使“忠清”二字大反己愿。一气之下，他遂改名炎武，字宁人。炎武二字，深有其义。盖清为女真族，曾称后金，金白色，炎为大明，为火，为赤，处处与金作对，希图用大明的炎火，把金销铄于一炉。八大山人牛石慧兄弟二人均是画坛翘楚，笔墨精妙，构画奇特，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明亡后，哥俩不肯事清，隐于释道。八大山人在画面上题签，总是将八大山人四字联写，看似“哭之”或“笑之”，抒其啼笑两非的心境；牛石慧与八大山人为兄弟，“山人去朱姓之上半，而存下半之八大；牛石慧去朱姓之下半，而存上半之牛，石字草书又似不字，书款连缀其姓名，若‘生不拜君’四字”。又，明末清初，在宁都的魏禧和一班反清复明的同仁隐居翠微湖上，号称“易堂九子”。日月为易，日月又为明，易字正是九位复明志士的暗喻机关所在。故此说明，暗寓自有其不同的寓意。像那些取字命名之际，故意在名字上埋下伏笔，图在若隐若现间寓其政治寄托的，多为孤巨孽子。反清名儒黄宗羲、八大山人兄弟即是此类。黄宗羲撰有一书，命名为《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就大有深意。《明夷》是《易经》中的一卦，其象为离在坤下，象征太阳入地，明亡夜来。《明夷待访录》一书阐述了哲学、政治、军事和君臣之道，乃是复国治国之书。所以“明夷待访”一词，就暗寓着据明夷之时而待“晋”卦（象为离日在坤地之上）主时之日，作者希望通过该书的引导和人们的奋斗，使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天下复明。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说来，《红楼梦》的书名是否含有这个方面的政治暗寓呢？例如将红解读为朱色，而朱为明朝的国姓，而“红楼梦”三字就暗寓着“朱楼梦”，即明王朝之梦。回答是： “仅凭红之一字，大有附会之嫌”。 不过《红楼梦》是本暗寓之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回开章就说明书中人物的命名的深义。如第一回甄士隐意为真事隐去，贾雨村实为假语村言，全书是以假语村言演出的一段假话。然而作者有进一步提示在这部“荒唐言”中，又隐藏着真历史，强调说该书的主人翁们是他“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甲戌眉批： 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刮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 正因为书中的这个“以假隐真”的提示，“索隐”研究自该书问世之际就开始了，至今仍然在红学研究中不绝如缕。例如，以胡适为首的考证派，实际上是在“索隐”书作者是谁，并且认为该书隐藏着作者自己的真实故事。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寓言派则从书中人物的暗寓着手，认为此书为明末遗民的一部寓言，其中蕴藏着一段民族深痛，隐现互关，如泣如诉。究竟谁是谁非，红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考证派指责索隐派做索隐研究是在“猜笨谜”，没有意识到自己本身也在做着“索隐”工作，二者间的不同处仅在入手之处和研究的方法略有不同而已。说二派间的研究方法略有不同，那是因为二者均是以书中提供的“表面文章”或说“假语村言”为依据，并且以此来发掘与其对应的史料，然后将它们联系附会在一起。这些研究，正如书中所说的，实乃均是“更向荒唐演大荒”的梦幻虚假文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考释秦可卿（3） 因此，要解开《红楼梦》所隐真事之谜，首先必须解开该书所运用的暗寓手法及其相应所暗寓的“真事”，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解读这些“真事”所对应的史实。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将《红楼梦》书中所运用的影射和暗寓手法作一简要总结和解析。 《红楼梦》制谜手法，有表层和深层两个层次。对于表层，前人已经有些研究，这里只作一简要介绍，它们计有： 谐音（如甄士隐为“真事隐去”；贾雨村为“假语村言”；秦可卿为“情可亲”；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人的开头是取“原应叹息”的谐音等）、取形（如贾家长晚各支按辈分排列就是按字形命名的。第一代水字旁： 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第二代为人字旁，贾代善、贾代化；第三代为文字旁： 贾敬、贾赦、贾政等；第四代为玉字旁： 贾珍、贾琏、贾琮、贾宝玉、贾环属之；第五代草字头： 贾蓉、贾兰、贾芸等等）、取义（如林如海，甲戌本脂批云： “盖云学海文林也，总是暗写黛玉”）、十二地支（如秦可卿死后送殡的客人中有贾府的六家世交： 牛清、柳彪、陈翼、马魁、侯晓明、石守业等之孙。庚辰本脂砚斋眉批云： “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柳，折(拆)卯字，彪折 (拆)虎字，寅字寓焉。陈即辰。翼火为蛇，己字寓焉。马，午也。魁折(拆)鬼字，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晓鸣，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业。即守镇也，犬字寓焉，所谓十二支寓焉。”）、拆字法（如王熙凤的判词云： “凡鸟偏从末世来”，凡鸟拆凤字。夏金桂的桂字，判词拆字为“自从两地生孤木”）、关系法（按一定关系编排人物命名或飞禽、或花草、或矿物等等。如贾府四春的丫鬟按琴、棋、书、画，抱琴、司棋、侍书、入画）、随事法（随事而命名，信手拈来。如霍启为“祸起”）、别号（名字有了，有时起上别号。如贾宝玉的别号叫“无事忙”）、诗词法（以诗词为人物命名，如秦钟，脂砚斋批云： “设云秦钟。古诗云： 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二语便是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混合名字联名组意法（以上诸法的联合运用。如第九回中的“香怜”和“玉爱”，含有别号、谐音和关系等法，其意为“香菱玉爱”）、故事隐喻法（如润木故事）、推背图式的预言法（如第五回中的命运诗画和《红楼梦》曲）、仙物表象法（如风月宝鉴）等等。这些表层方法，常被滥用，因为这些工具在没有深层“谜索”的引导下，开拓出的多半是歧路。 （二） 书中深层的“谜索”提示 《红楼梦》的真正“谜索”在哪里？书中第一回“提醒”，它们就在梦、幻文字之中： “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注： 这里引的是程甲本的文字。程甲本，是程伟元和高鹗二人广集的当时可见的《红楼梦》的多种抄本的“集大成”，而其前八十回则是对当时各种抄本的“精华”的汇集。他们当时可见的《红楼梦》抄本可能比我们今天所见的要多，因此对程甲本前八十回不同于脂本的“异文”，应该格外珍视，给予其应有的地位，这里所举的就是一例。在甲戌本中，完全没有这句话，在庚辰本中，此段文字为：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提示此段文字在程甲本所引的抄本，是较晚期的定本文字）。论及统领全篇的梦幻文字，首推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是两个统领全书的书名，《甲戌本凡例》特别提示说： “《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 《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如宝玉作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说及《金陵十二钗》之点睛处： “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由此可见，第五回真乃《红楼梦》全书的纲要，也可能是真正“谜索”所在之回。 有上述提示如此，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此回为“谜索”之大前提，并以破解此“谜索”为目的所在，对该回的梦幻文字以其行文顺序作一具体仔细深入的索解。在第五回中，贾宝玉之春梦与秦可卿密切相关连，提示这二人可能是“谜索”中的关键人物。书中写宝玉在可卿床上做梦的情景道： “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这里有一则脂批十分引人注目，甲戌侧批道： “此梦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梦，又用秦氏出梦，竟不知立意何属？惟批书人知之”。这批语有多层意思。一层是说此梦表面的文字和情节固然是好的，但不是此段梦文梦情的真正“立意”和主旨。例如为什么必须用秦氏来引梦，又用秦氏来出梦这个情节，你就不知道作者的立意何属。一层是说这个隐藏的“立意”或“谜索”，只有“批书人”（脂砚斋？）知道。第三层的隐意是说此段梦幻文字是“谜索”，秦可卿则是“谜索”的关键人物，是《红楼梦》真梦的“出入”之门，始终之关节处。 在宝玉梦中，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出而秦氏隐，后文又说秦氏是警幻仙姑的妹妹，提示二者是同胞姊妹，亲缘关系密切，几可视为同一个人。换句话说，警幻仙姑实际不幻，她就是秦可卿的梦幻化身。秦可卿是通部《红楼梦》中最美的女人，她兼具另外两个美女黛玉和宝钗的美丽，是二美之总和。对于关于赞美她的赋，甲戌眉批道： “按此书凡例本无赞赋闲文，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此二人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前词却是作者别有深意，故见其妙。此赋则不见长，然亦不可无者也”。意思是说，秦可卿和宝玉均是统领“通部大纲”的人物，不管赋文写得如何，关于赞美她的赋那也是不得不写的。 警幻仙姑在此书中的主要作用，就是“警幻”，即“警醒”读者阅读之幻，提供解读该书的“谜索”。例如当宝玉向她请求引他到那各司中游玩游玩时，虽然她知道会因此泄密，说“此各司中皆贮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尔凡眼尘躯，未便先知的”，可她还是带他去“薄命司”看了《金陵十二钗》的命运预言诗和画。她让宝玉将十二钗的命运预言全部看完，“欲语还羞”地“恐把仙机泄漏，遂掩了卷册，笑向宝玉道： ‘且随我去游玩奇景，何必在此打这闷葫芦！’”这实际上是作者在向读者提示： 此十二人的命运诗画是“谜索”、是“闷葫芦”。甲戌侧批道： “为前文葫芦庙一点。”这个“一点”，提示了“葫芦”一词甚为重要，否则书中没有必要反复强调、前后呼应。如果说十二钗的命运诗画是“闷葫芦”，那么十二个人就有十二个“闷葫芦”了。俗语云： “顺藤摸瓜”。如果我们找到了“谜索”的“藤蔓”，也就可以顺藤摸到瓜了。 说警幻“欲语还羞”地把仙机泄漏，那是因为警幻在后文中对其他仙女解释她带宝玉入梦的目的时说，她是受了贾府宁、荣二公之托，要警宝玉之痴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又说： “如此嘱吾，故发慈心，引彼（指宝玉）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觉悟。故引彼再至此处（秦可卿的闺房），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亦未可知也。”关于这段话，甲戌侧批： “一段叙出宁、荣二公，足见作者深意。”作者深意在哪里？就在“先以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这个先后阅读的过程中。打开《红楼梦》，先看到的是满纸“声色等事”这个迷人圈子，通过“警其痴顽”后，才能跳出这个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确的解读之路。这实际上就是《风月宝鉴》书名的真正意义所在，该宝鉴就是警幻所制，其正面是“风月无边”的虚幻性梦，其反面则是血淋淋死亡之真实史实。 毫无疑问，让警幻泄漏仙机，是作者的特意安排。这在警幻初遇宝玉时就说得明白。警幻说： “今忽与尔相逢，亦非偶然。此离吾境不远，别无他物，仅有自采仙茗一盏，亲酿美酒一瓮，素练魔舞歌姬数人，新填《红楼梦》仙曲十二支，试随吾一游否？”十二支《红楼梦》曲演的什么？是内容更为详细、制作更为精美的十二钗的预言曲词。这，真可谓是郑重反复强调之文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考释秦可卿（4） 《红楼梦》仙曲，端的非同凡响，其中大有玄机暗悬，不是一般人所能懂。所以当此曲方歌一句，警幻便解释道： “此曲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必有生旦净末之则，又有南北九宫之限。此或咏叹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谱入管弦。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调，若不先阅其稿，后听其歌，翻成嚼蜡矣。”警幻此处强调的是《红楼梦》曲异于尘世之曲，她的表现形式是咏人感事，将人事制作成曲谱。曲词之中，仙曲凡人不懂，所以曲词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段话中，“此或咏叹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谱入管弦”是主要意义句。如果将这四句的主要意思抽提出来，就合成“人事曲谱”四字。如果只是说《红楼梦》曲是人事曲谱，这是明显的事实，曲词讲的就是这个，无需多说。但如果从“谜索”角度理解，“人事曲谱”这个提示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我们可以认为“人事曲谱”就是书中的“谜索”，就是书中提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那“顺藤摸瓜”之藤。此外，这人事曲谱，“若非个中人，亦难知其中之妙”之句，提示了这“人事曲谱”存在着“人事历史前提”，也是解读《红楼梦》真故事所必须有的必需条件。这个所谓的“人事历史”，倒不一定非得是作者或读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只要知道相关的“人事历史”就成。所以关于“个中人”三字，甲戌侧批有此评批： “三字要紧。不知谁是个中人。宝玉即个中人乎？然则石头亦个中人乎？作者亦系个中人乎？观者亦个中人乎？”强调阅读《红楼梦》的前提之一是先得成为“个中人”，即了解内情的人。 这个“人事曲谱”，只是个线索，所以仍然难以索解。宝玉听此曲，“甚无趣味”。警幻因此叹道： “痴儿竟尚未悟！”此处说的“痴儿”岂止单说宝玉，说的实际上是广大的《红楼梦》读者。有鉴如此，警幻就拿出最后的“教唆绝招”，“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之中，其间铺陈之盛，乃素所未见之物。更可骇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这里“正不知何意”之意，实际上就是重新强调秦可卿的核心关键作用，提示钗黛二人也不过是她死后遗留在红尘的化身而已。众所周知，钗黛合一的命运诗是在十二金钗之首，这样一来，《红楼梦》曲中的十二钗之起始和终结人物就被连接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循环不已的完整钗环。 警幻这个“教唆”，大有深意。她告诉宝玉说他独得“意淫”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见弃于世道，是特引前来，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警幻这些话语，表面上是她对宝玉的告诫，实际上它是作者通过警幻之口来警醒读者，不要坠入《红楼梦》的男女情感故事之中，痴情意淫得难以自已。儿女之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非该书内在的主旨。如果要想不“见弃于世道”，失却书中的内在“红尘本旨”，你就得“万万解释，改悟前情”，参破书中之谜。“万万解释”，解释的宾语应该是文本。“改悟前情”，改的是沉湎于书中所造的“意淫”痴情迷津。如果痴迷不误，像宝玉那样于儿女之事柔情缱绻，软语温存，难解难分；那么你就必然会陷于迷津，深负警幻“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然而此迷津的“魔力”实在强大，加之有许多“夜叉海鬼”会将你拖将下去，自古以来就没有几个人能够渡过这个“黑溪”的。如果你定力不佳，处于这种绮靡情况，多半会像宝玉那样，一面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 “可卿救我！”即运用警幻所教的这最后一招，通过秦可卿这个关键人物线索，打破谜关，解读《红楼梦》。 综上所述，《红楼梦》的真故事是一阕“人事曲谱”，此曲谱的“谜索”线索就是第五回中的人物预言诗画和《红楼梦曲》。在这个人事曲谱中，秦可卿是个关键人物，通过解读她，就可打破谜关，登堂入室，得偿所愿。 四、 秦可卿“人事曲谱”的提示 第五回一共写了十五人的预言诗和所相配的画，即十二正钗、一个副钗（香菱）、两个又副钗（晴雯和袭人）。其中，十二正钗又有《红楼梦曲》歌而咏之。秦可卿是正钗，居十二钗之末。关于她的预言画和诗分别为： 预言画： 画着高楼大厦， 有一美人悬梁自缢。 预言诗：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 造衅开端实在宁。 预言画告诉我们，秦可卿住的是“高楼大厦”，其结局是“悬梁自缢”。预言诗提示，秦可卿是情天情海幻化出来的“情身”，是情情相逢而痴情的必然产物。淫，在这里训为“过度”；“情情相逢必主淫”，即指情情相遇迭加必然会导致过度的痴情。“不肖”，俗称败家子。“荣”，荣府。宁，宁府。这联诗句是说虽然说败家子都出在荣府，然而这败家的开端实际上是从宁府秦可卿开始的。 由于秦可卿是贾府败家的根本原因，所以她在十二钗的位置居于最后压轴，而关于她的《红楼梦曲》名称也被称为《好事终》。其曲辞说： 画梁春尽落香尘。 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 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 宿孽总因情。 在这曲辞中，第一、第二和第四句说的基本上是和预言诗画相类似的内容。只不过是这里说得更为具体，例如“春尽”点明了死亡的时间，“落香尘”点明了死亡的地点，香在这里指的是天香楼，这在脂批中有提示。秦可卿死于第十三回，在该回回前的甲戌本脂批说： “隐去天香楼一节，是不忍下笔也。”这与在第五回中关于秦可卿《红楼梦曲》的甲戌双行夹批恰成相应之批： “是作者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撰成此书，一字不可更，一语不可少。”在这阕曲辞里，有一个十分引人注意、抓人眼球的句子，即“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句。敬，指贾敬。为何将他与秦可卿的判词写在一处，实在令人费解。费解和不一般处往往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恰在此处，甲戌侧批道： “深意他人不解。”提示这句话是值得引起特别重视的、大有深意的关键语句，需要格外被注意和加以分析。箕裘，这出自《礼记学记》，其文说：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意思是儿子往往继承父业。后因以“箕裘”一词来比喻祖先的事业。颓堕，衰败坠落。这句曲词是说贾府的箕裘颓堕、家事消亡均是宁国府贾敬的过错，他是造成此结局的罪魁祸首。关于贾敬之谜，我已经在《贾宝玉生日和〈石头记〉作者考证》一文中详细阐述过了，此处不再赘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考释秦可卿（5） 五、 秦可卿之谜 秦可卿是作者在书中特意设计的“机关”，所以写得特别“怪异”、“不通常情”、“有悖常理”和“漏洞百出”，甚至有人说秦可卿的故事是作者的败笔。实际上，这恰好是作者希望达到的效果。我想作者这样写秦可卿具有双重作用，一是引起读者的特别注意，二是为读者解读《红楼梦》留下“谜索”，以便解读内在真实的故事。第一重作用的效果是很明显的，秦可卿的确是引起了读者和研究者的特别注意，关于研究她的文字真可谓是洋洋大观。第二重作用的效果也很明显，但百人百解，研究成果“丰硕多样”，莫衷一是，诸如秦氏身世之辨析，翁媳生死之恋情，父子聚尤之披露，悬梁自缢之死因，遗言凤姐之梦语，淫丧天香楼之原稿，太子女儿、王家遗女之索隐以及钗黛一体之综合等等，皆归之秦可卿这个关键词名之下。这些研究，一是根据《风月宝鉴》正面“假”的信息为基础的，一是根据联想猜谜式的方法为前提的，虽然各自间有所得，但毕竟是自说自话，己意多多，原意少少。 以往的研究，多将秦可卿作为一个“具体人物”来处理，这是与《红楼梦》文本不合的。关于秦氏的来历，她的预言诗已经有过提示，说她是“情天情海幻情身”，是情所幻化之身，是幻化着的缥缈的感情的产物，并非某个具体的人物。换句话说，她是作者和书中人物感情倾泻的对象，她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所以，她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符号，一个象征人物。那么，她代表的是哪个朝代呢？有了前文“反清恋明主旨”的分析和阐述，答案是很明显的，她代表的是灭亡着的明朝，即当时的一个形亡神留的时代。这可从书中秦氏发丧铭旌上所书“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之灵柩”的铭文中窥见一斑。所谓铭旌，是遵古之诣法，用绛帛粉书，铭文于旌上的示文。其用意是“以死者不可别己，故以旗识之”(《礼记檀弓》下)，是谓“铭旌”。所以此铭文是属“验明正身”用的，故格外值得重视，详细分析。 先说说铭文中的“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这是由四个词的缩写和变体合成的。它们分别是“奉天承运”、“洪武”、“建文”和“万历朝”。“奉天承运”是明朝首创敬语，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载： “元时诏书，首语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洪”，是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的简称。“建”，是惠帝朱允“火文”“建文”年号的简称。“兆年不易”，实乃“万历”的变文同义语。“冢孙妇”，指长房孙媳妇。神宗万历帝的长房是光宗泰昌帝，长孙是熹宗天启帝，明朝末代崇祯帝君是他的弟弟。熹宗无嗣，传位给思宗崇祯帝，所以用长房孙媳妇来代称崇祯，以此来说明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崇祯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吊死在海棠树上而休止了一个朝代。与此相应，书中暗示秦可卿也是吊死的。在她死后，贾珍痛哭流涕地感叹说： “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痛心疾首于这个明朝最后皇帝崇祯的灭亡。所以，秦可卿的具体处是她象征和代表着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其抽象处为她是明之遗民恋明的情感倾泻对象，是兼林黛玉和薛宝钗之美的完美幻身。从某种角度和意义上说来，她死后，其神不灭，幻化为黛玉和宝钗供人痴情爱恋。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有痴情种子美誉的贾宝玉，实际上象征的是爱明恋明的汉人之玉心。所谓通灵宝玉者，汉族之灵魂也。黛玉者，让汉人朝朝暮暮思念爱恋的明朝美人也。按此理推下去，我们就可明白作者为何让宝玉为秦氏的死莫名其妙地吐了一口鲜血，让贾珍为秦氏的死“哭得泪人儿一样”。为什么作者对黛玉之爱特别深沉，对她们在文字上绝无不敬、不净的描写。也明白了为何在“太虚幻境”中，作者让乳名兼美、表字可卿的美人与宝玉去领略“之情”。因为此男女情感极至的具体运作，就是之情，而汉人恋明之情，也需要有极致的具体运作去体现啊！ 人们历来对秦可卿丧事的隆重感到诧异和迷惑不解，其实，作者在这里是借秦可卿的葬礼来表现清朝入主北京后对崇祯的尊重和改葬。据《明史》记载，崇祯十七年夏四月，清兵击败李自成于山海关后，于五月，入京师。“以帝礼改葬（崇祯），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清朝皇帝此举，显然是为了安抚明朝遗民，也表现了对崇祯的敬畏。崇祯虽然是个亡国皇帝，在历史上他可能是惟一的一个将国亡了而不因此挨骂的亡国之君。连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都说他：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另一种说法。连他的死敌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清张廷玉在《明史》中这样赞崇祯道： 赞曰：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这些事实说明，崇祯皇帝自己在当时是颇受很多明朝臣民拥戴的。清朝以弹丸小国和落后的文化来取得政权，对这样一个颇受臣民拥戴的亡国之君，的确是心存敬畏的。 在明了秦可卿的葬礼实际是为以崇祯为代表的明朝而举行后，对于秦氏“享强寿”就可理解了。俗话说人过三十不为夭，崇祯皇帝朱由检享年三十五岁，当然可称作“享强寿”了。而那些认为贾蓉年少不可能有三十多岁的妻子，以及贾蓉的母亲尤氏在抄家前还笑说自己刚四十等等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作为幻身的秦氏，存在着表里不一的双重身份，其明写的年轻的“表”，是用于迷惑外人的，而其隐写的年长的“里”则代表了她真正的象征人物，是写给“个中人”看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考释秦可卿（6） “秦氏恭人之灵柩”，秦，其谐音为“情”，秦氏即情氏。恭人，恭敬之人。“秦氏恭人之灵柩”，其意为“被情氏所恭敬的人之灵柩”，即指被明朝情民所恭敬的明朝及其代表人物崇祯之灵柩。所以这个葬礼，是明代整个朝代的丧葬，埋葬的是整个朝代及其相联系的情感。因此上，这个葬礼就格外隆重，完全是皇帝规格的风光大葬。清朝入主中原后，“以帝礼改葬（崇祯），令臣民为服丧三日”，所以当时的葬礼真可谓是万民齐哀，书中也曲笔大写了这一点。例如说秦氏之死，“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平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号痛哭者”，体现了百姓对崇祯的敬戴和对汉族自己君王的爱恋。脂砚斋特别对“怜贫惜贱、慈老爱幼”这八个字感受真切，在庚辰本侧批道： “八字乃为上人之当铭于五衷。”认为崇祯使“上人”所深受感动处是此八字。作者在表现天下万姓齐悼崇祯这个史实上，用的是隐笔谜语法，他描写当时送殡的人们的姓名，巧妙地囊括了十二地支及相应的生肖，象征所有的属相的人们都来哀送： 那时官客送殡的，有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理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齐国公陈翼之孙世袭三品威镇将军陈瑞文，治国公马魁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修国公侯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缮国公诰命亡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 脂砚斋对此加以点明，批道： 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柳拆卯字。彪拆虎字，寅字寓焉。陈即辰。翼火为蛇；巳字寓焉。马，午也。魁拆鬼，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晓鸣，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业，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此所谓十二支寓焉。 当时送葬的人们十分的多，万头攒动，盛况空前，正如书中描写的秦氏的出殡场面： “一时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描绘了崇祯葬礼场面的浩大。由于这个葬礼是清朝执政者所主持的，所以当时的东平王府、南安郡王、西宁郡王、北静郡王和王公贵族均来路祭或送殡，摆足样子给明代遗民看。当时送殡的“诸王孙公子，不可枚数”。送殡的队伍“浩浩荡荡，一带摆出三四里远来”。 书中点明秦可卿的身份是明代的皇帝有两处，一是说秦氏死后“贾珍因想着贾蓉不过是个黉门监，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先备了祭礼遣人来，次后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着，让至逗蜂轩献茶。”这里用“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打伞鸣锣”地“暗示”得明白，大有挑逗之意。“大明”，指大明朝；“戴权”，脂批点明此为谐音谜语，谜底是谐音“大权”二字；而在大明朝宫内掌握着大权者除了明朝内宫的宦官头头还有谁？！崇祯刚主政时刈除奸逆宦官，但后期与他先祖一样，也宠用宦官。虽然戴权在这里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但作者让他在秦氏的葬礼中出现一方面要点明宦官也爱戴崇祯之情，另一方面是为了点名秦氏在明朝的尊贵身份。由于此谜语说得较为明白，但又无明显的痛脚可抓，所以作者特别杜撰出逗蜂轩名称来，让戴权去那儿喝茶。对此甲戌侧批提示说： “轩名可思。”显然，这里的“蜂”，暗指的是那些文字狱的制造者们，说他们是叮刺人的毒蜂。“逗蜂”，就是逗逗这些清朝的鹰犬、文人的败类们，显示了作者在智慧和聪明方面的自信和高高在上。 二是秦氏用的樯木棺材是“万年不坏”的描写，实暗指“万岁”一词。书中还特别借贾政的话点明此棺不是寻常人所能用的，暗指此棺实乃万岁所用之物。有趣的是，用樯木而不是用其他的木头，也有其隐写暗喻之意。原来樯木乃明朝所崇祈的神木，祝允明《野记》载： 太祖初渡江，御舟濒危，得一樯以免。令树此樯于一舟而祭之，遂为常制。令在京城清凉门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岁修祀，给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余役。或云： 即当时操舟兵之后也。 对此，脂砚斋批语提示： “樯者舟具也，所谓人生若泛舟而已，宁不可叹”，点到即止。 此外，书中描写秦氏的丫头瑞珠触柱而死，可能是隐写崇祯吊死时“太监王承恩对面缢死”的史实。书中称“此事可罕”，人们“也都称叹”，表明了汉民们对忠君爱国志士的钦敬。还有秦氏托梦时所说的“天机”，则点明了崇祯死亡的时间。她说：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在这里的“三春”，其谜底是“三春”倒置，为“春三”（属倒装格），指春三月。三月是春天最后的一月，月尽即是夏天，春花诸芳随着春三月而凋尽。这句玄语，暗指崇祯死于春三月这件事，说他死去后“诸芳”就销尽了，明朝也就寿终正寝了，因此明朝的王子们、明朝的遗民们就得各自须寻各自门，各自自寻各自的活路去了。秦氏这句话，带着将死去的人对仍然活着的人的深深关切，深深打动了那些“个中人”的心。 甲戌侧批道： “此句令批书人哭死！”甲戌眉批道： “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这样表面看似寻常的一句诗，如果不是“个中人”的话，很难有如此强烈的感触。然而此句话在“个中人”那里，可以联想起关于崇祯御笔衣带血诏上所说的话： “朕自登极十七年，致敌人内地四次，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尤其是此诏最后的“勿伤百姓一人”一句，确实是一个强力催泪弹，不由得人不痛哭失声！所以脂砚斋在第一回中第一首标题诗处作眉批道：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从主观上说来，崇祯算得上是一个力求上进、忧国忧民的皇帝。第十三回秦氏托梦于王熙凤托付后事的描写，就体现了这一点。秦氏道： 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间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 这些话，只有崇祯这平时治国齐家的人才会提到。秦氏在这里的口气非常大，凤姐表现得也很谦恭，秦氏作为皇帝身份来吩咐凤姐，理所当然地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考释秦可卿（7） 秦氏遗嘱中的“树倒猢狲散”这句话，实际上是个谜语，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点明崇祯和明朝灭亡的时间。此谜的谜目，是中国传统的干支文化，说的是干支纪年。这谜面中有树，即木，为天干甲；有猢狲，即猴，为地支申；合为甲申，即崇祯自杀明朝灭亡的年代。“树倒猢狲散”，不但标明了纪年，而且还指明了事件，明朝亡在朱家木字辈手中。“树倒”，指崇祯之死和明朝之亡；“猢狲散”指栖息明朝这棵树上的臣民之离散。这句话，恰好是秦氏临别赠凤姐“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这两句话的前文。“三春去后”句进一步指明了崇祯死于三月。“各自须寻各自门”说的就是“猢狲散”。脂批批道： “树倒猢狲散之语全犹在耳，曲指三十五年矣。伤哉，宁不痛杀！”［按： 此处的计年如果从甲申年（１６４４年）三月十九日开始计算，三十五年后当是己未年（１６７９年）三月十九日后，即康熙十八年］ 秦氏所说的遗嘱，颇合史学家对明朝灭亡的定论： 君非亡国之君，天灾才是亡国的真正原因，故亡明者，天也。书中借秦氏之口写道： “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常保的。”又说兴旺之时“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对此蒙府本侧批说： “瞬息繁华，一时欢乐”二语，可共天下有志事业功名者同来一哭。但天生人非无所为，遇机会，成事业，留名于后世者，办必有奇传奇遇，方能成不世之功。此亦皆苍天暗中扶助，虽有波澜，而无甚害，反觉其铮铮有声。其不成也，亦由天命。其好人倾险之计，亦非天命不能行。其繁华欢乐，亦自天命。人于其间，知天命而存好生之心，尽己力以周旋其间，不计其功之成否，所谓心安而理尽，又何患乎？一时瞬息，随缘遇缘，乌乎不可！ 反复强调了“天命”之不可违。值得一提的是，第五回《推背图》式的命运画、诗和曲的故事设计，其原型可能来自明末清初的宫廷秘闻。明末清初李逊撰辑的《三朝野纪》（现更名为《崇祯朝野纪》）记载了当时所传的这则秘闻： （崇祯）十七年正月……宫中向有密室，累朝不开。至是，上忽欲开视，大璫因谏止不听，开进见空屋三间，中惟小红箱一只，启而视之则有小昼三轴。其一画文武百官，俱手执朝冠、披发乱走状。上曰： 此殆言官多法乱耶！其一画兵将倒戈、弃甲、穷民负襁奔逃状。上曰： 此是军民背叛耶！其第三轴则止画有一人，短衣跣足，披发中悬，则俨然御容也。群璫相顾失色，上为怃然而出。 这里的“上”，指的是崇祯。崇祯开密室领诸人观命运图画、且释其画意这个情节，对应着第五回秦可卿的幻身警幻引宝玉观“薄命诗画册”这个梦境，二者恰成镜像。 对于秦氏这个崇祯之象征人物，脂砚斋有很多批语，显然是对她（他）深有感触，不能自已，批了又批。甲戌本在秦可卿死亡这回回前作眉批说： “隐去天香楼一节，是不忍下笔也。”又在回后作批语道：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的是安富尊荣坐享人不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庚辰本在此回回前作批道： “此回可卿梦阿凤，盖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时，奈何奈何！然必写出自可卿之意也，则又有他意寓焉。”又在回后作批道： “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壬午春。”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读者和研究者通过解读第五回的判词和脂砚斋的批语，大多认为秦可卿是个“淫妇”，而贾府的衰败与她有直接关系。“淫妇”的定论，实在是个天大的误读。前文已经说过，秦氏的具体影射人物是崇祯，二人均是吊死的。其自杀的原因是处于无可奈的境地，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悲观，对大臣和自己能力的失望，从而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觉得人世了无生趣所致。 《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正面显示淫情，反面披露骷髅死亡。对于《风月宝鉴》的读法，作者反复提醒读者“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对于此句，脂砚斋也反复强调提醒，说： “谁人识得此句！”“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记之！”为了强调此鉴在解读方法上的重要作用，作者还通过这个镜鉴哭诉道： “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庚辰双行夹批： “观者记之。”对于作者这个解读方法的巧妙设计，脂砚斋在庚辰本批道： “所谓铁门槛事业。先安一开路道之人，以备秦氏仙柩有方也。”在蒙府本第十一回回后批道： “将可卿之病将死，作幻情一劫；又将贾瑞之遇唐突，作幻情一变。下回同归幻境，真风马牛不相及之谈。同范并趋，毫无滞碍，灵活之至，飘飘欲仙。默思作者其人之心，其人之形，其人之神，其人之文，比宋玉、子建一般心性，一流人物。” 从这个意义说来，贾瑞的这个游离枝节故事，全为了解读全书而设，是解读《红楼梦》的关键方法，所以将它作为“点睛”醒目的文字来处理。以此原理为解读方法来识读秦可卿之淫，隐意立即大白，“秦氏之淫”，其反面隐意是“秦氏之死”。淫情这个欢乐的生命激情，其反面正是悲观失望、信心尽失、了无生趣之自杀悲情。 对于鉴中这个死亡骷髅，庚辰双行夹批道： “所谓‘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红楼掩面人”，在这里，指的正是秦氏崇祯啊！这里的“掩面”，源自崇祯死时所说的遗嘱：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所以称他是掩面人。庚辰本在第十一回回前、第十一至第二十回目录页背面批道： “诗曰： 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古今风月鉴，多少泣黄泉！”这一步之错，指的就是崇祯之自杀！“个中人”认为，如果崇祯不自杀，逃至南方以图再起，痛定思痛，重整朝纲，也许历史就会因此而改写。有一个“个中人”认为，作者隐去写崇祯自杀这个错误行为“是不忍下笔也。”“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壬午春。” 可能是另外的一个与作者大有关系的“个中人”则指出此隐写的缘由：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的是安富尊荣坐享人不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在这里，“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其隐意是崇祯死于万岁山。“天香楼”，隐喻万岁山。天香在古诗中常见，多指崇高在上处的香气，如帝王宫殿的香气。皮日修《送令狐补阙归朝》诗： “朝衣正在天香里，谏草应焚禁漏中”是例。在《红楼梦》，“天香楼”就是秦氏的楼，即崇祯的万岁山。换句话说，《红楼梦》的“红楼”就是朱色的“天香楼”，《红楼梦》就是“朱楼梦”，即朱家王朝衰亡之梦，是叹息明朝衰败灭亡之作，表达的是对崇祯的爱恋之情，体现了明代汉族遗民在异族统治下对有自己民族领导人的渴望。 在书中，表达对崇祯的爱恋之情最强烈的有两个人，一是贾宝玉，一是贾珍。书中写道，宝玉“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世人多认为这是因为宝玉与可卿有男女关系所致，实在大谬，有脂批为证。甲戌本侧批： “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庚辰本眉批： “如此总是淡描轻写，全无痕迹，方见得有生以来，天分中自然所赋之性如此，非因色所感也。”这里的“可继家务事者”，实指崇祯是可以接续明朝统治的继承人。宝玉之吐血，全因国失其君的缘故，所以脂批特别点明“非因色所感也”。贾珍对秦氏崇祯，亦是情根深种。听到秦氏死了，他“哭的泪人一般”，“恨不能代秦氏之死”，尽其所有为秦氏治丧，并对贾代儒等说道： “合家大小，远亲近友，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痛心疾首于“长房内绝灭无人”，国失君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考释秦可卿（8） 六、 结语 综上所述，秦可卿即是脂批所说的“情可亲”，其本质为“幻情身”，是天下明朝所遗之汉民爱恋的对象。她象征代表着明朝汉族的君主，其具体人物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红楼梦》借秦氏隐写了崇祯死亡的年代、死亡的方式和人们对明朝的依恋和难以释怀的感情。 （原载于红楼艺苑网。李（罕见字，音明)，湖北人，博士 (m.d., ph d.)。现在在美国阿拿巴马州伯明翰大学作医学研究工作。作者在医学、《易》学和红学等方面， 共发表研究论文 33篇。）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1） ——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 郭豫适 近半个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来，海内外出版了不少索隐派红学著述，从索隐派观点看来，可说是索隐派红学的复兴；从批评者观点说来，则是索隐派的复辟；而从《红楼梦》研究史的角度来说，则是当年胡适和蔡元培新旧红学争论的继续。举例说来，先后出版的有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是其《红楼梦悲金悼玉实考》、《红楼梦原理》增补本)，李知其的《红楼梦谜》，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的《红楼解梦》及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等。 一、 旧论题再度起论争，胡适、陈炳良批评潘夏索隐法 在海外老一辈红学家中，潘重规著有《红楼梦新解》、《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等书，是索隐派红学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胡适读了他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曾发表《对潘夏先生论〈红楼梦〉的一封信》①，表示“不能赞同潘君的论点”，认为“潘君的论点还是‘索隐’式的看法，他的‘方法’，还是我三十年前称为‘猜笨谜’的方法”。胡适在这封写给哲先的信中还感叹说： “我自愧费了多年考证工夫，原来还是白费了心血，原来还没有打倒这种牵强附会的猜笨谜的‘红学’!” 70年代，潘重规仍然继承蔡元培的观点，认为《红楼梦》是反满复明的。在《〈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答余英时博士》一文中，说《红楼梦》“作者对贾府的恶意仇视，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作者在书中反复指点真假，以贾府影射伪朝”。陈炳良在《近年的红学述评》中，对潘的观点和方法提出商榷，认为潘的《红楼梦新解》以宝玉代表传国玺，林黛玉代表明，薛宝钗代表清，林薛争取宝玉即是明清争夺政权的说法纯属推测，是不恰当的。陈炳良说： 原谅我作这么一个相同的例子(analogy)： 潘先生的大名不也可以牵扯上反清复明的思想吗?潘先生的姓拆开来不是指番人的满洲吗?他的大名不是隐日月两个字，即明朝吗?我的贱名也可以解作： “陈指过去，即怀念胜朝；炳即丙火，即朱明；良是艮上加一点，艮即山，故良字是隐崇祯自缢于煤山。”我相信潘先生是不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陈炳良对潘重规索隐方法的这个批评是很巧妙的。潘对陈这段话实在难以作出有说服力的反驳，特别是对这段话中用索隐方法硬是将潘、陈两人的姓名，都解释成为具有反清复明含意的方法究竟应当持何态度，更是左右为难，肯定也不是，否定也不是。试想，如果肯定陈炳良这段话的方法，则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潘、陈两人的命名确实并无反清复明的用意，如此一来，岂不是也就肯定了自己书中那些反清复明之说并无事实依据?但如果否定陈炳良这段话的方法，则势必也要否定自己书中的方法，因为他自己书中使用的方法跟陈炳良这段话中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看似有理实则是牵强附会的索隐派的方法。总之，无论是持肯定态度或持否定态度，都难以使自己运用索隐方法论证《红楼梦》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做法得以自圆其说。面对这一两难的情况，潘先生便回避正面回答是否同意陈炳良这段话的说法，而是就《红楼梦》应否运用这种索隐方法的问题发表与陈氏相反的意见。在陈氏看来，既然这种方法纯属主观猜测，自不应以此研究《红楼梦》；而潘氏在《〈近年的红学述评〉商榷》一文中则说，问题是在于应该不应该运用这种方法，“我们研究《红楼梦》，如果应该用这种索隐办法去解决问题，就不当因难而退”。 陈炳良文中还就潘重规认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原作者的说法提出一些问题质疑，如问： “如果曹雪芹不是作者，那么永忠和明义的诗，脂砚斋‘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那句话和许多‘曹雪芹作者’的记录，我们怎样去解释呢?”“如果曹雪芹不是作者，那么别人为什么要‘嫁祸’给他呢?如果作者是避免文字狱，为什么修订者要提到曹雪芹的名字，难道他不知道文字狱可以株连很广的吗?”关于前一个问题，潘重规回答说： “误会曹雪芹乃《红楼梦》的原作者，是由脂砚斋、畸笏一班和曹雪芹同时的红迷引起的。他们沉醉在《红楼梦》文学的魅力中，他们在批语中对隐名的原作者，和执笔增删的曹雪芹，都漫无分别的称他们为作者。批书人对原作者表现极度的崇拜；而对密友曹雪芹则表现得非常亲昵。”至于何以要由曹雪芹来增删，潘说： “或许是雪芹诗笔比这班批书朋友较强，或许《红楼梦》的底本是曹家的藏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可能是曹家传抄出来的。”“《红楼梦》本书，另有隐名的原作者；曹雪芹只是增删补订的执笔人。脂砚斋在评语中一律都称之为作者，这便是曹雪芹变成为《红楼梦》作者的由来。‘永忠、明义的诗’和‘许多曹雪芹是作者的记录’，都是受脂评影响而产生的。”(着重点引者所加)关于后一个问题，潘重规回答说： “脂砚斋批语中说曹雪芹是作者，但脂砚斋并不知道《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隐书，所以谈不到‘嫁祸’，因为他们并未感到有‘祸’可‘嫁’。” 从上述情况可以知道，内地红学界后来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关于脂本后出以及永忠、明义等记述是接受脂评影响而产生等不同看法的论争，可以说直接间接地与20世纪70年代港台的讨论有关。问题早就提出来了，后来的论争只不过是问题的进一步展开，规模和影响更大，论争也更为尖锐、激烈而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2） 二、杜世杰《红楼梦原理》： 曹雪芹谐音“抄写勤”，世上并 无此人潘重规之后，海外索隐派中有杜世杰。他于1971年在台湾出版有《红楼梦悲金悼玉实考》，经修订后于1972年印行《红楼梦原理》，1979年在上述两书基础上增补改写成《红楼梦考释》印行。此书由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在北京出版。《红楼梦考释》卷首《自序》称： “余研究《红楼梦》数十年”，“撰《红楼梦悲金悼玉实考》一书，说明《红楼梦》涵民族大义，以复礼兴汉为宗旨”，《红楼梦考释》一书“搜掘《红楼梦》所隐藏的真事，诠释《红楼梦》的词藻，发扬《红楼梦》的义理，务期读者能彻底了悟《红楼梦》为复性救世之书，为有功名教之书，实乃前贤立言之作，非曹雪芹的忘本自诋”(着重点引者所加)。《再序》又强调“红楼的宗旨是教礼明义，知耻奋斗，的是一部演性理之书”(同上)。 《红楼梦考释》每篇分若干章。第一篇《〈红楼梦〉与曹家》，其中有《〈红楼梦〉对贾府的褒贬》、《〈红楼梦〉不是曹家的写实》等；第二篇《〈红楼梦〉的组织与读法》，其中有《红楼名词》、《真假阴阳的运用真谛》、《看反面》、《智通》、《人物的创造》、《一手二牍的创造法》等；第三篇《贾府与满清宫廷》，其中有三章分别从时间、从空间，从人事《看贾府与清朝》，又有《贾府的机关》、《〈国朝官史〉与贾府的巧合》、《大事考释》等；第四篇《宝玉与满清帝系》，其中有《由名号看宝玉身分》、《从亲属身分看宝玉的身分》、《从生活经历看宝玉身分》；第五篇《后妃角色》，有《太君与太后》、《凤姐》、《蘅芜君》、《湘妃》；第六篇《大汉儿女》，其中有《宝琴》、《史姑娘》、《怡红公子与绛珠草》、《小宛入宫辨疑》；第七篇《〈红楼梦〉的思想》，其中有《〈红楼梦〉的民族大义》、《真伪的兴废》、《倡礼攘夷》、《儒生兴胄禋》、《贬斥降臣》等；第八篇《吴梅村与〈红楼梦〉》，其中有《从名号的涵义求作者》、《从作者的经历找作书人》、《梅村之谜》、《反清遗老》、《从学术观点看作者》、《〈红楼梦〉的素材与梅村遗著》。 《红楼梦考释》的内容甚为庞杂，兹仅举其关于《红楼梦》作者、《红楼梦》思想、“谐韵格谜”猜法的“考释”如下。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杜世杰认为，依《红楼梦》缘起看，“原始作者是石头、空空道人、情僧及贾雨村等。曹雪芹不过修改增删编目分回而已”(第八篇)。他认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只是“抄写勤”，是一个抄手。为什么呢?他“考释”说： 根据红楼的命名法看，石头记的事叫《石头记》，情僧录的事叫《情僧录》。因为这部书是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所以传世者便叫贾雨村。……故曹雪芹一名很像是“抄写勤”的谐韵。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他不但“抄写勤”而且增补也勤，依此曹芹圃或系“抄勤补”的谐音。如此解释，虽嫌穿凿，但除此也无更好的解释。而曹雪芹又名曹梦阮，颇似“抄梦圆”的谐音。圆字应作圆满解，即完成之意。《红楼梦》实在是他抄写完成的，那他根据《石头记》《情僧录》的命名法，就应该名“抄梦圆”(谐曹梦阮)。（第八篇。着重点引者所加，下同) 那么，《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杜世杰认为，那是吴梅村。理由何在?他“考释”说： 甲戌本上说： “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村则题曰《风月宝鉴》。”此二人似乎也是参与《红楼梦》的作者，再加上贾雨村，按序各取一字，便是“吴梅村”三字。上列诸名词，皆采一手二牍法，即地名兼人名。 据《微论红楼梦》的作者，郁增伟先生的解释： “吴梅村世居昆山，祖议始迁太仓，盖吴是江南地方总称。昔吴地所辖，县称吴郡。玉峰是昆山县马鞍山之山峰名。梅溪是梅村溪流之总称。……以此可说著者，居吴郡，玉峰之麓，梅溪之滨，村舍之语。上列地名，太仓卫志，昆山县志，均有记载可考。”按郁先生之解释，则可发现，原著者似乎故留姓名地址，以启后之读者，而明其苦心，则夙愿偿矣。(第八篇) 书中多处用谐音法、命名法证明《红楼梦》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而应当是吴梅村。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谓《红楼梦》“正如白发宫人涕泣而谈天宝，不知者徒艳其纷华靡丽，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杜世杰说： “这真是中肯之谈，揭明了《红楼梦》所隐的是兴废史及宫闱事，作者是出入宫廷之人。若作者是曹雪芹，所写的是曹家事，那以‘白发宫人而谈天空’未免过当。但与梅村又相吻合，徐光润在《梅村年谱序》云： ‘……吾乡梅村先生之诗，亦世所谓诗史也，……其集中之作，类皆感慨时事，悲歌掩抑，铜驼石马，故宫禾黍之痛，往往而在。’”他又认为高鹗也相信《红楼梦》是野史，乃自号“红楼外史”。对此，杜又“考释”说： “红者‘朱’也，即朱楼(明宫)外史。他这项命名法同《石头记》、《情僧录》一样，取一手二牍法，把人名与书名并在一起。” 他又说“《石头记》缘起的秘密，却藏在九十五回”，因为九十五回说石头在“青埂峰下倚古松”，于是又推测： “那《石头记》是遗老在洪帮的秘密会所制造的。石头本来是女娲炼来补天用，补天就是救国。那《石头记》的宗旨与古松的‘洪英’一样，是遗老们要制造(训练)出来救国。”他的根据是，洪帮的“秘密会所”叫“古松”，会员叫“洪英”；“洪为‘漢’字去中土，洪英即汉人之精英”云云。 关于《红楼梦》的思想。杜世杰说： “主张《红楼梦》涵民族大义者，并不乏人，如蔡元培氏、王梦阮氏、潘重规氏等。”于是他从各方面尽可能去考释《红楼梦》的民族思想。《红楼梦》一开头即以甄、贾相对，在杜世杰看来，甄代表汉族贾代表异族。“姓贾的不是无度，就是残酷不仁，再不然就是贪赃枉法，竟找不出一个好人。而姓甄的呢?古道热肠，培养出个贾化，无恶不作，自己反弄得家破人散，江南甄府没有任何罪名，竟被抄家，被抄的原因是太真了，太好了，所以别人不喜欢，才被抄。甄宝玉虽然少年顽劣，可是后来仍变为正人君子。若是曹雪芹写自传，就不应该把姓曹的都写成坏人”。总之，如以《红楼梦》为曹家自传，“怎样也讲不通的”。那么，《红楼梦》的“反清思想”隐藏在哪里呢?就隐藏在《红楼梦》引子“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里。他说： 《红楼梦》的主旨是“悲金悼玉”。所谓“悲”，是痛恨的意思。金是金人、金国，也即是金虏。悼是哀悼。玉是顽石，也即是土石，说明白一点即是“故土”。玉在《红楼》上必须拆字，玉拆为一王或“一”，与土同，黄自元皇甫碑“茅表其勋德”，《形音义综合大字典》，王羲之草书土为。(第七篇) 杜世杰认为《红楼梦》有“贬斥降臣”的思想。他说： “《红楼》作者，心怀亡国之恨，对卖国求荣腆颜事仇的降臣，大加挞伐。为了隐藏真事，乃名洪承畴为假天祥、小红，名吴三桂为呆霸王、滥情人，名金之俊为贾芹(禽)，即伪邦的禽兽。都能刻画入微。”(同上)为什么将洪承畴扯到小红呢？杜世杰对小红的涵义作了“考释”： 小红即红娘，出在《西厢记》，是牵线引路之人。皇太极得到洪承畴，对群臣曰： “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见《啸亭杂录》)事实洪承畴就是金人寇明的向导，故名之小红。(同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3） 由洪承畴想到小红已经使人觉得牵强附会了，而杜世杰还联想到小红走过蜂腰桥，实际上就是影射洪承畴“变节”。他说： 小红因坠儿贾芸来才走上蜂腰桥，蜂腰在二节之间，投降也叫变节，小红走到蜂腰桥，这又说明洪承畴处在一节与二节之间。(同上。着重点引者所加) 小红走过蜂腰桥去干什么呢?是去拿笔。拿笔干什么呢?是要描花样子。《红楼梦》作者这样安排是什么意思?杜世杰说，这是“影射洪承畴写降表事”。理由何在?理由就在于“花”应读“话”即“话样子”，“说得明白一点，即洪承畴所写的降表”。杜书中随处利用《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批判洪承畴等降臣，如说： “洪承畴在不能逃走的情形下投降，投降便遗臭万年，所以贾蔷浇了贾瑞一身屎尿。贾瑞早晨回家，对家中人说： 是失足掉在茅厕里，这便是失足遗臭之意。”这类随意牵合、随意发挥之处书中很多。 就像许多已往的索隐派著述一样，《红楼梦考释》也把《红楼梦》看成是小说作者写的一个“谜”，而研究《红楼梦》也就是千方百计地“考释”这个“谜”。杜世杰强调的是，《红楼梦》里的“谜”都属于“谐韵格谜”，比较难猜，但他提出了“先猜后谐”、“两层破解”的方法，认为掌握了这办法，就能“考释”出《红楼梦》的隐义。小说二十二回写到宝玉制的谜是：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他说： “贾政猜镜子，实际是舜帝坐朝之典。”并对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命名隐义猜释如下： 作者既拟宝玉为舜帝，黛玉为湘妃，那对宝钗就应该拟为湘君，但那太明显了，所以作者改用蘅芜君。蘅芜为香名，见《拾遗记》，别无他解。蘅芜君即“香君”，谐韵读“湘君”。这是一个比较难猜的谜，但谐韵格谜，都是要先猜后谐，就是谐后语所用的谐韵也是要经过两层破解。如“反穿皮袄”要先猜“装羊”，然后谐“装佯”。“外甥打灯笼”要猜“照舅”，然后谐“照旧”才通。依此法则应猜“蘅芜君”为“香君”，然后谐“湘君”，也是很自然的猜法，并不是穿凿附会。而《红楼》上采用的全是谐韵格，依此法猜宝玉的谜为“舜帝”，然后谐“顺治”，所隐的史事全显眼前。(第四篇) 根据杜世杰这样的“考释”，他认为就能明白小说作者的命意： “就竹夫人、潇湘馆、潇湘妃三个名词对证，黛玉况湘妃无疑”；“就更香、蘅芜院、蘅芜君三词对看，宝钗必射皇后”；“钗黛既射后妃，那绛洞花主(宝玉)必射帝王，并且应射夷人帝王”。小说作者以舜帝比顺治，“宝玉既况顺帝，则宝钗即是皇后，黛玉就是贵妃”。杜世杰就是以这类猜谜法来论证“宝玉与满清帝系”诸种人际关系，来论证贾府是影射宫廷史事的。 三、 李知其《红楼梦谜》： 研究“梦谜”应当用“详梦”的方法 80年代，香港有自号“不过如是斋”的李知其，也写出了篇幅很大的索隐红学著作，书题叫《红楼梦谜》。此书1984年出版上篇，1985年出版下篇，1988年又出版了续篇。上篇是该书第一章《〈红楼梦〉角色猜谜举例》，有文二十四节；下篇是该书第二章《〈红楼梦〉事物猜谜举例》、第三章《〈红楼梦〉面面观》、第四章《“红学”的议论》，有文二十八节；续篇以程甲本一百二十回为猜谜对象，有文一百二十节。 李知其的《红楼梦谜》，其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就是继承和发挥蔡元培等旧红学索隐派的思想和方法，认为《红楼梦》是反清复明之作，说《红楼梦》“是一本前所未见的梦谜小说，到处隐藏了大、中、小的谜语不计其数”(上篇第一节《甄英莲》。着重点引者所加，下同)。认为小说作者就是通过制作这许多“谜”、“梦谜”，来反映政治历史事件，表达反清复明思想的。 《红楼梦谜》的特点之一，是强调小说作者善于“营造谜语”，而李知其又极善于“解谜”。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李知其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影射顺治皇帝，小说第二十二回湘云叫宝玉为“爱哥哥”那段话有诅咒胡人“死亡”之意。他说： 第二十回，史湘云叫宝玉做“爱哥哥”，黛玉笑她： “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么爱三了。”黛玉短短一句话里，出现了“爱”字三次，实在是一个明点： 贾宝玉原是姓爱的。……“回来赶围棋儿”是说回来围攻旗夷的时候，“又该你闹么爱三了”这一句话表面是闹一二三，实际写成只见有一二三而无四，无四谐读胡死，可知史湘云口中的爱哥哥只是书中的言语，她心里却是要咒闹胡人的死亡呢。(上篇第八节《贾宝玉》) 第二个例子，李知其说，小说第八十七回紫鹃说要厨房为黛玉做一碗汤那几句话，其实是“作了一个史事报告”。他说： 《红楼梦》藏谜的手法，每每痴得使人惊叹不已的。像第八十七回紫鹃问黛玉： 叫雪雁告诉厨房，给黛玉作一碗“火肉白菜，加了一点虾米儿，配了点青笋紫菜”好么?这时的紫鹃，其实作了一个史事报告。“火肉”谐音鹅肉，白彩的鹅肉就是天鹅肉了；“虾米儿”读“蛤蟆儿”；“青笋紫菜”是清顺治来。这一碗汤恐怕是说： 弘光帝那个癞蛤蟆，只为好色想吃天鹅肉，看看快把江山配给了顺治帝了。(同上第七节《林黛玉》) 李知其这种猜谜法，真是匪夷所思，其穿凿附会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与其说这是小说作者在“制谜”、李知其在“解谜”，不如说这些所谓“谜”，“实际上是这位索隐家自己制造出来的。猜谜人自己即是制谜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②。 《红楼梦谜》的另一个特点，是竭力推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梦”的概念；公开提出《红楼梦》创作本身就是“做梦”，所以研究《红楼梦》就应当使用“详梦的科学方法”。对该书的这个特点，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段话，转录于此： 《红楼梦》创作过程是“做梦”，而曹雪芹呢，“他既非‘作者’，也不是‘抄者’或‘阅者’，只是一个呓说人在泄恨说恨”(页738)。《红楼梦》既是“做梦”的产物，研究它也就必须用“详梦”的方法，而且这才是“科学方法”!这就是《红楼梦谜》著者告诉我们大家应当懂得的方法论!我们不是说科学研究应当实事求是么?按照李氏这种“做梦”说、“详梦”说，哪还有什么实事求是可言呢?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以主观随意性为其根本特征的，但当索隐学者无法自圆其说时，索性把文学的创作和评论统统理解为非理性的活动，用一个“梦”字来搪塞。对于这样的理论和方法，真是叫人不知说什么好了!③ 李知其在《红楼梦谜》中劝告青年人不要读非索隐派的红学著作，应该读索隐派的红学著作，并且“做索隐读者”(上篇第八节《贾宝玉》)，还要求他们“有信心遵循蔡元培、王梦阮、沈瓶庵、潘重规、杜世杰等正确而高明的导航线，继续把谜语猜下去”(同上第二节《薛蟠》)。索隐家的李知其，将已故和在世的新老索隐派及其索隐方法称为“正确而高明的导航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青年们是否会像李知其那样，遵循他那“详梦”的方法“继续把谜语猜下去”，具有科学观念和理性意识的青年是会作出他们正确的回答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4） 四、 霍国玲等《红楼解梦》： 林黛玉“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 30多年来，海外固然不断地有索隐派红学著作出现，继上述潘重规、杜世杰、李知其之后，内地也出现了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的《红楼解梦》这样的红学索隐派的书。 霍国玲等著的《红楼解梦》，也像许多索隐派著作一样，认为“小说的表面故事是假话，另有真事隐在其中”，“《红楼梦》中隐入了何人何事，是《红楼解梦》一书所要揭示的问题”。那么，此书索出了什么隐事呢?他们说： 康熙帝驾崩后，雍正帝继位，不仅结束了曹家“烈火烹油”的生活和富贵荣宠的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作者十四岁时，抄了他的家。从而使这个“百年旺族”走上江河日下、日暮途穷的下坡路。曹雪芹乖蹇的命运并没有到此为止，雍正八年，他十六岁时，宫中选秀女，又把他倾心爱恋的姑娘竺香玉夺入宫中先作御用少尼，后来纳作妃子，进而封为皇后。这一切，给这对年轻的恋人带来了不可言喻的痛苦。为了抗议这种强暴和不公正的命运，他二人合力将雍正帝用丹砂毒死，最后香玉又以身殉情。(《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红楼解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着重点引者所加，下同) 换句话说，《红楼解梦》索出的隐事、真事，是曹雪芹和他的恋人竺香玉合谋毒杀了雍正皇帝。 《红楼解梦》所说的“竺香玉”是谁?该书说就是小说里林黛玉的生活原型，就是“《红楼梦》中隐写了杀死雍正帝的女侠”。霍书在谈《红楼解梦》书名由来时，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姐弟合著的《红楼解梦》一书，原打算取名为《红楼隐侠》。这是由于雍正帝暴亡后，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 雍正帝死于女侠的刀下，这个女侠便是吕四娘。通过我们的钩隐稽实，发现置雍正帝于死地的女侠不是别人，而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生活原型竺香玉。这个竺香玉并未直接出现在小说里，而是被隐写在小说中她的无数分身者身上。据此才将我们的书名定为《红楼隐侠》。意思是说《红楼梦》中隐写了杀死雍正帝的女侠。(同上) 这就是说，书名虽然听取某位红学家的意见由《红楼隐侠》改定为《红楼解梦》，可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用意是歌颂一个杀死雍正皇帝的女侠，这却是一样的。 问题是在于这个“竺香玉”是何许人?历史书上并没有这样一个人，那么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霍氏姐弟是从《红楼梦》里“索隐”出来的。原来“竺香玉”这个人是从小说第七十六回妙玉所作的那首诗里找出来的。他们说： 香篆销金鼎，脂冰腻玉盆。箫增嫠妇泣，衾倩侍儿温。空帐悬文凤，闲屏掩彩鸳。 首先，我们发现在“香篆销金鼎，脂冰腻玉盆”两句诗中，隐进了竺香玉的名字。何以见得呢?请看： 1．香、玉两字隐在这两句诗中(直通) 2．篆字中可拆出一个竹字(拆字法) 3．竹隐竺(谐音法) 据此我们说妙玉的诗中隐进了竺香玉的名字。并由此推及，妙玉之诗，正披露了香玉守寡后的生活实况。妙玉诗句中的“嫠妇”即寡妇之意。因此我们说妙玉是竺香玉守寡后的一个分身；“空帐悬文凤，闲屏掩彩鸳”两句诗，透露出香玉守寡后又与天祐私通的史实。(第一集《〈红楼梦〉中隐入了何人何事》，妙玉诗句下着重点原有，余为引者所加) 为什么说“香玉守寡后又与天祐私通”呢?霍书作了如下的解释，同时对“天祐与香玉之事败露后，一个自尽，一个逃亡”的结局作了交代。他们说： 众所周知，凤是传说中的一种雄鸟，与其相对应的同种雌鸟称作凰。鸳是一种水鸟中的雄鸟，与其相对应的同种雌鸟则是鸯。而妙玉守寡后，她的空帐不空，里面又悬进了颇具文彩的凤(才子天祐)。同样，妙玉的闲屏不闲，内中又掩进了美丽斑驳的鸳(美男子天祐)。诗中这种寓意，读者不能忽视。 乾隆九年，天祐三十岁时中了举，并得官职为州同。就在这年，香玉为天祐生下一子，但由于天祐之妻的醋妒及庙中老尼的威逼，致使天祐“惧祸走他乡”，香玉“耻情归地府”，一段姻缘，到此结束。(同上) 霍书认为曹天祐就是曹雪芹，同时又是小说中的贾宝玉，而黛玉、妙玉又同是小说中根本未曾直接出现过的所谓“竺香玉”的化身或分身。霍书说守寡后的香玉跟曹天祐“私通”，还把两人的“私通”说成是“史实”。其实这何尝是“史实”，这只能说是主观编造。 《红楼解梦》中，常将历史上的人物、小说作者、小说中人物乃至研究者“发现”出来的人物捏合在一起，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营造人物关系、编造故事情节。如小说第三回有两首《西江月》词，霍书根据脂批称此两首词“别有深意”，又作了如下一番考释和发挥： 脂批中指出，写上述两首《西江月》是作者“别有深意”，其深意为何?笔者认为，此词是用来为宝玉画像、作评的，同时还存有作者的自谦自贬之意。其用心则在于： 为自己与香玉合谋害死雍正打掩护。世人谁能料到，像宝玉这样一个“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的人物，竟会谋害当今皇上?更不会有人料到，像黛玉那样一个娇滴滴，哭啼啼，终日里药比饭吃得还要多的病弱少女，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甭说世人不会想到，即使今天我们姐弟将此案揭示出来，仍有部分读者不愿相信，不肯相信，不敢相信。(《〈红楼梦〉的分身法》) 这里，小说作者、香玉、宝玉、黛玉、雍正皇帝在《红楼解梦》著者的导演下演了一出“合谋害死”雍正皇帝的戏，但是导演却不说这是戏，而是已经“揭示出来”的骇人听闻的谋害皇帝案，而黛玉“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这真是从何说起啊!这是在歌颂林黛玉还是在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林黛玉呢? 对于《红楼解梦》这样一部书，有人却恣意加以吹捧。有位署名“紫军”者为此书写《序》，竟说《红楼解梦》在红学研究中“实际已形成完整的学说”，说此书是对《红楼梦》研究的“全面突破”，是“新的里程碑”，说此书的“核心”，就在于“推断、论证出《红楼梦》背后所隐的一段历史”，其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一个叫竺香玉的二十岁的皇后，“在曹雪芹的配合下，用丹砂毒死雍正”(第一集增订本《序》)。但也有学者对此书提出认真严肃的批评，如杨启樵，在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四辑的《旷世奇闻： 曹雪芹毒杀雍正帝——评霍国玲等著〈红楼解梦〉》一文中，以历史资料为据，指出“雍正未尝封香玉为后”，“雪芹弑帝有悖常情”，“香玉为尼纯属想像”，“雪芹岂是龌龊小人”，“黛玉形象下流不堪”，批评此书的“索隐”“越解越糊涂”。文末说： “霍氏钻研《红楼梦》十余载，应有相当成就；惜主观性太强，先立一说： 雪芹恋人香玉被逼为皇后，曹、竺合谋毒死雍正。其集证据牵强附会，多不可信，钻入牛角尖而不能自拔。倘能虚心接受忠告，摈弃成见，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定有得益。” 如果说《红楼解梦》是在编写一个关于曹雪芹及其恋人谋害雍正皇帝的耸人听闻的故事的话，那么另一部索隐派的书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则是将《红楼梦》原著各回的顺序完全打乱，按照王国华的《红楼梦》“结构学”，重新裁剪组合，使之成为一种不讲情节、不讲人物思想逻辑，只符合王国华设计的“太极红楼梦”“结构红楼梦”的主观主义的玄想，只是在那里将全部《红楼梦》作“太极”的图解，其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更缺乏学术性科学性。尤有甚者，此书1995年7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正式出版时，竟署名作者是“王国华曹雪芹”。清朝时候的曹雪芹，就这样被拉来充当现在王国华合作著述的伙伴。如此荒唐，我们这里就不加评述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5） 五、 索隐派方法论并不科学，其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非科 学性质在《红楼梦》研究史上，索隐派的文章著述不少。历史上曾发生过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之间的一场争论，那场争论虽然充分暴露了索隐派研究方法的非科学性质，但是用索隐派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绝迹，有时候还显得相当突出、活跃。近几十年来，海内外的索隐派著述，实质上是旧红学索隐派的继续。 如何认识《红楼梦》研究史上的胡、蔡之争呢?如何认识和评价新旧红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前途呢?我曾经说： 《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争论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是对红学史上一场争论的评述。历史上这场争论至今在红学界并没有结束，从某些现象看来，旧红学索隐派在当年经过新红学考证派的批判之后，似乎又有“反攻”之势。而在我看来，以主观随意性为特征的索隐派红学，从科学研究的观点来衡量，其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就是站不住脚的；新红学考证派的著作，虽非没有缺点，但两相比较，总的说来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比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较为切实一些。至于历史上的索隐派，本身并非完全相同。蔡元培的方法不对，但他的《石头记》历史地看还保留着某种思想进步性。如今海外有的新的索隐派著作，别看有的是皇皇巨著，可是比起蔡元培来，不但未见高明，主观主义的随意猜测的毛病更为严重，所以我认为索隐派无论新旧，在《红楼梦》研究中只能是“终归穷途”。④ 为什么在红学研究中索隐派著述不绝如缕，有时还显得相当热闹，然而我们却说索隐派红学在学术上终归穷途呢?这并不取决于批评者对它所持的批评态度，而是由索隐派研究方法本身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无法克服的非科学性质和非科学倾向所决定的。 索隐派红学家称自己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方法。除个别索隐派红学家曾公开提出《红楼梦》研究本来就不必采取什么科学的方法，如上面我们说到的李知其，他认为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其实都是“梦”，研究《红楼梦》不必遵守什么严格的科学规范、科学原则、科学方法，完全可以并且只有使用测字猜谜的方法，放任个人的主观猜测和想像才能发现《红楼梦》的隐意，他不在乎他人认为自己这种“详梦”方法是否合乎科学。此外各种各样的索隐家都热衷于为自己主观猜测的方法涂上一层科学的色彩，力求把自己索隐的方法说成是科学的方法，企图借此显示其方法的科学性。其实，科学的考证方法跟索隐派的猜谜方法其性质是不同的，我们必须把两者区别开来。 那么科学考证和主观索隐有什么不同，如何加以区别呢?我们可以从下列若干方面加以考察。首先，就提出论题而言，考证家的论题一般地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论题的提出以考证家对研究对象的初步观察和了解为基础，强调论题来自客观对象；索隐家的论题的提出往往是来自某种先入之见、某种既定的主观悬念，在索隐派红学著述里，许多论题即所谓“谜”，其实都是这些猜谜家自己制造出来的。其次，就论证过程而言，考证家的论证强调遵循逻辑、尊重客观实际。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材料到结论；索隐家在这一点上恰好与考证家相反。他们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结论到材料。索隐派的著述中，论证的过程和方法往往是支离破碎、东拉西凑。他们的论证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有时是把事实和材料裁剪、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有时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例如根据自己的需要，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或联系。再次，就结论验证而言，考证家在主客观条件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其考证的结论是比较切实可靠的，当然，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考证家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考证过程及其结论会有失误，但考证方法所得的结果无论是对是错，一般地说是可以验证的；而索隐家们对自己所得出的结论，总是评价甚高，往往自诩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红楼梦》的真正解人，其实他们的结论往往是主观猜想的产物，并非什么真知灼见，很难说是切实可靠的。同时，索隐派主观猜测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往往是死无对证、无从检验的。最后，就研究价值而言，科学考证的目的和作用是通过认真踏实的研究，去探讨一些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遵循科学规律，依靠已知的科学知识，从已知到未知，帮助人们解决疑难问题，获得新的见识；索隐家们索隐的具体目的和动机虽然有所不同，或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或为了证实某一政治成见、心理观念，或则借此自炫博学、善于解谜，甚或借此消磨时日，以驱遣文字自娱并以此娱人。看来索隐家们追求的是某种乐趣，是自己和同好者心理上的满足。但也正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主观猜测、随意附会的通病，往往就不能自圆其说，也难以从科学上取信于人，有的读者则不但难以从中获得有益的新知，脑子里反倒是被塞进许多想入非非的虚幻故事和无益的思想观念。 总起来说，科学的考证本身要求尊重客观实际和科学规律，考证家某些具体考证可能产生失误，但他们毕竟受到科学研究原则的约束；测字猜谜的索隐，尽管在某些人看来颇有一种乐趣，但是以主观随意性为其根本特征的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使索隐派红学著述存在着非科学的有时是明显的反科学的倾向，这是基本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红学索隐派的理论和实践，再次暴露红学索隐派方法自身无法克服的严重缺陷。《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经验启示人们，红学研究工作者，只有认识到索隐方法非科学的性质，吸取索隐派研究的历史教训，才有可能克服《红楼梦》研究中重复出现的非科学倾向，才有可能提高红学研究的科学素质和科学水平。 注解： ① 胡适此文发表于1951年10月，潘重规《红学六十年》附有胡适此信影印件。拙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在选编潘重规、陈炳良有关索隐红学互相商榷的文章时，也编入了胡适此信。按，潘重规，字石禅，潘夏是他的笔名。 ② 拙文《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在谈到《红楼梦谜》一书时，曾对该书的猜谜提出这样的批评。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收入拙著《论红楼梦及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③ 拙文《红学批评应当实事求是》(评《红楼梦谜》对胡适和非索隐派红学的批评)，刊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④ 参见拙著《论红楼梦及其研究》的《自序》。《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争论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原载《红楼研究集刊》第四辑，收入《论红楼梦及其研究》。 （原载于《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郭豫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1） 吴祚来 对《红楼梦》的迷信与追捧持续了近百年，综观红学百年史，几可以为是一部文化闹剧史，它与中国近百年动荡史相辉映，折射出一个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无奈、彷徨、无聊以及方向迷失的悲哀。 红学研究被异化是《红楼梦》一书流传、传播缺憾造成，而这种“缺憾”（书的作者、作者身世、书的续补、版本之谜）致使文化研究者趋之若鹜，无数的智慧情趣都为这“缺憾”而生发，“红学”成了探佚猎奇学。 文学的研究应探讨其文学文本与艺术规律，而自胡适始，红学研究却变成了在文学著作外探讨历史的真相！一直到今天央视热播刘心武热评《红楼梦》，都在承袭胡适这一研究之歧途！刘心武如果做书斋研究，无可厚非，三两同仁把酒话红楼倒也无妨，当他的所谓“秦学”被央视放大、被全国观众追捧时，它的社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这种闲情“学术”不仅挤占了严肃的、科学的学术空间，也误导了大众健康的文化关注。也正因为此，我在博客网上发表了一篇网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批评刘心武把红学变成包二奶一样病态的精神寄托方式。此文一发，海内外近百家网络、报刊纷纷关注、转载，新浪网为此开设了专题予以讨论。 一、一个典故后面的隐喻 关于红学源起有一个典故： “红学”的名称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的一则笑话： 松江士人朱昌鼎只喜欢看小说，对《红楼梦》特别着迷。有朋友问朱昌鼎： “你为什么不研究经学？”朱答： “我也研究经学，不过我研究的经学，比别人的少一画三折。”繁体的经字少一画三折就是红字(事见均耀《慈竹居零墨》)。另外，李放的《八旗画录注》里有这样的记载： “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按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由这些记载，也可看出清代研读《红楼梦》风气之盛。我们从典故看这个学问诞生的时代，正是经学与科举制衰落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人心理断乳期，文化人空虚苦闷的心理得有所补偿，用什么来弥补呢？经学已无补于世，而《红楼梦》却可有慰吾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文人精神自慰的替代品。 []清末民国初年，也就是士人朱昌鼎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从变法维新到走向共和，一批血性中国男儿都在为民族存亡或思想或出生入死，红学在这时诞生出来，它说明了什么？说明有文人通过它避世消闲，通过它转移话题。 一百年前有了红学，现在又有人将它推进到秦学，请看刘心武先生洋洋自述： 不过这个书生不叫朱昌鼎了，这个书生叫刘心武，他在那儿看书，看着《红楼梦》，在那儿研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蒙，大家知道王蒙也是一个作家，同行，王蒙见了我就说，心武啊，你的研究我给你取个名，你那不就是研究秦学吗？——我的研究，最后形成独家思路的就是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学研究。（《百家讲坛》） 从胡适到刘心武，走的是同一条胡同： 在小说中寻找历史，在梦境中寻找社会真相。与其说这是一门探佚学，不如说是一门释梦学或猎奇猎艳学。 二、 红学荒唐始自胡适 20世纪20年代，胡适与陈独秀遥相呼应，倡导文学革命，要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要通过研究现实问题、引进海外新论及整理国故来实现，《红楼梦》、《水浒》、《西厢记》等一系列白话小说就是整理国故的重大成果。他们要通过鲜活的民间文化来取代陈腐的古典文化，要把这些小说推到崇高的文化地位上去： “我在中国文艺复兴初期，便不厌其详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研究于推崇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版本，以便于校正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前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口述自传》）这是奠定现代小说学，更准确地说，是奠定“新红学”的核心话语！ 1921年5月，是他的新红学新版本问世之月。而1921年7月，是中国成立之月！以陈独秀为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崭新政党也划时代地诞生！两个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个手执红旗，一个手捧红学，一个用呐喊用热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国，一个沉入学术迷宫不谈主义，只谈“问题”，离社会时代越走越远！红学的弃世、避世精神把有着革命人文精神的一代文化领袖人物胡适先生拖下了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2） 三、 陈独秀道破《红楼梦》却无人喝彩 1921年4月，陈独秀在广州为《红楼梦》写“新叙”，陈独秀比较中西方小说，发现中国小说有一个致命问题： 就是写小说既写“人情”，又写“故事”，同时发展，看小说时你却隐约看出了“历史”，你把它当历史看时，你会发现它不过是一部小说!“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岂止是两败，三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人情又伤了历史，研究者伤了小说，小说又伤了研究者，以至于研究者成了小说的伤害者，也成了读者的伤害者！《红楼梦》最终成了各色人等的智力玩具与各种意图的博弈场！ 陈独秀一方面反对用高深思想来批评小说旨趣，又批评把《石头记》当史实考据： “至于考据《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做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把它当做善写人情的小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做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① 陈独秀已经批了胡适把小说当历史来考据，可胡适却仍执迷不悟！其实，胡适本人对《红楼梦》一书文学价值一直评价不高，甚至在晚年的一次讲演中把《红楼梦》说成是“狗屁”。既然不是文学至高精品，为何要穷究其背后的似是而非的所谓的问题呢？ 不仅不要考据学，陈独秀甚至希望有文学高手把《红楼梦》中缠脚布尽皆斩除，使它成为清纯的文学作品，可惜，胡适没有与同僚们按独秀先生意志去做，如果遵循独秀思路，也就没有了百年红学，我们后人欣赏到的可能是真正的“洁本”《红楼梦》！ 陈独秀的这篇“新叙”短短千余字，可谓是独上高楼，望尽了红学天涯之路！他不愧为中国20世纪初思想领袖，可惜，真正的思想者总是发出不合时宜的孤独的声音，人们更多地愿意去捉文化迷藏，看文坛热闹。 四、 李希凡、蓝翎引出关注《红楼梦》 1954年，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与蓝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使优秀的祖国文学真正为祖国人民所有，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文艺工作者光荣使命，所以要“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误中解放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去学习它，也就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李、蓝革命性的学术意义在于： 他们把《红楼梦》这部文学著作引入到社会生活场中来讨论，他们深刻地看出，这部名著折射出一个封建时代的瓦解崩溃之征兆。这种宏大的学术视野俯视传统红学与《红楼梦》小说，惊世骇俗，非同凡响。 他们的遗憾也随之同生： 他们把曹雪芹自然而为之文，看成是“革命者”有意而为之文，他们把《红楼梦》从文化场直接引入到政治角斗场，最终成为文化界思想斗争的学术工具！亲自批阅“二位小人物”文章，使红学学术之争成为国家文化革命之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批红学，既是反右之前兆，又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奏，通过红学之争，洞悉了文化界隐存的问题以及文化群体的可操纵性。的批语： “共青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三十六岁。”并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加上： “不过是小人物”。 这份研究于10月16日被提上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为此致函中央高层及文化界高层人士： 、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等等。这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提到：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红学”被提到政治局议题上来，红楼政治学、红学阶级斗争学也就随之成立并一点点实施起来。中国文化界又失去了研究《红楼梦》主体文本的机会，阶级的批判代替了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批评，李、蓝也因此成为文化界风口浪尖上的“小人物”。红学第二次走上学术之歧途，无法回归学术本身。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又是一场红学热潮，红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一方面回顾几年红学之争，一方面还在版本、作者身世、祖籍，及一系列似真似伪的“出土文物”问题上大动干戈。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真正的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四大支②，除此之物，都不属红学。周汝昌先生所云红学，不过是在《红楼梦》文本外打转圈的“红外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3） 五、 学者的责任与学术的使命 中国文化人最不缺少的是智慧，而最缺少的是社会责任，我们的学术因此没有社会使命感。 《红楼梦》不是某一个男人的“自传”，它成为名著是因为它是无数中国失意文人的心灵自传，当我们的文化人、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时，作者的具体身世与祖坟上墓碑就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了，而是题外闲话了！ 中国的文人都有济世补天之志，就像女娲娘娘手中的五色石一样，然而多时运不济，补天不成，遗失于风尘之中，他没有主体性，被一僧一道弃于人世间，演绎一段人生佳话。但这被儒化、功利化、化的世态并不适合一颗纯粹的心灵栖居，最终一僧一道将他带回天界，无中生有，有又至无，人生的努力都在佛道掌控之中，只有超度自己才是永远的解脱，“好”不过是浮华世象之假象，“了”才是最终人生的结局。人生的舞台似乎是儒家的，而原创是“神”、是女娲，导演却是一僧一道，一僧一道总在掌控着男女主角的命运，男女主角就像木偶一样，一根线牵在僧道手中，让他们出台，他们就登台，让他们消失，他们就无影无踪！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因此截然异趣于西方悲剧精神。《红楼梦》悲剧是“先天的”、自然形成的，长成了色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悲剧，或叫“软悲剧”，这种悲剧不撕心裂肺，也没有巨大的震撼力，它是让人悟出其中悲剧意味，阅读《红楼梦》时，人们在其中可以有更多的留恋、游戏，可以在其中寄托情思，品评儿女风情。《红楼梦》因此带有自然的真实性。接受美学认为，是读者创造了名著。《红楼梦》更多的是被点评者，研究者和政治家们做大炒热的！ 优秀的名著都具有多面性，人们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目，也有多层次性，不同的审美眼光看到不同的文学境界！ 我认为： 《红楼梦》“一首五面”或者说有五层境界： 第一面孔： 《石头记》，他讲述了中国的精神天空已被儒家文化装饰弥补过了，一个知识分子沦落的灵魂从天上降落到地上。他无法与世俗生活同流合污，他的情感与思想无法完成统一，他的人格是分裂的，现实的生活亦不是他的追求，他是为补天而制成的，不补天毋宁死。这副面孔讲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 第二面孔： 《情僧录》，一僧一道本无情，携石入世却惹情，它讲的是儒、道、释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力。真正的知识分子要么去补儒家的天空，要么在俗世出家超脱，很难在俗世实现思想、情感与现实的统一。 第三面孔： 《风月宝鉴》，它是一面情感之镜，中国男人与女人都可在这里找到情感寄托与自己的情感对象。《红楼梦》的社会影响力的成功源于它是一面风月之镜，许多人天天用它来照自己。 第四面孔： 《红楼梦》，贵族府宅一场梦，这是红学研究者的心灵游戏空间、思想角逐场地。专家们要研究这是谁家的楼，谁人住，各色人等的无数故事，各种梦的象征或梦的对应物，这楼是谁人建成，这梦后又飘向了何方？以及楼的主人后来又葬在何处，等等。甚至有人认为楼里发生过阶级斗争。 第五面孔： 《金陵十二钗》，是宝玉眼中的十二钗，也是读者眼中的金陵十二钗，现在刘心武先生主攻研究这副面孔，从研究秦可卿开始，将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研究，所谓“秦学”，也就是将成规模、成体系、成独立学科地进行研究，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如果再往下一步发展，可以研究秦可卿的肢体语言学，可能更有轰动效应。遗憾的是，刘心武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运用在研究当代小说者研究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使艺术问题考据化、复杂化、无聊化，这种方式刘心武叫“探佚学”。 遗憾的是，我们学者的研究不关注《石头记》、《情僧录》这两副深刻的面孔，都把时间花在释梦比附上，花在《红楼梦》作者人物考据上，花在风月宝鉴映照之中，花在为十二金钗立学探佚上，学问越做越深，离艺术越来越远，离无聊虚妄却越走越近！现在的红学真正名字应该叫“红外学”！ 注解： ① 参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4月版《红楼梦》陈序。 ② 《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原载于《艺术评论》2005年10月号。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闲话红学（1） 沉香 中国的小说开始于唐，那时有说书人话，经过元代的白话文洗礼之后，到了明代，被一群高手接了过去，开始变着花样地玩，四大名著里面占了仨不说，还剩下个《金瓶梅词话》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等着替补。晚明是个对宋理学全面反思的时代，有李贽这样的“女权主义者”，也有冯梦龙这样的“情教教主”，赶上当权者不是秦始皇，眼前没有大火，脚下也没有大坑，大家都可着劲儿地奚落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刑不上大夫，礼却下了庶人，而知识分子反抗的武器就是编故事，所以才有大量的小说出台，更别说冯梦龙精神旺盛的还要整理民歌。记得汪曾祺曾经说过： “小说是写生活不是讲故事！”这话是掷地有声，但小说如果没有故事情节撑着，一地鸡零狗碎人民群众也是不爱看的，当然像《金瓶梅词话》这样就更加不容易，又讲生活又讲故事，上台领了奖还高票房，所以才叫奇书。 小说到了清朝一片萧瑟，政府不鼓励，民间不提倡，写不好要杀头的。清朝的皇帝觉得汉人真是麻烦，明代留下一群知识分子七嘴八舌唧唧喳喳别提多讨厌，无怪要亡国。程朱理学这么好的玩意儿为什么不拿来用？在思想上全把他们阉割了，看谁还敢跟朕叫板！文字狱整一堆奴才出来，小说搞到后来只剩下《红楼梦》撑场面，好像残花败柳之中突兀伸出一树海棠，抢眼但也稍显怪异。而冯梦龙的男欢女爱，一脉暗香被蒲松龄偷偷接去，到底是不敢张扬，只好借狐狸花妖指东打西；至于《儒林外史》虽说是讽刺小说，也很耐看，但穷酸气是有的，只有《红楼梦》，作书人笔下元气充沛，神韵是来自明代的。 []《红楼梦》问世的道路很曲折，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知道的人不多，写了书只小范围阅读，都是亲朋好友。写长篇小说是个耗损人心力的事情，写到最后往往是拼体力耐性。没有考证过冯梦龙、罗贯中写小说是何等景象，他们有稿费可拿，书一写出，那边马上活字印刷坊间卖钱，想来下笔如飞，《三言二拍》写两遍也不可能吐血身亡。曹雪芹是精工出细活，又要字字推敲，呕心沥血，一部书磨蹭十年才写了一半，除了会喝酒写字之外，也不见他有别的挣钱本事，潦倒是必然的。乃至于三餐不继，举家食粥，我一直奇怪，这样情况下他还能不失笔下健朗，真乃奇人也。 跟曹雪芹同时代的有个袁枚，此人进士出身，又做官，所以有银两支持自己的小情小调，写过《随园诗话》。那时官场的小资们出这种“诗话”是种风气，无非一些吃喝玩乐的讲究，酒余饭后的赏玩。但《随园诗话》却因了一句话跟红学结缘。袁枚写道： 曹楝亭的儿子叫曹雪芹，他写了一部《红楼梦》，里面提到大观园，应该就是指我的随园了。 这一句话被后世的红学家多次提及，里面提到的曹家信息很被大家考证了一番，最后发现袁枚是顺着嘴胡说，曹楝亭根本不是雪芹的爸爸，而是他爷爷，至于大观园是不是他家随园就更不值得深究，小说里的园子自有它的虚构空间，可大可小，美轮美奂，而袁枚家的那个破园子是满足不了大家的想像力的。 但《随园诗话》却因此成了最早提及《红楼梦》的史料。可笑的是，袁枚本人却完全没有读过《红楼梦》，因为他接着说，《红楼梦》里写了很多妓女，真是妙啊。这话后来被郭沫若狠狠地讽刺了一下，考虑到《随园诗话》跟我一样只是闲话闲说，今天就不把他揪出来批斗了。 20年代，在胡适还没有出来抗红学大旗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天下，王梦阮、沈瓶庵有《红楼梦索隐》，蔡元培有《石头记索隐》，这派的武功一言以蔽之，就是“猜谜”。 王梦阮说黛玉是董小宛，因为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蔡元培说薛宝钗是高士奇。因为薛就是雪，而林和靖咏梅曰：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大体上索隐派都是这么个套路，沾边儿就靠，猛一眼看上去属于嘴大无脑，仔细看看，他们其实是乐在其中——写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 我曾买到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刚开篇便定了基调： “《红楼梦》那是政治小说”，蔡元培是有政治抱负的，所以把《红楼梦》也往政治上靠，然后就开始对号入座，用的方法是老派文人最拿手的治经学。事事往孔孟思想上靠，所以才硬说《红楼梦》是反清复明，我看了两眼实在看不下去了，那捕风捉影的本事确实不是白给。这书被我扔在抽屉里好久，今天要写《闲话红学》，只好找出来认真再翻，蔡先生执拗的样子让我边看边乐，想来这么猜谜颇有趣，否则他也不会一写就几万字了。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部小说，跟《红楼梦》似的，费了世人那么多口水。这个要怪罪曹雪芹。因为他明明是写小说讲故事，却不肯有老实的态度，开篇他用了很大的篇幅给自己抬轿子，说自己这部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己扯心扯肺，涕血成书。又有一个叫脂砚斋的跑出来帮闲，也是哭得一塌糊涂，捶胸顿足，扬言谁要不明白微言大义，就是没长眼睛没长脑子没长爱心。闹这么大的动静，谁还敢等闲视之？所以有了索隐一派，想来他们的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帮曹雪芹做注脚，为死人代言谈何容易，所以两百年来，他们自己的阵营也是四分五裂，统一不了。有“明珠家史说”，有“清世祖出家说”，上面说的王梦阮和蔡元培就是一例，他们各说各的十分过瘾，彼此之间还互相瞧不上眼，其实要划分起来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我以前不喜欢索隐派，觉得他们是妖言惑众，现在慢慢体会到，他们原来是太善良，一下子就上了曹雪芹的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闲话红学（2） 我小时候看《红楼梦》是跳过这些花招直接去看林黛玉进贾府的，就好像看三言二拍总是要过滤开篇的劝诫，年纪轻，自然不耐烦去看人家讲道理。而人生哲理这类东西，除非自己经历过，否则无法捕风捉影。现在想想，曹雪芹写这些东西只怕也是套路来的，他那时二三十岁，能有多少体会？“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不定也是感他人之慨。我那时候手边有个《三家评本红楼梦》，哪三家记不得了，横批竖批上批下批，挤得密密麻麻，统统不看。后来长大了，决定学大尾巴狼，竟然知道要找脂评本来看，费了很多脑筋整理思路，花了很多钱买影印本，跟着红学大家一路狂奔，反而没了小时候的轻松愉快。所以说，任什么好东西一旦搞成什么“学”，名堂就多起来了，弄的人很辛苦。 后来看见阅读《红楼梦》，那样推崇“好了歌”，还号召大家来品味其中的社会性，知道他也是拿这小说当教材来用了。 《石头记索隐》面世时，正好赶上胡适在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适拿过来开了刀。其实蔡先生并不把这个当成学问，只是闲着无事猜个谜，但被胡适在学术高度上挤兑了一下，不得以，只好口齿不清地辩解，但抬了一阵子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这篇文字当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适说研究《红楼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版本。这后来成为考证派红学的研究方向。后头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学，当然这是后话。 针对索隐派，胡适提出了科学的考证，其实是他一贯主张的方法论，简言之： 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潜台词： 不要再猜谜了！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平心而论，还是很粗糙的。那时候甲戌本还没有被发现，甚至脂本都没有被意识到，胡适手里只有程本跟戚本。现在我们都知道戚本是响当当的脂本，但那时胡适却认定戚本晚于程本，因为上头左一条批，右一条批，乱七八糟的，哪有程本干净漂亮，整洁养眼。这种类似挑苹果的褒贬方式听起来很可笑，犯下的错误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我却不忍心指责，因为胡适对红学的功绩在于但开风气，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面观之，在当时资料不充分、认识不全面的情况下，胡适给红学指出科学的研究方向，多么难得。 胡适列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曹家的史料，虽然很不完全，不过整个框架初见端倪。好像门捷列夫开出了元素周期表，后面的人负责按图索骥。 1927年甲戌本这一红学史上最珍贵的版本被发现，后头更多的版本被接二连三地发现，掀起红学一个又一个。这跟胡适提倡版本研究也有关系，这样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海外，80年代俄国人发现了《红楼梦》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苏关系都零度以下了，红学家们依然风尘仆仆奔赴列宁格勒，鉴定了列藏本。 胡适应该是第一个重视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说： 《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虽然关于这个大有商榷之地，可比较蔡先生只管往皇室贵族上牵强附会，眼光不晓得高明多少。清人说： 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所以尽管后人常常诟病胡适做学问的本事，但在见识眼光上，他无疑是领袖般的人物。 胡适写东西，常常有很温和的态度，即使与人争辩时也不失读书人斯文本色。他在表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不急不缓，会把繁杂的东西说得十分条理，同时也给对手留下很大的余地。这不是一般的能耐，态度如此宽容，难怪新文化运动由他来扛旗，像鲁迅那样嗖嗖不停甩匕首的，犀利是犀利，只是谁还敢往他身边儿站。 1923年，也就是在《红楼梦考证》出版两年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问世，这样考证派红学两大巨头胜利会师，站在一面红旗底下热烈握手。而第三员大将，周汝昌，此刻还是个小朋友，也许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后的。 俞平伯的考证方法跟胡适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较紧，他对曹家历史兴趣不深，却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边讨论一边生气，拍着桌子大喊： 后四十回绝对不是原著！嗓门儿大的险些把高鹗吓活了。 清代的小说家们地位不高，庙宇之上的人写小说是解闷儿杀时间，写完折子请完安，弄个闲情逸致玩玩也颇风雅；市井之中的人写小说是指桑骂槐泄私愤，能弄俩小钱儿打个小酒儿不用学孔乙己。曹雪芹就是这样，兼着感怀身世，顾影自怜，写了一辈子没写完，高鹗拿过来给磕磕碰碰续完，其实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瘾大的王爷贝勒，还不留名。一开始硬说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结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镜，一二三四五给列出了铁证如山。 不过俞平伯毕竟还是持冷静的文学分析立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鹗的续书，多少人把黛玉从棺材里拎出来摁着膀子跟宝玉拜了堂，高鹗笔下愣是不给续命灵丹，保证了《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尾，没有去媚俗，这点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说“续书是失败的，但是光荣的失败”，只是这夸奖听起来蛮不是味儿。 俞平伯先生是搞学问的，而且性子有些执拗，所以下笔颇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红楼梦》给抖落一遍。他的《红楼梦辨》可以跟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放在一起看，一个笔走龙蛇，一个温文尔雅，姿态虽不一样，但道理倒是说得都透。 俞平伯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对《红楼梦》持冷静态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十分必要，后来的周汝昌对《红楼梦》就缺少这样的距离，如今周老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记不大住，你说他老人家这是闹的哪门子。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就很大张旗鼓地说，《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1923年说这话倒没什么，顶多出来一干人等在后头拍拍砖头，但1952年再版的时候，俞老还是只字不改，结果伟大领袖亲自出来拍砖头了。 《红楼梦辨》1952年再版的时候改名称叫做《红楼梦研究》，内容并没做多少改动。只是没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两码事，1923年有人说俞老您这说的不对、那儿说的不妥，俞老高兴了可以说，对对对您说的是！不高兴了可以抓起块石头来磨刀霍霍向了猪羊。偏偏1952年，伟大领袖左顾右盼觉得都开国好几年了，思想界里放眼望去怎么还是胡适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统一思想，五四以来的胡派思想是只拦路虎，情急之中，机缘巧合，正张着大嘴惦记，蹦出俞平伯这只“黏豆包”。 很多人都说当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直接掀起了后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但李希凡和蓝翎那时二十几岁的样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这样的浪头，他们只是被人拿起来做了冲锋枪，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后头是谁扣动扳机是不言而喻的了。 50年代初，文艺界在巨手的指引下，开始杂乱无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里的只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红楼梦研究》。后来亲自写了信函，大家才明白过来，噢，真正要批判的原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才赶紧调整批斗方向，还好力挽狂澜得及时，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脚才千八百只而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闲话红学（3） 这场浩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小小预演，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给全国人民洗脑，那么这次，可以说是给知识界洗脑。而的最终目的，不是教导大家怎么看《红楼梦》，也不是打倒胡适，他的真正目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一统江山。所以借此把《人民日报》的编辑班子大换血，又扯出什么《胡风集团》来杀鸡儆猴，一个《红楼梦》搞这么大声响，不要说大洋对岸的胡适始料未及，我猜曹雪芹在棺材里也会目瞪口呆的。 寄居美国的胡适，悲恸地写下： “我的在中国的朋友们，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寥寥数语，催人泪下。后来私底下多次表达欢迎胡适回国的愿望，但胡适不仅不买账，反而更加努力地骂。 我翻那段历史，常常掩卷叹息，说不明白，宁可不说，咱还是闲话红学。 这边闹得如此厉害，此时的周汝昌却躲在四川写他四十万字的《红楼梦新证》，他哪里知道这外头的戏都唱到哪处？这书，但看名字就知道跟胡适一脉相承，交到编辑手里的时候，编辑直哆嗦： 还真有不怕死的。 要说编辑还是很厚道的，把文中许多“胡适”变成“妄人胡适”，大体看了看，就这么着吧，往前台一推是死是活全看自个儿命大不大了。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批评，因为太明显了，考证方法完全是胡适的，也同样是坚持自传说，跟胡适简直一个鼻子出气，不批斗他批斗谁？周汝昌这才知道害怕，专门撰文大着嗓门儿说鲁迅，拼命想站鲁爷旁边躲躲风雨，但鲁迅又没提倡什么方法论，也不搞红学，一干文人都是打那时候过来的，火眼金睛一般，周汝昌的瞎扯大旗是无法蒙混过关的。大家正挽起袖子准备群殴周汝昌的时候，暗地里出了指示保下了周汝昌，这时的周汝昌连惊带吓，住了院，还派了李希凡去看望他，真是无上的恩典啊。 《红楼梦新证》出版距离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有一年，但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红楼梦新证》半年之内再版三次，都点头说好。两本书，一前一后，为何差别如此之大，我想比较天真的猜测是《红楼梦新证》集考证派红学之大成，是识货之人，所以起了爱才之心。而比较刻薄的猜测是，当时整风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没有理由再要一根导火索了。历史，总是这样面目不清，也许两个原因都有吧。 《红楼梦新证》正如前面所说，是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列举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关于红学、曹家的史料。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古狗”，一条一条的史证都是他细心在故纸堆里搜寻的，为了了解曹家的获罪经过，他甚至还去故宫查取了康熙朝后期的大量奏章，态度之认真，考证之仔细，证据之全面，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网上拍得一本1953年一版二印的《红楼梦新证》，繁体竖版，纸已经发黄发脆，我每次翻阅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好像捧着个青花大瓷瓶。周老那时才三十几岁，四十万字的书写得文风古拙，但意气风发，隐隐有风雷之气，虽是罗列史料，但读起来并不艰涩。 他以前是学西语的，芳官改名叫“温都里纳”，他竟然能考证出这是法语“玻璃”之意。至于画出荣国府地图，对照贾宝玉曹雪芹年表，总结各个版本脂批差异，列举程高本跟脂批本文字高低，没有一般的功力和眼光是做不到的。看完《红楼梦新证》，我只有一种感觉，《红楼梦》话说到头了。 《红楼梦新证》日后被我用来作宝典，不为别的，只为里面大量的史料年鉴。后头再有人凑论文，混文凭，写红学的东西，是不是以点概全，嘴大无脑，只要查查《红楼梦新证》就知道了。 周老是喜欢湘云的，从年轻那会儿就开始，他在做完历史考证之后，曾对脂砚斋有了一番猜测，他说脂砚斋只怕是个女子，而且是个娇憨女子，说不定就是湘云！周老跟胡适一样，一口咬定曹雪芹就是贾宝玉，又中了“红袖添香好读书”的毒，不忍心看曹雪芹写这么伟大的书还耍光棍儿，所以给安排个姑娘。虽说愿望是美好的，只是他怎么不想想，湘云能眼睁睁看着曹雪芹在文中跟黛玉蜜里调油？还要批书叫好，就算她冷静非凡肚里能跑两趟船，曹雪芹也不会如此唐突佳人啊。 在这点上，还是张爱玲说得对： 曹雪芹是曹雪芹，贾宝玉是贾宝玉，苹果跟橘子，两码事。 但周老不这么认为，接下来的五十几年，就长在红学上了，一心一意地把湘云往宝玉房里拉。近期他常有新书面世，我每本都漂洋过海订来，阿弥陀佛，周老您视力都不行了，就不要再写了吧，一世英明，都葬送在您这老而弥坚的手上了。 年纪大了以后，周老越来越多剑走偏锋，搞了个曹学，天天研究曹雪芹老家是不是铁岭。这也难怪，现在红学界搞的那些东西都是他年轻时玩剩下的，这么多年了，没个新鲜的，这不逼着他老人家上黑木崖吗？红学界劝不住他，只好冷嘲热讽旁敲侧击，周老一生气，老顽童脾气发作，脱离红学界，宣称自己不是红学家。红学界这帮人拉也拉不住，只好叹口气，唉，随他老人家去吧。 《红楼梦》仅仅一本小说而已，研究这许多年，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出现，总有研究到头的一天。大家为了不重复旧话不走老路，只好消尖脑袋地惊世骇俗，涌出一堆一堆的神嘴。 80年代末有霍氏姐弟推出《红楼解梦》，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大家多少年没看到不重样儿的了，一群老夫子当中突然出现个小妖怪，众人反应不过来都蒙了。 霍氏姐弟其实更适合去当娱记，他们的研究路子是大胆假设，绝不求证。说出的话都不大靠谱，连黛玉是雍正皇后这样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假设。我常想他们这本事去香港当个狗仔队应该没问题，生对了年代说不定还能逼死一个半个阮玲玉。 他们的《红楼解梦》出到第四辑，我每辑都买，列在书架上，红彤彤一片好不漂亮。其实我并非要给他们抬轿子，只是人民群众也有看热闹的权利。 说到底《红楼解梦》不过是上个世纪索隐派借尸还魂。但是，态度并不招人喜欢，没有坚实的旧学底子，还常常自说自话，标榜自己是曹雪芹肚子里的蛔虫，有时说着说着，突然分出个身子拍自己肩膀，大赞说得好！我一个没提防就会吓一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闲话红学（4） 后来刘心武好好的小说不写，也来凑热闹，自己创建了个“秦学”。他很久以前写过《秦可卿之死》，文学家玩票客串一把红学家，颇让人耳目一新了一回，但年老之后不知道怎么想的，决定也跻身红学了，而且专门研究秦可卿，举出“秦学”的大旗，我看了头皮直发紧，原来学派是这么好建立的？ 刘心武也是下过工夫的。翻了些清史，说出的话都比较吓人，什么秦可卿是康熙废太子的女儿；而冯紫英曾经发动过政变；贾家娶了秦可卿是两边捞政治资本；贾元春讨厌“玉”字，是因为“来时本姓秦，未嫁先名玉”。他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给索隐派做了招魂幡。 《红楼梦》中说可卿死后用的棺材本来是“义忠亲王老千岁”的，但他“犯了事”，所以被贾家贱买。这个“义忠亲王老千岁”被刘心武考证了一番，靠到了康熙末年夺嗣一事，正好周汝昌也曾经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考证，所以两人书信往来，一来二去，谈出了感情，不免引为知己，互相吹捧起来。后来刘心武出书特意选登了一些他们的信件，我看之后一个大红脸，无言以对。 平心而论，刘心武到底是小说家，他的“秦学”实在不成为学问，后来他高兴起来又写了《元春之死》、《妙玉之死》，我只好替他惋惜，小说竟然也越写越差了。 而另一位小说家二月河就要低调的多。二月河在没写清朝皇帝之前是搞“红”的，搞了半天无人喝彩，后来还是红学家冯其墉给他指了条路说，你这不是搞学问的架势，你应该去写小说。二月河恍然大悟，这才大红大紫，他写《康熙大帝》也夹了私货，里头魏东亭的人物原型就是曹雪芹的爷爷曹楝亭。二月河名声响了，被各地的红学会叫去撑场面，但他挂名而已，不见闹什么动静，不过日后一提起冯老的知遇之恩来，从来都是感激涕零，没齿不忘。 现在红学界撑大旗的是冯其墉，冯老为人四平八稳，他跟周汝昌不合，这大概是红学界的八卦，但冯老人很厚道，人前人后常提周老名字，他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但说起周老来都是一口一个“老一辈红学家”，扛大旗的多是这样宽容的人物。而另一位红学干将蔡义江先生学术上没得说，文章也聪明，就是厉害的跟个小锥子似的，话里话外那个挤兑周老，我看了也忍不住地笑，你说六十多岁的人，跟个八十多的老头子较什么真儿。 李希凡当年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现在也往八十上数了，他长的方头大脸，一眼看过去就是个有福之人，无怪当年被挑中，也因此搞得全国闻名妇孺皆知。他托了红学的福，一辈子衣食无忧，近年来的心态十分平和，常做些反思，下笔也很宽恕，虽还是红学界的领军人物，但不大管红学界的烦事。 我曾经见过一张他年轻时跟俞平伯的合影，那是在《红楼梦学刊》成立酒会上，1980年，他笑嘻嘻地欢言得所憩，俞老举酒杯冲他照着，面无表情，恩怨尽在不言中。 至于红学，现在是一片死水，毫无波澜，不过这样也好，应了曹雪芹的那句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本文在提及建国后红学历史时参考了孙玉明先生所著《红学： 1954》，特别感谢。——作者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意淫的哀伤（1） ——读《红楼梦》随想 陈村 打开《红楼梦》，曹雪芹说：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他为何如此悲哀？ 《红楼梦》中没有上帝，只有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 没有亚当和夏娃，有贾宝玉和林黛玉。亚当将肋骨交给了夏娃，神瑛侍者以甘露浇灌了绛珠仙草。男授女受，两者在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红楼梦》比《旧约》多了些世俗人情。 同样是女儿的“原债”。 林妹妹的泪儿，从此就流不干了。 警幻仙姑有过两件功绩。 仙姑说： “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二字。‘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 仙姑说： “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警幻仙姑所说的“蠢物”，在文学作品里有《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蠢得过于通俗，为仙姑所不爱。仙姑想必更是意淫的高手，所以钟爱宝玉，优而待之。仙姑是“神仙姐姐”，淫得不俗，所以将宝玉推荐于其妹可卿的眠床。此景只应天上有，在人世，贾宝玉所遇所求均是“蠢物”，于是就孤掌难鸣了。这是“独得”的不幸。 读遍《红楼梦》，果然是只可心会而神通，淫在若有若无之间，织造得绵绵密密，一段缠人的情意，说它不得。 警幻仙姑“秘授以之事，推宝玉入房中，将门掩上自去”。 性启蒙在刹那间完成了，也许还授以性技术。贾宝玉没有辜负仙姑的教诲，按时完成作业，完成得难解难分。 警幻仙姑有一个美妙的说法： “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中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为了避免教唆的嫌疑，仙姑也不免作伪，抬出孔孟经济来遮掩。她的真实心态在于前半截话，要使贾宝玉固守着意淫的意境，不当“蠢物”。 “临行喝妈一碗酒……千杯万盏会应酬”（《红灯记》）。以后的贾宝玉果然中了警幻仙姑的圈套，一心一意地只在“意淫”二字上行走。 《红楼梦》中，明确写到贾宝玉的有两处。一是和秦可卿，带着梦遗的嫌疑。紧接着是与丫头袭人，这次才是异常真实的。 两次发生在书的开头处，应当是别有深意的。这两次之后，书中再也不写宝玉的儿女之事，使得这仅有的两次有着象征的意味。 这两次的淫也许是要告诉看官，贾宝玉并无生理的残障，也无心理疾患。假如需要，他也是一名伟丈夫，做得不比任何人差。 书中后面将要叙述的故事，只能由一名生理心理均十分健康的主人公来承当。否则，贾宝玉由正而邪，痴情得变了味道。 贾宝玉和“世之好淫者”（即“蠢物”）的区别，在于并不“无时，恨不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他同样“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同样觊觎“天下之美女”，只不过所要的不是“片时”而是永恒。他的心理要求是按住时光的流逝，将美好的一切予以固定。 他明白固定的不可能，因而悲凉起来。大观园内，女儿们与他生分了，出嫁了，嫁给污浊的男子。因失落感，曹雪芹听从潜意识的支配，将嫁出去的女子一一赋予不美好的下场。他对婚姻的评价极低。大观园是美好的，宝玉是美好的，可惜无论大观园还是贾宝玉都不是她们的归宿。她们一个个走开了，不再是“水做的骨肉”，而被泥做的男人污染了。他痛心疾首，流下意淫者痴情的辛酸之泪。 警幻仙姑的话，点出贾宝玉既不能“无时”，又不满足于“片时”的困窘。这是行淫者和意淫者的最后分界。 读罢《红楼梦》，发现曹雪芹绝妙的手笔是将虚实含混，似真又假，似假又真。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贾宝玉。书中的其余人物都是实的，连那空空道人与警幻仙姑都很实在。惟一的例外是贾宝玉。 他的出身虚幻，携着一块说不清味道的美玉，怀着一腔不可言传的情意。既然入世，又梦中出世，又失魂落魄。他频频亲近女儿家，充满性的意识，但绝无淫言秽行。他过细地咀嚼着现在，又迟疑地望着将来，明知没有结果，仍不改初衷。希望总像是没有破灭，林黛玉在证明他的爱的价值。然而她归根结底只能是高洁的另一种“蠢物”，令贾宝玉无法申诉自己的野心。 我们不能确定贾宝玉的身份。他是神，是魔？他是成人，孩子？《红楼梦》只是用力告诉我们，他是个男人。 书中的贾宝玉被写成半大不小的男子，情窦初开，意境却全有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意淫的哀伤（2） 一点不谙人事，警幻仙姑则无从下嘴。开成了“蠢物”，又变作极普通的人欲了，无味之尤。打从上界受戒归来的贾宝玉，果然成了女儿国中的魔主——这有点像《水浒》、《西游记》的故事。贾母宠惯孙儿不过老套，落笔虽多，并不出奇。真正的靠山是在界外。 警幻仙姑是贾宝玉的精神领袖。 《红楼梦》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努力。 据潘金莲揭发，西门庆的梦想是要将天下的女人都弄到自己的床上去。这很粗鄙，很要不得的，犯了众人的大忌。女子因其用情不专而恼怒，男子因其侵犯了自己的属地而愤恨。所以，西门庆无论如何装傻都糊弄不过去。 贾宝玉要雅得多。他意之所淫，与所谓“精神恋爱”并不相等。他要求可见可触及的活生生的对象，因行淫的没有出路，在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欲求。 他爱慕过同性，睡过丫头，无事就往姑娘堆里凑，背下《西厢记》的戏文，解得薛呆子的一根什么的酒令。在有过这一切事迹之后，他仍是个冰清玉洁的公子。这里似乎大有学问。 我们将贾宝玉以上的言行，视作曹雪芹的第一种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使之成为一个男子、成人，身心正常。意淫的承担者只能是这样的人物，否则就没有了意义。成人化的贾宝玉，将悲剧的意义从个体推导到一般。 另有一种平行的与之相反的努力。 贾母、贾政、王夫人、元春的存在，是要使贾宝玉刹那间变作一个顽童。他被永远置于小孩的地位，丧失了“责任能力”。娇宠和毒打相反相成，甚至加上时不时发病中邪，贾宝玉就这样躲过了对女人的责任和义务。相反，女孩子们来给他抚慰，为他哭泣，将他再次降到小儿的水平，由女孩儿拍着入睡。能永远当一个小孩是多好啊。 贾宝玉就这样一会儿大，一会儿小。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闹得最不像话时，曹雪芹只好将凤姐陪绑，令她疯傻得更甚，举着明晃晃的刀，杀鸡杀犬杀人的，转移读者对宝玉卖痴的注意（从书中情节看，第二十五回凤姐中邪并无必要）。凤姐闹得虽凶，其实只是一个陪衬。凤姐好委屈。 由于这种极合人情的戏法，我们无法确定贾宝玉的年龄身份。我们也不能将对西门庆的嫌恶加在他的头上，因为孩子是没有性别的。闹得虽然累，贾宝玉终于因此拯救了自己。他余下的困难便是无可救药的东西，曹雪芹也救不了他。 只能是色极而空，走入玄妙。 上面说过，贾宝玉通常只是个“意”者，他对人事的领会是心照不宣的。他保持着男性成人的社交，在男人们的无聊聚会中露面，以一个爷们自居。按当时风俗，沾有一点同性恋倾向也是为了强调男性气质。但是，必须注意，他的参与是有限的。他总以一种被动的姿态，而且决不推波助澜。曹雪芹的心中十分明白，一过了这个分寸，贾宝玉就有辜了，成了观念上的西门庆，读者决不会饶了他。 简单地说，贾宝玉不过是个听听的爷们罢了。听罢又不能说，心烦。于是和小丫头袭人说了一回，说得袭人“掩面伏身而笑”。他使出爷们的能耐，初试。然而，这功课被精心安排在他的青春期的早晨，出自好奇而非淫欲。那么，谁会不谅解呢？ 初试之后有无再试，曹雪芹灵巧地回避了。他始终没告诉读者，贾宝玉是如何处理骚动的。如果一试再试，贾宝玉必然成为“蠢物”，与西门庆无异，《红楼梦》也不必再写下去了。有意思的是，贾宝玉只敢拿丫头来试。这与其说他有自卑情结，不如说是竭力使水做的女儿保持贞静，那才是他理想中的女儿，不能亲手毁坏。 丫头在贾宝玉的眼中，毕竟有些不同。 在忍无可忍之际，他对林黛玉也说过一回，说得如同试探。他用的是旁敲侧击之法，说给丫鬟紫鹃听： “若共你多情小姐共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词是从《西厢记》里借来的，第一听众（紫鹃）也是借来的。贾宝玉斗胆一说，立即被他的林妹妹一顿风暴刮了回去。这事眼看将闹得无法收场，曹雪芹妙笔一转，抬出贾政。林黛玉的委屈立即转化为担忧，事情轻轻过去了。贾宝玉又一次赔不是，他也许是愿意赔不是的——他宁可看到林黛玉的拒绝，而不是听见她的唱和。书中的林黛玉虽说总是哭泣，但她总是以贾宝玉所欣赏的姿态在哭，所以他并不烦她。 贾宝玉传达的戏文是非常不得体的。它不光有将林黛玉弄进鸳帐的裸的要求，更坏的，竟当着林黛玉的面，对丫鬟做性的挑逗。难怪林黛玉立即以哭抗拒。 这似乎是贾宝玉的劣根性决定的。他只敢在丫头面前作出违反游戏规则的事。丫鬟是另一种女儿，哪怕在贾宝玉这个女道主义者眼中。他的隐衷，他的，他的爷们的化了装的粗鄙，只能让女儿中的这些“又副册”见识。无论他对丫头做了什么，都是不重要的，曹雪芹不敢贸然打碎心中的幻影，那才是他梦魂萦绕的女儿。 在贾宝玉所钟爱的女儿身边，他的“行”是无所作为的，语言大多也很无聊，但语中有意有境。为意所驱使，一些琐屑不伦的话与事就生出魂来了。那是一些有一搭没一搭的鬼话。这里的妙处确实“可心会而不可口传”。 就动作而论，他至多不过凑上去嗅嗅什么冷香，胳肢一下黛玉，用目光摩挲一遍宝钗雪白的胳膊，为史湘云梳一回头。在现代人的眼光中，不过罢了，实在算不上艳遇。就语言论，他至多说到“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也不是能羞倒现代女子的绝妙情话，该听的偏偏又没听见。这位仙姑封的“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其水平不过如此。是早先的观念落后，还是今人的感觉粗糙了？ 行不得也的贾宝玉，有一手绝活，便是对女儿们的痴意。虽说他的语言有夸张的倾向，心中有孰亲孰远之分，但“不一而足”的心态是极明显的。他以真诚的泛爱赢得了“第一淫人”的称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意淫的哀伤（3） 令人注目的是，他的所爱，集中在小女儿的身上。虽然食谱宽广，但对凤姐从未有过情思。凤姐在他眼中，是个准长辈，长辈的代理人。何况她也太强，强到像个男儿的替身。所以，秦可卿一死，需要个管事的，他立即推荐了凤辣子。在现实中，曹雪芹决不让贾宝玉的淫沾上了“秽”色。 从这个思绪推想下去，发现贾宝玉思慕的如水女子，无一不是未婚的弱女。其中最弱的数林黛玉了，那个以泪洗面还他“原债”的娇娃。书中的女性美是和弱小无助联在一起的，她们不能主宰命运，相形之下，贾宝玉似乎强大起来。 女性中也有努力不弱的，如凤姐，宝蟾，金桂；或弱而不美的，如赵姨娘——她们都是被男人或因男人而奸坏的吧。在曹雪芹的笔下，上至皇妃，下至丫鬟，无一有好下场。 贾宝玉似乎常常忘却自己是男人，至少不将自己视作一般的男人。虽然他无聊时弄弄胭脂，其实无意成为女儿。他只是她们永恒的鉴赏者。 在这些弱不禁风、命运无常的女儿面前，贾宝玉终于不失为男子。这不是因为他的阳刚之美，而是由于他是大观园中惟一的男子。这使我想到《金瓶梅》，西门庆也是惟一的。 作者既然要传达心中强烈的感受，就必须对环境进行抽象，排除不相干的因素。“惟一”使得悲剧变成不可逃遁的定数。 西门庆对一大群女子的统治，是建立在“那话儿”的权威之上。封建的伦理关系，名义上的所有权，均不过是欺人之谈。西门庆无意成为“武大郎第二”，所以，他十分迷信的功用，企图以此平定纷争。这办法尽管粗俗，倒也明明白白，有自然主义的根据。其中的破绽是一夫当关，精力不济，钢琴弹不下来，徒生怨恨。于是有了“胡僧药”来助战，造化出神力。西门庆的宝贝“淫器包儿”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比贾宝玉的宝玉更为实际，它成为男权的象征。它所代表的性文化，虽然完全是以男子为中心，对女性来说，仍不失去其强大的诱惑和威慑。 贾宝玉不光没有“淫器包儿”和“胡僧药”，连身上固有的那一件也成了待业青年。他意之所淫，同西门庆行之所淫一样，都是无边的，其对象不可穷尽。这白日梦，是男性成人化的心态。然而，在与具体对象的关系上，他又是儿童化的，表现为接近、依恋、被关注，不涉及较高程度的亲密，不咄咄逼人。他甚至将对女性的保护职能（可视为男子占有欲的一种表现形态）也丢失了。相反，他常常是女性们垂怜的对象，无论丢了通灵宝玉还是被爹打了屁股。 在对个别女性的态度上，贾与西门二者是一样的，都多情或多欲，都十分认真。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收获是异曲同工的失败。 《红楼梦》的读者之所以没有反叛，是因为贾宝玉的纯情，因为淫而不秽，因为全书低沉的调子，因为书中明明白白但又若即若离的爱情线索。贾宝玉不断地赞美女性（其道理和高雅的美女画略有相通之处，为男女双方所接受），不断在外部压力下逃向女性，这无意中转移了读者的视线。他们也母性化了，也在情感上遮蔽贾宝玉了。 至此，我们能够领会曹雪芹不将贾宝玉写实的用心了。贾宝玉时而爷们时而儿童，在两者之间，从来不走到极端以至无法后转。他由警幻仙姑点化，耽于灵而非耽于肉。他用现实中男子的污秽来反衬理想中女子的纯洁。他周围的适龄男子们的绝情与可憎，以及地位教养的不相称，令他脱颖而出。他既证明了自己的正常体格，又在大观园中遵守游戏规则。那前世今世的神话，那宝玉宝钗的传说……正是由于这一切，一种几乎不可能建立的平衡居然站立起来了。贾宝玉没有变作惹人厌烦的西门庆（顺便提一句，《金瓶梅》一书中，西门庆也常常显出傻态，上点小当，这多少中和了读者的恶感）。贾宝玉在他的伊甸园中到处行走，虽然如履薄冰。 曹雪芹的梦终于圆起来了。圆得费尽心思，充满危机。 书中，不光林黛玉心怀不满，连薛宝钗也时有妒意。袭人去打小报告，想要宝玉搬出园子，以便垄断他的爱。晴雯未到袭人的份上，便看不得袭人（而不是薛林）。贾宝玉每移情一处，必受到众人的奚落与阻隔。弄得他只好在人死后，写写“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的歪诗。红绡帐里，其实并无现代人设想的事，按晴雯的说法，是“担了虚名”。被逼急时，贾宝玉也耍过赖，说些孩子气的话： “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就说这些闲话。”偶然而且就说些闲话尚且不可，又遑论其他。到头来，他依然只能“作小服低，陪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 贾宝玉牺牲了，为的是保全精神。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他信仰“博爱”的。灵与肉之间的这种抉择，不光是女儿们对他的要求，也是他的必须。为了不至于沦为“蠢物”，他必须纯情，必须无为而治。他只能走一条与西门庆相反的路。西门庆是动到了极端，贾宝玉则静到极端。贾以动心代替动身，始终保持着一个正常男子的和目光。曹雪芹是勇敢的，没让他的贾宝玉逃入见美不审的境地。这令贾宝玉非常为难。眼见而心烦，烦的不仅是女儿们的醋意，更是自己的无能为力。 贾宝玉怎么都找不到出路。 他一面欣赏女儿们的纯情，一面又抗拒着纯情。因独得意淫二字，所以他不能不是孤独的。 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贾林的爱情最深刻地写出了贾宝玉的无可作为。这样的爱，既使他肺腑有感，又是他泛爱之路的巨大障碍。书中，只能将它写成深刻而不深入的，恒常而不稳定的，充满前途的瞻望又根本没有前途的，双方相互极想靠拢又不可能合作的，心有所欲却排斥动作的——一种极端矛盾的爱。从读者来说，因为爱的不确定，也多少宽容了贾宝玉的非分之想。 所以，在前八十回中，曹雪芹始终在用太极推手般的法术，将这条爱情主线处于不进不退的尴尬境地。一千多页翻过去了，没有丝毫的进展，也可看做一绝。曹雪芹是不能和不忍，而不是无能。戏剧、电视、电影对《红楼梦》最恶劣的歪曲，莫过于认定贾林的不结婚是全书的最大悲剧。 要真是这样，还有什么悲剧可言？还有什么“荒唐”、“辛酸”、“意淫”？还有什么不能解味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意淫的哀伤（4） 书传到高鹗手中，立即快刀斩乱麻地将这条线给宰了。果然明白多了，有戏多了。他认定贾宝玉的夭亡是全部的不幸，这叫人大倒胃口。 贾林二者并非一样的人。结婚对林黛玉来说也许是一切，而对贾宝玉的意义绝非如此。他就要放弃自己的好不容易维持至今的身份了，看着空荡荡的大观园，他的悲哀岂是一个林黛玉可以弥补的。作为女儿美的当然鉴赏者，他已无美可审。过去岁月的缠绵更加深了空旷感。任意抛洒的爱与情，一无收获。他将自己挥霍尽了，和西门庆一样。他已彻底无能为力，色真的变作空了，也许只有一条出路——遁入空门。 林黛玉不是贾宝玉的肋骨，因此回不到他的身上。流再多的泪也是枉然，终究也担了虚名。 贾宝玉留着自己的肋骨，他的肋骨不够他的女儿们瓜分。他的女儿们是水做的，水由甘露凝成，也像甘露一样挥发升腾，剩下白茫茫大地。 作为本文的小结，我们试着说一说《红楼梦》的“可心会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之处。 贾宝玉始终是个世俗中人，即“槛外人”，为逃脱世人的责难，有仙姑与美玉的神话来为之化虚，成为荒唐的天生尤物。在这虚幻的伞下，他放任自己的情思，从不拒绝女孩儿指向自己的情与爱。西门庆可以无耻，贾宝玉却要固守高洁与趣味。他领略过两性间亲密的最高境界，因其不是出路，不过尔尔，便自觉地压抑着自己对的向往。他将什么都看破了，却什么都不可说破。他常常想到将来，不愿苟且，但现实中只能得过且过。梦还未开始，结局已经有了，一曲《红楼梦》的仙乐如丧钟鸣响。他明白得怎么也玩不到得意忘形。 他的爱与情需要对象，不是纯精神的把戏。他所爱者是“女儿们”，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异性，这就使他的爱充满危险。他将爱投向纯洁的心理正常的女子，这些女子必然要求他也用情专一，要求他作出抉择。他怎么能够呢？于是只好缩回到孩童，逃避责任。他与她们的关系太脆弱了，没有封建伦理的保障，没有互订终身的支持。他所能给人的只是甘露，她们中有谁愿意品尝终身？大观园空荡荡了，他想望消受却命定无福消受。 他的所有，是一段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思，空自损人耗己。她们的前途就是他的前途，她们的无望是他的无望，彼此共一个命运。她们是他存在的前提。他是那么的爱着她们，爱得将自己的将来、自己的一生全交出去了，虽苦不悔。 他无法向人剖白自己的心迹，哪怕对林黛玉。他怀着歉意，因而理解女儿们的期待与抱怨，一再作小服低。他不想伤害她们，却只能一再伤害她们。他热情讴歌女儿，却陷于主观的无可奈何。他向往爱情，然而魂儿却常常出走。他的热情没有，因此总不减退。美好的林黛玉不能有他的作为，于是只能望着他这惟一的所爱者的背影，成为可怜的“寂寞林”。她给贾宝玉女儿家的最高奉献的泪。以身相许是两相欢娱，而泪珠滚滚是以自己的愁苦对他人的欢娱，难怪她流得枯了。 面对这一切，贾宝玉只能报以感动，他动情地说到自己的心。女儿一个个完善着她们的形象，他却永远是个以孩子气为盾牌的痴男。女儿们愈美，他愈不能放弃，不放弃就愈没出路。他说不得也行不得，就越变越是个痴儿了。他的心却无比清晰。全部占有和永远占有的白日梦，怎么都圆不起来。他意识中的强烈排他性，只能下意识地去和秦钟与智能儿捣捣乱，这又何济于事？ 贾宝玉是多情的，温柔的，宣扬“女（儿）道主义”的，可是，根本上还是个男子中心论者。他合情但无理的欲求，困难地道出男子对这个世界对异性的企望。他为它的注定没有出路而哀伤——即使节制了肉欲。 整整八十回，贾林的爱情无法前进。在这条主线的掩护下，写尽了贾宝玉对女儿们的感受。无法借用爱情的名义，所以文化就出现了。一次次吃饭，做寿，听戏，赏花，制谜，放风筝，食蟹，探望，闲谈，梳头，穿衣，请安，祭祖，出殡…… 船未动而水在流着，贾宝玉是大观园中的石舫。远远望去，错觉之中，一样教人感叹时光的流逝。 几年前，有次和几个西方的汉学家说话，他们一致推崇《金瓶梅》而疏远《红楼梦》。闲谈中没做什么分析，只说“《金瓶梅》好看”。当时我大惑不解，也因此在心中十分藐视洋人。现在回想一遍，也许是意淫的不得人心吧。西方大概没有这般不爽利的观念。 但是，西方的男人们，果真有路么？西方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似乎成了今天中国人的楷模，这么说，有天《红楼梦》在中国也会被《金瓶梅》压制？反正，无论中国人外国人，读《红楼梦》一定越读越辛苦了。幸好，它所拥有的不仅是意淫。 “谁解其中味？” 信仰肉的西门庆失败了。他的肉一再盘旋，无法创造出新的意境和快感。 信仰灵的贾宝玉也失败了，他的灵最终只能走向虚无。 行淫死于肉。意淫败于灵。 古今的男女说到底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写不过兰陵笑笑生也写不过曹雪芹。他们沉重地关上了灵与肉的大门。留给我们的出路，是灵与肉携手而进。这难道是路吗？ 一个永恒的悲剧。 男人的悲剧。 在男人主导的世界中，也是人类的悲剧。 （原载红楼艺苑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闲话《红楼梦》人物（1） 沉香 清朝有《红楼梦》，这真让人高兴，不知道本朝本代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希望不要是金庸武侠。 《红楼梦》枝条繁多，因为太多可说的，展开纸，竟不知道从何处下嘴，所以决定先从别人的评价说起。 阿城评论《红楼梦》，说它的好处，在于将诗的意识引入小说。换言之，《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诗意的小说。阿城的这个说法也很含糊，《红楼梦》并不缺少读者，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如果仅仅依靠诗的意识，我想《红楼梦》很难涵盖这样广泛的读者群。但我又不得不佩服阿城的这个说法，《红楼梦》的好处很难一言以尽，再怎么高度概括，评语一出口，必然失之全面。而“诗的意识”这句话本身就很有意思，什么是诗的意识，“千山鸟飞绝”是诗的意识，“两鬓苍苍十指黑”也是诗的意识，甚至“不许放屁”也可入诗。说到底，诗的意识和《红楼梦》的好处一样，可意会，难言传。 后世再写类似的人情小说，学《红楼梦》的，都是皮好画，骨难刻，难就难在诗的意识，拿了诗的意识去张罗小说，还张罗得有声有色，难上加难。而张爱玲当是其中的佼佼者，笔法师承《红楼梦》，但聪明外露，通篇矫情，好看是好看，只是过了一定的年龄，就不爱再拿这种文字过脑子了。后头还有一位用诗的意识写小说的，是王小波。他的师承一定不是来自《红楼梦》，可诗的意识，我觉得他掌握得最不露痕迹，而且比《红楼梦》更具一种韵律美，可惜他死得早，死时比曹雪芹大五岁。 曹雪芹死得更早，敦诚作的《挽曹雪芹》诗： “四十年华付杳冥”，说他四十岁死的。有人说此诗也大概齐是说四十年华，不一定就正好四十，也许四十多吧。但什么诗都有可能乱说岁数，只有挽诗不可能，哪有人一死就给人减寿的。所以我认为曹雪芹一定是四十岁死的，那一年应该是1762年，红学界有争论，也许是1763年，总之这两年之内死的。而最早的《红楼梦》版本甲戌本是1754年，依次推论，曹雪芹完成甲戌本时才三十一二岁。这真让人恐怖，甲戌本中已经提到“十年辛苦不寻常”，这么说来，曹雪芹岂不是二十出头就开始写《红楼梦》了？算术真不是个好东西，我算了算就开始起鸡皮疙瘩，差不多的年龄，我整天挂在博客上看人写情书，而曹雪芹已经把甲戌本写一半了，相比之下，真让人汗颜。 []因为曹雪芹死得早，《红楼梦》没有完成，后来程、高二人补写了后四十回。后人多因为它跟曹雪芹本来的勾画出入太大，而不大喜欢。其实我倒觉得，程、高是功臣，甚至很了不起，如果不是他们，这部书不会具有这样完整的风貌。 我小的时候，常常站在书店里看书。可以说，那个时候所有能找到的红书，我全看了。各种各样的“红楼续梦”、“红楼梦续”、“续红楼梦”、“红楼真梦”，乱七八糟的，有的比《红楼梦》本身还厚，多是清人的作品，间或还有民国时“鸳鸯蝴蝶派”的东西。我敢说，如果你接触过这些续书的话，你就会明白，程、高二人是多么了不起。也许他们在思想上偏离了《红楼梦》的初衷，但他们在文学上、在结构上，甚至在风格上几乎完整了这部作品。我想，我如果是曹雪芹的话，我会感谢他们，当然，假设而已。 持阶级理论做文学研究的人还说，程、高写结尾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你看人家本来是要“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他便要宝玉中举、荫子封妻、家道中兴，整个一封建统治阶级乏走狗。这样一个大帽子给扣上来，无产阶级都不爱看了，而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无产阶级，这不是把后四十回的读者赶尽杀绝嘛。其实这种说法实在是不负责任，而且也贻笑大方。程、高二人不管怎么想讨好统治阶级，都不会去靠修改一部小说来献媚，就好像当今的御用文人是想不到去删改《上海宝贝》的。而且就我看过的红楼续书里，比程、高二位肉麻的有很多，所以阶级理论那套应该压不到程、高这儿的。 大的作品都很难有漂亮的结尾，前面说的四部书都算上，甚至包括所有超过五十万字的长篇，中外都算上，好的结尾少之又少。尤其是《红楼梦》这样一开始就极度铺张的巨著，给它写个结尾谈何容易？有时发奇想，曹雪芹估计是想怎么写好结尾想破了头死掉的。至于程、高二人的续，一定不是尽善尽美的，甚至跟原著之间有巨大的裂缝，强行拐弯、戛然而止的地方也很多，但文字精美，人物基本保持原著的风貌，情节合理顺畅，作为续书已经相当难得了，后人不能拿了《红楼梦》原著的标准去严格要求，就好像拿着假肢挑毛病，说人家没有皮下组织，这是有点抬杠的。而续书，我想，不敢说全部由他们自己编的，一定是有曹雪芹零星原稿，再加上自己发挥。看看文笔就知道了，行云流水，比《金瓶梅》还高明，哪里有这许多高人啊。 《金瓶梅》是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但开风气，所以要尊它为先。其实从艺术手法上来讲，《红楼梦》要高出很多，虽然后者明显带有前者的师承。如果说《金瓶梅》在结绳记事的话，那么《红楼梦》完全可以算是在推演八卦了。而之后，又有很多类似的小说： 《镜花缘》、《海上花列传》、《京华烟云》，林林总总一大堆。我不想表现得太偏激，但还是想说，都是下品。 曹雪芹无疑是个深具同情心的作者，这里所说的同情心并非是看见流浪狗，“噢卖糕的”（oh, my god）捂住胸口的那种。曹雪芹的同情心有点耶稣看世人的味道，并非说他的高度，而是说他的态度。 《红楼梦》通篇多少个人物？有人做过计算——红学就这点好，什么都有人做——三百多个。这三百多个人物就算画在画上要费多少的笔墨？我以前跟着朋友去看画，名人画马，一匹马的一个价，八匹马的一个价，但绝不是一匹马乘以八。画得越多耗费心机越多，要顾及各个的姿态，各个的风采，还有互相的联系，不是copy & paste（复制+粘贴）那么简单。后来画展最显眼处摆着某名家的百马图，价值连城，我好奇凑过去数马，发现所谓一百匹马，却至少有一小半是在糊弄，仗着站得远，有假山挡着，就随便勾点，没鼻子没嘴的，眼睛稍挑剔点儿，就不敢说是驴是马。这样一比较，就知道《红楼梦》的不容易，它就好像一副长卷，远远近近画了三百多号人，近处的人用的是细细的工笔，神采奕奕，远处芝麻大的人却也不肯简略，头发一丝一丝描上。阅者不必用放大镜，站得远远的，随便一望，就知道那是男是女，是悲是喜。换言之，随便挑出个人都是正史笔墨。 这样比喻并非是想说曹雪芹的文字功底，而是说他对人物世态的同情心，只有在这样同情心的基础之上，他才能深切地观察，认真地下笔。我想这样写作的，他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个。所以后人评价红楼人物，这个好，那个坏，这个轻，那个重。我看全不是这样，曹雪芹爱他笔下的每个人物，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是立体的、鲜活的。他对他们都赋予深深的同情，所以用笔诚实自然，不去把可恨之人画成白脸曹操，也不去把可爱之人画成黑脸包公。后世说《红楼梦》角色不戴面具，就是这个意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写小说时还喜欢借机骂人，我知道这样不好，但忍不住，因为骂了之后心里舒服，可见忍住不骂是很难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闲话《红楼梦》人物（2） 曹雪芹开篇讲了一个石头，因为女娲补天把它落下了，心里不服气要去人世经历繁华。这样的开篇亦真亦幻，就是为了怕好事者拿去影射，这下好了，我说的是天上的石头，没名没姓，看你怎么对号入座？就好像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非要借《水浒》里的西门大官人说事一样，都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下的虚晃一枪。 而这石头不是贾宝玉，后来的神瑛侍者才是贾宝玉。这块石头只是挂在贾宝玉脖子做了个见证人而已。但写到后来，大概也是写乱了，给人感觉贾宝玉就是石头。因为一提宝黛就是木石前盟，如果黛玉是绛珠草，那宝玉就一定是顽石了。可是还泪一说又是怎么来的呢？绛珠草是还泪给神瑛侍者的啊。我看《红楼梦》的时候，心里疑惑了半天，搞不清楚。我想，曹雪芹如果不是死得太早的话，这里头的关系，他应该再理顺的。《红楼梦》里类似这样的糊涂账很多，人物的年龄都是乱来的，大观园也是忽大忽小，我看绝非什么艺术技巧、故意为之，实在是作者死得太突然了。 黛玉、宝钗都是跟宝玉很亲近的姑娘，一个是姑表妹妹，一个是姨表妹妹，从血缘上讲不分彼此。而在她们背后，一个站着宝玉的亲祖母——贾母，一个站着宝玉的亲妈和亲姨——王夫人和薛姨妈，从支持程度上讲也是不分彼此。美国人看到这里一定要晕掉了，这么庞大的家族关系，简直是在考他们的心算。 宝玉什么时候才开始情定黛玉的，这很难讲，起码一开始他是两个都喜欢的。看见宝钗雪白的膀子就忍不住浮想联翩，小时候做春梦也是一个女子要兼二人之美。后来大家都长大，宝钗越来越表现出“女强人的政治素质”，一有机会就要教导宝玉积极向上，用功举业。其实这并非是坏事，男人总是要做事的，不能在大观园里靠别人养活一辈子。宝玉却不这么认为，他是纨绔子弟，不喜欢的事情宁可学鸵鸟把头埋起来不管，所以名士风采的黛玉更加合他胃口。他自己也说，要林妹妹也说这些混账话，我早就和她生分了！黛玉听了这话，心情激动了老半天，其实细细想来却可悲，宝玉不过是顽童心理，顺我者好，逆我者坏罢了，取与舍就这么简单。黛玉那样聪明的人，竟然也要去激动，实在大可不必。这样的人生活中很有一些，我大伯就是一个，他有两个女婿，他偏爱小女婿，就因为小女婿不跟他犟嘴。推想之，宝玉跟黛玉在精神层面上到底有多大的同解集，很令我怀疑。 黛玉其人是生活在半空中的，这样的人注定不会落地，沾了人气就不好活了。她伶牙俐齿，尖酸刻薄，半点不饶人，也是心性高傲使然，喜欢她的人会很喜欢，不喜欢她的人会很不喜欢。我对她却有深切的同情，因为常常在她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我当然没有那么孤僻柔弱，但尖刻起来却是一样的讨人厌烦。而且我知道这样的女子是外强中干的，看起来难以亲近，实际上一肚子温润如玉。和黛玉一起生活很累，因为太出众，又不肯委屈；所以只能惹人远远地爱恋，聪明外露的女子大抵都是这个下场。和宝钗比起来，她身上少了很多烟火气，所以说，宝钗可以是俗世中最好的伴侣，而黛玉仅仅适合做个精神上的爱人。 宝钗是我喜欢的人物，大气、内敛、聪明、体贴，又不像黛玉那样毫无用处。这种人应该大用，关键时候又有气节，在国难时可以做良臣，在家贫时可以当贤妻。和黛玉不同，曹雪芹除了讲她博古通今，讲她文才快捷之外，废很多笔墨写她俗世的智慧。她知道当票，她知道画画要用生姜和酱，她知道怎么样奉承老太太和娘娘。这些都让我想起贾母，她们其实是一种女人，她们更加适合在群体中生活，她们踩得稳左右摇摆的跷跷板，有她们的地方就有稳定踏实，连带日子都是热气腾腾的，这说到底是种母性的体现。宝钗身上有不同于她这个年龄才有的成熟，相比之下，宝黛二人是拒绝长大的。有人很不喜欢宝钗的城府，我却很欣赏。这跟现实生活中一样，大家都知道单纯是件好事，但却都希望自己变得聪明圆润。而宝钗的城府还是不脱少女的可爱和天性中的浑厚，有人说她是大观园里的阴谋家，危言耸听了。这样的女子其实是镇家之宝，贾母之后她完全有能力执掌那个住满猢狲的大树。而黛玉是享受阶级，只适合艺术地活着，最后艺术地死去。 警幻仙子看见宝玉，说他是古今第一淫人，把宝玉吓得够呛。警幻宽慰他说，别怕了，你只是意淫而已。“意淫”这个词应当是《红楼梦》提出的，在此之前，大部分男人对女子只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授受不亲，那是对嫂子；另一种是狎玩亵弄，那是对妓女，贾珍、贾琏、贾蓉等都是这种态度。在他们眼中，天下女子分为两类，能碰的，不能碰的。而到了贾宝玉这里，又多出另一种态度，意淫。对女子，除了上占有，还可以精神上欣赏而后呵护。至于现在，“意淫”已经不是什么好词了。而对于女子来说，“被温柔地呵护着”是她们生机盎然的必要条件，宝玉无疑是在天性中带来这种得天独厚的气质，所以身处温柔乡中，而左右逢源。贾政拿了棍子去打，“打死这个不肖子算了”，也是怕他流入色鬼一党，其实以贾政的老派文人，是理解不了自己儿子的独特审美倾向的。 但宝玉绝非一个彻底的意淫主义者，他身上总有些贾府公子哥的习气，所以要跟袭人初试情，又跟碧痕不清不楚，更别说明目张胆调戏金钏了。甚至在他岁的时候还做过关于秦可卿的春梦。 可卿是个很有趣的角色，宝玉就是在她房中做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春梦，而这个梦竟成为全书的总纲。在梦中宝玉跟一个叫可卿的人发生关系，而可卿本身又跟自己的公公有些首尾，透着那么点水性杨花，很多人因此断定那场梦其实暗写可卿对宝玉的性引诱。这样的说法是有些吓人的。红学家们研究《红楼梦》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其实曹雪芹不是孔夫子，哪里有许多微言大义？宝玉做了一个很正常的梦，大概每个小男孩在往青春期过渡时都幻想过一个成熟女性的指引，所以作者只是写了一点少男之心的体会，我不大知道小男孩的心理，但梦中的可卿和现实中的可卿明显是不同的，梦中的可卿身兼黛玉宝钗之美——这摆明是宝玉自己的臆想了，梦外的可卿虽然很美，但既不像黛玉又不像宝钗，说可卿引诱人家，实在是委屈可卿了。而且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妇伺候公公、伺候丈夫还不够，哪根筋搭错了，要会去引诱一个岁的孩子？当然，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大概跟走在大街上，突然被高压线电死的几率差不多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闲话《红楼梦》人物（3） 可卿跟自己公公贾珍的公案被曹雪芹删去了，原因是一个叫“畸笏叟”的人看见后头可卿对凤姐托梦，讲的全是大道理，于是起了惜香怜玉之心，“命”曹雪芹把可卿跟贾珍的戏给删了。我想那描写一定是精彩至极，因为看不到了，所以很讨厌畸笏叟这个老家伙。他既然敢命令曹雪芹，当是曹雪芹的长辈，但他出的章程实在不怎么样，全不是写小说的套路。曹雪芹虽然听他话删了这场戏，但大概也是心不甘情不愿，只怕还伺机找回，要不他干吗留下这么多线索啊。至于后来写了尤三姐，接受教训死活不给畸笏叟看了。所以我们才看见一个又淫荡又坚贞，丰满鲜润的尤三姐，这样矛盾冲突又和谐自然的形象，哪里是畸笏叟那一根筋可以接受的。 “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可卿是《红楼梦》里极其性感的一个女性，虽然尤三姐也不错，但终归是太泼辣粗野，好像天生的小辣椒，比不上可卿身上有逼良为娼的楚楚动人。性感是曹雪芹笔下禁区，大概他怕写成《金瓶梅》，所以红楼诸钗大多是平胸，宝钗丰腴，但不提她身材如何。我知道作书人爱惜她，不忍读书人拿了这些女子中的任何一个去意淫，但女子的身体美总是抹煞不了，这才有了尤三姐这样的漏网之鱼。尤二姐、尤三姐都是风月场中的老手，特别是尤三姐，一袭大红抹胸简直把半部书给染红，这样的女子总是招人垂涎，一旦抹了脸要做烈女，又让人尤其地疼爱。但若没有后面的贞烈，大家不大会谅解她们道德上的缺憾。说来说去，女人的美还是起始于，终止于精神，中国人管后者叫“品”，文人要有文品，做人要有人品，其实就是看在精神层面上的自我修养。曹雪芹的高明就在于，他是第一个去关注女子精神美的人。当然，现在日新月异，你去关注女子的精神美已经没什么了不起的了，你不去关注了反而要被女子们乱棍打死，所以不关注的也要装着关注。进了大观园，性感女子就更少了，顶多算上晴雯吧，死之前齐根咬断指甲，又脱了内衣给宝玉，这样的女子真让人感叹。我想我这样的分析是有些色迷迷的，很不好，打住。 贾府三春只有探春最为出彩，但她运气不好，没有托生在太太肚子里，所以无时无刻不积极向组织靠拢。她自己也是有才能的，心又高，要锥处囊中。只是她的努力太着痕迹，有一个小人物拿了自己的优秀一定要跟命运去讨说法的不尴不尬。她整体下来，比不得宝钗的含而不露，雍容大气，所以常常显得神经质，过于敏感，打了王善保家的一个耳光之后，又拉着凤姐要解衣服让她验身，这出戏明显演过了，甚至露出她亲生母亲的作风。看那章时，替她摇头，她脑子里“姨娘养的”那根弦绷得实在是太紧了。 曹雪芹写了一屋子的贵族妇人，但也有刘姥姥这样的农妇，刘姥姥应该不是普通的农妇，她浑身上下都是俗世的精明，七巧伶俐，又让人隐隐心酸。我很喜欢她，她也有一种大气宽容在身上，是活过岁数的人才有的，人精一样，却浑厚天成，世间少有。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那是刘姥姥的正戏，一园子的人都让她给盖了，她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诙谐但不荒诞，随和但不下作。曹雪芹虽用重笔，一分一毫却都掌握得轻巧，其实这样的人物是很容易写着写着写坏了而让人讨厌的。贾母事后让鸳鸯过来送衣服，凤姐又给了她半炕东西，也是侧写刘姥姥为人，曹雪芹善于借力打力，贾母和凤姐这两人是有经历的，所以知道刘姥姥的好处。凤姐年轻心高，一开始瞧不上刘姥姥，后来知道抱了大姐儿让她取名字，可见凤姐也是巨眼，事实证明刘姥姥确是托孤的人。而大观园里的公子小姐没看过别人眉眼高低，是领会不了刘姥姥的。所以黛玉要嘲笑她是“母蝗虫”，并非是黛玉不善良，只是不懂事，学生腔而已。 《红楼梦》那么多的人物，各具风采，井水不犯河水，作书人除了文字上一流，世情也炉火纯青，我有时嫉妒起来，决不信曹雪芹是二十岁开始动笔。胡适是最早开始研究曹雪芹家世的，他研究来研究去，发现曹雪芹一定没经过那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所以后世很多人说这书不是曹雪芹写的。这样的推论听起来很合理，不经历怎么写得出？但在我看来，这是偏见。如果没有人说兰陵笑笑生一定就是西门庆，罗贯中一定就是诸葛亮，为什么就偏偏要求曹雪芹非要是贾宝玉呢？只要考证出曹家经过显赫，我觉得这就够了，曹雪芹完全可以听长辈闲聊才写出这部书，所以他不交待故事的时代背景，也不交待故事的地理背景，有可能是因为雍正朝文字狱严重，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没经历，模糊点下笔会更加自在。后来张爱玲写《红楼梦魇》，说《红楼梦》是创作小说，不是自传。我深以为然。张爱玲是写小说的，搞过创作的人都不会忽略想像力的力量。 有人说《红楼梦》不好看，腻腻歪歪地闷骚，我说那是因为不解其味，只是关于《红楼梦》，不必着急，不喜欢的时候就扔在一边，也许多年过去再拾起，就能体会它的好处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可卿：神性与奴性的完美结合（1） 薛遒 试看一部《红楼》，将滴滴血泪，却为谁而流？ 在第一回中，作者开宗明义： 为闺阁立传！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谓宝玉： “爱博而心劳。”闺阁女子，历历数十人，分而立传，不亦滥乎！其实闺阁女子的群像，共同完成着曹雪芹心中情人的有机组合。贾宝玉的至理名言“女儿是水做的”便是对这一有机组合的旁白。 那么，谁有幸成为这一“有机组合的偶像？”是秦可卿！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第一回） 作者痴，痴在一个“情”字。不难看出，在《红楼梦》的庞大结构中，有一座立体袖珍模型，那就是第五回的“小红楼”。“小红楼”写得扑朔迷离，委婉曲折，却又惊心动魄，酣畅淋漓，道尽了作者衷肠：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第五回） 在这场幽梦中，宝玉“同谁近”呢？是秦可卿！ 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嘱之言，未免有儿女之事，难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第五回） 尼尔唐纳德瓦尔施在《与上帝交谈》中写道： “每个人都知道，性体验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惟一的最可爱、最令人振奋、最有力量、最新鲜、 最有活力、最确实、最亲密、最富娱乐性的身体体验。” 作者赋予宝玉充满激情的性体验的伴侣是谁？是秦可卿！ 这性体验便是被作者予以豪情礼赞的“意淫”之果。即两颗热烈地爱着的心灵驱动着同样热烈的躯体。这是灵与肉的合一，是在忘我中的融化。而在与秦可卿梦交之后，现实中的宝玉曾“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第六回）。这种带有强迫性的性实验，则已经是世俗的男女间事，“淫”则淫矣，却绝无“意”的灵魂。这也是与宝钗“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的原因。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第十三回，可卿死，宝玉“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淡淡写来，却痛心如此，可见秦可卿这一艺术形象，凝结着作者痴情的块垒。 那么，作者是怎样写秦可卿的呢？ “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接着，警幻仙姑出现，问宝玉“试随吾一游否？”于是，“宝玉忘了秦氏在何处，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即太虚幻境。二者衔接如此之紧，先随秦氏游，转瞬“随了仙姑”，使人物在梦中幻化无痕，诚如端木蕻良所论： 秦氏 、警幻，一体而两形。周汝昌亦认为警幻仙姑是可卿的幻影（见《红楼艺术——红楼之写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固然是贯穿全书的旨要，但其引子，却在秦可卿与警幻仙姑于真假有无中的同一。 秦可卿是何等样人？有赋为证： 方离柳坞，乍出花房。但行处，鸟惊庭树；将到时，影度回廊。仙袂乍飘兮，闻麝兰之馥郁；荷衣欲动兮，听环佩之铿镪。靥笑春桃兮，云堆翠髻，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纤腰之楚楚兮，回风舞雪；珠翠之辉辉兮，满额鹅黄。出没花间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飞若扬。蛾眉颦笑兮，将言而未语；莲步乍移兮，待止而欲行。羡彼之良质兮，冰清玉润；慕彼之华服兮，闪灼文章。爱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态度兮，凤翥龙翔。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菊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应惭西子，实愧王嫱。奇矣哉，生于孰地，来自何方；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第五回） 天上人间，独一无二。超过西施、王昭君等千古美女。曹雪芹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情人写得溢彩流芳，光华四射。端木蕻良惊叹： “作者未给任何人作赋，惟有给秦可卿作赋，赋中道‘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把可卿的体态比作龙游曲沼，把她的神韵比如月射寒江，集华丽与冷艳于一身，把不可再得的美态和不可思议的神情融合在一起，这才是兼美的意思。”（《说不完的红楼梦》）端木蕻良的惊叹不无道理。请看针对此赋的甲戌本眉批： “按此书凡例，本无赞赋闲文。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此二人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 曹公作赋，用心良苦。“通部大纲”，足以引领全书。 “一声也而两歌”（戚序）。曹公心目中的情人“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第五回）。她兼钗黛之美，兼众钗之美，经过《红楼梦》的全方位衬托与充分理想化，升华为人类之魂，女神的再造；同时，这一艺术形象又具有了千古情人的普遍意义（正所谓“情人眼中出西施”），从而完成了对真、 善、美的执著追求与形象化定型。 但是，这只是作者一往情深的心灵抒发，是写虚，虚写秦可卿神性的一面。秦可卿俗性的一面，作者是如何写的呢？在第五回中，“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这是对秦可卿之神性在俗性中的照应。第十三回，“‘东府里蓉大奶奶没了。’……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号痛哭者”。 这短短不足百字，写尽了俗生活中秦可卿的几乎全部： 孝长爱幼，尊老怜下，平等待人，慈悲为怀。这评语与其说树起了封建闺秀的道德楷模，更可视为揭示了人类真、善、 美的追求神性在俗生活中的光辉。 神性与俗性，在秦可卿身上得到完美结合。然而，这种对在俗性中的神性之光的礼赞，仍然是写虚。在全书，我们几乎看不到与秦可卿评语相照应的具体事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可卿：神性与奴性的完美结合（2） 作者为何对秦可卿惜墨如金，并在开篇不久便让她神龙见首不见尾地烈烈轰轰回归太虚？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曹公之后二百年高君宇的诗句，却生动地注解了曹雪芹对秦可卿的虚写。 美术创作上讲究一种艺术手法： “虚处藏神，实写就法。”对秦可卿“虚处藏神”，便可全其光辉；而“实写就法”，则是为秦可卿这一光辉形象的两个侧面——黛玉与宝钗留下按艺术规律进行创作的广阔空间。 那么，秦可卿俗性一面的缺憾，由谁来做补笔呢？ 冯育栋在《红楼探秘》中，独到地提出了“秦尤合一”论。通过尤氏，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对秦可卿俗性的诠释。 私有制在唐宋高峰，完成了质上的自我否定。到了明清，质变促量变，私有制的自我否定已全面展开，社会细胞的腐烂，封建体制的病入膏肓，促成着肌体的全面衰亡，“黄钟毁弃，瓦釜长鸣”。人性彻底地向物欲跪拜，奴才之风弥漫在泱泱中华。任何真、善、美，在社会的宽泛意义上，已可悲地失去立足之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像癌细胞一样在社会肌体中扩散。所以，一身阳刚之气的青年，曾“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为快（转引自散文《书厄小史》），正是对唐宋以后奴才文化的清醒认识和激烈反抗。怪不得王熙凤，怪不得贾雨村，怪不得贾赦、薛蟠，他们不过是社会一般中的“这一个”。真实，成了伪善嘲讽的对象；善良，成了丑恶蹂躏的奴仆；美好，成了弱肉强食的猎物。孔老夫子为规范并维护私有制而立下的百世不能易的原则——善的等级制，遭到了根本的破坏。善与恶在社会认同标准上的根本颠倒，使真、善、美——神性，只能在奴性的压抑中闪烁着痛苦的光芒。 这就是秦可卿只能写虚而不能写实的原因。于是，尤氏承担了这一光荣却不光彩的使命。 尤氏是何等样人？ 在全书中，尤氏贯穿始终，写照着秦可卿的神性，写照着孔老夫子规定的“善的等级制”的善的折光，诠释着“温良恭俭让”在私有制衰落时期的实际命运。她身为长房长媳、豪门主妇，却不牟利营私，倚势欺人；反而善良宽厚，尊老爱幼，怜贫惜贱，平易近人，甚至任劳任怨，委曲求全；她“无才便是德”，以一颗纯朴之心成为真、善、美的楷模。然而，这一切美德，在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惟利是图的社会风气的罗网里，并不能得到独立的伸张，却只能可悲地异变为奴性。她的朴实，承受着忍辱含垢的压抑； 她的恭谨，只能是承欢侍宴的工具； 她的善良，被视为软弱可欺； 她的温顺，蜕变为逆来顺受的尤物。 在“酸凤姐大闹宁国府”时，尤氏成了凤姐的出气筒。她不去据理力争，却得理让人，代人受过，赔礼道歉。善良，遭遇了无赖的胡搅蛮缠，却承受着自责的可悲。 在“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中，尤氏揭破凤姐的阴毒，无情地讽刺： “我劝你收着些好，太满了就泼出来了。”（第四十三回）她同情贾府中的“苦瓠子”，退了周、赵二位姨娘及几个丫头的份子钱。善良，在丑恶的围迫中，只能做些有限的反抗。 在贾母过八十大寿时，尤氏命小丫鬟要两个婆子去关角门，处置灯火。两个婆子居然没有把她看在眼里，公开顶撞。尤氏仁慈宽厚，未深计较，而当凤姐处罚这两个婆子时，她反过意不去。善良，在弱者面前，竟使自己甘居更弱的弱者。 贾府作为豪门世家，等级森严，主子洗脸需小丫鬟跪举面盆。第七十五回，尤氏在李纨房中梳洗时，不但毫不介意地使用下人的脂粉，而且对小丫鬟不跪毫不见怪。当李纨看不过去时，尤氏反为小丫鬟辩护： “我们家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做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善良，使她在冷眼等级制中独具怜下藐上的明晰。 尤氏这一形象，表现了真、善、美在假、恶、丑重压下的折光。她“真”，从不违心奉迎，然而“真”却无立足之地，只是“假”的附庸；她“善”，总能关注到别人的长处与困苦，然而“善”却被视为软弱，只是“恶”的仆从；她“美”，曹雪芹用一个“艳”字概其娇容，然而“美”却得不到张扬，只沦为“丑”的尤物。 神性，就这样异变为奴性。 尤氏，是否可以成为被压迫妇女的典型？这个形象，是否道尽了广大劳动人民共同的人性？ 应该是。 她出身低微，是劳动中人；她位列豪门，是富贵中人。她一生兼具对立的两个阶级不同的成分，却书写着两个阶级共同的人性。只是这人性在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扭曲下，已异变为奴性。 奴性绝不是可以简单划分，或简单评判的。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被鲁迅激愤地自嘲为“做稳了奴隶的时期”，那一种奴性，该是广泛的“国民性”吧！ 但是，奴性中的神性，却如影随形，神采自现。如果说，曹公借警幻仙姑为秦可卿“写神”，借尤氏为秦可卿“写形”，那么，书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香菱，则是为秦可卿“写影”。 香菱是处于奴隶地位的秦可卿，秦可卿是处于贵族地位的香菱。书中曾借他人之口，暗点香菱即为可卿。周瑞家的说： “倒好个模样，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儿。”（第五回）香菱从小被拐卖，被抢，被迫做侍妾，不知父母为谁。面对薛蟠之残暴，夏金桂之刁泼，她处之坦然，麻木于自己的奴才生活，生于不幸之中却没有对不幸的不满和反抗。 这是奴性，是极端的奴性。 然而，奴性与神性竟然结合得如此完美： 香菱身处奴才地位，心灵却属于另一个世界。学诗，书写着她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生活，一片天真烂漫，将身心融会在天地万物之中。说什么苦？道什么悲？在香菱眼中： “不独菱角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第八十回）。谁说香菱麻木！她对大自然之神韵，该是领略得洞微烛幽吧！ 此中禅意君知否？ 担水砍柴，无非是禅； 杀猪宰牛，无非是禅； 挨打受骂，无非是禅。 禅者何意？便是身处大千，光怪陆离；内心深处，却被一片追求真、善、美的灵光所充满，所笼罩，所陶醉。 这就是香菱，是对秦可卿的一种写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秦可卿：神性与奴性的完美结合（3） 黛玉有这灵光，宝钗有这灵光，然而在展开人物性格的“实写就法”中，这灵光不免为情所迫，或为理所压。而香菱则独占灵光，“虚处藏神”，与可卿相反相成，浑然一体。 禅与神！ 真、善、美之光，几千年来，一直深藏在广大民众的心头。她必将冲破奴性的阴云，如太阳般照临大地。而神性与奴性的完美结合，则有如黄钟大吕，惊醒着私有制社会中的人民，呼唤着人性的回归。 为着这一回归，曹雪芹着力渲染秦可卿，赋予秦可卿以双重的极高地位。 仙界中的可卿，前文已述，一似曹植《洛神赋》中的宓妃；俗界中的可卿，则地位直逼帝后中宫。且看可卿的住处：宝玉“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第五回）。 这些名家字画已非一般，更令人叫绝的是：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 （第五回） 整个一个皇家气派！用可卿自己的话说： “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第五回） 神与俗，在这样的场合氛围中实现了混一。 而贾宝玉与秦可卿的，正是在这混一中得到升华。 然而曹公奇思异彩，竟将这升华落定在一个“淫”字上。 情天情海幻情深，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 造衅开端实在宁。（第五回） 荣府中“不肖”者为谁？贾宝玉！ 曹公第三回批宝玉：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更在第五回中批宝玉；“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以宝玉之“淫”，与属于可卿判词的可卿之“淫”，在宝玉入可卿屋，卧可卿床，盖可卿被，梦与可卿游于太虚幻境，二人“今夕良时成姻”（第五回）后，“情既相逢”与可卿交，两淫合为一淫，共同“造衅开端”于宁府。曹公慷慨为此做结： “宿孽总因情。”（《红楼梦》曲子第五回）此“情”对于可卿，只能是奉献于宝玉的。 总之，“不肖”，是对私有制及其观念的不肖；“第一淫人”是对男女真情的礼赞。曹雪芹直面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及伪善的封建礼教，豪情冲斗牛地为“淫”唱了一曲天地古今回响不绝的颂歌。 然而这颂歌却“字字看来都是血”，是血与泪谱就的。作为情的升华与意淫的礼赞，可卿与宝玉在仙界的交合表现得是崇高；而可卿在现实中的死，是被凌辱的死，是奴才命运终究不得不被人摆布的忍辱含垢，是美好的追求与奴性的压抑之矛盾的必然。图册中的自尽，表现了悲愤的质变；正文中的病逝，则表现了久郁成疾的量变。 显然，《红楼梦》是一场大梦，第五回是其中的小梦。小梦浓缩了大梦的内容，大梦则展开着小梦的实质。在小梦中，金陵十二钗正册以钗黛合一开篇，以秦可卿收卷；在大梦中，十二钗以秦可卿之死初展悲音，以钗黛哀曲，凄楚遍披华林收束。一始一终，亦终亦始，便是千钗万钗归于可卿的隐示。正册所示，是全书主线的虚写，是质；全书所示，是正册主线的演化，是量。而第五回中，以可卿入梦，以可卿出梦，更明白道出秦可卿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 （原载于红楼艺苑网。薛遒，北京市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理事、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供职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漫谈洪升与《红楼梦》（1） 刘一心 提要： 康熙时，洪升创作了《石头记》（戏曲），后经吴玉峰改此戏名为《红楼梦》，这是一个全本；洪升在创作《石头记传奇》之前，应有一个相同内容的、至少是中长篇的小说或话本《情僧录》，作为戏剧底本，这个底本又被东鲁孔梅溪题名为《风月宝鉴》；洪升死后，曹寅又以《石头记》、《情僧录》为底本，演绎成《金陵十二钗》，它是今天所见《红楼梦》小说九成以上的内容。尽管洪升作品的故事情节与以后的《红楼梦》章回小说相差甚远，洪升对《红楼梦》的贡献在时间上应居先。《红楼梦》章回小说的作者署笔名“曹雪芹”；不是曹霑(芹溪)，更不是洪升；如同《长生殿》的作者只能是洪升，而不能加进《长恨歌》作者白居易。 相信《脂批》，方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在《曹雪芹真假辨》的前文中，提出“曹雪芹”一名，亦真亦假。所谓“假”： 这是一个假名，不存在名为曹雪芹的个体，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笔名；所谓“真”： 他是从祖父曹寅（号雪樵）和孙子曹霑（号芹溪）的号中各取一字，拼凑而成的。所以说此名亦真亦假。所谓“特殊”： 是指所隐含的两人，是未曾见过面的祖孙二人，分别在康熙、乾隆朝。由于成书过程的特殊性和隐秘性，只能采用假名，但又不失其真实性。 《红楼梦》小说中，多处提到曹雪芹作书的事；脂批中有“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这就是说，在雪芹作书之前，已有一本类似的书，名曰《风月宝鉴》，暂不知谁人所作。“其弟棠村序也”，分明告诉世人： 《风月宝鉴》一书，成书就在“雪芹”的那个时代。如果这里“雪芹”指的是乾隆时的曹芹溪，那么，康熙朝的“雪芹”——曹雪樵（寅）便不可能“旧有《风月宝鉴》之书”。因此，可以推测《风月宝鉴》的作者应是康熙时代的人。仅根据这一条，暂时还不能说明章回小说《红楼梦》也成书在康熙朝。考据《风月宝鉴》的作者，是研究《红楼梦》章回小说成书过程的合理途径之一。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有一条批语说： “看此一曲，试想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却立意要作传奇，则又不知有如何词曲矣”。在这短短的一条评批里，有三个关键词： “作者”、“书”、“传奇”。显然三者与《红楼梦》有着密切关系。“作者”指的是谁？写的什么书、什么（传奇）剧？为什么立意要作传奇而不是作“书”？要回答这个问题，目标锁定在康熙朝的戏剧家里，按理说不是一件难事。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失为科学、有效的重要方法之一，若无假设，何以求证。试试看，作为假设： 戏剧作者洪升（先假定孔尚任、尤侗等也可，排查也可），立意要写一部《石头记》（《红楼梦》）传奇（剧本），为此，不得不先写《风月宝鉴》（《情僧录》）之书，作为底本。有了具体目标，哪怕是假设，也便可以从他的写作风格、经历、创作条件的可能性等方面，深入考察，小心求证。 洪升，字昉思，号稗畦，诗人、传奇大师，浙江杭州人，出身明末官宦之家，生于顺治二年（1645），著有诗集《稗畦集》，以戏曲《长生殿》闻名，时有“南洪（升）北孔（尚任）”之名。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国丧期间上演《长生殿》而受处分，回到杭州。死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 署名土默热的先生，发表了考证洪升创作《红楼梦》的系列文章，提出： “康熙四十一年，朱彝尊为洪升做过《题洪上舍传奇》的诗，这里的‘洪上舍传奇’，便是指洪升初创的《石头记》戏曲，后被吴玉峰改称为《红楼梦》传奇。”康熙时代的戏剧大师、《长生殿》的作者洪升，首次被提到《红楼梦》作者的研究层面上，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进展！先生的系列考据及洪升初创《石头记》是可信的；但是，将《红楼梦》章回小说考据成杭州洪家及洪升的传记，则是不可认同的，似乎与“曹雪芹自传说”异曲同工。 时称“南洪北孔”的戏曲双星洪升，在其成名之作《长生殿》之后，再写一部《石头记》，是专业范围内的事，也顺理成章。 洪升在《石头记传奇》创作之前，理应先写一部与戏本故事类同的传奇小说或话本作为底本。如同他自己在创作《长生殿》时，参考白居易的《长恨歌》；王实甫根据元稹小说《会真记》作《西厢记》；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为《牡丹亭》提供了基本情节。那么，洪升在写《红楼梦（石头记）传奇》之前，依据自家的某些往事、耳闻目睹和创作灵感，先写一个中篇乃至长篇言情小说或话本是工作需要，否则写这个剧本是很难运作的。 一个具有末世情结，有过多部著名传奇作品经验，出身明末的诗礼簪缨之族，经过温柔富贵的生活，社会关系有问题，父亲被判刑，被抄过家，半生潦倒一一细推了去的人，从“模糊逻辑”推断，极像“红案”的作案人，且具有“作案”时间、地点、技巧和思想基础。此人是谁？能否肯定就是洪升？ 考据江宁织造曹家，也具备某些条件。类似的还可能有某皇族、某大臣、张家王爷、李家大户等等。就是说这些条件不具备“惟一性”。“洪升说”为追踪“红案”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 康熙四十一年（1702），朱彝尊为洪升做过《题洪上舍传奇》的诗；康熙四十二年（1703）曹寅有《读昉思稗畦行卷兼寄秋谷赞善》诗；康熙四十三年（1704），洪升受曹寅之邀，来金陵上演《长生殿》，并携有“行卷”（手稿）。不管“行卷”与《红楼梦》无关还是有关，毕竟《红楼梦》是由江宁织造曹寅的后代先以八十回《脂评石头记》传抄问世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红楼梦》一书及评批中也可见端倪。第十三回（畸笏叟）批语有： “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这“遗簪”、“更衣”很像其中某出戏的名字，或一出戏中的两个折子戏，或者本身就是独立的两场戏的名字。从而也透露了《红楼梦》的作者们曾保存、参考和依据了一个传奇剧本这一重要信息，它是洪升的《石头记(红楼梦)传奇》的可能性极大。如《红楼梦》小说部分回前或回后有一首诗，应为戏曲本的上场诗或下场诗的遗留痕迹。顺着曹霑、曹寅这条线索，反向追踪洪升，应是一个合理的路径。这对确立洪升在《红楼梦》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其他考据见另文） 《红楼梦》及《脂评石头记凡例》和第一回中，均提到《石头记》、《风月宝鉴》及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金陵十二钗》。显然这些作品都与《红楼梦》小说有着“血缘关系”。 不妨试试看,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主要章回,按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踪迹,还原成传奇剧目,做一次“模拟试验”，或许可以看出《石头记》戏曲和《风月宝鉴》的影子或者血缘脉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漫谈洪升与《红楼梦》（2） 剧名： 《红楼梦》或《石头记》（根据《红楼梦》百廿回小说改编） 序幕太虚幻境（众角亮相）第一、五回 第一出通灵宝玉（宝玉出场）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第二出黛玉进府（黛玉出场）第三回“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第三出红粉裙钗（女配角亮相）第三至十回 第四出风月宝鉴（情节戏）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第五出天香玉殒（情节戏）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第六出宝玉试才（情节戏）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第七出黛玉传诗（情节戏）第十八回“助情人林黛玉传诗” 第八出元春归省（情节戏）第十八回“庆元宵元春归省” 第九出村妪进园（丑角戏）第六、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开合”第十出戏语西厢（情节戏）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第十一出黛玉葬花（情节戏）第二十七回“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第十二出红楼二尤（情节戏）第六十五回“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第十三出潇湘惊梦（情节戏）第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第十四出黛玉焚稿（黛玉结局）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第十五出宝钗出闺（宝钗结局）第九十七回“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第十六出宝玉出家（宝玉退场）第一一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尾声重返太虚 （众角谢幕）第一二○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以上只是试验性地将百廿回小说压缩成一个剧本，带序幕、尾声共十八出。查洪升的《长生殿》四十七出；汤显祖之《牡丹亭》四十出；孔尚任（相信此人可能是《红楼梦》中所提到的东鲁孔梅溪）的《桃花扇》四十回，加上试一出、续四十出，共四十二出。《石头记传奇》至少也在五六十出以上。在“模拟剧”中每出以四字名之，如“潇湘惊梦”，从以上脂批中的“遗簪”、“更衣”看，该传奇每出戏也以二字名之，这与《长生殿》、《桃花扇》一脉相通，如“更衣”、“春睡”、“哭主”…… 前面的“模拟剧”涵盖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主要重头戏。但是，以上“模拟剧”的一些情节和场次，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元春省亲等，并不适于上小舞台演出，洪升的《石头记》戏剧中也未必有。另外推测，洪剧中场次划分更细，“模拟剧”的“天香玉殒”一场，原剧中至少分“遗簪”、“更衣”两出。那惊天动地的秦可卿殡葬，恐怕也难以在当时的小舞台上演出；“太虚幻境”、“通灵宝玉”、“重返太虚”等场次，若用现代歌舞剧表演，倒是合适的，清初的传统戏曲也未必采用。“模拟剧本”中的主要情节故事，均可以作为独立的折子戏来演。可想洪升当年在构思《红楼梦》传奇时，曾考虑到《长生殿》的教训（若如此，便说明《石头记》在《长生殿》之后）。在《长生殿例言》里说得很是明白： “今《长生殿》行世，伶人苦于繁长难演，竟为伧辈妄加节改，关目都废。吴子（土先生考证为《红楼梦》题名者吴玉峰）愤之……取简便，当觅吴本教习，勿为伧误可耳。”这从百二十回本小说中也可察觉，凡重头戏处，故事相对独立性很大，而贯穿起来，则又是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由此看来，“模拟剧”中的“红楼二尤”，因与主角、主线关系较远，也不必额外加进《石头记》戏中。在通常情况下，多演折子戏，根据场合，可分、可整，选择的自由度多些。“伶人之苦，伧人妄改”的问题迎刃而解。这样一来，“模拟剧”的剩余部分，明显成了宝、钗、黛为主体的三角爱情戏。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这种三角恋爱，二女之中必有一死，男方则不是殉情便是出家。这就是洪升《石头记》的要旨，也是《红楼梦》小说中保留的《石头记》血缘脉络。 《红楼梦》里说得明明白白，曹雪芹（当指曹寅或曹霑）只是“披阅增删”。脂批也旁证：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看来曹雪芹之前还有一个作者。这位被“披阅增删”前的作品“作者”，隐指洪升是合乎情理的。洪升具备《石头记传奇》作者的基本条件。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的那条脂批出在： 因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的戏文，其中有一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宝玉回房谈及此句，不觉泪下，似乎悟到了什么，填了一首词：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紧接着有批： 作者不愿作“书”，却立意作“传奇”。显然“书”和“传奇”不是一码事儿。“书”单指小说或话本，“传奇”指剧本，这与在另外的脂批中所说“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中的“书”是指同一目的物。可见，曾有一本小说叫作《风月宝鉴》，棠村作过序。写《风月宝鉴》不过是洪升立意要写传奇剧本《石头记》的前期准备工作。我怀疑这条“立意写传奇”的批语为曹寅原批，脂砚转录，只有曹寅可能有第一手资料，了解这个情况。若为脂批，那也是脂砚斋们从前人那里听来或看来的第二手资料。从这条批语所处的位置来看，当批书人看到“回头试想真无趣”，想到“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的诗时，有所触动，甚至同感，记起这件事儿，即时批上。细节无关紧要，这条批语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 洪升先在做小说，但他的志向是要做传奇。从而推断朱彝尊所说“洪上舍传奇”是指《石头记（红楼梦）传奇》。“雪芹”旧有的《风月宝鉴》是一部与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故事梗概相似，但非常简单的小说或话本，也就是《石头记（红楼梦）传奇》的底本，创作于传奇之前。 “书”和“传奇”虽然情节相对简单，却都是比较完整的故事——全本。 《红楼梦》第一回中说此书“其中大旨谈情”，又说“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都明白地交待了，这是一场“爱情悲剧”。它的“情”不消多说，这悲剧既不像杜十娘、祝英台，也不同杨玉环，而悲剧主角的结局是“自色悟空”。这就是说洪升在创作前已确立了故事的总纲，主人公的结局是最终遁入空门。洪升当年，而非当今，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和文艺理论，没有把主人公写成一个与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做不懈斗争的勇士，而是出家做了和尚。今天遭到了许多非议和不满，至少是遗憾。于是把这个罪责加在高鹗续书的头上。《红楼梦》后四十回，恐怕高氏还没有那么好的水平去续写。不谈清朝的续本，只说近代那些观点和立场自谓正确的续作，为什么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一部水平极高的电视剧《红楼梦》，其后一部分被高明者遂意篡改，已经背离了“曹雪芹”的原著，生拉硬套“阶级斗争”和“反封建”。退一万步讲，即便是高鹗所写，那也是中华的古典文学，如果确实需要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何不重改一部《戏说红楼梦》？让贾宝玉、柳湘莲觉醒，跑到黑山村发动贫困庄户……高鹗自有他的功劳，另当别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漫谈洪升与《红楼梦》（3） 让我们再回到“模拟剧本”中来，“戏语西厢”、“黛玉葬花”这出戏之前，是真正的鼎盛时期，包括感情戏都是一帆风顺、歌舞升平、盛席华筵，甚至出殡都热闹非凡。第十一出到第十三出以后，家族和感情已经危机四伏到激化。从“黛玉焚稿”到“宝玉出家”，主人公们的悲剧结局是一个必然而自然的结果。因此也可推断： 洪升的小说底本至少是一个较粗线条的全本，其传奇戏本也同样是一个完本。否则何以用“半拉本”请棠树作序，请吴玉峰、孔梅溪题名？这里所说的“棠村”不是杜撰中曹芹溪的弟弟“曹棠村”，而是《长生殿例言》所说的棠村（梁清标）相国，康熙时代的诗词大家。至于那本小说底本，“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而把精力集中于他所专长的传奇上，又可见这个底本比较简单，因此有相当多的创作空间，这就无意中给后来的曹家留下伏笔。无怪乾隆年间的裕瑞有话：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改至五次，愈出愈奇……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此话非望风捕影，也并非全部属实，但他给出了一些重要线索。如“雪芹得之”、“抒其寄托”、“借题发挥”、“非自己写照”等。 从《红楼梦》演变的层面上，至少可以说，书中和脂批中反复提到的“作者”才是《红楼梦》的初创者，洪升对《红楼梦》的贡献在时间上应居首位。这一点连曹家人都没有否认，这个头衔今人何必硬塞给曹霑（芹溪）。这里并非贬低他，曹芹溪自有他的贡献，无论洪升的小说或传奇，不可能作得篇幅太长，场面太大；小说作为传奇的底本，故事可能更梗概些。写传奇才是洪升的“强项”，在清初不会有今日之大型舞台，戏曲的主角不会太多，应该不足十二钗，更没有副册、又副册。这就为下面所要提到的曹寅、畸笏叟、曹霑的增删、润色再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有专家早已发现或觉察到，《红楼梦》小说中，林黛玉的年龄忽小忽大，这正是洪升的林黛玉与曹寅的林黛玉有差异，后者在写作时出现的接榫误差。洪升作为《红楼梦》始作俑者，说他的贡献是在时间上居先，比较公平；说他是主要作者，不是事实。然而，“洪升初创说”可能有多种理解： 是否是“曹芹溪自传说”的改名换姓，即“洪升自传说”？或者还有其他未知的隐情？洪升和曹芹溪二人分别是康熙、乾隆时的人物，既然《红楼梦》像是“洪升自传”也像是“雪芹自传”，这一现象的本身，就意味着对“自传说”的否定。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其间的复杂关系。 再如洪升《长生殿》中杨玉环有一段台词： “奴家杨氏……早失怙恃，养在叔父之家。生有玉环，在于左臂，上隐‘太真’二字。因名玉环，小字‘太真’。”这个左臂上戴着一只玉镯而降生的女婴，长成后，便是《长生殿》里的（女）情种。再看《石头记》中的宝玉，口中含玉而生，上有“通灵宝玉”之字，因名宝玉，长成后，便是红楼梦里的（男）情种。这种神似情节构思，应是两部作品“血缘关系”的重要痕迹。 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月，洪升应曹寅之邀，来金陵（南京再演《长生殿》，六月初一，返程时路经浙江乌镇，意外落水身亡。洪升的创作生涯到此结束。从1689年《长生殿》问世到1704年的十五年间，应是洪升创作《石头记》的可能区间。至于《红楼梦》第一回里所云“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的事，大致情况是： 洪升死后，曹寅（雪樵）参考《石头记》、《风月宝鉴》，以自己的才智、经历、地位，汲取了当时著名文人群体的文化思想精粹，演绎成一部《金陵十二钗》，时间约在1704年至1712年间。此便是今本《红楼梦》的主体，曹寅才称得上是《红楼梦》章回小说的真正作者。 （刘一心，男，1937年生于山东威海，1962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1997年退休于河南郑州。作为读者，一直对红学家们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某些研究结论和宣传有怀疑。此文原载于红楼艺苑网站，出版时重新修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楼梦》： 两性的和解（1） 张笋 一、 贾宝玉： 为天下男人赎罪 从文学的历史延续性这个角度，我们说《红楼梦》是《金瓶梅》的新生。因为所谓文学的“种子”的含义是文学对人生的启示，它是小说真实的内核，也是文学得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也就包含了文学的最高价值。《红楼梦》之所以伟大，正是包含了这种具有“启示录”意义的最高价值。伟大的小说传递着时代的信息，从《水浒传》到《金瓶梅》以至《红楼梦》，三部长篇小说犹如“三部曲”演示了一段“男女两性关系”的历史，这段历史的轨迹大致可以概括为“分裂——对抗——和解”。 作为《金瓶梅》的承继者，《红楼梦》最终要解决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是“人自身”（“认识你自己”）的问题，亦即人与文学的根本问题。与西门庆的不悟纵欲身死相对应，《红楼梦》以贾宝玉悟道出世而告终。第二便是“男女两性的关系”问题。与《金瓶梅》的“性政治”相对应，《红楼梦》放弃了男性的特权，以贾宝玉为核心，“男女两性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面貌。《金瓶梅》产生的负面价值向世人发出了警告，《红楼梦》产生的正面价值则给世人树立了楷模，“两性的和解”最终成为一个理想目标。 这第二个问题本来源于第一个问题，二者之间密切相关，但是“男女两性关系”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自我”的范围，而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有更重大的意义。由《水浒传》发端，我们看到梁山好汉们的“绝情”，又看到了西门庆的“无情”，最后看到的是贾宝玉的“多情”。《红楼梦》通过贾宝玉重新找回了连接人类两性之间的纽带——这个曾经被男人斩断、遗弃的“情感纽带”。从这层意义上来看，贾宝玉的使命几乎就是“替天下男人赎罪”。因此，作为文学偶像——情深似海的贾宝玉堪称人世间的“情圣”。 贾宝玉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之所以引人注目，值得人们研究和探讨，正因为他（或作者）对自身的关注。贾宝玉的故事是关于自身成长的故事，在这种成长的历程中表明了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目标，同时其中也包含了他对女性的态度以及他与女性之间建立的非常关系。 []关于贾宝玉“认识自我”的成长历程，我们在《红楼情结》中已经作出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至于贾宝玉与大观园中诸女子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贾宝玉的这种行为方式与生活态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当贾宝玉在太虚幻境被警幻密授“意淫”之法时，又特别被告知： “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虽然贾宝玉与世道中人格格不入，但却另有自己的一个文化渊源和传统，这就是《红楼梦》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讲述的“正邪两赋”之人。在这一类被称作“正邪两赋”的人物中，不管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但却都是真正的“性情中人”。这种“真性情”就是人类自然美好的天性，而贾宝玉正是保持这种自然美好天性的人物。那么，世道中人为什么就不能保持人类所固有的自然美好的天性呢？不言而喻，都是追求仕途经济和功名利禄的缘故，于是，人有善恶之分；社会的进化也改变着人类的天性，于是，人有真假之分。 作为小说人物，贾宝玉与西门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是两个极端的人物，他们分别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金瓶梅》与《红楼梦》也因此而注定是泾渭分明的。但二者并不是孤立的，作为男性角色，从西门庆到贾宝玉之间还有一些过渡性的人物值得我们关注，从中我们会看到这个转变的过程。 西门庆因丧失了本性已不复为有情之人。继西门庆之后，陈经济也因本性的迷失而在虚弱的情感中游荡。他虽不是“混账恶人”，也不是正直善良之人，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被淫妇潘金莲引入了私情的阴暗角落。作为《金瓶梅》的尾声，陈经济懂得与女人亲近，不去伤害她们，就已经免受人们的憎恶了。 西门庆贪淫奢狂的恶习在《红楼梦》人物贾珍、贾琏、薛蟠三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都已有所收敛和减弱，并最终消失。这三个人都有西门庆的影子，作为次要角色，他们的出场似乎是对西门庆的一种“分解”，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贾珍有倾向，但他的淫行都是“暗示”①。薛蟠有变态倾向，行为怪异，但最后能改邪归正。贾琏出场最多，是个好色之徒，但他没有恶行劣迹，他只想拈花惹草，满足。后来，尤三姐与贾珍翻脸，贾琏竟出面撮合尤三姐与柳湘莲的婚事，虽没有善果，却有善意。由此可见，贾琏在同类之中还算得上一个“好男人”。在虚弱的贾蓉身上我们又能看见陈经济的影子。这些与贾宝玉相关的贾氏兄弟和亲戚都没有越出“皮肤之淫”的界限，而贾宝玉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活背景中浮出水面的。惟贾宝玉做到了守身如玉，洁身自好，真正是“出污泥而不染”。 与贾宝玉同气相通相近者，有贵为王公的北静王水溶，有出身贫寒的秦钟、蒋玉菡，还有没落子弟柳湘莲。秦钟早亡，没有作为；蒋玉菡入梨园成了名优；柳湘莲曾是不受羁绊的江湖侠士，后因尤三姐钟情于他，却情烈至死，柳湘莲悔恨之余削发遁世。而贾宝玉秉正邪两赋之气，正如书中所写： “置之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② 二、 大观园： 女儿们的天堂 与女性真正的和解取决于男性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并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而只有贾宝玉做到了这一点。《红楼梦》作者在贾宝玉还没有出场之前就事先为他表明了态度：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所谓“清爽”是指眼中没有沾染浊臭男人的女儿家，所谓“浊臭”则是指那些沾染过女人的不洁男人。那么，男人与女人又如何相处呢？于是，我们看到《红楼梦》为世人描绘的“大观园”。这是作者心中的伊甸园，住着清明灵秀的女儿家们，而只有贾宝玉才有资格与她们朝夕相伴。 大观园是贾府为皇妃贾元春修建的省亲园。元春省亲之后，命宝玉与众姐妹们一起入住大观园，直到宝玉完婚为止。贾宝玉和众姐妹在大观园里度过了一段少年时代的快乐生活，大观园是贾宝玉与女儿们的人间乐园。然而，这段快乐的时光却是短暂的，因为从此快乐将不复存在，她们将踏上各自不幸的人生旅途。而令贾宝玉（或作者）终身难忘的正是这段大观园里的幸福时光，激发作者追忆和写作《红楼梦》的真正原因也正在这里。所谓“红楼梦”即是贾宝玉的“大观园之梦”，亦是贾宝玉（或作者）的“失乐园”。 大观园是圣洁之园，因此它不容许任何人玷污。在入住大观园之前，贾宝玉与袭人已经有了初次的性体验，但这“初试情”并没有给贾宝玉带来多少快感，反而使他感到羞愧和污浊，以至贾宝玉以“须眉浊物”自称。而在此之后，大观园既是贾宝玉与姐妹们亲密相处的乐园，又是他修身养性悟道的所在。但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反而是互为因果的。贾宝玉从女儿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男人们不具备的东西，如在才情方面，宝钗与黛玉都在宝玉之上，而湘云、探春、惜春等也不在宝玉之下。即便是身份低下的丫头，如晴雯、平儿、鸳鸯、紫娟、香菱、龄官等也都令贾宝玉为之感动。贾宝玉因此而在心理上产生了与女儿们“同化”的潜意识愿望③，并最终成为一名护花使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楼梦》： 两性的和解（2） 大观园与警幻仙姑主持的太虚幻境相对应，一个是真实的人间，一个在虚幻的天上，而太虚幻境却是女儿们最终的归宿。因为大观园被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所包围，这片净土终将被玷污，乐园终将失去，贾宝玉（或作者）的“红楼梦”也注定要破灭。那些不符合成人社会准则的女孩将被清除，一个个女儿家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人世间的险恶。而身为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贾宝玉又怎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呢？ 大观园毁于姐妹们成年之际，这些花季少女最后是死的死、嫁的嫁，各奔东西。正如《红楼梦》第五回在太虚幻境中所预言的那样： 探春远嫁千里之外，与亲人骨肉分离；迎春婚后遭丈夫虐待，竟命丧黄泉；惜春削发为尼，独守青灯。史湘云介于宝钗与黛玉之间，虽嫁得如意郎君，却是好景不长。在姐妹之中，最悲惨的莫过于林黛玉，她真是为宝玉泪尽而亡。妙玉以其特殊的身份居住在大观园的边缘，她虽心性高洁，却不幸落入强盗之手。比较幸运的当数宝钗，她虽能与宝玉结为“金玉良缘”，但因黛玉之死而给他们的婚姻蒙上了抹不去的阴影，宝玉终于弃她而去。大观园原是姐妹们比诗论艺、施展才华、尽情享乐的舞台，到如今已是曲终人散，人去园空。难怪贾宝玉那样痛恨“婚嫁”，对世俗社会嫉恶如仇。到后来他也只能绝望地喊道： “这日子过不得了！我姊妹们都一个一个的散了！……为什么散的这么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时候再散也不迟。”贾宝玉幻想着与姐妹们长久地生活在大观园里，永不分离。如果不能一起活着，倒不如早些死了的好，姐妹们都散了，单单留下他一个，活着还有什么乐趣！ 至于大观园以外，在贾府那些结过婚的女人身上都存在着世俗的印记。如： 王氏、邢氏、尤氏、赵姨娘、王熙风、尤二姐等等，她们与西门庆周围的女人相去不远，都不同程度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内在联系。这些封建女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争强好胜、妒忌、贪婪、愚昧、盲目顺从等，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去了女儿家纯真而美好的天性。 人类社会是适者生存的社会，在强大的世俗势力面前，贾宝玉显得势单力薄。贾宝玉不是革命者，也不是社会改革家，他只是一个偏离社会主流文化的无用文人，他根本无力动摇男权制封建社会的根基，因此他的抗争是软弱无力的。他只有哭泣、哀怨、气愤，他无力改变女性乃至自身的命运，因为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女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大观园注定要消亡，贾宝玉注定没有出路，最终只能怀着一腔怨恨遁入空门，远离尘世。看来，“两性的和解”这一理想目标还遥不可及，但是在贾宝玉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线希望。《红楼梦》通过描述贾宝玉的一生给予我们的最后一个启示就是从“自身”做起。 三、 男女之爱与性禁忌 男权制的历史经过了数千年的延续，已是根深蒂固。当社会逐步建立起男女不平等的原则时，女性价值的高低便取决于男性的态度。女性的功能主要是繁育后代，养育子女，其次是向男人提供快感，满足其。在不平等的社会原则下，男性不把女性看做是与自己同等的人类，而看做是劣等人或非人类，她们是工具，是有用之物。如清代文人李渔在总结自己的性经验时，仍然认为： “女人如人参附子……”这是房中术“以人补人”论的延续。男人在纵欲的同时又要保全身体，于是，女人在满足男人的性快感的同时又成了男人养生的一剂补药。男人甚至幻想着能够因此而延年益寿。当平等的原则被打破之后，男人们是很少去考虑女人的感受和健康的。 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历来对“色情”二字极为敏感。孔孟礼教主张“好色而不淫”，宋明理学则认为“淫心尤恶”，而提出“诛心论”。贾宝玉显然既不符合孔孟礼教的准则，更不符合宋明理学的要求。因为贾宝玉接受的观念是“意淫——好色即淫”，他戒淫行，却不诛淫心。儒学发展的历史大致是一条“从节制到禁欲”的路线，《红楼梦》通过贾宝玉的成长历程同样实现了“从节制到禁欲”的目标，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在于心理的与生理的之分。宋明理学的禁欲是“精神禁欲”，是对个体生命的窒息和戮杀；而《红楼梦》的禁欲是从生理上戒除“皮肤之淫”，是对个体生命的肯定。贾宝玉的“意淫”之法也因此而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和审美的价值，这是性冲动的升华。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意淫”是用思想和语言来进行的性活动，因而是一种极为高级的性活动方式。 道学家一方面用淫恶的罪名惩罚女性，另一方面又用贞洁的名誉来束缚女性，其实质仍然是维护男性的特权。而贾宝玉的“禁欲和意淫”一方面是自我保护，另一方面则是对女性的关爱。他实际上恢复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甚至把女性看得高于自身。 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色情文学”表面上看来是对宋明理学推行“精神禁欲”的挑战，但是，色情文学的出现只是违背了卫道士们“只许做不许说”的戒条。它在宣淫的同时并没有给予女性自由，并没有改变女性被歧视、受压迫的屈辱地位。而真正的反叛来自于《红楼梦》，因为它不仅抬高了女性的地位，而且肯定了女性的价值。贾宝玉在给予女性足够的尊重和同情之后，又把束缚男性的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名等价值观念统统掷于脑后，于是真正惹恼了执政的皇权。《红楼梦》因此而与《金瓶梅》一起被列入。清代的道学家甚至认为《红楼梦》比《金瓶梅》更淫，如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写道： “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红楼梦》真正让道学家们感到一种恐惧，因为这与他们的主张相抵牾。 那么，在这样一种“万恶淫为首”的精神禁欲的阴影之下，男女两性生活的现状又是如何？ 从古代性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宋明理学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禁欲主义思想，两性生活尚处于一种由古代延续下来的纯朴自然的状态。早期儒家的理想与社会实践只是把性限制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围，性的主要功能——生殖、快感、健康三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在优生与养生的基础上产生了房中术。但是，随着封建礼教的加强，房中术被引入了魔道，由此派生的性原则就是贬斥爱情，并最终导致了“性”与“爱”的分离。夫妻生活变得有性无爱，只剩下生殖的义务，古老的艺术堕落为荒诞的性巫术，由男欢女爱构成的闺中佳境已不复存在。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贾宝玉的言行无疑是背道而驰。 在关于男女恋爱这个问题上，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必须把“欲”和“爱”分别来看，“欲”只是生理的性冲动，而“爱”是性冲动和其他冲动之和。恋爱双方综合了性冲动和其他感情因素，它是一种相互吸引的情绪和自我屈服的感觉之和。有时，发展到极度的恋爱方式会成为一种完全忘我而利他的冲动，甚至于牺牲自我。总之，性冲动中占优势的成分有“自我”的或“利己”的，但在发展成恋爱的过程中，同时也转变为自觉的忘我和利他。在自然而正常的情形下，这种利他的成分，在性发育的最初阶段里就已经存在。甚至在动物界两性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利他的理想成分，特别是在鸟类中间，如大雁会因丧偶而悲鸣，以至伤感到自我毁灭的境界。一般动物只在繁殖阶段出现短暂的发情期，但在孕育和哺育后代的过程中，雌雄之间建立了亲情，这种“亲子之情”便是单纯的性冲动在感情领域的扩大和延伸。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楼梦》： 两性的和解（3） 人是自然界最卓越的感情动物，但是，在西门庆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这种亲情的丧失。因为他盲目的性冲动只求满足，他与异性的关系是相互索取的易，这是情感的退化现象，它使一个人变得冷漠、自私和贪婪。 贾宝玉的“意淫”之法建立了摈弃性快感的原则，他抑制了生理上的性冲动，并将这种动力导向更广阔的情感领域。这些情感因素包括： 美的感觉、亲爱、同情、钦佩与尊敬、一种亲密无间的自由关系、相互拥有等等。贾宝玉把恋爱关系扩展到“两人”（他和黛玉）以外的世界，他让恋爱有了一个更远大的目标，他要超脱到现实以外的理想的境界，因为他想像到自己生命的未来。正如罗素所说： “一定要把恋爱和这一类无穷极的远大的目标联系起来，它才可以充分表现它可能的最大的庄重与最深的意义。” 这个“远大的目标”便是人类两性的和解——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真理。贾宝玉的超前意识犹如一把点亮的火炬，穿过“精神禁欲”的漫漫黑夜，走向未来。 注解： ① 在处理贾珍与秦可卿的关系上，作者作出了删节，意图显然是在削减贾珍的恶行。他与尤三姐的偷情行为又被制止。 ② 《红楼梦》第30页。 ③ 参见《红楼情结》第三章第四节“近朱者赤”。 （原载红楼艺苑网。张笋，网名木石斋，1964年生。1994年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现供职于河南省柘城县文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编者后记 早在1987年，《红楼梦》电视剧一经播出，立时掀起了全国性的红楼热。魏绍昌先生在给秦一民先生《红楼梦饮食谱》的序言中曾提到一幅漫画《上海的夏天》，一位女郎在浴盆中洗澡，双手却捧着《红楼梦》，读得出神以致落泪。20年后，“红楼书”的出版一浪高过一浪，据说起因是曹雪芹“逝世240周年”的三个年头（“红学”的“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三种学派分别把2002、2003、2004年定为曹雪芹“逝世240周年”）。而由著名作家刘心武主讲、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陆续播出的18集《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更是为这股“红楼热”推波助澜，谈红楼、解红楼一时间成为一种读书时尚。 刘心武先生“揭秘”《红楼梦》的热播，引来无数掌声的同时也遭到了众多的非议，包括来自红学界内资深专家的质疑，也有外界众多红迷的不同意见。但是，面对这些异议刘先生表示： “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在我看来，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非学者不可为，只有学者才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允许外行的人说话，要让那些哪怕是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京华时报》2005年8月16日第23版） 有感于刘心武先生的坦诚态度，我们斗胆从这一热点切入，编选这本集子。正是通过“秦学”从沉默到热闹的过程，我们才更加清楚地看到红学家和各层次的研红者在一场红学喧嚣中的状态。“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在尊重和展示前人今人的成果的同时，愿能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推动更多的人来关心红学的发展。 本书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针对“秦学”发表不同看法；第二部分列举对“红楼梦之谜”可与“秦学”相提并论的其他几种解读；第三个部分是核心，针对百年“红学”中影响比较大的流派、观点、研究方法发出“质疑”和“反思”的声音；第四部分的文章突出红楼人物，文章的作者多为非红学专业人士，亦可谓“民间论红”。这些文章作者背景大相径庭，因而写作风格、学术理念有所参差。而其共同性在于： 或者在某一红学领域或学说上观点具有代表性，或者见解独到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反思性。 正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红楼梦》”，《红楼梦》可以是属于每个人的，对于千万计的读者来说，阅读《红楼梦》更像是一场大快朵颐的盛宴。有些人喜欢文本，徜徉其中不亦乐乎；有些人希望了解红学研究的成果，希望知道红楼梦流传和创作背后的故事；还有些人不吝时间和精力希望找到自己的答案。诚如此，“红学热”定是“红楼热”的延续，哪里会是“虚热”呢？ 本书的稿件主要来源于红楼艺苑网站、《艺术评论》杂志社及本社直接向一些学者专家等的约稿。《艺术评论》杂志社的赵春强社长和陈晓红主任积极配合，提供了由本刊记者采写的几篇专家访谈。令人感动的是，黄允松先生年轻有为，自筹资金创办的红楼艺苑网站，五年来吸引了众多爱红人士的加盟，其中不乏有数十年学术积累的，更有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的，我们在这上千万言的文章里遴选出大量稿件，成就本书非红学专业人士论红的一大特色。另外，国内著名争鸣性网站凯迪网络在本书征稿之初，同时开设了“民间红学研讨”的网上论坛，对本书的编写表示支持和呼应，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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