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芹集-周汝昌》 《献芹集》序 黄 裳 / 作 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关于这学校，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想过细研究。我只是想说，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那自由的学习空气，至今想起来也还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而不易忘记。完全没有以投考名牌大学为唯一目标而进行的填鸭式教育；舍监的面孔虽然严肃，但其实也还是宽容的。正规教学之外，课外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体育、演戏、编印校刊、假日旅行、听演讲、学做陶器、养花……真是花样繁多，不过一切任听学生自由参加，并不作硬性的规定。图书馆里有着不算寒伧的藏书，学校附近有三家书店，出售新刊的书报杂志。学生有很好的机会接触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学校当局曾经没收过北新书局出版的《结婚的爱》，因此受到《语丝》的批评，不过这是我入学以前发生的事了。对我的宿舍床头小书架上排满的新书，舍监查房时确曾多次有兴趣地注意过，但并不没收其中的任何一册。《水星》出版后，校园里出现了几张小小的征订广告，通讯地址就在教员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这《水星》上，我第一次读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诗。国文班上孟志孙先生给我们讲古典文学和考证。这当然有些失之艰深，但他用天津腔曼声长吟《桃花扇》“余韵”的神情实在是引人入胜的。他指定的课本之一是戴东原的《屈原赋注》，这书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可是第二天同学周杲良带了一本宣纸印非常阔气的木刻本来，却使我真的开了眼界。这是他的父亲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这应该说是我对版本学最早的启蒙读物。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琐细的旧事，只是想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感谢。老师并不给学生规定某些未来的学习目标，只是象“抓周儿”似的在盘子里安放许多好玩的事物，任凭孩子自己选取。选择的机会倒是越广越多越好。当然象贾宝玉那样一下手就抓来了口红也没有引起紧张的必要，可能这正是一种最好的抉择也说不定。后来我发现，许多同学的未来事业都是最初从这里开始的。 人们真的选择了五花八门各自未来的胜业。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象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春秋配》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并曾熟读《红楼梦》。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红楼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红楼梦》的欣赏怕还停留在《菊花诗》和《螃蟹咏》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象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红楼梦》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红楼梦》的研究达到了今天的规模与水平，不用说，在五十年前是梦想不到的。汝昌也一直坚持着他的研究，在《新证》之后又写出了不少专著与散篇论文。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一个普通读者、“槛外人”的身份偶尔注意着他的工作。现在他的一本新的论文集将编成问世，来信希望我写几句话在前面，这是推辞不掉的。可是又完全没有发言的资格，只能简单地说几句空话。当然，在说着空话的时候，也不免要带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来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说明了有些设想已经坚持了那么久还没有改变的事实么？如果有谁指出这就是“僵化”，那也没有什么法子想。 好象也是汝昌曾经提出过的，《红楼梦》研究应有内外学之分。看来这好象是一句笑话，不过却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换一种说法，目前的“红学”大致似乎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支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出发，一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着眼。事实上情形也正是如此。照我的看法，这两支研究大军是应该齐头并进的。而前者的工作应以后者的成果为基础。倒不是说，要等彻底弄清了康乾之际政治、社会经济的情况之后再来进行《红楼梦》的艺术探索，这是不切实际的可笑的想法。但前一步工作作得愈深入、踏实，后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获。这一“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过去的研究经验充分证明了。想根除一切空论，舍此并无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许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诗，如《东京梦华录》、《梦溪笔谈》、《辍耕录》，是都应该进行全面的整理、笺注、研究的。这工作作得好，我们就往往有了一部具体的断代的社会史、科技史、经济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谱会笺》，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不也使我们对唐代后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点依稀的轮廓了么？而在这一意义上，恐怕没有另一部书能比得上《红楼梦》，那简直是无比的明清之际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极丰富的社会史。值得写出百来篇重要论文，在这基础上从而写出一部活生生的社会风俗史来。文学评论如能建筑在这样的基石上，可以断言开出来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红楼梦新证》所表现的这一特色，汝昌曾经坚持了几十年，我觉得应该更自觉地坚持下去。这中间可能出现过偏离，出现过枝节性的迷惑，但只要大的趋向不错就用不着逡巡。 传记要围绕着传主来写，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红楼梦》研究围绕着曹雪芹来做，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说“红学”已经变成了“曹学”，这批评是尖锐的，但也只有在研究已经对著作与作者本身毫无意义时才是如此。人们也曾对“曹雪芹卒年”这样的讨论表示不耐。其实对这么一位伟大的作者连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并非什么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确知他的生活时代，家族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又怎能具体分析作品产生等种种微妙因素呢？ 繁琐也是一种相对的观念。在某些人从某一角度看来是“繁琐”的，换一副眼光，采取更广阔的视界，结论恐怕就两样。不能要求广大读者都具有如此深广的兴趣，但在文学批评家，是应该知道这界限的。 细琐、隐曲的研究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较为高远的眼光，又没有向广阔的历史“荒原”进军的勇气，因而只能陷于枝节的探索、追寻，浸渐形成一种泛滥无归的状态。这倒是值得注意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这一历史阶段而论，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遗存下来的实物、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劫火，还是十分丰富的。现在仅就地志、文集、笔记……这一角落而论，恐怕就没有人能报得出一笔总帐，更不用说泛览一过了。我相信，这中间是包含着大量直接间接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的。《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对待。说“红学”是“曹学”，是目光过于褊浅了。大规模的开垦发掘，能带来怎样的收获，是无法悬揣的。正如开采一座包含了多种稀有金属的共生矿，经过筛选、分离，无一不是有用的资材。这种规模的研究工作，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这不是一二学人用“白首穷经”的方法所能做到的。在今天，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样一来，岂非更将泛滥而不可收拾？其实这是用不着担心的，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们得到的将是一部灿烂的文化史、社会史，它将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照我看，这只能是唯一的途径。 有一件事，记得是五十年前汝昌和我就采取了相同的立场的，那就是对高鹗为《红楼梦》添加的狗尾的态度。而这立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变。小说以一百二十回本传世，是二百年来的既成事实。高鹗给了小说一个悲剧的结局，姑不论“兰桂齐芳”那些混帐话，也应该说是难得的。不过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与真实性的问题。假的总是假的，不论挂着羊头的狗肉行销了若干年，它到底不是羊肉。因此，每逢读到某些论《红楼梦》的洋洋洒洒的论文，一旦发现它引用了后四十回的文字作为分析论断的依据，就废书不观了。因为首先在科学态度上作者就已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地位，这样得出的结论，到底要由曹雪芹还是高鹗来承当？或按三与一之比计算份额？除了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就还有《红楼圆梦》、《续梦》……等不计其数的续作，这些作者似乎也有要求评论家予以考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俞平伯先生写定“八十回校本”，将高续四十回作为附录放在后面的办法是合适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尽管许多人为高鹗提出过许多辩护的理由，但到底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研究者不首先分清真伪的界限，终将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司马迁说过，“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涉及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有名见解，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可是比起文王、孔丘、屈原……韩非来，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可是丰富复杂得多了。他有幸比他的前辈们迟两千年出世，社会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封建末世，经历的是变幻多采、寒温异态的世相人情。这许多都不是他的前辈所能比拟的。曹雪芹和屈原一样，也发出了他的无数“天问”，不过他没有把回答写成诗，而是一部《红楼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追寻曹雪芹作出了一系列怎样的答案，和他为什么要作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答案。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是首先设法弄清在曹雪芹的头脑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问题。至于他怎样将答案通过形象、故事表达出来，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事情了。 以上所说，看来无非也还是一堆空话。五十年匆匆过去了。回想当年热烈讨论、争辩的光景，还依稀如昨。可是汝昌经过了长期艰难的跋涉，却已很跨出了几步。自然不能说他是笔直地前进的，人间又哪能有这等事。但终于走出了一段路，基本的方向也没有大错。这是值得高兴的，也是我虽然惭愧到底还是说出了这一堆空话的原因。 一九八二·二·二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椽笔谁能写雪芹 曹雪芹（1724—1764年）平生事迹，久已湮没不彰；身非显宦名公，更无碑版史传。“五四”以来，雪芹之名，始为人知重。考证、研究，稍稍盛行起来。虽然诸多疑难尚待解答，众说意见复不一致，但比起后人对大文豪莎士比亚的了解来，我们对于曹雪芹的知识已算较多了。 雪芹单名霑，取《诗经·小雅·信南山》写雨雪兆丰的古句：“……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他的诞生，应与旱年喜雨相关。 雪芹一生，堪称知己莫逆之交的好友，是敦敏和敦诚兄弟二人。他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幼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他家在政治上叠遭事故，沦落废闲。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岁首，敦诚赋诗挽悼刚刚于上年除夕亡故的曹雪芹，作七言律诗二首，其中一联说：“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邺下才人”，是把雪芹暗比为三国魏时大诗赋家曹植。 在雪芹生时，野史稗官，闲书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高等”人士所齿的。郭诚最初赏爱雪芹，也不在此，他佩服器重的是雪芹这位诗家。他说“邺下才人”，既是巧用雪芹先世的典故，又以赞许他的诗才。至于说雪芹是一位全面、深刻地反映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伟大文学家，伟大的诗人、画家、小说家，中华民族的骄傲，世界文坛的巨星，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方才认识得到的。 如上所言，人们渴望了解雪芹，而苦无碑传；多亏敦氏弟兄，才留下了几首重要的诗篇，给雪芹作了传神写照。其中一首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我以为此诗堪当碑传，足以弥补我们的憾恨。其诗题曰《寄怀曹雪芹》，全篇云：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敦诚此时只有二十四岁（他小于雪芹约十龄），感时抚事，念别怀人，笔笔雄深，句句雅健，以大方而沉著的线条，替雪芹钩勒出一幅“画传”。试看：源流谱系，家世生平，性格才情，胸襟气度，艰辛写作，濩落生涯——几多重大事实，一片深至情肠，一一具现于纸上。数百年下展卷诵读，也会为之感动。说是可当一篇碑传，并非过言。 诗句是从魏武子孙说起。雪芹家原是魏式曹操之后。只是在旧时，魏武遭腐儒笑骂，已历千载，俗常亦多误解。敦诚故用“无乃”二字，貌似疑词，意在含婉，不过雪芹于此，是略无掩饰的。 曹家不但为魏武之后昆，也是济阳的嫡派。丰润曹氏有一副世世相传的春联门对，文词固定是“汉拜相，宋封王，三千年皇猷黼黻；居江左，卜京右，亿万世国器珪璋。”汉拜相，是说曹参、曹操。宋封王，指的就是宋代开国名将曹彬、鲁国公，封济阳郡王者是。曹彬乃真定灵寿人氏，而祖墓又在宁晋：实为河北人。其第三子曹玮的后人，一支在江西进贤，到明朝永乐之初一次大移民中，北迁回到河北，定居京东丰润，又分出一支迁往关外，落户铁岭。到清太祖天聪八年（1634年），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已在多尔衮（清代创业的第二代主要人物）的属下作了旗鼓佐领（旗鼓籍，奴仆身份）。及至清人入关，“定鼎”北京，曹家就成为皇室包衣（“家奴”之义），录属内务府正白旗。当年大诗人杜甫诗赠画家曹将军（霸），开头就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敦诚巧妙运用杜句，婉蓄地叙出了雪芹实亦魏武之裔，而又暗示出：到此时代，却连“为庶为清门”（一般百姓，寒素之家）都不能够了，只落得身隶奴籍，万苦备尝。 雪芹是处在众多功能“交叉点”上的一位奇特的历史人物。在他身上，错综复杂地重叠着这些“交叉”：古、“今”，南、北，满，汉，旗、民，兴、亡，荣、落，贵、贱，穷、通，悲、欢，离、合，爱、恨，喜、怒，雅、“俗”，庄、谐、贤、“愚”，痴、黠……。以此之故，他阅历丰富，感受非凡。他的哲思，混茫着世界、人生；他的才华，潋滟着千汇万状。 内府包衣，皇家世仆，子子孙孙，都要为皇帝当差服役。雪芹的曾祖曹玺，娶妻孙氏。这位孙夫人被挑为顺治帝第三子玄烨的保姆，自玄烨婴抱时，抚育长大，居于宫城西侧（遗址为福佑寺，至今犹存）。玄烨视孙氏情同慈母，与孙氏之子、雪芹之祖父曹寅，正所谓“明是君臣，暗如兄弟”。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自曹玺为始，历曹寅、曹颙、曹頫，三代四人，皆钦差前往江南去做织造监督，承办皇家服用。曹寅又兼任了两淮巡盐御史，常驻扬州。江左繁华，竹西歌吹，“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生活，他家是不陌生的，前后共阅时至六七十年之久。曹寅工诗，尤擅词、曲，一生爱才好士，遍交当世作家，对“通俗文学”小说、剧本这类为士大夫轻贱的作品，他却非常爱赏，十分重视。他素喜读书，因此也喜藏书、刊书，对东南半壁的文化活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一切，对雪芹来说，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旧事了。从曹寅下世到敦诚赋诗，相去四十五年，即自曹頫最后落职北返算起，至此也已是三十三年了，故而诗人有“扬州旧梦久已觉”（觉，一本作“绝”）之句。 当时的雪芹，处境如何？他是环堵存身，蓬蒿没径。甚至有如汉代的司马相如，在临邛市上，沦为佣保，身著短裈，躬亲涤器，卖酒当垆。 雪芹一度借此谋生，传说中也适有其事。看来敦诚用典，是有实指的。 敦诚爱重雪芹，首先是佩服他的诗才。“爱君诗笔有奇气”，一语点出。另一处则又说雪芹是“诗胆如铁”，堪与宝刀的凛凛寒光，交相辉映。这就道破了雪芹作诗，不是吟风弄月，实有重要内容。他并回忆起当年在虎门宗学（宗学是雍正时为宗室皇族所设的官学，址在北京西四牌楼石虎胡同，今亦尚存），剪烛快谈的乐事，雪芹那一种接□倒著（狂放不羁，倒著着衣帽）、雄辩高谈的神情意度，给年少的敦诚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象。 康、雍、乾三朝的政局，一再翻覆，各种矛盾斗争，俱极激烈，曹、敦两门，都受牵连，家遭巨变。雪芹因此，坎坷艰辛，流离放浪，几经播迁。这时已到郊外山村幽僻之地，野水临门，薜萝满巷。无以为活，则卖画贳酒，食粥餐霞。犹然时遭主司上官的凌逼，他依旧傲兀不驯，白眼阅世。但是雪芹并非“超人”，亦有妻孥。挈妇将雏，忧伤煎迫，不得已，做大僚幕宾，甚至投靠亲友，寄食朱门。这些事，他都是经历过的。敦诚满怀关切，苦语叮咛：“劝你不要再去叩富儿之门，受嗟来之食；也不必以违世抗俗之材再去浮沉于弹铗长歌之列（即指为人做幕）。在我看来，你的最好的人生道路，是就此山间水畔，碧云寺侧，黄叶林间，坚持完成写作的事业。” 看来，雪芹为境所迫，思想上并不是全无矛盾的；及至决意弃幕游之萍浮，赋北归之松菊，敦敏惊喜意外，逾乎寻常，说他是“野鹤鸡群”，不甘合污，胸中块垒。傲骨嶙峋。同时又一再重复写到他“秦淮风月忆繁华”，“秦淮旧梦人犹在”，“废馆颓楼梦旧家”，点明了雪芹此次是从南京故地重游而归。 有人揣想，雪芹所以愿就南京幕席，也许与他写作小说，访求史事有关。此说也不为无理。 回到北京之后，雪芹的高超才艺，忽然引起皇家如意馆（专门在绘画等技艺上给皇帝做事当差之处）的注意，欲加罗致。雪芹峻拒。盖幕聘犹是礼敬上宾，苑召实同役使奴仆，他不肯再为妆点宫廷、藻饰“盛德”去效劳了。他一意燕台诗酒，歌哭人间。 雪芹接受了好友的心意，从此在山村致力创作事业——这就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惊动当时，倾倒后世的《石头记》。 据清人记叙，雪芹少时，因“不肖”行径（如身杂优伶，登场粉墨，即其一例），被父辈禁闭于空房之内，为时“三年”。这种满洲式的严酷“管教”法，却给他提供了写小说以寄愤的良好条件。此后，他流落无依，仅有笔墨，无钱买纸，就把旧年的历书拆散，在背面书写。这种不成材的、自甘“下流”的生涯勾当，当世之人确实是“众口嘲谤、万目睚眦”。雪芹毅然不顾，就在那一片风雨连宵、楚歌四面的情势下一力奋斗。 《石头记》是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著绝构。在私下传抄流布时，立刻引动了人们的心目，声闻日广。一次，乾隆帝“临幸”“某满人”家，忽然见到一本《石头记》，大为注意，“急索全书”。其人无奈，只得“连夜删削进呈”。我个人以为，此即是乾隆第八子永璇之事，因为皇帝从无“临幸”一般人家之制度。永璇颇有“不肖”之病，使乾隆十分恼怒忧虑，以至迁怒于永璇的师傅之辈，故曾亲至其府，意在察看。永璇为两江总督、相国尹继善之婿，故有机会与八旗满洲的风流子弟接触，得到了《石头记》抄本。 传说中所述的这次“内廷急索”，以致“删削不完”，极可瞩目。依我看，这件事不但是《石头记》八十回后书稿残缺散佚的直接原因，也导致了雪芹的不幸早逝。他半生呕尽心血、惨淡经营的这部奇书，由于帝王的淫威，爪牙的毒恶，诱逼兼施，奸谋百出，务欲毁坏他的这部心血结晶。雪芹忿恨填膺，郁郁成疾。他贫病交加，医药无告（敦诚挽诗即言“一病无医竟负君！”），不久下世。卒时年华仅得四十（挽诗：“四十年华太瘦生”，“四十年华付杳冥”）。一代才人，千秋事业，结局如斯。无怪乎敦诚写下“邺下才人应有恨”的痛语。 雪芹身后——爱子先殇，仅遗孀一人。敦诚说“泪迸荒天寡妇声！”呼天抢地，情景至惨。又说“新妇飘零目岂瞑？”雪芹之死，百恨在心，死未瞑目，诚如诗人之言。 封建社会“产生”了雪芹，却不能容他活下去。盖雪芹处于时代的转折点，对封建社会的一切结构、关系，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很令人震惊的。所以乾隆时正统人物已然看出《石头记》中所表现的思想，是“邪说诐行之尤”，深恶而痛绝之。所以那个社会是难以容他的，此义既明，《石头记》的伟大，就无待烦言了。 曹雪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家门显赫，不是纨[衤夸]膏粱；文采风流，不是江南才子（“唐伯虎型”）。却召辞荣，不是山林高隐；诗朋酒侣，不是措大穷酸。他异乎所有一般儒士文人，不同于得志当时、夸弓耀马的满洲武勇。他思想叛逆，但不是“造反者”；他生计穷愁，但不是叫化儿。其为“类型”，颇称奇特；欲加理解，实费揣摩。 雪芹不幸四十即死。但“这样的人，规矩是不死的”（雪芹书中语）。他的精气长存，辉光不没，照映着我们祖国的古今艺苑，人间的中外文林。他是我国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启蒙运动先驱者，伟大的思想家。 （原载《百科知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金玉”之谜（节） …… 一个是水中月——黛玉，一个是镜中花——湘云。这又是我的解释。 镜花水月，也是陈言滥调了，但雪芹的艺术，常常是用旧语写新思，以常语隐特义。黛玉死于水，我可以举出很多点线索——即雪芹惯用的独特的艺术手法，比如： 一、黛玉别号潇湘妃子，索隐派在“妃”字上大作文章，以为妃必然是“皇妃”之类，就变成了“顺治之妃”了，不知吾国凡山川之神皆女性，皆以妃名，洛川之神为宓妃，正是曹家的故事。黛得此号，正暗示她是水中之“神”，娥皇女英，潇湘女神的本事，亦即自沉于湘江的女性（将黛玉比洒泪斑竹之女，探春曾明白说出）。宝玉被贾政毒打后，黛玉感而题诗，有云：“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更是明白点破。 二、“艳曲警芳心”回末，黛玉自思自忆，所举古人诗词句例是： “水流花谢两无情” “流水落花春去也” “花落水流红” 一连三例都突出花之落法与水有关。 三、《葬花吟》：“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段话，有人引来作为“反证”，说这正说明她不是死于水的。殊不知，如根本与水之事扯不上，那他何必说这些废话？--用土埋，这是常情常例啊，有啥稀奇？须知她原话是说，但愿我能身生双翼，飞到天之尽头，去找那个（无缘）的香丘，这正是此愿难遂终归渠沟--寒塘之内。这种语义本自明白，并无两解。 四、宝玉的奇语：“明儿掉在池子里，变个大王八，与妹妹驼一辈子碑去！”此话怎解？为什么单单要掉在大池子里？池子者，即是寒塘，暗示异日黛玉绝命之处。 五、庆元宵，家宴演戏，特点《相约相骂》，这出戏的情节是婚事波折，女主角曾投江自尽。这暗示宝黛关系的不幸，也是一个沉水的故事。 六、宝玉偷祭金钏，看见洛神的塑像，不觉泪下。表面层意义是暗悼金钏落水而亡实又关联着少女投水的情节，全书中还有事故。 七、宝玉偷祭金钏回来，那戏正演的是《钗钏记》，大家看得伤心落泪，黛玉借剧中人奚落宝玉，说：“这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在哪里祭祭也罢了，必定得跑到江边上去！”其意正同，暗指后来的结局，这话必由黛玉口中点出，并非泛笔。 八、黛玉掣得的签是芙蓉，镌着“莫怨东风当自嗟”，暗示“芙蓉生在秋江上，莫怨东风怨未开”。她与“秋江”的关系也就是与水的关系。 九、宝玉祭晴雯，名为《芙蓉女儿诔》，间含着预祭黛玉的暗示，人人尽知。在何处祭的？“园中池上芙蓉正开”“猛然见池上芙蓉”，这才特到芙蓉花前举行祭里——正是在池上水边。 十、黛玉《五美吟》第一句就是“一代红颜逐浪花”（其第二首、第四首皆自尽之例）。（又有同志见告，黛玉咏柳絮首句“粉坠百花洲”亦同此义。） 我想，这些暗示，汇在一起，已把黛玉死于水刻划清楚。“冷月葬花魂”，葬的是“花魂”，即黛玉，即“花魂鸟魂总难留”的花魂，黛玉生于花朝（二月十二），义即在此。水中月，明写空花幻影之义，实则正切将来中秋之夜月落寒塘、人亡佳节（俗为团圆之节）。所以她做《桃花行》，结句是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语义最为清楚。 ……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石头记〉探佚》序 此刻正是六月中伏，今年北京酷热异常，据说吴牛喘月。我非吴牛，可真觉得月亮也不给人以清虚广寒之意了。这时候让我做什么，当然叫苦连天。然而不知怎么的，要给《〈石头记〉探佚》写篇序文，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 研究《红楼梦》而不去“打开书”研究作品的“本身”，却搞什么并不“存在”的“探佚”！这有何道理可言？价值安在？有人，我猜想，就会这样质难的。舍本逐末，节外生枝，还有什么词句名堂，也会加上来。 《探佚》的作者，曾否遭到不以为然的批评讽刺，我不得而知。假如有之，我倒愿意替他说几句话。——以下是我假想的答辩辞。 要问探佚的道理何在，请循其本，当先问“红学”的意义何在。 “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如果以为可以把“红学”与一般小说学等同混淆起来，那只说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 “红学”因何产生？只因《红楼梦》这部空前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们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来破除假象，显示真形。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扫荡烟埃”“斥伪返本”。不了解此一层要义，自然不会懂得“红学”的重要性，不能体会这种工作的艰巨性。 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石头记》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红楼》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的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以上四大支并驾齐驱。 如果允许在序文中讲到序者己身的话，那我不妨一提：我个人的“红学”工作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自己的估量，四者中最难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当拙著《新证》出增订版时，第一部奉与杨霁云先生请正，他是鲁迅先生当年研究小说时为之提供《红楼》资料的老专家，他读了增订本后说：“你对‘史事稽年’一章自然贡献很大，但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却是你推考八十回后的那些文章。”这是可以给人作深长思的——不是说我做得如何，而是说这种工作在有识者看来才是最有创造性、最有深刻意义的。 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被程、高伪续所锢蔽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有功，也不错……云云。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看不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究竟是什么样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这种奇冤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为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平时与青年“红友”们说得最多的恐怕要算探佚。不识面的通讯友，遍于天下，他们有的专门写信谆谆告语：“您得把八十回后的工作完成，否则您数十年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他们的这种有力的语言心意，说明他们对此事的感受是多强烈，他们多么有见识，岂能不为之深深感动？通讯友中也有专门的探佚人材，他们各有极好的见解。最近时期又“认识”（还是通讯）了梁归智同志。当时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班上的卓异之材，他把探佚的成果给我看，使我十分高兴。他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而且成绩斐然。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从心里为此而喜悦。 这篇序文的目的不是由“我”来“评议”《探佚》的具体成果的是非正误，得失利害，等等，等等。只有至狂至妄之人才拿自以为是的成见作“砝码”去秤量人家的见解，凡与己见合的就“对了”，不合的都是要骂的，而且天下的最正确的“红学”见解都是他一个提出来的。曹雪芹生前已经那样不幸，我们怎忍让他死后还看到“红学”被坏学风搅扰，以增加他那命运乖舛之奇致呢？《探佚》作者的学风文风，非常醇正，这本身也就是学者的一种素养和表现。他的推考方法是正派路子，探佚不是猜谜，不是专门在个别字句上穿凿附会，孤立地作些“解释”，以之作为“根据”。他做的不是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又能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有所取舍，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他的个别论述，有时似略感过于简短，还应加细，以取信取服于读者，但其佳处是要言不烦，简而得要，废文赘句、空套浮辞，不入笔端。 为学贵有识。梁归智同志的许多优长之点的根本是有识。有识，他才能认定这个题目，而全面研讨。 这是他着手“红学”的第一个成绩。在他来说，必不以此自满，今后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的私颂。 这篇短序，挥汗走笔，一气呵成，略无停顿。虽不能佳，也只好以之塞责了，它只是替《探佚》说明：这不是什么“本”上之“末”，“节”外之“枝”，正是根干。 一九八一·七·二四 辛酉中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学的艺术 艺术的红学 严格说来，“红学”这门学问，是有其特殊定义和界限的，并非是一讲《红楼梦》就是红学；用“一般小说学”去对待《红楼梦》的，仍然是一般小说学，而不是红学。红学不是要去“代替”一般小说学，它却补充和丰富一般小说学。一般小说学也不能(一不应该，二不可能)代替红学。我自己一向如此理解，所以应该归入一般小说学的文艺论析，无待特作介绍，只有对《红楼梦》的艺术的特殊点，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加以揭示和讨究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红学艺术论。比方说，乾隆年间最早的“评红家”高鹗，他只说“是书词意新雅”，这种泛词还不能成为真正的“红学”见解。只有同时的戚蓼生，大书特书地为读者指出：“……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只有当他给我们抉示出这一与众不同之点、这一罕有绝世之奇的，才真是红学的艺术论——或者艺术的红学见解。如果不主张拿乾隆时人作例而说明鄙意，那我就直白地说是：只有深通红学的艺术家来谈《红楼梦》的艺术，才不使我感到这是拿一般化的眼光去看待《红楼梦》。我这样说，不必误会，就认定我不懂得“《红楼梦》毕竟是小说”这个大道理了；其实我是说，红学艺术论而一点也不知道这部小说的特点、特性、特色，把它讲得和任何一部别的小说的艺术一样，毫无发现发明，那就令我非常之失望并且“感慨系之”了，因为事实上颇有一些讲说《红楼梦》的艺术的论文，其实质只是说了“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结构谨严”——我管这叫做“十六字真言”，它可以用来“评论”任何一部够得上小说的作品。 在我上述的这个基本认识的标准下对去年的红学艺术论作一番“巡礼”，我不能不首先列举王朝闻同志的《论凤姐》。我举它，并非因为它的作者有名气，也不是看到它的本头厚，足有五十来万字。当然，作者的名字我会注意到的；但在“名下有虚士”的历史情况下，我并不总是崇拜名气；但读《论风姐》，确实感到了他是“名下无虚士”的一位老艺术家。他以如此的篇幅来专谈《红楼梦》(实在还是只集中谈了一个人物)，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论凤姐》全书，“结构谨严”。它共分四十章，而每章分为七节，一丝不乱。作者自谦，说这是一部读书笔记的整理稿，这话我倒是也信也不信的。说信，是指这部书的体裁。说不信，是说王朝闻同志读书札记不可能如此整齐奇巧。这种安排(再加上他的大小标题一律采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本身便是艺术家别具匠心的表现。 四十章、章七节， 二百八十则札记，所记何事？是拿凤姐作示例，剖析曹雪芹写人物的艺术。曹雪芹的艺术，论起来方面很多，但毕竟他写人物的手笔最高明，而人物中确实以写凤姐写得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最精彩——也最活。取这个例子来论述红楼艺术，可说“探骊得珠”。 王朝闻同志怎么写这部笔记？有何特色？我以为，第一他颇通唯物论辩证法，所以他懂得世界万物现象的复杂性，从不把本来是复杂的看得简单，因而把事情弄得除了一个“简单化”之外再也没了别的。第二他懂得艺术这个东西除了要讲共性，最是要讲个性，即特殊性，没有了后者，就根本不再是艺术——也就再不见了《红楼梦》。第三他能精深，又能浅易，他最厌恶装腔作态，矫揉扭捏的“艺术”，所以他自己的“笔记”虽然随处都有名言至理、精言要义，却无“学者气”和卖弄腔，当然更不摆登台“训众”的派头。我以为，必须是这样子的，庶几可以谈艺术乎。由于我所见到的不都是这样，因而觉得他这部《论凤姐》格外可贵。 大艺术家和能谈艺术的大家，必须是一位真正的通人(而不是摆出架子而并不真通的那种，这是不时可以遇到的假通家)。他在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和素养，而且了解这多方面之间的关系。他细心敏感，渊览精思，高瞻远瞩，而又平等待人，谦虚克己。一句话，绝对不同于某些狂妄人，因为他论艺术是为了大家休戚相关的一件大事，而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王朝闻同志的精通古今中外的艺术对象和理论，并不使我惊奇，使我最惊奇的是我一读其书，发现他对红学的一切竟然是如此地谙悉，实在大出我之意外。说实在的，我甚至想象他是不会对那些红学知识感兴趣，也不会去读的。这完全说明我所“见”之不广，——这“见”是指思想方法。 不通红学是无法真正懂得《红楼梦》的，《论凤姐》的实例证明了此一要义。他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不但没有象有些“评红家”轻看讥嘲红学的意义(以为“掀开红楼梦，就书论书”才是文艺批评家的“纯洁性”和高明之处)，他反而于首章以一个专节(第五“虽死亦当感涕也”)来着重指出：“事实方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红学研究的许多成果，“为了弄清楚被人弄得很乱的关于《红楼梦》的历史背景”，确实“说明了这部小说的产生原因或社会依据”，确实有助于“了解曹雪芹创作素材的来历，了解他对于贵族地主阶级丑恶现实的态度，了解他思想上与艺术上的特点”。这就是通人大方家的见地。他强调“特点”，就是我上文说的那个意思的实例。他说：“没有雍正这样的统治者，也就不会形成《红楼梦》那种奴隶语言式的写作方式”；他能看到：“曹雪芹的读者和亲友脂砚斋，既要揭示《红楼梦》的政治内容，又要替作者打掩护，因此他的批语往往自相矛盾。”他说这是“用心良苦的产物”。 这些，正就是只知道“一般小说学”的艺术评论家所不能理解，甚至是不肯承认的。 王朝闻同志在开卷部分，一次提到《红楼梦》时，用的是“这一部小说”，特别在字的下面有着重点三个。这就不是无所为的。他通部书的一个突出点就是剖析这部特殊小说艺术上的特殊性。他说明“我喜欢读这部小说，不只也着眼于它那巨大的历史内容，主要目的是了解它在艺术上的成就”，而他更注意的是“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点”。这就看得出他是不同于一般小说学家了。 作者在四十章书中，用了三十二章——即从第四章直到第三十五章，从各个方面和角度论析了曹雪芹写凤姐的艺术手法。他从“对立统一与典型化”“典型的两个普通性”……谈起，谈小说人物的性格，从人物心理一直谈到人物的思想方法。其中特别令我个人感兴趣的是他看到也说出的一个重要道理： “……这个人物形象不仅具备与其他人物相对立的鲜明性格而且她的性格本身也具备着各种对立的因素，形成性格的单纯与丰富的对立统一。……作者对她那做什么和怎样做的描绘，在人物行动中塑造人物性格的方法，……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体现出来的。……’她的性格的阶级性时代性，性格的个性和共性，如果不是依靠凤姐与其他人物之间，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生动的丰富的描绘，那么人物形象的典型化难免成为一句空话。” “作者没有为了暴露凤姐而把人物性格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也没有故意加上一些多余的令人生厌的论证性的语言，以表示所谓的主题明确。曹雪芹暴露凤姐的用意并不含糊。它的说服力不在形象之外而在形象之中。不论读者是否接受作者的思想，都不感到他自以为比读者高明。” 这简直太好了！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表示过这种见解，从他得到了不约而同的印证，实深欣幸。 上面引了两段话。其最后一句，更是特别重要之极。对此，如感兴趣，可以在书末找到更细致的解说，就是第三十七、八、九这三章，专门论说“创作与欣赏”——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说老实话，我看此书，对这三章最佩服，最得味，比专论凤姐性格什么的更加爱看。王朝闻同志在论《红楼梦》艺术的专著中以此为“结穴”，他指出：创作与欣赏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欣赏也是一种主动性的积极性的复杂的精神活动；高明的艺术家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就是他对读者的态度的一个基本点是尊重和信任。我们不时遇见一些好心的同志，他们的口语中的一个喜用的词是“懂吗？”这种人，实际上把自己看成是群氓傻瓜中的唯一的聪明者——这种人如果当“作家”，就和曹雪芹不大一样。 “只有把读者读小说时不只有所发现而且有所补充的作用估计进去，才能全面理解《红楼梦》在艺术上的创造性，也就是它在社会作用上的能动性。” 他为了说明这一艺术重大问题，没有忘记举出两个在“红学”上关系极端重要的“特殊读者”，一个是脂砚斋，一个是高鹗。关于这，我特别对王朝闻同志心折。因为在这两个“试金石”上才真正验出评红家对红学是真精通还是假内行，对红楼艺术的特点是自具眼还是徒有目。你听他是如何评论脂砚的： “在我看来，《红楼梦》所用的艺术手法，不只在于塑造出生动的形象，用它来表达作者对生活的认识，而且在于它的运用，同时产生了一种可能启发诱导读者，靠他们自己认识小说所再现的生活的作用。……〔此处举了凤姐初见黛玉时的一番言辞作例〕脂砚斋认为，这些描写是对凤姐也是对黛玉的传神之笔。这是符合事物互相联系的规律的话。脂评还着重指出：凤姐所说‘真有这样的标致人物’，‘这方是阿凤言语。若一味浮词夸语，岂复为阿凤哉？’这些议论不只说出了作者的长处，……一笔写出凤姐和黛玉这两个人物，同时也说出了读者自己的长处，——能够欣赏艺术美。” 如此佳例，不能尽举，说明对脂砚的赏识是艺术家的眼力高的证据。对于高鹗，他的删、改、篡、添……，王朝闻同志完全用“红学专家”校勘版本的做法，揭出了他的“艺术”上的远远不能与雪芹同日而语，而且严词指明： “但是(高鹗)这种把读者当笨伯的作法，自己正是一个笨伯。经他一改之后，他自己认定的主题明确了，但形象的‘神韵’没有了，作品的丰富内容被简单化了。可见在艺术观方面，他不是曹雪芹的‘个中人’。” “《石头记》的续者高鹗，对《石头记》的修改，仿佛只是文学上的，其实正是高鹗在政治思想上和曹雪芹相矛盾的表现。” “从这种删削可以看出，续者高鹗与作者曹雪芹在艺术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对立。” “而且表明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的矛盾，是一种复杂的思想斗争。” 王朝闻同志并特别举了尤三姐这个例子，分析评批了曹雪芹原作与高鹗改造的是非高下(对此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曾在一个会上说：曹雪芹无意给封建妇女立“贞女”“烈妇”牌坊来“旌表”之)。他结论说：“文艺欣赏的思想斗争是够复杂的。……高鹗的改书，至今仍得到一些读者的支持。读者与作者的矛盾永远存在，读者与读者的矛盾也永远存在。” 这真是，既为一位艺术老辈的慨乎言之，又为一位严肃学者的清醒认识。这两者的结合，就表明了本书的一切特色。——例如他科学地论析了脂砚的一处批语之后，说出了一段话： “俗话说的‘给死人治病’或‘对牛弹琴’，用来理解创作与欣赏的矛盾，不是不尊敬某些自以为高明的读者。看来脂砚斋还不象是这样的‘死人’或‘牛’，《红楼梦》对他不完全是‘东风吹牛耳’的。” 王朝闻这位艺术大家的慨乎言之，却又是十分谨严而朴实的。他的好文风，充分表明了他的好学风。 在结束语中，他指出： “《红楼梦》所取得的超越前人作品的成就，依靠作者不能‘任陋人支借’的‘心灵’。” “……因而应当说，《红楼梦》艺术值得借鉴的方面，主要仍然在于艺术与群众的关系。” 我们对此，不是可以当作“晨钟暮鼓”而发人深省吗？ 王朝闻同志之著此巨编，并非“为谈红而谈红”，是有所为的。我对他的评凤姐这个人物的见地，并不一定非要“完全一致”不可；我对此书也有我自己的“解味”与犹感不足之感。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华民族艺术上的特点而表现于曹雪芹笔下的，有些点、面，似乎王朝闻同志此次尚未来得及遍涉详谈。但他也交代过了的：“我觉得《红楼梦》的形式和风格，有一种区别于西方艺术的中国特征。它近似中国画或戏曲舞台艺术，不以造成逼真感的幻觉取胜，而是表现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为主，……因而我阅读它时，觉得发现多于直感，读起来觉得它是常新的。”这段话，最极重要。(他只提到中国画和舞台艺术，我则还提出了“诗”的因素这个要点，见《曹雪芹小传》第十九章，以及周策纵教授为此书所作序言中有关部分。只这一段话，就使我对他异常钦佩倾倒。对此，他谦虚地表示了正在深入探索和拟出续篇(论黛玉)的打算。我相信，我的“不足”会得到满足。 一九八一年夏挥汗草 （原刊于《读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学小史》序 赤县黄车良史材，几人环览上层台。 运椽时喜千钧往，扛鼎遥怜独力来。 岂慕虫鱼求孔壁，忍燔精气续秦灰。 神州自昔多材彦，总为春风展卷开。 这是我旧年和一位朋友纵谈之后自己写下的抒怀律句。那次谈话的主题就包括红学史。记得在多次与远地高校老师同志们会面座谈中，话题往往落到红学的事情上，向我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红学研究今后应多注意哪些方面？”对此我总是回答：深盼同志们多下工夫的，一是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的探讨，一是红学史的系统研究，如能作出成绩最为佳惠学人。我这样做“宣传工作”，也发生了一点作用。例如一位朋友对这两个课题都深感兴趣，而最后选择了对红楼艺术的探讨，并且已然写出专著，即将问世。这真是可喜的事。但是红学史呢？就我所知，大抵知难而止，因为这个担子确实斤两很重，不敢轻言负荷。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也曾不止一次表示“有志于此”，然而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只作了一些片片断断的提端引绪的尝试，终于没有正面落笔。直到去年得蒙友人介绍，才知道河北师范大学的韩进廉同志，已经写了一部红学史。多年夙愿，可谓得偿，见他一力担当，给我们拿出了自有红学以来的第一部红学史，其欣喜之怀，可想而知。承他前来索撰小序，我其时虽未获拜读成稿，就高兴地答应下来，想起旧年的那首七律，似可移赠进廉同志，立刻录在这里，也算是“以当喤引”罢。 红学为什么要写史？理由多得很。如今只说，中国文学史上有了《红楼梦》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有了红学，这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事例，对它的价值、意义的认识，现在也还不过是处于开始阶段，将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一步步地愈益显示得更为清楚和深刻。全世界必然要不断地探索更为真正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各种途径，在此一探索过程中将会发现，如果对红楼和红学不加了解，那就是不想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民族。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全世界如果还不太知道，将来终归会知道。《红楼梦》作品本身和千万读者的红学反映着在别处找不到或者不能这么方便地找得到的中华民族的心灵和她所创造的文化财富，而且那么反映的真实度和生动度都是如此之高，以致在世界文学上也是不多见的。世界人民迟早都将发现这个独特的宝库，并为此发现而无限惊喜。 我们的另一具有极高价值的文化财富是治史的优良传统。研究一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就能体会到，我国史家的史学，史识，史德，是并不因为其为封建社会产物而黯淡无光的。治史之难，难在学问，更难在具眼，难在有品。聚集材料，就事论事，都不叫史。只会就事论事，那是形而上学。史要能寻其全体脉络、筋节，识其一切因果、联系，疏其重大道理、规律。这才是温故知新的真意。即对一人、一事、一物，其所处的历史地位，所起的历史作用，对当时的贡献和影响，对将来的启迪和戒鉴，其功过，得失，利病，成败要能显幽烛隐，敢于表彰评议，都是作史的职责。因此，有识的同时必然要伴随着有德。这是很难的。我们自古以来最重良史，董狐史迁，名垂万古，为人民敬重怀念，岂是偶然之故。 治文学史，视一般治史，自然又有同有异，但我想，其为难治，无乎不同，或且过之，也未可知。红学内容异常繁富，所涉关系极其复杂，必须先把它们基本弄清，然后才谈得上分析评论，总结概括。一般说，史是“死人”的事情，但红学史实在涉及活着的人，更为困难。这个工作，无怪乎历来无人起步。如今进廉同志独步为红学史奠基创业，实不愧为仁人志士。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章某节、个别见解，但你却不能不钦服他的辛勤勇毅而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何况他有很多精辟的识见，是言人所不能言的。 我那首诗，“幸而言中”，好象预知我有幸要为第一部红学史写序似的。“神州自昔多材彦，总为春风展卷开。”材彦自多，第一部出来的红学史，不一定十全十美，但它可以引出第二、第三，以至第多少部来----给它们以启发，给它们提供线索，开辟道路，灌输营养。这同样是它的功劳，甚至是更重要的功劳。将近六十年前，鲁迅先生为重印《中国小说史略》而说过几句话： ……此种要略，早成陈言，唯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试看这是怎样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啊！鲁迅的那部著作，是中国人作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迄今已阅比半个世纪还多的岁月，仍然是实际上的唯一的一部中国小说史（因为后来者大抵只在先生的艺林伐山的伟大基础上向前微步挪动，纵有小小生发、扩展，亦难言任何重大前进和突破），自己却抱着那般胸襟器度，岂不令我们后生愧汗？事业从来是大家做、大家享的，有志之士，功成不居，欢迎同志们竞赛，争新斗艳，各显其能，此方能成其为大，这就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他著成了一部中国小说史，不是为了个人的眼前的什么，是为了促进来哲的杰构。有了先生那种心胸，就不会因为自己一点成就沾沾自喜。历史上也有过总是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也有过口里虽不明说而实抱着禁脔不许他人染指心理的，更不须多论。进廉同志虽然作出这个成绩，却不自满假，稿已数易，还在请教通人、不断改进中，这正是他虚怀若谷的一种证明。 当然，作史毕竟与一般治学又有异同，一般治学可以只谈自己研究成果，叙而不议；作史则必然要有断制，有褒贬，自己看清了看准了的，就要进行评论，这又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这完全是科学的事，而不是个人爱恶的事。这和谦虚的治学态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同样愿意看到进廉同志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平庸的表现。 我为第一部红学史表示深衷祝贺。 己未寒夜呵冻草讫 （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红楼识小录》序 我与云乡同志相识不算早，识荆之后，才发现他有多方面的才艺，并皆造诣高深。一九八○年春末，行将远游，出席国际红学研讨会议之时，蒙他特赋新词，为壮行色，这也许是我们一起谈“红”的开始。这是一首《水龙吟》，其词云： 世间艳说红楼，于今又入瀛寰志。衣冠异国，新朋旧雨，一堂多士。脂砚平章，楝亭器度，白头谈艺。念秋云黄叶，孤村流水，繁华记，蓬窗底。　　欲识情为何物；问茫茫，古今谁会？画蔷钗断，扫花歌冷，并成旖旎。岂独长沙，还怜屈子，离忧而已。爱西昆格调，郑笺共析，掬天涯泪。 不但才华文采，即其书法，也很见工夫，一幅入手，不禁使我击节而赏。 从那以后，他每诣京华，必来见访，相与谈“红”。而在我的数不清的各种“类型”的谈“红”朋友之中，他是别具风格，独树一帜的一位。 现在云乡同志的《红楼识小录》即将付梓，前来索序。我虽未学无文，却不避铃痴之诮，欣然为之走笔。翰墨因缘，大约就是这个意趣吧。 红学是一门极难的学问：难度之大，在于难点之多；而众多难点的解决，端赖“杂学”。这是因为《红楼梦》的主人公宝玉原本就是一位“杂学旁收”的特殊人物。杂学的本义是“四书八股”以外的学问；所谓“正经”、“不正经”，也就是差不多的话意，——那是很轻蔑的语气呢！说也奇怪，至今还有以正统科班出身自居的人，看不起杂学，这些大学问者不愿承认它是学问。正因为“正经”是大学问者之所为，剩下来的杂学，当然只是小焉者了——《红楼识小录》之命名，取义其在于斯乎？这只是我的揣测，云乡同志的本意却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他的“不贤识小”的谦话，也确曾是令我忍俊不禁的。 杂学其实很难，也很可宝贵，我是不敢存有一丝—毫小看它的思在的。杂学又不仅仅指“博览群（杂）书”，它不只是“本本”上、“书面”上的事。更重要的是得见闻多、阅历多----今天叫作“生活”者多。《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批者脂砚，乃至书中人物凤哥儿，都是明白讲究“经过见过”的。《红楼梦》理无别解地原就是一部“经过见过”的书。这么一来，一般读者，特别是今天年青一代的人，要读《红楼梦》，想理解二百几十年前的那一切人、事、物、相……，其时时陷于茫然莫知所云之苦，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莫知所云的结果，必然是莫解其味。----但是曹雪芹最关注的却是“谁解其中味”。这问题就不“小”了呀。 我—直盼望，有仁人志士，不避“繁琐”之名，不辞“不贤”之号，肯出来为一般读者讲讲这部小说里面的那些事物。据说西方有种别致的博物馆，专门贮藏百样千般的古代生活的细琐用品。我国的博物馆，大抵只收“重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物件，有的尽管极为有趣，却不见保存，大都将历史物品毁掉，今无孑遗，以便历代子孙去做千难万难（也会千差万错）的“考证”工夫。由此想来，如云乡同志肯来讲讲这些内容，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其“小”乎哉！ 作为一个《红楼梦》的读者，我对书中许多事物是根本不懂或似懂非懂的，----懂错了而自以为懂了，比根本不懂还可怕。云乡同志的这种书，我是欢迎的，而且还觉得内容不妨多涉及一些，多告诉我们—些历史知识。这其实也不能不是红学之所在必究的重要部分。我举一个例：南方人没见过北方的二人抬的小轿，见书中写及宝玉坐轿，便断言雪芹写的都是南方的习俗。又认为手炉、脚炉也只南方才有，等等。而我这个北方人却都见过的、用过的。最近看与《红楼梦》同时而作的《歧路灯》，其写乾隆时开封人就坐二人小轿，乃益信雪芹所写原是北京的风俗----至少是以北京为主，其真正写南方的，委实是有限得很。象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向云乡同志来请教一下，才敢对自己的见解放心，——我读他的书，就是抱着这种恭恭敬敬、小学生求知的心情的，岂敢向人家冒充内行里手哉。 再过一些年，连云乡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了，我们的青年读者们，将不会批判它因“小”失小，而会深深感谢这种“小”书的作者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周汝昌 壬戌三月初一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芹溪与玉溪 《石头记》中，北静王一见宝玉，就不太客气地以子压父，说：“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谅〔量〕也！”脂砚于此便批： “妙极。开口便是西崑体，宝玉闻之，宁不刮目哉。” 我要效颦于脂砚而又批其批，曰： “妙极。本是静王赞宝玉，却说宝玉夸静王。如此转得作者本意。雪芹闻之，宁不刮目哉。” 由此，我深深领会，雪芹最赏玉溪诗，脂砚最解雪芹意。 有人说，脂砚“不通”，那“西崑”一词，本是指宋初杨亿、刘筠等人摹仿玉溪的一种诗体，何得直与玉溪等同起来？我说，此等处用不上学究气。且莫提元遗山“诗家总爱西崑好，但恨无人作郑笺”已是如此用法，就是芹、脂同时的“乾隆进士”郑板桥，也分明写道： “不历崎岖不畅敷，怨炉雠冶铸吾徒。 义山偪出西崑体，多谢郎君小令狐。” 可见当时人本皆如此用法。学究之有时显得拘墟，就是他总不懂得当时的风习实际都是什么样的。 在第二十五回中，雪芹写黛玉：“这日饭后，看了二三篇书，自觉无味，便同紫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更觉得烦闷。便倚着房门出了一回神，??”脂砚于此又即批云： “所谓闲倚绣房吹柳絮是也。” 这所引的一句，也正是玉溪的“西崑体”中的句子。这一句，今天的唐诗选本里未必选得着，未必人人能知。看来人家脂砚比咱们可能知道得多，那些泼口大骂脂砚的，不见得比脂砚高明，因为越是一知半解或者干脆无知的人，才最觉得比别人高明——几何不为脂砚窃笑哉。 林姑娘说过，她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取他一句，是“留得残荷听雨声”（“残”实当作“枯”，林黛玉也会被学究骂的！）。真如此吗？雪芹高才，笔端狡狯，村言假语，何所不能？正所谓“那是曹子建的谎话”。然而假中辨真，便知义山诗在芹、脂一流人心目中的位置了。 正如雪芹又用过宝钗无日不生尘，以暗示“留得残荷”一句，在雪芹笔下，实在又是暗示将来黛玉的情节景况，正如雪芹又用过“宝钗无日不生尘”，以之暗示薛姑娘将来的处境，——那也是玉溪诗句。 如今却说雏凤声清的那一篇的故事。义山原诗两首，其文如下：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烟残烛动离情。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剑栈风樯各苦辛，别时冬雪到时春。 为凭何逊休联句，瘦尽东阳姓沈人。” 这种才调，真是玉溪的绝妙独擅，别人是望尘而莫能企及的。这如何不令芹、脂倾倒呢？ 林姑娘嘴里说“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可她却深受义山的影响。你看她的最好的一篇诗，《秋窗风雨夕》，里面有这样的话： “……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泪烛摇摇 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 好了，我们很容易地抓住了她的“把柄”，她正是运用了义山的“冷灰残烛动离情”而加以脱化生新的，“不喜欢”云云，非假话而何呢？ 黛玉教香菱如何学诗时，说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诗论。她听了香菱最爱“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这种陆放翁律句时，立刻说： “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也学不出来的。” 我一见黛玉这段话，便又立即联想到她的“同时人”郑板桥。板桥自序其诗集时就老老实实地自承： “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二三知己，屡诟病之。” 陆游七律，专门凑一些“浅近”而能迎合“不知诗”者的文艺眼光的对联，所以格调不高，板桥故以“卑卑”一词尽之。到如今，一提陆游，因为是“伟大爱国诗人”，只听一片赞扬，无人再揭示其“卑卑”的一面。我们多年来养成的一种形而上学，到处成灾，谈诗论文，当然不能幸免。我觉得不妨多向林姑娘和郑板桥学习学习——她们那种知所审辨抉择的精神，不搞“完人”、“足赤”。而我们，谁要一评议“伟大作家”，就是触犯了神圣。古人何尝这样子？ 《石头记》第二十二回前，出现了一首很不寻常的七律，说是深知作书底里的一位“客”之所题，其中一联云：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我一看，这和玉溪生又是大有渊源关系。玉溪《泪》诗说过的：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此非从玉溪脱化而又何哉？他（她）们读玉溪诗熟极了，下笔不觉流露出影响痕迹。 玉溪、雪芹，都是旷代奇才，绝伦俊彦，焉能不“遥闻声而相思”；文人相轻，那是另一回事，也需要分析内情。玉溪佩服一个十岁裁诗的冬郎童子，至于推之为何逊，而自比沈约，是何等胸襟器度，岂相轻哉？旷代奇才，大抵不为世俗所容，郑板桥觑破了这个道理，才说出“不历崎岖不畅敷，怨炉雠冶铸吾徒”的沉痛之言；他自恨诗格卑卑，而感谢“小令狐”从反面成全了玉溪生，使他独创了“西崑体”。岂不令千古才人，同声一叹！究竟原因何在？说破不值分文：不过一个嫉字而已。 贾宝玉只因生得与众不同，所以令弟环三爷母子等嫉之而陷之。黛玉晴雯，亦如兰蕙之当门，定遭 毁。雪芹本人之怨炉雠冶，又当如何，不难想象矣。 文学与湖南有不解之奇缘，林黛玉者，湘江洒泪之人也。《石头记》有“三湘”，即林潇湘，史湘云、柳湘莲。雪芹于此寓有深意。有人说，雪芹师楚祖骚。信如此，怎怪得他和玉溪生有神似之处。 拙文为索稿者所逼，大忙中苦赶而出，纵笔至此，若脂砚见了，必又批曰： “妙极。似红学，非红学；似诗话，非诗话；——而又红学，又诗话。玉溪、雪芹闻之，宁不刮目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定庵笔下见红楼 西子湖边，钱塘江畔，地灵人杰，时出异才。诗人龚定庵，至今仍为无数读者倾倒。光焰不没，膏馥犹能沾溉后来，亦湖山灵秀之所钟毓欤。 定庵诗，奇芬逸想，应接者如在山上行；我以为，奇芬匪罕，逸想最难。何谓逸想？以今语表之，即“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是。故我常说大诗人必然同时是一位大思想家。非不爱其文词，特文词之“背后”，有思想在耳。 曹雪芹，即是一例。 一提曹龚，就又不免想起一个问题：像定庵这样的“才子诗人”，他读没读过“才子诗人”雪芹的小说《红楼梦》？若说未曾读过，情理难通。若说读过，证据安在？ “拿证据来！”——是考证家争论文章撰者的“拿”手的一着，而且那证据几乎是指像“证件”一样才行。但龚定庵显然不会准备下一张条子，上面书明：某年月日龚某确曾读过《红楼梦》，下面并有“签章”。现在我要硬说他读过，必然又有“证据不足”之讥了。 不过，请你读读定庵的这首《世上光阴好》吧—— 世上光阴好，无如绣阁中：静原生智慧，愁亦破鸿濛。万绪含淳待，三生设想工。高情尘不滓，小影泪能红。玉茁心苗嫩，珠穿耳性聪。芳香笺艺谱，曲盝数窗棂。远树当山看，行云入抱空。枕停如愿月，扇避不情风。昼漏长千刻，宵缸梦几通。德容师窈窕，字体记玲珑。朱户春晖别，蓬门淑晷同。百年辛苦始，何用嫁英雄？ 试看这首五言排律，这个主题和这种内容，在古今诗集中，堪称独绝。它从何处得想？来自《红楼》，深受雪芹影响者也。 人世之间哪里的“光阴”最好？定庵拟之曰：少女的绣房中实为第一。这所谓光阴，核其实际，即谓心境者是。古今文学，谁最善经此境？舍雪芹之外，实无第二人。不见《红楼梦》写到太虚幻境的对联：“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时，脂砚即批云： “女儿之心，儿童之境。” 取此八个字，以题定庵此诗，确切不移之论，无论雪芹、脂砚、定庵，都会“相视微笑”的。定庵此诗，揣摩女儿心境，可谓入微。他不读《红楼》，如何体会至此？静生智慧，愁破鸿濛——“开辟鸿濛”，是雪芹的曲子；“排荡万古愁，茫茫鸿濛开”，是曹寅的诗句。这种联想，痕迹宛然。“三生设想工”，“小影泪能红”，都可于《红楼》寻见根苗。——其实，说这通篇都是摹写红楼少女的，也极恰合之致。 “拿证据来”——已经“拿”出如上。 雪芹写女儿，已泯“等级”——这是他的反封建思想的第一个标志。定庵则诗云“朱户春晖别，蓬门淑晷同”，正同雪芹之意。我想，朱门蓬户，本是晋人的典故，定庵借用，暗中以“朱户”代“红楼”，不仅是为谐音律，也是笔端狡狯，不欲人知其瓣香雪芹耳。 其结句：“百年辛苦始，何用嫁英雄”，颇堪注目。窃以为，定庵此处并非贬低“英雄美人”而抬高“佳人才子”之意。他是说，女儿绣阁光阴，止有此限，一嫁随人，便是辛苦之开端，绣阁光阴永难再返矣。故“英雄”者，泛指“男性”也，且莫呆看了，要紧。必如此，方合诗人定庵之意——亦方合雪芹之意。盖雪芹之主张，女儿清净，最好永留绣阁，一嫁男子，便成污浊。试看第五回书中写幻境诸仙女埋怨警幻引来“臭男人”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时，脂砚之批即云： “奇笔摅奇文。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余为作者痴心恸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 此为女性批者的心思语言甚明，细心读者当能领会。如此批语，我把它也引来以解定庵此诗，也是贴切无比。可不令人作深长思乎？ 看他定庵闲闲写来，曲尽少女的精微灵妙的心灵之美。一个“淳”宇，写她们的天真无邪，一个“高”字，写她们的了无尘俗。她们那还是封建时代，不能跨出闺门的，‘曲孟数窗根”，写尽了她们的深居寂寞；“远树当山看”，又写尽了她们的富于理想。“枕停如愿月，扇避不情风”，则体贴到她们的希望、思念、憧佩，……而且处境是孤独凄清，不无忧谗畏祸之苦衷的。德容、字体，则又写明她们的文化水平，品质素养。——这一切，是那样的诚挚和同情，绝无丝毫在别人笔下常见的那种轻佻環薄的气味。这种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正是雪芹的态度。诗笔细致，而不纤巧。排律，排律——最易落于“排比”，拼丽的形式中而不能灵活飞动起来；定庵此诗却笔如盘珠，流转随心，略无滞相，信为高手。即如“芳香笺艺谱，曲盝数窗棂”一联，可为最好的例证，属对至此，方无劣笔的那种“匠气”。曲盝，唐宋人口语，现今也还有这种说法，一般写作“曲录”。曲录的窗棂，就是琐窗——能工巧匠制成的钩连盘折的棂柱图案。可以看出定庵善于运用日常俗语入于诗句的风致。 一首不太长的排律，竟然复“生”字，复“情”字，复“不”字，复“如”字，可谓疏而不暇计其末节，正见定庵落笔得意时，不作“试帖”也。此诗“文本”了，我据定庵弟子归安陈凤孙手写本移迻。此本有宝贵的异文，可以订正历来的铅印诸本。册后附有陈氏自作诗《嫩想集》一卷，有印曰“阿凤小诗”，中有《送龚先生自珍》一诗云： “闻道龚祠部，将为汗漫游。才难容一代，名倘足千秋。老骥才堪伏，闲云不可留。青衫看酒晕，我亦忆杭州。” 颈联十字，异才难为一代所容，文名长受千秋之慕，此咏定庵，更可以移作题雪芹句。书此嘅然。 壬戌上元试灯日　写于京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陌地红情——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诗话 “红情绿意”，宋代词人创造了这种美好的语言。我自己对它，又别有一层“感受”，宋代词人怎么也无法料想，到后世会有我这个人，竟把它和《红楼梦》联在一起。真的，我曾几次设想曹雪芹写怡红院，多少受过它的暗示或影响。 这种想法和一些有关的联翩思绪，过去难得机会一谈，岁月既久，也就淡忘了。不想这一次在海外却使我重新想起了它，并且觉得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意趣。 台湾省籍的洪铭水教授，在纽约州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任教，此番也应邀出席了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盛会的第四天，忽蒙他出示诗句一篇，览之，其文如下： 六月十九日晨起阴雨濛濛值逢雪芹生日有感 诗鬼未夭两百岁，吟风寄雨过西东。 红楼寻梦梦不断，陌地生情情也红。 他还为诗句和题目设了三条小注，在“生日”下，注云：“据张加伦先生考证。”因为大会论文有一篇就是《曹雪芹生辰考》，主张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五月初七日，而今年的首届国际红学大会，适然巧值此时。他为“诗鬼”作注云：“敦诚以诗鬼李贺比曹雪芹。”为“夭”字作注云：“周汝昌先生认为曹雪芹未过中寿，故谓夭。”当然，我还可以代他作一条补注：陌地生，是地名madison 的音译，亦即大会的东道主人威斯康辛大学的所在地。不待多言，洪铭水教授正是妙语双关，巧为运用。 我诵读此诗，觉其笔致不凡，深有意趣。结句尤见其深情别具。大会闭幕后，他以一日的时间来陪我们同游大湖之滨，种种情意，我才体味到他对来自祖国的出席者是怀着何等的感情，也才更理解他的诗句的深度。 照我看来，《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而同时又是一篇伟大的抒情诗。国际红学会上出现了许多诗篇，——或者说离不开诗篇，也就不是费解的事情了。因此我不妨将这些“诗的形式的红学论文”在此摘要介绍。读者自有知音，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教授，诗才极为敏捷，片刻而成，移时数首，使我叹服——我也曾以“倚马”急就而自负过的。他早曾读过叶嘉莹教授的《哭女诗》，感动得至于垂泪；这次在会上与她相识，立时赋诗为赠，其句云： 哭女诗中感性真，研红相识亦前因。 芹溪若再来尘世，卿是金陵榜上人！ 叶教授早先与我虽系顾随先生的同门弟子，但仅曾通讯论学，未尝会面，也是这次才得拜识。她现为加拿大籍，原是北京市人。她专研中国文学批评史，学识高超，闻名国际。她虽非红学专家，而研红专文素为学者所重。她的诗词，也是流传众口。 唐德刚教授为人豪迈，素性诙谐——我从他诗文中所得印象如此，但不知恰确与否。大会第三天，我们座位相邻，他在右旁，忽然递过一张纸来，我接在手中看时，却是一首七绝： 十八日晨，听周汝昌先生评余珍珠女士论文，许其不讥刺贾政袭人为难能，深得我心，即席草呈汝昌先生，誓为后盾也。 自是尘凡奇女子，阿奴身世亦悲辛。 翻残脂后三千注，最恨酸儒骂袭人。 要理解这首诗，就得先把余珍珠女士的论文略作说明。她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这次论文的题目是《红楼梦的多元观点与情感》，大旨是说，雪芹并不像一般小说家那样，对他笔下的人物各自先定下一个“成见”，然后从这个单一的角度来向读者“灌输”那个作家自己固定了的死调门儿，从开篇一唱到底，给你的是一个早就定型了的令人“一望到底”的死印象，——而雪芹写人绝不是这样的手法，他从多元的观点，多个的角度，多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人物，读者得到的是一种极丰富、极复杂（因而也就极深刻的）活生生的印象。雪芹让你从这些当中构成你自己对这一人物的认识、理解和评价，而雪芹是不自“表态”的。例如写宝玉，他是让一系列的别人，爱他的、恨他的、笑他的、赞他的、慕他的、讥他的……种种人的口中心中目中，去写这个宝玉，而不是作者自己向读者竭力表白这是好人坏人、红脸白脸。又如写贾政怒打宝玉，在这个大风波大场面中，雪芹把每一个人物都写得入木三分，不管是贾政，是贾母，还是王夫人，李纨，以至钗、黛、凤……无不各尽其情——在那复杂而紧张的关系里面，各有各的心情处境，因此也各有各的悲欢喜怒，书中人物的声泪俱下，使读者也不禁随之而感绪如潮，以至流泪，——当此之际，首先是深深打动了你的心腑，为书中每个人而感叹，却绝不是先去想什么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坏蛋……。 以上是我本着余女士的见解和例证，自作“发挥”，皆非她的原来文字。——我认为她能把雪芹艺术上的这一重大特色揭示与人，是她的极大的贡献，是四五十篇论文中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因此我作了特别发言，给以高度评价，聆者动容。唐德刚教授的诗句，即是缘此而作。 再举一篇。威斯康辛大学的郑再发教授，亦赋七绝一章，其辞云： 送红学研讨会诸先生 一涉红楼假亦真，凭君说梦认前津。 原来宝镜诸多面，槛外人吟槛内人。 这也是在红学上极有关系的一首好诗。且看篇末所附自注说： 周汝昌先生称红学有内外，不可偏废。周策纵先生引申其意，以为外行之见，亦红学之一部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大会开到第五天上，主题已由各个单篇论文的评论进而转到总的研讨，即对数十年来红学的过去加以回顾，对它的未来试作展望。我作了发言，略谓艺业道术，往往有内外之分，如武术有“内家拳”、“外家拳”，医学有内科外科，连《庄子》等古书也分内篇外篇……。循此以立名，则红学亦有“内学”与“外学”：内学是对《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的研究、分析、鉴赏、评论……；而所谓外学，则是对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文学史上的源流演变，作者的家世生平，版本的分合同异等等所作的考证研究，此两者看似分门别户，实则殊途同归；外而忘内，则泛滥无归，内而昧外，则识解欠确。所以切忌轻重之分，门户之见；必须唇齿相依，合衷共济，外详而内始明，内确而外愈切。 我的这一席话，并非无故而发，是有其针对性的，明瞭海内外红学大势的就能深得其味。多蒙耶鲁大学著名教授兼红学家余英时先生首先起立响应，他不但对他以往的主张作了解释，并且风趣地表明：红学内外，实为相辅相成，每一个红学家，都应当做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以余先生的响应为首，全场出现了热烈的气氛，这天整个上午的讨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进行的。我认为这次讨论之特别重要，对今后的红学方向将会发生的深刻影响，都是史册必然当载的，而郑先生的诗句之作，先给此次会议作了历史纪录，其重要性也将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日益显现，“原来宝镜诸多面”，是诗人的深切感受，也道出了《红楼梦》的异常巨丽环奇。 艺术的天地广阔无垠，在大会上作的诗，多种多样，最有趣的是，还出现了很多篇为雪芹的残篇遗韵而补作的“全璧”诗。我屈指一计算，就有周策纵先生的两篇，陈永明先生的一篇，唐德刚先生的三篇，如果再加上我以墨笔写成字幅而带给大会展览的那九首，就一共有了十五首——都是七律！就中“唾壶崩剥”一首原系拙作，而唐德刚先生在他的诗题中竟说“用弃园唾壶崩剥韵”，乃误以为是策纵兄之戏笔。此篇本已有人误认为雪芹“原作”，闹出了一场笑话，而今唐先生又这样一题，“五百年后”的考证家必定大伤脑筋，又是一件聚讼纷纭的“公案”了。思之令人忍俊不禁。 《红楼梦》是一篇艺术奇迹，国际红学会也是一篇艺术奇迹，我为此语作证，即举大会主席周策纵教授的“红楼梦外一支《血泪书》——为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作”。这是一支散曲，所谓“外”，是戏言《石头记》原书本有《红楼梦曲十二支》，所以是其外的又一支曲。你看他是怎样写的？ 字字鲜红血泪潮，把十年生命都消磨了。毕竟有几度青春年少，怎禁得尽拼换这风情月债，魄荡又魂销。桃红柳绿妖娆，风流人物痴还俏，一个个话来嘴舌不轻饶，眉梢眼角争啼笑，刻画出腐心利欲，迫人权势鬼嚎啕。只落得个荒唐梦幻，红楼白雪路迢迢。尽叫人从头细味把金樽倒，好一似大观园重访了几千遭，想一想悲欢离合，炎凉世态，便古往今来也只共一朝。回头看红学轰轰烈烈，更只是千言万语盾和矛，无穷无尽的笔墨官司总打不消。没奈何，且拍案狂歌当哭，呼朋引类尽牢骚，岂道是召一次国际擂台趁热闹，实为了文章美丽，学术崇高。还应叫那全世界的苍生惊晓，一道儿来品赏其中妙。 我读至末句，不禁为之拍案叫绝，我们中华民族的这部《红楼梦》，实在值得“还应叫那全世界的苍生惊晓，一道儿来品赏其中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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