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看红楼》


 序（1）

    周思源看红楼序精瘦，有着鹰一样的目光和火一样的热情，这就是周思源老师。

    周老师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的目光，像鹰一样，不是有神，而是尖锐。

    我极少中午审片，因为怕困。《品读〈水浒传〉》系列节目因为赶着播出是在我最不在状态时就着咖啡审看的。

    “我们习惯把梁山泊108位头领称为108条好汉，那么这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不但有，还不少！”

    我放下咖啡，盯着屏幕里那张精瘦的脸。

    “智取生辰纲的结果是晁盖这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把掠夺来的财富据为己有，或大部分据为己有，是中国古代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却屡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触到了那鹰一般的目光，感到了夺人的尖锐，看了一下节目单：主讲人周思源。

    在一次重拍电视剧《红楼梦》的策划会上，我随着主办方的介绍第一次看到了屏幕外的周老师，比屏幕里瘦小了一圈，脸上的肌肉雕塑似的，嘴闭成一条缝。

    轮到主办方介绍我：“这位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

    “我跟你们《百家讲坛》合作过！”在坐满人的会议桌对面周老师把话扔过来：“你是领导？”

    所有目光集中过来，我有些窘。周思源看红楼序周老师起身、绕过半个圆桌的参会者走过来、向我伸出手……

    在《百家讲坛》做了三年半制片人，接触的学者上千位，周老师是主动向我伸出手的惟一的一位。我握住了那双瘦而有力的手，也握住了一段愉快珍贵的合作经历。

    去年8月，央视网站邀请我和周老师做在线嘉宾。如火的季节，他却着长袖衫，袖口领口都紧紧的，在平展宽大的衣服里他就像个小了一号的“衣架”。那是我第一次特别注意到周老师的瘦，近而担心他如何能在闷热的直播间里完成两个小时高强度的工作。但周老师给了我一个惊讶，他真就那么不停嘴地说了两个小时，甚至没喝一口水！原来瘦也能是一种力量！

    《对话红楼》社会反响热烈，我正飘然，突接周老师电话：“节目做得不错，但有几个错字，你记一下……”接下来就是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足足十分钟我被慷慨热切的声音感染着，感受的不是无知的窘迫，而是汲取的快慰。

    编导们说周老师是惟一一位与之打交道没有心理障碍的学者，他的热情能缩短一切距离。

    看到栏目的不足，他会立即写信；

    出了长篇小说，他会即时捎来；

    栏目策划会，他积极参与；

    节目评奖，他滔滔不绝；

    ……

    无奈！工作的变动让我疏离了周老师。再接到电话已是半年以后，周老师告诉我中华书局要做他的作品集录，其中相当一部分源于与《百家讲坛》的合作，“你来做序吧，为了我们曾经的合作！”周老师依然热切。

    我心怦然。

    于是有了这些文字，不能算序，只为纪念我与周老师难忘的合作。

    2005年4月8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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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2）

    周思源看红楼说不尽的《红楼梦》《红楼梦》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为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或者干脆就简称“四大名著”。其实中国古典文学中称得上名著的作品不少，小说中《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甚至《官场现形记》也是名著，为什么加上“大”？不是规模巨大、结构宏大、题材重大，而是伟大！“四大名著”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具有经典性，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在古代文学史上无与伦比。而学术界公认《红楼梦》又超过另外三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上，在谈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时说，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外，“还有半部《红楼梦》”。是以曹雪芹生前没有写完的《红楼梦》来代表灿烂辉煌的五千年中国古代文化。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只要是和《红楼梦》、曹雪芹有关的事物大家都很感兴趣，甚至引起全国轰动。可以说，中华民族古代物质文明的代表是长城，精神文明的代表是《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国人上过中学的几乎没有不读过《红楼梦》的，如果说只看过电视连续剧，没读过原著，都不好意思，怕人认为没文化。所以《红楼梦》印多少都卖得出去，许多出版社都出版《红楼梦》，反正不用给曹雪芹版税。我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买过两套不同出版社印的《红楼梦》，一看版权页，印数加起来已经超过400万部，现在全国已经印了几千万部。我曾听一位资深红学家在会上讲起，他听某著名出版社社长说，他们出版社要是发奖金有困难了，就印《红楼梦》！

    周思源看红楼说不尽的《红楼梦》“红学”本来是清末两个文人开玩笑时的一个说法，结果100年来竟然真的成了中国学术界公认的一门显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为三大显学。甲骨学和敦煌学非受过高等教育并在这个领域下了功夫者，不能入其堂奥。而《红楼梦》大俗大雅，说起大俗，只要有初中文化程度，就能基本上读明白故事，弄清主要人物关系，就能够读读红学著作了。说其大雅，拿了博士学位，有了教授头衔，也未必真正弄明白了其中的不少问题，说不定好些年了，依旧一直在死胡同里没有走出来。中国国家文化部下有一个中国艺术研究院，里面有一个红楼梦研究所，是个副局级单位。为一部小说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所，这在全世界都闻所未闻。这个研究所1978年开始出版的《红楼梦学刊》，每年4期（2005年已改为双月刊），每期28万字，至今已经20多年，每期发行5000册左右，是国内人文社科类刊物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之一。为一部小说创办一个大型刊物，居然能在学术刊物生存艰难的如今风采依然，也算得上是奇迹了。

    《红楼梦》确实如清代一些评点家所说，是一部天下奇书！

    也许有人会说：你是研究《红楼梦》的，自然把《红楼梦》吹得神乎其神了。

    其实我不但不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而且过去也不信《红楼梦》有那么神奇。我的职业是教书，教了20年中学语文，又教了20多年留学生中文，几乎和《红楼梦》没有任何关系。我只不过是个红学票友，执教之余，粉墨登场，喊两嗓子罢了。而且红龄不长，在票友中也名列后茅。许多红学界的朋友都听说过我是如何“误入歧途”的。当年我虽然知道《红楼梦》很不错，可我就不信，一部小说再好，哪有这么多可研究的！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还在北京31中教语文，准备调出来，我的复旦大学中文系老同学丁维忠（现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问我愿不愿意到成立不久的红楼梦研究所去。我说：你和林冠夫（也是复旦同班同学，现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已经在红学所了，我还有一个无锡一中的同学陈熙中（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也研究《红楼梦》，我去挤这个独木桥干嘛？一口谢绝了。过了几年，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映，我一面看电视，一面重读《红楼梦》，心有所感，下笔成文，1988年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红学论文。谁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误堕红海，越飘越远。明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却至今无法解脱。这《红楼梦》居然有偌大魅力，实在是始料所不及。所以我这个“红学jia”,不是家庭的“家”，而是北京人说排队不按照秩序夹塞的那个“夹”。

    为什么是“说不尽的《红楼梦》”？

    因为《红楼梦》是一部高浓度的艺术巨著，它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之多、之复杂、之深刻，作品文化含量之高，意蕴层次之丰富，都是空前的，无与伦比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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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3）

    和别的文学作品相比，打个比方，有的是不洁水，会喝坏肚子；有的是白水，可以解渴，也就是解渴而已，不过达到这种水平的作品就不错了；有的是好茶，好酒，值得人们慢慢品味，这种作品算得上是精品了。《红楼梦》则是好茶、好酒中的极品，一沏之后，或是酒瓶方开，顿时香溢满堂；略饮少许，沁人心脾，余香满口，回味无穷。《红楼梦》经得起反复地品味式精读和反复地解剖式研究。人们可以单独研究前五回，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或者二尤的故事等等；也可以研究其中的诗词、谜语、饮食、工艺品、建筑、民俗、园林、语言、许多小人物、四大丫头、个别小丫头，更不必说那些重要人物了。世界上有许多伟大作家，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歌德、但丁、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等等。我不能说曹雪芹比他们更伟大，但是他们除了不少作品外，还有日记、书信等等，莎士比亚就有37个剧本，而曹雪芹只有未完成的《石头记》——《红楼梦》。如果拿作品一对一地比，就我阅读过的世界名著来看，《红楼梦》的艺术水平绝对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位伟大作家的主要代表作！中国大美学家王朝闻为王熙凤一个人写了一部专著《论凤姐》，40万字，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二个人物形象经得起大美学家这么过细地分析！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艺术至清则无味。古今中外的伟大名著中几乎都有一些复杂的艺术形象经得起人们反复琢磨，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聂赫留道夫等都是经得起仔细品味、一时半会儿说不清的艺术形象。但是古今中外的艺术形象，读者尽管对它的理解可能不一，但在人物的道德评价上一般不会出现严重分歧。《红楼梦》却不然，不仅有不少艺术形象的丰富内涵很难说清楚，甚至连这个人物的基本品质是好是坏都难以断定，比如薛宝钗、袭人就属于这种情况。清代两个文人是好朋友，一个拥林，一个拥薛，结果争论不下，差一点老拳相向。后来再见，相约不谈《红楼梦》。为了作品的人物评价而几乎动手，毁了友谊，这大概也是世界第一了。

    如今小说创作似也进入了工业化生产阶段，长篇小说年产量已经突破1000部大关。一般地说，能够让职业文艺评论家耐着性子读完的长篇小说，应该说就是不错的了；如果自愿（不是出版社花钱请写并买版面发表）写一篇文章赞扬几句，那多半是优秀之作；至于还想再翻翻的，那这奖那奖就有希望了。但是《红楼梦》只读一遍可不行，也不是几篇评论文章就能够说完的。

    曹雪芹塑造了一大批古代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的艺术典型。他的手法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不用说光是读了一遍的读者，就是对《红楼梦》有相当研究者，有好多内容也还是拿不准，甚至弄“错”了。我之所以要将这个“错”字打上引号，因为我自强欢笑蘅芜庆生辰己也没有把握到底谁对。非得仔细阅读，反复研究，才能发现曹雪芹真正的意思。所以脂批者多次提醒读者要反着看，方是会看。可是许多《红楼梦》爱好者，包括我等票友在内，乃至真正的和是否真正尚不得而知的红学名家，往往轻易不放弃自己的见解。要是当今得了这奖那奖的优秀小说，对主要人物的评价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一般不会有人和你争论，谁有那闲心？可是《红楼梦》不然，《红楼梦》就是有这么大的魅力！

    就拿薛宝钗来说，她的一大罪状是“两眼紧紧盯着宝二奶奶的宝座”，“一心要和林黛玉争夺贾宝玉”。果真如此么？她要是真的“争夺”，可以不可以？在当时是不合情，不合理，还是不合法？薛宝钗的另一大缺点是“虚伪”，我倒认为相反，她很真诚。王熙凤说薛宝钗“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对不对？我看是既对又不对，后文自有交代。您若不同意，尽管保留意见，不必和我争论。既然我在此书中不能使您信服，就足以说明我已技穷。我年高体弱，俗务繁冗，来信不回，请勿见怪。

    再说袭人，晴雯之死袭人有责任么？有？她是“告密者”？建议您拿出证据来之前不妨再仔细读读其中相关的几回。

    秦可卿只有一个，那个根本不能算，算上也顶多两个，怎么会跑出第三个来？

    类似这种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人和事，《红楼梦》中多的是。这部小说之所以让口味很刁的中国文人热热闹闹地研究了两个半世纪（从脂砚斋们算起），至今争论不休，就因为它太不一般了。《红楼梦》是喜马拉雅、喀喇昆仑。最近几十年来的优秀长篇小说能达到五岳的水平的，不知有几部。我阅读有限，不敢妄评。20世纪末以来，“史诗”已经有好些个了，不知读者还记得几部。我只想说，别以为北京香山“鬼见愁”的名字挺唬人，其实海拔才500多米，许多老头、老太太一周要上去三回呢。

    我之所以说《红楼梦》“经得起反复地品味式精读和反复地解剖式研究”，除了它在塑造艺术形象上的独到成就外，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红楼梦》具有多层次的深厚意蕴和许多超前意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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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4）

    诞生于18世纪中期的《红楼梦》不少进步的观念，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不落后。林黛玉是曹雪芹最钟爱的少女，他对黛玉的批评，至今仍不失现实意义。许多中国女性，包括一些受了高等教育并在包装上追求时髦不遗余力“全球化”的年轻女子，观念却依旧停留在几百年前。有些人甚至还没有达到黛玉、探春、凤姐、小红的高度。

    20世纪60～70年代，除了顾准和孙冶方等几位在牛棚中的明白人之外，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苦苦思索如何将中国经济带出困境，曹雪芹已经通过探春指出了出路。宝钗、探春、凤姐等不少人，都有补天之才，却无补天之命，她们只能在大观园、宁国府小试牛刀。

    《红楼梦》让中国人如此着迷，是因为它有无数细节和局部都经得起反复地品味式精读和解剖式研究。贾雨村在一个破庙门前看见一副“旧破”的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他想：“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且不说对联内容，曹雪芹在这“门巷倾颓，墙垣朽败”的庙宇的对联前面，再加上“旧破”定语，而且写出门额上“智通寺”之名，还让贾雨村发了一番似乎“智通”之论。曹雪芹用心之良苦，实在令人赞叹不已。

    天伦乐宝玉逞才藻“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红楼梦》中许多对联中最重要的一副，出现过几次？在什么地方？琢磨起来，真是意味深长。

    小橱房风波实际上是一场未遂政变，因何而起？其中司棋领导的一场全武行，始终围绕着什么进行？它有什么象征意义？真值得细细品味。

    《红楼梦》和其他几部经典之作的一大区别是有极高的文化含量。《红楼梦》的诗词曲赋从数量来说，并不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更多，但是那些小说中的诗词曲赋都可以跳过不读，不影响下面的阅读效果。《红楼梦》可不行，这些非散文形式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与智慧价值，而且暗示后面的情节和人物命运，若是跳过不读，后面有些情节就会不大明白，失去许多审美情趣。尤其是在一起做灯谜时各个谜语之间还有联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再比如，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贾母让鸳鸯行酒令时，薛姨妈享受什么待遇？刘姥姥坐在什么位置？都有讲究，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礼仪。了解了这个特点，会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林黛玉在贾府的处境。

    由于《红楼梦》有远高于其他名著的水平，而且两百多年来红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因此读者从阅读《红楼梦》入手，有条件的再读一点红学书籍，这样比较容易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中文系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要在阅读《红楼梦》和了解红学上花点工夫，这样再研究别的就会比较容易进入。

    至于作家，特别是小说家，更应该在《红楼梦》上下些功夫，对自己的创作绝对益处无穷。如果您原来就是优秀小说家，那么就会更上一层楼。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了半天读《红楼梦》的好处，还“夹塞”红学界多年，你自己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文明太后》又怎么样？不也就那么回事么！

    可是，我要不是“票”了这么多年的《红楼梦》，从《红楼梦》中汲取了大量养分，我的《文明太后》绝对到不了现在这么回事呢。

    周思源看红楼莫混淆三个可卿秦可卿与红楼“梦”

    《红楼梦》的“梦”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理想、幻想、妄想的一些梦想，也有我们通常所说的睡着了做的各式各样的梦。《红楼梦》写了好多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梦，最重要的有三个：

    第一个是第一回甄士隐做的那个白日梦，此梦有三大要点：一是将女娲补天之石带到警幻仙子宫中，让神瑛侍者带下凡去，交代了小说情节的第一块基石的去处；二是介绍了还泪神话，交代了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因缘，成为小说情节与人物关系的第二块基石；三是引出了那副著名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暗示了小说的基本创作方法，给广大读者提供了阅读指南。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第二个是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也有三个要点：一是宝玉随秦可卿到了一个所在，首先看到的就是那副著名的对联；二是通过宝玉看那些册页和听《红楼梦曲》交代了金陵十二钗的命运；三是宝玉与那个既像黛玉又像宝钗却名叫兼美字可卿的女孩的梦交。

    莫混淆三个可卿第三个是秦可卿死后托梦给王熙凤，暗示了家族必定败落的命运，交代了两桩后事务必及早安排。这后两个重要的梦都和秦可卿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既然书名有“梦”，我们就从解梦入手，先讲讲秦可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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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秦可卿是金陵十二钗中第一个去世的，她直接出场的戏并不很多，但是她在整个作品的情节意义、结构意义和主题意义上都有重要作用。她的死是故事主体部分正式展开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表现以贾府为代表的家族没落主题的一件大事。由她直接、间接引发的故事涉及好几回，使许多人物的性格得以凸现，尤其是为塑造王熙凤形象提供了巨大的活动空间，包括惩罚贾瑞、协理宁国府和弄权铁槛寺等重要内容。而由于曹雪芹对原稿的删改，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使得秦可卿之病、之死变得扑朔迷离。读者需要对一些细节进行拼接、对照、回顾、猜测，深入体味，甚至读一点参考书，才能真正明白故事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实际心理，从看似不正常中发现其中的正常，于是就会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朦胧的艺术美或者说是艺术的模糊美。正因为这样，也就使得秦可卿成为《红楼梦》中给人印象最深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

    秦可卿有三个，不过三个秦可卿有些重要区别。她们在《红楼梦》中各自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完成了不同的艺术使命，使秦可卿的艺术形象变得不同寻常起来，更加耐人寻味，不但大大丰富了读者的审美享受，也为小说家创作特别是修改自己的作品，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经验。

    第一个秦可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最后自缢身亡的少妇。她是金陵十二钗中第一个以悲剧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女人。

    第二个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子让他与之梦交的“乳名兼美字可卿”的那个少女。这个警幻之“妹”与小说中久病不愈最终自尽的秦可卿不能简单地等同为一个人，起码没有说她姓什么，但是她们显然存在着某种重要的艺术同一性。

    第三个是曹雪芹原稿中的那位少妇。由于畸笏叟的权威性干预，曹雪芹对与她有关的故事作了重大删节，并做了其他技术处理，因此人物形象有了重要改变。但是这个秦可卿和第一个之间仍然具有不少基本的继承关系。而这种改变又影响了第二个“乳名兼美字可卿”少女的出现。

    简单地说，这三个秦可卿之中，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少妇，只不过第三个在书稿修改中消失了，只保留在脂评中，因而不为一般读者所知。而第二个是梦境中的虚幻形象，出场时是个少女。

    在这三个秦可卿当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出场最多的第一个。但是我们必须从第三个开始分析，因为在这个秦可卿身上已经包含了“秦可卿”的主要文化基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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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可卿的文化基因

    甲戌本第十三回回末总评中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指不久元春省亲和将来贾府败落），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庚辰本回末批语说：“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靖藏本和甲戌本基本相同，最后几句为“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

    从这几条批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在如今的通行本中看到的秦可卿形象的几个最主要的文化基因都已存在：一，秦可卿之死与某种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密切相关；二，死的地方是天香楼而不是她的住所；三，秦可卿曾托梦给王熙凤交代贾家后事二件。

    那么，我们能不能说，现在通行本中的秦可卿和曹雪芹原来写的秦可卿完全一样或者基本一样呢？

    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倒不是因为现在已经遗失了的靖藏本所说曹雪芹遵命几乎删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故事情节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并且变得隐晦（也就是庚辰本说的“隐”）起来了；而是经过曹雪芹删改后的秦可卿形象出现了一个带有本质性的变化，即秦可卿由本来和男方一起负有严重道德责任的女人（所以她的死是“淫丧”，畸笏叟这才需要“赦之”），变成了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完全被迫而屈从贾珍，最后不得不以死来保全家族名誉的悲剧女性。

    由于曹雪芹几乎删去了秦可卿原有故事的三分之一，我们不知道现在看到的关于秦可卿出身、病情等内容原稿中本来就有，还是后来加入的。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放在前面来探讨。

    秦可卿的出身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关注。那么像她这样的出身能不能成为宁国府的重孙媳妇呢？

    她是被其父从养生堂抱来的弃婴，但是却不能简单地说她就是出身于养生堂，因为这样的出身就不可能成为宁国府长房重孙媳妇。我们要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秦可卿多大时候被秦业从养生堂抱回家的？第八回写道：“秦业现任营缮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长大时，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许与贾蓉为妻。那秦业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钟。”我们来推算一下：既然现在秦业年近七十，那么应当在67～69岁之间，不会小于67岁。而他是在抱来秦可卿之后年已五旬以上才得的秦钟，那么当时秦可卿已经有好几岁了。从十五回秦钟对宝玉说那个纺纱村姑“此卿大有意趣”以及他和小尼姑智能的偷情来看，他比宝玉更知“风情”，年纪应当和宝玉差不多。第五回秦可卿说过，她弟弟和贾宝玉同年，所以应当也是十二三岁。因此秦可卿这时大约十岁、二十岁（十三回交代贾蓉20岁）。也就是说，秦业将她从养生堂抱回家时，她可能是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所以秦可卿虽然在养生堂呆过，但时间极短，她是在秦业家而不是在养生堂长大的。讨论秦可卿的出身要把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养生堂对秦可卿的成长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影响。秦可卿的出身应该是为官作宦的秦业家。正像现在有人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弃婴，将他养大，人们不会说这个孩子出身是路上，而会按照他家长的身份、职业来确定其出身。

    涉及秦可卿出身还有一个小问题要说一下，就是有读者以为给秦可卿看病的都是朝廷御医院的御医，原因是第十回都称他们为“太医”。既然是御医院的御医们给秦可卿看病，那秦可卿的来历一定极不寻常了，这是误会。御医院的御医确实被人们尊称为太医，但是被尊为“太医”的不一定就是御医。正如为官者常被人称为“老爷”，而被称为“老爷”者不一定是做官的，刘姥姥就叫荣国府把门的仆人们为“老爷”甚至“太爷”。在第十回里写道：尤氏对丈夫贾珍说：“……如今且说媳妇这病，你到那里寻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可倒殷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见效，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见大夫，其实于病人无益。”咱们一听尤氏这几句褒贬的话就明白他们都是些什么水平了。贾珍说，冯紫英“说起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姓张名友士（请注意：‘友士’就是‘有识’），学问最渊博的，更兼医理极深（再请注意：他可不是专业医生，但深通医道），且能断人生死。今年是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还请注意：他是外地来的，不是御医院的御医，北京没有常住户口），现在他家住着呢。”贾珍说已经派人请去了，而且冯紫英还赶紧亲自回家去请。这位张友士来了以后，贾珍在请他喝茶时再次提到“老先生人品学问，又兼深通医学”，可见确实不是专业医生。但是这位张大夫果然了得，一号脉之后就确诊了，分析了一通症状病情，而且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喜脉”之说。下面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旁边一个贴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么说。有一位说是喜，有一位说是病，这位说不相干，那位说怕冬至，总没有个准话儿。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笑道：‘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众位耽搁了……”接着又分析了详细病情与治疗对策，强调秦可卿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得病是因为“思虑忒过”。“此病是忧虑伤脾”等等。那婆子说“可不是”，证明张大夫说的句句在理。张友士果然见识非凡，开出的药是“养心调经”之药。那婆子说的“我们家里有好几位太医老爷”，就是前面尤氏提到的几个庸医，也就是张大夫说的把秦可卿耽搁了的那几个连开药方都要经过集体讨论的草包。用这第十回最后贾珍的话来说，这些就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所以没有任何一位御医给秦可卿看过病。

    顺便说一下，从《红楼梦》来看，曹雪芹对不少医生十分不敬，这里只是一处而已。比如六十九回给尤二姐治病，就提到了王太医等好几位太医，没有一个是御医院的御医，其中那个胡太医竟然“卷包逃走”。我猜想，曹雪芹或者他的家人恐怕受过庸医的耽误，所以《红楼梦》里好几处写到庸医误诊，也挖苦江湖郎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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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可卿的受教育与为人

    秦业是个营缮郎。据《清史稿·职官志》，工部下设营缮等四个司，营缮司“掌营建工作，凡坛庙、宫府、城郭、仓库、廨宇、营房，鸠工会材，并典领工籍，勾检木税、苇税”。营缮司除相当于司长的郎中（正五品）和副司长的员外郎（从五品）各数人外，下面还有一些主事、笔帖式之类的官。曹雪芹在那个文字狱特别恐怖的乾隆年间写《红楼梦》时为了避祸，故意模糊朝代纪年，所以往往杂用不同朝代的官职。这个营缮郎就不见于记载，从主事六品和“学习行走者（见习官员）有额外司员、七品小京官”来看，这个营缮郎可能是个六品官，相当于今处长。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就说到，贾政一开始就是皇帝“额外赐了”“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先已升了员外郎了”。所以秦业与贾政同朝为官。营缮司管的全都是朝廷的大工程，这些工程从材料采购、施工到验收，都要由营缮司的中下级官员具体督办，最后才由郎中、员外郎直到侍郎、尚书们层层验收。这中间名堂很多，所以营缮郎官虽不大，却是个油水颇丰的肥缺。在那个的乾隆年间（我们只要想想乾隆最喜欢的和珅就行了），贪污受贿成风。但是看来秦业比较清廉，第八回写到，由于“宦囊羞涩，那贾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容易拿不出来，为儿子的终身大事（去贾府家塾读书），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见面礼）”，由此可见秦业是个清官。不过曹雪芹在十六回留下一个矛盾：当时秦业死了，秦钟临终前还“记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又记挂着父亲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两银子”。三四千两银子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可以买好几个院子呢。不过对于已经年近七旬在官府几十年的营缮郎来说，有这些积蓄也仍然可以认为是个清官。问题在于，如果秦业死后还有三四千两银子的话，当初他何至于为了区区24两银子“东拼西凑”呢！之所以出现这个矛盾，是因为在曹雪芹原稿中的秦业可能和现在的不大一样，至少要有钱一些。由于《红楼梦》规模宏大，人物众多，线索多而交叉，因此曹雪芹在修改中留下一些漏洞在所难免，类似这样的小毛病，《红楼梦》中还有一些。

    由于秦业是个清官，他对子女教育是会比较严格的。秦可卿死后，“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由此可见秦可卿很有教养，为人和善，人际关系极好。因此前面写到的秦可卿长大以后性格“风流”，不会是轻浮浪荡的意思，应该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那个“风流”，是能干、出色之意。对照晴雯判词中的“风流灵巧”，也可以肯定这里的“风流”没有淫荡之意。

    三是秦可卿这样出身的女子能不能成为贾府的重孙媳妇。

    二十九回张道士在给贾母说起要给贾宝玉提亲时道：“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十五岁了，生的倒也好个模样儿。我想着哥儿也该寻亲事了。若论这个小姐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的过……”贾母明确地表示了两条择媳标准：“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模样儿好，性格儿好，这两条秦可卿显然都具备，因此她成为贾蓉之妻是合理的，没有问题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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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至于贾珍花了1200两银子捐的五品龙禁尉，也不能说明秦可卿出身就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头。虽然大明宫掌宫太监戴权说，如今300员龙禁尉还缺两员，昨天襄阳侯的兄弟拿了1500两银子送到他家，买走一个，另外一个永兴节度使冯胖子要给他儿子买，戴权说把这个留给贾蓉。其实这是蒙人的，贾珍也不是不明白。我们只要看看《红楼梦》后面的内容就知道了，贾蓉真要是补了龙禁尉，还能不写到一点事情么？哪有一点影子？贾蓉还不是照样在家里瞎混！他要是真的补了龙禁尉，不时在皇帝身边警卫，二十九回贾珍还敢让小厮啐贾蓉么？所以这个五品龙禁尉完全是个空头衔，不但不是实职，不能到皇帝身边值勤警卫，候补也遥遥无期，那是戴权和户部尚书“老赵”合演的吃空额的把戏。贾珍花这么多银子买下的目的就是丧事办得风光一些。所以戴权让贾珍把银子送到他家去，不要送到户部。要不然贾珍花的钱要多得多，而这个太监就落不下多少好处了。户部尚书“老赵”那里，他派小厮说一声，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把履历填上，就行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贿赂，办了一个真的假执照。说它是真的，那是户部尚书赵部长亲自签发的，那还不真？说它是假的，那是因为它仅仅是个执照而已。就像咱们报纸上揭露的，有的学校公然出卖文凭！你说这文凭是真的还是假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六十三回贾敬死了，皇帝念其为开国元勋之后，“追赐五品之职”，也是空衔，不过比那1200两银子捐的风光多了，因为是皇帝亲赐的，是真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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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女性的叠合形象

    宁国府花园内梅花盛开，尤氏治酒，与秦可卿一起来请贾府老祖宗贾母等去赏花。游园家宴之后，“一时宝玉倦怠，欲睡中觉”，秦可卿就说：“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给我就是了。”“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于是宝玉带着丫鬟、婆子跟着秦可卿去了。那间为他准备的屋子虽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但是那副对联俗不可耐，宝玉不喜欢。由于没有更好的屋子了，秦可卿就带他到自己的卧室去。在这个过程中秦可卿一直在贾宝玉身边，这和接下来的梦境有关。一是宝玉入梦之初，“惚惚地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到此为止，尽管是在梦境，这个秦氏还是第一个秦可卿。梦境中的贾宝玉在看了卷册（判词），听了《红楼梦》曲之后，那梦中宝玉不但让那些歌姬不要再唱了，竟然又“自觉朦胧恍惚，告醉求卧”。这个细节看似不大合理，怎么睡梦中的宝玉又有酒醉之感而发困？因为警幻为他“设摆酒馔”，请他饮了仙酿“万艳同杯（悲）”酒。这正符合今日宝玉在宁府游园赏花家宴醉酒的特点，梦境中重现了现实生活的某些情景。于是“警幻便命撤去残席，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之中，其间铺陈之盛，乃素所未见之物（注意：这和宝玉到秦可卿卧室见到的具体东西不一样，但都是从未见过的。方才宝玉的感想，现在写出来了）。更可骇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接着警幻对他说了一通，并说，“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贾宝玉初试情等等。这个女孩显然既不是生活中的林黛玉或薛宝钗，也不是生活中的秦可卿，但是有这三个少女、少妇的影子，是平时生活中某种心理积淀的形象叠合。

    从心理学分析，少男少女进入青春期之初，对异性的情感还很不稳定，爱慕中感性几乎压倒一切，理性成分很少，而且往往希望自己将来的妻子或丈夫兼有几个人的优点。贾宝玉当时对林黛玉和薛宝钗都有爱慕之心，也许对黛玉多一点，但是还没有到死心塌地的程度，和后来二人由于志同道合而产生的爱情还不一样，也和对宝钗有时要说混帐话以后的感觉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梦中宝玉看见的这个少女具有黛玉和宝钗两个人的样子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少女会和秦可卿的小名一样呢？它反映了青春期少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心理现象：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男女，往往会对一些比自己明显年长而比较成熟的异性产生爱慕之情，希望将来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像这个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接触异性面的扩大，这种情感会很快消失或改变。我们在生活中不难看到，有些十四五岁情窦初开的女生或男生会悄悄爱上比自己大几岁长得不错又有才华的异性老师，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改变，那种微妙的情感就会只留下一点美丽的回忆。贾宝玉在梦境中遇到的那个乳名兼美字可卿的少女，一方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宝玉对年长少妇秦可卿的爱慕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候表现为潜意识，连自己都没有发觉，但是这种潜意识会以某种形态不经意地表现出来，梦境正是其中一种形态；另一方面它反映了贾宝玉希望自己未来的妻子具有黛玉和宝钗的一切优点，这种“兼美”愿望甚至还包含着秦可卿！也就是说，“兼美”不止于两人，而是三人，还包括体现在秦可卿身上的成熟美。

    因此这个“乳名兼美字可卿”的少女，和生活中的秦可卿显然不同，但是有重要联系。她是第一个秦可卿在宝玉内心深处的印记，是宝玉潜意识中的青春偶像。尽管这个少女既不是黛玉，也不是宝钗，也不能说就是秦可卿，而是两个少女和一个少妇身影的叠合形象（这正符合梦境的特点），但是三者的分量并不均等，它更多地属于秦可卿一些。因为生活中的秦可卿（第一个）起着“导游”的作用，并且那个少女的乳名与她一样。当十三回秦可卿去世的噩耗传来，宝玉从梦中听说此事，急火攻心而吐血，并且不顾贾母亲自阻拦，前往宁府，在灵前痛哭一番，可以证明秦可卿在他内心深处的地位多么重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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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秦可卿评价的关键

    现在我们要来探讨三个秦可卿中最重要即出现在通行本中的第一个秦可卿了。对秦可卿评价的关键在于，她在和贾珍的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因为自愿、被勾引或被迫可以形成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从判词、《红楼梦曲》和脂批透露的原稿标题为“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等来看，原稿中的秦可卿本人可能也有相当大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些具体内容被删却，而贾蓉又不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在原稿中他和王熙凤之间可能也有些不干不净，秦可卿在这方面的错误与责任有所淡化。相反，通过向凤姐交代贾府后事表现出她的远见卓识，因此变得突出起来。人们对这个形象最关注的自然是，从现在的判词和《红楼梦曲·好事终》来看，曹雪芹对秦可卿的批评在金陵十二钗中是最重的：“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在这里，将秦可卿的“淫”和贾府特别是宁国府的败亡直接联系了起来，问题就格外严重了。

    让我们来审察一下秦可卿从得病到自尽的过程，看看曹雪芹在事关这个女人的命运和这桩命案的修改中为我们留下了哪些蛛丝马迹。

    秦可卿病得突然，病得蹊跷，死得奇怪，不过依然有迹可寻。

    我们要弄清几个问题：

    一是他和贾珍事情发生的时间。

    第十一回尤氏对王夫人说：“他这个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太太们顽了半夜，回来好好的。到了二十后，一日比一日觉懒，也懒待吃东西，这将近有半个多月了。经期又有两个月没来。”可见得病或发病是在中秋到二十之间的几日里。

    在前面第十回中第一次涉及秦可卿病情，尤氏对金荣之母有一段长达六七百字的话语，这在《红楼梦》中是十分罕见的。其中与病因关系密切的有这样几句特别值得注意：“话也懒待说，眼神也发眩。”“他可心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什么话儿，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尤氏的这个观察和张友士大夫的分析如出一辙，不过尤氏偏于感性，经验型的，而张大夫是理性的，有理论水平。二人的共同结论是一样的，即秦可卿得的是心病。所以张友士让她要养心调经。十一回秦可卿对来探视她的王熙凤说：“这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也证明秦可卿得的确实是心病。

    当然，我们从第七回焦大醉骂中可以得知，“扒灰”的情形早已存在，但是公公对儿媳举动出格也可能被人如此议论。而秦可卿的病则可以肯定是有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之后才得的。如果她和贾珍这样的事在中秋前就存在了，那么按照秦可卿心特别重的性格，她的精神可能早就被压垮了。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贾珍过去虽然对秦可卿早有非分之想，动手动脚，但是真正出事是在中秋到二十之间的几日内。很可能就是被删改了的“更衣”部分。

    第二要弄清的是，为什么秦可卿说自己的这病是没法治好的。

    就在张友士已经给她正确诊断开出药方之后，王熙凤说她可以不怕了，秦可卿说：“任凭神仙也罢，治得病治不得命。婶子，我知道我这病不过是挨日子。”隔两行，凤姐提到“如今才九月半”。也就是说，从事情发生到现在不过一个月，秦可卿怎么就那么完全失去能够摆脱“病情”的信心了呢？凤姐说：“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么着了？”

    我们都知道，在秦可卿自尽后，有两个服侍她的丫鬟的结局出奇，先是瑞珠“触柱而亡”，接着是宝珠“甘心愿为义女，誓任摔丧驾灵之任”。显然她们是知道一些隐情被迫这样做的。那么，秦可卿之所以对自己的“病”毫无信心，精神压力大到这种程度，会不会是因为被瑞珠、宝珠撞见之故呢？

    不会。因为从焦大醉骂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议论早就流传，而这两个丫鬟地位很低，对她不会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从后来一个自杀，一个愿为义女来看，两人和她关系都不错。丫鬟保护女主人的，对自己只有好处，而暴露对自己则有大害。所以，被丫鬟发现而使得秦可卿精神压力很大虽有可能，但是不会到一病不起的地步。我甚至猜测，更大的可能性是，贾珍迫使秦可卿就范时，瑞珠就在秦可卿身边或附近，因此她清楚发生了什么。贾珍让她走开就是了，根本不用担心她会泄露出去。这种事情不可能瞒过贴身侍婢，这就是为什么秦可卿自尽后瑞珠紧跟着自杀的原因。

    当然，我们不会忽视尤氏的存在。不过她当时还毫不察觉，对这位儿媳印象之好，溢于言表：“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想尽办法为她治病，还特别叮嘱贾蓉“不许招他生气”。至于贾蓉，那就更不知道真情了。

    当我们排除了这几个可能之后，惟一合理的解释就只能是：贾珍自那以后没完没了地继续纠缠秦可卿。秦可卿明白，其实自己根本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病，而是得的严重的心病。可这心病根本就治不好，也没法治。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名誉，她不能向任何人求助。更为严重的是，她无法摆脱被贾珍继续纠缠的命运。她对王熙凤说，自己“不过是挨日子”，她是希望以自己的病死来获得解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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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严厉的批评

    但是秦可卿没有等到这一天。她死于冬尽春来之际。因为此前十二回末写到，林如海有书信寄来，说患重病，要接林黛玉回去。于是贾母让贾琏送她回扬州。

    事情的暴露显然和过去对可卿百般疼爱、赞誉有加的尤氏的态度突变有关。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尤氏的这种态度突变不是发生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秦可卿死了以后，什么忽然“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啦，什么“不能料理事务”啦，那是明显的托词；而是秦可卿还活着的时候。也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冬末春初之际的某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尤氏发现了什么，于是将那些蛛丝马迹联系起来，一直被掩盖得严严实实的事情终于露出马脚。这大概就是被删改了的“遗簪”部分。在那种情况下，秦可卿除了自杀，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

    那么，曹雪芹对秦可卿的态度究竟怎么样？

    如果光从《红楼梦曲·好事终》来看，虽然主要是批评作为贾府长房的宁国府的贾敬和贾府族长的贾珍，但是，“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这几句说的可是秦可卿，分量很重，仍然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秦可卿有相当严厉的批评。另外，由于曹雪芹在人物名字上极有讲究，秦可卿通常被认为是“情可轻”的谐音，也含有批评之意。当然，也可以说作“卿可亲”。因此不能单纯从姓名上确定。

    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评价一定要从曹雪芹对其全部描写来作出判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曹雪芹在接受畸笏叟的意见删改时，将秦可卿从否定性人物改变成了肯定性形象，变成一个令人同情的少妇，这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曹雪芹对她的基本态度显然是同情的，是把她作为一个有补天之才却无补天之命的少妇来惋惜的，因此将她置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金陵十二钗正册之中，属于“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一。其次，她和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中的那个乳名兼美字可卿的少女虽非一人，但是在艺术上具有同一性。这个可卿“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表明曹雪芹认为秦可卿在某种程度上兼有黛玉和宝钗之美，是一个值得宝玉喜欢的女人。曹雪芹对秦可卿这个人物的好感，对她的遭遇感到真切的同情，还通过作品中贾府上下各色人等对秦可卿的真诚怀念、痛惜之情和高度赞扬显示出来。至于说，对秦可卿的批评，也不奇怪。曹雪芹笔下的重要人物，从贾宝玉、林黛玉开始，几乎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何况秦可卿是一个从否定性人物改为肯定性的艺术形象，留下一些原有的否定性痕迹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审美的角度着眼，曹雪芹的这种修改，大大增加了秦可卿形象的模糊美、朦胧美，添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为读者探究事实真相，饶有兴趣地去寻找、拼接、考证那些蛛丝马迹，甚至发挥艺术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秦可卿出场时间不长，所用文字不多，生命短暂，但是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之深，令人回味的东西之多，值得进一步去琢磨的魅力之强，都是整个作品中为数不多的。

    脂批者对《红楼梦》创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尤其是脂砚斋和畸笏叟，实际上都是出色的评论家。如果没有畸笏叟的意见，原来的秦可卿很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可琢磨的东西。

    周思源看红楼如丧考妣看贾珍在讲了秦可卿之后，自然少不了要讲讲造成秦可卿悲剧的罪魁祸首贾珍。之所以把他放在贾宝玉之前，并不是他有多么重要，而是紧接着秦可卿之后讲，好些说过的内容大家记忆犹新，多少可以节约一些篇幅。

    《红楼梦》的第一主人公贾宝玉虽然是男性，但是整部小说写得最多的还是女性，这是一部主要写女性的小说。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曹雪芹要为“闺阁昭传”嘛。小说中光是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就已经有36人，庚辰本十八回脂批说，已丢失的小说最后一回的“警幻情榜”中还有三副册、四副册十二钗的名字，这样总共就有60人。还有许多不在十二钗中的其他女性，如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等。当然《红楼梦》有些人物只是提了一下姓名，表示某件事、某个时候有这么个人在场，他们只是一个艺术符号，没有成为艺术形象，这种情况男女都有。比如，十四回写秦可卿出殡那日，有许多贵族官宦亲至路祭，有些人的头衔相当大，比如头一个提到的“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还有一位是景田侯之孙五城兵马司裘良，此人相当于今北京市公安局长。其实只不过表示当时有谁谁谁到场罢了，这些人除了个别的如冯紫英外，并没有成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下面接着写到几个王府也设了祭棚，不过除了北静王亲临，别的都没有写到具体人。所以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些论著说《红楼梦》写了多少多少人，有说四百多的，有说七百多的，还有说九百多的。这个“人”按什么标准就是一个问题。光“有名有姓”不行，牛继宗、裘良算不算？因此我觉得还是按照人物形象来计算和分析比较好。不过，不论怎么说，秦可卿出殡场面可是真大。如丧考妣看贾珍问题又来了：秦可卿出殡怎么闹腾得这么大？除了因为秦可卿是宁国府长房重孙媳妇这个身份外，她又多了个贾珍花了1200两银子买来的五品龙禁尉夫人的头衔。再加上贾珍不惜代价张罗，丧事大操大办，所以秦可卿出殡的场面就格外宏大了。

    《红楼梦》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小说中成为艺术形象的女性要比男性多得多，但是坏女人在女性总数中的比例比较小，只有赵姨娘、马道婆、夏金桂、秋桐、宝蟾、王善保家的那么几个，而且地位都比较低微，除了赵姨娘之外，出场都很少。而小说中坏男人在男性艺术形象总数中的比例则大得多。够得上坏男人或者至少不能算是好男人的有贾赦、贾珍、贾琏、薛蟠、贾雨村、贾蓉等一大串，而且大多是宁、荣二府主子中的大人物。这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为了颂红、怡红、悼红的主题有关，表现了他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的强烈失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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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恣意奢华办丧事

    不过曹雪芹在写坏男人的时候并没有将他们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并不是写他坏就绝对坏得一无是处，一片漆黑。而是写出他们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从而将他们写成了有血有肉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和曹雪芹同时期的亲友脂砚斋等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特点。四十三回尤氏奉贾母之命为王熙凤办生日，庚辰本有一条脂批称赞尤氏的德才说：“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这段话也反映了曹雪芹对于写人物的艺术观念。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得更加明白：“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其中在写法上打破的重要一点就是注意写出坏人的某些复杂性。

    我们来看看贾珍这个坏男人。

    贾珍人品差，远近闻名，用冷子兴的话来说：“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贾珍是宁国府长孙，贾府现任族长，还袭了三品威烈将军，无论是家族地位还是官衔爵位，贾珍在贾府都十分显赫，可不是“没有人敢来管他”么！

    冷子兴说贾珍“一味高乐不了”，其中一个方面自然是指他在男女关系上很乱。这一点在贾府肯定有名，以至于连贾珍的酒肉朋友薛蟠都信不过他。二十五回贾宝玉、王熙凤中了马道婆的魔法重病之后，贾府上下乱作一团，大家都来探望。薛蟠“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怕他会对香菱动歪脑子，所以特别不放心。在后来对尤二姐、尤三姐姐妹的接触中，也表现出贾珍玩弄女性的恶劣品质。当然，最突出的是他在儿媳妇秦可卿之死中的反常表现了。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么可以说是“丑恶”。如果要加重一些分量，说他的表现“十分丑恶”、“极其丑恶”也不为过。这种丑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是极度悲痛：

    贾珍在秦可卿死后“哭的泪人一般”，甚至已经过了好些日子，依旧因为“过于悲哀，不大进饮食”。以致“有些病症在身”，路都走不动了，要“拄个拐”，连对王夫人、邢夫人蹲身跪下请安都要“扶拐”才行。其实那时贾珍不过才30多岁40岁。当然，出色的儿媳妇死了，公公悲痛，本在情理之中，但悲痛到了这个程度就太不正常，令人生疑了。所以在“贾珍哭的泪人一般”处，甲戌本有一条夹批：“可笑，如丧考妣（父母），此作者刺心笔也。”

    第二是不惜代价为秦可卿大办丧事：

    曹雪芹在写到贾珍为秦可卿办丧事时用了“恣意奢华”四个字，表现为：一是按最高规格办，二是不惜花费巨资。

    秦可卿丧事的方方面面，从停灵、超度、祭奠直到出殡，贾珍都是按最高规格来操办的：“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即逢‘七’而作，直到‘七七’）作好事。”还有一大批贵族官宦夫人即内眷们来祭奠，这就要一批女眷、女仆接待。“只这四十九日，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也就是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这“七七”四十九天都在闹腾，尤其是“头七”和“七七”这两日。此外我们从会芳园大门洞开，鼓乐队和执事的规模等都可以看出丧事规格高得出奇。至于大出殡时的场面之大，读者都熟悉，就不必多说了。

    其次，贾珍为秦可卿办丧事在金钱上不惜一切代价。当大家劝他不要过于悲痛，商议如何料理丧事要紧时，贾珍当即表示：“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在“尽我所有”处有一条脂批：“‘尽我所有’为媳妇，是非礼之谈。”在关于秦可卿用什么棺材的问题上，看了几副杉木板的都不中意。这时薛蟠说他们木店里有一副樯木的棺材，万年不坏，还是薛蟠之父在世时带来的，有年头了，原来是义忠亲王老千岁预订的，因为他坏（出）了事，获罪革职，现在放在店里，没人敢买。“贾珍听说，喜之不尽，即命人抬来。大家看时，只见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丁当如金玉。大家都奇异称赞”。贾珍满意地笑着问多少钱，薛蟠说：拿1000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赏他们几个工钱算了。曹雪芹写这副棺材板子，从高贵的来历，罕见的厚度，美丽的纹理，奇异的香味、铿锵的声音和昂贵的价格，写出它的不凡，主要目的不是要写一副好棺材，而是突出贾珍的异常心态。连贾政都看不下去了，委婉地说：“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殓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这里曹雪芹写道：“此时贾珍恨不能代秦氏去死，这话如何肯听。”为了让死者秦可卿有一个漂亮的头衔，贾珍不惜花了1200两银子，给贾蓉买了个五品龙禁尉，这样秦可卿就成为五品龙禁尉的诰命夫人了。1200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在曹雪芹那个年代，在北京买一所宅院只要五六百两银子。一户寻常人家，一个月十两银子日子就可以过得不赖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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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珍事必躬亲

    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贾珍事必躬亲。这一点我们有时反倒不大注意，因为被丧事的宏大场面吸引住了。其实最不正常的是在这里，因为这是他儿媳妇死了，不是他自己的妻子过世。按说，他这做公爹的，动动嘴，多拿出些钱来就行了，一应具体事情都应当由贾蓉和下人去办。也就是说，这丧事的事主是死者的丈夫贾蓉而不是作为公爹的他贾珍。现在他却毫不犹豫地出现在第一线，甚至亲自坐车带着懂阴阳风水的司吏到铁槛寺踏看寄放灵柩的地方等等。对丧事的具体安排，直到“心意满足”为止。读过小说的都会发现，不一一说了。

    贾珍的这些表现确实丑恶不堪，红学家和广大读者多有批评，无须赘言。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那么贾珍的这些极不正常的表现除了丑恶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值得我们注意呢？

    我们前面讲到，秦可卿虽然久病不愈，而且日见沉重，但仍然死得出人意外。当时显然发生了某种突然事件，最大的可能是被贾珍之妻尤氏发现了，于是促使本来一直处于两难境地的秦可卿自缢身亡。小说写道：“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甲戌本在此脂批道：“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意思是不具体写出来比写出来还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揣摩、联想、证实的空间。所谓“合家皆知”，是指宁国府都知道秦可卿不是病死而是在天香楼自缢的，所以除了在宁府大厅停灵七七四十九日请一百零八位和尚念经超度亡魂外，还要在天香楼另设一坛，由99位道士打醮49日，就是这个缘故。根据民间传说，有人上吊自尽，是因为这个地方从前有人自缢过，他必须找一个替身，自己才能投胎。所以请这么多道士打醮，还有驱以往之邪，表明秦可卿是被从前的吊死鬼弄去当替身的意思，她本身是清白的，是无辜而死的，以后也不要留在天香楼再找替身了。“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是指宁府上下都对秦可卿这么死去的原因感到奇怪和怀疑。而人们“有些疑心”的对象自然是贾珍。贾珍不会觉察不到人们的这种怀疑；或者说，贾珍不可能想不到，有些人会对他产生怀疑。尤其是他的妻子尤氏不早不晚地在这个时候“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不能料理事务”。这显然是个托词，是尤氏发现了贾珍的丑事，说不定两人之间还发生过争吵。而贾珍的儿子秦可卿的丈夫贾蓉则对于妻子之死毫无悲痛之感，这堪称是奇中之奇。这说明，贾蓉即使原来不知道父亲竟有此事，那么至少现在他不会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托病不出，也不至于对于合家上下的疑心一无所知所感。反过来说，贾珍对儿子死了老婆无动于衷，也不会毫无察觉，不至于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但是，即使这样，贾珍这么聪明的人，他仍然有这么多反常的表现。他在请王熙凤帮他协理宁国府时，将宁国府对牌交给她，说：“妹妹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贾珍如此重视“好看”，实际上就是不顾“难看”，难道他就不怕引起甚至加重别人对他的怀疑么？或者说，这种太不正常的表现，是否恰恰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其他心理和情感呢？

    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事情的另一位主角秦可卿。

    《红楼梦》从多方面写出秦可卿是个非常出色非常可爱的女人。从可卿托梦交代贾府后事，足见她的远见卓识。贾宝玉听说噩耗而为之吐血，脂批说：“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从贾府上上下下都为之惋惜，可见她平时为人善良，性情温顺，易于与人相处。在“宝珠按未嫁女之丧，在灵前哀哀欲绝”处，甲戌本脂批：“非恩惠爱人，哪能如是。惜哉，可卿！惜哉，可卿！”脂批者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而这正是贾府上下虽然早有贾珍“扒灰”之议却依然同情秦可卿的反映。大家肯定明白是贾珍不顾廉耻，强人所难。从现有文本来看，秦可卿与贾珍之间的事应该是贾珍逼迫她所致，所以一旦发生以后她就几乎被压垮了。由于她无法摆脱贾珍的继续纠缠，秦可卿才对王熙凤说“治得病治不得命”。

    宁府上下对此事的怀疑如果被证实，贾珍所要付出的道德代价之大，他不会不明白。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处于贾珍这种地位的男子往往会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尽量装得自己与可卿之死无关，以避免、起码是减轻人们对自己的怀疑。也许有的人甚至会觉得女方死了，死无对证，反倒使自己安全了。但是贾珍却没有这样，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悲痛不能自制，以至于到了有病的地步，走路需要扶拐，这就值得人们注意了，他内心是否真有爱非常出色的秦可卿的一面，而不仅仅是出于玩弄异性？他决心尽其所有大办丧事，甚至“恨不能代秦氏去死”，不顾可能暴露自己与可卿的隐情而不断直接出头露面，是不是内心深处还有深感内疚的一面呢？他这种大办丧事有没有试图为秦可卿略作补救以减轻自己心灵上的压力的意思？他与那些玩弄女性造成严重后果却让女性一人承担责任的男子是否还有一点不同？

    十三回回末总评脂批说：“借可卿之死，又写出情之变态（情感不正常），上下大小，男女老少，无非情感而生情（由于某种情感因素引起的情感表现）。”尤氏借口胃病复发不出面，贾蓉也不显得悲痛，这些不正常表现都是“情之变态”，“情感而生情”。那么贾珍的表现是否也是一种另类“情之变态”呢？

    当然，贾珍仍然是个坏男人，这从他后来对尤二姐、尤三姐的态度上可以印证。但就秦可卿之死而言，曹雪芹没有将他的坏写得绝对化，简单化。而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如实描写”，将他内心深处隐秘的一面写出来了，所以这个形象就显得更加丰满，经得起人们琢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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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赦、贾琏、贾蓉、薛蟠

    曹雪芹不仅写贾珍是这样，写贾赦、贾琏、贾蓉、薛蟠等也不例外。

    《红楼梦》中最令人厌恶的男人恐怕非老色鬼贾赦莫属了。贾赦虽然袭爵一等将军，但他外不知守业，内不会持家，尽管一大把年纪，依然好色无度。他见鸳鸯现在出落得一表人才，就先是利诱后来威胁，千方百计想要把鸳鸯弄到手做小老婆。鸳鸯誓死不从，最后因贾母亲自干预，贾赦只得暂时作罢。用平儿的话说就是：“这个大老爷（贾赦）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所以六十九回说，“贾赦姬妾丫鬟最多……如这秋桐辈等人，皆是恨老爷年迈昏愦，贪多嚼不烂，没的留下这些人作什么……”正因为贾赦姬妾丫鬟多得很，所以把17岁的丫鬟（这种丫鬟实际上和姬妾没有两样，只不过没有正式的姬妾名分罢了）秋桐赏给儿子贾琏为妾。但就是这个贾赦，在贾宝玉和王熙凤被魔法所魇，百般医治无效，眼看性命不保时，“贾赦还各处去寻僧觅道”。贾政见这一切都不灵无效，着实烦恼，就劝阻贾赦说：“儿女之数，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强者。他二人之病处于不意，百般医治不效，闻秘事凤姐讯家童想天意该如此，也只好由他们去吧。”连贾政都绝望得劝贾赦别再忙了，但是“贾赦也不理此话，仍是百般忙乱”。看来曹雪芹轻易不将人一棍子打死，即使这个人物从总体上来说是个否定性形象，一片漆黑，但是他哪怕有一点点亮色，也写出来。因此《红楼梦》中的人物即使出场机会不多，也往往是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感强，色彩比较丰富。

    贾琏在与鲍二家的和多姑娘的关系上只有裸的欲，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简直就是个色情狂。但是他在对待尤二姐的问题上是否确有感情真诚的成分呢？贾琏在尤二姐死后，大哭说：“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而且不顾王熙凤阻挠，竭尽所能为尤二姐办丧事。由于钱被王熙凤控制着，贾琏还赊了500两银子买了一副好板子为她做棺材。值得注意的是，悄悄对贾琏揭露害死尤二姐的主谋是王熙凤的，正是与王熙凤似乎有些暧昧关系的贾蓉！贾琏一听，后悔不已，跌（跺）脚说：“我忽略了！”贾琏发誓：“终久对出来，我替你报仇！”从第五回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和脂批中的某些暗示来看，贾琏后来在贾府抄家“事败”之后，果然为尤二姐报了仇，将王熙凤休了，王熙凤只好哭着回金陵老家投靠亲戚去。之所以说王熙凤与贾蓉“似乎有些暧昧关系”，是曹雪芹在前面几个地方，尤其是焦大醉骂时说“养小叔子”等，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王熙凤与贾蓉有的男女关系。但是仔细阅读全文，并无确证。他们之间只是比较亲密、随便一些而已，这在封建道德规范来说是不允许的。从六十八回王熙凤审问贾蓉可以看出，她俩没有什么严重关系。也许在《红楼梦》的前身《风月宝鉴》中，或者在《石头记》最初的稿子里，曾经有过这个内容，但是在现在我们看到的经过脂砚斋等人批过的本子里，虽然还能见到凤姐和贾蓉之间可能有某种暧昧关系的蛛丝马迹，但是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事情。这些正是曹雪芹惯用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手法，增加了阅读趣味，使人物性格更加丰满。在贾赦通过贾雨村夺取石呆子古扇的问题上，贾琏是有正义感的，公开表示不满，为此他还遭到贾赦的一顿毒打。这些细节都使得贾琏形象变得丰满起来。

    薛蟠肯定是个坏男人，打死冯渊，抢走香菱（英莲），罪孽深重。但他在尤三姐自杀、柳湘莲出走后的表现，却令人刮目相看。薛宝钗听说此事，“并不在意”，反而对她母亲说：“……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又一次表现出这个冷美人的铁石心肠。而薛蟠则因柳湘莲救过他，哭得非常伤心，带了小厮们各处寻找。他总还是有些讲情义，知恩图报，对比薛宝钗的冷漠要好一些。周思源看红楼亦玉亦石画宝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是《红楼梦》中除了王熙凤之外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正确理解宝玉、黛玉、宝钗这三个艺术形象及其关系，是解读《红楼梦》的基础。这三个人物似乎都不难理解，但是仔细琢磨一下，又都有些扑朔迷离。这正是《红楼梦》经得起反复地品味式精读和反复地解剖式研究的重要原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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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矛盾的贾宝玉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男一号，他身上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

    大观园成立诗社的时候，薛宝钗给贾宝玉起了两个别号，一个叫“无事忙”，另一个叫“富贵闲人”。既然“无事”，怎么还“忙”呢？可见还是“有事”。可是既然“忙”，怎么又成了“闲人”呢？他到底是“忙”还是“闲”？他都忙些什么事呢？为什么在有些人眼里，甚至同一个人看来，比如薛宝钗，认为宝玉既是“闲人”却又“无事忙”呢？李纨建议贾宝玉用他的旧号“绛洞亦玉亦石画宝玉花王”（三十七回）。“绛”是深红色，“花王”是管理花儿的。可是贾宝玉的前身是神瑛侍者，花王怎么又是侍者呢？曹雪芹为什么把贾宝玉住的院子命名为“怡红”院呢？贾宝玉做诗题名用的是“怡红公子”（三十八回）。在“神瑛侍者”、“怡红公子”、“无事忙”、“富贵闲人”、“绛洞花王”这些看来矛盾的别号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是我们在读《红楼梦》时应当特别注意的。

    这种矛盾现象很多：

    贾宝玉是以疼爱少女们闻名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她们使碎了心（三十一回）。但有时候宝玉脾气大得出奇，像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式的公子哥儿。第八回写到，宝玉早晨让茜雪留着的一碗枫露茶，宝玉回来后得知被自己的奶妈李嬷嬷吃了，勃然大怒。曹雪芹写道：“宝玉听了，将手中的茶杯只顺手往地下一掷，豁啷一声，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来问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奶奶，你们这么孝敬他？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过他几日奶罢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还大了。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白的养着祖宗作什么！撵了出去，大家干净！’说着便要去立刻回贾母，撵他乳母。”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为，贾宝玉都蛮不讲理，毫无教养，而且简直没有良心。由于袭人极力劝谏，李嬷嬷没有被撵，但是茜雪却被撵走了（十九回李嬷嬷要吃给宝玉留着的酥酪，晴雯不让，李嬷嬷提到了“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这茜雪在贾府有年头了，在宝玉的16个丫头中是个有点身份的，可不是小红那样的粗使丫头。贾府的丫头有着严格等级，《红楼梦》三十六回有交代。袭人是宝玉的首席大丫头（这是我仿照“首席官”杜撰的，诸位姑妄听之），因为她原来是伺候贾母的，所以月钱和金钏一样是一两银子（五十六回，小姐月银二两），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月钱一吊，就是1000个钱；佳蕙等八个小丫头每人月钱五百。一两银子相当于两吊铜钱。四十六回鸳鸯对平儿说：“这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儿、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从小儿什么话不说……”琥珀是贾母的丫头，月钱一两，地位仅次于鸳鸯；金钏、玉钏、彩霞都是王夫人的主要丫头；素云、紫鹃、翠缕分别是李纨、黛玉、史湘云的首席大丫头，可见茜雪的地位不在麝月之下。可是就为了这么一丁点子小事，宝玉把她撵出了贾府。虽然当时宝玉有点醉了，第二天总醒明白了吧，但他并没有把茜雪找回来。可见宝玉醉酒并不能说成是撵走茜雪的原因，而是他的大贵族公子哥儿脾气的结果。在这件事上，他和那些纨绔子弟没有区别。茜雪后来的结局没有写，但恐怕是很不幸的。因为从这种贵族人家被主人撵出来，会被家人和别人认为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被人看不起。我们只要看看被撵的金钏和晴雯的结局就明白了。仅仅为了一碗茶，贾宝玉很可能毁了一个女孩的一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茜雪是个非常有良心的女孩。根据脂批，在贾府败落之后，凤姐、宝玉等被关在狱神庙，去探望救援的几个人当中就有这个完全无辜而受到过宝玉严重伤害的茜雪。在人落难时最容易见出真情，这是一个多么可爱、可敬的姑娘！十九回写到，宝玉让人去将留着给袭人回来吃的酥酪拿来，丫鬟们说，被李嬷嬷吃了。宝玉正要说话，袭人忙说自己上回吃了酥酪肚子疼，呕吐了，现在只想吃风干栗子。其实她“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由于李嬷嬷吃了宝玉让留下的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所以才编出想吃栗子来，以便把宝玉的注意力引开。我们从“亦如茜雪之茶等事”八字就可以看出，宝玉大耍公子哥儿脾气的事情不少，说不定被他撵走的丫鬟也不止一个。三十回因为丫头开门迟了一点，“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及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便抬腿踢在肋上”。踢得袭人吐血，宝玉也很后悔。果真踢的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他会如此悔恨么？不会。贾宝玉任性起来简直不顾一切，甚至对待他最喜欢的晴雯，有时也很不像话。三十一回宝玉由于前一日不小心将宝钗比作杨贵妃被她顶了几句，接着是金钏被撵，又误踢了袭人，端阳节那日黛玉又不愿人多，大家早早地就散了。贾宝玉心中别扭，恰好晴雯一不小心将扇骨子跌断，接着拌起嘴来。宝玉生气了，非要亲自去回王夫人，要让晴雯走人。是袭人跪下求他，碧痕等丫鬟都进来跪求，这才了事。所以我们对贾宝玉一定要全面地分析，他确实有许多高含耻辱情烈死金钏尚品格，有超前意识，但是他也有不少即使在当时也属于十分落后的东西。

    贾宝玉的叛逆性历来最为人们所称道。但是有时候他的表现实在太差，不仅谈不上什么叛逆，简直有逃避责任之嫌。金钏之死最初是宝玉惹的祸，但是在王夫人打了金钏一巴掌后，宝玉远远躲开，没有采取任何救助行为。按说，金钏被撵走，他不会不知道，他完全有责任也有力量采取一些哪怕最起码的救援措施，可是他甚至都没有去探视安慰一番。金钏之所以自杀，是因为觉得实在太冤屈，被主人撵出来没法见人。她这个弱女子，只能用生命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贾宝玉能站出来说几句话，承担一点点责任，洗刷一下金钏的冤屈，金钏也许就不会自杀。在这个问题上，贾宝玉是有责任的。而他没有尽力救助被逐出大观园而且当时重病的晴雯，就更不应该了。晴雯是他最信任的丫头，人品高洁。其实贾宝玉是有力量救她的，至少可以大大减轻她的痛苦。王夫人和贾政不完全一样，贾宝玉如果对母亲耍赖，或者去求贾府的老祖宗贾母，晴雯即使不能回到怡红院，也不致就这么悲惨地死去。而正被周瑞家的押着离开大观园的司棋拉住贾宝玉哭求救助，他也只是恨得对那些远去的婆子、媳妇瞪眼而已。古语说：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贾宝玉在这些事情上恰恰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贾宝玉显然是寄托着曹雪芹某些重要的人生理想的卓越艺术形象。曹雪芹既然一再强调当时已经是“末世”，虽然他把贾宝玉塑造成了一个不爱读经，不愿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但是贾宝玉却没有做一件改变这个“末世”的事。这是否也是贾宝玉身上的一个矛盾现象？

    总之，贾宝玉身上充满矛盾。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鲜明两面性的人物，曹雪芹就是故意把他塑造成这个样子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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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神话与四个文化基因（1）

    要认识曹雪芹赋予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的丰富内涵，我们就要从小说开头的两个神话入手。因为在这两个神话中，曹雪芹为贾宝玉艺术形象注入了最重要的几个文化基因，它们决定了贾宝玉的个性、观念和命运。

    一个是女娲补天神话。

    女娲补天神话是说两个人争斗，失败者撞断了天柱，于是女娲炼石补天。据汉代《淮南子·天文训》：“昔日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再据《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九州裂；天不兼覆，坠（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唐代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说：“当其（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不论是共工与颛顼争帝，还是共工与祝融大战，总之是两个男人争斗，失败者撞断了天柱，弄得火山爆发，大地震，洪水泛滥，结果一个女人来炼石补天，挽救了这个世界。《红楼梦》中关于“颂红”、“怡红”和对男性为中心社会的极度失望的深层次主题，就植根于此。

    不过曹雪芹在这个传统补天神话基础上做了一些延伸，从而转移了重点。这个改变决定了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的文化基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时多炼了一块，弃之不用。由于此石通了人性，于是生出了种种故事来。这样，虚构的部分在小说中就成为老神话的新重点。女娲是神，她锻炼出来的石头肯定块块都是合格产品，都是足以补天之用的。由于她计算不精的错误，多炼了一块，非但不让它补天，还弃之于山下。女娲可说是一错再错。所以这块石头有补天之才，却无补天之命。而这个不公平的命运是女娲也就是“天”造成的。连脂砚斋都为它鸣不平：“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甲戌本夹批）曹雪芹借批评“天”来抨击当时的社会环境不让这些真正有才干的人去为社会出力，而是将他们任意抛弃。这块石头“自经锻炼之后，通了灵性”，有了人的要求，“遂自怨自叹”。怨谁呢？自然不单是怨自己命苦，也包含着对天的埋怨和不满。因此所谓“无材补天”，实际上是无命补天！另一方面，从石头要求一僧一道带他到“红尘”去“受享几年”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明白，石头尽管没能够补天，被扔在了山下，可那里仍然属于天堂世界。从传统的世俗的眼光来看，天堂总比人间好，而这块石头竟然并不满意生活于这个“天堂”，非要求下凡！因此它与世俗观念的格格不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这样一来，补天神话就为贾宝玉注入了两个文化基因：一个是石头对“天”也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反叛，对传统价值观的蔑视。这就是贾宝玉为什么不爱读经，反而爱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被主流社会认为不入大雅之堂的书籍；不愿走仕途之路，不愿和贾雨村这样的为官作宦者交往，反倒愿意和社会地位极低而人品高洁的戏子成为好友，对处于半奴隶状通灵玉蒙蔽遇双真态的丫鬟同情、爱护的根本原因。这在当时那个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末世中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另一个文化基因是，这块石头虽然经过女娲锻炼，灵性已通，但是毕竟外观和质地“粗蠢”。第一回短短十几行中，“粗蠢”出现两次，“蠢物”和“质蠢”各用了一次。后来石头被和尚点化为一块晶莹美玉，成了贾宝玉出生时含在嘴里的那块通灵宝玉，成了他的命根子。所以它是真石头，假宝玉。它既有“晶莹美玉”充满灵性的一面，又有“粗蠢石头”愚蠢粗俗的一面，贾宝玉性格中明显的玉石两重性就是由此而来的。用现代观念来看，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从猿到人，经历了兽性、人性两个阶段。我们将一些坏人干坏事叫做“兽性大发”。而人性发展到高级阶段，人性中最美好的那些已经达到神性的高度。中国自古以来流行玉崇拜，在贾宝玉身上就体现为玉性。而石性则是人性中普通的那些，包括普通人所具有的缺点。贾宝玉是“真石头”，所以他也有这些缺点，就不足为怪了。贾宝玉对待茜雪、金钏、晴雯、司棋、袭人等那些事，正体现出他假宝玉那一面。曹雪芹正是通过这些石性写出了贾宝玉不是神，他是个普通人，也具有普通人的弱点。这些弱点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贾宝玉身上同样深深地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落后成分，主要是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心灵的摧残与束缚。所以贾宝玉对父母的错误不仅不敢有任何公开反抗，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贾宝玉不是巴金笔下的觉慧。贾宝玉有反抗，但他不是斗士，更不是英雄，他不可能那样。贾宝玉身上有极其珍贵的神性，也有普通人的人性及其缺点，玉性与石性俱在，当然玉性多于石性。这正是曹雪芹忠于现实的宝贵之处。

    第二个神话是曹雪芹虚构的还泪神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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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神话与四个文化基因（2）

    也有些学者把它叫做（仿）拟神话或者亚神话。这个神话中神瑛侍者和女娲补天所炼的那块石头具有哲学和艺术上的同一性。“瑛”字意思是“似玉之美石”，很美，像玉，不过本质上还是石头。而且神瑛侍者与那块补天之石一样，也不愿在天为神，“凡心偶炽”，下凡成了贾宝玉。所以这两个神话的共同之处是，石头是由于女娲所炼才通了灵性的，神瑛则在警幻仙子手下工作，所以都体现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理念。但是还泪神话不是补天神话的翻版或简单补充，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从对于贾宝玉的文化基因角度来说，主要是明确了他在天堂的身份和工作：他在西方灵河岸旁警幻仙子手下工作，虽然是神，不过级别较低，是个侍者，就是服务员。为谁服务呢？为花花草草浇水。从绛珠小草变成一个女孩来看，这个神话的核心是：暗示神瑛侍者伺候着众多女性。神瑛侍者虽然成了荣国府贵族公子贾宝玉，但他在包括许多丫头在内的少女们面前，依然扮演着“侍者”的角色。他住在“怡红院”，写诗填词题名“怡红公子”。“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代表女性，“怡”是愉快，在这里是使动用法，“怡红”就是使女性快乐。这就是贾宝玉的第三个文化基因。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要表达的是，男性要为女性创造一个能够施展才干的良好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使女性生活得愉快。这种对女性尊重、将女性置于与男性同等地位甚至更高的“怡红”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当时18世纪中期的欧洲也处于前沿。

    《红楼梦》第一回，通过脂砚斋的回前总评，曹雪芹表示这辈子见过许多异样女子，行止见识都比他强得多，所以要为“闺阁昭传”，为这些德才出众的女性立传，就是“颂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红楼梦》的所有人物就不难发现，凡是同一辈份者，男的一律不如女的。贾府地位最高的是老祖宗贾母，是贾府第二代硕果仅存者。她年轻时比王熙凤还能干，而且人品显然比她好。贾府第三代“文”字辈最能干的不是一味好道的贾敬，也不是内不会治家外不擅用人的贾政，更不是老色鬼贾赦，而是那个小事不管却特别注意抓大事的王夫人；贾宝玉不仅是第四代“玉”字辈的杰出代表，也是贾府所有男性中的佼佼者，但和同辈的姐姐妹妹们一比，他就逊色了，连他自己也常常自叹不如。有时候，比如元春省亲时作诗，全靠黛玉充当枪手，宝钗也明目张胆地帮着作弊，加上元春只顾和贾母、王夫人等说话，没认真监考，贾宝玉这才蒙混过关。第五代的贾蓉，和秦可卿的远见卓识、才干、声望，那就差得没法比了。所以曹雪芹要“颂红”。

    但是那些具有补天之才的女性不仅无补天之命，而且都以悲剧命运了结一生，从而表明这个社会（天）必须灭亡。于是曹雪芹在“悼红轩”中写这部《红楼梦》，要让这个社会最后来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悼红”。

    所以，以贾宝玉为主人公的《红楼梦》的深层意蕴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颂红、怡红、悼红”这六个字。当然，还有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反对科举制度，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有些大家易于理解，耳熟能详，就不多说了，有些我们在后面分析不同人物时会涉及，这里就不一一说了。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贾宝玉的那几个别号了。他住在怡红院，“（那些水）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十七十八回）。大观园所有的水（象征少女）都汇合到怡红院附近，怡红院是少女们的活动中心。所以贾宝玉就成了“绛洞花王”，“无事忙”，他成天忙的都是为姐姐妹妹们服务的事，依旧扮演着侍者的角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她们使碎了心。但是，从封建道德规范来看，在封建意识严重者眼里，贾宝玉忙的这些事都不是正事，所以才说他是“富贵闲人”。整天闲着，却不去读四书五经，不去为自己的举业、前程奔走操心。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被巧妙地衔接在了一起。

    贾宝玉有反抗，但很微弱，他只能做到那个程度。无论是石头或神瑛侍者，他们下凡都不是来改造这个世界，更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羡慕红尘繁华，来享受（“受享”）人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补天的。这就是贾宝玉的第四个文化基因。因为曹雪芹生活的雍正、乾隆时期，尽管当时被称为“盛世”，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是“盛世”，但是曹雪芹却已经深刻地看出它正在加速并且必然走向灭亡的本质，一再强调当时已经处于“末世”。那个“天”已经没法再补了。也就是说，那个社会必须彻底改变。在小说中，曹雪芹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人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对社会作出贡献，这就是“补天”；还有一个就是要享受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就是“受享”。石头既然无命补天，而它又通了灵性，具有了人的基本要求，那么它就应该有权受享，享受人性需要的物质生活、精神自由，满足情感需求，这具有充足的合理性。这和西方18世纪流行起来的“天赋人权”观念是一致的。所以贾宝玉特别不愿受家庭、礼教的束缚，千方百计想要挣脱它。因此，贾宝玉不是一个“补天”型人物，而是一个“受享”型形象。我们可以仔细看看，贾宝玉在小说前八十回中的所有行为，他有过补天的打算么？做过一件补天之事么？都没有。所以贾宝玉无论上学还是完成父亲给自己留的作业，他都凑合了事，应付差使，甚至由姐姐妹妹们包括丫鬟在内，帮他作弊，蒙混过关。他也不愿意和那些忙于补天的人如贾雨村等交往。谁如果要劝他做些有助于补天的事，他就会生气，薛宝钗、史湘云都为此碰过钉子。而他和黛玉之所以情投意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黛玉从来不对他说有关补天之类的“混帐话”。高鹗所补后四十回与曹雪芹前八十回的一个重要区别和差距，就是贾宝玉尽管最终出家，但是他毕竟还是应试“补天”去了。

    因此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红楼梦》所写的内容，那么它写的不是“补天”，而是“受享”。

    “受享”的进步性绝不亚于“补天”

    把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伟大代表《红楼梦》说成是写了一个“受享”的故事，岂不是贬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么？不是。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总是把“享受”仅仅看作是物质享受，而且一定是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如果以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

    享受＝物质享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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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实际上享受不仅仅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人格修养者有大不一样的享受观、享受需要和享受途径。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表达的“受享”，是对自由、平等、情投意合的爱情这样一些精神世界很高层次的朦胧追求。明代中后期一些中国文人开始猛烈抨击程朱理学，要求挣脱束缚人性的封建礼教。著名思想家李贽明确提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们重视实现人的自身价值。曹雪芹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作出贡献和接受回报，受享人的基本权利，是人性的两个基本要求，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当“石头”不但被剥夺了补天权利并被抛弃时，他的受享要求就更加值得同情与肯定。受享可以出于不同目的，通过不同途径获得。受享者在自己的付出上也有大不一样的表现，因为真正高尚的受享者必定同时也是一个会对社会对他人作出贡献者。总之，受享有不同类型，同一类型还有不同高下的层次之别。贾宝玉对精神自由、真诚感情，对少女人格的尊重，以及对比较平等的人际关系的执着追求，是他“受享”的基本内容。贾宝玉对传统观念中走仕途经济的所谓“正事”不感兴趣，在为姐妹们的“忙”中受享到了精神上的无比快乐。在宋明理学越来越走向扼杀人性的清代，当理学日益而成为礼教，这种张扬个性，要求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完善人性的观念，在当时是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超前意识，至今依然发人深省。可以说，这是从更深层次上彻底否定当时那个号称“盛世”实际上已经是“末世”的社会，因此“受享”的进步意义丝毫也不亚于“补天”，而且有过之。无论是贾宝玉形象还是小说的思想价值，都比写一个“补天”的故事要深刻得多。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并不缺乏“补天”型的人物，但是却没有一个贾宝玉式的“受享”类艺术形象。《红楼梦》的现代性和它的无穷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此。

    将贾宝玉塑造成为一个受享者，并不意味着曹雪芹完全否定补天的必要性。这里我们要回到补天神话的“石头”上来。因为石头被女娲炼出来就是为了补天用的，它当然愿意在补天的伟业中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这个社会已是“末世”，它不允许众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补天，反而将他们推入深渊。这个社会毁灭了这么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那么再合理不过的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自身就应该毁灭，所以曹雪芹最后要让它“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由于曹雪芹不知道未来之世究竟是什么样的，所以他才感到悲哀，并将这种情绪镌刻在贾宝玉的骨子里。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恩格斯在《致玛· 哈克奈斯》的信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论断一直是文艺批评包括《红楼梦》研究的经典性标准之一。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受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先入为主，就难以解释既定理论外的艺术现象，几乎一致公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贾宝玉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200多年前的脂砚斋到当今读者，无不感到贾宝玉身上有许多十分奇特之处，无论是人物本身还是曹雪芹塑造他的方法，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传统理论都很难解释得圆到，往往十分勉强，有削足适履之感。那是因为我们先验地有了一个框框：最伟大的作品必定是而且只能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决不可能是别的。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套，自然会有套不进去或不大恰当之处，于是要么回避，要么认为曹雪芹没有做到严格的现实主义，甚至是“败笔”。如果我们不存先入之见，而是完全从作品的实际出发，那么就不难发现，曹雪芹在出色地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还大量地成功使用了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我们前面分析的那两个神话只不过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在长篇小说中运用典型化手法与型手法相结合，塑造出了以贾宝玉为代表的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是生活在18世纪的曹雪芹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他第一个解决了象征主义不能创作长篇小说的世界性难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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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人为宝玉题诗

    曹雪芹不仅在人物定位上以“受享”为基本态度突出了贾宝玉的型色彩，而且从他的长相、言语内容和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将这一型特征具像化。中国男子汉的标准是伟丈夫，志向高远，充满阳刚之气。而贾宝玉不然，他从长相、脾气到言行都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但贾宝玉虽有脂粉气却绝无娘娘腔，而是一个特别突出的“痴情”男子。从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连说了他四次“奇”开始，前八十回中曹雪芹通过各色人等之口，对贾宝玉基本个性的评价就是“奇”，而在不同地位与文化层次的人们眼里则视为“疯、呆、傻、痴”，总之，千方百计地突出他不同于任何人的特异。王夫人说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疯疯傻傻”；袭人说他“性情乖僻”（二回），有时在背后索性叫他“呆子”、“傻子”（五十七回）；兴儿则说他“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清而内浊”（六十六回）。而且贾宝玉自幼说话就令人感到“奇怪”（冷子兴语），七八岁的孩子居然会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诸如此类的“疯话”不少，以至于外人皆知。他从小爱吃胭脂，为姐妹们调脂弄粉，为丫鬟们顶缸，对姐妹们体贴入微等等。这些大家都极其熟悉，毋庸赘言。总之，从传统意义上来看，贾宝玉几乎事事出格，用常规观念就觉得不可理解，而这正是曹雪芹要达到的目的。脂砚斋也多次说他“奇”。这“奇”，正是曹雪芹有意识地提醒读者，贾宝玉是一个突出的“另类”，是作者故意用非常规方法将他放在型环境中塑造出来的型性格。所以脂砚斋等提醒读者不能以常规角度来看他，方是会看；畸笏叟甚至干脆提醒读者“勿作正面看为幸”（庚辰本十二回眉批）。

    贾宝玉是一个叛逆性或者说颠覆性形象，被他颠覆的不仅有读经，走仕途经济道路，与为官作宦者交往之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严格等级关系，以及传统的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标准。他对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男性中心社会的怀疑和否定，追求对自身价值的实现，希望能够自由地发挥才干和与自己喜欢的人交往，等等。这在本来就不重视个人价值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贾宝玉才会被认为是呆、傻、痴，才会被贾政认为会成为“弑君杀父”的“将来之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弑君杀父”并不是真的杀人，而是指从观念和行为的根本上违反君父的价值准则。但是贾宝玉的这种颠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都不可能彻底。就拿他最受称道的对姐姐妹妹们的态度来看，他时不时地还会发点主子脾气，这才是真石头，假宝玉，才是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补天之石、神瑛侍者、贾宝玉，有三位一体的一面，也有区别。补天之石是天堂世界通了人性的石头，神瑛侍者是天堂世界人格化了的神，而贾宝玉则是人间具有某些神性的人。周思源看红楼莫怨东风写黛玉林黛玉是《红楼梦》人物中研究得最多者之一，据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光是论文题目中出现“林黛玉”的就有300篇以上，和研究贾宝玉的论文数相当。关于林黛玉这个形象的内涵，其性格、命运以及与贾宝玉等人的关系和与薛宝钗等人的比较，几十年来已经有许多论著发表了很好的见解，研究得相当深入了。但是我感到，人们因为过于偏爱林黛玉，而且好像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那种林、薛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方式，对造成林黛玉命运悲剧原因的分析，基本上还停留在20世纪50～70年代定型了的认识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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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黛玉在贾府受白眼吗

    对于林黛玉悲剧命运，这种命运的性格因素以及性格形成的原因，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林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受到贾府上上下下的冷遇，这才形成了她那多疑和爱生气的性格；贾府的老一辈（封建势力）出于对“叛逆”者的不取，破坏了她和贾宝玉的婚姻，导致了她的死亡。

    有人认为，林黛玉美好的内心世界在强大的黑暗势力压迫下表现为一种被扭曲了的性格。一方面，这种性格本来是天真纯洁、诚挚美好的，它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智慧的不可遏制的迸发，因而是健康的；另一方面，这性格又被现实所扭曲，它表现为敏感以至多疑、机智乃至尖酸、高洁而又孤傲，于是从健康转化为病态。林黛玉性格是在黑暗中诞生与成长的，因此带有浓重的阴影，它在冲破旧社会巨大磐石的压力而萌生的同时，也因这巨石的压迫而成为畸形。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林黛玉没有走效忠封建阶级的道路，而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和莫怨东风写黛玉自然天性来立身处世的。她爱说就说，爱笑就笑，爱恼就恼，从不作假作奸虚伪待人。这样，黛玉自然就受到贾府人们的非议。贾府的人们不仅口中贬低黛玉，而且在行动上愈加冷淡，乃至于污辱。贾母出资20两银子给宝钗做生日，明显冷淡了黛玉，使黛玉受到这个家族最高统治者的白眼。紧接而来的元妃的赐物，独宝钗与宝玉的一样——这连宝玉都感到异样，自然使黛玉倍感冷落凌辱。抄检大观园时，王熙凤说：“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检抄不得的。”到了潇湘馆内，一一开箱倒笼抄检了一番。同是亲戚，待遇并不一样，宝钗受到的是礼遇，黛玉受到的是冷遇。对黛玉的“污辱”，王熙凤受到的责难还有：二十二回看戏时王熙凤说有个小旦像黛玉，二十五回她关于吃茶作媳妇的玩笑。凡此种种，却是黛玉寄人篱下，受着别人的牙眼的明证。曹雪芹没有让黛玉的孤独消融在儿女痴情中，而是在宝黛爱情的发展过程中来展示黛玉的孤独感，其目的正在于显现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刻隔膜，揭示出自主人格与封建礼教的尖锐对立，表现一种人的普遍的生存悲剧。

    很显然，黛玉与贾府长辈是否处于对立地位，是正确解读林黛玉形象的关键。

    持贾母、元春还有王熙凤破坏宝、黛婚姻论者的主要理由分为两个方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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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1）

    一是据说已趋没落的贾府要借重薛家的庞大财力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此说很难成立。贾府乃两门国公之后，又是皇亲国戚，再说贾珍、贾赦还袭有爵位，便是贾政也官居员外郎。而中国自古以来重仕轻商，即使皇商也不如为官者。因此清代才出现花钱买官衔的制度与风气，才有“红顶商人”的出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虽然有些夸张，不过倒也道出了一个社会现实：有权的官肯定会有钱，而有钱的商却未必有权。所以在封建社会，官远远比商吃香。贾府这样的大贵族，自然不会排除和薛家这样也是出身贵族而现今是皇商的家庭联姻，但也不可能主要从经济着眼来考虑贾府命根子贾宝玉的婚事。从为秦可卿大办丧事来看，贾府也远没有到那种需要将自己的命根子贾宝玉与薛家联姻来解决财政困难的程度。二十九回贾母对张道士所说择媳标准是“模样性格好”，“根基富贵”倒不必太过考虑。在尤氏谈及秦可卿时，以及人们谈到几个大丫鬟时，也都是这两条。认为贾府出于财富原因要和薛家联姻只是猜测，没有任何直接的文本依据。

    二是认为贾母、元春、王熙凤等在一些事情上明显地偏袒宝钗，伤害黛玉。主要事例就是贾母主动出资20两为宝钗作生日和元春赐物时宝玉和宝钗所得一样这两件。如果我们细致地分析，就会发现上述结论值得商榷。二十二回写得很清楚，正如贾琏所说，“往年怎么给林妹妹过的，如今也照依给薛妹妹过就是了”。王熙凤“原也这么想定了”。但薛宝钗的这个生日不同往常，“老太太……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之年。老太太说要替他作生日。想来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与林妹妹的不同了”。而且这是宝钗来贾府过的“第一个生辰”。王熙凤“也这们想着”。除此之外，贾母也不过是“喜他稳重和平”而已。古代男子20岁“弱冠”，表示成年；女孩则15岁“及笄”为成年，可以论婚嫁了。因此女子15岁的生日和14岁、16岁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很显然，贾府对宝钗生日的特殊做法是由于这个生日的特殊性造成的，并不包含对黛钗二人孰亲孰疏的态度。在贾府这样一个十分讲究封建礼法的大贵族家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礼节的内外有别是很注意的。同是一个辈份的人，总是要把更好的东西让给外人享用，即外人受到的礼遇要高于自己人。我们只要看一下贾母、王夫人和薛姨妈等人在场的情况就一目了然。就在这个给宝钗做生日的二十二回，就很清楚地写明这个区别：“就在贾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余者皆是自己人。”庚辰等本在此有一评语：“将黛玉亦算为自己人，奇甚。”其实这里正反映出黛玉在以贾母为首的贾府长辈们心中不寻常的地位。而且在点戏时，贾母让“寿星”宝钗点后，便叫凤姐点，接着叫黛玉点。黛玉让薛姨妈、王夫人，贾母开玩笑不让，非要黛玉点，可见并未冷落她。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一节，有一段藕香榭行令时的座次安排颇能说明问题：“这里凤姐儿已带着人摆设整齐，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裀蓉簟，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其式不一。一个上面放着炉瓶，一份攒盒；一个上面空设着，预备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余者蛇影杯弓颦卿绝粒都是一椅一几。东边是刘姥姥，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云，第二便是宝钗，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薛姨妈虽然是王夫人之妹，在贾府却是客——五十回贾母和凤姐就薛姨妈拟宴请大家赏雪一事时开玩笑说，“姨太太是客，在咱们家受屈”——故位在其姐之上，享受的礼遇等同贾母，明显高于王夫人。刘姥姥固然出身贫寒，但贾母以“老亲戚”呼之，待以贵客之礼，因此王熙凤排座次时将她安排在王夫人的上首。老辈如此，小辈亦然。史湘云和薛宝钗都是外人，但在血缘上湘云与贾母即贾府的关系要比宝钗近得多。但宝钗目前长住贾府，而湘云则是偶尔小住，所以湘云坐首席便是理所当然的了。五十三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一节则更加明显：上面两席是李婶、薛姨妈二位。贾母于东边设一透雕夔龙护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将自己这一席设于榻旁，命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坐着。只算他四人是跟着贾母坐。故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西边一路便是宝钗、李纹、李绮、岫烟、迎春姐妹等。贾珍、贾琏、贾环、贾蓉等只能坐在“廊上”。当贾母说给小戏子们“赏”时，小厮们撒钱后，贾珍、贾琏“二人遂起身，小厮们忙将一把新暖银壶捧在贾琏手内，随了贾珍趋至里面。贾珍先至李婶席上，躬身取下杯来，回身，贾琏忙斟了一盏；然后便至薛姨妈席上，也斟了”。这位李婶不过是李纨的寡婶，带了女儿李纹、李绮来京。所以从亲戚关系来说，这李婶要比薛姨妈远得多，属于王夫人亲家方面的妹妹。正因为是客，而且是新到的远客，所以在礼遇上就更特殊一些，位在薛姨妈之上。同样道理，在小辈中宝琴是亲戚中关系相对较远的——她只是宝钗的堂妹——又刚来不久，故安排在首席，位在湘云之前。这次宝钗没有跟贾母坐在上面，想是因为薛家已有宝琴在了之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来了许多亲戚、族人的元宵夜宴上，在丫头仆妇“媳妇们都素知规矩的”贾府，礼节上是不可能疏忽的，座次轻易不会错，主仆长幼皆深知礼法。贾珍、贾琏二人跪下给贾母斟酒时，“那贾环弟兄等，却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随他二人进来，见他二人跪下，也都一溜跪下。宝玉也忙跪下了”。而这次命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坐着是贾母亲自发的话，由此也可看出贾母从心底里还是更心疼嫡亲外孙女林黛玉一些。至三更天觉得有些凉了，王夫人提议贾母挪进暖阁，“这二位亲戚也不是外人，我们陪着就是了”。结果贾母叫大家都进暖阁，而且“让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所以贾母出资20两为宝钗做生日，虽然有对宝钗印象很好的因素，但并不是喜爱她的程度已超过黛玉，更没有着眼于选择未来的孙媳，主要是出于因为这个生日比较重要，宝钗又是外人的考虑罢了。五十八回有一个细节也能证明贾母格外喜欢和关心黛玉：由于一位老太妃薨，贾母等均奉命入朝守制并送灵，前后需得一月左右。贾母托薛姨妈在园内照管众姐妹丫鬟，“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林黛玉”。五十四回元宵夜放炮仗，“林黛玉禀气柔弱，不禁毕驳之声，贾母便搂他在怀中”。总之，曹雪芹笔下的贾母对林黛玉的疼爱在所有的少女之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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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2）

    对元春赐物时黛、钗的差别也应这样看。这里自然不排除宝钗给元春留下了较好印象的因素，但主要是元春出于礼节之故。这从省亲题咏时可以看出。元春看了黛玉、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的诗后说道：“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姐妹可同列者。”其实以元春的文才，未必看不出宝钗的那首《凝辉钟瑞》颂圣味太浓，纯粹是应景之作，而且诗人自己显得过于卑微；而黛玉的《世外仙源》意境优美，“借得山川秀”一句气魄宏大。之所以首先提到“薛”，就是因为这是客人之故。那晚贾妃赐物时，书上介绍的序列也是“宝钗、黛玉诸姐妹等”，宝钗在前。二十三回贾妃传谕，将大观园开放，“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也是这种礼节和规矩的反映。

    至于说二十五回王熙凤当着众人的面笑问黛玉“‘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有人认为是对黛玉的“污辱”，恐怕是理解错了，也实在是冤枉了王熙凤。其实情况恰恰相反，王熙凤在此完全是出于好意，而且是看准了的，否则她不会当着这么多人开这样的大玩笑。这里有一条脂批颇能说明问题：“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人，批书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书中常常每每道及，岂其不然，叹叹。”正如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不少前辈学者与时贤早已指出的那样，荣府的命根子贾宝玉将来如果娶了只会作诗不会理家的林黛玉为妻，对王熙凤继续掌握油水颇丰的荣府内务大权十分有利；若宝钗成了宝二奶奶，那她就得退出荣府权力核心，回到大权独揽只知贪婪财货的婆婆邢夫人手下打杂去了。所以她开这个玩笑是真心的，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她对黛玉笑道：“你别作梦！你给我们家作了媳妇，少什么？”凤姐还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玷辱了谁呢？”这是她针对黛玉说她“贫嘴恶舌”和“啐了”她一口的“反击”，是个十分明显和亲切的玩笑，连黛玉自己都非常清楚。所以王熙凤开始说“吃茶”时，“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林黛玉红了脸，一声儿不言语，便回过头去了”。待到王熙凤说配得上、配不上时，因为说得太露骨了，林黛玉很不好意思，“抬身就走”，被宝钗拉住。赵、周两位姨娘进来后，“独凤姐只和黛玉说笑”。后来王夫人的丫头传话叫众人去，王熙凤还跟黛玉开了一个玩笑，说“有人（指宝玉）叫你说话呢”，把她往宝玉那里“一推”。哪里有一点“污辱”之意！五十一回凤姐和贾母、王夫人等商议，由于天冷，住在大观园内的姑娘们空着肚子出来吃饭，饭后再回园子，受了冷风冷气有损健康，拟在后园门里为她们单独设厨弄饭。这个显然是凤姐的建议，得到了贾母和王夫人的支持。凤姐还特别强调：“就便多费些事，小姑娘们冷风朔气的，别人还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连宝兄弟也禁不住，何况众位姑娘。”而薛宝钗是在梨香院与母、兄单独开伙的。王熙凤对林黛玉的格外关心，由此亦可见一斑。

    说到抄检大观园不抄宝钗，却偏偏抄黛玉，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凤姐讲得很清楚，“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连王善保家的都明白此理：“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所以只抄自家人的决定体现了前述中国传统礼法与习俗中的内外有别、客人享受的礼遇应当高于自己人的原则，决非对宝钗法外施恩，只要看看宝玉屋里都未能幸免就明白了。在实际抄检时，凤姐的态度也能证明她对黛玉的友善：当时黛玉已睡下，“才要起来，只见凤姐已走进来，忙按住她不许起来，只说，‘睡罢，我们就走。’这边且说些闲话”。当王善保家的“从紫鹃房中抄出两副宝玉常换下来的寄名符儿”等物，十分“得意”，想要发难，王熙凤笑道：“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要她“撂下再往别处去”，弄得那婆子很是没趣，“只得罢了”。她对黛玉的亲切与保护是很明显的。值得深思的是，抄检大观园已经是七十四回，是前八十回中王熙凤和林黛玉之间直接接触的最后一次。也就是说，在现存曹雪芹亲自写的稿子中，王熙凤是一直十分喜欢和爱护林黛玉的，不仅从来没有伤害过她，而且确实是希望黛玉成为宝玉的妻子的。贾府的下人都认为宝黛将来必定结合——六十六回兴儿对尤二姐、尤三姐说“（宝玉之妻）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就是一例——其中恐怕就有平日爱开玩笑的凤姐的影响。换句话说，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绝不是破坏宝黛婚姻的人。高鹗续书中王熙凤策划调包计，黛玉焚稿，宝黛悲剧被推向。对于这个结局，红学界的看法分歧很大。我认为，总的说来写得还是好的，完成了小说最重要的一个悲剧，至少它提供了一个与前八十回相对比较合榫（sǔn)的结果，比没有好，比那些污七八糟的结尾更好。但是，它毕竟不是曹雪芹原来设计的结局，而且包括王熙凤在内的一些重要人物后来都走了样。它的主要问题在于，前面已经提到，王熙凤实际上是不可能以设计调包计来促使薛宝钗成为贾宝玉的妻子。我之所以还是基本肯定，是着眼于整个小说与宝黛爱情悲剧的完整性得以完成，有助于作品的流传。

    综上所述，林黛玉在贾府所受的“压迫”与她和贾府长辈的“对立”，不是子虚乌有，就是被极大地夸大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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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对黛玉的批评（1）

    运用意象来使艺术形象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含义隽永，是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一直被广泛使用的手法。《红楼梦》之所以经得起反复地品味式精读与反复地解剖式研究，让人感到这部小说像诗一样，诗味浓郁，诗意横溢，难以达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曹雪芹成功地将小说创作中的情节、细节营造，和诗歌创作中的意象运用，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长期以来，林黛玉艺术形象研究特别是对其悲剧命运认识的过于政治化，使人们对黛玉诗词活动中的几个相关材料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因此未能全面认识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情感和态度。因此要全面理解林黛玉的艺术形象和曹雪芹对她的态度，必须对《红楼梦》中的“东风”意象加以更多的关注。

    当然，曹雪芹对林黛玉是极其喜爱和充满同情的，她是第一女主角（另一位并列女主角是王熙凤），毫无疑问的“正面人物”。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人们才忽略了曹雪芹从不“包庇”他的任何人物，从不掩饰人物缺点的写作原则。所以鲁迅才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时黛玉抽的那支诗签：“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芙蓉，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道是：莫怨东风当自嗟。”

    “东风”一词有时在诗词戏曲中指代家长。最有名的是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这里的“东风”就是喻指逼迫他和表妹唐琬离婚的母亲。

    “东风”在《红楼梦》中并非只有这一处喻指家长，还有几处也颇值得注意，其中最集中的恐怕要算七十回咏柳絮词那节，黛玉和宝钗两人的词中都涉及了“东风”，而态度却大不一样。黛玉的《唐多令》：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这里的“嫁”，从柳絮而言尚可与“婚嫁”相通，实际上就是“交给”或“托付”之意；而喻人则显然不能喻指“婚嫁”，因为黛玉并未嫁给宝玉。所以这里的“东风”就是指“春”。这首词表现了黛玉对于贾府家长们的不满：林家将我黛玉交给你们，但你们对我的终身大事没有做好安排。

    有意思的是，宝钗《临江仙》的“东风”却完全是另一种作用与评价：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里的“春”也和“东风”一样，都是喻指那种可以决定“柳絮”们命运的力量。曹雪芹在这里写出了宝钗潜意识中对现在这种处境的满意，而且禁不住流露出希望能借助外界的这一主导力量使自己梦想成真。曹雪芹也暗示，在对待黛玉和宝钗这两个少女的态度方面，贾府老一辈还是公平的：“卷得均匀”！

    在这次咏柳絮的诗词活动中薛宝琴的《西江月》也有“东风”二字：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江南江北一边同，偏是离人恨重！

    从薛宝琴本人来说，这里的“东风”是就事论事。但我以为曹雪芹可能暗示贾府的三位小姐（“三春”）的终身大事都由老一辈（“东风”）来作主，最后和嫁给梅翰林之子的薛宝琴一样，都成了“离人恨重”，命运都十分不幸。所以这次诗词活动中的“东风”的含义是统一的。

    看来林黛玉意识或潜意识中总是将“东风”这个意象作为一种能主宰花草命运的力量来表现的，而她自称是“草木之人”，所以在她的诗词中就常以“东风”这个意象来喻指贾府长辈，表达自己的希望、失望、烦闷以及悲愁。七十回《桃花行》：

    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

    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

    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

    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怜人花亦愁，隔帘消息风吹透。

    风透湘帘花满庭，庭前春色倍伤情。

    闲苔院落门空掩，斜日栏杆人自凭。

    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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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对黛玉的批评（2）

    这里的“风”也是指“东风”，一共是五处。当然不能每一处都对号入座式地将“东风”翻译成“长辈”，那样诗味就全消失了。我认为，这些东风意象的兴、比作用有所不同，其中第十五句的“凭栏人向东风泣”一句颇可玩味。林黛玉在这里表现了对某种能操纵他人命运的力量的期盼和寻求理解的心情，因此这个“东风”象征贾府长辈的意义比较明显。

    “东风”喻指贾府长辈还可以从探春的判词和灯谜中得到印证。探春判词是：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这里的“梦”无论是探春梦家人，还是家人梦她，皆可通。“东风”当指家人，首先是指长辈。二十二回探春所制灯谜是：“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这首灯谜暗示探春他年远嫁难归，那时也许会怨恨长辈将自己嫁得这么远，无法和家人团聚。此诗（谜）就是要她别埋怨长辈，也许他们也是出于某种无奈，或者是作者偏爱探春，令其远嫁以避祸。这里的”莫怨东风”和黛玉诗签中的“莫怨东风”，显然是一样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十八回贾宝玉在大观园题咏中的那首《怡红快绿》里也有“东风”二字：

    深庭长日尽，两两出婵娟。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

    凭栏垂绛袖，倚石护青烟。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

    由于是奉元春之命即席赋诗，故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认为，这里的“主人”“应指元春”，此说很是。诗中“两两”和“对立”乃指这个院子里的红绿两种植物芭蕉与海棠，“绿”、“红”二字乃指其色。红的是那株“女儿棠”，“此花之色红晕若施脂”。在这里，“红”与“绿”皆指“草木之人”，即以林黛玉为代表的少女。“怡”和“快”都是使动用法，因而“怡红”与“快绿”一义，都是希望“主人”能使林黛玉等女儿们快乐。故“东风”应即“主人”，当时指的显然是贵妃元春。

    当然，也不可牵强附会地将《红楼梦》中的所有“东风”都一一坐实，还是应当从实际的语言环境出发作具体分析。比如五十回芦雪庵邢岫烟的《咏红梅花》诗“桃花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已笑东风”，就看不出喻指家长之意。

    根据对以上这些“东风”的分析，足以证明曹雪芹确实是在有意识地用“东风”这个传统文化的意象来喻指贾府长辈，包括元春、贾母等都在内。这些“东风”意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曹雪芹以人物情绪与心理表现的，即大观园内的少男少女都将长辈比作“东风”，都希望他们能够善待自己和自己心爱的人，只有黛玉除此之外还表现出失望与悲愁。另一类是曹雪芹以叙事人身份直接发出的暗示：“莫向东风怨别离”和“莫怨东风当自嗟”。后面这句中的“莫怨”和“自嗟”，显然是一个对称结构，具有反义性，这样“自嗟”的本义叹息，就有自我埋怨的意思。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曹雪芹对林黛玉既十分同情又婉转地批评她不该埋怨“东风”，应当对自己进行一些反省。而这个“自嗟”首先就是要埋怨自己的小性、多疑以致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健康，而这些都源于她对贾宝玉的过于依赖。这句诗也证明曹雪芹并不认为是贾府的长辈们生生拆散了宝黛的婚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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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玉的感觉与读者的错觉

    总的说来，迄今为止林黛玉形象的思想评价被抬得过高了。这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很难避免的。究其原因，从社会因素而言，是因为50年代和70年代的评红运动定下了林黛玉由于“叛逆”不为封建家族所容的基调；从文本方面来看，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对后四十回的得失研究得还很不够，对曹雪芹佚稿中宝黛爱情悲剧的构成与结局知之甚少，普遍将一百二十回本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的重大差异缺乏了解。因此贾母、王熙凤等人导演的调包计破坏了宝黛婚姻，导致黛玉惨死的说法，人们不但完全接受，没有考虑是否符合曹雪芹佚稿的原意，而且很自然地从结局推导原因，认为是贾母、元春、王熙凤等人出于家族与阶级利益断送了宝黛爱情和黛玉的性命。尽管高鹗续书的宝黛爱情悲剧是十分出色的艺术创作，且与前八十回基本合榫，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问世。但正如许多专家早就指出的那样，后四十回确实有不少重要内容不符合曹雪芹原意。由于曹雪芹后三十回的“迷失”不传，我们不能确知他是如何将宝黛爱情写得既缠绵动人又富有深刻意义的。但我们从前八十回的水平可以确信，曹雪芹肯定能达到这个程度，他本来要写或已经写出的稿子一定不会比今传高鹗的后四十回差。不能认为高鹗续书的那个调包结局就是最好的。脂批透露的关于因家庭变故宝玉外出避祸，一年后回来时黛玉已泪尽而逝，可见“东风”并未拆散他们。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著虽然未见有人明说，但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如果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婚姻不是被贾府长辈生生拆散，黛玉不是死于某种“阴谋”的摧残，那么小说的思想性就不够强，人物命运的悲剧意义就不够深刻，人物的斗争性也显示不出来。如果真的按照“泪尽而逝”来写，思想性就差了。而高鹗续书提供的调包计悲剧恰恰能体现上述叛逆者与封建势力对立而受到迫害并牺牲的要求，符合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需要，因而被普遍接受了。实际上如果按照曹雪芹原来的思路，黛玉形象的思想性和整个作品的思想意义未必就会比现在差。现在的林黛玉形象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被人为地拔高了的，主要是夸大了黛玉的叛逆性。

    林黛玉确实有一些叛逆性，主要表现为她对科举、仕途的淡漠，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争取爱情自由的想法，这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可贵的，不过她也只是如此而已。林黛玉不是斗士，她和贾宝玉很不一样。当然贾宝玉也不是斗士，但他有许多出格的言论和越轨的行为，而她基本没有，公开的更少。这和两人前身的差别有关。神瑛侍者是个不安分者，不在天上为神，偏偏思凡要下红尘，由此可见贾宝玉“天生”具有“叛逆”基因，“叛逆性”与生俱来。而绛珠小草则一直作为一个被动的角色存在，绛珠仙子也是在神瑛侍者下凡后才跟着去的。她不是由于思凡（“叛逆”）而离开仙界，而是为了报恩才产生这种“叛逆”行为。所以林黛玉的思想高度和贾宝玉不可能一样，当然也没有必要一样。我们在评价人物时不可忽略这个重要的区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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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1）

    既然林黛玉的“叛逆性”很强，那么就必定要有相应的更为强大的对立面才是，她就必须受到这个对立面的代表人物的强烈压制，于是一些情节就被误读了。有时不是从情节出发得出结论，而是根据意识形态作用下（这种作用在很长时期内已经化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的结论来诠释情节。其实有些结论很值得再重审一番。即以几乎成为定论的“林黛玉寄人篱下”来说，就很值得重新研究。我们不能把林黛玉自己的某种感觉完全当成客观事实，况且林黛玉在讲这些话时，还有一些话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寄人篱下”论最重要的根据是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中黛玉对宝钗的诉说：“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耽耽，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

    这段话其实恰恰证明黛玉不是“寄人篱下”，而是充分享受到了贾府小姐的一切正常待遇，并未受到什么额外的“白眼”或“牙眼”。连贾府的命根子贾宝玉以及权倾荣府的王熙凤尚且要被那些庸俗、势利的婆子丫头们“虎视耽耽，背地里言三语四的”，那么林黛玉被她们“嫌”岂不是十分正常的事么！如果她们如此“虎视耽耽”地对宝玉、凤姐，而对黛玉却毫不嫌烦，非常亲切，那就无法理解了。重要的是贾府的主子们并不嫌她，连黛玉自己也说“一样”。其实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第五回作者就有明确交待：“林黛玉自在贾府以来，贾母百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以后的文字中并无任何叙述表明这种高于三春的待遇有何降低，总是看到贾母格外疼爱黛玉。

    黛玉在贾府“遭受迫害”论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黛玉《葬花诗》中的诗句：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一些读者由此认为，林黛玉在贾府的生活一年四季都处于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情况下，至少是经常生活在这种境地。这恐怕是过于将诗词中的描写或比喻坐实了。《葬花诗》确实抒发了黛玉对自己命运的失望、颓丧和处境的不满，但那是从总体而言，并非每一句话都能在她的生活中找到准确的对应点，有的只能是大体上对应，有的则不是事实上的对应，而是某种情绪导致的感觉。这里就属于这种情况。现在一些认识的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把高鹗续书与曹雪芹原意弄在一起了，变成了曹雪芹一贯的思想与做法。而实际上，曹雪芹和高鹗对宝黛悲剧的成因，对贾母、元春、王熙凤在这个悲剧中的作用的写法是大不相同的。从曹雪芹亲自写的前八十回实际情况来看，林黛玉在贾府受到的决非什么“冷遇”，更不是什么“污辱”、“牙眼”，而是备受贾母的宠爱和王熙凤的关照与保护。前面举到的一些例子已经可以证明此言不虚。林黛玉由于父母双亡，寄居舅舅家，自然很容易产生孤独、失落之感，稍有不如意便会感到究竟不是自己家，被人慢待、冷落，“不免常生寄人篱下之感”。假如本人心胸不开阔，就会更想不开，甚至感到“严相逼”。因此黛玉的感觉不等于事实，而这有时会给读者造成错觉。有些地方黛玉大为生气是没有道理的，纯粹是她心胸狭窄之故。如第五回宝钗刚来不久，她“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黛玉的生气显然是出于某些女性的常见病、多发病——嫉妒。这种小心眼子经常给她自己带来不快，宝玉也每每被她嘲笑。十九回宝玉想看她袖子为什么这么香，黛玉说：“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这里己卯、王府等本有脂批道：“的是颦儿活画。然这是阿颦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此说很是。曹雪芹要她“当自嗟”就包含这些方面的自省。但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毕竟与个人修养以及与对情况的了解程度有关，不等于是事实，究竟如何，还应视实际情况才能作出正确判断。而从前八十回来看，黛玉在贾府确实备受礼遇，从未有何受伤害之事。被人们认为是黛玉受冷落的一些例子，有的事出有因，如宝钗生日，元春赐物；有的是友好的玩笑，如王熙凤说“吃茶”；有的至多算是玩笑不当，如说她像小戏子；有的则是黛玉自己多心，小心眼儿，为小戏子的事生气便是。所以在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宝黛爱情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强大黑暗势力压迫”的情况。林黛玉的一些言行不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但也还没有构成“与封建礼教的尖锐对立”。因为她的言行真正触犯封建礼教的成份并不多，也不严重。比如她对举业固然有冷淡的一面，但远远没有达到宝玉那种极度厌恶的地步。第九回宝玉去塾中读书前来向黛玉话别，黛玉还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可见对举业并不厌恶。宝钗、湘云和她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热衷与反对的本质不同，而是热衷与有些淡漠的程度之别。当然这在当时也就很了不起了。

    曹雪芹对林黛玉的热爱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人物品德、人格、才学、外貌等方面的描写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这个人物的精心塑造上。曹雪芹和绝大多数作家包括像汤显祖、蒲松龄这样的大作家在人物命运的处理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他并不将美好的结局与美好的人物划上等号。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能够见到的作者持褒扬态度的主人公死而复生、金榜题名、有情人终成眷属等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看不到。这是他远远超过高鹗和其他续书作者的地方之一，是曹雪芹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尽管林黛玉在高鹗笔下也以惨死告终，但“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之类却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根据佚稿，林黛玉最后的“泪尽而逝”，其实“思想性”一点也不“弱”，而且非常符合曹雪芹小说的总体构思与原初设计。绛珠小草和绛珠仙子不论多么可爱与值得同情，其致命弱点是对神瑛侍者的极度依赖。其生命的延续、小草成人以及追随下凡等无不是神瑛侍者所给予的，因此当生活中的“神瑛”贾宝玉一旦离家避祸久久不归，那么“绛珠”的俗身林黛玉便失去了唯一的依赖，生命力自然就枯萎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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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2）

    由此我们还可以重新认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或者说究竟曹雪芹认为什么）才是林黛玉的主要缺点？通常都认为是她的小性。现在看来似乎不尽如此，那至多只是表象而非本质。小性是后天的弱点，而对贾宝玉的极度依赖却是先天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曹雪芹的“悼红”主旨中还包含着对女性自我意识、自强意识的欠缺，将心爱的男人看成自己的一切的批评，这应当也是“当自嗟”的成份之一。这种具有超时空意义的内涵，其思想深度和能够提供给读者的思考都大大超过续书的以调包计为核心的封建家族破坏婚姻自主的故事。因为时至21世纪今日的中国，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也还不是很多，女性对男性的过分依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再过100年也未必能彻底解决。弄清这一点，那么曹雪芹原设计结尾林黛玉泪尽而逝的思想性强弱就显而易见了。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其实，曹雪芹对林黛玉“当自嗟”的委婉批评并非仅此一处。早在第三回林黛玉初入荣国府时，曹雪芹对她就有一句评语：“心较比干多一窍。”比干不惜以死相谏，触怒纣王。纣王道：“吾闻圣人心有七窍。”结果“剖比干，观其心”（《史记· 殷本记》）。说林黛玉的心较比干的心窍还多，很明显不是将她喻指圣人，而是说她多心，是贬义。类似批评还有一些：四十九回宝黛二人有一段对话颇可玩味。当时“黛玉因又说起宝琴来，想起自己没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宝玉忙劝道：‘你又自寻烦恼了。你瞧瞧，今年比旧年越发瘦了，你还不保养。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寻烦恼，哭一会子，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黛玉拭泪道：‘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宝玉道：‘这是你哭惯了心里疑的，岂有眼泪会少的！’”宝玉这些话显然不是平常的安慰解脱之语，他深深了解黛玉的性格为人，两个“自寻烦恼”和“又、必、惯、疑”，道出了黛玉精神上的某种严重病态。正是这种性格上的根本弱点，导致她病情日益加重，有好几次她生气后呕吐和发病便是证明。六十七回黛玉见到宝钗送来的故乡之物又勾起心病，紫鹃劝道：“……再者这里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也为是姑娘的病好。这如今才好些，又这样哭哭啼啼，岂不是自己糟蹋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烦了么？况且姑娘这病，原是素日忧虑过度，伤了血气……”可见大家都认为黛玉固然从小体弱多病，但她的病之所以越来越重，乃性格所致。显然这也是曹雪芹认为她“当自嗟”之处。

    总之，我们从林黛玉形象的塑造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曹雪芹艺术创作的“玉、石”两重性的原则与手法：只不过她不是由“石”变“玉”，身上既具有“石性”，又带有“玉性”；而是由草变神（人），在她身上的人性同样既有高尚的接近神性的一面，又保留着“草性”——“草”的生命力非常脆弱与过分依赖他人的弱点。

    周思源看红楼是是非非宝丫头从林黛玉形象塑造及其研究的分歧中，我们可以悟出曹雪芹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些宝贵经验。其中包括：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画龙点睛式的提示；人物自身感觉与实际情况的出入等等。这些手法在塑造薛宝钗时运用得更加出神入化，从而使这个人物变得十分复杂和更为扑朔迷离，甚至连人物个性的基调都难以确定。和对林黛玉的思想评价过高正好相反，长期以来对薛宝钗的评价却似乎过低了一些。当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薛宝钗形象的评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对她全盘否定的意见难得听见了，但对她的某些“误会”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换句话说，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广泛使用玉石两重性创作方法来看，薛宝钗的某些“玉”成份依旧被认为是“石”，或者虽然确实是“石”，却是特别差的“石”。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或者说是曹雪芹以多种非常规手法塑造了薛宝钗的艺术形象，这是我们在解读这个人物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有些读者认为薛姨妈在贾府故意赖着不走，在破坏宝玉和黛玉的婚姻上设置“陷阱”。但薛姨妈的打算不等于薛宝钗的想法，要把二者区别开来。

    是是非非宝丫头曹雪芹笔下的薛姨妈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艺术形象。她属于那种笔墨不多，地位微妙，一时很难说清楚而且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这个形象之所以经得起品味与咀嚼，关键在于曹雪芹牢牢把握住了刻画人物的“度”。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觊觎宝二奶奶宝座”是薛姨妈的一大罪状。从薛姨妈久居贾府不走来看，想实现“金玉良缘”的想法很可能有。但是，曹雪芹写得分寸适度，而且让薛姨妈一开始就处于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境地。其实薛姨妈一家住在贾府最初恰恰是贾家的人提出来的。先是贾政派人来对王夫人说：“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轻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间房，白空闲着，打扫了，请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由于薛蟠是在金陵惹了人命官司来至都中的，贾政出于怕他再“生事”而劝他们同住于此，合情合理。当时贾母也派人来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因此并非仅仅是薛姨妈“正要同居一处，方可拘紧些儿子；若另居在外，又恐他纵性惹祸”。作为人母，为儿女的婚事操心本系分内大事，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更成为寡母的首要心事。所以薛姨妈为女儿的婚事操心无可非议。作为借居于此的亲戚，她从不介入贾府的任何纷争，遇到问题要么息事宁人，要么索性回避，如后来迁出大观园。她看出黛玉深爱宝玉，五十七回她关于宝黛结合“四角俱全”的说法并非虚伪之论。五十八回贾母因给老太妃送灵，特别拜托薛姨妈照管黛玉，“薛姨妈素习也最怜爱他的，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这些地方正是她为人忠厚之处。她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为女儿争夺这桩婚事，更没有做任何伤害黛玉的事，看来她更多地是寄希望于事情的自然发展。应当说这样并无不义、不妥之处。因为宝玉与黛玉并未结婚，甚至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些猜测（如兴儿）。因此从当代观念来看，固然没有任何过错；即使在当时，也无可厚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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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觊觎宝二奶奶的宝座

    薛姨妈最遭非议的是，“有意散布”和尚说过有金锁的宝钗将来要和一个有玉的男子结婚。从小说的构思与情节来看，求签释谶、和尚预言之类的事是完全可能的，未必是薛姨妈的造谣，她这样说也很正常，不能看作阴谋。不必说18世纪曹雪芹那个时代，如今都21世纪了，多少人，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者，都傻乎乎地去找那些顶多只有初中文化的睁眼说瞎话者算命，问婚姻，问财运，问祸福，问升学，烧香求签的就更多了，大把大把地烧钱。他们不明白，那些签诗和算命术语什么的，多为模棱两可之语。我有时候看到这类报道，不禁想，什么时候我写不了文章了，就挂牌算命，门口写13个大字：“大本以下文化者谢绝接待。”专蒙那些有钱的白领！

    言归正传。薛姨妈另一条罪状就是“赖着不走”。其实薛姨妈之所以愿意住在贾府，目的是“可拘紧些儿子”。“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姐妹等一处，或看书下棋，或作针黹（zhǐ），倒也十分乐业”（四回）。以后宝钗和姐妹们进了大观园，如鱼得水，薛姨妈自然更不想搬了。她是整部小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说中几乎没有劣迹的极少数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一个封建社会典型的贤惠温柔慈祥的中老年女性形象。和她姐姐王夫人有时过于操心和严厉得残酷相比，给人的印象似乎善良得多，生活得也比较洒脱。她不是工于心计者。第八回她对黛玉说：“你这个多心的，有这样想，我就没这样心。”确是实情。

    因此，即使薛姨妈“故意散布”（这种词语常常使我想起某个特定年代，不知凭什么肯定说某些话就是“散布”，而且“故意”，这四个字就足以定性为阴谋家了）“金玉良缘”之论，在贾府“赖着不走”，“觊觎宝二奶奶的宝座”，也是她的想法，和薛宝钗是否一样，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对薛宝钗形象评价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不大注意到曹雪芹基本上是把她作为一个被动型人物来处理的，而不是林黛玉那样经常处于主动状态之中。在薛宝钗的全部活动中，极少有她主动发起的行为，她一般总是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她从不争当主角，不想压倒别人。林黛玉就不。元春省亲时她本想作诗“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结果元春只命一人一首，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此说薛宝钗“顽强地追求现实功利”，“多次劝谏贾宝玉‘立身扬名’……显示了宝钗醉心功名利禄‘停机德’之顽强”等等，这些批评过重了。“‘顽强’追求”、“‘多次’劝谏”，实例不足。我以为“无限”上纲固然不可取，“有限”是否要“上纲”，也以慎重为好。无可否认，曹雪芹确实批评薛宝钗的封建正统观念重，但他是抱着“可叹”的惋惜情感而非“可恨”的厌恶态度，这是我们万不可忽视的。“可叹停机德”与“堪怜咏絮才”两句紧接，就充分表明作者对她的深切同情与感慨。

    另外，薛宝钗的封建意识并不一定和追求“金玉良缘”有必然联系，而一些读者在薛宝钗形象分析上恰恰是从这里进入了一个思维定势区域，“宝钗在解决婚姻”，“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仿佛薛宝钗在贾府的一切行为都具有明确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成为宝二奶奶的美梦。这种将宝钗过于功利化和过分老练的看法，实际上是把这个十分复杂、有味的艺术形象简单化了。曹雪芹塑造的薛宝钗之所以能如此吸引人，引起那么多人的好感——即使在那非常的年代，在她被报刊、小册子“搞臭”的时候，许多人仍然恨不起她来。她确实在人格与道德高度上不如林黛玉，但在曹雪芹笔下，她仍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曹雪芹确实是将宝钗、黛玉作为某种对立形象来写的，但不是阶级对立，也不代表两种社会势力，而是某些气质、个性、观念上的差别。

    作为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宝钗自然希望将来有一个能作为女人终身依靠的好男子作丈夫，若无此想法才不正常呢。而在一个不可能任意接触男子的社会中，就在身边的贾宝玉这样一个出色的男性必定会得到宝钗的极大好感。但由于宝、黛从小一起长大，贾府上下关于他俩的说法宝钗不会无所闻。所以品格端方、为人忠厚、自律甚严的宝钗从未有过任何破坏宝黛关系的言行，相反倒是一直很注意避嫌，有一次见黛玉去了宝玉那儿她故意避开。宝、黛特别亲密，她并未有什么不快或嫉妒的反应，宝钗并未去争。

    从文本来看，说她“千方百计想做宝二奶奶”，恐怕也是言重了。宝黛虽然有“前世因缘”，那毕竟是个神话，不必说按现代意识衡量不具备法律效力，即使在封建社会，由于宝黛从未订婚，宝钗即使参与“角逐”，也无可非议。所以“争宝二奶奶宝座”既无罪，也非过。我们在评论宝黛爱情婚姻悲剧时不能以封建观念来批判封建主义。宝钗知道宝、黛从小青梅竹马，而且老太太贾母格外喜欢二玉，因此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非分之想。她待黛玉是真诚的，并不虚伪。宝钗的悲剧也正在于此。第八回黛玉去看宝钗——当时她和宝玉均住贾母处，按黛玉的小心眼子，有可能就是知道宝玉去了才去的——她见宝玉在，不冷不热“半含酸”地说了些话，宝玉见“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甲戌本在末句批道：“浑厚天成，这才是宝钗。”此论公允。宝钗确实比较忠厚，她的一些错误——包括三十四回她批评宝玉“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交友不慎；觉得他应“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指贾政）也喜欢了”；以及劝他走读经应举之道等等都是——并不是品质恶劣造成的，也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宝二奶奶”能使自己凤冠霞帔，而是她真诚地信奉封建道德之故，更非偷奸耍猾。她十分真诚地为自己，同时客观上也为别人制造着悲剧，这正是这个艺术典型的美学与社会学价值之所在，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为了“争夺宝二奶奶宝座”的小女人意识。薛宝钗之所以令人怀疑甚至不满却又引起许多人的喜欢，正因为她并不虚伪。虚伪者通常都很浅薄，假情假意，比较容易识别。而薛宝钗则不论是劝戒宝玉还是黛玉，都直言不讳，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她是把这些当作一个正派人、贵族公子或是大家闺秀的行为准则来宣扬的。她自己深信不疑，她也希望别人这样。薛宝钗形象的悲剧意义，很值得那些自以为一片真诚好心为他人却既为他人也为自己制造悲剧者深思。类似这种品质不坏（有些甚至很好），却由于真诚地信奉并忠实实行某种当时看滴翠亭宝钗戏彩蝶来绝对正确，其实极度错误的信念而做了坏事甚至害死人者，那些年我们见得还少吗？薛宝钗形象的一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此，而且这种启示具有永恒价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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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钗主要罪状

    宝钗除了在金钏之死和尤二姐自杀与柳湘莲出家的事上确实表现了极不应该的冷漠外，主要罪状是两条：一是扑蝶“移祸”黛玉；二是在金钏死后的衣服问题上“想比下黛玉”。其实如果不带先入之见，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我们就会得出比较真实的结果。关于“扑蝶移祸”，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们情急之下作出的反应往往与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她此行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是最正常不过的。至于宝钗主动拿出自己新做未穿的衣服给金钏做寿衣，正反映出她为人豁达，不爱计较，思想也有比较开明的一面。其实宝钗并未争“宝二奶奶”的宝座，反而从心底里希望宝、黛事成。二十五回贾府老少得知宝玉、凤姐苏醒过来，大家这才放心。“闻得吃了米汤，省了人事，别人未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便回头看了她半日，嗤的一声笑。……‘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渡众生；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的可笑不可笑”。若是此例还不足以表明宝钗的真诚的话，那么二十八回宝玉没有应贾母之召随黛玉同去而留在王夫人处吃饭，宝钗笑道：“你正经去罢。吃不吃，陪着林姑娘走一趟，他心里打紧的不自在呢。”宝玉吃罢急于要茶漱口，探春等笑他成日瞎忙。宝钗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林妹妹去罢，叫他在这里胡羼（chàn）些什么。”薛宝钗若真有争夺之意，绝对不会开这等玩笑，因为这样的玩笑只能是促成宝、黛的好事。如果说宝钗这样做是虚伪，那么宝钗这个形象就不像是出于曹雪芹这样的大手笔了。而且曹雪芹通过叙事人口气也证明了宝钗的真诚：“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这个细节准确地表现出封建正统意识比较浓厚的淑女薛宝钗的个性，她总是在封建礼教的范围内循规蹈矩地生活，从不做非“礼”之事，也从无非“礼”之言。即使在十分生气的时候“反击”一两句也不太直露。她总是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以任意流露情感为不取——这从她批评黛玉引用《西厢记》曲语即可见出——因此，和林黛玉将她作为情敌对待相反，高度理智型的薛宝钗恰恰没有这种敌对意识。这个少女之所以能引起广大男性（甚至许多女性）的好感，正是由于她的基本品质是好的——当然不等于没有错误，更非没有缺点——性格则更好。

    对薛宝钗形象的误解还有一个原因是，将小说中人物对薛宝钗的议论和曹雪芹的看法等同了起来，或者忽略了这种看法的时间性。用小说中其他人物对某个重要人物进行评论，是小说家们常用的手法，本不稀罕。曹雪芹的高明在于，他总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时评论得十分贴切，有时则显然是故意误导，以便让读者在深入阅读中有所发现，得到更多的乐趣。《红楼梦》之所以魅力无穷，与我们经常“上”曹雪芹的“当”大有关系。真正有本事的作家，就是能够让读者甚至专业评论家“上当”者。当读者终于明白来龙去脉，悟出个中奥妙，那才叫真正的艺术享受。而《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你老想彻底弄明白却又老弄不大明白余味无穷的艺术巨著。人们对薛宝钗的评论就比较典型。第八回写宝钗“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有些读者认为，这表明薛宝钗是个城府很深的少女。其实这是宝钗刚到贾府不久，人生地不熟，必定话少。时间一长就不然了。因而“罕言寡语，人谓藏愚”作为她性格的评语并不准确。事实上宝钗和女孩子们在一起时，话虽少于“极爱说话的”（四十九回）湘云和嘴不饶人的黛玉，但却决不是“罕言寡语”，而是幽默风趣，有时甚至还要动手呢。如八回由于黛玉说话厉害，“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说道：“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五十六回由于平儿说话滴水不漏，不卑不亢，“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作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而宝钗在这里却说了长达250字左右的一大套精彩的话。包括王熙凤对她的评论在内，也都未必全部正确。比如说她“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从她协助李纨、探春管理大观园来看，她是很敢发表自己见解的。平日作为亲戚，她不宜对贾府的事说三道四，可以理解，也应该这样。而此时她已从姨妈王夫人那里正式领命（“……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一般听见，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再不表态，就会有负长辈托付。她果然不辱使命，在协调园内各方面人士利益的难题上拿出了令人皆大欢喜的方案。所以人物评论不等于曹雪芹的看法。而在一般小说中，作家常常让人物充当自己的传声筒，因而读者已经习惯于将人物的评论看作是作者的见解。曹雪芹恰恰是利用人们的这一思维定势，将读者引入“歧途”，使薛宝钗这个形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创造出更多的美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艺术再创作的空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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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薛宝钗评价偏颇

    造成对薛宝钗评价偏颇还有三个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没有把宝钗的封建意识和品质问题区别开来，这是能否正确看待这个艺术形象的关键。宝钗真正的品质性缺陷只有对金钏之死和尤三姐之死柳湘莲出走的冷漠，而这种冷漠又与她的封建正统观念严重相关——尽管曹雪芹没有在文字上明确表示，但恐怕薛宝钗认为金钏是个丫头，尤三姐过去行为失检，是她冷漠的根本原因。至于认为宝玉应专心举业，与人交往方面不够谨慎等，前已述及，这是她从封建观念出发，真诚地为宝玉考虑，促其“上进”的表现，毕竟不是品质问题，可叹可悲。研究薛宝钗要摒弃成见，不带先入之见。薛宝钗封建意识重不假，但说她成了大观园中的“封建卫道士”，似乎有失偏颇，上纲过高。因为她虽然对贾宝玉等有所劝谏，但并无任何压制“叛逆者”的行为。由于没有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的后四十回区别开来，对林黛玉的叛逆性估计过高，成为反封建的“叛逆者”，而且说林黛玉受到“封建势力的迫害”，于是林黛玉就必定要有一个对立面，结果宝钗和黛玉这两个少女就成了大观园中封建势力和反封建势力的代表。实际上从黛玉叫刘姥姥“母蝗虫”来看，她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未必比宝钗强。当然，应当承认，薛宝钗的封建意识确实比林黛玉严重得多，这是这两个人物思想评价的主要区别。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这个区别被进一步夸大，作为“政治标准”压倒了一切。于是本来在曹雪芹笔下寄予相当多的同情的薛宝钗——尽管同情的程度小于林黛玉——只能作为林黛玉的政治对立面出现在许多文章之中。其实她们的分歧和矛盾没有那么严重，“斗争”就更加谈不上了。

    通灵宝玉二是人们过于喜爱林黛玉，于是殃及薛宝钗。从清代两位好友为了争论黛钗孰优孰劣几动老拳等记载来看，人们也许对黛玉印象较好，但差别并不很大，因为毕竟也有人为“保卫”宝钗而挥拳呢。不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红学政治化的结果，对林黛玉的思想艺术评价急剧升温，而对薛宝钗的评价相应大大下降，尤其是道德评价极低。两位少女之间的差距几乎成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别，各自成了对立阶级或政治势力的代表！造成林黛玉“悲剧”的相当一部分责任，被不公平地转嫁到了薛宝钗身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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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辟邪金锁

    三是中国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同情弱者的作用，使评价的天平向黛玉倾斜。在宝、黛、钗三角关系上，宝黛之间的刻骨铭心之爱得到人们深深的赞许与同情，结果未能如愿结合，令所有的读者为之扼腕叹息。宝钗虽然丧父，毕竟还有母、兄呵护，而且经济条件优越，可以随时离开贾府生活。而黛玉父母双亡，寄居舅家，虽然受到很好的照顾，终不免时有孤寂隔膜之感。有一个现象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即人们在择妻或择媳时多半都会选择薛宝钗，但在宝黛未能结合上普遍持十分遗憾与同情黛玉的态度，而且在宝黛成婚还是金玉联姻的问题上通常都主前者。这个矛盾现象，可以从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方面去解读，很有意思。同一个或一组艺术形象居然能够塑造到这种似乎矛盾而又有理还格外有味的程度，实在不能不佩服曹雪芹！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第一个因素的作用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人们会比较正确地认识薛宝钗封建意识的问题，不再将它看得太严重。第二个因素的作用也在缩小，因为在人们比较公平地重新评价薛宝钗的同时，也有更多的读者会感到过去过于抬高了林黛玉的思想评价。不过第三个因素没有什么变化，还会长期起作用。

    薛宝钗形象充满着是是非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实何止薛宝钗，许多人物，不少描写，都是这样。这也正是《红楼梦》充满无穷艺术魅力的一大原因。

    周思源看红楼孰优孰劣话黛钗对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不同的理解和好恶，十分寻常。一般都不至于产生严重争执，无非是各执己见便罢了。但《红楼梦》却不然，其涉及争论话题之多，程度之激烈，关注者介入者之普遍，是任何其他作品所没有的。

    林黛玉和薛宝钗究竟谁优谁劣，自《红楼梦》诞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前文说过，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有两个文人邹弢和许伯谦是朋友，邹弢拥林贬薛，而许伯谦尊薛贬林，两人自然各有一套理论和根据。有一年春天，两人谈起《红楼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意见不合而争执），几挥老拳，而毓仙（他们的一个朋友）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许伯谦对邹弢说：“君何泥（顽固）而不化耶？”邹弢说：“子亦何为窒（不开窍）而不通耶？”两人“一笑而罢。嗣后放谈，终不及此”。一部小说的艺术形象居然能让人争论到这种程度，何况还不止争论黛、钗二人，古今中外，闻所未闻，可谓千古佳话。这正是《红楼梦》艺术魅力无穷的表现之一，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

    象征之物不同决定了文化基因

    黛玉和宝钗谁优谁劣，我们可以从她们两人的象征之物入手，看看她们各自的价值观、爱情观，为人处世怎么样。

    孰优孰劣话黛钗青梗峰石绛珠仙草林黛玉的前身或者说其象征之物，是长在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绛珠小草，所以她也带有某些神性。这是黛玉和宝玉能够形成“木石前盟”的根本原因，也是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的黛玉和宝钗在价值观、爱情观、性格、命运、健康上文化基因的根本区别。林黛玉性格的率真，她的美丽、多情、才华横溢（这是带有天才式而非后天苦学式的），对爱情的执着追求，都和这个文化基因密切相关。

    绛珠小草是受了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的甘露才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所以黛玉自称是“草木之人”，《红楼梦曲· 终身误》说：“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之间的“雨露”往往暗示着性关系。虽然受惠于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甘露的花草决非绛珠这一株，但是只有它修成了女体，因此也就只有她和神瑛侍者之间存在这种缘分。小草的这个特殊身世，决定了林黛玉生命力非常脆弱，所以自幼体弱多病。因为绛珠的生命是神瑛侍者给的，所以林黛玉对贾宝玉极度依赖，惟恐失去他。宝玉是黛玉生命的一切，她的多疑、小性就根源于此。当绛珠仙子得知恩人下凡，便决定追随而去，要用一生的眼泪偿还他的甘露之恩。所以黛玉爱哭。神瑛侍者不满于天堂生活下凡，是具有叛逆性的行为，而绛珠仙子也不愿在天堂为仙，情愿下凡为人，主要是出于报恩。这种将恩情看得比为仙在天堂生活还重的观念，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林黛玉身上具有某些高贵品格即神性的先天依据。所以林黛玉和贾宝玉在叛逆性上有共同之处。不过神瑛侍者是对天堂不满并且要受享人的基本权利而下凡，这比绛珠仙子的报恩在层次、程度上要高得多。这也就是二人在叛逆性上的差别。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神仙下凡者并不少见，绛珠仙子的特别，主要不在于下凡，那不过是一个引子；也不在于她对情感的渴望和至死不渝的追求，因为这对许多青年男女来说都一样，古代文艺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孟姜女、杜丽娘、白娘子等很多。但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不是古代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一见钟情，不是一般的对爱情的坚贞，他俩的爱情是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这是那个时代所没有的或刚萌芽的，至今依旧具有现代性。林黛玉和薛宝钗、史湘云、袭人等女孩不一样，从来不对贾宝玉说那些让他读经中举之类的“混帐话”，只有她才能和贾宝玉分享心中所有的秘密。绛珠小草生命的延续，绛珠仙子生命的获得，以“还泪”报恩的方式，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

    曹雪芹除了用小草来象征林黛玉外，还用竹子来象征她的性格与命运。

    林黛玉住在潇湘馆。一进院子，“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墙下，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院子里有这么多竹子，在大观园所有院子里是独一无二的。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人品高洁，刚直不阿，有节气。潇湘馆的竹子不是粗大的毛竹，而是细竹，象征带有女性的意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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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无缘

    “水”这个意象在《红楼梦》中代表少女。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观园所有院子里，只有潇湘馆有水。曹雪芹显然是把林黛玉作为这些杰出少女的突出代表来写的。而且这水沟很浅，水很少，暗示院子的主人生命力的脆弱。这水“盘旋竹下而出”，可见水和竹具有重要的关联。尤其是竹子长在潇湘馆，就和舜帝南巡不归，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千里寻夫，知道丈夫已死，泪洒竹上，成了斑竹，最后投水自尽的传说联系起来，暗示了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潇湘馆中的竹子和水生动地表明，曹雪芹在《红楼梦》所有女儿身上倾注爱心最多的是林黛玉。

    曹雪芹在黛玉身上注入了一些当时具有超前意义的品格：那种想要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愿望，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独立的文人气质。最典型的就是元春省亲那晚，黛玉本来想“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是缺乏竞争意识，只求中庸，反对冒尖，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竞技体育很不发达。这是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一大区别，也是中国文明在16世纪后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注入了这种竞争意识。遗憾的是元春只让每人作一首。黛玉“胡乱作一首五言律（诗）应景”，得了个并列冠军。“胡乱”二字充分显示出黛玉才华出众，而且丝毫没有因为贵妃在场就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实际上大家都看得出来，宝钗那首是标准的应制诗，几乎句句歌功颂德，毫无诗味可言。而黛玉那首起码有“借得山川秀”一句诗味十足，气魄宏大。元春之所以裁判“不公”，显然是考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虑到宝钗是亲戚，故意给个高分。而宝玉奉命作四首，元春认为最好的那首“杏帘在望”，实际上是黛玉替宝玉“作弊”的假冒之作。女性的这种想要主动展示才干的愿望在黛玉身上很突出，这在那个时代是违反封建礼教的，因此非常了不起。

    和黛玉想趁机“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华，图个自己高兴形成鲜明对比，宝钗则显得处处小心谨慎，惟恐贵妃元春不高兴。宝钗看见宝玉有一首诗用了“绿玉”二字，就悄悄提醒他：“他（元春）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回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争驰了……”由于宝钗给他救了急，宝玉就说：“从此以后，我只叫你师父，再不叫姐姐了。”宝钗却说：“……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由此可见，宝钗缺乏的正是黛玉这种自我意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追求。后四十回高鹗写的以宝钗装作黛玉欺骗宝玉成婚的调包计，宝钗默然接受，这倒确实符合她的性格逻辑。如果换了黛玉，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红楼梦》里有两个人物的象征是石头，一个是贾宝玉，另一个就是薛宝钗。她住的院子，“……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着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贾宝玉的石头和薛宝钗的石块区别是什么呢？是对生命价值态度的截然不同。在无生命的石头被女娲锻炼之后已经有生命了、人格化了，所以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安分守己”了，有了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情感需求，所以才主动要求下凡“受享”。而薛宝钗住的蘅芜苑里，石块上没有花木，那些“异草”并不是石块主动要求而长出来美化自己的，而是“异草”们攀缘在山石和石块上的，石头本身只是被动接受而已，它们象征着为宝钗服务的许多等级、禀性不同的丫头。所以山石本身上面什么都没有，因此这是无生命的石头。贾宝玉“无事忙”和“富贵闲人”这两个别号，都是薛宝钗提出来的，这个现象很值得深思。也就是说，薛宝钗认为贾宝玉既然富贵就应该刻苦攻读，却闲得瞎忙，尽忙些非正经之事。从这里就足以看出，薛宝钗和贾宝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贾宝玉这块有生命的石头碰上薛宝钗这块无生命的石头，当然就没有缘分了，所以薛宝钗住的院子名叫蘅芜苑，“恨无缘”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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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礼教少女的爱情观

    蘅芜苑山石的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山石本身没有生命，也就是说薛宝钗对自己缺乏生命意识，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恪守封建礼教的少女的价值观和爱情观。这种女子在未嫁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看成属于父母，而出嫁后则完全属于丈夫。总之是没有自己。蘅芜苑石头的另一方面的象征意义是，薛宝钗对别的生命有时候也有些铁石心肠，主要表现在对待金钏之死的态度上。此外，六十七回尤三姐死后柳湘莲出家，别人都很悲伤、同情、惋惜，宝钗却“并不在意”。因为那些“异草”本来就不是她（石头）的一部分，是攀附它的，或者根本就与自己无关，所以对她来说，失去并不可惜。经过女娲以火来锻炼而成的有生命的石头已经成为热血奔腾的贾宝玉，而薛宝钗虽然也是血肉之躯，却依然不失石头的冰冷。怪不得薛宝钗吃的药是冷香丸，她是个冷美人。

    林黛玉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薛宝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黛玉是惟恐失去贾宝玉，就怕这个多情公子移情别恋。听说张道士给了宝玉一个麒麟，而有麒麟的史湘云来了，她赶紧到怡红院去，生怕也像戏曲、故事、诗词写的那样，因为一样小玩意儿，两个人好了起来。有时候她为了贾宝玉而生气、流泪，说话尖刻，大发脾气，不顾场合，根本不顾忌“群众影响”，甚至惊动了老祖宗贾母她也不在乎。林黛玉任性、多疑，看起来确实是缺点；但反过来看，又觉得其真率非常可贵。林黛玉个性中最可贵的就是，毫无顾忌地对志同道合的爱情执着追求，这在封建社会十分难得。而薛宝钗则相反，她处处顾忌别人说三道四，想尽办法掩饰自己对贾宝玉的感情。

    在一个很难与男性接触的社会，贾宝玉如此出类拔萃，宝钗爱上宝玉是很自然的。如前文已述，“木石前盟”是神话，只是黛玉的心理活动；荣国府上上下下认为将来宝玉肯定会娶黛玉为妻，也只不过是看法而已。宝玉和黛玉连订婚都没有，贾府也没有任何一位长辈表示过。因此在宝黛钗的关系中，并不存在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因素，无论是法律的、道德的、宗法的，都没有。所以即使在当时宝钗积极参与“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也毫不为过。薛宝钗的悲剧恰恰是缺乏“争夺”的勇气，她根本没有去追求自己幸福的想法，这是她最不如黛玉的地方。因为在她看来，女孩子的婚姻要靠父母、兄长作主，争夺不符合礼教、丢人。二十七回芒种节那日，迎春三姐妹、李纨、凤姐等都到园子里来玩，连文官等十二个女孩也来了。由于不见黛玉，宝钗就去潇湘馆找她。忽见贾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罢了，倒是回来的妙。想毕抽身回来。”薛宝钗这段心理活动中两次提到“嫌疑”，恰好反映了薛宝钗的一个重要的性格弱点，她总是顾忌别人会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者固然不可取，但是像宝钗这样缺乏自我意识，也并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和幸福自觉去作出奉献，只不过是把自己包裹起来罢了。宝钗是个理智型少女，她极少有主动行为，无论是出于情感驱使还是年轻人的聚会，她几乎都是被动的，和黛玉的处处主动很不一样。宝钗为了避免别人对自己和宝玉的关系产生“嫌疑”，还不止一次地对黛玉或宝玉开宝黛两人关系的玩笑。宝钗心里不可能不喜欢宝玉，但是她首先不是缺乏争取爱情的勇气，顾忌别人的议论，要掩饰自己的感情；而是由于“石头”冰冷的天性而缺乏对爱情的热烈渴望。自觉地以封建道德规范自己的薛宝钗，无论是言行还是潜意识都已经把少女的正常情感需求压抑到了最低程度。而薛宝钗对林黛玉的这种玩笑恰恰在促进宝黛的爱情，为自己的悲剧增添砝码。蘅芜苑进门大石头挡住了院子里的房屋，是一种暗示，是象征主义写法，暗示宝钗常常掩饰自己的愿望和感情。这种掩饰就像这个院子建造时就安排好了那样，不是“石头”自己决定的，而是长辈们规划、要求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都是情感型的，而薛宝钗过于理智型了，理智到了对别人、对自己都冷漠的地步，于是曹雪芹只好让她住在“蘅芜苑”里“恨无缘”到底了。

    诗歌观念的差异导致诗歌风格迥异

    黛玉和宝钗都是写诗高手，在写诗上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她俩艺术观、人生观的鲜明区别，而且还显示了个性、情感的类型是多么不同。

    我们将这两个都是诗词高手的少女写的诗词，从形式的角度来做个小小的比较，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宝钗写了七律、五（言）排（句）、七绝和词4种体裁，9首诗词，共计67句（行），444个字。

    黛玉写了五律、七绝、四言、七律、歌行、五排、集句、词8种体裁，25首诗词，共计256句（行），1659个字。

    在诗词体裁上，黛玉比宝钗多出一倍。首数几乎多两倍，句（行）和字数几乎多三倍。黛玉有3首歌行体长诗，宝钗没有。光是一首《葬花诗》就有52句361字之多，接近宝钗句行字数的总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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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黛玉有超过40%的11首是独自抒情之作，即“自由活动”；而宝钗的都是参加集体活动的作品。

    造成如此明显的差别是因为两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诗歌观念。宝钗视诗词为小道，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六十四回）又说：“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女人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四十二回）她认为女孩如果太重视作诗，“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四十九回）所以宝钗是个自觉地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并且以此规范别人的女孩。在情感上她是自觉地压抑自己。而黛玉不然，她要抒发情感，所以不但写的多，而且有时感情奔涌，绝句、律诗格律严格，索性就用句数不限、形式比较自由的歌行，有时一气写三首。

    在内容上也能够看出两人在诗歌中的情感差异极大。宝钗都是应景之作，即使流露真情，也很隐晦含蓄。而黛玉则是不时和着血泪在写诗词。我们只要看看她们所用的字就明白了：

    黛玉诗词1659个字中出现的表示流泪的字眼，如泪、珠、泣、玉、抛、洒、点点、斑斑、拭泪痕等有44字，宝钗一个也没有。

    黛玉诗词中表示死亡的字，如死、亡、丧、葬、老等有11字，宝钗一个都没有。

    表示悲愁的字，如哀、愁、恨、恼、怜、无言、无情、无释、无语、伤神、伤情、漂泊、憔悴、凄凉、寂寞、闷杀、命薄、萧条、离人、伤悲等字，黛玉诗词中多达100个，宝钗只有18个，在总字数中的比例低得多。

    如果加上秋、何、谁、难等，不知、几时、那堪、孤忍等表示愁绪和不确定情绪的字眼，黛玉总计多达223字之多，大大超过宝钗。这种表示悲伤情绪的字眼，我姑且把它称作“悲字”。黛玉还有易于宣泄情感的问句15个，叹句7个，共22句，而宝钗仅各2句。

    值得注意的还有，同样是使用悲字，两个少女在文字中传达的情绪差别很大。黛玉表达的是郁闷于心的苦恼，而宝钗则是一般文人骚客于良辰美景对酒赏花之际的应景习用之辞。比如宝钗用悲字最多的一首《忆菊》，用了11个，占其所用悲字总数24个的46%，因此有必要录出考察一番：

    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

    空篱旧圃秋无迹，冷月清霜梦有知。

    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

    谁怜我为黄花瘦，慰语重阳会有期。

    这首七律虽然表达了某种沉重的离愁别绪和思归之情，但是以“会有期”结尾，仍然对重逢充满期待和信心，丝毫没有黛玉那种总是对前途渺茫甚至命运悲惨的担忧。

    为什么要对诗词文字的使用特别关注呢？因为有些比较情绪化的人和其他人相比，在赋诗填词时由于性格、情绪甚至潜意识的影响，对不同条件固然会有不同反应，而且在相同条件下作出的反应也会留下自己独特的心理指纹。表现在文字上就是对语区、语料的选择、组合与节奏会产生特定指向。黛玉在几次受到强烈的情感震颤时，都写出长篇歌行或三首以上的诗篇，并在语词组合上有明显的悲字大量使用，重点悲字高频连用，节奏变化快，问句、叹句多等特点。最典型的是占黛玉诗作全部字数五分之一强的《葬花诗》，是她去怡红院时晴雯误会不开门引起她的怀疑、担心和悲伤时所写。全诗悲字多达74个，占20%。其中表示死亡的就有10个，最后八句56字中就集中了8个，还有“未卜侬身何日丧”，“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三个充满强烈哀伤情绪的问句和叹句，真是字字泣血，句句啼泪。宝玉被父亲毒打后让晴雯赠帕传情，黛玉虽然深为感动，却又担心宝玉的真情未必能够得到家长认可。在这种复杂情绪下，她连写了三首绝句，84字中竟用了23个“泪、泣”以及和流泪相关的字，加上“伤悲”等总共达28个。再如由于说起自己“无依无靠投奔了来”，下人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等，这种痛苦的情绪就集中表现在了《秋窗风雨夕》中，20行140字，用了15个“秋”，常常是一句两个，一联四个，造成一种十分浓重的悲凉肃杀凄厉的气氛。全诗悲字多达41个，占总字数三分之一。同一悲字的大量复用，高频迭用，从而大大加重了某词表达的中心情绪。这已经成为黛玉诗词的突出风格。有时候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让她心酸之事，但由于这种情绪已经变成了心理积淀，凝固成了某种心理图式，诗词语言便会出现惯性指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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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评判上宝钗不如黛玉

    不过要论诗词水平的高下，林黛玉和薛宝钗很难说谁更高一些。比如宝钗的《螃蟹咏》，堪称千古绝唱。她们的主要区别是诗歌观念不同，诗歌风格迥异。由于黛玉在诗词中倾注的是满含血泪的真情，因此更加动人，一些名句也比较易于为读者所记住。如果给她俩出诗集，那么《林黛玉诗集》的销路肯定比《薛宝钗诗集》好得多。当然啦，林黛玉也罢，薛宝钗也罢，她们的诗词都是曹雪芹写的，著作权可不能弄错了。曹雪芹能够把不同人物的诗词写得水平、风格都不一样，而且还都暗示了她们各自的命运，真是奇迹。普天下岂有第二人哉！

    作为艺术对象与生活对象的比较

    在贾府，连贾母的命根子宝玉和荣国府执掌大权的王熙凤别人尚且“虎视眈眈”，别人对黛玉说个闲话什么的就很自然了。而她由于父母双亡，所以心理上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种脆弱心理必定爱生气，多疑，不容易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容易自我孤立。这是黛玉不如宝钗之处。

    从性格上来说，黛玉是情感型、外向型的，率真；宝钗则是理智型、比较内向，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但是自清代以来，一直就有人认为宝钗奸诈虚伪。我觉得，这正是曹雪芹运用真真假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写作手法的成功之处。有时候是咱们读者自己误读，有时候可能是作者有意识地将读者引入误区，慢慢让读者自己再走出误区，从而得到更多的审美情趣。王熙凤对她的评论“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常常被用来证明宝钗虚伪，会做人。宝钗在贾府是亲戚，是客，所以她对贾府的事轻易不表示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封建道德规范的要求，并不虚伪。而在她姨妈王夫人让她和探春、李纨共同管理大观园时，薛宝钗接着探春的话侃侃而谈，对那些负责承包的婆子、媳妇们指出，为什么应当拿出一部分收入来与院子内外左邻右舍们分享的道理，两段话说了几乎有1000字！如果说探春表现出一个大经济学家的水准，提出了承包制（当然这是曹雪芹的思想，当时这种思想在西方也刚刚兴起），那么薛宝钗就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风度。她提出的主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实行承包制这种财产再分配的情况下，如何照顾到左邻右舍，保持大观园下层社会的和谐。要论管理才干，林黛玉就不如薛宝钗了，再说她也没有兴趣呀。要不是有紫鹃，恐怕她连潇湘馆都管不好。

    薛宝钗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抽到的诗签“任是无情也动人”，她虽然有时无情，却也有十分动人的一面，这不仅是指她美丽、博学、多才，还有其他一些优点。在群体中生活，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与能力。薛宝钗的“会做人”，常常被认为是虚伪，我不认为是这样。薛宝钗的悲剧恰恰在于她极其真诚地信奉封建礼教，并且也真诚地劝别人这样做。她批评黛玉在行酒令时引用《牡丹亭》、《西厢记》的词语，说什么“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的倒好”等等，恰好证明她真诚。有些人是被迫作为牺牲，而薛宝钗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作为牺牲，这正是她的悲剧性的深刻所在。

    黛玉和宝钗究竟谁优谁劣，除了对这两个艺术形象作客观的具体分析外，关键在于要考虑到艺术欣赏对象和生活对象两个方面的区别。以不同的标准衡量，黛、钗各有短长。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黛玉和宝钗都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形象，很难分出高下。“林妹妹”博得那么多人的好感与同情，甚至成为某些长得美丽瘦弱、爱哭、爱耍点小脾气少女的代名词。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薛宝钗形象的刻画难度更大，因为她很难看清楚，说清楚，有更多的让人反复琢磨的东西。就像达·芬奇的那幅名画《蒙娜丽莎》（又名“永恒的微笑”）一样，蒙娜丽莎在笑么？没有。仔细看看，仿佛是在笑，有那么一丁点儿笑意。是什么样的笑？冷笑？讥笑？恶毒的笑？还是发自内心快乐而有所克制的笑？每个不同教养，不同心情的人，会有大不一样的看法，永远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也不需要。薛宝钗就属于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艺术形象。

    从道德评价上来说，黛玉显得格外清纯、率真，对爱情追求的执着，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自觉，对封建礼教的某些反抗，都比宝钗强得多。宝钗最大的缺点就是有些冷酷无情，有点过于世故，封建意识浓厚，缺乏自我意识，她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她自己酿成的。因此在道德评判上宝钗不如黛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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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中的佼佼者

    尽管从艺术评判来说，许多人可能更喜欢黛玉一些，但是作为生活对象，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宝钗。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艺术欣赏可以保持距离，审美客体（艺术品）和审美主体（艺术欣赏者）之间没有功利关系。因此艺术形象的缺点并不会转化为审美主体实际上遇到的麻烦，有时候这种缺点还会给人们的审美带来快乐。但是作为生活对象，比如找对象，让一个女孩成为自己的妻子或儿媳妇，成为生活中的实际存在，那么双方就时刻存在着功利关系。黛玉是诗人气质，只会做诗，不擅做人。她健康状况欠佳，爱生气，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缺乏管理才干。而这些正是宝钗的长处和优势。尤其是到了现代，封建道德观念已经不成为现代女性的问题，因此宝钗身上不可接受的东西相对比较少。相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为人宽容，会关心人，善于持家，比较健康，这些都是男子择偶必定会考虑的因素。

    黛玉和宝钗都是曹雪芹倾注了极大爱心的少女，对黛玉更多一些。她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而二人所长相加则是曹雪芹理想中的少女，所以“钗黛合一”既反映了曹雪芹的愿望，也表明了他的无奈。周思源看红楼五辣俱全凤辣子并列“女一号”

    《红楼梦》数以百计的人物中，贾宝玉自然是无可争议的“男一号”，那么谁是“女一号”呢？从和贾宝玉的关系来看，当然非林黛玉莫属。但是从在整部小说中所占的比重来看，王熙凤要略大于林黛玉。这是因为，《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以宝黛钗感情纠葛为中心的爱情线，这是明线；另一条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家族败落和社会衰落线，乍一看不那么明显，所以是暗线。站在两条主线联结点上的重要人物有不少，如贾母、王夫人等都是。但最重要的是三个人，男的当然是贾宝玉，女的就是林黛玉和王熙凤。

    在前八十回的前半部分，林黛玉在进府、含酸、葬花等回中处于显著地位，在宝、黛、钗三角关系中总是扮演着一个主动者的角色，她和男一号贾宝玉的对手戏也加重了她的女主角地位，因此女一号的位置十分明显。但是王熙凤在进府、惩瑞、理宁、出殡等多回中有大量的戏，也经常处于中心位置，人物性格十分鲜明、丰满。从总体上看来，戏份不下于林黛玉，五辣俱全凤辣子茉莉粉替去蔷薇硝如果不说是并列女一号，也相差无几。但是四十五回林黛玉和薛宝钗剖心交谈，解释疑团之后，二人的疙瘩基本解开了。宝、黛、钗三角关系构成的矛盾虽然没有彻底消解，不过在前八十回的后三十五回里已经不尖锐，不明显。小说的这条主要线索大为削弱，而家族败落线则变得明显起来。五十九至六十一回由于丢失茉（莉粉）、蔷（薇硝）、玫（瑰露）、茯（苓霜）引起的小橱房风波；六十五至六十九回二尤事件和七十三至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是后面这三十五回中的三大。前两个重大事件和林黛玉毫无关系，第三个除了到潇湘馆去抄了一回，基本上也没有关系，而在这三大中，王熙凤要么是主角，要么通过授权平儿，在背后发挥着重要影响。

    我曾经对《红楼梦》前八十回做过一个统计，按照林黛玉和王熙凤在每一回中出场篇幅的多少和内容的重要性，划分为六个档次：无，极少或带过，少，少而重要，多，多而重要。结果发现，在这八十回中，黛玉的戏头重脚轻，风姐的戏则多而平衡。其中第四十五回是黛玉故事的明显转折点。到此为止，黛玉有17个“多而重要”，另有8个“少而重要”，由于十七、十八按两回算，所以总共在26个回次中有重要情节。而王熙凤在这四十五回中，有18个“多而重要”，7个“少而重要”，总共25个。大体上与黛玉相当。但是四十六回以后的35回中，黛玉仅有4个“多而重要”，1个“少而重要”，有13回中完全没有戏，另有6回中“极少”或“带过”。也就是说，在后面的35回中几乎有19回基本上没有黛玉的活动，从而表明林黛玉已经不是第一女主角。她只是在一些诗词活动中才回到舞台中央。她的4个“多而重要”有3个是诗词活动：四十八回教香菱学诗。六十三回则是由于她掣到诗签“莫怨东风当自嗟”，体现了曹雪芹对她悲剧命运的设计和评价。七十回是咏桃花诗和柳絮词。五十回和七十回的“多”也是联诗。很明显，从四十六回开始，林黛玉已经不处于小说的矛盾中心。而王熙凤则不然，她在四十六回以后有8个“多而重要”，3个“少而重要”，比黛玉多出一倍。而且害死尤二姐、抄检大观园都是贾府的重大事件。另外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从贾琏和平儿等人身上看到凤姐的影子，她虽然没有直接出场，但是她的“场效应”在发挥作用，而黛玉就缺乏这样的场效应。也就是说，从四十六回开始，王熙凤的戏份要比林黛玉的多而且更加重要。因此至少从前八十回来看，王熙凤是《红楼梦》中的“并列女一号”。

    在人类发展的阶梯上，兽性、人性和神性是三个主要阶段。曹雪芹在塑造王熙凤时，给她的定位和贾宝玉、林黛玉有明显的不同。贾宝玉的前身是神瑛侍者，尽管在天堂地位卑微，毕竟也属于神。他落草时与生俱来的那块晶莹美玉，乃女娲补天所炼已通人性之石所变，也是神物。因此贾宝玉身上有一些一般人没有的高贵品格，就是人性中非常高尚的那种达到了神性的东西。林黛玉之所以有一些超凡脱俗的观念和情感，和她在西方灵河岸边的前身也有关。她由绛珠小草而为绛珠仙子，也是神。所以曹雪芹着重表现贾宝玉和林黛玉美好的人性和某些常人所无的高尚神性。王熙凤则不然，曹雪芹给她的定位是“凡鸟”（第五回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暗示她是个十足的凡人。但她毕竟是人中之凤，无论相貌、才干、言语都是女性中的佼佼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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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粉队里的英雄

    如前文所说，《红楼梦》的人物群体中从性别上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同辈中男性一律不如女性：史太君贾母是贾府第二代硕果仅存者，三十五回她自己说，当年她像王熙凤那么大的时候，比王熙凤还要能干呢。作者暗示我们，当年的史太君比她丈夫那一辈的男子要强得多。贾府第三代文字辈，贾敬一心炼丹成仙，所以宁国府才会乌七八糟。第五回《红楼梦曲·好事终》明确指出：“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贾敬是宁国府败落子孙不肖的罪魁祸首。贾赦既不思守业，也不知养身，已然一把年纪而且姬妾成群，却依然好色无度。贾政思想僵化，内不懂教子持家，动不动就训斥宝玉，甚至毒打，差一点把他打死；外不能知人善任，将贾雨村这种小人举荐上去，而且交往密切。而王夫人却含而不露，小事不问，全交给了凤姐；自己特别善于抓大事，两眼紧紧盯住宝玉身边的少女，尤其是丫头们，致有金钏之死、晴雯之死和司棋被逐。第四代玉字辈，贾珍身为族长，不仅不能为族中子弟表率，反而儿媳，调戏小姨。贾琏贪恋女色男风，糜烂不堪。贾宝玉和这几位兄长相比固然卓然不群，但在黛玉、宝钗、湘云们面前不时总要出一些小洋相，多次要姐姐妹妹们相助才能摆脱困境，侥幸过关。元春省亲时他就是靠两位姐妹“作弊”才蒙混过关的。第五代草字辈代表人物贾蓉不干正事，尽走邪门，不仅与婶母王熙凤不干不净，还为叔叔贾琏偷置外室，和秦可卿的远见卓识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因此在曹雪芹笔下，须眉男子基本上都不如脂粉裙钗。未婚少女，那是宝珠；结了婚的少妇也还行，虽然是死珠子，总比鱼眼睛好。

    用秦可卿的话来说，王熙凤是“脂粉队里的英雄”，她的出色是不言而喻的。可是话又要说回来，与宝、黛身上所体现出的神性相比，凤不论多么高贵，也只能算是“凡鸟”。我们时常“鸟兽”连用，无非是飞禽与走兽之别而已。何况这只凤又“偏从末世来”，其兽性有时就更加突出。因此王熙凤身上既有人性中普通而出色的一面，也有鸟兽的兽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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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麻泼酸毒五辣俱全（1）

    第三回黛玉进府时贾母对王熙凤有一个极为形象的介绍：“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很显然，这“辣”不是辣椒的辣，而是“厉害”，不过主要也不是“声色俱厉”和“严厉”的那个“厉害”，而是既作为形容词又表示程度副词的那个意思。那么，这凤辣子怎么个“辣”法呢？简单地说，王熙凤是香辣、麻辣、泼辣、酸辣和毒辣五辣俱全。

    香辣王熙凤能说会道，见机行事，《红楼梦》中的任何人物都无出其右。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谈到王熙凤时：“说（可见冷子兴没有见过凤姐本人）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用周瑞家的话来说：“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王熙凤的口才自然贾府第一，但是她最大的特点是冷子兴说的那个“心机又极深细”，任何男人之所以不及，主要在此。而王熙凤的口才，反映了她的思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维敏捷而严密，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个说话技术问题。

    凤姐最善于揣摩长辈心理，哄长辈，最懂得何时、何地、对何人说何等样话，做何等样事，最能讨贾母、王夫人等长辈的欢心，让弟、妹们高兴。为凤姐“攒金庆寿”中她对尤氏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她自己说话、行事的奥秘：“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四十三回）黛玉来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贾母思念，所以王熙凤一举一动，处处都在讨贾母的欢心。她一见黛玉，“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接着就说黛玉命苦，偏偏母亲去世，“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于是又立即拉着黛玉的手，从问年龄到是否上过学，吃什么药，说了一大通好话，又吩咐婆子们几件事，显得对黛玉的关怀无微不至，办事周到之极，让老的少的，尤其是贾母，听了无比舒服。这里“忙转悲为喜”五字，生动地写出了她的香辣中有欠真诚的演戏一面，而那个“忙”字则表现出王熙凤对于这种表演已经熟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曹雪芹往往是在读者不经意处点一笔，入木三分地活画出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

    麻辣凤姐之辣，不仅让别人辣得麻酥酥的舒服，而且还让别人辣得麻痹、轻信。在“攒金庆寿”时，贾母说李纨“寡妇失业的”，要替她出那12两的份子。王熙凤当即表示由她替李纨出，还似乎处处替贾母着想。贾母高兴地说：“倒是我的凤姐儿向着我。”结果次日交银时没有李纨的那份。正如尤氏所言，王熙凤专会在贾母等长辈“跟前作人”，因此她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贾母、王夫人经常扮演上当受骗的角色。

    王熙凤的香辣麻辣之所以屡试不爽，就是她琢磨透了别人的心理，这就是“心机极深细”之故。四十六回贾赦看上了鸳鸯，让邢夫人出面去向贾母把她要来做妾。邢夫人找王熙凤帮忙。王熙凤一开始力陈贾母决不会答应，被邢夫人抢白了几句。王熙凤马上明白，邢夫人“禀性愚弱，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劝了不中用”，便立即改口说：“太太这话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到底是太太有智谋，这是千妥万妥的。别说是鸳鸯，凭他是谁，那一个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头的？”一番自我检讨，加上连连奉承，果然使本来不满的婆婆邢夫人顿时心花怒放。其实王熙凤深知鸳鸯为人，决不会答应为妾，于是找了个借口先躲开，结果邢夫人在鸳鸯那里碰了个软钉子。王熙凤的“脑筋急转弯”令人叫绝。

    泼辣如果说在表现王熙凤的香辣、麻辣时曹雪芹着重于展示她的伶俐口才，那么治理宁国府则重在表现她的泼辣一面。这个泼辣，不是敢于耍横叉腰骂街的泼妇之泼，也不是蛮不讲理装疯耍赖的撒泼之泼——虽然王熙凤有时也有这类精彩演出——而是指她遇事果决，办事干练，有章法，讲效率，大刀阔斧的果断作风。十三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堪称她泼辣的经典之作，成为整个前八十回中王熙凤最精彩的一场戏，是这个形象最有光彩之处。

    令人赞叹的是，曹雪芹没有立即写她如何对宁国府“杀伐决断”地治理整顿，而是先作一番铺垫。在合族内眷闻报贾珍到时“唿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之际，“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真可谓鹤“站”鸡群，不愧为人中之凤，脂粉队里的英雄。接着主动表示愿去，充满信心地说：“有什么不能的。”而且还要继续管理荣国府，“那边也离不得我”。确实是“最喜揽事办，好卖弄才干”。在这里凤姐固然有揽权、卖弄的一面，宁可两头兼顾忙得不可开交，对荣国府大权也不肯须臾撒手。但是我认为，更要看到凤姐愿意表现自己才干，显示自我价值的一面。这种意识在当时那个社会，尤其在女性中是极其超前与罕见的。曹雪芹之所以王凤姐弄权铁槛寺将她比作脂粉队里的英雄，首先着眼的是这种重视实现自我价值的胆识与气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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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麻泼酸毒五辣俱全（2）

    在正式受命之后，王熙凤没有马上就去宁府，而是觉得自己“须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于是来至一个安静环境，细细思考，很快就归纳出宁府五大积弊：“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诿；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十三回）王熙凤是荣国府人，居然对宁国府积弊如此清楚，固然有宁、荣一家之故，但主要是因为她平时在荣府的管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明白哪些事情影响最大。我们从她协理宁国府中就可以看出她平时是怎么管理荣国府的。关于宁府的一些情形，她肯定早有所知，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关键。这五件事，分别从总体、职责、浪费、赏罚、特权等方面反映了宁府的重要问题。正因为王熙凤胸有成竹，所以上任伊始首先从清点人员、整顿纪律入手，“即命彩明钉造簿册。即时传来升媳妇（总管来升之妻），兼要家口花名册来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传齐家人媳妇进来听差等语”。次日起每日卯正二刻即早晨六时整她就来宁府“点卯”。公开表示，“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强调今后“可要依着我行”，如有半点差错，不论何人，一律“清白处治”。接着亲自分派任务，职责分明，一切“都有定规”，即使有“三四辈子的老脸”的有身份的奴仆，凡有偷懒、违规、赌钱、损物、徇私者，皆罚不论。一日有个迎送亲客的仆人迟到，立即被凤姐当众下令打二十板子，革去一月银米。凤姐威重令行，宁国府“众人不敢偷懒，自此兢兢业业，执事保全”。本来这宁国府乱得真够可以的，正如冷子兴所言，被贾珍弄得“翻了过来”，以至于宁府都总管来升传齐各方面仆役头领说：“那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有一个就说：“论理，我们里面也须得他来整治整治，都忒不像（话）了。”但就是如此之乱的宁国府，经过王熙凤三下五除二这么一整顿，没几天，借用一个现代术语来说就是，迅速由大乱到了初步大治。

    我之所以说“迅速”，是因为王熙凤并非秦可卿刚死就来协理宁国府的，而是过了好些日子以后。我们不妨将王熙凤来宁国府的时间做个小小的考证。由于尤氏托病不出，本来就乱的宁府，遇到这种大事，内务自然就更乱，贾珍实在招架不住了，受到贾宝玉的启发，才来请凤姐出马。那是什么时候呢？十四回宁国府都总管来升要求大家宁可辛苦这一个月，不要在凤姐面前丢了老脸。从前丧事都要办“七七”，总共49天。因此王熙凤走马上任应当是秦可卿去世后19天左右。十四回写到的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那日是五七正五之日，也就是王熙凤上任大约十四日。她卯正二刻又准时来到宁府，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凤姐直接走入会芳园中的登仙阁灵前，小厮及各色人等烧纸、锣鸣、奏乐。“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于是里外男女上下，见凤姐出声，都忙忙接声嚎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这里外上下的男女仆役，丧事已经经过个把月了，即使真正热爱秦可卿者也未必还能够马上被凤姐的大哭感染而真哭。但是不管真哭假哭，凤姐大哭，谁也不敢不哭，而且个个不敢耽误片刻，都“忙忙接声”哭，而且还是大声喊着的“嚎哭”。凤姐之威，由此可见一斑。

    王熙凤整顿宁国府成功的关键在于，她主要不是靠厉害，而是进行制度化管理。她上任伊始就指出了宁府混乱是由于尤氏“好性儿，由着你们去”。接着颁布了一系列规定，职责明确，赏罚分明，不讲情面，自己身体力行。这种管理方法与现代管理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在协理宁国府这件事上，王熙凤充分显示出其“辣”的泼辣，其果断、干练、严格、雷厉风行，实属罕见。

    酸辣 、毒辣六十五回兴儿对尤二姐有一段话很生动：“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瓮。凡丫头们二爷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二爷打个烂羊头。”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自然是表现她酸辣的一面。由于贾琏和鲍二家的通奸，凤姐之酸固然情有可原，但是她两掌就打得小丫头“两腮紫涨起来”，用簪子向那丫头嘴上乱戳，威胁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嘴”，还迁怒大打平儿。这样，王熙凤的酸辣就由通常的吃醋变为行事的狠毒。六十八回“酸凤姐大闹宁国府”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由酸辣变为毒辣的典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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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机深细 五辣并用

    五辣俱全的王熙凤常常是数辣并用，这才叫真正的厉害。酸辣在心，毒辣暗藏，香辣开路，麻辣迷人，泼辣行事，最后是置对手于死地。按理说，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件中，凤姐本来是受损害者，值得同情，其“酸”可以理解。但是王熙凤费尽心机，买通衙门，巧设陷阱，以花言巧语哄骗尤二姐步步上钩。又借秋桐之手，对尤二姐横加迫害，使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陷于极端痛苦境地的尤二姐最后只能吞金自尽。王熙凤怕张华万一将她怎样买通官府让他索要原妻之事说出去，便“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了他，或讹他作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在这些事件中，王熙凤的毒辣、阴狠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只“凡鸟”的鸟兽之性即兽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在这次五辣俱全的狠毒表演中，曹雪芹着重写出王熙凤“心机又极深细”的可怕。她的厉害在于，不仅要狠狠报复惩治对方，又要做得滴水不漏，还要让人感到她是受害者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似乎对损害她的尤二姐“仁至义尽”。总之，她既要恶事做绝，还要好名尽得。

    她在得到风声，立即审问旺儿和兴儿弄清真相之后，没有趁贾琏出差在外，马上兴师动众，置孤立无援的尤二姐于死地。她“心下早已算定”，一步一步将尤二姐引入陷阱。先是“传各色匠役，收拾东厢房三间，照依自己正室一样装饰陈设” 。然后素衣素盖，带了几个亲信来拜访尤二姐。王熙凤巧舌如簧，一口一个“姐姐”，将自己打扮成早就劝贾琏纳妾生子的贤惠大妇，解除了尤二姐心中最大的顾虑。然后恳求尤二姐立即迁入府内居住，“你我姐妹同居同处，彼此合心谏劝二爷，慎重世务，保养身体”。还说：“今日二爷私娶姐姐在外，若别人则怒，我则以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们诽谤，故生此事。我今来求姐姐进去和我一样同居同处，同分（名分）同例（待遇），同侍公婆，同谏丈夫。喜则同喜，悲则同悲；情似亲妹，和比骨肉。”说尤二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一段长达五六百字比肺腑之言还要恳切的话，和随之而来的哭泣，彻底摧毁了尤二姐的心理防线。王熙凤又呈上许多金银簪环和上等绸帛等“拜礼”，加上周瑞家的等在一旁煽动，于是尤二姐就跟着凤姐上车，从后门进了府，落入虎口，直到被迫自杀。王熙凤可谓心狠手毒，机关算尽。

    我们回顾一下王熙凤害死尤二姐的全过程，倒是可以从王熙凤的手腕与尤二姐的悲剧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一是善良忠厚处于弱势者往往希望得到强势力量的理解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强势方的善意最容易使弱势方麻痺并接受。王熙凤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充分发挥香辣、麻辣的能耐，以甜言蜜语哄骗麻痹尤二姐，并将自己打扮成为一个需要尤二姐进府才能摆脱困境者，使她丧失警惕，信以为真，跟随进府。二是每个环节安排得滴水不漏，欺骗或是博取尽可能多的人的同情，从而使自己的阴谋能够顺利实现。王熙凤做事确实心机深细，她先将尤二姐暂时安顿在李纨身边小住，在大观园上下人们中造成假象，都奇怪王熙凤怎么忽然“贤惠”起来了，因此都没有进一步怀疑其真正用心。三是严密封锁消息，几个步骤同时进行，按部就班地实行自己的既定计划。她牢牢控制住手下男女仆役，时机成熟时再亲自带尤二姐见过贾母，一番假话使贾母也以为她果然“贤良”。于是她便名正言顺地将尤二姐迁入她自己院子里的东厢房，从而使尤二姐直接在她的控制之下，失去了摆脱悲剧命运的最后机会。四是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形势，钻法律的空子。王熙凤让旺儿出面，让已经由贾珍花银子退了亲的张华，以所谓“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为由，将贾琏等告到都察院。因此在整个过程中，王熙凤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表面上合情、合理、合法，即使后来别人看出王熙凤十分无情，也已经拿她毫无办法。

    在尤二姐事件中，王熙凤的毒辣实在是太过分，到了伤天害理的地步，不过毕竟一开始她还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处于受损害的位置。但王熙凤在许多一般事件中也心狠手毒，会想出各种厉害、凶狠、残酷的手段来。简单地说，王熙凤是个不能得罪的人，若有谁使她不快，那么她就会狠狠地报复。这一点在惩罚贾瑞（十一回）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人们在贾瑞对凤姐存非分之想导致身亡的事情上，往往对贾瑞的“淫心”谴责较多，而对王熙凤应负的责任关注不足，容易忽略贾瑞之所以敢于向她示爱的前提，是凤姐自己在这些方面比较随便，小说中也暗示她与贾蓉也许有些不干不净。再说，贾琏在男女关系上表现也不好。即使以封建时代观念衡量，20岁左右尚未娶妻的贾瑞此举，一开始也没有出什么大格。凤姐若对他比较冷淡，或者训斥几句，本来事情就不会继续发展。但是王熙凤十一回两个“假意”，一个“故意”，已经显露了杀机：“几时叫他死在我的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正是由于凤姐的故意挑逗，贾瑞误以为对他有意。尤其是十二回他来到凤姐屋里时，凤姐挑逗的话语已经非常明显，要他“天天过来替嫂子解解闲闷”，而且居然表示贾瑞“比贾蓉两个强远了。我看他们那样清秀，只当他们心里明白，谁知竟是两个糊涂虫，一点不知人心”。因此贾瑞“心内以为得手”，以致进一步上当。虽然曹雪芹写道，王熙凤此举是“捉弄”他，但是贾瑞再来找她时，她却“故意抱怨他失信”。虽说“再寻别计令他知改”，但是让贾瑞夜里在后面小屋子等她，会给贾瑞什么样的信号？他怎么可能“知改”？因此贾瑞丧命之祸，虽然有他自己行为不检点之故，但是王熙凤的屡次故意引诱，起了关键性作用。贾瑞被迫写下50两银子的欠契，又被浇了浑身屎尿，虽然是贾蓉、贾蔷出面干的，但王熙凤显然“负有领导责任”。

    更有甚者，在茉（莉粉）、蔷（薇硝）、玫（瑰露）、茯（苓霜）事件中，平儿经过调查，平反冤屈，息事宁人。本来都是些芝麻绿豆的琐屑小事，而王熙凤则主张：“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六十一回平儿劝她“得放手时须放手”，“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终究咱们是那边（贾赦、邢夫人）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凤姐正是在钱、权上从不放手，“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最终害了贾府，也害了自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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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熙凤的结局

    从写法上来看，王熙凤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曹雪芹对王熙凤的出场下了很大的功夫。大凡与王熙凤有关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初，曹雪芹总要通过人物之眼、之口对她作一番评述，然后在以后的情节中加以印证。尤其是小说开头的十几回，她的几次出场都不同凡响。黛玉进府时王熙凤是先声夺人，立刻成为全场的中心人物。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则通过周瑞家的口述，使读者对她超凡的机敏、能力与口才以及厉害有了一个初步和概括的了解。第十四回王熙凤正式协理宁国府的开头也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宁国府都总管来升听说贾珍请了王熙凤来协理治丧大事，就把仆人中的重要人物招集来警告道：“我们须要比往日小心些。”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件之初，六十五回曹雪芹通过小厮兴儿对王熙凤有一大段绝妙的评论，其中有几句堪称经典性结论：“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这几句话虽然出自一个小厮之口，却是曹雪芹对王熙凤五辣俱全的形象性总结。

    由于王熙凤事情做得太绝，连对她忠心耿耿的平儿有时都容不下，为害死尤二姐之事，恨得贾琏咬牙切齿，发誓要为尤二姐报仇。正如兴儿所说：“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人，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

    我们现在看不到曹雪芹原稿中具体怎么写王熙凤的结局，但是从判词与《红楼梦曲》以及脂批透露的细节来看，应该和今通行本高鹗所续的大不相同。判词说：“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而《红楼梦曲》则说，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对此红学界有各种不同看法。我倾向于认为，由于王熙凤坏事做绝，贾府被抄及她本人的结局都和她平时的作为有关，所以说“反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曲·收尾·飞鸟各投林》中对王熙凤的命运结局的暗示比较明显 ：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个《收尾》是将《红楼梦》中以贾府抄没后的几种不同类型主要人物的结局归类说明，所以不限于金陵十二钗和贾宝玉，也包括其他男人，这从“为官的，家业凋零”可以看出。我王熙凤历劫返金陵

    怀疑，有的人物虽非贾府中人，因与贾府有些瓜葛，在小说中比较重要，也包括在内。如“无情的，分明报应”，就恐怕也有贾雨村的份。因此不能句句坐实为某人，有的可能是指一类。有的很明显此句指谁，如“欠泪的，泪已尽”，非黛玉莫属。有的则一人不尽于一句，如“看破的，遁入空门”，不仅指贾宝玉最后对这个社会和家庭彻底失望，出家为僧，恐怕也含有惜春的结局在内。当然，这两个人出家的目的和思想层次是很不一样的。薛宝钗在小说中地位重要，曹雪芹不可能不为她的“收尾”交代清楚，看来“无情的，分明报应”应当指她。她虽然“任是无情也动人”，但“无情”所能够“动人”的程度与范围有限，而最不为她所“动”的人却正是她最想也最需要“动”的贾宝玉。因此宝玉最终出家为僧，客观上是命运对宝钗的惩罚，是她无情所得的“报应”。不过此句似乎不限于宝钗一人，涉及王熙凤的有好几句，除了这句“无情的，分明报应”她肯定有份之外，“欠命的，命已还”，“冤冤相报”等都和她有关。有几句与凤姐看似无关，仔细琢磨，也有间接联系：“有恩的，死里逃生”，当指巧姐被刘姥姥所救。是否还有别人，由于曹雪芹后三十回无存，不能确知。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尤二姐甚至恐怕连尤三姐也在内。我怀疑还包括贾瑞，他比前两位更加符合“痴迷”的条件。王熙凤把所有的人都得罪遍了，在贾母死后，王家败落，失去靠山，她被贾琏休了，在京师无法生存，只好悲切地回金陵投奔亲人，也许未及回乡就悲惨地死去了。

    对“一从二令三人木”等等有不同看法，尽可存疑，各执己见，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争论。实际上由于《红楼梦》成书的特殊性，有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结论，更不会有定论。这也是《红楼梦》的魅力之一。

    周思源看红楼锦心绣口疯湘云史湘云通常被认为是《红楼梦》中能够与黛玉、宝钗相媲美的最出色的少女形象之一。史湘云判词之好在众少女中是少有的：“英豪阔大宽宏量。”（五回）美貌、多才固然是她的基本特点，但决非这个艺术形象最重要的特征。史湘云和其他少女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她那在一般女性身上罕见的英气豪情和她那在真诚、善良、单纯中显示出来的有些男性化的大度。连她有时候的打扮都略有男性色彩，或者索性穿上宝玉的袍靴，淘气而更显妩媚。“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原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因此黛玉索性叫她“孙行者”，说她“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四十九回）。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集于一身，使她变得格外可爱。黛玉、宝钗等秀美的少女、少妇总有一些人不大喜欢，但是湘云几乎得到所有读者的好感，这个现象很值得注意。湘云虽然偶尔也说点“混帐话”，惹宝玉生气，但是读者并不将这看得很重，毕竟这在当时太正常了。湘云偶尔也会为一点小事生气，但是很快就会过去，心胸之开阔豪爽，讨人喜欢。史湘云这样的少女在现代社会比较多见，但在女性受到严重禁锢的封建社会末期则极为罕见。在史湘云身上体现了曹雪芹心目中的某种理想女性的形象。她说自己“锦心绣口”，十分贴切。

    锦心绣口疯湘云四十九回宝钗有个评论：“呆香菱之心苦（指学诗），疯湘云之话多。”这个“疯”字用得实在传神。宝钗点评人物之准确，无人可及，只有王熙凤差可比肩。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心无点尘，口无遮拦，史湘云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一节，凤姐首先说演小旦的活像一个人，宝钗也已看出，“便只一笑不肯说”，宝玉则“不敢说”，湘云却说像黛玉的模样儿。宝玉赶忙给湘云“使个眼色”，但为时已晚，众人“听了这话，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说果然不错”。结果黛玉生气了。这里有一条脂批：“口直心快，无有不可说之事。”这“无有不可说”五字真正把湘云说话的特点概括准了。湘云之“疯”，其实不是话多，而是她话无顾忌。但湘云即使生气之“疯”，也不往心里去。就是为了说那小旦像黛玉而宝玉对她使眼色那事，湘云也很生气，当晚命丫鬟翠缕收拾衣物明日回家，对宝玉来赔礼也不买账，摔开宝玉的手，说话气很大，然后“一径至贾母里间，忿忿的躺着去了”。这么大气，第二天就没事了。

    湘云“疯”之二，是敢言他人所不敢言，做他人所不敢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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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1）

    “是真名士自风流”，为湘云名言。从她的一些活动来看，曹雪芹确实是在有意识地写出她的名士风流气派。四十九回湘云听贾母说有鹿肉，留着晚上给他们吃，就和宝玉悄悄商议，趁新鲜弄一块来自己弄了吃。大家以为她俩要吃生鹿肉，原来是烧烤。“湘云一面吃，一面说道：‘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日断不能作诗。’”见宝琴站着观看，她笑道：“傻子，过来尝尝。”宝琴说：“怪脏的。”由于湘云带头大吃大嚼，宝琴等先后加入啖鹿肉行列。林黛玉笑说：“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庵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庵一大哭！”湘云立即猛烈反击：“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不拘礼法，率真随意，坦荡豪放，性格极其鲜明可爱。

    湘云之“疯”不但是说话直率，毫无顾忌，而且行事也格外活泼、随便，喜欢做爽快的事，有男儿气。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一节，众人给宝玉和平儿等过生日开怀饮酒时，先是拈了一个“射覆”，这是令中最难的。后来拈了一个“拇战”，即划拳，湘云高兴地说：“这个简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气。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头丧气闷人，我只划拳去了。”其实以湘云的才学，射覆岂能难倒她？只不过她不愿玩这种有些拘束的游戏罢了。结果由于还是玩射覆，香菱一时射不着，湘云就悄悄告诉她。黛玉“揭发”湘云和香菱射覆时“私相传递”作弊，说是要罚。“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她觉得射覆还不过瘾，“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来。玩着玩着她又想出新点子来：“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历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她限的酒底酒面格外复杂，显示出湘云的博学多才和贪玩天性。众人都说：“唯有她的令也比人唠叨，倒也有意思。”因为她主意多，话也多，所以挨罚饮酒也多。结果“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上，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在大观园的所有少女、少妇中，也只有湘云才会躺在青石板凳上，而且睡着了，没有丝毫贵族小姐的拘束忸怩，其豪爽随意，令人惊叹。在这里，曹雪芹不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性格憨直可爱的少女，而且描绘了一幅妩媚娇美的画图，难怪几乎所有的绣像本、插图本《红楼梦》都有“憨湘云醉眠芍药茵”之图。

    曹雪芹在写史湘云说话时往往同时写她的动作，她的动作格外多。如果别人也有类似动作，那么湘云的动作必有新鲜之处，或者幅度更大，别具一股豪气。因此湘云虽然出场不多，但是画面感特别强。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大家掣诗签。宝钗说她先抓。“说着，将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一根”。接着芳官应邀唱一支曲子助兴。小说写道，“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口里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语。湘云忙一手夺了，掷与宝钗”。宝钗掷点后数到探春抽签了，“伸手掣了一根出来”，原来是“日边红杏倚云栽”，不好意思，将签“掷在地上”。大家说她有王妃之福，一齐敬酒。探春不肯，结果湘云带头，和“香菱、李纨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灌了下去”。接着李纨“摇了一摇，掣出一根来一看”。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别人都是伸手抽签而已。可是轮到湘云，她“揎（xuān）拳掳袖的伸手掣了一根”。曹雪芹没有写湘云的表情，但当时湘云捋起袖子，露出手臂，我们仿佛看到她那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

    六十二回的画面更妙。当时湘云与宝琴划拳输了，要按她方才说的什么古文、旧诗、骨牌名、曲牌名、历书话、果菜名等等请酒面酒底。宝琴说了个语带双关的“请君入瓮”，意思是她自作自受。众人不禁大笑，说“这个典用的当”。湘云张嘴就说：“奔腾而砰湃，江间波芦雪庵争

    联即景诗浪兼天涌，须要铁索缆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这里有欧阳修赋和杜甫诗句，一应俱全。众人笑赞不绝，要听她说酒底。小说接着写道：“湘云吃了酒，拣了一块鸭肉呷口，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遂拣了出来吃脑子。众人催他：‘别只顾吃，到底快说了。’湘云便用箸子举着说：‘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湘云本来就有点大舌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她此刻正嚼着鸭肉，举着夹着半个鸭头的筷子现编现说的情形，是多么富于喜剧效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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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2）

    湘云之“疯”也表现在她对抒写诗词爱好得像发疯一样上。四十九回写到，“如今香菱正满心满意只想作诗，又不敢十分罗唣宝钗，可巧来了个史湘云。那史湘云又是极爱说话的，那里禁得起香菱又请教他谈诗，越发高了兴，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大家到了诗社社长李纨的稻香村，都兴高采烈地在议论湘云的穿戴，湘云却等不及了，说：“快商议作诗！我听听是谁的东家？”要论诗才、诗兴，大观园众少女中只有湘云可与黛玉匹敌。宝钗虽然也是诗赋高手，博学多才，但她视诗词为小道，除参加集体活动外，从无单独的创作行为。而黛玉将吟诗填词作为施展才干、宣泄感情的生命存在形式。这只有湘云与她相似。湘云将作诗当做生活的一大乐事，因此她在家听说大观园起了诗社，“急的了不的”。宝玉也觉得“这诗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么意思”。湘云来后立即表示，只要“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本来只需作一首，她却兴烈才高，“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别人都是一首，她却一气来了两首，不但两首俱佳，“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湘云还主动要求受罚，让她明日先做个东道，“先邀一社”，实际上是想再过一把诗瘾。当晚她就在灯下与宝钗“计议如何设东拟题”（三十七回）。芦雪庵联诗，湘云老是抢先，小说写道：“湘云那里肯让人，且别人也不如她敏捷。”而且她联句时还“扬眉挺身”，格外来劲，结果宝钗、宝琴、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引得宝玉都看呆了，联上的诗句水平也一般。“湘云笑道：‘你快下去！你不中用，倒耽搁了我。’”曹雪芹在叙述众人联诗时，只有湘云用了八个“忙”字，一个“忙忙”，总计十个，而其他十个人的“忙”总共才八个。因此惹得别人都笑她，她自己也说：“我也不是作诗，竟是抢命呢。”结果自然是“独湘云的多”。曹雪芹如此刻意突出湘云在联诗时的“抢命”式作风，不仅仅是显示她对作诗的热爱，更重要的是她想要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干，体现一下自我价值。这种意识和黛玉在元春省亲时想要“压倒众人”是同一类心理，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七十六回湘云和黛玉凹晶馆联诗，可谓旗鼓相当，珠联璧合。尤其是“寒塘度鹤影”一句，意境清新优美，将杜甫的诗句点化得自然而颇有新意，难怪黛玉听了要“又叫好，又跺足”了。湘云的生命因诗而更加充满活力，她的个性因诗而别具光彩。

    但和黛玉、宝钗、王熙凤、袭人、平儿等形象相比较，史湘云这个形象虽然十分鲜明可爱却显得略微有些单薄。这是因为她在小说的宝黛钗爱情线及以贾府为代表的家族没落线这两条主线上，和别人都没有构成明显的矛盾，她没有明显地介入作品的任何其他矛盾中去。三十二回规劝宝玉关注仕途经济，被宝玉顶撞了几句，本来似乎有那么一点意思了，结果不了了之。这固然有助于表现湘云的大度和单纯，却减少了人物性格的层次。有的红学家认为，史湘云原来的故事要比现在多。那么现在她的戏份较少，我想很可能和小说的修改有关。从判词与《红楼梦曲》来看，“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暗示湘云婚姻相当美满，可惜婚后不久就夫妻离散，生活凄凉。究竟是什么原因，由于曹雪芹的后三十回迷失，成了个疑案。从艺术形象的多层次与丰富性来说，后三十回的迷失对史湘云的损失也许更大。

    《红楼梦》中多处写到湘云在家经济的窘迫与委屈，她每次离开大观园都依依不舍，总叮嘱多将她接来。其实曹雪芹这样写，主要不是着眼于湘云由于自幼失去父母寄居叔叔家经济上的困境，而是在那里她没有知心朋友，可以一起谈心、作诗，开怀大笑，随意谈论。也就是说，在那里她人性上受到压抑，她天性中开阔豪爽的情怀无法释放，她的自我价值（尤其是在表现诗才上）无法展示。而只有在理想世界大观园中，这个可爱的少女才能恢复她美丽动人的天性。从而表明，环境对于人的天性的保存、展示与发挥是多么重要。我想，曹雪芹塑造史湘云这个艺术形象的主要价值可能就在于此。

    周思源看红楼槁木死灰非李纨《红楼梦》第四回对李纨有一个简单却十分重要的介绍：“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唯知侍亲养子，外则陪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因此读者普遍将“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十二字作为解读李纨形象的基调，即“冷”。但是如果不存先入之见，而是完全从小说的情节出发，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李纨似乎和“槁木死灰”相去甚远。实际上她在大观园中也还相当活跃，说话风趣，时开玩笑，决不下于探春，比迎春、惜春强得多。

    我们很容易忽视曹雪芹（他本人或通过其他人物之口）对人物的点评与人物在作品中的实际表现的矛盾。以为曹雪芹本人这样介绍人物，那还有错？错自然不会错。但是人的性格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会有不同表现。由于我们忽略了这个特点，有时就不免“上当受骗”。等到发现“原来如此”，而且感受到了许多新的审美趣味，才叹服曹雪芹的天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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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3）

    槁木死灰非李纨李纨原来确实像曹雪芹说的那样，这与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和后来的经历有关。“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至李守中承继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这段文字中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是，李纨的父亲李守中身为国家最高学府首脑国子监祭酒，观念却比他的祖辈、父辈要落后。因为以前该族中的女子还可以和男子一样“诵诗读书”，但是到了李守中时却来了个大倒退。李纨从小所受的教育，具有更加森严的封建礼教色彩。因此她丧夫之后“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也就十分自然了。其实小说中提到这几句话时，李纨也就是25岁左右。

    她的转变在于进入大观园之后。二十三回入园是她第一个转折点，因为从此她成了大观园的“园长”，负责管教这些弟、妹。此前的二十二回中，她只被偶然提及，仅有个别地方说话，也极为简短。因为在那种场合，往往总有长辈在，还可能不止一位。而进入大观园之后，长辈们轻易不进来，她就成为最年长和地位最高者，说话的机会就多了。园子外面的主子进来较多的只有王熙凤，那也要叫李纨“嫂子”。因此李纨地位的相对提升，引起了心情、个性的变化。而和年轻活泼的弟弟妹妹们在一起，她必定受到感染。于是变化就开始了。二十五回凤姐以“吃茶”对黛玉开玩笑时，李纨“笑向宝钗道：‘真正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这话已经和前二十二回中偶尔应答的口气不同，表示独立判断了。不过在称呼王熙凤时，还依着孩子叫“二婶子”。到二十七回，就显示出她性格中的活泼和直率开始复苏了。当时小红对凤姐汇报“说奶奶”时，李纨在场。当凤姐说起当年她是如何调理平儿时，李纨笑着打趣道：“都象你泼皮破落户才好。”当凤姐有点怪罪林之孝家的不听她的吩咐好好为她挑两个丫头，却将女儿送入怡红院，李纨又说：“你可是又多心了。他进来在先，你说话在后，怎么怨的他妈！”从称呼王熙凤“二婶子”到“泼皮破落户”，证明李纨搬进大观园确实是枯（槁）木逢春，死灰复燃了。当然这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也有一定的限度，不过这种变化是带有本质性的。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真正使李纨个性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是从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开始的。这是李纨个性变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如果说第一个转折点迁入大观园是人性开始复苏，那么这第二个阶段就是人性的全面复苏，她的行为已经由被动变为主动。

    起诗社固然出自探春的建议，宝玉也大力支持，说：“可惜迟了，早该起个社的。”但是最积极的却是李纨。按说结诗社之类的事，是违反贾政指示的，因为贾政在宝玉去家塾读书时明确表示过只读《四书》就可以了；也不符合李纨管教弟妹的任务，她应该“带着念书学规矩针线的”（四十五回）。但她一开始就大力支持此事。她应探春之邀，“进门笑道：‘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坛。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些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得。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接着黛玉建议，既然起了诗社，就把姐妹叔嫂这些称呼改了才不俗。又是首先得到了李纨的支持：“极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则雅。”并且立即自称“稻香老农”。她不仅开了个好头，而且积极为别人的雅号出谋划策。薛宝钗的“蘅芜君”就出自于李纨之口，而且说是“封他”，已经显示出坛主、社长的“威风”和诙谐了。在众人议论宝玉的号时，李纨不失风趣地补充说：“你还是你的旧号，‘绛洞花主’就好。”当她发现大家都在为宝玉的号争议取笑时，她提醒大家给迎春、惜春取个号，体现出她这个大嫂的细心关怀，不要冷落了这两个妹妹。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李纨不仅立即主动成为中心人物，十分积极，而且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树立自己的诗社社长权威。她提出，由于“序齿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说了大家合意”。并立即声明，“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不仅以法治社，而且提供场地，早就把长辈们的嘱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有意思的是，李纨说，“若是要推我作社长”，可见她方才“我自荐我掌坛”还没有被大家认可，再次毛遂自荐，而且紧接着说，“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提出由迎春、惜春二人出任副社长，给她俩分了工，又在必作与免作上作了规定。李纨大包大揽，简直有点“独裁”了，积极性之高超过任何人。以致发起成立诗社的探春“也不好强，只得依了”。探春感慨地说：“好好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们三个管起我来了。”李纨主意之多、之大，实在惊人，第一社的时间和以咏白海棠为题也出于她的提议。总之十分活跃、主动。她对海棠诗的点评不但很有水平，而且在宝玉对黛玉之作被评为第二提出“还要斟酌”时，李纨立即声明：“原是依我评论，不与你们相干，再有多说者必罚。”还规定今后每月初二、十六开社，“出题限韵都要依我”，风趣、“严厉”，充分使用社长权威，哪里有“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的样子！李纨变化真大！

    如果说在起诗社中李纨表现出来的是长嫂对弟妹们的热心，那么三十九回李纨对平儿所表现的则是姐妹般的亲切关爱和热情。李纨拉着她说“偏要你坐”，“拉着他身旁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平儿喝完马上就要走。她说：“偏不许你去。显见得只有凤丫头，就不听我的话了。”对平儿一会儿是“拉着”，一会儿又是“揽着”，疼爱有加，而且敢于做主，叫嬷嬷们将装了十个螃蟹的盒子先给凤姐送去，“就说我留下平儿了”。李纨关于平儿是王熙凤的一把“总钥匙”的评论极其形象、准确，对鸳鸯、袭人的评价，也都是她主动发言，而且都很精当。这些地方都显出李纨的不凡见识和伶俐口才。最重要的是，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过上了正常少妇的生活。这时候她在心理上、行为上和别的少女少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当然，如果要求李纨在爱情上有什么表现，是不现实的。槁木发出新绿，死灰重新燃烧，这就很了不起了。这是大观园的特殊环境和李纨地位改变的结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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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4）

    读者在四十九回看到的则是李纨这位长嫂兼诗社社长处事的细致和对弟妹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她见雪景极佳，又可为宝琴等接风，就决定在芦雪庵开社作诗，拥炉赏雪。雅兴之高，不下宝黛湘云。听说宝玉、湘云要生吃鹿肉，李纨急忙将他俩找来道：“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吃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这么大雪，怪冷的，替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我作祸呢。”她拟题限韵，多捐银两，关照宝玉、湘云小心割手，别人忙于联诗时她却去为大家“看热酒去”，长嫂慈爱热心之情可掬。联诗之后她的评点很有意思。除了宝玉外都是少女，李纨深知宝玉在姐妹们面前历来作小伏低，好说话，决不会生气，所以就拿他当“牺牲品”。首次海棠诗李纨就评他“压尾”，还问他“你服不服”，宝玉岂有不服之理！这次李纨说“宝玉又落了第了”，罚他去栊翠庵取一支红梅来。看来李纨很有领导水平，做事能够做得大家高兴，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确实有贤嫂之风。值得注意的是，李纨当众说：“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如此直率，绝无一点“槁木死灰”的影子。

    四十五回李纨和王熙凤的一段对话，最能反映出她的活泼个性和流利口才。枯木逢春之后已经绿叶满树了。当时探春等将凤姐请来，要她出任诗社的“监社御史”。凤姐一听就明白，这是阴谋诡计，“想出这个法子来拗了我去，好和我要钱”。李纨笑说她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凤姐就对她开玩笑，说她不好好带着弟妹们“念书学规矩针线”，弄什么诗社，她又不是没钱。然后当众给她算了一大笔账，说李纨很有钱，还“调唆他们来闹我（要钱）”。王熙凤果然能说会道，脑子好，账算得精，一席话非常生动。李纨也毫不逊色，立即猛烈反击，笑道：“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作个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接着她又为那日凤姐吃醋打平儿的事大打抱不平，说凤姐“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这还不够，又说：“你今儿又招我来了。给平儿拾鞋也不要，你们两个只该换一个过子才是。”这最后一句话是说，你俩主子奴才应当对调，多厉害！这一大通精彩出气的话，将包括凤姐在内的众人全都逗乐了。凤姐立即表示要当众向平儿赔不是。“李纨笑问平儿道：‘如何？我说必定要给你争争气才罢。’”平儿表示“禁不起”，李纨道：“什么禁不起，有我呢。”李纨的仗义执言，能说会道，话语的市俗、痛快，探春也不及，黛玉、宝钗就更不行了。在前八十回中王熙凤挨“骂”最厉害、最长的就是这次，而且王熙凤都服了。能哉，李纨！

    由于凤姐有病，李纨和探春、宝钗奉王夫人之命管理大观园，在显示李纨“厚道多恩无罚”的同时，也表现出她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和对探春的改革计划的全力支持。用现在的话来说，李纨是“第一把手”，探春是副手，执行总监，所以李纨的支持至关重要。在探春提出“承包制”时，李纨说：“好主意……省钱事小，第一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一席话，简明扼要，几个要点都概括进去了，表明李纨很有头脑，思路清晰，说得很有水平。

    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李纨活泼、开朗的少妇天性终于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黛玉开玩笑地对当时正掌管大观园管理大权的李纨、宝钗、探春道：“你们日日说人夜聚饮博，今儿我们自己也如此，以后怎么说人。”李纨却笑道：“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当探春掣的诗签上写着“日边红杏倚云栽”，众人说“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说着大家给探春敬酒，“探春那里肯饮，却被史湘云、香菱、李纨等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灌了下去”。李纨当时开心、活跃到了什么程度，这“强死强活灌”五个字已经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正因为李纨也参加了“灌”，而且还是“强死强活灌”，所以当袭人掣签后要与众人同饮时，黛玉对探春开玩笑说“命中该着招贵婿的”快喝，探春才会说，“大嫂子顺手给她一下子”。李纨笑道：“人家不得清人为李纨题诗贵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足见她的随便和风趣。这时候的李纨在心理、行为上已经和众姐妹没有两样了。

    我们现在回到第五回李纨判词和《红楼梦曲·晚韶华》：“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zhì）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很明显，判词和《红楼梦曲》对李纨的设计和我们如今在小说中看到的李纨形象有很大出入。

    我认为，在曹雪芹原来的构思中，李纨就是一直“槁木死灰”，等到儿子高中，自己凤冠霞帔成为诰命夫人了，不久就死了。但是曹雪芹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有了重要改变，李纨形象的思想艺术内涵大大丰富了。这种情形在规模宏大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很容易发生。造成对李纨形象的误解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是“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十二字出现在小说开始时的第四回，而非后来。在黛玉、宝钗进府以前和进府以后这段时间，尤其是众姐妹和宝玉没有进大观园之前，李纨确实就是这样。在宝玉和众姐妹迁入大观园之后，李纨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又受到弟妹们的影响，恢复了人性中的许多品格，于是才出现了许多不符“槁木死灰”的情形。二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似非而是、似是而非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惯用的写作方法，让读者在阅读中慢慢不断有所发现，增加阅读趣味。我怀疑曹雪芹之所以保留判词和《红楼梦曲》，不加修改，就是要取得这种效果。十二回跛足道人叮嘱贾瑞“千万不可照正面”处，有一条脂批：“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无论是曹雪芹还是书中人物对他人的评论，都不可尽信。某个人物的形象究竟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人物在作品中的全部表现来判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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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5）

    李纨之父李守中按说起码应该维持家族长久以来对子女读书方面的惯例，但是他却大大倒退。而意味深长的是，他是全国唯一的国立大学校长，是朝廷培养官员的摇篮国子监祭酒。因此他的态度的转变意味着朝廷态度的变化。从而从一个家庭的角度也证明了那个所谓“盛世”，实际上就是以严酷的文字狱为代表的思想钳制更加严厉的“末世”。

    李纨之所以住入大观园，其使命是管束这些弟弟妹妹，是要将他们纳入封建礼教的轨道，用封建礼教规范他们任何一点越轨言行。结果恰恰相反，被“改造”的不是那些弟妹，而是李纨自己。这是李守中、贾政们绝对想不到的。李纨也是一个有才而无命补天者。曹雪芹显然想要表达，人性的损害是可以在一个好的环境中修复的。枯木只要逢春就能够再发绿枝，死灰只要不再泼水就可以复燃烈火。曹雪芹显然是强调改变现实环境的重要，实际上也就是否定这个“末世”。

    周思源看红楼反庶期男贾探春探春在与李纨、宝钗一起暂管大观园中虽然显示出非凡的能力，但是总的说来，留给许多读者的印象都不是很好，总觉得她太势利，甚至连亲舅舅都不认，几乎也不想认亲娘了。但是探春的结局在金陵十二钗中却是最好的：黛玉泪尽而亡；宝钗得到的是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宝玉出家后独守空房；元春不能独得一个男子的全部之爱而且早夭；湘云早寡；妙玉结局悲惨；迎春婚后仅一年便被丈夫迫害致死；惜春出家；凤姐被休；巧姐被卖，得救后沦为农妇；李纨守寡多年，好不容易熬到儿子出息了，不久便死去；秦可卿自尽。探春虽然远嫁，不能经常与父母兄弟姐妹相见，毕竟躲过了贾府抄没之祸，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归宿。这个安排不会是偶然的。探春是贾府四位小姐中曹雪芹最用力刻画的。在她身上，曹雪芹注入了自己的某些理念，从而使探春成为《红楼梦》众多艺术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者之一。强烈的反庶心理和期男意识的生动表现，使探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十分独特的艺术典型。

    中国封建宗法社会讲究嫡庶之别。因为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按照血缘关系将弟兄分为嫡长子的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嫡庶界限对女性更加明显。五十五回凤姐对平儿道：“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因此庶出往往成为一些女孩子的严重心病，而探春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突出，从而构成了她和其他艺术形象的首要区别。

    反庶期男贾探春曹雪芹处处突出探春自己竭力回避、淡化这个嫡庶之别，以及一旦涉及庶出时的强烈反应。但庶出毕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而她的母亲赵姨娘恰恰最不理解探春的心思，锱铢必较，总认为她没有给自己这个亲妈和亲弟弟贾环好处，胳膊肘往外拐，因此不时揭开这个庶出的伤疤，从而使探春非常气愤。因此探春的主要矛盾对立面竟然是她的母亲。这种奇特的人物关系使得探春的势利与反庶心理、期男意识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二十七回宝玉提起有一次探春给他做了一双鞋，赵姨娘知道后就怪她没给亲弟弟贾环做。这话传到探春耳朵里，她气得“登时沉下脸来，道：‘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怎么我该是做鞋的人么？环儿难道没有分例的，没有人的？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是闲着没事儿，作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白气。’”探春这段话的要害在于“我该是做鞋的人么”和“谁敢管我不成”两句，这是她要强调自己的主子身份，不是该做鞋的奴才。潜台词是，作为半个主子的母亲赵姨娘是没有资格来管她的。因此探春势利是现象，其实质是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与观念已经深深地在探春心中扎根，毒害之深，很少有其他“钗”能与之相比。“主子—半个主子—奴才”的界限，在她心目中极其分明。这个主子身份，曹雪芹在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中有一段描写，将探春的这种心理生动地外化了：“因探春才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沐盆、巾帕、靶镜等物来。此时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沐盆；那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镜脂粉之饰。平儿见侍书（探春的首席大丫鬟）不在，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镯，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沐。”人人都要盥洗，《红楼梦》中也不止一处写到，但是精细如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里堪称第一。探春显示了什么呢？不仅仅是主辱亲女愚妾争闲气子架子，更重要的是主子心理的满足，尤其是坦然接受平儿的伺候。也就是这位探春才会如此心安理得，换了任何一位小姐，都不会等平儿下手才洗。平儿可是凤姐的重要助手，是贾琏的通房大丫鬟。但是探春要的就是这个气派。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十七回为了做鞋的事，探春会声明：“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其实探春岂是不知，正因为清清楚楚地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总是千方百计抹平这个界限，突出自己心中只有贾政和王夫人。“我只管认得”、“别人我一概不管”这几个字，足见她是多么忌讳这个庶出，以致显得实在是太势利了。五十五回她和李纨、宝钗管理大观园时，适逢其舅赵国基死，管事的来回发放丧葬费事宜，探春依例办事。赵姨娘觉得探春对自己的亲舅舅连袭人之母都不如，当众责备她“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探春没听完，已气的脸白气噎，抽抽噎噎的一面哭，一面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按，指王夫人之弟王子腾）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理的，早急了。”探春公事公办，不徇私枉“制”，虽然不错，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之激烈，话说得如此绝情，表现得势利和不近情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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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6）

    但是如果以为探春只认得父亲贾政和太太王夫人，于是就巴结，在他们和贾母等长辈面前就小心谨慎，事事讨好，那就错了。曹雪芹自然不会如此简单化来处理。探春这个形象经得起琢磨，原因之一就是她在关键时刻表现得有胆识，有水平。四十六回当鸳鸯当众以利剪铰发誓死不做贾赦之妾，气得贾母“浑身乱战”，严厉责备王夫人，“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想把鸳鸯弄走，“好摆弄我”。“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薛姨妈不便劝，李纨则赶紧将女孩子们都带出屋子去。这时探春见“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辩”，薛姨妈“不好辩”，宝钗“不便辩”，李纨、凤姐、宝玉“一概不敢辩”，迎春老实惜春小，更不必说了。于是她进来直截了当地对贾母说：“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婶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连凤姐这么会说话的，此刻都不敢言，而探春几句话就把贾母说得眉开眼笑，自认“老糊涂了”，“委屈”了王夫人，要宝玉替她向王夫人赔不是。探春明辨是非，分寸拿捏得准，确有不同凡响之处。

    金陵十二钗中探春的判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他诸钗在各自的《红楼梦曲》中都对判词作了重要补充，加进不少新内容。惟独探春的性格、才华、命运全都包括在判词之中了：“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曹雪芹对探春形象的设计基调是才精志高，显然也是个被末世耽误了的有才而无命补天的少女。探春的志高在众少女中十分突出，倒有些和王熙凤相似。强烈的期男意识是探春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曹雪芹赞她“志自高”之“志”所在。在大观园的众多少女中，探春是罕见的有抱负者。她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五十五回）但是她仍然心有不甘。论诗才她远不及黛玉、宝钗、湘云、宝玉，之所以发起组织诗社，主要是为了满足期男心理：“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三十七回）颇有点子“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气概。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有这种意识，不甘心永远生活在男子的阴影下，在当时是一种超前意识，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性。即使在21世纪的当今，有些女性也还未必有这个气魄。探春在信笺开头和信中，三次用到“娣”字，值得注意。“娣”义虽与“妹”同，但却也略有区别，强调的是“女弟”，隐约中流露出期男意识来。

    曹雪芹在判词中说探春“才自精明”，主要不是指诗才文才，而是管理能力，这在她和李纨、宝钗三驾马车治理大观园期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这种精明的奇“才”，一方面固然显示出探春的不凡见识与才干，另一方面它也正是其高远之“志”的生动体现。探春指出有些开支“重重叠叠”，“钱费两起，东西又白丢一半”（五十六回），决心革除积弊。曹雪芹说探春“精明”，因为她是个“有心的人”（四十六回）。其中的一个往往不为人们注意的细节是，荣国府总管赖大的儿子得官，赖嬷嬷来请贾府主子们去赖家花园喝酒听戏。探春注意到赖家的花园还不到大观园一半大，“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得知赖家的花园“有人包了去”，除去吃的鱼虾等外，“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而启发了她在管理大观园中进行改革，足见她的细心观察、善于思考和能力的不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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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1）

    探春关于大观园中两件事和四则改革意见的核心是以实行承包制来开源节流。20世纪70年代的那次评红运动中，有些人嘲讽探春在大观园中“搞改良主义”。那个年代，中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除了极少数几个人敢于提出类似承包制的思想外，都在苦苦探索如何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而在18世纪中期，曹雪芹已经通过探春之口，将承包制的思想提了出来，这即使在当时的欧洲也是很先进的。在探春的那些话中，我们很容易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流行起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定人定岗”、“除了上缴的，都是自己的”，“富了国家集体，也富了自己”、“双赢”等等的影子。探春果然有所“探”索！此名不虚。

    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对其他人物的议论，是曹雪芹塑造艺术形象的一个常用的手法。它既可以节省笔墨，又使这种评论带有个性化色彩，比直接由作者出面说话容易令人接受。当然，读者也需要注意，这种某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的评论，由于受到话语主体身份的局限——认识、利害等——有时往往带有自身文化素养与观察角度的局限，未必完整和正确。比如六十五回兴儿对外来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点评就限于没有接触机会，连名字都拿不准叫什么。不过他对探春的评论却说到点子上：“三姑娘的诨名是‘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这就把探春的漂亮、能干、厉害和庶出都准确地概括出来了，而且有下层社会人物语言的特点。小说中王熙凤对各色人等的评论基本上都正确，而且绝大多数都相当精彩。王熙凤是个极有眼力的人，在听平儿说探春如何处理那些婆子媳妇来请示的事后，连声赞叹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挑庶正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王熙凤这话可谓知人之论，也显示出她观念上确有比一般人先进之处，她重能力不重出身。我们有些人至今只看重这“士”那“士”，对至关重要的能不能“干事”倒忽视了，一些人也热衷于拿这“士”那“士”，不在提高自己的能力上下苦功，凤姐之论实在值得深思。

    抄检大观园时探春的出色表现，是曹雪芹在塑造这个艺术形象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探春“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于先，将箱柜奁盒包袱等“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于后；既而纵论“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最后飞起一掌，扇得“狗仗人势”的王善保家的脸面丢尽而结束。好一个探春，讲得深刻，打得漂亮！胆识非凡，果真不负曹雪芹“才自精明志自高”的超群赞语。“大族灭亡”首先在于自身的，外部原因是第二位的，多么符合“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哲学名言！除了个别例外，如贾雨村对冷子兴大谈正邪二气，黛玉、宝钗偶尔说话有点理论色彩，整个《红楼梦》有思想没有理论。曹雪芹的许多超前意识和充满睿智的思想，都是通过人物活动以符合人物身份修养的个性化语言表现出来的，其深刻性决不下于任何理论，而由于其通俗生动，更容易为读者接受。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探春之所以敢于毫不犹豫地飞掌扇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也是出于这个婆子背景再硬，毕竟也还是奴才，而自己是主子！这个奴才竟敢公然冒犯她这个主子的尊严，这是她最不能容忍的。

    周思源看红楼妙不可言言妙玉在曹雪芹笔下，几乎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玉石两重性的特点，而妙玉艺术形象的矛盾复合体现象之突出，超过任何人。妙玉的戏很少，主要就是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那半回，其余都是一带而过，直到七十六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有不到四分之一回。但是妙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大超过迎春与惜春，形象比李纨和尤氏还鲜明。曹雪芹如何用极少的笔墨就将一个人物写得令人难以忘怀，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为什么要在这人间天堂般的大观园中安排这样一个少女，他想表现什么，实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妙玉身上的矛盾太突出，而且太多了：

    她出身仕宦之家却不为权势所容。为什么？

    她出家为尼却带发修行。为什么？

    她身为尼姑却非常有钱。为什么？

    她久入空门却不能免俗。为什么？

    她是方外之人，按说脾气应该很好。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喜欢她？

    在大观园的所有住户中，妙玉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因为除她之外，余者都是贾府的少爷、小姐、外孙女（林黛玉）或是少奶奶，最远的薛宝钗也是荣国府二老爷贾政的内侄女。只有妙玉与贾府毫无瓜葛。

    妙不可言言妙玉人们在分析妙玉这个艺术形象时往往较多地关注她在园子里的表现，忽略了对她入园前的那些至关重要的介绍。其实正确解读妙玉形象的钥匙正是这几句文字：

    妙玉出身读书仕宦之家，由于“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直到“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十七至十八回）。因此她是被迫出家的。这不仅是她虽入空门却始终不落发的原因，也是她怪脾气的根由。因此妙玉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尼姑，她始终没有将自己的心完全交给佛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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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2）

    妙玉去年来京前父母均已亡故，而去年冬天师父圆寂前有遗言，说她“衣食起居不宜回乡”。六十三回邢岫烟说过去曾和她做过十年邻居，租的就是妙玉修行的蟠香寺的房子，所认的字都是她传授的。由此可见，妙玉被迫出家时还不到10岁。妙玉之所以“不宜回乡”，据邢岫烟说是由于“不合时宜，权势不容”。所以清高，不同流俗，不趋权势。大观园刚刚建造完毕，采访聘买得十个小尼姑、小道姑，林之孝家的请她时，她说：“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是王夫人命人下了帖子备车轿去请，她这才来的。她的仕宦家庭出身和被迫出家，是带发而不是落发修行，以及两个“不宜”所反映的个性，这三个方面是我们解读妙玉艺术形象的三把钥匙。

    我们要从妙玉的心理创伤的角度去看待她的脾气。她之所以怪癖如此，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从小多病且娇生惯养，二是被迫出家，三是不能还乡。

    正因为她自己出身于官宦之家，家中非常有钱，因此很可能娇纵任性，又兼自幼多病，脾气就比较大。她又格外有才，所以一般人就不入她的眼目。

    一般说女子“才貌双全”，表示条件优越。而妙玉则是“才财貌三全”：她除了容貌美丽，才华横溢，还广有钱财。这从“栊翠庵茶品梅花雪”中她拿出来招待贾母等一大批客人的茶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具就足以看出。这些连贾府也未必拿得出来的希世珍品决不会是她的师傅传给她的，而是她家中原有之物，父母双亡后她带来的。

    为什么妙玉“不宜”回故乡苏州去？她究竟因为什么原因为“权势不容”？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问题看来需要做一点小小的考证。

    人们各有自己的个性，大观园的住户们自然也不会例外。不过妙玉的个性，用北京话来说就是有些“个色”，太特别而且不大讨人喜欢。在金陵十二钗中，妙玉也是惟一和贾府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但是在判词和《红楼梦曲》显示的十二钗的位置上，她却相当靠前，在黛玉、宝钗、元春、探春、湘云之后居第六位，正好在中间，甚至在王熙凤和李纨之前。由此可见曹雪芹对这个人物的重视和喜爱。在《红楼梦曲· 世难容》中，曹雪芹对妙玉的评价很高：“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如果孤立地看这两句，只有黛玉堪与媲美。妙玉的气质和才华确实非凡。从她落款为连宝玉都不知所云的“槛外人”（六十三回），到为凹晶馆黛玉、湘云联诗的点评及续诗（七十六回），文才的确很好。

    正像妙玉所处的位置居中一样，她在判词和《红楼梦曲》中也是十二钗中受到作者批评的第一人：“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天生成孤僻人皆罕……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高、洁本为品性之大美，问题在于妙玉之“太”和“过”。这是因为妙玉虽“欲洁”实际上却“何（不）曾洁”，虽“云空”实际上却“未必空”，没有真的将世界看破看“空”。这种充满矛盾的现象构成了妙玉形象的基本特点，归根结底是妙玉的被迫出家和被迫不能还乡这两个被迫的特殊经历造成的。前者是身体原因，后者则是社会环境不容，想必当地有很大权势者使她不能回乡。她之所以说“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若无切身感受，不会说得如此决绝。

    佛教将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称为六根，意思是对色、声等外界刺激能够产生感觉。佛教认为出家人对物欲、等应当没有任何兴趣，这就是所谓做到六根清净。但是妙玉虽然遁入空门修炼多年，仍然是六根未净。她自称“槛外人”，据邢岫烟说有时也自称“畸人”，都是以超脱尘世俗务礼仪者自许。其实细察妙玉为人，她也并不是真的彻底超凡脱俗，反倒在某些场合透露出一些带有个性色彩的世俗之情来。出家人虽然喜静，却通常是十分随和的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但是妙玉性格孤僻，极不合群，简直出了名。“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完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四十一回）。宝玉说：“他为人孤僻，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六十三回）而妙玉可能多年前就已是这种性格，“他这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邢岫烟语）。可见妙玉的“太高”和“过洁”到了什么程度。最能表现妙玉“过洁”和“太高”以及实际上并不“空”的，莫过于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那节。当时贾母为首的大队人马来到栊翠庵，连一向随意惯了的贾宝玉都要“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着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茶具之珍贵，两个“捧”字透出的殷勤，妙玉的确已经不那么“空”了。而贾母吃了半盏便让刘姥姥尝尝，结果妙玉就因嫌脏不要那只极其珍贵的成窑五彩小盖钟。当宝玉建议她将杯子赏给贫穷的刘姥姥，“他卖了也可以度日”，妙玉说：“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这种看似颇“洁”的行为，反映了她内心深处对穷人的鄙视与厌恶，实为精神领域中的大不洁，也不符合“世法平等”的佛训。当宝玉“抗议”给他喝茶的杯子太平常是“俗器”时，她对宝玉道：“这是俗器活冤孽妙尼遭大劫？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当黛玉问她是否也是旧年的雨水时，妙玉竟对这位小姐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两次说话的口气都相当厉害，全无出家人的谦和，连普通人的礼仪都欠缺，只有在非常熟悉的朋友之间才能如此随便。可见妙玉之“空”确实很成问题。当然最能反映妙玉不“空”的是，她竟“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一个年轻尼姑不经意地将自己平日用的茶杯给一个年轻男子用，反映了妙玉潜意识中的人性火苗始终没有熄灭，表现出妙玉多年来在封建礼教（“天理”）和佛门戒律双重压力之下，人性中追求情感的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它显示出人性的伟大力量与不可战胜，是曹雪芹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嘲讽。这些地方正是《红楼梦》在思想意义上远远超过同时代作品之处。因此妙玉的判词“云空未必空”不能简单地看作只是批评。至于妙玉还对宝玉正色道：“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正是她意识到上述行为的出格而作为掩饰、弥补的托辞罢了。这种心理描写的细腻是很值得注意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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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3）

    一个与世无争的尼姑，不论多么清高，又不会侵犯“权势”的利益，怎么会弄到“不合时宜，权势不容”以致“不宜回乡”的地步呢？她之所以不能回乡，看来主要问题出在她“模样儿又极好”上，也可能由于她脾气大，当地权贵来蟠香寺进香或者要请她们师徒去家中做法事，她得罪了这些人。从她出家以后未见异常来看，她不为权势所容显然是在她随师父来京前不久，而且一开始可能她自己并不清楚此事，因为师父去世后她本来是准备扶灵回乡的，说明她并不了解问题的严重性。说不定当初师父带她来京实际上是避祸，而不是为了什么经文。

    妙玉既然拿得出那么多的希世珍品来招待客人，有的茶具，她说，连贾府也未必有。那么她家肯定是富甲一方，又是官宦之家，在苏州也应当有些地位与势力。这样家庭的小姐居然也不为权势所容，可见当时这个世道已经黑暗到了何等地步。

    正因为她是被迫出家的，一直带发修行而不落发，那么这数以千计的满头青丝之“发”就具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表明她六根不净，甚至很不净。这也是判词说她不“洁”的重要原因。这位身为尼姑的妙龄少女内心深处其实依然存留着对爱情的渴望。妙玉给宝玉生日送贺帖，给黛玉、湘云续诗时说，不能“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诗中透露的某些情绪和使用的与爱情、婚姻相关的词语，“箫增嫠妇泣，衾倩侍儿温。空帐悬文凤，闲屏掩彩鸳”以及“芳情只自遣”等，都表现出她潜意识中对世俗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渴求，明显有悖于出家人的戒律。

    其实我们不能将妙玉看作完整意义上的尼姑，因为妙玉并没有将自己当作真正的出家人，否则她不会依旧带着两个老嬷嬷和一个小丫鬟在庵里。她是一位身穿法衣手拿拂尘将栊翠庵当作“闺阁”的大家闺秀。

    周思源看红楼位极人女贾元春元春这个艺术形象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她是为什么死的？她的死与贾府败落有多大关系？她死在京师还是外地？

    元春的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红楼梦曲·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

    有几个问题是红学家、红学爱好者争议较多的：

    一是“二十年来”的那个“二十年”究竟指什么，是指元春入宫时的年龄？现在的年龄？入宫至今的时间？还是有所影射？

    有几个坐标有助于我们确定这个问题。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到当时宝玉七八岁，而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这个“现”应当是不久前的事，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否则就会说“去年”或某年。因此，这时元春应在十五六岁左右，太小了她不可能参加秀女的选拔。这从第四回宝钗进京为了“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可以看出。次年宝钗及笄，那个生日特别，引起了不少误会。若是元春20岁才入宫，在当时这样的“晚婚”不大可能。因为元春非常美丽，才华洋溢，出身贵族之家。这样的女孩，往往不到及笄之年就被人看中，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来论婚嫁。因此不可能到20岁还待字闺中。所以元春20岁入宫说难以成立。

    位极人女贾元春如果说，是指元春入宫已经20年了，所以深知宫廷斗争之复杂。此说更加难以圆到。如果元春入宫已经20年，那么元春省亲时就应当三十五六岁了。三十三回贾政毒打宝玉，王夫人哭求丈夫别打了时说，“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而在元春之前王夫人还生了贾珠，王夫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女儿。所以进宫20年和王夫人的年龄对不上。而且更加矛盾的是，十七、十八回省亲时交代得清清楚楚：“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姐，宝玉为弱弟。贾妃之心上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是以怜爱宝玉，与诸弟待之不同。且同随祖母，刻未暂离。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省亲时宝玉十二三岁，如果元春入宫20年了，那么宝玉还没有出世，自然不能教他识字。所以入宫已经20年不可能。

    有的认为影射历史上的某件对贾府败落影响深远的事，如康熙第六次即最后一次南巡也是曹寅第四次接驾，到曹家被抄，正好是20年。但这与“辨是非”的主体不接。

    我认为是指元春年龄，否则“辨是非”不可解。“二十年来辨是非”是指她20岁了，对宫廷及社会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深知自己活着时贾府有大树可靠，一旦死去，就会“树倒猢狲散”。而自己二十左右时正是贾府最兴旺之际，这就是所谓“榴花开处照宫闱”，另外“三春”（迎春、探春、惜春）自然不及她这个“初（元）春”。“二十”是虚指，并非刚刚20岁。元春应当是十五六岁被选入宫，回来省亲时约二十一二岁，贾府出事时她大约二十四五岁。

    二是“虎兕相逢”指什么？

    脂本系统中只有己卯本与梦稿本是“虎兕”，庚辰本及其他脂本和原来通行的程本都是“虎兔”，因此就出现了大不相同的理解。“兕”是犀牛类的猛兽，虎为兽中之王。因此有的主“虎兕”说者认为，贾府本来因为有元春在，依靠皇家，所以显赫无比。但在宫廷斗争中，象征觊觎“虎”位的政治集团与象征“兕”的政治集团相斗，结果祸及贾府。其原因与皇帝去世或元春去世有关。

    主“虎兔”说者有多种意见看法。有的认为，康熙死于1722（壬寅，虎）年，而雍正正式即位为1723（癸卯，兔）年。因此暗示康熙死与雍正继承皇位引起的政局变动，使曹家命运发生巨大变化。有的则认为，“虎兔相逢”是指卯年寅月或寅年卯月。也有的认为指皇帝生肖或元春生肖。还有其他说法，恕不一一赘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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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4）

    不过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即“虎兕（兔）相逢大梦归”这句话里隐藏着贾府败落与宫廷有关的原因。

    我对《红楼梦》的版本毫无研究，所以不知究竟“虎兕”对还是“虎兔”对。我也同意此话暗示贾府败落是因为元春一死贾府就失去靠山，“树倒猢狲散”。这里确实与康熙去世后曹家不久就败落有关，这是曹寅生前最担心的，所以多次提到“树倒猢狲散”。不过我不大赞成把小说佚稿中的元春之死想得太复杂，以为影射这个，影射那个。重要的不是死在宫中或外地，而是是否正常死亡。我认为元春就是死在宫中，属于正常死亡，如病死之类。清史中关于后妃、皇子因病早夭的记载比比皆是。若是非正常死亡，那么贾府遭到的打击将不仅仅是抄家了。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有一个灯谜是：“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贾政说谜底是炮竹。脂批在“成灰”句后说：“此元春之谜。才得侥幸，奈寿不长，可悲哉。”脂砚斋是深知曹雪芹及其家事者，从这条批语我们可以知道，元春决不会直到30多岁当时已属半老时才得宠，而是二十左右；但得宠没几年就夭折，是寿终正寝，而不是死于非命。所以才说“奈寿不长”。从判词和《红楼梦曲》中我们可以看出，元春有一个从“眼睁睁”即还活着到死亡“已入黄泉”的过程，阴阳间隔，所以才说“望家乡，路远山高”，并非死在外地。曹雪芹在撰写《红楼梦》时确实使用了一些他家的素材，其中有些内容和人物有比较明显的原型。但是《红楼梦》是小说，不是传记。所以总的说来，我不赞成过多地猜测。推论的结论至多只能再用一次进行新的推理，但不能将结果建立在没完没了的推理和推测上，那样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当然，作为自娱娱人，多作些推测也无妨。

    元春是曹雪芹按照理想后妃的形象来塑造的。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仅十七至十八回正式出场一次，加上二十二回自宫中传出灯谜，二十三回提到她在宫中将那天游幸大观园时的题咏编次和降谕让宝、黛、钗等进园居住，二十八回赏赐的端午节礼等各几行，也不过三四次而已，但是给读者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她对弟、妹的慈爱，对祖母、父母的孝顺，都令人感动。最重要的是，小说多次写到她对这次接待奢华的不安：“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慢慢叹息奢华过费”；在游园时又关照“以后不可太奢，此皆过分之极”。临别前又殷殷叮嘱：“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曹雪芹如此突出元春对“奢华”的不安，除了她本人的修养比较崇尚节俭外，也表现出她确实明“辨是非”的一面。她明白，仅靠自家的俸禄与其他收入是很难短时间修建这么大的园子并维持这么大的开支的，万一有其他问题，就麻烦了。自己得宠时还好办，而一旦有不测，那就难以收拾。所以才托梦爹娘及早抽身退步。

    富有才学是曹雪芹赋予元春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元春将“有凤来仪”和“红香绿玉”分别改为“潇湘馆”和“怡红快绿”，又将后者改为“怡红院”，都更加高雅。她点评众姐妹之诗说：“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姐妹可同列者。”十分正确。而说实际上是黛玉为宝玉捉刀的那首《杏帘在望》为宝玉所作几首之冠，更是眼力非凡。

    就艺术形象本身的思想意义来说，元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宫廷生活的否定，和对妃嫔制度扼杀人性的严厉批判。乍一看，贾府出了个贵妃，荣耀无及；元春身为贵妃，位极人女，都是无数人家羡慕不已的。只要看看元春省亲活动本身之隆重，之显赫，就足以令人赞叹艳羡了，更何况还为此专门建了一个大观园呢。可是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大观园耗资钜万不必说了（当然，这是曹雪芹借机为宝玉等创造一个活动舞台），只要看看如此兴师动众地折腾了几个月，贵妃元春在家呆了多长时间就可以了。十四日，包括贾政在内多少人，“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到了第二天，“至十五日五鼓（即凌晨三至五时），自贾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妆”，可以想见他们要几点起来。“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足足等了几个时辰，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太监，一问，说：“早多着呢！未（13～15时）初刻（一昼夜共一百刻，一刻约14分半钟）用过晚膳，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酉（17～19时）初刻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只怕戌（19～21时）初才起身呢。”总算到了晚上，来了。在这阔别多年的家和为她专门修建的大观园待了多久呢，太监说：“时已丑（凌晨1～3时）正三刻，请驾回銮。”也就是说，元春在家的时间是从晚上七点多到半夜两点半的样子，总共七个多小时。她说的话不多，却有几句堪称名言，意味深长。一句是祖孙、母女见面时“三个人满心思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邢夫人、李纨、凤姐和迎探惜三姐妹也都在一旁“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祖母和母亲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而父亲贾政只能在“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参等事。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jī）盐（齑，切碎的腌菜，泛指生活贫苦）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元春话虽不多，却极其深刻。“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一句，就将宫廷礼法森严到不近情理至极的残忍写了出来。要知道，受这种严厉礼法限制的决不仅仅是贵妃一人或是妃嫔，还有数以千计的宫女！而且父女相见还要隔着帘子，令人感慨不已。享受天伦之乐本是人之常情，但是身为贵妃，竟不可得！曹雪芹的《红楼梦》最看重的是人间真情，而皇家礼制竟连最起码的家人天伦之乐都不顾，曹雪芹的批判矛头所向，就可以想见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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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5）

    元春这个人物出场虽少，但是在整部作品中的作用不小。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曹雪芹创作因讹成实元妃薨逝的独具匠心，学习如何用尽可能少的笔墨表现尽可能丰富深刻的内容。首先，元春形象使贾府生活与宫廷相连，为宫廷斗争与贾府败落的牵连创造了条件，从而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其次，元春省亲为大观园这个必不可少的场景出现提供了可能并成为现实。因为这些少男少女只能活动在一个基本封闭却又十分巨大的优美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只能由专门为贵妃元春省亲而建的大观园来承担。否则建这么大的园子就是严重违制，要问罪的，而且是“僭越”的大罪。再说也不可能建成这种格局的园子（详见本书《大观园没有原型》）。再次，形象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天子被认为是天之元子，即长子。贾府四位小姐皆以“春”名，元春之名虽因生在大年初一而取，且在女孩大排行中又最长，但更重要的是，她贵为帝妃，位极人女，可谓天下第一女人（元女）。连她都未能避免悲剧命运，足见普天下的女性确实都“原应叹息”了。周思源看红楼穿针引线刘姥姥结构宏大的长篇小说往往是用好几条主线副线把一个个大故事、小故事串连交织在一起的，这样才能故事好看，结构紧凑。刘姥姥的活动就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副线，从她三次与王熙凤打交道，正好生动地表现出贾府盛极而衰的过程。

    刘姥姥在《红楼梦》几百个人物中，论地位，当然只能说是个小人物。但是若论戏份多少，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深刻，那么将她放入二等人物中也未尝不可。刘姥姥不仅是出场最早者之一，也是最引人注目者之一。“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甚至成了歇后语。

    《红楼梦》结构宏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寓意深邃，因此曹雪芹大大突破了传统小说开头简单的“楔子”的形式，或是采取常用的效果不错的开门见山，而是匠心独运地安排了开头整整五回来作交代和铺垫。到第五回，原在外地的林黛玉、薛宝钗等都已聚集贾府，整个故事矛盾展开的神话基础、命运预示、人物关系、情节起点、环境条件等等，也就是一部结构庞大的小说的基本元素都已具备。相当于咱们现在建设一个大工程之前，不仅要挖好地基，而且地下的各种各样的管线，什么上水、下水、照明、电话、有线电视、供暖、煤气等等管线都要做到几通一平，总之要完成大量的前期工作。第六回开始，故事就正式集中在贾府主要是荣国府进行。按照作者的说法，光是荣府上上下下就有三四百人，每天的事“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于是就挑选了刘姥姥来提纲挈领。

    穿针引线刘姥姥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刘姥姥这个70多岁（这在当时之“稀”相当于现在的9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为什么能够承担这个重任呢？她有三个条件：一，她和荣国府“略有些瓜葛”。“有些瓜葛”这才进得府去，扯得上话，从而引起别人的话来。可是又仅仅是“略有些”，所以才这么难进门。而刘姥姥不但进去了，还获得特大丰收，这才显出刘姥姥的能耐。二，刘姥姥是个局外人。她既不是贾府奴仆，又与贾府多年没有来往，所以才处处觉得新奇，从而能够起到仔细观察并向陌生的读者介绍贾府的作用。三，她是个小人物，小到“芥豆之微”，地位低得连贾府任何一个仆人都不如，所以才能起到别人难以起到的陪衬作用。通过刘姥姥的眼睛，进一步向读者具体介绍荣府。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冷子兴已经对荣宁二府着重从人物关系作了介绍，那是总体性叙述，而现在则是通过刘姥姥的直接接触写出荣府仆人、丫鬟，特别介绍了巧姐小说的并列女一号王熙凤。曹雪芹以刘姥姥这样一个角色穿针引线，实在出人意外，高明得令人叹服。

    其实这刘姥姥还没去贾府，在她自己家里一出场就显得见识不凡，比那务农为业只会唉声叹气的女婿狗儿强得多了。刘姥姥不但给狗儿鼓劲打气，说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啦，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当初狗儿的父亲和金陵王家如何连宗，她20年前去过王家的情形记得一清二楚。当初的王家二小姐即今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即王夫人，就从这里打开缺口，说得挺有道理，既务虚，又务实。要不是这么有见识，能说会道，怎么能一进、二进荣国府，赢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而且在贾府败落之后，还千方百计地去把王熙凤的女儿巧姐找回来呢？曹雪芹很重视也很善于写人物的出场，刘姥姥的这个出场写得很有光彩。

    刘姥姥没进荣国府之前的这个出场，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又一次体现了曹雪芹歌颂女性和对于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失望的理念。在整部小说中，同一辈份的，同一家庭的，男的一律不如女的。在王狗儿家，狗儿无论是见识、口才、魄力、心计，都远不如他老岳母刘姥姥。

    第二回曹雪芹通过贾雨村之口简单描述了对宁荣二府的外部印象：“去岁……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贾府很大，东西占了大半条街，这是从东到西作了个大致介绍。现在曹雪芹让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起的第一个作用，就是通过她的眼睛和活动比较具体地写出贾府（荣国府）之大、之显赫、之奢华。刘姥姥“找至宁荣街。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见簇簇轿马”。可见来荣府拜会的尽是达官贵人，而且很多，以至于轿马都一堆一堆的了。官轿一般都是四人抬，大的那就要“八抬大轿”。二十九回贾母率领贾府女眷去清虚观打醮，“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凤姐、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就可见刘姥姥来的这天，荣府门口光是轿夫、马夫、随从少说也有一二十个。这还不算荣府大门前自己的仆人。曹雪芹没写多少，但是我们从后面角门的叙述中可以推论出不会少于五个。这种以不写来让读者自己体会的手法，既节省笔墨，又增添了阅读空间与趣味，很值得学习。刘姥姥一看这架势，“便不敢过去”。她下意识地有些自惭形秽，“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蹭到角门前”。这个“蹭”字用得实在传神，是说刘姥姥贴着墙根很慢地走，写出了她的自卑心理和小心翼翼。角门的地位自然远远不如大门，但这角门前也很不简单，不仅有好几个仆人，而且个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这些豪仆的数量和气势再次衬托出荣府的威风与奢华。刘姥姥称呼那些仆人不是“大爷”或者“老爷”，而是“太爷”！封建社会百姓称县令为“县太爷”，可见刘姥姥陪尽小心。她要找周瑞，说是“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烦哪位太爷替我请他老出来”。而那些“太爷”很不耐烦，势利得很。幸亏一个忠厚老仆告诉她，“从这边绕到后街上后门上去问”，刘姥姥终于“绕到后门上”。宁荣二府前面（东西）占了半条街，读者现在明白了，南北占了整整一条街！加上两个“绕”字而不是“来”字，就写出了荣府之大，要走一会儿呢。绕到后门上了，刘姥姥“只见门前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卖吃的，也有卖顽耍物件的，闹吵吵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里厮闹”。要知道这些生意担子不是来做贾府主子们的生意的，而都是来做住在后门上的仆人们的生意的，这三二十个小孩子应当主要是他们的子女。果然荣府仆妇奇多，一问，光是姓周的成年老年女仆（大娘、奶奶）就有五个。至此，刘姥姥还没有迈进荣府大院一步，还没见到荣府一个主子，甚至还没有接触到一个有点身份的仆人，这荣国府之大，宾客之贵，仆人之多，已经充分显示了出来。真是谈笑皆豪仆，往来尽显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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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6）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通过她的活动介绍王熙凤。如前文所述，《红楼梦》的故事有两条交叉的主线，一条是宝黛钗爱情为代表的青年男女悲剧线，另一条是以贾府由盛转衰为代表的社会没落线。贾宝玉和王熙凤都处于这两条线的主要位置上，不过贾宝玉偏重青年男女悲剧线而王熙凤更偏重社会没落线。前五回对贾宝玉作了大量的渲染，第六回就着重描写王熙凤了。正因为王熙凤的作用如此重要，所以在展开她的故事之前，曹雪芹通过三个人之口介绍她。第一次是冷子兴说她“模样”、“言谈”、“心机”都极其出众，“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不过由于冷子兴当时要介绍的人很多，所以只能说得比较笼统。第二次是第三回黛玉进府时写了一个广为人们称道的凤姐出场，着重表现王熙凤的能说会道和善于逢迎。不过当时在场的还有贾母等许多人，还不能充分展示王熙凤的风采。所以第六回脂批者说，“此回借刘妪，却是写阿凤正传”。意思是借刘姥姥的活动和眼光，实际上是在写王熙凤。

    曹雪芹写王熙凤极其巧妙地运用了步步陪衬的手法。刘姥姥已经出场多时了，曹雪芹却迟迟不让王熙凤亮相，但是又让人感到她无所不在。第一个陪衬的人物是周瑞家的。周瑞家的之所以愿意帮刘姥姥见王熙凤，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周瑞争买田地时“其中多得狗儿之力”。我们要注意，这是贾府的仆人买地，而不是贾府买地。贾府买地狗儿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有官府帮忙呢。贾府有点地位的奴仆都买地，贾府占有的土地之多就不必说了。而且通过周瑞家的口，交代了他们夫妇都做些什么。周瑞“只管春秋两季地租子，闲时只带着小爷们出门子就完了（五十二回宝玉出门，跟着的十几个仆人中就有周瑞）。我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荣国府总共十几个主子，要有三四百个仆人了。王熙凤的陪房夫妇都如此不简单，外面有地，家里有丫头，那主子的显赫就可想而知了。第二个陪衬的人物是平儿，因为从未见过，瞧这容貌、打扮、派头，刘姥姥一开始以为她就是王熙凤，“才要称姑奶奶，忽见周瑞家的称他为平姑娘，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叫周大娘，方知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了”。这是用她的眼睛介绍出平儿，并用平儿来对凤姐作了有力的再陪衬。王府本在刘姥姥刚见到平儿时有一个夹批：“三等奴仆，第次不乱。”有些读者不大明白，平儿是王熙凤的陪嫁过来的首席大丫头，而且是贾琏的通房大丫头，地位与妾差不多，差点就成了“半个主子”了，怎么还是个“三等奴仆”呢？因为平儿毕竟还不是妾，在宁荣二府各有奴仆好几百人中，她上面还有赖大之母、赖大家的、宁国府都总管来升、大总管赖二等一些有地位的总管夫妇和伺候过贾母等老一辈的奴仆。比如赖大家就有一个很大的院子，还有一个规模可观的花园呢，这种奴仆就是一等的了。像林之孝夫妇恐怕就算二等的了。周瑞家的是王熙凤的陪房，有自己雇的丫头，平儿叫她“周大娘”，够不够二等的都难说。平儿自然只能算三等。不过到此为止还都是铺垫。

    然后通过刘姥姥和周瑞家的对话，很自然地由周瑞家的把凤姐的身份、小名、容貌、年龄、权威、个性、口才、心计、能力、口碑等作了全面具体生动的介绍和描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周瑞家的是王熙凤的陪房，心腹，在她身边多年，居然都忍不住对多年不见本来就没多少交情的刘姥姥说了出来，可想而知王熙凤这“太严些个”有多么厉害！这样，读者对于贾母说叫她“凤辣子”的“辣”就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接着通过刘姥姥的听觉和视觉写出凤姐的威势和排场：先是自鸣钟响了几下后，“只见小丫头子们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周瑞家的与平儿忙起身”，急忙走了。刘姥姥“只听见远远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妇人，衣裙窸窣，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又见两三个妇人，都捧着大漆捧合，进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说了声‘摆饭’，渐渐的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到这里，凤姐尚未露面，她手下人马之多，权力之大，威严之重，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通过王熙凤让人给刘姥姥祖孙传饭，让人向王夫人请示如何对待这位找上门来的宗亲，如何给了20两银子零一吊钱，把冷子兴说的王熙凤“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表现得淋漓尽致。确实像周瑞家的所说：“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王熙凤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她很善于表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秀。但她“秀”得不露痕迹，出神入化，技巧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老实巴交的刘姥姥乍一听王熙凤哭穷差一点以为要空手而归了，哪里想到竟然是特大丰收！三十九回刘姥姥说了，20多两银子，够庄稼人开销一年呢。

    读者都会注意到刘姥姥与王熙凤似乎有不解之缘，这正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在结构上的一个极为高明的手法。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是前门不敢问，角门不能进，从后门进去的。先到周瑞家的屋里，再到倒厅等着。然后平儿作主让她进了贾琏的院子。刘姥姥见到的人都是王熙凤身边的人，周瑞家的和平儿，一个比一个更接近王熙凤，受到接待的最高规格是王熙凤的接见。总之是越来越接近贾府的权力中心。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穿针引线的作用是从门外到门里，从一般仆人到陪房媳妇到首席大丫头平儿，最后总算见到了年轻主子王熙凤。如果说那次还处于荣国府外围，主要扮演一个陪衬的配角的话，那么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一下子就到了王熙凤屋里。由于贾母说：“我正想个积古的老人家说说话儿，请了来我见一见。”所以刘姥姥很快就进入了荣国府的腹地，贾母屋里和大观园，受到贾府老祖宗贾母的亲切接见和多次款待，接触到了贾府权力中心和几乎所有女性主要人物，她也由配角成为主角之一。刘姥姥在“一进”中只占了第六回这一回，而“二进”则占了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回和四十二回的一半，总共将近三回半。不过刘姥姥这个艺术形象穿针引线的基本任务没有变，刘姥姥的独特的结构性作用在“二进”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她的活动和视角，起了三个重要作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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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观园建筑群的巨大与美丽

    二十三回庚辰本脂批说：“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以安诸艳，不见一丝扭捻。”大观园是《红楼梦》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规模宏大，美轮美奂，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是曹雪芹专门为人物设计的一个理想世界，在一般章回中不易表现其全貌及各院子间的关系。如果一次就介绍完毕，不但会显得啰啰嗦嗦，而且也太单调平淡，所以分两次比较集中地介绍。这两次各有侧重，是从不同人的眼光中来写的。第一次是十七、十八回大观园竣工，贾政验收。贾政在贾宝玉等陪同下从大观园大门入口，经过曲径通幽、沁芳亭、潇湘馆、稻香村、蘅芜苑、顾恩思义殿、沁芳闸、怡红院等处，大体上是逆时针走向，围着大观园转了一圈，到的都是园内的主要建筑，除了表现大观园之大之美外，着重显示贾宝玉在设计匾额、对联中的才华。而三十九回到四十二回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这时大观园已经住进了宝玉、黛玉、宝钗等一大群人。由于贾母亲自带着刘姥姥到处游览，而且身旁有一大批小姐、少爷、丫头陪着，不但深入到各院内部休息参观，将每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个院子描述得更加细致，而且完全是生活化的，和贾政对建筑工程进行验收很不一样。贾母领着刘姥姥在潇湘馆小憩，在秋爽斋吃饭，接着是坐船观景，然后又去蘅芜苑观赏，至缀锦阁饮酒行令，藕香榭听戏，还到栊翠庵品茶。由于刘姥姥醉酒，曹雪芹还让她误入了怡红院。这样就通过刘姥姥这个人物的活动，把大观园周边的几个主要院子和中部一些其他建筑作了一番生动具体的介绍，使读者不但再次领略了大观园的美景，而且始终处于浓郁的人情味之中。原来写过的景点这回写出了新意。比如在潇湘馆，就写出地上布满苍苔，中间一条石子铺的羊肠小道。琥珀虽然已经提醒刘姥姥注意不要滑倒，刘姥姥还是大意摔倒了，但很快就自己爬了起来。75岁的人，这么硬朗，这就为她几年后差不多80岁了还千方百计去把巧姐找回来的身体条件作了铺垫。曹雪芹创作上的一个绝妙之处是，写景绝不只是写景而已，往往有暗寓意。贾政验收时到蘅芜苑已经写出进门一大堆石头，暗示薛宝钗的铁石心肠。而这次贾母、刘姥姥等进了蘅芜苑，突出屋里“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床上帐幔衾褥十分朴素，以致贾母觉得女孩子屋里过于“素净，也忌讳”，从而再次暗示冷美人宝钗的冷漠无情。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还让读者有机会了解在其他章节中很难见到的大观楼、缀锦阁、紫菱洲、秋爽斋、藕香榭、栊翠庵等好几个地方的情形。这四回中通过刘姥姥的活动，大观园的美妙形象更加深刻地留在了读者心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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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活了许多人物

    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最难写的是有许多重要人物在场的场面，因为必须让这些人物都有话说有事做才行。所以这是吃力不讨好的活，最容易写得一般化。但是曹雪芹特别善于写集体活动，这样不但人物可以互相映衬，而且节省笔墨。从三十九回起至四十二回，曹雪芹通过贾母接见，刘姥姥编故事，贾母两次宴请，鸳鸯行酒令，刘姥姥逗乐等大小故事，使许多人物都在一个集体场合亮了相，写活了十几个人物。曹雪芹往往几笔就连带写出几个人的性格，比如行酒令时，黛玉用了《牡丹亭》中的一句诗“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听了，回头看着她。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接着黛玉又用了一个《西厢记》中的典故，“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寥寥几十个字，写出了黛玉、宝钗两个少女不同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而这些都是由于刘姥姥的活动引起的，刘姥姥是这三回半中唯一的贯穿性人物和中心人物。

    最难得的是通过贾母、刘姥姥等众人到栊翠庵饮茶写出了妙玉，这是前八十回中妙玉最重要的一次亮相。如果没有这场戏，作为金陵十二钗正册的重要人物妙玉的形象就将大为减色，甚至可能根本站不起来。因为她很难有和别人在一起活动的机会。栊翠庵虽然也是贾府家庙，平时别人进庵烧香，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贾府在外面有规模很大的家庙铁槛寺，还与好几个庙观尼庵关系密切，而栊翠庵在大观园内，本来就属于元春省亲时点缀之用。因此平时园子里的小姐和宝玉一般不会进去烧香，饮茶或者休息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大观园中到处都有饮茶、休息的地方。妙玉是出家人，加上生性怪癖，平时不爱与人交往，很难表现她的个性；而又不能脱离大观园这个环境，专门用许多笔墨来写妙玉。曹雪芹通过贾府地位最高而又年迈的贾母带刘姥姥进栊翠庵休息一会，真是高明极了。小说写道：贾母等人饮酒听乐之后，薛姨妈建议出去散散心，正好贾母也想散心，于是就“带着刘姥姥散（心解）闷”。贾母与刘姥姥等在“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亲自为她讲解这是什么树，什么石，什么花。显然是贾母有点累了，而且要带刘姥姥见识见识，这才来到栊翠庵休息和饮茶的。若是平时绝不可能这么多人同时进庵饮茶。所以看得出来，曹雪芹安排情节不但考虑其必要性，而且非常注意它的合理性，符合情节逻辑。而妙玉性格的闪光恰恰就由饮茶而出。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注意。曹雪芹特别点出，这一切都是通过宝玉的眼睛来写的。妙玉给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杯子，写出了她这个带发修行的出家人并没有真正做到佛法平等。这是一。二呢，当妙玉手下的道婆收了刘姥姥喝过的杯子，妙玉就让她放在外面。宝玉建议她给刘姥姥，卖了可以度日。妙玉说：“幸而那杯子是我没有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你，快拿了去吧。”妙玉对刘姥姥竟然如此无情，看来似乎有洁癖，其实反映了内心势利的一面，这就将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见到的妙玉判词“欲洁何曾洁”具体化了。第三是妙玉将自己日常吃茶的绿玉斗给宝玉用，作为一个少女和出家人，这是极不寻常之举。妙玉身份特殊，既有“天性怪僻”的一面，又有普通少女正常情感需要的一面。这个饮茶场面使妙玉判词和《红楼梦曲·世难容》落实了，也使妙玉形象生动地树立了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所引出的。

    写人物自然也写出了刘姥姥自己，这位老太太的形象在二进荣国府中有了很大的发展，更加丰满。比如很自然地道出了刘姥姥和贾母的岁数（75岁，“比我大好几岁呢”），这种一石二鸟的写法既经济又自然。刘姥姥在编故事上简直是个天才，不仅张嘴就来，而且特别村姥姥是信口开河适合听众的口味，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民间艺术家刘姥姥善于根据听众的审美需要，进行即兴创作。她编的第一个故事是下雪天听见外头柴草响，一看，是个漂亮的十七八岁小姑娘。为什么刘姥姥讲个小姑娘的故事？因为她看见贾母身边坐满了女孩子，小姐和漂亮丫鬟，还有长得很俊的贾宝玉。所以讲极标致的小姑娘的故事肯定会受到广大听众欢迎，尤其是讨贾母的喜欢。值得注意的是，刘姥姥只说了外面柴草响，可没说烤火，是贾母猜测是不是有过路的客人冷了抽些柴草去烤火。结果正好南院马棚失火，所以贾母就让换个话题。如果方才是刘姥姥提到了“火”，那么下面就不会再让她讲故事了。正因为是贾母说的“烤火”，所以刘姥姥才有机会继续现编现说。这是曹雪芹写得细致高明的地方。刘姥姥显然接受了刚才讲“柴草”差一点出事的教训，这回现编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故事，说有个90多岁的老太太，感动了观音菩萨托梦，菩萨说她本来要绝后，又给了她一个孙子，现在十三四岁了。为什么要说老太太90多岁，小孙子十三四岁呢？贾母70岁了，说个长寿老太太感动观音菩萨，贾母多高兴呀。而且贾宝玉不是十三四岁吗，瞧这刘姥姥多会说话！刘姥姥现编现说故事（小说用的是“顺口胡诌”）的本事绝对不下于当今说评书的水平。她居然能把那十七八岁极标致的小姑娘的故事，让贾宝玉这聪明绝顶的傻东西“信以为真，回至房中，盘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给了茗烟几百钱，按着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让茗烟去找那女孩庙。结果茗烟找了一整天也没找着！宝玉还不死心，还对他做思想工作，让他改日再找去！遇见贾宝玉这样的忠实听众，刘姥姥算是三生有幸了。

    三是突出了大贵族人家的规矩和讲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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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

    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严格的等级制度，贾府这样的大贵族人家自然就更讲究了。这一点在元春省亲和宁国府除夕祭宗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红楼梦》在许多章回中都很注意这个问题，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并不是写得最多的，但是由于刘姥姥身份特别低微，从她受到的礼遇上反倒格外说明问题。因为贾母叫她“老亲家”、“刘亲家”，所以刘姥姥的身份顿时大大提高。四十回在缀锦阁行酒令时，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座位的安排：刘姥姥虽然是个连贾府仆人都不如的农妇，但是由于贾母叫她“老亲家”、“刘亲家”，所以她不但享受主子待遇，和小姐少爷一样一椅一几，而且辈份还比较高，座位竟在王夫人之前，仅次于贾母。通过刘姥姥所受到的贾府待客礼遇，有助于我们弄清林黛玉在贾府究竟有没有受到“迫害”的问题。

    刘姥姥在大观园的活动，再一次生动地突出了贾府的极度奢华。光是十几个主子和一些主要丫头吃一回螃蟹就花了20多两银子，够穷人生活一年，其余的事就不必多说了。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道：“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元评女传巧姐慕贤良春省亲时几次“叹息奢华过费”，是从见过不知多少繁华场面的贵妃角度感慨和从至亲角度担忧。而刘姥姥则是从一个穷苦农妇的角度将它生活化而发的感叹。她与元春是两个极端的人，但是得出的却是完全相同的感受。贾府最后败落显然与这种极度奢华的生活有关。

    在第五回巧姐的判词中已有“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暗示贾府败亡之后有些近亲反而不可靠了。在《红楼梦曲·留余庆》中，曹雪芹交代凤姐曾经“济困扶穷”而“积得阴功”。在贾府被抄家后巧姐被“狠舅奸兄（贾蔷）”所卖，是刘姥姥设法将巧姐找回。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为她第三次与贾府打交道埋下了一些重要的伏笔。主要是两处，在四十一回和四十二回。

    一是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儿抱着一个大柚子玩，见板儿手里拿着个佛手，便要。丫鬟就哄着板儿把佛手给大姐儿换了柚子。板儿对佛手已经玩了很久了，“见柚子又香又圆”，就换了。“柚子”就是“由兹（即‘这’、‘此’。中古时这三个字同音，可以通假）”，暗示后来刘姥姥带着长大了些的板儿一同去解救巧姐，是由此开始的。“又香又圆”就是“乡缘”的谐音，指在外地才找到同乡巧姐，仿佛冥冥之中有“佛手”所指引，两个孩子有缘分，早就交换了定终身的信物似的。

    二是凤姐请刘姥姥给生于七月初七的大姐儿取个名字，刘姥姥就取了个“巧姐”（“巧哥儿”），还说：“日后长大了……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却从这‘巧’字上来。”这里顺便要说一下，“巧姐”和“大姐儿”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第六回刘姥姥见到平儿时，提到“东边这间屋内，乃是贾琏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而二十七回芒种节时，又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巧姐、大姐、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巧姐、大姐（儿）成了两个孩子。而从四十二回来看，大姐儿就是巧姐。“大姐儿”在北方有时就用做对第一个小女孩的称呼，不是正式名字，一般多在一两岁两三岁时叫。之所以二十七回会“巧姐”、“大姐儿”两个同时出现，我想，除了有可能是抄本之误外，更大的可能是，曹雪芹原本设计凤姐有两个女儿，但是在修改过程中去掉了一个，或者说将两个女孩合并了，即原名大姐儿，后来经刘姥姥正式取名为巧姐。当然这样一来，改动的不仅仅是一个女孩的名字，而是在情节和思想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说，是曹雪芹改变了作品的构思，引起了人物的合并。只是他忘记把二十七回的“巧姐”删掉了。规模宏大、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形。《红楼梦》中类似的情形也还有。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表现极其出色，水平比“一进”有了极大的提高。为什么？第一次来时，她有些话说得不得体，临走时周瑞家的不是批评她了么？所以这次“二进”，刘姥姥可是接受教训了。无论是编故事，还是别的事，都广受欢迎。尤其是行酒令，和鸳鸯配合得天衣无缝，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总导演”是凤姐，鸳鸯是“策划兼执行导演”，她给“领衔主演”刘姥姥说戏。刘姥姥悟性很高，很快就进入角色。因此刘姥姥充分体现了“导演意图”，皆大欢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刘姥姥第三次就不是进荣国府了，也不是只去了一次。四十二回脂批指出，在遗失的曹雪芹已经基本写得的佚稿中，“狱神庙”这回有刘姥姥的故事，“始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实伏线于千里”。从多处脂批提示来看，当时到狱神庙探监和设法相救的还有贾芸、小红、茜雪等人。所以刘姥姥显然是受了王熙凤的亲口委托，不顾自己已经八十高龄，带着板儿到处寻找，千方百计地打听到巧姐下落，终于把被狠舅奸兄卖到外地的巧姐救了回来。充分表现出刘姥姥极其重情义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实在令人敬佩不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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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府选择媳妇标准

    刘姥姥是个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她善良、正直、勤劳、能干，极富智慧，非常可敬可爱。周思源看红楼莫名其妙赵姨娘《红楼梦》几百个出场人物中，就戏份的多少而言，赵姨娘仅次于宝玉、黛玉、宝钗、凤姐、贾母、探春、湘云、鸳鸯、平儿、袭人、晴雯、王夫人、贾珍、贾琏等人，可以进入前20名，算得上是个二等角色。论地位，她虽然是贾政之妾，却是探春、贾环之母。封建社会讲究母以子贵，可是贾府不少重大活动连一些有体面的丫头都提到了，却都没有她的份。她从不出现在好事圈内，相反，小说中的几件大坏事却都因她而起：串通马道婆用妖法差一点让王熙凤、贾宝玉丧命是赵姨娘的杰作；宝玉几乎被贾政活活打死，直接原因固然是贾环告黑状，根子却是赵姨娘造谣和挑唆；还有，由茉莉粉、蔷薇硝、玫瑰露、伏苓霜事件引起的贾府下层社会大动荡，起因也是“赵姨奶奶央告”（六十一回）彩云，彩云偷了些玫瑰露给贾环引起的。连她的亲生女儿探春都说她“每每生事”（五十五回）。《红楼梦》如果没有赵姨娘，内容的深刻性不会受损，但许多热闹场面将大为减色。赵姨娘粗俗、愚蠢、鲁莽、自私，好搬弄是非而自寻烦恼，常兴风作浪却淹没自己，但她从不接受教训。孤立起来看，赵姨娘这个形象活灵活现，如果出于一般作家之手，也就很说得过去了。可是放在《红楼梦》人物谱系交响乐中，却是一个时不时出现的不和谐音。赵姨娘身上有很多明显的疑点：曹雪芹写赵姨娘和写其他重要人物的态度大不相同，她出场频繁，怎么会没有一丝亮点？这样的女人怎么会成为荣国府的姨娘？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实在有点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赵姨娘赵姨娘这个人物缺乏充足的身份合理性，像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贾政的妾呢？

    《红楼梦》中写了老中青四代（以贾母为代表的代字辈，底下是文字辈、玉字辈、草字辈）主子，也写了各种奴仆、丫头、婆子、媳妇。赵姨娘的身份是姨娘，是介于主子和丫头之间的“半个主子”。前八十回中周姨娘只是偶尔一带而过，基本上只起了个符号作用，表示做某事时有这个人，所以赵姨娘是惟一的姨娘艺术形象。令人不解的是，赵姨娘这么差劲的女人，怎么会成为姨娘而且和贾政生了两个儿女呢？

    前文已经说过，贾府选择媳妇或比较重要的丫头有两条基本标准，一是美貌，二是性格好。在贾府被贾母、王夫人等主子们看中的通房大丫头或妾的候选人，以及有身份的重要丫鬟，也都符合这个标准。比如鸳鸯就是因为在丫鬟中“是个尖儿，模样儿，行事作人，温柔可靠，一概是齐全的”（四十六回），所以老色鬼贾赦才看中她。平儿，四十四回贾母说她是个“美人胎子”，三十九回李纨也说她“这么个好体面模样儿”，而平儿的为人善良，脾气平和，处事公道，善解人意，贾府上下有口皆碑。至于袭人，三十六回薛姨妈说：“模样自然不用说的，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难得。”七十八回王夫人说：“若说沉重知大礼，莫若袭人第一。虽说贤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更好些。”为什么对比妾地位低的大丫头都要挑选得如此严格呢？因为他们如果模样儿不美，就拴不住年轻男主子的心，万一有事，生出来的孩子就可能不漂亮。至于性格好，是因为大丫头不但经常随主子参加各种应酬，还常常要代表主子行使某些权力，鸳鸯、平儿、袭人等都这样，所以必须具备在复杂人际关系中处理各种事务的修养和能力。一旦成为姨娘或通房大丫头，这种能力就更加重要了，如平儿。赵姨娘显然完全不符合贾府择媳、择妾模样和性格俱佳这两项标准。

    贾政的妾要么是长辈给的，要么是自己爱上的。六十五回通过兴儿之口写到，按照贾府的规矩，男性主子“大了，未娶亲之先都先放两个人伏侍的”。这两个丫头肯定都是模样儿、性格儿都特别出色的，这样才能拴住年轻男主子的心，“好不外头走邪的”，省得弄出一身病来，惹是生非，败坏家族名声。贾母等长辈显然不会将这么粗俗的女人给儿子为妾。而且年龄也不像。赵姨娘到底多大岁数，书里没有明确写，不过我们可以大体上推算出来。三十三回贾政毒打宝玉时王夫人说自己将近50岁了，那么贾政的年纪也应当差不多，顶多比王夫人小一两岁。因为大贵族家庭不兴“女大八，家要发”之类的说法。如果赵姨娘在王夫人之前就被贾府的长辈们“放”在了贾政房里，那么她生的孩子应该早于贾珠，该有20多岁了，而赵姨娘本人也该有50岁了。但从六十回她拿了一包茉莉粉“便飞也似往园中去”来看，跑得这么快，并且从小说开头探春大约10～11岁、贾环更小来推算，赵姨娘顶多也就是30多岁。她成为贾政之妾应当是贾政娶了王夫人多年并有了贾珠之后，而且当时贾珠还活着时。因为贾珠和李纨结婚，生了贾兰，而贾兰比贾环小。所以贾政也不可能是为了续香火而后纳她为妾。真要是为了续香火，贾府也会给贾政娶个符合两项标准的正式夫人，不会弄个丫头当姨娘了事。这样，第一个可能，也就是贾府老一辈将赵姨娘“放”在贾政屋里的可以排除。她成为贾政之妾应当是贾政娶了王夫人后多年有了元春和贾珠之后的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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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酒放诞之人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贾政自己爱上了这个姓赵的丫头，后来生了孩子，将她升为姨娘的呢？这就要看这个赵姨娘在当丫鬟时有没有足够的魅力吸引贾政了。我们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丫头多达16个，而且好几个都很美貌，可以得知贾政当年也是这样。从贾琏婚后身边还有几个漂亮丫鬟和贾赦姬妾成群来看，贾政身边也有不少美女。七十八回说贾政“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所谓“诗酒放诞之人”是指那些喜欢舞文弄墨又爱喝酒不拘小节的文人，那么会不会是贾政某次“诗酒放诞”酒喝多了之后，糊里糊涂，让这个姓赵的丫头怀孕升级，成为赵姨娘呢？也不像。因为“诗酒放诞之人”爱上的通常是两类女性：一类是非常漂亮、极富魅力的妩媚少女，这样的少女在贾府和贾政的社交圈子里应当比比皆是，《红楼梦》中没有写到赵姨娘长得如何，所以我们只好对她的容貌长相作一点考证。赵姨娘生了一儿一女。女儿探春长得非常漂亮：“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三回）因此与迎春、惜春并称为“贾府三艳”（二十五回）。赵姨娘的儿子贾环长得与姐姐探春简直有天地之别，二十三回通过贾政的眼睛看他“人物委琐，举止荒疏”。“委琐”也写作“猥琐”，意思是容貌举止庸俗不大方，反正贾环长得不怎么样。那么有没有可能探春长得像母亲赵姨娘而贾环长得像父亲贾政呢？《红楼梦》对贾政的长相也没有写，所以我们只好再考证一下。除了已死的贾珠外，贾政还有元春、宝玉、探春、贾环四个儿女。元春肯定美貌绝伦，否则不可能入选宫中并升为贵妃。二十三回写到宝玉“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当然，元春、宝玉也可能沾了王夫人的光，而探春则沾了母亲赵姨娘的光。不过这种概率毕竟很小，因为贾政和两个女人生的四个孩子中三个都特别漂亮，所以赵姨娘长得模样儿好的可能性极小，贾环的“委琐”很可能是像母亲赵姨娘。“诗酒放诞之人”比较喜欢的第二类少女是淑女型的。淑女也可能是美女；若不是美女，则必定很有教养，端庄内秀，气质高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贾政后来成为一个正统型官员，是以君子型面貌出现的，淑女型少女才会讨他喜欢。赵姨娘这么俗气，显然不是淑女，一点也不窈窕，怎么会是贾政的“好逑”呢？

    贾府礼制森严，丫头仆妇在这样的环境中所受到的调教和熏陶，使她们养成了自觉遵守礼制的习惯，许多事情不用主子吩咐自己就都去办了。赵姨娘不仅远远达不到袭人、平儿这样的水准，而且毫无修养，全无大家风范，言行举止粗俗、愚蠢，别说不像“半个主子”，连普通丫头仆妇都不如，所以大家都看不起她。因此这个姓赵的女人怎么会成为姨娘，她的身份的合理性实在值得怀疑。

    另外一点更加值得怀疑的是，赵姨娘这个艺术形象不符合曹雪芹塑造形象的一贯美学原则。

    《红楼梦》中略微重要一点的角色，都不是单线条平面型的，而是立体感强、血肉丰满，具有多侧面、多层次的丰富内涵的，即使那些不讨人喜欢的人物，如贾赦、贾珍、贾琏、薛蟠、贾雨村等，曹雪芹也充分写出人物的人性与性格的复杂性，绝不简单化、漫画化、脸谱化。很显然，丑不丑写，丑不全丑，是曹雪芹创作中的一条基本美学原则。

    但是赵姨娘却成了一个突出的例外，她是《红楼梦》几十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中惟一写得十分露骨，恶在表面，形象中没有任何一点亮色的人。和那么多复合型人物不同，她是单线条平面型的，她始终扮演着一个反衬别人光彩的廉价的丑角。说得通俗一点，赵姨娘简直通篇不说人话，不懂人事，不像人样，全无大贵族家庭中妾的言语做派。赵姨娘看起来似乎工于心计，处处算计别人，小算盘打得很精，实际上却是头脑简单，愚不可及。她事事出丑，言行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无一得体。即使她的两大杰作——与马道婆串通用妖法差点害死凤姐宝玉，和唆使贾环告黑状几乎使宝玉死于贾政的大板子下，也都显露出一种下层小市民的狭隘眼光与卑劣手腕，并不能显出她有什么智慧与才干。当宝玉为妖法所魇，已气息奄奄，贾府上下乱作一团，贾母等“哭的忘餐废寝，寻死觅活”时，赵姨娘却迫不及待地劝贾母说：“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舍不得他，这口气不断，他在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二十五回）在大家无不悲痛万分的时候，也只有赵姨娘才想得出说这种巴不得宝玉赶紧死去的混账话。也难怪她话还没说完，就“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骂了个狗血喷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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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人第一人赵姨娘

    说到骂人，王熙凤、晴雯等虽然有时也骂，有时候说话也带脏字，不过那多半是口头禅。要论骂人，赵姨娘绝对是第一。仅以六十回她和几个小丫头吵架为例，不到200字的话中她就骂了小淫妇、小娼妇、小粉头还有比这更加难听的词语不下十个之多。赵姨娘言语的粗鄙，和她的身份、和她所处的环境毫不相称。赵姨娘的小器也出奇地突出。按说她月银二两，比鸳鸯还高出一倍，贾环的二两也归她收用。但是赵姨娘吝啬得简直锱铢必较，有时候抠门到了可笑的地步。六十一回探春与宝钗说要吃油盐炒枸杞芽儿，给了小橱房橱头柳家的500个钱，柳嫂说这点菜顶多只要二三十个钱，小橱房还拿得出，不肯收，将500个钱送了回去，探春和宝钗说给她打酒吃。结果赵姨娘听说柳家的白给探春和宝钗做了油盐炒枸杞芽儿吃，觉得自己亏了，“气不忿，又说太便宜了”柳家的，于是，过了不到十天，也打发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

    总之，赵姨娘这个形象的内涵没有更多的可以让人挖掘的东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曹雪芹充满了对赵姨娘的厌恶之情。

    中国古代文学在人物描写和评价上历来讲究“含而不露”（十二回脂批），《红楼梦》也这样。曹雪芹轻易不褒贬人物，而是让读者自己从情节发展中去评判。有时候他也直接间接正话反话地说几句，但是简洁而有分寸，简直不留痕迹。比如曹雪芹揭露贾琏是个色情狂，只不过说了一句“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二十一回）。王夫人的冷酷无情导致金钏之死，曹雪芹却不动声色地说，“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三十回），这是反话正说，让读者自己去琢磨。邢夫人是曹雪芹很讨厌的一个女人，但是直接对她的贬斥也只有四十六回一处，通过王熙凤的印象来写：“凤姐儿知道邢夫人禀性愚弱，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事务，一经她手，便克啬异常……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但是曹雪芹笔下的邢夫人极有深度。按说，贾赦要强娶鸳鸯，邢夫人处于受损害的地位，她应当痛苦、愤怒，有所抗争，但是她却人前人后地为贾赦奔忙，甚至亲自去动员鸳鸯。这就充分表明，这个女人的女性意识已经彻底丧失，女人绝对服从丈夫成了她的自觉行为，说明封建道德观念已经深入邢夫人的骨髓，就像盐溶于水一样完全溶为一体了。再说，邢夫人也还有明白的时候，七十三回她就说，迎春已经死去的母亲“比如今赵姨娘强十倍”。曹雪芹并不因为讨厌这个人物而完全丑化她并多次让她出丑。只有赵姨娘例外。

    曹雪芹对赵姨娘可说是毫不留情，处处表现出他那无法抑制的厌恶之心。通观全书，没有一个人（包括她的女儿探春和儿子贾环）说过赵姨娘的好话，却有许多各色各样的人，说她这不好，那不好，这在全书中是绝无仅有的。李纨、宝钗等人都认为“素日赵姨娘每生诽谤。（探春）在王夫人跟前亦为赵姨娘所累”（五十六回）。平儿脾气多好，再说，她毕竟不是主子，但是五十五回她在批评那些对探春不够尊重的仆妇时说，“那赵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着两”，意思是她有些颠三倒四。赵姨娘虽说不是主子，毕竟是贾政之妾，生有一子一女，是半个主子，按理只有贾母、王夫人这一级的主子才能训斥她。但是曹雪芹却不放过让她出丑的机会，让王熙凤借训斥贾环的机会，结结实实地教训了她一顿：“他（贾环）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意思是作为母亲的赵姨娘根本没有权利教育儿子。不过赵姨娘也确实把贾环教坏了。二十回王熙凤生气地对贾环说：“你不听我的话，反叫这些人（指赵姨娘）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这是指桑骂槐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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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1）

    探春很受王夫人的疼爱，凤姐早就看出探春非常能干，也想与她联合，“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五十五回）。探春自己更是有抱负，想做一番事业。但是她母亲赵姨娘却老是给她添乱，赵姨娘自己出丑不算，还经常连累探春受气。尤其是在探春最不愿意涉及的“庶出”的问题上，屡次提及，简直是“作践”她。因此探春终于忍不住，当着李纨、宝钗的面痛心地对她母亲赵姨娘说：“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王夫人）满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五十五回）即使是被凤姐称为“燎毛的小冻猫子（小猫冻得烤火烧着了毛，意思是没头脑）”、一贯最听赵姨娘话的贾环，后来也讨厌他母亲了，说她自己不敢去闹，总是“指使了我去闹……遭遭儿调唆了我闹去，闹出了事来，我挨了打骂，你一般也低了头。这会子又调唆我和毛丫头们去闹，你不怕三姐姐（探春），你敢去，我就伏你。只这一句话，便戳了他娘的肺。”把赵姨娘气坏了。探春也说她：“这么大年纪，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伏。”（六十回）最能反映曹雪芹对赵姨娘痛恨厌恶之情的，就是由茉（莉粉）、蔷（薇硝）、玫（瑰露）、茯（苓霜）事件引起的一场混战。当时挨了赵姨娘打的芳官一头撞在她怀里，藕、蕊、葵、豆四官闻讯赶来支援，“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等于是五个小丫头打赵姨娘一个呢。在一旁观战的“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六十回）。晴雯的笑反映了曹雪芹心头的快乐，曹雪芹为自己设计的这场让赵姨娘出丑的闹剧而开心不已。

    不过看来曹雪芹似乎还不满足于处处让赵姨娘出丑，还要在文字上直接丑化她，贬损她的形象。六十七回宝钗送了贾环一些东西，赵姨娘“忽然想到宝钗系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好儿呢。自己便蝎蝎螫螫（形容走路样子难看）的，拿着东西走至王夫人房中”，说了一番话。“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应付了一句就打发她走。曹雪芹写道，“赵姨娘来时兴兴头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满心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的出来了”。和芳官等小丫头子们的一场混战被探春、李纨、尤氏等喝住后，曹雪芹写道：“问起原故，赵姨娘便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探春让她离开之后，她“口内犹说长道短”，简直有点神经兮兮了。

    赵姨娘毕竟是个妾，在贾府这个封建大家庭内依旧处于局部的被损害的地位，有时候还要做一些仆妇们做的事，如为贾母等主子搬椅垫、打帘子等。按理说她应当得到曹雪芹的同情才是。曹雪芹对导致金钏、晴雯之死的王夫人，企图迫使鸳鸯为贾赦之妾的邢夫人，都没有将她们故意丑化，而是写得不温不火。但是曹雪芹处处不放过赵姨娘，总要让她出点洋相，显些丑态，给点惩罚不可。其实曹雪芹完全可以用一些中性词语，不必非用“蝎蝎螫螫”、“抹了一鼻子灰”之类的话。七十二回写到，赵姨娘早就看中了贾环的丫头彩霞，“巴不得与了贾环，（自己）方有了臂膀，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她就“每唆贾环去讨”。这里若用“让、使、教”均可，但是曹雪芹却偏不饶她，一个“唆”字，活脱脱地写出了这个爱耍小阴谋、爱搞小动作，自己却又不敢出面的蠢女人的丑态。这还不能使曹雪芹称心，还要通过对比来突出她的丑态。五十五回赵姨娘为了替自己死去的弟弟赵国基多争几个赏银，去找临时代理王熙凤管理的李纨和探春论理。母女二人都哭了。赵姨娘是生气女儿不趁现在掌权“拉扯拉扯”自己，多给死了的舅舅几十两银子发送，伤心而哭。探春则是因为母亲又当众出丑，又给自己添乱，痛心而哭。曹雪芹将两人的哭写得大不一样。赵姨娘是一进门就责备探春，“一面说，一面眼泪鼻涕哭起来”。而探春虽然痛心疾首，却是“一面说，一面不禁滚下泪来”，后来探春“气的脸白气噎，抽抽咽咽”。母女二人两种哭法，写得文野、雅俗迥然不同，对比鲜明，表现出曹雪芹对她的极度厌恶之情。赵姨娘的那种爱占小便宜、爱调唆人、搬弄是非的毛病，连她身边的人都看不下去，弄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以致她的小丫头小鹊听见她在贾政跟前告了宝玉的状，便连夜来怡红院报告。赵姨娘在《红楼梦》几十个重要或比较重要的人物中是惟一没有真朋友的人，和她“好”的要么是她想利用的，要么是想利用她的。而且在前八十回中从赵姨娘二十回一出场挨了凤姐一顿好训，直到七十三回告宝玉黑状，小鹊报警，赵姨娘直接间接出场十余次，没有一处在曹雪芹的笔下超生。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开头提出的问题：赵姨娘怎么写成这样？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她？

    最简单的分析当然是，这是曹雪芹创作上的一个不足，把赵姨娘形象处理得简单化了。

    要承认曹雪芹在《红楼梦》创作中有缺点并不困难，任何伟大作家的作品都难免会有时代的艺术的局限性。尤其是像《红楼梦》这样构思宏大、人物众多的长篇巨制，有个把人物写得简单化了，无可厚非。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曹雪芹之所以是曹雪芹，一部只留下未写完的八十回而由别人续完的《红楼梦》，200多年来竟然令无数人赞叹不已，被口味很高的中国文人研究来研究去，主要还不就是因为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具有超凡的艺术魅力，特别经得起反复琢磨经久品味么？中外古今有哪一部伟大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经得起反复地品味式精读和反复地解剖式研究的？曹雪芹对许多极少出场的小角色都写得栩栩如生，富于内涵，怎么对这位挑着重头戏多次充当重要角色的赵姨娘，曹雪芹却没有给她好好说说戏，认真扮扮妆，结果倒让她演成了一个廉价的白鼻子丑角，留下了这么多的不合理之处呢？这显然不是曹雪芹的无意疏忽，更不是曹雪芹才力不济，而是他故意所为。曹雪芹就是要用自己的才华将这个女人涂抹成这个德性，他就是要赵姨娘变成这样丑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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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2）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当然也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曹雪芹出于某种创作需要。比如说，以目前这种赵姨娘形象来突出探春的势利，强化嫡庶矛盾啦；表明贾环的委琐低能和赵姨娘教育无方有关啦；反衬其他人物的光彩啦；增加一些小说的戏剧性和喜剧色彩啦，等等。赵姨娘在小说的人物关系网络中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连接点上，将她丑化确实容易取得比较好的反衬与喜剧效果。但丑化并不是取得这些效果的最佳途径，更不是惟一选择。如果将赵姨娘写得有城府，有手腕，阴而不露，刁而不直，也许她的“调唆”与“每每生事”会更有分量，更加深刻，这个介于主子与仆妇之间的女人的性格与命运也许会具有更大的典型意义。这两种写法的高下优劣，是一个中上水平的小说家都很容易想到和做到的，曹雪芹在其他人物身上运用得炉火纯青，怎么会偏偏在赵姨娘身上忘了呢？不可能。

    因此在排除了创作失误和反衬需要两种可能之后，曹雪芹现在这样写赵姨娘，显然是情有独钟。但是这个情，不是爱，而是憎！是一种永不宽恕的痛恨与厌恶！

    关于曹雪芹经历的资料实在太少，所以这个看法只不过是我的猜想。

    心理学研究表明：“成年人的行为和个性特征是受到出生后最初几年的事件的影响的。”（美国e.r.希尔加德等著《心理学导论》上册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儿童心理十分稚嫩、脆弱，天性需要爱抚，对伤害格外敏感和恐惧。尤其是一些特别严重的伤害往往会给儿童心灵留下深深的伤痕，会对他日后性格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在研究一些优秀文学作品时特别关注作家经历尤其是他们的童年的缘故，尽管小说不是自传，但是小说家往往会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童年生活的某些影子。《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自传，贾宝玉绝不是曹雪芹，贾府也不是曹家。但是，小说中写到的某些内容，某些人物的命运和个性，作者对事件与某些人物的态度，小说的某些环境等等，与作者早年的生活，特别是与作者家庭命运发生的突然变故，有着密切的联系，曹家的一些人与事，成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素材，有的人物有原型。这早已是红学界的共识。所以我猜想，曹雪芹少年时代也许曾经遇见过一个品质、修养不好，他没好印象的女人，这个女人在曹家遭遇突然变故或者在那以后，曾经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也许还曾经直接伤害过幼小的曹雪芹本人或是他十分亲爱的人，以致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伤痕。当然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也未必就是非常清醒地有意识地将这个人物丑化甚至漫画化，但是那段经历，那个女人是那么令他痛恨与厌恶，因而在他的潜意识中，那个女人的恶的形象已经牢牢地占据了他的心头，憎恶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无法排解的本能式情绪，从而使曹雪芹在构思时已经无法给她任何一丁点亮色，他只有将这个女人丑化才能宣泄自己多年来郁积于心的仇恨，于是赵姨娘终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周思源看红楼理想帝王容水溶论地位，水溶贵为北静郡王，在《红楼梦》的出场人物中仅次于贾贵妃。但是从人物在小说中的戏份来说，他比宝玉的贴身小厮茗烟还少得多。茗烟尚且只算三等人物，因而将这位王爷归入三等行列，也不算太委屈他。不过王爷终究是王爷，在《红楼梦》中也是一方代表，需要我们稍加注意。而我们若加注意，便会发现他颇有些特别之处，或者说，曹雪芹似乎要在他这个形象上体现点什么理念。

    首先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水溶的头衔“北静郡王”。清制，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的爵位，都要是皇帝近亲才能得到。下面是分等级的公、侯、伯、子、男，比如大名鼎鼎的鳌拜和隆科多最高都曾经做到一等公。功勋卓著的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鄂尔泰，雍正十二年授一等伯爵，世袭。大学士张廷玉于雍正八年被赐伯爵，世袭（《清史稿·世宗本纪》），乾隆元年进三等伯（《清史稿·本传》），开文臣封侯、伯先例。然后是各种品级的将军。除了“世袭罔替”的有限几个所谓“铁帽子王”以外，其余的王一代一代往下降。郡王是很高的爵位，因为即使皇帝的弟弟也不都能够得到。《清史稿·世宗本纪》载：雍正八年封皇二十一弟允禧、皇二十二弟允祜为贝子，皇二十三弟允祁为镇国公。同年四月，淳亲王允祐死后，其子弘暻袭郡王。这就算很不错了，有的一下子降好几级呢。所以《红楼梦》十四回写到的这位北静郡王很不简单，一是他祖上第一代北静王是皇帝的亲弟弟，二是“及今子孙犹袭王爵”，这是很罕见的，相当于“世袭罔替”了。

    理想帝王容水溶其次是曹雪芹对水溶的描写很不寻常。《红楼梦》中的人物虽然极多，但是曹雪芹很少作肖像描写，即使有也只是一两句，有的还是套话。但是对正式出场仅仅一次、篇幅不多的水溶的肖像描写却比较详细。有作者直接介绍“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谦和”；有属于间接描写的贾宝玉耳闻“素日就曾听得父兄亲友人等说闲话时”，赞水溶是个贤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还让宝玉在不远处瞥见坐在轿内的水溶“好个仪表人材”（十四回）。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因为毕竟都还比较笼统。曹雪芹还特意细写宝玉的“近看”：“举目见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tīnɡ)带，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十五回）如此多角度描写水溶外貌，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不过不是出于恶意，而是要突出他的外表美。

    当然，一个艺术形象的站立主要还是靠有没有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个性化的细节。曹雪芹不但赞他“情性谦和”，“是个贤王”，而且写出他和贾政等“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妄自尊大”。最难得的是，他十分诚恳地劝告贾府长辈，对贾宝玉这样的“吾辈后生，甚不宜钟溺，钟溺则未免荒失学业”。竟然不顾郡王之尊，说“昔小王曾蹈此辙”。谦恭、诚挚如此，令人感动。水溶对贾宝玉给予了很高评价，对贾政说：“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水溶的赞语不是一般的客气套话，因为他直率地谈及自己的教训，并真诚地对贾政说，“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常到寒邸”，因为他那里“海上众名士凡至都者”，没有不去的。宝玉如果“常去谈会谈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由此可见，水溶对贾宝玉寄予很大的希望。相反，曹雪芹却对水溶感到失望，不是对水溶贾宝玉路谒北靖王此人，而是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成为皇帝！如果皇帝有这等眼力，品格，那么贾宝玉这样有补天之才的人，就会有补天之命了。可惜的是，水溶只是个郡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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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3）

    水溶形象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他的名字。在《红楼梦》中“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象征少女。贾宝玉有一句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二回）所以大观园中的水“共总流到这里（怡红院），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十七、十八回）。也就是说，大观园中的女子不仅不同性质和程度地和贾宝玉有各种关系，而且她们的活动都是以怡红院为中心在进行。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水溶”的象征意义：曹雪芹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应当是能够容得下水的，甚至是能够溶于水的，总之是能够平等地对待女性的，就像贾宝玉一样。水溶之所以对贾宝玉一见如故，也和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有关。

    如果说元春是曹雪芹心目中的后妃样板，那么水溶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帝王楷模，都寄托着作者的某种理想。

    曹雪芹多次将当时社会判处死刑为“末世”，而对未来社会究竟如何，没有给予明确的答案。小说也不宜过于进行理性的表述，那样就会失去艺术趣味。但是我们通过《红楼梦》中的人物活动，通过这些少男少女们厌恶什么，追求什么，还是可以大致地看到曹雪芹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

    周思源看红楼伟男扛枷贾雨村曹雪芹写出人性的复杂性，避免写好人全好，写坏人全坏，丑不全丑，这种写法其他作家尤其是现代作家不难仿效。曹雪芹特别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写坏人时并不停留在这个人物本身的品质表现上，而是将笔墨指向环境对人的腐蚀。这样，批判的矛头就不仅仅是指向个人，而同时指向了人物所处的社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贾雨村。这个人物除了形象本身的意义外，还有结构作用和象征暗喻作用。通过他和冷子兴的对话介绍了荣宁二府的基本情况，表达了贾雨村对正邪善恶的看法。

    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对贾雨村的印象都很深，因为这个人物有几点很引人注目。一是他在小说中出场很早，第一回就开始了他的生命历程。二是他的名字显然和甄士隐一样，借助谐音“假语存”具有暗喻义，体现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中“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从而为“闺阁昭传”。贾雨村是曹雪芹的创作原则“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人格化。三是贾雨村曾为林黛玉的启蒙老师，是他受黛玉之父林如海之托，将林黛玉从扬州带入京师的贾府。四是他恩将仇报，制造了著名冤案葫芦案，等等。不过贾雨村后来在前八十回中就很少出场，即使来到贾府，也只是从别人口中提到而已。从贾雨村第一次为官就“贪酷”，也就是贪污和对百姓残暴，以及在葫芦案中徇私枉法，断送了英莲找到生身父母的最后希望，将贾雨村定性为坏男人，是不委屈他的。曹雪芹通过甄士隐说的《好了歌解》中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脂批认为就是“贾赦、雨村一干人”，曹雪芹没有给他好下场。但是曹雪芹却给了贾雨村一个极好的上场和一个本来很不错的中场。因此曹雪芹在塑造贾雨村艺术形象时，有一些地方很值得琢磨。

    伟男扛枷贾雨村在《红楼梦》的男性人物中，除了贾宝玉，曹雪芹罕见地对贾雨村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述，从姓、名、字、别号、籍贯、家庭出身，尤其是如今只能寄居葫芦庙内，卖文作字为生的尴尬现状，一一交代得十分清楚。有意思的是，还特意通过甄士隐家丫鬟娇杏的眼光，写出贾雨村的容貌、服饰：“敝巾旧服，虽是贫（困）窘（迫），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完全是一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高大魁梧的大丈夫形象，而不是一般戏曲小说中坏男人尖嘴猴腮、贼眉鼠眼的样子。所以甲戌本脂批对此十分赞许，说：“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

    接着曹雪芹又通过贾雨村口占五言律诗“未卜三生愿”，高吟一副对联“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lián）内待时飞”，以及中秋在甄士隐家酒后所吟的“人间万姓仰头看”那首绝句，写出了他的不凡抱负和出口成章信手拈来即成佳篇的出众才华。由于贾雨村说到自己囊中羞涩，无钱进京赶考，甄士隐马上命小童拿出50两银子和两套冬衣相赠。对于如此厚重的资助，贾雨村“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按理说，一般人受此厚赠，虽不至于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多说几句“多谢”、“愧领”之类的话是应该的，即使起立、垂首、抱拳致谢，也不辱没身份。但是贾雨村没有。这个细节写出了中国文人重义轻利讲究气节的特点。脂批者在此写道：“写雨村真是个英雄。”虽然有的地方脂批也说他是“奸雄”、“奸诈”，但总的说来评价很高。结果贾雨村没有接受甄士隐的建议，过四天等到十九这个黄道吉日才走，而是第二天一早就进京去了，还让和尚给甄士隐带话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事业）为要，不及面辞了。”咱们现在都21世纪了，许多受过高中、大学教育者还迷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信得厉害，这一点还真不如当初的贾雨村呢。曹雪芹还写出贾雨村一开始是个重感情的人。当初他落魄之时，甄士隐的丫头娇杏看了他三次，贾雨村误以为娇杏“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以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贾雨村考试高中进士，后来升为知府，就立即派人来寻找娇杏，将她娶了去。夫人去世后，便将她扶了正。所以贾雨村从一出场到迎娶娇杏为止，从容貌、抱负、才华、行为，从一个穷书生到知府，经历了苦读、赶考、高中、升官，全都是作为一个标准的正面形象出现的，几乎无可挑剔，简直称得上是一个伟丈夫，一个从外到里都非常优秀的男人。贾雨村仕途也十分顺利，几年之内就从七品官（考中进士一般可以担任七品或从七品的各种官职）晋升为从四品的知府。这可以看作是贾雨村形象的第一阶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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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4）

    紧接着曹雪芹写的一段文字就需要我们仔细琢磨一番了，要不然很容易忽略过去，不仅无法体味他那深刻含义，也失去了许多审美趣味。他写道：“（贾雨村）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作成一托内兄如海荐西宾本，参他‘生情狡猾，擅篡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龙颜大怒，即批革职。”贪酷就是指贾雨村做官贪污钱财，对老百姓残酷虐待。这就怪了，好好的贾雨村怎么就“未免”有些贪酷起来了？这不正说明，在那个至今还被称为“盛世”而实际上曹雪芹指出已经是“末世”的时代，即使一个本来很不错的读书人，如贾雨村，一旦为官，在那个的土壤中也很快就会变质，也不免成为贪官、坏蛋么！那么贾雨村究竟为什么被革职呢？显然不是因为他“贪酷”，反正大家都贪酷嘛；而是因为他“恃才侮上”。封建社会在官场混，最主要的诀窍是不能得罪上司。上司喜欢你就升官，上司讨厌你就下台。贾雨村确实有才，但不仅没伺候好上司，还居然恃才傲物，对上司有不敬甚至得罪之处。妙还妙在上司要找贾雨村的茬还不太好找，因为贾雨村除了“贪酷”，没有别的比如杀人放火、强奸民女之类，而“贪酷”呢，官场上比比皆是。最令人佩服的是曹雪芹用了“不上一年”四个字。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快，一年都不到，实际上是很长，上司几乎花了近一年才终于找了个茬。当然不是参他贪酷，而是“擅篡礼仪”之类。皇帝也是个昏君，就把他革职了。曹雪芹真是天才！就这么百把个字，骂了贾雨村、他的上司，还有皇帝。曹雪芹在这百把个字中将贾雨村被环境（官场、上司、皇帝）腐蚀的过程几笔就勾勒出来了。尤其是“未免”二字，真是春秋笔法，力重千钧！令人钦佩不已。

    但是贾雨村被环境腐蚀的过程并没有结束。贾雨村被革职后安顿好家眷便云游天下，后来到了扬州，在巡盐御史（相当于今司局级）林如海家给黛玉当启蒙老师。由于林如海的举荐，他带了林黛玉进京到贾府，又经过时任工部员外郎（相当于今副司长）贾政“竭力内中协助”，结果“题奏之日（当天），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就到金陵应天府上任去了。“轻轻”二字，看似很轻，其实极重，非常尖锐。因为一个相当于专员和司局长的高级职务，就因为有贾政这样的官员保举，皇帝当天就批准，于是轻易落在了贾雨村这样的贪赃枉法之徒手里。曹雪芹对当时任命官员制度的揭露，真是入木三分！

    不过这时候的贾雨村还没有彻底堕落。曹雪芹非常注意用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以及人性蜕变的过程。贾雨村刚到金陵上任就碰到了冯渊家人告状。当他听说死者家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时，不禁大怒，马上就要发签让差役去抓捕凶犯。可见这时贾雨村的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还有一点正义感。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未必没有在金陵应天府知府任上有所作为的想法。但是站在他身旁的一个门子对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不要发签抓人。曹雪芹紧接着写道：“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侍从皆退去，只留门子服侍。”所谓“门子”只是个最普通的差役，可是堂堂知府大人居然就“只得”罢手，而且立刻退堂，还一直退至密室，并让其他仆人统统下去，只留下这个门子。曹雪芹真是惜墨如金，仅仅用了31个字就把贾雨村接受上次被上司参了一本罢官的教训极其生动地写出来了，其中有许多内容需要读者自己去体味。也只有读者自己慢慢琢磨，读起来才有滋有味，这是一种艺术再创作。贾雨村显然明白，这个门子居然敢在知府衙门大堂之上如此暗示，必有道理。此人不是有过硬后台，连自己这位新知府都不放在眼里，就是有充足理由要讨好自己，免得自己这个知府一上任就吃亏。总之，贾雨村从上次的官场失败中明白了许多为官的道理，最主要的是：上司是不能得罪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包括官场中的某些小人物，也不能随便得罪，或者说有时候很用得着。果然，门子拿出了护官符。那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不仅家家显赫，“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而且他贾雨村复职就是靠的贾府之力。曹雪芹在写贾雨村听门子叙述英莲被拐卖和冯渊被打死的过程中，也并没有简单化。贾雨村既有同情，也有不忍徇私枉法的想法。但门子说，“只是如今世上（那些大道理）是行不去的”，否则“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雨村低了半日头”，思想斗争，结果良心被黑心彻底击败。不过他还要掩饰自己，装模作样地说：“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压服口声。”于是次日他就在衙门大堂之上判了那个葫芦案，使英莲彻底断送了回到父母、亲人身边的可能。贾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贾政是薛蟠的姨夫，王子腾是薛蟠的舅舅。节度使是唐五代时期主管一个比较大的地区军政事务的主官，地位相当于清代的巡抚甚至总督。所以这是贾雨村给举荐自己复职的恩人贾政报恩，并且乘机巴结官位更高的王子腾，以便为自己将来升迁铺路。贾雨村真是把历次升官、罢官的经验教训充分接受了，找了个空子，把那对他知根知底的门子充军发配到远方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去了。按说，这门子可是对贾雨村有功的，甚至可说有恩。可是对贾雨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甚至还可能会构成威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如此而已。

    这样，贾雨村也就彻底完成了由好男人向坏男人的转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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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世”的社会的罪恶

    在完成了这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之后，前八十回贾雨村就不再正式出场了，而是通过别人的口介绍，他如何在坏男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官却越做越大，其秘诀就是巴结贾府这种显赫人家。最主要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三十二回贾宝玉正和史湘云、袭人等说话，下人来说，贾政让宝玉去见贾雨村。贾宝玉非常讨厌这个家伙，说他“回回定要见我”。可想而知已经由地方官成为京官的贾雨村不但常跑贾府，而且知道光讨好贾政还不够，还要在贾府的命根子贾宝玉身上下功夫。套用一句现在的话，贾雨村讨好贾宝玉，是在做期货呢！四十八回还通过平儿的叙述写到，贾雨村与贾府结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最新一件是，贾赦看中了石呆子收藏的20把古扇，千方百计要弄到手，石呆子誓死不卖。结果是贾雨村“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官银，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五十三回提到贾雨村升了大司马（相当于兵部尚书），而且协理军机，参赞朝政，那就位列中枢了。后来他有降有升，直到肩上枷锁扛。

    总之，《红楼梦》通过贾雨村一生的经历，写出了封建社会具有典型意义的某一类知识分子生涯的全过程：苦读、赶考、高中、为官、升官、革职、复出、高升、获罪。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转折点就在贾雨村为官时期。一个才华出众、胸怀大志、颇有骨气、本来完全可以为社会做一些好事的文人，逐渐被黑暗的官场腐蚀成为一个徇私枉法、人性泯灭、恩将仇报的大坏蛋。这样，贾雨村这个艺术形象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了人物本身，而是突出了这个被曹雪芹反复称为“末世”的社会的罪恶。社会环境腐蚀了好人，保护和得志的是坏人，那么结论就只能是：这个社会环境必须改变！这个被称为“盛世”而实际上是“末世”的社会必须灭亡！

    因此《红楼梦》反映的社会是，一方面它不允许贾宝玉这样的优秀分子发展，另一方面它腐蚀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贾雨村这样的人，而使得贾赦、贾珍、贾琏、薛蟠等人如鱼得水。老一代不能为下一代楷模（贾赦和贾琏、贾珍和贾蓉）；相反，老一代还以自己的丑恶行为毒害腐蚀着下一代，那么，当然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样的社会自然应该灭亡。因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于坏男人的描写，主要并不在于批判这些个人，矛头最终指向的是那个至今仍然被津津乐道为“盛世”的末世。

    后记周思源看红楼后记十年前的此时，当我正准备“改邪归正”，回去继续弄现当代文艺研究与评论，时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的张庆善（现任会长）着急地说：“你可别！你要知道，你现在正处于上升时期。”他告诉我，这次邀请我去参加五月底的福建南平会议，是冯其庸先生点的名，李希凡先生也去。而我的不少观点和冯先生、李先生等前辈与时贤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完全对立。1994年我才第一次参加红学界的学术会议（山东莱阳），南平会议是第二次，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赶写了《红楼锁钥话“受享”》一文。我的观点，至少大会主席、时任红学会秘书长、红学所副所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杜景华先生是完全不赞成的，但在南平会议上景华先生不仅让我“受享”发言不受时间限制，而且让我主持了两个小时的大会。文稿在下一期《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结果此文成为我第二部红学著作《红楼梦创作方法论》的开始。我衷心地感谢红学界的宽容，没有众多师友多年来的帮助、鼓励、抬爱与提携，多次为我创造条件，我决不可能沿着自己的路子继续走到今天。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不久，我就有幸和他们合作，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了。“百家讲坛”有一支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的年轻精干的团队，他们的诚信、敬业、好学，对节目精益求精，对演讲者的尊重，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特别感谢“百家讲坛”栏目的前任和现任制片人聂丛丛女士和万卫先生，以及孟庆吉、刘德华、张长虹、张嘉彬、高虹、马琳、魏学来、兰培胜等各位编导和其他工作人员。承他们青目，我这个红学界的票友才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荧屏演讲《红楼梦》，并夹塞讲了一些其他题目。“百家讲坛”在寻求学术品位和大众化之间的平衡点上所做的不懈努力，令人敬佩。我尤其要感谢丛丛慨允拨冗赐序。

    我有三次关于《红楼梦》的讲座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的，傅光明研究员不但是节目的策划，而且是主持人。正是由于在这里演讲，使我对如何将学术问题讲得雅俗共赏做了一些尝试。如果没有“在文学馆听讲座”这个高雅而结实的桥梁，我和“百家讲坛”的联系有可能就中断了。对光明的帮助，我深表谢意。这本书会出版虽然在我意料之中，但是中华书局的宋志军先生约稿之快仍然使我吃惊。他的谦和、热诚，专业知识的丰富，令人感动。我们只通了20分钟电话就敲定了一切。非常感谢他和中华书局的领导以及其他编辑决定此书迅速出版而且做得十分漂亮。

    最后自然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决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稿子赶出来，而且居然还能够照样睡懒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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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思源

    2005年4月3日于北京语言大学三间屋送一校(2005年3月28日)送二校(2005年4月25日)送三校(2005年5月6日下面不要)送四校(2005年5月18日)送五校(2005年5月26日)位极人女贾元春

    元春这个艺术形象最令人感到兴趣的是，她是为什么死的，她的死与贾府败落有多大关系，她死在京师还是外地？

    元春的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红楼梦曲·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

    有几个问题是红学家、红学爱好者争议较多的：

    一是“二十年来”的那个“二十年”究竟指什么，是指元春入宫时的年龄，现在的年龄，入宫至今的时间，还是有所影射？

    有几个坐标有助于我们确定这个问题。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到当时宝玉七八岁，而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这个“现”应当是不久前的事，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否则就会说“去年”或某年。因此，这时元春应在十五六岁左右，太小了她不可能参加秀女的选拔。这从第四回宝钗进京为了“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可以看出。次年宝钗及笄，那个生日特别，引起了不少误会。若是元春二十岁才入宫，在当时这样的“晚婚”不大可能。因为元春非常美丽，才华洋溢，出身贵族之家。这样的女孩，往往不到及笄之年就被人看中，来论婚嫁。因此不可能到二十岁还待字闺中，直到被选入宫中。所以元春二十岁入宫说难以成立。

    如果说，是指元春入宫已经二十年了，所以深知宫廷斗争之复杂，此说更加难以圆到。如果元春入宫已经二十年，那么元春省亲时就应当三十五六岁了。三十三回贾政毒打宝玉，王夫人哭求丈夫别打了时说，“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了”。而在元春之前王夫人还生了贾珠，王夫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女儿。所以进宫二十年和王夫人的年龄对不上。而且更加矛盾的是，十七十八回省亲时交代得清清楚楚：“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姐，宝玉为弱弟。贾妃之心上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是以怜爱宝玉，与诸弟待之不同。且同随祖母，刻未暂离。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省亲时宝玉十二三岁，如果元春入宫二十年了，那么宝玉还没有出世，自然不能教他识字。所以入宫已经二十年不可能。

    有的认为影射历史上的某件对贾府败落影响深远的事，如康熙第六次即最后一次南巡也是曹寅第四次接驾，到曹家被抄，正好是二十年。

    我认为是指元春年龄，否则“辨是非”不可解。“二十年来辨是非”是指她二十岁了，对宫廷及社会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深知自己活着时贾府有大树可靠，一旦死去，就会“树倒猢狲散”。而自己二十左右时正是贾府最兴旺之际，这就是所谓“榴花开处照宫闱”，另外“三春”（迎春、探春、惜春）自然不及她这个“初（元）春”。“二十”是虚指，并非刚刚二十岁。元春应当是十五六岁被选入宫，回来省亲时约二十一二岁，贾府出事时她大约二十四五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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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府败落与宫廷有关

    二是“虎兕相逢”指什么？

    脂本系统中只有己卯本与梦稿本是“虎兕”，庚辰本及其他脂本和原来通行的程本都是“虎兔”，因此就出现了大不相同的理解。“兕”是犀牛类的猛兽，虎为兽中之王。因此有的主“虎兕”说者认为，贾府本来因为有元春在，依靠皇家，所以显赫无比。但在宫廷斗争中，象征觊觎“虎”位的政治集团与象征“兕”的政治集团相斗，结果祸及贾府。其原因与皇帝去世或元春去世有关。

    主“虎兔”说者有多种意看法。有的认为，康熙死于1722（壬寅，虎）年，而雍正正式即位为1723（葵卯，兔）年。因此暗示康熙死与雍正继承皇位引起的政局变动，使曹家命运发生巨大变化。有的则认为，“虎兔相逢”是指卯年寅月或寅年卯月。也有的认为指皇帝生肖或元春生肖。还有其他说法，恕不一一。

    不过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即“虎兕（兔）相逢大梦归”这句话里隐藏着贾府败落与宫廷有关的原因。

    我对《红楼梦》的版本毫无研究，所以不知究竟“虎兕”对还是“虎兔”对。我也同意此话暗示贾府败落是因为元春一死贾府就失去靠山，“树倒猢狲散”。这里确实与康熙去世后曹家不久就败落有关，这是曹寅生前最担心的，所以多次提到“树倒猢狲散”。不过我不大赞成把小说佚稿中的元春之死想得太复杂，以为影射这个，影射那个。重要的不是死在宫中或外地，而是是非正常死亡。我认为元春就是死在宫中，属于正常死亡，如病死之类。清史中关于后妃、皇子因病早夭的记载比比皆是。若是非正常死亡，那么贾府遭到的打击将不仅仅是抄家了。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有一个灯谜是：“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贾政说谜底是炮竹。脂批在“成灰”句后说：“此元春之谜。才得侥幸，奈寿不长，可悲哉。”脂砚斋是深知曹雪芹及其家事者，从这条批语我们可以知道，元春决不会直到三十多岁当时已属半老时才得宠，而是二十左右；但得宠没几年就夭折，是寿终正寝，而不是死于非命。所以才说“奈寿不长”。从判词和《红楼梦曲》中我们可以看出，元春有一个从“眼睁睁”即还活着到死亡“已入黄泉”的过程，阴阳间隔，所以才说“望家乡，路远山高”，并非死在外地。曹雪芹在撰写《红楼梦》中确实使用了一些他家的素材，其中有些内容和人物有比较明显的原型。但是《红楼梦》是小说，不是传记。所以总的说来，我不赞成过多地猜测。推论的结论至多只能再用一次进行新的推理，但不能将结果建立在没完没了的推理和推测上，那样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当然，作为自娱娱人，多作些推测也无妨。

    元春是曹雪芹按照理想后妃的形象来塑造的。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仅十七至十八回正式出场一次，加上二十二回自宫中传出灯谜，二十三回提到她在宫中将那天游幸大观园时的题咏编次和降谕让宝、黛、钗等进园居住，二十八回赏赐的端午节礼等各几行，也不过三、四次而已。但是给读者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她对弟妹的慈爱，对祖母、父母的孝顺，都令人感动。最重要的是，小说多次写到她对这次接待奢华的不安：“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慢慢叹息奢华过费”；在游园时又关照“以后不可太奢，此皆过分之极。”临别前又殷殷叮嘱：“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曹雪芹如此突出元春对“奢华”的不安，除了她本人的修养比较崇尚节俭外，也表现出她确实明“辨是非”的一面。她明白，仅靠自家的俸禄与其他收入是很难短时间修建这么大的园子并维持这么大的开支的，万一有其他问题，就麻烦了。自己得宠时还好办，而一旦死了，那就难以收拾。所以才托梦爹娘及早抽身退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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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蓉菊花诗

    富有才学是曹雪芹赋于元春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元春将“有凤来仪”和“红香绿玉”分别改为“潇湘馆”和“怡红快绿”，又将后者改为“怡红院”，都更加高雅。她点评众姐妹之诗说：“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姐妹可同列者。”十分正确。而说实际上是黛玉为宝玉捉刀的那首《杏帘在望》为宝玉所作几首之冠，更是眼力非凡。也可证明黛玉“胡乱作”的那首五言律诗《世外仙源》实际上比宝钗的那首要好。只不过由于宝钗和贾府的关系比黛玉和贾府要略远一点，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客人优先的习惯，所以元春说“薛林”而不说“林薛”罢了。

    就艺术形象本身的思想意义来说，元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宫廷生活的否定，和对妃嫔制度扼杀人性的严厉批判。乍一看，贾府出了个贵妃，荣耀无及；元春身为贵妃，位极人女，都是无数人家羡慕不已的。只要看看元春省亲活动本身之隆重，之显赫，就足以令人赞叹艳羡了，更何况还为此专门建了一个大观园呢。可是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大观园耗资钜万不必说了（当然，这是曹雪芹借机为宝玉等创造一个活动舞台）。只要看看如此兴师动众地折腾了几个月，贵妃元春在家呆了多长时间就可以了。十四日，包括贾政在内多少人，“这一夜，上下同不曾睡。”到了第二天，“至十五日五鼓（即凌晨三至五时），自贾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妆”，可以想见他们要几点起来。“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足足等了几个时辰，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太监，一问，说：“早多着呢！未（13～15时）初刻（一昼夜共一百刻，一刻约14分半钟），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酉（17～19时）初刻今年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只怕戌（19～21时）初才起身呢。”总算到了晚上，来了。在这阔别多年的家和为她专门修建的大观园待了多久呢，太监说：“时已丑（凌晨1～3时）正三刻，请驾回銮。”也就是说，元春在家的时间是从晚上七点多到半夜两点半的样子，总共七个多小时。她说的话不多，却有几句堪称名言，意味深长。一句是祖孙、母女见面时“三个人满心思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邢夫人、李纨、凤姐和迎探惜三姐妹也都在一旁“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祖母和母亲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而父亲贾政只能在“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参等事。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盐（齑，切碎的腌菜，泛指生活贫苦）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元春话虽不多，却极其深刻。“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一句，就将宫廷礼法森严到不近情理至极的残忍写了出来。要知道，受这种严厉礼法限制的决不仅仅是贵妃一人或是妃嫔，还有数以千计的宫女！而且父女相见还要隔着帘子，令人感慨不已。享受天伦之乐本是人之常情，但是身为贵妃，竟不可得！曹雪芹的《红楼梦》最看重的是人间真情，而皇家礼制竟连最起码的家人天伦之乐都不顾，曹雪芹的批判矛头所向，就可以想见了。

    元春这个人物出场虽少，但是在整部作品中的作用不小。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曹雪芹创作的独具匠心，学习如何用尽可能少的笔墨表现尽可能丰富深刻的内容。首先，元春形象使贾府生活与宫廷相连，为宫廷斗争与贾府败落的牵连创造了条件，从而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其次，元春省亲为大观园这个必不可少的场景出现提供了可能并成为现实。因为这些少男少女只能活动在一个基本封闭却又十分巨大的优美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只能由专门为贵妃元春省亲而建的大观园来承担。否则建这么大的园子就是严重违制，要问罪的，而且是“僭越”的大罪。再说也不可能建成这种格局的园子（详见本书《大观园没有原型》）。再次，形象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天子被认为是天之元子，即长子。贾府四位小姐皆以“春”名，元春之名虽因生在大年初一而取，且在女孩大排行中又最长，但更重要的是，她贵为帝妃，位极人女，可谓天下第一女人（元女）。连她都未能避免悲剧命运，足见普天下的女性确实都“原应叹息”了。

    贾蓉菊花诗

    周思源看红楼《红楼梦》中的小人物《红楼梦》虽然写了好几百人，但是有些人只是一个艺术符号，表示在场的还有某人。比如秦可卿出殡中提到的不少人就是。成为艺术形象的有100多人，给读者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有80个左右，其中有专家为一个人物专门进行评论的超过30个，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

    《红楼梦》中写了几百个人物，如果从人物在作品中的比重而非社会地位来衡量，那么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贾母这几个可算是一等人物，而王夫人、贾琏、贾珍、贾政、袭人、晴雯、平儿、鸳鸯、探春、史湘云、李纨、秦可卿、赵姨娘、贾赦、邢夫人等可算是二等人物，剩下的就是三、四等甚至是不入流的等外人物了。

    翠缕

    和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三等人物截然不同的是，曹雪芹笔下的这些三等人物经得起读者进行一等分析，这是因为曹雪芹用了一等力气在写三等人物。这些小人物虽然出场极少，但是惜墨如金的曹雪芹充分利用这一点难得的机会，或以行为，或以话语，将人物个性中最富于特色之处勾勒出来，从而使读者留下比较难忘的印象。如果把《红楼梦》的多重复合性主题比作一个庞大星系的核心，那么贾宝玉、王熙凤、贾母则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旋转的由众多人物组成的星系中的三颗巨大恒星。林黛玉、薛宝钗等，贾琏、平儿等，王夫人、贾政等，则分别是围绕着他们旋转的行星。而许多行星还有自己的卫星，如金钏之于王夫人，司棋之于迎春。这个星系还有一些小行星和慧星，他们虽然只能算是三、四等甚至是等外人物，但由于曹雪芹的精心设计，他们的偶尔出场不仅反射了恒星或行星的光亮，而且在划破夜空的一瞬间，还为人们带来了属于自己的信息和光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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