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潜流》 第一部分 人们之所以对国家兴衰的话题不感到厌倦，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现实生存休戚相关。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俾斯麦说，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黄炎培在延安论道时说，历代王朝避免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这些至今令我们沉思的格言，不论语出何时、何地、何人，都道出了一个极为浅显而又易于忽视的道理，历史更迭有规，国家盛亡无常，百姓命运跌宕，正如在《水浒传》开篇词中所感叹的“兴亡如脆柳，身世类浮舟”，执政者不得不谨慎，为民者不得不警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导言：灰社会现象 人们之所以对国家兴衰的话题不感到厌倦，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现实生存休戚相关。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俾斯麦说，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黄炎培在延安论道时说，历代王朝避免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这些至今令我们沉思的格言，不论语出何时、何地、何人，都道出了一个极为浅显而又易于忽视的道理，历史更迭有规，国家盛亡无常，百姓命运跌宕，正如在《水浒传》开篇词中所感叹的“兴亡如脆柳，身世类浮舟”，执政者不得不谨慎，为民者不得不警觉。 一 公元1119年的一个上午，大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叫卖声不绝于耳，一派繁荣祥和的样子，正像花和尚鲁智深第一次进东京所看到的：“景物奢华无比并，只疑阆苑与蓬莱”。 大宋建国以来，尽管迫于外患，版图龟缩，但却不失大国风貌。大宋帝国时期，拥有二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多达六个，开封、临安都是三十余万户百余万人的大城市。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仅有九万人，一般城市如纽伦堡、奥格斯堡不过一万人左右。大宋帝国每年征收的商业税高达两千多万贯，约占总岁收的1/7，经济结构合理得连现代人都眼红。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但是，发生在这天的一件事，让我看到了这个王朝灰暗的一面。一个正直忠义的朝廷军官，带着妻子到寺庙里上香，上司的干儿子看中了其妻的姿色，便开始当众调戏，意欲占为己有，由于丈夫的阻拦，小流氓恨恨而去。但事情并没有完结，小流氓回家后竟然得了相思病。于是有个小人开出了一个药方：让丈夫带着刀到这个上司家里做客，以谋害上司的罪名搞掉他，然后把他的妻子弄到手，就可以金屋藏娇了。由此，上演了一幕幕做局迫害的悲剧。结果是丈夫被迫落草，妻子自缢而死，已退休的岳父因气亡命。这就是著名的“林冲逼上梁山”事件。如果仅仅把这一事件当做小说来读，就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林冲逼上梁山”事件虽然是虚构，但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为史料佐证的是在公元1120年，由于宋徽宗征用花石纲，国民不堪其扰，引发了撼动赵宋国基的方腊起义。没有官逼，怎么会有民反呢？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个貌似强大的国家，实际上脆如蛋壳。它经不起一位领导人的病亡、一小撮蛮夷匪类的进攻、一场自然灾害的袭击，甚至是几个政客或分利人不经意间的负气争斗。以汉、唐、宋、明、清为例，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朝代，却囊括了中国历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外部的入侵和来自内部的分裂。汉、唐亡于内，宋、明毁于外，清则在内外夹击中覆灭。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它们的灭亡都是积弊多年，内忧加上外患，才导致一个最终的解决方式——崩溃。我们在仔细观察和分析后可以发现，这些王朝灭亡前，都出现了最高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吏阶层蜕化、制度律法软化失序、被统治者苦不堪言的局面。这种现象表明，国家进入了灰社会状态。 借助“灰社会”这样一个语汇，我们可以更好地描绘社会秩序的紊乱和个人生存的硬度。在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里，“林冲逼上梁山”事件是不可想像的，它是人治社会下吏治、律法缺位的产物。事实上，“林冲逼上梁山”事件可以成为观察社会病态的显微镜。借助这样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了当权者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吏治，看到了为攀附权贵朋友间设置圈套的道德沦丧，看到了为了几两银子就杀人放火或者设置黑狱的律法失序。发生在北宋末年的这一文学化了的事件，以个人卑微的命运对这个封建帝国敲响了警钟。 从本质上说，国家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商品。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国家应当能够借助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维持律法秩序，保护国民利益，抗御外来威胁，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不了领土，保障不了国民安全，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不能提供公共商品如经济增长、教育、就业等，个人生存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律法和权力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时，国家便处于灰社会状态。这样的国家虽然表面上稳定，但蕴含着巨大风险。灰社会的最后阶段，便是国家的崩溃。 在水浒世界里，林冲的悲剧只露了冰山一角。当个人内在的悲愤化为外在的反抗，并逐渐汇聚为一股破坏性合力，形成梁山式的集体对抗时，统治者的地位就开始风雨飘摇了。灰社会“病毒”是一个普遍的现实存在，只是程度存在差异而已。从一定意义上说，灰社会“病毒”侵入国家健康肌体的程度，与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指标相关。当今世界上某些动乱频仍的国家，就是处在灰社会的最终阶段——崩溃的临界点上。 二 千万不要小看高俅迫害林冲，以及此前发生的迫害王进事件，它以无可挽救的方式拉开了梁山事件的序幕，标志着大宋帝国社会秩序开始崩盘。 梁山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对应着正式社会的解体、腐溃，也对应着灰社会的生成、演进。发生在水浒世界里的梁山事件，是一个经过文学加工的故事化文本，但它在文学家的笔下，生动地还原了曾经存在的真实，成为我们解读灰社会现象的标本性记录。 在水浒世界里，宋江正式提出“替天行道”政治口号，同朝廷分庭抗礼之前，大宋帝国主要经历了灰社会形成的四个阶段。借助这样的阶段划分，我们可以看清一个国家的衰落，甚至可以剖析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败亡： “乱自上作”阶段。标志件是：小混混高俅发迹，王进被迫走西口，林冲逼上梁山，梁中书私运生辰纲。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能的小流氓高俅，只因会踢几脚球，能哄得最高领导人高兴，就走上了掌握禁军大权的高位。而另一位科举出身的书生梁世杰，靠着与当朝太师的裙带关系，居然掌管了三大陪都之一的大名府。为维持好这种裙带关系，他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每年贡献巨额生辰纲。权力到了这种小人的手里，成了以私害公、排挤人才、欺榨良民的利器，王进、林冲等才俊英杰，不能容身于朝堂之内，一个个走到了社会的边缘。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国家政权的解体：纲纪败坏，道德沦丧，人才流失。 “败从下生”阶段。标志件是：晁盖组织抢劫团伙，鲁智深、杨志落草二龙山，宋江、朱仝、雷横执法犯法，武松申冤不成以身试法。村官晁盖、私塾教师吴用、宗教人士公孙胜、流民刘唐、渔民阮氏兄弟、小混混白胜，听说有十万贯不义之财，立即开始组织抢劫，社会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军官鲁智深、杨志无法在正式社会里立足，开始了博命生存的落草之路，社会伦理出现了变质；胥吏宋江、朱仝、雷横为了私情，竟然执法犯法，放走了朝廷重犯，国家法度已经荡然无存；武松在权钱结成的关系网中，有冤不能申，不得不借助自己的力量复仇，个人行为开始超越社会秩序。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基层社会的解体：律法破败，秩序颠倒，祸乱丛生，代表各种群体的个人，已经开始拿血命换饭吃。 “社会灰化”阶段。标志件是：小管营施恩经营黑社会公司，知寨花荣收留逃犯宋江，监狱长戴宗、狱卒李逵认罪犯宋江做老大，兵马提辖孙立反水使祝家庄覆灭。由于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的双向溃烂，开始了中间地带的“灰化”过程。在宋代，州是联系上下的重要官僚系统，州级官吏的所作所为，直接体现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孟州的施恩，青州的花荣，江州的戴宗、李逵，登州的孙立，作为执掌一方权力的帝国公人，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冲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公然叛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脚踩黑白两道，端着公家的饭碗，做着不法的勾当，都是一拍即合的官匪勾结。施恩由老爸罩着，经营着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公司；花荣做着知寨，任意收留官府的逃犯；戴宗直接把监狱办成了招待所，任由宋江在里面呼风唤雨；孙立管理地方治安，居然一家两制，纵容弟弟与草寇任意往来。官吏身份的灰化，体现了社会价值观的黑白不分，使帝国的运行系统全部失灵。 “统治崩溃”阶段。标志件是：贵族柴进脱离正道社会，徐宁、呼然灼、关胜等政府精英力量离开朝廷，地主兼富商卢俊义走上梁山，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官民势力相继失败。灰社会的系统生成，开始了对正式社会的试图取代。贵族柴进脱离正道社会走上梁山，说明梁山已经成为良性生存的乐园；徐宁、呼然灼、关胜等大批政府力量叛离朝廷，表示朝廷的精英力量被攫取一空；地主兼富商卢俊义上梁山的经济性选择，代表正式社会没有了有利可图的余地；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官民力量的失败，显示了整个基层社会已完全被吸收同化。柴进、关胜、卢俊义等是正式社会价值和伦理的维护者，他们被梁山吸纳收容，是梁山自我漂白整合，使自身存在合理合法的必要手段；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是正式社会利益和力量的承载者，它们的被颠覆消灭，是梁山自我发展扩张，使自身存在获得更广阔空间的需要。 梁山最后被招安，只是说明了传统文化力量以及朝廷顽固势力的强大。在异族力量的入侵下，已腐朽不堪的大宋帝国也随之迅速垮台。 宋徽宗不可能理解灰社会现象，但他用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咀嚼着亡国带来的苦果。 三 梁山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硬度生存。这种硬度生存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说：“一部书一百单八个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也。”可见金氏是把《水浒传》当做史书来看的。 我记得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有一句话说，一个作家的责任不仅在于描述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更在于告诉读者在生活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英雄好汉们的梁山之路，让我感到了穿透历史般的惊颤。水浒灰社会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系统不尽完善的反映。当个人的良性生存无法获得必需的资源时，对生命的将化为章鱼般的触角，扭曲延伸到体制外的通道。 林冲被陷白虎节堂，如果有合理的救助渠道，这位温良谦让而又公忠体国的军官，不会将枪头对准自己曾为之效力的朝廷；武松查到了西门庆杀死哥哥的证据一再上告时，如果正常的司法渠道可以给他一次申诉的机会，这位曾经为老百姓打虎除害的英雄，就不会变成一只扑向朝廷的猛虎；卢俊义被梁山设置圈套时，如果官府能够分辨是非，这位守着万贯家产的大财主，怎么可能甘心成为梁山形同虚设的“二把手”？又比如世代忠良之后、一心报效国家的杨志，如果可以通过合理的人才选拔渠道进入体制内，怎么会将自己试图卖掉的大刀插向朝廷的软肋？假设一下，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忍受生存的硬度，他们会怎么样呢？这真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两千多年前，孔子和他的弟子子游对理想社会进行了讨论，共同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同时也提出了建立理想社会的具体要求。在我看来，理想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指标，更是一种心理维向，也就是说是生活的舒适度，以及人们对这种生活的满意度。当生存变得不再艰难，梁山暴力法则不再通行时，理想社会才可能出现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四 水浒世界所披露的，是一个帝王昏聩、奸臣横行、恶人当道、百姓涂炭、英雄气短的北宋封建王朝末期的社会局面。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是宗法制度造成了社会的灰暗腐朽，而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贪官污吏，以为是他们在危害国家、陷害忠良、扰乱社会，由此演绎了一出出“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斗争故事。没有人天生就是或者愿意做奴才和土匪，李逵的板斧所代表的“梁山法则”，只不过是灰社会状态下的一种压力生存的反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一种分配方式，以及个人良性生存的一种普遍诉求。如果律法在应然的轨道上运行，权力在所属的领域内实施，历史上一幕幕的“梁山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水浒社会是好汉们采用暴力规则进行硬度生存博弈的社会。生存是一门学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身没法改变，发展规律可寻；生存需要方法，更需要大智慧。这就是《水浒传》传递给我们的基本信息。 当文字的泉水流过我们的思维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生某种改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个帝王的亡事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 当宋徽宗挥动着宽大的衣袖，醉心于丹青墨海而成为中国最有才情的皇帝时，一定没有意识到若干年后，自己将沦为历史上最屈辱、最悲惨的亡国之君；当宋徽宗从地道里，爬往李师师的闺房里香拥佳人的时候，也一定没有认识到正是自己的这双手，葬送了祖上夺来的大好河山。 梁山班子成员排完了座次，宋江劝众兄弟接受招安时，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他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宋江评论“奸臣闭塞”是有道理的，但皇上是否“至圣至明”，自其即位时就存在疑问。 公元1100年，宋哲宗英年早殒。皇帝驾崩的当天，皇宫里发生的一次小小争吵，使历史在这一天拐了个弯。正直贤淑的向太后召集群臣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商议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端正仁孝，是皇帝的最佳人选，把他作为唯一候选人推出。也难怪太后一个劲儿提拔赵佶，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做上王爷的位子后，举止和那些喜欢声色犬马的弟兄们迥然相异。兄弟们大多沉迷于享受，而赵佶则醉心于笔砚、丹青、射御，高俅的主人——书法家王都尉还给他送过镇纸狮子和玉龙笔架。十六七岁时，赵佶就盛名当时。 但向太后的提议遭到了奸臣章惇的坚决反对。时任宰相的章惇，搬出了长序的理由，力挺简王。他的主张不但没有获得大臣们的认同，而且受到了向太后的驳斥。章惇急了眼，大声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是，赵佶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树立了皇帝代言人的形象，对笔砚、丹青、射御等艺术的喜好，掩盖了他追求娱乐、享受的天性。向太后怎么可能相信这位端王轻佻？对于赵佶的轻佻，有个重要的受益人——高俅。端王赵佶还没有当皇帝时，高俅替驸马王都尉去送礼，碰巧赵佶在踢球，高俅因为胡乱踢了几脚，“气球一似漂胶粘在身上”，赵佶就把他当成了“国脚”，“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第二天就郑重其事地请王都尉吃饭，非常隆重地替高俅办了“转会”手续。“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如果说靠踢球来锻炼身体无可厚非，但赵佶整天和高俅一起厮混，就显然有点玩物丧志了。赵佶当了皇帝以后，既不考核，也不论功，“忽一日就抬举”踢球的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在轻佻的赵佶眼里，国事简直如同儿戏。 一向和章惇不睦的最高军事长官——知枢密院事、奸臣曾布落井下石，趁机指责说：“今日突然发此议论，实在令人惊骇，未知他居心何在？”利用“上纲上线”的办法使反对派闭上嘴巴，是封建体制下政治斗争的智慧和传统。章惇一下子蔫了。19岁的赵佶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无论是封建化的国家还是一个组织、企业，最高负责人是主宰、支配、调动和改变、塑造一切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力”。选择了什么样的领导人，就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未来。令人悲哀的是，几年后，不幸被章惇言中，赵佶的确不能“君天下”。在当时享有广泛尊敬的向太后，后来被列为奸臣的曾布，在党争中为图一时之利的大臣，甚至包括对赵佶寄以厚望而予以拥戴的善良的臣民，承担了这次选择错误的后果。说赵佶“轻佻”，显然是看轻了他祸国殃民的能力。 新皇上任的徽宗，的确像宋江所说的“至圣至明”，表现得像个英明之君。他对内惩奸扬善，驱除邪恶，罢去奸臣宰相章惇、尚书左丞蔡卞（蔡京之弟）等人，召还元佑诸臣，如任命范仲淹之子为尚书右丞等。他还广开言路，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大臣陈禾引经据典地弹劾宦官童贯等人，一直汇报到了晚上。徽宗说，肚子饿了，先去吃饭，以后有时间再接着说吧。陈禾扯着徽宗的龙袍不让走。徽宗说，衣服扯破了。陈禾大声说，陛下不惜衣服撕碎，我又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呢？徽宗很感动，让太监把破碎的龙袍收拾起来，用来奖励正直又有操守的大臣。宰相张商英劝徽宗克勤克俭，近贤臣，远小人，徽宗表示虚心接受。 然而，短暂的清明不久，对艺术的偏好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重用蔡京。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即使被踩在脚下，也能抓住鞋带爬上来，蔡京无疑就是这样的人。蔡京曾经作为奸臣被徽宗赶出朝堂，但两年后又被召回，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徽宗用人轻佻得如同变戏法，否则就难以解释童贯在他的统治期内，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封王的太监。蔡京戏剧般的际遇，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权力斗争的结果，因为在任何朝代，党争的结果只能是小人突起；另一方面是他的艺术天分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巴结领导身边的人获利，是中国人脉关系中一条屡试不爽的潜规则。蔡京不断笼络徽宗的宠臣——宦官童贯，他的艺术修养信息不断被徽宗获知和赏识，最后用满腹才华清洗掉了自己的奸臣污点，竟被徽宗引为同类。此后，梁山好汉眼中的四大奸臣——蔡京、高俅、杨戬、童贯以及奸臣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相继出现，宋江所说的徽宗“被奸臣闭塞”的局面形成。从此，徽宗、蔡京联手开始将大宋推向了悬崖。 蔡京的复出和被宠信，首先是他的艺术才能让徽宗钦佩。还是端王的时候，作为书法大家的赵佶就曾花费两万贯，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人和小人的蔡京，深深了解并迎合徽宗的个性和喜好，而这正是正直之士所不齿的。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器来，准备在国宴上用，又怕有人说闲话。蔡京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几件玉器算个？何况在国宴上用，就是有人说也不用理睬。蔡京还引经据典，引导徽宗消费。蔡京说，《礼记》上的“唯王不会”的“会”指的是会计的会，君王过分节俭是可耻的。作为感性四射的文人的徽宗，在听了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后，对其殷实的五千万贯国库的挥霍程度，就可以想像了。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手段。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蔡京显然对这种盗用皇权的手段烂熟于心。 徽宗即位不久，开始向周边发动战争，希望有所作为，然而效果却不理想。尽管对吐蕃和西夏的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后来的联金攻辽，却打错了算盘。政治上的难以建树，消磨了徽宗开始执政时仅有的那点兴国热情。帝王至高无上的身份，又为他随心所欲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所以，与五百年后的明朝天启皇帝醉心于木匠事业一样，这个时候他更多地将精力花在个人嗜好上。无疑，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是极为成功的。他在绘画上有极深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一系列稀世珍品；书法上各体俱精，还独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却是失败的。他肆意纵欲，生活上越来越不检点，像唐宋文人一样徜徉于勾栏妓院。宋江曾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宋江和柴进等人找到了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那里，希望走走上层路线把梁山兄弟招了安，工作还没谈就见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天子身穿龙袍，连便装都不换，“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就独自来嫖娼，真是“轻佻”到了极点。他还迷信道教，曾经扮为道士玩乐，在给浪子燕青的豁免凭据上，就签下了道君皇帝的字样。 宋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任何一件事情绝不会因为其细小无关痛痒，就不会成为祸端。比如，一个官员往往被人从小小的爱好入手，就牵引着走上了不归路，可见慎微、慎初、慎独是多么重要。宋政和初年（公元1111年），徽宗不过和蔡京的儿子蔡攸开了个玩笑，说是喜欢奇山怪石，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大开进奉之风。由此，直接引发了方腊起义，各地的反抗也此起彼伏，加上外交上的失利，金人寇边，北宋江山终于断送在徽宗手里。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农历十月初十，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那里的李后主像，见其风流倜傥，不胜感叹。此后不久，神宗的第十一子赵佶出生。有野史记载说，赵佶出生的前夕，神宗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见。一向相信天命的宋朝人，怎么就没找个算命先生占上一卜，算算吉凶呢？45年以后的1127年，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居然应验，梁山英雄所要“忠心报答”的“赵官家”——已成为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与曾被北宋俘虏的南唐诗人皇帝李煜以同样的方式，成了风流的亡国之君，被入侵之敌掳走，最终客死他乡。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李后主、宋徽宗、天启帝的悲剧在于过分地放纵了自己的私欲，没有严格地将个人爱好和国家需要区分开来，从而无法正确看待和处理公共利益。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一个组织的败落、一个人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蔡京分利集团 在封建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破坏性的牟利集团。在一个朝代或组织中，一旦产生这样的集团，离覆灭的期限也就不远了。 童贯领军征剿梁山失败后，没有向宋徽宗汇报，而是卸了戎装衣甲，径投高太尉府中去密谋对策。高俅安慰他说，输了就输了，不要烦恼，只要皇上不知道，谁敢说三道四？！然后两个人直接去找他们的老大——太师蔡京商议办法去了。几个人算计好了后，第二天由蔡京汇报说，因为天气炎热，工作没法开展。徽宗当了真，也就没追究童贯的责任。 在几次针对梁山的军事行动中，都是由以蔡京为首的小团伙统一了口径后，再向皇上报告。这样，围绕在蔡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私家分利集团。在封建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破坏性的牟利集团。在一个朝代或组织中，一旦产生这样的集团，覆灭的期限也就不远了。这样的集团往往与道德、正义无关，于是有人据此评论说，北宋与其说是亡于金人之手，不如说是败于党争之祸。 中国历史上，自皇权诞生以来，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是被这种集团性力量搞坏或者拖垮。秦朝被赵高宦官集团断送；西汉被王莽外戚集团易帜；东汉被十常侍集团祸国；曹魏被司马昭集团替代；杨坚集团以外戚和大臣的身份篡夺了北周宇文氏的政权，建立了隋朝；李渊集团以地主武装力量和臣子的身份颠覆了隋朝，建立了大唐；唐代的宦官集团猖狂到废杀皇帝，废黜太子，加上藩镇集团削弱了帝国的力量，酿成了推翻政权的黄巢起义；明代的刘谨、王振、魏忠贤等宦官集团，流毒天下，成为大明覆灭的内因之一；清代先有八旗集团腐朽于内，后有北洋集团节制于外，在四面楚歌中，末代皇帝溥仪极不情愿颁布了退位诏书。 历朝历代破坏性的大小集团多如牛毛。蔡京集团既然出现，该倒霉的就是大宋了。 金圣叹说梁山事件的出现属于“乱自上作”是很有见地的。在蔡京周围，形成了一股作乱的关系网。徽宗是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坚定的支持者，童贯、高俅、杨戬是他的朋党，江州知府蔡德章是他的儿子，大名府留守司留守梁世杰是他的女婿，华州贺太守是他的门人，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殷天锡是高廉的小舅子，高衙内是高俅的义子。 历史上，蔡京集团的力量比水浒世界描绘得更加可怕。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等重臣都是他的朋党，连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捻、余深等都因为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知枢密院事张康国曾经试图脱离蔡京集团，但不久暴亡，死的时候张口吐舌，很显然是中毒的迹象。在蔡京集团风气的影响下，衍生出一大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奸胥坏卒，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善类。有这样一个能够架空皇帝权力的集团的存在，国家不灭亡就是怪事了。 蔡京集团的存在，首先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然后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高俅当了殿帅府太尉后，立即整治王进给自己出气。理由很简单，因为王进的父亲曾根据律法条文打过他。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娘子，高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陷害自己的下属，还搬出了律法规定，整得林冲一点脾气都没有。殷天锡看上了柴皇城的园子，仗着自己与高俅、高廉的关系，根本不把享有豁免特权的没落贵族柴进放在眼里。梁中书连年搜刮民脂民膏，派公人运给自己的岳父蔡京。当生辰纲被晁盖等人抢了以后，蔡京派府干到济州知府那里去催办。府干先炫耀自己是太师府里的心腹人，然后要求十日内捉拿晁盖等人，并警告说：“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公事，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小人也难回太师府里去，性命亦不知如何。”大肆贪污本来就不对，赃银被抢了以后，不但动用国家力量为自己寻找，而且还威胁知府，官帽子给你撸了是轻的，重了就是流放或者杀头。 在蔡京集团的眼里，国完全变成了家，权完全切换成了利。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蔡京集团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击异己力量。历史上，蔡京曾四次拜相。一朝天子一朝臣，直到徽宗禅位，七十八岁的蔡京才退休。在任时，蔡京打击异己力量无数。他任尚书左仆射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打击元佑党人。蔡京凭借自己的权力，睚眦必报，把和自己意见相左或有个人恩怨者悉数定为奸人。被蔡京登记为奸党的文臣执政官有司马光等二十二人、曾任待制以上官员苏轼等三十五人、外官秦观与黄庭坚等四十八人、内臣及武官十二人，这些人全部被刻在石碑上昭示天下。 用大帽子扣在异己分子头上进行打击，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政治斗争的一大特色。 章惇、曾布、张商英等都不是元佑党人，只不过和蔡京有矛盾或者政见不和，就被定为奸人。连其弟蔡卞，都因与之意见相左，被排挤在外。有意思的是，坏水可以通过dna遗传。蔡京七十八岁那年，其子蔡攸为了能早日接班，专门过去看看老爸病了没有，恨不得他早日死了。 梁山好汉和蔡京集团势如水火。他们曾抢了蔡京的生辰纲，又破了其婿的大名府，打下了其门生贺太守治下的华州，可谓仇深似海。高俅和梁山素有旧仇，其叔伯兄弟高廉又被梁山所杀，他本人还被击败过三次后获擒，仇恨难以消弭。童贯曾领兵征讨梁山，结果出师未捷，损兵折将，颜面无存。有这样的仇恨和耻辱，宋江等人居然还妄想招安了事，同朝为官，简直是与虎谋皮。 正人君子对小人害人的招数往往缺乏足够的估计。后来，蔡京等人把梁山好汉分而治之，然后各个击破，置于死地，就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了。 在封建体制下，有了好的政令并不代表有好的政治。因为事在人为，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事。忠臣在位，如果没有党争，政事还清明些；奸臣在位，政局便只有混乱透顶了。这是体制通病。 蔡京集团干的最大的一件坏事，就是集团内部高度默契，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恶浪的事件——怂恿徽宗打破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格局，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此时宋、辽弱小，金国势大，如果联合尚能自保。辽国一旦被吞并，唇亡齿寒，大宋自然岌岌可危。联金灭辽本意是收复失地，使宋徽宗树立政绩形象，然而这一孟浪行为，最终致使大宋帝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致使帝国臣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致使中国历史又多了一部令人不忍卒读的血泪篇章。当帝国大厦开始崩塌时，作为震源二十多年的蔡京集团才随同养育它的母体灰飞烟灭了。 在总结苏共垮台的教训时，美国人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得出的结论是：执政的党—国精英的背叛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组织，不是为了献身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地位，因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这个分利集团，将国家的发展方向锁定在自己集团规定的方向上，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利益来整合国家力量。他们对于国内社会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变化也被忽视了，最终导致了颠覆性突变。” 宋徽宗对蔡京集团的存在不是没有觉察。当他从李师师那里知道了童贯、高俅对征剿梁山的败绩匿而不报时，大骂说：“汝这不才奸佞之臣！政不奏闻寡人，以至坏了国家大事——都是汝等嫉贤妒能之臣壅蔽，不使上情下达，何异城狐社鼠也！”可作为文人皇帝的徽宗为什么陷入蔡京集团编织的网中无法自拔呢？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控制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能成为蔡京集团这类非正式组织内部成员的人，尽管出身可能比较卑贱，地位可能并不显赫，但他们往往是皇帝最亲近的人，都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比如宦官、外戚、善于逢迎的小人等。因此，身处权力中心的皇帝，利用这类人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对社会正式规则制度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 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集团专权总是要出现的。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秩序。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如果说苏联的解体，党—国精英集团还能获得变革利益的话，搞垮大宋帝国对蔡京集团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从本质上讲，蔡京集团是不希望帝国垮台的。但是积弱多年的大宋帝国在蔡京集团撕咬了二十多年后，已经千疮百孔，脆如蛋壳。即使这个集团想扭转局面，避免自己的母体溃烂，惯性的力量也使他们无力回天，最终的结局是随同母体一同溃烂。 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都应防止出现这样一个分利集团，避免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部分 探讨宋江的博弈心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天的社会依然是熟人半熟人社会，很多人特别是握有一定公共权力或者资源的人，都会面临情理法之间的冲突，当冲突来临时就有可能选择博弈的心态去处理问题。宋江博弈心态的产生，有时代的背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合法性伤害 合法地伤害别人，对于掌握公共权力或相对稀缺性资源的小人来说是拿手好戏，这是一门让伤害对象“有苦说不出”的深奥艺术。 有个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经常陪上面来的人喝酒。他向我抱怨说，身体快垮了，还得挤着笑脸继续喝。我劝他可以不喝，或者有选择性地喝。他说不喝不行，这些人来自要害部门，那个都得罪不起。我说，如果自身条件硬你怕什么？他说，你这就幼稚了，我不指望他们能帮上多大忙，就怕他们到关键时候祸害我一下，只要舌头或笔头一歪歪，什么都有可能泡汤。 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做“合法（理）性伤害”，名称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这种叫法却十分形象。整治别人并不需要违反律法规则，只要采取合理合法的形式，就能让你服服帖帖，有苦说不出，这真是高明的伤害。武松被刺配到安平寨的第一天，有经验的犯人就告诉他：“好汉，你新到这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他时，端的狼狈。” 犯人的话说得很清楚，吃杀威棒是规矩，但有轻重之分。决定轻重的根本因素，是有没有银子。如果使了银子，所受的伤害就轻；如果不使银子，所受的伤害就重。打不打杀威棒，是制度规定的，而杀威棒的轻重，则是由执行的人来掌握的。规则的实施力度，取决于合法伤害权的收益情况，两者呈反比关系。所以当看到武松没有银子孝敬时，差拨立即表明了态度：“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旧制，但凡初到配军，须打一百杀威棒。”潜台词是，你没有银子给我，我就按制度办事，行使合法性伤害的权力，即使打死了你，也没法追究我的责任。这就是合法性伤害的隐蔽性。 合法地伤害别人，对于掌握公共权力或相对稀缺性资源的小人来说是拿手好戏，这是一门让伤害对象“有苦说不出”的深奥艺术。无论正式的制度规则如何，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都可以把它变为一种利器，从而使伤害合法化。种种财富、资源和利益，都会据此重新分肥和调整。林冲刺配到了沧州后，首先了解清楚了合法性伤害的行情，然后很痛快地将自己的财富转让出来。心理预期得到实现的狱卒，连制度规定的杀威棒都免了。事实上，如果不是施恩想利用武松重霸快活林，不识时务的武松很可能就“交代”在差拨手里了。 对于暂时找不到合法性伤害借口的对象，小人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由无法伤害到合法伤害，中介是做局。林冲和武松都曾经领教过小人们的高招，这里只说武松。他打跑了快活林的“总经理”蒋门神，直接切断了幕后老板张都监和张团练的财源。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张都监先是把武松提拔到自己身边，让其进入自己实施合法性伤害的射程之内，然后好酒好饭地招待，还许诺要给武松找个老婆。可怜武松还以为自己遇到了好领导，醉酒后糊里糊涂就进了圈套，被当做贼人捉个正着。张都监看了大怒，变了面皮，喝骂道：“我指望要抬举与你个官，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一副武松辜负了他的培养的样子。 既然武松犯了偷窃罪，根据大宋律例送入官府，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给他定个罪还不简单得很？得了钱之后的知府也是根据律法行事：“这厮是远流配军，如何不做贼，一定是一时见财起意。既是赃证明白，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这厮！”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武松屈打成招。既然案子做实了，知府也就不客气了，说：“这厮正是见财起意，不必说了。且取枷来钉了枷下。”施恩哪是蒋门神的对手？快活林又重新成了张都监集团的财源了。历史上，因做局而被合法性伤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杀死岳飞的合法理由是“莫须有”，处决袁崇焕的合理借口是“通敌卖国”。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握在小人们手里的国家公法，在阴暗心理的作用下，完全切换成满足私欲的工具。 解珍、解宝兄弟打伤了为害一方的老虎，老虎跑到了“乡长”毛太公家的花园。毛太公因为接到了官府的告示，正愁打不着猛虎没法请功，现在老虎跑到自己家里来了，他怎么肯让解珍、解宝取走？因此两下里便动起手来。解珍、解宝有点儿幼稚，指着毛太公骂道：“你赖我大虫，和你官司理会！”谁知道毛太公早已经准备和解珍、解宝“官司理会”了。毛太公的儿子设局捉了两兄弟，理由很充足：“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只大虫，如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掠我家财，打碎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本州除了一害！”办案的孔目王正是毛太公的女婿，不由分说，按倒就打，让两个人招供“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掠财物”。解珍、解宝也屈打成招，不但案件做实了，而且一场民事纠纷也变成抢劫罪了。按大宋律，抢劫罪要凌迟处死，现在可以对解珍、解宝合法性地进行任意伤害了。 合法伤害权的拥有者，往往是精明的经济人，他们能真正落实以物质利益为中心，采取各种方式将这种权利置换成现金。林冲刚到沧州牢城时，老犯人就介绍说：“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是拿着柴进的“介绍信”去的，在交纳人情时除了多得了点笑脸，并没有享受打折或减免的优惠政策。面子只是交易双方的“介绍信”，拿着一张名片或者一页纸就想把事办利索，属于典型的书生思想。可见，面子只有变成可以流通的货币，才能实现其潜在的人情价值。 清朝著名文学家方苞曾经坐过监狱。与他一块上刑的还有三个人，第一个交纳了三十两银子，骨头受了点伤，养了一个多月；第二个交纳了六十两银子，皮肉受了点伤，养了十来天就好了；第三个交纳了九十两银子，当天晚上就活蹦乱跳了。狱卒对方苞传授心得体会说，就是穷得没东西，也要折磨，目的是严肃规矩，防止有人抱侥幸心理。合法伤害权的拥有者都已把这种交易做成一种产业。这也难怪，如果手头的合法伤害权可以用来获得一本万利的收益，那么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规模效应，就在情理之中了。 并非所有的合法性伤害，都是为了获得政治或者经济利益，对于心理阴暗的人来说，采用合法性伤害可以达到给自己出气的目的。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小插曲耐人寻味。李鸿章因为弹劾过翁同的哥哥翁同书，翁同就一直记恨在心。在李鸿章建设北洋水师时，作为当朝帝师、户部尚书的翁同百般掣肘，或以节约为名克扣、拒拨军饷，或鼓动大臣以贪污为名弹劾李鸿章。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而作为帝师的翁同一力主战。王伯恭曾经劝翁收口。翁说，我正想让他在战场上试一试，看他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治他的余地了。为了能够合法性地伤害李鸿章以报私怨，作为帝王师的翁同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真是卑劣至极。 总的来说，能合法地伤害到别人，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一是能够支配一定的公共权力或者相对稀缺性资源，二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为核心，三是心理层面比较阴暗。一旦一个心理比较阴暗的人拥有一定的资源，哪怕是个下水道修理工，都可以不顾你家里污水四流，面对请求名正言顺地说，研究研究再定吧。 现在看来，生存真的需要大智慧，不仅要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还要时刻提防那根本就莫可名状的、披着规则外衣的黑暗伤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个小吏的情理法难题 软约束的人情之所以能够战胜硬约束的法理，是因为人们在处理与能够获利的人脉关系相关的问题时，往往采取博弈的心态。 任何人都不希望违反社会正式规则，而遭受到律法的追究和惩罚。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经常会面对情理法冲突而无法抉择，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陷入泥潭。涉及胡长清案的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在交代问题时就说，随着交往的加深，胡一次次给他送钱，他都当成了朋友间的馈赠。当胡处在困境时，碍于情面，他觉得作为朋友有义务提供帮助，于是就做出了违反法纪的事情。 与济州缉捕使臣何涛一块吃早茶的郓城县押司宋江，也碰到了这个难题。他的难题不是何涛要找麻烦，而是好友晁盖抢了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成为朝廷缉拿的要犯。如果说宋江的人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根源就是他在情理法的冲突中迷失了方向。综观宋江的人生历程，他是不愿意与朝廷为敌的。即使在被刺配途中，被接到梁山上，他都不愿意落草。后来上了梁山后，他力排众议，主张“暂居水泊，只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临死前，他还对李逵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尽管他自负“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抱怨自己的人生经历“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但体制内良性生存一直是宋江的人生信条。 何涛作为一个缉捕使臣，既不聪明又不称职。晁盖一个小小的“村长”既然敢抢劫生辰纲，肯定是有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和关系网做支撑。他不调查研究就准备下手捉拿，显然不聪明；他不等到郓城县衙上班时，直接与县官沟通情况，就轻易把如此重要的机密，透露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值班人员，显然不称职。宋江听何涛介绍完案情之后，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一个网络都以一个“己”作为中心，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递加。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人际关系网络。“陌生人”是很难融入熟人社会中去的，建立相互信任就更加困难了。一个新的负责人到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组织之内，往往在短期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受制于旧有的熟人圈子。何涛作为从上面下来的差官，宋江当然很尊敬。但是作为一个外人，他根本没法进入郓城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也可称为关系社会或后门社会，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熟人好办事，以至一些人把它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自古至今，无论办什么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熟人。办一件事情，不是凭制度和原则来处理，完全看来人情的生与熟，关系的深与浅。何涛不明就里地和宋江谈论捕拿晁盖的事，这样办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对于宋江来说，决定向晁盖等人通风报信的时候，已经做出了抛国法而选人情的抉择。熟悉公文报送程序的宋江很冷静，对何涛递过来的公文，他先是表示“公文须是观察自己当厅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发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拆开”，利用程序化规则一下子把自己撇清，然后嘱咐何涛“这件公事非是小可，勿当轻泄于人”，显示自己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已经“轻泄于人”的何涛只是一名武官，哪懂得小胥吏的这些弯弯绕？还一个劲儿猛夸“押司高见极明”，恳请宋江“千万作成”。 这个时候的宋江是否偷笑何涛的呆傻，已经无从可考。但宋江接下来能以回家“分拨了些家务便到”的借口脱身，然后立即飞马报于晁盖，说明何涛等公人的办事素质，实在不敢恭维。等到县衙上班后，宋江领着何涛见了知县做了汇报，并以“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拿”为由，为晁盖等人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在泄密问题上，宋江处理得冷静、合理而又富于智慧，显示了日后梁山“一把手”的基本素质。有这样一个把知县、缉捕使臣玩于股掌的能吏与朝廷为敌，也算是那些庸官的不幸了。 奠定宋江一生命运走向和日后江湖地位的泄密案就这么发生了。宋江终身恪守忠义信条，临死宁愿拉着李逵垫背也不愿意背叛朝廷，应该说表现出对国家法理的无比忠诚。但为什么在捉拿晁盖的问题上，却毫不迟疑地站在了情的一面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软约束的人情之所以能够战胜硬约束的法理，是因为人们在处理与能够获利的人脉关系相关的问题时，往往采取博弈的心态。 宋江和晁盖是心腹兄弟，两者又都有仗义疏财的美名。仗义疏财需要坚强的财力作为后盾，他们之间肯定少不了经济往来。完全可以设想，宋江在对待是否通风报信问题上，有这样的考虑：如果不被发现，他将获得更广泛的人脉关系和经济利益；如果发现了，尽管可能有牢狱之灾作为代价，但此举会让他获得良好的江湖名声。熟于基层政务运作的宋江，私下里认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极小。事实上，如果宋江不包养阎婆惜，或者刘唐不冒冒失失地来酬谢宋江，抑或宋江早早把晁盖的密信付之一炬，他这个通风报信的“深喉”很难浮出水面。在任何时候，以侥幸的博弈心态处理问题，都难免会付出代价。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宋江作为泄密案的主角，最后还是被阎婆惜发现了。 探讨宋江的博弈心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天的社会依然是熟人半熟人社会，很多人特别是握有一定公共权力或者资源的人，都会面临情理法之间的冲突，当冲突来临时就有可能选择博弈的心态去处理问题。宋江博弈心态的产生，有时代的背景。中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基础的人情具有一致性。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相互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代官吏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不顾成文的律法而实行经义决狱。 熟人社会中，由于人际关系非常紧密，律法被搁置在了边缘位置，而情理、面子等则成为人际关系的黏合剂。在古代，人们首先是认为完美的秩序应该是情理法的结合，但当三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律法的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中，天理、人情甚至重于国法，如果在国法与人情冲突的时候，前者往往会被后者切换。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陈文昭会改文书轻判武松、郓城知县会一味地开脱宋江。这就造成了宋江博弈心态的最底线：即使被官府发现，他也不可能掉脑袋。 前面说过，在熟人社会里，握有公共权力及其他资源的人，在碰到情理法的冲突时，都有可能采取博弈心态。在这个问题上，宋江绝对不是孤例。朱仝、雷横开脱晁盖和宋江，雷横犯事后被朱仝私自放走，花荣明知道宋江犯法还予以收留，孙立能允许家人与山大王结交，都是情理法冲突下国法与人情切换的案例。 大量事例的发生，既说明情理法冲突的广泛存在，也说明博弈心态的随处可见。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柴进不是冤大头 亡国之后最忌讳的是不安分，韬光养晦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在任何时代，柴进这类人都是不安定因素。他的存在，本身对社会就是一种威胁。即使不是高俅集团成员的迫害，柴进早晚也会栖居梁山，走到官府的对立面。只因为肇事者是高俅集团里的恶人殷天锡，而柴进一贯任侠好义，颇有孟尝之风，像个正人君子，所以这个没落贵族受人欺负，被迫放弃家业落了草，才令人感到同情和惋惜。 柴进先祖柴荣，以螟蛉义子身份接了郭威的班，成了后周的世宗。柴荣命不硬，死得过早，留下了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坐上了皇位。五代十国是中国的乱世，纲纪不能维系，礼法全部荡然无存，篡位是家常便饭。在戏文小说中，与柴荣结义的赵匡胤，对“侄子”的位置很有想法。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春，归德军节度使、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以一出半推半就的黄袍加身戏，夺得了政权，建立大宋帝国。 赵匡胤以侠武闻名，平时也喜欢读书，考虑到自己是以兵取位，怕有人照葫芦画瓢，登基后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赵匡胤为人慷慨爽直，是条汉子，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夺位之人那样，对前统治集团的人赶尽杀绝。宋太祖以后，朝廷一直强调慎法，具体表现为实行“大度兼容”、“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等政策。尽管这些政策造成了国家积弱而衰，但士大夫却获得了历史上较宽松的生存环境。终宋一朝，士大夫很活跃，党争不断，奸人也很享福，绝大多数都得以善终。按照赵匡胤的说法，只要柴氏后人不谋反，干什么都行，“凡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有这样的圣旨做保护，便有了前朝后裔柴进现在的幸福生活。 林冲在刺配途中，准备在一家酒店里喝一盅，哪知道店小二不答理，林冲很生气。小二解释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咐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柴进的这种做法实属有病。柴家虽然没了皇位，但还保有财富和安全，享受着统治阶层的待遇，应该说做个安安分分的贵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就出在柴进把自己从圈子里分离出来，使贵族的身份边缘化，成了一个不安分的大款。 亡国之后最忌讳的是不安分，韬光养晦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氏之后，如钱唯演、钱唯治等都是小心翼翼，以书法诗词自娱，借以避祸。已经退化为大款的柴进花天酒地也就罢了，而他却借着律法的保护伞和官府的优惠政策，不但家里养着一帮子打手，还广泛资助犯了法的囚徒，把自己家搞成了黑社会分子的招待所。这种不断挖朝廷墙脚的行为，显然与主流社会和统治阶层不能相容。尽管柴进资助收留的人中，不乏林冲这样的受迫害的忠义之士，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对社会破坏很大的犯罪分子。这种做法使他赢得了很多追随者和好声誉。流浪江湖的赌徒石勇曾经说：“老子天下只让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下的泥。”两个人中，就包括柴进。我们现在可以想像，如果徽宗或者蔡京等人听了，自己在一个赌徒眼里，不如一个大款，甚至如同其脚下的泥巴，心里会作何感想？！ 估计柴进的嘴巴比较碎，经常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阿q似的到处炫耀老子也曾经阔过。朱仝问他为什么把杀了人的李逵藏在家里，柴进丝毫不客气地说：“容禀。小可平生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这些话要是让善于捕风捉影人听到了，至少可以弄出三条罪状来：一是毫不谦虚地宣扬“有陈桥让位之功”，有蔑视当今皇上之嫌；二是自豪地声明“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把收纳江湖匪类、窝藏罪犯当成业余爱好，无异于破坏社会秩序；三是骄傲地炫耀有“敕赐丹书铁券”，“无人敢搜”，根本就不把国家法度放在眼里。 宋江经常和柴进有书信往来，可惜一直没有见面。宋江以杀阎婆惜获罪之身第一次见到柴进，还没寒暄几句，柴进就拍着胸脯说：“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大罪恶，既到鄙庄，但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宋江小心翼翼地说自己杀了阎婆惜后，柴进竟笑起来，再次忽悠宋江道：“兄长放心，便是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这一切都表明，拥有特权的柴进，完全践踏着现行的国家律法制度，将自己和主流社会对立起来。 按道理讲，颁给柴进家丹书铁券，是用公文的形式来保障其财产和生命安全，这是朝廷给予的特权和信任。而柴进不珍惜和尊重这种待遇和荣誉，却用来作为践踏律法的保护伞，就有点出格了。柴进的特权和朝廷的存亡应该是共生的，朝廷赋予了柴进家丹书铁券，他却在不断挖朝廷的墙脚。柴进在毁人的同时，也在自毁。这样看来，作为前朝后裔的柴进和作为高俅义子的高衙内，除了人品质素上的差异外，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是利用特权满足一己之私，同样是以统治阶层一分子的身份，吞噬着大宋帝国的根基。所以，柴进被高俅集团整治，并不是冤大头。朝廷要治他的罪，是早晚的事。只是因为柴进的所作所为，尽管已碰到赵匡胤所划定的“纵犯”界限，但还没有达到“谋逆”而受“赐尽”的程度，所以正式的律法拿他没有办法。历朝历代，祖制都是很难逾越的。 如果柴进没有个叫柴皇城的叔叔，如果他的叔叔没有个漂亮的花园，柴进留在体制内的时间还要长些。偏偏柴皇城有个漂亮的花园，而偏偏又是被同样拥有特权的殷天锡看上了眼。柴皇城没有子嗣，就委托黑白两道通吃的柴进进行交涉。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徽宗宠信高俅，高俅与高廉是叔伯兄弟，高廉是高唐州的“一把手”，殷天锡是高廉的小舅子。尽管柴进拥有高于律法的豁免权，但裙带关系衍生出来的势力，根本就没把正式的规则当回事。势力是因超脱于规则而获利的。一向不习惯遵守律法的柴进，这次企图依靠律法解决问题，可算是打错了算盘，因为他正好碰上了更不遵守法度的硬茬。帝国有法不依的现实，连李逵这样的粗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 现实生活中，律法如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谁有势力谁就可以任意践踏。殷天锡强迫柴皇城搬迁时，就声明：“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 李逵一怒之下杀死了殷天锡，还沉醉在特权梦里的柴进让李逵跑了，自己却大大咧咧地留了下来。高廉本来就不把丹书铁券放在眼里，而柴进又没随身携带，牢狱之灾就无法避免了。这次，柴进“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的效果终于突显，宋江等人急了眼，率军破了高唐州，解救了从特权梦里清醒过来的柴大官人，杀了高廉。游离在江湖与官府之间的柴进，终于结束了体制内生存，落草为寇。 曾有人考证，“旋风”在宋代是一种火炮，“小旋风”的绰号用在柴进身上，说明柴进之流对主流社会的冲击力非常大。 任何时候，如果律法都像李逵所说的只是纸面上的“条例”，就一定会有柴进、殷天锡这类人的生存空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官差涉黑定律 执法者所具有的强制性公权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具有转换为私人暴力资源的趋势。 在封建体制下，同百姓接触最多的国家暴力机器是官差。如果官差的身份灰化，律法所赋予的有限定的公权，完全成为个人无节制的私权，最遭殃的就是老百姓。 郓城县步兵都头雷横在治安巡逻时，碰到了在灵官庙里睡觉的刘唐。雷都头苦于近来捉贼的业绩不理想，刚刚被知县训了一顿，便不问青红皂白，叫手下人把他绑了，带到东溪村，要“村长”晁盖安排工作餐。没料到刘唐正好来投奔晁盖。晁“村长”以认外甥为名，把刘唐救了下来，同时塞给了雷横十两银子的办案费。 刘唐哪里受过这种气？雷横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追了出去，想把银子要回来。雷横说，我要不是看你舅舅的面子，早就结果了你的性命，还问我要银子！刘唐说：“我须不是贼，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骗我阿舅十两银子。”两个人言语不合，就动起手来。雷都头在无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轻易地滥用手中权力制造冤案，把人抓起来吊了一夜不说，还贪拿当事人的钱物，用刘唐的话说，大宋的官差已蜕化为一帮“作害百姓的腌臢泼才”。这种做法尽管体现了执法者的堕落，但还谈不到涉黑问题。而他后来和老搭档朱仝，心照不宣地放走抢劫团伙首领晁盖、杀人犯宋江，就是从渎职到了纵容、勾结黑帮的地步。 在水泊梁山上，官差出身的大哥式人物为数不少。武松、朱仝、雷横、李云、戴宗、李逵、杨雄、施恩、蔡福、蔡庆、乐和等人，全是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武松与杨雄杀嫂、杀妻，朱仝、雷横私放晁盖、宋江，乐和替解珍、解宝通风，施恩黄赌毒一体化产业经营，蔡福、蔡庆黑白两道通宰，戴宗、李逵把监狱办成招待所，都属于典型的个人践踏律法行为。藐视律法的最终结局，就是不可避免地沦落为黑道分子，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体制外博命生存的道路。 戴宗、李逵纵容黑老大的程度，远比雷横严重。宋江在案发前，就与江湖人物过往密切，不太干净，说白了是脚踩黑白两只船。除掉阎婆惜的事件，是宋江由政府官吏向江湖老大过渡的分水岭，原来由他一手经营的黑道网络一下子便浮出水面。宋江案发后，先有朱仝、雷横私放于前，又有监狱长戴宗和狱卒李逵庇护于后，整个大宋帝国的司法系统，在宋江金钱搭建起来的人脉网络面前，显得脆弱而无力。 戴宗本来要向宋江索要人情，这是司法系统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当这位监狱长得知眼前的“贼配军”，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宋江时，便赶紧鞠躬请安，还为自己不能下跪做解释：“兄长，此处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然后戴宗立即安排到江州最好的饭店给宋江接风，在没人看见的豪华包厢里，“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在江州服刑期间，戴宗、李逵天天陪着他吃喝玩乐，过着简直是星级的生活。为了能让宋江吃上一口鲜鱼汤，李逵甚至不惜在浔阳江口和张顺大打出手，差点被淹死。在宋江喝酒品茗的时候，不时还有女子唱小曲儿前来助兴。 人类的野蛮只要有了适合的土壤，掌握了足够的权力，便会突破任何文明的尺度和规则。野蛮不会随着文明脚步的前进而退去。文明越进步，野蛮越可怕。造成人类野蛮的深层动力千年未改，现实和历史中的野蛮，几乎都可以找到相互的印证。大连的“黑老大”邹显卫在服刑期间，也过着和宋江一般的幸福生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难怪，社会都前进了快一千年了，物质生活总该大大地丰富吧。 邹显卫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为害大连乃至辽宁多年，甚至惊动了中央。被捕后，按规定应该和宋江一样去异地服刑，但邹显卫比宋江的能力还大，他通过关系和监狱长谢红军接上了头，如愿以偿地转到了大连监狱。进入大连监狱的第二天，邹显卫就在大连一家酒店摆下答谢宴，在美酒和金钱的驱使下，监狱长谢红军与阶下囚邹显卫兄弟相称。作为报答，邹显卫送给谢红军一套住房。为改善财源紧张的状况，大连监狱成立了一个公司，谢红军任命邹显卫为劳改基建委员会主任，主管公司的业务，远比宋江抄抄写写滋润得多。 在谢红军的授意下，大连监狱腾出一套两室套房，专供邹显卫一个人居住。在邹显卫的个人卧室内，沙发、彩电、冰箱、空调、vcd和外线电话等应有尽有。不仅如此，邹显卫的卧室内还安着一个电钮，专供他差遣两个犯人时使用。不少狱警还主动承担起了替他买粮买菜的任务，他们的腰包显然要比李逵鼓。邹显卫经常开着谢红军的奔驰车随意进出监狱，社会上的卖淫女，也经常搭车出入监狱，供邹显卫嫖宿。大连监狱内一位女狱警甚至不顾自己是有夫之妇，成了邹显卫招之即来的铁杆情妇，忠贞系数比阎婆惜还高。邹显卫犯的是故意杀人罪，通过运作，死刑后改死缓，在大连监狱又买通了主要负责人，将死缓又改为有期徒刑，最后竟在谢红军等人的策划下，神奇地“保外就医”。要不是在“就医”期间再次酿成血案，致使一死一伤，邹显卫也许还将继续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如果说梁山中那些涉黑的官差，在江湖义气的照耀下，多少还残存着些许人性的余光，那么官差可以被雇用来杀人，就完全是权力异化为凶器的表现。董超、薛霸和差拨是水浒世界里微不足道的差役。他们之所以被提及，是因为在银子的作用下，这些人拿起了执法的刀，做起了替人消灾的勾当。董超、薛霸和差拨共同的雇主都是高俅，中间人是陆虞侯，而他们的伤害对象是林冲。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老婆，调戏不成竟然得了相思病，高俅为满足干儿子的淫欲，设下圈套把林冲拿进了大狱，并派陆虞侯买通董超、薛霸和差拨，意图彻底把林冲做掉。高俅是当朝的太尉，徽宗皇帝驾前的红人，凭他的能力弄死林冲，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他之所以选择雇用差役杀人，显然是觉得黑道方式要比白道方式安全省事。 差拨很不幸，没有完成任务不说，还搭上了性命。董超、薛霸也没有杀掉林冲，这并非说明他们有恻隐之心，实在是害怕鲁智深的暴力阻挠。高俅不可能理解他们的苦衷，见两个废物拿了银子，又不能消灾，便找了个借口把他们从首都刺配到边境地区的大名府。大名府留守梁中书觉得董超、薛霸比较能干，又把他们从囚犯提拔到官差这个老本行上来。官差、囚犯身份的互换，是司法下的黑暗游戏。律法体系的崩坏，已经抹杀了黑白间的界限。董超、薛霸黑性不改，又被李固雇用了去杀卢俊义，这次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最后以身“殉职”。 官差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它的使用只能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同时官差的权力是公权，行使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而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如果处理问题时不是借助律法手段，而是采取与涉黑分子一样的暴力方式，对暴力的使用由职业习惯延伸为个人习惯，将会使百姓陷入到黑色律法的恐怖中去。 执法者所具有的强制性公权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具有转换为私人暴力资源的趋势。这就是官差涉黑定律。在司法黑暗的灰社会状态下，这种倾向会直接变成现实。在雷横、戴宗、李逵、施恩、谢红军等人眼里，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制度、法律，他们心里只有私情和利益。在银子光影的作用下，官差和囚犯身份出现了倒置甚至互换。 当官差的身份仅仅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们处世的标准，就不再遵循国家的律法，而是奉行黑道的规则。这种两栖物种的出现，无疑是对社会秩序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的危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部分 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尽管这种宰割没有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官员做匪的水平 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尽管这种宰割没有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 尽管我们知道在封建体制下，老百姓都是冤大头，但当我看到了下面这则材料后，还是很感叹。老百姓痛恨官吏们剥削迫害自己，苦于无法应对，只能恨恨地骂一句“官兵如匪”。学者则文绉绉地总结说，贪官是体制内的匪，匪是体制外的贪官。其实，满肚子花花肠子的官吏们一旦做起匪来，岂是那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草寇所能比的？ 清朝时，浙江山阴人蒋渊如看到做官有利可图，一心想弄个知县干干。急于牟利的蒋渊如显然不会走读书致仕的道路，他选择了投资回报周期短的买官。蒋渊如家境并不富裕，他缺少启动资金，因此就与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等朋友商议，集资买了个最先得缺的候选知县。五个人在神灵前歃血为盟，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大股东蒋渊如任县令，二股东唐文卿、陈柏生分任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小股东王平斋、吕少川分任钱漕吏员和公务吏员，严防肥水外流。几个月后，蒋渊如如愿以偿得了个肥差。上任之后，五个人只有分工不同，并没贵贱之分，各无怨言，上下其手，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年收入高达二十余万两白银。这等眼光和水平显然是一般草寇所无法比肩的。曾经有人作诗戏之曰：“捐官结得五人义，获利平分十万金。” 相对于这五个人，梁中书显然要幸运多了。作为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梁中书一分钱没花，就坐到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的位子上。北京是北宋时东京汴梁的三大陪都之一，政治地位极高，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大名府留守是个标准的肥缺。梁中书在这个位置上，到底榨取了多少钱财，已无从考证，但他的吸血能力无疑非一般小官吏可比。梁中书对蔡京的“提携之力”一直是“感激不尽”，每年农历六月十五蔡京过生日，梁中书都有所表示。他给岳父大人兼当朝太师送礼，肯定不能买个蛋糕或弄束鲜花就了事。梁中书出手很阔绰，第一年，他花十万贯买了一大堆珠宝，准备送给蔡京，半道上被人抢了。第二年，他又轻松地掏出十万贯，买了一大堆珠宝准备再次进贡，谁知被“送”到了梁山。尽管生辰纲丢了，但惊人的数目，足以说明这位大名府留守的确生财有道。梁中书的十万贯被晁盖等人抢了后，成了梁山众兄弟的发展基金。一个官养活了那么多匪，本事的确不小。 对梁中书的搜刮之道，我们现在知之甚少。但通过他的下属蔡福敲诈李固的手段，可以以一斑而窥全豹。蔡福后来虽然位列七十二地煞，但却是个地道的贪徒酷吏。卢俊义被告发后，他的管家李固欲置其于死地。李固拿着五十两蒜条金找到了牢头蔡福。不料，蔡福摆出了“下民易虐，上苍难欺”的道理，似乎不愿意干，而真实的意思很明显，看不上这点钱。李固加到了一百两黄金，蔡福按捺不住性子说：“李固，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然后把价码加到了五百两黄金。有这种讨价还价的本事，显然比草寇打家劫舍艺术、轻松且实惠得多。其实，对这么一个鼎鼎大名的河北玉麒麟，梁中书不问青红皂白就拿下，根本原因就是盯上了卢俊义的财富。卢俊义这么大一个富商，居然不积极主动地向梁中书掏腰包，你说他生不生气？ 先民在《诗经》里曾疾呼：“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对老百姓来说，相比在桃花山的小霸王周通、少华山的朱武等、清风山的燕顺、登云山的邹渊、邹润，蔡京、梁中书之流显然比匪还匪，无疑是社会上最大的硕鼠。据史载，蔡京、高俅、童贯等人都是家财万贯、奴婢成群的大富豪。实际上，在古代让官员达到况钟在《示子诗》中所说的“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只不过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而已。像海瑞、况钟这样的清廉有为的官员，在古代是极为罕见的，而贪官酷吏则比比皆是。这种人对社会及老百姓的危害远甚于匪。 在官府眼中，梁山上的弟兄显然是草寇匪类。凭心而论，不管梁山聚义是什么性质，为了生存计，梁山确实也干过土匪的勾当，经常侵州掠县，聚众打劫。连水浒世界里第一个露面的英雄史进，落魄时也曾经在赤松林里，打过鲁智深的闷棍。但是，老百姓们面对草匪们的劫掠，还可以有办法避过，大不了我不走你的地盘，或者你来了我想办法躲躲。被律法制度约束在土地上的老百姓，却只能承受官匪们的合法性伤害。封建帝国已经成为一张密网，任何摆脱被捕捞的挣扎都是徒劳，能够漏掉的没几个。不堪忍受就只能起来反抗。方腊本是樵夫，由于遭受花石纲的盘剥，最后聚众百万起义，以“民匪”对抗“官匪”，严重动摇了帝国根本，几成大事。何止方腊，历来老百姓们兴兵造反，都是因为受不了官匪的吸血抽髓。李自成本来是一个驿站小吏，因为“调整”而下了岗，苦于生计，振臂而起。生存问题永远是老百姓的第一要务。如果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就只能豁出命去了。 草匪们对老百姓的终极伤害，也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手法简单而直接，官匪们的弯弯绕就多了，处处透着艺术气息。武大郎被害致死一案，之所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不能立案，根本原因就是阳谷知县拿了当地药店老板西门庆的贿赂，这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行为，比黑社会杀手的做法，冠冕堂皇而又轻而易举。张都监拿了张团练的红包以后，根本就不顾及身份，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把治下的囚犯武松弄进了监狱。孟州知府的做法更是妙绝，吃了张都监的肉，又喝施恩的血，原告被告都不放过。草匪们还讲究“盗亦有道”，官匪们如同猪狗蚊蝇，有奶便是娘，有血就要吸，连起码的规则都不讲。阳谷知县这个家伙干了两年半，就“赚得好些金银，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亲眷处收储，恐到京师转除他处时要使用”，然后派武松替他把这些金银送到了东京。草匪们抢了钱财只能放到大本营里，时刻有被官兵破寨得而复失的危险。官匪们的活动余地就大多了，他们可以进行资产剥离后，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甚至用来买官，获得更广阔的搜刮空间。 《皇明经世文编》第一九一卷记载了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原文是这样说的：“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作为天子的皇帝居然能以圣旨的形式，向买卖人“要”些物件，还威胁“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有这样的皇帝，下面如狼似虎的官吏们的贪拿索占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老百姓的头也真是够冤够大的了。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老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这种宰割尽管透不出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所以，当梁山“草匪”碰到了蔡京等“官匪”，其胜负早分，悲局已定。只知道挥舞拳头的草匪们，怎么可能是那些挥舞笔墨的官匪们的对手呢？ 事实上，在水浒世界里，一些官僚还只是以“官”的身份，干着“匪”的勾当，有不少“官”干脆就与匪合而为一。花荣作为清风寨副知寨，无论朝廷有诸多不是，但他毕竟拿着朝廷的俸禄。可宋江因罪逃到他的地盘上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听得兄长杀了一个泼烟花，官司行文书各处追捕。小弟闻得，如坐针毡，连连写了十数封书去贵庄问候。”第二句话就是：“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数年，却又理会。”他先是藏匿罪犯，后又起身反叛，根本就没有把国家法度当回事。登州兵马提辖孙立更绝，自己的弟弟孙新、弟媳顾大嫂与登云山上的邹渊、邹润关系密切得如同穿一条裤子，他都置之不理。这个几次杀散劫掠登州草寇的病尉迟，居然纵容只有十条枪的邹氏爷们为患，可谓官、匪共存，一家两制，井井有条。关胜、呼延灼等将领之所以都是轻轻松松地到梁山落了草，道理其实很简单，在环境的影响下，官气已经注满了匪性。 为陈独秀作传的王森然，曾痛叹北洋军阀的腐化昏聩说：“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掌权柄，乃国之大哀也。”其实，在封建时代，游荡于官与匪双重身份之间的官匪的存在，不仅是国之大哀，更是老百姓之大祸。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祝家庄的悲哀 祝家庄的悲哀在于，他们作为纳税人，按律法规定交纳了钱粮，供养着一大批朝廷力量，却连起码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这种公共服务的缺失和公共权力的渎职，既是大宋帝国处于灰社会状态的信号，也是国家统治秩序崩溃的前兆。 石秀、杨雄犯了人命案，走投无路打算到梁山落草，半道上时迁也要跟着凑份子。三人路过祝家庄，因为肚子饿了，就找了家客店准备喝一盅。时迁嘴馋，又小偷小摸惯了，就顺手弄了一只鸡。没想到这只鸡不仅引出了战争，还引出大宋帝国的很多问题来。 按理来说，这只鸡吃了也就吃了，赔点银子也就算了，可是店小二是“宰相门前六品官”，仗着祝家庄的势力，骄横得不得了，给钱不要，硬要把石秀三个人当做梁山贼寇给拿了。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石秀、杨雄跑掉了，偷鸡的时迁，则被祝家庄当小鸡一样给抓了。 其实，梁山与祝家庄并无过节。晁盖、宋江等人在梁山立足不久，还没有向祝家庄收取保护费的意思。店小二开口梁山贼人、闭嘴梁山草寇，显然是祝家庄平常宣传得多了，全庄上下舆论一致，把梁山当成了假想敌。一有风吹草动，便草木皆兵。 祝家庄与李家庄、扈家庄毗邻而居，互成掎角之势。祝家庄有五七百家佃户，估计其他两家也不少。也就是说，祝太公、扈太公、李应是当地的大地主。地主最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所以便豢养家丁，培养自己的势力。三家拥有一两万人的民兵力量，属于当地的地主武装。 不仅如此，三个庄基本上是全民皆兵，连客店里都堆满了兵器。庄里庄外机关重重，三个庄还订了协议，危急时刻一致安内攘外。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备梁山草寇来抢掠财物。卧榻之侧有如此强大的绿林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酣睡。 祝家庄的悲哀在于，他们作为纳税人，按律法规定交纳了钱粮，供养着一大批朝廷力量，却连起码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当生存受到威胁时，祝家庄不得不另外出资，招兵买马，训练武装部队，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御梁山的劫掠。也就是说，祝家庄支付了费用，朝廷却没有遵照自身的职责，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的缺失和公共权力的渎职，既是大宋帝国处于灰社会状态的信号，也是国家统治秩序崩溃的前兆。 在西方宪政制度下，公民纳税具有个人委托国家代为完成自己所必须而又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性质，也就是 说，纳税人是在为自己纳税。封建体制下的纳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自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皇权始终是政治的唯一核心。 中国历史上，赋税被称为“皇粮国税”，纳税人被称为“小民”、“刁民”，统治者一味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完全忽略了纳税人的权利。让交多少就交多少者，被称为“顺民”，予以口头表扬；稍有异议者，被称为“刁民”，则威胁强迫；流离失所者，被称为“流民”，救济措施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稍有反抗者，被称为“暴徒”，坚决血腥镇压。在封建体制下，义务和权利不对称的赋税制度，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破坏了社会生产，成为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甚至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的基本因素。 抛开祝家庄的悲哀不论，祝家庄与梁山的冲突原本可以推迟或避免，问题在于他们的宣传教育政策有问题，三个庄一致向村民灌输“防火、防盗、防梁山”的安全知识，把梁山当成了时刻有可能进犯的头号敌人，战争的弦绷得很紧。加上祝家三子、扈三娘、李应骁勇善战，三个庄武装力量十分强大，又大大低估了梁山的力量。于是小小的偷鸡事件，变成了梁山三打祝家庄的导火索。 对于祝家庄的挑衅，宋江是主战派。在梁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摆出了四条令人信服的理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核心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山寨人马众多，打下祝家庄，可以得到三到五年的给养。梁山本来没有马上想到去打祝家庄，而今偷鸡事件使得可以“趁势去拿那厮”，一下子促成了梁山的战略出击。 这是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仗，政绩能不能树立起来，关系着他今后的政治地位和声威口碑，所以梁山派出了2/3的主力攻打祝家庄。从对阵的情况看，祝家庄与梁山是棋逢对手。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知祝家庄是出于自信还是对官府的不信任，梁山几乎倾巢来取，竟然不去报官。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官府是出于坐收渔利还是不愿花费军饷，面对两大军事力量的对决，竟然毫无动静。 不难设想，如果官府及时决策出兵两路，一路协助祝家庄民团，对宋江部形成夹击之势；一路兵进梁山，偷袭晁盖的大本营，梁山将覆灭于此役。可是，官府错过了这个歼灭巨患的绝好机会。官府方面的毫无动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公共服务的缺失，还进一步证明了官府的不作为和无能为。 由于战前李应与祝彪交恶，李家庄在此次战争中采取了中立。但联盟出现裂缝后的祝家庄依然是块硬骨头。第一次攻打祝家庄，由于地形复杂，到处是盘陀路，宋江部轻易冒进，被祝家庄迷局困得走投无路，如果不是石秀及时提供了侦察信息，宋江很可能有灭顶之灾。即使如此，宋江仍然损兵折将，杨林和黄信被活捉。 第二次攻打祝家庄，宋江试图说服李应帮助梁山，但被他以有伤在身为名拒绝。李应采取的这种中立姿态，为宋江消除了一大隐患。此次出兵，宋江依然没有讨到便宜，宋江本人差点被捉，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活捉了秦明、邓飞，打伤了鸥鹏，扈三娘活捉了王英。如果不是后来林冲捉住了扈三娘，宋江不但毫无脸面可言，而且攻打祝家庄的计划也有可能搁浅。 由于扈三娘被捉，导致了独龙冈三庄联盟的彻底终结。任何失败，往往首先从内部的分裂开始。战前，由于祝家庄处置不当，李家庄已经保持中立，并有暗助梁山之势。此次扈三娘失陷，迫使扈家庄暗中与梁山谈判，并采取了中立策略。即使是这样，面对祝家庄这个刺猬，宋江仍然无法下口。到目前为止，祝家庄依然保持着全胜，双方对阵情况是20。 纵观招安前对官府的战争史，梁山就没有吃过败仗。晁盖劫了生辰纲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地方武装，出兵围剿梁山，被杀得大败。梁山杀了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后，高俅从各地调精兵强将，大兴三路雄兵，并让呼延灼摆下了连环马，依然被破。不得已，童贯与高俅亲自出马，先后领兵围攻梁山，也最终失败。其中，高俅率十路节度使，领十万精兵进攻梁山，居然被活捉。 此外，梁山破江州、大名府、青州、高唐州等地，无论面对正规中央王牌军还是地方杂牌军，都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可是面对祝家庄以及后来的曾头市，梁山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每次都是损兵折将，直至后来当朝廷的枪头去打方腊，几乎全军覆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官兵不如民兵，民兵不如草寇”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呢？ 原因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是由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位而建，所以皇帝对握有兵权的将领十分忌惮，害怕他们依葫芦画瓢，所以采取了抑制兵权的政策。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充兵员。 宋朝统治者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潜在反抗者变为镇压者，可谓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做法被称为“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另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 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尽管宋神宗即位知其病，废除了这种办法，但遗弊却无法消除。所以无论童贯、高俅还是关胜、呼延灼，都是临时拼凑来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军队，不加养练，就去攻打梁山。而宋代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禁军轻易不动，厢军均是老弱，兵士地位甚为低下，类似“听差”，基本没有战斗力可言。以这样的军队对付梁山，效果可想而知。 在祝家庄与梁山的攻守战中，祝家庄表现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其所训练的民兵，作战目标清晰，作战方式灵活，作风勇敢顽强，连续两次打退宋江的进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官府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地方势力出于自保，集资招募兵勇，由于采取了灵活的练兵方式和激励措施，训练出了高素质的作战队伍。 就在宋江骑虎难下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官府”终于出手了，而且一出手，立即分出了胜负。孙新和顾大嫂等人为了营救解珍、解宝兄弟，把其兄——登州兵马提辖孙立拖下了水。曾经领取官府俸禄的孙立，为了送给梁山一份见面礼，居然利用自己与祝家庄教师栾廷玉的同学身份，打入祝家庄，玩了一出无间道，与倾巢出动来帮助宋江的吴用一起，破了久攻难下的祝家庄。这样，孤立无援的地主武装，被彻底消灭。官府不仅没有收到两虎俱伤的渔利，也彻底丧失了消灭梁山的最好机会。 历史上，由于制度的，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加上朝廷治理军队乏术，在很多时候官兵的战斗力不如民兵。南宋末年，地方民兵在北方四处出击，延迟了金兵的南下；明朝末年，湖北民兵伏杀了李自成，给义军以致命的打击；清朝末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民兵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促成了清朝的短暂中兴。 其实，祝家庄的悲哀也是朝廷的悲哀。纳税人一面交税养着尸位素餐的朝廷力量，一面不得不另掏腰包进行自我保护，为了同一件商品，要支付两次费用，而且换来的还是假货，真不知道朝廷的公共权力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黑狱不是商业传说 在吏制、司法黑暗的灰社会状态下，一旦执法权落到了心术不正的执法者手里，而制度又对律法的执行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公共权力便会切换成私人牟利的资源。 《监狱风云》是一部香港商业片，我曾经反反复复看过好几遍，起初是为了消遣，后来是震惊于影片所描写的司法体系的黑化。周润发、梁家辉等扮演的社会各层次人等因罪入狱，饱受监狱内黑社会帮派的折磨。然而，最大的伤害来自于司法工作者，他们对服刑人员进行合法性残酷折磨，最后激起了激烈反抗。在这里，司法工作者成了邪恶的代表，服刑人员反而变为正义的化身。 以后我又多次看过类似的影片，包括美国、欧洲的一些大片。虽然故事不同，但寓意如出一辙，都是讲正义与邪恶的互换。导演炮制这样的影片，无非是想通过角色的冲突、情节的矛盾、人物的魅力，吸引更多的眼球，获得丰厚的票房。这种以盈利为目的故事叙述，经过了商业化的加工与包装，往往有夸大其词的嫌疑。然而，我慢慢发现，这种黑狱现象，似乎并不止是现代电影版的商业化故事传说。 武松曾经有过两次黑狱经历。他为了给哥哥武大郎报仇，亲手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被官府从轻发落刺配到了孟州。刚到孟州的监狱，牢里的犯人就劝告他，向牢头差拨孝敬点银子，“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他时，端的狼狈。” 囚犯对武松的劝告，让人倍感心酸。这些普通的囚犯可能既没有银子做“人情”，又没有武松这样的利用价值，同时也没有办法像那十个囚徒打手一样，靠出卖自己的生命和获得施恩的眷顾，只有面对那一百杀威棒和日常的刑罚了。吃了亏长了见识的囚犯们，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而是好心地提醒后来人，怎么样才能避开执法者的黑暗伤害。囚犯们还给武松介绍了执法者两种伤害方法，一种叫盆吊杀人法，一种是土袋压杀法，“只是这两件怕人些，其余的也不打紧”。在这样的黑狱里，生命已经失去了尊严和价值，弄死一个囚犯比捏死一只臭虫还容易。执法者具有很强的创新开拓精神，发明了很多艺术性的刑罚和杀人花样。刑罚与杀人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 比黑狱还黑的是冤狱，冤狱是黑狱的最高形式。在黑狱中，执法者无非就是想弄点钱，然后就是拿刑罚犯人作为一项乐趣，如同观看斗鸡比赛，欣赏那残酷的“美”。当然，如果犯人实在不懂事，“惹”得执法者们心烦了，可能会要犯人的命。冤狱则不然，一下子把罪名做实了，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武松第二次碰到的就是冤狱。张团练丢了快活林，白花花的银子流走了，就去找张都监帮自己出气。张都监设局以偷盗罪把武松扭送到了官府，拿了银子的孟州知府，根本不会也没有必要让武松辩解：“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这厮。”在明确规定不准刑讯逼供的现代律法制度下，某些地方对犯人用刑仍是家常便饭，何况是在九百年前的北宋时期。武松再也没有了“我若是叫一声，也不是好男子”的骨气，眼看狱卒拿起批头竹片，雨点般打来，只能屈打成招。这个时候，决定武松死活的已经不是案件本身的律法依据问题，而是银子的多少问题。随着施恩和张团练竞投标似的往官府里送银子，武松的命被保了下来。在流放途中，张都监、张团练派人欲斩草除根。江湖经验丰富的武松躲过追杀，并杀死杀手后返回孟州，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张团练等15人。一个冤案不仅塑造了一个杀人魔王，也培养了一个反朝廷悍将。 屈打成招的不止武松，猎户解珍、解宝也一样倒霉，遭遇了同样的冤狱。因为一只伤虎的归属问题，解珍、解宝与毛太公发生了争执。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然而毛太公依仗自己的势力，把兄弟两人扭送到了官府，硬是弄成刑事案件。州里负责案件处理的是毛太公的女婿王正。王正先去上司那里汇报了一番，来了个恶人先告状，然后才把解珍、解宝带到公堂之上，“不由分说，捆翻便打”，一定要让兄弟两人招作“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掠财物”。在这种形势下，解珍、解宝只能按照毛太公的意思招供。解珍、解宝在当地是英雄人物，毛太公不想留下后患，就和王正商量：“与我一发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我这里自行与知府打关节。”得了银子并听信了王正结果两人性命之言的节级包吉，决定保证毛太公万事大吉。他让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跪在死囚牢里，骂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如果不是小节级乐和通风报信，顾大嫂等人成功劫狱，解珍、解宝就会成为冤死鬼。这一起冤狱的后果更严重，一下子培养了孙立、孙新、顾大嫂、乐和、解珍、解宝、邹润、邹渊八个反朝廷干将。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出黑狱两个最根本的特点：一是讲钱不，有钱就免打，没钱就狠打，打与不打，杀与不杀，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制度规则，而是银子；二是讲权不讲理，有了权力的后盾，就可以雇用囚犯做打手，开办黑社会公司，可以任意、虐待打杀良民、犯人，完全不用考虑天道公理。在吏制、司法黑暗的灰社会状态下，一旦执法权落到了心术不正的执法者手里，而制度又对律法的执行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公共权力便会切换成私人牟利的资源。执法者通过任意支配自己的伤害能力，既创造了经济效益，又获得了虐待的快感。 这种黑暗伤害的存在，既是百姓的不幸，也是社会的悲哀。在整个的司法系统里，案件开办前，有宋江这样的公人通风报信；追捕犯人时，有朱仝这样的公人私放罪犯；决狱时，有阳谷知县这样的公人贪赃枉法；刺配流放时，有董超、薛霸这样的公人图财害命；进入监狱时，有管营、差拨这样的公人出卖律法。大宋帝国的整个司法体系，已经切换成了个人获利的“利器”，国家统治秩序崩坏得一塌糊涂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武松最突出的政绩是景阳冈打虎，这也是让他一下子走红的壮举。武松对自己的“成名作”很自豪，同敌人对阵时，往往先拿出来忽悠一下对手：“休言你这厮鸟蠢汉，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打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能打死老虎的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力气”，生得一副铜筋铁骨。而解珍、解宝最突出的能力是打猎，在登州猎户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兄弟两人七尺以上身材，腰细膀阔，都使浑铁点钢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有时性起，恨不得腾天倒地，拔树摇山”。 连武松、解珍、解宝这样的英雄好汉，都能屈打成招，普通的老百姓成为冤案的主角，就不足为奇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部分 宋江等人来到“妓院一条街”后，在茶楼里向茶博士打听李师师“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在没有网络等传媒的宋代，关于皇帝包养风月女子的小道消息满天飞，连远在山东的宋江都知道了，可见很多人都有窥探和传播别人的爱好，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阎婆惜寓言 阎婆惜寓言的最重要的寓意是：任何畸形的开端，必然导致畸形的结局。 阎婆惜的血虽然已经干了将近千年，但血腥味却没有消失。我随便上网搜了一下，类似的阎婆惜事件就有几万个网页。阎婆惜故事是一个“二奶”寓言，一些人缺乏对这个寓言含义正确的解读，仍沿着阎婆惜的足迹往前走，却忽视了刀口已渐渐逼近。当将这个旧闻还原成新闻的时候，我忽然发现，类似的故事都重复着同样的定律，所有的主角都面临着类似的结局。 阎婆惜原本靠唱小曲儿为生，一家三口因为来山东投靠一个官人，流落在郓城县。哪知道他们的小曲儿在这里没有市场，生活陷入了困境。阎婆惜一家住在县城后面的破巷子里，屋漏偏逢连夜雨，阎父得瘟疫去世了，阎婆惜娘俩连送葬的钱都没有，被生活逼迫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经王婆介绍，阎婆找到了宋江。宋江当时担任郓城县衙的押司，虽然只类似于现在的一个正科级秘书，但由于工作多年，在当地有一定的地位。宋江家庭也比较富裕，属于大户人家，平常喜欢捐款资助，“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脱”，“常散施棺材药饵”。当宋江了解到阎婆的凄惨遭遇后，不仅给写了张领取棺材的“介绍信”，而且还立刻资助了十两银子。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宋江还是好人好事的榜样，继续当他的小吏；阎婆惜还做她的流浪歌手，继续沿街唱她的小曲儿。 宋江从兜里掏出那十两银子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阎婆把丈夫下葬之后，登门答谢宋江，发现他没有老婆，就请王婆去做媒。阎婆惜只有十岁，出落得“花容袅娜，玉质娉婷。髻横一片乌云，眉扫半弯新月。玉笋纤纤，翠袖半笼无限意。星目浑如点漆，酥胸真似截肪”。而宋江年及三十，“身躯六尺”，“面黑身矮”，“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经济基础决定个人的生存条件，而个人素质决定对生存方式的选择。漂亮的阎婆惜不愿意继续流落江湖唱她的小曲儿，而宁愿委身面貌丑陋的宋江，肯定是被宋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打动了。阎婆的外交辞令是“亏了宋押司救济，无可报答他，与他做个亲眷往来”。我推测，无依无靠的娘俩看中了宋江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由此，引申出了“二奶”第一定律：贪图虚荣。 王婆第二天就来找宋江，把阎婆惜娘俩的意思说了。刚开始宋江不太愿意，后来王婆反复劝说，宋江也就答应了。对于以后阎婆惜的出轨，施耐庵是这样解释的：“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既然“不十分要紧”，为什么要答应这门亲事呢？我以为，宋江内心是愿意接纳阎婆惜作为自己的“二奶”的，所谓的经过王婆的“撺掇”，其实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半推半就的假象。和其他一些所谓的成功人氏一样，宋江在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后，内心开始了对非常态生活的追求。由此，也引出了“包二奶”第一定律：寻求刺激。 阎婆惜和宋江结合半个月后，就拥有了唱小曲儿时所没有的生活条件，打扮得“满头珠翠，遍体金玉”，享受到了标准的“二奶”待遇。宋江虽然没有妻小，属于钻石王老五，但阎婆惜绝对不是宋江明媒正娶的妻子：第一，没有举行仪式，相当于未婚同居，法律并不承认；第二，从未踏进宋家门一步，只是“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伙什物”。对于阎婆惜来讲，她过的是“笼中雀鸟”的生活，这是“二奶”第二定律：而宋江则过着“金屋藏娇”的日子，这是“包二奶”第二定律。两个人就这样过着畸形的感情生活。 宋江与阎婆惜只存在同居关系，宋江从没爱过或者是喜欢过阎婆惜，当然阎婆惜也没有喜欢过宋江，这样的生活注定无法长久。正由于阎婆惜是“二奶”的身份，所以宋江根本就没把阎婆惜当回事。开始还有点新鲜感，“夜夜与阎婆惜一处歇卧”，蜜月期过了，刺激度没了，“渐渐来得慢了”，“半月十日，去走得一趟”，甚至“几个月不去”。这就是“包二奶”第三定律：厌烦冷落。而“二奶”第三定律也出现在了阎婆惜身上：精神匮乏。阎婆惜一边享受着富足的物质生活，一边也咀嚼着贫乏的精神生活。“水也似后生”的阎婆惜，越来越讨厌又黑又矮的宋江。所以，阎婆惜在扮演“二奶”角色的同时，开始暗渡陈仓，有了自己的所谓爱情，对象是宋江的同事张文远。“阎婆惜自从和那小张三两个搭上，并无半点儿情分在这宋江身上。”对于这顶绿帽子，宋江并不以为然：“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所以，张文远的第三者插足，并没有像今天很多类似问题那样，演化成争风吃醋的情杀事件。 直到宋江的公文包落入阎婆惜的手中，阎婆惜寓言才显现出血色，“二奶”与“包二奶”定律才变得沉重。其实，即使没有公文包做引子，阎婆惜寓言也会向悲剧的情节过渡，只是因为宋江落下了公文包，悲剧的才提前到来。宋江的哥们晁盖等人，因为抢劫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被全国通力缉拿，由于宋江通风报信才得以逃跑。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晁盖在梁山上站稳脚跟后，派人送来了一百两黄金和一封“感谢信”。尽管宋江只收了大约五至十两，要命的是装“感谢信”和黄金的公文包，不小心落到了阎婆惜手里。如果被阎婆惜交到官府，宋江将面临灭顶之灾。 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已如水火，如果不是阎婆从中调解，两个人恐怕连面都懒得见。宋江和阎婆惜见面了，但他应了“包二奶”第四定律：授人以柄。也许他并不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到“二奶”那里过夜，是不能带重要物件的。阎婆惜早就想敲宋江一笔，然后和张文远双宿双飞，拿到了这封“感谢信”，等于攥住了宋江的命根子。争取到了谈判主动权的阎婆惜，要求宋江答应三个条件，演绎出了“二奶”第四定律：敲诈勒索。阎婆惜做了宋江的“二奶”，相处时间长了，应该对宋江的为人有所了解，同这样一个黑白两道都通吃的人在一起生活，远比和小白脸在一起要滋润得多也危险得多。既然阎婆惜选择了物质的鱼翅，就不应该再奢望感情的鲍鱼。阎婆惜现在既想要钱，还想获得爱情，似乎已经沉醉在自己虚幻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想像敲诈一个串通巨匪的人的后果是什么。其实，已经厌倦了与阎婆惜保持包养关系的宋江，答应得也很爽快：“休说是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也依你。” 这个时候的阎婆惜，已经被兴奋的血液冲昏了头脑，她紧紧攥着那封“感谢信”，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争取婚姻自由，让宋江拿还典身文书，允许自己改嫁张文远，并写下不来骚扰的保证书，宋江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二，保护财产所有权，“头上戴的，身上穿的，家里使用的”，都归自己，也写下不准讨还的保证书，宋江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两个条件而言，阎婆惜显得很有经济头脑，也有律法眼光，既为自己今后的生活保障了基本条件，也避免了今后可能出现的产权纠纷。但要命的是第三条，她要宋江把那一百两黄金贡献出来。事实上，尽管这一百两黄金宋江没有照单全收，但凭宋江的家底，也能拿得出来，况且宋江也答应了阎婆惜的要求。以他的为人，也不可能在乎这点金子。但自以为得计的阎婆惜，就是不依不饶，还拿报官来威胁，就是这一点要了她的命。 维系“二奶”关系的不是感情，而是物质条件。阎婆惜想摆脱“二奶”的名分，还想享受不劳而获的生活，这是悲剧的根源。宋江在本质上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当阎婆惜一再将他推向律法审判的边缘时，身份、地位、经济乃至生命都面临着颠覆性威胁，他才选择了一条相对低成本的灭口路径。阎婆惜寓言的最重要的寓意是：任何畸形的开端，必然导致畸形的结局。这也是“二奶”和“包二奶”所共同拥有的第五定律。宋江忍下了阎婆惜给他的绿帽子，并不代表这个又矮又黑的押司是个窝囊废。阎婆惜显然被未来的憧憬迷住了双眼，像宋江这样一个在当地有影响和势力的人物，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栽到一个“二奶”手里？所以，不管我们现在是否认为阎婆惜是个受害者，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阎婆惜的个人素质也就是她的贪婪与愚蠢，促成了自身的毁灭。已经走投无路的宋江，将刀抹向了阎婆惜的脖子。 写到这里，忽然感觉有点悲哀，因为我发现，历史和现实中一幕幕的血腥，好像从来没有阻挡住那些的脚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二奶”的风月政治学 风月影响政治，卧榻左右时局，是封建体制的一大弊端。 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正月十四傍晚时分，水泊梁山领导班子几位成员来到了东京。宋江担任“一把手”之后就奔首都，显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私去看灯一遭便回”。这次出差，目的是想看看招安的项目能不能拿下来。尽管上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前聚会时，宋江将企盼朝廷招安的想法写成歌，隐约地表达出来，引起了部分领导班子成员的反对，李逵甚至借着酒劲踢碎了一张桌子，但宋江把自己这些草匪纳入朝廷正式编制的愿望并没改变。 宋朝的商业和娱乐业非常发达。东京城内有一百三十余座寺观祠庙，七十二家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而号称“瓦子”的民众乐园，一次就可接纳数千人游乐。当时，仅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就有五百万至七百万石之多。商业的发达表现在行业分工的细致上，南宋京都临安商业达四百多行，有米市、肉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花朵市、卦市，不一而足。宋江几个人“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显然是到了“妓院一条街”。宋代市民熙熙攘攘的夜生活，连宋仁宗都曾感叹自己在宫中生活的冷清。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从地道里爬到北宋第一名妓李师师房里，就不足为奇了。 李师师的知名度极高，关于她的绯闻漫天流传，如果那时有小报，她可以轻松地上头条。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政和间，汴都平康之胜，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当时的著名文化人周邦彦、秦观等都与她有过交往，有的感情还很深。《汴都平康记》说她“慷慨飞扬，有丈夫气，以侠名倾一时，号飞将军。”她的事迹在笔记野史、小说评话中多有记述。李师师和宋徽宗确实关系非常，《宋史·徽宗纪》有徽宗乘轿私会李师师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也有徽宗赐李师师金带的证明。 宋江等人来到“妓院一条街”后，在茶楼里向茶博士打听李师师“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在没有网络等传媒的宋代，关于皇帝包养风月女子的小道消息满天飞，连远在山东的宋江都知道了，可见很多人都有窥探和传播别人的爱好，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宋江一心想把梁山这支队伍带入体制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获得朝廷的招安。但是，主张招安的御史大夫崔靖被拿入大理寺，唯一的出路也被堵死了。如果正常的渠道成本过大或者门槛过高，选择非正式渠道便成为必然。因此，宋江才拍板决定“要见李师师一面，暗中取事”。 风月影响政治，卧榻左右时局，是封建体制的一大弊端。许多行业和领域，表面上看起来规章制度、公文一箩筐，如果因此就真的循规蹈矩、小心翼翼，生怕越雷池一步，就会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地通过各种通道，轻轻松松越过了“高压线”。很多重大事情往往是在非正式场合由非正式规则决定的，如同国外商界利用打高尔夫洽谈生意一样。宋江试图走“二奶路线”完成招安大业，无疑是低成本的战略选择。需求信息一旦通过“枕边风”传入决策中枢，将会直接切换成现实生产力。李师师为人“慷慨飞扬，有丈夫气”，并且“和今上打得热”，是天下第一“二奶”。打通了这一关节，招安工作也就完成了一大半。小吏宋江的确具有战略眼光。 李师师有如此的通天本事，能成为天下第一“二奶”，仅仅是只花瓶远远不够。徽宗能置后宫佳丽三千不顾，而宁愿钻地道来取李师师这一瓢饮，显然迷恋于她的过人风情。宋江很快就领教了李师师的魅力。他先派燕青去公关，燕青向李师师的经纪人李妈妈许下重金，宋江就有了第一次见李师师的机会，只是还没说几句话，徽宗就从地道里爬了进来。工作虽然没谈成，但宋江却看到了李师师的潜在价值。金钱和美酒可以缩短世俗人物之间的距离。第二次见面，宋江轻松地拿出了一百两金子，谦虚地说“山僻村野，绝无罕物”，意思是俺那疙瘩也没什么好东西，就这点土特产意思意思吧。李师师表现出了娴熟的交际手腕和通达的处世态度，不卑不亢地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礼物照单全收，还拿得有理有节，也算是本事。 这次见面，宋江被李师师镇住了。宋江先是在县里待了三十年，而后又跑到梁山上和一帮大老爷们住在一起，现在居然混到能和当今皇上“二奶”一起吃饭的地步，激动得酒有点喝大了，吆三喝四指指点点的，连在梁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草匪作风都使了出来。尽管柴进忙不迭地打圆场，阅人无数的李师师也通情达理地表示，“酒以合欢，何拘于礼”，但这也有失梁山首领的身份。有个小插曲，显示了李师师的幽默。李逵不满宋江在那里吃花酒，而让自己守大门，就闯了进来。宋江介绍李逵说：“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李师师道：“我倒不打紧，辱没了太白学士。”风流倜傥的李白，芳华绝代的李师师，粗鄙丑陋的李逵，简单一语，竟勾勒出一幅美妙的漫画。也难怪李逵生气，宋江只顾与美人喝酒，还故意弄首词来显示自己的文采，结果又被从地道爬进来的徽宗，打断了招安工作的洽谈。李逵一怒之下，打了负责警卫工作的杨太尉，惊了圣驾，宋江给皇帝专题汇报的计划也破灭了。 西方管理学家曾做过专门调查，在一个人的成功因素中，沟通协调能力占67%。这种能力在李师师和燕青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两次都没成功，但宋江等人确实看到了李师师身上所具备的圆通大度的处世素质。已经轻车熟路的燕青第三次单枪匹马，只靠吹拉弹唱就把同是业界行家的李师师给拿下了。李师师凭借自己天下第一“二奶”的身份，轻松躲过了惊驾的嫌疑，但宋江等人的行为无疑引起了她的警觉。所以李师师见了燕青后说：“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决无干休。”已经找不到其他出路的燕青讲明了自己的意图：“只是久闻娘子遭际今上，以此亲自特来告诉衷曲，指望将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上达天听，早得招安，免致生灵受苦。” 李师师对梁山的意图既不怀疑，也不反感，而是表示出了信任、理解和热情：“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位作战，因此上屈沉水泊。”李师师相助水泊梁山完成了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轨，除了接受了礼金、喜欢燕青等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她和梁山英雄一样生存在体制外的江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着不同于主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难与外人道的人生际遇。所以，尽管李师师受到徽宗宠幸，“风雷声价，播传寰宇”，但前两次宋江等人出现在她家里的时候，她不仅热情相待，还主动邀请：“来日驾幸上清宫，必然不来，却请诸位到此，少叙三杯。”同样，燕青虽然是草匪，却赢得了李师师的垂青。要不是燕青把持得住，差点成了徽宗的“情敌”。 同李师师的谈判工作，并没有大兵压境的紧张感，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扯皮感，一切都是滑着轻松的舞步向前推进。在宾主尽欢的会谈气氛中，李师师向皇帝引荐了燕青。燕青凭借几首小曲打动了宋徽宗，不仅为自己讨来了免于处罚的圣旨，还让徽宗全面地掌握了宋江对招安项目的渴望。路线确定以后，人才是关键因素。没有李师师的引荐，宋江就不可能实现招安的目标，同样没有燕青的努力，招安也将遥遥无期。对宋江招安的成功，李师师和燕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师师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她的全部政治观点可以归纳如下：一、梁山好汉们是一班义士，只是屈沉水泊；二、朝廷被奸臣闭塞贤路，坏了国家大事；三、皇帝圣明，只是受了蒙蔽。她虽出身风尘，却能洞察玄机，明辨是非，“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以一袖清香，轻松消解了几十万金戈铁马。蔡京等国家重臣全然不顾国家利益，政治品质还不如一个风尘女子，真是令人感叹。 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李师师和宋徽宗“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也”。把李师师当成了红颜祸水，显然有失公允。但凭李师师的能力，如果要做点坏事，肯定也能惊天。话又说回来，历来红颜祸国之说颇盛：夏亡于妹喜；商败于妲己；西周毁于褒姒；吴国灭于西施；唐破落于杨贵妃；有清一代三百年，败亡在慈禧太后手中。甚至有人评论说，辉煌的事业往往经不住卧榻边的几声娇笑。 其实，一切败亡都是私欲过分膨胀而没有加以遏制的必然结果。把失败归咎于卧榻之侧，显然是在推卸责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个女人的非正常死亡 从白秀英、李瑞兰、潘巧云、刘夫人四个女人的非正常死亡可以看出，人的一生其实是充满了选择的过程，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稍有不慎，相对于社会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生活是一本大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页。如何书写，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个人的创造性选择。亭长刘邦看见秦始皇的车队，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是焉。”他选择了争夺，最后成功了；农民陈胜受不了秦始皇的暴政，很有志气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选择了抗争，最后却失败了。如果对生活的选择没有智慧，有时候足迹里就会印满了毁灭。 李师师是天下第一“二奶”，做成了徽宗招安的大项目，还赚了宋江不少银子，可谓名利双收；阎婆惜是宋江的“二奶”，严重“渎职”不说，还妄想敲诈一笔，最后赔了贞节又折头。和李师师、阎婆惜一样，白秀英也是京城里的人，同样选择了做“二奶”。 “色艺双绝”的白秀英傍的是郓城的知县。这个女子很有经济头脑，她依仗知县的势力，在县城里开勾栏。对于白秀英的身份，刚刚出差回来的郓城都头雷横并不知情。白秀英表演完后就去收费，坐在包厢里的雷横却没钱付，冲突由此而起。估计负责全县治安工作的雷横，在自己的辖区内并没有带钱的习惯。但他如果知道白秀英是自己顶头上司的“二奶”，很可能表示一下歉意，写个欠条也就拉倒了。问题出在白秀英身上，她仗着和知县的关系，与父亲白玉乔一起，教训雷横这个小县城的土包子，“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什么”，一副歧视农民的小市民嘴脸。当旁观者告诉她这是县里的都头时，白氏父女根本不把雷横放在眼里。白玉乔还取笑雷横“只怕是驴筋头”。雷横在本县地面上哪受过这种气？便把白玉乔打了一拳，踢了一脚。气急败坏的白秀英坐上轿子，就去知县那里吹枕边风。在知县眼里，雷横的地位根本不如自己的“二奶”。他依据律法程序让白秀英写了状子，立即把雷横当做扰乱社会治安的典型拿下，枷在勾栏门前示众，来个杀鸡给猴看，给自己的“二奶”在当地树立权威。 一旦靠上了权力的大树，心灵就会如同藤蔓一样扭曲。白秀英显然把自己的身份，切换成了“常务副知县”。她逼迫雷横的同事对雷横刑杖伺候，否则“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在权力的庇护下，娼妓成了执法者，连雷母对律法的异化，都看得清清楚楚：“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能把做步兵都头的儿子摆平，白秀英更不把手无缚鸡之力的雷母当根葱，当众把她一顿痛打。雷横是个大孝子，眼看老母受此凌辱，一枷打死了白秀英。如果说“二奶”阎婆惜死在了“傻”字上，“二奶”白秀英显然死在了“狂”字上。作为势利寄生虫的“二奶”，居然走到了行使权力与律法的前台。她有如此下场，无疑是“自作孽”的结果。 李瑞兰是东平府人氏，专职从事卖淫工作。宋江去东平府抢粮食时，史进考虑到自己曾和她有过鱼水之欢，就想躲到她家里，里应外合为梁山立点功劳。李瑞兰虽然身在妓院，但对时事却了如指掌。史进落草、宋江抢粮这些事情，她都一清二楚。吴用听说史进跑到李瑞兰那里做卧底，立即知道“此人今去，必然吃亏”。吴用的说法是，娼妓“得便熟闲，迎新送旧，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无定准之意，纵有恩情，也难出虔婆之手”。难怪吴用埋怨，在对社会的了解上，宋江、史进都欠火候。果然不出所料，收了史进钱后的李瑞兰，企图来个名利双收，挣个“首告”的功劳。她和虔婆设局稳住了史进，然后报了官府，史进被逮捕归案。 应该说，李瑞兰收了史进的钱，又告史进的密，在道德上是有欠缺的。不过娼妓如果讲道德就不是娼妓了，就像虔婆说的：“这行院人家，坑了千千万万的人，岂止他一个。”在告发史进的问题上，李瑞兰并没有做错。在律法制度下，史进是造反的草寇，作为一个公民，她有权利和义务对草寇史进实施举报。即使从“他做了歹人，倘或事发，不是耍处”的自我保护角度出发，李瑞兰的告官也是天经地义。但李瑞兰在官府保护百姓能力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她本人对“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的严峻形势非常清楚，但却忽视了梁山的实力。妓院里的老伯看得很明白：“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无有不破。” 在宋徽宗治下的灰社会状态里，官府已经失去了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能力。但李瑞兰并没有听从老伯的劝告，而是将史进弄进了大牢。结果当然很明显，城破之日也就是李瑞兰丧命之时。史进带人去李瑞兰家，报复性地将“一门大小，碎尸万段”。李瑞兰的非正常死亡，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出现了问题，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秩序出现了崩溃，她本人又对形势估计不足。所以，李瑞兰的死是个人选择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潘巧云和潘金莲、卢俊义夫人贾氏一样，是个著名的淫妇。如果说潘金莲偷情又杀人，贾氏偷情又出卖自己的老公，死亡虽然属于非正常之列，但多少还算合理的话，潘巧云的死就有点憋屈了。 潘巧云是牢头杨雄的老婆，前任老公王押司去世后，改嫁给了杨雄。杨雄和卢俊义、武大郎一样，由于各种原因，都不能中老婆的意，而他们的妻子又都是年轻貌美，把持不住，难免出现风流韵事。潘巧云是水性杨花之人，原来就和大和尚裴如海不明不白，嫁了杨雄之后还淫心不死。杨雄能允许潘巧云替前夫做超度法事，应该说胸襟比较开阔，但他并没有料到潘巧云法事、私事照单全做。潘巧云和裴如海趁着杨雄晚上加班，竟在一起鬼混，这一切都被石秀看在眼里。在向杨雄打小报告这件事上，石秀并没有错。任何人都无法容忍自己的兄弟朋友戴这么大一个绿帽子而毫不知情。面对杨雄的责问，潘巧云死不承认，还反咬一口说石秀调戏她，而耳根软的杨雄居然深信不疑。 其实，事发之后潘巧云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和杨雄离婚，二是向杨雄认错。这两条路都不至于害命。关于离婚的问题，有必要交代几句，在程朱理学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前，尽管历朝历代都是男尊女卑，但男女关系还是比较开化，并没有程朱理学倡导的那么畸形，这点完全从潘巧云再婚上可以看得出来。但潘巧云选择了诬陷，并且低估了石秀的报复能力。受了杨雄责骂的石秀一肚子窝囊气没地方出，就杀死了裴如海和把风的头陀。杨雄明白过来味儿之后，要杀死潘巧云。石秀的确是个狠角色，他笑着说：“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人，如何不晓得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如何杀得人？”在石秀的安排下，二人设计把潘巧云和把风的小保姆迎儿，骗到翠屏山上，来了个人证物证俱全，“合情合理”地把潘巧云杀了。潘巧云当初选择了低成本的诬陷之路，但由于缺乏对诬陷对象能力的认识，最终走上了赔上性命的最高成本的道路。 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夫人虽然无名无姓，但她的非正常死亡却很值得留意。刘夫人出游时，被清风山上的王矮虎抢上山去。王矮虎好色，要把知寨夫人改任压寨夫人。当时宋江要上清风寨找花荣，感觉如果不救花荣同事的老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就以许诺帮王矮虎再找个漂亮媳妇为条件，极力要求将刘夫人放回去。 当我看到刘夫人对前来营救她的官兵的一番言语时，明显感觉宋江的清风寨之行不会顺利。刘夫人说：“那厮捉我到山寨里，见我说到是刘知寨的夫人，唬得那厮慌忙拜我，便叫轿夫送我下山。”刘夫人见到自己的丈夫时，也说是贼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刘夫人连哄带骗，显然是虚荣心在作怪。有这样的素质，不惹出点事儿就怪了。果然，宋江上了清风寨后，夜看小鳌山，碰巧遇到了刘夫人，被当做绑架要犯捉拿归案。宋江争辩说自己是过路的客人，刘夫人揭发说：“你那厮在山上时，大落落的坐在中间交椅上，由我叫大王，哪里睬人？”当宋江把自己曾经救过刘夫人的事抖出来后，刘夫人恼羞成怒：“这等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恨不得把宋江置于死地。 在对待宋江问题上，刘夫人也可以有两条路走，一是深明大义，报答宋江的恩情；二是置之不理，索性放宋江一马。无论走哪条路，都不会引来日后的杀身之祸。可刘夫人不但把自己的谎言进行到底，还一力恩将仇报，不问青红皂白，将宋江当草寇抓了。有这样的“贤”内助，也该刘高倒霉。此举引起了花荣与刘高的冲突、清风山与青风寨的冲突，刘高被花荣剜心而死，刘夫人被燕顺一刀两断。现在看刘夫人的非正常死亡，尽管有官匪不两立、律法不容情的一面，但核心问题是刘夫人的道德低劣，让她在是非面前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从白秀英、李瑞兰、潘巧云、刘夫人四个女人的非正常死亡可以看出，人的一生其实是充满了选择的过程，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稍有不慎，相对于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在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都要充分衡量选择的成本与收益。 生存是一场选择博弈，至于是赚了还是赔了，既要看选择的方法，更要看选择的大智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夫人路线 尽管梁中书因为走了夫人路线，裙带关系非同寻常，但是在责权利一体化的蔡京集团里，如果没有银子的浸润，亲情也会如同秋天的树叶慢慢枯萎。夫人路线只是提供了一种走路的可能，要想把天堑变成通途，银子是最好的铺路石。 历朝历代反，最难拔的钉子是与官员亲近的人。直到今天，反腐倡廉工作还在三令五申强调：要管好领导身边的人。领导身边的人不外乎三类，第一是有裙带关系的血亲、姻亲，像老婆、儿女等；第二类是在领导身边服务的虚拟裙带关系的人，如秘书、司机、随从等；第三类是通过利益与领导发生关联的准裙带关系的人，如同事、朋友等。唐僧师徒西行路上碰到的妖魔鬼怪，在天庭上几乎都能找到上述三类裙带关系户。 十万贯生辰纲是新梁山事业的第一桶金，也是整个梁山事件的发轫点。如果没有这十万贯财富，就不会引起东溪村“村长”晁盖的眼红，更引不出宋江私放晁天王、怒杀阎婆惜、流放江州，可以说就是这笔财富，引爆了水泊梁山与朝廷的对抗。盘点一下这十万贯生辰纲的来历，我发现这里面不仅蕴藏着巨大问题，还蕴藏着封建体制下用人的潜规则。 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农历五月初五，是传统的端午节。大名留守司留守梁中书在家中举行宴会，与夫人一起庆祝佳节。“酒至数杯，食供两套”蔡夫人提醒丈夫说：“相公自从出身，今日为一统帅，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夫人的意思很明显，你梁中书今天拿着朝廷的俸禄，享受着这么好的待遇，饮水可要思源啊。梁中书可不是书呆子，知道朝中无人莫做官的道理，当着夫人的面，当然不会傻到归功于皇上重用和百姓拥护的地步。果然，他首先肯定自己的努力，“世杰自幼读书,颇知经史。”紧接着很有感情地说：“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 蔡夫人对丈夫的认识程度还算满意，进一步提醒梁中书：“既知我父亲之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在封建体制下，上官的喜欢爱好、重要日期、重大变故，是下属送礼行贿的最佳由头。梁中书的记忆力再不好，也不可能忘了当朝太师的生日。他早就准备好了，并且出手大方：“下官如何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蔡夫人对丈夫的表现很满意，接着开始商量如何送礼的问题。梁中书贵为大名府留守司留守，管辖北京地区，而北京又是东京的三大陪都之一，位置显赫，油水充足。能到这样的地方当主官，没有人说话是不行的。他作为蔡京的乘龙快婿，有了如此强硬而又滋润的裙带关系，自然具备了一飞冲天的“先天”条件。 蔡夫人对梁中书的提示并非多余。她出身于官宦家庭，比丈夫这种靠功名晋身的书生，更懂得官场的游戏规则。封建时代的官场中，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否则就不会出现蔡京排斥打击亲弟弟蔡卞、其子蔡攸为了接班而希望老爸早死的闹剧。尽管梁中书因为走了夫人路线，裙带关系非同寻常，但在责权利一体化的蔡京集团里，如果没有银子的浸润，亲情也会如同秋天的树叶慢慢枯萎。夫人路线只是提供了一种走路的可能，要想把天堑变成通途，银子是最好的铺路石。有这样精明的夫人提醒，梁中书深得其中三昧，所以他从大肆搜刮的民脂民膏中，每年拿出十万贯贡献给自己的老岳父。尽管两次都被抢了，但从后来蔡京对生辰纲抢劫案的追查动作来看，他对梁中书的苦心应该是心领了。 像夫人路线这种由裙带关系衍生出来的人脉网络，在社会上比比皆是，类似的还有慕容贵妃关节。慕容贵妃关节这个词儿，是由还没有上梁山之前的双鞭呼延灼创造出来的。宋江攻破高唐州杀了高廉之后，其堂兄高俅在宋徽宗面前，保奏汝宁郡都统制呼延灼领兵征讨。结果被徐宁破了连环马，只剩下单枪匹马一个人投奔青州。呼延灼与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旧相识，而慕容知府是宋徽宗的慕容贵妃之兄。呼延灼投奔青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却打慕容贵妃的关节，那时却引军来报仇不迟”。攻打梁山全军覆灭，按律当重罚。呼延灼对于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如果通过慕容知府引荐，他攀上贵妃的高枝，就可以免去刑罚，重掌兵权，征讨梁山，将功折罪了。 呼延灼的算盘并不如意。不是慕容知府不帮忙，而是还没来得及打通关节，呼延灼就被弄上了梁山。青州是古代天下九州之一，到了宋代虽然没落，但仍然是最大的行政区域之一。慕容彦达能够知青州，并且在其辖区内“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完全是因为“倚托妹子的势要”。可见在当时的时代，科举只能使人获得升迁的资格，血缘、裙带、朋党、乡党等关系才是个人进步的主要依托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蔡德章依靠其父蔡京做了江州知府，高廉依靠其叔伯兄弟高俅做了高唐州知府，蔡京的门人做了华州太守，甚至连童贯的门馆先生程万里，都做了东平府太守。 话说得远一点，夏商周分封诸王，血缘是行政组织的依托，宗族是行政系统的主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拓展，血缘关系在组织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日益淡化。但是血缘关系在皇权制度、选官制度、行政制度、回避制度、反贪制度等行政与律法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地位。根据血缘选官、任官和行政处罚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已经被现代社会抛弃。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裙带”意识，成为人事领域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裙带关系获利，是封建体制下一些人屡试不爽的经典方法。南宋的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单看这十个字的评语，就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特点。但是这家伙仗着他的姐姐贾妃受宠于宋理宗赵昀，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居然入相出将，成为一代权臣。南宋的灭亡，这个“不事操行”的东西脱不了干系。 安史之乱的爆发，主要罪责应归结于唐玄宗。但没有杨贵妃这根引线，这场叛乱也可能不会出现。杨贵妃原是寿王李瑁的王妃，被唐玄宗占去同居了六年后，于公元745年册封为贵妃。当时，杨贵妃身上显现出来的裙带关系不得了，她本人得幸于君主，满门沾光。老爸追赠太尉、齐国公，老妈封凉国夫人，老叔拜光禄寺卿，三个老姐全封为夫人，几位堂兄授鸿胪卿、御史等要职。甚至连在巴蜀地区混得不成人样的杨国忠，这位日后怂恿唐玄宗放弃防御而主动出击致使长安城陷落的宵小之辈，以远房堂兄的身份，一路绿灯，最后竟然成了宰相。这种李家天下杨家党的局面，无疑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主要因素。 如果没有裙带关系，也可以投其所好，制造出虚拟的或者准裙带关系。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安禄山管杨贵妃叫妈的故事。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安禄山，外表看似憨厚，其实人情练达，精明无比。唐玄宗让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堂兄弟们结拜，而四十五岁的安禄山偏要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做干妈。据说，杨贵妃高兴之余，还专门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把她的这个老干儿子包起来玩耍，并为他做了三天三夜的洗儿礼。靠着这层关系，天下十镇节度使，安禄山一人兼任了三个，全国四十九万边防军，他一人就指挥了近二十万，并且还坐上了全马总管的位置。张九龄认为安禄山有狼子野心，并劝皇帝趁早杀掉他。但因准裙带这种关系，安禄山仍被重用，最后以干儿子身份起身反叛干爹干妈，致使大唐帝国盛极而衰，并导致藩镇割据，危害中国垂两百年。 近年来，裙带关系猖狂向经济领域蔓延，引发了一些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唆使、纵容自己的血亲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血亲开公司、办实体，充当“提款机”，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牟取暴利。这种成产业化、一体化、集团化的趋势，丈夫当官，老婆收钱，儿女搞经营，大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样子。往往抓住一个人，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到很多家庭成员。 世间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如果非正常的裙带、准裙带关系，久而久之成了正常的“官”际关系，而“官”际关系的亲疏又通过金钱关系来体现，路的终点就不止是陷阱了，简直就是地狱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部分 无论后人对宋江的评价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宋江具有成功人士的气质和眼光，在人缘决定成败的生存游戏中，他同刘备一样，非常看重人和，最终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宋江的第一生产力 在封建体制下，如果没有资历和出身等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第一生产力。 经过了被刘高迫害的清风寨事件后，宋江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决定带领花荣、燕顺等人上梁山。在半道上的一家饭馆里，因为座位问题，燕顺等人和石勇发生了冲突。石勇口气很大：“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下的泥。”宋江就问这两个人是谁，石勇告诉他，一个是柴进，一个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石勇还补充强调说：“只除了这两个人，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 石勇并不认识宋江，居然把这个小小的押司看得比皇帝还重，可见宋江在社会上的名望。在北宋帝国时代，既没有专门的造星公司，也没有搞有偿新闻的环境，更没有高度发达的网络传媒，宋江在江湖上竟然有如此的名望，手段的确非同一般。千万不要小看名望，宋江能从一个县衙里的小吏，成长为江湖中人人称颂的及时雨，进而当上了让徽宗夜不能寐的梁山首领，主要得益于名望。 宋江的名望是怎么来的呢？一句话，拿钱买来的。资历和出身是从政的进身阶，袁绍这个窝囊废能被推举为讨伐董卓的总司令，靠的是四世三公的祖荫；而卖草席的刘备逢人必言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无非是想表明他有着高贵的dna。中国是礼仪之邦，世俗礼仪的核心其实是人情，表现在社会活动中就是人脉关系。人脉关系的好坏，决定着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所谓“朋友多了路好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封建体制下，如果没有资历和出身等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第一生产力。很多人都能赚钱，但并非都会花钱，能给钱以生命。宋江就是一个善于花钱、能够给钱生命的人。他摸准并激活了江湖中左右“义气”的那根物质神经，用银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最终成为了一呼百应的江湖大佬。 主流社会通常认为义与利是相对的。儒家强调“义利之辨”，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其实是士大夫的看法。江湖是一个独特的趋利性社会。在江湖社会中，要想获得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必须遵守江湖规则，“义”是统领一切江湖规则的规则，是江湖的非成文性宪法。讲“义”是为了更好地获“利”，“义”要用“利”来体现，这是江湖中人交易双方都要遵循的默示契约。江湖还是一个独特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游民的交口相传，信息传播的速度，往往比主流社会的正式渠道快得多。 社会中的游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们在形影相吊、流离失所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朋友的援助，而援助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提供物质帮助。能从微薄的收入中解囊相助他人，被看做是讲义气的核心表现。金圣叹批评说，“宋江为区区滑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其实他只看到了宋江在江湖中使用银子的巨大效果，而没有看清江湖社会的本质。宋江在人际交往中，一直遵守的是金元外交定律，他将银子大把大把地撒出去的同时，获得了与日俱增的支持率和认同度。 慷慨大度、仗义疏财是宋江的一大优点，也是他构建自己人脉关系的一大特点。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赔，并不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财物，亦不推脱。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格。若常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宋江之所以被称为及时雨，就是因为他能在朋友最困难的时候，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当干枯的禾苗得到雨露的滋润，成长为果实累累的庄稼时，投李报桃的效果便显现出来了。 在江湖社会中，仗义疏财是衡量人脉关系好坏的最重要指标。事实上，不止是宋江，很多人对人脉关系的重要性和本质看得很清楚。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柴进也是如此，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林冲发配沧州时，半路上投奔到柴进庄上。临走以前，柴进拿出25两一锭的银子相送。武松辞别柴进时，也是得到了很多银两。凡是在江湖上人缘好的、声望高的，都是那些不在乎钱财、喜欢慷慨解囊的人。 鲁智深和史进、李忠喝酒的时候，听说了金氏父女的不幸遭遇，决定予以资助。他掏出了五两银子，然后看着史进说：“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很痛快：“直什么，要哥哥还。”便掏出了十两银子。鲁智深看着李忠：“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掏了半天才掏出了二两，鲁智深很不高兴。他给李忠的评语是：“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对于耍把式卖艺的李忠的生活状况，鲁智深可能不了解。但在以出手大方与否，来衡量人品优劣与否的江湖社会里，就是这几两银子的差别，决定了鲁智深同他们关系含金量的不同。鲁智深打心眼里看不起李忠，在桃花山上，李忠、周通好心招待他，结果他打晕了李忠的手下，抢了金银器皿一走了之。而对待史进，鲁智深始终是尊爱有加。当他引兵去少华山救史进时，朱武杀牛宰马准备款待，平时嗜酒如命的他大骂：“史家兄弟不在这里，酒是一滴不吃！要便睡一夜，明日却去州里打死那厮罢。”“都是你这般性慢直娘贼，送了俺史家兄弟！只今性命在他人手里，还要饮酒细商！”鲁智深显然看不惯朱武的衙门作风，动不动就大搞接待之风，胡吃海喝。其实朱武也是没有办法，要是招待不好鲁智深，万一花和尚不高兴，也够他喝一壶的。 宋江始终把提供资助，作为建立人脉关系的首选方式。在柴进庄上初识武松时，看见武松衣衫褴褛，便拿出些银两来要给武松做衣服，表现出了父兄般的慈爱。武松辞别宋江回家探亲时，宋江执手相送，并又给他十两银子，感动得武松掉了眼泪。宋江第一次见到李逵时，恰好他赌博输了钱，欠了人家十两银子，宋江便从身边取出银子，给了李逵。李逵为此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就是这十两银子，使李逵成为对宋江忠贞不贰的追随者。随后，宋江、戴宗、李逵、张顺到浔阳江边琵琶亭中饮酒，酒席散了后，宋江又送了李逵五十两的一锭大银！宋江还曾资助使枪棒卖膏药的薛永五两银子，也令这位病大虫感激不已。 宋江不但对英雄好汉如此，对一般的公人、歌妓、狱卒、无赖，也都是慷慨解囊。阎婆因感于宋江资助葬夫，把女儿阎婆惜给了他；卖糟腌的唐牛儿“在街上只是帮闲”，也因为“常得宋江资助”，“宋江要用他时，死命向前”。宋江回家被围捕时，仍不忘送些钱物打点公人；流放江州后，宋江取三两来银子，给了江州公人；在江州牢城营内，上上下下，宋江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因此无一个不喜欢宋江”；浔阳江边，李逵打晕了卖唱女子，宋江便给了那女子及其父母二十两银子，嘱咐道：“日后嫁个良人，免在这里卖唱。”水浒世界里，有记载的宋江送银子有近二十次之多。因此，他以仗义疏财闻名江湖，绝不是浪得虚名。 宋江等人动不动就出手资助别人，这如同流水般的银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吴用到石碣村动员阮氏兄弟抢生辰纲时，掏出了一两银子，买了一大瓮酒、一对大鸡、二十斤生熟牛肉，可见一两银子的购买力不低。郓哥也曾经算过一笔账，在武松请郓哥帮忙打官司时，答应给他五两银子解除生活之忧。郓哥算了一下：“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便陪他吃官司也不妨。”李逵打昏了卖唱的歌女，宋江给了她父母二十两银子，免得再流落江湖卖唱。可见二十两银子，可以改变这样一家人的命运。根据我个人考证，按粮价折算，宋代的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三百元人民币，从吴用那一两银子的购买能力来说，这一估算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北宋中前期，国家不发给胥吏俸禄；后期发给一点点，也不过勉强糊口。作为小吏的宋江，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分析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途径。一是寻租。宋代，国家允许胥吏吃拿卡要，正如阎婆惜评论宋江那样：“做公人的，哪个猫儿不吃腥？”二是个人财产。宋江有很大一部分钱来自家中。宋江家是当地的大户，这是他重要的经济基础。三是馈赠所得。宋江有一部分钱财是江湖朋友给的。在孔明、孔亮那里，孔家给了宋江五十两银子做路费；在清风山上，燕顺、王英、郑天寿又“各送些金宝”与宋江；宋江第一次被救上梁山时，晁盖等“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还有一部分是宋江通风报信所获得的好处费。晁盖为报答宋江相救之恩，在梁山落草后，立即派刘唐送来一百两金子。尽管宋江没有全要，但由此可以看出好处费是宋江的一个收入来源。 当我们看到宋江不但对英雄好汉，而且对公人、歌妓、狱卒、帮闲也都慷慨解囊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无用功、乱撒钱。就是这种多元的投资途径和宽阔的胸襟抱负，使他能够获得广泛的声誉收益。无论是皇族后裔的柴进、名将之后的呼延灼，还是绿林的草寇燕顺、流落江湖的薛永；无论是智慧如吴用、富裕如卢俊义，还是无赖如王英、憨直如李逵，他都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招于麾下。宋江用银子浇铸出的第一生产力，威力大得惊人，几乎无坚不摧，只要他遇到了困难，总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无论后人对宋江的评价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宋江具有成功人士的气质和眼光，在人缘决定成败的生存游戏中，他同刘备一样，非常看重人和，最终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有一定的器具，而又不受制于器具，比如钱，这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书生政治祭 王伦的死,是人职不匹配的结果。 清末重臣李鸿章说，世界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官都做不好还能干什么？！书生王伦做了梁山的“一把手”，虽然只是个草头王，但大小也算是个“一把手”。但在这个位子上，他坐得就不怎么样。 过着世外桃源般生活的王伦最近很痛苦，因为敲锣打鼓地把晁盖等人接上梁山后，才知道他们是想入伙的。王伦的脸一下子就不自然了，发现原本很稳的位子，开始像只摇摇摆摆的浮萍了。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梁山像是一个规模不大的企业，自己的能力原本也有限，现在忽然来了这么一帮子如狼似虎的骨干分子，如果要留下他们，自己很可能会失掉对梁山的控股权。 事实上，王伦深谙树大招风的道理，不想把梁山的事业做大做强。王伦本来是个小知识分子，在参加科举考试落选之后，对仕途心灰意冷。百无一用是书生。王伦偏偏受不了官府的鸟气，一怒之下做起强盗来。他依仗八百里水泊的地利，在靠水吃水的同时，偶尔踩一下钢丝，劫个客商，抢个村乡，地方官府奈何不了他们，朝廷又不愿意劳师动众，所以与官府保持着均衡状态，一直相安无事。 按王伦自己的打算，准备小吃小喝，小打小闹，在这种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里舒舒服服过一辈子。可人算不如天算，晁盖等人抢劫了当朝第一势要——蔡太师的十万贯生辰纲，并打得济州官府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然后前来投奔梁山。现在，战火突然烧到了自己身边，王伦小心经营多年的均衡一下子被打破了。 晁盖号称托塔天王，在江湖中一呼百应。即使梁山可以不考虑蔡京的势力，同时也能侥幸打败官府的征剿，晁盖这七个人的到来，肯定使己方在梁山班子中的席位，一下子处于绝对劣势。读过几本书的落第秀才王伦，想起了王莽篡汉、赵匡胤代周的故事，后背一阵阵发凉。考虑再三，他决定把晁盖这些瘟神送走。 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他忽视了一股来自内部人身上的杀气。 在王伦最困难的时候，柴进曾经给予他无私的帮助，所以当林冲走投无路时，柴进写了封“介绍信”，把林冲推荐给了梁山，满以为靠自己的面子，就能给他找口饭吃。没想到王伦却对林冲很警惕，从本意里不想收留这个能人。他有自己的考虑：“我却是个不及弟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继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他是京师八十万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因此，王伦不顾破坏江湖规矩，也不怕背着忘恩负义的恶名，说什么也要“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 在对待林冲去留的问题上，王伦看走了眼，证明他确实不具备“一把手”识人用人的能力。林冲对待朝廷忠，对待妻子爱，对待朋友义。只因被高俅陷害，已经无路可逃，如果能够给碗饭吃，依照林冲的人格素质，肯定会感激涕零，宁死也报答王伦的知遇之恩。但王伦不这么想。他最担心林冲会夺自己的交椅，因此以“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后误了足下”为由，拿出几两银子，打发他一走了之。 王伦的态度，连梁山班子里的其他成员也看不过去，他们也不可能清楚王伦的算盘。朱贵傻乎乎地说，粮食少可以去借，房屋少可以去盖嘛。朱贵还说，要是不留下林冲，柴大官人那里不好交代；留下林冲，要是有事他肯定能出力气。梁山元老杜迁、宋万也说，不能驳了柴进的面子，“不然见的我们无意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 为了平息班子里面的不同意见，王伦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再次设置林冲上梁山的门槛：三天之内，交上一个“投名状”，否则就走人。书生意气太浓的人，往往不善于韬光养晦，因此不适合当“一把手”。看见两天过去了，林冲还没有交上“投名状”，他居然跑到林冲那里幸灾乐祸地笑，还提醒说：“若明日再无，不必相见了，便请挪步下山，投别处去。”听到这样的话，林冲的郁闷与愤恨可想而知。 因为“投名状”，林冲与杨志打斗起来。王伦听到了消息后，亲自下山迎接。他接的不是林冲，而是杨志。他当着林冲的面，大声夸赞杨志如何英雄了得，同时以极度热情的态度，邀请杨志入伙。秀才王伦读了不少书但没有读透，他没有从书里学到高屋建瓴的政治智慧，却学到了一些旁门左道的驭人术。他企图像帝王驾驭臣子一样，在梁山上推行平衡术，借助杨志压制林冲，使两虎相争无暇顾及自己的位置。而他在享受坐山观虎斗之乐趣的同时，收获属于自己的渔人之利。 王伦没有想到，就是这一个小聪明，为自己挖下了通向死亡的陷阱。王伦的邀请没有成功，杨志不愿意留下，已经无话可说的王伦，勉强让林冲坐了第四把交椅。林冲从王伦那里，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饱受高俅迫害的林冲，现在又尝到了王伦带给他的羞辱。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种在了林冲的心里，时刻都有生长发芽、破土而出的可能。 同是处在一个层次的读书人，王伦和吴用的见识的差距就很大。吴用一眼就看出王伦热情接待背后的冷漠，同时他也看出了梁山班子里存在的不安定因素。他告诉正在为找到了安身之处而高兴的晁盖：王伦根本无心收留，如果愿意收留，早上就会安排进领导班子，不必等到现在。吴用还阴险而自信地说，林冲与王伦之间存在着矛盾，“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并”。 晁盖上梁山的第二天早晨，林冲前来登门拜访。客气了一通，吴用开始挑拨林冲：“据这柴大官人，名闻寰海，声播天下的人，教头若非武艺超群，他如何肯荐上山？非是吴用过称，理合王伦让这第一位头领坐。此合天下之公论，也不负了柴大官人之书信。”吴用这话很有问题，即使林冲再有名气，柴大官人再有面子，也没有林冲拿着一封信就可以做梁山第一把交椅的道理，江湖毕竟不是封建官场，凭借一纸任命就可以摘这么大一个桃子。但这些挑拨之词，如同雨后的甘霖，已经让林冲心里那颗尘封已久的种子开始发芽。 针对林冲对王伦“心术不定”的批评，吴用故意装作不相信，继续忽悠林冲：“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如何心地倒恁窄狭？”林冲已经不再顾及班子团结问题，直接把王伦的小九九给算了出来：“此人只怀妒贤嫉能之心，但恐众豪杰势力相压。”吴用故意说，既然王伦有这种心思，不用他赶，我们去投奔别的地方好了。林冲明白，如果这次错失了与晁盖合资的机会，他将继续作为一个边缘人，时刻遭受着王伦抛过来的白眼。林冲做出了决定上司和自己命运的判断：自己这个垃圾股能不能翻盘变为绩优股，只有借助于这次资源重组了。此时，林冲心里那颗仇恨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于是向众人交代了自己的底牌：“众豪杰休生见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晓。小可只恐众豪杰生退意之心，特来早早说明。” 现在看来，王伦要想避免林冲反水，可以在林冲前来投靠的时候，采取两种策略：第一，如同赶走晁盖等人那样，以绝对优势的力量对比，坚决把林冲赶走，不让这只猛虎趴在自己身边；第二，像对待杨志那样礼遇林冲，解决好一切待遇问题，使他死心塌地成为自己的嫡系。以林冲的能力，完全可以让晁盖等人投鼠忌器。可惜王伦没有这么聪明,也没有那么大的雅量，他把林冲羞辱了个够，然后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林冲收住了自己的利爪，可他没有收住自己那颗受伤的心。 林冲走了以后，吴用很兴奋。他从林冲的怒气和话语里,似乎看见了刀已出鞘。他一方面告诉晁盖“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让他做好当“一把手”的心理准备，一方面告诉众兄弟暗藏利刃，为夺取政权做好物质准备。而王伦全然没有察觉已经逼近了的杀气，居然幻想用五锭大银打发走拥有十万贯生辰纲的晁盖集团。 对于晁盖的投奔，王伦可以有四种选择。第一，关门。既然搞武大郎开店，就干脆不让武二郎进店；第二，开门。敞开大门迎英才，来个五湖四海大团结；第三，让座。创业难，守业更难。既然自己没那个本事，干脆让贤；第四，送客。晁盖等人来了，看看来者不善，做好防范措施，礼送下山。 王伦毕竟是书生，在没有清楚晁盖等人意图之前，就敲锣打鼓地引狼入室，已经排除了第一种选择的可能；既然接上山，就把他们留下，然后可以拉拢旧部，分化新人，收买吴用，提防晁盖，彻底把他们转化为自己人。可惜王伦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本事，第二种选择没有了；自知不能胜任“一把手”之位，干脆急流勇退，退居二线，做梁山泊的顾问参事或者巡视员，享受着元老的工资福利待遇，不过从王伦武大郎开店的性格来看，这种可能性也可排除；只剩下最后一种选择，做好充分的防御工作，把晁盖等人清除出门。 王伦作为梁山的第一代首领，过去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现在也没有机会“达则兼济天下”了。当个人能力与事业转轨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他没有站立潮头的谋略，又没有退居二线的胸襟。在可能出现政变的严峻形势下，他根本不懂得危机管理，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和林冲之间矛盾的严重性，任由林冲与晁盖等人密谋而不觉，更没意识到江湖中人心的险恶，不像晁盖等人那样身藏利刃，做好起码的防范工作。所以王伦的死,是人职不匹配的结果。他根本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是一个错误的人坐在了错误的位置上。 王伦准备好了饭菜，准备好了银两，准备好了措辞,但他没有准备好安全措施。酒过数巡，菜过几味之后，他站起身来，继续重复着曾经劝退林冲时的理由：“非是敝山不纳众位豪杰，奈缘只为粮少房稀，恐日后误了足下。”他说这话的时候，既忽视了吴用“把眼来看林冲”表情，也忽略了林冲侧坐在椅子上“把眼瞅王伦身上”的心态。忍无可忍的林冲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只见林冲抓住王伦，痛骂了一顿，往他心窝里只一刀，便把王伦杀了。王伦虽然是梁山事业的创业者，但从此以后，梁山的一切事务都与他无关了。 登州兵马提辖孙立为了投靠梁山，主动出卖了自己的同学栾廷玉，尽管他为梁山带来七名好汉，并帮助宋江拿下了祝家庄，但他的行为为江湖好汉所不齿，连三十六天罡都没进去。而林冲的情况则不一样。我们不能埋怨他犯了背叛、谋杀老大的江湖大忌。先有王伦的不仁，才有林冲的不义，所以梁山大排名时，他依然是领导层人物之一。 林冲的这一刀，全面改写了梁山的历史。王伦本来可以不死，可他始终没搞懂“有容乃大”的道理，做不到干事业不分先来后到、人员能上能下，所以只好悲剧性地告别了自己一手缔造的梁山事业。 在王伦的血泊中，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权力交接期的吴式危机博弈 在权力的磁场里，永远不要相信下属对旧主的忠心，利益才是人际关系永恒的调节器。 不要小看了吴用在三十六天罡里的外号，“天机星”的意思有两层，一是富于机智，二是相机而行。吴用是水浒世界里最可怕的人，梁山领导权的两次转换与他有关，梁山三任首领的死，也与他有关。 晁盖时代的梁山政权，是由吴用一手缔造而成。吴用是个不安分的小知识分子，早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就非常注意时事动向。得知刘唐和晁盖的抢劫意图后，他立即给学生放了假，积极参与谋划。从一开始设计劫取生辰纲，到后来决定上梁山，再到利用内部矛盾杀王伦，实现梁山领导权的第一次转换，都是在吴用的指挥棒下实施的。 晁盖是具有老大气质的领导者，吴用是知识分子谋略家，公孙胜是体现天命意义的宗教人士，阮氏兄弟属于小农阶级，刘唐是实力派游民，白胜是社会边缘人，林冲是军队势力的精英，杜迁、宋万是元老级人物，朱贵是小商贩的代表，这个时候的梁山，已经初步具备了日后发展的基本雏形。在这个团体中，由于吴用在为新梁山攫取第一桶金，以及拥戴晁盖为梁山泊主活动中立下了首功，无可争议地担任了“二把手”，并以军师身份掌握了军权。晁盖虽然是梁山的一家之主，但恐怕吴用才是操纵遥控器的实力派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有野心争夺帝位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豪强，如杨坚、李渊辈；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辈。豪强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敢于冒险。历史上鲜见文人开国，原因在于文人囿于文化传统，满腹道德文章，行事畏首畏尾，性格固执保守，而豪强、流氓多豪爽豁达，任时敢博，铤而走险，所以逢乱世往往能乘势而起，因此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吴用本质上是文人。文人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是当皇帝，而是最上者为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为帝王友，再退而求其次为帝王臣。他们虽然当不了皇帝，但却能出谋划策，为豪强、流氓所用。文人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寄生虫，他们往往通过“母体”的成功，来获得实现人生价值的快感。所以，在乱世时，总会有张良、范增、诸葛亮、徐懋公、刘伯温这样的文人策士出现。吴用坐不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但梁山却不能缺少吴用这样的人物。 晁盖的出现，使吴用大喜过望，他感觉自己终于碰到了一个明主，所以他积极出谋划策，夺取了十万贯生辰纲，并把晁盖送到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上。然而他慢慢发现，晁盖原来是项羽般的人物，除了高大威猛、耍枪弄棒的外在英雄条件以外，缺乏未雨绸缪、高瞻远瞩的内在枭雄素质。在他眼中，晁盖是“兄长性直，只是一勇”。吴用隐约看到了的人生终点：跟着晁盖自己可能和范增一个下场，而要想成为张良式的千古贤臣，就需要碰到像刘邦一样的人物。吴用与宋江并不相识，但却“闻宋押司大名”。宋江敢以身试法，私放了他们这些朝廷要犯，可见魄力非同一般。江湖好汉们都有“为人不识宋公明，要称英雄也枉然”的感叹，宋江在江湖中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是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基础。而晁盖对宋江感恩戴德、诚邀加盟的心理，吴用掌握得一清二楚。所以他对宋江怀有景仰而畏惧的复杂心情。 梁山事业在火并王伦之后，一直停滞不前。经过清风寨事件后，宋江以信件的形式，举荐了花荣、秦明、燕顺、王英、吕方、郭盛、郑天寿、石勇八位英雄上梁山，在总共二十一位头领中占了近一半，一下子改变了梁山的人力资源结构和班子成员结构，这让吴用对宋江的人脉关系和手腕能力刮目相看。宋江因探亲被抓，刺配江州，路过梁山时，被晁盖请到了山上，于是有了第一次的“宋吴会”。宋江在梁山受拥戴的情形，让吴用很吃惊。他隐约感到宋江有可能再回梁山。所以立即决定：向宋江推荐了自己的亲信——神行太保戴宗。这个决定的目的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借助戴宗监狱长的身份照顾宋江，向宋江示好；二是借助他日行千里的神行术，让戴宗监视宋江。 宋江反诗案发后，知府蔡德章派戴宗给父亲蔡京送信，路过梁山被朱贵药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戴宗从江西九江（江州）到河南开封（东京）送信，就算他再不认识路，也不可能绕道山东境内的梁山泊。这里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戴宗要向吴用密报宋江的活动。果然，下山迎接戴宗的是吴用一人。我们可以推测，走向聚义厅的路上，戴宗肯定向吴用介绍了宋江的情况。在江州，宋江获得了更广泛的人脉关系，共结识了包括李俊、张顺在内的地主武装首领、水陆派系头领、江湖游民、胥吏等各方面的二十位好汉。这一消息使吴用很震撼：如果这二十位好汉也被举荐上山，晁盖系人马将完全淹没在宋江势力的潮水中，梁山的权力和人力资源结构将彻底改变。退一步讲，即使宋江不上山，他也会成为手里握着遥控器的精神领袖。 宋江是否入伙，都关乎吴用在梁山的地位和其今后的发展前途。如果宋江不入伙，吴用稳居“二把手”的位置，但事业有可能停滞不前；如果宋江入伙，他就会担任“二把手”，从而淡化吴用的作用。更可怕的是，如果他取代了晁盖，自己作为晁盖的嫡系，有可能被排挤出权力层。考虑到梁山肯定会出马解救宋江，吴用必须做出关乎自己前程命运的决定。当晁盖要立即提兵解救恩人宋江时，吴用立即进行了劝阻。他出了一个主意：模仿蔡京的书法和图章，写封假信让戴宗送给蔡九，要去直接把宋江押到东京，这样梁山可以在半路上解救。然而，等到戴宗一下山，吴用突然连声叫苦，说信中因为图章问题，肯定会露出破绽。然后他立即献计，让晁盖如此这般，立即兵发江州。 从做出写假信的决定，到戴宗下山，中间隔了三天时间。为什么这期间吴用没有意识到可能出现失误，偏偏戴宗一下山，吴用就想起了信里有破绽，这真是疏忽大意吗？不是！这是吴用的一套复合计谋，他在进行自己前程的危机博弈。如果梁山出兵救不了宋江，宋江因为假信问题被杀，则可以保住晁盖的梁山，也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大不了事业停滞不前；如果梁山出兵救了宋江，吴用先献假信计，后献出兵计，这些都会切换成对宋江的救命之恩，从而拉近了两人间的关系。如果宋江有朝一日取代晁盖，自己将继续保留原来的权力地位。这种复合计谋，晁盖等人哪里知道？戴宗、宋江也不可能知道。戴宗回去向宋江说了以后，宋江还“心中暗喜”，为保住自己这条命而庆幸。我相信戴宗走上江州法场时也没有明白，他只是吴用的一个重要棋子。吴用借助于牺牲这个嫡系朋友，完全可以瞒住任何一双狐疑的眼睛。 晁盖等人几乎倾巢出动，最终解救了宋江。宋江带领了二十位新头领上了梁山。在此之前，还上演了水浒世界中仅有的两个“智取”之一，在吴用智取生辰纲后，宋江智取了无为军，展示了自己杰出的军事作战能力。同时，二十位新头领的上山，以压倒性多数取代了晁盖系的权力与人力资源统治地位。吴用的计谋没有白费，宋吴终于连成一体，这种联盟似乎还受到了命运的支持。在宋江获得了天书后，九天玄女让他“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在一个组织内部，“二把手”和“三把手”整天瞒着“一把手”密谋，连傻瓜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标志着吴用抛开晁盖倒向宋江的事件是三打祝家庄。三打祝家庄起因是杨雄、石秀、时迁投奔梁山。他们投奔梁山是因为听说宋江（而不是晁盖）招贤纳士，因为时迁和戴宗、杨林比较熟悉，所以三人希望通过戴宗、杨林的引荐加入梁山。路上因为偷了祝家庄的鸡，时迁被抓。晁盖见到杨雄、石秀之后大发雷霆，他的愤怒固然是因为偷鸡有辱梁山的声誉，真正原因恐怕在于他发现投奔宋江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江湖和梁山，都似乎不知道有他晁盖这一号。他要杀杨雄等人的目的，一是为了抑制宋江系的势力，二是为了显示自己才是“一把手”，三是为了出出心中的闷气。然而，这个决定如同当年王伦排挤他一样，使晁盖失了人心。宋江等人连成一体进行反对。宋江表示要打祝家庄解救时迁，吴用立即附和宋江的意见，并含蓄地劝晁盖不要手足相残。戴宗的言语更明确：“宁可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晁盖的做法，使他与王伦间画了等号。结果众头领一致赞同宋、吴的意见，晁盖陷入了孤立。 三打祝家庄是宋江第一次领军打仗，这是他树立政绩、显示能力的机会，除了林冲、白胜外，他带了自己的全部嫡系出征。攻打祝家庄并不顺利，吴用领兵前来接应。他送给宋江一个大礼物：把前来投靠梁山的孙立集团，在没有向晁盖汇报的情况下，直接引荐给宋江。此举表明吴用已不把晁盖放在眼里，而是把宋江当做领导核心了。吴用此举，帮助宋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林冲捉了扈三娘后，宋江没有把她解与晁盖，而是送给自己的父亲收做干女儿，并把她嫁给了王英。这一举动的目的是宋江想拉拢人心，还间接表明梁山已由他当家。祝家庄战役的胜利，使宋江的威信更高。杨雄等人是奔着戴宗、杨林去的，李应、杜兴是杨雄的关系，孙立集团是杨林的关系，公孙胜与杨雄、石秀是蓟州老乡。晁盖要杀杨雄等人的行为，彻底使他陷入了人脉孤立。 此时，宋江的声望已经远超晁盖。段景柱为了投奔梁山，偷了宝马准备献给宋江作为见面礼，结果被曾家五虎抢去了。不仅如此，曾头市还编排歌谣让小孩传唱，借以侮辱梁山：“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曾头市的挑衅传到梁山，晁盖反应极为激烈。原因在于：三打祝家庄后，梁山的多次行动如破高唐州、青州等，都是宋江带队出战。每次战斗都导致梁山的组织规模有所扩大，而宋江本人无论是声名还是贡献，都盖住了自己的风头。尤其无法忍受的是，段景柱根本没把他这个老大放在眼里，直接越级要把宝马献给宋江，由此可见自己在江湖中的地位了。晁盖感觉到自己慢慢被架空，领导权已经落入宋江之手。面对宋江、吴用的劝阻，晁盖说：“趁此春暖之时，不去拿他，直待养成那厮气势，却去进兵，那时迟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我们可以猜想，他的话里肯定有这样的潜台词：如果我再不搞点政绩，等你宋江继续增长势力，我就全完了。晁盖带了二十名头领，包括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等人，以自己的老班底为主力，连毫无用处的白胜都带去了。这里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吴用作为晁盖系老人居然没有去，原因恐怕在于：晁盖看出了他已经投靠了宋江。结果，晁盖出师不利，中箭身亡，从此开启了梁山的宋江时代。由于吴用在梁山领导权的第二次转换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顺理成章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我们不能埋怨吴用。不少人都希望自己的命能卖个好价钱。他在晁盖那里已经看到了人生理想的尽头。良禽择木而栖，与宋江结盟，可以使自身潜力和利益目标实现最佳匹配。在权力的磁场里，永远不要相信下属对旧主的忠心，利益才是人际关系永恒的调节器。后来，宋江为了逐步漂白梁山好汉们的身份和梁山聚义的性质，以求在与朝廷的谈判中，获得更有利的条件，他把名闻天下的大地主卢俊义弄到了梁山。卢俊义虽然成为超越吴用的“二把手”，但他只是一个符号，并没对吴用的地位造成实质性伤害。吴用和宋江一样，被忠臣良将的幻影迷住了眼睛，在宋江实施招安的计划中，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对梁山的最终覆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成功，便成仁，所以，吴用最终追随宋江而死，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理想末路的无奈和绝望。 自古以来，有多少文化人能够在权力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又有多少文化人没有成为权力的寄生虫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用人唯奴的理由 在体制下，人才首先做奴才，办公首先要办私，这是千古颠不破的“真理”。起家时用人才，守家时用奴才，这也是万年摔不烂的“真理”。 有人当面给李鸿章提意见，指责他一力提拔乡党，老是喜欢用一些熟人。李鸿章很不以为然，不耐烦地反问，我不用人唯亲，难道你让我用人唯疏吗？ 对用人的标准，袁世凯也有自己的一套。熊希龄组阁时，梁启超想做财政总长，意与熊氏共进退。谁知，袁世凯最后拿出的总长名单里，根本没有梁启超。在熊希龄力争下，才给了梁启超一个教育总长，但梁坚辞不就。熊希龄只好再次面陈。袁世凯不客气地说，梁启超办不好财政的，书生会说会写会饮酒会骂人，如此而已。熊希龄不同意，反驳道，梁启超著作等身，学问极大，你没试过，怎么就下这样的定论呢？袁世凯只好实话实说，梁启超文章写得越好，就越做不好。我去五国银行团借款，他是反对的。因为从道理上看，这种举措是不妥善的。可是我需要钱，没有钱怎么和南方打仗？一个财政总长，我让他去借钱，他不去，还跟我讲大道理，写文章批评我，说甲乙丙丁如何不该借，我要他何用？ 袁世凯作为一代枭雄，能在乱世中乘势而起，肯定不是个糊涂鬼。他知道他的车使什么样的马最合适。袁氏用人的尺寸，并不是根据是非善恶，为其服务才是唯一标准。否则，即使是二十四岁就名动天下的梁启超，也可以弃之不用。让你当个法务次长，不过是摆个花瓶，装饰我的门面。真把自己当根葱，那就太不自量力了。听我的话，就用用你；不听我的话，就靠边站；要是闹别扭，就摆平你。后来赵秉钧在袁世凯指示下，暗杀了宋教仁就是个例子。 在体制下，人才首先做奴才，办公首先要办私，这是千年颠不破的“真理”。起家时用人才，守家时用奴才，这也是万年摔不烂的“真理”。第一条意思很简单，当不好奴才，人才的价值就实现不了；记不住、办不好上司的私事，就得不到充分的信任。第二条意思也不复杂，创业时需要人才出力打拼天下，有点缺点也就包容了；守业时则要的是能挠痒的奴才，安享天下了谁还容你去吆五喝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对待人才最有良心的措施；朱元璋杀戮功臣，则彰显了对人才的残酷。野兔没了，猎狗就该煮了吃了；小鸟没了，弓箭就该库存起来了；敌国灭了，韩信这样不太听话的人才也就该杀了。善良又深明大义的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但对宋高宗来说，“报国”固然需要，而“精忠”才是第一位的。岳家军日渐强大，捷报频传，祖上黄袍加身的事仿佛就在昨天，高宗只好把岳飞除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人才被重视却往往不被重用，奴才被轻视却往往被重用。历史上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如奴才吃香，动辄就被排斥在圈子和体制之外，备遭冷落，说起来真让人感到凄凉。 在封建时代，为什么统治者喜欢用人唯奴，这是个需要好好探讨的问题。在王权体制下，所谓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公与私很难分得清清楚楚。选拔官吏的一个最重要标准是德才兼备。所谓德就是听话，所谓才就是有本事。有本事又听话，才是完美的“才”。 武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做过奴才的勾当。他就任阳谷县步兵都头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替知县大人做私事。知县到任两年多后，赚了不少银两，打算派人转移到东京，送给亲属储存起来，作为升迁的资金。因为担心路上被人劫了，须派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来干这项重要工作。这里的“有本事”和“心腹人”，就代表了人才与奴才的结合。知县想起了打虎英雄武松，于是把他叫来：“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欲要送一担礼物去，就捎封书问安则个。”知县还许诺：“你可休辞辛苦，与我去走一遭，回来我自重重赏你。”武松能有个为上司服务的机会，感到非常激动，他立即表忠心：“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知县很高兴，赏了武松三大杯美酒。武松不辱使命，顺利地完成任务，知县又赏了酒食和银两。后来武松犯了命案，知县念及他替自己跑腿的功劳，采取了改写呈文的方式，给他争取到了从轻发落的判决。 现实生活中，有本事的往往缺少奴气，而奴气重的往往本事不大。如何实现属下的奴气和本事的结合是个千年难题，尽管历代统治者一直抓耳挠腮，却一直找不到答案。其实，这本来就是一道错题。 如果无法实现“人”和“奴”的结合，往往重“奴”而轻“才”。在封建体制下，因为要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必须得用“文武干济之才，廉正教悫之品”。但是，无论帝王还是官员，他们最亲近的大都是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能爱上司之所爱，急上司之所急，想上司之所想，为上司的事情屁颠屁颠地效劳，对上司的指示干脆利落地落实。奴才的言行举动使上司心花怒放，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上司心目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旦某个岗位出现空缺，上司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最信任和最喜欢的人。 高俅不过是个破落户、小混混，还曾经因为教唆富家子弟赌博嫖娼，被人家的家长告了官，然后流放到外地，勒令他不准回京。就这样一个人，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哄得后备皇帝赵佶很高兴，赵佶当了皇帝以后，违背国家的用人制度，先给他在枢密院造了假档案，然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这个踢球的奴仆，坐直升机般提升为殿帅府太尉，掌握了帝国的禁军指挥大权。清末重臣曹振镛，红历三朝，死后入了贤良祠,《清史稿·曹振镛传》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他并非有什么政绩，无非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做官原则。这种人凭借十足的奴性、百般的奴相，极尽阿谀逢迎、趋炎附势、卑躬屈膝之能事，往往会获得一步升天的机会。 很多人往往看到奴才获得成功后，心里开始发痒，神态开始异化，语调开始变软，千方百计地寻找做奴才的机会。朱仝私放了雷横后，被刺配到沧州。朱仝号称美髯公，知府四岁的宝贝儿子，很喜欢他的胡子，“我只要这胡子抱，和我去耍”。在郓城政界混了多年的朱仝，明白裙带关系是怎么个道理，哄得小衙内高兴了，就能博得知府的欢心，赢得上司的信赖。他立即请示知府：“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耍一回了来。”然后带着小衙内到街上玩耍，给他买些细糖果子吃，还献媚说：“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知府一高兴，赏了三大杯酒。自此，当年的郓城县的步兵都头，专职做起了知府家的男保姆。雷横劝他上梁山：“哥哥在此，无非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但朱仝对这份工作却很满意，死命不从。李逵为断了他的后路，劈死了小衙内，朱仝如丧考妣，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如果不是出了这档子事故，朱仝很可能就咸鱼翻身，由知府家的奴才成为沧州的人才，出任某个单位的要职。 李白曾誓言铮铮地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其实只是攀附不上的牢骚。李白也曾经拍过马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很具“拍伤力”。有些人想当奴才当不上，不仅是因为不谙世事，不通奴道，不精奴术，缺乏悟性，还有可能是不容于大环境，苦觅机会而不得。杨志凭一身的好武艺，通过了武举科考试，被封为殿司制使官。但杨志的时运不济。宋徽宗派他去太湖押运花石纲，本来是讨好最高领导人的极佳机会，结果天公不作美，他没有把握住。走到黄河的时候，偏偏他的船被风打翻，花石纲掉进了水里，为逃避严责，只能一跑了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到大名府，因梁中书赏识其才，提拔了个管军提辖使。梁中书把他当做心腹，派他去给岳父蔡京送十万贯生辰纲，梁中书打了保票，只要这趟私事完成得好，“我写书呈重重保你受到诰命回来”。杨志很高兴，多年报效朝廷的机会终于来了。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晁盖等人半路劫了生辰纲，逼得杨志只能落草为寇。两任领导交付的私事都完成不好，还有什么资格在官场混？ 用人唯奴的现象，不仅在正统的官场里出现，连梁山这样的组织机构里也比比可见。宋江对李逵的宽容就是一例。宋江初见李逵时，又送银子，又请客喝酒，对他那鲁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小二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上了梁山后，李逵无数次藐视梁山的规矩，扯碎过圣旨，砍倒过大旗，破坏过招安，宋江都没有予以处罚。在宋江眼里，性情耿直的李逵对自己忠心耿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十足的奴才价值。在东京拜会李师师时，宋江曾介绍李逵：“这是家生的孩儿小李。”“家生的孩儿”深刻地表明了李逵与宋江的亲密关系。这样的评论是绝对不会用在武松、鲁智深身上的。 而李逵也不辜负宋江的培养，在江州期间，嗜酒如命的李逵，居然在戴宗替蔡知府送信时，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上了梁山后，李逵一力冲锋在前，替宋江打江山。当宋江提出让位时，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虽说有忤逆之意，但李逵的忠心却令宋江感动不已。李逵因事犯罪，宋江要杀他，李逵说：“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用人唯亲是用人唯奴的直接表现。宋江的弟弟宋清，既没有出众的技艺，又没有立过功，对梁山的贡献甚至不如时迁、白胜等人，可他居然排到了地煞星第四十位，负责“排设筵宴”，其道理不言而喻。 在一个组织、企业乃至封建国家里，领导者喜欢用人唯奴，图个轻松愉快，可能没有料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甚至意识到了这种后果，却还抱有侥幸心理。奴才们成事的本事没有，坏事的本事却不小。奴才借主人之势力掌了权，往往狐假虎威、为非作歹。唐朝皇帝一味纵容太监，最后太监集团势力膨胀，接连废杀了两任皇帝，控制了九个帝王；乾隆皇帝重用和，是导致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宋徽宗更是过分，直接把太监童贯封了王，并让他做了帝事负责人，童贯和踢球的奴才高俅太尉、写字的奴才蔡京太师一起，把北宋的大好河山送给了金人。现如今，很多企业刚刚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负责人往往就把七大姑八大姨安插在重要岗位，让那些听话的、会摇尾巴的人掌握要害部门，家族化大行其道，以至于企业破产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任用奴才即使亡不了国，破不了产，也会使事业大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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