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水浒评论选》


 评《水浒》

    竺方明　(1975.08.31)

    《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吗？否。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

    《水浒》是一部“革命教科书”吗？否。它是一部反面教材。

    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宣扬了投降主义路线，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一切人，一切革命人民，要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请读《水浒》，请看《水浒》中的宋江。

    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是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政日以堕，民日以困”，封建制度已经走下坡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向地主阶级的统治进行了猛烈冲击。可是，曾经被誉为“农民革命史诗”的《水浒》，是怎样描写农民起义的呢？

    《水浒》这部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贪官是坏的，皇帝是好的——这个思想，贯穿全书。小说中这样写道：“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书中的梁山泊首领宋江，每当俘获朝廷将领的时候，再三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攻高唐，闹华州，打大名府，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高知府、贺太守、梁中书这类的贪官。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一切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阶级要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不能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国历史上，北宋以前的黄巾起义，北宋时的方腊起义，就都是反皇帝的，都把斗争的锋芒直指以“天子”为象征的地主阶级专政。

    《水浒》中的宋江一伙，是不反皇帝的，是忠于皇帝的。他们最害怕反皇帝的“黑旋风”。李逵不是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么？那可万万不行，“你这厮胡说”，“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宋江临死，还要对李逵下毒手，不扑灭这颗反皇帝的火种，他死不瞑目。宋江标榜的是“替天行道”。天国的上帝，乃是地上君王的再现。宋江的“天”，其实就是宋朝乾坤，赵家社稷，徽宗天子。宋江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封建阶级的统治之道。一句话，“替天行道”就是要“尽忠报国”，为大宋王朝效劳。

    在《水浒》中，反对贪官和忠于皇帝，是一致的。“忠为君王恨贼臣”，这句诗道出了其中奥妙。宋江等人“恨贼臣”，反贪官，不过是表明他们一片忠心为君王，要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整顿朝纲”，除掉“贼臣”，修补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他们之间，在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两者的矛盾，主要是“当道”与不“当道”、“专权”与不“专权”的矛盾。围绕这个矛盾，他们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

    《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正是由于宋江不反皇帝，终于让人招安了。

    反动的地主阶级政权，对于农民起义，历来采取反革命的两手：征剿和招安。打得垮的就征剿，打不垮的就招安。小说中的朝廷，交替使用了这两手，最后搞了招安这一手。

    书中的宋江，恰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把受招安作为农民起义的奋斗目标。起义，就是革命；受招安，就是投降。两者本来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可是，《水浒》竟然把这两者统一了起来，炮制了一个“造反为招安”的标本。

    反对招安还是接受招安，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在小说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居于统治地位，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则处在下风。尤其是，小说嘲笑和否定了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把它写成是愚蠢莽撞的行动，用来反衬宋江投降路线的正确性。可见，小说所要肯定和宣扬的恰恰是宋江那条投降主义路线。招安好，投降好！——这就是《水浒》的主题歌。

    《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在受招安之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

    原来是“替天行道”的“强盗”，如今成为“官兵”了。做“强盗”的时候，“替天行道”是反贪官；当了“官兵”，“替天行道”要干什么呢？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建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恶狠狠地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反革命立场是何等鲜明，他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嘴脸是何等狰狞！此时此地，宋江之流“替天行道”的反动本质，也就暴露无遗了！

    打方腊，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对于这样的反革命行为，《水浒》竟然为之歌“功”颂“德”，高唱“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的赞美诗。然而，“终于是奴才”。在奴才的脸上涂了一层发光的油彩，只能使革命人民更加憎恨和厌恶。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三部曲。

    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论调，说什么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抹煞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实质上是为投降派辩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那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这种“局限性”！

    一个投降派的典型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公。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两句话是宋江反革命一生的自供状，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他这个投降派的反动嘴脸。宋江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的“烟水寨”，就是为了叛卖农民革命事业，去换取朝廷招安、升官发财的“凤城春色”。

    《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是一个满脑子装着儒学秕糠的孔孟之徒。他把农民起义看作是“犯了迷天大罪”，参加起义就是“不忠不孝”，因而几次拒绝上山。宋江不得不上梁山后，“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左一个声明“宋江等本无异心”，右一个表白自己“忠肝盖地”，要“尽忠报国，死而后已”。接受招安后，他就更加死心塌地替封建统治阶级卖命，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直到临死，他还念念有词，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甚至宋江死了，《水浒》还要让他的幽灵进入宋徽宗的梦境，向皇帝“垂泪启奏”，真可谓忠君报国，死而不已。总括宋江一生，他一直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

    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中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换成“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不敢“侵占州府”，不去扩大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故意放走朝廷的残兵败将，留下日后投降的后路。

    为了受招安，他软硬兼施，排挤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同时招降纳叛，网罗世袭贵族、朝廷将领和豪绅地主，委以重任，组成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为了受招安，他在一百零八人大聚会时，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乞降的纲领。接着，在菊花会上，他又赋词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派人向殿前太尉宿元景行贿，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奴颜婢膝地“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慈悯”。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作呕。

    小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又让他在宋江上山不久，中箭身亡，及早“归天”，正是为了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他受招安扫除障碍。晁盖是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他有意“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宋江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以后，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之手。宋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同路人”，而是一个把农民起义引向毁灭道路的叛徒。他对农民起义也谈不上什么“有功”，而是一个出卖农民革命的大罪人。

    有的评论文章说什么宋江这个人物具有双重性格，既有妥协性，又有革命性。这个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自始至终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他一贯忠于封建王朝，一贯反对农民革命，是钻到革命队伍里来破坏革命的，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宋江的性格是统一的，统一就统一在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典型。

    一套投降主义哲学

    《水浒》这部书，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宋江一伙投降派，极力兜售腐朽透顶的孔孟之道，鼓吹一整套投降主义哲学。

    “天命论”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毒害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一反动的精神枷锁。而《水浒》却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人间的治乱祸福都是“天命”。不仅宋朝的历代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来统治人间，而且《水浒》的一百零八人也是天遣的“魔君”来世上历劫，退净“魔心”，以成“正果”。这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同样奉“天命”而来，为行“天道”而生的了。一部《水浒》就建筑在这块“天命”的基石之上。书中两处“石碣天文”的描写，两次“九天玄女”的出现，两番“龙君”的显灵，都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强调“天命”的无上权威和主宰力量。例如，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就给他传下“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因此，农民起义队伍向地主阶级投降便是“顺天”；为皇帝尽忠，护地主阶级之国便是“替天行道”。《水浒》就这样把可耻的投降行为蒙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把“天命论”当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忠义”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核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水浒》极力歌颂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忠义双全”，宣扬投降就是“忠义”，“忠义”必须投降。地主阶级中的有些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出了《水浒》宣扬“忠义”的妙用。有的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浒》书名改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以“忠义”为中心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忠义者”和不“忠义者”的矛盾是统贯全书的基本矛盾。小说中，反面人物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正面人物宋江，则是“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水浒》写宋江的“造反”，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他权居水泊，积聚力量，专等招安，报效朝廷，可以说是曲线“尽忠”。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水浒》向地主阶级提供了比更加毒辣的思想和策略，即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队伍拉向投降。

    升官发财是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功名利禄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网罗奴才的诱饵。《水浒》通过描写宋江的一生——从“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开始，到被迫上山，接受招安，去打方腊，终于功成名就结束，宣扬了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宋江认为人生在世，就要求得“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这个“凌云志”，促使他自己大搞投降活动；他引诱别人投降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一套。宋江可耻地死了，他手下的大部分头领也都在打方腊的过程中做了牺牲品。但《水浒》写的宋江等人的下场，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招安后的悲剧结局本身就带有批判性，告诉读者——此路不通”。恰恰相反，《水浒》的整个结局，不是批判性的，而是歌颂性的。你看，死了的，“各授名爵”，有子孙者“承袭官爵”，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活着的，“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宋江死后，天子还“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命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在地主阶级眼里，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么？“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水浒》全书结尾中的这两句诗，也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哲学最后完成的一笔。＊＊＊

    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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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1975.08.31)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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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论《水浒》

(1975.08.31)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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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方岩梁　(1975.09.02)

    《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作品，还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鲁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竟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撺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吗？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

    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

    “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在一百零八将中间，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起，diān＠①个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说最后，李逵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自己的双眼，用心实在恶毒极了。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牌，好象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山，亲如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分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什么投降派和革命派？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戳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梁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头也砍了，“义”也尽了。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脸。“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鲁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水浒》，并把现实的阶级斗争同历史的阶级斗争相对照，所以他对这部书才看得那样分明，分析得那样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提高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识别能力，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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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1975.09.04)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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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1975.09.04)

    遵照伟大领袖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希望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这个讨论。

    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水浒》的作者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水浒》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云。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正如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把宋江这个投降派说成是革命派，把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混为一谈，这样的重大问题，难道不需要彻底弄清楚吗？

    学习和领会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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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会”上的斗争

    刘祯祥;聂敬华　(1975.09.05)

    （解放军某部　刘祯祥　聂敬华）

    《水浒》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有一场投降与反投降的激烈斗争。

    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召集“菊花会”，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宋江上了梁山以后，为了实现招安投降的可耻目的，从各个方面作了准备。他把“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作为口头禅，反复表明自己的心迹，大造投降的舆论。晁盖死后，宋江篡夺了领导权，就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出忠于朝廷，等待招安的旗号。他招降纳叛，把一些“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的官军将领和恶霸地主，千方百计拉上梁山，造成投降派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他还借“英雄排座次”的集会，装神弄鬼，用所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的谎言，来诱骗和强迫大家接受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然而，宋江心里明白，尽管经过这一系列的苦心经营，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并没有被梁山农民军全体头领所接受，在招安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江迫切需要召集一次大聚会，把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上来。

    宋江精心策划的“菊花会”开始以后，“筛锣击鼓，大吹大擂，语笑喧哗，觥筹交错”。宋江开怀痛饮，陶然“大醉”，俨然象个“醉翁”。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借酒赋诗，以诗言志，唱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主义调子。就这样，宋江把一个争取朝廷早日招安的行动纲领，向梁山农民军全体头领公开抛了出来。

    宋江的投降主义调子还没唱完，李逵便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搅乱了“菊花会”，这是李逵等人反对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一次大爆发。梁山农民军的基本群众和一部分领导骨干，从农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坚持革命，反对投降。特别是李逵，曾经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革命主张，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反抗和斗争。宋江在“菊花会”上进一步提出招安投降的行动纲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一场投降与反投降的激烈斗争。李逵再也按捺不住了，只一脚，把桌子踢起，＠①做粉碎。

    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宋江在搞阴谋勾当上也是颇为能干的。在这场严重斗争面前，宋江使出了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宋江知道，李逵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障碍；只要镇住了这股“黑旋风”，反投降的革命风潮就可平息下来。当宋江杀气腾腾地要把李逵“推去斩首”，遭到众多头领的反对时，他又借机一变，把李逵监禁起来，等候处理。这时，他装着酒已醒了，诉说起自己与李逵“骨肉”一般的“情分”，责备自己因喝醉了酒“险些儿坏了”李逵的性命，还虚情假意地挤出了几滴眼泪，用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抹杀投降与反投降的原则斗争。接着，他又一次贩卖他那一套投降主义的陈词滥调，什么“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要等到“云开见日”，“赦罪招安”，大家就能“同心报国，青史留名”，强行通过他那个争取早日招安的投降主义纲领。

    《水浒》的作者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对于以李逵为代表的反投降派。斗争刚一展开，就让他们灰溜溜地败下阵来。在宋江搬出封建理教上下尊卑的“法度”，以“再犯必不轻恕”相威胁时，李逵竟“诺诺连声而退”。作者把一个反投降派糟踏成这个样子，完全是为了肯定和宣扬投降主义路线。

    “菊花会”后，宋江就把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引向了投降的道路。

    从“菊花会”的这场斗争中，人们可以看到宋江这类投降派的反动嘴脸，也可以看到坚持同投降派斗争的重要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扌加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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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天行道”析

    宇波　(1975.09.05)

    晁盖一死，宋江就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

    宋江的这个旗号，是从哪里来的？《水浒》这部书故弄玄虚。先是九天玄女对他口头嘱托：“汝可替天行道”；后来，天上掉下来的石碣又刻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总之，这是老天给宋江的命令和委托。其实，“替天行道”终究还是人造出来的，《水浒》只不过借助于神，给它涂上神圣的灵光，使它有更大的欺骗性罢了。

    宋江所谓的“天”，只不过是封建制度和皇帝的别名；所谓的“道”，不过是封建主义之道，孔孟之道。九天玄女嘱咐宋江时说得明白，“替天行道”就是：“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译成白话，意思就是：作为梁山泊起义军的头领，你要当个投降大宋皇帝的领头羊；作为大宋皇帝的臣民，你要当个死心塌地的好奴才。

    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在他看来，天下是被乱臣贼子搅乱的，而皇帝是“至圣至明”的。《水浒》不仅不反对皇帝，也不反对“好地主”和“好官吏”。书中写了许多“好地主”和“好官吏”。无为军的“黄面佛”就是一个“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的“好地主”，宋江本人也是这样一个“好地主”兼“好官吏”。由此可见，“替天行道”，就是要形成一个由赵家皇帝到所谓“好地主”、“好官吏”的一统天下。皇帝是封建统治的总代表，封建官吏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什么“好地主”、“好官吏”云云，都是骗人的鬼话。

    既要“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又处于农民起义军的客观地位，这是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要么坚持“替天行道”，投降皇帝；要么抛弃这个口号，转向革命。二者必居其一。宋江要坚持“替天行道”，就必然要把“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投降愿望，变成卑躬屈膝乞求招安的实际行动。

    指出：“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宋江正是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在接受招安后去打方腊——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而这些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恰恰是真正坚持革命的农民起义军。宋江的“替天行道”，并没有也不会把高俅之类的贪官打倒，而是终于跟高俅一起“同心合意”消灭了方腊的农民起义军。

    《水浒》鼓吹的“替天行道”，是一面投降派的旗号，它的实质就是：替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当奴才和帮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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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 (1975.09.05)

    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是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

    两千年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擂起过无数回农民起义的战鼓，兴起过几百次农民革命的风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那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英雄气概，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豪迈宣言，那“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决心，都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反动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它铭刻在多少代劳动群众的心头，游励过多少代革命志士去战斗。

    然而，在《水浒》这部书中，革命农民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反抗斗争，却被颠倒、被歪曲、被否定了。它把宋江这个投降派捧上了天，对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农民肆意贬低和丑化。投降路线被百般歌颂，革命路线被横加指责。一句话，宣扬投降，反对革命。

    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由于农民在封建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反抗的必然性。特别是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农民的革命造反意识更加强烈。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十分痛恨榨取他们血汗的剥削者，认为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有着充分的正义性。和历史上宋江同时起义的农民英雄方腊，就曾向广大劳动人民宣传了这个正义性。他控诉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他大声疾呼：“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号召群众奋起造反。但是，《水浒》却污蔑方腊是“江南草寇”，把方腊起义军的革命造反行动说成是“残害”百姓，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水浒》中的宋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造反有罪”论者，他把晁盖等智取生辰纲，造反上梁山的革命行动污蔑为“犯了迷天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直到上了梁山，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之后，他依然攻击起义军“造恶甚多”，“罪恶迷天”。

    是反抗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李逵为代表的梁山起义军广大战士，和黑暗的封建统治是势不两立的。李逵主张推翻宋王朝、夺取政权。在皇帝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制度下，他蔑视皇权，粪土王法，不仅敢于闹县衙，打钦差，而且把皇帝的御座称为“鸟位”！他一再大声疾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但是，这种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朴素要求，却屡遭宋江等人喝骂，被斥为“胡言乱语”，“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相反，宋江对赵宋皇帝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在梁山起义军中，他多次公开宣称，只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表白自己“怎敢背负朝廷？”甚至对昏庸腐朽的宋徽宗，他也是煞费苦心地百般回护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等到一受招安，便立刻张贴告示，肉麻地吹捧起“天子宽仁厚德”来了。直至最后喝了御赐的鸩酒，他仍然口中念念有词地说：“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水浒》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

    列宁说：“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指出：“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战争的矛头都是对着地主阶级的国家及其头子封建皇帝的。从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农民革命英雄们一次再一次地把封建皇帝头上的金冠打得滚落尘埃！这才是农民革命的真实记录。

    是坚持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反对腐朽的孔孟之道，还是“全忠仗义”，死守儒道作奴才？《水浒》中的宋江，是个孔孟之徒。对封建皇帝，他讲“忠”。所谓“忠肝盖地”，“尽忠报国”，“忘生报国，万死不辞”。《水浒》为了宣扬这个“忠”，在宋江死后还让他的鬼魂跑到宋徽宗的梦里“垂泪启奏”，表示忠心。对地主老子，他讲“孝”。宋江很讲究“昏定晨省，以尽孝敬”这一套。晁盖劝他上梁山，他就抬出“孝”的招牌加以拒绝，说什么“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万万行不得。对朝廷派来镇压起义的反动军队，他讲“恕道”。在起义军战败官军之后，宋江总是勒兵不追，说什么“以强欺弱，非所愿也”。每当俘获反动将领时，他总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一概待之如上宾，一副奴才相。尤其毒辣的是，宋江还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内容来篡改体现革命农民团结造反的“义”，使它服从于忠君这个封建思想的最高原则。孔孟之道，是宋江麻醉农民起义军的精神鸦片，也是他搞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我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风暴，在思想上同时又都是一次反孔斗争。随着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反孔的旗帜越来越鲜明。这种反孔斗争正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怎么能把孔孟之道的黑幡，冒充成指引农民革命的战旗呢！

    是反对投降，还是跪求招安？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受招安。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就是一个热衷于受招安的投降派。从对上二龙山的武松临别赠言，到“菊花会”上赋诗明志；从劝说被俘军官上山，到接招安诏书时山呼万岁，处处说明宋江这个家伙盼的是招安，等的是招安，求的是招安。更有甚者，《水浒》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宋江亲自出马，钻营门路，乞求招安的场面。宋江也是去了东京的。不过，他不是如李逵所主张的那样“杀去东京”，怀着胜利的喜悦踏翻金殿的御座，而是乔装打扮，带着奴才的笑脸溜进妓女李师师家里，企图通过她“告一道招安赦书”，效法孔老二，上演了一出“子见南子”式的丑剧。

    李逵、吴用和阮氏兄弟是反对招安，不愿意投降的。列宁指出，“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出身赤贫的李逵，被压在封建社会的最低层，与封建统治者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革命是很坚决的。他手＠①双斧，声喝如雷，在多少次激烈的大小战斗中，冲锋陷阵，无所畏惧，斗争是何等的勇敢。他大闹“菊花会”，对宋江提出的求招安主张非常气愤，一脚把桌子踢翻，痛斥宋江：“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旗帜是何等的鲜明。可是，《水浒》为了贬低和反对农民革命路线，肆意丑化李逵等革命农民的形象，总是以他们屈从宋江为结局，借此肯定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完全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歪曲。

    一部中国农民革命史，充满了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英雄事迹。他们抱定了“一入兵阵，视死如归”的决心，谱写了一篇篇英雄的乐章。当然在农民起义中会出现一小撮叛徒，他们有的本来就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剥削阶级分子，有的则是由于封建思想的腐蚀而蜕化变质的，他们是农民革命队伍里的败类，根本代表不了广大农民的意愿。“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英雄们不但有对反动统治者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而且勇于同投降主义路线毅然决裂。唐末农民起义时，王仙芝多次乞求招安，准备跪受唐朝给的“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对这种无耻投降的行径，农民起义军广大将士十分愤慨，群起责骂和反对，他们与王仙芝决裂，转战南北，坚持斗争。这才是我国农民起义真正的光荣传统。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总要反映到农民革命运动中来。判定一条政治路线，主要看它的阶级实质，看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水浒》宣扬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根本不是农民革命的路线，而是一条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路线。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死心塌地地拥护皇帝，以便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在封建社会里，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外，还存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每当阶级矛盾激化，地主阶级中的某一集团，可以在反对贪官、澄清吏治的骗人幌子下，转移革命人民的斗争目标。《水浒》一开始就写高俅发迹，把高俅作为对立面，接着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然后又写宋江不满蔡京，私放晁盖，惹出杀惜之祸，直到刺配江州，酒后题诗，弄得差点丢了脑袋，以及宋江骂高俅一伙是“滥官”，“污吏”，是“闭塞”皇帝的“奸臣”，处处突出的是宋江一伙同高俅的矛盾。正如深刻地指出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他力图利用这个纲领来改变农民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把它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实现他们维护封建王朝的目的。其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保皇帝也保贪官。在梁山起义军三败高俅之后，起义将领在水里活捉了这个恶贼，把他象落水狗一样扔到“忠义堂”下时，宋江却“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为了得到皇帝的招安，此时此刻，宋江连他标榜的反贪官的口号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农民起义，反动阶级总是交替使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这两手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出现投降派。当统治阶级由军事镇压转变到招安为主的策略时，投降派的活动就会更加猖狂。招安是反动统治阶级瓦解和消灭农民革命队伍的反动政策，是政治欺骗的集中表现。“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宋王朝正是在武力镇压不能奏效的情况下，采用招安这种“怀柔”政策，达到了“伫看梁山尽束装”的目的。当宋王朝的统治者变换策略时，宋江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实现了赵宋王朝的愿望，干了反动派用武力所做不到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宋江这个叛徒，在反动统治者那里一时身价倍增。皇帝赞扬他：“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镇压梁山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张叔夜，也“不爱黄金爱宋江”。这说明，宋江的路线，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梁山起义军不是在困难重重、居于劣势的情况下遭到失败，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中缴枪投降。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

    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革命事业的胜败。这是一个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作为在制定和推行路线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领袖人物，他们的状况如何，是极其重要的。在晁盖当权、执行正确路线的时期，梁山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山寨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宋江这个家伙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上山的。在他临上山时，曾信誓旦旦地向晁盖表示：“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然而，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象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用《水浒》的话来说，就是“凭陵欲作恢＠②计，须仗公明作主张”。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水浒》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叫晁盖“归天及早”，让宋江“把寨为头”，就是为了宣扬“瞻依廊庙”的投降主义路线。晁盖一死，宋江坐上头把交椅，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实际上是把团结造反的农民革命路线，篡改为忠于宋王朝的投降路线。为了实现这条路线，他不惜一切把对农民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大地主卢俊义拉入领导集团。

    梁山起义军之所以在战绩卓著的形势下被拉上投降道路，就是因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梁山将士在战役中的一个个胜利，不但不能成为坚持革命斗争、扩大战果的基础，反而被宋江作为搞投降主义，与赵宋王朝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的筹码，和加快实现招安步骤的条件。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梁山泊这个农民革命的堡垒正是被它内部投降主义的首领人物宋江搞垮的。

    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者就是投降主义者。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对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实行阶级投降主义。、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扌加若

    ＠②原字忄加雄去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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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张劲松;张少康　(1975.09.07)

    （北京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张劲松　教师　张少康）

    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学习了伟大领袖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深刻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指示，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指出了这部书可以作为人们认识投降派的反面教材。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水浒》？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过去，有些人把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说成是“农民革命的史诗”，把宋江这个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说成是农民起义的“英雄”，混淆了革命农民和奴才的根本区别，抹煞了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这样重大的是非问题，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是必须彻底弄清楚的。我们要根据的指示，正确分析和评价《水浒》这部书，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

    我们教育战线的革命师生，一定要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和广大工农兵一道，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投身到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这场重大斗争中去，做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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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学习 积极战斗

    范宁　(1975.09.07)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　范宁）

    《人民日报》九月四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传达了伟大领袖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对的这一指示，我作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表示坚决拥护，决心贯彻到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去。

    我们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古典文学作品，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就是要用《水浒》这部书作为反面教材，对人民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水浒》中的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分裂革命队伍，同当权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暗地勾结，出卖了农民革命。从古代投降派的种种活动中，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投降派、修正主义头子的丑恶面目。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但是，没有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和评价古典文学作品。在指示发表之前，我对《水浒》这部书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曾错误地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古代农民起义的优秀古典小说；对宋江也未能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评论。的指示，拨开了笼罩在我眼前的迷雾，使我认识到《水浒》这部书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它严重地歪曲了农民起义；《水浒》中的宋江，是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他是农民革命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当前报刊上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我决心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在斗争中，进一步学习和领会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向工农兵和其他专业理论工作者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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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马克思主义 批判修正主义

    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　(1975.09.07)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传达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这是我国人民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如何看待《水浒》这部书，如何看待宋江这个人物，决不只是一个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作品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问题，关系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为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竭力鼓吹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拚命兜售某些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宣扬的封建毒素。《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学习和领会的重要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仅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而深刻的意义。

    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新中国建立以后，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历次重大斗争。在批判《武训传》时告诫我们：要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然后“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当前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论述，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样，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投降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投降主义路线和农民革命路线的界限，有力地批判了《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

    学习无止境，战斗无究期。我们决心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投入批判修正主义的战斗，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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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理论组　(1975.09.07)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九月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伟大领袖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我们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理论组和全厂职工一起认真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深深感到：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的指示，揭露了《水浒》的本质，揭露了宋江的真面目，为我们评论《水浒》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水浒》极力美化的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决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腐朽没落封建王朝的鹰犬；决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投降派。

    揭露和批判古代投降派宋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凡是要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要搞投降的。在我们造船工业战线上，、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拚命反对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他们妄图扼杀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一再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谬论。他们崇洋迷外，不正是投降主义的一种表现吗？我们要充分地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清投降派的嘴脸。

    最近，我们工人理论组和全厂职工一道抓革命、促生产，一手捏榔头，一手捏笔头，鼓足干劲造巨轮，积极参加评《水浒》。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厂和车间的许多理论小组举办了评论《水浒》的学习班。短短的几天中，全厂写出了几十篇评论《水浒》的文章。一些车间的理论小组还在群众中就《水浒》的评论问题进行了宣讲。有的车间把宋江、武训和的言论对照起来批判。全厂出现了评论《水浒》的热气腾腾的局面。

    我们决心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的指示，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讨论，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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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利用反面教材

    于兴善;朱海平　(1975.09.07)

    （前警卫连　于兴善　朱海平）

    《人民日报》九月四日社论，传达了伟大领袖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我们认真学习了的指示，受到了深刻教育，决心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投入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指示，揭穿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揭穿了《水浒》的作者和几百年来吹捧《水浒》的人所制造的假象，还了《水浒》的真面目，还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遵照的指示，充分利用《水浒》这个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一部《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小说作者写《水浒》的目的在写招安。《水浒》所以受到地主阶级一些人的重视和赞赏，就因为它写了招安。今天，对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来说，《水浒》仍然是有用的，可以作为一部反面教材。

    我们是身边的警卫战士，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忠实保卫者。我们不但要练好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而且还要进一步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们要以的指示为武器，为评论《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总结历史经验，努力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持反修防修的斗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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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水浒》 总结历史经验

    北京市朝阳区星火人民公社贫下中农理论小组　(1975.09.07)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当前，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是贯彻执行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我们贫下中农坚决响应的号召，决心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

    《水浒》把宋江这个投降派打扮成英雄，把投降主义路线美化为正确路线，这是对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极大歪曲。

    在封建社会中，我国广大农民，不堪忍受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不断揭竿而起，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斗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其间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光辉诗篇。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他们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体现了革命农民“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虽然这些农民起义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领导，总不免陷于失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水浒》中的宋江这个投降派，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再去镇压农民起义。象这样罪大恶极的叛徒，哪有一点农民起义英雄的影子！

    鲁迅先生指出：“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怎么会走上接受招安的道路的？就是由于象宋江这样的地主阶级分子钻进了革命队伍的内部，大耍阴谋诡计，搞投降主义，而革命派又未能识破，以致使革命事业付诸东流。

    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表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充当反动派的走狗。、也正是这样的投降派。他们如果上台，对内必然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对外必然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举起屠刀，残酷镇压革命人民。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提高识别投降派的能力。通过评论《水浒》，我们要进一步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的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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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派岂容美化？

    魏瀛荣;武培真　(1975.09.07)

    （天津国棉四厂工人　魏瀛荣　天津市文化局创评室　武培真）

    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为我们正确地评论《水浒》，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斗争，指明了方向。

    《水浒》是一部为投降主义路线大唱赞歌的书，是一部为农民革命的叛徒树碑立传的书。它煞费苦心，不惜笔墨，着意刻画和讴歌宋江这个人物形象，把宋王朝的忠实奴才、农民革命的无耻叛徒吹捧为“仗义疏财”、“排难解纷”、“扶人之困”、“能救万物”的人民群众的“及时雨”。它通过宋江这个人物形象，宣扬对反动派造反无理、投降有理，选择有罪、投降有功的投降主义。这是对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的歪曲。

    《水浒》成书后几百年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坏。值得注意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关于《水浒》的大量评论，都是违背鲁迅的论述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有的为《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辩护，说什么“宋江的投降是由于农民的局限性”啊，什么“宋江功大于过”呀，什么“受招安是作者给梁山起义军安排的最好结局”呀，等等。这岂不是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难道象宋江这样的钻进农民革命营垒的地主阶级分子、蠹虫、野心家，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可耻奴才，也应当加以歌颂吗？《水浒》所着力宣扬的投降主义也值得加以提倡吗？谬种必须杜绝，流毒应当肃清，被颠倒的历史应该再颠倒过来。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必将进一步提高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我们决心认真学习和领会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贡献自己的力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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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阶级的“及时雨”

    曹金兴　(1975.09.11)

    宋江是《水浒》着意描写、竭力歌颂的一个人物。宋江第一次登场，作者就让他扛上一块“及时雨”的金字招牌，说他“为人仗义疏财”，对于江湖上的好汉，总是“尽力资助”。“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zhōu＠①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自然界中的雨下得及时，对万物生长确实是有利的。但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难道会有对任何人都有利的超阶级的“及时雨”吗？压根儿没有。在阶级社会中，“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剖析一下，宋江到底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

    先说“仗义疏财”。宋江“疏”的“财”是哪里来的？此人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的“财”并非劳动所得，乃是剥削而来，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宋江之所以“济人贫苦，zhōu＠①人之急，扶人之困”，一是为了掩盖阶级矛盾，二是为了沽名钓誉，三是为了笼络人心。如此而已。

    梁山泊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取得了节节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正是在这个时候，号称“及时雨”的宋江来到了梁山泊，加入了农民起义军。宋江如果真是农民阶级的“及时雨”的话，理应把武装起义的战鼓擂得更响，让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直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推翻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然而，他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却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迫不及待地篡改了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开口“朝廷招安”，闭口“尽忠报国”，极力在农民起义军内部散布投降主义论调。在组织上，他更是加紧拉那些大地主和反动军官“入伙”，曾几何时，就改变了农民起义军领导集团的成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当朝廷派陈太尉上梁山招安，两次遭到李逵等人的抵制时，宋江眼看招安失败，在这节骨眼上又“及时”给农民起义军的敌人献计献策，让皇帝“以数句善言抚恤”，无耻地骗取农民起义军缴械投降。

    宋江投降后，便自告奋勇请求前去镇压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这对宋徽宗来说，胜过“雪里送炭”，实在是太“及时”了。因此，这建议立即被朝廷采纳，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正先锋使”。宋江打方腊时，对于俘获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推出斩了”尚嫌轻，“挖取心肝”方解恨。请看，宋江为统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是多么卖力，多么“及时”！

    宋江临死之时，还念念不忘封建王朝的安危存亡，唯恐李逵再去“哨聚山林”，扯旗造反。不除李逵，宋江是死不瞑目的。他为了替宋王朝“及时”地清除隐患，也顾不得“周全人性命”，连夜把李逵召到身边，亲手将“结义兄弟”李逵药死。请看，这个农民起义军的无耻叛徒对宋王朝尽忠竭力，竟到如此死心塌地的地步！

    造反与投降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在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反映。宋江极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迎合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宋江和高俅、童贯一类的所谓贪官，不过是一丘之貉。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为宋王朝“尽忠报国”，起了高俅、童贯等所起不到的作用。宋江对苟延残喘的北宋王朝来说，真好比是一场“及时雨”，这场“雨”浇灭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这“雨”对农民阶级来说，却是一场腥风血雨，带来的是一场人头落地的灾难。农民起义军的鲜血将永远显示着叛徒的凶残。革命的人们应当吸取这一教训。＊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贝加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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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评《水浒》中的宋江雅林 (1975.09.11)

    《水浒》中的宋江，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还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维护封建统治　反对农民革命

    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人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犯上作乱”，到处点燃起反抗的烈火。革命，用暴力反抗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是被压迫人民选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当权集团和非当权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深化了。我们要全面深刻地解剖《水浒》中的宋江，就要看他对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什么态度，要看他是拥护农民革命，反抗封建统治，还是反对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

    宋江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脑子里浸透了儒家反动思想，学会了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他怀着一片“报国”的忠心，时时想着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得遂“凌云志”。但是，当权既得利益集团“非亲不用”，使宋江这个下层小吏很难爬上较高的职位，挤进当权集团的行列。不仅如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中，象宋江这类不“当道”的地主阶级分子，还时时有被咬死咬伤的可能。因此，一心往上爬的宋江，事先营就了“狡兔三窟”：一是准备了藏身洞；二是“教爹娘告了忤逆”，免得犯罪时牵连全家；三是安排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逃跑去处。宋江对自己的地位十分不满。尽管他善于“忍受”，但也免不了时常发泄牢骚。一次，他劝武松道：如得朝廷招安，便可投降，“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些用来勉励武松的话，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接着，他怅然地说：“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一下子就暴露出他的忠而见疏、怀才不遇的怨恨心情。

    宋江和当权集团的矛盾爆发，集中表现在吟“反诗”这个行动上。有人说：宋江的“反诗”，表明他决心反抗不合理的现实；从此，宋江开始了革命生涯。吟“反诗”表现了宋江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反诗”到底反不反？

    宋江自“杀惜”流落江湖后，命蹇事乖，不但没能“得进步”，反而成了囚犯，被“文了双颊”，刺配江州。他独自一人，登楼饮酒，眼前的美景和自己的处境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时他心里想的是：“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这里”。为封建王朝效命的忠心不但不被赏识，反而成了个被充军的囚犯，使这个以“猛虎”自喻的宋江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在“不觉沉醉”中，无限心事“蓦上心来”，借酒醉吟诗，把这种心情直接表露出来了。在这里，他根本不是要反抗封建王朝，而是发泄了自己对“当道”的“贼臣”的不满。趋炎附势的“刁钻之徒”黄文炳，把这两首诗说成“反诗”，是因为他一心想通过抱当权集团的大腿，“引荐出职，再欲作官”。他抓住了宋江的把柄，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报功领赏了。宋江对黄文炳把他的诗定为“反诗”并不认账，他十分委屈，万分恼火。大闹江州之后，他还向梁山起义军头领一再不厌其烦地解释，那是“一时间酒后狂言”，并无反意。可见，宋江的“反诗”并不反，宋江也并不是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宋江平时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惯施小恩小惠，经常给这人买一副棺材板，给那人一点药钱。他的这一套本来是为了笼络人心，掩盖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所以当农民拿起武器造反时，他的反动立场就立刻暴露无遗。当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夺了要送给蔡京的“不义之财”后，他出于朋友的私情救了晁盖，但对晁盖等的革命行动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以梁山泊为根据地，抗拒官兵，不断发展革命事业，他更视为大逆不道。他生怕受到梁山的牵连，所以“杀惜”后出逃，也不去梁山，而去投奔其他地主庄园。大闹清风寨后，宋江闯了大祸，曾“乘兴”投奔梁山。途中收到一封家书，使宋江立刻“迷途知返”，他大哭大闹，骂自己“不孝逆子，作下非为”，没有一点犹豫，连夜开了小差，回到了地主阶级的怀抱。回到家里遭到追捕，他表示宁可吃官司也不上梁山。他污蔑农民起义军是专门“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宁可当“囚徒”，不愿当“匪徒”。在充军去江州的路上，他故意绕过梁山，恐怕被山上的人遇见拉去入伙。当梁山起义军请他上山入伙时，他以死相威胁，甚至连枷也不开，怕坏了“国家法度”。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看，他仇恨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何等顽固！

    宋江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表面上堂堂正正，信誓旦旦，实际上是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他甘心充军，不去梁山，是因为“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不去躲藏也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在浔阳江头，当真的遇到脑袋搬家的危险时，他呼天叫地：“早知如此的苦，权且在梁山泊也罢。”后来，梁山起义军把他从刀口下救出，大闹了江州。此时，虽然他仇恨农民革命的思想丝毫没有变，但是再也混不下去了，“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宋江最后被逼上梁山，是由于往上爬的希望破灭了，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得已，改换门庭，另搞一场政治投机，这哪里说得上是什么“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呢？

    篡夺领导权　推行投降路线

    宋江上梁山后起了什么作用？有些评论说什么：宋江上梁山后，作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只因宋江上梁山，才有了“山寨的十分兴旺”，才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等等。

    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正确地评论宋江，最根本的就是要看他上梁山后推行了一条对哪个阶级有利，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路线，是搞革命还是搞投降。离开了路线这个纲，就丢掉了分析宋江形象的根本标准。

    在农民革命领袖晁盖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梁山泊上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成千上万被压迫群众“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积极参加起义队伍，打击封建统治者。广大群众在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中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宋江的上梁山，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通过封建仕途往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就想混进革命队伍中找出路，用这种投机办法达到“尽忠报国”的目的。因此，上梁山以后，他就极力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利用各种时机大造投降主义的舆论：“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还耍阴谋搞诡计，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限制晁盖的行动，把晁盖架空，自己把实权抓到手。晁盖死后，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聚义”改成“忠义”，一字之差，把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变成了以孔孟思想为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他还通过“对天盟誓”，向起义军强行灌输“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的思想，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到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头上。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从来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极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拚命网罗朝廷命官、富豪将吏，改变农民起义军领导班子的成分，构成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基础。宋江的这个反动目的，在千方百计拉卢俊义上山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卢俊义是河北有名的反动大地主，对农民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疯狂地叫嚷，要使梁山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说什么：“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就是这样一个与农民起义军势不两立的反动地主分子，宋江却极为欣赏，看中了他“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豪杰之誉”的身份地位，不惜动用全山寨人马，拚死拚活地拉他上山。“只为一人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上山后，又再三再四要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以使“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只是在其他头领的坚决反对下，才叫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相反，宋江对农民起义军内部的革命派，却百般压制，排斥打击。当李逵在菊花会上坚决反对招安，一脚把桌子踢翻时，宋江登时大怒，几乎砍了李逵的脑袋。他实际上是在起义军内部搞分裂。他要团结并依靠的只是那些一心跟着他走的投降派，哪里有什么“全军上下团结一致”？！

    正如所说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当革命形势发展到，梁山起义军对封建王朝形成严重威胁之时，也正是宋江叛卖革命成熟之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宋王朝对梁山起义军武力镇压政策的失败，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更换策略，朝廷内部“招抚”政策逐渐占了上风，这就使宋江的叛卖活动具备了外部条件。从起义军内部看，由于宋江的苦心经营，投降主义路线已经处于统治地位，起义军领导班子内部已经形成了“朝廷命官过半”的局面，宋江已经牢固控制了领导权。当一百零八将全部上山，梁山农民起义军力量达到全盛时期的时候，他便在“大聚义”后的“菊花会”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政策声明：“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为了尽快取得朝廷的招安，宋江干尽了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他带人下山到东京，走皇帝宠妓李师师的后门，打通“枕头上关节”。又用重金贿赂朝臣，把“衷情达知今上”。当起义军活捉高俅后，宋江亲自把这个梁山的死对头扶上正座，纳头便拜，要他在皇帝面前说情，早日招安。更有甚者，他还直接向朝廷献策：“若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示意皇帝要用儒家“仁政”、“恕道”来欺骗起义军。至此，宋江已经完全和朝廷当权集团同流合污了，在宋江的“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声中，起义军终于受了招安。招安后，宋江还十分恶毒地搞了个“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把农民起义军多年积累的财富拍卖一空，使梁山起义军再无重新起事的可能。一场气壮山河的农民革命斗争，一个本来“十分兴旺”的农民起义“山寨”，终于被封建统治者通过宋江的手，不费一兵一卒就扼杀掉了。宋江又把“顺天”“护国”四个字写上了起义军的战旗，“强盗”变成了“官军”。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他双手沾满了农民革命的鲜血。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宋江是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他在革命队伍中干了一系列坏事，干了封建统治阶级想干而干不成的事。他对农民革命不是有功，而是有罪，罪大恶极！＊＊＊

    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中宋江这个投降派，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量评论文章和近两年的一些评论文章，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鲁迅关于《水浒》的论述，散布了不少阶级调和论，美化、歌颂《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为宋江这个投降派做了种种辩护。一个基本论点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这些评论文章，不是把宋江说成“英雄”、“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就是用所谓“矛盾的性格”来掩盖宋江搞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些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澄清。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这部书，充分利用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充分发挥宋江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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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恶”辨——从《水浒》的一首诗谈起张臻 (1975.09.11)

    《水浒》这部书，一边狂热鼓吹招安，宣扬投降，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头子宋江；一边却极力诽谤造反，歪曲革命，咒骂和攻击农民起义领袖方腊。《水浒》百二十回本的第一百十九回中引诗说道：

    宋江重赏升官日，

    方腊当刑受剐时。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按《水浒》所说：一个“重赏升官”，一个“当刑受剐”，都是由于他们各自行“善”作“恶”的结果。

    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在反动统治阶级看来，被压迫阶级对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任何反抗、斗争，都是恶的；而俯首听命，逆来顺受，则是善的。与此相反，在被压迫人民看来，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争取解放是完全正义的，也就是善的；而反动统治阶级对于广大群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却是罪大恶极，应该彻底清算。

    《水浒》这部书把宋江赞扬为“善”，把方腊污蔑为“恶”，这是哪个阶级的善恶观？

    宋江这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小官吏，是一个满脑子孔孟之道的儒家信徒，他一生把“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对“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垂涎三尺。他被迫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字之差，改变了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随后，他进行一系列出卖革命的活动，为日后“归顺朝廷”作准备。最后还秘密上京都，乞求招安。在被招安升官之后，便凶相毕露，杀气腾腾，替朝廷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在镇压以方腊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时，宋江杀了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成了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刽子手。这就是所谓的“善”。它恰恰暴露了宋江的叛徒的丑恶面目，说明宋江是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帮凶。

    方腊，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揭竿而起，率领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农民，把矛头指向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狠狠打击了腐朽的赵宋王朝。在地主阶级眼里，这就是所谓的“恶”。它恰恰表明了方腊敢于造皇帝的反，坚持革命，是广大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

    这四句诗，裸地暴露了反动地主阶级立场。《水浒》宣扬的善恶观，从反面给人们划清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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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破投降派的真面目

    夏际胜　(1975.09.17)

    （山东曲阜县东风公社夏家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夏际胜）

    《水浒》这部书，拚命往宋江脸上贴金，把他打扮成农民起义的英雄豪杰。但是，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是掩盖不了的。

    宋江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过着挥金似土的寄生生活。

    宋江这个投降派，一肚子坏水都是从孔孟之道那儿趸来的。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把孔孟之道当作一生做人的信条。孔孟之道宣扬仁义忠孝，宋江便处处以仁义忠孝作为行动规范。他自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并一再宣扬大宋皇帝“至圣至明”，诬蔑农民起来造反动封建统治的反是“犯了迷天大罪”。他把对地主老子尽孝看成对皇帝尽忠之外高于一切的事。投奔梁山途中，宋江听到他父亲“因病身故”的假消息，便捶胸大哭，火速回家。真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毒蔓结毒瓜。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宋江上梁山后，就篡改革命口号，改变革命纲领，用以孔孟之道为思想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取代农民起义队伍团结造反的正确路线。正如所指出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接受招安之后，他又去镇压方腊起义。临死，为了防止梁山原头领再次聚众起义，他又亲手用药酒毒死了“结义兄弟”李逵。

    宋江就是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就是这样一个可耻的投降派。可是，有些评论《水浒》的文章，却竭力美化和颂扬这个宋江。有的赞扬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品德；有的说宋江上梁山之后，“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有的把宋江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所谓“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完全是作者编造的骗人货色。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和农民是冤家对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地主阶级决不会“仗义”向农民阶级“疏财”，决不会去“扶”农民之“危”，“济”农民之“困”。《水浒》中颂扬的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又是怎么回事呢？第一，宋江手中的资财，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他施舍给别人的金银财物都是从劳动人民身上剥削来的。第二，宋江追逐功名利禄，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无非是以此笼络人心，图利、图名、图权。宋江正是通过所谓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骗取了一些人的称赞和拥护的。

    所谓“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好事”，那是混淆是非。宋江上梁山，是因为被蔡九知府等人逼得一时走投无路，不得不“暂占水泊，权且避难”。他虽然也反贪官，但他和贪官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与农民起义军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能混为一谈。宋江在梁山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着“招安”二字打转转的，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干了一系列的叛卖活动。投降朝廷后，他又镇压了其他农民起义队伍。皇帝办不到的事情，宋江办到了；贪官污吏起不到的作用，宋江起到了。如果说宋江上梁山以后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干了一系列叛卖革命、反对人民的罪恶勾当。

    所谓宋江的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宋江是一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要跪倒在皇帝的脚下，死心塌地维护皇帝以及整个封建制度。当宋江和贪官污吏的矛盾激化时，他便利用农民起义军进行反贪官活动，而一旦农民革命对地主阶级的统治造成一定威胁的时候，他自然要出卖革命了。怎么能把这种叛变、出卖革命的行为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呢？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革命，虽然屡遭失败，但数百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连绵不断，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斗争不屈而失败和为了做官而投降，完全是两码事。把宋江的投降说成“农民的局限性”，这是对农民阶级的诬蔑。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水浒》里的投降派宋江，被作者乔装打扮成“农民革命英雄”，现在，我们要彻底揭穿宋江的假面具，批判他的投降主义路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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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三梦

    延风　(1975.09.17)

    一部《水浒》，写了不少梦。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尽管是混乱和虚幻的，但终究是现实生活的一幅映象，那怕是歪曲的映象。一个小说的作者着意写梦，当然不是“痴人说梦”，因为归根结蒂，梦是为小说的主题服务的。《水浒》中宋江的梦，都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点了题。

    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这个梦很重要，是为宋江这条投降主义路线提纲挈领的。宋江迫于追兵，在还道村九天玄女的神龛里吓得昏了过去。作者就让他做了一个梦，并且借了“九天玄女”之口，为他规定了以后的道路。这就是：“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果然是“法旨”、“天言”，短短几句话，有目标，有口号，有策略，有方法。

    “替天行道”，亦即替“天子”行道。这是“九天玄女”为宋江规定的一个总目标。

    但是，宋江那时还刚刚落草，一个“山海小寇”，即使对“天子”一往情深，但从皇帝看来，局面似乎还小了一点。赵宋王朝虽已衰败，但并不见得对任何一个三、四流的小角色都看得上眼的。因此，“娘娘”说的另一句话——“为主全忠仗义”，就给宋江通了一个消息：夺过权来，当个“主”，把那些“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人，屏弃在外，那时，你想向皇帝称臣才算有了一点本钱，你念的那些辅国安民的投降经，才有可能“上达圣听”。所以，“为主”是实现投降目标的必要条件。

    不过，宋江这样一个小吏，凭什么来当梁山泊之“主”？“娘娘”点出了“忠义”两字，一副精神武器就打造成功了。用阴谋诡计窃取梁山的领导权之后，宋江便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篡改了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这是对“天言”的心领神会，也是《水浒》写宋江的“神来”之笔。

    这一梦以后，宋江果然“不忘不泄”，忠实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树降旗，改堂名，菊花会，受招安，征方腊，鸩李逵，这一个个的脚印，就是还道村一梦的兑现。不出数年，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队伍，就被这根“替天行道”的无形绳索，活活地绞杀了。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人可以有人。路线错了，原来有的，也就都搞光了。宋江的梦和梁山的现实，证实了这个真理。

    如果说，还道村一梦是宋江投降的导言、引子，是作者昭示宋江一生的伏笔；那末宋江在征辽大帐中再梦“九天玄女”，是汇报是呼应，是作者对《水浒》这个投降主题的再次提醒。

    “娘娘”秘授宋江破混元阵的一大段“玄女法”，无非是武侠小说里一套陈词滥调，可以略而不谈。重要的警句是在检查了宋江言行以后所作的鉴定。鉴定“很好”，叫做：“汝能忠义坚守，未尝少怠”。这八个字，宋江是当之而无愧的。不过，“娘娘”还不大放心，还要在宋江这个已经转得不慢的投降齿轮上再注点油。这就是最后的叮嘱：“保国安民，勿生退悔。”粗一看，这似乎是多余的。宋江投降的自觉性如此之高，哪里会生什么“退悔”之心？其实，这番叮嘱也是有道理的。主子对叛徒难免总有点不大放心。这是即使为宋江之类的“星主”也是不能幸免的。象宋江这类投降派，虽然对主子不断表明心迹，不断地有“保证书”送上去，但最后还是免不了要吃“御赐药酒”。

    对宋江这个充分体现了投降主题的角色，作者费尽了笔墨，还精心安排宋江进入了他为之效忠一生的皇帝的梦境，用最后一梦来加深“投降有理”、“投降有利”的主题，这便是《水浒》的最后一梦：“徽宗帝梦游梁山泊”。那时宋江已是“大宋之鬼”了，面对他的恩主，还上了最后的一篇“自白书”，“恳告平日衷曲”，甚至还不忘为他药鸩李逵邀功请赏。主子这一边也对宋江勉慰有加，为忠良的奴才屈死，表演了“凄然”，并且还许下了“建立庙宇，敕封烈侯”的愿。这最后一梦，作者笔意甚深，他在一个可耻叛徒的头上安了一个灵光圈，企图使这个叛徒的下场，不是让人感到卑鄙，而是让人感到“悲壮”，从而幻想还有后人踏着宋江的脚印跟上来。

    然而，这毕竟是反动阶级——宋江、徽宗之流的幻梦。就在梦里，黑旋风不是已经“抡起双斧，径奔上皇”，把宋徽宗从梦中吓出一身冷汗吗！

    《水浒》三梦，黑线一条，无非是宣扬“天命”，诱人做投降派罢了。不过历史不是按反动阶级的愿望前进的。宋江这个至死不变的奴才，现在成了一名绝妙的反面教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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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忠君思想

    闻工　(1975.09.17)

    （安徽师范大学　闻工）

    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里的宋江，恪守孔孟之道，顽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瓦解农民起义军队伍，断送梁山革命事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从宋江的全部罪恶史中，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投降派，以及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和他的忠君思想之间的关系。儒家伦理观念的忠、孝、义结合在一起，构成宋江这个投降派人物的基本思想。而其中心内容，则突出地表现为一个“忠”字。他“于家大孝”，于友“仗义”，前提都是忠君。从郓城县“孝义黑三郎”的宋江，到梁山泊“忠义堂”上的投降派头子宋江，到征方腊时的平南都总管正先锋使的宋江，再到楚州安抚使的宋江，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忠君这个反动的轴心转动。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他上梁山前待人处世的准则。

    宋江私放晁盖这件事，颇有些迷惑人的地方，但对它的前因后果，略加剖析，便可看出，宋江这个行动并未越出忠君思想所允许的范围。晁盖等人的劫取生辰纲，打击了梁中书这类贪官污吏，矛头指向蔡京、高俅这样的人。因此，宋江敢于给晁盖通风报信，要晁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虽然放走了晁盖等人，但是却反对他们聚众造反，认为他们公然抗击官兵，“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宋江在江州酒后题的两首“反诗”，其实并无反意。从宋江题诗时所处的境遇来看，他的诗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饿狗”对“饱狗”的怨恨情绪的流露，不过是宣泄他一片忠心未被赏识的牢骚而已。就连宋江自己也不认为这是反诗。

    那末，宋江后来怎么会上了梁山呢？

    宋江题诗事发以后，被判死刑，在绑赴法场，即将处斩的当儿，幸得晁盖率领梁山泊众好汉劫了法场，把他解救出来。接着又大闹无为军，杀了黄文炳。严峻的现实把宋江这个反对和污蔑农民起义的人物，推上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尖端：要么丢掉脑袋，要么随晃盖上山，等待时机，别谋出路。在这种情势下，“不由宋江不上梁山”。但是，宋江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他是带着满脑子的忠君思想，钻进了农民起义队伍。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他上梁山后制定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

    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与农民起义队伍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极力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梁山根据地在晁盖当权时期，以聚义造反、反抗封建统治作为他们的斗争纲领。这无疑是一条农民起义的路线。这条路线被刚刚踏上梁山的李逵，用农民阶级朴素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即打翻赵宋皇帝的腐朽统治，夺取农民革命的胜利。对这样一条革命路线，宋江上山后，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百般进行破坏。为了忠君投降的需要，他阴险狡猾地排斥梁山起义军领袖晃盖。他明尊暗贬，把晁盖架空，使之徒有虚名，而无实权。晁盖几次要领兵下山作战，宋江都用花言巧语百般阻拦，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他代晁盖下山，实际上是他通过几次外出用兵，培植羽翼，捞取政治资本，暗暗把兵权夺到手中。晁盖最后一次执意要亲自率兵下山攻打曾头市。晁盖曾头市中箭，临死时并未遗言要宋江继任寨主，而是指出，只有能为他报仇的人方得继任，说明晁盖并不那么信任宋江。宋江这个诡计多端的孔孟之徒，却乘机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他一上台，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完全篡改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政治方向，标志着宋江开始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以后，他通过各种渠道向封建统治者乞求招安。在两胜童贯、三败高俅，取得了反围攻辉煌胜利的情况下，宋江命令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放下武器，接受了招安，使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变成了反革命的军队。轰轰烈烈的梁山革命事业，就这样被宋江断送了。

    宋江投降后，为国家臣子的宿愿得偿了。于是，就彻底亮出了他的地主阶级的反动面目。他主动要求去打方腊，并对方腊起义军实行灭绝政策。对地主阶级，他“忠义双全”；对农民起义，则不共戴天。宋江打方腊决不是什么农民兄弟的“自相残杀”，而是反革命刽子手镇压革命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宋江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报效主子，但统治集团并没有轻饶了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最后还是要设法除掉他。这个至死不悔的地主阶级分子，在他饮了朝廷送来的毒酒，生命垂毙之际，还不忘忠君报主。于是，他将李逵招来，亲手把李逵药死，生怕李逵“再去啸聚山林”，坏了他的忠义美名。宋江死前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里，宋江为他的“忠”做了总结——一生至死靡他，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是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宋江药死李逵，为他的“义”做了说明——无条件地服从于忠。李逵的死，给人留下了一条血的教训，发人深思。

    从不愿上山，到被迫上山，叛卖投降，镇压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再到最后可耻地死去，这就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用自己的行动写出的一份罪恶的传记。这份传记，充分说明了没落地主阶级的反动性，说明了宋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农民起义的死敌，而不是“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的“农民起义领袖”。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和孔孟的“天命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以后走向没落，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加强了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妄图扼杀人民的革命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儒家，继承孔老二、董仲舒的反动衣钵，进一步提出：“天即理”的命题，把儒家“天命论”更加哲理化，形成所谓程朱理学，给劳动人民带上一副精致的精神枷锁，用以作为血淋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力的补充。程朱“天理”观的重要内容，就是以忠君来维护封建王朝的永世长存。

    《水浒》成书于元明之际，宋江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正是这种反动理学在文学作品里的反映。宋江言必称“忠义”，口不离“天命”，俨然是孔孟复生，程朱再世。刺配江州途经梁山时，他拒绝上山的理由，就是不能“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以后离开梁山，行至扬子江心，遇到船火儿张横，闹了一场误会，他和两个防送公人险些被杀，此际，他又归之于“天命”，仰天长叹道：“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连累了你两个。”宋江这种“忠孝”、“天理”观念，都形象地表现出程朱理学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其目的在于维护赵宋王朝的罪恶统治。唯其如此，他始终顽固地认为地主阶级“压迫有理”，农民阶级“造反有罪”。晁盖造反，他说是犯了大罪。花荣给他开枷，他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他把封建国家压迫人民的“法度”，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被迫上山，更始终怀着孔老二“获罪于天”的一腔负罪之情，念念不忘“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凡此种种，都是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在宋江身上的体现。

    《水浒》中的宋江这个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孔孟之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员。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由于宋江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终于失败了。分析批判《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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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的“权谋”

    常振生;杨俊青　(1975.09.20)

    （北京市永定机械厂　常振生　杨俊青）

    宋江在所谓的“反诗”里，吹嘘自己“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宋江的忠君思想和投降主义，大多是从“经史”中“攻”出来的，这里姑且不论。那么，他的“权谋”是些什么呢？

    “权谋”之一，就是用架空晁盖等阴谋手法，篡夺梁山农民起义队伍的领导权。宋江混入梁山起义队伍后，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梁山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在这样的言词掩盖下，剥夺了晁盖对重大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和领导权。到后来，干脆连这些托词也没有了，象山寨分配任务这样的重大事情，也不与晁盖商量，而是擅自决定。这正如《水浒》作者说的“凭陵欲作恢＠①计，须仗公明作主张”。凡是山寨大事，都由他说了算，把晁盖作为一个偶像摆在那里，梁山领导权完全由他一手操纵，充分暴露了一个篡权阴谋家的丑恶嘴脸。

    “权谋”之二，就是用偷换口号的手段，改变晁盖的起义路线。晁盖扯旗造反以后，旗帜鲜明，就是如朱贵所说的，“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他们败何涛，擒黄安，抗官军，把梁山起义事业搞得红红火火。晁盖刚死，宋江不与众头领商量，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用“替天行道”的口号取代了“要和皇帝作对”的政治口号。

    “权谋”之三，就是借“义”杀人。他假惺惺地淌着眼泪，在陈桥驿杀了不忘梁山泊革命传统的小卒；后来又用毒酒杀了富有反抗精神的李逵。而这些都是在“情同骨肉”的面纱下，嘴里喊着“义”干出来的卑鄙勾当。他杀了人，不留血迹；害了人，还要叫人感激他。

    如此等等。

    宋江的“权谋”，正因为是从“攻经史”学来的，所以，这种“权谋”只能是历史上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所总结出来的那一套阴谋诡计。他的“谋”，是打入农民军内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谋”；他的“谋”，是借“山东烟水寨”，买得“凤城春色”，即用扼杀农民革命，换取朝廷招安和高官厚禄的“谋”。一切投降派，都是擅长搞“权谋”的。批判宋江这样的投降派，我们要从中学会识别投降派的“权谋”。＊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忄加友去又下加矣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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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反贪官到拜贪官

    石理　(1975.09.20)

    （沈阳部队某部　石理）

    《水浒》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梁山起义军活捉高俅，押上忠义堂时，“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一向自命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的宋江，竟然拜倒在“馋佞奸臣”高俅的脚下，这岂不矛盾？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

    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皇帝，是封建社会里的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水浒》中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正是由于“天子”宋徽宗的百般庇护，才得以专横的。高俅本人就是被宋徽宗一眼看中，由一个府内亲随，青云直上，升为殿帅府太尉的。宋徽宗本人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力，骄奢淫逸，使北宋末年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对封建社会这个最高统治者，宋江不敢有半点触动，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宋徽宗“至圣至明”、“宽仁厚德”，表示愿意替以宋徽宗为“天子”的“天朝”行道，“尽忠报国，万死无怨”。他所不满的，不过是“谗佞”“闭塞”皇帝，堵塞了他向上爬的门路而已。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所以反高俅，是因为高俅独断专横，侵犯了宋江这一派地主的利益，妨碍这一派地主去当权执政。宋江说：他“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这就是说，他虽然忠于皇帝，想“尽忠报国”，可是，却“不能得进步”，即不能往上爬，不能挤进当权集团中去。宋江为什么反对贪官呢？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梁山农民军在晁盖的率领下，聚义造反；宋江上山则推行一条“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路线，大搞修正主义。由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把农民阶级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反抗，变成对几个贪官的反抗。因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然就要乞求和接受招安了。

    当农民起义军力量越来越大，宋江自己也有了“官爵升迁”机会的时候，他就不再反对高俅之类的贪官了。为了求得招安，他甚至还拜高俅，以取得高俅这一派地主的谅解。对同一个高俅，前骂、后捧，前反、后拜，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真面目。

    宋江和高俅，不管有过多少派别斗争，但他们同属于地主阶级。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对徽宗皇帝都是忠的，他们对农民起义都是切齿痛恨的。这就是他们同流合污的基础。面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高俅与宋江又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高俅明火执仗，策动官军进剿，妄图以武力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宋江则打入内部，分化瓦解，改变起义军的路线和性质，充当了反动统治阶级在起义队伍中的代理人。

    从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拜贪官，受招安，正是宋江一贯的地主阶级立场的必然表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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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水浒》的结局

    北京市崇文区文艺评论组;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工人评论组　(1975.09.20)

    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竭力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大肆宣扬和兜售投降主义，是《水浒》的主题，《水浒》的要害。

    然而，过去有这样一种观点：《水浒》是批判投降主义的。理由是，作者真实地描写了梁山泊起义军的悲剧结局，“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或者说：作者主观上虽然想肯定投降路线，但客观上却以悲剧结局批判了这条路线，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种论调流行多年，颇能迷惑一些人。因此，很有澄清的必要。

    让我们来看《水浒》作者是怎样写梁山泊起义军结局的吧！

    原梁山泊起义军的头领十之七八都在征方腊时死去了。《水浒》一面把杀人的罪名强加在方腊头上，妄图激起读者对方腊的痛恨；一面又把这些人的死亡归之于“天命”，“寿夭短长，人生分定”，“已死者皆是天命”。小说的作者还让这些人死前为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什么“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了，今日为朝廷，便粉身碎骨，报答仁兄也不为多”，什么死了“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而且，又往往写他们死后成神成仙，把封建统治者的屠刀化为神仙“超度众生”的“拂尘”。

    “兔死狗烹”。宋江的被药死，是投降派的可耻下场。《水浒》作者却把它写成只是奸臣作祟，而并非皇帝意愿。如果皇帝和宿元景这样的“好官”及时过问此事，这类不幸不就可以免除了吗？

    阮小七等人免官、弃官归里。在《水浒》作者笔下，却都成了由于乐于归老田野，或作良民，或当富豪，逍遥自在，享尽天年，好象还很惬意。

    吴用等人的自杀，是由于预感到自身将会遭到迫害。《水浒》作者却把他们写成因与宋江“恩义难舍，交情难报”，而要与宋江同葬一处，以表白“忠义之心”。

    总之，在作者笔下，战死的归于“天命”，被害的归罪奸臣，弃官的是乐于归老田野，自杀的是表白忠义之心。投降主义路线罪恶统统被涂抹掉了。这样肆无忌惮的歪曲现实，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胜利”究竟在哪里？这样的为投降主义辩护，所谓的对投降路线的批判又从何谈起？

    征方腊中，原梁山泊头领大量伤亡，生还者仅二十七人，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虽然宋江的眼泪会蒙住一些人的眼睛，但觉醒者必然越来越多。可是，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水浒》，却极力掩盖和抹煞人们对投降主义的不满和反抗。

    鲁智深对宋江借方腊起义军的鲜血染红朝服，表示不满。因此，当宋江祝贺他，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回京后可图个封妻荫子，光耀祖宗时，他给宋江碰了个软钉子，扫了宋江的兴。他沉痛地说：“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然而，作者却将他的隐痛抹去，把他的愤恨冲淡。把这句愤慨的话，写成似乎是即将听潮信而“圆寂”的谶语；把他宁可仍当和尚也不去朝廷作官的抗议行动，写成按照“天命”得到坐化飞升的归宿。

    武松后来也是反招安的，他不愿朝京，与鲁智深一样，也是一种反抗。但作者却一笔带过，将他的反抗抹煞了。

    李俊，在征辽后曾与吴用等人计划过劫掠东京，重上梁山泊。这样一个人，在征方腊后，托病以脱离宋江。然而，作者却把他写成只是为了不负前约，明哲保身，而终于到国外去了。

    对于反对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人和事，《水浒》作者不去表现它，把它阉割掉，这难道就是所谓“现实主义的胜利”吗？如果真的是“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这些事实，作者为什么不去写，或者只写了一点点又加以歪曲呢？

    《水浒》作者不仅歪曲现实，为投降主义辩护；而且编造事实，极力宣扬投降主义者得到的“美好”结局：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生时作官封侯，死后为神为佛，把这些琳琅满目地向读者展览出来。

    在小说中，徽宗皇帝对梁山泊的头领们是多么“仁慈体恤”，他对宋江等只剩少数人生还“心中嗟念”，“不胜伤悼”。他许诺“殁于王事者，朕命各坟加封，不没其功”。并说话算数，立即实践诺言，“将这已殁于王事者，正将偏将各授名爵：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如有子孙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袭官爵；如无子孙者，敕赐立庙”。不愿封侯赐爵的鲁智深、武松，也加赠了“雅号”，就连已故的女将也加封为“夫人”、“郡君”。生还者封官授职，赏赐了金银锦缎。真是“皇恩浩荡”。你看，皇帝大张筵宴，犒赏功臣，何等荣耀；你看，宋江受赐金银一千两，另有十万贯“赐钱”“作为还乡之资”，准假省亲，锦衣还乡，何等风光。一句话；朝廷不负人，投降就是好。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和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吹得天花乱坠。

    小说又以方腊的结局与宋江的结局作对比。“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投降的奴才升官受赏，坚持革命的英雄当刑受剐。这部作品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投降派，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这种歪曲农民革命的反面教材，还说得上是现实主义的吗？

    也许有人会说：不管怎样说，宋江不是最后被药死了吗？这个悲剧结局不是对投降主义的批判吗？这种辩解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掩盖了作者写宋江之死的真正居心。《水浒》作者是要通过宋江之死来树立一个“全忠仗义”的最高典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虽死而无怨。这才是封建统治者最理想的奴才。作者塑造宋江“一生忠义”的形象，刻画和赞美他的奴才性格，正是通过写他的死，才得到最后完成的。作者树立这样一个典型，是要农民起义军都来学他，当一个“有始有终”，“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好奴才。这样，封建统治者就可高枕无忧了。

    宋江虽然受了奸臣的暗算，但作者告诉我们，奸臣之上还有皇帝，还有皇天，他们是“至圣至明”的。因此，投降派即使生前不能遂心永享富贵，死后一可封爵，二可升天。宋江死后，不就是被皇天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吗？皇帝不也终于不受蒙蔽，而替他建立庙宇，敕封他为什么“忠烈义济灵应侯”吗？“生封侯而死庙食”，是地主阶级分子的人生最高理想。宋江得到了，甚至超过了，多么值得令人羡慕。《水浒》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活着也好，死了也好，还是当投降派好，当奴才好。

    宋江作为投降派的最高典范，不仅自己死而无怨，而且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绞杀革命派。他利用“手足之情”，“兄弟之义”，把李逵骗到楚州，同饮鸩酒，以免他重去“哨聚山林”。对宋江个人，是免得坏了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对朝廷来说，是尽走狗的最后义务。宋江的嘴脸是何等丑恶，真是地地道道的奴才。小说的作者，正是通过宋江毒杀李逵的情节来表现宋江忠义的彻底性的。

    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的结局处理，是歪曲农民革命的，是歌颂投降主义的。把它吹捧为“现实主义的胜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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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枷锁·“法度”·奴才

    朱肖鼎　(1975.09.20)

    《水浒》这部书，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精心刻画了一个叛卖农民革命事业的投降派典型宋江。那怕在一件看来是小小的“道具”上，也不轻易放过，可谓煞费苦心。

    《水浒》三十六回写到宋江刺配江州，行前在官府“当厅带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路过梁山泊时，晁盖派大小头领，“四路等候”，接住了他。哪知当起义军将士准备给宋江“开枷”时，他却说：“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宋江带枷上山到聚义厅与晁盖相见，山泊中头领教宋江“去了枷”吃酒，那知宋江偏又“不肯除”。宋江对于朝廷加给他头上的刑枷，先是个“不擅动”，后是个“不肯除”。宋江为啥不肯让别人替他除去枷锁呢？宋江有他的“道理”：“此是国家法度”，万万触动不得的。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的“法度”有鲜明的阶级性，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以此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而起作用。被压迫阶级要革命，就要敢于破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法度”。敢破封建国家“法度”，还是维护封建国家“法度”？这历来是农民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方面。梁山上的李逵、阮氏三兄弟等好汉，就敢于蔑视那些反映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度”，敢于冲破它，砸碎它。而宋江则一头拜倒在反动“法度”面前，拚命维护它。宋江死也不肯让梁山上的人给他除去枷锁，一者是要向梁山上的人表示，他是决不会违犯“国家法度”，背负朝廷，上山落草的；二者是要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晁盖等人，他们抗拒州府，杀死官军，“直如此大弄”，蔑视和破坏“国家法度”，是犯了“迷天大罪”。后来他前往江州，路过穆家庄时，又让两个押送公人除了枷。那是因为“这里又无外人”，穆太公不是晁盖，不会劝他落草，他也不需要教训穆太公：不得违犯“国家法度”。从宋江对封建“国家法度”的态度，我们看到了他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专政的态度，足见他是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

    从宋江上山前的甘愿套刑枷，到宋江混迹于梁山大搞投降，接受招安；到镇压方腊领导的农民革命队伍，为朝廷“除害”；到宋江领下“御酒”，并在临死前药死“强气未灭”，有可能在宋江死后“犯上作乱”的李逵，又为朝廷除了一个“隐患”，都活现了宋江作为反动腐朽的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的丑恶本相。

    宋江不但自己甘愿作“天子”的奴才，还要梁山农民革命队伍也都甘愿做“天子”的奴才。他上了梁山以后，处心积虑地把代表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各种精神枷锁，硬套在农民起义军将士头上。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标榜忠义，鼓吹“官爵升迁”、“青史留名”之类的地主阶级世界观，来毒害起义军将士，要被压迫阶级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永远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水浒》着意精心塑造，百般美化，这只能说明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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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的自供

    尚师毅　(1975.09.22)

    《水浒》中的宋江，是个十足的奴才。当他死到临头时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真可谓奴相毕露。

    但是宋江之所以是奴才，不仅仅因为他时时想到自己的言行要忠于主子，而且还因为他在地主阶级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充当了一只可耻的带头羊。

    《水浒》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经宿太尉推荐，宋江挂上了“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的头衔，准备去征方腊。他从皇帝那里讨得圣旨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在街市上看到一个汉子拿着一个叫做“胡敲”的玩意儿，于是奴性大发，他竟对身旁的卢俊义说：“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空有冲天的本事，无人提挈，何能振响”，“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如何能够天子重用，为人不可忘本。”好个“为人不可忘本”！宋江的这段自供，把一个奴才谄媚主子的卑污心理完全暴露无遗了。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曾经谈到《施公案》、《彭公案》一类小说中的侠客，说他们是“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把鲁迅的这段论述和宋江投降后的言行一对照，就不难发现，宋江和黄三太、黄天霸之流所差无几，他们连“直接为天子效力”的资格也失去了，只能托庇在什么“宿太尉”“张招讨”等所谓“清官”的卵翼之下，降为奴才的奴才了。

    宋江投降之后，平田虎、征王庆、打方腊，残酷地镇压了各路农民起义队伍，为封建皇帝效了犬马之劳。但是，这样一个忠实奴才，最后还是喝了“御赐鸩酒”，在地主阶级内部一场狗咬狗的斗争中可耻地死去了。这是一个叛徒、投降派的必然下场。可是《水浒》的作者为了把“投降有理”的调子唱到底，最后又在这奴才的脸上涂了一层金粉。书中让宋徽宗出面给宋江“辩冤”，还下令“建立庙宇，敕封列侯”，这种使奴才神化、捧走狗升天的把戏当然是做给活人看的，其用意就是企图用这种廉价的封诰，在现实生活中引诱更多的奴才步宋江之流的后尘，去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忠卖命。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危险。因此，认真地分析宋江这一类投降派的活动特点，彻底揭露他们的奴才本质，这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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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

    洪广思　(1975.09.22)

    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中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阶级本质。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必须遵循的指示，认清宋江与高俅之间矛盾的实质，揭露宋江的地主阶级的本来面目。

    宋江和高俅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派别的代表。高俅一派，包括蔡京、童贯、杨＠①等，是朝廷里的新老权贵，是地主阶级政权中的实权派。宋江、柴进等人，代表地主阶级中不掌实权的一派人的利益。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高俅一派“专权”，宋江一派争权，彼此之间或明攻，或暗算，为保持和争夺政治权力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

    高俅由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一下子变为殿帅府太尉，是个平步青云的封建地主阶级新权贵、暴发户。他上台后立即和蔡京、童贯、杨＠①等老权贵们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拚命地保持和扩大他们的权力。蔡京做了太师，儿子蔡焕章是富庶之地江州的知府，女婿梁中书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就把他叔叔的儿子认做干儿子，把他的叔伯兄弟高廉提拔为高唐州知府。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通过这样一条“非亲不用”的路线，掌握了上至朝廷，下及州县各级官府的大权，不仅残酷地搜刮百姓，压迫人民，而且对地主阶级中不利于他们实行“专权”的一些人物和派别，也百般地排斥压制，“但有人小小触犯”，“要杀便杀，要剐便剐”。

    宋江一派在被压迫人民面前是老爷，是财主，和高俅等人同样残酷无情，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他们在和地主阶级实权派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累受高俅一派的打击排挤，对于权力就更为倾心，就更加激烈地同高俅一派进行争夺。他们或则习经，或则练武，企图通过自己的“本事”爬上去。宋江就自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想凭这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们越有“本事”，越有“权谋”，也就越受到排斥、压制。所以，在同高俅一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一次次地败下阵来。为了在封建政权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恨不得杀了”高俅等“贼臣”。

    政治和经济是互相联系的。地主阶级内部各派间争夺政治权力，是为了便于在经济上肆意地聚敛财富，而财富的积聚又可以使他们谋得更大的权力，榨取更多的民脂民膏。宋江和高俅两派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还在财产占有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斗。从殷天锡霸占柴进之叔柴皇城房宅园亭一事，就可以看出他们在经济上是如何地互相倾轧、互相咬噬。殷天锡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高廉“倚仗他哥哥势力”做到高唐州的知府并兼管兵马。殷天锡“又倚仗他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横行害人”。他看中了柴皇城的花园水亭，就带领一帮爪牙去夺占。柴皇城作为后周柴世宗的后代，“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柴皇城不仅被殷天锡“殴死”，家私还被“抄扎”，房屋园亭也被霸占。在这场争夺中，柴进一再抬出“丹书铁券”，甚至还扬言要到京师拦驾告御状，然而，其结果自己反倒被关进了死牢。从这幕丑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和高俅两派在财产占有上的尖锐矛盾。

    显然，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小狗大狗饿狗饱狗之间的一场争斗。

    既然如此，宋江为什么又上梁山，参加农民起义军呢？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跑到和地主阶级根本对立的农民革命阵营里面来了，岂不矛盾？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也只能从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其它一切社会矛盾，包括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要受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激化，必然促进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而在农民革命的滚滚浪涛冲击下，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的一些失利者，往往会混进革命队伍。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水浒》中的宋江一派，就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斗争都十分尖锐，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情况下上梁山的。他们上梁山，既是出于打击地主阶级中的对手，以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又是出于搞垮农民起义，维护整个封建国家这一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混入革命队伍，出卖革命，镇压革命，这就是一部《水浒》中宋江一派所表演的反革命三部曲。

    宋江一派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无疑是农民革命的对象。农民起义对于他们“挥金似土”的寄生生活，以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造成了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宋江一派敌视农民起义的根本立场。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所以宋江一派对待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尽管是一贯的，而具体的态度和手段却十分阴险狡猾。

    宋江一方面公开反对和咒骂梁山农民起义，恶毒污蔑晁盖等开创梁山革命事业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反革命旗帜十分鲜明。另一方面，却又广为“结识江湖上好汉”，“仗义疏财”，施小恩小惠，搞拉拉扯扯，骗取一些“江湖豪杰”的拥戴。这是因为，在地主阶级内部弱肉强食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把利用人民革命力量以为佐援作为一项斗争策略，在公开敌视、诅咒农民起义的同时，又与部分农民起义军暗中联系。他们这样做，既是要减轻农民起义对他们的威胁，又是要把农民革命斗争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增强自己同高俅一派斗争的力量；既为自己在地主阶级内部斗争失利时留下一条退路，又为东山再起打下一个基础。

    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尽管用尽“权谋”，机关算尽，仍然是连连败阵；而高俅一派则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宋江“杀惜”以后，流配江州，由胸怀“凌云志”的“刀笔吏”，变成了“贼配军”，向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满腹牢骚，“一时间酒后狂言”，浔阳楼误题“反诗”，又被高俅一派抓住，大作文章，定成死罪。至此，不仅他的由“刀笔小吏”逐级升迁的希望完全破灭，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才不得不选择了公开投靠农民起义军这条道路。

    宋江上了梁山之后，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上山不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被压迫农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内部搞垮农民起义，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把起义军当作一种资本，向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讨价还价，换取高官厚禄。这就决定了宋江一伙在起义军中必然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一伙反贪官，不是因为贪官压迫剥削人民，而是因为他们“欺君”“乱国”，因为他们把自己一派逼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漂蓬江海”，不能实现“尽忠报国”的“凌云志”。他们反贪官，不过是为了“忠君”，为了日后“官爵升迁”，博得个“青史留名”，“封妻荫子”而已。

    “功名未上凌烟阁，身体先登聚义厅”；“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就是宋江一派在同高俅一派斗争中落荒之后，找到的一条曲线求官之路。鲁迅先生曾经提醒人们：“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仔细鉴别宋江一派的“魂灵”，可以清楚地看出，宋江一派上梁山“造反”，貌似“民魂”，实质上他们上山是为下山，下山是为求官，去“顺天”、“护国”，“报效朝廷”，乃是货真价实的地主阶级“官魂”。

    宋江和高俅作为地主阶级内部的两个派别，尽管他们之间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斗争，但是他们都属于地主阶级，都死心塌地地站在拥护封建所有制和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的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去破坏和消灭危及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在这方面，他们从来就是一致的，这是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的表现。然而，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水浒》这部书作了根本的歪曲。

    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本来是地主阶级内部饿狗饱狗之间的一场斗争。《水浒》却把这场斗争表现为“忠臣”和“奸臣”的斗争，并且把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到这种所谓“忠臣”和“奸臣”的斗争中来，加以歪曲。《水浒》一开始就写高俅的奸诈阴险，“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而宋江则是“仁义礼智信皆备”，全忠全义，至仁至孝，自称“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作者处处突出这种“忠”与“奸”的斗争，说“奸邪到底困忠良”，对宋江一派的所谓“忠义”极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对他们的失势深表惋惜和同情，以此掩盖宋江和高俅的共同阶级本质，抹杀宋江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根本对立，调和阶级矛盾，掩盖宋江一派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反动立场和丑恶面目。其实，宋江一派的所谓“忠”，只是忠于封建阶级的最高代表——皇帝，只是忠实地做地主阶级的鹰犬，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这一点是他们同高俅一派共同的阶级本性。从本质上看，宋江和高俅是一家人，在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试看高俅被梁山起义军俘获以后宋江的那副丑态：他一见高俅解到，便“慌忙下堂扶住”，“纳头便拜，口称死罪”，说什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如此等等。这不清楚地表明他们完全是“一家人”吗？！指对方为“奸佞”，称自己是“忠良”，这历来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进行斗争时惯用的手法。宋江一派竭力以“忠义”相标榜，恰恰证明他们不过是孔孟之流的巧伪人，很懂得“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罢了。

    对农民革命运动，宋江和高俅都充满了仇恨，这也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然而，《水浒》对这一点也作了根本的歪曲。作品仅仅把高俅一派写成农民革命的对头，只是由于他们的胡作非为、敲榨勒索，逼得人们纷纷投奔梁山；而另一方面却把宋江一派描写成“济人贫苦，zhōu＠②人之急，扶人之困”的“及时雨”。似乎一方是吃人的豺狼，一方是人民的“救星”；一方是革命的死敌，一方是起义的领袖和英雄。然而事实上，宋江和高俅一样，他们都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地主阶级招降政策的产物，宋江一伙投降派实际上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内部实行地主阶级政策的地主阶级分子。比起高俅一派来，他们更阴险，更狡猾，更富于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正是由于宋江一伙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梁山起义军引上了接受招安的道路，终于葬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于是，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就公开合流了。在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他们更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紧密配合，互相救援。在镇压王庆起义时，宋江帮助蔡攸、童贯解了鲁州、襄州之围；宋江打方腊，正当被农民起义军打得狼狈不堪的时候，皇帝又派童贯，“亲赍赏赐”，带了大将前来助阵。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和高俅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的忠实爪牙和奴才。

    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封建社会里，正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水浒》这部书里，作者用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来掩盖、抹杀和偷换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和斗争，这是对历史的根本歪曲。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评论《水浒》，认清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在阶级本质上的一致性，认清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阶级实质，划清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界限。这对于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主义，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一下加２厶平行，下加一，下加日，右加戈＠②原字贝加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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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能为宋江论功？

    武津　(1975.09.22)

    有一种为《水浒》中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辩护的说法，叫做“宋江功大于过”。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错了，一切都错。晁盖在世时，宋江排挤晁盖的正确领导，不执行梁山起义军“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正确路线。晁盖一死，宋江干脆将晁盖制定的革命政纲全部推翻，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反动纲领，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导下，他身为寨主，却不带领部队攻占州郡、扩大地盘，而是专等朝廷招安；他深居梁山水泊之中，有整瓮酒喝、大块肉吃，却从未想到去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大众；他虽然也曾带兵打大名府、破曾头市，触动了几个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但由于一心想着“尽忠报国”，毫不触动反动的封建制度，所以这种对贪官污吏、豪强劣绅的打击是无损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事实不是充分表明宋江的所作所为，只对赵宋王朝有利，而对处在宋王朝统治下的灾难深重的广大劳动人民并无益处吗？

    认为“宋江功大于过”的人，其理由主要是“宋江对扩大梁山起义军起了主要作用。”这种看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宋江私放晁盖，因有结义兄弟关系，并非支持晁盖聚众起义。相反，他却把上梁山说成是“不忠不孝”的行动，是“灭九族的勾当”，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梁山多数头领原在各处聚义，皆因忍受不了残酷的政治压迫或经济剥削，自发而起，并非宋江去发动的。相反，宋江从一开始就以农民起义的反对者面目出现。武松要投奔二龙山，临别时，他叮咛的都是“受招安”、要“投降”的话。

    宋江上梁山之后，各路英雄云集梁山，是由于晁盖实行农民革命的正确路线，政治影响及于远近的结果。当时宋朝反动军队于各处镇压农民革命，各路起义军自据山头，人少力单，易被敌军集中兵力分而攻之，联合起来便于迎敌。况且，谁都知道梁山地区水阔山险，人也较多，“官军捕盗，不敢正觑他”，也是个好去处。再说，各路起义军本无根本利害冲突，为实现共同目标，可以“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这些，才是梁山兴旺的主要原因，怎能记到宋江的“功劳”簿上！虽说在宋江上梁山之后，起义军较之过去兵也多了，将也广了，然而对于把投降招安当作最终目的，把“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当作行动准则，“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准备日后“博得个封妻荫子”，落个“青史留名”的宋江来说，只不过是增加了他到赵宋皇帝面前请功领赏的筹码而已！

    说到卢俊义、关胜这帮人上山落草，也被当作宋江“扩大了梁山实力”的理由，未免有些荒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卢、关等人并不是农民阶级的成员，也不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这些反动地主、“朝廷命官”和世袭贵族在梁山入伙，实出于无奈。虽说他们也参加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战斗，但他们与童、高之间的矛盾，终究是地主阶级内部之争，这与农民起义军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不能混为一谈。而且他们来到梁山，篡夺了一些领导权，增强了对抗以李逵、吴用、三阮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反动力量。宋江正是通过招降纳叛的办法，把卢俊义、关胜等几十个大地主和反动将领拉上梁山，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完成了组织准备。

    宋江在梁山阴谋篡改革命口号，制造“替天行道”、“忠义”、“报国”等反革命舆论，用孔孟之道欺骗、麻醉广大起义军将士，扼杀了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从上山直到出卖革命，一刻也不忘的是“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费尽心机地为讨得招安赦书，从事各种背叛革命的勾当。这种“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的政治骗子，何功之有？

    要说宋江之“过”，其实是迷天大罪。宋王朝多番征讨梁山起义军，损兵折将，不能取胜，以至连军事统帅枢密使童贯也被打得几乎片甲不归，而太尉高俅甚至被起义军生擒。当时，梁山起义军人多势众，若扩大根据地，联合其它各路起义军一并挥戈直指朝廷，大有杀进东京，“夺了鸟位”，推翻赵宋王朝的希望。可是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宋江诱骗梁山起义军举手投降，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毁于一旦。宋江叛卖革命之后，便立刻打起“顺天”、“护国”的旗号，带队镇压方腊起义，血腥屠杀其它农民军去了。可以说，宋江是绞杀农民革命的罪魁。宋王朝干不成的坏事，他干成了，真是反动统治阶级的难得的奴才。正如鲁迅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对奴才只能否定。象宋江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终生与农民革命为敌，竭力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使它得免于崩溃，所起的作用，是在阻碍历史的发展。如此可憎的叛徒，怎么能去为他论什么功呢？要说有功，那就是对赵宋王朝有功，宋江一死，赵宋皇帝不是已经为他论了功，封了一个什么“侯”了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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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是怎样搞投降主义的？

    江南　(1975.09.24)

    （安徽劳动大学　江南）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的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中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我们学习的指示，剖析宋江怎样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吸取历史教训，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宋江搞投降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他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原本醉心于走效忠皇帝、封妻荫子的道路。但是当时，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激烈，高俅一派擅权，宋江被官府一逼再逼，郓城县文面刺配，清风寨锁入囚车，江州城法场问斩，这就堵塞了他梦寐以求的道路。另一方面，江湖鼎沸，山寨林立，梁山上晁盖等人火并王伦，开创了梁山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梁山队伍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宋江也被起义者三次解救上山。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势，使宋江“权占水泊，专等招安”，走了一条先上梁山，再朝东京的“曲线忠君”道路，也就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

    宋江搞投降主义，从上梁山到菊花会，再到接受招安，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菊花会前，是准备投降的时期；之后，是实现投降的时期。

    要投降，就要修正农民起义的路线。宋江上山后，他搞投降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晁盖。因此，宋江准备投降时期的关键问题，就是篡夺领导权，修正晁盖的正确路线。

    宋江深知晁盖享有一定的威望。他上得山来，便故作谦让，赌咒发誓，说自己决不做山寨之主，否则，“情愿就死”。同时却又声称，暂时“休分功劳高下”，“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透露了他早存篡权的野心。他千方百计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不断削弱晁盖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影响，以便把实权一步一步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他刚从法场上被解救下来，惊魂甫定，便不顾晁盖的劝阻，擅自调兵遣将，攻打无为军。之后，在打青州、华州，拒敌呼延灼以及三打祝家庄等一系列重大的军事活动中，宋江总是假称“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将晁盖的军权攫取过来。他表面上与晁盖共同商定，责成吴用“定议山寨职事”，暗中却把晁盖撇在一边，擅自安排人事，使山寨的组织大权又落到自己的手中。

    经过一系列事件，晁盖对宋江的篡改野心，开始有所察觉。打曾头市时，晁盖决意亲自出马，断然对宋江声言：“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把宋江的“不可轻动”的老调子，顶了回去。晁盖临终前的遗言是：“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晁盖明知宋江身无绝技，不能捉得武艺高强的史文恭。这道遗命表明他不立宋江的意愿，已在不言之中。可是觉察太迟，宋江羽翼已丰。晁盖一死，宋江便登上了梁山泊主的宝座，实现了蓄谋已久的篡权野心。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宋江发出的第一个号令，就是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全面修正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明显标志。而同时，却在忠义堂正厅，煞有介事供起了晁盖的神主。宋江这样做，目的无非是把晁盖偶像化，以便愚弄起义军广大将士，掩盖他肆意篡改晁盖正确路线的行径。但是，晁盖正确路线影响的存在，仍是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最大障碍。于是，过了不久，他便利用“石碣天书”，装神弄鬼，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给他的投降路线披上了一件“天言”的外衣。

    宋江搞修正主义，首先是把矛头直指梁山起义军的革命政治纲领。就在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的当天，爆发了一场李逵与宋江短兵相接的舌战。李逵明确指出，梁山泊主可做“大宋皇帝”，表达了梁山好汉推翻赵宋王朝的凌云壮志。宋江勃然大怒，声称要“割了你这厮舌头”。这就暴露了宋江对于李逵等所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的刻骨仇恨！

    晁盖等人在火并王伦的斗争中，举起了“共聚大义”，“拒敌官军”的战旗，开创了团结造反，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在与朝廷官军的激烈搏斗中，逐步形成了一条农民起义军的正确路线。“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朴素的表述。

    然而，宋江从地主阶级反对本性出发，认为皇帝“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只要除掉几个“败国奸臣”，便可“扫清寰宇，荡静中原”，使百姓“再见天日之光”。这样，他提出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来代替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

    容易迷惑人的是，革命农民反贪官，宋江也反贪官；在政治上宋江正是抓住了他和革命农民在反贪官这一点上的表面相似之处，以假乱真，掩盖他们之间反不反皇帝的这一根本区别。实际上，“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农民反对封建官僚，是他们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宋江“忠为君王恨贼臣”，他的反贪官，是以“忠君”为前提，是向赵宋王朝讨价还价，换取招安的资本。前者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后者则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宋江篡改农民起义的阶级本质，把它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从而阻挡农民从根本上去推翻赵宋王朝。

    也就在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时刻，他发表了“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就职宣言”。

    什么是宋江的“天”，宋江的“道”？按照儒家“天人感应”的观点，“天”是臆造的宇宙的最高主宰，而皇帝则是“天”在地上的总代表；“道”，就是孔孟之道。所谓“替天行道”，九天玄女的“法旨”说得很清楚，即是“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就是说：“顺天”就要“忠君”，“忠君”就要“去邪归正”，放弃革命，甘做奴才。这样，“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神权和君权结合为一。这种十分精致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具有极大的麻醉性和欺骗性，是套在农民起义军头上的枷锁，也是宋江投降路线的思想基础。

    宋江在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之后，就逐步改组梁山的领导集团。原来，晁盖时期的领导集团，成员大都出身于下层人民，也有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革命者。宋江却撇开晁盖的组织原则，把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朝廷降将，拉进了领导核心；而作为农民军主力的四个旱寨，就有三个被贵族、地主、朝廷命官掌握了军权。宋江还不惜一切代价，把“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大地主卢俊义硬拉上山，这就大大改变了山寨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

    这种招降纳叛的情况，到后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宋江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的欢呼。这些人物，“权借水泊，专等招安”，与宋江结成反动同盟。他们在领导集团中占了优势，不搞投降才是咄咄怪事呢！

    经过长期的准备，宋江向梁山农民起义军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他在一百零八人排座次的大会上强行通过了投降路线。“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公然立于梁山的山顶，“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绣字红旗”，刺目地挂在忠义堂前。从此，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一个投降主义的领导集团，在梁山占据了合法的统治地位。菊花会后，宋江就放手地进行投降活动了。

    宋江争取招安的实际步骤，首先是千方百计勾连赵宋王朝。他走皇帝宠妓的门路，无耻地求助于“枕头上关节”，把“替天行道，并无异心”的忠诚，“达知今上”。

    然而，这时朝廷内部，正进行着主张招安与主张征剿的争论。招安与征剿，原是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两手，目的都是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火焰，维持封建阶级的统治。这两个派别之间却由于争权夺利，进行着狗咬狗的争斗；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也有大小不一的估计；在怎样消灭农民起义的问题上，便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宋江这个钻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理人，对两派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段，力促招安派在朝廷中占得上风。

    对于陈宗善、宿元景这些招安派的人物，宋江的手段，主要是拉。他或是香花灯烛，鸣金擂鼓，或是银两缎匹，金珠宝贝，极尽谄媚拉拢之能事；奴颜婢膝地乞求他们钻刺关节，斡运衷情，向皇帝题奏，尽速降下招安的御笔丹诏。

    对于童贯、高俅这些人，宋江则是打打拉拉，以打求拉。这一时期，宋江进行了与童贯、高俅直接交锋的大规模战争，以显示力量，挫败童、高的锐气，逼迫他们实施招安的政策。尽管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取得了空前的胜利，然而实质上梁山好汉的汗马功劳，却为宋江锦袍玉带，走上金銮殿铺平了道路。

    在宋江勾连朝廷，大搞投降活动的同时，梁山起义军内部在招安和反招安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李逵元夜闹东京，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骂钦差，一次次打乱了宋江投降的步骤，推迟了招安的时间表。宋江不得不采取宽猛并济、软硬兼施的手段，扼杀反投降派的力量。

    菊花会上，宋江压制李逵反投降的激烈抗议，下令“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他要向“情分最重”的李逵举起无情的屠刀。陈桥驿边，他对“强气未灭”，敢于杀死朝廷官吏的梁山军校，先缢后斩，更是一次杀鸡警猴的示威。与此同时，他用封建阶级的“义”，瓦解农民军对于投降派的斗志，用“潸然泪下”的虚伪表演，来掩饰对于反投降派的血腥镇压。他软硬兼施，将反投降置于“要反，也反不出去”的境地。

    十分清楚，宋江面临的客观形势是：朝廷交替使用镇压、招安的反革命两手，而农民军内部存在着投降派与反投降派的对立。菊花会后他一方面勾结朝廷，一方面扶植、扩大农民军内部投降派的力量，实质就是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同一切反对势力结合起来，以搞垮农民起义军。于是，“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投降的目的。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打方腊暴露了地主阶级及其走狗投降派阴毒的杀机：它既要镇压方腊起义，又要消灭梁山反投降的革命力量。方腊壮烈牺牲了，梁山农民军也已“亡过大半”、“十损其八”。这鲜血淋漓的事实证明，宋江这个投降派就是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派，投降路线的得逞就意味着千百万革命人民人头落地。

    宋江搞投降主义的全过程表明：搞投降，就要修正坚持革命的路线；而修正主义得逞，就是投降派上台，他们就要公开背叛革命，充当反对派的刽子手。古代的投降派是这样，、也是这样。我们要从这里吸取教训，继续批判修正主义，坚持的革命路线。

    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是自己打扮成反高俅的英雄，骗取农民的信任，以便用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斗争，来取代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从而把农民起义引向阶级投降的道路。“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宋江的影子。因此，充分认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这个特点，对于认识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

    梁山农民起义军战胜了高俅的围攻，却没有战胜钻进心脏的地主阶级代理人宋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划清投降与反投降的思想界限，还往往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袭。这就告诉我们：要在路线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战胜头脑中的敌人。解放以来，《水浒》评论中出现了种种错误观点，恰恰说明，在思想战线上批判修正主义，批判阶级调和论，是我们面临着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必将大大提高革命人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能力，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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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山而去的“三五千人”

    陈震康　(1975.09.24)

    （上海第二十一棉纺厂工人　陈震康）

    《水浒》中的宋江，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所鼓吹的“替天行道”，和广大农民起义军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宋江反对“聚义”，而主张“忠义”。他在梁山起义军中极力推行一条“专待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但是广大农民起义军是坚决反对投降的。他们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并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当宋江不顾以李逵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将士的反对，溜进京城去求招安时，而李逵却“拿着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李逵的这种革命精神，代表了广大农民起义军战士反对投降的要求。

    广大的农民起义军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他们藐视宋王朝，不怕威胁，不受引诱。当宋徽宗令陈太尉过水泊来招降时，阮小七招呼众人把船棹动，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根本不把这“钦差”老爷放在眼里。阮小七还拔了屑子，使船漏水，对“朝廷大贵人”当场加以戏弄。面对嚣张蛮横、气焰万丈的朝廷使臣，宋江是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而李逵却“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当第二次招安时，吴用叫人一箭射死那开诏使臣。这一戏，一扯，一打，一射，大长了农民起义军的威风，也是对宋江的“忠君”思想和投降主义路线的打击。

    特别是当宋江“喜得朝廷招安”，“早晚要去朝京”之时，有“三五千”农民起义军战士却不图“封妻荫子”，毅然辞山而去。这一辞，辞得何等坚决，何等好啊！这梁山上“三五千”不知姓名的普通士兵，表明了农民起义军战士的凛然正气。他们不怕官兵的围攻，也不受宋江的欺骗，不愿屈膝投降，体现了农民起义军的革命本色。他们与宋江决裂，就是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决裂。《水浒》的作者不歌颂农民起义的真正英雄，不歌颂反对投降的革命路线，却为投降主义路线涂脂抹粉，为叛徒宋江唱赞歌，这是对农民革命历史的极大歪曲。

    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没有被宋王朝打败，却被宋江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奴才，出卖于朝廷而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提高反修防修斗争的觉悟，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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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碣天书”的秘密

    吴建fán＠①　(1975.09.24)

    《水浒》第七十一回描绘了一个“忠义堂石碣受天文”的场面。宋江在山寨建了一个“罗天大醮”，祷神祈福。到第七天“功德”快要完满结束的时候，忽听一声巨响，“天门”开了，堕下一团火球。在火球入地处，挖出一块石碣，上面用“龙章凤篆蝌蚪之文”，写着一篇“天书”。经何道士以“祖传秘典”辨认的结果，原来石碣正面两侧写的是“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正反两面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名单。

    《水浒》安排这样一个场面，让宋江装神弄鬼，假借“天言”，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在揭开这个秘密以前，有必要看一看晁盖死后梁山泊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

    梁山泊不是风平浪静的。梁山农民起义军在同朝廷官军作殊死战斗的同时，在它的内部，还进行着一场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革命向何处去？是夺取宋王朝的政权，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接受朝廷招安，使革命半途而废？

    宋江是投降派的头目。他一掌握梁山泊的领导权，立刻把自己的投降愿望变成投降行动，采取了一系列为最后向皇帝投降做准备的反革命措施。

    他改晁盖的聚义厅为忠义堂。“聚义”本是“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亦即齐心造反的意思。“忠义”正好相反，却要人们俯首帖耳给封建统治者当顺民。“聚义”换作“忠义”，一字之差，标志着梁山泊的政治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梁山泊已经占统治地位了。

    他通过招降纳叛，排挤革命派，扶植投降派，把他用各种方法拉进农民革命队伍中来的地主、豪绅、官吏、将领安插在领导核心，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力量。

    他一反晁盖积极发展农民起义力量的方针，屯兵不进，不敢“侵占州府”，同时，与宋王朝派来围攻梁山泊的将领勾勾搭搭，为投降拉关系。

    在农民起义队伍里，宋江手中尽管有权，他搞这些明目张胆的叛卖活动，还是遭到了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为代表的梁山广大起义将士的反对和抵制。晁盖在世时是革命派的领袖，死后是革命的象征。晁盖虽死，同他一道战斗过的革命派还在，他的路线还在，他在人们当中的威信和影响还在。这些对于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莫大的障碍。为了排除这个障碍，宋江及其同伙施展了阴谋诡计。办法是贬低这位已故领袖的威信，消除他的影响。为了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道路，宋江这个叛徒深深懂得，光靠对革命派实行压制、排挤是不够的，这里还必须使用更巧妙的精神枷锁，把他们的手脚捆绑起来。于是，《水浒》作者为宋江精心设计了一篇“石碣天书”。

    “天书”的内容，同梁山泊的这场斗争，自然是丝丝入扣的。“天书”把梁山泊大小将领一百零八人通通罗列在内，唯独梁山泊革命事业的奠基人、已故领袖晁盖却榜上无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出于精心的策划。

    大宋天子是皇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对他只有顶礼膜拜，绝对服从，万万不能造反，我宋江主张接受招安，是“顺天应人”，而你们反对招安，则是“逆天行事”。“天书”说要“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可见连“上天”对我的路线都是认可的，你们难道不应当照办？

    “天书”开出的一百零八人名单中，宋江是第一名，而且叫做“天魁星”。“魁”者，首也。无论从名次还是从星号来看，我宋江坐第一把交椅，是“上天”的命令，理所当然，你们有什么理由反对？

    “天书”排出一个一百零八人的先后顺序名单，而且在每个人的姓名上都加上一个星宿的称号，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宋江对众头领说的一番话，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他说：“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这就是说，我宋江是星魁，是代表“天意”的，你们都是“一会之人”，都应当听我的话，跟我走，否则便是“逆天”。“天书”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是告诉梁山泊的人们：晁盖不是“上应星魁”，同我们不是“一会之人”，换句话说，是外人，他的话不可听，不要跟他走。拆开来看，玄妙的“天书”里，包藏的是这么一些并不玄妙的机关。

    “石碣天书”的秘密，用一句话来说，是打着鬼神的旗号，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中的宋江，靠了搞阴谋诡计，谎言谬说，欺骗革命群众，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破坏了梁山农民起义。这个教训，值得革命的人们永远记取。＊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加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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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水浒》宣扬的投降哲学

    西安铁路分局工人理论组　(1975.09.30)

    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这部书不仅描写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还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封建阶级的“忠义”观等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作为书中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

    《水浒》一开头就提出了“天道循环”论。它认为古往今来，治乱兴衰，周而复始，不断循环，都是“天”决定的。就如赵宋王朝的建立，也是由于“五代残唐，干戈不息”，“感的天道循环”，“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扫清环宇，荡静中原，才恢复了太平盛世。然而好景不长，“乐极悲生”，于是便有“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天道”从“治世”又“循环”到了“乱世”。历史循环论就是宿命论。这种理论束缚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是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枷锁。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宋朝当时的社会情况，就会进一步看到《水浒》宣扬“天道循环”论的反动性。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已开始全面走下坡路了。北宋从它建立之日起，阶级矛盾就很尖锐。大官僚大地主任意实行兼并，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残酷的超经济剥削，使得广大农民处在“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悲惨境地。有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北宋时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后又有方腊等起义。起义军势如破竹，“所过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一朝一代的形式上的简单地重复，而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越深，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也不断地在发展。《水浒》以“天道循环”论抹杀了这些事实，蓄意为统治阶级进行辩护。它通过宣扬“天道循环”论，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兴起，和最后因被投降派宋江出卖而失败，统统归结为“天意”的安排。

    从“天道循环”论出发，《水浒》的作者把主观臆造的“天国”搬到了地上。不仅宋朝的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统治人间，而且梁山的一百○八人也成了由上界贬落人间洗心戒性的“星宿”、“魔君”。这些人当中，宋江又成了众星之主，统领其他。在《水浒》作者的笔下，皇帝和农民起义军的头领都是来自上天，共出于“天神”系统。他们在上界是“神”和“魔”的关系，在下界则成了“君”和“臣”的关系。这样一来，封建统治者和农民起义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便被一笔抹杀了；农民起义军最终被纳入“顺天”的轨道，“星主”宋江接受“神仙”下凡的皇帝的招安，也成为必然的了。《水浒》中宣扬天命如此，只宜顺天的这一套，无非是标榜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圣不可侵犯，说明忠君有命，招安在天，投降有理。

    “天理”论是“天命论”的变种。《水浒》中一再告诫人们不能违背“天理”，并通过宋江之口喋喋不休地说对反动派造反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这个“天理”论不是别的，它是宋王朝的思想统治工具。宋朝的反动理学家程颐说过，“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朱熹说“天命即天理”。程朱理学把整个封建制度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天理。这个“理”成了宋朝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水浒》中鼓吹“天理”，正符合宋王朝统治的需要，同样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

    有人说“农民起义往往打着‘天’的旗号，宋江讲‘天理’并不奇怪”。不。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不是象宋江那样对地主阶级的“天”顶礼膜拜，而是要以农民起义之“天”代替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地主阶级之“天”。黄巾起义时就指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宋代，方腊起义也怒斥封建剥削制度是“岂有此理！”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钟相、杨么起义时，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农民阶级的这些革命思想，同反动的宋朝理学针锋相对。唯独宋江口口声声不离“天理”，整天忏悔自己犯了“迷天之罪”。这只能说明《水浒》中的宋江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和反动世界观，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的反动本质。

    从“天理”论出发，让宋江受到“天”的启示，获得先验“忠义”道德，以维护封建纲常是《水浒》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哲学的又一表现。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娘娘便降下“法旨”，告诉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忠”和“义”都有了。石碣天书称他为“呼保义宋江”，说明他的“忠义”已经感动了上帝。就象孟轲所鼓吹的那样：奴隶主阶级的人性可以“至诚通神”、“至诚通天”。天书写的则是地主阶级看到宋江是一只能为他们效劳的鹰犬，由“神”代皇帝对他嘉奖。这是反动阶级一贯玩弄的骗人伎俩。

    宋江的“忠义”观并非什么“神授”，而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塞满一肚子儒学秕糠。杀惜之后他宁愿吃官司，受断配。晁盖劝他上山入伙，他说，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不忠不孝”的行为。简单是个道学小丑。上山以后，他大搞所谓“忠义自守”；篡权以后，又急急忙忙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改变了起义军的革命路线。直到临死前，他还自我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完全是一副奴才嘴脸。

    宋江一生自负的是所谓“忠义”二字。有人说这是什么“农民的局限性”。好象“忠义”一类的道德观念，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所共有的、抽象的、超阶级的观念。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这就说明，忠义道德绝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上来看，“聚义”就是团结一心，生死与共，聚义造反，为本阶级的自身解放而斗争。它同“忠君”思想冰炭不相容。但在宋江那里，“义”却是为了“忠君”，用“忠义”来笼络人心，结成朋党，以期共同归顺朝廷；他“义友”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信任，以便“把寨为头”，“替天行道”，对皇帝尽忠。

    宋江的“忠义”观念是他叛卖农民起义，大搞投降活动的主要思想武器。他的“忠”，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上，维系他与朝廷、大地主和官军的关系。他的“义”，则是用欺骗拉拢手段，施以怀柔和麻痹，维系他与众人的关系，让大家一起跟他去忠君受招安。今天用“忠义”之类的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招降一个xuǎn＠①赫的统军呼延灼，明天还用这一套劝进一个“关帝”后裔关胜，后天又同样赚来一个大地主大员外卢俊义。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忠君”思想为纽带的投降集团。

    宋江的“义”始终是服从于“忠”的。例如，当李逵反对接受招安时，宋江就横眉怒目要杀掉这个“情分最重”的“兄弟”。在宋江看来，有忠才有义，“义”以“忠”为基础。谁要不“忠君”，他就不讲“情”和“义”。归根到底，“忠”是目的，“义”是手段，“义”必须服务于“忠”。

    有人说，“宋江的忠”是忠于祖国，他的“义”是建立在人民共同反封建的基础上，是一面“伟大的旗帜”。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根本不符合实际。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忠义”之类的道德观念既然不是各阶级共有的，它只能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用“忠义”掩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赵宋王朝的反动封建国家及其最高统治者宋徽宗服务，让被压迫阶级俯首贴耳地给反动地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这种“忠义”思想更符合反动阶级的需要吗？

    从鼓吹“忠义”道德到追求升官发财的利己主义，进一步暴露了宋江投降主义的动机和目的。这个官迷心窍、叛卖农民革命利益的野心家、阴谋家，一心想的是“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按照封建阶级的标准，“忠君”是升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宋江早已具备，但由于“误犯大罪”而落草为“寇”了。然而，这个利禄之徒，却通过鼓吹“仁义忠恕”，大搞两面派手法，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捞取了一大笔足以能够向朝廷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换来了高官厚禄，终于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了“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高位，成了赵宋王朝的忠实看门狗。

    总括来说，《水浒》这部书，是把“天命论”做为基础，从众星下凡历劫，经过一番磨难，最后列为朝臣，归天终成“正果”，完成了一个“神——人——神”的小循环，宣扬一整套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切，就构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分析《水浒》这部书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理论，使我们得到很好的教益。它说明，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企图阻止历史的发展，搞复辟倒退，总要先造舆论。宋江的那一套思想破烂，一经侵入起义农民队伍，便使它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他首先用地主阶级的反动理论篡改了梁山起义军的思想路线，为他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制造舆论，铺平道路。一场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被封建地主阶级的“及时雨”扑灭了。这个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通过对《水浒》和宋江的评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火加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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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灯还是捣鬼？

    卢希悦　(1975.09.30)

    （山东菏泽师专　卢希悦）

    宋江在“菊花之会”以后，不顾“众人苦谏”，一心要去“东京看灯”。他还自我表白说：“我生长在山东，不曾到京师”，好象他到东京看灯，仅仅是为了看看热闹而已。

    宋江一到东京，首先便去皇帝庞妓李师师家里“钻刺关节”。席上，他情不自禁地写了“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的诗句。一语道破了他想借叛卖农民起义换取“官爵升迁”的丑恶思想。

    与宋江一同去东京的柴进从宋徽宗“睿思殿”的屏风上取来御书大寇“山东宋江”四字后，宋江看罢，“叹息不已”。宋江决不是为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命运担忧，而是为自己对皇帝“忠肝”“义胆”，竟然被当成心腹之患而叹息。“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的诗句，就是他这种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正当宋江用“那火炭也似”的一百两金子买通李师师，准备细谈“心腹衷曲之事”的时候，皇帝却“从地道中来至后门”。这时的宋江真是惊喜交加，他“闪在黑暗处”，“在黑地里说道：‘今番挫过，后次难逢，俺三个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有何不好！’”请看，被某些人们捧为“农民起义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宋江，就是这样一副卑躬屈膝的叛徒面目。

    宋江“正在黑影里商量”受招安投降一事，做着“官爵升迁”，享受荣华富贵之梦的时候，不料李逵在门口把杨太尉打翻在地，闹了起来，使宋江的这笔肮脏交易一时没有成功。接着，宋江不顾李逵的安危，快马加鞭，“星夜还寨”去了。

    宋江去京师看灯是假，伺机搞投降是真。《水浒》第七十二回宋江的京师之行，是他叛徒嘴脸的一次暴露，是他背着梁山泊起义将士搞的一次出卖革命的罪恶勾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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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马克思主义 积极参加评论《水浒》

    游国恩　(1975.09.30)

    （北京大学中文系　游国恩）

    学习了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使我心明眼亮，对于《水浒》这部书特别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的认识大大提高，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不少问题也得到深刻的启示，心中感到无比高兴。在伟大教导的鼓舞下，我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的指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古典文学的研究。

    《水浒》这部书，过去许多人都认为是歌颂农民起义的。现在看来，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面教材，是封建皇帝的“千秋金鉴”。

    《水浒》所竭力歌颂的宋江，从前我以为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正面形象。现在看来，他不但不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而且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一个内奸，是葬送革命果实、消灭农民起义军的罪魁！

    《水浒》中梁山泊的人物，阶级成分很复杂，上梁山的动机和原因也各不相同。宋江是个县衙门的刀笔小吏，社会地位虽不很高，但家中有庄园、有地窑，有大小庄客干活看家。他为人交游广阔，挥金如土，不言而喻，是一个很有钱的地主分子。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头脑中充满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满口忠孝仁义；尽管有多次机会上梁山，却为了尽忠尽孝，坚决不肯，甚至以死来拒绝，认为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陷于不忠不孝之地”。象宋江这样的人，反动立场如此顽固，封建思想渗透了骨髓，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参加革命队伍？他后来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上梁山，那也只是为了“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想走一条曲折的升官发财的道路而已。因此他上山以后，出于他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必然千方百计从内部搞垮农民起义队伍，这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但是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坚决要革命的，李逵天不怕，地不怕，蔑视皇帝，大闹东京。宋江口口声声尊重国家法度，尽忠报国；李逵却敢于劫法场，扯诏书，拳打太尉，大骂皇帝，至死还想造反，死后赵佶在梦中还见他“抡起双斧”奔上前来。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立场，显然表现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革命的农民阶级和反动的地主阶级、坚持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水浒》一书别有用心地歪曲农民起义，把许多起义英雄的形象加以歪曲，让他们跟着宋江跑，这完全是为了宣扬阶级调和，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目的。正因为这样，它才被封建地主阶级称为“忠义水浒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皇帝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最大头子，是剥削和奴役农民的最高统治者。封建国家一切官吏，无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无论大贪小贪，或者象封建史家所称赞的“良吏”“循吏”，都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者和命令的执行者。因此象《水浒》那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必然是宣扬阶级投降、维护封建统治的。在《水浒》中，宋江提出“替天行道”，“保国安民”，要求起义军头领“共存忠义之心，同著功勋于国”。他所谓“天”就是皇帝，所谓“道”就是孔孟之道；他要“安”的是地主阶级，“保”的是封建国家政权。宋江就是要按照这一条投降路线，把革命事业搞垮。受招安之后，宋江积极充当皇帝的帮凶，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在无数革命农民的血泊中，取得功名富贵，“光宗耀祖，荫子封妻”。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农民革命的内奸、投降派吗？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真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之论。

    过去有人认为：历史上农民起义都只反地主恶霸、贪官污吏，不反皇帝。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总是把矛头指向皇帝和整个封建政权的。就如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难道不明明是要推翻东汉王朝、打倒东汉皇帝吗？而宋江却要“替天行道”，“忠君”、“护国”，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立场，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泾渭分明，天渊各别。再从梁山内部看，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十分清楚的。“排座次”以后不久，宋江大办菊花会，写了黑诗《满江红》，高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武松听了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更是怒火上冲，瞪着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后来第一次受招安，开读诏书时李逵大闹的那一场，更是十分激烈的斗争，显示了革命农民大胆蔑视皇帝的造反精神，难道他们的起义是只反个别地主官僚不反皇帝的吗？不敢“违天背理”的奴才宋江，根本不能代表广大农民。以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可以代表广大农民，那就是混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

    过去还有人认为：接受招安是农民的局限性，似乎是说，农民起义必然要走向投降。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政党的领导，所以总是陷于失败。但失败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经过坚决斗争后归于失败，一种是因为起义军内部发生分裂，有的头目叛变投降而导致失败。坚决斗争和叛变投降是贯穿在历史上整个农民起义斗争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把两种失败的情况混为一谈，而笼统称之为农民的局限性，同样也是混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宋江在梁山起义军屡败官军之后，反而乞求招安，断送了革命。这同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而失败，则有着天壤之别。把梁山起义的失败说成是由于农民的局限性，这只能是美化叛徒，为投降派开脱罪责！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因此，文艺必然为政治服务，也就是必然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水浒》的作者鉴于历史上农民不断起义，秦、汉、隋、唐先后被农民起义军冲垮，于是费尽心机，提取了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叛徒、内奸的思想特征，塑造出宋江这样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使之驾于梁山群雄之上，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通过招安，一举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火焰扑灭。这完全是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

    南宋以后，腐朽的封建社会日益走下坡路，农民起义更加频繁，统治阶级极感不安，反以抬出“忠”“义”二字来麻痹人民，欺骗人民。明清两朝，“关圣帝君”的庙宇遍天下，与孔老二分别被抬高为“文武二圣人”，正是这个道理。《水浒》作者赋予宋江的主要思想，也正是“忠”“义”二字，所以他死后被追封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建祠塑像，御书殿额“靖忠之庙”。作者通过对宋江形象的歌颂美化，妄想使农民起义军都来走宋江那样的“改邪归正”之路，这是完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的。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对农民起义是仇视和否定的，它在历史上没有进步意义，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

    《水浒》是一部很有用的反面教材。在宋江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投降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内搞阶级调和，向资产阶级投降；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向帝国主义投降。通过对《水浒》的再认识，以古鉴今，可以看出、这些人都同宋江一脉相通，十分相似。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对古典文学研究、文艺评论、文艺创作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文艺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我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学得很不够，因此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中，不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往往混淆阶级界限，散布了一些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后努力学习，提高认识，为时还不太晚。我决心继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斗争，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重新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做到古为今用，争取为党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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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方腊故乡浙江淳安县叶家公社部分干部和贫下中农评《水浒》座谈纪要《浙江日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宋代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的故乡——浙江淳安县叶家公社的干部、贫下中农认真进行了学习，联系当年历史上方腊坚持革命斗争、英勇不屈的感人事迹，评论《水浒》，批判不说中宋江这个投降派，分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进一步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决心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李圣金（松坪大队老贫农）：

    《水浒》这部书，过去在我们农村流传很广，流毒很深。听有人说，《水浒》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我们贫下中农不这样看。《水浒》通过写宋江投降的全过程，美化投降派，歌倾投降主义路线。《水浒》中的宋江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里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是农民起义队伍里的蛀虫，封建统治者的忠实走狗。他从小学的是孔孟之道，满口讲的是“忠、孝、仁、义”，一心想的是“尽忠报国”，“青史留名”。但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使宋江很难爬上去，后来，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上梁山去避避难，等朝廷来招安。他一心想做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以后他果真爬上去了，成了贫苦农民的死对头。

    胡翔坤（公社党委书记）：

    宋江是抱着“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目的上梁山的。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排斥异己，组织黑班底，为他篡权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作准备。当他篡夺了梁山领导权后，第一件事就是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修正”，就把梁山英雄“聚义”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取消掉了，塞进了忠君报国，为封建皇帝效劳的黑货。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宋江投降了宋王朝，成了奴才。“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的指示深刻揭露了宋江的反动面目。

    方嫩玉（洞源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方腊出在我们村子里，他很有反抗精神。由于残酷的封建压迫与剥削，还有什么“花石纲”征敛，贫苦农民终身勤劳，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方腊举起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革命造反大旗，杀里正，打州县，攻城池，还准备直捣封建王朝的老窠。四方百姓纷纷响应，数日之间，起义队伍便从千把人发展到数万人，后来又扩展到“众殆百万”。方腊还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建立农民阶级自己的政权，矛头直指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

    方腊起义震撼了东南半壁，动摇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封建统治者联合了一切反革命势力“围剿”方腊。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方腊起义失败了。方腊在敌人四面包围下，还在帮源洞坚持斗争，敌人千方百计威胁引诱，要方腊投降，方腊却坚决抵抗，拒不投降。最报，方腊及其妻、子和其他首领五十二人被俘，英勇就义。方腊余部七万人也斗争到底，最后许多人壮烈牺牲，充分表现了农民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徐哲义（洞源大队老贫农）：

    《水浒》为了美化投降派宋江，就百般丑化、诬蔑方腊起义军。骂方腊是“江南草寇”，胡说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这是颠倒黑白！方腊是由于反动地主阶级的官吏残害百姓，才带领贫苦农民起来造反的。我听老辈人讲，方腊打到那里，就杀哪里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坤，开仓分粮，用没收来的布匹做成衣服发给穷苦百姓穿，很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叶百华（叶家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理论学习小组组长）：

    方腊是“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反剥削、反压迫的农民起义的真正领袖；小说中的宋江“替天行道”，是地地道道的投降派。两者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可是，过去有些人美化叛徒宋江，说“受招安”是“农民的历史限性”。言下之意是说农民起义最后总是要投降的，这是对农民阶级的极大污蔑！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受压迫剥削最重，革命性最强，与封建统治者誓不两立，对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恨之入骨，总是斗争到底的。方腊起义，矛头直指封建皇帝；他们在与官兵战斗中勇敢杀敌，毫无半点妥协；斗争最后失败了，但他们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最后壮烈牺牲。是象方腊那样坚持斗争，还是象小说中的宋江那样一心投降，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是一回事呢？把宋江的投降叛变行为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革命派同投降派不容混淆，阶级调和论必须批判！

    王春苟（张家大队老贫农）：

    不管反动统治阶级如何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我们贫下中农看得最清楚。我们一看《水浒》中宋江去打方腊，心里就有气。解放前，有戏班来演《擒方腊》一类的坏戏，我们就拆掉戏台，赶走戏班，不让演出。在方腊住过的童家店一带，旧社会还流传过“水氽童家店，方腊出两遍”的民谣，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盼望再次出现方腊这样的农民领袖的心愿。为了纪念方腊，劳动人民不顾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禁令，把帮源洞改为“方腊洞”，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歌颂方腊的故事。方腊所代表的农民阶级革命精神，是歪曲不了，抹煞不掉的。

    叶大根（叶家大队学校教师）：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这两句诗从反面告诉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叛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更凶恶。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人披着革命的外衣，不容易被人们所识破，有很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这些人一旦叛变革命，当了奴才，干起反革命勾当来必然更卖力、更凶狠。《水浒》中的宋江就是这样。他始而拿“忠义”欺骗群众，叛卖革命，从内部瓦解生气勃勃的梁山农民起义军，起到了宋王朝官兵所起不到的作用；继而向革命人民开刀，成了镇压方腊起义的急先锋。

    徐哲义：

    《水浒》中的宋江这个封建阶级的奴才，在梁山时，每次俘获反动将领，他总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一概待之如上宾。可是，他在方腊起义军面前，却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恶狠狠地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他的反革命立场是多么顽固！

    宋江靠了镇压方腊起义，踏着方腊起义军的鲜血，爬上了楚州安抚使的宝座。但是，过了不久，宋江这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还是在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中可耻地死去了。

    胡翔坤：

    认真学习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宋江的反革命道路看到一条规律：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反过来镇压革命人民，最后自取灭亡。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不是这样干的吗？他们对内投降资产阶级；对外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反修防修，永远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

    叶百华：

    评论和讨论《水浒》，决不只是文艺界的事，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大事。我们理论学习小组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战斗。

    在革命队伍里出现投降派，有人搞修正主义路线，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规律。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在国内，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因而也必然会有人搞阶级投降；在国际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而也必然有人搞民族投降。、就是现代的投降派。我们要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ㄑ∽浴墩憬毡ā罚?报有删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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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柏青　(1975.10.05)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相传由施耐庵于元末明初写成，原作是一百回本。在其流传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百二十回，一百一十五回等版本。到了明末，封建反动文人金圣叹将《水浒》腰斩、评点，成为七十回本。这个金批本流传最广，一直受到吹捧。清代封建文人称赞金圣叹腰斩《水浒》“深得剪裁之妙”。买办文人胡适，更把金批《水浒》说成是“一部永不会灭的奇书”。解放以后，有人也仍然把金批本赞为《水浒》的“最佳版本”，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继续吹捧。因此，深入剖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反动实质，是《水浒》评论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水浒》写了投降的全过程：它的前七十一回，主要内容是梁山起义军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宋江篡夺梁山泊领导权，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庭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七十一回后，主要内容是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恶性发展，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发展到接受赵宋王朝的招安，替朝廷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样一个结构，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反动政治意图。而金批本却砍掉了七十一回以下的全部内容，增加卢俊义的一场恶梦作为全书的结尾，并把原作第一回改作“楔子”，成为七十回本《水浒》。腰斩后的《水浒》，删掉了宋江叛变投降、充当反革命鹰犬的一系列罪行：在菊花会上，宋江公开提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口号，对李逵等不愿意投降的人们，软硬兼施，百般压制。此后，宋江又极力讨好朝廷，对俘获的反动官僚高俅“纳头便拜”，待如上宾，恭恭敬敬送出山寨，“专等招安消息”；对前来招安的“天使”，更是卑躬屈膝，“叩首伏罪”，表示要“尽忠报国，万死无怨”。甚至不惜跑到京城，向皇帝的宠妓李师师施以重贿，企图讨到皇帝招安的“赦书”。在接受招安后，宋东又亲自率军攻打方腊，对起义农民“剖腹剜心”，残酷镇压。宋江因此而“官爵升迁”。但是，和一切走狗一样，他终究没有逃脱可耻下场。这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喝了有毒的御酒，还高叫“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而且唯恐李逵重上梁山，又设下圈套，用御酒毒死了李逵。这些怵目惊心的事实，彻底地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狰狞面目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而腰斩后的《水浒》，却勾销了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掩盖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模糊了人们对《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的认识。因而，这部反面教材不仅失去了完整性，成了“断尾蜻蜒”，而且变得不真实了。鲁迅对金圣叹腰斩《水浒》非常不满意，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指出“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这是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辛辣讽刺和深刻批判。

    金圣叹腰斩《水浒》，决不意味着他和《水浒》作者在根本立场上有什么不同。他们在仇视农民革命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在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上，却有不同的主张。《水浒》作者主张在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的同时，着重采取“挖心战”的策略，妄图用“招抚”这把软刀子消灭农民革命。在他看来，利用宋江这类钻进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分子，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从内部来瓦解革命，比依靠反动军队剿灭革命更有利。事实证明，蔡京、童贯、高俅之流做不到的事，宋江却可以做到。所以，他在《水浒》中，极力贬斥梁山泊革命领袖晁盖，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投降派头子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窃取了领导权；他还歪曲和丑化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反对投降的人，把宋江、卢俊义这样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捧上天。《水浒》作者还把宋江的招降纳叛美化为“招纳豪杰”，把宋江“替天行道”、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上奉天意，是从“九天玄女”那里领来的“法旨”，下得民心，“众皆称谢不已”；把起义军在宋江投降派把持下接受招安，说成是“方成正果”，而把宋江充当宋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说成是“尽忠报国”。其罪恶用心，就是妄图通过宣扬投降主义，美化投降派，来扼杀起义农民的革命意识和造反精神，使他们不剿自灭，或者纳入维护封建反动统治的轨道。这是十分阴险毒辣的一手。而金圣叹则反对《水浒》中鼓吹的这种“招抚”策略，这在他为《水浒》写的三篇序和大量批语中，十分鲜明地反映出来。他认为对农民起义进行“招抚”，是“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会导致“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使“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而让宋江去征讨别的农民起义军，则“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所以他极力贬斥宋江，说宋江“处处以权诈行其忠义”，是假忠义，目的就是要证明“招抚”策略的有害。金圣叹认为，只要上了梁山，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是同朝廷对抗到底还是“暂居水泊，专等朝廷招安”，都是“好乱之徒”，必须斩尽杀绝。即便是对投降派头子宋江，也不能赦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砍去了《水浒》后面的二十几回，删去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情节，并且捏造一段“惊噩梦”作为结尾，使一百○八人骈首就戮。

    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是偶然的。鲁迅指出：“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　影响。”明末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农民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大江南北，封建“纲常法纪，扫地无余”。明朝统治者为了扑灭农民起义，在一六二九年任命杨鹤为三边总督，对起义军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一六三一年，“招抚”政策失败，杨鹤下狱，又起用洪承畴为总督，改用“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策略。敌人的军事镇压和“招抚”诡计，给农民起义造成了困难和挫折。但是，革命农民不甘屈服，前仆后继，坚持斗争。起义的烈火越“抚”越旺，越“剿”越大。官僚地主梅之焕惊呼：“似此光景，抚之一字已无望矣”，“而剿亦何容易言也”。就在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一六四一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下洛阳，处决了血债累累的福王朱常洵，歼灭反动军队主力十几万人，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荷旗而往者如流水，日夜不色，一呼百万”，一些被统治者用“招抚”诡计瓦解的起义部队，又重新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于是封建反动势力象输光的赌棍一样，妄图用更疯狂的屠杀消灭革命。这“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他们幻想在起义农民的血泊里苟延残喘。金圣叹在这个斗争关头腰斩《水浒》，正是适应了明朝封建统治者策略变化的需要，反映了面临灭顶之灾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疯狂性。

    金圣叹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极端仇视农民革命。他把农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归咎于统治者“招抚”政策的失败。他认为《水浒》一味宣传招安，不利于扑灭农民革命。他不理解《水浒》作者宣扬投降主义的险恶用心。认为对起义军赦罪招安，并赞美“盗魁”宋江是“有仁有德”“忠义双全”的“盖世英雄”，让他为朝廷“建功立业”，并进而加官赐爵、封妻荫子，这无异于鼓励更多的人起来造反。他说：“彼一百八人，而是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特别是在明末农民起义的漫天大火中，对这部“是非乖错”的小说继续流传，“听之则不可”；但是，《水浒》毕竟已经流传了二百多年，“禁之则不能”。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伪称发现了“古本”，将《水浒》拦腰砍断，使它为明朝统治者的屠杀政策服务。

    怎样评价金圣叹腰斩《水浒》，解放后二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影响很坏，至今没有得到澄清。

    有一种观点认为：金圣叹是一个有叛逆精神的封建时代评点家。他腰斩《水浒》，是因为反对宋江的妥协投降，安排一场恶梦收尾，是为了使起义农民“磊磊落落、慷慨就义，来得不失英雄本色”，等等。一句话，腰斩得好。

    金圣叹真的是反对宋江的妥协投降吗？当然不是。他反对的只是宋江的“落草为寇”，和朝廷对起义军的“赦罪招安”。精心安排的那场恶梦，也决不是让起义农民有个英勇悲壮的结局。请看：当卢俊义被捉后，宋江并没有率军进行任何抵抗，而是“情愿归附朝廷，庶几保全员外性命”，他们被绑缚双手，“一齐哭着膝行进来”，乞求赦免，却被“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这哪里是什么“磊磊落落、慷慨就义”？分明是屈膝投降、可耻丧命。对此，金圣叹批道：“真正吉祥文字”。他的同情究竟在哪个阶级一边，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有金圣叹的批语中，确有一些批评贪官污吏的话，有些人便以此来证明他是“封建政权的叛逆”。事实并非如此。清朝顺治皇帝，看了金圣叹批点的“才子书”，就称赞他为“古文高手”。对此，金圣叹受宠若惊，专门写诗颂扬清王朝的“盖代无双业”，临死还不忘这个“知己”的皇帝，声声“更呼先帝”。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臣怎么能是“封建政权的叛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水浒》作者和金圣叹的共同立场。金圣叹对高俅之流的讥讽笑骂，仅仅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充其量不过是对皇帝的“讽谏”，对封建统治集团的小骂大帮忙。至于对腐朽的封建制度，金圣叹则不仅不揭露，而且百般掩饰。他在四十三回的批语中说：“非朝廷不爱人材，只是奸臣闭塞之也”，朝廷是很好的，责任只在奸臣；而“奸臣闭塞朝廷，亦非有大过恶”，不值得大惊小怪。请看，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叛逆精神”！鲁迅早就指出：“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而过去对金圣叹的某些评论，则完全违背这一正确论断。

    另一种观点虽然不同意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肯定，但他们的立论根据却是什么金圣叹“丑化为梁山泊英雄好汉所受戴的首领宋江”、歪曲《水浒》歌颂农民起义的主题。这些论者，实际上完全肯定了《水浒》对投降派宋江的美化和歌颂，把宋江与高俅间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跟梁山泊起义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混为一谈，把窃取了农民起义领导权的地主阶级分子宋江，看作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为梁山泊好汉所爱戴”的领袖。他们没有认识到，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不怕官司不怕天”，同宋江“替天行道”、争取招安的斗争，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生死斗争在起义军内部的反映。《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把宋江这个农民起义的叛徒说成是当然领袖，把接受招安说成是起义农民的共同愿望，这正是歪曲和反对农民起义，怎能说是对农民起义的“热情歌颂”呢？金圣叹确实在批语中贬斥了宋江，把宋江这个地主阶级的“忠臣烈士”，说成是“倡聚群丑”的“盗魁”；把宋江“一心报国，日望招安”，说成是“强盗之变计”。他贬斥宋江，决不是站在起义农民立场上对宋江的批判，而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起义的仇视。《水浒》作者把宋江作为忠于朝廷的“义士”来歌颂，而金圣叹则把宋江作为犯上作乱的“盗魁”来贬斥，无论是歌颂，还是贬斥，他们的反动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些论者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水浒》的反动主题和宋江的丑恶嘴脸，当然也就不能真正认清《水浒》原作与金批本共同的反动本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固然出于反动的动机，但金批本删掉了宋江受招安、打方腊，客观效果是好的。其实金圣叹的腰斩和评点，使《水浒》的投降主义主题变得隐晦了，因而更带欺骗性。金圣叹在批语中还大肆兜售“天命”“忠恕”“孝悌”等孔孟之道，和“生死迅疾”、“人生如梦”的虚无颓废思想；《水浒》的“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水游》金批本的广泛流传，其效果只是扩大了《水浒》的有害影响。

    长期以来，在评价金批《水浒》中出现的这些错误观点，以及在《水浒》的出版和评论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偶然的。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不同看法，归根结底，反映了对《水浒》本身的根本评价问题。有些人之所以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极力吹捧金圣叹腰斩后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抹煞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两个阶级、坚持起义与投降叛变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掉进了阶级调和论的泥坑。

    最近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向我们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我们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彻底批判投降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提高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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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闻钟 (1975.10.07)

    明朝末年，反动文人金圣叹腰斩《水浒》，是当时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它的影响极坏，流毒深远，贻害至今。

    崇祯十四年左右，金圣叹伪称得到了早已失传的施耐庵的七十回《水浒》古本。实际上，他是把当时流行的百回本拦腰斩断，砍掉七十一回以后的“受招安”、“征方腊”等二十多回，并删去原七十一回“排座次”以下的文字，加上一个卢俊义惊噩梦的情节，作为全书的结束。这个本子，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欣赏和提倡，从此就压倒其它版本，广泛地流传开来。

    “腰斩”起了恶劣的作用，对此，鲁迅非常不满意。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然而，金圣叹恰恰把这部反面教材写投降全过程的许多极为重要的内容都砍掉了。

    从他砍掉的二十多回中，我们可以看到，投降派如何利用篡夺到手的领导权，施展阴谋手段，把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了革命队伍，造成革命的失败。菊花会上那场斗争，实际上是两条路线的交锋。投降派宋江利用革命派笃信义气等弱点，采取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的反革命手法，击败了革命派，强行通过了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就不择手段地向宋王朝献媚、请赦、投降。宋江为此窜进东京，钻营门路，不惜重金行贿，巴结皇帝宠妓李师师，拉拢朝廷重臣宿元景，双管齐下，打开了通向宋徽宗的门路，终于做成交易，叛变成功；然后充当宋王朝鹰犬，去打方腊。这就样，宋江这个可耻的带头羊，把起义农民领进了封建统治者的屠场，完全葬送了梁山革命事业。鲁迅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①宋江就是一条大蛀虫。金圣叹砍掉这些内容，对蛀虫的危害性，就不容易认识清楚了；此外，还砍掉李逵扯诏，阮小七偷换御酒，李俊等违抗宋江旨意杀掉被俘朝廷将领等情节，掩盖了革命派反对投降的斗争精神。

    在留下的七十回中，金圣叹也做了许多恶意的删改。原书中指责贪官的文字，他都做了仔细的推敲。凡被认为“过火”，象“涂炭万姓”②一类有可能祸及朝廷的字句，都被删去。第四十四回戴宗说：“朝廷不明”，“奸臣闭塞”。他也觉得不妥，改为“朝廷闭塞”，“奸臣不明”。这样不但更加强了《水浒》原有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倾向，极力替皇帝开脱，而且也为贪官减罪。对起义农民的诬蔑，金圣叹总嫌施耐庵还不够狠。如把张横唱的“不怕官司不怕天”，改为“不爱交游只爱钱”③；让吴用说出什么“春暖无事，正好厮杀取乐”④。六十回写晁盖率军去打曾头市，宋江两次“苦劝”，一次“恐吓”，阻止晁盖去亲自指挥。宋江一贯架空晁盖，篡夺指挥权。晁盖发觉大权旁落，想通过曾头市一战，夺回指挥权。而金圣叹把“苦劝”、“恐吓”等内容也删掉了。

    一部《水浒》，经金圣叹这么一砍，便成了“断尾巴蜻蜓”，使人民认不清宋江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如何在革命队伍内部得势、膨胀，直到完全葬送了整个革命事业的全过程；也认不清投降派背叛革命、充当奴才的丑恶嘴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砍掉了，不真实，使《水浒》不能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

    那么，金圣叹究竟为什么腰斩《水浒》，其反动目的何在？这需要分析金圣叹的思想立场，也要弄清是怎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金圣叹干起了腰斩《水浒》的勾当。

    金圣叹于明万历三十六年（一六○八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地主阶级家庭，从小受到封建儒家思想教育，醉心科举，却屡试不第，一直未能捞到官做。他虽然生在明清之际，但对明清两代的封建主子，都极表恭顺。清顺治皇帝曾表示欣赏他的文笔，他得知后感激涕零，“叩首敬赋”，说什么“忽承皇帝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⑤，活现出一副令人恶心的奴才相。清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他因“抗粮哭庙案”，被清政府以“谋反”的罪名杀了头。其实，金圣叹这样满脑袋孔学秕糠的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会“谋反”呢？鲁迅曾把他与清政府的矛盾，比做买办资产阶级文人与蒋介石之间的争吵，只不过金圣叹的运气更糟糕，“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⑥。

    金圣叹的思想是非常反动的。他是孔孟之道的虔诚信徒，狂热吹捧孔老二这个反动家伙在世时“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⑦；他美化“六经”，说靠了这些儒家的“圣经”，封建统治者的江山才能代代相传。他死心塌地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当明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冲击下土崩瓦解、朝不保夕之际，金圣叹痛心疾首，力图挽救。可见，金圣叹的出身、教养、思想，决定了他极端仇视农民起义。

    明朝末年，由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其中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的两支起义军最为强大，他们纵横南北，所向披靡。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当时，崇祯皇帝对农民起义采取所谓“剿逆抚顺”⑧这一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主抚派搞政治欺骗，妄图收买、分化、瓦解起义队伍。但是起义农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明王朝的招安阴谋。崇祯年间，许多有名的大臣，如兵部尚书熊文灿、兵部右侍郎陈奇瑜、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等，就都因主抚失败，被明王朝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这一情势，对金圣叹在反对农民起义的策略上，具有重要影响。他从明王朝招安政策的不断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总结了反革命经验。他激烈地反对招安，通过评论《水浒》，疯狂地鼓吹军事镇压。他所以选中《水浒》，是因为这部作品流传广泛，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影响；还因为它反对农民起义，在基本立场上同金圣叹一致。而它宣扬的主抚政策，金圣叹则认为效果不佳，又必须设法消除。这就是金圣叹之所以篡改、腰斩《水浒》的原因所在。

    金圣叹通过评点、篡改、腰斩《水浒》，宣扬了哪些反动观点呢？

    首先，金圣叹对农民起义进行恶毒咒骂和无耻诽谤。他大骂起义农民是“寇”，是“祸连朝廷”的“群丑”⑨，是“天下之凶物”⑩。他借评论梁山头领绰号为由，歪曲诬蔑，大放厥词。林冲绰号“豹子头”，他便说：“则知一百八人者皆恶兽也”①①；李逵绰号“黑旋风”，他便说：“旋恶物聚于一处”①②，并说李逵入水泊，日月无光，故谓之“黑”。他攻击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正义斗争，是“杀人夺货”，“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在他这个地主老爷眼里，农民只有俯首帖耳当奴隶，老老实实受宰割，如若反抗，定要杀掉，所以他在批语中叫嚣“造反者族”①③。本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造反是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造成的。金圣叹却颠倒黑白，说起义者从小“皆豺狼虎豹之姿”①④，长大了又“父兄失教，喜学拳勇”，“不事生产”，“不免困剧”，“试为劫夺”，“遂成啸聚”①⑤。这种奇谈怪论掩盖了地主阶级的血腥罪行，抹煞了阶级矛盾，把农民起义者诬蔑为天生坏种，充分暴露了金圣叹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心论者。

    其次，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忠心耿耿，竭力维护；对孔孟之道喋喋不休，拚命鼓吹。他认为皇帝是“圣人”，是“天子”，只有皇帝才“有位”、“有德”，一切人都必须对皇帝无条件地尽忠，不准有半点异心。为此，他在批语中拚命鼓吹孔孟之道的忠孝观念：“忠者，事上之盛节”，“与人之大道”①⑥，“孝者，百顺之德也，万福之原也”①⑦，它们是“量万物之斗斤”，“裁世界之刀尺”①⑧，“推而放之四海而准”①⑨。在农民起义烽火燃烧之际，金圣叹大谈忠孝，把儒家这些反动思想吹捧为天经地义、万古长存的真理，就是要用孔孟之道麻醉人民，瓦解人民的斗志，维护奄奄一息的封建王朝，其反动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金圣叹对《水浒》中反贪官的描写说过几句好话，对贪官有过一些责骂，但这正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无非是担心贪官们胡搞下去，会把皇帝的政权搞垮，如此而已。如果在这里给金圣叹涂脂抹粉，那就不仅仅是昏庸的问题了。

    其三，金圣叹通过篡改、腰斩《水浒》，狂热鼓吹“斩尽杀绝”论。他攻击主张招安的人是“温语求息，失朝廷之尊”，使“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他不相信“诱一贼攻一贼，以冀两斗一伤”的如意算盘，认为结果会适得其反，“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②○金圣叹与《水浒》作者施耐庵，虽然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都反对农民起义，甚至他对施耐庵还不无溢美之词，但在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上是有分歧的。施耐庵是个主抚派，他的一部《水浒》就是歌颂招安，宣扬投降的。金圣叹则认为招安宋江这样的“盗魁”，并给官做，实在危险极了。他按照自己的愿望，把《水浒》原书七十一回以后的二十多回砍掉，造谣说这些回目不是施耐庵原书所有，一口咬定是罗贯中“横添狗尾”②①，借以掩盖他和施耐庵的分歧，以便把施耐庵歌颂招安的《水浒》改造成一部要杀尽起义农民的书。他捏造出一个天神嵇叔夜，在卢俊义的梦境中把梁山一百○八名头领统统杀掉，实际上只是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既愚蠢又可怜。他乞求的天神嵇叔夜，不过是没落阶级心造的幻影；他迷信的屠杀政策，也和招抚政策同样无用。就在金圣叹腰斩《水浒》后的第三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就吊死在煤山上了。革命的农民起义横扫了贪官和皇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了金圣叹之流的反动派。

    对金圣叹腰斩《水浒》，地主资产阶级十分赞赏。他们竭力吹嘘金批本《水浒》“深得剪裁之妙”②②，有“开拓万世”②③之功，竟使造反的农民“不寒而栗”，从此“畏罪不敢为非”②④，等等。其中，洋奴文人胡适，吹捧得最起劲。他在一九二○年七月和一九二一年六月，先后炮制了《〈水浒传〉考证》和《〈水浒传〉后考》两篇长文。胡适为什么花这么大心血干这件事，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有“历史癖”和“考据癖”②⑤。

    事情真的象胡适说的那样吗？否！

    什么“历史癖”、“考据癖”，拆穿了说，就是“反革命癖”。胡适的两篇毒草出笼时，正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重大转折时期。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革命怒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时，混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实在忍不住了”，抛掉了“新文化战士”的伪装，大叫“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②⑥，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后来，他一头扎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怀抱中，表示忏悔，说什么“小人无罪”，“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②⑦，并供认他参加新文化运动是“逼上梁山”②⑧。原来他和宋江一样，也是一个投降派。

    胡适用唯心主义来考证《水浒》，其目的是在于破坏革命运动的深入，把青年领到邪路上去。他自诩要教给青年人“一点防身的本领”，“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要防什么呢？他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②⑨一语泄露了他的反革命天机，原来他搞烦琐考证，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当时确有一些青年受了胡适的毒害，埋头读书研究，掉在烦琐考证的迷宫里，不关心祖国的命运，脱离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北洋军阀政府用警棍、水龙、洋枪办不到的，胡适这个投降派在某些青年身上办到了，难怪军阀们那样宠爱这个现代的宋江。胡适在文章中大谈杀尽强盗，天下太平，这实际上是为军阀政府出谋画策，制造舆论，以便绞杀革命。所以，胡适关于《水浒》的考证，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

    胡适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竭力吹捧金圣叹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③⑩。这是奴才赞奴才，小丑捧小丑。胡适吹捧金圣叹，是因为他们思想相同，感情相同，立场相同。他们都仇视人民革命，都面临革命风暴的冲击，都妄图作垂死挣扎，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叫做“遭际有相同处”③①。胡适吹捧金圣叹，还因为他要借用金圣叹的旗号，宣扬自己的反动观点。他战战兢兢请出金圣叹的亡灵，借助它来挽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失败命运。然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了胡适的痴心妄想，同金圣叹当年呼唤天神嵇叔夜一样，都是一枕黄梁，无法实现的。

    对金圣叹腰斩《水浒》，胡适赞不绝口，并为金圣叹圆谎，硬说他确有《水浒》古本。他吹捧金批本是什么“永不会磨灭的奇书”，“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浒故事的大成，并且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③②。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胡适能给予这么高评价的恐怕只有这本“奇书”了。谁都知道，在胡适这个洋奴眼里，中国无论什么都不如洋大人的好。他对祖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一向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为什么唯独对金批本《水浒》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呢？奥妙在于，他要利用这部作品干反革命勾当。胡适不是标榜自己是实用主义信徒吗？实用主义的精髓是“有用即真理”，也就是说，凡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有用”，就是“真理”。胡适觉得金批本《水浒》对他们有用，他就舞文弄墨，胡吹乱捧。实际上，他捧金批本《水浒》，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人们相信他从中抉发的反动思想，就是：强盗“格外反抗政府”，“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③③，“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③④。显然，他这里说的“强盗”就是影射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他所要的“天下太平”就是要镇压革命，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胡适比金圣叹跑得更远，他不但背叛了新文化运动，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投降，而且要把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是个无耻的民族投降派。

    解放后，在领导下，我国人民在五十年代曾对胡适的反动思想，做过深刻的批判，但由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胡适的流毒未能彻底肃清。特别是在《水浒》的评论和出版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一些人拾胡适的余唾，继续吹捧金圣叹对《水浒》的“腰斩”，说什么金批本是“很好的节本”，“能够保持它的完整性”，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六十年代初期，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时，学术界曾刮起过为金圣叹翻案的歪风。这些言论都同鲁迅的论述唱反调，掩盖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使人们认不清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都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

    今天，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金圣叹和胡适的反动思想，肃清他们的流毒，还《水浒》以本来面目，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注：

    ①　鲁迅：《给肖军肖红的信》。《鲁迅书简》（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②　《水浒全传》第六十三回，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③　金批本《水浒》第三十六回

    ④　金批本《水浒》第六十七回

    ⑤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

    ⑥　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⑦　金批本《水浒》序一

    ⑧　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题为恭报诛剿渠魁等事》⑨　金批本《水浒》第十七回总批

    ⑩①④①⑥　金批本《水浒》序二

    ①①　金批本《水浒》第十四回夹批

    ①②　金批本《水浒》第十回总批

    ①③②⑩　金批本《水浒》《宋史目》

    ①⑤　金批本《水浒》第五十七回总批

    ①⑦①⑨　金批本《水浒》第四十一回总批

    ①⑧　金批本《水浒》序三

    ②①　金批本《水浒》第七十回总批

    ②②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

    ②③　廖燕：《金圣叹先生传》

    ②④　王望如：《评论出象水浒传总论》

    ②⑤③⑩③①③②③③　胡适：《水浒传考证》②⑥　胡适：《我的歧路》

    ②⑦　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敝病》

    ②⑧　胡适：《逼上梁山》

    ②⑨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③④　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十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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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与“御赐”马

    陆武斌　(1975.10.07)

    （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　陆武斌）

    《水浒》第五十八回中，当梁山农民起义军俘获了朝廷大将呼延灼之后，篡居起义军第二把交椅的宋江表演了一出还“御赐”马的丑剧。他“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卑躬屈膝地拜请呼延灼上山。百般“恳告哀求”之后，呼延灼才勉强同意。于是，“宋江大喜”，立刻叫桃花山起义军头领李忠、周通将夺获的“踢雪乌骓”马退还呼延灼骑坐。

    宋江为什么急急忙忙把这匹马退还一个被俘败将呢？

    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指出的这一要害问题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根本原因，也是他退还“御赐”马的原因。“踢雪乌骓”马不是一般的马，而是皇帝“御赐”之物，骑马的人又是深得皇帝赏识的将门贵族的嫡派子孙。呼延灼正是骑着这匹“御赐”马，立了“必胜军状”，杀奔梁山泊的。他用连环马杀死农民起义军“不计其数”，射伤李逵、石秀等六个头领，并扬言要“肃清山寨，扫尽水洼，擒获众贼，拆毁巢穴”。被吴用等英雄用计大破了连环马后，他还企图引军报仇。结果路上又被桃花山的农民起义军夺走了“御赐”马。对这样一个死心塌地效忠皇帝的反动军官，宋江不仅连声陪话，乞求“恕罪”，还把“御赐”马恭恭敬敬地还他。宋江一面恭维说：“实慕将军虎威”，一面又表白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宋江与呼延灼两人都把皇帝当作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和支柱，都要依仗皇帝来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当然也都对皇帝“御赐”之物抱着神圣不可亵渎的态度。对于在朝廷当权的高俅保举的呼延灼来说，“御赐”马就是他的命，折了许多官军人马尚未伤感，但唯独丢了这匹马，却失魂落魄，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声哀叹：“若无了御赐的马，却怎的是好！”因此拚着命也要先夺回“御赐”马。宋江则从同一个“忠君”观念出发，认为皇帝赐给谁的东西，任何人也不能侵犯。否则就是抗拒天命，犯上作乱，就是反对皇帝。所以宋江乖乖地把“御赐”马还了原主，以示他虽然不得已当了“贼首”，仍不失其对皇帝的忠顺；虽然被迫入了梁山一伙，但他所统领的队伍仍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师。

    由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接受招安、投降。这是宋江还马的最终目的。宋江一再对天赌誓，用“皇天可表寸心”，劝呼延灼上梁山，终于使其明白了宋江的用心：“兄长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到山赦罪？”此问正中宋江下怀，但鉴于当时晁盖等大多数头领不愿投降，受招安的时机还没成熟，因此宋江便急忙用暂居水泊，“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的托词，来掩饰自己急切要投降的心情。这番对话不打自招地把宋江还马的卑劣用心和盘托出了。

    梁山农民军最终被宋江引上了投降招安的道路，“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封建皇朝的看家狗。宋江这个日夜盼着招安后“以功赎罪”的刀笔小吏，变成了镇压方腊起义的急先锋，耀武扬威地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呼延灼也紧随宋江的“鞭镫”，又骑上那匹“御赐”的“踢雪乌骓”马去剿杀农民革命。宋徽宗自然对这伙奴才相当满意，一个个都加官进爵，而且越是“贼首”，官封得越高。真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据《水浒》百回本所写，宋江受招安后，宋徽宗为了给宋江“尽忠报国”、镇压方腊输血打气，曾先后四次赠名马给宋江本人。看，还了一匹“赐雪乌骓”，却换来了四匹“御赐”名马。宋江紧步呼延灼的后尘，也得到了皇帝的“恩宠”！宋江最后虽然喝了皇帝所赐“御酒”而身死，成了一名殉葬奴才，但是作者却通过写呼延灼“改邪归正”后的步步高升、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实现了宋江“留名青史”的抱负，称颂了宋江还马的“先见之明”，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的胜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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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之心何能“足”

    赵深田　(1975.10.12)

    （印刷工人　赵深田）

    没有受招安之前，宋江在菊花会上作过一道词，说“盼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意思是说：只要受到朝廷招安，他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受到招安之后，宋江的心“足”了没有呢？从《水浒》里看，完全没有。

    请看《水浒》九十一回：宋江受招安后被封了一个清职，他有点儿不甘寂寞。这时正值河北田虎斩木揭竿，以燎原之势威逼大宋王朝，宋江便抢在报急的公人前头，使人上奏皇帝，“情愿起兵，前去征进”。

    宋徽宗听了立刻转忧为喜，要宋江“勿辞劳苦”。宋江次日便起兵，“五月之内”为朝廷立下了“不世之功”。

    再看《水浒》一百一十回：当宋江东京献俘，田虎、王庆被凌迟碎剐之后，宋江又被封了一个“皇城使”，仍然是一个闲职，他又有点儿闲不住。他知道方腊率领的一支农民起义军还在使宋徽宗心惊肉跳时，就再一次上奏天子，又把“闲居甚是不宜”，“情愿起兵，前去征进”的话重复了一遍。于是，天子“闻奏大喜”。次日，宋先锋又马不停蹄地打方腊去了。

    当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烈火全被宋江这个统治阶级的“及时雨”浇灭之后，当梁山泊这支“替天行道”的“强盗”，在被他拉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过程中，也被摧折得七零八散的时候，宋徽宗素白屏风上书写的“四大寇”都已“削平”了，宋江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换取了高官厚禄，奴才之心该满足了吧？然而，还没有。

    再请看《水浒》一百二十回：兔死狗烹，朝廷给宋江送来了御赐的毒酒。宋江服了毒酒，死在旦夕，可是他还有一件心事未了，原来他最怕自己死后，李逵无人可制，又会起来造反，就连夜使人唤李逵星夜赶来，见面二话不说，先灌毒酒，要了李逵的命。而且，宋江死后的魂儿还不辞劳苦，跑去向宋徽宗“泣诉”，汇报了这件事，让皇帝放心。

    奴才之心可谓苦矣！

    《水浒》作者的用心，是想通过这些情节，塑造一个“忠肝盖地”的高尚形象，然而，却使我们从反面看到了一个封建统治者忠实奴才的丑恶灵魂。宋江作为封建剥削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封建统治者的忠实走狗来说，只要留下一点儿尚未熄灭的革命火种，他也会象蒋介石所说的那样“死不瞑目”的。然而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却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宋江的两次不愿“闲居”而抢着要替反动统治者卖命，实在很象鲁迅先生解剖过的那种乏走狗，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种走狗，往往比主人嗅觉更灵，手段也更加毒辣和残酷。他们是反动统治阶级最要紧的奴才、最得力的鹰犬，也是革命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我们必须重视《水浒》里宋江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增强识别和反对投降派的能力，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而努力战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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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和程朱理学

    梁效　(1975.10.12)

    《水浒》这部书，专讲对反动派造反无理，投降有理。它打出的旗号叫做“替天行道”，或名之曰“忠义”。“《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忠义”和“天道”，正是孔孟之道、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基本观念。反动腐朽的程朱理学是《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到宋代，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农民明确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向地主阶级所有制和封建的纲常名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面对这种局面，地主阶级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加紧了思想上的反革命进攻。反动思想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适应这种需要，继承儒家的反动路线，对孔孟之道作了一番加工，建立起了程朱理学。它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广为流行，无孔不入，文艺也成了宣扬这种反动思想的重要工具。分析《水浒》全书的主要倾向，可以看出它渗透着程朱理学的反动说教。

    用“替天行道”宣扬程朱理学的“天理”

    《水浒》作者用程朱理学论证投降有理，在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纲领“替天行道”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小说在宋江即将篡夺梁山领导权的重要时刻，安排他到“还道村”接受天命，领取九天玄女“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到一百零八人大聚义的关键时刻，小说又一次让“替天行道”四个字从天而降，成了梁山的旗帜，使宋江的投降路线“名正言顺”地占居了统治地位。这个“替天行道”的含义，小说借玄女之口，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宋江按照“天”的意志推行封建纲常之道；做梁山首领要对皇帝尽忠，做大宋臣民要为封建国家卖命，使农民从革命造反的“邪路”回到安分守己的“正道”。这一套说教正是程朱理学的内容，也是《水浒》用理学的反动思想宣扬投降，搞修正主义的一个绝好的概括。

    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同宗教一样，都是用神权，用唯心论来为反动阶级的统治服务，给它加上一道道灵光，借以恐吓和愚弄人民。孔丘就大搞“天命论”，鼓吹“畏天命”，以达其让人民“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服从反动统治的目的。程朱理学继承着这一衣钵，对“天命论”作了加工，提出了所谓“天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宣扬“天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据和本原。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精神性的“理”是造物主，是最高的、永恒的、绝对的存在，而物质世界倒成了派生的东西。这正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捏造。朱熹说：“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天命即是天理。”可见，理学所谓“天理”，正是上帝的别名，同儒家历来宣扬的“天命”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反动阶级用来吓人骗人的精神武器。但是，程朱强调“天命”就是“天理”，而“天理”就是三纲五常，这样就不仅能用“天”来吓人，而且突出了“理”即封建纲常管束人们思想行动的作用，比起裸地讲上帝和“天命”就更加毒辣了。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这就道破了理学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强化封建纲常的反动作用。

    “替天行道”的纲领，渗透着程朱理学的反动“天理”论。这个“道”字，正是理学所谓的“天理”或“天道”。小说第十回卷头诗曰：“天理昭昭不可诬”，说明了作者对“天理”的态度。他认为“天理”至高无上，彰明昭著，是万万违背不得的。违背了就一定要遭到天罚，那时“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作者在全书中按照程朱理学的观点，把三纲五常作为“天理”和一切言行的绝对标准。第五十三回就宣扬“替天行道”是“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可见《水浒》要行的“道”，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王道之三纲”。

    《水浒》里着力颂扬的宋江，“幼读经书明礼义”，“行道合天呼保义”，正是一个按照程朱理学塑造的封建纲常名教的忠实信徒。朱熹为了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甚至说什么虎狼也有父子之仁，蜂蚁也有君臣之义，鬼话连篇。在他们看来，草木禽兽也有“天理”，何况于人？所以“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水浒》作者塑造的宋江同朱熹一样，为了宣扬封建纲常，连天上的群雁也不放过，说它们“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正如我等兄弟一般”。宋江把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奉为“天理”，因此，他攻击农民革命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还不如死了好；因此，他一旦上山就要“替天行道”，推行投降路线。

    追本溯源，宋江搞投降，受招安，修正农民起义路线，其理论根据盖出于程朱理学的“天理”论。人们早已指出理学“以理杀人”，《水浒》也是以“理”扼杀农民革命的。

    用“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

    《水浒》在按照理学把封建纲常说成是“天理”的时候，突出强调了“忠义”二字，把它作为“替天行道”的基本内容。在第七十一回作者有意安排的那块石碣上，一边写着“替天行道”，另一边便是“忠义双全”。小说把“忠义”当作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把三纲之首的忠抬到“天道”这个吓人的高度加以鼓吹，反映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需要。

    小说极力把宋江刻画成“忠义双全”的典型，恰好暴露了作者是在塑造一个程朱理学的信徒、农民革命的叛徒。这个宋江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立刻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改，就变了路线，搞了修正主义。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和封建朝廷的压迫和剥削，往往以“聚义”的形式，组织起来，团结一心，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东溪村晁盖七人小聚义，是为了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梁山农民大聚义，本来也是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聚义”，是以反封建的造反思想为基础的，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忠义”思想根本对立。但是《水浒》的作者却有意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抹煞它们的阶级内容和对立。晁盖一死，宋江就公开亮出“忠义”旗号，用地主阶级的程朱理学代替了农民的革命思想，要人们跟着他一起去“忠君”投降，作封建朝廷的奴才。谁要是不愿意，他就立即挥舞起“忠义”大棒，斥之为“割绝大义”。菊花会上要砍李逵的头，陈桥驿边逼小校自缢而死，都是以“怕坏了忠义二字”作为法宝。这个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被宋江用于梁山之中，就成了投降派打击和破坏农民起义的凶恶的工具。

    搞修正主义的总有些骗人的手法。为了美化“忠”字，用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篡改农民阶级的“聚义”思想，《水浒》用所谓“忠”与“奸”的对立，精心安排了一场场矛盾斗争。它从描写高俅怎样爬上去无恶不作，迫害一些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开始，让读者一上手就对所谓“忠良”寄予深切的同情，而把仇恨只集中于那些“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臣”身上。对于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农民起义军是可以利用它来分化瓦解敌人的。但是这种利用只能服从于农民阶级反对整个封建统治的目的，而绝不能因此把农民的造反斗争变成地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工具。《水浒》的作者不去揭示农民起义反封建的阶级实质，不去歌颂农民的革命造反精神，不去批判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而是竭力用骂奸臣赞“忠良”的手法，故意抹煞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要人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借以保护整个封建制度，让农民永作皇帝的“忠臣”和“良民”。

    朱熹说过：“古之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他也用攻击“奸臣”的手法来维护整个封建制度，说“蔡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似乎只要去掉这类奸臣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水浒》的手法，正是袭用了程朱理学的儒家老套子。

    《水浒》突出“忠义”不是偶然的。宋元以来，封建统治者为了加紧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需要，把“忠义”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例如，宋王朝对于那些农民军中的叛徒，常常给予“忠训郎”和“保义郎”之类的封号，以资奖赏。因此，程朱理学在鼓吹封建纲常是所谓“天理”的时候，大力鼓吹忠义。程颐强调“忠者天理”，朱熹则要求从思想上强化这个“忠”字，提出“尽己之谓忠”，并说：“尽己只是尽自己之心，不要有一毫不尽”。同时他还要求在言行上按“忠”这个绝对的标准办事，说这才叫做“义”，“义者天理之所宜”、“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水浒》里着力歌颂的宋江，正是这种理学“忠义”观的化身。宋江念念不忘“忠君报国”，直到最后服御酒中毒，仍说要为“忠义”而死，为了怕李逵造反坏了他“替天行道忠义之名”，亲手害死李逵。这里，作者借宋江之口说出了决定性的点题话：“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小说用宋江的言行，形象地宣扬了朱熹“尽己”的“忠义”理论。“宋公明神聚蓼儿洼”，是作者宣扬理学“尽忠”思想的典型一幕，是作者宣扬宁死也要当奴才这种反动思想的得意之笔。真是何其毒也！

    用“去邪归正”鼓吹投降派的哲学

    《水浒》把广大农民的革命斗争诬之为“邪”，把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誉之为“正”，鼓吹“去邪归正”才是农民起义的“正果”。从政治上说，它是投降路线的集中反映，从思想上说，这正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反动哲学的再现。

    “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口号，不过是用哲学语言说出了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政治需要。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他把一切违反“天理”即三纲五常的思想言行，统统斥之为“人欲”，劳动人民任何超出地主阶级所给予的物质生活以外的要求，都应加以消灭。这个口号集中表现了反动地主阶级的愿望，表达了程朱理学的反动目的。因此，朱熹声称：“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责其不正，而复于正”。十分清楚，这种理论的矛头是指向广大被压迫人民，特别是针对广大农民起来“等贵贱，均贫富”的伟大斗争的。用维护“神圣”的“天理”为名维护封建统治，用斥责“卑贱”的“人欲”为名消灭农民的造反思想，使之安分守己，“去邪归正”，就是这一口号的反动实质。

    《水浒》对于投降路线全过程的描写，正体现了理学所谓天理人欲之辨。第五十四回中，罗真人叫公孙胜协助宋江替天行道，“休被人欲摇动”，讲的就是这一套。作者对农民革命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把他们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要求，描绘成“人欲”横流，说他们追求“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只图“富贵享乐”。尤其是把革命农民“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思想和暴力行为，恶毒污蔑为“杀人放火恣行凶”。而对投降派头子宋江，则用尽了美言美语把他刻画成一个“存天理”的楷模。作者把革命造反说成“人欲”，把投降说成“天理”的种种描写，都是为了让投降路线取得胜利。宋江带领梁山全伙接受招安，这就是鼓吹“天理”终于战胜了“人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了。所以，作者欣喜若狂地把宋江出卖农民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的可耻时刻，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把这样卑鄙的行为，称为“重见天日之光”，浓墨重彩加以渲染。通过这样的描写，《水浒》完全充当了程朱理学的传声筒。

    为了鼓吹“去邪归正”，程朱理学还在孟轲“性善论”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地主阶级“人性论”，作为对革命农民实行挖心战的工具。这就是所谓“道心”、“人心”之说。程朱宣扬人们心中本来都有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称为“道心”，它是“天理”所赋予人的，不过往往为物欲所蒙蔽而难以显示出来。由于人有形体，有物质的需要和，人们又有“人心”。“道心”和“人心”这两个方面彼此斗争，如果“人心”不受“道心”主宰，就人使人离开封建纲常名教，违反“天理”，“人欲”泛滥起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为了实现“存天理，灭人欲”，人们必须使“人心”时刻处于“道心”管制之下，这样，方能使“人心”由危而安，“道心”由隐而显，一切思想言行自然符合“天理”，一切邪念自然归于消灭。很清楚，这正是一套十足的唯心主义修养经，是反动派妄图从思想上扑灭革命的说教。

    《水浒》的作者就是用这种学说来精心塑造宋江的。宋江本来就是一个孔孟之徒，但在上山之际，“九天玄女”仍不十分放心，因此在面授反革命任务的同时，又叮咛他：因你“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所以还要“暂罚下方”，你“切不可分毫失忘”，便可重登天堂，否则就会下地狱！从此，宋江按照“一念不差方合义，寸心无愧可通天”的修养经办事，更加卖力。他日日夜夜不忘“忠义”，口口声声不离“替天行道”，不仅自己以“道行”战胜“魔心”，而且用自己的“道心”统率梁山全伙的“人心”。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表现了宋江投降路线得逞的过程，终于受了招安，成了“正果”。

    由此可以看出，反动统治者鼓吹的唯心主义人性论，是多么毒辣的一种反动思想武器。把这种理学的毒种传播到农民起义队伍之中，让他们自己用地主阶级的“天理”来否定自己的造反行动，走“去邪归正”之路，比起地主阶级动用刀枪剑戟镇压，岂不是对地主阶级更有利吗？这就是《水浒》作者的意图。

    但是，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纵然再精巧，也阻挡不住历史的前进。有剥削有压迫，就有反抗和斗争。竭力鼓吹程朱理学的封建王朝，一个个都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明朝地主阶级宣扬《水浒》，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推行招安策略，妄图维护封建统治，也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水浒》以文艺形式宣扬程朱理学，潜移默化地毒害人们，妄图使人成为封建纲常名教的奴隶。这件事告诉我们，从孔孟到程朱的儒家反动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是地主阶级向革命农民鼓吹阶级投降的思想武器，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搞投降叛变的理论支柱。现代投降派、，也把它奉为至宝，作为他们投降卖国的依据。我们要总结这种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革命与投降的原则界限，坚持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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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金收军”小议

    翟克斗;齐凌;参联　(1975.10.12)

    （解放军某部　翟克斗　齐凌　参联）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混入革命队伍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必然导致军事上推行投降主义。

    《水浒》里宋江的两次鸣金收军就是例子。

    《水浒》六十四回写道：蒲东巡检、围剿梁山的领兵指挥使关胜，决心血洗梁山泊，“报效朝廷”。但是，在梁山农民起义军的英勇打击下，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眼看招架不住，即刻被擒。这时，宋江忽然“鸣金收军”，纵敌逃跑。

    《水浒》七十七回又写道：东厅枢密使、农民起义军的死对头童贯，率大军剿杀梁山起义军，被梁山英雄打得兵死将折，焦头烂额，仓皇逃命，眼看就成了瓮中之鳖，网中之鱼。这时，宋江又急忙“鸣金收军”，使敌人绝处逢生，逃之夭夭。

    为什么当封建王朝的反动官军陷入重围，即将被歼灭的时候，身为梁山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宋江，竟“鸣金收军”、放敌逃生呢？

    教导我们：“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军事原则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这就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军事路线，一定的军事路线从来就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并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宋江在政治上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日夜乞待皇帝招安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在军事上就决不会立足于一个“战”字，而必然是立足于一个“降”字。请听一听宋江为自己“鸣金收军”、纵敌逃跑所作的辩解词吧。他说：“我等忠义自守，以强欺弱，非所愿也”。其实，宋江梦寐以求的“愿”，就是率领梁山众兄弟投降受“招安”，效忠“天子”，实现自己“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美梦。这个“天机”，由《水浒》的作者点破了：“原来宋江有仁有德，素怀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宋江曾向林冲等人透露了自己不肯追杀关胜的心愿：“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原来，宋江是想将这个“汉国功臣苗裔，三分良将玄孙”拉上山来，增强梁山队伍里投降派的力量，为日后受招安打下基础。对于童贯这个三代将门之子、大宋天子统军大元帅，宋江自然更是深怀“仁德”，不敢有丝毫伤害了。如果不及早“鸣金收军”，那些视皇帝宝座为“鸟位”的起义军将领就会尽情追杀，童贯若有个三长两短，势必激怒皇帝，断了受招安之路，宋江梦寐以求的“凌云志”岂不烟消云散？！

    宋江的“鸣金收军”为朝廷官军让出了逃跑之路，也为自己铺平了受招安这路。“鸣金收军”是《水浒》中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的必然表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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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的刀与泪

    宋协龙;刘书严;工人评论组　(1975.10.18)

    （解放军某部　宋协龙　刘书严　北京起重机械厂　工人评论组）

    《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善于用伪装慈悯的眼泪掩饰恶毒的心肠，常常手里举着杀人刀，眼里流着“忠义”泪。

    在“菊花会”上，宋江以酒醉为名，哼了一首“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主义黑诗，当即遭到李逵等人“招甚鸟安”的激烈反对。于是，宋江杀气腾腾地要将李逵“推去斩首”，迫于众多头领的反对，他又变换手法，把李逵禁闭起来，听候处理。接着，宋江装作酒醒，诉说自己与李逵的“骨肉”“情分”，还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

    宋江被招安，发誓要“补报皇上之恩”的时候，起义军中的一名军校出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宋江吓破了胆，生怕得罪朝廷，冲了他的官运。他一方面痛“哭”流涕地要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割下头来号令示众。一方面申报皇上向朝廷请罪。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写道：“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宋江的“忠义”之泪，正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刺激出来的魔鬼眼泪，其用心是要用牧师的泪光遮掩刽子手的刀光，为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扫清障碍，为维护摇摇欲倾的赵宋王朝尽忠效劳。

    上了梁山泊的人，绝非《水浒》作者所说的都是“哥儿们兄弟”，终极目的更是歧异。地主出身的封建官吏宋江仕途断绝，钻进梁山，梦寐以求的是“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出身下层，被封建统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的李逵等人奔上梁山，为的是“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一个要投降，一个要革命；一个要“报效朝廷”，一个要推翻朝廷。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特别是在宋江投降之后，起义军内部许多人心怀不满，表示要“再回梁山泊去”继续造反。而完全站在了统治阶级一边的宋江，对革命人民的造反精神，和统治阶级一样抱着恐惧的心理，朝廷厢官大骂起义军“反性不改”，宋江也训斥士卒“强气未减”，主子唱，奴才和，口吻何等相似。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这支农民武装，扑灭革命人民的斗争烈火，费尽了心力，不仅没有得逞，反而越扑越烈。而宋江，为了把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路线纳入“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尽管用“忠义”的绳索捆住大家的手脚，又是让众兄弟歃血盟誓，又是叫喊“哥儿们义气”，但有人还是要抗争、要革命。于是，宋江只好举起血淋淋的钢刀实行镇压。他生怕农民起义军将士看到阶级兄弟的鲜血群起而反之，便挤出几滴“义气”眼泪，用以掩盖自己屠刀上的血痕。李逵这个使敌人闻名丧胆的农民起义军英雄，正是被“义气”的假泪所蒙蔽，糊里糊涂地被软刀子割了头，成为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宋江流泪，革命者流血，而奴才宋江，正是借起义军将士的血泊浮上了高官名爵的宝座。

    老于权谋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宋江，尽管机关算尽，最后还是吞下朝廷送来的毒酒，丧命“蓼儿洼”。历史上一切投降派都没有好下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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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阶级的“理想”

    陈冠柏　(1975.10.18)

    （唐山齿轮厂　陈冠柏）

    晁盖死后，刚爬上梁山头把交椅的宋江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作为整个梁山泊的旗帜。在这以前，《水浒》作者还故弄玄虚，描绘了一个“九天玄女”给宋江教授这个口号的故事。过去，有的评论者却把它说成是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粉饰成了一面农民革命的旗帜。这是完全错误的。

    《水浒》中的宋江，最讲“忠君”。他这个“替天行道”的口号，就是忠君思想的体现，也是他的政治纲领。这里的“天”，指的就是皇帝，你看，当宋江被排斥在朝廷之外，远离皇帝的时候，他的口号是“替天”，当他接受了招安，归顺了皇帝，回到朝廷以后，他的口号就变成了“顺天”，这不正好证明了宋江的这个“天”，就是皇帝吗？在宋江的心目中，皇帝是“天子”，应是名正言顺的行道者。皇帝用孔孟之道统治天下，这是天经地义的。宋江一生最高的信仰和准则，就是这个“天行道”。

    “天”应“行道”，可是“奸臣当道”，蒙蔽了“天”，皇帝“暂时昏昧”，使得“天”行不了“道”。《水浒》通过宋江这个“忠良”横遭“屈害”的情节，反复说明这一点。

    “奸”逼“忠”反。既然“天”不能“行道”，“忠为君王恨贼臣”的宋江当然要破门而出，替“天”来“行道”了。这就是“替天行道”这个口号的本意，也是宋江“混身水泊”的本意。怎个“替”法？小说讲得很明白：“为主全忠仗义”——作为梁山头领，“尽忠”于皇帝，“翦除君侧元凶首恶”，为皇帝“重整朝纲”；“为臣辅国安民”，就是说，作为皇帝的“忠臣”，必须除掉皇帝身边的“奸”臣，死心塌地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并保卫地主阶级的安全。这个浸透着奴才哲学的“替天行道”，不但不是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相反，它是宋江地主阶级本性的暴露！

    既然是“替天行道”，必然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领导梁山起义军几次出征，攻高唐，闹华州，打大名府，打击的主要对象不就是高知府一类的贪官吗？他与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只是在保证按照地主阶级内部一派的意志行道的前提下展开的。对于地主阶级、封建官吏的总头子皇帝，宋江不仅不敢有丝毫触犯，而且“忠肝盖地”。他当上梁山“寨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他最恨反“天”叛“道”的李逵，生怕他“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直到临死，他还对李逵不放心，施展毒计害死了李逵，他才“瞑目”了。对农民革命反对到这样彻底的程度，怎还会提出一个假托农民革命理想的口号来呢？

    “替天行道”这个口号是对农民起义的性质和方向的“修正”，而决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农民造反，是要翻地主阶级专政之“天”，反封建统治阶级之“道”，易“天”易“道”的。而“替天行道”，却把农民革命直指“天”与“道”的锋芒转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样反来反去，天还是那个天，道还是那个道，真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其结果，必然把农民起义军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成为替“天”来行道的御用军队。

    “替天行道”这个“忠君”的实质，决定“替”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是一种手段。而归根结蒂由“天”来“行道”则是永久的，绝对的，是最终目的。“替”来“替”去，必然的结果是“顺天”。宋江在接受朝廷招安以后，立即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换成了“顺天”“护国”的旗子，这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而农民起义英雄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被他“替”作向皇帝投降的见面礼了。这分明是对农民起义军的叛卖，怎能说“替天行道”是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呢？

    宋江投降后，奴才当得更起劲。他主动讨来“圣旨”，自称“天兵”，与高俅“同心合意”，去打不“替天行道”的方腊。把梁山这支农民起义军，变成了维护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军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了朝廷那些军队所起不了的反动作用。最后，梁山农民起义本身，也被这个投降派典型宋江带上了溃灭的道路。他自己虽然落得了一个死于御赐药酒的可耻下场，但他却以殉道者自居，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总之，“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是宋江这个地主阶级的奴才在农民起义军队伍里树起的一面投降旗。今天，我们澄清这一模糊认识，批判这面投降旗，对于提高我们反修防修的觉悟，是有意义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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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批判招安还是歌颂投降？

    闵雪　(1975.10.18)

    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水浒》，写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过去，有人认为，《水浒》“写了李逵等人反对招安”，并通过“梁山英雄的惨败结局”，“批判了招安的道路”。

    事实果真如此吗？否。

    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李逵、吴用和阮氏三兄弟，特别是李逵这个形象在《水浒》中是作为宋江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作者设置这个对立面，与设置高俅等奸臣的形象，具有同样的目的。就是不但以奸臣之奸诈，而且以李逵等的“反心”来对比和衬托宋江之“忠义”。一个是统治阶级内部“忠”与“奸”的斗争，一个是农民起义队伍中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二者又交织在一起，而作者始终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来加以歌颂的。“菊花会”上，李逵等人虽然反对招安，但最后还是投降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在破辽以后，宋江等朝拜天子回来，因未升迁而愁闷，李逵说：“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对此，宋江是不能容忍的，他大喝道：“这黑禽兽又来无礼！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你这厮不省得道理，反心尚兀自未除。”一个“反心”，一个“忠心”，书中通过这样的对比、衬托，通过宋江对李逵等的“反心”的压制，表现了这个“朝廷良臣”对天子的一片“忠心”，表现了“忠心”战胜“反心”，这怎么能是对招安道路的批判呢？

    值得研究的是，《水浒》虽然写了李逵等人和宋江对于招安的两种不同态度，但同时又竭力表现了李逵等对宋江的忠诚。当李逵听了宋江盼招安的《满江红》词以后，圆睁双眼，大叫大闹，踢翻了桌子，宋江要把他推出斩首时，作者却别有用心地让他又说出了这样的话：“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由他杀了罢”。当宋江训斥了他，并警告他“再犯必不轻恕”时，作者写他“喏喏连声而退”。小说结尾，当李逵初闻朝廷赐了药酒时，大叫：“哥哥，反了罢！”但当他知道宋江已服药酒，而且为了防止他破坏梁山泊“忠义”名声，暗中也让他服了药酒以后，却这样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李逵反对投降是那样坚决，宋江坚持投降又是那样死心塌地，这本来是不可调和的，但《水浒》作者却煞费苦心地描写一个反对向封建王朝投降的贫苦农民，对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坚持投降路线的地主阶级分子，处处表现得唯唯喏喏，百依百顺，剐也不怨，杀也不恨。这就说明，作者是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写农民起义军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其目的，是为了歌颂宋江能够笼络和驯服一切人的“领导才干”，歌颂忠君思想是可以征服一切人心的精神力量，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的胜利。

    因为《水浒》作者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写农民起义军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所以虽然写了李逵等人不愿意投降，但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不同情和支持。陈太尉第一次送来诏书时，阮小七等偷换了御酒，李逵把诏书撕得粉碎，并且打了李虞侯，痛骂陈太尉“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对这种反对招安的行动，作者评曰：“福祸渊潜未易量，两人行事太猖狂。售奸暗抵黄封酒，纵恶明撕彩凤章”。认为骂陈太尉毫无道理，没好结果，是“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而陈太尉却“为招忠义欲归降”，“反被无端骂一场”。请注意：这里“猖狂”、“纵恶”、“终作疾”、“必为殃”，都是用于李逵反对皇帝、反对投降的。而且陈太尉既然是“无端”被骂，当然是李逵的无理取闹了。

    这就足以说明，《水浒》作者写李逵等人不愿意投降，决不是为了塑造农民革命的英雄形象，不是为了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而完全是为歌颂宋江、歌颂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

    那么，悲惨的结局是不是对投降路线的批判呢？是不是因为写了受招安以后的悲惨下场，因而告诉人们“造反有理，受招安倒霉”，“投降是一条死路”呢？也不是。《水浒》并没有把受招安本身当作悲剧来写，而是作为这支起义队伍改邪归正，终于功成名就来渲染和颂扬的。至于征方腊以后，这支队伍的溃散和宋江服御酒毒发而死，《水浒》作者并没有把它表现为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而是“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的结果。征方腊之后，高俅等人“因见天子重礼厚赐宋江”，“心内好生不然”，便设计诬陷卢俊义“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在造反”，奏闻天子，给卢俊义、宋江赐御酒，他们借机放水银，下毒药，害死卢、宋。“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作者安排这个结局，要批判的只是“奸臣”，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哪有一丝一毫的责难？在征方腊过程中，原梁山泊头领，十损其八，大批伤亡。作者也没有把它与接受招安联系起来，而是借此大肆宣扬“天命论”。书中多次强调这是“寿夭命长，人生分定”。正是：“天数尽时无可救”。显然，在作者看来，造成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悲剧结局的根源，一是奸臣当道，二是命中注定，与受招安毫不相干。作者着力要表现的是宋江的“忠义”。让宋江临死作一番概括终生的自我表白，死后还进入徽宗的梦境“垂泪启奏”。而“至圣至明”的徽宗皇帝，果然“不负功臣之德”，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设庙塑像，终于使宋江博得了“万年香火享无穷，千载功勋标史记”的无上荣光。《水浒》作者通过这个结局，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简直捧上了天。

    由于作者的地主阶级立场，决定这部书只能是歌颂投降主义，污蔑农民起义，作者对梁山泊起义军头领，只是从反对贪官这个意义上把他们称作“英雄好汉”，但认为他们造反是“犯了迷天之罪”。

    《水浒》在歌颂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同时，却通过对方腊起义的歪曲和诽谤，告诉人们：起来造反，不受招安，才是一条死路，以此作为反衬，来歌颂宋江的投降路线。

    我们知道，北宋王朝是一个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宋徽宗在位期间，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还在苏州设了“苏杭应奉局”，派爪牙朱miǎn＠①等搜刮民间花石竹木与珍异物品，兴建宫殿林苑。把广大人民搞得倾家荡产，痛苦不堪。公元一一二○年，方腊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三个月内，攻占了六州五十二县。但《水浒》却把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得到广大劳动人民拥护的农民起义，污蔑为残害百姓的行为。作者借一老僧之口，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不怨恨他”，赞美宋江来打方腊是“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将军来收此贼，与民除害”。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方腊在东京被处死时，作者恶毒地写下了这样几句诗：“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可见《水浒》作者的爱憎多么分明：投降者善，不投降者恶；镇压革命者善，起来造反者恶。这就是一部《水浒》的鲜明的阶级内容。＊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面加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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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读——写在鲁迅墓前

    徐刚　(1975.10.19)

    迈开后辈人急匆匆的脚步，

    早晨，我走向鲁迅先生的墓；

    这里，空气是那样清新，

    这里，阳光是这般充足！

    先生呵，端坐藤椅中，手握一卷书，

    每天，披着金色的霞光晨读；

    读呵，“从别国窃得火来”，

    极目风云变幻，日夜高瞻远瞩！

    因此，你的笔尖才能戳穿重峦叠嶂，写：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因此，你的眼光方可划破压城乌云，说：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一部《水浒》使你这样地沉思良久，

    “终于是奴才！”活画出投降派的真面目；

    你坚信：革命就是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你深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于是，从北京的小胡同到上海的亭子间，

    你用匕首锲而不舍地剔除朽腐；

    于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的宣告，

    变成了我们民族、我们阶级的同声疾呼！……

    墓前，回顾岁月峥嵘的历史，

    就象翻开一本博大精深的巨著——

    读呵：警惕宋江似的奴才，

    现在和未来，永远走指引的路！……

    切莫忘：横眉冷对千夫指，

    对敌人岂能在革命阵地上后退半步？

    要牢记：俯首甘为孺子牛，

    为人民自己可以化作一撮泥土！

    你以闪光的语言告诉我们：

    革命者永远是人民的公仆！

    你用劈刺的投枪教育我们：

    真的战士就该有一副宁折不弯的脊梁骨！

    深情地、深情地站在鲁迅墓前，

    我的胸中奔涌着大江长河；

    呵！历史象江河运行，大浪淘沙……

    呵！革命如潮头奔涌，排山而过……

    我看见先生屹立在潮头之上，

    我看见先生紧追着时代的脚步；

    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

    你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

    顿时，我想起了那墓前青松，

    为什么栉风沐雨，仍旧四季碧绿；

    蓦地，我懂得了那墓边翠竹，

    为什么冰冻霜煎，依然一身傲骨！

    眼前，有一个光辉的榜样呵——

    象鲁迅那样学习，战斗，生活；

    这里呵，有一道反修防修的铁壁铜墙，

    因此才风不能拔，虫不敢蛀！……

    迈开后辈人急匆匆的脚步，

    早晨，我来到鲁迅墓前读呵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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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鲁迅论《水浒》

    王瑶　(1975.10.24)

    一、关于奴才

    鲁迅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水浒》这部书歌颂的就是投降派，它主要是为宋江这个奴才立传。宋江一出场就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上梁山以前，他反对晁盖等聚众起义，忠实地维护封建法度和秩序；上梁山以后，他又一再表白说：“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他不但始终不反对皇帝，而且总是念念不忘要为他那个“道君”皇帝效劳，以维护封建统治。他标榜忠义，鼓吹投降，重用朝廷军官，施展阴谋诡计，都是为了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他始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

    奴才的特点就是以主子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赞颂和维护主权之间的既定秩序，而且千方百计地为主子服务。所以，他必然是压迫有理、造反有罪的剥削阶级教条的忠实信奉者。当然，奴才有时也不免有奴才的“不平”，象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所描绘的那样，他甚至会“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但只要主人“夸奖”他一声“你不错”，他就“大有希望似的高兴”了。宋江在浔阳楼的“感恨伤怀”，就是这种奴才式的“不平”。他是想起自己“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才下泪题诗的。他确实有些不平，但正如鲁迅分析宋江一类的先辈“侠”的时候所说，那“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所以宋江的上梁山、受招安，搞修正主义，目的只在维护主子的利益，为了得到主人的“夸奖”，他那里敢象晁盖领导下的梁山农民起义军那样“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呢！因此他“坐了第一把交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党”，全力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奴才的行径往往随境而异，他可以是“总不过是寻人诉苦”而希望得到主子欢心的孱头，也可以是凶恶的鹰犬和刽子手；如果混入革命队伍内部，就是投降派。他代表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和被压迫的奴隶根本不同。宋江这样的奴才，他想的从来就是“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连统治者给他带上的一面枷，也认为“此是国家法度”，在山寨上睡觉都不敢擅动。所以他在梁山泊篡夺了领导权以后搞投降，搞修正主义，是必然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挣脱”不掉奴隶的锁链，而是被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宋江就如鲁迅在《一点比喻》中所说的，象一只“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的山羊，他的作用就是听从牧人的指挥，“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向屠场。统治阶级懂得，要防止“奴隶造反”，除用酷刑之类镇压之外，就是培植奴才。而《水浒》歌颂投降主义，美化奴才宋江，其目的正在于此。我们要遵照的教导，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和宋江这个投降派典型中吸取教训，学会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二、小本《水浒》与大部《水浒》

    鲁迅对梁山泊故事的传播和《水浒》的成书过程是经过严密的考察和研究的。他指出《水浒》故事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说”，因为当时梁山起义军“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水浒》作者“荟萃诸说或小本《水浒》故事，而取舍之，便成了大部的《水浒传》。”这就说明现在流传的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大部《水浒》是作者对许多小本《水浒》加工改造的结果。这种改造的方式有取有舍，有粉饰，也有增补。这一切都是服从于作者美化投降派人物宋江和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水浒》中有的重要人物，例如林冲和武松，在某几回书中可以是中心，但过后就退为不重要的配角了。只有宋江从第十八回出场起，始终是中心人物。围绕他的情节伸展得很长，篇幅最多，就是在写别人的故事时他也是重要人物，许多别的人物都在为他起烘托和陪衬的作用。任何想以源于民间传说为理由来肯定《水浒》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鲁迅就说过文学史上有许多民间文学被“文人取为己有”，“又来慢慢的绞死它。”有些“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鲁迅还揭露过清朝雍正、乾隆统治者对于前人著作的手段：“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使读者“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大部《水浒》对小本《水浒》的加工改造，即属此类，经过作者的取舍和粉饰，它已经把民间传说中的积极因素差不多绞死了。

    民间流传的小本《水浒》现在看不到了，由于奇闻异说很多，内容并不一致，当然也不一定都是精华。但既然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其中绝大部分不大可能是美化和歌颂投降派的。

    鲁迅曾指出要从封建史官所修的“正史”中看出“中国的灵魂”，“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我们现在从大部《水浒》和别的零碎记载中，也还可以看到小本《水浒》的一些“月光”的“碎影”。例如晁盖，在宋末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明朱有＠①《豹子和尚自还俗》杂剧、明郎瑛《七修类稿》中，都在三十六人之列，而《水浒》则“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这就是《水浒》作者改造的结果。当然也有保留原来面目较多的个别部分，如“吴用智取生辰纲”，《水浒》中仍然保有“智取生辰纲”字样，显示了从小本《水浒》来的痕迹。但就从这段故事中也可以看出《水浒》作者改造的意图。在《大宋宣和遗事》中，这段故事是从朱miǎn＠②差杨志、林冲等十二人运花石纲说起，因杨志途中卖刀杀人，十二人同往太行山落草，然后再叙晁盖等八人劫走送蔡京生日礼物的事。前后两段分量差不多，也没有用“生辰纲”字样。今本《水浒》对花石纲事，只在杨志自述时提了一句，因在黄河“遭风打翻船，失陷了花石纲”，并把梁中书送的生日礼物取名“生辰纲”，重点铺叙。《宋史·朱miǎn＠②传》记宋徽宗在东南地区搞“花石纲”达二十年，弄得怨声载道，是方腊起义的直接原因。《水浒》作者舍弃了“花石纲”而大讲“生辰纲”，正是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思想的一种表现。“智取生辰纲”发生在宋江出场之前，作者是为宋江登场，私放晁盖作铺垫，来表现宋江的所谓“义”的。可见《水浒》虽然保有一些民间传说的成分，但这些素材经过作者的粉饰改造，已成为全书的有机部分，为它宣扬投降主义的主题思想服务了。

    鲁迅特别注意的不是大部《水浒》的“取”的部分，而是“舍”的部分。因为它是不符合《水浒》作者意图，而又带有民间传说特色的东西。这当然难于搜集，因为没有流传下来。鲁迅说：“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可见他是想在民间传说中找与投降派不同的宋江故事的。他终于从明写本的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中找到了一条材料，是陈泰记他于元至治癸亥（一三二三年）秋过梁山泊时听篙师说的：“此安山也，昔安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这条材料虽然简略，但时间是《水浒》成书之前、水浒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元代中叶，地点在梁山泊附近，来源是劳动人民，所以鲁迅十分重视，既摘引于《中国小说史略》中，又全录于《马上支日记》杂文中。并且加按语说：“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这里鲁迅就证明了不能把大部《水浒》所写的奴才典型归因于民间传说的来源，而是作者加工绞杀的结果。鲁迅的这种分析和研究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材料是服从于观点的。因而，不能仅仅根据水浒故事的民间来源和某些情节的反抗性质，就把“月光”的“碎影”看成太阳，从而把《水浒》吹捧成为“农民革命的史诗”。我们应当象鲁迅那样，从作品总的倾向来考察它歌颂了什么样的人物和思想，以及它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态度，然后分析它的素材来源和作者粉饰改造的意图。这不简单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三、关于“水浒气”

    鲁迅曾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他是针对“第三种人”所谓“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而说的。鲁迅认为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如果与读者的生验相距过远，读者就不感兴趣或不理解了。《三国演义》与《水浒》所写的时代虽然已经很远，但这两部书在旧中国仍然盛行。这并非因为它们伟大，而是社会上还存在“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这里他把“三国气”和“水浒气”并提，而且显然是批判性的。因此正确理解鲁迅所说的“水浒气”的具体含义，对于肃清《水浒》一书在社会上的流毒，是很必要的。

    《三国演义》和《水浒》虽然所描写的时代不同，主要人物的社会地位不同，但就主题思想和作者所歌颂的人物和行动来看，二者确实有共同的思想倾向。所谓“三国气”和“水浒气”实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宣扬孔孟之道关于忠义的说教。最早的《忠义水浒传》，是和《三国演义》合刻的《英雄谱》本，可见地主阶级文人是看到了二者鼓吹忠义的共同点的。在宣扬尊儒反法思想的《三国演义》里，不仅在许多故事情节中直接鼓吹所谓忠义，而且作者歌颂的人物关羽就是一个忠义的标本。关羽是宋代以来封建统治者竭力赞扬的人物，不仅对他迭有封谥，而且关帝庙遍于天下，和孔庙处于文武并列的地位。他们赞美关羽的是什么呢？用“圣叹外书”的话说，就是“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也就是说他是“忠义”完人。《水浒》也是这样，宋江恪守“九天玄女”要他“全忠仗义”的“法旨”，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水浒》的书名也变成了《忠义水浒传》。这就充分说明“三国气”和“水浒气”是相通的。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也由于《水浒》这类文艺作品的传播，忠义已成为一种麻醉人民的毒剂，在社会上流毒很广。鲁迅指出：“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表面看来，《三国演义》和《双官诰》是正面宣扬忠义的，而《水浒》和《四杰村》则写的是啸聚山林的人物，似乎和忠义不相干，但作者并不是赞扬他们起义造反的，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宣扬忠义，因此同样起着把人民的“反抗心”引导到邪路上去的作用。这种为了爬上去而钻进起义队伍内部搞投降活动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鲁迅不但曾指出宋代民谣“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而且记述了他在日本留学时有些同学问他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他回答道：“造反”。这句话曾引起了“大骇怪”。其实，宋江的“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做的正是这种“最有大利的买卖”。连地主阶级的反动文人金圣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宋江为了“他日身荣，再来经过”而题所谓“反诗”的地方批道：“公欲以何科目出身？”他看出了宋江式“买卖”的“行情”。不过，他梦想把所有起义军斩尽杀绝，而不懂《水浒》作者的用意。他把《水浒》砍成了“断尾巴蜻蜓”，所以鲁迅说他“昏庸得可以。”

    《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作者写他“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可见忠义就是他搞投降主义的思想基础。“忠”，从来就是指臣仆对皇帝或主人必须绝对顺从的奴才道德，它的反动性很明显。“义”，就比较迷惑人，这必须作具体分析。晁盖提出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和劫取“不义之财”，是站在农民立场上来看待人们行为的是非善恶的。晁盖“聚义”，是以造反为目标；宋江把“忠义”连称，则是以忠为核心，使义从属于忠的。《水浒》宣扬忠义就是宣扬要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统治秩序的奴才哲学，就是歌颂投降主义。鲁迅认为这种思想“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是“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水浒》故事产生于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的时代，封建统治者特别需要宋江这样的奴才。到清初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宋江一类人物就变成黄天霸、展昭式的某一大官的捕快和保镖了。所以鲁迅论《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书时，指出源流“出于《水浒》”。

    我们今天评论《水浒》，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一次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向前推进的重要步骤。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水浒》这个反面教材，把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火加敦

    ＠②原字面加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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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祭”张顺的奥秘

    董宝才　(1975.10.24)

    《水浒》中的宋江，在接受朝廷招安之后，就主动要求去镇压方腊起义。他率领的队伍受到方腊队伍的坚决抗击，不少人送了命。每死一个，宋江总要“哭祭”一通，而对张顺则又祭得格外隆重。当张顺企图潜入杭州，被方腊军射死后，宋江闻讯“哭的昏倒”，说什么“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悼，不由我连心透骨苦痛！”第二天晚上，他“亲临险地”，身穿“白袍”，外披“孝绢”，供上“黑猪白羊，金银祭物”，又呼天号地地哭祭了一番。

    对张顺的死，宋江哭得那样悲恸，究竟是为了什么？《水浒》作者说，这是宋江对兄弟“恩义如天大”，感于兄弟的情谊。过去有的评论则说，此举反映宋江作为“农民领袖”，能够“团结”人的“优秀品质”。事情果真如此吗？

    宋江投降后，许多人越来越感到朝廷昏暗，对受招安表示不满。他们十分怀念梁山泊时期与官家作对的斗争生活。上上下下，“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阮氏三兄弟等人酝酿请吴用作主，“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落草”。但是，宋江死心塌地要充当赵宋王朝的奴才。他在全体将领会议上，大耍手段，又是诈，又是骗，又是哭，压制众人的反抗情绪。之后，宋江偷偷进城，通过宿太尉，向朝廷讨来了打方腊的差事。正是宋江这个叛徒，为替朝廷镇压别的农民起义队伍，把张顺等人送进了死地。

    宋江用种种手段，诱使人们去为朝廷卖命，但是这并没有使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如用“功名利禄”诱骗吧，有些人就只愿“自在”、“快活”，不愿做官，硬不吃这一套。那些“卤莽军汉”，又不把皇帝放在心上，“不省得”做“国家臣子”、“朝廷良臣”的“道理”，单用“忠君”思想来欺骗，也难能奏效。这也不行，那又不好，因此，宋江只好千方百计设法使“兄弟”们通过对自己“尽义”，来为皇上“尽忠”。对于在作战中送了命的，当然要摆出一副哭丧脸，来表演给活人看。这就是宋江哭祭宋万、郑天寿这帮断头“兄弟”的奥妙所在。

    宋江祭张顺，又比他祭别人的规格高一等，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在打方腊的战役中，张顺是为宋江立了头功的。扬子江对岸的润州，是打方腊必须首先占领的战略要地，“若不以润州为家，难以抵敌”。正是张顺夜伏金山寺，抓了方腊的军士，搞到了情报和伪装物资，宋江才能够施展阴谋诡计攻下润州。

    第二，张顺又是为报答宋江的“恩义”才死去的。他曾对李俊说：“便把这命报答先锋哥哥许多年的情分，也不多了。”张顺的死，“众将亦皆伤感”。宋江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张扬，无非要大家都象张顺那样对他尽“情分”，死心塌地跟着他去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

    第三，宋江祭张顺那样煞有介事，是别有用心地对方腊农民起义军搞的奸计。当时，宋江久攻杭州不下。当方腊的守将方天定得知宋江“吊孝”的时候，立刻“差下十员首将”，分兵两路，前来捉拿宋江。结果遭了伏击，四将被杀，一将被擒，几千士兵被“大半杀下湖里去了”，宋江的军队还“夺得好马五百余匹”。事后，宋江洋洋得意地说：“我如此行计，也得他四将之首，活捉了茅迪”。他还准备向张招讨处献俘乞功。原来，祭张顺又是一个为诱杀农民军而设的圈套。

    这就是宋江祭张顺的奥秘。《水浒》作者这样张扬这件事，也完全是为了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宋江对众兄弟从来就不存在农民阶级之间的“手足之情”。对张顺是祭奠，对李逵就是毒死。对别人，有的用封官许愿利诱，有的用金钱美女拉拢，有诈有骗，有捧有压。手法有所不同，目的却是一个。哭祭张顺，是宋江诱骗大家去为赵宋王朝尽忠卖命的一种手段。《水浒》作者说什么这是宋江对兄弟“恩义如天大”，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宋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只凶恶鹰犬，是满口仁义道德、玩弄权术的伪君子。如果说祭张顺反映宋江什么“品质”的话，那只能是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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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的磕头术

    乌金　(1975.10.24)

    （山西大同市姜家湾煤矿工人评论组　乌金）

    《水浒》中的宋江有一个癖好：爱磕头，动不动就“纳头便拜”。宋江磕头的对象是两种人：一是梁山英雄，一是被俘的朝廷将领和命官。他左一拜，右一拜。尽管对象各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尽忠报国”，充当赵宋王朝的忠实奴才。

    宋江对梁山英雄也曾“纳头便拜”，但这个拜，是拜而远之，是拒绝上山的一种手段。他“杀惜”之后，宁可吃官司也不上梁山，在发配途中，故意绕道而行，唯恐被梁山上的人拉去入伙。后来，当梁山起义军将领请他上山入伙时，他一面“纳头便拜”，一面以死相威胁，甚至连枷也不开，生怕坏了“国家法度”，落个“不忠不孝”。宋江这里的磕头，完全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立场，唯恐坏了他忠孝的清名，绝了他“引荐出职，再欲作官”的青云路。

    一见被俘朝廷将领和命官，他总是不顾羞耻地口称死罪，“纳头便拜”。这个拜，是拜而求之，是这条朝廷走狗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的表现。为了实现接受招安的愿望，甚至抓了高俅，他照样“纳头便拜”，而且这一拜拜得更恶心，简直“伏地不起了”，活灵活现地露出一副投降派的丑恶嘴脸。

    联想、，不也是对苏修、对孔老二顶礼膜拜吗？只不过是对象和形式不同罢了。然而他们所显示的心迹是一样的：充当维护反动统治的奴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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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群众 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

    梁效　(1975.10.26)

    当前，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深入，形势很好。实践表明，发动群众，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时刻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的长期任务。

    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强调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的这些重要指示，就是要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最近，作了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又提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多年来，反复教导全党，要向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教育，对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展群众性的批判。的一系列指示，对于我们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证明，修正主义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常常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惯于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就是这样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我们要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修正主义，就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是阶级斗争经验的理论总结，是科学的革命真理，是无产阶级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要批判修正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就一定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谆谆教导我们，“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要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就是要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掌握这个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这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有可靠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修防修要依靠群众。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三一六页）我们党在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总是最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去夺取胜利。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直到最近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反修防修，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革命路线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必然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修正主义路线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必然受到群众的抵制和反对。这里，最重要的是使广大群众都认清修正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性。有了革命路线的指引，又有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我们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就无往而不胜，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坚如磐石。

    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完成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只是一两代人的事情。培养接班人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要培养千千万万个接班人。为了使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培养和教育革命事业接班人。特别关怀青年，对青年寄予无限期望。在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我们要遵照的一贯教导，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教育人民，教育后代，使全国人民有一个清醒的头脑，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识别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广大人民群众有清醒的头脑，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是坚持执行的革命路线的可靠保证。教育后代的工作，我们要做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长期做下去，使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图在我国搞“和平演变”的阴谋彻底破产。

    当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是贯彻执行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讲了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全过程，极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它在我国流传了好几百年，影响很大，流毒甚广，必须加以澄清。《水浒》里的宋江是投降派的一个典型。从这个古代投降派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是投降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也是投降派。苏修叛徒集团打着列宁的旗号，实际上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决不能忘记修正主义在苏联上台的历史教训。抓住《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剖析，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这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有着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我们要遵照的教导，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主义。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一定会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加强革命团结，一定会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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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七十一回本《水浒》

    纪戈　(1975.10.29)

    鲁迅对金圣叹“腰斩”《水浒》，很不满意，曾经形象地把金圣叹的删改本，比作“断尾巴蜻蜓”，一语打中了要害。“《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宣扬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描写了它的全过程。砍掉后面的二十多回，让人们看不到“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个重要内容，就不真实了。解放后，以金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也删掉了后面二十多回，使人们同样看不到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全貌，就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断尾巴蜻蜓”，起了美化宋江，掩盖投降主义路线的作用。为了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认清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对七十一回本进行一些分析和评论，是必要的。

    金圣叹这个被明末农民起义的汹涌怒潮吓破了胆的反动文人，对农民革命怀着刻骨仇恨。在他看来，对敢于造反的“强盗”，只能“剿”，不能“抚”。他不赞成怀柔招安这一手反革命策略，认为如若“招安”就会“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在伪造的“惊噩梦”一节故事中，他借嵇叔夜之口说：“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治天下？”又在批语中，对这句话自吹自擂地说：“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于是将宋江等一百○八人在“堂下草里，一齐处斩”。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这些自白，活现出他那刽子手的凶狠面目。金圣叹删改《水浒》的立场是反动的。解放后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在整理过程中，由于看不清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的主要倾向，也删去二十多回，使读者看不到全貌。其原因，从当时关于《水浒》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评论，违背了鲁迅关于《水浒》“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的正确论断，把《水浒》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把宋江美化成农民起义的“英雄领袖”；认为《水浒》后半部写受招安、平方腊，是“非常泄气”，有损“英雄形象”；认为前七十一回已经包括了全书的“精华和主要部分”。这种观点同样反映在出版工作上，于是新版本也就删去后几十回，以致失去“原作者诚实之处”。

    七十一回本出版后，曾经受到不少赞扬。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被金本改坏的地方又根据别的本子改回原状”。对这种说法，需要作一些剖析。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水浒》的主要倾向，是通过对投降派典型宋江的塑造，来歌颂投降主义路线。七十一回本经过整理，使原作歌颂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这个主要倾向模糊起来了。把七十一回本和金本以及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这方面的情况。

    《水浒》作者为了适应封建统治阶级怀柔政策的需要，宣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在全书的结构上是煞费苦心的。在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里面，当洪太尉看到镇魔殿那块碑碣上刻有“遇洪而开”四个大字之后，作者紧接着写了“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岂不是天数”这样几句话。作者在全书开端写下这几句话，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而是要借以点明全书的主题思想。他正是用反动天命论的宿命观点，预示宋江这些天上星宿下凡之后，虽然要“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地折腾一番，到头来他们还要变成宋王朝的“忠良”，变成皇帝镇压别的“强盗”的工具。所谓“必显忠良”，就是宋江等人走受招安的投降道路，是天命注定的。对这几句颇为重要的话，七十一回本仍然依照金本把它删去，这就把作者在开端定下的全书主题思想，变得含糊不清了。

    宋江这个顽固的地主分子，他在同地主阶级当权派高俅一派的矛盾尖锐爆发，几乎被砍掉脑袋的情况下，不得不投靠梁山起义军，并且混进领导集团坐上第二把交椅。在《水浒》第四十二回，宋江刚一上山，作者就安排了一个遇九天玄女的场面。作者通过九天玄女的“法旨”、“天言”，点出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纲领和策略，对全书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主题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纲领，就是九天玄女“法旨”中所说的“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接着这段“法旨”之后，九天玄女又授与宋江四句“天言”，就是：“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这些似乎玄妙莫测的话，如果同《水浒》后半部宋江那些投降活动联系起来看，就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以后遇到在朝廷中主张招安的宿太尉，便是“重重喜”，千万不要放弃这个能向皇帝表达“归顺之忱”的好门路；即使遇到梁山起义军的宿敌高俅，也不是凶事，也要向他摇尾乞怜，跪求招安；接受招安之后，就应该为朝廷卖命，去镇压在睦州起义的方腊，为赵宋王朝建立“奇功”。九天玄女在授这四句“天言”的时候，还告诉宋江，你这样干，他日就能“功成果满”，得到“上卿”这样的高官厚禄。七十一回本按照金本把这一回九天玄女所说的“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以及四句“天言”一并删掉了。删掉了这些，实际上只能起到掩盖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作用。

    七十一回本在最后一回里，删去了金圣叹伪造的反动的“惊噩梦”，以“排座次”作全书的结束。这一回有三处重要的改动。

    第一，《水浒》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第七十一回，在排座次之后，都有一篇“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四六词，金圣叹删改《水浒》时，全部删去了。这篇四六词，在百回本中是“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休言哨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百二十回本则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富豪将吏……猎户渔人……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唯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后面这首词，宣扬了阶级调和的反动思想，还含有攻击晁盖，吹捧宋江的意思，并且暗示宋江“把寨为头”，是为了要“瞻依廊庙”，归顺朝廷。七十一回本采用了后面那首词的全文，但却把最后一句“早愿瞻依廊庙”去掉，从前面那首词挖来“真可图王霸业”补上。宋江“把寨为头”、“瞻依廊庙”，正是他权居水泊，等待招安，“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的写照。把“瞻依廊庙”去掉，换上“图王霸业”的造反标签，岂不是往叛徒宋江的脸上贴金！

    第二，原作在上引四六词之后，还有宋江的一篇“誓词”。其中有“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这样几句话。金本改写了“誓词”，七十一回本又把它“改回原状”，把“替天行道”当作“农民革命”的口号保存了下来。

    第三，金圣叹截去《水浒》的后小半部，包括七十一回后面的“菊花之会”，以伪造的“惊噩梦”结束全书，正如鲁迅所说：他“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七十一回本既然删掉金本的“惊噩梦”，按理说就应该恢复“菊花之会”，才算“改回原状”。《水浒》为了赞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往往用嘲弄的口吻丑化反对招安的李逵，用他的失败来衬托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但是，从这些经过作者歪曲描写的情节中，仍可以使我们看到梁山起义军中存在着投降和反投降两条路线斗争的痕迹。“菊花之会”正是这样一个重要情节。七十一回本删去了菊花会这个重要情节，实际上起着美化宋江、掩盖梁山起义军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作用。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不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整理《水浒》，就看不清楚它的主要倾向，就会把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当作所谓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作品。

    其实，“断尾巴蜻蜓”尽管经过修补，它还是“断尾巴蜻蜓”。《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书，经过“修订”，并不能成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水浒》作者以颂扬的笔调鼓吹宋江那条投降主义路线；表现他那种千方百计架空晁盖，篡夺领导权的政治野心；赞赏他那在晁盖死后迫不及待地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篡改梁山起义路线的反革命手法；美化他那口念“招安”经，整天哼着“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叛徒嘴脸……这一切终究是无法完全删改的。

    当前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组成部分。为了深入学习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增强识别投降派的能力，除了出版《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同时还出版七十一回本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个“断尾巴蜻蜓”为什么它是不真实的。人们就能够通过比较、鉴别，从中引出经验教训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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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绘画

    薄松;史纶　(1975.10.29)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一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宣扬投降主义。《水浒》着力颂扬的主要人物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孔孟之徒。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个出卖农民革命，充当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这部《水浒》，这个宋江，适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因此，不少封建御用文人不但深为赞赏《水浒》，而且在它成书前后，运用了各种艺术形式，广为宣传。具有鲜明可视形象的绘画艺术，也成为他们经常用来宣扬《水浒》投降主义的形式之一。

    早在南宋时，宋江的故事还处于街谈巷语的阶段，宫廷画家李嵩就把宋江搬上画卷。可见封建统治者对这个理想中的奴才形象已开始注意和欣赏了。其后，在宋末，则有士大夫画家龚开创作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把宋江列为首位，深“壮其人”，十分称赞他“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即不反天子，忠心于朝廷的奴才嘴脸。元代封建文人陆友仁写诗吹捧龚开的《画赞》，特别点明宋江受招安，“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因而“楚龚好古在画赞，不敢区区逢圣公。”诗中所否定的圣公，即坚持反抗赵宋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可见封建文人之赞宋江，赞的是宋江接受招安，瓦解农民起义队伍，并把农民起义队伍变为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

    明代《水浒》成书不久，在许多王公大臣、文人学士中响起了一片喝采声。有人甚至“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瓦解农民起义，官僚士大夫更是对《水浒》竞相翻刻增补，绘图题咏。他们认为，《水浒》附以插图，可以收到“使观者感奋悲思，神情如对”的效果，因而带有绘图绣像的版本便纷至沓来。嘉靖时都察院和武定侯郭勋所刻的《水浒》是否附图，已无法见到。万历以后出版的带插图《水浒》却流传甚多。比较突出的有：称为“全相”的《水浒志传评林》（福建建阳双峰堂本，刻于万历二十二年），附图千余幅；《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的插图，以“别出心裁，不依旧样”自我标榜（万历年间袁无涯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拥有插图二百幅，精雕细刻，工致巧密（杭州容与堂本，刻于万历三十年左右）；《英雄谱本水浒传》（崇祯年间雄飞馆本），还在插图对页配上官僚文人张瑞图、倪元璐等的题赞，自称“回各有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有论，搜翰苑之大乘”。画家陈洪绶的《水浒叶子》也被作为书前绣像一直在清代刻本中辗转传摹。真是花样翻新，眩人眼目，把《水浒》愈捧愈高。

    《水浒》绘画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流传的同时，封建统治阶级还加紧利用其他美术形式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投降有功，造反有罪”的反动宣传。从明中叶起，《水浒》人物大量被绘制在叶子（纸牌）和酒牌上，作为行令斗牌的游戏。更有甚者，还滥修宋江庙和塑像，把宋江神化，借“天命观”来麻醉人民。明末清初以后，《水浒》人物故事泛滥到各种美术形式之中，如在灯笼画、屏风画，建筑上的砖木雕刻，陈设玩赏的泥人面塑，以及大量流传于民间的年画中都有所表现。特别是《忠义堂》的年画，从北方天津杨柳青到南方苏州桃花坞，从木版到近代的石印胶版印刷，一直大量发行，其恶劣影响不亚于小说、戏曲、民间说唱。总之，宋江这个投降派和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这就是《水浒》题材的美术作品在封建社会末期大量流行的主要原因。

    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前述《水浒》绘画的主要倾向，也和小说《水浒》一样，充满了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污蔑和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美化。这些美术作品还把小说中的反动思想加以突出和形象化，特别露骨地宣扬了投降主义，成为《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绝妙图解。

    明清《水浒》插图和年画，尽管形式繁多，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美化。宋徽宗本来是一个极端昏庸无能、奢侈贪婪的封建皇帝，却把他画得风神清朗，非同凡响，以示“至圣至明”。宋江本来是“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却被画成气势轩昂，仪表出群。这个惯施阴谋的两面派，无耻的封建奴才，竟被画成一个道貌岸然的英雄豪杰的形象。试看插图菊花会上的宋江，高踞于忠义堂的中央，挥笔潇洒，把宣扬“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可耻行径，画得襟怀高雅，志趣不凡。而富有造反精神的李逵等，却被处理在偏席，画成只知道大吃大嚼的粗莽汉，肆意丑化，以反衬投降派宋江的“风雅”、“高大”（见《全传》插图）。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是标榜“忠义双全”的宋江反动面貌的又一次暴露。插图中或画杀掉宋朝官吏的原起义军小卒跪地而诉（见《全传》插图），或画小卒在酒食杯樽之前悬梁自尽（容与堂本插图），但都突出了宋江的哭，仿佛小卒的反抗是自寻死路，而残杀革命力量以效忠王朝的宋江却是“义重情深”，“宽厚仁慈”，这样就用一把鳄鱼眼泪掩盖了刽子手的凶恶面目。但是，尽管封建文人画家极力美化宋江，却也不打自招地暴露出宋江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面目。从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到清代各版本的绣像中的宋江，无一不是幞头公服穿袍束带的装扮。此外，各种版本插图所绘宋江投降后，在“大宋”旗帜下戎装带甲，或在宫殿中捧笏穿紫的形象，不也从反面提供了一个奴才的身影吗？

    贯穿于这些美术作品的反动思想的核心，就是鼓吹招安。因此，凡是有关招安的场面，必定不惜笔墨，尽情描绘，竭力歌颂。宋江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一个转折点，是宋江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关键。年画对忠义堂却大肆加以渲染，用宏大场面把忠义堂匾下的宋江、卢俊义画成“杰出领袖”，而两厢占有重要位置的则是降将关胜、董平、索超、呼延灼之流，既歌颂了“替天行道”的反动政治纲领，又肯定了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宋江接受招安后，出卖了梁山根据地，对革命农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插图“分金大买市”中，却把对革命成果的大拍卖画成一片欢乐升平的景象（见《全传》及容与堂本插图）。插图还特别颂扬宋江受招安的荣耀，把投降变质的队伍装点成耀武扬威地接受宋徽宗的检阅，在华丽的文德殿上享受御宴的“宠遇”。这些无非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条反革命逻辑：“投降乃是正果”，即所谓“义士今欣遇主，皇家今欣得人”，宋江用“山东烟水寨”换得了“凤城春色”。最后一幅插图“徽宗梦游梁山伯”，画忠义堂前宋江等如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宋徽宗（见《全传》及容与堂本插图），集中地宣扬了忠君思想，鼓吹只要投降受招安，忠于反动主子，生前可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死后也能成神得道，青史留名。这不分明是一剂瓦解人民斗争意志的麻醉药吗？

    为了美化宋江和颂扬投降主义路线，《水浒》插图还借助反动的“天命观”赋予叛徒以神圣的光彩，不惜花费相当的篇幅突出原著中的荒诞迷信情节，借神仙鬼怪来愚弄欺骗人民。那些表现宋江受九天玄女赐仙酒天书的场面，真可谓隆重（见容与堂本），宋江游仙境的构图又何其奇丽。这不过是为了使宋江“替天行道，辅国安民”的反动纲领神圣化、合理化。插图还画宋江镇压农民起义中有神显灵相助的场面，打方腊又有乌龙神庇护，真是“忠心一点鬼神知”。容与堂本还在最后画了人们在宋江庙前焚香下跪。这不是明明把叛徒当成救世主来赞扬吗？

    既然要讴歌投降，就必然要丑化和歪曲不愿意投降的人。《水浒》插图毫不例外地对坚持造反的起义将领极尽丑化之能事。如容与堂本，把出身贫苦，敢于造反的阮氏兄弟等都画得凶眉恶目，耳边生毛；把富于造反精神的李逵描绘成傻大黑粗、卤莽可笑的形象。他们在画中都只是作为投降派人物的反衬而已。

    既然要歌颂投降，就必然要宣扬造反有罪。《水浒》绘画中，把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画成邪魔歪道。宋江打方腊，即便按小说的描述，也多次损兵折将，而插图却专突出他的“胜利”。画张顺战死后“魂戮方天定”，宣扬宋江手下的将领，即便阵亡，也要显魂镇压人民革命，并把这种反动荒诞的虚构情节画成“悲壮”图景。在征田虎、王庆的情节中，还特别画反动势力对革命者剖腹处死，坐囚车、骑木驴，甚至把千刀万剐的恐怖场面都一一具体描绘（见《评林》及《全传》插图），充分暴露了插图作者对农民革命的极端仇视的反动立场。

    插图中所贩卖的反动货色不胜枚举。它根本不是什么歌颂革命人民的绘画，而是《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反面教材的忠实图解。

    从解放以后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关于评论《水浒》题材绘画的文章，由于对《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因而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论述。如认为它们“创造了梁山伯革命领袖宋江的形象”，“歌颂了中古时期进行革命的人民，鼓舞着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意志。”等等，这些错误观点必须予以澄清。

    揭露《水浒》题材绘画中宣扬投降主义，歌颂投降派的实质，决不只是对几幅画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坚持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们要在《水浒》的评论中，认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香花与毒草的能力，用实际行动在美术领域中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画笔揭露一切投降派的嘴脸，画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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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写元宵节的险恶用心

    裴义红　(1975.10.29)

    （解放军某部　裴义红）

    《水浒》中，作者精心安排了两个元宵节。第一个是三十三回里描写的清风寨镇上的元宵节：“只见家家门前，搭起灯棚，悬挂花灯”，“市镇上，诸行百艺都有”，好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第二个是七十二回里描写的京师的元宵节：城外人家，“家家热闹，户户喧哗，都安排庆赏元宵，各作贺太平风景”；城里也是“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请看，在作者的笔下，北宋封建王朝，从乡间小镇到首府东京，是一片繁华富足、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老百姓都在兴高采烈地欢唱丰收曲、太平词，贵族、平民都没有什么区别，大家一起共同欢庆元宵佳节，真象一个“世外桃源”。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歌谣形象地揭示了北宋时期受压迫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当时，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钱去悬灯贺节？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他们纷纷揭竿而起，各地先后爆发多次农民起义，这才是北宋末年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水浒》的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有意掩盖封建国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美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告诉人们：“皇上至圣至明”，封建制度“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造反是“迷天大罪”。从而妄图使劳动人民俯首帖耳地听任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不起来反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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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在农村的群众性文艺评论——黑龙江安达县文化公社奶牛场大队一队的调查中共安达县委宣传部;安达县革委

    安达县文化公社奶牛场大队一队是个三十七户人家、二百一十四口人的生产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这里说黑书、唱黑戏，曾经泛滥一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队里的贫下中农耳闻目睹文艺战线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实和封、资、修文艺对人们的毒害，认识到必须开展革命的文艺活动，用革命文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书评领导小组，建立了一支文艺评论骨干队伍。现在，这个队的文艺评论骨干发展到三十人。参加评论的有队干部、老贫农、青年、妇女和儿童，有识字的，也有不识字的。有孩子拖累的黄秀芝，过去别说参加文艺评论，就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也有困难。后来，她爱人给她念小说《艳阳天》，这一下可把她吸引住了，和焦二菊比，她觉得自己差得远了。从此以后，她积极参加队里劳动，并热情地参加书评活动。几年来，这个队以新书介绍的形式向社员们推荐的中、长篇小说有四十五部，在队里书评专栏上发表专题评论的就有十六部。现在人们初步养成了“看完就评，听完就议”的好习惯。“学马列掌握武器铲锄毒草”，“搞评论发动群众浇灌香花”——张贴在书评专栏两边的这副对联，是奶牛场一队干部和社员运用革命理论指导文艺评论的生动写照。

    现在，奶牛场一队的社员群众下地劳动时，总有人背上书包，里面装着小说、诗歌、“小人书”等，歇息时一人一本，边看边议。在队里，人们经常看到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在一起，听人作新书辅导，有时是儿童书评专场，甚至家庭、院落也经常三、五个人坐在一起评书。这个队还举办了一个“小说连续节目”，每到晚上，下了工的社员、年过半百的老人、怀抱孩子的妇女，连一些学龄前的儿童也都来了，把政治夜校挤得满满登登。每次听完小说，他们就开展评论。社员们高兴地说：“这个法子真好，学谁恨谁看得清，香花毒草辨得明，一本书变成了百本书。”

    文艺评论开拓了人们的眼界。由评论现代文学，发展到评论古典文学。评论古典小说《红楼梦》时，队里由九名骨干组成了评红小组，他们中少的看了一遍，多的看了五遍，紧密配合阶级斗争的实际，写出了三十二篇评论文章。以后，又由评论中国作品扩大到评论世界文学作品。现在他们除了评书，还搞起了戏评、影评、画评。他们还评论本队业余作者写的文艺作品。文艺评论推动了本队的业余文艺创作活动。

    《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以后，奶牛场一队的干部和群众积极地投入评论《水浒》的斗争，他们笔写、口议，用黑板报、广播等多种形式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揭露这本书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从而认清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

    奶牛场一队群众性的文艺评论活动之所以能开展起来，坚持下去，关键在于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一队的干部和社员理解到，不掌握文艺批评的武器，香花毒草就分辨不清，革命文化就不能很好地为贫下中农所利用。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把文艺评论掌握在贫下中农的手中，使它成为荡涤封、资、修旧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力武器。一队的文艺评论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每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都起到了“枪”和“炮”的作用。批林批孔运动中，干部、社员对浸透孔孟之道毒汁的一些坏书、坏戏、坏故事展开了深入的批判，戳穿了一伙利用旧文艺宣传孔孟之道，腐蚀、毒害人们的灵魂，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险恶目的。他们认真学习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论述，热情地评论了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中、长篇小说《红雨》、《征途》等，狠批诬蔑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滔天罪行。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中，他们又运用革命理论，专题剖析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张金发和谷新民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形象，进一步加深了对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理解。

    在奶牛场一队，文艺评论和思想评论是密切结合着进行的。前年秋天，这个队有个干部主张把剩余的谷草高价出卖。听到这个消息后，社员们立即贴出了一张《大车往哪赶》的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前，文艺评论骨干给大家讲评了《艳阳天》中萧长春拦车的故事，群众听了都点头称赞，那位干部对照萧长春的英雄事迹，认识到自己做错了，放弃了原来的打算。麦子丰收了，针对个别社员不愿把好麦子卖给国家的思想，队里就组织对现代革命京剧《龙江颂》的评论。通过评论，社员们纷纷表示，人家龙江大队保九万，舍三千，受了那么大水灾，秋后还给国家交好粮，咱那能尽拨拉自己的小算盘。过后，他们把留下的上等余粮卖给了国家。社员们常说：咱们开展文艺评论，要评论书中人，联系队里事，让文艺评论成为咱们进行两条道路斗争、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好助手。

    群众性文艺评论活动的开展，使一队干部、社员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更加热爱，他们自觉地以英雄人物为榜样，学英雄，把文艺评论变成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现在，全队干部、社员每人面前都有一面镜子，党员和干部学江水英、萧长春，共青团员学阿莲、周丽萍，民兵学李海霞，妇女学焦二菊，饲养员学马老四，车把式学张万山，连孩子们心里都装着小英雄潘冬子。在革命文艺作品中塑造的英雄形象鼓舞下，人们努力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前还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的“老爷子”队，已经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集体，老队长还当选为省劳动模范。不论是粮食征购，还是交售生猪、鲜蛋等工作，这个队样样都走在前边。每当谈起这些变化，人们总是感慨万千，一些老贫农想起文化大革命前这里封、资、修旧文化泛滥，一些人的心思归拢不到社会主义大道上来，曾很担心，现在心里踏实多了。他们说，早就教导我们：“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我们要永远记住的教导，时刻运用革命文艺占领社会主义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安达县委宣传部

    安达县革委会文化科

    绥化地区文化局

    联合调查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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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评论《水浒》 深入学习理论

    池恒　(1975.11.04)

    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里，既向我们提出了学习的深度——“要搞清楚”，又提出了学习的广度——“要使全国知道”。经过这一时期的学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促进了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收效是很大的。但是，按照提出的要求来衡量，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给理论学习以新的推动。我们要结合评论《水浒》，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坚持下去。

    半年多来学习运动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具有动员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强大威力；学好理论，端正路线，是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根本保证。无论那个地方，那条战线，要发展大好形势，夺取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都要把学习理论作为关系路线、关系全局的大事，继续抓好。当前，在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正在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我们要引导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取得更大的胜利，也必须抓好理论学习，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武器，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以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学大寨是这样，其他工作也不例外。越是工作忙、任务重，越是困难多、阻力大，越需要抓好学习，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强大威力。

    目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内容。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使人民都知道”同“要使全国知道”一样，都是要求我们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进行教育。历来重视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的作用，在正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开展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评论，可以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照中，更深刻地认识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的重要性。通过评论《水浒》，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看一看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如何破坏革命斗争、瓦解起义队伍、葬送革命事业，总结一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种种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很有教益。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有，现代有，今后还会有，这对革命事业是最危险的东西。、这些修正主义者，就是现代的投降派。他们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的。评论《水浒》，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从而在今后的斗争中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长期以来，在对《水浒》的评论中有不少错误观点，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划不清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界限，甚至为投降主义路线作辩护。《水浒》评论中这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占领阵地，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任务还需要继续落实。《水浒》所宣扬、歌颂的，是孔孟之道；宋江搞投降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孔孟之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弄清楚它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澄清种种错误观点，这不仅有利于在文学方面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而且有利于在哲学、历史、教育以至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某些从旧时代流传下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所以，评论《水浒》，同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一致的，应该恰当地结合起来。掌握好理论武器，才能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水浒》所颂扬的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及其指导思想孔孟之道；而通过评论《水浒》，又会推动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入。许多地方对学理论与评《水浒》，统一部署，统一安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分析《水浒》，通过分析和批判又深刻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提倡的。

    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引向深入，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前一段认真看书学习、密切联系实际、学习和应用相结合等行之有效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和领导。

    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下功夫。就是说，不仅要认真学习革命导师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有关著作，全面地领会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精神实质，而且要根据现实斗争中迫切需要弄清楚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有系统地读一些书，以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更好地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提高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要注意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便在各方面的工作中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抵制修正主义，贯彻执行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

    继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坚持学习和应用相结合，是把理论学习引向深入的关键。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联系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各条战线、每个基层。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离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离开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就会脱离我国革命最基本的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根本不可能把学习搞好。实际斗争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正确回答。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广大课堂。许多地方学习搞得生动、扎实，效果较好，就是把学习同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际斗争，又在实际斗争中学习理论。这样，既推动了工作的发展，又促进了学习的深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是一项重要任务。有些地方把学习理论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结合起来，同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历来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需要加以总结。

    自满情绪和松劲情绪是深入学习的障碍，要不断克服。要经常分析学习运动的发展形势，定期总结交流经验，抓好典型，推动全般。对那些长期比较落后的地区和单位，要大力帮助，积极促进，使其尽快赶上来。要继续办好读书班。要加强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设，不但要用，而且要帮，即从政治思想上、理论水平上、工作作风上帮助和培养这支队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发挥他们在群众学习中的骨干作用。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深入下去，坚持下去，必将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向着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大踏步前进。（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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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中人物“诨名”简析

    照民　(1975.11.05)

    《水浒》中一百单八将都有诨名。诨名，或称绰号、外号，是根据各人某个方面，或外貌、或性格、或才能、或思想的突出特征而命名的。但是，形式是服从内容的，是为内容服务的。《水浒》中的诨名，是作者用来为他所宣扬的思想内容服务的。

    《水浒》作者为他的理想人物宋江，精雕细刻了三个诨名：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呼保义有两个含义：一是“保义郎”，这是宋代武官中一个小官的官职名称。为什么不选大官而选个小官呢？这样“不假称王，而呼保义”，是要表明，严格遵循封建等级、秩序，决不敢反对皇帝，图谋不轨的意思。另一个含义是“呼群保义”。就是拉上一帮人，去保卫封建秩序。《水浒》中说：“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他日好“瞻依廊庙”，尽忠皇朝。元人杂剧就有“安邦立国称保义，替天行道显忠良”的赞歌。宋江的另一个诨名叫及时雨。把他比做是天上下的及时雨，上应“星魁”的“超人”。再一个是孝义黑三郎。因为他“大孝”，“重义”。可见，这三个诨名突出地反映了《水浒》作者所赋予宋江的“忠”、“孝”、“义”等封建的思想道德。这些封建的思想道德，正是他搞投降主义的思想根子。所以，借诨名的艺术形式，用来为投降主义的思想内容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宋江的股肱、大地主卢俊义的诨名叫玉麒麟。麒麟，被封建统治阶级封为具有仁义道德的“仁兽”，所谓“圣人出，王道行”则麒麟现。孔丘著的《春秋》就叫“麟经”。汉皇朝专门陈列忠臣画像的殿阁就叫“麒麟阁”。皇帝陵墓前就有石兽麒麟。卢俊义是个“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大地主，和他的诨号的含义完全一致，真是名如其人。还有，以忠心保卫皇朝，镇压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三处农民起义出名的，就叫镇三山黄信。借三国时代忠心为主、“义重如山”的大将关羽为名号的就有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借关羽儿子关索为名号的就叫病关索杨雄。足见作者的意图正是借关羽以宣扬忠义，鼓吹为封建皇朝效忠。

    另一方面，作者对那些出身下层，不愿意投降的人们，就满怀仇恨，大加丑化。李逵，叫黑旋风。风，有好坏之分。旋风，从来就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邪风、恶风、鬼风，李逵最敢造反，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对地主阶级有如凌厉的旋风。再加上一个“黑”字，就成了要“撼地摇天”的恶煞风了。因此，作者便把他的造反精神诬蔑为野性不改，惹事生非，莽撞、愚蠢，极尽了诋毁、丑化之能事。阮小二，被作者写成形象似“鬼”，就叫立地太岁，是个凶星。阮小五被写成象个“瘟使者”，就叫短命二郎。阮小七被写成象个“五道神”，就叫活阎罗，是个地狱鬼头。孙二娘长得粗壮，就被称为母夜叉，是个恶鬼。顾大嫂惯爱舞枪弄棒，剽悍不驯，就被称为母大虫。解珍、解宝就被贬为蛇、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物都是出身于农民、渔民、猎户、小工、小商贩等劳动人民，他们未读诗书，不懂经史，没有封建的道德教养，作者就要恶意丑化。

    可见，作者给他的人物所取的诨名，紧紧围绕着《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取人的标准，是地主阶级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他就取好名，取美名，唱赞歌，封官授爵，青史留名。反之，就取坏名，取恶名，念咒经，或置之死地。

    《水浒》作者在诨名上对梁山泊头领的褒贬、抑扬，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他的地主阶级的顽固立场和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创作意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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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

    李希凡　(1975.11.05)

    伟大领袖在关于《水浒》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水浒》这一反面教材美化投降派宋江，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实质。＊＊＊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主要是通过对“忠义”的标榜，以“忠义”为中心思想来表现的。本来，“起义”和“忠义”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绝不容许混淆；但《水浒》的作者在熔铸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却妄图把这两者调和起来，合二而一。《水浒》而冠以“忠义”（《忠义水浒传》），或径直题名为《忠义传》（注），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作者歌颂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

    “起义”，在梁山起义军的习惯用语里，常常被称为“聚义”。如“公孙胜应七星聚义”、“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三山聚义打青州”等等。可以看出，在这里“聚义”和“起义”是同义语。聚众起事，聚众造反，都谓之“聚义”。当然这个“义”字，有时还包含有“江湖义气”的意思，它是农民起义军在与地主阶级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道德观念，与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义”是有不同的阶级内容的。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忠义”，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是封建伦理教条的最高准则。“忠”即“忠君”，就是忠于封建皇帝；“义”，按照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的解释，叫做“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在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封建宗法思想中，“忠”居于核心地位，孝、节、义等，都只能是附属于忠，服务于忠的。因而，孟轲在讲到“忠”与“义”的关系时，又特别强调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同上）；“无礼义，则上下乱。”（《尽心》下）意思是说，不讲“义”（即不走“正路”）的人不可能敬重他的君主，没有“礼义”，上下尊卑，统治秩序就乱了套。很清楚，孟轲所鼓吹的“义”完全是为“忠君”服务的，就是要求被压迫阶级走服从反动统治阶级统治的“正路”，乖乖地做奴才，一生一世也不反抗，以防止反动统治秩序的混乱。我们了解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忠义”的内容，也就搞清楚了《水浒》作者们创作《水浒》而标榜“忠义”的企图。有些封建文人替《水浒》唱赞歌，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由此可见，《水浒》是一部宣扬地主阶级“忠义”观念的小说，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尖锐对立调和起来，使农民起义军逐步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走上奴才主义的受招安的“正路”。

    在《水浒》里，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压迫、封建剥削的斗争，仅仅被描绘成“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斗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就这样被所谓“忠”和“奸”的矛盾取代了。于是，以“忠义”为中心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忠于皇帝的思想，就贯穿了《水浒》的全部情节，成为作者大肆渲染的内容。

    被置于《水浒》长篇结构开端的，是高俅发迹的小故事。从高俅的简史中引出了王进由于高俅的迫害而夜走延安府，林冲由于高俅的迫害而发配充军，杨志由于高俅的斥退而流落犯罪。其后，贯穿全书的是高俅和蔡京、童贯等狼狈为奸，作为“忠义”水浒的对立面而展开活动，给人们留下“高俅佞虽堪恨”的印象。

    反动文人金圣叹在他腰斩了的七十一回本《水浒》第一回的批语中，对作者的结构意图作了这样的概括：“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测也，作者之所以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所谓“乱自下生”，即农民因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竿而起，聚义造反，那里埋葬封建王朝的人民革命的海洋，当然是深“不可测”，“作者之所必避”的。所谓“乱自上作”，只不过是“奸臣当道，蒙蔽圣聪”而已，那总是会有“云开见日”的一天的。先写高俅，这就规定了矛盾的性质：不是宋徽宗王朝的腐朽统治，不是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广大农民的聚义造反，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只是“蔡京、高俅、童贯、杨戬等四个贼臣坏家、坏民、坏国”，引起怀有“忠义”思想的人的不满。因此，水浒起义军的被“逼上梁山”，也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

    《水浒》一开端就充塞着这种忠奸矛盾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教，大力宣扬封建主义的“忠义”观念。

    林冲火并王伦，这本来是义军内部的路线之争，作者却偏偏要林冲在拥戴晁盖时，说一番所谓“明大义”的话：“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匈首恶？今有晁史仗义疏才，智勇足备……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这不分明是把火并王伦也写成是为了将来整顿朝纲、剪除贼臣、清君侧的需要吗？这不分明是把晁盖等人自劫“生辰纲”以来的造反行动纳入了忠君勤王的封建主义轨道了吗？还应该注意的是，在这里，作者已经把“义气为重”隶属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大道理”之下了。

    《水浒》中的三阮，是最具有反抗性的人物，他们在劫生辰纲以前，早就羡慕梁山起义军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反抗生活了，在石碣村对抗官军的战斗中，更是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而且后来还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作过斗争，不失起义英雄的本色。但就是这样的人物，作者也从一开头就让他唱出了“酷吏贪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句子，把他们的造反行动同样纳入了作者所大力宣扬的“忠义”观念的框框。

    “忠为君王恨贼臣”的下联是“义连兄弟且藏身”。通俗的解释，就是为了“哥们义气”，或者说以“义气为重”，暂且藏身于水泊之中，等待时机，把义军引上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道路，以实现忠君报国的最终目的。这是孟轲所倡导的“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的“人之正路”的不折不扣的翻版。林冲拥戴晁盖时的那一番话，已经道出了这种意图。甚至连武松被逼上二龙山落草时，作者也让他说出了“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这样的话。至于那些被宋江网罗上山的被俘的朝廷将吏们，就更是这种“忠义”观念的传声筒了。

    过去在分析《水浒》宣扬的“忠义”观念时，包括我在内，大都是认为这是两个对立的理想范畴和道德观念，“忠”是封建的糟粕，而“义”却包含着反抗的内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农民义军的斗争理想。显然这是没有划清“聚义”和“忠义”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也没有认识到，《水浒》所宣扬的“义”，完全偷换了农民义军聚义造反的革命内容。忠于君王就不能忠于起义军，忠于起义军就不能忠于君王。因而，隶属于“忠”的“义”的观念，其内涵也只能与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相一致，相表里，而决不可能相对抗。《水浒》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忠义”观念强加给农民义军，这不过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的欺骗伎俩，妄图给被压迫农民套上一条“忠义”的锁链，以消除他们的反抗意识，让他们给地主阶级当顺民，这是《水浒》作者向封建统治者提供的一个非常毒辣和狡猾的思想策略。

    《水浒》所标榜和鼓吹的“忠义”观念，是这部书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忠义是投降的舆论准备，投降是忠义的必然归结。这就是《水浒》一书在明代中叶以后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背景里，不断被加工，反复宣扬的思想主题。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水浒》作者写了水泊梁山的起义、发展、受招安、打方腊直至灭亡的全过程。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斗争，在这里被歪曲成为洒尽鲜血保卫封建统治秩序、贯彻实践封建主义的“忠义”观念的颂歌。＊＊＊

    反面教材需要反面教员来现身说法。《水浒》作者不仅用“忠义”观念渲染了、贯穿了《水浒》的故事情节，更主要的是，他们还用这个“忠义”观念熔铸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人物——叛徒宋江的形象。

    指出：《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在水浒这支农民义军逼上梁山的反抗活动中，首先是晁盖揭竿而起，高举“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旗帜，为梁山起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与封建王朝相对抗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违背《水浒》所宣扬的“忠义”观念的。因此，作者明确地讲：“恐”晁盖“托胆称王”，而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叫他“及早”中箭“归天”，以便让宋江窃据梁山泊的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从而断送农民起义。

    宋江把“聚义”改为“忠义”，虽只一字之差，却是篡改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这也说明了宋江搞投降主义，打的就是“忠义”的招牌。

    宋江初上梁山，作者又在他的“忠义”招牌上罩上了一道“神圣”的光圈，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娘娘授天书”的情节。这位娘娘给宋江降的“法旨”是：“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这是作者的点睛之笔。“忠义”就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就是“忠义”，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水浒》作者极力称颂宋江是”忠义宋公明“，”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宋江自己也一再声称：以“忠义自守”，不可“坏了‘忠义’二字”。那末，在宋江一生的“行状”里，这“忠义”二字究竟表现为什么货色呢？

    《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很早就怀抱着政治野心，妄图“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象宋江这样一个人物，本来是和农民起义水火不相容的。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他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反上梁山，带信给他。他被晁盖的“直如此大弄”，吓得魂不附体。他之郁郁不得志，只不过是因为“郓城小吏”的低下地位，不能满足他往上爬的“凌云”之志——即“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杀阎婆惜，初看起来，好象与梁山有些牵涉，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全。封建官场站不住脚了，他只好流落江湖，后来被捕、刺配，尽管多次受到义军的援救，他还是认为参加起义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不忠不孝”，而拒绝上山入伙。浔阳楼题诗事件被揭发了，他也宁愿“把尿屎泼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诈作风魔”，梦想继续做屈辱的囚徒，而不肯做造反的“匪徒”。直到闹江州后，被人从刀口下救出来，才勉强口头上表示：要“死心塌地，与哥哥（指晁盖）同死同生”。

    然而，谁能相信这样一个满脑子“忠义”观念的封建奴才，会和农民起义军患难与共呢？这不过是宋江哄骗晁盖的谎话而已。

    《水浒》作者为宋江的上山安排如此之多的曲折，表面看来，仿佛是为了表现他的“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实际上还是为了突出渲染他的“忠义”观念，以便在他上山之后，立即竖起“替天行道”的白旗，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初看起来，在《水浒》的故事情节中，置于宋江对立面的，的确是“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反面人物高俅，所以反贪官，恨贼臣，成了宋江的口号。宋江不只一次地向那些被俘的朝廷将吏们诉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只是“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但是，宋江在这里所标榜的与贪官、贼臣的对立，却并不是他实践“忠义”观念的本质，因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所以当“忠义”者的宋江与“不忠义者”的水浒英雄在招安问题上产生尖锐矛盾时，他和高俅之流的利益就完全一致了。请看，梁山义军舍死忘生两赢童贯，杀得童贯“胆寒心碎，梦里也怕，大军三停折了二停”，宋江却因为“素有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把童贯放走。俘获高俅，这该是解决忠奸矛盾的最好时刻了，可是，宋江不仅没有“剿除”这个梁山泊的死对头、“滥官污吏”的代表人物，反而对他“纳头便拜”，口称“死罪”，甚至恬不知耻地向他乞求招安：“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这不仅彻底暴露了他的叛徒嘴脸，而且也彻底暴露了他与高俅原是一丘之貉。所谓“忠”与“奸”的矛盾只不过是一个幌子，钻进起义军内部，瓦解梁山起义队伍，才是问题的本质。

    “忠义”化身的宋江在《水浒》中的真实的对立面，是以晁盖为代表的坚持聚义造反的起义路线，是反招安、反投降的李逵等“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农民革命理想。宋江的忠君思想，充分说明了他的“替天行道”，就是替封建王朝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之道！宋江的“为主全忠仗义”，也就是给现实的主子宋徽宗充当鹰犬，极力在义军内部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的“义”，完全是为“忠”服务的。所谓“义连兄弟且藏身”，一语道破了宋江上梁山的真实意图。这一个“义”，既是使宋江打进义军内部得以“藏身”的思想武器，又是宋江把梁山义军引向投降失败的阴谋手段。第七十一回那篇“四六言语”里，作者有两句赞美宋江的话说得很清楚，叫做“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宋江这种“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的两面派行径，为孟轲所鼓吹的那个“人之正路”的“义”，做了忠实的注解。

    《水浒》作者借宋江来鼓吹“义”，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水浒》中，宋江一出场，就被渲染成“为人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济弱扶倾心慷慨”的“及时雨”；宋江也自诩对弟兄们“情分最重”，“自从上梁山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仿佛他真是农民义军中“呼群保义”的好汉。实际上，他搞的完全是以假乱真的骗人勾当。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中可以看出，其所谓“仗义疏财”无非是笼络人心的小恩小惠，处处只突出一个“钱”字——“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其所谓“专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不过是为了利用江湖上好汉。李逵、武松等，不就是因为受了他这种“义气相投”的蒙蔽，而大上其当吗？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就是说，利用“江湖义气”，啸聚梁山，只不过是宋江在特殊处境里效忠封建主子的一种策略。权居水泊，积聚资本，专等招安，瞻依廊庙，把梁山义军引向投降失败之路，才是他“呼群保义”的目的。他保的是“忠心不负朝廷”的“义”。他正是利用这个“义”来“禁治”梁山义军对朝廷的反抗——“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而且，只要有谁一旦干扰和破坏了他对封建主子的“效忠”，他就不仅会表演“陈桥驿滴泪斩小卒”的丑剧，还要使出亲手药死李逵以扑灭梁山反叛火种的毒辣手段。

    宋江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而是混进起义队伍的农民革命的叛徒。但是，宋江作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作为一个在古代农民起义中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具有认识意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如何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而修正主义就是投降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认真分析解剖《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和宋江这个反面教员，不仅有益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古典文学研究阵地，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我们对、这些投降派的辩别能力，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我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和宋江这个反面教员，长时间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九六○年以前，曾写过一些评论《水浒》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未能识别《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的本质，也没有认识到宋江和高俅之争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两派之争，因而，这些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与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形成错误的原因很多，主要的，还是自己世界观上的原因，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也没有区分清楚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则界限，以致未能抓住《水浒》的主要思想倾向。最近，关于《水浒》问题的光辉指示，对我是个极大的教育。我一定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指示精神，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深入世界观的改造，为在文化遗产阵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努力战斗。

    注：据上海最近新发现的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刊刻的《水浒》一书的残页，索性连“水浒”二字也抹掉了，径直题名为《京本忠义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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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农民起义和《水浒》的成书

    袁思　(1975.11.08)

    《水浒》是一部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水浒的故事，早在南宋的时候就广为流传了，宋末元初的《宣和遗事》已经有了水浒故事的梗概。《水浒》之所以到元末明初才成书，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水浒》这部书是元末的社会生活，即元末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元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及其社会基础，直接触犯了《水浒》作者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

    在这次起义中，农民起义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决心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渴望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他们用“杀尽不平”和“摧富益贫”等革命口号来号召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于是那些被统治阶级污蔑为“贱者”、“窭者”的贫苦农民“皆群起趋之”。他们到处打土豪、夺田地。“海内兵变，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一些封建文人视农民起义军为洪水猛兽，惶惶不可终日，象丧家之犬一样，过着“流离播徙”的生活。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封建文人，过去，往来于各大城市，过惯了寄生虫的生活。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寻欢作乐了，不得不“窜身岩石之下，屏迹田野之间。”可是，他们的心却时时思念着金陵（今江苏南京）、钱塘（今浙江杭州）等大都市，“每思金陵及钱塘，恍然如梦寐之所历，心虽系焉，而迹不可复至矣！”他们的处境狼狈，心情忧郁：“日日四山黄雾昏，时时战鼓响江村。愁看春色随流水，那得开怀对玉尊。”他们把仇恨集中在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红巾军身上，对红巾军进行了恶毒的咒骂：“磔红头，凿红骨，誓红不同生，灭红倒红窟。”他们把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希望寄托在“官军”身上，但这种希望却总是变成了泡影：“官军望断无消息，独立斜阳首重回。”

    施耐庵和罗贯中与那些仇视红巾军的封建文人的处境是一样的。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集中，元代一些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城市经济更活跃了，杂剧也更繁盛了。钱塘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中心。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曾在钱塘生活过一段时期，过着封建文人的寄生生活。一三五二年七月，彭莹玉率领南方红巾军占领钱塘，劳苦大众群起响应，元朝官吏及封建文人纷纷逃离，罗贯中从此流离奔波于各地，施耐庵也迁居兴化和淮安等地。施耐庵到兴化后，在答顾逖的诗中写道：“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兴化别名）好住家。愿辟草菜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施耐庵对农民造反所抱的敌对态度。“年荒世乱走天涯”，就是说，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逼得施耐庵一类封建文人走东奔西，颠沛流离。“李生黄瓜，民皆无家”这是元代所流行的一首童谣。“李生黄瓜”，当时被认为是农民造反的“预兆”。施耐庵笔下的“莫教李子结如瓜”，就是要人民老老实实地忍受封建统治，不要“犯上作乱”，不要起来造反。

    施耐庵和罗贯中与那些曾在金陵、钱塘等大都市生活过的极端仇视红巾军的封建文人，有着共同的情感和政治观点。施耐庵和罗贯中，正是以这种情感和观点来写《水浒》的。

    在元末农民起义队伍内部，存在着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元朝统治者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总是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农民起义军的，镇压不了就招安，招安不了就镇压。当造反的农民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立即派出反动军队前往残酷镇压，然而，起义的火焰却越扑越旺，于是，他们又换上一副“牧师”的面孔，用官和禄作为诱饵，使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或钻进农民队伍中的野心家、阴谋家接受招安。张士诚和方国珍就是元朝统治者为农民造反者树立的两个“化敌为奴”的“样板”。施耐庵和罗贯中对元朝统治者的这种“苦心”十分理解。“怀柔胜征伐”，“招抚是良谋”，这是作者对封建统治者采用寻找和扶植投降派，从内部攻破农民革命堡垒的反革命策略的赞扬。《水浒》正是为了迎合封建统治者反革命两手的需要而编撰成书的。这也是作者赞扬和歌颂农民革命的叛徒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污蔑和咒骂真正的农民革命领袖及其农民革命路线的根本原因。

    刘福通、彭莹玉是北方和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的领导下，红巾军始终坚持了农民革命的方向。刘福通和韩山童在发动起义的时候曾倡言“天下大乱”、“挑动黄河天下反”，指出“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一三五五年，刘福通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宋政权。一三五七年，在刘福通指挥下，部将毛贵挥师北上，毛贵在战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他们决心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反动统治。彭莹玉在发动南方红巾军起义后，很快就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天完政权，他领导起义群众“杀守令，据城邑”，颇有“天完”压“大元”之势。刘福通和彭莹玉虽然英勇牺牲了，但是他们的斗争精神是永不磨灭的，他们那种在敌人屠刀下不屈服，在敌人腐蚀拉拢面前不动摇的优秀品质，始终鼓舞着革命农民。而封建统治者对他们则恨之入骨，把他们视作“心腹大患”。《水浒》的作者对他们当然也是十分仇视的。

    张士诚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的叛徒。他本是泰州的一个盐贩，因为受了元朝军士的“窘辱”才起兵反元的。他起兵反元，并不是为了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获得解放。占领兴化后，元朝派高邮知府李齐前往招降，“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一副叛徒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了。但是，由于双方讨价还价没有成交，他又起兵反元。一三五七年，张士诚再次投降元朝，官封太尉。这伙叛徒长期盘踞苏州，生活上骄奢淫佚，“无不志在良田美宅”政治上推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因而完全堕落成为一伙新地主阶级分子。一三六三年，张士诚派遣军队围攻北方红巾军宋政权的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丧心病狂地屠杀了农民领袖刘福通，充当了元朝统治者可耻的帮凶。张士诚堕落为封建统治者的鹰犬，这是封建统治者十分赞赏和欢迎的，元朝统治者给他高官厚禄，甚至“有官资者多趋附之”，一些封建文人也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为张士诚所重用。兴化地区民间流传，施耐庵曾做过张士诚的幕僚。清人顾苓《塔影园集》记载，罗贯中也曾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丑恶表演，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胃口，也很符合施耐庵和罗贯中在《水浒》里所要塑造的投降派典型宋江的形象。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施耐庵和罗贯中把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中的水浒故事进行了精心的选择、摒弃和篡改，编撰了这部既是向封建统治者献策，又是向农民起义领袖“讽谏”的小说——《水浒》。他们全盘继承了水浒故事中的消极东西，蓄意地“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把昏庸无能、荒淫无耻的宋徽宗描绘成“至圣至明”的君主，对方腊等农民起义领袖极尽污蔑之能事，把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捧上了天。这一切，都是作者为加强当时封建统治服务的。对于方腊式的红巾军和宋江式的张士诚，《水浒》的作者爱憎是非常分明的：“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他们所赞赏的就是宋江这类封建统治者的奴才。“不爱黄金爱宋江”，确切地说，这是作者通过张叔夜的嘴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作者用宋江“官爵升迁”、“青史留名”的结局去腐蚀和毒害广大群众，妄图达到破革命人民“心中贼”的目的，欺骗当时和以后的革命农民放下武器，走宋江投降主义的道路，充当封建统治者的奴才。作者把自己的这种反动观点渗透在《水浒》这部文艺作品中，对广大群众起了更大的毒害作用。

    《水浒》成书后，明清统治阶级为了适应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曾对它作了一些修改和评点，尽管他们出于反革命的策略上的分歧，有这样和那样的修改和评点，但正如鲁迅所说：《水浒》在封建社会里是被“世人视若官书”的。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部书“惟以招安为心”，“足以开愚蒙而醒流俗”，所以他们常常把它拿来作为一把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的“软刀子”使用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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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理论 评《水浒》——梁山县开展评论《水浒》的初步体会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1975.11.09)

    编者按：在梁山脚下，评论《水浒》的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他们的一条主要经验，是摆正评《水浒》与学理论的位置，认真学习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使理论学习深入一步。评论《水浒》不抓不行，评论《水浒》时不学理论也不行。一定要把评论《水浒》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坚持下去。＊＊＊

    山东省梁山县，相传是当年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活动的中心地区。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梁山县委反复学习的指示，把评论《水浒》当作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了当前政治思想战线上反修防修的斗争。

    提高认识　摆正位置

    开始评论《水浒》的时候，有的领导干部感到既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又要评论《水浒》，内容上不好结合，时间上不好安排。有的人说：“学习理论任务重，评论《水浒》没有空”、“没看过，没啥批；文化低，没法批；生产忙，没空批”。还有的人说：“《水浒》说的是八百年前的事，离咱太远；评论它是文艺界的事，同咱贫下中农无关”。因为有这些模糊认识，所以，有的社队一度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割裂开来，先是没有把评论《水浒》放到议事日程上，后来抓了对《水浒》的评论，又把理论学习放松了。结果，理论学习深入不下去，评论《水浒》也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梁山县委和各级党委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主要是对评论《水浒》的重大深刻的意义认识不足，对评论《水浒》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关系没有搞清楚。于是，他们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复学习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弄清楚两者的关系，使大家认识到，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能够使理论学习更加深入。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是贯彻执行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最相信群众，凡是反修防修的大事，都要让人民群众知道。贫下中农一定要当评论《水浒》的主力军。他们还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刻阐述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反修防修、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武器。只有继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能搞好《水浒》评论，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评论《水浒》，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又能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推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因此，应当把学习理论和评论《水浒》结合起来。

    认识有了提高，行动就能自觉。戴庙公社党委开始没有把评论《水浒》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各个大队处于催一催，评一评，抓一抓，停一停的被动状态，“三秋”一忙就干脆挤掉了。后来，公社党委在评论《水浒》的活动开展较好的司里山大队开了经验交流会，请大队党支部介绍了如何把评论《水浒》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的经验。从此，各大队都把评论《水浒》的活动当作理论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领导力量和理论骨干统一使用，学习内容和时间统一安排。他们组织全社干部和群众反复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学习了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使评论《水浒》有了思想武器，评得深透。凡是理论学习与评论《水浒》结合得好的单位，理论学习就深入，群众的觉悟就提高得快。

    梁山县委的同志体会到，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只有领导提高认识，重视起来，才能评论起来；只有摆正位置，结合评论《水浒》，深入学习理论，才能坚持下去。

    抓住要害　深入批判

    一部《水浒》，篇幅浩繁，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自从它问世以后，《水浒》研究又众说纷纭，评论从那里着手呢？梁山县委在实践中体会到：打蛇要打七寸，评《水浒》要抓住要害。他们遵照关于“《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的指示，紧紧抓住《水浒》宣扬投降这个要害，从四个方面狠批投降主义：一是“《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揭露和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的政治纲领。二是“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揭露和批判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政治目的。三是“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认清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由他的阶级本性和政治立场决定的。四是“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揭露和批判投降派搞修正主义，必然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鹰犬，反过来镇压革命运动。

    抓住要害以后，梁山县采取了以下一些做法，深入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实质。

    专题批判，层层深入。拳铺公社拳铺大队社员在评论中抓住宋江投降这个要害，分六个专题：投机革命，混入梁山；占寨为头，修正路线；招降纳叛，网罗党羽；接受招安，叛卖义军；镇压方腊，充当鹰犬；终当奴才，死心塌地。一个一个专题进行宣讲辅导，一层一层地剥开了《水浒》中宋江的画皮。通过这样的批判，使群众认识到，宋江在上梁山前是农民起义的反对派，上梁山篡夺了起义军大权后是竭力鼓吹招安的投降派，招安后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派。

    注重社会调查，联系当地农民革命实际进行评论。梁山县各级领导注重社会调查，充分运用调查的材料来加深对投降派的批判。县委曾组织了四次大型的调查活动，分别深入七个公社的十三个重要大队，通过多种形式，反复调查了解《水浒》的流毒和影响，并收集有关梁山农民起义反皇帝、打朝廷、颂晁盖、赞李逵等民间传说和民谣等。在这些传说和民谣中，梁山人民的爱憎跟《水浒》作者的立场完全相反。有“威名四海震八方，为民除害托天王”、“杀富济贫夺皇纲，招兵买马推翻大宋”这样一些满腔激情颂扬晁盖等革命者的民间传说；有“宋江带兵打方腊，灭了梁山一盏灯”、“宋江高俅，两个狗头”这样一类愤怒痛斥宋江投降派的民谣。许多基层单位也组织理论辅导员、基干民兵、老贫农调查组，了解歌颂晁盖等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反对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民间故事、民谚等，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编成故事，用来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

    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投降主义。城关公社后集大队组织社员学习马列和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有关论述。批判《水浒》把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逼上梁山”、参加起义军的原因，写成是因为赌博输了钱，做生意折了本，或者是想做官，弄个“封妻荫子”，或者是为了报个人恩怨等反动观点。干部、社员认为，这种描写完全是从地主阶级的需要出发，歪曲和掩盖了农民起义深刻的阶级根源，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这个大队还运用梁山地区历代农民起义英勇斗争的史实，深刻批判了把投降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的谬论。他们说：阶级斗争的历史表明，正是奴隶阶级推翻奴录主阶级的斗争，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梁山县委由于紧紧抓住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这个要害进行评论和批判，使全县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既扎实，又深入，从十来岁的娃娃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宋江是个投降派，许多社员写诗作文批判投降派。小安山公社宋庄大队的六十五岁的老贫农王笃训，作了一道近百行的快板诗，评《水浒》，批宋江，受到群众的欢迎。（⑴⑷）

    总结历史经验　指导现实斗争

    梁山县委在评论《水浒》中还体会到，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为武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对于深入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推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都具有重大深刻的意义。因此，县委注意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把对《水浒》的评论同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同农业学大寨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从这部反面教材中总结历史经验，推动三大革命运动。

    梁山县委认为，继续落实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同评论《水浒》，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致的。大寨的根本经验是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武器评《水浒》，也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因此，他们组织全县干部和群众，联系现实的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提高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他们把古代投降派宋江和现代投降派、对照起来，批判古今投降派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共同特点。不少单位把宋江和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对照起来深入批判，认识到凡是投降派都是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搞分裂主义，在思想上搞唯心主义、孔孟之道，而且都是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的，从而提高了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的能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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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分贵贱”吗？

    陈义方　(1975.11.11)

    （解放军某部　陈义方）

    《水浒》的作者说：梁山上的人“不分贵贱”、“都一般儿哥弟称呼”。果真如此吗？

    宋江可以大骂李逵为“黑厮”，而对卢俊义则从来是毕恭毕敬，吹捧他为“贵人”的。一个“黑厮”，一个“贵人”，这正是《水浒》中所谓“不分贵贱”的最好注脚。“厮”，这是古代剥削阶级对为他们服杂役的下层人民的贱称，宋人对人轻慢的蔑称常常用此。卢俊义是吸尽人民膏血的大财主，养得“凛凛一躯”，宋江说他“有贵人之相”，这是出自对地主阶级由衷的尊敬和欣赏。不过，更重要的是，卢俊义上山以后，热衷招安，与宋江一样甘当赵宋王朝的鹰犬，同样凶恶地镇压农民起义军，是宋江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得力助手。这一点在宋江心上和眼里，才是最可“贵”的。而李逵坚持农民起义立场，不愿受招安，他赞成革命，不愿意投降，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绊脚石。因此，宋江把他视为眼中钉，当成“贱人”看待。由此可见，在梁山泊起义军内部，并非“皆兄弟也”，而是存在着“贵贱”之分，即阶级之分的。还是鲁迅说得好：“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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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

    北仓　(1975.11.11)

    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水浒》中宋江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打击坚持农民起义事业的人们，拼凑黑班底。这正是宋江投降主义组织路线的基本特点。

    一

    农民起义要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必须发展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而地主阶级为了扑灭农民起义，必然要千方百计破坏和瓦解农民革命队伍。在《水浒》中，两个阶级的这种对立，表现在如何扩大梁山队伍问题上，便出现了晁盖和宋江之间的原则分歧。晁盖的方针是：“招接四方入伙好汉”，以壮大山寨的革命力量。宋江的方针是：借用晁盖的这个口号，纠集富豪和朝廷命官上山，以培植山寨的投降势力。

    晁盖的“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有其朴素的阶级内容。这里所说的好汉，主要指的是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起义人物。“智取生辰纲”是晁盖等人起来造反，与封建统治直接对抗的起点。参加此次聚义造反的是阮氏三雄等劳动群众，以及吴用这样的拥护革命的下层知识分子。阮氏兄弟一得知晁盖的举事计划，便喜不自胜，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表现了对起义造反的热切向往。晁盖等人的这次聚义，不仅为梁山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而且为梁山起义事业的兴旺奠定了组织基础。

    晁盖的“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是对梁山“落第腐儒”王伦所实行的关门主义的清算。晁盖一做了梁山的领袖，便立即与吴用、三阮、朱贵、林冲等人团结一心，在反抗官军中开拓了新局面。从此，出现了“众虎同心归水泊”的形势，汇成了一支威震朝廷的农民革命军。

    然而，赌咒要“与哥哥同死同生”的宋江，一上梁山，就打着“招接四方入伙好汉”的旗号，干修正晁盖组织路线的勾当。什么仰仗“誓书铁券”的帝子神孙，镇压农民革命的朝廷将领，鱼肉平民百姓的富豪劣绅，无一不是他所要招接上山的对象。

    宋江的招降纳叛，是为他篡权、投降服务的。这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外出避难，落魄清风山时期。宋江投奔花荣的官军营寨，本想避一时之难，不料导致花荣与青州慕容知府兵戎相见，弄得“有国难投”。在这种形势下，宋江产生了把梁山作为“暂栖身”之地的念头。因此，便不惜以洗劫青州城外居民作代价，招降了朝廷命官秦明和黄信。随后，又指使花荣等人率领本部兵马与清风山起义军一起去投奔梁山。这样，宋江就借用清风山起义军投奔梁山之机，先把他的亲信安插在晁盖的“聚义厅”上。

    闹江州以后，权坐梁山第二把交椅时期。宋江上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梁山起义队伍还是遵循着晁盖制定的路线发展和壮大着，这对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莫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宋江便明里顺着晁盖，暗中却在捣鬼。其一，以与梁山好汉“有恩”之类的合法招牌，把柴进、李应这样的地主分子网罗上山。这样，既扩大了山寨的投降派势力，又不致暴露自己的险恶用心。其二，借起义军歼灭官军之机，收罗朝廷命官。对被俘的朝廷军官，宋江一律将他们说降。呼延灼、韩滔、彭＠①等人，便是这样走上梁山的。经宋江这么惨淡经营，一支投降派队伍便初具规模。

    晁盖牺牲后，窃取梁山第一把交椅时期。此时，梁山事业已有发展。这座“山东烟水寨”，在宋江看来，是他买得“凤城春色”的资本。所以，当他窃得梁山领导权之后，加紧网罗党羽，便成为他活动的重要目标。发誓要使梁山“人人皆死”的大地主卢俊义，以及关胜等十多个镇压梁山起义军的刽子手，都是在这一时期被宋江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拉上梁山的。至此，投降派势力在山寨把持了领导核心，完全占了上风。

    宋江把招降纳叛作为自己的既定方针，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人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好帮手，是他打通朝廷关节的桥梁，是他把起义军蜕变成官军的组织基础。正是由这些人作骨干，组成了一个梁山起义军中的投降集团，断送了由晁盖开创的梁山农民革命事业。

    二

    晁盖执行的是“要与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农民起义路线，宋江推行的是“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决定了晁盖与宋江在重用和依靠谁、排斥和打击谁的问题上，也存在原则分歧。

    “心若同时谊亦深”。晁盖依靠、信赖那些忠诚于起义事业的农民革命的头领。比如，直到他生平最后一次领兵打仗，所带的头领中许多是火并王伦时“共聚大义”的阶级兄弟。对于那些上山晚些，但出身微贱、造反坚决的头领，晁盖也十分信任。打江州时，晁盖当既喜上李逵，赞叹道：“难得这个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枪箭矢。”但对效忠朝廷的济州团练使黄安，晁盖却保持警惕，在生擒黄安后，就把他监禁于后寨。

    然而，宋江却反晁盖之道而行之。他为了实现投降阴谋，对“权居水泊”的地主豪绅、朝廷将领，一概百般器重；对屡建奇功但出身下层的起义军头领，极尽贬斥之能事。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什么帝子神孙、渔民猎户“都一般儿哥弟称呼”，那只不过是用阶级调和论来掩盖其重用投降派、打击反投降派的一块遮羞布！

    先看调解纠纷，他袒护谁，压制谁。

    “仪表非俗”的朱仝是地主阶级的一个帮凶。他为了报答沧州知府的“知遇之恩”，“要和李逵性命相搏”，对李逵百般刁难，一再挑衅。对此，宋江不仅亲自“与朱仝陪话”，而且软硬兼施，逼迫李逵向朱仝陪礼道歉。宋江窃得领导权以后，似这种地主分子得宠，革命力量受气的事，就更难尽数。

    再看派兵遣将，他信任谁，贬斥谁。

    李逵对农民起义事业满腔热血，屡建功勋。在宋江眼里，李逵是妨碍他实现招安阴谋的危险人物，因此，凡属重大任务，便屡屡排斥他。一打祝家庄，李逵是先锋，冲杀在前。没有打赢，是因为宋江情况不明，指挥错误。二打祝家庄，李逵请战，被宋江无理拒绝，理由是：“你做先锋不利，今番用你不着”。迎战呼延灼，他要求去“捉这厮”，宋江轻蔑地说：“你如何去得？我自有调度”。迎战单廷guī＠②、魏定国，他要求“走一遭”，宋江竟火高三丈地说：“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将建功”，“若不听我军令，割了你头！”宋江的良将是谁？就是心在朝廷的秦明、关胜之流。宋江称道关胜“大义凛然，始终如一”，每每委以重任。难怪李逵常“闷闷不已”，并当众提出指责：“依你这样用人之时，却不是屈杀了铁牛！”

    最后看危急关头，他对谁顾恋，对谁冷漠。

    一打祝家庄，杨林被俘，宋江毫不挂怀；黄信被捉，宋江却“听罢大怒，要杀随行军汉”。上元之夜，被困东京，当高俅的马军追捕之际，宋江抛下李逵不顾，竟只拉了柴进仓皇逃命。卢俊义入狱，宋江牵肠挂肚，“潸然泪下”，先后派柴进等数名要员，走马灯似地打探信息，买通关节，张贴“没头告示”，专程照看这个要使梁山“人人皆死”的大地主。恰恰就在为营救这位“卢大员外”而发起的战役中，阮小七等不幸被俘，消息传来，宋江竟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凡此种种，宋江究竟对谁爱，对谁憎；和谁沆瀣一气，和谁离心离德，不是一目了然了吗？鲁迅说得好：“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三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梁山农民起义军也同样需要由一批有威信、有经验、忠诚于起义事业的人们组成一个领导核心。否则，起义事业就不能获得发展。

    晁盖“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是要组成一个坚持农民起义的领导核心。宋江招降纳叛打击反投降派，是要组成一个策划投降的黑班底。这从梁山的四次排座次中看得很清楚。

    林冲火并王伦以后，梁山排了座次。这次排座次是在晁盖领导下进行的。晁盖对排座次有三条原则：一是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即团结造反的原则；二是山寨的胜利“皆托众兄弟的才能”，即论功排座的原则；三是各尽所长，“共管山寨”，即职有分工、相托相扶的原则。这样，就使新老十一名头领，人尽其材，各得其所。顿使八百里水寨，出现了一片兴旺局面。

    宋江上山，梁山又排了座次。此时，已有四十名头领。由于宋江是顶着“及时雨”、“山东义士”等名声上山的，且“智取生辰纲”事发时又曾给晁盖等报过信，所以骗得了一些人的信任，坐上了梁山泊第二把交椅。当排完前四人的座次时，宋江马上起来说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一个现在“休分功劳高下”，就勾销了起义英雄们的开拓山寨之功和血战江州之力，明目张胆地篡改了晁盖论功排座的组织原则。一个“待日后出力多寡”，再“另行定夺”，又为他提拔投降派和组织黑班底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给梁山起义事业埋下了祸根。

    晁盖牺牲的第二天，在宋江的操纵下，梁山又排了座次。此时，已有八十八个头领。宋江对晁盖的“归天”，一面假惺惺“哭得发昏”，一面迫不及待地实行反革命大改组。晁盖尸骨未寒，宋江便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并设立了前后左右四个大寨。“忠义堂”上，宋江坐第一位；花荣、秦明是看守“忠义堂”的哼哈二将。左军寨内，林冲坐第一位；右军寨内，呼延灼坐第一座；前军寨内，李应坐第一位；后军寨内，柴进坐第一位。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这四个要寨中，除了左寨以外，都是由宋江的嫡派势力和信得过的人在“把寨为头”。或云：林冲不是也很受重用吗？须知林冲原是晁盖的“聚义厅”上的军事总管，而今宋江却将这一职务交给了他的嫡系花荣和秦明。阮氏三雄自上山以后，一直是梁山的水军总管，而今宋江却让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李俊，去水军寨内坐了第一位。嘴里说的是“同心合意”“共为股肱”，实际做的是非亲不用；明面上以“香花灯烛”祭祀晁盖，暗地里却打击晁盖的力量。

    梁山的最后一次排座次，是在关胜等朝廷命官和土豪恶霸麇集山寨以后。此时，已有一百零八个头领。宋江自谓羽毛已丰，踌躇满志，一边故作姿态地继续“供养晁天王灵位”，一边更加露骨地排挤忠于晁盖路线的头领。恶霸地主卢俊义取代了吴用的地位，坐上第二把交椅，成为梁山副总兵都头领。“世本忠臣”的关胜取代了林冲的地位，坐上第五把交椅，成为梁山“五虎将”之首。阮氏三雄的处境每况愈下，位次又被排于张横兄弟之后。李逵的位次也被排于二十名之后。在前二十名主要核心成员中，仇恨农民起义、投机于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顽固分子，竟占了绝大多数。“五虎将”中除了林冲以外，全部是宋江招收的降将。“八骠骑”中除了个别人外，不是原来的朝廷命官，就是宋江的知交故旧。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的黑班底终于拼凑成功，从而为接受招安做好了组织上的一切准备。后来，宋江就是紧紧依靠这个黑班底，打着“顺天”“护国”的黑旗，向赵宋王朝投降的。＊＊＊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终于被宋江这个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窃取领导权的“蛀虫”断送了，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宋江的丑恶表演，是绝妙的反面教员。“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古代投降派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嘴脸。揭露和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组织路线，对于今天进一步加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有益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加巳

    ＠②原字王加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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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仙”“道”剖析

    孜城　(1975.11.11)

    《水浒》中充满了大量的迷信描写。莫看这些东西荒诞离奇，和主题却有极大关系。

    在这些迷信描写中，出现的角色有两种：一种是从“万丈深浅的地穴中”冲出的“魔”，他们变成了梁山泊的头领，为的是去“恼害生灵”；另一种是“上界”的霹雳大仙、赤脚大仙、“紫微府”的星辰，他们变成了人间的宋太祖、宋仁宗、包拯、狄青这些“明主贤臣”，造成了“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

    对于“魔”这种“可憎”的角色，作者指出了两种结果：一种是“去邪归正”，断绝“魔心”，这样便可以得“道”成仙，重登紫府；否则，便要“罪下fēng＠①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复。而要由“魔”变成“仙”，关键在于得“道”：要一洗原来“杀尽不平”的魔性，服服帖帖地跪倒在“天道”的面前。这还不够，对于那些不肯改邪归正的“魔”，要站在“替天行道”的立场上，把他们斩尽杀绝。

    “魔”由“无道”到“得道”，使之在灵魂上、行动上都成为“仙”的俘虏和奴才，这是《水浒》主题的深意之一。看到以刀杀“魔”身，不如以“道”杀“魔”心，对反动统治阶级更有利，这便是《水浒》作者要鼓吹“替天行道”，宣扬投降主义的原因所在。

    作者又看到，要对那么多杀气腾腾的“魔”讲经论道，要他们“去邪归正”，也不是很容易的，弄不好挨他们一顿板斧、禅杖、朴刀是随时可能的。怎么办？作者从他丰富的地主阶级政治经验中总结出，要降伏众多的“魔”，关键在于控制其中的“星主”。从灵魂深处买通了他，就什么都好办了。《水浒》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娘娘单独接见了宋江这个“星主”，赐了仙酒仙枣。宋江吃喝一通之后，“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在宋江受宠若惊、战战兢兢之际，向他传法旨，赐天书，并要求他保密。这一番勾搭之后，宋江见到“重登紫府”有望，便更卖劲儿地“替天行道”起来。

    作者借九天玄女娘娘的法旨，传达了整个地主阶级对投降派头子提供的指导思想和反革命策略：“去邪归正”，就是要宋江站稳地主阶级立场；“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就是要宋江当好投降路线的头子和地主阶级鹰犬这一双重角色。总之一句话，要“行道”，就要去掉“魔心”。

    地主阶级的统治之“道”，与革命农民的反抗之道，究竟谁是人间正道？谁是歪门邪道？站在不同的立场，对这一问题必然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被压迫人民要革命，要造反，首先就必须否定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思想的“正统”、“合法”地位，非此便不足以革命。反动阶级总是借着宣扬自己的反动统治是“正道”，攻击革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邪道”，企图先在思想上摧毁人民革命。革命派的斗争勇气和信心，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蔑视反动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传统“尊严”，这是革命派与投降派、投机派的最根本区别之一。以晁盖为首的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人，敢于“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正是这种气魄的体现。而宋江这样的投降派，总是把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视为“正道”，并以此修正农民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什么“去邪归正”，这是典型的投降心理！

    “去邪归正”，是历史上和现实中一切投降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传统心理，即向反动没落阶级投降缴械的心理，也是他们修正、歪曲、篡改革命路线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只有把革命斗争拉回到反动阶级所能接受的轨道中来，才算回到了“正道”。实际上，这也正是不折不扣的投降。

    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这种向革命者叫喊“去邪归正”的人，都会有这种攻击革命者是“魔”，并向他们兜售成仙之“道”的人。革命队伍中，也会相继钻进和出现以“去邪归正”、“替天行道”为功业的投降派。这就向一切革命者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提高识别形形色色投降主义的能力并与之作斗争。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投降派及投降之“道”，总是要失败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丰的繁体字加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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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好理论，识别投降派

    刘新美　(1975.11.11)

    （江苏省建湖县上岗公社党委书记　刘新美）

    历史教训说明：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革命队伍里总是会出现投降派的。跟投降派作斗争，是我们始终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战斗任务。

    要反对投降派，得先能认识投降派。李逵虽然革命造反精神很强，但上了宋江的当，最后喝了宋江的药酒，还心甘情愿地说：“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原因是他被“哥们义气”所迷惑，没有从阶级上看宋江这个投降派。过去，有些人不能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错误地把宋江看成“农民起义的英雄”，根本原因是不能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被假象蒙住了眼睛。

    要识别投降派，那就“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因此，学好马克思主义，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我们识别投降派的关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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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蛀虫

    谢顺喜　(1975.11.11)

    “屠杀”与“内里蛀空”，分别是高俅、宋江这两个丑类对付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不同策略。

    高俅凶焰万丈地宣称：不“杀尽”梁山泊英雄，就“誓不回军”。结果和起义军一交锋，他的十几万大军便灰飞烟灭，被起义军扫荡“尽”了。他自己也在灌饱湖水之后，成了梁山英雄的阶下囚。

    而宋江有“权谋”，对付起义军，就不象高俅那么简单化。他有反革命的新花招，从而不动兵、不动炮，就使梁山队伍换旗号。他钻进起义军的肚皮里，先是篡夺领导权，接着“修正”晁盖的团结造反路线，网罗富豪将吏，拼凑接受招安搞投降的黑班底，排斥、压制反投降派；然后公开抛出乞降的纲领，具体落实投降计划……。他一口口、一步步地在农民起义军内部“蛀”起来。没多久，梁山泊这支使反动阶级“魂飞魄散，心胆俱落”的农民起义军，就被他“蛀”得一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事业终于失败了。宋江办到了高俅想办而没办到的事情。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蛀虫是最危险的。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

    伟大的鲁迅曾提醒我们说：“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象宋江那样的蛀虫今后还会出现，而且革命派愈是强大，反动阶级愈是注重“内里蛀空”的策略。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于《水浒》的评论和讨论，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激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善于识别投降派，撕破他们的画皮，粉碎他们的阴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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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水浒》同学习理论结合起来沪东造船厂党委组织群众评论《水浒》的初步经验本报记者 (1975.11

    上海沪东造船厂党委组织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批判、一类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的罪行，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增强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促进了理论学习的不断深入。

    上海沪东造船厂党委开展对《水浒》评论的初步经验是：

    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评论《水浒》开始的时候，干部中有些畏难情绪：既要学理论，又要评《水浒》，内容上难结合，时间上难安排。问题在哪里呢？在于有些人没有把评论《水浒》看作政治思想战线上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内容，看不到评论《水浒》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厂党委反复地学习关于理论问题和评论《水浒》的指示，从反修防修的高度研究评论《水浒》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关系。通过学习，他们认识到，修正主义者都是投降派。批判投降派，是为了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革命派的能力，使我们不被伪装革命而实际是反对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所欺骗。梁山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表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很快地瓦解了这支起义队伍。这从反面教育人们：革命的成败，首先是看执行什么路线，同时要看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这两个问题，正是我们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所需要解决的。《水浒》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为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

    认识明确以后，厂党委多次召开支部书记会议，举办干部学习班，反复指出：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都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要广泛发动群众，使人民都知道。厂党委还要求各级党组织紧紧地依靠工人理论队伍，放手发动群众，找出把评论《水浒》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紧密结合起来的多种方式。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动力车间、船体车间、舾装车间的理论队伍十分活跃，群众发动得比较快，找到了各种评论《水浒》的方式。厂党委及时总结了这三个车间的经验，召开经验交流会，向全厂推广。党委还从工人评论《水浒》的文章中选出几十篇质量较高的陆续印发，供职工参阅。各车间党总支也采取树典型、总结经验、召开交流会等办法，使评论《水浒》的活动迅速开展起来。现在全厂各车间正在热烈评论的专题就有十多个。这些专题的讨论，都紧密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上海沪东造船厂党委体会到：只要把评论《水浒》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评论《水浒》就大有文章可做。

    开展专题讨论　坚持分科研究

    在评论《水浒》过程中，沪东造船厂党委重视抓专题讨论。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注意引导，力求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结合起来，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

    最初，群众中研究梁山农民起义军失败的原因，各有各的说法。在党委的领导下，理论队伍就把这个问题引导到路线上来分析，通过揭露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指出革命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对头，革命就胜利，反之，革命就失败。宋江有一条完整的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梁山农民起义的失败。理论队伍又进一步引导群众研究领导权同路线的关系，使大家认识到，只有把领导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才能贯彻执行革命路线；投降派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起义军的革命造反路线就被改变了。通过分析讨论，群众提高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自觉性。

    在评论《水浒》中，厂党委注意引导干部群众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激发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了大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工人们纷纷表示：“万吨轮我们要一条条造出来。上层建筑领域我们要个个占领下来。要以万吨干劲造巨轮，也要以万吨劲头学理论。”学习和批判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斗争。今年九月份，全厂总产值和商品值达到建厂以来最高水平。

    分科研究要不要坚持下去？这是评论《水浒》开始时，摆在工人理论队伍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批林批孔以来，全厂已经形成了一支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学、教育、国际问题六个科目的理论队伍。《水浒》评论展开后，有些人认为自己研究的科目同评论《水浒》关系不大，放松了本科目的研究，有的则要求“改行”。厂党委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工人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必须占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分科研究不应中断。评论《水浒》涉及各个理论领域的问题，可以同各科目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且有利于分科研究的深入。

    根据厂党委的这个指导思想，哲学组正在研究梁山起义军内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政治经济学组在研究梁山起义军内部的阶级关系的变化，研究宋江能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历史组从国际运动、党史、农民革命史三方面研究革命派和投降派斗争的规律。国际问题研究组分析苏修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过程、特点、规律。文学组研究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价古典文学作品。教育组研究孔孟之道如何为投降主义路线服务。这些课题的研究，都围绕着反修防修这个主题进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组成部分。（⑴⑷）

    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评论《水浒》的深入，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的重要。批判投降派和投降主义路线，要批得准，批得深，就要有锐利的批判武器。沪东造船厂工人说，《水浒》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为什么长期以来许多人不能识别，就是因为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接受这个教训，就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

    在厂党委引导下，许多车间的理论队伍学习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对梁山的主要人物作了分析，说明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以及他们的政治态度。在学习和讨论中，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在评论《水浒》过程中，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大不一样。有些问题，开始争论不休，一旦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就迎刃而解。如有的班组在讨论中提出：“忠义堂”和聚义厅两者都有一个“义”字，这两个“义”字有什么区别？对这个问题，各有各的看法，统一不起来。后来大家坐下来学习《反杜林论》中这样一段话：“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段话启示大家，同样一个“义”字，不同的阶级赋于不同的内容，宋江讲的所谓“义”是孔老二的义，是剥削阶级的道德；晁盖说的“义”则是农民阶级用以反抗封建制度。这样一学习，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思想也统一了。

    一些班组的经验还说明，马列著作和著作要经常学，反复学，学一遍两遍是不够的。伐件车间小车四组工人，从一九七二年起已经学了六遍《哥达纲领批判》，这次评论《水浒》开始后，他们感到很难深入，就决定再学《哥达纲领批判》。学习以后，发现宋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同拉萨尔派崇拜反动的普鲁士政府的思想一样，都是搞阶级投降主义。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击中了宋江政治纲领的要害，使大家豁然开朗，批判也比较深入了。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每学一遍，就有新的收获，要学一辈子，永无止境。

    厂党委根据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的迫切愿望，举办了各种读书班。在评论《水浒》过程中，大家在读书班里以学理论为主，结合评论《水浒》。工段以上干部读书班已经办了八期；大多数车间办了政治夜校，利用业余时间辅导老工人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许多班组工人自动组织业余学习班。评论《水浒》给看书学习提出了新课题、新内容，正在推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不断深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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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理论武器 深入评论《水浒》上海大众制药厂工人理论小组和职工批判《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本报

    上海大众制药厂工人理论小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和全厂广大职工一起，学习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和投降派，增强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推动了全厂的各项工作。

    这个厂的理论小组和广大职工，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深刻地体会到，要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派的真面目、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

    为此，他们深入学习了关于理论问题和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学习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等马列著作和著作，选编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论投降派和修正主义的五十多条语录，印发到班组供大家学习。这样，学习理论同评论《水浒》结合了起来。

    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这个厂的理论小组和广大职工，围绕专题，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展开了对《水浒》的评论，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看现代投降派、，从中找出他们搞投降活动的规律，提高对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的识别能力。

    （一）开始，有的同志对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认识不清，认为“反贪官总比不反贪官要好”。针对这种模糊认识，他们反复学习关于“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的教导，分析宋江的阶级地位同他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从而认识到宋江搞投降主义，是有深刻的阶级原因的。宋江是剥削阶级和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同封建剥削有着密切关系。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维护皇帝的统治是宋江最根本的立场，也是他搞投降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宋江与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他们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理论小组和工人说：梁山农民起义军抓了高俅，宋江“纳头便拜”，跪倒在高俅脚下乞求招安，这充分表明了宋江是个投降派。他的目的是要放走被农民起义军专了政的敌人，以便同他一起扼杀革命。大家联系到在反革命政变纲领《“５７１工程”纪要》中叫嚣要对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进行分析。一致认为：“宋江和，一个混在梁山农民起义军内，一个混在中国内，都是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都以反动没落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代表反动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分析，使大家认识到，要识别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派，什么是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看他执行什么路线，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

    （二）这个厂的工人理论小组和广大职工，还学习和运用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和“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的教导，分析宋江搞投降活动和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关系。他们认识到，宋江屏晁盖就是抢班夺权。宋江不屏晁盖，就不便搞投降主义；他搞投降主义，就必然要屏晁盖。一旦领导权被宋江篡夺后，他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就占了统治地位。虽然梁山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形式上没变，实质上在宋江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效忠皇帝，接受招安，成了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别动队。这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执行什么路线，对于革命的成败有着极大的关系，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企业，如果领导权落到了修正主义者手里，一个企业就会变成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荐罪。大家在分析、批判中提高了认识，表示一定要学好理论，评论《水浒》，把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三）宋江为什么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这个问题在评论《水浒》中引起群众广泛的讨论。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投降主义与孔孟之道的关系。宋江把“聚义”改为“忠义”，把农民起义军在与地主阶级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道德观念，变成了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封建伦理教条的准则，实质上修正了晁盖的农民起义的路线。大家联系批判宣扬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纲领，深刻地认识到，孔孟之道作为传统思想还存在，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的思想武器。反党集团利用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孔孟之道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在评论《水浒》中，必须进一步批判孔孟之道，肃清其流毒。

    （四）“梁山农民起义军为什么在二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接受招安了呢？”围绕这个专题，他们认真学习了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说：“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这一分析，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搞投降主义，不但有其政治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还和阶级斗争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统治阶级采用征剿这一手时，宋江的投降活动就比较难于推行；而当统治阶级打了败仗，改用招安一手时，宋江搞投降活动有了资本就猖狂起来了，这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大家说，这是一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有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打主动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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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水浒》促进学习运动深入发展

    北京汽车制造厂党委发动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投降派，提高了广大职工分清路线是非的能力新华社　(1975.11.19)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讯　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北京汽车制造厂党委带领全厂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的重要指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活动。大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促进了全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深入发展。

    北京汽车制造厂党委成员，学习关于“《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重要指示，联系政治思想战线上历次重大斗争的实际，反复进行讨论。大家说，《水浒》这部书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明确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这些问题是政治思想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要充分利用这部反面教材，研究投降派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继续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总结历史经验，提高干部和群众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厂党委决定把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发挥带头作用，通过学习搞好党委“一班人”的思想革命化。有的分厂党委带头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中关于农民起义、反对投降主义以及国家学说的论述，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剖析投降派的政治路线、经济基础和思想根源，批判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本质，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的反革命罪行，推动了群众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汽车制造厂建设起有一千多人的工人理论队伍。为了把群众性评论《水浒》的活动搞好，全厂层层举办学习班、讨论会、座谈会，培训理论骨干，提高大家的认识。这支理论队伍活跃在车间、班组，积极地给职工群众讲解和辅导。工具分厂的历史研究小组，就评论《水浒》问题在职工中进行调查，收集群众的反映和认识，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五次辅导。工厂理论队伍的分科研究小组和专业研究人员相结合，注释了鲁迅有关评论《水浒》的文章和《水浒》中描写宋江投降的一些主要章回。全厂各历史研究组还分工研究宋朝的政治、经济和农民起义等历史问题，以便深入评论《水浒》和分析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北京汽车制造厂党委还注意引导工人理论队伍在研究和评论《水浒》时，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底盘分厂的理论小组，把古代投降派宋江与今日投降派加以对照，总结历史经验，认识修正主义者与投降派的必然联系。他们认为修正主义、投降派必然搞唯心主义、孔孟之道；必然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必然搞阴谋诡计，搞反革命两面派，穷凶极恶地镇压革命，最后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通过这样的研究和批判，进一步提高了大家识别修正主义、投降派的能力。

    在工人理论队伍的带动下，这个厂的职工认真学习有关评论《水浒》的社论、文章。厂内还利用广播、板报、专栏以及讲故事、办展览等宣传形式，向职工批判地介绍宋江受招安、搞投降的过程。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把全厂群众发动起来，从干部到工人，从职工到家属和退休老工人，都参加了评论《水浒》的活动，使人人都知道《水浒》是一部反面教材，宋江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一个可耻的投降派，是混进农民起义军的蛀虫。

    职工们从宋江这个反面教员受到启示，更加深入地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刻苦学习革命理论，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的老工人经过学习以后，深有体会地说，要分清路线是非，要识别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和投降派，就要刻苦攻读马列和的书，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头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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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与农民革命

    叶桂生;诸葛计　(1975.11.21)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叶桂生　诸葛计）

    《水浒》的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过去，一些评论文章把它吹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史诗”、“农民革命的经典”、“农民革命的教科书”等等。在当前开展的《水浒》评论中，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水浒》与农民革命的问题作出新的分析和认识。

    一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吗？不是，它是对农民革命的反动。它着力塑造和歌颂的是一个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投降派——宋江的形象，宣扬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它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对农民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

    “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是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农民起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集中地表现为反对皇帝的斗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揭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反皇帝的第一幕。此后，农民起义代代相承，此伏彼起。象北宋末年浙江睦州人方腊领导农民起义，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并豪迈地提出了“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的远大抱负，表现了推翻以宋徽宗为头子的封建王朝的坚定决心。历代的封建王朝正是在农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一个个相继崩溃覆亡的。

    《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与农民阶级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其核心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的所谓“替天行道”，就是要为皇帝尽忠效力。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在围绕着政权这个根本问题的两个阶级的拚死搏斗中，《水浒》恰恰是顽固地站在封建王权的一边。

    封建制度是广大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因此，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就成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斗争目标。唐末农民起义就提出过“均平”的理想。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和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等就更明确地以“均贫富”作为革命军的宗旨。他们的斗争不断地给予封建制度以有力的打击。

    《水浒》却与农民革命背道而驰。它宣扬的那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不是反对封建制度。

    政治和经济战线上两个阶级的搏斗也必然反映到思想战线上来。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孔斗争的主力军。宋儒大倡理学，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妄图禁锢劳动人民的思想，遏制任何反抗和革命的发生。然而，不堪忍受奴役和剥削的农民冲决了理学的牢笼，起来造反了。他们反对封建王朝和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以及“等贵贱”、“均贫富”、“杀尽不平”等一系列革命口号，无疑都是对反动理学最强有力的批判。

    《水浒》在这场思想战线的斗争中，同样是完全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宋江诬蔑晁盖领导的农民革命行动是“上逆天理”、“不忠不孝”。上梁山后，他竭力宣扬孔孟之道，用封建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腐蚀梁山起义军，引导他们去为地主阶级“尽忠报国”。晁盖等人踢开宋儒理学的思想羁绊，开创了梁山泊的革命事业；宋江却又运用宋儒理学作武器扼杀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是对农民革命反理学斗争的反攻倒算。

    二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吗？不是！恰恰相反，它是一部地主阶级对付农民革命的反动教科书。

    整个《水浒》的情节，主要是围绕宋江的活动展开的。它非常详尽地叙述了宋江这个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之后，如何一步步地篡夺了领导权，把“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造反路线，“修正”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乞求招安的投降路线，从而彻底叛卖了这支革命队伍，把农民起义引进了失败的死胡同。

    《水浒》为封建地主阶级树立了一个采用从内部来瓦解农民革命运动的标本，是一部为反动统治阶级提供从起义队伍中导找代理人、行其“笼络驾驭之术”的教科书。不过，它并不是以什么“策对”、“奏疏”、“呈札”等形式出现的，而是“特不明言其所以然，仅从诡谲当中，尽力描写，以待斯人自悟”罢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水浒》作者的苦心用意，当然是能为地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所领悟的。所以，它一出笼便受到了他们的欢迎。明人杨定见在《水浒全传小引》中，不是说有的人一见到它便高兴得发狂，“欣然如获至宝”，极力要扩大它的影响吗？明人胡应麟还说：“嘉、降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真是被当作时时加以诵读的经典了。另据清人周亮工说，《续文献通考》的作者还正式把《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清代，针对明崇祯十五年曾一度下令禁毁《水浒》，有的人就出来为之辩护，大声疾呼：《水浒》“为王者师，万版之可也。”

    正是在地主阶级这样一片狂热的喝采声中，各种版本的《水浒》便纷纷出笼了。仅就明代而言，除了民间的书坊大量刻印之外，我们所知道的还有世袭贵族武定侯郭勋的翻刻。甚至连明朝都察院也把它作为官书刊行于世。郭勋是明初武定侯郭英的后代，是个有名的官僚恶霸地主。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监察机关。他们都来竞相传刻《水浒》，足以看出当时地主阶级对此书之热衷了。

    至于《水浒》所塑造的“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的宋江形象，更是受到了地主阶级的推崇，为“当世尚之”。除了一些大官僚们都“喜听人说宋江”外，据明朝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当时的扬子、济宁等地，即现在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不少地方都立有宋江的庙，受到地主阶级的顶礼膜拜。

    当然，历史的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水浒》确也曾为地主阶级中另一些人所切齿咒骂，说它“坏人心术”，是“诲盗”之书，甚至遭到禁毁和砍削。引起这种纠葛的原因，固然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在对待农民革命的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水浒》所采用的“春秋”笔法，“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昏庸至极的家伙，一时没有悟出这部书的妙用，把一部旨在瓦解、镇压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当成了危及他们统治地位的书，所以，对它大骂、大禁、大砍。

    所谓“诲盗”之说，清朝就有人作过解释，指出“世以耐庵为诲盗，……抑知盗固当诲耶？盗而不诲，则必为张角之盗，……为李闯之盗，扰乱治安，为天下害”；反之，“盗而受诲”，则可以“肃清天下”。这番议论，在地主阶级中较之疾呼《水浒》是“坏人心术”的那些昏庸之辈，确实有几分见地。《水浒》的“诲盗”，是要人做宋江这样的统治阶级的奴才，把农民起义队伍拉上受招安、“替天行道”的邪路。

    在封建社会中，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就有农民的反抗和斗争。尤其是当封建制度日益腐朽没落的时候，更是“盗贼遍野”，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正当这种时候，施耐庵等人炮制出《水浒》这种“诲盗”的教科书，不正是适应了地主阶级的需要吗？

    三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经典”吗？不是，它是农民革命的腐蚀剂。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的要害就是宣扬投降。充斥全书的是宋江“专等朝廷招安”等投降主义论调。它不厌其详着力描写的，也是宋江如何不择手段地多方乞求封建统治阶级的“慈悯”、“救拔”、“赦宥重罪”，终于得到了“一道招安赦书”。书的后半部还特地安排了宋江打方腊的情节，用方腊坚持革命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来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让宋江踏着革命人民的尸骨所筑就的阶梯往上爬。可以说，一部《水浒》的主题歌就是：投降好，投降可以“官爵升迁”、“青史留名”；革命不好，革命要遭到“斩首”、“割腹”、“剜心”、“灭九族”。

    这样一部反对革命，宣扬投降主义，为一切叛徒、投降派提供成套乞降经验的小说，怎么可以把它说成是农民革命的“经典”呢？

    事实恰恰相反。《水浒》是农民革命的一种腐蚀剂。它出笼之后，曾经对明、清两代的农民革命起了严重的瓦解和腐蚀作用，影响极其恶劣。明末李青山起义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在李自成、张献忠掀起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李青山在梁山地区发动起义。这支数万人的革命队伍，活动于兖州、沂州等地，多次进攻兖州等重要城镇，“破城焚漕”，使得南北大运河“咽喉梗塞”。这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主力农民军无疑是一个有力的配合。可是，由于李青山等人受《水浒》的影响太深，不仅学习它“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而且还学习它“如何讲招安”，这就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李青山等，在混进内部来的“东平州诸生”王邻臣的怂恿下，接受了招安。他们以为明朝统治者会象《水浒》中宋徽宗对宋江等人一样，给自己一官半职。当李青山被敌人作为“献俘”解到京师时，还幻想着得到赦免封官，对皇帝高叫：“许我做官，乃缚我耶”！结果被封建统治者杀了头。这样的例子难道还不充分说明《水浒》的毒害之深吗？

    《水浒》竭力宣扬投降可以博取宋江那样“衣锦还乡”的荣耀，获得“忠义之士”的美名，甚至死后还为之立庙，受到“年年享祭，万民顶礼”等等。这套铺张渲染，颇能打动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刘国能、高杰、李万庆等都是最早跟随李自成、张献忠从陕北起义的，后来都先后投降了明朝统治者，充当了可耻的叛徒和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刘国能投降的时候向明朝招降者表白：“愚民陷不义且十载，赖公湔洗更生，愿悉众入军籍，身隶麾下尽死力。”这与宋江见到宋徽宗时所说的“臣乃鄙猥小吏，……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臣披肝沥胆，……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何其相似！清代有个叫顾苓的人说：在《水浒》成书三百年之后，有高杰等人，“闻风而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可以说，“始于盗贼，归于忠义”这八个字，概括了农民起义军内部少数人，在《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蜕化变质的过程。

    《水浒》对农民革命的腐蚀作用，还在于它通过宋江所走的道路，把“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这条仕途捷径具体化了。所以，一些地主阶级中的投机分子，在农民革命起来的时候，也学走宋江的道路——混到农民革命队伍去进行投机，破坏农民革命。在这方面，太平天国革命中的石达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石达开自号“小宋公明”，他酷爱《水浒》，是宋江的狂热崇拜者。他的所作所为，与宋江如出一辙。石达开“家本富饶”，当过永安州书吏，因不得志而投入太平军队伍。进来之后，他对洪秀全的思想和路线“不甚付会”，极力改变它。他平日和宋江一样，“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当他掌握相当一部分权力之后，便乘韦昌辉叛乱使革命遭到挫折、革命形势开始逆转之机，跳出来与洪秀全对抗，公然裹胁十数万太平军战士，走上了一条分裂主义的道路。但由于分裂主义者不得人心，越来越多的太平军战士识破了石达开搞分裂、搞投降的可耻面目，纷纷回到洪秀全的旗帜下来，使他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现出了原形，无耻地打着白旗向清军投降了。他在乞降书中向清政府提出对他的部下要“按官授职，量材擢用”，这和宋江为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不是一个腔调吗？＊＊＊

    在当前对《水浒》的评论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好的指示，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判投降派，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同时，我们要用关于《水浒》的指示来指导农民革命战争的研究工作，批判错误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领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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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看宋江的修正主义

    洪城　(1975.11.21)

    最近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宋江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搞修正主义，其政治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剖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宋江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

    《水浒》为了美化投降派，歌颂投降主义路线，也写了晁盖、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反抗朝廷，打击官吏的活动，作为反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些被作者贬低的人物所表现的正是起义农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李逵、阮氏三兄弟等人，出身贫苦，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最深重。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把他们逼上了反抗封建统治的道路。对当时的广大农民来说，要掀翻北宋王朝的“吃人筵席”，不仅要扫荡封建官吏、土豪劣绅，而且还必须将斗争矛头对准“大宋皇帝”。李逵就响亮地喊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呼声。这说明，在梁山农民起义队伍中，存在着一条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豪言壮语，就是这条革命路线的概括。

    宋江却打出了“替天行道”的黑幡，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主张对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路线进行修正。宋江始终认为，“当朝天子”宋徽宗是个“至圣至明”的“有道明君”，只是因为高俅、蔡京一伙权奸陷害“忠良”，闭塞贤路，鱼肉百姓，搜刮民财，致使江湖鼎沸，民变蜂起。他在梁山上，整日不厌其烦地散布什么大宋天子“爱民如恐不及”。他的宗旨，就是剪除贪官，维护皇帝的统治。

    只反贪官，不仅皇帝，并不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恰恰是地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所需要的。

    早就指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是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人格化。各级官吏都是皇帝所分设，他们的权力是皇帝所赐予。皇帝与全国各级官吏、地主绅士上下串连、互相勾结，结成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统治网。“贪官”则是这个统治网的组成部分，是皇帝姑息纵容的党羽和爪牙。就拿《水浒》所说的贪官高俅来说，他原来是个流氓无赖，只因善于踢球逢迎，被宋徽宗看中，不到半年，竟被抬举为“殿帅府太尉”，以皇帝为靠山，飞扬跋扈，无恶不作。《水浒》中出现的贪官，大都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本身就是皇亲国戚。如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江州知府蔡德章，是“当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等等。因此，农民起义仅仅反对直接统治他们的大小官吏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打倒作为封建政体首脑和一切官吏、士绅总后台的皇帝。否则，即使暂时除掉了一此官吏，也必然会有另一批官吏来代替，而“赵官家”的“江山社稷”却依旧安然无恙。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制度和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的是“替天行道”、整饬吏治、重振朝纲，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专政。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完全适应了北宋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招降政策。其最后的归宿，必然是投降受招安。

    征剿与招抚，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究竟采用那手策略来消灭梁山农民起义军，宋朝地主阶级内部曾有过激烈的争吵。主剿派曾一度得势，于是，呼延灼进犯于前；关胜“围剿”于后；乃至童贯、高俅亲兴问罪之师。但接连损兵折将，宠臣名将也大都作了俘虏。由于征剿次次破产，阶级斗争空前激化，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难以镇压下去，北宋统治阶级便把“招抚”政策提到日程上来。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本来就是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以“建功立业”、“尽忠报国”。此时，他便越发积极地配合朝廷的招安政策，加紧在革命队伍内进行叛卖和乞降活动。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接受招安，拜倒在宋徽宗脚下，直至去镇压方腊起义，这就是宋江实行阶级投降主义的全过程。可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十分符合统治阶级招降政策的需要。

    钻入革命队伍之中，篡改、修正革命阶级的政治路线，使之成为符合反动阶级利益的东西，最后叛卖革命事业，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基本特征。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宋江，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偷换了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路线，结果，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被阉割成了地主阶级可以接受的修正主义路线，农民革命斗争被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一支本来是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革命队伍也演变成替皇帝镇压农民起义的御林军。宋江在革命队伍中，打着“革命”的旗号，干了高俅之流所干不了的叛卖革命的勾当，充当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应和走狗。

    宋江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来篡改农民革命路线的事实，从反面告诉我们，凡是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要篡改和修正革命路线的实质，从而改变革命的性质，最后葬送革命。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复杂的斗争中学会辨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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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派上台的教训

    纪军　(1975.11.21)

    （解放军某部　纪军）

    晁盖死后，宋江当上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第一把手。宋江上台，就是投降主义、修正主义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是一种什么情景？那就是千百万革命人民人头落地！

    宋江这个叛徒，被《水浒》作者描绘成一个仁爱忠厚的慈悲菩萨，甚至连燕青射死几只大雁他都要发出一番“岂忍害之”的叹息。可是，当他投降后，马上露出了杀人不眨眼的凶相，充当了血腥屠杀起义农民的刽子手，替宋王朝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个无耻叛徒亲自向朝廷请战，“情愿请兵，前去征进”方腊起义军。于是，他当上了征讨方腊的“正先锋”。他在亲领“圣旨”的第二天，便急不可耐地调拨战船，传令军马头领整顿箭炮，水陆并进，船骑同行，恶狠狠地向方腊起义军扑去，加以野蛮的残杀。仅最后帮源洞一仗，就“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渠”，“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此时，宋江一反过去在梁山宽待被俘的朝廷将领的常态，将抓到的农民起义军“剖腹剜心”，把农民起义领袖方腊，送给朝廷，绑赴“东京市曹上凌迟处死，剐了三日示众”，真是凶残至极！

    宋江的反革命一生，从反面告诉人们，搞修正主义的人，必然搞投降主义；实现投降以后，又总是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镇压革命人民群众。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坚持反修防修，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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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革命理论 积极评论《水浒》

    天津站工人理论组　(1975.11.24)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贯彻执行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我们要积极参加这个讨论，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评论《水浒》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总是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一是征剿，血腥镇压；一是“招安”，引诱投降，加以瓦解。对于革命人民来说，特别要警惕这后一手。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革命队伍内部出了投降派，就可以断送整个革命事业，起到敌人武力镇压起不到的作用。梁山起义队伍在晁盖领导的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曾多次派兵镇压：先是团练使一级的地方武官带几千兵马去“讨伐”；后来朝廷挑选能征善战的大将，带几万大军去“围剿”。这些不但没有能扑灭梁山起义的烈火，反被梁山起义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乃至全军覆没。而起义队伍则是越战越强，越来越壮大，从反动的地方官府到朝廷，对梁山起义军都奈何不得。但是，宋江混入起义队伍，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却使反动统治阶级不费多大力气，就把梁山起义队伍引向了“全伙受招安”的彻底覆亡的结局。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没有被反革命的反复“围剿”所扑灭，却被混进起义队伍内部的投降派所断送。从这个历史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投降派的危害有多么大啊！

    说起投降派的危害，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感受是很深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蒋介石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我们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工人领袖林祥谦烈士，就是因为有投降分子的告密而惨死在反动军阀吴佩孚的屠刀下。我们天津站六号门工人罢工，就是由于投降分子的出卖，才使我们的阶级兄弟被捕入狱。这帮内奸走狗，为虎作伥，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人民，罪恶滔天，可恨至极。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出现过陈独秀、王明、、一类的投降派，他们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他们有的使国内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有的叛国投敌，妄图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变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当亡国奴。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投降派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必须提高对投降派的识别能力，对投降派保持高度的警惕。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国内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时刻妄想从我们党内寻找投降派，妄图从内部搞垮我们。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一切投降派，要实现他们的投降阴谋，就必然要“修正”马克思主义。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积极响应的号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分析投降派，批判投降派，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梁山泊农民起义从发展壮大到接受招安、归于失败的全过程说明，路线正确，革命队伍就发展壮大；路线错了，就把革命事业葬送。在晁盖等人上梁山之前，梁山泊被腐儒“白衣秀士”王伦把持，当时头领只有四个，人马不过几百，没有多大作为。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人上山后，同林冲一起，火并王伦，晁盖做了首领，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晁盖提出了“竭尽全力，共聚大义”的明确的起义纲领。“聚大义”就是号召广大被压迫的农民走革命造反的道路。农民起义的矛头不仅指向了封建官吏、土豪劣绅，而且指向了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晁盖积极组织起义的力量，修筑山寨，打造军器，建造船只，准备粮草，建立水军，操练人马，随时准备和官军作战。晁盖任人唯贤，论功排座，使得起义军团结兴旺，迅速壮大。由于晁盖制定和执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所以梁山事业蓬勃发展。梁山起义军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进剿”的官军，屡战屡胜。到攻打曾头市的时候，梁山起义队伍已发展到几万人。晁盖死后，宋江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鼓吹“替天行道”，千方百计乞求招安，使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遭到了失败。

    从梁山泊农民起义的失败，联系赫鲁晓夫在苏联篡权复辟的教训，回忆我党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对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的教导，领会更深刻了。为我们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要结合评论《水浒》，学习革命理论，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在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里，招安与反招安，投降与反投降，是有过激烈斗争的。但是，斗争的结局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得逞了。宋江一开始就大肆贩卖投降主义的理论和哲学，进行投降阴谋活动。在政治上，宋江有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的反动纲领，他夸皇帝“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而“暂时昏昧”，以此来掩盖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转移农民斗争的视线。在思想上，宋江极力鼓吹“天命”，“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孔孟之道，用名利、金钱、官禄瓦解农民起义军的革命斗志，用地主阶级“人性论”束缚农民起义将士的思想和手脚。在策略上，宋江大耍两面派的权术，一面甜蜜蜜地称晁盖“哥哥是山寨之主”，一面又架空晁盖，阴谋篡权。李逵等人，尽管有一个“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强烈愿望，有“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英勇气概，但终究是朴素的阶级感情。只凭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看不透宋江这类极端狡猾的叛徒、内奸的真面目，批不倒宋江的投降主义的论调，也识不破宋江搞的阴谋诡计。结果，推翻赵宋王朝的目的不但不能达到，反而被皇帝的奴才宋江出卖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不曾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征服，却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所葬送。

    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个时代，有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了人类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和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下，正在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一伙“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正是这样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罪恶活动的。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斗争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是指导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是识别一切投降派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工人阶级要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革命理论，搞清楚为什么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搞清楚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搞清楚修正主义者、投降派的反革命活动的规律，不断地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识别能力，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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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侠合一的投降派宋江

    刘大杰　(1975.11.26)

    《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是个儒侠合一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作为两个流派都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那时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指出儒和侠一文一武，狼狈为奸，“乱法”、“犯禁”，为反动的奴隶主贵族效劳，危害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所以韩非说他们是两条危险的蛀虫。生活在西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说他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其实他所写的游侠，大都是地主阶级中的人物。“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郭解迁徙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这不但说明了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也说明了他们所“救”所“振”的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中的上层，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或那一派。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成了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

    到了唐朝，许多具有非儒思想的诗人，往往向往游侠，表示对儒生的轻蔑。李白的《侠客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非儒是对的，但是颂侠是错的。中唐以降，政治日益混乱，宦官当权，藩镇割据，形成朝廷与地方以及藩镇与藩镇的对立，争权夺利，相互斗争，侠士之风，一时称盛。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开成三年宰相李石被刺，都是出于藩镇和宦官的主使。在这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政治斗争的形势下，产生了许多以游侠为题材的侠义小说。其中如红线、聂隐娘、昆伦奴等男女侠客，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或为藩镇效劳，或为贵公子卖命，但无一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

    从历史上看，儒和侠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但孔子之徒中，有人也具有“侠”的作风，二者又可以结合。说得早一些，子路就是儒中之侠。《汉书·游侠传》云：“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子路）……，死而不悔也”。可见前汉游侠是把子路也作为游侠的祖宗来推尊的。子路的特征是，文可以读经，宣传孔丘之道；武可以用剑，“杀身成名，死而不悔”，具有文武双全的“本领”。可是汉代的游侠和晚唐的侠客，只能传其后者，不能传其前者，儒和侠还是分开了。到了《水浒》里的宋江，再把子路之流的传统加以继承和发展，在文儒和武侠的结合上，成为儒、侠合一的人物形象。

    《水浒》中的宋江家有庄园，有“大小庄客”，“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不是一般的中小地主。在思想上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孟之徒。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自幼曾攻经史”，“幼读经书明礼义”；所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的最高信念，是要为皇帝尽忠，要为父亲尽孝，要做一个“全忠全孝”、“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儒徒；从而争取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在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他这样的儒徒，不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造反、要起义，而且他对于造反、起义是坚决反对，是深恶痛绝的。晁盖劫了生辰纲，他说是犯了“迷天大罪”；伤了何观察，活捉黄安，他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他杀了阎婆惜，情愿刺配江州。在路上被晁盖救上梁山，劝他留在山上。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连戴在自己颈上的枷锁，也不许人动，说这是“国家法度”。在这些地方，充分暴露出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奴才，是赵宋王朝的忠臣。

    《水浒》中的宋江是董仲舒的忠实信徒。笃信“天命”这一点，儒和侠是共同的。《水浒》的作者非常着力地描写和赞扬了宋江利用孔孟之道的天命观，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活动。《水浒》中，九天玄女的“法旨”，假造童谣，石碣天书以至最后的“神聚蓼儿洼”，无一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邪说的艺术表演，无一不是神权迷信的蛊惑人心，无一不是为写宋江笃信天命作铺垫。“人间善恶皆招报，天眼何时不大开”，宋江宣扬天命主宰一切，用天命来消除阶级的对立关系，用天命来压服梁山泊头领中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达到他叛卖革命的目的。

    《水浒》中的宋江又是作者按照程、朱理学的模子塑造的形象。所谓理学就是唯心主义的天理之学。朱熹说过：“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所谓天理、天命、天道，等等，都是一个货色，都是借天意神权，来推行孔孟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压迫穷苦人民，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理学家朱熹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他认为：天理是正，人欲是邪，也就是说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是合乎天理的，所以是正；穷苦人民因为活不下去而起来造反，是属于人欲的，所以是邪。朱熹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集中表现了孔孟之徒的千言万语，就是要表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穷苦劳动人民必须“灭人欲”，甘心做牛做马，永世不得翻身。《水浒》中九天玄女交给宋江的“替天行道”、“去邪归正”的旗号，就是“替天行理”和“天理昭昭不可诬”的旗号。宋江正是用这一旗号，来同造反派对抗，作为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晁盖劝他上山，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万万做不得，情愿死在众位手里。刘唐要杀死那两个押送宋江的“公人”时，宋江连忙劝阻说，你们这样做，“倒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不如我自己死了，立刻抽出刀来准备自刎。在宋江看来，忠孝是天理，造反是人欲，天理万万违反不得。

    由此可见，宋江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儒徒，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当然不能成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精通儒道，也能诗词，在封建社会应当是可以升官发财的，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派别倾轧的激烈斗争中，宋江的官运并不亨通，“年已三旬”，仍然是郓城县的一个小押司，“名又不成，功又不就”。“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正道出他这种怨恨的心情。文儒求官的路走不通，他要另谋出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地主阶级野心家宋江，是很懂得这点道理的，于是在江州被救上山以后，决心走造反求官的路。《满江红》词云：“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是宋江造反求官的真实自白。请看！宋江跪在宿太尉面前哀求说：“宋江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又向高俅“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又宋江听到朝廷颁降诏书，赦罪招安时，“喜从天降，笑颜逐开”。奴才嘴脸何等鲜明；孔孟之道，表现得又是何等露骨。

    宋江混进农民起义队伍，在革命旗号的掩护下，走投降、受招安的道路，正是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梁山起义军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以李逵、吴用、三阮为代表的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有强大的力量，时时阻碍宋江投降路线的推行。李逵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呼声，意味着打倒赵宋皇帝，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政治要求。宋江在菊花会上正在听乐和高唱《满江红》词时，李逵首先表示反对投降。宋江在李师师家里搞投降阴谋时，李逵怒气冲天，放火烧房子，并把“香桌椅凳，打得粉碎”。陈太尉第一次来招安时，阮小七换了“御酒”，李逵把诏书扯得粉碎，并把陈太尉痛打一顿。

    在这种激烈的路线斗争的形势下，宋江专以孔孟的“全忠”之道，很难贯彻他的投降路线。于是他不得不借助游侠的“仗义”之道，彼此结合，相辅而行，使他在推行投降路线方面，收到了效果。宋江是文儒，又是武侠。他的文武双全的“本领”，可以说在其祖师爷子路之上。小说中写他：“爱习枪棒，学得多般武艺。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zhōu＠①人之急，扶人之困”，“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临江仙》词赞他：“济弱扶倾心慷慨”，“疏财仗义更多能”。这不是儒生，而是游侠形象的美化。他用小恩小惠的手段和多般武艺，博得了“豪杰”、“及时雨”、“呼保义”的美名，成为江湖上的巨侠。由于他是一个巨侠，他精通、并且善于运用“超阶级”的“江湖义气”（侠义），来蒙蔽群众，收买人心，夺利争权，招降纳叛，从而培养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巩固其领导地位。小说里所写的“锄暴安良，劫富济贫”，“轻死重义”，“行侠仗义”，“仗义疏财”，“朝夕相见，死生可同”，“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都是游侠语言，也正是宋江所利用的法宝。他并且通过“歃血誓盟”，把侠义变为法律，成为约束和统治群众的精神武器。在第七十一回里，宋江利用石碣天书，牢牢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就对大众宣布：我们“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又说：“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把所谓江湖义气的“侠义”，具体化成为如此可怕的神圣法律，这固然是出于反动统治者的阴谋，但当时的穷苦劳动人民，很不容易认识隐藏在“侠义”美名后面的剥削阶级的骗术实质，往往受到它的利用和毒害。《水浒》中的宋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大搞阴谋诡计，把梁山起义队伍引向了投降道路。这说明“侠义”真是麻醉人民的毒药和杀害人民的软刀子。

    所谓“义”，当然是有阶级性的。晁盖由“七星聚义”到“聚义厅”，他所讲的“义”，是要聚农民起义的“义”，是要聚“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义，是要推行农民起义路线。他对众人说过：“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所以他的“大义”是正义的，得到了广大穷苦人民的拥护。在他的领导下，梁山起义事业形势大好。由几个头领发展到八十多个，由几百士兵，发展到几千军马，把宋朝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宋江夺取领导权以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实际就是用投降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忠”是忠君，“义”是侠义。忠是纲领，义是手段，义是为忠服务的。儒家也讲义，但《水浒》中的义，主要讲的是游侠的江湖义气。“忠义堂”的出现，正是儒、侠结合的象征。宋江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再把“侠义”骗术变成军法，于是放手推行投降路线，作为求官的工具。他为了接受招安，对腐朽的朝廷极尽其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能事；对梁山上不愿意投降的人们，则利诱、威逼，软硬兼施，甚至假装酒醉，以砍头威胁李逵。在这里再也看不到“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诺言了。就这样，宋江终于成为赵宋王朝的忠实奴才，把梁山农民起义军，改变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武装，自称“天兵”，扬威耀武，替反动统治者效劳。他对待方腊起义军的将领士兵，不是剖腹，就是剜心，这是何等毒辣与残暴！“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这就是他的“替天行道”的实质。九天玄女降给宋江的法旨，是全忠和仗义。第五十五回诗云：“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这正表明儒、侠精神的结合。鲁讯指出：《施公案》、《彭公案》一类小说，“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三侠五义》中的展昭，可以说是宋江的徒子徒孙。

    儒和侠，韩非看作是两蠹，儒、侠合一，就会成为一条更大的蠹。宋江混进革命队伍，从内部进行破坏，终于葬送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事业，做了童贯、高俅他们所不能做的事，起了童贯、高俅他们所不能起的作用。

    最近学习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受到了深刻教育。这不仅对于我今后的文学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我也有一定的提高。《水浒》确实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小说，宋江确实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我一定要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争取为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很光荣的，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有改造世界观的优越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把立足点真正地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充分认识到：紧跟的革命路线就有前途，否则就要犯错误。＊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贝加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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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三郎”与“中山狼”

    胡世宗　(1975.11.26)

    （解放军某部　胡世宗）

    读了《水浒》关于宋江的文字，不由得想到《东郭先生》里的“中山狼”。“黑三郎”宋江，被梁山起义军救全性命之后，玩弄权术篡夺梁山泊的领导权，反转身来又用投降主义路线，吞噬了梁山起义军。他同那只在蒙蔽了东郭先生得以躲过大难之后，又猖狂起来、张着血盆大口要吃掉东郭先生的中山狼，不是很相似吗？

    宋江本是残酷压榨、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群狼”中的一只。他“学儒”、“攻经”，一心只想为封建统治者建功立业，这就是他所谓的“凌云志”。这个“黑三郎　”，在同高俅等另一批狼的角斗中失利后，飘泊流离，刺配江州，被逼得无路可走，头颅险些被“法度”之刀剁了去。正当他被开刀问斩的时候，梁山泊的起义队伍“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把他救脱了，才使他的小命得以苟延。然而，此人的地主阶级本性是不改的。这个与皇帝——狼头子“本无异心”的“黑三郎”，在晁盖中箭身亡后，坐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时，他篡改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毁灭了整个梁山起义军。在与梁山起义军“本是同根生”的方腊起义军面前，“黑三郎”杀气腾腾地叫嚣：“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在帮原洞战役中，“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渠”，“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你看，这只缓过气儿来的“中山狼”是何等凶残！

    “黑三郎”也有不同于“中山狼”之处。“中山狼”吃人是张着血盆大口，而“黑三郎”吃人却是一面张着血口，一面还滴着“忠义”的眼泪。宋江不仅用“御赐鸩酒”害死了舍生忘死救他性命的李逵，而且用“忠义”的“鸩酒”，把整个梁山起义军坑害殆尽！“黑三郎”这一招儿，确实是高于“中山狼”的。

    “中山狼”虽然一时骗过了东郭先生，但最后还是被农夫和觉醒了的东郭“操刃共殪”了，故事以农民的胜利、狼的失败而告终；而《水浒》却美化了宋江，歌颂了“狼”的胜利。梁山起义军——那些农夫和东郭们，于不知不觉中，全部落入了恶狼的血盆大口！当我们读到八十二回，看到“黑三郎”打着“顺天”、“护国”两面降旗，率梁山队伍从东郭门而入，受“天子”和“文武百官”检阅，宋徽宗“喜动龙颜，心中大悦”时，是多么愤慨，多么痛心呵！“黑三郎”终于把这支农民起义军“吃”掉了。《水浒》作者是以欣赏的眼光、赞美的语调，来描写这个场面的。

    从这两部作品的不同结局，可以看出，两部作品的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立脚点。《东郭先生》的故事，使人们擦亮眼睛，警惕中山狼一类以假象蒙骗人。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农夫这一面的。而《水浒》却着意美化宋江，歌颂了骗人、吃人的豺狼。作者的立场显然是站在了“狼”那一面。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为武器，把《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深批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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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阶级调和论的宣言

    王琦;白鸿　(1975.11.26)

    （吉林大学学员　王琦　解放军某部战士　白鸿）

    《水浒》第七十一回，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的“言语”：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以前的《水浒》评论者，把这段骈文，看作是中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宣言书。这样一说，充满了尖锐阶级矛盾和路线斗争的梁山泊，竟成了理想的大同世界。事实真是这样么？否！这决不是“农民革命思想”的描绘，而是一篇阶级调和论的宣言。

    所谓“忠诚信义并无差”，这是用“超阶级”的道德观来否认意识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生活环境、遭遇的不同，阶级地位的不同，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思想基础不同。《水浒》中一百零八人虽然都上了梁山，但他们上山的动机和目的是大相径庭的。李逵、三阮这些人，他们起义是为了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改变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与此相反，“潜身水泊”的宋江，被“赚”上梁山的卢俊义，以及被拉上山的朝廷命官，这帮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他们上山，是为了恢复、加强或提高自己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地位，他们不反皇帝，忠于皇帝。可见，在起义军内部，思想是千差万别的。这段骈文却宣扬什么“忠诚信义并无差”，企图用“忠义”把各个阶级的不同思想统一起来，否认各种思想的阶级烙印，它宣扬的恰恰是阶级调和论。

    所谓“一般儿哥弟称呼”，是用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抹煞人的阶级性。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决定了社会必然分为地主、农民两大对立阶级，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纯属阶级关系。《水浒》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正如鲁讯一针见血地揭露过的：“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宋江对“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和“猎户渔人”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对前者，低声下气，动辄跪拜；对后者，动辄斥骂，甚至要杀头。宋江是地主阶级分子，他不可能真正同李逵等下层人民建立兄弟关系。宋江和李逵，属于两个不同的对立阶级，他们之间血淋淋的阶级关系，用“一般儿哥弟称呼”是掩盖不了的。然而，这段骈文讲江湖中的“兄弟”关系，从根本上抹煞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否定了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这是地主阶级所宣扬的人性论。

    既然农民和地主可以在一起称兄道弟，“酒筵欢乐”，那么梁山农民起义军同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也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既然如此，皇帝“赦罪招安”起义军，起义军投降受招安，也就合情合理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骈文的最后一句是：“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见百二十回本），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全书的主题。“啸聚山林”，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在一定阶段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休言啸聚山林”，歪曲农民的阶级斗争，并把农民起义引向“瞻依廊庙”即效忠皇帝——这正是作者写《水浒》的反动的用心所在。

    宣扬阶级调和论，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贯伎俩。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修正主义者搞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必然要捡起阶级调和论这个破烂武器，古往今来，没有例外。宋江是这样，陈独秀、王明、、也是这样。批判《水浒》中的阶级调和论，对于识别投降派，认识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是极有帮助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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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水浒》作者的反动创作意

    闻军　(1975.11.30)

    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提示《水浒》的主要倾向，本文从选材、立意、艺术构思等方面，来论述作者究竟是怎样挖空心思宣扬投降主义的。

    一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但它绝不象以前一些评论所吹捧的那样，“深刻地描写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它只是别有用心地涂抹了几个上自高俅、蔡京，下至西门庆、镇关西、蒋门神等所谓“奸邪小人”，并抖露他们的罪恶，借以掩饰以皇帝为头子的整个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罪恶，用所谓“忠良”和“奸邪”的矛盾来替代、抹煞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根本矛盾和殊死斗争。这就是《水浒》作者为了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所使用的偷梁换柱的艺术手法。

    《水浒》第二回写了个高俅发迹，迫害王进的故事。高俅本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球，巴结上宋徽宗，作了“殿帅府太尉”，于是就作威作福，官报私仇，对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横加迫害，终于逼走了王进。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虽简单，却提纲挈领地体现了《水浒》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旨，为全书定下了基调。《水浒》作者告诉人们，本来“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只是由于“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佞”高俅之流当权，陷害、排挤了象王进那样的“孝子忠臣”，败坏“朝纲”，才导致社会动乱。事实上，无论《水浒》所反映的北宋末年，还是《水浒》成书的元朝末年，农民起义之所以风起云涌，完全是由于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剧，阶级矛盾发展得十分尖锐的结果。正如所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可是，作者却把当时社会的动乱，归结为少数“奸佞”当权，排斥“忠良”所致。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高俅等几个残害“忠良”的“奸佞小人”身上，以免使读者看到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般罪恶。这正好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掩饰阶级矛盾，散布对地主阶级中所谓“忠良”的幻想的反动创作意图。

    鲁智深、武松等好汉被迫上山的故事，也是这样。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帮助被污辱被损害的金翠莲脱离火坑；“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解救险遭“奸佞”暗算的林冲免于一死。这些故事，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着重表现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特征。这样作的目的，除了有意让这一人物跟“奸佞小人”高俅之流作鲜明对照，更加突出“反贪官”的主旨外，还企图通过对快人快事淋漓尽致的渲染，散布对统治阶级中所谓“忠信之士”的幻想。

    拿武松帮助施恩打倒蒋门神、夺回快活林的一段情节来说，蒋门神仗着地方武官张团练等的势力，夺了施恩开在快活林的一个酒肉店，称霸一方，牟取暴利，无疑是个恶霸。那末，施恩呢？他还不是仗着父亲是本州“管营相公”，因而“捉着营里有十个拚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这不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霸么？可是，作者通过处心积虑的艺术加工，却把施恩和他的父亲描绘成“礼贤下士”的“忠厚长者”和“江湖豪侠”，甚至连他们倚势盘剥地方的恶霸行为，也吹捧成“并非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增添豪侠气象”，而对另一恶霸蒋门神及其靠山张都监、张团练一伙，则极力刻画他们的骄横跋扈、阴险毒辣。两个都是恶霸，真要揭露，为何如此厚此薄彼？作者这么处理，确实有意突出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宣传地主恶霸中尚有好坏、善恶之分，用狗争骨头中的是非得失来掩盖他们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为非作歹、鱼肉人民的共同罪恶。

    作者千方百计、挖空心思通过艺术手段，宣扬“奸佞”残害“忠良”，因而导致“盗贼四起”、社会动乱的谬论，其目的就是抹煞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抹煞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提出，作好“理论”准备。因此，我们阅读和评论这些篇章时，要善于识破作者别有用心的创作意图，认清作品宣扬投降主义的总倾向。

    二

    既然《水浒》作者认为“乱”，是以高俅为代表的“滥官污吏”、奸邪势力逼出来的，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便成了一部《水浒》的主题思想。

    小说的主题思想，是要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的。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致斐·拉萨尔》）。在《水浒》中，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正是通过作品中所塑造的典型形象，特别是通过主要人物宋江来体现的。

    在设计人物时，作者把宋江这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规定为出身地主阶级，具有这样的经历和思想性格特点：“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不甘当个小吏，只想“朝廷见用”，“建功立业，官爵升迁”，“青史留名”，等等，这是必然的，也是不难想到的。较难处理的，还是怎样才能“合情合理”地让这样一个顽固的封建卫道士混进农民起义队伍，并篡夺领导权。让高俅之流“奸佞小人”，把这个“日月常悬忠烈胆”的宋江逼上梁山，照走林冲、鲁智深、武松他们的老路吧，未免雷同。况且此人“忠义双全”，非同等闲，如果他也架不住一逼再逼，便上了梁山，岂不违背了封建名教，有损他的“令誉”么？于是《水浒》作者煞费苦心地为宋江上山安排了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先让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犯下迷天大罪”，由于宋江的“仗义”“私放”，上了梁山；然后又让晁盖派刘唐送金酬谢宋江，终于“惹出一场大事来”。即使如此，他也宁愿被捕，刺配江州，也不上梁山。最后，又让他醉后题了两首发牢骚、泄私愤的诗词，被“奸佞小人”当作“反诗”定罪问斩，为梁山起义军劫法场救出，“闹了两座州城”，完全断了退路，这才不得不上了梁山。这还不算，作者又进一步根据孔老二的“天命论”和宗教迷信观念，捏造出星宿下凡、九天玄女赐“天书”等荒唐情节，给宋江头上增添“灵光”，说明宋江上山是“天意”，这既无损他的“忠义”美名，又可以为他后来顽固推行“去邪归正”的投降主义路线作铺垫，作辩护。让宋江三番五次不上山，一方面表现宋江对皇帝的无限忠心，另一方面也是让他沿途搜集力量，为上山后的夺权积累政治资本。增添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放晁、晁上梁山造反这条副线，不仅烘托出宋江的“义气”，为他一上梁山就能篡夺起义军领导权创造条件；而且通过简略展示宋江的对立面——晁盖所代表的真正农民起义路线，两相对照，颠倒是非，表明晁盖的路线是“邪”的，而宋江所推行的那条投降路线才是“正”的，因此必须“去邪归正”。

    确立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是小说创作构思中最关紧要的一环。宋江这一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确立了，其他的人物和故事就可以围绕这主要的人和事去构思、组织了。虽然宋江到第十八回才出场，前十七回中的故事，仍然是全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用来为宣扬投降主义路线这一主题服务的。它们所起的作用，除了前面已指出的为宋江的投降制造根据外，同时还为他的出场提供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为抬高他的身价而制造舆论和气氛。——朝廷“权奸”当道，“忠良”出走，江湖“盗贼”丛生，这样的形势，是多么需要宋江这个“忠义双全”的人物来“治理朝纲”，“扶国安民”啊！后来宋江出场，策划投降，不仅瓦解了梁山起义军，还镇压了方腊的农民起义，终使天下重返“太平”。这难道不是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吗？此外，在前十七回中，写林冲、武松、鲁智深、吴用诸人，个个英雄了得，到头来一一归服宋江，那末此人的“才德”、“威望”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这样，作者别有用心地组织了一连串若即若离的故事，用烘云托月的手法，突出了宋江，宣扬了投降路线。

    歪曲、贬低造反派，并以此作对照，突出宋江，宣扬投降路线，这是作者用的另一手段。前面已经讲到，设置晁盖这一人物，写他“智取生辰纲”、上梁山造反等情节，主要是为了烘托宋江的“义气”，为他的上梁山创造条件。这么说，也许有人会问，不管怎样，“智取生辰纲”这些章节写得并不坏吧？其实，作者写“智取生辰纲”，把晁盖他们写得好些，把他们的行动写得引人些，才能让宋江“私放”他们，从而显出宋江的“义气”。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他们写成偷鸡摸狗之徒，所干的事又极其猥琐，而让宋江“私放”了，这就达不到作者预期的艺术效果了。但设置晁盖这一人物总的意图，是作为被谴责、被贬低的对象，来反衬、美化宋江，歌颂投降路线的。正因为这样，当写到晁盖在梁山泊“聚义”造反后，作者对他先是谴责，后是贬低，无不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

    作者主要是通过宋江的口来对晁盖进行谴责谩骂的。宋江背后骂晁盖“聚义”造反是“犯了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当面“婉言”谢绝晁盖留他在梁山泊一同造反的邀请，说什么“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表面看象是自诉苦衷，其实是辱骂农民起义。

    骂了还不解恨，又挖空心思百般贬低、丑化晁盖。宋江一上了梁山，晁盖便成了傀儡。每当晁盖要亲自带兵出阵，作者总是让宋江用“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便可轻动”之类的借口拦住他，使他显得庸庸碌碌，无所建树；而宋江则连战连捷，屡建奇功。这不仅借贬低晁盖来抬高宋江，还妄图向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野心家，指点如何用貌似尊崇、实则架空的阴险手段篡夺实权。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安排他死得很早，名字又不见于“石碣天书”，还让宋江自吹自擂地宣称：“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上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所有这样一些构思，莫不借贬晁尊宋，来咒骂造反派违背“天理”必失败，宣扬投降派顺乎“天理”必成功。

    除晁盖外，作品也写了另一些造反派的正面形象，但同时又对这些人物作了严重的歪曲和贬低。这主要是妄想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歪曲描写，歌颂投降派，诬蔑造反派。例如，李逵一听到宋江夺了人家的女儿作压寨夫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砍倒了杏黄旗，要杀宋江，最后却落得个“负荆请罪”的尴尬结局。这既嘲弄了李逵的头脑简单，作事鲁莽，又赞扬了宋江的“光明正大”、“度量宽宏”。“菊花会上”李逵听到宋江盼望招安的滥调，便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踢翻了桌子；最后仍然免不了认罪服输。宋江喝了朝廷赏赐的药酒，自知不久即死，怕李逵再次造反，便把他骗来喝了这药酒。李逵得知后，反而表示：“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还要同他葬在一起。这些情节的构思，无非说明革命者不管多坚决，总不如投降派能耐，跳不出投降派的手掌。

    然而，过去的一些评论，却说《水浒》热情地歌颂并塑造了众多的农民起义英雄。根据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水浒》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宋江，决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投降派。至于其他人物，如梁山起义的奠基人晁盖、不愿意投降的李逵等，由于他们在作品中，是作为宋江的对立面来陪衬的，他们的革命形象，无疑是被严重歪曲和贬低了。

    三

    《水浒》的主题既然是宣扬投降，那末，在情节的构思和安排上，对于宋江阴谋策降的事，作者就不能不很费斟酌。宋江窃取了起义军领导权后，首先写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提出忠于朝廷的反动口号，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又组织了许多情节，评尽地写了三次招安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这主要在说明：一、“今皇上至圣至明”，因“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所以必须走他的宠妓李师师或和他“寸步不离”的太尉宿元景那样的内线，求他们从中疏通，招安才能成功；二、必要时，可以武力稍稍杀一杀“奸臣”高俅、童贯之流的气焰，排除招安的阻力；三、还要软硬兼施，同以“倒船偷御酒”的“活阎罗”阮小七、“扯诏谤徽宗”的黑旋风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作斗争，用威胁责骂压他们的威风，用孔孟之道来磨灭他们的“野性”，以保证投降主义路线得以推行。《水浒》就是这样，让最高封建统治者“知道怀柔胜征伐”，用“一封恩诏”招得“及时雨”来扑灭农民起义的燎原烈火；为混入革命队伍的阴谋家、野心家立传，歌颂他们怎样改变路线，制造舆论，篡夺领导权；同时，还对广大读者大肆宣扬人性论，阶级调和论，以掩盖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宋江受招安之后，作者还大写特写了他率领旧部征方腊等事情，这无非是给宋江提供机会，去当“忠臣义士”（即皇帝的鹰犬），好让他“尽忠报国”，“建功立业”，“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为他这个奴才涂脂抹粉，为他无耻的投降行径打掩护；同时还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装点门面，并趁机恶毒诬蔑各地此起彼伏、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革命运动。作者设计出“燕青秋林渡射雁”这一情景是大有讲究的。它预示着梁山好汉十之七八，在下一次征方腊的战争中即将伤亡失散。接着就写他们或死于非命，或残疾终身，或悟道坐化，或遁迹空门，或流落江湖，或远走外国。大大宣扬了万事皆由天定的宿命论，散布了凄凉悲观的情绪，妄图用此来冲淡阶级矛盾，瓦解人们的斗志。“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让“宋公明衣锦还乡”，这本是作者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好结局。为什么不就此打住，还要让他服毒酒身亡呢？无它，不过是想通过死来塑造一个“忠义双全”、至死不渝的奴才典型；而最后以“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的荒唐情节结束全书，就把宋江这个地主阶级奴才进一步神化，还说明了他的被毒死，完全出于高俅、杨＠①的奸计，重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动主旨。

    鲁迅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过：“凡是狐狸，尾巴终必露出”。（《鲁迅全集》十卷二一九页）不管《水浒》作者怎样巧妙地利用农民起义的题材，歪曲民间传说，惨淡经营，精心构思，制造假象，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认真学习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掌握理论武器，就能戳穿“画皮”，揪出“狐狸尾巴”，识破作者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意图，认清宋江这一投降派的丑恶嘴脸。通过评论《水浒》，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以增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这就是当前评论《水浒》这一反面教材的重大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一下加２厶平行再加一加日右加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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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要买什么“春色”

    唐山齿轮厂制动件车间工人理论组　(1975.11.30)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是《水浒》中投降派宋江的两句自白。它把宋江出卖革命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所谓“春色”，用宋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前“官爵升迁”，死后“青史留名”。

    既要“买”这个“春色”，就得有本钱。宋江没有高俅踢得一脚好球的本事，不会被皇帝看中而“发迹”；宋江“年命蹇滞”，官运不通，未能通过仕途爬上统治阶级上层。“名又不成，功又不就”，没啥政治本钱。不过，宋江不愧“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他深知敲开富贵之门的诀窍。“借得山东烟水寨”，钻进农民革命队伍中，“借”梁山起义军这个“烟水寨”的力量作本钱，不就可以去“买春色”吗？“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嘛！

    宋江正是这样“借”出卖农民革命去向皇帝“买春色”的！由此可见，投机革命，出卖革命，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梁山义军卖到统治阶级的屠场，这就是宋江其人的政治生意经！

    修正主义者，总是窃取革命成果，以此来作为向反动派投降的见面礼。从“潜身水泊”的宋江，到在内“暂栖身”的，不都是如此吗？鲁迅说得好：“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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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道村”小析

    张金书　(1975.11.30)

    （黑龙江安达县文化公社奶牛场大队社员　张金书）

    《水浒》中有个宋江在“还道村”受九天玄女“天书”的情节。“还道村”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很值得作一番剖析，这对认识宋江这个投降派和《水浒》作者的反动立场很有帮助。

    宋江在狗咬狗的斗争中，被迫“不由得”上了梁山。在《水浒》作者看来，这毕竟是走上了邪路，背离了正道。于是把他围困在“还道村”，这就是说，正是从这个地方，宋江得到了九天玄女的指点，才找到了走上正道的方向。办法就是九天玄女所指点的“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几句话里的“为主全忠仗义”，是说宋江在当梁山泊主的时候，要坚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且要设法利用这个“义”字，把梁山起义军都拉来尽忠朝廷。“为臣辅国安民”的意思是说，在宋江投降朝廷为臣的时候，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要加强对农民革命运动的镇压，使“良民”——地主过安定的生活，迫使被剥削的农民安分守己。这就要去消灭威胁封建王朝安全、打乱地主阶级安乐生活的农民起义。所以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而要去打方腊，自己得先投降，这就是所谓的“去邪归正”。这全部的活动包括在“替天行道”这四个字中。而且作者把“还道村”描写成是只有一个出口，再没有别的出路。其中含有这样的意思：只有“替天行道”才是唯一的正道，唯一的出路，其余都是走不通的。这就可以窥见《水游》作者写《水游》这部书的本意何在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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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塔天王”

    董方　(1975.12.06)

    “晁天王”和“铁天王”是群众对梁山农民革命领导人晁盖的赞称。这两个绰号都来自“托塔天王”。关于“托塔天王”的来源，《水浒》作者在第十四回说了这样一段故事：为了把鬼赶到东溪村，有人在西溪村凿了一座青石宝塔；晁盖为此很生气，便把塔托起，放到自家住的东溪村。这样，晁盖只不过是个宗族派系斗争中的“英雄”，显然是对农民起义领袖形象的歪曲。

    早在《水浒》成书之前，宋末元初的龚开根据当时民间传说写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对“铁天王晁盖”的赞语是这样说的：“毗沙天人，证紫金躯；顽铁铸汝，亦出洪炉”。大意是说：掌上托着舍利古塔的毗沙天王，是紫金铸就的身躯；而铁天王晁盖也是洪炉里百炼的纯钢。“托塔天王”就是“毗沙天人”的俗称。称晁盖为“托塔天王”，表现了群众对他的赞扬和拥护。

    一部中国的农民革命史，就是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用暴力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农民革命必然要反对封建制度的集中代表——皇帝。晁盖是反对皇帝的。正如旱地忽律朱贵所说，“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对封建皇帝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真假农民革命的试金石。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其斗争的矛头都是针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总头子皇帝的，其中较大的几次农民起义，还在自己的纲领里或称号中，直接表明了与皇帝势不两立。如东汉的张角自称“天公将军”。清代的洪秀全创建太平天国则自称“天王”。晁盖称“托塔天王”、“晁天王”或“铁天王”，和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自称“天公将军”、“天王”一样，也包含了反对“天子”的意思。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托塔天王”的政治意义。

    《水浒》作者对“托塔天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第七十一回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十分明显，这不是作者玩弄什么“对仗”的文字技巧，而是寓褒贬于其中的“春秋笔法”。晁盖称号里的“塔”字不见了：把对晁盖英雄气概的形象比喻，偷换成修饰“称王”的贬义词——“托胆”。这段骈俪对偶的文字，直接表达了作者对晁盖、宋江二人不同的评价，也突出了其结局的不同。作者唯恐晁盖有胆有识地称王，所以让他早早死去，屏于一百○八人之外。而大肆吹捧宋江肯引导众弟兄去保卫皇帝，所以让他居于一百○八人之首。一曲精心制作的颂歌给予投降派宋江，一纸用心险恶的罪状投向农民起义领袖晁盖，爱憎何等分明。《水浒》作者的笔，正是那支借史文恭之手射向“托塔天王”的毒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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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析宋江的修正主义

    赵安亭　(1975.12.06)

    （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

    指出：《水浒》中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水浒》一书，细致地描画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全过程，真是一份认识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仔细分析《水浒》中宋江搞的修正主义，对我们认识投降派，反修防修，是很有益处的。

    一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皇帝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是地主阶级专政的象征。农民起义军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政治上必然把矛头指向皇帝。因此，思想上敢不敢造反，政治上反不反皇帝，实际上就成了坚持农民起义路线还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水岭。

    “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这是《水浒》中革命派和投降派根本对立的观点。晁盖等人在劫生辰纲时说：“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实际上就是说“造反有理”，“农民起义无罪”。就在这种思想鼓舞下，晁盖一上梁山，就提出“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政治主张。在这一主张指引下，起义军惩何涛、囚黄安，坚决彻底地消灭反动军队；“整点仓库，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每日只是操练人兵，准备抵敌官军”；扫平祝家庄，攻打曾头市，消灭地主武装；传播“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思想，把矛头明确地指向了皇帝。这些都充分说明“共聚大义”就是号召团结起来举行农民大起义，是反皇帝的，是坚持农民起义的正确的政治主张。

    而宋江却到处宣扬“造反有罪”，用忠义双全的反动谬论，磨灭起义农民的革命思想。就在“忠义”观念的指导下，他严守朝廷法令，不肯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后来，他“不由得”被推到了起义军中，又用“替天行道”的主张，篡改了“共聚大义”的主张，修正了晁盖等人反皇帝的政治方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起义，纳入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轨道。在封建社会里，反动地主阶级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代表天的，皇帝行的“道”就是天的“道”。宋江的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皇帝行封建统治的道。九天玄女娘娘对宋江说：“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却邪归正。”就是要他向皇帝尽忠，做皇帝的忠臣，为地主阶级专政效力，镇压农民起义，保护地主阶级的“良民”；背叛农民起义这条所谓“邪路”，走投降皇帝的所谓“正路”。既然仍旧要行皇帝行的“道”，那就只能按着皇帝的旨意办，而不能反皇帝。后来宋江果然把“替天”改成了“顺天”，更裸地显出了投降派的真相。

    人们的实际行动是检验人们的主张的试金石。请看宋江在“替天行道”的主张下干了些什么吧：一，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然宣扬皇帝好，“天子至圣至明，只被奸臣蔽塞”，标榜忠于皇帝，对内压制反对招安、主张反皇帝的革命派，对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二，释放或重用被俘的朝廷将官，千方百计地进行投降活动，最后，让人招安了；三，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把农民起义军变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御林军。从宋江的行动可以看出，“替天行道”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主张。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历来就是采用“剿”“抚”两手政策的。“剿”或“抚”都是为了消灭农民起义，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水浒》中，上起皇帝、朝廷大臣，下至州官、太守，一会儿有人主张“剿”，一会儿有人主张“抚”，正是这两种社会职能的交替使用。只不过“抚”这一手，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很受革命队伍里投降派的欢迎；如能实现，对反动统治阶级也更为有利罢了。一个主张招抚的大臣对皇帝就是这样说的：“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此为上策。”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只愿早早招安”，与朝廷的上策不谋而合，这多么清楚地表明，“替天行道”的主张，是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

    二

    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一定的组织路线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在组织上都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在革命目标一致的原则下坚持团结。而修正主义者，为了取消革命，必然要改变革命队伍的组织成份和性质，分裂革命队伍。

    在梁山起义军刚开创时，晁盖等人拿“敢拒敌官军”作为原则，把那些对官军作战中表现“智勇足备”，“善能用兵”，以及在战斗中立下功劳的人，排在座次的前列。并招接四方好汉入伙。执行这一原则，不但使山寨中原来的队伍和新上山的队伍，达到互诉“心腹之事”，紧密地团结，而且使散居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都汇集到梁山，使起义军发展壮大起来。

    宋江上山后，推行一条有利于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路线。他一上山，立即着手搞派别活动，先把起义军头领分为新旧两派，各坐一边。并宣布“休分功劳高下”——即不管在对官军作战中是否勇敢、坚决和贡献大小。这就抹杀了“敢拒敌官军”的原则。晁盖一死，他立即改组领导班子，把他的亲信和俘虏的朝廷将官提到前面，而把屡立战功的三阮等排挤出中心领导机构——忠义堂。后来又公然声明以“世本忠臣”——即忠于皇帝——为原则，以“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即剥削阶级出身，社会地位高——为主要标准。按着这种标准，他用“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作诱饵，把大批朝廷将官、地主、贵族拉进领导机构，安插到主要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让自誓“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大地主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让决心要消灭起义军的关胜，做马军五虎将之首。起义军的军、政、财、监察等大权几乎都落到了投降派人物手中。而被压迫阶级出身的起义英雄李逵、三阮等，尽管他们为起义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出身微贱，不愿意投降，即遭到宋江的排斥和贬低，只担任了些没有什么大权的步兵、水兵头领。投降派在起义军领导班子中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领导班子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宋江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在领导班子中获得通过，并强加于整个起义军，终于使起义军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皇帝的御林军。用剥削阶级的“地位、金钱、名誉”做诱饵，搞派别活动，把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安插到领导班子中，首先改变领导班子的组织成份和性质，这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组织手段。

    梁山一百○八人表面上“哥弟称呼”，“一同酒筵欢乐”，貌似团结一致，但从宋江上了山，同床异梦的状态就已形成。宋江搞投降主义，遭到不愿意投降的将领们抵制和反对，引起一阵阵轩然大波。不愿意投降的吴用只好背着宋江下密令，布置反招安斗争。当宋江公开投降时，起义军基层士兵，当下辞去的就有三五千人……梁山起义军最后弄得四分五裂，这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三

    修正主义是打着革命的旗号，通过玩弄阴谋诡计，从革命阵营内部修正革命路线的。这就决定了修正主义者在行动上必然阳一套、阴一套，耍两面派。

    宋江刚上梁山时，当众发誓：“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投托哥哥去。”装出一副好象要坚决造反的样子，但内心想的却是要借梁山这个“烟水寨”，到东京去换个官做。于是便施展其“权谋”手段：其一是篡改晁的正确主张。在宋江上山前，起义军原来的头领没有一个人说过“替天行道”的话，他上山不久，即鼓吹“忠义”，散布“替天行道”谬论，大造舆论。其二是打着晁的幌子，架空晁盖，散布流言蜚语，抢班夺权。每逢出兵，宋江总是假惺惺地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由他领兵下山，捞到了实权；把他那一派人逐步提升起来。就在晁盖活着之时，他已发展到“凭陵欲作恢＠①计，全仗公明作主张”的地步，山寨任免大事，也不与晁盖商量，就自作主张擅下命令。晁盖一死，他骗取了第一把交椅，终于实现了他的投降主义阴谋。

    晁盖在世时，宋江当面赌咒发誓：“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背后却进行着背叛晁盖的罪恶勾当。晁盖死后，宋江在山寨正中的大厅里摆设了晁的灵牌，自己住在一边，表示虔诚。尽管晁的灵牌还摆在山寨的中央，但山顶上早已竖起了“替天行道”的黑旗，聚义厅也改为忠义堂，晁的主张和为山寨立下的名称，都被宋江修正了，就连纪念晃盖的活动仪式，也被宋江用来当做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市场。这是对起义领袖晁盖的最大叛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揭露过：“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用这把解剖刀去剖析宋江，就可以剥出这个投降派的修正主义真实面孔来。＊＊＊

    《水浒》把宋江描绘成“忠义”的化身和救世的“英雄”，他的一切丑行都被涂上了骗人的金光。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实质和特点，从中总结出修正主义活动的一般规律，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反面教材。

    教导我们：“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一伙，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篡改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修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搞阴谋诡计，制造分裂等等，同《水浒》中宋江搞的一套，有许多相似之处。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认清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实质和特点，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坚持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好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忄加宏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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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枝毒箭的用心

    杨俊青;常振生　(1975.12.06)

    （北京永定机械厂　杨俊青　常振生）

    在《水浒》第六十回中，作者让梁山起义军领袖晁盖中箭身死，从此宋江掌握了梁山泊全权。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公然提出“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口号，接着拉卢俊义上山，放肆地进行招降纳叛的活动，积极为投降朝廷展开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形成了梁山起义军路线的大转折。因此，作者的反动目的在这一回暴露得十分清楚。可以说，这是《水浒》作者借史文恭之手射向农民起义军的一枝毒箭。

    在这一箭之前，作者对安排晁盖必死已埋下了伏笔。从四十一回宋江被梁山好汉营救上山，到六十回宋江掌权这个过程中，作者主要是围绕宋江而展开情节的。宋江在梁山发号施令，耀武扬威，水泊军政大事一概独揽。每遇战事也独断专行，率自己扶植的势力下山，留晁盖等原有梁山首领守寨。本来晁盖是山寨之主，但作者不让他出场，有时出来，也只是设宴欢迎宋江凯旋回山。山寨的事，晁盖也无权过问。宋江有时也说“共同商议”，但实际上是他自己点了头算。有一次，晁盖要与宋江讨论将领任职之事，宋江却背着晁盖早已“商议已定”。下山作战的方案，宋江也从来不请示晁盖，而是先“自有调度”。处处架空晁盖，时时排挤晁盖，使晁盖徒有“山寨之主”之名。这样，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晁盖在寨中无声无息，可有可无，只剩身躯在山，灵魂却被作者早已驱走了。因此，晁盖后来中箭身死，完全是作者早就定下了的杀心。

    作者这一箭主要是出于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让投降派宋江上台的需要。晁盖在梁山泊坚持和执行一条正确路线，是坚决“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这样，晁盖的路线和作者所要歌颂的路线截然对立。在晁盖死前，作者已经写了宋江几次背着晁盖，向朝廷大臣宿太尉以及被俘的朝廷将官宣露待罪梁山、专等招安投降的反动政治主张，但碍于晁盖是山寨之主，无法公然推行。很明显，处于山寨之主地位的晁盖就成了作者安排宋江上台的主要障碍。作者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必然要把晁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为此作者才恶狠狠地给了晁盖当头一箭。一箭之后，按照作者的意图，晁盖“骨肉未寒”，宋江就迫不及待地“权坐了第一把椅子”。宋江篡权后便全面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彻底背叛晁盖的革命路线。可见，作者这枝毒箭的罪恶用心就是为投降主义路线上台开道的。

    这一箭也是出于作者安排大地主卢俊义上山的需要。这是宋江实现投降阴谋中必不可少的人物。作者让晁盖临死前留下一句“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作梁山泊主”的遗言，这是特意为卢俊义上山坐第二把交椅作的伏笔。作者又让晁盖的魂灵显圣，把史文恭驱至卢俊义埋伏处，使卢俊义捡得了这件功劳，成为他坐第二把交椅的资本。这些地方，作者的反动意图都是很明显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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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劣的一笔

    蒋永超;侯力军;路毅　(1975.12.06)

    （解放军某部　蒋永超　侯力军　路毅）

    《水浒》中的晁盖，在领导梁山起义队伍时，号召大家“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立志“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而宋江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的奴才。晁盖一死，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出了“替天行道”的黑旗，竭力推行一条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的作者为了鼓吹投降主义，于是编造出“晁天王曾头市中箭”的情节，叫晁盖“归天及早”，而且根本不把他排在“天罡”“地煞”之列，完全“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

    《水浒》的作者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这段话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真实目的。

    《水浒》的作者煞费苦心地描出了晁盖中箭而死这拙劣的一笔，以便让宋江“把寨为头”，从而好为宋江高唱“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的赞歌，让宋江能够“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总之，《水浒》安排晁盖及早归天，抬出宋江，目的就是否定晁盖的革命路线，肯定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了欺骗人们，《水浒》的作者在晁盖之死的问题上，还故弄玄虚，加进了浓重的“天命论”色彩。请看《水浒》的这段描述：晁盖行将出征，“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宋江说这是上天的预兆，劝晁盖不要下山，而晁盖却认为：“天地风云，何足为怪”，不顾劝阻，坚决下山。果然，中了史文恭的毒箭。《水浒》作者显然是力图说明晁盖不信“天命”，违了“天意”，因而“逆天者亡”；而宋江知“天命”，懂“天意”，又“替天行道”，所以“顺天者昌”。晁盖的“及早归天”和宋江的“把寨为头”皆是天地之意，不可“违拗”。这是企图为排斥晁盖找到一条不容怀疑、不可推翻的神圣根据。其实，这是十足的欺骗！《水浒》六十回中这拙劣的一笔，宣扬了“造反有罪，投降有理”八个黑字，这充分暴露了《水浒》作者的反动阶级立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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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晁盖之死

    陈炳　(1975.12.06)

    梁山农民起义领袖晁盖在进攻曾头市的一次战斗中中箭牺牲。书中写晁盖是死于曾家府地主武装的教师史文恭的毒箭之下，但我们透过这一情节的描写却可以看出，晁盖的死是出于作者让宋江篡权的反动意图。

    《水浒》写晁盖中箭身亡，露骨地表明作者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意图。作者极力贬低和歪曲农民革命领袖晁盖，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宋江。一向能谋善战、武艺高强的晁盖，在攻打曾头市时却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粗暴固执的形象。作者还通过风折认军旗宣传“天命论”，让他死去，以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作者这样描写的反动意图是交代得十分明白的，那就是：“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但是透过作者的种种歪曲，我们从晁盖之死中，可以认识到，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掌握在革命派手里，还是掌握在投降派手里？这是一个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和革命成败的极为重大的问题。因此，“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我们必须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认识投降派，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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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保义

    董方　(1975.12.12)

    《水浒》一百○八将，每人都有一个绰号。宋江一人是个例外，竟有三个之多：“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和“呼保义”。

    《水浒》第十八回，宋江首次出场，作者说他“排行第三”，“于家大孝”，“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又说他是“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堪称“及时雨”。“呼保义”这个绰号很费解，全书任何章回里都没有说明它的涵意。仅在较晚的版本如七十回本和百二十回本上有：“唯宋江肯呼群保义”的说法。这是把名称改为口号：“呼合群众，保卫忠义”，似乎是望文生义的引伸。

    宋末元初，龚开在《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曾说，宋江“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不假称王，而呼保义”。这几句话提供了解释的线索：宋江是个“循规蹈矩”的盗贼，他不僭号称“王”，而只称为“保义”，“呼”和“称”两字同义。查《宋史》卷一百六十九《职官志》，“保义郎”系宋王朝光禄寺的武职，不过是皇帝御前牵马坠镫的第四十九级小武官；宋人笔记提起当时有不少人自称“×保义”。看来，“呼保义”就是把龚开那句话断章取义，拿动词作为形容词，等于说“堪称保义”。

    “呼保义”不等于官封的保义郎，正如旧时的“同进士”并不等于进士，“如夫人”不是正式妻子，而只是说来好听的小老婆一样。据南宋人记载，当时风俗，“近年贵人仆隶，……则称‘保义’”，这很说明问题。“称”或“呼”为“保义”，就表示这人是个贵家的佣人。宋江认可的绰号“呼保义”，非常准确地暴露了他忠心不二地要做封建帝王的奴才。后来，蔡京之流向皇帝请求，终于去掉那个“呼”字，封宋江为货真价实的“保义郎”（见一百十回）。宋江就这样如愿以偿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出身“小吏”的人，在没有上梁山之先，早已顶着类似一官半职的绰号，表示他的志愿不过是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走卒，绝不是造反派。南宋有句俗语：“欲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从绰号“呼保义”到封官“保义郎”，就是说明宋江从“欲”到“得”了“官”这样一条奴才道路罢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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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明清水浒戏中的投降派宋江

    习延　(1975.12.12)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　习延）

    明、清两代，《水浒》盛行，不但刻印了各种版本的《水浒》小说，还陆续出现了许多封建士大夫文人和内阁廷臣根据小说改编的水浒戏。这些戏，大多数都有宋江出场，并大都写到“招安”。投降派宋江成了明清戏曲舞台上一个十分活跃的角色。

    关于“《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指示，深刻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投降派的真面目。今天，在评论《水浒》小说的同时，也来剖析一下，经过封建阶级再度加工、美化的旧剧舞台上的宋江，对加深理解的指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和小说《水浒》描写的一样，明清水浒戏中的宋江，在上梁山以前，也是以一个封建王朝的忠臣义士、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粉墨登场的。无论是宋江的自报家门，或是其他剧中人对宋江的奉承，说的唱的都是什么“盖世忠肝，包身义胆”、“忠诚贯日，仁流四海”、“轻财任侠，豪杰倾心”这一套，真是心肝胆肺都打上了忠孝仁义的字号。在外形上，也经过“俊扮”，把小说里“面黑身矮”的“孝义黑三郎”，进一步美化成服装儒雅、身伟须长的“忠直”宋公明。明传奇《水浒记》写宋江不仅“担得起忠义”，而且一门都忠义。除了有一个忠君的慈父，孝悌的贤弟，还有一个小说所没有的“不愧梁鸿之妻”的孟氏。在一场夫妻“论心”的戏里，夫唱妇随，共同抒发了他们忠于赵宋王朝，要做“佐王图”，“功扶汉室”的忠臣，不甘屈身下僚的心迹。这时的宋江虽然由于官小位卑、怀才不遇，发着牢骚，骂了几句“奸佞盈朝，豺狼当道”，但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表现了宋江对封建统治的不满。恰恰相反，他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始终是“答君恩一剑时悬”，“自功曹有日，名垂鼎铉”，做着忠君报国，升官发财的梦。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怨而不怒”的牢骚，进一步表现了宋江这个忠臣孝子不但有“答君恩”的“忠肝义胆”，而且有“佐王图”的“壮志精诚”。骂几声奸佞，是小骂大帮忙，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开脱罪责，也使宋江的忠臣形象，在几个白脸奸臣的陪衬下显得更加耀眼，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忠于封建王朝的宋江，必然是农民革命的死对头。《水浒记》第十三出，写了这样一件事：当宋江在郓城县当押司的时候，已上梁山的一些起义军打劫了他的家，抢走了一批金银衣饰，但却被寨主命令将原物送还。宋江利用这个机会，一面斥责梁山起义军是“黄巢亡命”，“犯不赦之条”，“绿林乌合猖狂甚！”一面又用金钱进行诱骗：“好劝你星散归耕，金银你权为资本”，以瓦解农民起义队伍。在小说里，是宋江指使武松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在戏曲里则是宋江赤膊上阵，公开进行反革命的说教和收买，两相比较，戏中的宋江更加凶相毕露。为了美化宋江，作者还大肆歪曲、诬蔑梁山起义军，写他们对于宋江的训斥和收买，居然“感激倾心”，称颂宋江“言词正，意可亲，果不负生平有盛名。”这个情节不见于不说，却被精心安排在所谓“救晁盖”、“题反诗”、“上梁山”的前面，是为小说所作的重要补白。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宋江在上梁山之前，早就是一个反梁山的“英雄”。象宋江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一旦混进革命队伍，就走叛卖革命的路，是毫不奇怪的。

    上梁山以后的宋江，在明清戏曲舞台上的唱做念打，比小说表现得更加露骨，是一个地主阶级代理人，投机革命，“晦迹绿林”的大内奸。在小说里，作者曾花了不少笔墨描述宋江上山前，宁做囚徒，不当“匪徒”。在明清戏曲中，则极力表现了宋江身在梁山，心怀朝廷的无限痛苦和拳拳忠心。如在明末清初的传奇《偷甲记》中，宋江上场便唱：“暂时亡命暗悲啼，此志有谁知？”因此，他逢人便申诉这样的苦衷：“叹当初奔梁山艰苦难言，闹江州劫法场也非情愿，只俺这忠孝心又何尝一刻里不拳拳。”向封建主子表示忏悔。他见人便无耻地剖白：“宋江不是背反朝廷、希图抗法”，“狂矢何曾敢射天……忠臣孝子人人愿。”表露他只反贪官，不反帝的奴才心愿。有机会就打听封建主子的消息，如明传奇《宝剑记》写宋江与林冲初见面时，动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朝廷有无赦罪诏书”？接着又问：“朝中有程颐程灏两贤儒，今仍在否？”对两个大地主顽固派、儒家路线的代表人物，表示了莫大的关心。这就道出了他决心回到宋天子的怀抱，尊奉孔孟之道的反动信念。这一切，正是宋江在梁山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既有投降的思想，就会变成投降的行动，正如宋江在《偷甲记》里一再念叨的：“解甲归降，吾心素愿”；“每思解甲归降，伙伴实有不驯”。可见他从上梁山的第一天起，就作好了下梁山投降的打算，只是因为当时晁盖掌权，“伙伴不驯”，才使他“解甲归降”的阴谋不能得逞罢了。

    为了实现投降的目的，宋江首先便把矛头对准了那些“不驯服”的伙伴，软硬兼施，极力压制和消弭造反派的反抗斗争。对于梁山上不愿意投降的头领，宋江动不动就是“我等兄弟一百八人，上应三十六天罡，下应七十二地煞，愿兄弟们各体天心，共行仁道”，用天命论的绳索，把“不驯的伙伴”捆起来，为他的投降阴谋扫清障碍。同时大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梁山寨里组织起一个投降主义的派别。于是“北京第一豪富长者”卢俊义，朝廷命官徐宁、呼延灼等，都成了宋江投降派中的骨干和死党。在把这些人收为羽翼的时候，宋江很费了一番苦心。对那个“死守忠贞”的朝廷命官徐宁，宋江懂得，这种人要动以“德”，于是他对症下药，大谈他投机革命、曲线尽忠的叛徒哲学，说什么“静听招安，力勤王事，谓之忠也；去邪返正，不堕先声，谓之孝也……”等等。他还怕徐宁不得要领，又悄悄补上一句：“为人在世，只要结局收成，安得一帆到底？”露骨地要徐宁看风使舵，投机取巧，以便日后接受招安。对那个“奉高俅之命，收捕梁山草寇”的呼延灼，宋江用是的是另一种钓饵。他利用这个刽子手“有破敌奇功”而“不闻晋加一级”的牢骚，裸地对呼延灼说：“将军不入梁山，到底是不卑卑的统制，如今反邪归正，安知不到封候？”真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宋江算是吃透了这套“朝政的精华”，做官的诀窍了。宋江对徐宁、呼延灼说的这些话，既是他丑恶灵魂的大暴露，也是一切投机分子的精神写照。历史上有多少革命事业就败坏在这些以伪装出现的阴谋家手里啊！

    当宋江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以后，所谓“请旨招安”的政治叛卖活动，便立即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了乞降，他竭尽奴颜婢膝、摇尾乞怜之能事，用尽机谋权变。“向龙楼，从凤阙，请蜂媒，邀蝶使”，不择手段地和京都名妓、皇帝私幸的李师师合演了一幕幕“青楼乞赦”的丑剧，以求打通“枕上关节”，乞讨一纸诏书。为了取得封建统治者的谅解和信任，他表决心，发誓愿，什么“招安了，少不得要替国家出力”，什么“专望招安，悉为皇家之梁栋”，“yóng＠①望招安，同作良臣”，活活地显出了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正如鲁迅所说：“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宋江正是这样一条蛀虫。梁山这支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终于从内部被瓦解了。但旧剧作者却肆意颠倒历史，硬把宋江吹捧为梁山的“英主”，把投降受招安说成是梁山的唯一出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但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而且在不少戏曲中，或者把晁盖写成和宋江一模一样的投降派（如《水浒记》），或者根本不提晁盖的活动，把梁山歪曲成只有“忠义堂”，从来没有“聚义厅”（如《偷甲记》等），彻底屏晁盖于戏剧舞台之外，让宋江及其投降路线独占戏剧舞台。

    同小说一样，在明清戏曲中，受招安以后的宋江，便暴露出他的全部野心和猖狂，以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彻底“亮相”了。戏曲作者用最狂热的调子和排场，歌颂了他们心目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胜利。招安这天成了宋江大喜的日子。在明传奇《元宵闹》中，他“吩咐众兄弟，明日俱要戎装下山，齐在三十里外迎接圣旨，不得有违！”在明传奇《义侠记》中，宋江又命令：“要大大的摆一个喜筵”，“排上香案”，庆祝投降成项。同时疯狂叫嚣：“把关隘除，寨基垦，旗帜改，战袍新。从此后是王臣，从此后是王臣。”清宫廷大戏《忠义璇图》，更直接把一幕“朝天”的丑剧搬上舞台，让梁山泊的一百○八个头领，由宋江率领，分六批从东华门进，西华门出，在五凤楼前，逐队而过，展览示众，并合声高唱了一套热闹非常的〔九转货郎儿〕，而宋江又在那里唱了：“英雄得志如鹰隼……从今敢爱吾身。当上了朝廷的鹰犬，从此可以飞黄腾达了，决心效忠于主子，这真是艺术化的叛徒的自白书。

    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为封建反动统治者当帮凶，这是投降派的必然发展，也是封建反动统治阶级收买政策的目的。在《义侠记》中有一场戏，写宋江受招安之前，宋王朝的大臣中曾有一场主剿派杨＠②同主抚派宿元景的辩论。当杨＠②问到招安宋江“有何好处”时，宿元景答道：“他一个个义勇忠良，则待要削除奸佞整纲常。”“要把婺州方腊都驱荡，北方田虎游魂丧，淮西王庆卷旗降。”这说明统治者早就想到了宋江这个走狗的妙用。果然，“面过皇帝”，宋江就主动提出“要替国家出力，求宿太尉保奏平贼”。接着，平田虎、捉王庆、擒方腊都被搬上舞台。特别是《擒方腊》一剧，在清代更是大演特演。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宋江每次都亲自出马，穷凶极恶地把这些要夺宋朝江山，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剜心沥血”，“凌迟处死”。那些在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成了“王臣”的梁山头领，也死的死，亡的亡，一个个被送上了“孤魂榜”。刽子手宋江自己，却踩着革命人民的尸体爬上了“麒麟阁”，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忠义璇图》写这时的宋江简直得意忘形、受宠若惊，你看他接过“圣旨”，三呼万岁，高声唱道：“俺本是熊罴虎豹，身披着紫袍乌帽，直上了玉阶舞蹈。回思梁山为盗，何曾想着九重宣召。享富贵乐陶陶，享富贵乐陶陶。”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一个投降派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革命人民应该永远记取这血的教训！

    鲁迅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明清时代的水浒戏，也同样演得很清楚：宋江，他唱的忠君歌，念的“招安”经，做的投降派，打的方腊军，总之是奴才！水浒戏更加突出地再现了《水浒》投降主义的主题。这些旧剧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很能理解宋江这个投降派典型的奴才性格，都力图在戏曲舞台上充分利用这个形象，来为面临崩溃的封建统治服务。因此，宋江在戏台上唱得最起劲的时候，也正是明清两代阶级斗争激化、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戏曲舞台上的投降派宋江，总是十分及时地配合着政治舞台上的阶级斗争，为封建统治阶级充当“扫荡心腹之寇”的帮凶。

    宋江形象既概括了我国古代农民革命中蛀虫的特点，也为我们识别现代投降派、一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提供了借鉴。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这个反面教员，学会在复杂斗争中识别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修正主义。坚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禺加页

    ＠②原字二间加两平行厶，下加日右加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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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为何颂“宾鸿”

    郭红兵;陈庸笃　(1975.12.12)

    （解放军某部　郭红兵　陈庸笃）

    《水浒》第一百十回，作者安插了一个“燕青秋林渡射雁”的故事。宋江受招安后，打王庆班师回京，行至秋林渡，见燕青射雁，惊乱天上飞鸿，十分感慨。于是发了一顿颂“宾鸿”、训众人的议论：“此宾鸿仁义之禽，……递相谦让，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不越群伴，……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岂忍害之。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数只，比俺兄弟中失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兄弟今后不可害此礼义之禽。”

    这篇“宾鸿颂”，实际上是裸的孔孟之道的说教。

    宋江是个自幼习儒、曾攻经史的孔孟之徒，脑子里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他本无什行真本事，只是靠施展“权谋”，笼络人心，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实江篡权后，大肆宣扬“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等孔孟之道的货色，他再三表白“忠心不负朝廷”。宋江以孔孟之道为指导思想，推行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最后终于把农民起义军引向投降受招安的道路。对于宋江来说，孔孟之道就是他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法宝”，因此，一有机会就不厌其烦地拿出来宣扬它。此时，宋江借燕青射雁一事，又祭起了这一“法宝”，大谈其“仁义礼智信”，用心是极为险恶的。

    列宁曾经指出：“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宋江借鸿雁所进行的这套“仁义道德”的说教，不过是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所进行的无耻欺骗。宋江把自己打扮成至诚至仁的君子，整日“仁义道德”不离口。可是，对真正的革命起义军他却从未施行过一点“仁义”。你看，晁盖为寨主时，他寻机抢功，架空晁盖，篡权夺位，可曾“依次而飞，不越前后”？他将鸿雁比为兄弟，叫燕青“不可害此礼义之禽”，却又为何陈桥驿刀斩军校、楚州府药鸩李逵？他称“失伴孤雁，并无侵犯，此为仁也”，可为何又上奏皇帝，主动请战，前去镇压方腊起义军，以至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渠”？什么“仁义道德”，“三纲五常”，这通通是骗人的鬼话。这些东西，不过是宋江用来禁锢革命起义军的枷锁。他要起义军将士效法鸿雁，各守其位，“尊者在前，卑者在后”，其实就是要让他们恪守封建统治阶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不得擅越其位，更不能起来造反。李逵、三阮等人若要再反朝廷，便是“臣”不忠于“君”的叛逆行为，是违背儒家“三纲五常”的不仁不义的勾当。宋江就是要用孔孟之道的这套伦理道德拴住起义将士的“反心”，磨灭他们的造反精神和革命意志，以便让他们俯首帖耳地跟他这个“雁首”向朝廷“次序而飞”，死心塌地地去为封建统治阶级尽忠竭力。

    然而，尽管宋江费尽心机，到处贩卖腐朽的孔孟之道，但并不能将人心全部笼住，也不能将真正的革命造反将士的精神彻底磨灭。当他受了招安时，“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而当打方腊朝京后，出家的出家，还乡的还乡，也所剩无几。“忽然失却双飞伴，月冷风清也断肠”，这正是宋江对自己搞投降主义，落得个众叛亲离结局的无可奈何的哀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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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派是贫下中农的死对头

    王玉章　(1975.12.12)

    （江苏省建湖县上岗公社老贫农　王玉章）

    宋江投降受招安，出卖的是梁山农民起义军。他带兵打方腊，杀害的又是数以万计的我们农民兄弟。说到底，他是以农民阶级为敌，踏着贫苦农民的尸骨去朝廷那里讨官领赏的。对这种投降派，我们贫下中农最憎恨。

    可是，《水浒》这部书，竭力宣扬投降主义，把地主阶级的奴才、钻进农民起义军的内奸宋江捧上天。其实，象宋江这种人，往往比明显地来自敌人营垒，从一开始就举着屠刀，裸地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高俅、童贯之类更可恶。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投降派从内里对革命的破坏往往是更危险的。

    混进革命队伍的投降派，都是以牺牲劳动人民利益作为投降资本的。现代的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要把我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让我们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为了防止被投降派出卖，就要坚决斗争，踢开绊脚石，才能前进。

    今天，我们在国内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国际上要与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必须坚持革命，反对投降。我们要从《水浒》这个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高举斗争旗帜，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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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的请罪和问罪

    龚运海　(1975.12.12)

    （解放军某部　龚运海）

    《水浒》第六十四回，关胜奉朝廷之命攻打梁山泊。起义军和官军列成阵势，林冲怒不可遏，挺枪跃马，直取关胜。宋江见了，急忙喝退林冲，亲自出阵，“欠身与关胜施礼，说道：‘郓城小吏宋江到此谨参，惟将军问罪。’”要关胜问罪，这就是他向关胜请罪。第一百一十三回，宋江打方腊，方腊派将军方貌迎敌。宋江一见方貌，便开言问罪。方貌正义凛然，痛斥宋江。宋江老羞成怒，无言以对，于是指骂道：“天兵到此，尚自巧言抗拒！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一个“请罪”，一个“问罪”，两副嘴脸，迥然不同！

    宋江的“请罪”和“问罪”，充分暴露了他的阶级爱憎和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他因“忠心不负朝廷”，一心“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所以，官军前来征剿，他不称梁山泊主，只称郓城小吏而请罪，露出的是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相反地，他对农民起义却抱着仇视心理，认为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灭九族的勾当”，是犯了“迷天大罪”。因此，当他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一受招安，就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先锋。当他率军镇压方腊起义军时，便以“天兵天将”的身分而向革命人民问罪，露出的是一副杀气腾腾的凶相，充分暴露了宋江这个统治阶级的帮凶和刽子手的真面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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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石纲和生辰纲

    董方　(1975.12.25)

    花石纲和生辰纲都叫“纲”，但花石纲是史实，生辰纲却是杜撰。

    “纲”的起源相当早，唐玄宗时，江淮转运使刘宴首创漕运的“纲运之法”，以十船为“一纲”。到宋徽宗赵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纲的各种不同说法就多起来了，如运税粮的叫“粮饷纲”，从各地直运宫城的叫“直达纲”，专门供奉皇帝挥霍的叫“御前纲”。而花石纲就是宋徽宗最大的一种“御前纲”。

    宋徽宗当皇帝的第二年（一一○二年），在苏州、杭州设置“应奉局”，为皇家制造形形色色的器用。这是“花石纲之役”的开始。一一○五年，他任命朱miǎn＠①主持苏杭应奉局，大规模掠夺奇花异石，“大率灵壁、太湖、慈溪、武康诸石，二浙奇竹、异花、海错，福建荔枝、橄榄、龙眼，南海椰实，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等等。从深山老林到江湖不测之渊，从穷苦农民到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指为御前之物”，“诸道逋员，造巨船二千四百艘”，还不够装运一批花石。

    花石纲的耗费“类以亿巨万计”，它迫使广大农民群众丧失家业，鬻卖子女，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起来。正如方腊说：“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不堪。”农民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了东南六州五十二县。花石纲才被迫暂告中断。以欺骗农民阶级和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的政治需要为出发点，刽子手童贯代替宋徽宗下了一道假的“罪已诏”，撤罢了朱miǎn＠①的官职和苏杭应奉局。但是方腊农民起义军刚一失败，朱miǎn＠①就复了官，“苏杭应奉局”立即重新开张。更加疯狂的掠夺，变本加厉的剥削，延续到赵佶当皇帝终了。

    在众多官绅所修的正史、野史里，尽管多方“为尊者讳”，但还是抹杀不掉宋徽宗是花石纲之役的罪魁祸首。《水浒》写“花石纲”轻轻一笔带过，写“生辰纲”却花了不少篇幅。并且经过精心设计，安放在投降派宋江出场之前，为宋江私放晁盖作铺垫，目的在于着重表现宋江的“义”。《水浒》编撰者不画实物而画影子，移花接木，偷梁换柱。这样，皇帝的罪行不见了，宋徽宗是个“至圣至明”的好皇帝；贪官的罪行突出了，被推到第一线，作了替罪羊；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缩小为个别官吏的贪赃枉法。一场规模浩大，历时二十年之久，象瘟疫一样的大灾难——花石纲，被化为几担过生日的礼物——生辰纲。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本质，也表明《水浒》作者是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面加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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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拉卢俊义上山是为了投降

    李波安;刘百粤　(1975.12.25)

    （解放军某部　李波安　刘百粤）

    晁盖中箭身亡，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后，放着曾头市的大仇不报，却千方百计地去赚取卢俊义上山。为此，他甚至不惜动用山寨人马，几番远征，“只为一人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

    查《水浒》，先后被赚取上山的，有十人之多。其中有的是出于山寨的迫切需要：如会写蔡京字体的萧让，会刻图章的金大坚，会治病的安道全，会使钩镰枪的徐宁等，有的则是与山寨有恩，或者已同山寨的行动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如朱仝、李应、李云、秦明、黄信等。唯独卢俊义，既同山寨没有任何瓜葛，又不是梁山泊急需的人，而且他还是河北大名府的豪强大地主，同梁山起义军“不共戴天”，曾扬言要亲手杀得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被俘上山后，他还口口声声嚎叫“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坚决不肯“入伙”。象这样一个农民起义军的死对头，宋江为什么硬要把他拉上山呢？

    宋江要把卢俊义拉上山，完全是出于乞求招安投降的需要。当时，身在水泊心向朝廷的宋江，已经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更加明目张胆地把晁盖与皇帝作对的造反路线篡改为“专待朝廷招安”的投降路线。在各地起义军已经危及朝廷，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受到了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宋江很想调和他这派地主同高俅、蔡京等为代表的另一派地主之间的斗争，以便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起义。但是，宋江清楚地知道，他这个“山东及时雨”，虽在他代表的这一派地主中，颇有影响，但在另一派地主中，却影响甚不佳。要同另一派地主求得谅解，结成同盟，来消灭敢于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强盗”，就必须找一个那派地主中信得过的人上山来作一个首领。在这方面“河北玉麒麟”却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卢俊义不仅有“海阔一个家业”，而且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有了这样一个豪门大地主来充当梁山泊首领，是很容易向另一派大地主，特别是地主总头子皇帝转达心曲，便于打通向宋王朝投降的关系，铺平受招安的道路。宋江收罗卢俊义上山，正是出于这种反革命的需要。

    为了蛊惑人心，宋江还表演了一场“让贤”的丑剧。他跪拜在大地主卢俊义脚下，诉说着他有三条不如“卢某”。第一，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象；第二，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第三，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有如此才德，正应做山寨之主。其实，所谓相貌、才德之类，都是扯淡，“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才是最重要的。宋江获“宝”大喜之余，有这样一段赞词：“山寨让卢员外领头，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这段绝妙的自白，岂不是活灵活现地勾画出这位有“权谋”的野心家急于“归顺朝廷”，为封建王朝“建功立业”，以便他日后“官爵升迁”，“尽生光彩”的奴才嘴脸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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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

    陕县委员会中心学习组　(1975.12.25)

    梁山起义军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却落了个“宋公明全伙受招安”的败局。这惨痛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实践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梁山起义开始，领导权掌握在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手里，坚持“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路线，使根据地不断巩固，队伍日益壮大。但在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极盛时期，为什么会走上覆灭道路呢？就是因为这支队伍的领袖不好，是个投降派，窃取了起义军的领导权。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我们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执行什么路线，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决定了政权的阶级性质。路线变了，政权性质也就变了。梁山投降主义路线头子宋江的掌权，意味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变为替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权。同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搞复辟必然是极力先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不就是这样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我们一些部门和单位的性质吗？因此，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革命路线坚持下去，就必须确保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反复告诫我们的。正如贫下中农说的：“学理论，评《水浒》，真假革命分清楚；学理论，批宋江，阶级斗争不能忘。”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提高识别投降派的能力，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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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与“屏”和“反”与“拜”说明了什么？

    上海大众制药厂工人理论小组　(1975.12.25)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艺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往往是通过对主要人物相互关系的描写反映出来的。《水浒》正是通过描写宋江和晁盖、宋江和高俅的关系，宣扬投降主义。

    一

    从第十八回《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到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作者写了宋江先放晁盖，后屏晁盖的全过程。

    宋江放晁盖，是《水浒》作者寓意很深的一笔。作者让宋江以放晁盖出场，一开始就把他写成晁盖的救命恩人。作者用怎样的手法写下这一笔的呢？首先，把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反抗活动仅仅局限在只反贪官这个框框里。晁盖他们仅仅因为“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充其量只是反了梁中书、蔡京这些贪官而已。其次，着重渲染了宋江的“仗义”，把他美化成所谓救人危难的“及时雨”。宋江放晁盖，是为了给宋江脸上贴金，为他篡夺梁山起义军领导权制造舆论。再次，写宋江对晁盖的不满。他要晁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想晁盖上梁山造反，干下了被他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灭九族的勾当”。

    所以，《水浒》作者写宋江放晁盖，即是为了表现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也为后来宋江屏晁盖设下了伏笔。故“放”中就伏下了“屏”，并且必然引出“屏”。“放”晁盖只是个幌子，“屏”晁盖，最终搞投降，才是实质。

    宋江上山后，《水浒》屏晁盖就突出了。作者竭力渲染宋江“皆备仁义礼智信，兼受九天玄女经”，感动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造成了山寨兴旺景象，无论哪个好汉，只要听说是“山东及时雨”就纳头便拜。一顶顶桂冠直往宋江头上戴，晁盖便相形见绌了。宋江对晁盖虽然口口声声“与哥哥同死共生”，然而动辄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名，自己统率军马，架空晁盖，造成了梁山泊里唯宋公明之命是从的局面。最后，作者又特意让晁盖中箭身亡，在梁山泊排座次的时候，完全把晁盖排挤出一百○八人之外。

    “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唯宋江能呼群保义，把寨为头”，这一语道破了《水浒》屏晁盖的用意。晁盖“托胆称王”，不仅仅反贪官，而且还要和皇帝作个对头，所以非屏不可。屏晁盖，实质上就是屏弃了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农民革命路线，屏弃了晁盖对梁山的领导权。屏晁盖的目的是为了让宋江上台，把农民革命纳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修正主义轨道，接受皇帝的招安。

    二

    说：“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江和高俅的阶级地位和宋江同高俅关系的实质。

    《水浒》如何处理地主阶级内部两派的矛盾呢？在人物安排上，高俅是个大权在手、声势赫赫的在朝派，宋江却是个飘蓬江湖、混迹绿林的在野派；在情节处理上，则写了宋江先反高俅、后拜高俅的全过程。

    宋江反高俅，是因为高俅是贪官，蒙蔽了“至圣至明”的皇帝。同时，还因为高俅堵塞了宋江的官路。高俅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仗着踢得一脚好气球，被当初的“九大王”、后来的徽宗天子看中，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跃居皇朝显职，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握有重权的一分子。他量大的“奸佞”之处，就是“闭塞贤路”、阻挡忠良向皇帝尽忠。宋江虽然“忠义双全”，但是“三旬之上，功又不成，名又不就”，始终“不得进步”，最后连个小小的押司也当不成，几乎被高俅的同党蔡京害了性命。宋江想做官，高俅不答应，这是作者塑造的宋江和高俅之间的第一个矛盾。宋江上梁山以后，修正了晁盖的路线，树起了“替天行道”的黑旗，“专等朝廷降诏招安。”高俅却百般阻拦，重兵征剿，企图斩尽杀绝，不让宋江效忠皇帝。这是作者塑造的宋江和高俅之间的第二个矛盾。宋江受了招安，东征西战，成了皇帝镇压农民起义的别动队，满心指望“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高俅却恶言中伤，挑拨离间，最后还瞒着皇帝，毒死宋江。这是作者塑造的宋江和高俅之间的第三个矛盾。这三个矛盾，贯穿了全书的始终，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其实，他们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在朝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拚命排挤、打击在野派。在野的为了在统治集团内部占据一席地位，一心想打倒在朝派，取而代之。这种斗争的实质只是反动阶级内部的“狗打架”而已。《水浒》把高俅作为贪官奸臣来反，为的是歌颂宋江之类的清官忠臣，改变“奸邪到底困忠良”的状况。可见，反贪官正是为了不反皇帝，使皇帝的天下可以稍微太平一些。

    高俅在政治上挡了宋江的道，所以《水浒》反高俅。但在第八十回中，作者又安排了宋江拜高俅的情节。当梁山起义军抓住了高俅以后，宋江不仅不杀，反而“纳头便拜”，摇尾乞怜。“反”和“拜”似乎矛盾得很，其实恰恰说明了宋江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九天玄女娘娘所赠的“天言”中不是有所谓“逢高不是凶”吗？宋江和“清官”宿元景固然同气相投，和“贪官”高俅实际上也没有大不了的矛盾——“不是凶”。因为“高俅奸佞虽堪恨”，但比不上农民起义的“大祸”临头。高俅毕竟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本质上是和宋江一样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的。所以，在消灭梁山这支农民起义队伍时，宋江和高俅尽管各使神通，手法不一，根本点却一致。宋江当时反高俅，是为了效忠皇帝，宋江后来拜高俅，是为了通过高俅，向皇帝乞求“赦罪招安”，同样是为了效忠皇帝。所以“反”与“拜”这一对矛盾，在效忠皇帝这一大前提下统一起来了。后来在血腥镇压方腊起义时，他们更是协同作战，沆瀣一气。从“反”到“拜”，走向了同流合污。

    三

    从宋江对晁盖的“放”与“屏”和对高俅的“反”与“拜”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水浒》反对的是农民阶级，歌颂的是地主阶级；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中，《水浒》反对的是所谓贪官，同情的是所谓忠义之士。而目的都是为了不反皇帝，效忠皇帝，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核心，是《水浒》全书的主旨。

    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剖析宋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路线，可以看出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宋江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号称“宋家村宋大户”，拥有庄园、大小庄客，还有祠堂，至于金银，更是不计其数，宋江本人“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北宋末年，一方面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里，当时代表一部分要求改革的中小地主利益的王安石变法，首先反对的就是土地兼并；另一方面，货币地租也在逐步发展。《水浒》讲宋家“务农”，有着“偌大一个庄园”，又写他握有大量货币，可见他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十分残酷。“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态度。宋江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封建剥削关系。而皇帝，正是这种关系的总代表，是维护这种关系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化身。因此，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宋江，就必然要忠于皇帝、反对以晁盖为领袖的农民起义、把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引到向皇帝投降的邪路上去。

    宋江在经济上固然如此，而所处的政治地位却十分低下，只是郓城县里的一个小押司。所谓“官好做，吏难当”，就是说为官者握有实权，为吏者身不由己。这决定了宋江想获取更大权势的急切心。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重新瓜分赃物的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是一直存在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争夺始终无法止息。特别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的汹涌怒涛冲击着封建统治的时候，地主阶级内部各派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了。在《水浒》里，便表现为宋江和高俅的斗争。

    恩格斯说过，文艺作品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作者通过塑造宋江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的地主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表达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和政治派别的愿望，宣扬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不过，在艺术处理上，由于宋江在与高俅斗争的过程中借助了晁盖所领导的梁山起义队伍这支革命力量，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非常容易给人以假象。“放”晁盖和“反”高俅就是这种假象。“放”晃盖的假象掩盖了宋江反对农民阶级的实质，“反”高俅的假象又掩盖了宋江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的实质。《水浒》成书以来，这种假象欺骗了不少人。那些“《水浒》歌颂了农民起义”、“表现了官逼民反”的论调，就是没有透过假象看到《水浒》本质的表现。但是，我们只要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加以分析，就不难从《水浒》人物关系的艺术处理上看出它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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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代投降派看现代投降派

    杨群　(1976.01.21)

    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在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就告诉我们，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全国知道”和“使人民都知道”，都是为了广泛发动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时，用《水浒》做反面教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主义，认清投降派。这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长期战斗任务。历史经验证明，搞修正主义的必然都是投降派。《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投降派，写了投降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这部反面教材，剖析宋江这个古代投降派，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投降派、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特征。

    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水浒》根本抹杀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它完全混淆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农民起义军和地主阶级反动武装的界限，也混淆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的界限，露骨地宣扬了阶级调和论。为了抹杀阶级矛盾，宣扬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水浒》把反动儒家的“天命观”、“天道循环论”、“忠孝节义”等腐朽思想，硬说成是指导农民起义的正确思想；把本质上属于地主阶级的“义”，说成是超阶级的“义”；把梁山泊描写成“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无差别境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如鲁迅揭露的：“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水浒》露骨宣扬阶级调和论，是为它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找寻理论根据，其目的是为了欺骗群众，磨灭人民的革命意识。搞修正主义的人必然是阶级调和论者。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贩卖的“中庸之道”，就是阶级调和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变种。从古代投降派看现代投降派，使我们认识到，要反修防修，就必须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那揭竿而起的英雄气概，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豪迈誓言，那“天街踏尽公卿骨”，“杀尽不平方太平”的革命声威，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封建反动统治的革命造反精神。但是，《水浒》却从根本上否定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正义性，否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通过它所精心塑造的艺术典型宋江之口，大肆宣扬“对反动派造反无理”、“革命有罪”论。他诬蔑梁山农民起义是“犯了迷天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宋江被迫上梁山后，仍口口声声攻击起义军“造恶甚多”，“兵刃到处，杀害生灵”。现代投降派、也是这号人物。鼓吹“剥削有功”，“造反有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诬蔑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的一切新生事物，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切暴露了他们投降派的丑恶嘴脸。从古代投降派看现代投降派，使我们懂得，要反修防修，反对投降主义，就必须充分肯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首创精神，热情支持和保护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与一切否定革命，否定革命的新生事物，维护反动腐朽的旧事物的言论、行动作坚决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领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中指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斗争的矛头总是指向封建皇帝的。而《水浒》宣扬的却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称颂“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声言只反对“滥官当道，污吏当权”，表白自己“怎敢背负朝廷”。这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不仅不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是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所需要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专政。宋江最后受招安，成为封建王朝的鹰犬，去打方腊，双手沾满了起义农民的鲜血，就是他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钻入革命队伍，修正革命路线，使之符合反动阶级的需要，最后叛卖革命，穷凶极恶地镇压革命人民，这是一切投降派的共同特征。古代投降派宋江是这样，现代投降派、也是这样。现代投降派对内投降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投降社会帝国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搞阶级投降，乖乖地向阶级敌人交出工人武装，则叫嚣“一切中队服从统一的司令部”，实质上是要把领导的革命武装“统一”到蒋介石那里去。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也大搞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鼓吹“三和一少”，则叫嚣“小国师大国”，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只能“师”，不能“顶”，只能“受命”，不能“抗命”，一副十足的奴才相。甚至乞求在苏修的“核保护伞”下充当儿皇帝，妄图联合帝、修、反，、、反革命。从古代投降派到现代投降派，对人民表现出的一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嘴脸，这和他们在阶级敌人面前表现的一副奴颜媚骨恰成鲜明的对照。它告诉我们：投降派上台之日，就是千百万革命者人头落地之时！历史的教训，千万不能忘记！

    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是一切投降派的共同特点。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一方面推行一条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排除异己，对豪绅地主、官军头目卢俊义、柴进、关胜、花荣这些拥护投降的人委以重任；而对不愿意投降的李逵、吴用、阮氏兄弟则百般压制，排斥打击。另一方面，施展阴谋手段，玩弄骗子权术，用表面上顺着，背地里拆台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架空晁盖，夺了晁盖的权。现代投降派、也都是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搞“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革命人民对这类家伙，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坚持所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认清投降派的反动丑恶嘴脸，决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马克思主义认为，投降派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作为一定社会的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总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恩格斯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有革命派和投降派。投降派古代有，现代也有；、就是现代的宋江。中国有，外国也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当代最大的投降派。他们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搞修正主义，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当年在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武装干涉和希特勒法西斯疯狂侵略时没有被征服的苏联，却和梁山农民起义军一样，由于出了投降派，篡夺了领导权，便从“内里蛀空”了。苏修叛徒集团不但葬送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且蜕变为当代一霸，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他们还无耻地打着“缓和”的旗号，以“世界和平战士”和第三世界革命人民的“天然盟友”自居，到处横行霸道，搞颠覆侵略，成为新的国际宪兵。苏修的军队和坦克悍然开进布拉格，长期占领一个“大家庭”中的“友好盟邦”。列宁说过：“沙皇政府不仅使我国人民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当年的老沙皇是这样，今天的新沙皇也是这样。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伟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要广泛发动群众，从正反两方面经验对照中，从复杂的斗争中提高对错误路线的识别能力。我们要把评论《水浒》同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虽然，古代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内容不同于今天，但是从宋江身上可以看出一切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某些共同之点。他们都是在革命队伍内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他们都是要以反动阶级的思想政治路线来取代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线；他们都要否定人民革命，否定革命的成果和新生事物，而保护反动腐朽的旧事物使之免于死亡；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严重地危害革命事业的。用这来对照分析前一个时期教育战线上刮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不是可以更好地认识其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搞修正主义的本质么？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剖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我们要遵照的教导，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批判投降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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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投降派搞倒退

    众城　(1976.01.21)

    （解放军某部　众城）

    凡是投降派，必然要搞倒退。《水浒》中的投降派宋江，现代的投降派、，都具有这个特点。他们搞修正主义、搞投降，都是要改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路线，否定社会的基本矛盾，反对革命人民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历史前进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农民进行以推翻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水浒》中以晁盖为首领的梁山泊农民革命军，聚义造反，敢于“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革命口号，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这正是坚持了农民革命的正确路线。宋江篡夺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领导权之后，迫不及待地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彻头彻尾地修正了晁盖聚义造反、“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正确路线，代之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专待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就用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与那一派之间的矛盾掩盖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把以推翻反动封建统治为目的的农民起义军，变为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的别动队。这就是搞修正主义。宋江就是这样一个维护反动封建统治、阻碍历史前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科学地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引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正确路线。搞修正主义，正是集中表现在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他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抹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他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妄图让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他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的阴谋。也是一个阻碍历史前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

    投降派终究要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轧得粉碎。宋江招安落得个可耻下场；架机出逃去接受新沙皇的“招安”，还末等到“九重凤阙新开宴”，就在温都尔汗葬身荒丘了。虽然宋江、已被历史车轮辗得粉身碎骨，但是，只要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存在，投降派就还会出现。今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但是，阶级斗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允许任何人搞倒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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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扑”与相“扶”

    咏戈　(1976.01.21)

    《水浒》中写了忠义堂上的一场“相扑”：高俅战败被擒，宋江不关不杀，设宴款待。醉饱之余，高俅提出要找个梁山泊对手“相扑”。在场的众头领“正要灭高俅的嘴，都起来道：‘好，好，且看相扑！’”宋江主谋，燕青帮闲，把高俅“只一交，颠翻在地褥上，做一块，半晌挣不起。”作者写诗评曰：“禽争兽夺共喧哗，醉后高俅尽自夸。堪笑将军不持重，被人跌得眼睛花。”作者插进这一情节，意在赞美“义士”宋江手段高超，讥讽“贪官”高俅愚而自用，但我们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却恰是宋江、高俅间政治角力的形象写照。“禽争兽夺”，这句话被作者说对了。

    其实远在忠义堂相“扑”之前，在官场中，宋江同高俅就已经相“扑”过了。结果是，高俅凭着好“脚力”，由泼皮无赖一下子爬到尊爵显位，专擅朝政，左右皇帝，成了乱世中的一只饱狗；而宋江却连押司这样一个芥子大小的官也未能保得住。文了双颊，刺配江州，不仅颠翻在地，甚至险些被高俅们揪掉脑袋，于是，宋江上了梁山。他耍尽权谋，将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又终于靠了农民革命力量把高俅捉上山。忠义堂上的一场“相扑”，只不过是宋江一派与高俅一派互相撕扯的第二个回合罢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地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实质，决定了他们必然是既斗争又勾结。高俅一被颠翻，宋江便慌忙下座相“扶”，扶入堂后“序旧论新”去了。这一“扑”一“扶”，正可以理解为宋高关系的两面。他们为了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不惜以性命“相扑”：宋江可以大骂高俅“滥官当道，污吏专权”，带兵攻打高俅一派把持下的州府，还杀了高俅的亲兄弟高廉。高俅呢，不仅一直反对招安，扬言要“斩尽杀绝”，而且最后用他那只善踢花球的脚，先把卢俊义一脚踢进淮河深处，又一脚把宋江踢到蓼儿洼坟地。当他们为了保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而对付起义农民时，却又携手相“扶”起来。高俅战败回京，不仅默认了招安，而且对皇帝委宋江以“讨贼”重任，为地主阶级国家“建功立业”，没有提出只字的异议，甚至高俅派的骨干童贯还亲率三军，支援宋江，并力去打方腊。

    然而，忠义堂“相扑”时在场的众头领却把宋江当作“哥哥”敬，把高俅作为死对头，只顾看“扑”，忽略了看“扶”，没有对宋江扶高俅进堂后，问个为什么。因此，在高俅许诺下山后，宋江“眼望旌节至，耳听好消息”，梁山农民军的覆灭也近在指日了。

    由此，便想到过去有的人看《水浒》，也只看到宋江与高俅相“扑”，不看相“扶”，所以识别不了宋江的真面目，以及他同高俅斗争的实质，还把宋江当成“农民起义的英雄”吹捧，这是值得引为教训的。最近看到报上登载的流传在梁山地区的一句民谣说：“宋江高俅，两个狗头”，劳动人民的见解是何等深刻、鲜明！

    在《水浒》中，如果说高俅、童贯一类是道君皇帝的“恶仆”，宿元景一类是“义仆”的话，那么宋江就颇似鲁迅说的那一类“二花脸”的角色。“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准风月谈·二丑艺术》）。因此，这类奴才不仅得到了道君皇帝的恩宠，也受到了《水浒》作者的偏爱，处处加以美化。至于道君皇帝也离不了高俅一类，作者却说是天子受了“壅蔽”，其实天子很明白：两个奴才各有妙用，只要“全忠仗义”，踢踢脚何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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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中宋江诗词批注

    靳昭志;田师源　(1976.01.21)

    天南地北，问乾坤①何处可容狂客②？借得山东烟水寨③，来买凤城春色④。翠袖围香，绛绡笼雪⑤，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⑥！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⑦，只等金鸡消息⑧。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⑨。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念奴娇）

    ——第七十二回

    〔注〕①乾指天，坤指地，乾坤即天地之间。②狂客：通常指不拘守礼法的人。这里宋江自命不凡。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极大反动政治野心的人。③烟水寨：云雾笼罩的水寨，即指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根据地。④来买凤城春色：旧时称皇帝所在的京都为凤城。这句语意双关，既指到东京来看望李师师，也隐含向皇帝乞讨“赦罪诏书”，投降换官做之意。⑤翠袖围香：青绿色的衣袖围绕着香腕；绛绡笼雪：绛红色的纱衣包笼着雪白的肢体。这和下两句都是宋江赞美、讨好李师师的话。⑥薄幸如何消得：薄幸，薄情，寡情。消得：受得。⑦六六雁行连：六六三十六、七十二，指梁山一百○八个头领。雁行，飞雁的行列，这里意为兄弟。⑧金鸡：古代大赦时举行一种仪式，在长杆顶上，立只金鸡，然后集合罪犯，击鼓毕，宣读赦令。此处指赦罪招安。⑨“义胆包天”三句，是宋江自言具有地主阶级的“义胆”“忠肝”，但天下无有识者，指未得到朝廷的赏识和任用。

    〔批〕“暂借水泊，权时避难”的地主阶级野心家宋江，为了投降，下了梁山。他亲自到京师去走皇帝宠妓李师师的后门，打通“枕头上关节”。他写的这首《念奴娇》实际上是通过李师师向宋徽宗赵佶递上的一份“乞降书”。

    宋江奴颜婢膝，一派丑态。为了乞讨一张“赦罪诏书”，他在尽情地卖乖讨好，博得李师师的欢心之后，就和盘托出了“胸中郁结”：一是大表奴才恋主的忠诚，大诉“离愁万种”，不得卖身投靠之苦，希望能打动“至圣至明”的天子的心；二是摆出自己投降的资本，表示要戴罪立功。“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把一支声势浩大的梁山起义军出卖给朝廷，总可以换得“一官半职”了吧！在这点上，古代投降派宋江也做了现代投降派投降卖国的先驱。

    然而，从来“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梁山起义军头领中朝思暮想受招安的只是宋江一伙投降派，说什么“六六雁行连，只等金鸡消息”，大家都盼着投降，这是对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极大诬蔑。事实上，宋江在京师的罪恶活动，就是背着李逵等人进行的。后来正当宋江想亲自向皇帝乞降的时候，李逵闯进李师师家，大闹一场，才冲散了宋江的美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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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里开会评《水浒》 「弹词开篇」

    刘方　(1976.03.21)

    （浙江海盐县　刘方）

    一轮明月照山湾，

    山村未睡人未闲，

    学理论，评《水浒》，

    社社队队开大会。

    斗大的标语数不清，

    评论的文章贴转遍，

    批判专栏、黑板报，

    还有墙头漫画、故事新编。

    只表那，前进队礼堂内外人山又人海，

    只听见，理论组长粗大的喉咙震云天：

    “《水浒》毒汁四下溅，

    看了叫人怒满怀，

    它讲的是投降有理，

    它说的是造反有罪。

    多少年，把那宋江瞎称赞，

    今日将，画皮一张剥下来。

    宋江这地主出身的狗押司，

    熟读孔孟把高官盼，

    投机革命上梁山，

    拚命夺权又篡位，

    把聚义厅改作忠义堂，

    同晁盖的正确路线正相反，

    招安以后去打方腊，

    充当反动皇朝的灭火队。

    这宋江，十足是黑脸黑手、黑心黑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投降派，我们要从中吸取反面的教训和经验。”

    金强队长接着跳上台，

    铁拳一挥发了言：

    “宋江是革命队伍的黑蛀虫，

    耍尽阴谋多凶险，

    梁山泊，空怀壮志众英雄，

    错伴这豺狼同床眼。

    历史的教训擦双眼，

    常在征途把路线辨。

    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

    关系到革命是前进还是向后退，

    别看它，奇谈怪论刮起右倾翻案风，

    正好叫我们革命人民再次受锻炼！

    山河奋接风雨来，

    日出云开阴雾散，

    鲲鹏自有凌云志，

    笑谈雀儿空悲哀，

    反修防修，万里长征百代事，

    文化大革命树起里程碑。

    我们要用战斗来保卫胜利果，

    坚决跟修正主义对着干。

    革命路线来指引，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铁姑娘红英双辫甩，

    抢上台来把口开：

    “组长和队长讲得好，

    万事的根本在路线。

    晁盖是，‘托胆称王’来造反，

    宋江却，‘替天行道’受招安，

    我们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得经验，

    最危险的人就是党内走资派。

    他们处心积虑要将党的基本路线改，

    因此上，我们千万不能就生产来抓生产！

    要时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田头地角把方向辨。

    汗水洒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端正了路线，才能建成大寨县，

    实现‘四个现代化’，

    靠的是，用思想武装起来。

    明日里，劈山造田广积粮，

    我们铁姑娘，齐心协力，

    一马当先冲上前。”

    评《水浒》，批宋江，

    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

    批得方向明，

    评得斗志坚，

    心里热腾腾，

    浑身干劲添。

    社员个个争发言，

    会场顿时热浪翻，

    惹得青山齐响应，

    喜得松涛忙助威，

    星星都睁大了明亮的眼，

    明月也紧步朝前迈。

    老支书会上作总结，

    他说道：

    “《水浒》是反面的好教材，

    教我们眼更亮、心更明，

    看透那，搞修正主义的个个都是投降派。

    贼，‘克己复礼’想变天，

    也是把党的基本路线来改变，

    抢班篡权，投降苏修找靠山，

    到头来，‘天马行空’葬身在沙丘。

    今朝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好，

    神州遍地百花艳，

    新生事物如涌潮，

    文化大革命成果大似海。

    要看到，国内外还有敌人在，

    党内不断会有走资派，

    革命队伍也会有人投降受‘招安’，

    斗争的骇浪不会完！

    我们要永远牢记阶级斗争这个纲，

    迎风雨，战狂澜，披荆斩棘头不回，

    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继续革命，要彻底战胜旧世界。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抓革命，促生产，

    管叫江山更壮美，

    革命人，快马加鞭未下鞍，

    那的美好理想，一定要实现！”

    老支书一番话音落，

    社员心里阵阵烈火燃。

    这真是：

    评《水浒》，批宋江，

    贫下中农齐攀理论山，

    党的基本路线指方向，

    谁要想复辟倒退，谈也勿要谈。

    无产阶级专政磐石坚，

    马克思主义红旗飘万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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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深入评论《水浒》

    解祥华　(1976.03.28)

    用马克思主义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去年春天，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立即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这个学习运动，是加强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胜利成果，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削弱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非常害怕，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刮起右倾翻案风，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帐，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进行干扰破坏。正是在这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刻，作了关于评论《水浒》，“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重要指示。的指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响应的号召，把历史上的斗争同现实斗争联系起来，评论《水浒》，批判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努力提高识别投降派的能力，特别重视对于现实阶级斗争中宋江式的人物，即现代的投降派的识别。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此十分恐慌。他散布种种谬论，反对批判投降派，同时又做贼心虚，赶忙说什么“不是宋江”，“没有投降”。这恰好从反面说明，评论《水浒》打中了他的要害。随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发展，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深入评论《水浒》，对于彻底揭露现代投降派的真实面目，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实质，反击右倾翻案风，必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深入开展评论《水浒》，又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需要。长期以来，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中，有不少文章散布阶级调和论，抹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阶级、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甚至美化投降派宋江，歌颂《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些错误观点仍在《水浒》评论中继续出现。这说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右倾翻案风以教育、科技、文艺等阵地为突破口，也说明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在各个文化领域拥有市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评论《水浒》，批判它所鼓吹的投降主义，澄清各种错误观点，不仅有利于在文艺方面，而且有利于在哲学、历史、教育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党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全党对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的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对高岗、彭德怀、、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每次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必然伴随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激烈斗争。一贯重视在意识形态方面开展批判投降主义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对美化地主阶级奴才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对甘心作资产阶级“红学权威”俘虏的“大人物”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前夕对吹捧农民革命的叛徒李秀成的谬论的批判，对于反动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这一系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都是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重新工作后，旧病复发，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这生动地说明，在革命队伍内部出现投降派，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出现投降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都要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因此，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无论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都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决不能因为、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经受到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面目已经被揭露出来，就放松了评论《水浒》。我们要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深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弄清投降派产生的阶级基础、思想根源、基本特征和活动规律，进一步提高识别投降派的能力，增强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半年多来，广大群众在评论《水浒》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好经验。认真总结和推广这些经验，有助于评论《水浒》的深入开展。

    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他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伟大斗争。这一斗争形势，向评论《水浒》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自觉地把评论《水浒》更好地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结合起来。要针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那条对抗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抓住他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个要害，联系“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和“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等根本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使《水浒》这部小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

    要把评论《水浒》与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掌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努力提高识别投降主义的能力。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队伍中出现的投降派代表人物，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代表的阶级不同，斗争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但在改变革命路线、篡夺领导权、否定革命成果、危害革命事业等方面，却是古今投降派的共同特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也有共同的规律。我们在评论《水浒》时，要回顾阶级斗争的历史，回顾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既注意研究各种投降派的个性，提高识别各种投降派的本领；又重视掌握一切投降派的共性，达到对投降派的本质的认识，提高对于路线斗争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掌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主动权。

    继续深入评论《水浒》，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用理论指导评论，以评论促进学习。几千年来的投降派，推行投降主义路线都要造一套投降主义舆论，他们都把孔孟之道和人性论、阶级调和论、折中主义，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我们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才能对它加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评论《水浒》要继续看书学习，要多学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得愈好，对修正主义，对投降主义，对孔孟之道，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调和论，折中主义等，就会批得愈深。

    让我们以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为指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继续深入评论《水浒》，把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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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让位”是为了什么？

    任秀玲;赵深田　(1976.07.20)

    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夺取权力是改变路线的重要前提。因此，革命队伍里的投降派，为了改变革命路线总是要千方百计地从革命派手里夺权。但是，代表反动阶级势力的投降派，在革命队伍里总是势单力孤的，因此，这种夺权往往要勾结外部的反动阶级人物来进行。《水浒》里宋江的“让位”，就是一个他勾结另一派地主夺权的例子。

    宋江一再要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让给“河北第一等长者”卢俊义，说是自己“有三件不如员外处”。宋公明在这里真有点既“公”且“明”的样子。其实这“公”是地主阶级的“公”，这“明”是地主阶级的“明”。宋江玩弄这种“让贤”把戏，完全是出于他向革命派夺权以实现其投降阴谋的需要。因为，虽然宋江已经坐了第一把交椅，但那只是“权坐”，并不牢固；虽然他已经结集了一个投降派集团，但其中还缺少一个卢俊义那样能够把吴用这样的革命派挤到后面去的得力人物；虽然他投降朝廷的方针已定，但在实现这个方针上，却遇到了来自梁山革命派和朝廷主剿派——高俅等另一派地主这两个方面的阻碍，需要有卢俊义这样的得力帮手来协助压制革命派和联结另一派地主。

    从宋江提的“三不如”，正好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的“择贤”标准和他“让位”的目的。

    第一，“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这是捧场的屁话，无须多说。

    第二，“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这是讲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声望，很重要。卢俊义是有“海阔一个家业”的大地主，而且是“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一个地主阶级顽固派，是高俅那派地主当政的重要社会支柱。他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有豪杰之誉”，影响力大。宋江要勾结另一派地主，打击梁山的革命派，达到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朝延的目的，自然选中这样的人。

    第三，“力敌万人，通今博古”。这是说的才能和政治经验。卢俊义“棍棒天下无对”，是作封建统治打手的好材料，“通今博古”的政治经验，协助宋江推行投降主义是得力的。

    情势很明白：宋江“让位”的主张即使通过了，他仍可稳坐第二把交椅；通不过（必然如此），却可借此巩固自己的第一把交椅，卢俊义也势必因此坐上第二把交椅。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可以达到挤退不愿意投降的吴用的目的。

    宋江“让位”给卢俊义是为了投降朝廷，他说得很明白：“尊兄……为山寨之主”，“天下谁不望风而服。”“他日归顺朝延，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采。”宋江要借此来排挤梁山起义军中不愿意投降的人，这一点他没有敢公然说出来，但在排座次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两派地主之间是有矛盾和斗争的。但通过宋江的“让位”，我们可以看出两派地主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宋江在农民革命队伍里代表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他只不过是大宋皇帝的一条忠实走狗。

    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外资产阶级已经名声很臭，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从党内寻找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他们也总是要勾结党外资产阶级来夺取无产阶级的全部权力，他们美化资产阶级，就是勾结党外资产阶级夺权的表现。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一个惯于为资产阶级争权的老手。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嚷嚷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本领”，“我们不如资产阶级”，主张要使资产阶级“当其位”，“谋其政”，甚至资产阶级右派“也可以起主导作用”。他重新工作以后，更是处心积虑地在领导班子上打主意，除了鼓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起来充当“还乡团”，夺取领导权以外，还给党外的资产阶级打气，鼓动他们起来争权，并诱迫无产阶级主动向他们让权，叫嚷什么“白专”好，“要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完全是为了使资产阶级掌权。科技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邓小平的反动意旨身体力行，赶快就在科技界搞“正名”，要把领导权让给“科技界公认的第一流权威”。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可以老实说：‘所长，听你的’。”这里说的“第一流”，近似“棍棒天下无对”；“有权威”也就是“豪杰之誉”。“为科技界公认的”这一条，很有些“公明”气味，需要剥开来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在激烈地争夺着科技阵地。“第一流”的“权威”，不是站在无产阶级这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那边。因此，为全“科技界所公认的”“权威”决不会有，有的只能是或者为无产阶级所“公认”，或者为资产阶级所“公认”。邓小平既然指明“白专”的要提到领导岗位上，那末，实质上就是想把大权让给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党内走资派企图勾结党外的资产阶级权威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暴露了党内走资派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说让权给“第一流权威”，“是一种无形的影响……，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力量。”这就是要大刮“业务台风”，刮跑无产阶级政治，再把科技阵地，变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利用它去复辟资本主义。

    剥去古今投降派“公道”的外衣，认清他们“让位”之类手段的阶级实质和阴险目的，对于我们捍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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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穿宋江的“排座次”

    张宏生　(1976.07.20)

    （江苏泰县沈高公社河横大队第十生产队队长、插队知识青年　张宏生）

    搞修正主义的人，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维护旧的秩序，总是对新生力量刁难排挤，扼杀打击。《水浒》中宋江搞的“排座次”，就是他打击革命新生力量的鬼把戏。

    宋江窃取领导权以后，就大肆排挤反对投降的力量。在起义军中，李逵、吴用、阮氏兄弟等人，是坚持晁盖路线的革命力量，宋江却极力排挤他们，他用“排座次”的手法，把他们排挤到后面去。而让他网罗来的那些大地主和封建朝廷的降官名列前茅。宋江玩弄“排座次”，靠的是“天命论”，他和道士捣鬼弄出了一个所谓石碣天文作根据，胡说什么“上苍”“都已分定秩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其实在宋江心目中，根本就没有革命力量的“座次”。宋江一旦大权在手，对革命力量动不动就“斩”，最后甚至不惜将舍命救他的李逵也毒死。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极力压制参加“三结合”的青年干部，恶狠狠地提出青年干部“一律要到基层去锻炼改造”，有意阻止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邓小平打击革命新生力量靠的是“台阶论”，他胡编了一通什么“经验证明”革命新生力量担任领导“一般效果都不好”．“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提上来”。其实在邓小平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新生力量的“台阶”。他一上台就大耍“还乡团”的威风，对青年干部动不动就要你“滚”，千方百计把新生力量打下去。哪里肯容许新生力量按“台阶”走上来？！

    伟大领袖历来关心革命新生力量的成长，早就指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一批青年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经风雨，见世面，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护，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我是从城市插队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在党支部、贫下中农的热情教育和培养下，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去年，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又推荐我担任第十生产队队长，把革命的重担交给我，这更加使我亲身体会到革命路线的温暖。我决不辜负党和对我的培养，不辜负贫下中农对我的期望，用实际行动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着干，扎根农村，革命一辈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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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晁盖是为了‘屏晁盖’

    王向峰　(1976.07.20)

    《水浒》中的晁盖，表面上虽然被作者摆在梁山农民起义事业开创者的地位，并写他最后战死在地主阶级的毒箭之下，但《水浒》作者写晁盖的目的，根本不是对他歌颂，而是用他当做反面陪衬，来歌颂投降派宋江。

    反动阶级的文艺家总是“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水浒》的作者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把有胆有识敢于反对皇帝的农民革命代表人物晁盖，歪曲成为暴徒和莽汉；以贬斥农民革命代表人物的方法，颂扬和抬高代表反动黑暗势力的投降派宋江。

    《水浒》对于真正敢于反皇权、反天命的农民起义，采取了深恶痛绝的反对态度。这种地主阶级的反动偏见，不仅表现在对田虎、王庆、方腊等人的诬蔑描写上，也表现在对梁山内部晁、宋的对比描写中。晁盖领导的梁山起义队伍“不怕官司不怕天”，专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作者对于这样的方向是深恶痛绝的。作者赞扬的方向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辅国安民”。为了标榜这个方向，作者从反面写了这个反皇帝的晁盖。写晁盖不明礼义，“不读书史，甚是粗鲁”，终日“刺枪使棒”，“独霸在那村坊里”。作者安排晁盖领人打劫生辰纲、上梁山落草、抗拒官军搜捕，杀伤朝廷人马，专和皇帝做对，说由于他敢于“托胆称王”，抗拒皇朝，不仅陷众人于“火坑中”，而且对梁山附近的居民“扰害不浅”。作者在写了以晁盖为首的反皇帝的起义罪恶多端之后，来一个强扭方向。用“不忠不孝”，“犯下了迷天大罪”，并且“深陷”了别人的晁盖作反衬，大力写了一个“全忠仗义”，“替天行道”把山寨弟兄救离火坑的引路人宋江。书中写宋江“自幼攻读经史”，严守忠孝仁义的孔孟之道，“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没上梁山时，就为上山众人的前程着想，叫人不要忘掉准备“受招安”的方向，以便“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博得个封妻荫子”。并通过宋江之口批判晁盖等农民起义领袖“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上了梁山之后，又写他念念不忘招安：“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当朝廷招安来得太晚时，他感到凄凉难耐，“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说用赞颂的基调，描写宋江投降到处奔走乞怜，为他能打通关节，得遂受招安的宿愿而大吹大擂。后来又写他打方腊，“竭力尽忠报国”，让这个戴着忠义桂冠的地主阶级忠实走狗，沿着自己的道路，一直走到了终点。《水浒》作者就是这样把革命起义的光明写成黑暗，把投降叛卖的黑暗写成光明，并用前者来反衬后者。这种严重的颠倒，充分暴露了作者屏晁盖的不可告人的反动用心。

    《水浒》作者从地主阶级反动立场出发，完全抱着屏弃农民革命领袖的目的来写晁盖，作者安排晁盖夜打曾头市，就是有意让他以一个一意孤行的莽汉，自惹毒箭穿身，最后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作者用革命起义领袖的惨败，反衬投降派的成功，以达到他反对农民革命，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目的。为此，作者不能在小说一开篇就写宋江“把寨为头”，因为那就没有“全忠仗义”的宋公明了；所以要写晁盖。但写晁盖不屏晁盖也不行，因为有那个“顽铁铸汝，亦出洪炉”的晁天王，实在是有碍于地主阶级忠臣孝子的曲线尽忠。于是按作者的投降主义政治方向，必得拿晁盖做宋江进身的垫脚石，借这个台阶使宋江大显忠义，为地主阶级立大功勋，去“瞻依庙廊”。“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说的就是这番意思。作者这样对比晁、宋二人，是要读者看出，聚众打官府、反皇帝，不论取得怎样发展，都是通向“邪佞”的方向；其中如有人能把迷途愈远的人们迅速拉回，走向“顺天”、“护国”，他的功劳就愈大，就愈该受到赞美。《水浒》把这份“荣誉”完全给了“呼群保义”的宋江。

    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之所以成为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美化投降派的反面教材，就是由作者的这种反动立场、反动观点、反动政治态度造成的。我们决不能容忍歌颂这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人，更不能容忍用革命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投降派。我们要通过对于《水浒》作者反动创作意图的剖析，来加深对古今投降派的认识，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到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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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

    北京六一八厂工人理论组;北京第二棉纺厂工人理论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水浒》评论组　(1976.07.20)

    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这就揭示出《水浒》屏弃农民革命领袖，反对农民革命，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都要改变革命路线，而改变路线首先要篡夺领导权，这是一条规律。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正是写的宋江为了篡改路线而篡夺革命领导权。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都要推举出体现其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列宁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２１０页）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表现为尖锐的路线斗争。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都要代表本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以便全面推行其路线，实现阶级的要求。在梁山起义军中，晁盖和宋江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分别代表了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同宋江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晁盖掌握着领导权时，在梁山起义军内革命派同投降派这一组矛盾中，作为农民阶级政治代表的革命派，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居于支配地位。晁盖推行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既反贪官更反皇帝的农民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广大起义军将士们的政治情绪是“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派宋江不仅不敢贸然公开提出招安投降的政治主张，有时还要用坚决反贪官的姿态来迎合一下革命派的情绪。所以这时的梁山农民起义的形势大好。很显然，宋江要想实现投降朝廷这个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就必须首先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在宋江篡夺了领导权以后，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投降派，就转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在起义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宋江推行的那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乞求朝廷招安的反映地主阶级要求的投降主义路线，也就占据了统治地位，最后终于因此葬送了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起义事业。

    如果说，宋江篡权的结果，导致梁山农民起义的失败，说明了领导权的重要性；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就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宋江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后期，尽管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是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大宋王朝在进行着统治。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政治代表人物宋江，只是这个封建王朝的奴才和内应。现在，我国处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外资产阶级要公开聚集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已经十分困难，资产阶级必然在党内寻找他们的挂帅人物来篡夺党的领导权，改变党的革命路线，以实现复辟的目的。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党内走资派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是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指出了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篡夺的可能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就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充分证实了的英明论断。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之后，也想通过“全面整顿”夺取各级党的领导权，来全面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在他授意炮制的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大毒草里，就公然叫嚣要把“领导权夺回来”。当他的反革命罪行受到全国人民的揭发批判后，党内外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立即跳出来公开为他鸣冤叫屈，甚至制造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妄图推出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党内资产阶级总是把篡夺党的领导权作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实现复辟的重要前提。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具体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投降派篡权的活标本。我们把宋江和邓小平对照比较，就可以看出投降派篡权复辟活动的规律。

    耍阴谋，放暗箭，散布政治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重要手段。他们都以卑鄙恶劣的阴险手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反过来攻击革命路线。宋江为了屏晁盖，诬蔑革命造反是“造恶甚多”，鼓吹“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投降哲学。宋江为了给自己夺权制造舆论，他上山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传播政治谣言，处处以“上应天魁”的“星主”自居，为他“把寨为头”制造舆论。邓小平为了要复辟资本主义，一心要篡党夺权，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和的革命路线，恶毒地制造政治谣言。说什么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他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问题相当多”、“积重难返”、“今不如昔”；攻击工人、农民、青年干部做领导工作“一般效果都不好”，鼓吹只能由他这样的“老家伙”出来收拾残局，整顿一切。

    明尊暗攘，攫取实权，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另一种阴谋手段。宋江对晁盖明尊暗攘，从各方面驾空晁盖，逐步篡夺了起义军的实权。他先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从晁盖手里窃走了军事指挥权，后来又逐步把措置寨务，分配各头领职事的大权也从晁盖手里夺走，最后连方针大计的决定，重大的政治行动，也不再让晁盖过问了。邓小平背着和党中央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制造政治谣言，企图分裂以为首的党中央，打击坚决执行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就是这种阴谋手段的具体表现。

    分裂革命队伍，集结投降势力，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重要组织措施。宋江为实现投降作组织上的准备，蓄意制造分裂，排挤与晁盖一起上山的起义军头领。他利用各种机会，把大批“帝子神孙、富豪将吏”网罗上山，拼凑投降派的黑班底，经营一支反革命别动队。邓小平大搞分裂主义，打击和排斥坚持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组织复辟资本主义的“还乡团”，尽管他玩弄两面派手法，高喊“团结”，然而他的分裂阴谋是掩盖不住的。

    投降派在革命队伍中总是十分孤立的，因此，与外部阶级敌人互相呼应，互相勾结，联合夺权，是古今投降派进行篡权复辟活动的重要特点。宋江把一些朝延命官拉进梁山队伍，特别是把大地主卢俊义拉上梁山，一再要让位给他，是这种内外勾结起来夺权的例证。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走资派搞篡权复辟活动总是同党外资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党内的资产阶级与党外资产阶级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起来，制造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走资派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必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的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学习一系列重要指示，认识保卫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必然性和投降派篡权复辟活动的规律性。时刻警惕党内资产阶级的篡权复辟阴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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