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 癸亥年拜见冯友兰(1) 癸亥年拜见冯友兰(1) 癸亥年岁尾的一天,我同徐盈先生去看望冯友兰先生。推开北京大学燕南园一处院落的门扉,院中三棵挺拔的青松映入眼帘…… 走进工作室,八十八岁的冯友兰先生正埋在书山之中。四壁是书,桌上是书,椅子上也是书。老先生须发皆白,思维清晰,谈兴甚浓。 话题从上年即1982年12月北大为他举行的从事教学工作60周年的纪念会开始。先生说:“我1923年从英国回来在中州大学教书,到去年正好60年,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这个岗位。简单点说,我主要是在两个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当然还有西南联大,联大也是北大、清华。1947年清华校庆,校友们返校,大家先后报告自己的年级,我说我没有在清华上过学,也不属于哪届。梁思成介绍说,冯先生是我们的‘大嫂子’。我说,我在清华是‘大嫂子’,在北大是‘大姐’。” 徐盈先生问:“听说您得过四个博士学位?” 冯先生说:“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得过一个,1947年我代表清华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校庆时送了我一个;1952年我随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德里大学送了一个;前不久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又送了一个。” 我问道:“先生,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健康情况。就我这个岁数来说,现在的身体就不错了。我有两种病:心脏病、气管炎,医生说,这是老年人常有的病。去年夏天我的身上起了一个包,医生诊断是良性肿瘤,后来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使用放射线治好了。我的眼睛视力差,看人看不清,耳朵也听不清,走路很困难,所以外面的会基本都没有参加,因为别人发言,我听不清,无法插嘴。在家里上午我可以做两三小时的工作,下午和晚上就不做了。”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搞《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前有个稿子只写到唐朝。《新编》计划分七册出,前四册都有稿子,后三册只有第五册有一部分稿子,现在把已有的稿子再看一遍就可以发表了。第一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册也送印刷厂了,第三册我正在看。第五册有一部分,关于张载的,《中国哲学》刊登过。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七册都搞出来。” 先生微笑起来,幽默地说:“我是1895年12月4日出生的,现在刚过了八十八岁生日。日本人很会利用汉字,他们称八十八岁为‘米’寿(米字拆开为八十八),称九十九岁为‘白’寿(百缺一为九十九),称一百零八岁为‘茶’寿(茶字上为二十,下为八十,中间是八)。我现在是米寿,要向茶寿迈进。” 冯友兰先生正伏案题字,这是冯大师蓄须后的模样,让人联想起齐白石。(1986年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很有意思,梁山泊是一百单八将,穆桂英破天门阵也是一百零八。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在昆明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考证过。中国人爱用虚数,一百零八是虚数,是个多数。一开始中国人讲三,三是多数。‘三思而后行’是想了又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不是三个人而是很多人。后来人们觉得三不够夸张,就讲三的倍数九,如‘九天之上’、‘九渊之下’、‘九死一生’,九也是虚数。后来人们又把九加一倍就是十八,如‘十八般武艺’、‘女大十八变’。有人考证‘十八般兵器’都是什么什么,其实那是虚数。后来又加一倍,变成三十六,如‘三十六计走为上’。后来又夸张一倍,变成七十二,如‘孙悟空七十二变’,后来又把三十六和七十二加起来就成了一百零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癸亥年拜见冯友兰(2) 癸亥年拜见冯友兰(2) 徐盈先生和我听了这一番宏论,连连点头说:“真有意思!” 冯先生接着又谈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我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主流,主流就是现代化。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统治集团、统治阶级凡是顺应这个主流,向前推进的就成功,如果反对这个主流的就要被推翻。许许多多的变动都像剥芭蕉叶一样,一层层地剥,谁违反主流的就剥下去。现在我们讲‘四化’是抓住了中国历史的主流,‘四化’是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后来发生了一些曲折,现在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抓住了这个历史主流,重点工作放在现代化。顺应这个主流,振兴中华是不成问题的。第七册讲现代化,我也准备跟着主流写。” 冯先生认真而严肃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凡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总得要有一个中心思想,把那个社会上层建筑各个方面都统一起来,带动起来。‘四个坚持’就是新时期的中心思想。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听起来新鲜,其实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冯先生最后说:“现在从哲学方面讲,还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过去的哲学接通,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像医学上的接肢,不是把两部分对上就行了,要把全部血管、神经接上头。现在需要做接头工作,同中国历史接上头。其实有些头已经接了,思想中就有这方面内容,但大家不了解怎样接的,要加以专门研究。我搞中国哲学史就是要把过去那些血管神经理一理,做接头工作。因此我写《新编》并不是想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之类的东西,那些已经很多了。我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徐盈先生说:“那么,你这种接头工作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 冯先生答道:“我希望自己做到唯物。我这样做,做得好,当然无话可说;做不好,我就冒一番风险。我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为‘四化’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他接着介绍了他所撰写的两副对联。一是1983年夏,当金岳霖教授八十八岁寿辰时,他写了一联:“岂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当他本人八十八岁寿辰时,他又写了一联:“岂止于米,相期以茶;心怀四化,意寄三松”。 金岳霖教授是研究逻辑学的,“白马”是用“白马非马”的典故。金曾写《论道》,“青牛”指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用的是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的典故。“三松堂”为冯的居室,他最近刚刚完成了回忆录《三松堂自序》。 “心怀四化,意寄三松”,我衷心地祝愿冯老先生的愿望能够实现,同时也非常感谢他能接待我这位三松堂来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冯至奔告艾青 鍐嚦濂斿憡鑹鹃潚 銆銆涓囦簨寮澶撮毦锛屼絾鍙杩堝嚭浜嗙涓姝ワ紝浠讳綍鍥伴毦閮戒細杩庡垉鑰岃В銆傝闂笁鏉惧爞鍚庯紝鎴戝張鎷滆浜嗗彟涓浣嶈佸厛鐢燂紝浠栧氨鏄啹鑷炽?br/>銆銆鍐嚦鍏堢敓鏄憲鍚嶇殑璇椾汉銆佺炕璇戝锛屼粬1905骞寸敓浜庢渤鍖楁犊宸烇紝鏃╁勾灏辫浜庡寳浜ぇ瀛﹀痉鏂囩郴锛屽悗璧村痉鍥芥捣寰峰牎澶у鐣欏锛岃幏鍝插鍗氬+瀛︿綅銆?964骞达紝浠栧彈鍛藉垱寤轰腑鍥界ぞ浼氱瀛﹂櫌澶栧浗鏂囧鐮旂┒鎵骞堕浠绘墍闀裤傛浘琚変负鐟炲吀鐨囧鏂囧銆佸巻鍙层佹枃鐗╃爺绌堕櫌澶栫睄闄㈠+锛屽苟鑾峰緱鈥滄瓕寰峰鈥濄佲滄牸鏋楀厔寮熷鈥濄佸痉鍥解滃ぇ鍗佸瓧鍕嬬珷鈥濈瓑銆備粬鏄滀簲鍥涒濇柊鏂囧杩愬姩鐨勭洿鎺ュ弬涓庤呭拰鎴愬氨鏂愮劧鐨勪綔瀹讹紝浠栫殑銆婂崄鍥涜璇椼嬩负涓浗鏂拌瘲鍐欎綔寮鍒涙柊浣撱備粬鐨勩婃潨鐢紶銆嬭縿浠娾滆憲鍚嶄簬瀛︽湳鍙诧紝鎹负鍏歌鈥濄?br/>銆銆20涓栫邯20骞翠唬锛屽啹鑷冲厛鐢熷氨浠ヨ瘲闆嗐婃槰鏃ヤ箣姝屻嬨婂寳娓搞嬩韩瑾変竴鏃讹紝琚瞾杩呯О涓衡滀腑鍥芥渶鏉板嚭鐨勬姃鎯呰瘲浜衡濄?0骞翠唬闅忕潃銆婃潨鐢紶銆嬬殑鍑虹増鍜屽寳澶цタ璇郴涓讳换璧勬牸鐨勮幏寰楋紝浠栧紑濮嬭繘鍏ュ鏈鍫傦紝琚涓烘槸鏉滅敨涓撳锛岃屼笖璺昏韩浜庝腑鍥界瀛﹂櫌鍝插绀句細绉戝閮ㄧ涓鎵癸紝涔熸槸鍞竴涓鎵光滃閮ㄥ鍛樷濅箣鍒椼備粬鏄腑鍥藉痉璇枃瀛︾爺绌剁殑寮鍒涜呬箣涓锛?0骞翠唬鐢变簬鍙堜竴鍔涗綔銆婅姝屽痉銆嬬殑闂笘锛屼娇浠栨垚涓烘垜鍥藉痉璇枃瀛︿箖鑷冲鍥芥枃瀛︾殑鏃犲彲浜夎鐨勬嘲鏂椼傘婅姝屽痉銆嬭鍏涓烘槸鎴戝浗姝屽痉鐮旂┒鐨勬渶閲嶈鐨勬敹鑾枫傛捣娑呯殑銆婂搱灏旇尐灞辨父璁般嬨婁竴涓啲澶╃殑绔ヨ瘽銆嬶紝姝屽痉鐨勮瘲姝屻侀噷灏斿厠鐨勮瘲姝屽強銆婄粰涓涓潚骞磋瘲浜虹殑鍗佸皝淇°嬧︹﹁繖浜涗綔鍝佺殑涓瘧鏈兘鏄啹鑷冲厛鐢熺殑杈涘姵銆傚浗瀛﹀ぇ甯堟枃鎬娌欒锛氣滄垜寰堜僵鏈嶉檲瀵呮仾锛屼絾浠栫殑浣滃搧涓嶄細璁╂垜鎰熷姩锛屽啹鑷崇殑銆婁紞瀛愯儱銆嬪嵈璁╂垜娴佹唱銆傗?br/>銆銆20涓栫邯80骞翠唬鐢变笟甯堛佺編瀛﹀鏈卞厜娼滃厛鐢熶粙缁嶏紝鎴戜笌鍐嚦鍏堢敓鏈夎繃鍑犲勾浜ゅ線銆?br/>銆銆閭f椂鏈卞厛鐢熸瘡鍑虹増涓閮ㄦ柊钁楋紝灏辫濂夎禒鑷繁鐨勪竴浜涜佸弸锛屽嚭浜庡鎴戠殑淇′换锛屼粬鏈夋椂鎵樻垜鐩存帴閫佸埌鑰佸弸瀵撲腑銆傝寰楁垜鏇句唬鏈卞厛鐢熺粰妤氬浘鍗椼佸啹鑷炽佹潕鍙煋銆佹潹瀹泭銆佸啹浜︿唬銆佸紶姣曟潵绛夊墠杈堥佽繃涔︺?br/>銆銆鍐嚦鑰佸厛鐢熷潗鍦ㄤ功鎴垮墠锛岃儗鍚庣殑涔︽竻涓鑹茬殑鍙ゅ皹鑹诧紝鍐佹鏃跺凡缁?4宀佷簡锛屼粬涓庡浗瀛﹀ぇ甯堝缇℃灄銆佺編瀛﹀ぇ甯堟湵鍏夋綔绛変氦寰鐢氬瘑銆傦紙1989骞翠綔鑰呮憚锛屾鐓х墖褰撳勾缁忚繃褰撲簨浜哄瀹氾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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銆銆鍐嚦 1988.5.10 銆銆浠庝俊涓彲鐭ュ啹鍏堢敓璁ょ湡闃呰浜嗘嫏钁楋紝鏁呰兘鍙戣〃濡傛绮惧綋鐨勮瘎璁猴紝鍙皳瀛楀瓧鐝犵帒锛佸厛鐢熷仛浜嬩箣璁ょ湡浜庢鍙銆?br/>銆銆1988骞村啹鑷冲厛鐢熼佹垜涓鏈粬鐨勮佸弸鏉ㄦ櫐鏁欐巿鐨勬枃闆嗭紝鎴戝彂鐜颁功鍚嶆槸鍐嚦鍏堢敓鐨勬墜绗旓紝灏辨彁鍑哄笇鏈涘啹鍏堢敓璧愭垜涓骞呬功娉曞ⅷ瀹濓紝鍐厛鐢熺瑧绗戣锛氣滄垜鍝噷浼氬啓瀛楋紝寰呮垜缁冧竴闃靛瓙鍐嶇粰浣犲啓鍚с傗濇垜浠ヤ负浠栧湪鏁疯鎴戯紝灏变篃娌℃湁鍦ㄦ剰銆傝皝鎯冲啹鍏堢敓瀵硅嚜宸辩殑鎵胯鍗佸垎璁ょ湡锛屼粬鍦ㄥ悗鏉ュ啓缁欐垜鐨勪袱灏佷俊涓兘鎻愬埌姝や簨锛屼袱淇″唴瀹瑰涓嬶細 銆銆澹柟鍚屽織锛?br/>銆銆鏉ュ嚱鍙娾滀汉姘戞斂鍗忔姤鈥濇暟浠芥敹鍒帮紝璋㈣阿銆?br/>銆銆璇峰師璋咃紝鏉″箙杩樻病鏈夊啓锛屽師鍥犲涓嬶細涓銆佽繎鏉ヤ竴鍐嶅皬鐥咃紝鍏堟槸鎰熸湁鍜冲椊锛岀户涔嬩互鑲犺儍鍙戠値锛屼竴搴﹀悙娉勶紝韬綋鍗佸垎鐤叉儷銆備簩銆佷箙鏈敤姣涚瑪鍐欏瓧锛屽疄鍦ㄦ劅鍒扮敓鐤忎簡銆備絾鏃㈠凡鎵胯锛屽綋涓嶈嚦浜庨瑷銆備繜灏嗘潵鏈夊叴鑳芥尌姣尞涓戞椂锛屽綋鍗冲鍛娿傛鑷?br/>銆銆鎾板畨 銆銆鍐嚦 1988.11.23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松堂再拜客 三松堂再拜客 士方同志: 三月二日来信早已收到,迟迟未复,请原谅,原因是久未用毛笔写字,又懒得磨墨,实在没有勇气“涂鸦”。现在觉得不能再拖了,“下定决心”,日内写几个字奉上。所谓《学术精华录》实际上一点也不“精华”,蒙不弃,当奉赠一册请教。 下星期您若有时间过舍下,字和书一并面交。我家里的电话是5002695。 问近好 冯至 1989.4.4 第一封信是冯先生应我邀约,为我报副刊写了一篇散文,我寄样报后他的复信。从此信中可知他当时身体状况十分不佳,但仍想着为我写字的事。“但既已承诺,当不至于食言”,先生之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实在令我感动! 第二封信是我写信向他求赐他的著作《冯至学术精华录》后他的复信。“所谓《学术精华录》实际上一点也不‘精华’”,何等谦逊! 过了几天,我去冯先生府上取回他赠我的著作和墨宝:“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郑板桥的诗句。 那天我为他拍了几张照片,他高兴地笑着,眼睛眯成一条缝,慈祥极了。 冯先生晚年常对人说起他一生的两个“心病”,一是1958年时文艺界领导要他写的批判艾青的文章,一是1958年时他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对于第一件事,他曾说,领导关照要写,这是“任务”,谁敢拒绝不从? 冯至去世前不久,曾去病房看望同住协和医院的艾青,艾青看见冯至拄着拐棍步履维艰地走来,感动得伸出大拇指向冯至致敬,冯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两位老诗人,前嫌顿释,把这个历史造成的恩怨还给了历史。 至于那第二件事,同样是当时的时代悲剧。在1958至1959年的狂热气氛中,什么“拔白旗”“插红旗”啊,在这种时候,有多少人敢说真话,敢凭学术良心正确评价外国作家和作品?然而冯先生严于律己,他认为这本书中的观点、材料上的问题,都是他的责任,他把一个沉重的历史枷锁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并没有把一切都推给历史。这是何等心境,何等胸怀! 我们可以把冯至当镜子来对照,反问自己在荒诞的岁月里做过什么荒诞事,是不是把自己做错的事都一股脑儿算在了历史的头上?也许我们可以列一份清单,把那些伤过的人的名字写在上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别了,朱光潜(1) 别了,朱光潜(1) 1986年3月6日凌晨,一代美学宗匠朱光潜老师告别了他的事业,与世长辞了,而我得到这个噩耗已是下午了。 那天上午,我正在朱先生的老友李可染大师处,李老向我询及朱老的近况,我说:“看起来比去年秋天好多了,由人搀扶着可以走动,头脑也比前些时候清楚多了……” 我这样讲是有理由的,我是以欣慰的口吻讲这一番话的,因为1月20日我去拜望朱老,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那天他正在伏案练字,朱师母告诉我说,医生嘱咐朱老的手要经常活动,最好每天坚持写一些字,这对他的脑和手的恢复都会有好处。朱老那天是用钢笔在一页页的横格纸上抄写“古诗文钢笔习字帖”。望着朱老清癯的面庞、佝偻的身躯、爆满青筋的双手,我心中生出无限感慨。想起朱老在美学园地辛勤耕耘的种种感人情景,他那发自肺腑的话语,一下子在我脑海中映现出来:“只要我还在世一日,就要做一天事,春蚕到死丝方尽,但愿我吐的丝凑上旁人吐的丝,能替人间增加哪怕一丝丝的温暖,使春意更浓也好。” 那天我感觉朱老的心境不错,就请求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几个字留念,他抄录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 朱师母告诉我,前几天接到胡愈之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朱老很悲痛,花了大半天力气才写出了两句挽联。师母拿出朱老的手迹给我看,那是:“以刻苦耐劳做了一世穷苦青年的榜样,以端方正直做了一代政治家的楷模”。 师母还告诉我:“前几天陪他在校园里散步,几个学生同他打招呼,问‘您是朱老吧’!他说:‘是。’学生又说:‘您的文章写得真好,我们都喜欢看。’他说:‘你们以后会比我写得更好!’” 朱老的书桌上放着许多信件,他自1984年夏患脑血栓后读书写字都很困难,早已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了。但是他每天仍收到许多来稿来信,他只好让朱师母一一代为作答。 万没料到,这一面竟成永别。 3月7日下午我到北大燕南园,见到了朱师母及朱老的女儿世嘉、世乐姐妹及朱老的大女婿姚秀琛。世乐姐说:“1984年的一天,父亲由我陪着去看未名湖,从湖边的蔡元培铜像谈到自己的后事,说他自己生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死后也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丧事一定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以后也不搞纪念活动,叮嘱我一定要遵照他的意见,千万不要忘记。后来他又讲过死后遗体可捐献给医院解剖。”世乐姐说着说着哽咽起来:“父亲生前一直喜欢穿普普通通的蓝布衣裤,去世后我们也给他换上一套蓝布衣裤。他生前不仅把自己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要求我们子女做一个普通的人。他说,你们要自立,不要有依赖思想。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有残疾,就是这样,父亲也要求我不要特殊,说普通人家孩子能做的,你一定要做到,并且要比别人做得好。我上学时离家很近,父亲不让我回家住,叫我住学校,过集体生活。这几年他身体不好,由于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有关方面给他发了乘车证,但他很少用小车,家属子女一次也不让坐,我母亲每次进城看病或为父亲取药都是乘公共汽车。”听到这里,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 世乐姐激动地说,昨天中午邓大姐(邓颖超)特意让赵炜同志来家中慰问,并说邓大姐也是刚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对父亲主张不开追悼会、不搞向遗体告别的仪式的精神表示钦佩。“父亲生前最敬重周总理和邓大姐,最愿意听他们的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别了,朱光潜(2) 别了,朱光潜(2) 美学家朱光潜在北大,此时他已经88岁了,精神依然饱满,他是作者的导师。(1985年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世乐姐说:“去年从医院出来,医生说父亲的身体状况还不错,护理得好,活上三四年没问题。父亲知道了就说,我还想多做点工作,我对我自己写的书不满意,还要修改。最后的日子里,他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惦记他那部耗尽心血的《新科学》出版,一个是想再去看看叶老(圣陶)和沈老(从文)。今年是他90岁(虚岁)生日,家里人都说到时候好好庆祝一番,他也很高兴,但谁想到……” 走在燕南园的小径上,脚下松软的泥土散发着潮湿的气息,过不了几天,这里的一丛丛青草将破土而出,娇艳的野花也会展蕊怒放……迎着明媚的春光,我取出我的纪念册,注视着朱老那颤抖但强劲的笔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代美学大师不会离开我们,就像那泥土和芳草! 虽然朱老走了,但曾经发生的事却历历在目。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燕南园正值春色满园的时节,绿树成荫,翠竹摇曳,桃李芬芳。 在那座熟悉的灰色小楼里我看望了我的老师朱光潜先生,他正在伏案写作,桌上堆满了纸张和书籍。85岁的朱老见到我十分高兴,站起来和我握手。时间过得真快,我上次看望他还是北风呼啸的季节,如今已是春风扑面的天气了。 他对我说,他翻译意大利美学家维柯50万字的《新科学》,初译早已完成,他又校改订正了一遍,也差不多完了,现在正找人抄写誊清,“抄来的稿子还得看,因抄的人不懂外文,有的地方有错,还要改”。他告诉我,另外他还译了维柯的一个小传,准备附在《新科学》的书后。他说:“《新科学》十分难译,我对照了几种文本译,有的特别难的段落初译时只粗略译过去,到校改时又下气力重译。”说到这儿,他把一叠厚厚的译稿拿给我看,上面写着几行字:“维柯的《新科学》简介”。朱老对我说:“这是我开始写的一篇论文,估计得一万字左右。” 我问他今年后半年的安排,他告诉我,夏日里全国文联将组织他去庐山疗养,回来后要去北戴河参加一个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 会,年内还要出席全国文联会议、全国政协会议。明年春天他可能到香港去访问和讲学,因他的母校香港大学准备授予他博士学位,同时香港中文大学也邀请他去。在这期间,他还要穿插地校看上海出版社为他出版的多卷本文集的清样,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总之,如他所说“忙得很呀”! 接着他向我说起他的老友叶圣陶,前几天到这儿来看望他,同来的还有叶老的儿子叶至善和阿英的女婿吴泰昌。他深情地说:“他(指叶老)精神很好,讲话还可以,就是眼睛、耳朵不好使了。他要比我大两三岁呢!”…… 为了不耽误朱老那宝贵的时间,我起身告辞。 他又伏案写作了。望着老人那微驼的瘦瘦身影,我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我又记起了毕业时他对我的赠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他也是以此自勉呀! 北大学生看望朱光潜,朱老坐在一座古色古香的书房里,左侧是一扇很有年代感的窗户,旁边还有取暖设备,30年过去了,北京的集体供暖设施还是老样子。(1980年代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别了,朱光潜(3) 别了,朱光潜(3) 熟悉的燕南园,熟悉的66号小楼,多少年来每当我轻轻推开它的门扉的时候,总是望见我熟悉的那位面容清朗的老者。他烟斗中冒出的缕缕清烟把他笼罩在浑然空灵的氛围中,或晨曦微露,或黄昏夕阳,或小雨霏霏,或天晴日晶……湛醇的至情,灵感的闪烁,创巨痛深的记忆,形的变动,光的闪耀,影的摇曳,声的断续……在我的记忆中,一切一切都与这老者、这小楼联成一片。 今天当我再一次推开它的门扉的时候,我闭上双眼,心中默默祷告,希望在我的眼前出现的仍是他那熟悉的笑容,传来的仍是他那浓重的安徽乡音……我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只是墙上两帧朱光潜先生的遗像,仍是那么清癯劲瘦,仍是那么深沉潇洒。 一句亲切的四川话把我带回现实:“你好久没来了!”噢,那是朱师母奚今吾先生正坐在书桌前。她更瘦了,深陷的眼窝,稀疏的头发,显得越发疲劳和衰老。桌上是厚厚的一叠信,她手中的笔还没有放下。 思—朱光潜在寓前 (1980年9月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朱光潜审定) 她告诉我,她正在为出版朱光潜先生全集的事儿给安徽教育出版社写信。我走过去,略略翻检了一下,纸上她那娟秀的笔迹一丝不苟,一条一条具体意见想得十分细致和周到,如为了出版朱先生的书信集,她希望出版社能够公开登报征集,给予一定的报酬。 很自然地我向她询问起朱光潜先生全集的出版情况,她告诉我,预计当年9月朱先生90诞辰时出版三卷作为纪念,以后就很难说了。她说:“许多老先生的文集出版情况都是这样,王力先生、冯友兰先生,他们的文集出版了几卷后,速度就放慢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齐。出版社怕赔钱,总是往后拖。”我说:“今年3月朱先生逝世一周年时,安徽不是也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吗?有什么消息吗?”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写信去问,没有结果,看样子又往后拖了。前几天吴泰昌还来问我,这本纪念文集是否已出版了,他希望带几本到香港去,他是萧军、叶君健那个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朱师母的话语中透出一缕哀怨。 我们相对无言,沉默了片刻。我想用什么话语来安慰她,于是说道:“政协大会期间您托王路宾先生带给我的朱先生译的那本维柯的《新科学》我收到了。您还想着我,谢谢您。”“我当然要送你,朱先生生前每出一本书都送你的。他85岁开始翻译这本《新科学》,真是费尽了心血,他是累坏了啊!大家都说他要是不译这本书,可能还会活得更长久。他自己说他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我说他更像诸葛亮一样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他生前连书都没看到。”我接着说:“朱先生就是这么个人,只要他还活着,你不让他做事不行,他闲不住啊!”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她去接电话。返回来她告诉我,那是已故郑昕教授的夫人打来的。她说,郑教授的夫人真是太苦了,“郑昕死后,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有病,不久也死了,只剩下她一个人,这些年真不知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这个家庭以往大多数是顺境,我根本没想到朱先生会故去,但他去了,我很不习惯。总觉得一切都变了,很难办”。哀伤和忧愁像关不住的潮水一下子倾泻出来。 是啊,他们是几十年的老夫妻了。 1925年朱光潜先生在春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园教书的时候,奚今吾就是他的学生。不久朱先生去英法留学,奚今吾也到巴黎大学攻读数学,有一段 时间在巴黎大学,每到晚饭以后,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图书馆门口,利用等图书馆开门的时间互道衷曲。一到图书馆开门,一个奔文科资料室,一个奔理科资料室,各自看书去了。这是多么别具一格的“约会”! 1931年朱先生转学至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研究所,边学习德语,边继续研究美学和心理学。奚今吾也转学到这所大学,继续攻读数学,不久他们结为伉俪。朱先生34岁,温文尔雅,才华横溢;奚先生小朱先生10岁,素手纤纤,亭亭玉立。爱情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也就是在这年朱先生完成了他的名著《文艺心理学》初稿。 1933年回国后,奚今吾为了朱先生的事业而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几十年如一日教育子女,整理文稿,给朱先生以极大的支持。尤其到朱先生晚年患病后,她为朱先生做了多少事,真是说不清了。只在我的记忆中,她就不知替朱先生回了多少信,跑了多少路。朱先生故去后,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出版朱先生的纪念文集和全集,而现在这两件事都不如人意,她怎么能不哀伤呢? 中午时分,我又坐在那张熟悉的旧方桌前吃饭。记得每次吃饭朱先生都坐在我右手的位置上,现在是朱师母坐在这儿了。朱先生同我最后一次吃饭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是他逝世前一个半月的一天中午…… 当我告辞时,朱师母把我送到院子里。嗬,楼前的空地上好一片月季花,妍然玉立,娟娟多姿,浓浓香气,蝶乱蜂喧。我发出一阵赞美之声。朱师母说,去年一方面干旱,一方面自朱先生故去后,无心管理,花开得不好。今年雨水多,又修整了一下,才有了这般规模。我细细望去,红的如霞,黄的如月,紫的如烟,白的如玉,或潇洒自如,落落大方;或明媚俏丽,楚楚有致;或清新光洁,富丽堂皇。美而不艳,鲜而不腻。我知道朱先生生前十分喜爱这些月季,于是我那虹霓一般美丽的想象,使我看到了这样一幅图画: 朱先生正坐在光彩照人的花丛中,烟斗里又冒出了缕缕清烟。他穆然而思,邈然远望,一头银发在斑驳的阳光中闪亮,他似乎看到了花木青葱,春蚕吐丝……他感到暖意醉人,清癯的面庞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郭沫若的“崛起”(1) 郭沫若的“崛起”(1)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最优秀的新诗诗集,《女神》的诞生使郭沫若成为中国新诗中的巨人,奠定了他在这个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青年朋友们,你大概并不了解《女神》的诞生同一个人很有关系,他可以算作是《女神》的“催产婆”,这个人就是宗白华先生。 宗白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和诗人,1918年他就参加了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以后被选为这个组织的最初领导人之一。翌年8月,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郭虞裳受该报负责人张东荪的委托聘请宗白华协助编辑《学灯》。11月郭虞裳赴英,22岁的宗白华正式担任《学灯》主编。宗白华就是在编辑《学灯》期间,发现和扶植了郭沫若。 《学灯》属于“学艺性副刊”,占据主要篇幅的是学术性讨论、报道、翻译、名人演讲录及编作者之间的通信。宗白华的到来,把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特别是新诗和戏剧)的血液输入《学灯》,使《学灯》大放异彩,成为遐迩闻名的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 在宗白华的建议下,8月15日《学灯》开辟《新文艺》栏,开始刊载新诗。宗白华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字体秀丽的日本来件,深为留学生的浪漫热情而感动。他没有因为上面陌生的作者名字而看轻作品的实际价值,立即将来稿向郭虞裳推荐,力主发表。不久署名“沫若”的诗作《鹭鸶》与《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在9月11日《学灯》刊出。 当时郭沫若在日本福冈九州大学医学部学习,出于爱国热情,他集合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夏社”,出油印小报。在编印小报过程中,他经常阅读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引起了他很浓厚的兴趣。当他在8月29日《新文化》栏上读到康白情的白话诗《送慕韩往巴黎》,唤起了自己的胆量,遂将自己以前的诗作投寄《学灯》,不想很快刊出,惊喜若狂。在此之 前郭沫若虽有创作和翻译,但他知音难觅,寄回国内,屡屡碰壁。这次作品第一次变成了铅字,给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 闸门已经打开,诗人的才华之泉终于迸发奔流了!宗白华以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出年轻诗人胸中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创造力,看到一颗珍珠正在东洋岛国烁烁闪光,他以惊人的气魄将“无名小辈”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大量发表,9月下旬至11月下旬就陆续发表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某礼拜日》《梦》《火葬场》《晚步》《欲海》《胜利的死》《黎明》等十几首。 11月21日、22日宗白华在《哲学研究》栏内发表了抱一(易白沙)的《墨子的人生学说》一文,尽管他不同意该文的观点。11月27日宗又在评论栏内撰文《中国的学问家?沟通?调和》,不点名地批评了抱一。郭沫若对抱一的文章早有看法,读了白华此文更加有同感。“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于是给白华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后两人频繁通起信来,千里神交,引为知音。 宗白华鼓励比自己年长五岁的郭沫若尽量写诗,为此1920年1月宗在《学灯》取消了《新文艺》栏而代以《新诗》栏。郭凡有诗寄去,宗毫无保留地发表,甚至有时用《学灯》整个篇幅。(1月的《新诗》栏共出了四回,而四回的“新诗”栏都尽为沫若的诗所独占!)沫若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产品有了销路,他的诗兴大发,于是沫若的诗像潮水一样接连不断地在《学灯》上涌现出来。1月有《晨安》《立在地球上放号》《三个泛神论者》《地球,我的母亲》《夜》《死》《匪徒颂》《凤凰涅槃》等十几首。2、3月又有《心灯》《炉中煤》《天狗》《叹逝》《登临》《日出》《光海》《风光明媚的地方》等十数首。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大量地编发一位无名作者的新诗,在《学灯》编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报刊史上也是罕见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郭沫若的“崛起”(2) 郭沫若的“崛起”(2) 宗白华在未名湖漫步。(1981年12月5日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郭沫若一登上诗坛,就以磅礴的气势震动了诗界,征服了读者。后来朱自清在为新文学大系的《诗集》作导言时,曾把郭沫若称作“一支异军的突起”。这种异军突起的产生不能不归功于宗白华的魄力和胆量,如果不是宗白华为郭沫若提供《学灯》的阵地,在短时间内发表了他的大量作品,郭的“异军突起”是不可能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宗白华不仅是郭沫若新诗的最初编发者,而且是第一位评论者和鉴赏家。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很希望《学灯》栏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nature的清芬”,对于《凤凰涅槃》和《天狗》二诗,他热烈地赞颂:“你的凤凰正在翱翔空际,你的天狗又奔腾而至了。你这首诗的内容深意我想用panthdistische lhsp iration的名目来表写”,“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辞藻来粉饰他。”“你《天狗》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总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使人读了有点麻烦,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作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作像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作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 在白华和沫若的心目中,他们两人的身心都已“合二而一”了,白华在给沫若的信中说:“你的诗是我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现在你的诗既可以代表我的诗意,就认作我的诗也无妨。”“愿你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底构造’,则中国新文化中有了真诗人了。这是我很热忱的希望,因你本负有这种天才,并不是我的客气。”沫若在回信中说:“……我想你的诗一定也是我所最爱读的诗,你的诗一定也是可以认作我的诗的。我想你的诗一定是我们心中的诗境的纯真的表现,一定是能使我融金化骨的真诗,好诗……”他十分佩服白华教他的“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和“完满诗底构造”的两句话,在信中说:“白华兄!你这两句话我真是铭肝刻骨的呢!你有这样好的见解,所以我相信你的诗一定是好诗,真诗。”他深情地说:“《学灯》栏是我最爱读的,我近来几乎要与它相依为命了”,“我要把我全身脂肪组织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科学和民主的五四精神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哲学、对文艺(特别是新诗)的热心探讨,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无比关注,成为他们友谊的共同基础。歌德、庄子、泛神论是他们这时人格和事业的共同支柱。 值得一提的,宗白华这时还介绍从未见过面的郭沫若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来因为有的会员反对没有成功,但由此可看出宗对郭的了解和信任。 在白华与沫若千里神交之际,独具慧眼的宗白华于1920年1月又给自己在日本留学的朋友田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写信,告诉他:“我又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白华连去三信给沫若,介绍他与田汉结交,大有预见地说:“我很愿意你俩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热情洋溢的宗白华促成了郭沫若、田汉这两位未来的文坛巨人的最初相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同寻常的足迹。 1920年1月至3月,三人鱼雁往来,正像郭沫若后来回忆的:“三人都不曾会面,你一封、我一封就像陷入了恋爱状态一样。”他们和当时的青年一样,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太令人窒息了,他们苦闷、探索、反抗,互相倾诉心中的不平,追求着美好的理想,自我解剖,彼此鼓励。他们的心像火一样热烈,像水晶一样透明。 三人这时的通信经过整理后于这年5月出版,题名为《三叶集》,成为三人友谊的结晶。郭沫若认为“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 1920年3月19日田汉利用春假由东京到福冈,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 1920年4月底宗白华辞掉《学灯》职务,准备到德国留学,临行前还在《学灯》编发了郭沫若的诗《电火光中》(4月26日)、《巨炮之教训》(4月27日)。 宗白华走后,接任《学灯》主编的李石岑对白话诗存有偏见,给郭沫若的诗每每以不公平的待遇,致使他诗兴消沉,很少作诗。 1921年8月郭沫若将宗白华编发在《学灯》上的那些诗加以增删,编成诗集《女神》出版。 1925年宗白华回国,在上海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 对于宗白华的扶植和帮助,郭沫若是永远不忘的。他后来多次回忆起宗白华,说:“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先生。”他认为由于宗白华给予他很大的鼓励,使他有最初的一本《女神》的集成,他甚至感激地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 我是后来才知道宗白华和郭沫若这些交情的,突然眼前涌动起一股热流,其实像这样的往事多着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师云集宗白华门下(1) 大师云集宗白华门下(1) 在青草萌生的时候,送别了朱光潜先生,在白雪纷飞的时节,宗白华先生又离开了我们!一年之间中国失去了两位美学巨匠,我失去了两位尊敬的师长,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1985年夏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绿色低迷、红英烂漫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居住着两位享誉海内外的美学老人,一位是朱光潜教授,一位是宗白华教授,说来也巧,二老同龄,今年都是88岁……前几年大家都说朱先生的身体比宗先生的好,因为他练气功、打太极拳和慢跑,而宗先生无意锻炼,只是在茶余饭后在未名湖畔独自散步。但朱老自前年夏天患脑血栓后,身体差多了,走路需人搀扶,而宗老前年冬天患眼疾住院施行了手术后,却安然无恙,仍可读书看报、散步,并能与客人聊上个把小时。”(见《人民日报》海外版) 确实,宗先生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只是去年夏天洗澡后着凉,身体才衰弱下来。9月27日我去朗润园公寓看他,他已卧床多日。见到我来了,很高 兴,和蔼地说:“你好久没来了,还是住在西四吧!”接着,他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和一些名人的情况,说:“……台湾方面有什么消息?”我一一作答。他的许多老朋友,如许德珩、茅以升、钱昌照诸位我都认识,我知道台湾和海外也有他的不少亲属和同学、朋友。 他的女儿福梅告诉我,前些时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的母亲方瑶华女士,专程来寓所看望他并合影留念。我知道方瑶华女士是他的表妹。福梅示意我将他扶起来,活动活动。于是,我俩把他扶起来,坐到椅子上。我们请他写字,活动一下手关节,他就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老子的“大音息(希)声”四个字。哪知道,这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件手迹。应福梅的要求,我为他及他们父女拍了照。前几年我曾为宗老拍过一张他与案上朝夕相处的石雕佛头的照片,他微笑着,一头银发,宽敞安详,心凝神释;佛头低眉瞑目,庄严慈祥。记得他曾对我讲过,这尊隋唐的佛头是抗战前从南京夫子庙古董店里偶然买到的,他十分喜爱。他曾对学生说:“我回家只要一看到它,就什么烦恼都消散了。”抗战时他仓促赴渝,行前别的东西顾不上,但没有忘记把佛头埋在院子里的小枣树下。在渝期间,谈话中常常提及,惘然若失,十分惦念。胜利回宁,他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只有佛头犹在,他感到由衷的喜悦,逢人便讲,为此他在南京文化界得了个“佛头宗”的雅号。这件事很可以说明他那美学家的出神入化的艺术情思。 84岁的美学大师宗白华在北大图书馆前,旁边那棵松树经过30年的风雨,如今估计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1981年12月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11月11日下午,我去友谊医院探望他,恰逢美术史家张安治夫妇在座。他同我俩谈话,谈老朋友盛成,谈徐悲鸿的学生孙多慈(在台湾已故),谈程千帆的夫人沈祖(已故)。他眷眷于旧情,不禁依依。我们都说:“您的精神还不错!”他开朗地回答:“我自己感觉也不错。我一辈子都是乐观主义。这几年做不了什么事情,但坚持散步和读书,我最喜欢静静地望着广阔的天空……”他说这话时,遐思弥远,神情超迈,真使我有“ 微尘中见大千,刹那间见终古”的感觉。张安治先生接过来说:“宗老您于名利看得比我们淡,从不为一些具体小事儿烦恼……您的美学不是抄的,不是东拼西凑的,不是改头换面的西方美学,而是中国自己的美学,您大都结合中国的诗论、画论、乐论、书论等谈美,有独到的见解,您的美学思想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重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师云集宗白华门下(2) 大师云集宗白华门下(2) 11月21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在病榻上神志已不很清楚。福梅告诉我,这几天他感染了肺炎,前一晚病危,经抢救才好转过来。他总是唠叨他的脚老在走路,太累了。是啊,他一生走过了多少路程,付出了多少辛劳,他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了“美学散步”……福梅说,前几天他的老友、德国学者施华兹先生来此探望,他还同施华兹说:“请你代我向德国人民问好。”(施华兹先生对他十分推崇,已将他的《流云小诗》译成德文,并在译他的《美学散步》)。 11月25日我去拜访曹禺,他说他对于宗先生的学问和人品都十分景仰,他过去曾在重庆见过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他深为遗憾,并让我代他转达对宗先生的问候,但这已不可能了。 12月初,听外文出版社陈有昇讲,宗先生的肺炎已好转,陈对我说:“老人家的生命力还是那么旺盛!”我着实高兴,同有昇商量不久将为宗先生庆祝90大寿……谁料到他却于12月20日下午突然逝去。李泽厚有缘,那日正去北京大学医院看望宗先生,同他见了最后一面。 12月23日下午我来到宗寓。宗师母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相对无言,往日很喜欢讲话的福梅也变得沉默寡言。宗先生的女婿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说,宗老生前最喜欢这张照片,希望我能再放大几张送给他们。我记起来,那是1981年在未名湖畔我为宗先生拍的,他拄杖伫立于四扇诗碑前,一株树影环于他的周围,极富有诗意。这帧照片使我想起了往昔同他在未名湖畔散步的情景,日色澄丽,绿叶凄凄,翠荫浮浮,近处湖光塔影,远处草树云烟,他策杖而行,侃侃而谈,妙语连珠,令我心荡神摇……望着这帧照片,纷乱的思绪又把我带到了久远。先生曾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参加过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是该组织的最初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主编过《时事新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遐迩闻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他识拔了郭沫若,使之有《女神》的诞生;他介绍田汉在日本同郭沫若见面,三人通信结成了著名的《三叶集》;他的《流云》小诗风靡一时,他被誉为五四后期的优秀诗人。以后他又是中央大学的名教授、哲学系主任,在哲学界、美学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总之他在解放前名气是很大的,但在解放后知道他的人却不多,有关方面给予他的待遇和学术职称同他的学术成就也很不相称,而他在海外和国外一直备受推崇。台湾在1981年就出版了他的选集《美学的散步》,赞誉他是“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学院派美学家”“一代美学大师”。近年来,在我们这里他的学术思想也日益受到重视,他的两部文集都已在人民出版社和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付梓,可惜他未能在生前见到! 84岁的宗白华在未名湖畔诗碑前。(1981年12月5日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他本人对于世态炎凉、毁誉荣辱从不计较,作为一位美学家,他的人生态度和品格修养都具有一种美的光芒。他不慕荣利,朴素平易,淡泊清远,乐观旷达,真正得到了中国美学的真谛,受到学术界的尊崇。 先生曾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讲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认为“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想。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绚烂、又极平淡……”这“玉的美”或许就是先生一生所追求的美的理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师云集宗白华门下(3) 大师云集宗白华门下(3) 在瑞雪纷飞的时节,先生离开了我们,他的生命已化成了覆盖大地的白雪,质朴无华,洁白如玉! 在我的想象中,先生作为一位诗人,一定是吟着诗句走去的,那诗是: 可爱的人生 感谢你给我许多深厚的快乐! 我将怎样报答你? 宗白华(右三)、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右四)、黄养辉(右一)、本书作者(右二)等在徐悲鸿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上合影。(1983年1月31日查浚摄) 我一无所有— 我只有一颗心, 心里藏着一个世界! —《流云小诗?感谢》 我立在光的泉上 眼看那滟滟的波, 流到人间。 我随手掷下红花一朵, 人间添了一分春色。 —《流云小诗?红花》 一时间, 觉得我的微躯 是一颗小星 莹然万星里 随着星流。 一会儿 又觉得我的心 是一张明镜。 宇宙的万星 在里面灿着。 —《流云小诗?夜》 1986年12月27日追悼会后大雪纷飞时 虽然宗先生走了,但对他的追忆依然绕在心头,思绪把我再次拉到20世纪80年代。 1981年12月22日,宗白华先生向我谈起“表现自我”的问题。 关于“表现自我”的口号我是不赞成的,曾在《中国摄影》杂志1981年第4期上写了一篇《“表现自我”小议》,批评当时中国摄影界泛起的“表现自我”的口号及作品。为此我向宗先生请教了艺术“表现自我”的问题。 首先我向他介绍了当前文学界、美术界、摄影界关于“表现自我”问题的讨论情况后,问道:“您如何看待‘表现自我’的理论?” 宗先生回答说:“对于‘表现自我’的理论,我们需要问一问你表现的是什么样自我。究竟什么是‘你’的‘自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表现’。从反面看,表现自我不是写实,而是表现主观。但艺术家主观方面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你说你的作品表现了‘自我’,别的人是否也欣赏你这个自我,就很难说了。各地方有各地方自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我。……艺术不仅要‘表现自我’,还要‘表现’客观规律。” 我又问道:“‘表现自我’的理论牵扯到对现代派艺术的看法问题,您能否发表些意见?” 宗先生说:“现代派艺术不能一概否定,如毕加索。但毕加索原来写实的基础很好,后来搞的立体派都是在原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才有新意、新境界。现代派艺术的产生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人民不满足艺术专门走一条固定不变的道路,当时对写实的东西,大家厌倦了,要寻找新的东西。怎样寻找,各地方不一样。意大利有意大利的搞法,法国有法国的搞法,尤其是德国用狂飙的精神来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这都像一阵风似地吹过去,站不住脚。……这种现代派的东西,中国受影响好几十年,也没有见拿出什么成功的东西,没有能使广大群众接受。” 84岁的宗白华坐在未名湖畔。(1981年12月5日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我又问道:“您对艺术的创新有什么看法?” 他说:“我不反对创新,旧东西大家厌倦了,可以寻找新路,但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毕加索的作品受古代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不是完全胡搞。但一些‘表现自我’的艺术,群众莫名其妙,不感兴趣。有人讲,群众不懂没关系,但你创作的东西为了什么?这些人嘴里这样讲,心里还是希望别人理解,让人看懂。刘海粟最早也提倡新派,但前些日子我去看他的展览,发现他晚年作品都很写实。” “徐悲鸿始终写实,对现代派不感兴趣,这都同中国民族传统有关。悲鸿认为外国资本家不懂艺术,新奇就好,能赚钱就好。” 最后他对我说:“60年前我在法国和德国就看过那些现代派的书,那些艺术家以为他们的作品让人看懂就不稀奇了。我当时只感觉这些东西新奇,但也看不懂。现在那个新奇的东西也变成陈旧的了,但我对现代派的看法还是自由的,可以允许画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真有本事的人,中国老百姓 1982年,宗白华过85岁生日,后面是徐悲鸿学生张安治的贺礼作品。(1982年12月15日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看得出来,那线条就与众不同。中国人是很现实的,很健康的,不容易受骗上当。如果有些人追求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自然会自生自灭。” 作者附言: 本文谈“表现自我”部分是我根据我与宗白华先生的一次私人谈话记录整理而成,后成为拙著《宗白华评传》(1989年9月香港新闻出版社出版)中的一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坛奇人文怀沙(1) 文坛奇人文怀沙(1) 世人公认文怀沙先生是奇人,现在他已经被冠上“国学大师”的桂冠。文老今年已百岁,仍精神矍铄,睿智乐观。他虽闭门谢客,但时不时在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露面,美发长髯,潇洒飘逸,引经据典,高谈阔论。 文怀沙祖籍湖南,1910年生于北京,十几岁便开始迷恋那些连大人都不敢看的书。童年的文怀沙似懂非懂地读《离骚》,屈原的笔锋渐渐把内向、多愁的文怀沙,变成了一个棱角分明的人,养成了他特立独行的个性。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革命文学团体盛行一时,最有影响的是1909年由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发起成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南社与同盟会互为掎角,一文一武共助国民革命,能够被南社认可并且接受是当时的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机会。文怀沙当时高中毕业,凭着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积累了比较深厚的诗词功底,他写了一首诗,寄给著名的国学大师柳亚子。 柳亚子看过文怀沙的诗作后,写信给他,在诗后写了十个字:“君诗如美人,未嫁已倾城”,称赞文怀沙的诗像一个美丽的女子,还没有嫁人就已经倾国倾城了。 文怀沙在诗词上的才气渐渐为人所知,后来他别出心裁,用新诗的方式解读了屈原的《九歌》《九章》和《离骚》等著名的篇章,为屈原作品的推文怀沙在诗词上的才气渐渐为人所知,后来他别出心裁,用新诗的方式解读了屈原的《九歌》《九章》和《离骚》等著名的篇章,为屈原作品的推广和普及闯出了一条新路。 文怀沙曾写过“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他用“美人芳草”概括楚辞。他认为以女性为中心,是《离骚》的伟大之处。他对屈原的理解与众人有所不同,他认为屈原爱国,也爱美人,这个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与郭沫若、游国恩被誉为当代中国三大楚辞专家。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为了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劳斯?哥白尼、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古巴作家何塞?马蒂四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和平大会。当时新中国在联合国还没有获得一席之地,为了响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国家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给屈原作品加简单的注释,注释要尽量通俗易懂,让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这样才能普及屈原作品。文怀沙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屈原集》的出版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很多人就是在屈原爱国主义情怀的感召下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的。 由于文怀沙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特别是对屈原诗歌研究的成就和博学多才,他被誉为当代“屈原”。解放后他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等职务,现任中国诗书画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 1985年,国学大师文怀沙在北京新侨饭店。这是文大师75岁时的样子,看上去只有50岁。(1985年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文怀沙在20世纪 40年代进入解放区,与伟人、周恩来等私交甚笃,20世纪50年代,文怀沙是毛泽40年代进入解放区,与伟人、周恩来等私交甚笃,20世纪50年代,文怀沙是等人的座上客和随员。有一张等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的照片,文怀沙也跻身其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坛奇人文怀沙(2) 文坛奇人文怀沙(2) 胡耀邦同文怀沙也有交谊。在胡仙逝的半年前,他曾赠诗与文,诗题为《致文怀沙先生》。全诗为:“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落叶,心悲秋早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晓畅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文怀沙同中国当代文坛大家都有来往。他与郭沫若有深交,丁玲是他的表姐,俞平伯大遭批判的《红楼梦研究》新版本就是由文怀沙主持的棠棣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的,而该书跋语由棠棣主人撰写,这个棠棣主人就是文怀沙。1953年9月,棠棣出版社又出版了周汝昌批判俞平伯的著作《红楼梦新证》,这是后话。 很难想象热爱美人芳草的文怀沙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并不妨碍他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揉成很多片,他给出的每一个片都是真诚的,都是带着血的。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个很贫穷的女学生到他家拜访,文怀沙留她吃饭。然而,文夫人很瞧不起这位女学生,觉得自己是开汽车的,女学生是骑自行车的,裤腿上夹的夹子还忘记取下来,文母也看不起这个学生。女学生很委屈,文怀沙站起来对她说:“这个饭我吃不下,你陪我出去吧。”站起来拿起大衣就走了。 为了这个女学生,文怀沙伴她进入解放区。这个女学生后来成了他某个孩子的母亲,但他与这个女子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以失败宣告结束。文怀沙说:“每个人的爱情生活同社会有关系,动乱、战争年代的爱情生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把许多不可能变成可能,把许多可能又变成了不可能。” 解放后文怀沙被聘在文化部,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一场更大的感情纠葛悄悄降临。 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医院大夫爱上了文怀沙,她的家庭非常富有,父亲是大学校长,姨母是英国一家医院助产科大夫,两家都希望这个女孩子嫁给姨母的儿子,但是她只爱文怀沙。有一天晚上,她就留在文怀沙家里没有回家。文怀沙虽多情,但他非常规矩,用他的话说:“那天晚上,我们有拥抱,也有kiss(接吻),但是不见于乱。” 文怀沙当时抽烟,而姑娘家里是没人抽烟的,回去后母亲和姨母闻到她身上残留的烟味,就断定这个女孩子一定了,于是就大骂文怀沙是流氓。 后来这个女孩给文写了一封信:“我最尊敬的母亲同大姨对先生有不敬之词,这些语言伤了我的心,我不能保护你,而且使你受屈辱。你不过是穷,你有什么别的缺点?我为了报答你,也希望你将来有幸福,我没办法反抗我母亲,那么就再见了。” 她在医院拿到一种叫叶氰酸的烈性毒药吞了下去,发现的时候已经无法挽救了,死的那天是三月三日。 这场情感的风波几乎彻底摧垮了文怀沙的精神支柱。从此以后的几十年间,他每年都要在三月三日这一天闭门谢客,静坐一日,以此来纪念这位为他舍弃生命的心上人。 文怀沙说:“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个叫生离,一个叫死别。这些年来,生离死别这种经验太多了,但是我还没有失去敏感。我不止爱过一个女人,不会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从一而终,但是我每次都爱得很真诚。这个事情可对知者道,难对俗人言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坛奇人文怀沙(3) 文坛奇人文怀沙(3) 文怀沙在20世纪50年代时,喜欢早晨站在王府井大街边上,看来来往往上班的人们,那时大家都骑自行车上班,姑娘们学苏联,喜欢穿一种叫“布拉吉”的连衣裙,文怀沙觉得这些女孩真好看。 文怀沙在花甲之年,在北京肿瘤医院做手术时为了美丽的女医生而学关羽刮骨疗毒。 两个二十几岁的女医生对他说,要打麻醉针。文怀沙从她俩的眼睛里看出了美丽(尽管她俩穿着手术服,带着帽子和口罩),就说:“能不能不打针?”医生说不打麻药你受不了。文说:“我觉得我受得了。古人都可以刮骨疗毒,我看着你们,你们的美丽就是麻药。” 手术进行了半个小时,文怀沙说他的心都疼得直想抖,但是他还要笑,还要说不算特别疼。手术做完后,女医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病人。”文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么美丽的医生。” 1986年7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档节目。这是一个日常的文学鉴赏节目,但节目播出后,所有认识文怀沙的人都大吃一惊。 电台的编辑在整理录音带的时候,发现了文怀沙吟诵的录音带,一听,实在是太感人、太迷人了。再看先生的资料,1910年出生,心想这位老先生肯定已经不在人间了,后来在播出这盘录音带时就想当然地说是:“已故的文怀沙先生”。节目播出后,文怀沙收到大量的挽联、唁电和唁函。 文怀沙先生的哥哥在上海,打电话给电台说文怀沙先生仍健在。 闯祸的编辑很紧张,生怕受到处分。文怀沙就写了封信给电台领导说:“千万不要处分这个人,他是我的知音。我活着他对我好,不新鲜,我死后这个编辑还在怀念我,为我流泪,就很不易了。现在你要处分他,就是处分我。” 文怀沙说:“人家都是死后有哀荣,而我生前已经听到身后的名,这个经验太美好了。所有的遗体告别,我看作为哀悼的主角,他都一无所知,只是活人在那里起哄。所以我是主张告别,你们来,歌颂我当面让我听听,骂我也让我听听,好歹让我都听到。” 1987年10月30日,文怀沙下榻上海淮海饭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赶到饭店向文怀沙先生负荆请罪。文先生一句“我们是朋友,是知心朋友”的话,顿时消融了紧张拘谨的气氛。文先生毫无责备之意,他引用了《诗经?邺风》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子成悦”,称他与电台编辑们是死生之交。他说,这种事情很难免,不是恶意,我从你们那里感受到了慎终而追远式的温暖。我感激都来不及,难道还会抗议吗?那岂不是以德抱怨吗?务请原谅那位素昧平生的朋友(节目的责编),千祈勿以一眚掩其德。对于生死问题,文先生说他不大赞成写挽联,却主张写活联,好的,坏的,都可以看到听到。“相与无町畦,相与为婴儿”,来自周谷城先生的《怀沙教授雅玩》。“唯唯诺诺乱铺天,一士沉吟敢直言;十载缧绁休未得,深情一往唱屈原。”这是黄药眠先生的赠诗。 20世纪80年代我能够荣幸地结识文怀沙先生并与之交往多年,是因为丁玲前辈的介绍。1985年我到北京复兴门外丁玲寓处向她约稿,她介绍我去找文怀沙先生,说文那儿有一件为南通广教寺法乳堂写的碑文。 我按照丁玲前辈提供的地址给寓居在北京新侨饭店的文先生写了一封信。4月13日文先生复我一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坛奇人文怀沙(4) 文坛奇人文怀沙(4) 邹士方同志: 惠书敬悉,迟复为歉。 因为特定条件下的需要,我受命写的那篇碑文,不可能用语体文,而是操魏晋人语,何况还有不少用事、用典。所以然者,盖有不得已之苦衷在,并非舞文弄墨故为惊世骇俗者也。 碑记现交中国佛学院,由一位先生作注释。假如要发表,恐怕原文与注释同时刊出为宜。不尔,能读懂的人就更少了。 贵报拟发表拙文,甚为荣幸。丁玲所以谬许此作,因为她看出了大团结、广统战的客观意义耳。究竟是否在贵报刊出为宜?又以何种形式在何时刊出为宜?容与您见面谈后决定罢。我想等中国佛学院把注释稿交我审阅并写定定稿之日再函邀您来蜗居指教如何。专复并候春安 文怀沙手上 四.十三晨 我于4月18日应文老之邀,于新侨饭店173室访见这位久已心仪的大学者,访见时文老日籍妻子在座。文老给我印象极佳,白面黑发,双目炯炯,美髯飘逸,身材颀长,谈吐不凡,大家风度。真乃奇男子、美男子也!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这一个“屈原”。 那次访见,他在我的本子上用硬笔书写了:“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灵均句与士方先生共勉 文怀沙”。又将碑文手迹缩小复印一纸赠我,上题:“士方先生雅政 文怀沙敬奉 一九八五、四、十八”。还将他的论文《〈九歌〉贵在情深一往—关于〈九歌〉的一封信》复印一纸赠我,上题:“士方先生覆瓿 文怀沙 一九八五、四、十八”。 那年6月我又写信与他谈稿件之事,他于7月8日复我一明信片: 邹士方同志: 江南归来后,又去外地,昨日始得拜诵六月廿八日惠示,迟复为。 我这些日子相当忙,居无定所,所以您来看我,未必能凑巧碰上,还是我来看您为好。您什么时间有空?到什么地方能见到您?望惠我数行,俾图过晤。丁玲说的那篇拙文,底稿现在周谷城老先生处,是否由您给周写一信代索回并请他写几句评语(如愿写“读后感”当然更好),然后再考虑是否在您报上发表合适?我原来的想法是最好能请人作注。您上次来信既然说到您报的特定情况,那么注与不注,似乎无可无不可,倒是周的评语是可贵的。周谷城先生通讯处:“上海泰安路115弄6号”。 匆匆不尽即颂 撰安 文怀沙草复 我要去拜望文老,他却要来看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谦恭得很,现在的名人能有几人这样做? 后来这件碑文及文老亲自修改过的注释一并由我在《人民政协报》“华夏”副刊上刊出,影响很大。当时报社总编辑王禹时先生全力支持我发表此作,而报社副总编张西洛先生对发表此作颇有微词。由于碑文及注释冷僻字多,出报的头天下午我一直盯在排字房,有的字要现刻,十分麻烦,我校对多遍后才付印。 碑文刊出后,文先生十分高兴。 法乳堂碑文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宏文,文先生的凝重沉郁的书法将碑文之美发挥至极致。碑文有句云:“盖凡大善知识,咸具大千慈悲,必含慕道沉痛”。文先生就是一位具有大善知识和大千慈悲的哲人,就是一位重节操重人情,并且付出过沉痛代价的奇人。 1986年9月,聂绀弩夫人周颖携文怀沙先生手书诗稿《挽丁玲》(七律一首)和《挽聂绀弩》(七绝二首)见我,希望能在报上发表。同时附有文老5月10日写给她的亲笔信一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坛奇人文怀沙(5) 文坛奇人文怀沙(5) 周颖阿姐: 不过是在一个月之中,耀辉革命文坛历时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老作家—丁玲与老聂竟相殂谢。想起这二人生前对我的知遇之恩,心头就像压上两块沉铅,老透不过气来。因而写了几首旧诗,遣个人之怀而已,初无意示人也。你既然想看看,另纸抄写呈阅。你知道我与绀弩交情深厚,岂是两首小诗能说得尽?颇想通过诗文为故人作评价,却又苦于无此能力。我的两首挽聂绝句自以为把感情浓缩了,但出之笔下却写得很淡很淡……也许只有您能懂得我那诗句中非言可宣的情怀罢!一般说来,哀诔之辞的遗憾是受主无从读到,只供活着的吊客指点。这样也有好处,让逝者自自在在安息吧。要不,生前已听腻了许多无聊的演讲,死后还要被迫忍受听取才子文士们的絮聒,岂非死难瞑目,其苦无涯乎? 唐代的高适五十岁开始学作诗,绀弩自称六十岁才学作旧诗,其实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个诗人了。他的诗的语言和思想弥漫在他整个一生的生活中,躲藏在他深刻、犀利的全部杂文和新体诗中,只是他本人青壮年时代不屑搞“平平仄仄仄平平”罢了。后来因在困蹶中发现“束缚思想”(语)的旧体诗竟束缚不了他,甚至反要助长他的诗思,使他在这种“束缚”中找到他驰骋其特异诗才、寄托其特异思考的自由天地了。当二十年前我读到他那些越写越“邪糊”、越写越“肆无忌惮”的诗,更是担心极了。于是我作了几首律诗劝他戒诗,主要是劝他不要在诗中惹事非,我说:“多一是非喻白马,文章岂贵吟龙蛇?”(我和他都曾酷爱庄子的文章,他的旧诗集《散宜生诗》,这书名正来自《庄子》)并且向他指出:“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他以解嘲的口吻回答我:“每一狂夫天意厚,白双老眼帽檐斜。”(见《散宜生诗》三十四页),何等自信,又何等自负!绀弩好在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要不天壤间就没有《散宜生诗》这一奇葩了。“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见《散宜生诗》柬周婆)有这样抱负的诗人岂是阻遏得了的? 丁玲生前介绍《人民政协报》的邹士方同志向我约稿,通过接谈,知邹君相当热情。老聂有何遗稿,可与邹君联系。匆上,敬候夏安 弟文怀沙拜上 八六.五.十.灯下 找邹士方同志可打电话到“人民政协报”(65.5302),该报社地址是:“本市太平桥大街23号”,他家住:“西四北头条28号”。 文先生对我如此信任,使我觉得他真是一位肝胆相照的人。通过研读文先生这三首诗,使我这种感觉更加真实强烈: 挽丁玲 文怀沙 重楼夜气蓦然收,五十年来挽逆流。 文采桑干河上照,风云沙迹北荒秋。 苍茫鲁迅虚垂泪,笔记莎菲抚卷留。 正式百花春盛日,神州有女耀高丘。 30年代初,传闻丁玲在南京被反动派杀害,鲁迅有《悼丁君》七律一首:“如磬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这诗满蕴《离骚》之音。前句,恍惚“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佇”;第二句则近“世溷浊而分兮,好蔽关而嫉妒”;末句明显来自:“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我这首律句乃承鲁迅悼丁玲之遗绪,但对于这位近代杰出女作家之逝,深感她在忧患的历程中从容地走完了光荣的一生,于是她给我们的完成感几乎淹没了悲凉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坛奇人文怀沙(6) 文坛奇人文怀沙(6) 挽聂绀弩 文怀沙 危坐读君通塞诗,游天戏海有余思。 从来大德生为用,百遍重寻绎散宜。 才性由来不自知,只今犹似畅谈时。 旧新新旧千重变,又值清明雨似丝。 绀弩生前在病床上告诉我,胡乔木同志曾建议他对《散宜生诗》可考虑出注释本,我也有“但恨无人作郑笺”的想法。绀弩本人则觉得为其作注甚不易,但“不易”非必“不能”。绀弩在《散宜生诗》一书的自序中援引《庄子》释散宜生,并说:“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我觉得这是作者故意把话扯远了。然则“散宜生”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我对作者的了解,我以为可释为:“我是你们啃不烂咬不动的硬木头、硬骨头,我将永远生意盎然,有诗为证,你们其奈我何!”因为无论绀弩其人或其诗,都浸透着作为一个社会斗士的魂魄,他是庄子精神的反动,他无愧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 文先生诗的高妙且不说,就是这些注释语亦堪称美文。文先生对鲁迅诗的讲解及他所作之诗,处处显示出他作为楚辞专家的风貌。文先生对“散宜生”的独到见解切中肯綮,振聋发聩,实为难得的一家之言。 文先生的诗,报社领导不同意发表,故未见报。而诗稿及信稿我自然收藏至今,为文坛留一段佳话。 1987年5月先生寄《大康赞》一文并附信曰: 邹士方兄: 大康是个卓越的文字学家和书画家,倒了一辈子霉,理应赞之。 我甫自河南讲学归,疲惫不堪,写了篇《大康赞》,务祈能在他的展期内刊出。大康的艺术是正经八百的中国气派,当前能在政协报上登载文章,也许还是有些意思的。 拙书近期内必奉呈博粲。此候 撰祺 文怀沙拜手 五月八日 在信的前面他又加一段文字:“送奉五康展部分展品影象,如荷从中酌选刊诸贵报,尤所翘企。” 《大康赞》由我编发见报,但被主管副总编石肖岩删去两节。 同年6月文先生赠我书法一幅,文曰:“宋谤窥邻屈善谣,老夫何幸嗣骚音。归程已渡沙千劫,犹有微情一径深。拙诗七绝一首丁卯五月录奉 士方 仁仲博粲 燕堂文怀沙”。 又附信曰: “文章本无求,妙手偶得之”。我不擅书法,但偶尔也能写成颇不恶,甚或颇有笔趣的字(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所藏之件即此类妙品)。我某日写一小条幅,乃“偶得之”之品,原决定送奉的,不知塞到那里了。无法,只得另书大幅,字未能惬意,殆昔人所言:求工翻拙是也。自审诗尚不恶,敬祈收存。如上述“偶得之”之件找出,当再寄奉即可。拙文《大康赞》有溢美之嫌,贵报副主编所以删去两小节,可能出于为我留有余地之好意。晤时乞代致谢。专此并颂士方仁仲撰祺 文怀沙拜启 八七年六月十八日 文先生对删节其稿如此宽容和达观,令人感动。 过了不久,先生又让人送来一小幅书法,当是“偶得之”作。求一玉而得双璧,不亦快哉! 文老健谈,与朋友谈到兴奋处,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也!他满腹经纶,语惊四座,说他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不为过誉。我多次面对面地听他这种口无遮拦的演说,简直惊世骇俗,但仔细一琢磨,他的话录下来就是一部新的《世说新语》。下面择取部分大师的语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坛奇人文怀沙(7) 文坛奇人文怀沙(7) 我写这篇碑文(指法乳堂碑—笔者),要使和尚们满意,不是使一家一派的,而是使所有宗派的满意。中国佛教的宗派是客观存在,佛学思想正是在宗派斗争中发展推进的,没有宗派就没有佛学。我还要使外国宗教满意,使政府满意。此碑文是赵朴初让我写的,那次立碑时吕正操、丁玲、黄宗英、方成等都去了。(1985年4月18日) 印度文化传入中国,使中国有了近体诗,有了四声,有了粘,有了对体,有了唐诗。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诗歌发展又是另一种情况。(1985年4月18日) 一种外国语会给你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也是对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占有。外国人冷眼旁观我们的文化,会有许多新鲜的见解。如外国人问我:“抓紧”,为什么不是“抓松”? 我现在教两个外国人学楚辞,一周两次。因为他们同中国文化圈子的人隔绝,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同外国人的接触能使我的思想不断更新。(1985年4月18日) 文学有时是不讲语法的。如上海人夏天晒太阳说是“孵太阳”,多生动。我们人像太阳的儿子,被她孵化出来。唐诗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看似不通,却有它特殊意义。一男一女接吻,如果让他们把嘴唇消毒,抹上红药水,那就把爱情的情致全破坏了。语言科学到极点就没有文学。(1985年4月18日) 解放初期,我们向国外提出三个《楚辞》专家,一个郭沫若,一个游国恩,一个我,这是郭的提拔。我沾了姓“文”的光,闻一多姓闻,我也姓“文”,音同字不同。搞《楚辞》说大话,我不如郭;细心考释,我不如游。屈原是一往情深的,《楚辞》不能肢解。(1985年4月18日) 世界上有赌徒之城摩纳哥,有宗教之城梵蒂冈,我们为什么不搞个文化之城?应该搞一个屈原—楚文化旅游中心,让外国人来中国以看不到此地为憾事。但这事有很多困难,“其漫漫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85年4月18日) 大人物要不甘寂寞,小人物要甘寂寞,要有“雅怀”。我是小人物,我要隐藏起来,最好让人忘记我,以为我死了。我是“闲时有味却无能”。(1985年4月18日) 有的戏不能有续集,《白毛女》写到此为止,如写续集就荒唐了:白毛女儿子奸污黄世仁女儿。(1985年4月18日) 人就是有肮脏的一面,暴露出来也没什么不好。有一位革命者说“我看见女人的大腿就流口水”,大家都批评他,可这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却能牺牲为烈士。人肚里有肮脏的东西很正常,运动后都要拉出来,否则积在肚子里倒不好。(1985年4月18日) 女孩子可以略输文采,但不可以稍逊。略输文采只是少知少识,稍逊则是无风无趣。(1985年4月18日) 解放初苏联大百科全书委托我、艾青、聂绀弩写文学卷,从卜辞写到“王贵李香香”,有些人如鲁迅要有专章。当时写哲学卷的是汤用彤、冯友兰,其中冯友兰有条目,写他是“蒋介石御用唯心主义哲学家”。汤看了,说不好。那时冯友兰在清华讲哲学思想,让冯友兰看看这条目。冯念了念,说,这是事实,没错,不用改。他脸上没有表情。(1985年4月18日) 郭沫若对我很好,抗战时我在他那儿住,可以说是他养活了我。郭是像李白那样的人。李白遇见农民汪伦,可以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把你歌颂一番,过后就忘了。郭也是这样的人,他对宗白华就是这样。(1985年4月18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坛奇人文怀沙(8) 文坛奇人文怀沙(8) 聂绀弩现在正写一文《贾宝玉论》,他艰难得一天写几行,但坚持写。别人要送他去医院,他说等写完了再去。他对我说,现在搞《红楼梦》的都是乌龟王八蛋。(1985年4月18日) “文如其人”不一定对,有的人文很好,人很坏,如某诗人就是如此。我说,某某你的诗,我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你不要老到我这儿来。(1985年4月18日) 改革开放后,周扬对陈企霞道歉,对丁玲不说。艾青问周扬,我二十二年挨整算怎么回事?周扬只说了三个字:“整错了。”艾青说,这稿费太贵了,一个字值7年。(1985年4月18日) 作协开会,有人送胡乔木对联:“此会为文,江郎才尽;此会整人,黔驴技穷”。横批为“可以休矣”。(1985年4月18日) 聂绀弩写的《散宜生诗》集已印好,胡乔木不让装订,聂同我说:“祸事来了。”我说未必。原来是胡看了香港出了聂的诗集,跑到聂家说:“我要给你作个序。”后来写了序才装订。(1985年4月18日) 孔子是述而论道,著作中常有矛盾之处,如对性急的人说沉默寡言是好人,对性子慢的人说的又相反。看起来矛盾,实际是因材施教,话是针对具体人的。(1986年1月) 学问学问,会学还要会问。现在的教授只是把前人的东西重述一下,他提不出什么问题来,那是讲师的活儿。 如果我对梁漱溟提问题(我对他很崇拜),就要问他从信佛如何到崇儒,是哪个意念上的转变。(1986年1月) 我曾向胡耀邦写信申请解决房子问题,胡批:此人50年代颇有影响。后来我去丁玲家,丁玲说“颇有影响”来了。(1986年1月) 我的字这次写得不好,正像台上耍花枪,耍过头,枪头掉了。(1986年1月) 我就是不抽烟,因为我这辈子太缺德了,一抽烟不就成了缺德带冒烟了吗?谁到我家里抽烟,我就让他出去。我手提着拐杖骑自行车,这是北京街头一奇景。(1987年6月) 我看到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我会说我喜欢她。这是真诚的,为什么不能说呢?但别人会说我“流氓”。(1988年9月) 文老经历过生死大坎坷。在20世纪70年代被监禁时,他一度面临绝境。1970年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在晋南的一所监狱服刑,由于肝区疼得厉害,他到医院做了肝部穿刺,取出一块进行检查。这难忍的疼痛让文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由于当年不完善的医疗条件,他的肝癌没有得到较好的救治,在周围的人看来,他身患绝症,似乎只有等死了。可是他却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做着一件令自己非常享受的事情。他每天不论坐着还是躺着都在背诵《离骚》等诗,把读过的书角色化,给自己演电视。文老明白,“医者意也”,自己用的是心疗法。心疗让他变得积极起来,他甚至把扫院子也当成了锻炼。正是这些由诗和文章组成的精神良方,在他身上发生了奇迹。两个月后,被医生认为时日不多的他,肝腹水居然逐渐消失了,精神也慢慢好了起来。 文老晚年,创造了一个养生三字经,“正、清、和”,念正字时吸气进去,念清、和两字时,用嘴微微地将气吐出来,这样可以起到清气上升、浊气下降的作用。文老解释:“正、清、和乃儒、道、释之精髓。‘正’为正心、修身,即为自爱,一个自爱的人,定会爱家、爱国,定会心存正气;‘清’为不同流俗,分清阴阳泾渭,即使商风日炽,物欲汹汹,人皆如是,我亦独清;‘和’则和谐也,人类向往和谐,生命向往和谐,艺术向往和谐,人类心灵世界的和谐是世界和平的保证。”他还说,“正清和”三个字是他晚年创造的哲学,是他写的最短的文章,也叫《文子三十三箴言》,全文怀沙赠作者的书法印刷品,看起来洋洋洒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坛奇人文怀沙(9) 文坛奇人文怀沙(9) 文正文仅三个字,加上解释共33个字:“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由儒、道、释三部分组成,孔子儒学的核心便是一个“正”字,700年前文家的前辈文天祥写了《正气歌》。正,就是讲的无羞无愧,精神健康;老子的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则是一种“清气”,而释迦的佛教讲究万事以“和”为贵。 文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朗声诵念“正清和”,故而至今耳聪目明,老而不衰。他的手上、脸上看不到一般老年人都会长的长寿斑,皮肤红润而有光泽。对于自己没有寿斑的秘诀,他这样解释: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流水太急了,容易有结石,要慢慢地流淌,血液循环好了,就不会有血沉。“我用心来指挥它,老年人要以平和的心境来帮助自己调整血液循环,就可以避免寿斑的产生。” 2005年9月由文怀沙主编的、一批大师历时十年精心编纂的恢弘巨著百卷本《隋唐文明》出版。该书收录古籍原著626种,共6千万字。9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发式,文先生说:“我今年不到50公岁,自认为不老。”“要编这套‘四部文明’—《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和《隋唐文明》,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为中华文明聚原典,为千秋历代存信史。前三个文明加起来100卷,和现在出版的100卷《隋唐文明》共200卷,大约明年这个时候完工,如果摞起来有十几米高。” 关于这部巨著的编纂过程,他介绍说:“起初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很寒酸。后来,我的弟子傅光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加入了这个队伍。乾隆皇帝发工资,请了200多人编《四库全书》。我们只有8个老弱病残,但我们发了弘愿,要做好这件事情。后来被纳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我感到十分荣幸。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朋友资助我们270万元。还有国家图书馆的领导,无条件地向我们提供了孤本、善本使用,给我们很大支持。” 关于《隋唐文明》的特色,他说:“秉承着大清王朝为维护统治需要而修纂的《四库全书》的纪晓岚,是清三百年‘奴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修纂过程中,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大规模清剿。我们本着‘择善存真’为准,兼寓‘拨乱反正’之宗旨,在编纂上以‘罕见’与‘实用’并举;在文献上,首次披露了国内外收藏的大量隋唐文献珍善本古籍,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苦心孤诣,历时十余年,现在《四部文明》已全部问世,共600卷,45000万字。 文老晚年注重研究茶文化,有关方面请他写关于茶文化的文章,只写500字。条件是:一要中学生看得懂,二要越是学问大的人越能从中得到心灵震动。文章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刻了两块石碑,一块在上海浦东,一块在深圳,正面是文先生的文章,反面是陈琳翻译的英文。文中写道:“茶文化与酒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酒令人糊涂,茶令人清醒。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文怀沙说,难得清醒。只听说酗酒闹事,未听说品茶打架。酒始于奴隶社会,茶先于阶级社会,因此茶是酒的老前辈……我青年时代曾酒精中毒,所以主张设茶馆,少开酒楼。” 文先生说:“我酒精中毒差点死掉,所以移情于茶,别人说:文怀沙你不是视酒为妻吗?怎么中途变节了?我说,是酒谋害亲夫。哈哈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与国学大师王利器的友谊 与国学大师王利器的友谊 20世纪80年代我结识了国学大师王利器先生,并到他家中访见。他是位笑眯眯的小老头。我向他约过诗稿和文稿,诗稿发在《人民政协报》副刊上,文稿太长,给了《青少年读者指南》杂志。我向他求过字,1989年1月在他寓中他为我书写他的诗作:“柳塘经风映晴辉,露缀垂柳燕子飞。滴下翠荷擎不定,水晶盘里走珠玑。录少作小诗一首 士方同志两正 耐雪堂老人试笔”。 我收藏有王先生的三封书信。 其一(为明信片): 政协报已收到,谢谢!第二首“青岛”当作“青鸟”,一般系用来说飞机。希望改正。楹联近引起人们注意,我县有一副最长的竟达一千六百十二字,如又用,当抄寄。我处被抄家后,文房四宝全无了,写字事容缓图之。 王利器 89年5月9日 其二(写在宣纸信笺上): 士方同志:您好 曾寄拙文一篇,您说交与民主刊载,不知有下落否?甚念!此致 敬礼 王利器 八月十五日 (1990年) 其三: 士方同志:您好! 大扎奉悉。拙稿交出已久,不知下落,既未见刊物,又未见稿费,故有此疑问向您提出,原因是:我们正和日本合办一个刊物《中日文化研究》,我是编委,我想拙稿如无人接受,即索还交与此刊物发表也。 《中日文化研究》中方编委五人,除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梅益、刘辉二位外,其余三人为季羡林、周一良和我,创刊号(半年期)将有张岱年文一篇。此事望您支持和宣传,我们的要求是第一流的实事求是的文章,可以大到二万一篇文章用繁体字直行。如有这样的文章,请寄交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梅益同志或刘辉同志均可。 请转告《青年读者指南》杂志社,我的通信处:本市宣武区西便门小区八号楼二门601号 家中电话302.1831转319 祝 好 王利器 九月五日 (1990年) 王利器生于1912年,字藏用,号晓传。四川江津人。九三学社社员。早年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1944年后,历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师范学院、西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我结识他时,他正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先生治《吕氏春秋》《盐铁论》《风俗演义》《文心雕龙》《文镜秘府论》,研究《水浒全传》和《红楼梦》。专著有:《盐铁论校注增订本》(约79万字)《风俗演义校注》《文心雕龙校正》《文镜秘府论校注》《历史笑话集》《元明十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校录》《郑康成年谱》《吕氏春秋比义》《宋会要辑补》《道教大辞典》《庄子郭象序的发现》《道德真经指归提要》《水浒与农民革命》《水浒留文索隐》《水浒英雄绰号》《施耐庵是怎样创作梁山泊的》《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红楼梦新证〉证误》《新论校注》《晓传书斋文史论集》《王利器论学新著》《颜氏家训集解》(获1992年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二等奖)《经典释文考》等。 1984年日本弘法大师逝世115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利器先生的《文镜秘府论校注》一书。《文镜秘府论》系唐时日本僧人弘法大师为向日本人民介绍汉语汉文所作,全书分天南地北东西六册,讲述了我国六朝至唐初有关诗歌体制和声、对偶等方面的理论。其中所引之书今多失传,故校注难度甚大。日本学术界对此书校注颇为关注,认为《校注》一书对中日文化交流发展有一定贡献。 1985年,王利器应日本京都大学函邀,而后于3月22日至4月19日赴日讲学,先后访问了京都大学、九州大学、东京大学、天理大学、关西大学和神户大学等高等学府,参观了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并分别做了“水浒释名”“文笔新解”“小说戏曲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吕氏春秋释名”和“汉代黄老思想”等学术报告。在日本讲学之余,王利器先生还应邀访问了真言宗佛都高野山。高野山大学校长在为欢迎他而举行的恳话会上致欢迎词说:《文镜秘府论》的整理校注工作,日本人没有做,王教授为我们完成了40余万字的巨著,真是功德无量,我们非常感谢。他还说:高野山大学将开设《文镜秘府论》课程。 王先生的名字取自《荀子》:“善藏其器,所以善待其用也。” 王先生的书斋名为“争朝夕斋”,他说:“给我这间像刘郎陋室,维摩居士方丈的斗室,允之曰‘争朝夕斋’。” 他利用卡片处理辑搜第一手资料凡二十年,在改革开放前已积累了数万张,后来被全部抄走,他认为他蒙受损失最大的要数这批卡片。改革开放后只退回一小部分书籍,问之卡片时,打砸抢者理直气壮地答复:“你的卡片我们一张也没要,都送去造还魂纸了。”王先生写道:“天呀!多少年工夫,就这样毁于一旦!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了。” 77岁的国学大师王利器在寓所,里面的陈设充满了古色古香的味道,他著述宏富,逾两千万言,号称两千万富翁,是众国学大师中著述最多的一位。(1989年1月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波涛汹涌的湖南第一师范(1) 波涛汹涌的湖南第一师范(1) 1915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他根据“”3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一些学校贴了个好几百字的“征友启事”。结果引来一些学校的校长到第一师范查问,是不是有“二十八画生”这个人。他们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人生志愿是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 “征友启事”引来三个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罗章龙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叫“纵宇一郎”。“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在湖南省图书馆见面了,他们畅谈了三个小时。 兴奋不已的罗章龙当天晚上写了一首诗:“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二人都是才子,一见之下颇为倾心,自此便多有往来。同年的冬天,一个雪天后的清晨,去长沙第一联全中学邀罗章龙同游岳麓山。两人登上山顶的岳麓宫后,傍晚下山来到了赫曦台。他们轻声念着刻在石碑上的朱熹与张栻登岳麓山作的联句:“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品评诗句,感慨议论,两人不禁诗兴勃发,当即模仿朱熹和张栻,联句一首《五律?登岳麓山》凭吊古人:“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木落鹤泉滢)。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1918年4月中旬,“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会议通过了学会的宗旨和会员的守则,并且决定派罗章龙等人去日本学习。大家在长沙平浪宫聚餐,为他壮行。为此“费了三四个夜晚”写了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4月)相赠: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这首诗最早见于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一文,最早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0期。 在罗章龙临行之前,将这首写成的诗送给了他。 罗没有走成,便和、李维汉、周世钊、萧子升、张昆弟等24名青年为了筹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一道赴北平。1918年8月,车至河南,遇大雨,铁路瘫痪,突发奇想,特地要与罗章龙、陈绍休二人到三国时候曹魏的都城许昌去看看。车至许昌旧城,毛和罗又联句一首七绝《过魏都》:“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萧条异代西田墓(罗),铜雀荒沦落夕阳(毛)。”(见《诗人兴会—以诗会友记趣》,杜忠明,中央文献出版社) 后来把罗章龙这位老友评为第四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之一。排列过中国党内的九次路线斗争的次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波涛汹涌的湖南第一师范(2) 波涛汹涌的湖南第一师范(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罗章龙幽默地解释道:陈独秀有个“独”字,故排在第一;瞿秋白的姓氏有双“目”,故排第二;李立三有个“三”字,当然排第三;至于我罗章龙,因为“罗”字头上有个“四”,因此排行老四。 罗章龙青年时期,做过很多举重若轻的事,一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运史绝对绕不过他。 他作为早期革命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做过许多重要工作。他与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他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尤其是他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领导了二七大罢工斗争。 1930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确立了王明的中央领导地位。为了反对危害中国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权,三十余名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非委”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等因此被开除出。“非委”大部分成员被出卖给国民党而遭到捕杀(著名的“上海龙华案”即为一例,其中包括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或被锄奸队杀害,罗章龙辗转逃生。 学生时代,罗章龙与齐名,当时的笔名叫“二十八画生”,他的笔名叫“纵宇一郎”,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湖南图书馆。(1987年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他被开除党籍后,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起了—定作用,为张学良走上抗日反蒋和联共抗日的道路作出贡献。他参加过秋收起义,曾任第三届中央局五委员(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之一。1925年春,李大钊、罗章龙两人介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第一本中译本传记《康德传》,是由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员罗章龙和商章孙合译后于1922年交中华书局出版的。 我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罗章龙先生有过交往。他那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是一级教授。虽已90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待人接物不卑不亢。在他那淡定的背后,我总是能隐约感觉到一种不平之气。他总是喜欢怀旧,而在这种怀旧中他总是以为参照物,似乎只有以为参照物才能衬托出自己的历史价值。他与曾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历史和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一次偶然事件把他抛出的高层,使他远离政治,成为教授学者…… 罗章龙先生曾寄诗稿于我,希望发表。经请示领导,回复说:拿不准。只好作罢。 我存有他一信,为他的助手代笔: 士方同志: 前周赐谈聆教良殷,兹遵嘱寄拙作《大革命时期诗草》(上),余稿容续寄。 至希教正顺颂 撰祺 罗章龙启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盼复 此信封笺均有中国革命博物馆字样,发信地址处写为:前门西街4楼7—264号 罗章龙先生曾为我题诗,并题赠两本著作与我。我为他拍照,两人一起合影。我将合影贴在卡纸上,又承蒙老先生亲笔在纸边上题款签名。因他知我也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故在题款上称我为同学。如今这些已成为我怀念他的一点由头。 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有多少人会记得他?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老教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黄埔军校来的猛人 黄埔军校来的猛人 说完罗章龙,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位猛人,他年轻时比张飞还猛,还有周瑜的智慧,他就是张申府。 张申府,“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1919年加入了文化统一战线最大的团体—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李大钊、陈独秀共同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小组,北大学生张国焘就是他发展加入小组的。不久他留法,在法介绍刘清扬入党,1921年他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周总理解放后曾提到此事,说张申府先生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以后组成了旅法支部,申府先生任书记,成员除刘、周二人外,尚有赵世炎、陈公培。1923年,周恩来和张申府在德国又介绍朱德入党,在张申府先生的家庭相册中还保留着他当时在德国同周恩来、朱德的合影照。 大革命爆发,申府先生回国,筹建广东大学,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在蒋介石提名的17人中,只有张申府是员。时年32岁、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国在黄埔军校第一人。由于邹鲁的排挤,他准备离开广东,廖仲恺请他介绍几个国外留学生到广州来工作,他开了一个十几人的名单,头一名就是周恩来。由于他的介绍,周恩来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中国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当时与会代表20人,张申府在会上反对继续接受国民党领导,跟代表发生了争吵,大怒,说:“同意我的观点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因为没有人同意他的观点, 他立即甩手滚蛋,而且一滚就是60年。当时,周恩来跟张申府出来,表示了对他观点的支持,劝止他不要离去,但是张申府留下了周恩来,自己走了。这是张申府一生中第一次最重要的转折,他离开了自己作为创始人的中国,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这个党里的许多重要人物,当年都是他的下属和同事。张申府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也负责图书馆的图书编目,是青年的顶头上司。 以后,他在几个大学教书,教数学和哲学;又成为政治活动家,是民主同盟和“救国会”的重要人物。 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他1942年加入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6年1月他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张申府一生中第二次最重要转折发生在1948年,当时中国已经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败相已现,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单纯的张申府出于一位知识分子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对于和平的向往,写了“呼吁和平”的文章发表在《观察》杂志上。因为《观察》上的这篇文章,张申府被开除了民盟,并受到严厉批评。 解放后他历经坎坷,1957年顶风支持章伯钧,替罗隆基说话,遭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但他视荣辱为身外物,性情恬静淡泊,深得中国哲学的真谛。 他说:“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跟大多数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他生平无嗜好,不沾烟酒。他衣冠整洁,垂暮之年仍修边幅。他视书如命。解放前久居南京,但因自己在北京有众多藏书,解放后便移居北京,三十几载与书为伴。 申府先生共有兄弟三人,二弟张崇年,河北大学物理系教授;三弟张岱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专家,著名国学大师。 1985年我由申府先生小女燕妮引见,拜望申府先生。他当时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精神很好,头脑清楚,思维敏捷。 他精通英、法、俄、波诸语,毕生在抽象思维中生活,著述甚丰。他不好文艺,对常人喜欢的演义小说无兴趣,自己也不写作诗词。 他讲课没有讲稿,即席发挥,生动活泼,深得学生们的喜爱。据说抗战时他在清华讲课,课堂上座无虚席,而金岳霖先生的课堂里学生却寥寥无几,许多人都跑到张先生的课堂上去了。 环顾客厅,见墙上有一幅“九桃图”,题款为:“仁者寿申府先生九十大寿 程良画桃 继瑛补石 壬戌夏金鼎新题”。经询问燕妮,知此画为北京画家程良与金鼎新夫人女画家刘继瑛合作的祝寿图,时在张老九十大寿。金鼎新为中国致公党领导人之一,乃研究逻辑学的大师金岳霖之侄,均已作古,真让人感慨系之! 墙上另有一幅书法,为张老学生赵俪生所书岑嘉州诗一首,是写给燕妮的。 张老桃李满天下,蒋南翔、于光远等均是他的学生。邓颖超从青年时代就熟识张老,解放后她时常问起张老的起居,还说过要同张老聚会一次。 那天我为申府先生拍了一张照片,墙上悬挂着“九桃图”。 临别时,我请先生赠词留念,先生手书: “实活中,人生最要首在于此!” 经解释:实为忠实、老实、实在之意,中为适中、中庸之意,这是申府先生信奉的哲学。1982年他专门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上撰写《“实”、“活”、“中”》一文,认为这三个字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他写道:“由实(唯物)而活(辩证—相反相成,执两用中)而达于中(适当、恰好,不多不少;也即应多者多,应少者少,应多不多,应少者不少,就是不中)。只靠斗,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是奋斗。如说争,也要是抗争。奋发图强,奋抗御强。强,抗,也要中,要适当。” 这是94岁的张申府,看起来依然猛猛的样子。他曾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他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87年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望着九旬老人张申府先生那笑容可掬的面庞,我在自己的心底写下了几行字: 他爱书,他自己就是一部书,留给我们后人去研究,去思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四运动之先锋才俊 五四运动之先锋才俊 20世纪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北京大学团委会准备编写一本《北大人物史话》,我被委派编写北大的老校友许德珩副委员长等几个人的传记,因此在1980年下半年,两次拜访许老,并同他的秘书和他的孙子、孙女等进行了较多的接触。 许老待青年十分热情,对我们北大的同学更是亲热。一次他对我说:“我在北大上过学,教过书,咱们也可以算同学嘛!”我望着许老真诚的面庞,忽然产生了一个愿望:要是许老能为我们北大题词就好了。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同许老在北航上学的孙女许苏苏和在北师大上学的孙子许进商量,他们表示赞成,并愿意为我向许老转达,不久得到答复是:许老应允了。 这时恰逢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和“一二?一”运动三十五周年,我想这时请许老题词更有意义。于是在12月6日晚上打电话给许苏苏,她说许老让我第二天来。 那一天是星期日,上午九点多我来到许老的家,许老的孙子许进出来迎接我,将我让入客厅。不一会儿,九十高龄的许老从隔扇后面走出来。他穿一身普普通通的旧布装,外面套了一件很旧的棉背心,显得十分俭朴。他同我握手,问寒问暖,态度和蔼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 准备题词了,我随许老步入隔扇后的书房。书房有些简陋,摆设的都是一些旧的中式家具,光线不是很好。书房的左半边用屏风隔开了一块,就算是他的工作室,一张桌子上堆满了书籍和文件。 题什么好呢?许老取出一支小楷笔,在宣纸信笺上拟稿。这时许进告诉我,许老对为北大题词的事很重视,昨天晚上他就开始思考了。不一会儿许老拟了八句词,四字一句。他大声地念给我听,热情地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很好。最后他自己划去了两句,又补写了两句,于是题词定为这样二十四个字:“心怀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生。” 开始正式题了,我同许老走到书房当中的一张中式圆桌旁。许进在宣纸上折出几个竖道,他对我说:“每次爷爷题字,都得等到我在身边,一般是星期天我休息时,否则别人折纸他不满意。” 许老脱去棉背心,摘掉眼镜,站起身来,手握一管中楷,在墨海中蘸饱墨汁。他眯着眼,开始书写。“心”“怀”“天”三个字写得笔墨酣畅。写到“下”“身”二字,他的手有些抖了,尤其是在写那两竖时,写到“文”字又比较自如了。“救”“民”二字书写得十分挺拔,“励”字右半边的一撇很有力地书出了飞白,“终生”二字写得苍劲。写完了,他琢磨了一下,又写上了“为北大同学题”和“许德珩一九八零十二月时年九十”几个略小一些的字。许老放下笔,坐在凳子上,仔细端详着自己写的字,似乎不十分满意,说:“还好吗?”我说:“不错,您这很不容易了。” 前排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与本书作者,后排左为查浚,右为许进。(1980年12月7日摄) 我见许老意犹未尽,就请他趁兴给我题几个字。许老爽快地说:“我给你题副对子,古诗十九首中的词,好不好?”我回答:“好,好。”他颤微微地站起来,一气呵成书写了“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几个字,显得古朴有致。最后他在右边写了“古诗十九首句为”,左边写了“邹士方同学,许德珩书,一九八零年冬。”他指着上款对我说:“这几个字写到最后也可以,写在上面也行,没关系。”他又仔细看了看,指着下联说:“有点斜了,去裱时可以矫正的。” 他吩咐许进取出印章,分别盖了。许老说:“这个章是西泠印社给我刻的,还不错。”许进让他穿上棉背心。他坐在沙发上,叫我把写好的字幅举起来让他看。他先看了给北大题的那一幅,说:“手有些紧,没放开。”看了为我题的那一副对子,他连声说:“好,好,就是有点斜了,你们裱时他们会想办法。” 许进对我说:“我爷爷今天兴致难得的好,让你赶上了。有时别人请他题字,不顺手就不愿意写了。今天他越写越好,越写越有劲头。”我说:“老人家真不简单,九十岁了,精神这么好,字写得也有功夫,真谢谢。” 许老,这位“五四”运动的青年先锋,“一二?九”运动的民主斗士,此时正满意地坐在沙发上,笑眯眯地望着我们青年人呢! 每每我看着装裱好的题字,就会想起他那颤微微的手,苍劲而又生动,一如北大人托起的一片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启功大师初成名(1) 启功大师初成名(1) 我与启功先生相交二十多年,刚开始是因为工作关系,后来成为忘年交。我去他那儿是随到随见,他对我是有求必应。他曾赠我两幅书法(一幅为长联:“襟度静悬秋月影 文章高振海涛声”,一幅是条幅,书唐诗:“天街小雨润如稣……”),为拙著《名人纪实》和《撷英集》题签,还为我母—工笔画家马志华遗作题字。在一幅“牵牛双鸽”上题了:“此马志华太夫人遗作 工致具常州法家 令嗣邹君士方宝藏见示 因识之 以世之赏音 知一艺之成必以专精始传也 启功”;在另一幅“牡丹”上题了:“国香图马志华女士笔 启功观因题”。 启先生对于工作非常认真,做学问十分严谨,一丝不苟。 1982年10月全国政协筹办《人民政协报》,准备出两期试刊号,关于报头采用什么字体,开始没有成熟的意见,报社副总编张西洛先生遣我去启功先生处请教。那时启先生住在北京西城小乘巷胡同一处平房小院里,小院简陋,却有闹中取静的韵味。启先生笑呵呵地说:“还是集王羲之的字吧。”我对书法没有研究,连连点头赞同。回来向西洛先生汇报,他也没有异议。启功先生的书法劲瘦,人却面团团如富家翁。初次见面,启功先生的朴素、平易和乐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就像一位村中的私塾先生,你甚至可以与他“把酒话桑麻”,当然启功先生那时还不像后来名气这么大。 10月10日下午,我又来到小乘巷,小小的屋子,桌案和地上都是他画的画,他正给它们题字。案上一幅是墨竹。先生见我来,就放下手中的笔,拿出几本字帖给我看。他说了许多,十分认真,我却所知了了。他告诉我,集“人民政协报”几个字,最不好集的就是“协”字,现成的“协”字没有,只能拼。其实字帖上有些字分明也是拼的。临走时启先生执意让我带上两本字帖。 启功书法真迹“襟度静悬秋月影 文章高振海涛声”。 回去后我向西洛先生汇报,西洛先生又有了新的想法:集周恩来总理的字。因此启先生的集字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之后,西洛先生让全国政协档案室查阅周总理手稿,从中集出“人民政协报”五字,做了试刊号的报头。 1984年1月,我报准备出一个政协委员的书画专版,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启先生寓处向他约稿。先生慨然应允,马上挥毫,书自作《题画朱笔兰竹》一首。我携此书法归后,发现题诗中漏掉一字,立即返回,告之先生。先生马上又重书一幅交我,同时将第一幅补上一小字,微微一笑,说:“废物利用,送给你了。”我受宠若惊,连连道谢。 有一次我拿出一本各界名人题字绘画的册页,请启先生画画,他画了一幅“墨兰”,而后将这本册页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对那么多的名家他大都不置可否,只对刘开渠的荷花和潘素画的青绿山水颇为欣赏,说,还有点意思。他发现陈荒煤题写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中的“俯”字把左偏旁写成耳刀,就用毛笔改过,改得十分巧妙,几乎看不出痕迹。 1989年9月4日上午,我受朋友之托,携溥儒一幅画和两个扇面,请启先生鉴定并题跋,启先生把玩之后认为是真迹。那画上有溥儒所题:“鱼戏多深藻蝉鸣但放林 心畲”,并钤有两章,启先生又题:“水阁观鱼图 心畲翁之真迹也 得者宜珍惜之 启功题”,并钤上“启功之印”和“元白”二印。两个扇面无款,启先生分别题了:“此心畲临书谱真迹也 未著款 令今日使观想见当时落笔之兴 启功”,“此心畲翁真迹也 观之想见挥毫逸兴 启功”。前者钤两印:“启功”“元白”,后者钤一印:“启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启功大师初成名(2) 启功大师初成名(2) 启功书法真迹《题画朱笔兰竹》(作者摄)。 题跋后,启先生意犹未尽,侃侃而谈。 他说:“我主张学古人,不学今人。学古人,因古人的材料、工具、技巧同你现在不同,你学来学去不能酷似,只好逼你走另一条路,这样容易形成你自己的风格、结构。学今人,特别是活人,你的材料、工具和他差不多,容易学得像,特别是有人再指点你,手把手教你,这笔如何如何,手如何如何,越学越像。又容易看到活人写字的情况,学来学去,只是形似。现在有几个本旗兄弟学我的字,还有一位内弟学我,东北还有一位。我对东北的那位说,你不要学我,他不听。有一天他去荣宝斋,见到我那几个兄弟和内弟的字,才说我今天算明白了你的话。” 他又说:“突然让我当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请我和萧乾吃了顿饭,估计是让我把文史馆的书画家团结起来,老的死了不少,又新进了一批,如黄均。工笔画容易越学越死,黄均还不错,还越学越活。溥心畲是黄均的老师。马上让我去西安参加西北几省的文史馆会议,让我发言。我说:诸位都是老前辈,这是实话,我到文史馆才两个星期,大门冲哪儿开还不知道呢。我提前去了一天。” 与相熟朋友相处,启先生总是那么胸无城府,快人快语,口无遮拦。有时他的直言不讳,令我目瞪口呆。 也就是1982年10月10日那天下午在小乘巷他的寓中,我同他谈朱光潜先生,他说:“我对朱先生十分尊敬和佩服,青年时期我就读过他写的《谈美》,写得深入浅出,给我印象很深。你说朱先生是唯心主义,他却能对美的问题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如这个暖瓶为什么这样美?你唯物主义解释不了。批判人容易,真正树立点东西很难。你说他这不对,那不对,对的是什么?你也说不出来。鲁迅总批判别人,他到底有什么巨著?……倒有《矛盾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88年6月18日晚,启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寓中与我聊天,他说:“古之泼墨,不是真让你拿大碗水泼,刘海粟简直是‘开哄’。” 1988年11月8日在全国文联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启先生说:“听说美协不选范曾当代表,这不太合适吧!选谁不选谁也需要看影响啊!” 听了这些“石破天惊”的话,我明白了启先生被划为“右派”实在不足为奇。 虽然如此,但启先生一直保持达观和乐天的心态。 20世纪80年代在小红楼,他对我说:“我一吃饭就犯困,像动物园的老虎要打盹。”启先生被世人称为“国宝”级大熊猫,他家的墙上就有一张照片,那是他在竹林中,手抱着一根大竹拍的。照片上他圆敦敦、笑眯眯,真像大熊猫,现在先生怎么又自称老虎了? 1989年9月4日,启先生在寓中对我说:“我现在哪儿都不愿意露面,恨不得别人忘了我。我现在腿、手都不行,祖师爷要不给饭吃了。我是‘鸟’乎,比‘乌乎’差一点!我血压高。北医三院年年派医生来检查,第一年让我躺着量血压,一量说血压计坏了,啪啪拍了一下,水银柱还是上不去。第二年又来,又坏了。第三年才量好。” “我的腿用时疼,不用时不疼,反作用服务。”“黄胄办炎黄艺术馆,让南方口音一讲变成了‘阎王’艺术馆。”—启先生随时都找乐子逗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启功大师初成名(3) 启功大师初成名(3) 1988年,启功在全国文联代表大会上,从照片上来看,那时的男性几乎清一色着装。(1988年11月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启先生刚当上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不久,他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文史馆副馆长吴空本姓韩。我们说你是‘悟空’,我们是‘八戒’。” 1989年9月4日,他在寓中对我谈起共同的朋友许进(许德珩副委员长之孙):“许进是假,许老不过是一个教授。”这就完全不是小幽默了。 1984年11月他同我说一个笑话:“有一位先生走到坟地里,看见一个鬼魂到处游荡。这位先生对鬼魂说:‘你怎么不在自己的坟里躺着?’鬼魂回答:‘不瞒你说,我没脸在坟里待,你看看碑上那些溢美之词存心不让我安宁!现在从我坟前过的人都骂我。’”我还没回过味来是怎么回事。先生又笑着说:“现在有人给我戴高帽子,说什么我是‘天下第一笔’,我根本没有讲过。吹捧我的文章太多,这不是捧杀我嘛!这是存心让我死后都不得安宁啊!” 启先生为郁风、黄苗子的书画题字,落款为“启功敬题”。郁风坚请他把“敬”字去掉,他却说:“我改名了,叫启功敬,你不知道吗?” 2003年9月25日上午10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拜谒启功先生。启先生已91岁高龄,须发皆白,仍是白面团团,笑容可掬。但眼力不行,眼底出黄斑,大字写不了,小楷勉强还可以。耳朵听力差,同他说话要大声,否则听不清。他的思维已不如从前那样敏捷,脾气似乎也不够好,时时起急。 启功山水画真迹。(2003年12月4日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启先生坐在桌子前不能站起,他对我说:“前几天我摔了一跤,摔得头破血流。”他又自嘲地说:“现在脑子也不好使。昨天下午本来约好去系里与研究生见面,结果我睡过了头,没去。” 先生正在一本册页上写小楷,他说:“这是田原的。”我对先生说:“近来我也在画画。”先生说:“拿来我看看。”我从包里取出几幅拙作,都是写意花鸟、山水。先生对一幅“黑天鹅睡莲”颇为赞赏,我忙说:“请您给写几个字。”先生说:“我考虑考虑。”他执笔凝思片刻,指着画说:“这是小莲花,这是天鹅。”我答道:“是,是。”他问道:“怎么你的名款这么靠下?”我说:“我想多留一点空间和空白。”先生批评说:“那你还不如写到外面去呢!”这时来了好几个电话,都是慰问先生的,先生一一作答,这样一干扰,完全打断了先生的思考。 外面一片人声,原来是先生的研究生来看望先生,他们抬进一个大花篮放在房间地上。 先生与来客一一握手后,对研究生问话。他对女研究生孙霞说:“你论文写什么?”孙霞说:“我写吴炳。”先生坦率地说:“吴炳,我不知道。”孙霞告诉先生:“他是明代戏剧家,写《绿牡丹》剧本的。”先生又实事求是地对孙霞说:“《绿牡丹》小说我知道,吴炳我不知道。过几天你去图书馆给我借本明代戏剧丛刊,我看一下。借给我书,一定要说什么时候取,不要忘了。这一套书丢一本,就不好找了。”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仍然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活到老学到老,真令人感动。而先生对图书文献的爱护超出常人,令人钦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启功大师初成名(4) 启功大师初成名(4) 左起作家李准、书法家黄苗子、书法大师启功。(1988年11月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先生又问另一研究生张洪兴:“你写什么论文?”张答:“我写庄子寓言。”先生兴致勃勃地说:“庄子我知道,看过也点评过。过去有沈氏三兄弟。老大沈士远专讲《庄子?天下篇》,外号叫‘沈天下’,老二沈尹默,老三沈兼士,我都认识。老三在辅仁大学。庄子认为人性是好的。”先生问另一女研究生:“你论文准备写什么?”对方答:“我准备写关于文献的。”先生谦逊地说:“文献我没研究,你说说文献两字的本意是什么?”对方答:“文是文字,献是贤人,这是孔子《八佾》篇说的。”先生幽默地说:“清朝的档案就可以叫文献,我不行,我今年91,是民国二年,1912年生的,没赶上清朝,我的不能叫文献,只能叫‘献眼’。”先生又滔滔不绝地说:“过去我的一个研究生专门研究文献,成就大大超过我。后来让他当副校长,我看他当校长都行。他要是一当,校长、书记都没戏了。正像美国‘9?11’,飞机一冲,大楼就倒了。后来他去世了。” 先生又询问另一女研究生:“你研究什么?”对方答:“我研究子弟书,准备把子弟书和其他快书、评弹一块研究。”先生说:“这不行,放到一块儿不行,不一样。评弹开头是八句诗。过去有个叫德寿山的,跟我叔爷是朋友。他能现场编词,把来宾和听众的事都编进去。那时冯玉祥的部队胳膊上裹着白条,上面写着‘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德寿山开场诗就把这编进去,博得喝彩。可有时编不好,也挨打。我那时很小,在铺着绒的桌子上爬来爬去,听德寿山说书。骆玉笙唱大鼓《剑阁闻铃》,学的时候中间就少了一句,她一直这么唱。我听了,给她指出来。过去评弹、大鼓很不容易,如《昭君出塞》,开头引的是杜甫的八句诗:‘千村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紧接着又作了八句诗接上,很不简单。你杜甫不是高明吗?我不比你差。过去有‘眼前美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可艺人不这样,那是题黄鹤楼的诗。黄鹤楼毁了,新的我没去过。” 先生在四个新考上的研究生的“培养方向表”上签名,一式两份,写得很慢。签日期时他问:“今天几号?”众人告诉他几号。研究生们告辞,先生欠欠身表示道别,又笑着说:“刚才我说了什么话,我现在都忘了。” 先生此言何意?是说自己健忘,还是表示自己刚才那一番话姑妄言之,不足为训呢? 这是大智慧。 两个月后的12月4日上午9时半,我又拜谒了启先生。 先生身穿一件深蓝色毛衣,腰间挂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尿袋,里面满是尿液,坐在椅子上不方便站起来。见到我进来,他连连抱拳致意。 我坐定后,他问我:“你现在干什么呢?”我答道:“我在《中国》杂志社负责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我问他:“您上次摔跤后,现在是不是好点了?”“我现在站起来很困难,走不了路,只能用四个铁脚了。”他无奈地笑着。我知道他所谓的“铁脚”说的是在他面前的助步器。 我拿出一本60年前的画展签名簿请他看:“这有一个好东西,请您看看。这是60年前我母亲在中山公园开画展时的《题名录》,上面有您的签名。”我翻开这本《题名录》给他看。他看到一页上有“启元白”三字,笑了。我说:“这是您的签名,您那时才30岁吧。”在“启元白”三字旁边是名画家王森然的签名。我又翻了几页,上面分别有马晋、惠孝同、周元亮、郭风惠、俞致贞等名画家的签名,启先生说这几个人他都认识,他感叹地说:“都不在了。”我又拿出我母亲画的两个工笔扇面给他看,一个是“群蝶”,一个是“柳叶鸣蝉”,先生连说“画得好”。我说:“我母亲马志华毕业于京华美术学院,是于非闇和赵梦朱的学生。”先生说:“当然画得好。” 我拿出两个“中国美协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封,请先生签名(上面已有黄永玉、白雪石、丁聪、刘勃舒、杨力舟、王仲等画家签名)。他拿出放大镜,仔细地看上面的签名,看到“丁聪”时,说:“他死了。”我忙说:“没有,前几天我还见过他呢。”先生歉意地说:“记错了,他是画漫画的。”先生拿出签字笔在两个信封的右下角签了“启功”两个小字。我说:“您签得这么小,太谦虚了。” 这时有四位启先生在辅仁大学教书时的老学生来访,两男两女,都在60岁以上。一位女士送给先生一本画册,说:“我一直在美国画画。”先生说:“王世襄,你认识吧,前两天报上登了好大一篇。”先生站起来迎接来宾,一直没坐下。一位男士按着先生的肩,让他坐下。先生急了,大叫道:“你坐下就行了,不要管我,我得慢慢才能坐下。”那人还按先生,先生又大声重复刚才的话,非常急躁。10多年前,我根本没见过先生发过脾气,这回可开了眼界,也许是老病的缘故吧。先生好一会儿才坐下。 我拿出相机把壁上悬挂的启先生早年所作墨笔兰草拍下来。在这幅画的左边,有三幅山水中堂。其中一幅也是先生早年所作,还有一幅两侧绫边上全是张大千的题跋。我退到门口,拍了一张。启先生不悦,说:“不要照相,我的眼底有黄斑,怕闪光灯。”我忙说:“不照了,不照了。”那位女画家本来也拿出了相机,这时也说:“我也不照了,不照了。”我将女画家的画册看了一下,知道她名叫曾幼萍。 先生似不愿意我旁听他们的谈话,我忙起身告辞。 在距我访见他一年半之后,启功先生于2005年6月30日以93岁高龄驾鹤西行。 我以为过多空洞的溢美之词只会使先生地下不得安宁,因此我在此只是回忆了他与我交往中的所见所闻,力求原汁原味,勾勒出一位平民化、世俗化的真实的启功先生,以表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这是启功1945年所作“墨笔兰草”,当时他33岁,1986年、1990年题跋。(2003年12月4日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知遇之恩,徐悲鸿画马 知遇之恩,徐悲鸿画马 有时,我会时不时翻翻我那些老旧的题字本,再看看装裱好的那些牌匾,或者诗词字画,总会有一种被强风袭击的感觉,那是一种突然惊醒后振作的欢歌,我从朦胧中看出某些人的影来。 1983年6月全国政协大会期间,商承祚、梁容若同居一室。商先生与我的老师美学大师宗白华是多年老友,故我专门去探望。 商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其篆书一字难求,享誉海内外。他是广东省番禹县水口营(今属广东花都区)人,1902年出生于清末“探花”之家,时为中山大学教授。 商先生显得十分干练,同我谈宗白华先生。同来的梁容若先生是从台湾归来的学者,话不多,体型微胖。 商先生谈得高兴,在我的笔记本上用墨笔书写了:“学而后知不足 一九八三年六月为士方仁弟书 商承祚于北京”,梁先生也书写了:“作平凡的人 写平凡的文章 士方先生 梁容若 一九八三年六月”。可惜商先生写的是行楷,不是篆书,所以收藏起来不是很方便。 我与商、梁二先生也仅此一面之缘,1991年商先生去世。 关于商先生,在文坛艺苑有一些故事。 其中他评论徐悲鸿作品最为精彩。 抗战时在重庆,徐悲鸿在重庆教书,住磻溪,又在市区租赁一间画室,常在画室作画。逢星期日休息日,商承祚便往徐悲鸿画室造访、聚谈。 徐悲鸿作画之前,将四川夹江纸对裁,纵笔作泼墨写意画,画得特别快,顷刻间即成一纸,数小时堆满一床。有一天,商从徐的画中选出四张,说:“我对你的画提些意见。”徐答:“欢迎,竭诚欢迎!” 商先生展开奔马图,评道:“三条腿的马。”次展其猫图,其猫坐案边。回首垂尾,尾巴又大又长,评道:“狐狸尾巴猫。”再展其侍女图,其女颈子细长,评道:“吊死鬼美人!”又展其竹图,其竹似蔗,评曰:“甘蔗竹子。”徐听一次便笑一次,最后二人相视大笑,笑不可抑…… 徐曰:“我到重庆以来,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未闻批评意见,更未闻尖锐的批评意见。今日君有话直言,提出这样的尖锐批评,得益匪浅,此诚谓知友也!”稍停,又笑曰:“今日中午,我请你吃午饭。” 梁容若,河北省行唐县人,原名梁绳祎。192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34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36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河北省教育厅督学、绥远省政府代秘书长、河北大学讲师和教授等。1948年去台湾,在台北创办《国语日报》,并先后任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授。1974年退休后移居美国。1981年6月21日回国定居,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客座教授。1984年因儿子遭遇车祸返美,直至逝世。 梁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学史及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著述甚富,主要有《中国文学史研究》《作家与作品》《文学十家传》《文史丛论》《坦白与说谎》《国语与国文》《常识与人格》(徐复观的学格与人格)《容若散文集》《谈书集》《大度山杂话》《南海随笔》《鹅毛集》《蓝天白云集》《中国文化东渐研究》《汉学东渐丛考》《现代日本汉学研究》《中日文化论集》《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等,还为《注音详解古今文选》编著不少文章,其中《我看大明湖》一文被列入香港中学语文课程。 1983年,商承祚(左)与梁容若(右)在一起聊天。商承祚是著名书法家,曾多次造访徐悲鸿作画的工作室,他对徐悲鸿帮助很大。(1983年6月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作为尚秉和的高足之一,对尚秉和先生的学识、文章,梁容若予以如此评价:“先生论史,步趋班、马,而亦瓣香蔚宗。论史法,以为正确、简练、生动,缺一不可,直书史实,劝惩自见,是非自明”,“先生相与讲论之友朋,如王树枏、吴闿生、高阆仙、张鼎彝等,雅尚略同,皆能有公鉴,无姑息,谠论斧削,以比迹古人,力争上游为准的。先生虚怀采纳,损之又损,用能文省而事赅,扼要而畅达。文章诙奇隽永,引人入胜,吴北江氏谓,殆欲与左史班范相争衡。” 感念二位大师知遇之恩,今思之,如潮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江南才子下江南(1) 江南才子下江南(1) 带着对两位大师的知遇之恩,我的思绪又被无限地拉开…… 1980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因编写《北大人才史话》曾两次访问王昆仑先生。头一次挑了个星期天(1980年9月14日),不巧他出去开会了,他在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女儿王金陵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们。见到王金陵,我们自然想起了60年代她同父亲合写的昆曲《晴雯》,于是话题从这儿开始了。 原来,王昆仑先生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文艺评论家。他文笔潇洒,曾被誉为“江南才子”。 他的文字活动侧重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旧体诗词的创作,他的诗词被评论家认为是立意深刻,格律工整,风格古朴,概不用典,能于旧形式中见新风。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陆续写出《花袭人论》《晴雯之论》等笔调清隽、别具新意的论《红楼梦》人物的文章,在他夫人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发表。周恩来把刊登这些文章的杂志带到延安,给王昆仑很大鼓舞,他由此开始了《红楼梦》的研究。后来,上海出版了以“太愚”的笔名发表的《〈红楼梦〉人物论》,这是研究《红楼梦》诸多论著中比较重要而又别具一格的一部著作。60年代,他与女儿王金陵一起为北方昆曲剧院写了昆曲剧本《晴雯》,这个剧在北京、上海等二十八个省市演出时,受到观众的普遍喜爱。 当我们向王金陵提起这件事时,她微笑着说:“父亲研究《红楼梦》,很早就对晴雯这个人物感兴趣,他说,晴雯没有半点媚骨,同袭人是对立的,她是反抗的奴隶。解放前在重庆时他就写了《晴雯之死》。1961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周总理委托他负责纪念办公室的工作,这激起了他写戏的愿望。戏写出后,总理亲自观看并提了不少意见,我们又做了修改。” 我们正谈着,她的爱人、文艺评论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王春元回来了,他穿着运动鞋,刚刚登完景山,我们又在一起扯了些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临走时,我请他们在我的笔记本上题辞留念,王金陵同志题了“伟大出平凡”,说:“这是父亲最喜欢的格言之一。”王春元同志题了:“独立思考”。 第二次,我特意挑了个下雨的星期天专访王昆仑先生。去前先打了个电话,春元接的,他说王老上午要出去开会,下午三点半来吧。我想,王昆仑先生真是忙,我记起了上次金陵说的:“父亲星期天很少休息,总是忙,不是开会,就是视察,要不就写东西。他原来当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化卫生,星期天别人休息,他正是忙的时候,去看老艺人,查卫生……” 那天按预定时间见到王老,他正在写作,停下来和我们谈话。他比我们想象中的老人似乎年轻些,虽说78岁年纪了,但精神很好,双眸炯炯有神,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频率很快,表情也很丰富,顾盼自如,饶有风趣。 王老原籍江苏省无锡县,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他深情地回忆说:“父亲在清末做过山东某县的县官。辛亥革命后,父亲在河北省当县长,我出生在河北定县。母亲是一个穷书生的女儿,思想十分进步,很早就提倡放脚,反对穿耳朵眼。我的姐姐王兰就是受到母亲的支持成为北京大学中最早的三名女生之一。母亲同秋瑾有过交往,曾在家里为秋瑾寄存过物品。我的革命活动始终受到母亲的支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江南才子下江南(2) 江南才子下江南(2) 王老只读过二年中学,后因病辍学。林琴南是他中学时的老师。1918年(16岁),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法科)。上了两星期课,他感觉困难(因德国教员用德语讲课),就打算改上文科。他向蔡元培校长写了呈文。昆老回忆说:“蔡校长把我找来,见我个子小,问我:‘你多大?’我说:‘18岁。’校长说:‘我看不像,你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只好说:‘才16岁,是瞒了岁数报考的。’蔡校长没有怪我,亲切地鼓励我说:‘你年纪虽然不够,但还可以学学看。’蔡校长待学生很好,他对学生运动始终是支持而不是镇压。有一次法科毕业班学生演话剧《不如归》,这是从日本译过来的剧本,我被请去扮演剧中的儿子。从此得了个‘儿子’的外号,后来同学们又改叫我‘’‘小朋友’。那时我十分喜欢运动,练体操、打乒乓。” 查浚、王昆仑与作者合影于王昆仑寓所(1980年秋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那一天我去游行,身穿着运动服,被军阀马队打掉了帽子。当时我在北大学生干事会讲演股工作,经常到交道口、东华门大街、东安市场、灯市口演讲并推销国货、抵制日货。6月3日游行,我被逮捕,警方因见我岁数小,当天把我释放。预科结业后,因慕胡适、梁漱溟、李大钊之名,我升到北大哲学系学习,继续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我的两个长亲给我的父母写信,说我不好好念书,父亲一气之下,声言要把我赶出家门,再不相认。母亲写信给父亲为我申辩,支持我的活动。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2年冬,我作为北大学生代表与北大三位同学南下,在上海莫利哀路三次见到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并派我一些工作。我带着文件和传单回到北京,成为当时北方第一批国民党员。” 1922年,他在北大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浙江省立一中任教。他回忆说:“在南开中学只教了半年国文,教得学校当局不满意。有一次校方找到我说:‘听说您在课堂上讲什么平等、自由之类的,很不适宜。’在南开中学时,曹禺是我的学生。” 此后,他到冯玉祥主办的南苑军事政治学校教了一段书。这时军阀更加残暴,1924年,《京报》邵飘萍、《天津社会日报》游某被军阀杀害,王昆仑也受到通缉。他出走到广东,在黄埔军校东江分校先后任政治部秘书和主任。北伐时在何应钦的东路军中做政治工作,经福建、浙江,打到上海。以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院委员。 1932—1933年间,他同我地下党接触,成为秘密党员。王老说:“我当时要求到江西苏区去工作。王世英同志对我说:‘你到江西作用发挥不出来,打仗不如我们的一个战士,你现在的身份和职务是我们多少年也培养不出来的。’这样我才安心留在白区,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反蒋爱国的斗争。” 抗战时,他受党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做了大量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他联系过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宋哲元、韩复渠、阎锡山等人,同时兼做的秘密发展工作。这期间,他在武汉结识了做妇幼工作的秘密党员曹孟君(妇女界著名政治家、北京大学毕业,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1967年1月病逝),同她结为夫妇。 王昆仑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1945年,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王昆仑公开揭露蒋介石同日本人勾结。王老对我们说:“当时蒋介石很恼火,在大会上破口大骂:‘你王昆仑,白天是国民党,晚上就跟讲交情。……’蒋介石的一些亲信在台下叫嚷,‘枪毙他!枪毙他!’我愤然退出会场。” 解放后,王昆仑先生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80年,在北京举行的黄埔军校同学故旧的聚会上,他以当年黄埔军校教官的身份发表了讲话,希望台湾故旧同学能识大体,顾大局,为祖国统一事业作出贡献。 1980年夏天,成立了北京盆景协会,邀请他担任了名誉会长。当我向他问起这件事来,他说,盆景给人以美的享受,美化着人们的生活,可以使我们得到精神上的积极休息,但我也只是喜爱而已,对盆景艺术没有什么研究。 为了不影响王老的工作和休息,我们原说只同他谈一个小时,谁知说来说去,转眼间已近两个小时。此时潇潇暮雨初歇,夕阳灿烂的光芒透过云层投射到会客室中,把这里的一切都镀上一层金黄色。王老也有些倦意了,我们十分过意不去地站起来告辞。 王昆仑(左二)与叶圣陶(右一)、王光美(左一)、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出席全国政协春节茶话会。(1984年1月30日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在回去的路上,我记起了金陵同志为我题写的“伟大出平凡”的格言,这不是王老革命生涯的写照吗?望着溶金的落日,我心中涌起一股崇敬之情,吟出了“夕阳无限好,霜打枫更红”的诗句。 1984年王昆老的《红楼梦人物论》再版,报社领导委派我去访见王老,希望能在报上宣传一下。那天王老不仅题赠我一册《红楼梦人物论》,而且还在我的本子上题了词。不久,我们请作家端木蕻良专门为此书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我主持的《人民政协报》副刊上,由此我结识了端木蕻良先生。王金陵同曹靖华先生女儿曹苏玲是好友,她委托我将王昆老题赠的两册《红楼梦人物论》分送曹氏父女,这样,我又结识了曹靖华先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冯其庸幽居瓜饭楼 冯其庸幽居瓜饭楼 红学大师冯其庸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画家,他专画南瓜,画成红色的,很有特点,1988年秋他曾在册页上为我画过一幅。 那次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他的办公室,他为我画完南瓜后,我将一幅家母的工笔花卉遗作交与他,请他题字,蒙他慨允。 冯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办公室地点就在恭王府大观园里,亭台楼阁,曲径假山,颇有意趣。冯先生时时在这里办公,作画作书,我感觉他已经融在这浓重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气味里了。 不久冯先生寄来他写给刘海粟大师的诗稿,由我刊在报上,那时冯先生与海粟大师交谊甚厚。 我惦记着家母那幅遗作,就写信给他,问有何结果,因为时间太长了。他复我一信: 士方同志: 来信收到,属题令尊大作,因忙因病迟迟未果,近日心脏病又加重,故一直未动手,特别是我平时书写都是大字,用的都是粗笔,令尊的画极为工细,如题在原作上,必须有小狼毫,最好是裱后题在绫边上,方不致损坏原作,请您理解这些情况。我明日去上海治病,月底回来,月底可先通电话,然后即请将原作取回去。我从未说过原作丢了,怎么可能有原作丢了的事呢?请千万放心!匆复不一一问 好 冯其庸 十一、六 我通了电话后,到冯先生办公室将画取回,以后也就再未麻烦冯先生了,不过,对他的一片情谊,我至今仍感怀在心。 冯先生的书法眼下颇被人看好,有收藏家展望他的书法潜在价值很大,今后可能引领一方,一路升值。冯先生给我写信用的是硬笔,不知硬笔书法所值几何?但此信文有误,令尊乃令堂之误。 冯先生近年寓居京东通州“瓜饭楼”,2004年又出版“红学”专著《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被称为“冯批红楼梦”。 冯其庸先生生于1924年,原名冯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人。1948年无锡国专本科毕业,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曾获美富布赖特基金会荣誉学术证状。专著有《春草集》《逝川集》《秋风集》《记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朱屺瞻年谱》《吴梅村年谱》,主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红楼梦大辞典》《历代文选》等。 冯其庸先生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事、祖籍的研究,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研究卓有成就。 冯老回忆说:“中学时读《红楼梦》,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觉得婆婆妈妈。我喜欢《三国演义》《水浒》,看这个觉得没劲。” 那时候冯其庸19岁,年少的他热爱读书,却和《红楼梦》擦肩而过,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才与《红楼梦》再续前缘。 1954年,冯其庸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正好赶上批判新红学派胡适,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冯其庸不得不重新读起《红楼梦》。这一看,就再也没有放下。而真正让冯其庸与曹雪芹产生共鸣的,是在抄写《红楼梦》以后。 20世纪60年代,冯其庸被打成吴晗“三家村”的人物。1969年,他怕抄家时被人抄走,就偷偷把一本《红楼梦》留下来抄写。每天夜深人静,冯其庸就挑灯夜战,一笔一笔抄写,每次几个小时。整整一年,冯其庸按照《红楼梦》的原行原页,用朱墨两色抄成,一共16本,终于在1970年下放前抄完。 这些经历让冯其庸对《红楼梦》有了新的认识。他说:“《红楼梦》实际上是写一个人的人生,也只有曹雪芹经历过这样事情的人才写得出来。” 时至今日,冯老以其85岁的高龄仍然致力于红学的研究,他刚刚重新校订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校订《红楼梦》了。 冯先生为何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瓜饭楼”?为何喜画南瓜?这与他经历有关。他回忆说:“我家穷,小学五年级失学,然后下田种地、养羊,什么都会。八年抗战时家里没粮食,就吃自己种的南瓜。南瓜少,一家人不够吃,靠邻居再送点勉强度日。所以现在,我给这栋小楼命名瓜饭楼。我是真正的农民出身,只不过从小爱读书受到几位名师的指点而已。”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左)与本书作者合影于恭王府。(1988年秋) 2006年5月,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书画展。 冯其庸先生频有惊人之举。他从64岁开始重走玄奘路,六次去甘肃,七次去新疆,75岁高龄登上五千米的红其拉甫口岸和明铁盖达坂,越是人迹罕至之境越能激发他的豪情。在大漠,他一次喝下一斤白酒,酒醉后狂毫挥笔。 其豪情,其豪气,估计80后90后都得直呼“神马”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轻车快马过玉门关(1) 轻车快马过玉门关(1) “轻车快马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我有时候总觉得,人到了中年就有一个坎,这个坎就好比玉门关,走得越远,越凶险。 1981年2月,李泽厚50岁了,可算是“人到中年”了,但在我国美学界中能戴上“美学家”桂冠的,他大概是年纪最轻的了。老一辈的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已是八十开外,蔡仪、王朝闻也是年过花甲。 这个架着一副方框眼镜的湖南人,眼中闪着机敏的光,谈起话来时时扬起头开心大笑,那“一边倒”的头发就遮在他宽宽的前额上,披散开来,显得潇洒、自信,很有点诗人和艺术家的风度。 他风趣地眨着眼睛对我说:“不熟悉我的人,不论是国内的青年朋友,还是国外的学者们总认为我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他们给我来信十分尊敬,岂不知我不到50岁。当我在二十年前写有关美学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章时,他们就这么认为,现在仍有许多人是这样看待我的。解放后,外国朋友给我来信就称我教授,其实那时我才是个相当于讲师的助理研究员。” 这个在我国美学论坛上独树一帜,确立了新学派的健将,这个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孔子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年轻人,直至1978年才得到研究员的职称,那时他47岁,在我们国家中,50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得到这样的职称,恐怕是不易的。他现在领导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的工作(这个研究室也是1978年才成立的),并担任着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副会长。 “我搞美学是业余搞的”,他这话并不是自我解嘲,他本来是搞中国思想史的。195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1年以一个入学不久的大学生的敏锐眼光写成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论文。这篇论文受到当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教授的赏识和推荐,在《文史哲》上发表。他的论文给当时沉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吹进一股清风,以至引起了一场关于谭嗣同思想的争论。以后他对康有为思想研究的观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强调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矛盾统一中去清理思想史的线索,这在方法论上有独到之处。他对孔子“仁”学的研究也另辟蹊径,提出了十分新颖的见解,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954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安排在哲学研究所从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由于他在高等学府的学海漫游,积累了广博的知识,培养了对文、史、哲多方面的兴趣。毕业不久,正逢我国美学界开展大辩论,他应时而发,发表了第一篇美学论文《论美感、美和艺术》,提出美既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主观观念,也不是客观对象的自然属性,批评了朱光潜的“移情说”“直觉即创造”,同时对蔡仪的“美是典型”说进行了驳难。他认为美乃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属性,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观点受到美学界的瞩目。随着那场美学讨论的深入,李泽厚由异军突起变成蔚为大家的一派,与朱光潜、蔡仪鼎足而立,成为我国美学论坛上的一颗新星。以后他在中国美学研究发展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他在下放干校时和抗震棚中写出了研究康德哲学的专著《批判哲学的批判》。1980年春他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到日本访问和讲学,和日本研究孔子哲学的学者以及美学界的朋友进行了接触。不久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美学论集》,收集了他二十多年来美学研究方面的文章。书印了一万五千册,很快就脱销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轻车快马过玉门关(2) 轻车快马过玉门关(2) 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家中,他是当时最年轻的美学家,也是当前最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1981年2月作者摄) 我问他:“你后来所以从事美学研究,是不是因为你以前对文学艺术很感兴趣?”他说:“我从小很好玩,对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很有兴趣,小时候还画过一阵子中国画,上中学时就开始作诗填词,有几首自己以为还不坏。”他指着他居室墙上的一幅条幅说:“这首是我57年到甘肃敦煌考察途中随手写出给同行的一位画家的,后来自己也忘记了。76年一位广东朋友在别人家里发现了这幅抄录的条幅就要来送给我。这墨迹是谁的,我至今不知道。” 我仔细观赏这幅条幅,上面写的是:“轻车快马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夜色苍茫过大漠,高峰邈远看天山。鸣沙古壁惊殊彩,麦积危岩喜共攀。今日愿君精取炼,明朝画幅色斑斓。”他神往地对我说:“我也很喜欢书法,但现在没有时间练,以后上了岁数了一定好好练练。你知道,练书法舒筋活血,对人身体很有好处哩!” 我问他治美学的经验教训,他说:“我在大学时是什么都读的。从事美学研究知识方面一定要宽,要有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文史哲不分家嘛!在我们老祖宗那儿是不分的。我们现在的大学专业分细了有好处,但也有坏处,实际上社会科学知识相互都是关联的,不能绝对分开。外国人很佩服钱锺书先生,他知识深广,博闻强记,十分罕见。搞美学外语要精通一门,做到可以阅读外文书,因为美学书籍中文太少,外国的研究很多,我们应该多了解。当前中国美学界很落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我们更是孤陋寡闻。我们的工作要从多翻译多介绍外国的研究成果出发,逐步扩大和深入。” 他谈到现在许多青年人对美学感兴趣,他经常收到青年人的来信, 他说:“我爱同青年人接触,他们来信我尽量回,来访我热情接待。我们四五十岁的人,六七十年代给耽误了。你们正年轻,希望在你们身上,你们大有作为。初学美学还是从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起步比较好,中国美学方面的资料凌乱,各种概念范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研究,可以;作为初学,搞不好会茫然如坠五里雾中。常有青年人问我如何选定美学论文题目,我的意见是写论文,最好不是先定了题目,然后找材料去,这样往往是为了写而去凑材料。搞文学创作有感而作,才真实动人,从事美学研究要有见而作。先看原始资料,在阅读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见识,再写。我们打油井先要探明地下什么地方有石油,然后再按这个位置打井,总不能先在地上圈定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就非打出油来不可。” 说到现在学术界的一种偏向,他说:“我们应该多为青年人提供发表论文的园地,现在我们的学术刊物和学术界片面崇拜名家、忽视青年人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我们现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办着《美学》丛刊,我就从来稿中发现青年们很有见解的文章,我们要为青年成才开辟道路。” 斜阳照在挂历上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上,反射出金色的光辉。泽厚的爱人推门进来,身材秀美,举止轻盈,一看就是个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一问果然,她是在煤矿文工团工作,原来是舞蹈演员,现在搞化妆工作。我这才注意到壁上挂着几张她年轻时的小照,更是风度翩翩。我打趣地说:“泽厚,你搞美学,她搞舞蹈,一定有不少共同语言,你们二位可算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了。”他们微笑着不回答。 我请泽厚在我的笔记本上题辞留念,他挥笔疾书:“愿新一代美学工作者迅速成长,取得新的成就。”而后他又录了一首旧作:“三十年华不自知,心怀犹似少年时。如经百劫天真在,愿趁春风再写诗。” 泽厚,愿你那“犹似少年时”的“心怀”喷涌出清新如泉的思想,趁着大好春光,写出如诗如歌的美的篇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