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传》


 前 言（1）

    前言（1）

    没有张爱玲，不会有胡兰成，没有张爱玲研究的扩展，可以肯定，胡兰成将长久地沉没于历史而无人理会。

    只是由于张爱玲，由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的极度褒扬，由于港台以及大陆对张爱玲兴趣的长热不衰，随着张爱玲研究的日渐深入，深入到其生平资料的细微发掘，胡兰成的身影才开始从历史尘封中逐渐显现，胡兰成的面目才慢慢显影成形，终于被打捞到了现时的平台上。

    自古即有“不虞之颖和“求全之毁”并举，在胡兰成却必须分离。前者可指谓其文章，其文章在今日风行，在他自己恐怕都未曾预料到；后者却不能概括其作为，其作为昭彰在目，非他人苛求有以致之。不过，无论文章怎样出色而作为又如何可恶，文章终是文章，作为仍归作为，都不该影响两件事的不同的基本性质。如果不是存心混淆，分清彼此应是不难做到的，只要有足够的资讯，只要能展开充分的说理和论争。

    不因人废言，本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不抱持传统的牧民心态，就不可轻看大众的是非鉴别能力，亦应尊重公民的自由阅读权利。事实上，无论当年还是今天，也无论港台还是大陆，对胡兰成的文章和作为始终存在着恰当评价，不就是“毁誉善恶不可诬”之明证？反之，也不可因言而正人，因为文章好，行为也无错；因为以往一面倒、以理以势压人而不留一点余地，因而反弹也故意来得夸张，这就又在另一面偏出了正道。

    不过，从长远看，这两种偏向都属正常，唯有经过如此反复，才可能趋近历史的真相，回归人物的本来面目。如果说，这一切过去还难于做到，那么今天至少已开始具备基础条件，任何想说的都可说，只要敢于担当；任何说出的都可发布，只要不计较媒体形式；“夷夏之防”之上设置了更重要的标准，以及虽不见好但也不容否认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人类的普适价值。

    古今中外历史上，各民族国家之间发生过无数侵略、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事。遭入略的一方面对强敌压境，各色人等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对此可以作善恶评判，亦可作具体分析。善恶评判虽失之简单却有其功用，比如紧急状态下的动员大众同仇敌忾，但若无事后的具体分析，对历史人物往往会失却基于具体环境下的所谓“同情的理解”。然而，胡兰成在中日战争中的行为，无论从大局还是从个体看，应属汉奸无疑。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实质是投降通敌和分裂抗日阵营，此历史功罪主要由汪精卫以及陈公博、周佛海等为首者承担，方向错了，投身“运动”的胡兰成自然跟着错。胡兰成常自诩善于研判天下大势，但他承认，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他是看错了。

    汪精卫也错在此。汪对中国抗日大局太悲观，希图“曲线救国”以和平路线解开困局，殊不知以后的形势发展却是另外的路向，结果葬送了自己一世英名和手下的一干人马。对于如汪这样的高层政治人物，其进退出入关乎天下观瞻，汪自秘密开展对日外交，也明白自己的选择之沉重，故有入地狱舍我其谁之感慨。谨慎者、明哲保身者是不甘亦不敢冒此风险的，中国传统政治人物最为看重的就是历史评价。因此，流传至今的汪之出走、成立伪政府是蒋汪预谋的双簧等等应属无稽之谈。现在唯一可为之辩解的，是看其当年伪政府治下究竟是稍舒民困还是变本加厉？可这也终是末节矣。</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前 言（2）

    前言（2）

    胡兰成则不同，其时他还算不上人物，无论地位功名都微不足道，他的落水投身只是个人进退，与时局无任何影响。不论他以后如何大话炎炎，汪氏发表&amp;quot;艳电&amp;quot;在他是个机会，他的投身只是为个人腾达而做的一次荡子的冒险而已。在此意义上，他的选择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

    可问题是，胡兰成还不止此，他还有特出作为。在汪伪政府宦场失意后，他直接投向了日本人，为日本兵做战场报告，与日本大将促膝谈心，最为丧心病狂的是，在日皇宣布投降后，他居然劝阻日军拒降，并妄想拥兵割据另开新局……所有这些，在他自己的长篇回忆录《今生今世》中已写得清清楚楚，实在无劳他人为之辩的。

    胡兰成文章的确是写得漂亮，空天阔地，挥洒自如，典故佳话，随处点化，戏曲俚词，佛经禅理，融贯会通于一炉，民国以来的文人中还没见如此写法的，仅凭这一点，也应在文坛上占有一合适地位。

    文章漂亮，主要是指其晚年撰述的长篇回忆录《今生今世》以及其他类似文章。如此说的意思，一是胡兰成文章不是从来就好的，当年他也写的不少，却并无特色，只是在其晚年，从容下笔，娓娓道来，才云蒸霞蔚，纸上妩媚一片。另一层意思是，胡晚年能写出好文章有其特殊的时空条件，胡兰成生活在海峡两岸之外，无任何现实政治约制，尘埃落地，回望几十年风云，能拉开时间和空间距离放笔纵横。可以想象，留在大陆的、去往台湾的更多文人，若也有类似条件，是不会让其独领的。另两部同样写得很漂亮的长篇回忆，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和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亦可作如是观。

    胡兰成的学问却不合格，“胡兰成所有这些学术著述和文章，都只是一个落伍文人的随便谈谈，看着玩玩可以，且具较高的欣赏价值，学术之类的东西是没有的。”

    书中这段话有论者单独拈出，作为我对胡兰成的基本论断，虽然不错却太跪单，为免误解，在此再解释几句。

    此处的“落伍”专指其学问，不涉文章，文章只有好坏之分，谈不上落伍不落伍。我看重学问，也看重文章，或许更看重文章，而文章能写到“看来玩玩”的，在我是极高的评价。文章可载道，可说理，做到任一点且还有知识智力上的娱乐价值，就是大好文章。胡兰成多事了，文章已好，何必学问？

    我不看重胡兰成学问，说来不敬，也不太看好现在所见的做胡兰成的学问，相比于时下的恶弄学术，我宁可欣赏胡兰成，至少其中还有灵思闪动、天马行空般的直觉和顿悟。恶弄学术的一种是小题大做而特做，再微末的题目，也施之以搏虎之力，挖地三尺，细碎无遗，解说时则无限放大，过度诠释，硬套框架，生造了一个又一个不用说读懂就是读通也不容易的概念和命题。最终证明了什么？又与胡兰成何干？

    私下揣想，评价历史人物，或许应有一副适合于人物时代气氛的笔墨和文体，不是随便外贩来什么理论就可对付的。周作人的研究，时人已做了不少，而在我看来，贴切又高明的还数舒芜的《周作人论》。

    本书的出版颇费周折，先有海外版才出了大陆版，而这大陆版还得感谢老朋友胥弋先生，如若没有他的热诚推介和多方筹划，此书是不可能以如此完整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的。

    张桂华

    2010. 4. 11</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世乡里（1）

    第一章家世乡里（1）

    乡里风物

    1906年，胡兰成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嵊县廿二都下北乡胡村。

    胡兰成与人初次相见，问起姓氏籍贯，常答称自己是绍兴人，这是不错的。

    嵊县地方，西汉置剡县，唐升嵊州，唐宋间几度立废，北宋宣和年间改嵊县，在清末，嵊县属绍兴府。嵊县近百年来虽属绍兴，至今在浙江省行政上仍属绍兴专区，可两者之间却大有分别。绍兴是著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可绍兴好风光，只是绍兴本土风光，嵊县却荒落；绍兴富名胜，计有禹陵、越王台、兰亭、鉴孩沈园、东湖等等，嵊县一处轮不上；绍兴多名士，嵊县却稀有，绍兴历代，昔有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贺知章、陆游、章学诚，今有秋瑾、蔡元培、鲁迅、马一浮[1]、范文澜等等，明代袁宏道初至绍兴即谑称其地“士比鲫鱼多”，今之也曾赞叹绍兴为“名士乡”，可历数绍兴各代名士，若细究，多的只是绍兴本地的山阴以及诸暨人，嵊县却寡有，当代数得上的名人，嵊县只有一个武的王金发和一个文的马寅初。

    王金发[2]，嵊县当地的会党首领，只因参加光复会而在辛亥革命时被推上潮头，率部光复绍兴任绍兴军政府都督，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不久遇害。这位乱世出头的草莽英雄，其身名仅显耀于一时一地，而为现代人知晓，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人以文传，得之于鲁迅和周作人文章中多次提及。

    马寅初[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成为知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地位更高，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马寅初不仅在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知名，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声誉，这主要因其两次批评建言。一次是抗战时期，马寅初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别是激烈抨击了权势豪门巧取豪夺乘机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第二次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为此而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幸亏他寿比人事长，终于在垂暮之年恢复名誉，他对于中国人口控制的见解得到了重视，并转而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这两位乡前辈，与胡兰成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前者在年代上无缘，王金发殒命刑场时，胡兰成尚年幼。马寅初长胡兰成一辈，可在人生轨迹上完全南辕北辙，胡兰成出生至离开家乡那段时间，马寅初在美国留学；胡以后去广西教书，马则是京（北京和南京）沪三地著名大学教授；胡加入汪伪集团，活跃在南京上海时，马远在重庆；胡最后亡命海外，马在北京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两人之间有可能发生的一次交叉，胡兰成也没有找到机会。

    那是胡兰成婚后，在家乡无出路，曾北上一年，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办公室做职员。其时，马寅初亦在北京。马寅初1916年自美国回国，即到北京大学任教，任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在此期间，马寅初还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卷，并与同仁一起创办了上海东南大学商学院和中国经济学社，但其基本活动仍在北京，在北大做教授教书。直到1927年，马寅初才离勘京回家乡浙江任省政府委员和省财政审查委员会主任。胡兰成与马寅初虽然地位悬殊，可既同在北京，他以小同乡身份找上门去应是情理中的事。不知道是他没去拜门，还是拜了门没被接纳，在胡兰成回忆录中丝毫不见提起，两人之间似没有发生任何关涉。若胡兰成此时能得这位乡前辈的照顾和提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肯定会有极大的不同。胡兰成文章中虽从未提起马寅初，但他不会不注意马寅初的活动和著述。马寅初在1928-1936年间，曾多次返回故里，为嵊县国民党党政人员讲课，共做过“中国何以如此贫弱”、“非常时期的经济问题”、“民族经济”等专题的九次演讲。马曾指责嵊县当地官绅非法增收田亩附加税，迫使县政当局将此款项收回改作了地方教育经费。说胡兰成会注意马的活动和著述，是因为马寅初所讲中国贫弱的问题，是胡兰成亲身感受的，眼看着几十年间胡村从富裕趋于迅速破败，自己家中也日益穷困潦倒，这些问题变故是他长年思考始终萦绕于心的。他在广西苦读五年，主要就为了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民生经济问题，他自广西北归，第一次为上海《中华日报》写稿，写的也是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两篇分析文章。</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世乡里（2）

    第一章家世乡里（2）

    嵊县悭于出名人，缺少名胜古迹，却不乏名山胜水。四明山蜿蜒逶迤，横卧浙东而与嵊县东南部相连接。“天下名山僧占多”，嵊县没有著名寺庙，四周山上多的是道教仙人的出没之处，道教“处大地名山之间”的“十大洞天”，嵊县挨不上，“三十六小洞天”中，嵊县有金庭山洞，名列第二十七，“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的“七十二福地”，嵊县境内有两处，一为沃州，一为天姥岑，后者因李白诗而名闻天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天姥”写的就是此地：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

    四明山是天台山的余脉，横跨数县，天姥山也是天台山余脉，在嵊县境内。李白兴游至此，惊其雄拔奇特，将其与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实为海市蜃楼）的仙境相比拟。海上仙山难求亦不可信，人间天姥山却可直观面睹。奇山之外还有胜水，曲折山脚下的剡溪。李白前有谢公（谢灵运）曾来登山并为登山特制木屐，游天姥后又投宿山下的剡溪绿水旁。有这样的名山胜水、古人游迹和名诗，嵊县即便不依附绍兴也自可满足了。

    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的名山胜水，对文人骚客游迹行踪，胡兰成全无会心，毫不在意。他初懂人事，只是个本分的农家子弟，这一切离他太远，只是一种远景式的衬托，与他的农家生活没有关系。他的生活在丝茶桐油，在养蚕，在田头禾间，在庄稼作物的寸长拔节中，以及农家日常面临的艰难窘迫。他对家乡的记忆也是如此切近，保有一份朴实的充满情趣的浓情厚意，经垢十年人生沉浮而未曾稍减。

    桑树叫人想起衣食艰难，我小时对它没有像对竹的爱意，惟因见父亲那么殷勤的在培壅，才知世上的珍重事还有比小小的爱憎更大的，倒是哀怨苦乐要从这里出来，人生才有分量。

    三国时庞德公在树上采桑，司马徽来访，又刘备小时门前有桑树团团如车盖，英雄豪杰的本色原是出在如此分量的人世的。我乡下的桑树也这样高大条畅，不像新式栽桑法的切短，拳曲纠结。桑树初发芽舒叶，金黄娇嫩，照在太阳光里，连太阳光都成了是新的。女子提辽新桑，叫做“小口叶”，饲乌毛蚕的。及桑叶成荫时，屋前屋后园里田里一片乌油油，蚕已二眠三眠了，则要男人上树采叶，论担的挑回家。

    ……

    胡村人春花就靠丝茶。正月里来分春牛图，又便是蚕猫图，都木版印出，家家贴一张在正房间墙壁上。还有绰灶王的人来，到每家灶君菩萨前舞一回，分下蚕花供养，得米一碗而去，蚕花是纸剪出缠在像香棒的细竹条上，形状好像稻花，分黄绿白红四种，都是极正的正色，我小时非常喜爱，问母亲要得几枝当宝贝。正月里妇女去庙里烧香，也是求的蚕花。[4]

    这可能是胡兰成写得最好的文字了。写有这等绵密深情文字的人，对家乡情不短意更长，家乡有这等子弟，即便亡命天涯，也应该满足甚且感激了。胡兰成每道自己是荡子，是家乡的荡子，却是个何等样情意绵绵的荡子！</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世乡里（3）

    第一章家世乡里（3）

    家乡对胡兰成还有一宗明显的影响，那就是当地的民间戏曲文化。清末民初，绍兴民间流行的有绍兴大班（也称绍兴乱弹，以后又称绍剧）、莲花落、浙江婺剧，流行最广、也最为嵊县人添光的，就是发源于嵊县的越剧。追根溯源，从嵊县当地的“落地唱”形式发展为越剧的起始，恰是胡兰成出世之年。1906年，嵊县的“落地唱”艺人第一次尝试，搬开台桌，去掉手中简陋的说唱伴奏乐器，演员化装直接在舞台上表演，不料获得了巨大成功。自此，“落地唱”卒成为越剧，逐渐风行于江浙上海等地，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剧种之一。

    胡兰成自小耳濡目染，沉浸于其中，年关庙会上的演出，邻家婚丧喜事的伴唱，还因为胡兰成父亲的喜好擅长，在自己家中吹拉弹唱，使他自小就熟悉了这些剧种和剧目，这是他幼时最早的艺术启蒙，也是他最早得到的知识教育。这些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才子佳人故事，带有中国民间典型的喜怒哀乐和是非观念。有人近年在浙江等地做过专门调查，赞叹这些活跃于底层民间的戏剧戏曲形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名之为“草根文化”，以与精英文化和已制度化了的正统文化相区别。胡兰成推崇“民间”，对家乡地方戏的剧情唱词在自己的著述中顺手拈来，随处运用，这也是他的文章最见精彩的一面。若他有意在此用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国民俗、民间戏曲的研究者。

    可惜，他不是。

    家世三百年

    胡兰成祖先并非嵊县本地人。

    胡家可追溯的祖先胡家太公，明朝末年间贩牛路过此地，不慎失火将附近田里的成熟禾稻全部烧光，无奈只得以牛作赔。本钱既无，无处可去，这位胡家太公就留下来租田地种，不料来年风调雨顺，作物大获丰收，由这先祸后福的转折，他就立意在此安家落户，由此成了嵊县下北乡胡氏家族的开创者。经过三百年的繁衍生息，到胡兰成出生时，胡村[5]已是个有一百五十户人家的大村庄。

    胡村人都姓胡，胡家太公是一百五十户人家的共同祖先，胡家非土生土长本地人，在胡村地界上都存着遗迹。胡村依山傍水，人家四散开分住于几处，分别叫做倪家山、陆家奥、荷花塘、大桥头，前两处显然是以前倪姓、陆姓人家的居处，只是胡氏宗族兴旺后才移居于其他地方的。

    胡家为外乡人无疑，可外乡究竟在何处？至胡兰成父亲这一辈已茫无所知，胡村人只能往上胡乱攀附：“胡姓上代有胡瑗是经师，故堂名用五峰堂，猛将明朝有胡大海，但我不喜他的名字。我喜欢宋朝胡铨，金人以千金购求他弹劾秦桧的奏疏，现在祠堂里有一块匾额‘奏议千金’，即是说的他。此外我爱古乐府羽林郎里的胡姬，但是胡姬不姓胡。”[6]虽是荒唐，却是传统，只不过历史上，胡村人再也找不到其他更显赫的胡姓人物了。

    胡村人真正的发达兴旺，是在胡兰成祖父这一辈，洪秀全太平军起事前后。其时，西方洋人刚开始与中国通商，沿海一带的上海、宁波成为内外交通的大商埠，胡村人的兴旺与中外贸易直接相关，当年西洋和日本需要的丝绸、茶叶和可做油漆、油墨、医药原料的桐油，胡村都有出产，胡村人得地利之便也开风气之先，迅速将营生融入进了对外贸易的渠道。那时候，胡村家家种茶养蚕，许多人家自设油车打桐油，出产经过商家商号的收集转手，输出外洋。整个胡村白墙黑瓦，院落齐整，就是那时植下的根基。</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世乡里（4）

    第一章家世乡里（4）

    胡兰成祖父胡载元，当年称得上村中大户，家里开茶机，雇众多员工加工茶叶，每日账房先生和老师傅的工钱、伙食钱要用到上千文，其时猪肉价只不过一斤二十文。胡村大石桥一丈二尺宽、五丈长，也是胡载元当年带头捐款建造的。

    可惜好年景只维持了十余年，随着丝茶桐油的外销受阻，胡村人主要收入来源减少，逐渐衰败了下来。到胡兰成出生时，胡村有二三十亩地的小地主只剩了两纫，自己有地五六亩、租种七八亩再兼做点生意的也不过两纫，这就算得上殷实之户了，其余人家都是田亩不足、饭米不够的贫苦人家，须靠做短工、贩私盐等才得以维生。逢到节庆和家中婚丧事，多有借债典当的事发生。胡兰成家也不例外，衰败了下来，到胡兰成父亲手里更是破落不堪，胡兰成幼小时，逢过年常见家中来人讨债。胡村几十年即从兴旺发达走到衰败破落，自己家中“富不过三代”，从日用千文到过年被人逼债的经历，在胡兰成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在青年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最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要解开胡村由盛至衰的社会原因。

    胡村衰败的社会原因或许难明，胡家衰败的家庭原因却是易解，因为明明白白就在眼前，是胡兰成的父亲胡秀铭。

    我祖父去世，父亲十八岁当家，家业当即因茶栈倒账赔光，此后一直只靠春夏收购山头茶叶，转卖与他家茶栈，得益可得二百银元，来维持一家。但他不像是个生意人。有时他还爱到地里去种作，亦人家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务农人。他笔下着实文理清顺，但他从没有想到自己或是读书人。他亦为人管事讲事，而不像个乡绅，他击鼓领袖群众，弹三弦吹横笛裂足开胸，但与大户人家败落子弟的品丝弄竹完全两派。广西民歌：“读书不像读书人，好游不像好游人，衫袖恁长裤脚短，你有那条高过人。”[7]

    一般人写自己父亲短处多有忌讳，笔下留情，可如此父亲，胡兰成亦无法曲意维护。

    胡父的为人处世是悖谬的，他不是纨绔子弟，早年家中虽富足，还不足以随意挥霍；却不是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心思没用在农田出产上；他也不像一心奔举业的读书人，科举还未取消前，他从没有做过尝试。他知书识礼，教儿子们写字读书，为他们讲解，却不是按传统而是按自己理解的来讲。他待人热情，谦逊有礼，夫妻之间也是相敬如宾，偶尔争吵以至打架的唯一原因，全为了几个儿子不成材、不向上学好，做父亲的根本不闻不问。胡兰成中学临毕业前，与校方发生冲突，被学校开除。如此大事，胡兰成回到家，父亲也只问了问原因，既不责备儿子也不问罪学校，事情就算了结。可在外面，他却爱管闲事，为人调和纠纷，化解争执，不是喜欢出风头充大佬，也不为得利，纯是热心肠。有一次，他出于好心帮人打一桩银钱官司，打了两年才赢，钱财上核算无甚进出。这家主妇不满意了，说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既是如此结局还不如当初就不打了。胡父忙一场，只落了个没趣。知道事情原委的邻居人家看不过去，看出胡父的真心实意待人，就此与胡父结交，正巧膝下无儿，以后就认了胡兰成为义子。

    胡父细小处仍是悖谬，他深知农桑辛苦，自己也能下田耕作，采桑饲蚕，更精于制茶选茶，可他均不能全心全意对待，对日常柴米油盐浑然无心机，家务事平时只由女人做主，自己出外帮人收茶鉴别茶叶，一去半月一月，家中需钱用或有事，胡母还得差人去找。常时在外，倒不是吃喝玩乐，胡父自奉惟谨，平日仅一袭半旧布长衫，足登布鞋，他只是热心人情交际，可又不善冗谈清谈，与人对面相坐，出语生涩，忍不住时还要呛人，但骂人的秽亵语从不出口。家里状况日益艰难，他有心却无意，逢有人请，立刻带上一班人马赶去凑热闹唱戏，他是绍兴大班、莲花落全会，丝竹琴弦件件拿得起，乐而忘忧。这样的当家人，家业怎能不坏？家中日常门面勉强可撑持，一旦有事只能典当举债，有一笔债直到胡兰成在汪伪政府当官时才了清。</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世乡里（5）

    第一章家世乡里（5）

    胡父五十八岁死于胃溃疡，胡兰成称之为荡子病。他这不是讽刺。胡兰成说胡村人，虽然从兴旺转为败落，可有垢十年工商业经历，胡村人与一意在田上耕耘的农人还是不同，性格上要来得洒脱。这“洒脱”，用在胡父身上很传神，若再进一步，那就是“荡子”了。

    “荡子”，在胡兰成并不是个恶称，而只是行为洒脱、不羁于常事常情的人，或许无益于治家成业，却能与人与社会相宜相悦，江山美人总属情于荡子。他用“荡子”比父，也常用以自比，父亲是荡子，他自己也是荡子，父亲是乡间的荡子，他是社会时代的荡子，在社会上浮沉起伏，虽曾风云一时，最终亡命于海外。父子两人在性情上是一脉相承的。

    胡兰成母亲吴氏，叫什么名字，胡兰成不清常中国传统女名不彰，未出嫁时只有父母师长叫，出嫁后则随丈夫姓氏叫，可做儿子的居然不知道母亲名字倒是少见。长期随祖母生活的侄女青芸知道，曾告诉过他，他仍记不真切，依稀像是叫菊花。吴氏是填房，比丈夫要大一岁。

    我母亲在家着短袄长裤，但出台门到线浣衣必系裙子，在堂前纺棉花亦系裙子，不但对外客，连族中长辈，堂房叔伯经过台门外进来檐头坐坐，她亦奉茶敬尽。她从不轻易到邻家，亦从不道人长短。房族里或亲戚的女眷来，我母亲陪坐说话，惟是清嘉，亦令人不厌。

    ……

    母亲教我：“小人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走路不可油头蚂拐。”因为她自己就是人相极好的。小时我每跟她去线，去桑园茶山，去傅家山下小舅舅家，还伴她去过浦庙。平时只见她在灶间，楼上楼下及堂前走动，现在却陌上多少行人，她走路这样安稳，没有一点夸张，亦只是人与天地为扰，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而她的人则在天地间，与世人莫失莫忘，仙龄永昌。她在家里，是洗出衣裳或饲瓜，稍有一刻空，就自己泡一碗茶吃吃，我在傍嬉戏，见母亲一人坐得这样端正，室中洒落悠闲，只觉有道之世真是可以垂衣裳而治。[8]

    胡兰成对父亲的回忆大略而概要，对母亲的回忆却是细腻而深情，相隔几十年仍异常清晰。他记得被母亲抱在手里看月亮、看星星，母亲指点着月亮星星教他儿歌，唱当地乡间的小曲俗调。母亲教他学念：“月亮婆婆的的拜，拜到明年有世界”，教他念：“世界大，杀只老雄鹅，请请外婆吃，外婆勿要吃，戒橱角头抗抗咚，隔壁婆娘偷偷吃咚哉，嘴巴吃得油罗罗，打得阿唷唷。”

    胡兰成小时候笨拙，不似其他小孩口齿伶俐，应答讨大人欢喜，他是开口不易，应对也拙讷，与小伙伴玩耍常常吃亏，幼时他的头长得特别大，头重脚轻，淘气打架立脚不稳，倒在地上的总是他。平时自己走路，一跑快也会摔跤，额上肿起瘀青块，母亲总是用烧酒黄栀浸湿了纸给他敷贴。

    在家里，他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家境艰难，子女又多，母亲不会娇惯，他也不缠母亲，反能像家乡俗话说的“会替大人手脚”。母亲缝补衣裳、在堂前纳鞋底，他在旁边一边嬉戏一边给母亲递剪刀、穿针线。母亲煮饭上灶，他就到后面帮忙烧火。母亲去河边洗衣，他提篮拿着捣衣杵，得得地走在母亲前面。天好出太阳，门场前晒谷晒菜，母亲叫他照管，他拿着根木棍安安静静地坐在门槛上，见有鸡来就赶开。稍稍大一点，母亲就教他剪桑叶，嘱咐他先把桑叶理齐了再剪，若饲乌毛蚕，桑叶要剪得细，乌毛蚕的嘴巴小。母亲又叫他到线洗白菜，叮嘱要挖开菜叶洗干净。带他上山采茶，母亲叫他仔细，一支采干净再采下一支。母亲教做事，也是教做人，从日常生活小事琐事上教，由自己去领悟。母亲说：“靠教是教不好的。”意思是指，靠教只能一步一趋，人不能事事教，时时教，还得要自己去体会领悟，推及其他。母亲差他到桥头豆腐店买酱油，三文钱半碗，双手端着走，他生怕泼翻，眼睛盯紧碗里，可忍不住一步一荡，到得家门，已泼翻得所剩无几。母亲赶过来接下，笑骂道：“你要眼睛看路，不可望牢碗里。”他事情做得不对，母亲不责备，只是微微地笑，是宽爱也是鼓励，可不管做事做得怎样好，母亲却是从来不夸奖。胡兰成回顾自己做事不因毁誉而扰乱心境，即由此而来。</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世乡里（6）

    第一章家世乡里（6）

    胡兰成年纪小小已懂得家境艰难，体谅母亲当家的苦常前面有几个哥哥，他小时候衣服都是穿剩下来的，袖口长到盖过手指，裤子大到拖及地面，旁边叔叔家小孩比他大一岁，穿一身印花洋布衫裤，他看在眼里，却不羡慕。隔壁人家女儿比他小一岁，家里开豆腐店，有钱买点心吃，还有父母烧香带回的玩具，他什么都没有，他也不吵闹。有一天，胡兰成与小伙伴在桥头玩耍，到了中午小伙伴都回家吃饭去了，他不回家，他知道家中没米，他怕回家让母亲为难。他去线摘了几个莲蓬，用绳穿起，独自在大路上甩着玩。直到母亲来叫他，说家里饭已做好他才跟着回家。饭不是米饭，而是留作种子的蚕豆，他和哥哥弟弟用碗盛来吃。母亲坐在高脚凳上，带着歉意的微笑在一旁安详地看着。

    真难为了家无黍米的当家母亲，也难为小小胡兰成的体谅心意，这件事，以后被张爱玲用作素材，移用到了中篇小说《秧歌》中。小说主要人物金根回忆自己儿时：

    有一天他知道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牵着他妹妹的手，说：“出来玩，金花妹！”金花比他小，一玩就不知道时候。他们在田野里玩了许久。然后他忽然帖他母亲在那里叫唤，“金根！金花！还不回来吃饭！”他非常惊异。他们回到家里，原来她把留着做种子的一点豆子煮了出来。豆子非常好吃。他母亲坐在旁边微笑着，看着他们吃。[9]

    胡兰成的性格中有着“荡子”父亲浓重的影响，胡兰成做事规范许多则从母亲学得，母亲不曾溺爱，也谈不上慈爱，在胡兰成看来，父母亲身上都有着如天地不仁之性情，但母亲的热情有礼待人，母亲的克己，母亲的吃苦忍耐，母亲的敢于担当，令胡兰成感触至深，予他以后的处事为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母亲一辈子不容易，娘家家境不好，来胡家做填房，来照管这一个时时困顿到家中无粮的大家，养活养大一大群儿子，却始终志气不堕。待胡兰成以后在汪伪政府做官有钱时，母亲早已过世。胡兰成倒没有“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感叹，虽然母亲在父亲死后活了十二年。父亲死后，儿子们接替撑持起了家庭。先是胡兰成三哥，三哥死后胡兰成到广西教书，每月往家中寄钱。胡母晚年多病，有胡兰成妻子玉凤和孙女青芸在病榻前侍奉。他自排自解地安慰自己，至少母亲的晚年应该是满足的。

    兄弟们的命运

    胡兰成父亲先后娶过两位妻子，前妻宓氏生有二子，胡兰成大哥积润和二哥积忠。宓氏亡故，吴氏填房，又生有五子，胡兰成总共兄弟七个，他排名第六。

    大哥积润，是个败家子，败的不只是胡家，也败了他自己的小家。他整天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哪儿有热闹奔哪儿去，村里人称“风水尾巴”。他娶亲结婚后，夫妻两人时常争吵，胡父本不是个管事的人，胡母则评判两个人都不好。胡兰成懂事时，大嫂还在家，对他甚是疼爱，母亲忙里忙外，经常照应他的是大嫂。想不到大哥赌博发急，最后居然把老婆给输掉，小家庭就此完结，父亲将其赶出了家门。父亲过世以后，这位大哥还算想到家中，长兄当父地回家撑持门面维持了三年，可又弄出了不少是非。

    二哥积忠，出外当兵，年纪轻轻就死在了福建。这位同父异母兄弟，胡兰成只在其回家时见过一面。</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世乡里（7）

    第一章家世乡里（7）

    三哥积义，是胡兰成兄弟中第一个在外面世界混出点名堂的人。积义还未成年就被送到绍兴城里蜡烛店里做学徒，三年后满师学成手艺，他却进了绍兴讲武堂，出来后到军营先做庶务长后升排长，在绍兴娶亲成家。父亲在世时，他时常往家中寄钱贴补，父亲过世后，胡家就主要靠他来支撑。不幸的是，父亲去世后仅仅一年，三哥也就病死。好在此时胡兰成已往广西教书，有稳定的收入，每月能给母亲寄钱，将三哥撂下的担子接续挑下去。三哥不仅对胡家有大奉献，也是胡兰成在绍兴求学时的依靠。胡兰成在绍兴读书一年多，食宿在三哥家，天寒地暖，加衣置帐等等，都由这位同胞哥哥和嫂子照应。

    三哥的女儿青芸，是三哥前妻所生，父亲死后即来胡家依祖母叔婶生活，她幼年先失母后失怙，在艰困环境中，却出落成一个懂事能干的女子。这位侄女对胡家、特别对胡兰成可说是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胡家男儿虽多，却不是早年夭折，就是常年在外，平日在家中撑持家门的就是三个女性，祖母、婶子和她。胡兰成妻子死时，她在旁边受托，照顾抚养胡兰成子女，祖母死去，也是她守在身边送终。事实上，自此之后胡家门面也就由她在维持。直到胡兰成参加汪伪政府后，才将她接到上海，她带着胡兰成几次婚姻遗下的子女独立门户，实际上成了胡兰成所有子女的继母。以后胡兰成逃出大陆亡命海外，自此天地永隔，是她带大了胡兰成的子女。除去父母，胡兰成在近亲中唯与这位侄女青芸[10]感情最深，胡兰成感念父母，也深深感念这一位侄女。

    四哥梦生，是胡家兄弟中最身长力大的，可却是不成材。胡兰成母亲最恼他，心里也是最爱他，因爱而盼其盼其持家，盼而落空故而才转为恼。四哥小时不肯读书，经常逃学，硬捉到私塾中，嘴巴闭得紧紧不肯开口。既学书不成学其他，他是样样全能，什么都是一学就会，乐器拿上手就吹拉，绍兴戏是本本能串，田里的活计也无人能及，他却不愿从田里讨生活，又去学木匠，只一年工夫八仙桌水车都能打出，可他不肯等到三年满师即飘然而去。他去赌博，去做生意，拿了上家的钱不办货买了新鲜衣服出风头，别人讨钱讨到家里，他却在城里逍遥自在，穿着纺绸长衫充阔佬，衔着美丽牌香烟打麻将。胡母又气又急，赶来赶去要打他，还让人把他抓到祠堂里用族规治他，终究是治不了。在家乡难以存身，四哥最后飘落到嘉兴，不几年真的创下了家产，有田十亩，还开了家花轿店，大小老婆俱全，日常鼓乐酒食，逍遥自在。四哥也是个荡子，但按胡兰成标准，四哥只是个有荡子才而无荡子德的人。

    五哥怀生，为人优柔懦弱，在家常受四哥欺负。十五岁到豆腐店学徒，被店主店妇虐待，手脚冻疮生得肿烂，动弹不得，被母亲带回家中，三个月才痊愈。以后他在村里开小店，又被大哥四哥两个游手好闲的人给白吃白拿，弄得生生倒闭。五哥再到绍兴城里依靠三哥开木行，也不成功。最后无奈出去当兵，不久就病死在了宁波军营里。父亲去将他的灵柩运回，母亲接到死讯时，对天遥祭，大哭一场。这是胡家第二个出外当兵、死在军营里的儿子。

    胡兰成唯一的弟弟，胡家最小的儿子周有，是个忠厚可靠也有主意的人，原本可指望他留在家中撑持门户，却在胡兰成娶亲后第三年，十八岁上夭折了。其时胡兰成不在，还是妻子玉凤为他哭泣尽礼。</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世乡里（8）

    第一章家世乡里（8）

    胡家真是不幸。一门兄弟七人，到最后七零八落，一个早死，三个未及成家即夭折，两个游手好闲的子。等到妻子病死，胡兰成远去广西教书，家中唯剩下胡母、青芸和胡兰成两个尚幼小的儿女。眼看着自己兄弟的，病死的病死，所有兄弟中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而自己为谋生远去南国。无疑，这一切家庭的不幸和变故，给他那天地不仁的性情和叛逆性格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注释

    [1]马一浮（1883-1967），学者，诗人，书法家，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等，浙江绍兴人。早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后赴德国、西班牙、日本学习，参与辛亥革命，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哲学、文学、佛学，工诗词，精于书法，先后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39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自任院长兼主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为第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著述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着》《蠲戏斋诗编年集》《避寇集》等。杭州西湖蒋氏山庄现建有“马一浮纪念馆”。

    [2]王金发（1883-1915），浙江嵊县人，辛亥革命前为嵊县当地会党首领，以后加入光复会，武昌起义后在杭州组织敢死队，率部光复绍兴，任绍兴军政府都督。二次革命参加讨袁，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亡走日本，1915年5月回杭州被浙江都督朱瑞逮捕，杀害于浙江陆军监狱。王的生平事迹，鲁迅、周作人文章多有提及。

    [3]马寅初(1882-1982)，经济学家，浙江嵊县人。早年留学美国，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等校任教授，并担任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等职。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为此受到批判。“文革”后恢复名誉，其人口控制见解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4]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陌上桑》。

    [5]本章初稿在网上论坛《张迷客厅》及《胡兰成吧》发布后，有网友在其后发帖称：“并非是胡家太公贩牛至胡村的，传说胡家太公是从北方充军至嵊县北乡的，贩牛的太公是胡村分出来后来定居的嵊县另一处胡姓村的祖先。”另有网名“yoyohu”者（不知是否与上帖网友为同一人）发帖称：“胡兰成的大致传承（因是村里的老人口述，毕灵太公以前的并不一定准确，文字上可能亦不准确）：白酒太公——大太公——清明太公—∠灵太公——强岳太公——联三太公——载元——秀铭——蕊生。载元为联三的填房所生，排行老三。另白酒太公并非如胡兰成所说的贩牛至胡村此地，贩牛的是荷花塘的上代太公之一，因贩牛途中抽旱烟，点烟的纸将干枯的稻秧给烧着了……并因此定居在他处，现已发展为一较大的胡姓村，人口较胡村多。”一并录以参考。

    [6]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桃花》。

    [7]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桐阴委羽》。

    [8]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胡门吴氏》。

    [9]引自张爱玲《秧歌》第10章。

    [10]青芸（胡春雨）与胡兰成一家的关系，还可参看美国华裔作家李黎近年对其的采访记和胡宁生文《有关父亲胡兰成》，网上论坛“张迷客厅”或“胡兰成吧”。</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1）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1）

    绍兴好去处

    胡兰成七八岁，入村上小学堂读书。

    胡父知书识礼，自己在家也教胡兰成写字，给他讲文章，让他早起练字，要求笔划平直，结体方正，讲文章却是正经文章讲，闲杂文章也讲。胡父不是正途秀才出身，谈不上怎样的学问，教教小孩子写字识字有余，可讲文章却是不得法，于是讲得正书如闲书，闲书如正书。父亲不曾教胡兰成音律，也不教他丝竹琴弦和地方戏，这是他喜好且擅长的，可他不愿教自己的儿子，以此作为正经事来学他认为是玩物丧志。

    胡兰成十三岁那年，当地芝山小学举行会试，方圆十里内小学和私塾各选拔四五个学生去应试。胡兰成被胡村小学堂选出，坐着轿子去参赛。他还是初次见识这样的场面，只觉得样样新鲜，人人开通明达，看看自己穿得一身土气真是自惭形秽。考完回来，小学堂老师问起，同去的三个同学答得头头是道，只有他口讷无语，想是无望了。可结果发榜，胡兰成考得最出色，奖到一部《史记菁华录》[1]，还有奖金四角银毫，另三个同学却只得一支铅笔或一锭墨。

    胡兰成读书聪颖，尚须培植。小学堂只是村里自设的学堂，类似于私塾，还谈不上正规的现代教育。家教，显然也不能指望。可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就要花费，家里的穷困状况是无法承担的。胡兰成的所有兄弟都不曾像样读过书，都是早早地出外学徒、当兵，若不读书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胡兰成即便聪颖，也只能走兄弟们的老路，其归宿也就不会与其兄弟相差多少了。

    好在此前胡兰成已认了上虞俞傅村的义父，此时已开始得到义父的资助，胡兰成参加芝山小学会试，身上穿的就是义母做的衣衫。此后胡兰成入高小以及其后的四五年中学教育，完全靠了义父母的资助才得以完成。

    就在会试那年夏天，胡兰成考进绍兴第五师范学校附属高小，二年级班。

    这是胡兰成第一次离家外出。农村孩子初到城里，怕生露怯，同学大多是城里人，胡兰成常常受到欺侮。高小毕业后进绍兴第五中学，情况仍是如此。同学中虽然也有不少绍兴周边农村来的学生，有诸暨、新昌、义乌、永康等地来的，可他们身高力强，城里同学开口轻薄，他们嘴上说不过就动手，城里同学就不敢再欺侮。可胡兰成身小力单，只能采取另一种行径，能避则避，能让就让，有争执也绝不与人动手打架，只一门心思读自己的书。

    绍兴第五中学，胡兰成只读了一个学期，学生闹风潮，第二学期仍不罢休，学校迟迟开不了课。其时正“五四运动”之后，学生处于民众注目的风头之际，无论大事小事动辄罢课闹事，各地学潮此起彼伏，风气所及直到穷乡僻壤。胡兰成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学生，他既没参加学生闹事，甚至连闹事缘由也不曾关心。学校久久不开课，他也就收拾收拾行李自己回了家。

    在绍兴求学两年，胡兰成开了眼界，认识了家乡以外的世界。经济上有义父的保证，平日吃住在三哥家，生活上心理上有依托和照顾，使他能一意读书。可能是他常受城里同学欺负的缘故，他对绍兴人不太有好感，读书之闲他就在绍兴城里城外到处看风景。绍兴的名胜古迹他少游，在绍兴近两年，连城里的禹陵和名闻天下的王羲之的兰亭都不曾去过。他喜爱的还是与农村生活有关联的去处。他常去水偏门，那里四乡各地来往的船只密集，米市鱼市交易热闹，人声鼎沸，四周田畴伸展，城郭山川尽在眼前。</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2）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2）

    另有一处他常去流连的地方，就是三哥的兵营。三哥在兵营先任准尉庶务长，以后又任排长，在兵营中是个上下逢源的人物。大兵们多是农村子弟，比胡兰成大不了几岁，军中无事，做学生的兄弟去玩，自是大受欢迎。对胡兰成而言，自己的二哥三哥五哥都是当兵的，这些大兵熟稔得就如自己的兄长，比那些喜欢欺侮农村子弟的城里同学要亲切得多。

    在兵营中，他与一等兵熊俊最要好。熊俊是绍兴府新昌县人，当兵前也读过中学，是年熊俊十八岁，大胡兰成四岁，两人常在一起玩，熊还教胡兰成学英语。可熊不安于兵营，不久就当了逃兵，离开了兵营。两年以后，胡兰成在杭州中学读书，一天熊俊忽然找来，穿着件青灰布长衫，形容落拓，说想去上海找出路，苦于没有路费，胡兰成忙把自己一学期的零用钱两块银洋取出，送他上了路。这一别，直到二十年后，两人才在上海巧遇，熊俊已改名熊剑东，已是周佛海手下的一个实力派人物。此是后话。

    胡兰成还帮助过一个大兵汪如渊。汪也是新昌人，在兵营当下士，熊俊当了逃兵离盔营后，胡兰成只与他最要好。一日，胡兰成到兵营，只见汪一人在操场上发呆想心事，便问他有什么事，汪告之妻子病故，他一则伤心二则为家里办丧事发愁，他的饷银不够办丧事用，胡兰成忙说自己有，将未交的学费交给汪。汪如渊顾虑，胡只是个中学生，胡兰成却非常坚决，一定要汪拿去。汪想了一下，脱下手上的银挂表塞给胡兰成，对他说，万一家里问起，如此也可有个交代。二十年后，胡兰成再遇熊剑东时，曾打听汪的下落，得知汪在浙西南处州地区当师长。此时处州是抗战区，与他们不是一个阵营，话自然到此为止。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逃亡浙江东躲西藏，路过丽水时曾动念去找汪托庇，可一打听，汪已调防，只得继续自己的逃亡之路。

    杭州蕙兰

    杭州，浙江省省会，也是得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大城市，有著名的浙江第一师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为浙江人的刘大白[2]、陈望道[3]、夏丏尊[4]等人都在此任教，“五四运动”自北京发起，杭州是最先响应的城市之一。

    两年前，也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胡兰成跟父亲来过杭州。父亲领他到绍兴入高小，为让他增加点见识，顺便带他往杭州。父子两人落脚在一亲戚家，亲戚在杭州电灯公司当工人，曾领他们到车间去看发电机，马达转动的隆隆声震耳欲聋，令胡兰成骇然。亲戚还陪他们去大百货店观光，商店内灯光如水晶般闪耀，身穿旗袍、头戴丝绒帽的售货小姐，脸白如霜，襟边水钻饰品闪烁，使他惊艳。晚饭后亲戚又请他们去看戏，演的是京戏“孙悟空大闹天宫”，京戏的行头做派与乡里农村俗陋的地方戏大为不同，繁密的锣鼓点和演员的锦衣绣帽给他以强烈的刺激。可那时的胡兰成，只是个初次见识大城市面貌的乡下孩子，感受和领略现代新文化风尚，还是在他到杭州读书以后的事。

    胡兰成此番来杭州读书，不是父亲陪同，而是由表哥吴雪帆带来的，他考进了杭州蕙兰中学。

    蕙兰中学是教会中学，也是杭州和浙江的名校。著名文学家、诗人郁达夫曾在该校读过一年。郁达夫原在之江大学预科就读，半年后因参加学生闹事被校方开除，其后转入蕙兰中学，第二年，1913年9月才随长兄郁华赴日留学。另外，著名教右陈鹤琴、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唐云以及著名翻译家、莎士比亚专家裘克安等人都曾先后在该校就读。目前在台湾的蕙兰毕业生不少，成立有“杭州蕙兰中学台湾校友联谊会”。</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3）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3）

    初入蕙兰，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在礼拜堂欢迎新同学，大家弹琴唱歌唱赞美诗，还分糖果，这种宗教的“兄弟爱”，胡兰成却是完全不习惯，在中学整整四年，每逢做礼拜，他总是能躲则躲，直到离开中学，他最终还是没有信教入教。农家子弟的务实性格，国内各地各系军阀混战的局面，农村日渐凋敝的现实，再加上自“五四”以后在青年人中弥漫开来的革命反叛的风气，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基督教教义教规显得遥远而虚空，从农村走出的少年胡兰成是不可能亲近它的。

    胡兰成在蕙兰的四年中学生活是充实的，他不入教会，也不参加其他团体的活动，将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习字上。单是练字，他就拜师学过魏碑、隶、篆、章草多种，持续了好几年。那时中学教育制度自由松弛，功课既不多，考试也不当真，同学各行其道，也没有明确的现实功利的读书目标，学校所提供的读书条件，使胡兰成能在课余纵情泛览，徜徉在知识的长河里。更重要的是，彼时的风气已开，他不喜绍兴，一个原因就是绍兴的泥土气太重，仍旧闭塞，只使人感到一个旧时代在死去，令人起怀旧吊古之兴。相比较，省城杭州确是一派清鲜新气象，社会上学校中洋溢着新思想、新文化、新时尚，这对于敏锐易感的年轻心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那时的青年喜欢西洋的科学与文学，而又喜欢“子夜歌”“竹枝词”与《红楼梦》。他们敬重哥白尼与达尔文，又佩服华盛顿与林肯，但因欢喜的东西太多，变得都只是好意，他们喜爱西洋，是爱的希腊精神，没有时间观念的。他们不大读历史，亦并不把西洋东西与中国的作有系统的比较。他们嘴里说不满意中国，但是他们喜爱中国的日月山川，又敬重中国女子。他们更不去追究西洋最好的一面原来亦拖有阴影。他们看东西能够没有选择，好像雪霁日出，泥泞亦有清洁的感觉。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校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5]

    中学四年，胡兰成究竟读了哪些书，哪些书对他产生了影响，他虽然没有具体道及，但时代风尚所在，他与一般青年学生不会有怎样的不同。他可能读得更为专心，用力更勤，以后他笔下的汪洋恣肆，旁及中外古今，这四年中学应是他打下最初根基之时。须知，中学是胡兰成的最高学历，离开中学后，他就直接走入了社会。他所有接受的学校教育，就结束在杭州的蕙兰。

    读书之余，他也留恋杭州风景，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去西哼走走，他无闲钱，如一般游人那样喝茶、吃点心、买花烧香等等，这类花钱的事他从来不干，他只是赏玩西湖岸边的湖光水色。他还喜爱在城里的街上漫步，他喜欢杭州城里的富贵荣华，喜欢巷陌人家的日常生活，“我爱杭州的紫气红尘，浣纱路河畔洗衣的女子，我走过总要看看，只觉这里的杨柳才真是杨柳”[6]。在绍兴读书时，他只和大兵结交，在蕙兰，他有了广泛的同学关系，走进了许多杭州的有钱人家。从来同学关系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胡兰成的蕙兰中学同学，于他以后的人生有着重要的关联，他失业时的寄食、去广西教书的引介以及抗战后亡命时的藏身之地，都得之于蕙兰同学的相助。</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4）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4）

    在杭州四年，胡兰成还有一项重要的交游，那就是与新文学社团“湖畔诗社”搭上了关系。

    “湖畔诗社”1922年3月成立于杭州，成员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魏金枝、谢旦如（澹如）、楼建南（适夷）等都是浙江人，诗社的推动创立者、核心人物是应修人[7]。应修人是慈溪人，早年在上海钱庄做学徒，二十岁担任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主任，1920年5月发起创办了“上海通信图书馆”。应热心写诗，早期写旧体诗，“五四”以后改写新诗，曾在《少年中国》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应修人先与汪静之通信，次年（1922年）3月底往杭州，经汪介绍结识冯雪峰和潘漠华。在应修人倡议下，四人组成了“湖畔诗社”，四人诗合集《湖畔》不久由应修人在上海自费出版，是为“新诗坛第五本新诗集”，四人由此得“湖畔诗人”之称。以后又出版了汪静之的《蕙的风》《寂寞的国》等，另出版过两期文学月刊《支那二月》。

    在湖畔诗人中，胡兰成只见过汪静之。汪静之其时是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生，与胡的表哥吴雪帆是同学。胡兰成称应修人是吴雪帆的朋友，这不太可能，应修人早年到上海，自此即在上海生活，“湖畔诗社”从四人见面相识到组成，再到出版四人诗集，整个过程中，应修人只到过杭州一星期；若说是朋友，那至多只是经汪静之介绍，见过一两面的泛泛之交。胡兰成小吴雪帆几岁，可这几岁的间隔恰是少年和青年的差别，当吴雪帆与汪静之等时尚青年一起议论风生时，胡兰成只能在一边聆听，没有开口的份。“湖畔诗人”以清新自由的爱情诗风行一时，胡兰成没见过应修人，应修人的爱情诗却是他熟读的，许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应修人一首诗的前两句：

    腊梅花儿娇，

    妻的心事我知道。

    胡兰成读他们的诗，也留意他们的行，这一辈“五四”新青年的豪放的言谈，他们追求自由反抗社会习俗特别是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大胆行为，震撼了他少年敏感的心灵。表哥的两个同学脱离家庭以追求自由婚恋的出格脱俗的行为，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中。

    一个是义乌人刘朝阳，刘为反对旧式婚姻毅然脱离了富裕家庭，去厦门大学读数学天文，读书不要家里钱，自己读一年书，停学半年出来教书挣学费，然后再读书。他在杭州有个恋人，年年从厦门赶去杭州相会。刘来杭州住在小旅馆，房里只有简陋的桌椅板凳和被褥，桌上置一部《庄子》自读，一堆新上市的枇杷待人。最后，他和恋人说到婚姻，恋人提出了条件，问他婚后生活的保障，刘生气了，当场即和她分手。刘朝阳以后做了齐鲁大学教授，是中国有名的天文学家。

    另一个崔真吾，也为反对家里的包办婚姻而脱离了家庭。崔也到厦门大学读书，鲁迅到厦大，曾追随鲁迅，之后又跟鲁迅在上海办杂志。崔也有个自己恋上的爱人，可惜这位女子已与他人订婚，无法退婚，最后还是嫁了人。他为此不愿再结婚，女的为他痛惜，他也仍礼敬对方。女子从广州回宁波，他千里迢迢伴送，给帅着小孩一路照应，还约定每年在马樱花开时到她夫家的村子里看望。

    对胡兰成更切近的事例是表哥吴雪帆。

    吴雪帆决意解除父母定下的婚约。他父亲很生气，无面目向女方退亲，他就自己跑去女方家，和其长辈当面说明，说通了女方家长辈，他又去找女子当面说。两人在楼上女子房里说了半天，大家都以为两人重新和好、依约如旧了，听吴雪帆还要送女子去读书，忙欢喜应承。他们不知道，吴雪帆婚仍是要退的，退婚不是嫌憎女方，却是为尊重双方的感情，送她去读书，只为使女方能有知识，思想开通。吴雪帆送女子进了嘉兴妇女补习学校，每逢寒暑假吴亲自接送她来回，上船坐车住旅馆，处处照顾她，家里人见两人之间信来信往结伴同进同出，大为惊喜，以为退婚的事已经过去。如此两年，女的终于毕业，吴雪帆又来送她回家。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离家只剩五里路时，两人在江边麦田塍上坐一会儿，女子忽然就流下泪来，她是理解吴的，“知君用心如日月”。到家后，她就向母亲取了庚帖还给了吴雪帆。其后男婚女嫁，各自成家。抗战时期吴雪帆死在严州，灵柩运回故里，女子去祭拜，祭毕和吴雪帆夫人分宾相见，又看了孩子，坐一回才上轿走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5）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5）

    这样的爱情，境界已高出了许多，其中不乏情爱仁义，更加入了新时代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等新思想新观念。“五四”以后的风气所及，孕育了如此青年如此作为。

    胡兰成就是在惊异仰慕“新青年”的新兴时尚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逐渐从一个孩子走向了成熟。

    胡兰成读了四年中学，中学却没能毕业，就在举行毕业考试前夕，他被学校开除了。

    事情的起因是校刊上的一则稿迹其时，胡兰成担任校刊的英文总编辑，校刊上的“校闻”栏目上有一则投稿，记述一位担任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同学由于账目不清而被罢免的事。校刊顾问是学校的教务主任方同源，方看了稿子，认为这有损教会的名誉，不可登。胡兰成据理说明，方当时不再言语，他以为方已默认。不料，稿子刊出后，方同源立刻将他叫去斥骂，胡兰成不服，当即争执起来。方同源大怒，跑到校长那里告状，并以辞职相要挟。学校维护教务主任，就这样，胡兰成在临毕业前夕被蕙兰开除了。

    如果胡兰成不以是非为重，既有教务主任不满于前，干脆不刊稿件，事情根本就不会产生。如果事后胡兰成不少年气盛，不与方争执，或是讲软话道歉，方也许就不会闹到校长那里，他也不至于被开除。无奈此时的胡兰成，已不复是四年前的那个老实软弱的农村少年，他已受了“五四”青年自由科学民主正义之风的熏染，事情是偶然的，可他的观念态度已定，他不可能再回头，面对不公和压迫，他只能走到这样的结局。这是胡兰生道路上的第一个挫折、第一次磳磴，不能不对他以后的人生投下浓重的阴影。他以后无论是投身政治或男女选择，总不得善终，像是在反复上演中学毕业的这一幕。

    被学校开除后，胡兰成感到无颜见父母，他不敢回家，在杭州盘桓了好一段时间，直到家里知晓此事，父亲写信来叫他回去，他才离开杭州返家，就此结束了他的中学生活，也永远结束了他的学校教育。

    注释

    [1]《史记菁华录》，[汉]司马迁《史记》选评本，为康熙年间姚苎田（祖恩）选评，姚对《史记》“抽挹精华，批导窾郄”，选择其中《本纪》《世家》《列传》若干篇加以评点成书，是一部较有影响的《史记》选本。

    [2]刘大白（1880-1932），诗人，名靖裔，字大白，别号白屋，浙江绍兴人。“五四运动”前开始写白话诗，为新诗倡导者之一，诗作感情浓烈，语言明快有力，具有鲜明的乡土色彩。曾任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后任浙江大学秘书长、教涌常任次长等职。出版有诗集《旧梦》《邮吻》及《旧诗新话》《白屋说诗》《中国文学史》等著作。

    [3]陈望道（1890-1977），语文学家，教右，浙江义乌人，1920年担任《新青年》编辑，同年翻译《宣言》，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曾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1960年起任《辞海》主编。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开拓者和奠基人，所著《修辞学发凡》出版于1932年，对汉语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概括。

    [4]夏丐尊（1886-1946），文学家，字勉旃，号闷庵，后改名丐尊，浙江上虞人。1908年任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教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革新语文教育，1920年到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并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创办《中学生》杂志，1937年创办《月报》杂志，并担任《救亡日报》编委。著有《现代世界文学大纲》《夏丐尊文集》等。

    [5]引自胡兰成《山河岁月?五四运动》。

    [6]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展开牡丹》。

    [7]应修人（1900-1933)，现代诗人，笔名丁九、丁休人，浙江慈溪人。十四岁往上海钱庄学徒，利用工余自学。“五四运动”时，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开始在《少年中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诗作，次年任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主任，并发起组织上海通信图书馆，倡导青年读书运动。1922年4月赴杭州，与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等结成湖畔诗社，合出新诗集《湖畔》《春的歌集》。“五卅运动”中加入青年团，任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国。次年入黄埔军校，任中尉会计。1927年7月赴苏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加入“左联”，任江苏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次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虹口牺牲。诗作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著有《金宝塔银宝朔《修人集》等。</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彷徨北上（1）

    第三章彷徨北上（1）

    父丧后的婚礼

    胡兰成十八岁订婚，那年他还在蕙兰中学读三年级。家里给他说的对象，是离胡村五十里地的唐溪唐济仙的女儿，名叫玉凤。唐济仙是乡里郎中，人称三先生。

    胡兰成为何不自由恋爱、自己选择对象？他所向往的表哥吴雪帆一辈人、“湖畔诗人”都是眼前身边的榜样，他们几乎都是自由恋爱，为反对包办婚姻甚至不惜与父母闹翻，脱离家庭，何况胡兰成还未订婚，本没有这个负担。

    胡兰成何尝不想如此？只是没有遇见合适的对象和机会，更主要的还是家庭背景。胡家此时几至一贫如洗，全仗义父母资助，他才得以读书求学。无论胡兰成怎样向往现代青年的自由恋爱，贫苦农家出身的他，不可能有富家子弟的胆气、潇洒和自由，肉身如此，精神也罢。富家子弟即便脱离家庭，不靠家庭自食其力，他们有着自信和底气，心理上对家庭也没有牵扯，家里无须他们承担，哪怕最后山穷水尽，只要回头认个错还是能走进家门的。胡兰成是不可比拟的，家里如此多弟兄，好不容易出了个读书人，用的又是他人的钱，众人企盼着他成家立业，撑持胡家门风。艰难的经历和众人期望的负载，容不得他有多少自由的。再说，像他这样一个农家出身的学生，在杭州城里又能得到多少女性青睐呢？如胡兰成这样的性情，他不会没试过，可能多少碰了壁，消减了他的青年血性和无限幻想，于是，家里既然操持，他也就顺从了。

    两年后，胡兰成二十岁，胡家正式迎娶。

    胡家的状况已更为不堪，父亲久病不起，终于在婚事一个月前去世。按照乡里规矩，刚有过丧事，是不能接着办喜事的，父亲明白家中办事不易，为此耽搁又要费钱，临死前留下遗愿婚事如期照办。这样一月过后，胡家除旧布新，一家人也转哀为喜，接着丧事又热热闹闹办起了喜事。

    花轿将新娘抬到了家里，胡兰成见了新娘，却是不喜欢。

    妻子玉凤不嫌胡家贫寒，认定丈夫是读书人，必定会有出头之日，自己不识字，只是尽心意地烧茶煮饭，善待丈夫婆婆，有时洗好碗盏，走过读书的丈夫前略站一站，脸上笑眯眯，甚是满意。可胡兰成不满意妻子，首先是容貌，玉凤生就一副胖乎乎的圆脸，与他心爱的杭州女学生清纯模样相差太远。胡兰成对玉凤的行事态度也不贷，玉凤没进过学校不认字，人又老实木讷，不会有城市少女般的风情，也不似旧戏里的小姐或俏丫鬟，他看玉凤绣花也不精，唱歌也不会，硬要她唱，不得已唱了一支，却是“小白菜，嫩蔼蔼，丈夫出门到上海，洋钿十块十块带进来”，再俗气不过的歌。逢到胡兰成生气，她只会愣住，不晓得说好话，他发发狠，几次欺负她说重话伤她的心，她也只会躲到一边抹眼泪。虽是新婚，玉凤实不能拴住他的心。婚后尚未满半年，翌年三月，他即离家出外谋职。

    胡兰成此去仍是杭州，是应杭州邮电局之招去做邮务生。这在他是完全没想到的，邮务生还是他在蕙兰读二年级时为留后路去考的，考取了，当时读书不能去，想不到事过两三年，邮局还为他保留着职位。邮务生月薪三十五元，相当于他在胡村小学堂教书半年的薪水。接得通知后他立即动身，母亲、玉凤都为他欢喜。可惜，这个好差事，他只干了三个月。</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彷徨北上（2）

    第三章彷徨北上（2）

    胡兰成到职，被分配在城站邮局上班，他每月寄二十五元回家，余下的节俭自用。可他对职业很快就感到了厌烦，不在于工作的单调，而是邮局里的环境气氛。邮局在那时代是铁饭碗，因此每个职员都勤谨小心，不求出色但求无过，只要熬到年头就可加薪，还有一笔不菲的养老金。他却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辛劳仅仅只为这些未免志气太短。他也看不惯邮局的势利，杭州邮局那时由外国人经管，职员自恃矜持，对一般顾客很是傲慢，同事之间也是冷淡无人情，上下级界限更是严格不敢逾越。有个管卖邮票的老职员，已是五十多岁人，在局里年岁最长，二十年来薪水从最初二十元已加到一百一十元，他再做满五年即可享受终身养老金了。一日，有人在窗前买邮票，先买了三分的，后又要求换成一分的，老职员就给换了。不料局长在一旁看见，冷着脸道：“你懂得章程吗？”他即刻垂手起立答道：“是！”局长不罢休，把他叫到局长办公桌前责骂，他只垂手躬身唯唯点头称是。胡兰成见他如此屈辱，真为他感到难受。

    不久就轮到他自己了。一天，有人为集邮，拿着邮票来请邮局盖戳，胡兰成就给盖了，正逢局长巡查看见，申斥了他一通，说不可以随便盖。第二天，偏巧有个英国女人也拿着邮票来要求盖戳，胡兰成当即拒绝。局长在一旁看见了，却立刻趋身上前，谄媚地与其攀谈，伸手从窗洞外接过了她的集邮册，递给胡兰成为她盖戳，胡兰成只管做自己的事不加理会，局长无奈只得自己亲手盖了。局长笑脸送走那英国女人，转过身来就狠狠对他唾骂了一声，见他不服，又把他叫到办公桌前责骂，越骂越大声，各种粗话都骂出了口。胡兰成更是不服，终于耐不住性情，拿出当年与中学教务主任的劲头与之争辩。结果，他当场被开除了。

    这是他在杭州第二次被人开除。前后三个月，他又折返走上了回胡村的路。

    北上燕京

    1926年8月，胡兰成出门往北京。

    胡兰成被邮局开除，回家里待了两个月。他不愿再回胡村小学堂去做孩儿王教书，可又无其他事可做。一天，他忽然想起，两个中学同学于瑞人和赵泉澄已到北京燕京大学读书，自己何不也前往一试呢？于是立刻准备出门。

    此时家里已山穷水尽，无法凑出路上盘缠给他。巧的是，村上有人以为他要去杭州，托他带两块钱到杭州城里买旱烟，他正好拿来做路费到了杭州。他找到杭州中学同学家借得十六元，买了烟寄回村里，自己再往上海。到了上海他又如法炮制一番，到同学家借得四十元，然后一路看着地图，换坐了几次火车，渡长江过黄河，一路望着沿途风景，就这样赤手空拳到了北京。

    胡兰成找到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同学，由他们介绍到燕大副校长办公室抄写文书，每日工作三小时，其余时间任他自由安排。燕大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办的教会学校，胡兰成中英文都不差，且中学读的也是教会学校，能被录用不奇怪，抄写文书只是一般文员，不算是燕大学生。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逃匿在温州，与夏承焘[1]等人交游时曾向夏说，自己曾肄业北京大学。这是胡兰成的虚荣假冒。他以北大替代燕大，这还没多少出入，说肄业差别就大了，肄业生不管什么情况下离校，也不管上学多少时间，但与随便听课的有一个最大差别，就是肄业生都是经由正式考试进入大学的。</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彷徨北上（3）

    第三章彷徨北上（3）

    胡兰成为何不再考大学呢？何况此时他已在大学中，有近水楼台之便？

    胡兰成写过数百万字著述，自传体作品长达六七十万字，可这一件事他始终没提起过。他为何不再继续学业考大学？是因为他被学校开除，没有中学毕业证书，无资格考？可当时中学没毕业上大学的人多的是。或是他考过，而且从时间上来看，考了不止一次，只是没考取？看来，更可能是后者。至于上大学的供应，义父尽管去世，义母仍会继续的，他成婚后义母刚给了他一份田产呢。所以，胡兰成进过大学，在燕大一年，却不算学生，他的学历仍只是中学，而且中学也不曾毕业。以后他曾不无自豪自傲地宣称，自己在社会上做事，是既无学历，亦无同学援引，而且学无师承，可说是自学成才，自我奋斗才出头的。自我奋斗、自学成才那是不错的，同学援引多少还是有的，他没有大学学历，没有中学毕业证书，那也是确实的。

    胡兰成每天工作三小时，其余时间就到燕大校园内各处教室去自由旁听，他没有目的，也无特殊的学业兴趣，只是随意选课听，因此而见到过许多名人，如周作人，如历史学教授陈垣[2]。他检讨在燕大一年的成果，觉得自己“在燕大没有学到一点东西，却只是感受了学问的朝气，不是学问的结果，而是学问之始”[3]。也就是说，他在燕大这一年，不曾学到什么具体知识学问，只是使他接触了各种新思想新学说，了解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基本面貌，懂得了一点做学问的基本道理而已。

    北京旧都，历代皇城所在，胡兰成工余课余时间也去各处踏访，他去过圆明园废址，游过颐和园，旅行南口，登长城，访了明十三陵，城内的，他星期日常去的是东安市场、前门和紫禁城，后者只是在门外走走，里面没有去过，故宫当时的门票要五元，他舍不得。北京是京戏名角荟萃之地，他也只看过一次梅兰芳。他更热心的还是现实政治。

    1926年，是中国革命的期，自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和合作，在南方组织了革命政府，广州成为革命的中心。广东国民政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后，两广实现了统一。随后，南方政府组成了国民革命军，7月9日正式誓师北伐，目标直指盘踞在中原的吴佩孚、东南沿海的孙传芳和北京的张作霖。革命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北京虽然仍是张作霖的天下，但社会上已不平静，各大学校园内风起云涌，人心思变，经过了“三?一八”惨案，奉系入关取代了段祺瑞政府，北京的学生和教授普遍厌弃了那走马灯般轮转的北洋军阀，都在准备着迎接南方军的到来。

    就在这样的热烈气氛中，胡兰成加入了一个党。不知是他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他弄不清楚自己加入的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其时国共合作，两党集中对付的是北方军阀，其目标和任务在各地基层组织中无太大的分别，从活动内容来看，胡兰成参加的应是为骨干和领导的国民党。

    胡兰成所在的燕大学生组织，由燕大四年级学生卿汝楫[4]负责，每星期活动一次，就在卿的学生宿舍里学习开会，主要由卿宣讲党的现阶段政策和当前的形势分析，也讲一点社会主义理论。胡兰成在自己的燕大同学那里已见过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布哈林的《abc》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但他只随便翻翻，没有仔细看，在卿汝楫领导的组织活动中，他才真正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了解了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目标。</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彷徨北上（4）

    第三章彷徨北上（4）

    卿汝楫是个老练的革命者，负责燕大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李大钊当时既是中国的中央委员，国共合作后也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既负责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又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织部长。卿汝楫受李领导，可能也是具有双重身份的北京地方委员。胡兰成对卿的人品才能十分佩服，卿有关政策的解说和形势分析，打开了他的眼界，在他而言样样都是新知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俄国大使馆召集会议，被张作霖派人捕去，三周后李大钊及其他七名委员英勇就义。卿汝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只是因为会后他一人先返校，才幸免于难。

    对李大钊等人的不幸遇难，卿汝楫悲愤交加。燕大是美国人所办，虽然也有密探到处窥伺，却还不敢在校园内公然捕人。但自此，卿汝楫每有事必须出外时，胡兰成总自告奋勇地陪他同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遭遇不测，他就挺身而出掩护，即使因而遭遇不幸也在所不辞。他感到，卿的才华能力是自己万万不及的，他若不幸遇难，对事业是个重大损失，而自己则无所谓。可他这番心意，从没对卿吐露过。他愤慨于李大钊的被害和军阀的肆虐，他甚至在内心暗暗下着决心，欲学刺秦的荆轲做拼死一搏。张作霖到西山去，汽车要经过燕大校门外，他为此独自计划了许久，一天，他郑重其事地对卿汝楫声言：“我要行刺张作霖。”他如此对卿说明，不是想邀卿的看重，只是怕自己设想不周，想得到卿的最后认可。卿明白他要替殉难烈士报仇的心意，却只淡然道：“那可用不着。”胡兰成只是因为信服卿，怕自己的举动妨碍整个大事业，这才罢手，没有去舍身行刺。

    这位为他所深深敬重的卿汝楫，胡兰成在亡命温州时，从报上得知，卿在上海联合的机关里任职，卿并没有他当年所想的那么伟大，也不曾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事业。他曾自问，如果当年自己替他死了，是不是值得？无悔青春，他对当年的冲动倒不认为有怎样的荒唐可笑。

    胡兰成在燕大一年，正是北伐军高歌猛进的一年，1927年初春，北伐军已攻克了武汉，继而定都南京，其前锋渡过长江，直指北京。胡兰成即时束装南归，他从天津乘船到上海，再搭沪杭路火车到杭州。一路上所见，南方与北京全然不同，已是一派新人物新景象。可他回想自己，一年北上了无结局，南归也没有一点计划，个人前程仍是个问题。他住杭州一宿，第二天渡钱塘江，看着茫茫的江面水色，不由得怅惘，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呢？

    彷徨无主

    胡兰成回家，儿子已近周岁。有儿子是喜事，家计却是更艰难了。

    父亲死后，家里主要靠三哥帮助支撑，可在胡兰成去北京不久，三哥就病死了。一年多来是大哥在替他当家，无钱无米是常事，也亏得大哥这种“荡子”才撑得下来。可大哥名义上已被赶出家门，回家维持只是帮忙，他是光棍独身，说走抬脚就走的。胡家的正式当家人是他胡兰成，他现在是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必须承担养家活口的生计，他是真的有点忧愁了。他在报上看到陕西川北的大灾荒或上海人失业的新闻，总不免要联想到自己，想到自己自读书以来，做事不取巧，不顺利，自己前程不说，连家里也难以照应，想想自己既不愿农又不能商，什么实际谋生的本事也没有，感叹不已。</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彷徨北上（5）

    第三章彷徨北上（5）

    胡兰成在家里待了半年，无事可做也无法可想，于是前往唐溪丈人家，看看是否有出路。岳父三先生陪他游览了奉化雪窦寺，奉化是蒋介石老家，岳父为他引介了雪窦寺山下葛竹村王家。王家是蒋家的表亲，家中有子弟在南京做官。经由这一层关系，胡兰成去了南京，找到总司令部。此时国民党政府刚开始初建，安插人应该是个时机，可他去了几次，等了多时，谋事却始终没有头绪，可能这一层关系还是太埂弱。他一个人住在旅馆，闲时无聊，或在近处街上走走，或登临山水故迹看看。他去了鸡鸣寺，游了玄武湖，也到过秦淮河，钟山只登了一半就废然下山，独自想想也可笑可叹，他本为职业衣食而来，与山水有何关系？

    在南京八天，一无所获，他只得打回转。这次他没有回家，回家也无法可想，他在杭州耽搁了下来。他来到了斯家，斯家大儿子斯颂德是他蕙兰中学的同学，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此时因病休学在家。胡兰成与其相伴，结果就在斯家当食客住了一年。

    斯家是杭州大户，斯老爷是辛亥起义发迹的豪杰人物，曾任浙江省军械局长，生前待人豪爽，出手大方，三年前去世，身后留下的财产只有一家人力车公司，由原先的官宦人家变为眼下的单纯经商了，住家也从金洞桥有花厅楼台的大宅院搬到如今的金刚寺巷两院三进的平房，且大门里侧即是人力车公司。老爷去世后的全部遗产折算，不过一万银元，有人劝斯太太让子女学做生意，斯太太立意不肯，定要培植子女进大学。斯家子女六个，还有一位老爷的姨太太，家中的一切全靠斯太太调度操持。

    斯太太姓袁名珺，上代也是官宦人家，但她做女儿时家境已不好，她与哥哥领瓷器店碗碟画花，挣钱持家，她大哥苦学成名，后来做到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二哥在上海经商。斯太太嫁到斯家时，老爷尚在杭州武备学堂学艺，薪俸不足以养家，她去苏州当了半年家庭教师，辛勤操持，直到老爷发迹做官。斯家当年是宾客如云，显贵常来常往，眼下已非昔日可比，可在斯太太主持下，仍保留着往日的大家风范。胡兰成在斯家，只是其长子的同学，太太待他礼似子侄，敬如宾客，他见太太叫斯伯母，太太只叫他胡先生。他住的是前房，吃饭在客厅，有时家里兄弟不在，必由最小的妹妹出来相陪，宾主共桌。他在斯家前后一年，第一天怎样，一年后仍是怎样，一点不走样。每月他也如斯家兄弟姐妹的待遇，按月有零用钱二十角银洋，都是他不在时太太进房来放在床前抽屉里。过年有压岁钱，两块银元，红纸封包，放在果盘里由使女捧来。

    斯太太对人亲切和善，从不对子女包括佣人粗声恶气，神情间却自有一种威严。她早起晏眠，做事轻快敏捷，家里虽有两个女佣，但凡事她还是自己心到眼到手到。她对自己克俭，对子女用钱却不悭克，对任何人都有礼意，亲友之间，多是别人得她的好处，穷困者得她金钱的好处，富贵者得她情意的好处，却不是单为回报。她待人接物总留有余地，可是无人敢对她欺心，因为她决断分明。人人都说太太好，太太明亮。乡下出来的种田人，请托谋差使，到了他家亦受到尊重，而斯家的亲旧以及老爷的同学朋友，在南京在各省做大官的很多，斯太太极少和他们来往，偶尔提及，皆只是好意。</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彷徨北上（6）

    第三章彷徨北上（6）

    如此人家，如此门风，与胡兰成家世有着极大的悬隔，可因为斯家的礼仪和得到的敬重爱护，胡兰成居然也就在斯家住下来了，以客处当家，一住就是一年。斯太太确是个有涵养的圣人，胡兰成不是在勤奋苦读，等待来年考学，也不是暂时歇业再觅其他机会，他有家不归，妻儿老小不顾，说清客不是清客，帮闲又不是帮闲，却就是百无聊赖地滞停在斯家。他内心有苦闷、焦虑和绝望，或许也想通过斯家看看是否有什么门路和机会，但长期寄食在人家，终不是正当行径。更荒唐的是，他居然还要生事，弄到狼狈地离开斯家。

    斯家女眷都住在内院，内院内室胡兰成从不进去，但他已注意到那位年仅二十余岁的姨奶奶，生得明眸皓齿，雪肤花貌，说话的声音娇亮得令人惊奇，胡兰成视之为天上之人，绝不敢造次。当时，他的歪脑筋动在斯家姐妹身上。

    颂德的妹妹雅珊，才十六岁，在杭州第一女中读书，其性情颇为刚烈，衣着打扮，不染一点女孩子娇滴滴习气。她有时在客门堂前与胡兰成相遇，问他借时髦小说看，胡兰成没有，就特地到街上为她买来，再交由奶妈拿进内室去给她，如此二三次，胡兰成以为有隙可乘。可这一切逃不过斯太太的眼睛，斯太太何等样人，巳不当面质询，也不怪责女儿将事情张扬开，而是事寻根源，写信告知已病愈回上海就学的儿子。斯颂德立刻给胡兰成来信，信上仅短短一句话，要他立刻离开斯家。胡兰成明白事从何来，只能怪自己不好，于是向斯太太辞行。斯太太什么也不说穿，他临走还设席饯行，另赠他五元钱作路费。

    这是胡兰成第三次在杭州遇挫，灰溜溜返回胡村。

    胡兰成以后又来杭州，仍寻到斯家寄食为客。斯太太见面毫无芥蒂，相敬重如往常。他自道：“这也只有我的厚脸皮，可是来得个自然。斯伯母亦毫无芥蒂，相敬重如故。梁元帝《采莲赋》：‘畏倾船而谊笑，恐沾裳而敛裙。’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情，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是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5]

    写得确是漂亮，有自嘲，也是自解自开脱。由胡兰成其时为人处事的行径来看，他那“荡子”性格已开始定型。“荡子”面临穷困潦倒，时常表现为两种习性，一是干脆放任躺倒，天崩地裂任其自然，随世人去评说；另一种是顶风硬来，世俗如此，我偏要如彼，偏要拗着来，看你又能怎样？不以功利为计算，唯逞其一时的洒脱。两者都违逆违背人道常情，看似迥异，其来源和实质却是相同。在某种特殊场合，或许能收超凡脱俗、惊世骇俗之效，但在平常，那就只剩下无赖泼皮的本色了。与他的父亲和大哥所不同的是，胡兰成是受过教育的有知识者，有知识者的自尊和自傲，并不因贫贱潦倒而稍减，或者说唯因处于社会底层反更多自尊和自傲，且更带有反叛性。胡兰成狼狈离开再返斯家，即应作此解。

    这在他，倒不是偶尔的矫情，而是屡遭挫折后的性格的自然过程。以后，他还有过多次类似的表现，乃至终其身都无甚改变。

    而他与斯家，还有着长远的牵扯呢。

    注释

    [1]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浙江温州人。从1930年起，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其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2]陈垣（1880-1971），历史学家，教右，字援庵，广东新会人。二十年代起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以后长期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另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另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主要著作有《元也里可温考》《元典章校补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史讳举例》《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典籍概论》和《通鉴胡注表微》等。

    [3]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远游》。

    [4]卿汝楫（1902-1976），中美关系史学者，湖南湘西隆回县人。入燕京大学，期间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国民革命活动。以后在国民政府、国民党军事部门中任职，1947年任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中将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燕京大学教授，以后改任高教部办公厅参事室参事。著有《美国侵华史》（二卷）《美蒋阴谋秘闻》《美国侵略台湾史》《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及译作《中国对外贸易》（西?甫?里默著）等。

    [5]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世上人家》。</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妻子和义母（1）

    第四章妻子和义母（1）

    玉凤之死

    半年后，胡兰成终于谋得差事，到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不是靠斯家或其他外人帮助，靠的是自己的表哥吴雪帆。

    吴雪帆这一辈人已开始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新近担任英文专修学校校长，看到自己这位“老表”已无业多年，在社会上闲荡吃人家白食，自己掌校，自然要加以照应。胡兰成虽没有学历，中文英文还不错，教教中学生应无问题。

    胡兰成在杭州英文专修学校教了一学期，半年后，他转往萧山的湘湖师范学校。

    在外闲荡了几年，自己也寄食于人家，他自然无从顾及家中，现在重新有了职业，他开始按月往家里寄钱。结婚四五年，他与妻子是离多合少，在家时间拢共不足一年，可他却不愿将妻子接来身边过日子，这只能归于他对玉凤的无爱亦无情。他不带玉凤出来，冠冕的理由是，新来家的媳妇应当服侍母亲，可他的行为只证明是为了方便他自己。没有妻子在身边牵累缠扰，他自可随处惊艳和猎艳。他在斯家勾搭小姐不成，讨了个没趣，在英文专修学校教书时又有过一次尝试，对象仍是同学的妹妹于四小姐，于家也是杭州富户，胡兰成一辈子贪爱富贵，追求大户人家小姐，他承认也有贪图城里繁华的想头。这次恋爱的失败，他归咎于自己在大家闺秀面前的笨手笨脚，举止失度。从他以后男女关系上的几乎次次得手来说，杭州的两次失败，显然为他积聚了可贵的经验。

    他在外面花心，妻子玉凤在胡家日子却是难过。

    胡兰成婚后第二年，原来的大家庭就分了家，四哥四嫂联同新寡的三嫂分立门户，胡家贫穷无产，分家实际是分人，剩下的胡母随胡兰成，还有三哥前妻的女儿青芸，大哥单身，胡兰成常年在外，大哥就算留在他这里帮他当家撑持门面。大哥与玉凤不和，听信三嫂，帮衬着一起欺侮玉凤。三嫂是三哥续弦，平时住绍兴城里娘家，难得回来一次，回来就拿玉凤开心，说是打趣开玩笑，骨子里都是带恶意的。四哥四嫂也和三嫂投机，与玉凤不多话，于是几个人在一起常捉弄玉凤，捉弄的主要话题就是胡兰成嫌弃她，将来不会要她的。玉凤口拙嘴笨，无法招架，不敢也没机会对胡兰成说，亏得有胡母的顾念照应，还有青芸相帮，玉凤才得以在胡家过下去。

    大哥还要生事，一日大哥来湘湖师范看他，胡兰成就把当月原要寄家里的钱交他随身带回，顺便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大哥答道一切都好。可大哥回家后却向玉凤发话道：“我已和蕊生说了，蕊生说你不对，我只蕊生这一个阿弟了，他是极敬重长上的，自从我当家，他每次寄钱来都是写的大哥收。你不好，将来我要蕊生一乘轿把你送回唐溪！”玉凤当下听了大为恐慌。胡母劝玉凤不要信大哥乱说话，青芸已十三岁，更断然说六叔不会。玉凤嘴里说：“我也知道你六叔不会。”但千思万想，还是放不下心，于是付托青芸服侍胡母，自己怀抱才三个月的女儿棣云，一人直奔萧山，来湘湖师范找胡兰成。胡兰成得知妻子来校，大吃一惊，心中大不高兴，他急急赶到校门接玉凤，不敢高声张扬，学校中事和同事夫人多是新式摩登人物，玉凤却是一派乡下农妇打扮，他怕玉凤坏了他的面子。玉凤直到晚上，两个人在房里时才将来意向胡兰成和盘托出，胡兰成不在意，连句安慰的话也没说。草草一宿，第二天一早胡兰成就打发她回了家。</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妻子和义母（2）

    第四章妻子和义母（2）

    其实玉凤生前这个结始终没有解开。玉凤死后，侄女青芸告诉他，玉凤一直担心胡兰成日后发迹会休她回家，她一想到此事就悲从中来，苦日子她过，而福却由新人来享，她直到死都没有把心思丢下。她自到胡家以后，可说没过上什么好日子，丈夫总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侍老抚幼，家中操劳田里劳作，有做事的份却没有当家的权，还腋受大叔子和妯娌的欺凌。她知道丈夫对自己不满，可她对丈夫的期望并不高，只求能有真心待她，如果做不到，那只求不被屈辱地休回家即可。可怜几年夫妻生活下来，丈夫并没有给她信心。

    按胡兰成的性情，即便日后做官发财，休其回家恐怕不会，尽管他对玉凤没有爱情，也谈不上怎样的情义，他还不至于下流到有意欺侮自己的妻子。平素他对玉凤不满意，常常形于脸面上的恶声恶气，既是对玉凤的，也是发泄自己在社会上到处碰壁的愤愤不平。玉凤自知大病不起时曾对他说：“你待我是好的。只是你一回说，和我结婚以来你没有称心过，这句话我听了一直搁在心里。”胡兰成对她解释，那是对她生气时故意伤她的话，是口不对心的。话说得口不对心，应该是真的，玉凤从没有让他称心过，也是真的。可夫妻两人之间，更从“没有称心过”的应该是玉凤。胡兰成是“荡子”，在无法可想时，他可以在人家闲住混饭吃，将妻子儿女扔在脑后，不管不顾，玉凤是无处可去的，只能死守在家中侍老抚养儿女。胡兰成一朝有了稳定职业，有了收入，还是对家里负责的，至少能按时寄钱回家，可令人伤心的是，玉凤自来胡家直到病死那几年，恰恰是胡兰成无稳定职业亦无可靠收入且脾性最躁动不安的那几年。

    对自己的这位结发妻子，胡兰成内心是感到歉疚的。他晚年的回忆中，记下了自己一生中与之先后结合的多个女子，对自己的“艳情”不吝惜笔墨，可细按文字，真正令他动情的，使他感到心有愧疚的，还是自己的这位正妻。曲折细微处，他的笔下，也是他的内心深处，正妻地位的玉凤，与以后的其他女人是有所差别的。他说：“玉凤待我，好比白蛇娘娘待许仙，瑶池风日，世上人家，她是这样的感激知恩”，“她心里真是欢喜的，”“是称心知足的”；他说：“我与母亲及玉凤亦不必在于身边，而只是同在这人世，如同星辰在银河”；他又说：“我的妻至终是玉凤，至今想起来，亦只有对玉凤的事想也想不完”。其中他扯上孔子、《诗经》、白蛇娘娘、“梁山伯祝英台”之类种种的闲话，穿插迂回，旁征博引，令人感动，也感动了他自己，不全是一派自欺欺人的说辞。

    玉凤终于病倒了，卧床不起。

    胡兰成正巧在家。他是去年暑假向湘湖师范辞职，打算来年春天往广西教书，回家休整了几个月，正准备动身，不料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19路军奋起抵抗，与日军在上海激烈交战，上海往南方去的水路交通中断。如同张爱玲《倾城之恋》小说中的人物，战争使男女由分离转为结合，成就为夫妻。在胡兰成，却是战争使他没能和病中的玉凤分离，使他多少对玉凤有了个“圆满的收场”，他在家照应一年，直到玉凤去世。小说中成全的是婚姻，现实中的胡兰成则多少补偿了一点对玉凤歉疚的心意。可怜见，只因为战争，才使得玉凤在临终之前与丈夫相处了一段婚后最长的时光。</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妻子和义母（3）

    第四章妻子和义母（3）

    玉凤本来身体就弱，婚期迟到廿一岁也是为此，来到胡家，一操劳就发微热，无丈夫身边体贴，有他人在一旁闲言碎语，又心怀丈夫早晚要离异的心事，身体就更亏了下去，终至于不起。她真是苦命人，委曲求全成性，已病到在床不起，夜里丈夫为她点灯、给她倒茶、抱算溺，她只感到过意不去，总觉得为她治病钱花得多了。刚缠绵病榻时，她还惊慌啼泣：“死不得的呀！”及至病到卧床不动自知无救，反倒悲无所悲，只是愣怔无语。胡兰成先还解劝，见她这样，想到她自嫁后，在胡家生儿育女整日操劳，以及家里一切的艰难维持，不禁伏在枕边痛哭失声，热泪沾湿了玉凤的脸。玉凤只静静地不做声，良久，才叫他一声蕊生。胡兰成哭道：“你若不好了，我是今生不再娶妻的了。”玉凤说：“不可，你应当续娶的。”又说，“我死后也会护佑你的。”这是夫妻两人生离死别的最后一面。

    岳父已赶来胡家看望女儿，在胡家住了一段时日，就看出了胡家的底子，知道平日是如何过活的了。岳父虽看重女婿，但更心疼女儿，胡家窘迫，对病人照应不周，全落在了他的眼底，他对女儿叹道：“这样的人家，是我做爹的委屈你了。”不料，玉凤听了却是生气。

    胡兰成撇下病人，不辞而别离开了家。他为钱去想办法。他来到俞傅村义母家。他向义母说起玉凤生病，可义母听是听了，脸面上却不表示怎样的关切，她知道胡兰成所为何来，却没有主动开口。要钱的话，胡兰成也就咽下没说。两人都懂得彼此的心意，巳视若无事，他到其他地方同样无办法可想，那就在此住下去再说。

    胡兰成在俞家一住数日，家里差人来叫他，说玉凤病更重了。他这才向义母开口借钱，义母却答他：“家里哪里有钱？”他再不做声，起身往外就走。他出门对家里来人道：“我去了绍兴就回胡村。”来人闻此，不知其故，惊异于他竟如此的无情无义，气愤得转身就走。

    胡兰成往绍兴方向急走，心里是翻江倒海。

    此时已近傍晚，五月太阳已斜过屋后，他急急赶路，准备渡溪越岭去百官船埠头，再搭船往绍兴。义母追出后门口叫他，他连头也不回。他在绍兴有一个教书同事陈海帆，还有中学同学马孝安，他去向他们借钱，他估计此去三天能打个来回，再回胡村。俞傅村到百官有六十里山路，胡兰成才走得十几里，天已暗下，忽然就是几个大雷，山石草木皆是电光，一会儿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奔腾而下，他遍身淋透仍往前走。可越往前走他越是泄气，终至于完全罢休，停下脚步，掉转身子重新回义母家。他是怒极愤极，绝望到了尽头，转而看穿看淡也看冷了一切，自我解脱，将自己这种杀伐似的决心看作滑稽，反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戏，做给谁看，做给义母看？人生难道就当真如此决裂？他这是穷途末路，被绝望压榨出了另一个自我。

    到得俞家，已近半夜。义母帖大雨中敲门，猜到是他回转，满心里高兴，也不叫醒女佣，自己起来点灯开门，知道他胡乱走了半夜，还未吃过夜饭，于是整酒治馔像是为他洗礼，如同小时候待他那般的亲热。胡兰成在俞家又一住三日，像个没事人一样，既然弄不到钱，回去亦是枉然，他干脆横下心来，不管它天荒地老人死灯灭，随其自然了。他知道自己是个最最无情的人。</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妻子和义母（4）

    第四章妻子和义母（4）

    家中已知道他的行径。来人回到胡村，一进家门，一面告知事情经过，一面就破口大骂，骂他是《秦香莲》里的陈世美，天底下再没有这样没良心的人，妻子病重将亡，他不回家却往绍兴去。胡母为儿子维护，可儿子不在病榻前毕竟不像话，面对亲家公只得抱惭微笑。玉凤对此究竟怎么想，这是永远不知道了。玉凤弥留时分，神智清醒，她将儿子托付给青芸，然后她要梳子自己梳头，梳好躺下，即刻就咽气了，时为1932年旧历五月廿五日辰时，年仅二十八岁。

    此时，胡兰成正在俞家吃早饭，他像有心灵感应，义母在搬碗盏，让他先吃起来，他举起筷子，无缘由心中就来了一阵悲哀，眼泪直流下来，簌簌地滴在饭碗里。他赶忙放下碗筷，去床边坐一坐，心里还是悲切。义母又叫，他才又去吃了半碗。

    饭后他就要回家，义母道：“真是，你也该回去看看了，放着家里你的妻在生病。”他没接口，也不说要钱，起身就走。走了十里，尚不到半路，他就遇见前来报信的四哥，告说玉凤今天早晨殁了，他听了只是默然，一点也不想要哭泣。两人略略商量了一下后事，就一同来到了章镇，四哥去看棺木，他则去成奎家借钱。

    这个成奎是借胡家房子开酒店药店起家的，早年靠体力过人创下了一份产业，中年以后身体差了，就靠放高利贷过活。胡兰成从小认识他，他也看重胡兰成，因这层缘故，胡兰成才会去找他借钱。胡兰成开口问他借六十元办丧事，刚开口，就被成奎简单一句话回绝，说是没有。显然，他知道胡家的状况，怕借出的钱有去无回。但他却殷勤地留坐，胡兰成走了半晌，也就歇一歇脚，心内有气，不与成奎搭话，只独自默默地喝茶。此时外面走来两人，也是问成奎借钱的，借票上写明借钱五百元，利息一分半，成奎取出钱，两面当下点交。胡兰成见此，站起身就要走，被成奎一把拖住，定要留他吃午饭。他想想待会还要走路，空肚子不行的，吃饭就吃饭。他闷着头吃完饭，出来关照了四哥一声，自己回头再往俞傅村急急而去，一路上怒气冲天，不觉失声大叫：“杀！”

    赶到俞家，胡兰成一见义母，劈头就说需六十元办丧事。义母定是猜出玉凤已死，但没问，脸上也无任何表示，只淡然道一声：“你也说话好新鲜，家里哪里有钱呀？”胡兰成要她把钥匙拿出来，她取出钥匙远远地扔给他。他拿了钥匙，走入房内打开放钱的柜子，只见有现洋七百，包做七封整整齐齐地排放在柜中。他取出一封，打开，从中取出六十元，放下其余的，关好钱柜，将钥匙交还站在一旁默默看着的义母，然后转身拔步就走。义母对他笑道：“到底还是我被打败了！”说时却是眼圈一红，喉咙出声，音都变了。胡兰成不答，只管自己快步出大门而去。

    他赶回章镇，四哥已看好棺木，四哥是木匠，内行，四十元棺木与店家还到三十五，他付了钱，即由四哥和人抬起回胡村。两人在路上计算丧事开销，剩下二十五元尽够了，四哥说来年做坟，下沿山那里砖头现成有，无须多花钱，这样的排场总算体面。

    一行人走到日落才到家，家里堂前已设起灵帏，亲戚都已到齐，大家一见棺木抬到便出来观看，漆匠连声赞道“好材”，立刻动手施油漆。胡兰成这一天走了上百里路，从俞傅村到章镇走了两个来回，再从章镇回胡村，精神始终提着，并不觉得疲累，此时到了家，他才顿感松懈。</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妻子和义母（5）

    第四章妻子和义母（5）

    他应该见见玉凤了。他走上灵堂拨开挽幛入内，见玉凤直挺挺躺在板上，盖着被，脸庞已变得很小，像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他立在枕边叫了声：“玉凤，我回来了！”又想到自己应该哭，于是让自己努力哭了一回。哭过之后，仍站在板头看着她，然后他俯身下去以脸偎她的脸，又去被底拉她的手，轻声叫着，一股热泪涌出，他来不及避开，泪水掉下沾湿了玉凤的面颊。他拉着玉凤的手，感到她的手仍很柔软，又见她眼睛微微露开一线，他轻轻抚下眼皮，玉凤合眼了。

    然后是入殓，仵作把玉凤抬起，胡兰成与儿子阿启捧头，青芸捧脚，将玉凤放进棺内，又把玉凤要带去的东西放好，看过都整齐周全了，最后合上棺盖。此时众人一齐举哀号啕，胡兰成忍不住悲切，又哭了一次。

    以后两天，家里请人做道场，四岁儿子阿启全身缟素，由众人指教着伏下地去喝红糖水，意为生身之母喝干血污池，见阿启还如此幼小即失去了母亲，胡兰成看着心里一阵阵凄凉酸楚，不觉眼泪满眶。第三天就出殡，他与众人一起将灵柩送上了山。出殡了回家，他走在山路田道上，只感觉下午的太阳荒荒，回到家，上楼下楼只觉空空落落，唯有母亲一人独坐在灶间，他趋上前只叫出一声“姆妈”，即伏在母亲膝上放声大哭起来。多少日子来所郁积的委屈、痛苦、悲哀、怨愤一齐奔涌而出，他泪如雨下，只感到肝肠寸断。

    经此人生的大悲哀，人世间的苍凉和自我情感的炼狱，这一切深深地印刻在心底，使他终生难忘，那脱口而出大叫“杀”声，成为了他的习惯，至死未改[1]。他自承：

    此后二十年来，我惟有时看社会新闻，或电影，并不为那故事或剧情，却单是无端的感触，偶然会潸然泪下。乃至写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往事，眼泪滴在稿纸上的事，亦是有的。但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2]

    胡兰成以后人生历程上的种种无情、无义和无动于衷，无论朋友之交、男女私情乃至父母子女恩爱，都可断然割舍，掉头而去，所有一切都可由此得到解释。他如那小天神哪吒“剔骨还父、削肉还母”，他将眼泪连同挚情还给了母亲和妻子，已尽他尘世上的恩情，他于人世间两清，自可毫无牵挂地按自己性之所至行事为人了。

    《金锁记》中的七巧原型

    在此需要补叙一下胡兰成的义母，不然，她在玉凤死之前后的怪异表现，会难以理解。

    一般人认义父义母，多是因亲戚朋友关系，胡兰成的义父义母，却是由父亲的义气之交而来。如前文所叙，胡兰成父亲帮上虞俞傅村人打官司，胡父仗义忙一场，事到末了不但无功反落下埋怨。意想不到的是，旁人却看重胡父为人，与之结交，由此而攀下了这一门干亲。

    义父是乡间财主人家，上代做盐、柴生意发的财，于是起屋买田开店，不足之处是年已五十，有妻有妾，却是膝下无儿无女，与胡父结交之后，在胡家几个儿子中挑上了胡兰成，给他做过房儿子。那年胡兰成十二岁，跟着父亲去俞家拜望了义父义母。十二岁男孩子尚在糊里糊涂中，但胡兰成心里却是不喜欢。他已懂得这一切是不得已，是父亲预存求人之心而攀的这门干亲，先就矮人一头，两相往来，自己家这面要由他来兑现，自感委屈，所以最初去义父家里矜持如做客，时间长了他才慢慢习惯，逐渐喜欢上了俞家。以后他到绍兴、杭州读书，每逢寒暑假，胡村和俞傅村，他还是住俞家的日子多。</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妻子和义母（6）

    第四章妻子和义母（6）

    义父为人厚道，过日子巴结，家里雇有长工，自己仍荷锄去田里劳作，待客却是大方慷慨，每餐有酒有肉，下午必做点心。俞家吃饭分内外，他与义父两人总同桌在正房吃。义父待他可算尽心尽意，一心要培植他读书，以后为他娶亲成家，还要分一点地产给义子。事实上，若无俞家义父母，胡兰成绝不可能去绍兴、杭州读书，也不可能体面地结婚成家。

    三年后义父亡故，义父大妻已先亡，以后胡兰成就转为由这位年轻的义母来照应。

    义母人称春姑娘，那年她只三十二岁，生得吊梢眼，水蛇腰，像京戏《拾玉镯》中的旦角，人漂亮，脾气也爽快，虽是小妻却得人敬重，义父在时，俞家内里已由她在当家。胡兰成渐渐跟义母亲热，她去晒场晒谷，在屋檐下绣花，他跟在身边；她去房里开箱取东西，他也跟进内房。下午田里要送点心给雇工吃，义母在厨房备办，厨房里很静，大路上有母鸡叫，阳光疏疏穿入窗棂，义母切韭菜，他剥豆，边听她讲李三娘被打落磨坊，后来儿子中状元，迎接娘亲去上任的故事。他知道这是义母专为自己说的，内心想着自己也必定会这样报答，嘴里却不肯明白表示。义母给他绣了个红桃绿叶的笔袋要他佩带，他不喜欢，给他做的衣裳又有大花的，他也怕难为情不愿意穿出去，义母是一心要把他打扮成戏文里的读书小官人。

    义母不是个寻常村妇，她的身世真要赛过一部说肠卷[3]。

    义母娘家姓施，住杭州塘栖镇，父亲是典当里的朝奉。她上面有个哥哥，底下有个弟弟，父母当她这个女儿是宝贝，夏天月下乘凉，母亲还用帘子给她遮阴，说是月亮会晒黑肌肤。父母惯养得她自小就骄横，到店里去玩伙计抱她，她定要骑在人家肩头。年十五六，在闺房中结拜有七姊妹，逢亲友家喜事，众姊妹同去赴宴，每酒过三巡，姊妹们即起去更衣，一场酒宴下来更衣三四次，一次比一次打扮得花枝招展。塘栖原是好地方，父亲典当开在大街上，上元夜她与众姊妹去楼上看灯，靠栏杆摆起桌椅，水果茶食伙计一包包一筐筐送上来，她们吃茶磕瓜子，看楼前一队队灯彩台阁明晃晃迎过，真是月儿如灯人如月的景象。

    如此欢情岁月，不知不觉间她就到了婚嫁时光，家中做媒人踏断门槛，她父母挑瑞四总不合意，司人亦不在意。二十二岁那年四月，娘舅来家，说接她去东阳与表姊妹为伴绣花。焉知这娘舅是个不成才的，结果是骗她去卖给了绍兴城里一富室为妾，她到了才晓得，于是大哭大闹，抓破了男人的脸，闹得一家人不得安生。如此她又被转卖给了上虞章槐纫做小。那章槐三广有田地，人也斯文，成日只知弹丝吹竹，非常爱惜她，她也只得罢了。可不到三年，章槐取死，章家留不得她，大妇这才把她卖给了俞家。俞家这点财产，本不在她心上，她也讨厌义父身上的泥土气，可义父是个老实人，凡百事都看重她，她尽管不满，可在义父死后也真心哭泣了一场。

    这样一个从小娇宠，好胜逞强，《红楼梦》里凤姐似的人物，竟会遭人拐卖和再卖，如此离奇曲折的命运，她说得简洁糊涂，胡兰成也听得稀里糊涂，他却是由此而渐懂人事了。

    不比自己的母亲，胡兰成在这样一位义母身边逐渐长成，他开始懂得男女之情，开始懂得女性的好处了。一次他从俞家回胡村，胡村祠堂里唱戏，出来了一个旦角，扮相就像义母，他看了一会儿，不等戏文散场就回家，到楼上自己房里独自躲着人偷偷哭了一场。又一次，他从俞家动身往杭州学校，当晚在百官过宿，旅馆里一人灯下铺被，想起义母，心里好不难受。他此时对义母的情感自己也弄不清楚，说恋说爱都不像，只是一种复杂的思慕，实际也就是孟子所谓“知好色则慕少艾”的情窦初开的情愫。义母自然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妻子和义母（7）

    第四章妻子和义母（7）

    义父病没时，义母浑身缟素在灵前痛哭，一面要送来迎往料理丧事，一面还要腾出精力与觊觎俞家遗产的本家侄子争讼。有一夜，义母房里有和尚道士做法事，胡兰成睡的账房间也清出，义母让他到侧屋柴间与税三岁妹妹同睡。柴间里蜡烛照明，柴堆上铺上雪青印白花土布大被，他与妹妹先睡下，然后义母也解开钮扣脱衣，他一切落在眼底。头七过去，他要回杭州读书，早饭后义母先在灵帏里哭过，又当着满堂吊唁客人与本家侄子斗了一个回合，然后抽身把他叫到自己房里，她脸上带着泪痕，取出一包银元给他做学费，又吩咐了一些话，句句如寡母对儿子寄托的至亲言语。

    但是义母后来对胡兰成不好了。义母依照义父生前意思，出钱给胡兰成定了亲，又买下一座楼房连同竹园桑地，等他成亲后交与他的妻子。胡兰成看得出，她做这一切都是很勉强的，他已懂人情世故，最后两个学期的学费，向她讨时自己很觉羞耻。胡兰成新婚后，带着玉凤一同到俞家拜义母。义母当场拿出房契和地契，他客气地谢绝了一下，想不到义母当时就十分生气，当着玉凤的面就说：你们今后不必再来了。玉凤未必懂这其中的原委，而胡兰成却是完全懂得义母如此生气的缘故的。

    胡兰成能进城读书，能体面地订婚成婚，完全得益于俞家的恩惠。看着他逐渐长成，尽管是义母，也有着一份母子的情分在，心里是高兴的。男人死去，本家侄子来争家产，因为眼前有这一个义子在，伺得以更有底气地与人争斗，她对胡兰成好好读书的嘱咐，也确是寄托着为人母者盼其为她挣脸面的心意的。可随着胡兰成渐长，她的心思也渐渐变得复杂起来，正如中国民间过房女儿和义父之间的关系常不单纯，她对待义子的感情也掺和了其他成分。年龄差距在，更主要还有母子之间的名分，她只要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就能看出，这一切统统是一场空，做情人固然不可能，当儿子也是靠不住的，早晚要远走高飞离开她的，想起这一切，由不得她要怨艾，要痛恨命运的作怪，想要的得不到，就手可及的终也要落空。胡兰成婚后带玉凤去见她，对义子结婚成家自是人生的一个着落，名分上也是脱离母亲正式独立的开始，那就仅剩下她孤寡一人，年华已逝，无人可依靠，她怎能不生气？于是借着由头就大闹起来。

    对这一切，懦弱的也就认命，安分守己过下去了，可义母偏不是这样的人。她由着自己的性子做去，以后越发变得怪异，更为好胜逞强，待人也开始不讲情分，做事辣手辣脚。她嫌老屋不够畅阳，别出心裁另建了新屋，又在杭州塘栖娘家附近置下了产业。她早年与他人生下的女儿，已被人领回家，以后嘶清不楚又与人生了个儿子在外面。她辛苦找到了娘家，转眼又不高兴了，爹娘还在，可娘家家道中落反要她来帮助。娘家人每来俞傅村走动，对她逢迎想得些好处，可愈是这样，她愈是生气，感到在乡人面前丢她的脸。到最后，她竟连自己的亲生儿女亦不喜，甚至虐待，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合她的所思所想。她的一生、她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怪异离奇，像是总不在轨道上，她对自己感到怎样的冤，她对人世也就有怎样的怨，其中包括她付出的对义儿的情意。胡兰成感叹：“今世里她与我的情意应当是用红绫袱衬着，托在大红金漆盘子里的，可是如何堂前竟没有个安放处，她这才觉得自己的身世真是委屈，比以前她所想的更委屈百倍。”</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妻子和义母（8）

    第四章妻子和义母（8）

    如此才会有玉凤临死前，胡兰成找她借钱的那一幕。

    她知道胡兰成来是为借钱，嘶是没钱却就是不借，她故意作怪刁难，小气是一重，谁都靠不住，要紧紧抓住手里的钱，另一重就是，你为妻子患病借钱，这与我无关。若胡兰成自己告急，她未必不肯，儿子用母亲钱名正言顺，可儿子的妻子那就另一回事了。中国社会的女性，做了婆婆常有为媳妇抢去对儿子的爱而生嫉妒，在这上面恰恰是玉凤无意中成了她的对头，她怎肯借？所以看似奇怪，却合于她的情理。你儿子在我母亲处吃喝，我不见怪，好吃好喝的款待，随你住几时。可若为妻子治病借钱，那对不起，没有。胡兰成何尝不知道她的心思？只硬着心气不开口，可事到末了不得不开口，碰了钉子，一下子赌气要走百里地去他人处借钱，嘶管也绝不同情。你再回返，同样开门纳入，嘘寒问暖仍是好吃好喝款待，不提钱的事。直到玉凤病死，胡兰成仍然没拿到她的钱。这一回合，两人斗心斗气，她是赢家。她用母爱，用情义，用以往恩惠扣留住了胡兰成，使他将缠绵病榻奄息将亡的妻子置于脑后，而守在了她的身边。

    待胡兰成到处碰壁，无处借得钱，绝望中再返回向她要钱时，她知道玉凤已死还是不问，仍说是没钱。待胡兰成从她手里取了钥匙自己拿到钱，再交还她钥匙拔步将走时，她笑道：“到底还是我被打败了！”说时眼圈一红，喉咙声音都变了，她内心实在是大悲怆！她拿出钥匙，是做最后一搏，试看胡兰成是否会为玉凤径直就取钱回家，试看胡兰成在她与玉凤之间做怎样的选择。她未必就不肯借钱，也未必就一定要在如此大事上难为他，胡兰成若在取钱前后，与她好话几句，或者听她的主意，而不是取钱后急不可待地拔步就走，嘶会如此伤心。可见胡兰成如此急着回家，在她看来，那是胡兰成最终对她的遗弃。她说的“被打败”，表面上指胡兰成取到了钱，言下的真正意思却是胡兰成终究顾及玉凤，尽管玉凤已死，她还是被玉凤打败了。这位妇人的心思委屈得已被扭曲，她是可怜到在与死人争名分、争情意了！

    待到胡兰成埋了妻子，卖去俞家给他的田地作盘缠，南下广西，他与义母之间差不多断绝。虽然以后还有瓜葛，但在经济上更在情感上，义母从胡兰成生活中渐离渐远，逐渐淡出了。

    但她却作为《金锁记》中七巧的原型，进入了张爱玲的小说。

    胡兰成与张爱玲相知是在1943年下半年，张爱玲最好的小说《金锁记》也是发表在1943年的下半年。两者孰先孰后？

    有两种可能，一是张爱玲的《金锁记》发表在前，而与胡兰成相识在后，那么，这就是胡兰成写《今生今世》回忆义母时，无形中受了《金锁记》影响而将自己的义母下意识地描绘成《金锁记》中的七巧了。但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那就是，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在前，张爱玲写作和发表《金锁记》在后。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后，胡兰成向张爱玲谈起了自己的义母，讲述了义母的身世，两人母子一场的开始和结局。张爱玲以自己的聪慧，当然理解两人间的感情曲折和怨艾，于是触发灵感，以胡兰成义母的身世为基本框架，将其扩展生发成了她最好的小说《金锁记》。</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妻子和义母（9）

    第四章妻子和义母（9）

    若将《今生今世》中对义母的记述与《金锁记》作比，毫无疑问，胡兰成的义母就是《金锁记》中七巧的原型。

    两人同样出生于杭州一带小镇上的富裕人家，同是小时为家中娇惯，父亲同是商铺里的朝奉，后同样经历了不正常的婚姻。不同的只是，胡兰成义母是出于欺骗被卖，而七巧却由家中做主算得是半骗半卖。不过，无论是胡兰成所记不清，还是义母自己述说隐晦，义母的真实状况断不会如此，舅舅出卖亲外甥女的事会有，但多半是在其父母双亡之后才敢如此作为，不然既害外甥女，又得罪了姐姐姐夫家，如何了结？真实情况可能是，舅舅欺瞒了外甥女是实，却是得到姐姐姐夫同意或默许的。女儿大了，待在家里总不是件事，或许已弄出尴尬事，于是出此计策嫁出了事。如此，尽管嫁了几个人家，义母的感情生活、夫妻生活总得不到满足。七巧就更是如此了。再有，两人同样早死了丈夫，同样面临本族人的争夺家产，只是因为两人的据理力争，争吵相闹，才得以保住自己名分下的应得家产。两人都盼望渴望有真正的爱情，有心尝试却终归于失败。《金锁记》中的典型场面，就是那位小叔上门，假意有情却是骗七巧卖田，七巧原存一丝期望却大失望而内心大恸，怒极而笑，将小叔赶走，杨梅汤洒得一身一地。真实可作比的，就是胡兰成借钱那一幕，义母的怪异举止，最后那句话和伤心的眼红喉哑。聪明如张爱玲，自有本领将这两个场面转换。另外，两人对娘家的态度也如出一辙，娘家中道败落，对娘家人是又恨又怜，恨的是当初所嫁非人，家中只图嫁出了事，现在来只是为得点好处，怜的是如今的穷苦巴结相，内心不忍帮还是要帮。胡兰成义母在老家置了家产，七巧是在哥嫂上门时，送了四两重金镯子、金挖耳和衣料丝棉等等。两人也都是在自己的丈夫死后，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独立门户和家产。最后，两人同有一双儿女，且都无出息。义母的儿子怎样，不清楚，义母的女儿自小就刁钻，以后曾投奔胡兰成，表现也是上不了台盘，《金锁记》中的这一对儿女写得精彩，张爱玲大约将胡兰成那位义妹的性情，男女易换，移用到了七巧那个变态的儿子身上了。

    若实际情形真的如此，经由张爱玲的改身换形，义母因《金锁记》而长存，胡兰成对义母的恩情可以交代了。

    注释

    [1]引自朱天文《花忆前身》，《万象》2001年第2期。

    [2]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生死大限》。

    [3]宝卷，原为中国民间宣讲宗教教义的说唱脚本，采用说唱结合的通俗文学体裁宣传宗教教义法规，在唐代的俗讲、变文中已出现，以后又受宋代说经、诸宫调、鼓子词的影响，至明代始有宝卷之名。宝卷分为讲唱经文和演唱佛经故事两大类。由于其通俗浅易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明万历、崇祯年间，宝卷风行一时。清道光年间，宝卷内容出现分化，一种宣讲宗教教义，另一种则摆脱宗教，以讲唱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为主，成为一种曲艺形式，著名的有《五祖黄梅宝卷》《韩湘宝卷》《白蛇传宝卷》《孟姜女宝卷》等。</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广西五年（1）

    第五章  广西五年（1）

    南下广西

    1932年7月，胡兰成南下广西。

    此行是因表哥吴雪帆同学崔真吾的关系。崔真吾是胡兰成中学时期所景仰的前进青年。崔真吾两年前到广西任教，猾参与广西政治社会改革，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上年，胡兰成就欲往广西，为此从萧山湘湖师范辞了职，只因年初上海“一?二八”中日战事，海路不通，其间又是妻子玉凤从病到亡、处理丧事等等，才耽搁下来。

    行前，胡兰成把俞家给他的竹园卖了作盘缠，卖得一百二十元，他给家里留了三十元，自带九十元上路。妻子死了，田产卖了，幼儿寡母留在身后，他几乎是破釜沉舟地奔自己前途而去。

    除崔真吾外，与胡兰成同行的还有陈海帆和马孝安。陈海帆是胡兰成蕙兰中学同学，马孝安是吴雪帆中学同学，也是他在萧山湘湖师范教书的同事，陈、马两人都是绍兴城里人，玉凤病重，他向义母处借钱不成，发气走了十多里地，就是想到绍兴找他们两人借钱。他们出身于有钱人家，又带有新文学青年习气，在上海去香港的海船上谈笑风生。胡兰成新近丧妻，南行似背水一战，一路上鲜言寡笑，与他们无甚可说，常常一人步至甲板上看大海。崔真吾仍是前进青年气派，对胡兰成新近丧妻，竟向他庆贺，说他从旧式婚姻中得到了解放，弄得他大怒，差一点没有发作。

    船到香港，一行人登陆上岸，经广东陆路走，转到了广西的梧州。崔真吾介绍他们去任教的是南宁广西第一中学，可在梧州听到消息，广西教育厅长李任仁提出的一中校长人选，在省府会议上没有通过。原来经崔真吾介绍，李任仁已同意由一中聘请胡兰成他们三人，现在一中校长已经易人，原来的聘请还算不算数？三人还去不去南宁呢？四人讨论下来，崔真吾的意见，既然到了广西还是去南宁，请李厅长再另外设法。陈、马两人的口气很大，齐声道，此行原为南宁有朋友山水之乐，若为一百二十元月薪哪里去不得，到那里再说，合则留不合则去。马孝安说得更是慷慨：“只是兰成的情形不同，此去但凡有个机会，我和海帆就让给兰成。”胡兰成无法接口，自始至终没有说话。

    到了南宁，崔真吾带他们一同去见了李任仁。李说他们到得略晚了几天，前两天各中学已经开学，三人又都是文史教员，临时要安插有困难，待垢天再想办法。崔真吾其时在广西国民党党部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做事，住在有“白屋”之称的一幢洋房内，三人就一同住到了那里。

    李任仁确是负责，第三天就叫崔真吾来说，一中有了个空缺，问三人中谁去？胡兰成没做声，他知道陈海帆想去但不好意思开口，马孝安却一点不客气，径直对崔说：“我是下午就搬行李进去呢？还是先去见了校长，也顺带看看教员宿舍后再说？一中的房间若好，我住校亦可以的。”他就这样自说自话先去了。过了一星期，李任仁又叫崔真吾来说，桂林广西三中有个空缺，问他们两人谁去？胡兰成仍然不言语，陈海帆就开始诉说，他出来时家里已相当为难，他需要职业帮助维持，而桂林山水也是他一直向往一游的。于是，第二天早晨，胡兰成和崔真吾一起将他送上了去桂林的汽车。

    这样，就剩下了胡兰成一人，仍住在白屋。</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广西五年（2）

    第五章  广西五年（2）

    最需要职业的没有职业，讲究礼让的却落得个无处可去，还不说陈海帆、马孝安两人前面说的慷慨大话，胡兰成是既伤心又气闷，再加上初来南方不服水土，就病倒了。病来得急，他无意也无闲钱延医看病，只独自躺在床榻上，不时发高热讲胡话，清醒时身体不得动，仰面看着天花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等病好了，就去江西参加红军！

    假如以后真没有教员空缺，假如他真的前往江西，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小知识分子身份，他二十多年始终在贫困边缘的挣扎，投入红军不能说不合适。他以后的人生将会怎样展开，真要费人猜解。

    胡兰成在床上一病二十日，病好起床，就接到了李厅长的名片，介绍他去广西一中，这样他就没去江西，而是留在了广西，进一中做起了中学教师。

    一中教员中多是广东人，他们不像江浙读书人那般文气，平时互相之间大说大笑，呼朋引类吃东西、开玩笑。星期一在大礼堂开纪念周，学生在台下，校长教员坐台上，教员中忽有七八人一齐头戴红顶子瓜皮帽，坐在那里不苟言笑，看上去煞是滑稽。这些教员在宿舍里常常追逐为戏，有时已打上课钟，教员房里还在打斗取闹，一个被揿倒在地，上面的往下面的背上搁一个板凳，再放上面盆茶壶茶杯墨水瓶等等，面盆里还满上水，然后上面的就管自去上课了。地上的这一个翻身而起，豁啷啷把面盆茶壶茶杯都打翻，却是一点不惊，拍拍衣服，同样神色泰然去上课了。对这一切，学生不以为意，胡兰成也喜欢，很快即与这些同事玩在一块，往往看了会书，便到同事房里去撩拨：“我们来打一架好么？”对方也会当即放下手头的事情，回道：“好呀，不打架还是人么！”于是就开打。如此日子，过的倒也是有声有色。

    同事中的那些国民党员以及一些自命风雅之士，胡兰成却合不拢，对他们敬而远之，很少来往。学校的潘姓训育主任，嘴边总挂着白崇禧，常念叨白副总司令的饮食起居如何如何，他很是讨厌。不久，就出了件事。一天晚上，一中与女中教师在国民党省党部联欢聚餐，这位潘主任坐在他旁边，又开始讲说白副总司令如何如何，胡兰成此时已喝得几分醉，接口就堵潘：“你们广西人真小气，我家乡附近出了个蒋介石，我都无所谓。”潘一怔，却仍含笑发问：“那么你不佩服白副总司令？”这句话问得阴毒，胡兰成更为生气，于是借酒醉大声道：“他也不过是白崇禧罢了，而我自是胡兰成。”潘仍不死心，还继续拿话逗引他，他索性大怒道：“你是想叫我说出反对白崇禧，你听着，我就叫一声打倒白崇禧！”这一下，席上马上乱了，幸好，同席上有个女中的体育教员，平时待他很好，他猜测她大约是，此时见他闯祸，她立刻就领头叫大家一起唱歌来掩盖，歌一唱完，他就被人用汽车送回宿舍。

    第二日下午酒醒，他想起昨晚的事，心里颇不自在，星期日下午学校空荡荡，他就走到马孝安宿舍里。马见了胡兰成，脸色十分难看，对他发气说道：“真吾介绍你我来此地教书，你却闯下这样大祸，不但要连累于我，而且你也对不起真吾。”胡兰成原已在后悔自己昨晚的孟浪，见他这样说，心里却是不服，对马如此胆小怕事更是瞧不上，回嘴顶他道：“对真吾我此刻没有适当的话可说，但我不论怎样，一定自己负责，决不会连累牵扯到你的。”马仍在兀自怨恨：“你还不牵累我？你使我只可离开广西了，总不能为恋饭碗把命也送掉。”以后崔真吾见到他，倒也没怎样责备，尽管对他的酒醉胡话很不以为然。这次闯祸幸得平安地过去了。不过，他内心却是深自懊悔，此后多年再也不曾喝醉过。</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广西五年（3）

    第五章  广西五年（3）

    奇怪的是，第二学期，一中留下了胡兰成，马孝安反没有得到续聘，只得回绍兴老家了。

    胡兰成是一年后离开一中的，不为其他，却为的是近乎笑话的他的“行为不检，非礼事”。

    一中有个女教师李文源，是广东军阀李扬敬的堂妹，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参加了，以前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曾几番被捕，都是由李扬敬保释的，之后就避到广西。她教初中国文，和胡兰成教的是同样的课，遇有疑难常来讨教他，两人就此接近，常来常往，有时晚饭后两人一起去校园外散步谈天，她还唱《国际歌》给他听。有个男教员贺希明看上了李，追求李却没什么进展，贺猜疑是因为李看上了胡兰成，其实胡兰成并不存心，他和李文源之间说不上有意思。有一天，贺希明和胡兰成在一起，贺用话试探胡兰成，又激他打赌，是否敢去和李文源亲个嘴。胡兰成明知此事不妙，可他的拗着来的荡子蛮劲又上来了，偏偏就接受这一挑战，他立刻起身走到李的宿舍。李文源刚洗过澡，正一人独坐，见他进来就起身招呼，他不答一言，抱着李就亲了个嘴，撒开手再返回。本来，胡兰成如此举动，李尽管吃惊，不见得会怎样，可以后知道胡兰成此举只是为和他人打赌，她这才大怒，告到了校长那里。校长是个开通人物，只是笑笑了事。可此事已张扬开，弄得校园内人人皆知，那位潘训育主任借机正好做文章，女教师中许多人也憎恶胡兰成的大胆无礼。结果，学期结束，胡兰成与李文源两人同被解聘。

    胡兰成转到广西西南偏隅的百色第五中学教书。临行前一日，他正在房里收拾行李，忽然李文源进来，说要与他一起去百色。他问她去做什么，那里又没聘她，她只是要跟他去。他当下一呆，李是有钱人家小姐，不知两人是否能一起生活，生活又是否能够长久？

    第二天，胡兰成邀请古泳今到西江上划船，商量此事。古也是广东人，同事中要算他夫妇待胡兰成最好。他一提起此事，古马上就说：“你续娶应该，但李文源不宜于家室。”胡兰成回学校就谢绝了李文源，所持理由就是古泳今说的，嘶宜于家室。以后胡兰成到百色，李文源去了香港，还几次写信说要来。抗战第二年，胡兰成在香港《南华日报》，听人说李文源已嫁了一位师长。另外，与此事有关的贺希明，之后去北方参加了革命。胡兰成说贺希明在一中时就是，那是不准的，贺圣明是去苏北根据地后才加入的，先后担任盐城县县长和县立中学校长、苏北盐阜区行署副主任。解放后，贺圣明回南方工作，先任广东省副省长，五十年代后期回广西（贺是广西桂林人）任过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和自治区副主席等高级职务。

    1933年下半学期，胡兰成到百色广西第五中学任教一年。

    在百色，胡兰成续娶成家，妻子全慧文。按他自己所说，自己不要恋爱，不要英雄美人，只是要有个老婆与平常人一样居家过日子，于是由同事介绍，一见面就说定。这位“百色妻子”在胡兰成回忆中最无声无色，虽然她同样为胡兰成生儿育女，页后又跟胡兰成北归，到上海、到香港后再到上海，却是他谈得最少的，他参加汪伪集团发迹未久，全慧文就从他生活中悄悄消失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广西五年（4）

    第五章  广西五年（4）

    百色一年后，胡兰成又转到了柳州，在广西四中教了两年书，其间一度还到过桂林。他在广西前后五年，转了三四个地方，转来转去都是在中学教书。马孝安先回，陈海帆不久也离开桂林回北，南行同来三人只剩他一人在广西。他却不感觉寂寞孤单，他在做自己的事，在闭门苦读，这是他自中学毕业后真正开始读书写作的第一个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集中、最为勤奋刻苦的读书研究期，广西五年研读，可说是奠定了他以后文章学问的基础。

    “从鲁迅游”及其他

    胡兰成到杭州读中学时，新文学热潮已过，他没来得及赶上。他的文学青年期是到广西后晚熟的，记录性的成绩，是他出了本散文集。

    胡兰成在抗战胜利后逃亡温州，与刘老先生以及夏承焘、吴天五等人来往时，称自己“曾肄业北京大学，从梁漱溟、鲁迅游，与漱溟时时通信”[1]。“肄业北京大学”事前已辩正。“从梁漱溟、鲁迅游”，梁漱溟暂且不提，从鲁迅游则是虚言，至少是夸大其词。

    从某人游，那是指亲随、贴身跟从某人请教和交往，这些，胡兰成绝无可能与鲁迅发生过。胡兰成婚前尚幼稚，胡兰成往北京时，鲁迅正于其时离勘京南下，往厦门大学任教，次年又往广州。鲁迅定居上海后，胡兰成在胡村和杭州斯家来去，他其时无职无业寄食于人，家中老小尚且不顾，不可能有文学青年的闲情逸致。只有当他在杭州和萧山谋到教职开始教书时，这才有可能往上海从鲁迅游，那是1929年至1931年间。遍查鲁迅这两年日记，不见有胡兰成名字出现。所谓从游，当然不是通信，也不是见一次两次面的事，鲁迅是大事小事都认真的人，有过交游的青年人不会不记下，可《鲁迅日记》以及其他有关这一时期鲁迅与青年人交往的记述中，从无胡兰成的踪影。反之，胡兰成若从过鲁迅游，不要说从游，即便见过一次面谈过话，按他素喜自重自大的性情，他也不会不提及。他在文章中讲过鲁迅，在他为《中华日报》《南华日报》所写的时评中引用过鲁迅，也提到许广平对他讲过鲁迅怎样怎样，却从未正面讲过自己见过鲁迅。所以，胡兰成从鲁迅游之类，用不着多考虑，只是他为掩蔽自己真实身份的随口胡说。不过，胡兰成若说自己早年曾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那倒未尝不可，他毕竟给鲁迅写过信，寄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给鲁迅，就是他在广西写的散文集。

    查1933年4月1日的鲁迅日记：

    晴。午后复施蛰存信。下午寄蒋经三以《一天的工作》一本。往内山书店，得《版芸术》（四月号）一本，五角五分。得姚克信。得胡兰成由南宁寄赠之《西江上》一本。得母亲信，三月二十七日发。[2]

    检索1981年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人名目录，“胡兰成”的注释为：“浙江嵊县人（或上虞人），文化工作者。抗战期间堕落为汉奸。”“《西江上》”索引的注释为：“不详。”[3]

    《西江上》可能是本什么书呢？

    胡兰成自己说：“我二十几岁在广西出过一本散文集《西江上》，文情像三毛十七八岁时之作，说愁道恨，如今提起都要难为情。”[4]

    广西有桂林山水，胡兰成却不太感兴趣，他对西江情有独钟，“要论山水，倒是西江上游将近平马县的一段，舟行回环，往往数十里不见人烟，浊浪激流，崖峡萧森，日色半隐，皆成水气，中有太古之心”。[5]</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广西五年（5）

    第五章  广西五年（5）

    由此来看，《西江上》是一部西江上的游记，且不是一般游记，而是以山水寄托情思，寄托青年胡兰成有关社会人世间理想抱负和迷惘愤慨的散文类作品集。胡兰成是个晚熟的文学青年，他以鲁迅为精神偶像，于是将自己的作寄奉鲁迅以求指教。鲁迅却是没有回信。

    胡兰成并没有“从鲁迅游”，但“从鲁迅游”的却大有人在，而且就近在身边，那是崔真吾。他说“从鲁迅游”，显然是就近取譬，取崔自代了。

    胡兰成在回忆录中写崔的行状，字数没有几行，却多有出错。

    他说崔真吾出生于有钱人家，父亲在宁波开轮船公司，其实崔真吾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父亲并不曾开轮船公司；崔真吾也不曾如他所说，追随鲁迅从厦门到广东中山大学。崔真吾1924年考入厦门大学外语系，在校期间，与同学成立了文学社团，主编文学刊物，19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崔真吾结识鲁迅。鲁迅不久离开厦门往广东中山大学，崔真吾没有跟从仍在厦大读书，第二年是因为参与学生运动被学校开撑离开厦门的。崔真吾回家乡宁波鄞县，与人合资开办了一个鄞（江桥）甬轮船公司，所以，崔家开轮船公司是实，但不是父亲所开而是儿子自己与人合开的。1928年崔真吾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文科，因为前有厦门大学学历，半年后即毕业。从此他就在上海“从鲁迅游”，与鲁迅时常往来，以后柔石与鲁迅第一次见面，也是由他引领柔石到鲁迅家的。1929年1月，鲁迅“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集《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6]。准确地说，《朝花》周刊第一期出版于1928年12月6日，总共办了八期。更重要的是，朝花社前后出版了《艺苑朝华》五本，其中第一二辑所选的近代木刻，是为中国第一次介绍国外的进步木刻艺术。崔真吾是朝花社的主要人物，这一阶段也是他与鲁迅来往最密切之时，据统计，《鲁迅全集》中有一百零三处提到崔。崔真吾的文学青年期成绩比胡兰成要大得多，他先后出版有诗集《忘川之水》、译作史沫特莱的《将军的戒指》、斯惠忒拉的《接吻》以及他与鲁迅、柔石合译的《倚剑及其他》集子等。

    有这样一位前辈文学青年在身边，而且是亲炙过鲁迅教诲、与鲁迅共过事的，胡兰成学习鲁迅、敬仰鲁迅，从事文学写作并将自己的书寄鲁迅指教等等，这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这一愤怒的文学青年期，在胡兰成为时甚晚却也为时甚短，自胡兰成从南宁去百色后，他的读书研究兴趣就开始转往社会政治理论，他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想以此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夙兴夜寝，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把书拿到饭桌上、拿到被窝里读。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胡兰成早在北京那时就有所接触，可只是浅尝辄止，停留于青年人感性的热血冲动上。他在此时的研究则是从社会原因上来探究，联系自己的家世和农村的衰败凋零来考虑。他看到，中国社会，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紧接着却是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可接着仍然是连年的军阀战争，而且规模更大，社会的改革振兴仍然辽远无期。与他更切身的是自己家乡的变化，玉凤病死那年的胡村，所见景象又与他少小时有了很大不同，村里左右邻舍间穷到连几毛钱都无处去借，胡村整个的破败，连往年少不了的社戏都衰歇了。以微知著，从小到大，他联想到中国几百年来的积弱受欺，民穷国衰，这一切社会现象和变化，都需要求索而获得解决，在“主义”和“问题”上，当时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他首选的“主义”和信仰，他希冀以此来理解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胡兰成虽没有实际参加任何组织，他的同情是在一边的，他自己暗地里也做了点实际的事。他教学有方，常常帮助贫困学生的学膳费，学生都愿意与他接近，他曾资助了几个进步学生去上海，让他们能进工厂去从事工人运动，他还试图通过自己的学生去指导其他学校的学生，要他们恢复“五四”当年的广西学生联合会。可惜领头的几个学生都去了上海，联合会的事没有成功。</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广西五年（6）

    第五章  广西五年（6）

    出入崔真吾

    胡兰成其时的读书研究，与当时广西的大背景也有关。

    自从1931年年底，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宁粤合流以后，两广（广东、广西）即与南京政府对峙抗衡，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半独立割据局面，如此维持了五年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在此其间，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励精图治，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以资号召，对内抓军队整编、训练民团，注重社会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广西的地方教育，对外标榜进步，礼贤下士，大量聘请外面的知名学者教授来广西帮助开展教育。一时间，许多进步学者和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南下，广西的桂林、南宁出现了如北伐前广州那样的自由开放的新气象。陈望道、邓初民[7]、施存统[8]等人被聘为广西大学教授，崔真吾等先进青年人也是在这一背景下而南下帮助广西建设发展，当时还有不少人因上海等地的白色恐怖也退避到了广西。在当时广西反蒋的政治气氛中，员的身份几乎是半公开的，胡兰成在南宁一中，教员中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际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和争论，他们之中还有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之分。胡兰成倾向于，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派之中，他更敬服托派。他们的分析和争论，他们的理论素养，他们的口才和辩锋，令他望尘莫及，这也是他发奋苦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之一。

    从他的家世背景，他个人的经历遭遇，从他与崔真吾等人的接近所受的影响，以及广西当时的政治气氛来说，胡兰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对托派尤其是他所接触过的托派分子个人始终抱有好感，他以后在香港领到的汪伪集团活动费还拿去支助托派。只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的变化，而为托派分子所拒绝。胡兰成疯狂攻击和诋毁，那是他加入汪精卫“和平运动”、落水做汉奸以后的事。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看法变化，那更是以后的事了。

    胡兰成最后是如何离开广西的，他自己语焉不详：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两广军兴，兵谏中央抗日。第七军长廖磊聘我兼办《柳州日报》，我就鼓吹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闰二月罢兵，我在桂林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法审判，凡监禁三十三日，后来是我写信到南宁与白崇禧，才得释放。出狱前一晚梦见我母亲，我母亲是前年才去世的，我不曾回去奔丧。白崇禧且使人送来五百元路费，我遂携家小北返了。[9]

    仅寥寥百余字，就含糊了事了。文中所说的“两广军兴”，即一般史书上所称的“两广六一事变”。

    1936年5月，两广的政治支柱、广东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突然逝世，蒋介石想利用胡之丧事乘机解决两广问题，统一两广的政权和军队。广东陈济棠不愿服从，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商议共同反蒋，用什么名义呢？两广决定就用最能争取全国各地、各方面力量同情的“抗日”旗号，于是，两广决定在六月一日举行半独立于南京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六月一日，白崇禧在南宁正式宣布“抗日救国”，事变自此发生，两广和南京两方面各自开始调运兵马，准备打仗。</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广西五年（7）

    第五章  广西五年（7）

    根据胡兰成所说，在事变发生以后，他被广西第七军军长廖磊聘去“兼办”《柳州日报》。

    胡兰成惯会虚言大话，此处显然是他的一句大话，而且说得漂亮，像是他万事在身忙不过来，只能给廖去“兼办”。什么是“办”？对办一个报纸而言，那是指创办、筹办或主办，至少应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这才谈得上“办”，可按胡兰成当时仅是个一般中学教师的身份，按广西素重本地一向排外的习性，绝无可能让胡兰成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来中学教师来办一张广西本地的报纸。

    再说廖磊，廖与夏威是广西军亲身带兵的两个主要将领之一，廖的地位更在夏之上，除了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之外，是当时广西的第四号人物。抗战以后，廖被蒋介石南京政府任为方面大员的安徽省主席。廖磊怎会和胡兰成有牵连，而且还委托他办《柳州日报》？从以后廖在王公度案的表现来判断，廖对于当时在广西如胡兰成这般猾提倡自由民主开放观念的学生知识分子，是反感的。所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胡兰成给《柳州日报》写稿，所写引起了广西军队某些上层人物的愤怒，因此被军法审判，招致了一场牢狱之灾。廖磊是广西军队最主要将领，他对报纸言论愤怒是可能的，说他聘请胡兰成办报，却不可能，若真是他出面聘请的，胡兰成又怎会被军法审判？

    胡兰成的言论是不错的，他认为发动对日抗战，必须发动民众，而不能将其利用来作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只是这番话太像是出于南京政府的立场，在当时情境下，就等于是在批评指责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白的做法。广西有关方面，很可能是怀疑他有什么背景，才将他抓捕入狱的。

    “两广六一事变”，在蒋介石的软硬兼施、分化拉拢下，两个月即行瓦解，陈济棠出走香港，广西与南京和解，两广长达五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告终。不过，广西这次打出的抗日救国旗号，却不是空喊，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西如约出兵北上，在各个战场上很打了一些硬仗。

    胡兰成喜欢挑大的讲，他得脱牢狱释放，他说是因为自己在狱中写信到南宁给白崇禧，而且白崇禧还派人赠五百元路费，礼送他离开广西。他仅寥寥数语，但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胡兰成在狱中写信给白崇禧是可能的，当时广西李宗仁为拉拢陈济棠长驻在广州，广西由白当家负责一切。但胡兰成与白崇禧地位相距更远，他不是个什么人物，会得白崇禧的关注，其间肯定要有人给他送信，为他说情，那么谁为他送信，并保证信能送到白的手中呢？谁为他在外奔走，托关系找人说情呢？

    这里显然是胡兰成不老实，先将自己说得像是个人物，提笔写信给白，白不但马上释放，而且如同赔礼送他五百元路费。不仅是不老实，更是不仗义，他如此含糊其事地写，就把为自己奔走营救的朋友给有意抹杀了。

    那么，这位朋友可能是谁？

    很可能就是崔真吾。因为崔真吾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能力。

    崔真吾是他表哥的同学，是他的同乡，也是带他南下帮助他营谋前程的领路人，道义上崔有营救这位小老弟的责任。崔真吾也有能力营救，崔先他而到广西，已来了好几年，在广西各地中学和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外，崔还猾参与了广西的政治社会建设，结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他带胡兰成等人到广西之时，他就在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和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兼职，以后又在南亩民国日报》出版《星星周刊》，参加广西南宁文化协会和中国民主抗日救国大同盟等工作。崔真吾营救胡兰成，可以通过自己熟悉的总政训处处长王公度的关系。王其时在广西风云一时，极受李、白的器重，除总政训处长外，王还兼有南宁军校政训处长、广西省党部常委、省政府委员等多职，集有组织、政工、青年训练大权。崔真吾若通过王说项，那应该是没问题的，甚至完全有可能，最后就是王公度决定将胡兰成释放的。胡兰成不提此事，那是不仗义，哪怕他不清楚其中交接的具体内幕，猜也应该能猜度得到的。可他就是不提。</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广西五年（8）

    第五章  广西五年（8）

    可惜的是，胡兰成北归回家，崔真吾却再也没能回去，他随王公度一起被广西当局杀害了。半年以后，广西发生“王公度案”，王公度被捕。其原因外在的，是由于王公度的进步政治态度，王公度与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要白崇禧注意王公度在广西的活动。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由于广西内部的权力之争，王公度风云一时、大权独揽，得罪了许多人，特别是军队中执掌兵权的军头如廖磊和夏威等人。当王公度被抓入狱后，李宗仁并不真正想杀王，可许多权势人物相劝相逼，此时已率军北上抗日的廖磊甚至扬言：“公度不死即顿兵不前”，只是在这种情形下，李宗仁出于无奈才最后做出杀王的决定。与王公度一同遇难的还有谢苍生、区渭文、韦干、陶保垣以及崔真吾。广西当时为掩饰真相，对外公布说，处决王是因为王公度是托派，在广西搞托派小集团活动。这一说法许多人信以为真，直到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一切才真正搞清常[10]

    对王公度其人应怎样评价，至今未见有定论。令人高兴的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崔真吾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这不仅是因为他曾追随鲁迅而得名，他早期在家乡浙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他在广西所从事的文化教育活动都得到了肯定，他已被国家认定为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家乡浙江已将他的事迹写入史传，他的出生地，浙江鄞县樟村还为他建立了烈士陵园。

    崔真吾之死与胡兰成会有什么关系么？

    若有人从这方面去想，也是不无可能的。胡兰成脱狱北归，崔真吾留在广西被害身死，其间仅相隔半年时间。“王公度案”发生，其原因与崔真吾不会有什么真正关联。此案是广西权力之争，不同于“王公度案”中的其他遇难者，崔真吾不是广西本地人而是外来者，那就不管王公度生死如何，也不管王公度是得势还是失势，在广西当地权力争斗中，崔真吾是既不会染指，也不会有大妨碍的。与王公度一同遇难的五人中，崔真吾与其他人相比，“与王公度并无密切关系”，那崔就是死有他因了。

    这可能是泛泛的原因，因为崔真吾是“建设广西”那几年活跃的头面人物，因此而遭广西那些反动保守分子如黄旭初、廖磊等人的嫉恨，乘“王公度案”发生将其一同杀害。也可能有具体的缘由，若前面的猜度正确，显然营救胡兰成出狱即便不算是主要的也是其中突出的一迹那崔真吾实是为胡兰成而死了。

    是否再有更阴暗的可能呢？

    注释

    [1]见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7年7月10日，《夏承焘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联合出版。

    [2]引自《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引自“张迷客厅”版主夜晚文：《胡兰成，从鲁迅游？》。

    [4]此为胡兰成写与朱西宁信中的自我评价，见朱天文《花忆前身》，《万象》2001年第2期。

    [5]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路入南中》。

    [6]引自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20卷。

    [7]邓初民（1889-1981），字昌权，又名邓希禹，罕石首人。1912年入武昌江汉大学，次年赴日本攻读政治学。1925年到武汉任法科大学教务长，加入中国国民党，任罕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与李达等创办《双十》月刊任主编，1930年5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主席。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教，1936年转至广西大学。1941年在重庆参与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为民盟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以民盟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参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山西大学校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2年加入中国。著作有《政治科学大纲》《政治学》《世界民主政治新趋势》《中国社会史教程》《社会进化史纲》等。

    [8]施存统(1898-1970)，早期领导人，原名复亮，浙江诸暨人。1919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以《非孝》一文引起巨大社会反响。1920年加入上海小组，为中国最早党员之一，1922年任青年团中央书记。1924年到上海大学任教，复往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1927年任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著译工作，任上海大陆大学、广西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与黄炎培、章乃器等组织民主建国会。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后任劳动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常委和副主席，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著有《现代唯物论》《中国现代经济史》，译有《资本制度浅说》《世界史纲》《社会进化论》等。其子为当代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9]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路入南中》。

    [10]见程思远《我的回忆?王公度案内幕》，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从上海到香港（1）

    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1）

    上海《中华》

    假如不进上海《中华日报》，胡兰成就不会去香港《南华日报》，假如不去《南华日报》，胡兰成就不会加入“蔚蓝书店”，这样他就无机会接近和结识汪派人物，可能最终也就不会加入汪伪集团，跳水做汉奸了。

    整个事情的开始，只是由于一次约稿。

    1937年年初，胡兰成带着家小从广西北归，路经上海时，他去看望了古泳今。古泳今是他南宁一中教书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他当年在与李文源事情上捉摸不定，就是与古商量后才最终拿定主意的。古泳今是广东人，他先胡兰成北来，眼下在汪系报纸上海《中华日报》做事，两人交谈之余，古泳今就向胡兰成约稿，请他为《中华日报》写文章。

    胡兰成在广西苦读了五年，一肚子文章加一脑袋理论，正需要试笔展示一番，于是回胡村后，就写了两篇评论文章寄去，一篇论中国的手工业，一篇分析该年的关税数字。两篇文章《中华日报》立刻刊载了。这还不说明什么，重要的是两篇文章都立即为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不久又被转载于《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这就引起了《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的注意。社长注意，加以古泳今的推荐，胡兰成在家里刚住了两个月，上海即来信，聘他为《中华日报》的主笔。据胡兰成自己说，社长林柏生原本是请他担任报社总主笔，他谢绝了，说自己不想加入汪派，所以总主笔就让给了古泳今。

    林柏生是俄、法两国留学生，回国后不久即跟随汪精卫，1924年汪精卫出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担任汪的秘书，为汪的亲信和汪派骨干人物之一。林柏生主管汪系宣传，随汪精卫出洋赴法时在欧洲创办《留欧通讯》杂志，1929年回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创办《南华日报》，任社长。1932年，蒋汪合作，汪出任行政院长，林又奉汪指示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在其主持下，一中一南“两华”日报成为汪精卫派系的最主要舆论工具。

    胡兰成进《中华日报》却不愿任总主笔，所持理由有点奇怪，因为，在他人眼中，进《中华日报》也就是接近了汪派，主笔与总主笔其间是说不上有怎样区别的。或许这是他的客气，以此感恩于古泳今的推荐？或许就是胡兰成的乖巧，看出林柏生只是客套一番，并不想真正让他担任总主笔，于是落得卖个人情给古泳今？但不管蒋派汪派，对胡兰成最重要的却是谋职谋生，养家活口，此时他经济上的负累是更重了。他与全慧文结合后的小家庭需要供养，母亲已死，胡村老家留下的儿子和侄女也要靠他照应，家无余钱，身无长物，他是无法在家坐吃闲住的。能进报社工作，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是除教书“口舌之耕”以外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职业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由此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中国抗日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胡兰成的命运。此时，胡兰成进《中华日报》刚及两月。

    一个月以后，日本海军向上海守军进攻，是为上海“八?一三事急，中队奋起回击，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日双方各投入了几十万兵力，死伤逾万，是为整个八年抗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中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推划，并争取了时间，使上海及附近城市得以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和战略物资运往后方。</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从上海到香港（2）

    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2）

    战事主要在上海东北两面的外围进行。“八?一三”炮声一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就宣布“中立”，国民党市政府当天也从江湾新市区迁回枫林桥旧址，居住在闸北、虹口的外侨和有钱人家纷纷避往苏州河南岸。同时，上海外围战区的农民、小手工业者也像滚滚浪花一涌进上海市区，仅“八?一三”一天，就有六万难民进入上海租界。租界当局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庙宇和公共场所辟为临时难民收容地，可各处的难民仍源源不断涌来，时逢盛夏，无处安身的难民席地而居，拥塞在马路边、弄堂口，妻叫儿啼，烟起屎流，沸反盈天，一片狼藉。胡兰成也随着巨大的难民潮，带着妻儿迁居到了法租界，性命暂时无虞，可他的生活却发生了问题。

    战事一发生，报社就停止发薪，所有编辑员工一律改发生活维持费四十元。他刚进报社才两个月，没有节余，他五年在广西，上海没有什么熟人朋友，也无处可通融。所发四十元钱，他一家三口租住的亭子间房租就去掉了十二元，战争期间交通断绝，日常的青菜木柴价格腾贵，更不巧的是，全慧文怀孕此时又将生产，胡兰成真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境地。

    孩子产下后，一家人的生活更为窘迫，胡兰成晚上去报馆，白天在家，请不起佣人，就自己照料产妇婴儿。他清早起来去后门口生煤球炉子，然后上菜市场买菜，买菜需仔细算计，要买日常菜蔬，要为产妇和儿子买营养食品，还要从中省钱出来为婴儿买奶粉。婴儿患了肺炎，看垢次医生仍不见效，看医生要钱，他去找林柏生帮忙，两次只借到十五元钱，最终，婴儿还是夭折了，出生仅仅二十天。

    这是胡兰成夭折的第二个孩子，前一个是他与玉凤所生的女儿棣云。这次他从广西回来，在家里时才听青芸细说，在他走后，家里连雇奶妈的一个月三元钱也拿不出，棣云最后连饿带病没几个月就死了，死后就与母亲葬在了一起。眼前这个夭折儿，胡兰成无法可想，只得求助于“普善山庄”，这是上海专为收敛掩埋街头无名尸体和死婴的慈善机构。当接尸车来家接死婴时，他念其父子一场，跟着接尸车一路步行，直送到位于闸北普善路上的“山庄”内。他回转再过苏州河时，天色已傍晚时分，望着街道上的稀疏灯火，他眼前心中一片茫然。

    对于眼前时局，胡兰成不太与人多谈，在报馆人微言轻，自然不能影响更不能决定报纸言论的倾向。其时，汪精卫还在南京，《中华日报》也不曾有怎样出格的议论。倒是胡兰成自己，对抗战的前途却是悲观，他估计战争结局仍不外是过去那样的老一套，中国忍让，迁就日本人，停战求和。他绝没想到的是，中国会坚持抗战，各党各派全民会联合起来组成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这是他以后常引以为憾的对形势估计的一次失误。其实，他的失误又岂止于这一点。

    11月初，“淞沪会战”结束，政府军队全线撤退，上海沦陷。《中华日报》随之停刊，报社同人就地解散，林柏生去香港。胡兰成带着家小，也跟随林柏生到了香港。

    香港《南华》和“蔚蓝”

    战时的香港，是个四方杂处、风云际会之地。这个英国占领并管理了近百年的小小岛屿，此时却出现了异常的热闹和畸形繁荣的景象。中国内地的富人们蜂拥而来，将香港作危险的避风港，在此逍遥观望，国民党政府和各地的军阀、地方势力则在此设立了办事处和联络机关，打通内地大后方与海外和北方沿海日军占领地的联系。汪精卫系的主要干部基本上是广东人，在香港素有基础，上海沦陷，《中华日报》停刊，林柏生即衔汪精卫之命南来，重新掌控《南华日报》。</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从上海到香港（3）

    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3）

    胡兰成说，他去香港，是调往香港担任《南华日报》总主笔。这又是他自以为是的大话。

    《中华日报》不是政府机构，他也不是报社主要人物，“调”，何从谈起？那么，是他主动跟随，还是出于林柏生邀约一起南下？从他待在上海无其他出路的情况来看，更可能还是他的主动跟随。他所谓往香港担任《南华日报》总主笔，不是大话，就是他的记忆错误，将后事提前了。在当时其他人的各种记述中，从没有人谈起胡兰成担任过《南华日报》总主笔，只说他是个一般编辑。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就是，他当时每月的薪酬仅区区六十元港币，这不可能是担任总主笔的待遇。林柏生像是从没有认真待过他，不然以后也不会被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狠狠责备埋没了胡兰成这个人才。胡兰成担任《南华日报》总主笔，是可能的，不过那要到一年以后，他投身汪精卫“和平运动”之后，在林柏生被人打伤住院，在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一干主要人物往上海去以后，他仍留守在香港《南华日报》奋力写文的时候，但这仍不见记载。

    胡兰成到香港，仍是报纸一般编辑，主要在《南华日报》用“流沙”笔名写社论和时评，同时参加“蔚蓝书店”编辑国际通讯，研究世界局势和各类国际问题。

    “蔚蓝书店”在1938年的香港曾名重一时。

    “蔚蓝书店”来源，最早可追溯到汪精卫秘书曾仲鸣和朱朴（之）两人1930年主编的一份画报《蔚蓝》，两年后，朱朴在上海《中华日报》社隔壁开设一书店，取以前所办画报之名为“蔚蓝书店”。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林柏生、朱朴和樊仲云先后来港，1938年年初，三人重新开张“蔚蓝书店”。但香港的“蔚蓝书店”却不是单纯卖书的书店，主要参与者朱朴曾有文记述前后，引其中一段可知其详：

    这个蔚蓝书店实际上并不是一所书店，乃是国际编译社的外幕。国际编译社直属于艺文研究会，该会的最高主持人是周佛海氏，其次是陶希圣氏，网罗全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规模甚大。国际编译社事实上乃是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会，负责者即为林柏生氏，后来梅思平兄亦奉命到港参加，于是外界遂称柏生、思平、仲云及我为蔚蓝书店的“四大金刚”。

    国际编译社的组织大致是如此的：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思平主编国际丛书，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我则主编国际通讯。助编者有张百高、胡兰成、薛典曾、龙大均、连士升、杜衡、林一新、刘石克等诸兄，古泳今兄为秘书，此外尚有办事员若干人。这许多人猬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跻跻跄跄，极为热闹。每星期一我们干部有一个国际问题座谈会，检讨一星期内的国际时事，会后草寄报告两份与周佛海氏，由他转呈汪、蒋两先生。参加这个讨论会的，除了国际编译社的干部同人外，有时李圣五兄与高宗武兄也惠临加入，极有精彩。国际编译社遍定各国时事杂志，每星期出版国际周报一期，国际通讯两期选材谨严，为研究国际问题一时之权停国际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承印，预定一年出六十种，编辑委员除思平为主编外，尚有周鲠生、李圣五、林柏生、高宗武、程沧波、樊仲云、朱朴之等，在数月之间，已出《与法西斯主义》《日本史》《世界的资源》《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日本战时经济》《苏联的远东红军》等书，颇有相当成绩。[1]</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从上海到香港（4）

    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4）

    对“蔚蓝书店”有过各种说法，朱朴此文应该是讲述得最清楚的了，从中可以明白如下事实：

    “蔚蓝书店”，书店只是个外表的招牌，内里实际是国际编译社，也有人称作“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编译社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所办的文化机构“艺文研究会”，所以国际编译社也就相当于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会。其主要工作是，每周出版国际通讯和国际周报，从国外新闻杂志上选材编译，这是现炒现卖、紧盯形势的，另外就是出版国际问题丛书，这是较长程的也是参加者个人的研究所得。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也可能为其中最主要工作，就是每周撰写国际问题报告，供最高当局者汪、蒋参考。

    国际编译社的上级组织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和陶希圣负责，朱朴文中没有说清楚的是，周佛海、陶希圣两人都是研究会的总干事，周佛海其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研究会的事主要是挂名的，实际是由陶希圣负责。陶在出走重庆往香港再往上海追随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时，曾有一表白信给在美国的胡适，其中说到：“二月起，我主持一个宣传性的组织，艺文研究会。这会受蒋先生的面命，要受汪先生的指导。会的任务决定于‘一?一六宣言’的前两天，一月十四日。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此会有一时期，指导几十个报纸和杂志，出版好几十种小册及书籍。”[2]陶在信中所说，艺文研究会所出的“几十种小册及书籍”，并不是指香港“蔚蓝书店”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际丛书，两者各不相关。

    “蔚蓝书店”那批人以后多参与了汪伪政府，成为汪伪集团的基本成员。而“蔚蓝书店”本身，也逐渐从原来国民党派驻香港的宣传情报机构，卒为汪伪集团与日本勾结初期的重要联络站。这从以上那段引文中也可看出端倪。

    “蔚蓝书店”最为活跃是1938年，这也正是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秘密谈判求和最为紧锣密鼓活动的一年。

    高宗武本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抗战开始后，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往香港寻求与日本谈和的门路。当国际调停失败，日本公开宣布不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谈判对手，蒋介石放弃了谈和幻想之后，高宗武事实上就被蒋晾在了一边。高宗武却不回后方，在日本主和派势力的拉拢下，擅自偷偷往日本一趟，与日本军部影佐祯昭等人接触，得到所谓日本停战和平所开出的条迹高回香港后，将情况写成报告，送给周佛海。周佛海原是“低调俱乐部”主人，早就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于是将此事接过，再派梅思平秘密往香港和上海，与高宗武一起继续与日方接触谈判，最后双方在上海订立了“重光堂密约”。周佛海、陶希圣知道，他们背着政府干得这一套，蒋介石不会理睬，他们就找上了对抗战向无信心的汪精卫，汪精卫闻知一拍即合，于是汪及其这一干人秘密商定了汪出逃重庆，到海外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对华三原则讲话”的一系列卖国投降计划。周佛海、陶希圣以及梅思平、高宗武等人本不是汪系成员，与汪精卫原无渊源，只是在降日求和上方才走到了一起。所以有人说：“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两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3]周、陶等人举汪精卫出头，奉汪为首领，“蔚蓝书店”也就从国民党中央的海外机构变身而为汪集团的联络站和与日谈判的前哨点，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与汪派林柏生为首的《南华日报》两股人马合流，共举“和平”大业。林柏生本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此时和梅思平一起，被周佛海的中央宣传部任命为驻港特派员，如此，梅思平以及高宗武的身影也时时在“蔚蓝书店”出没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从上海到香港（5）

    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5）

    所有这些降日求和、与日方在香港和上海的秘密幕后活动，除林柏生外，“蔚蓝书店”那批人并不与闻，胡兰成那辈下层职员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胡兰成仍是在《南华日报》写应景文章，同时在“蔚蓝书店”兼差帮忙，“助编”国际通讯、国际周报。地位虽然不高，但这一经历对他却不无好处，使他得以熟悉国际政治和国际历史问题，以后，分析国际形势成为了他的“强项”，他所写有关国际形势、世界力量的对比变化等等的时事评论，占了他整个文字的相当大一部分，而且，这一“强项”几成了他的嗜好，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临终。

    “蔚蓝书店”内繁忙一片，又是编国际通讯、国际周报，又是开国际问题座谈会，给汪、蒋呈写报告，出版国际问题丛书。可对周围这批同仁的见识文章，胡兰成却瞧不太上，当时他唯一佩服的是以“乔木”为名所写的国际时评。胡兰成是有眼力的，“乔木”就是中国内“两乔木”之一的“南乔木”乔冠华，乔是德国留学生，对欧洲各国情况熟稔于心，“乔木”的国际时评在当年香港风行一时，尤其是对当时欧洲政治、外交的分析以及战争趋势的预测人人争睹，其见识和眼光远高于“蔚蓝书店”那辈人。

    地位卑微且又自尊自傲，林柏生这些有社会地位的人，胡兰成自然不去接近，就是报社同事他也来往不多，与“蔚蓝书店”那批人同样无甚交往，其中他只和樊仲云比较亲热，主要因为两人是同乡，樊也是嵊县人。樊仲云叫他兰成，他却不敢造次，仍叫樊先生，他对樊仍是拘谨的。樊仲云虽只长他四岁，却早有名声，是所谓“保卫中国文化十教授”之一，又是知名文人，日本厨川白村那本著名的文艺评论《苦闷的象征》即出于樊仲云之译，译本出版后，当年曾在新文学青年中称誉一时，胡兰成尚在读中学时就已知樊的大名，自然不敢妄攀亲近。他的住家在香港岛薄扶林道学士台，周围邻居有杜衡[4]、穆时英[5]、戴望舒[6]、张光宇[7]、路易斯[8]等人，但他们也都是成名作家、画家和诗人，其中他只和杜衡玩玩，其余人也不多搭讪。闲常时光，他只带着孩子在香港街上走走，去海边看看风景。

    林柏生、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的秘密活动胡兰成虽然不与闻问，但他不会看不出这些人的穿梭奔忙是为那般，可他完全被隔于局外。报社的文章仍在写，“蔚蓝”的事情也在做，却不被谁看重，薪金仍是可怜的六十元港币辛苦度日。他此时是连甩手不干的退路都没有，既无旅费回上海，回上海仍是无出路。他是进不得，也退不得，被困在了香港。

    直到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日子仍是牢骚满腹，他觉得自己就“像《易经》里的‘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未嫁女子的身份未定”，他埋怨林柏生当年大约内心当他是吕布，如陈登对曹操言所谓：“明公养吕布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飏去。”更伤他自尊的是，可能林柏生当年甚至还未将他如董卓对吕布那般看重，而是完全无视。

    如此一年，胡兰成转机发生。

    1938年年底，依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方密约，汪精卫一行先重庆而昆明、再昆明而出逃河内，日本于12月22日发布《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12月29日拟就响应日方的电文，由周佛海等人携至香港，发表于《南华日报》，公宽明对日求和态度，此即为著名的“艳电”。</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从上海到香港（6）

    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6）

    汪精卫发表“艳电”，此举既是对外的，同时也是对内的，公宽明求和，也就竖起了与蒋介石政府不同的对日方针的大旗，以期造成国民党以及国内的分裂，将一切希望与日本求和的势力统归到其麾下。汪对蒋介石集团的核心人物及嫡系军队不抱企图，主要是寄希望于各地地方军阀和除外的各种政治力量。可汪精卫还是失算了，出于他的意料之外，“艳电”发表后，遭到国内一致的反对，公开响应的地方军阀和政治力量可说一个都没有，原来已有联络的云南龙云也无反应，即便原来的汪派成员，也并没有完全来归队。原在香港的汪派最高级干部之一的顾孟余即为此与汪反目，顾先是坚决反对“艳电”发表，待“艳电”发表后，即与汪派人物断绝关系，不久就悄悄离开香港去了重庆。

    胡兰成此时如何表现呢？

    他回忆道：

    艳电发表之日，我一人搭缆车到香港山顶，在树下一块大石上坐了好一回，但亦没有什么可思索的，单是那天的天气晴和，胸中杂念都尽，对于世事的是非成败有一种清洁的态度，下山来我就答应参加了。当时诸人皆兴奋相告语，以为国人必纷起响应，我对泳今说不然。我发表社论，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作成中日和平。和平运动初起时，从汪先生夫妇数起连我不过十一人，其后成立政府，也奄有东南半壁江山，拥有十万之众，直到覆亡流离惊恐，但是世上其实亦平平淡淡。我与和平运动是一身来，去时亦一身去，大难过去归了本位，仍是青梗峰下一块顽石。[9]

    胡兰成回忆录中每多这类句法，看似很漂亮，写得漂亮，自己表现得也漂亮，记事纪实却含夯清，易导人以误会。

    他对于汪精卫“艳电”在国内的反映，估计是对的；他说要写社论，呼吁“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作成中日和平”，那是以后的事。一身来一身去，是指他在汪伪政府中先做高官后被排挤出局的遭际，“顽石”和来去一起说，像是他的遭际与他个人性格的清高耿介有关，他愿意这么说，自然也可以。但他的第“十一人”的说法却是妄攀高枝了。还有他那煞有介事地上山思考、下山参加的写法，俨然是个人物，似乎有人在山下翘首等着他、企盼着他的加入。

    想想就可以明白的，胡兰成不是汪派成员，与当时汪伪集团的任何主要人物也没关系，至多就是在汪派报纸及其外围机构任职了一年，既无名声也无地位，只是个渺不足道的小人物，不要说汪夫妇，或者陈公博、周佛海，就是他的老板林柏生也从没把他放在眼里。他郑重其事地上山下山的忙，只是他自己的事，没人会把这个月薪六十元港币的小编辑太当回事的。“第十一人”的说法，更是他自己的一相情愿，独自暗地里排的座次了。汪精卫难堪是难堪，并没有出现如他所想的登高一呼，应者云从的局面，可再怎么惨，也轮不到他胡兰成吧。汪精卫尚在河内时，就开始组织班子分配角色，并提出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八人为所谓“首义分子”，当汪集团得到第一次收入时，即给八人每人发了安家费港币五万，并说明以后参加者不得援例[10]。还有一个说法，是汪精卫指定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作为汪“和平运动”的发起人，七人就是以上八个“首义分子”中除去林柏生。八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陈璧君侄子、汪精卫的秘书陈春圃[11]。胡兰成可能就是如此推算的，加上为首的汪精卫，将自己排在这十人之后，而得到“第十一个”座次。</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从上海到香港（7）

    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7）

    恐怕只有他自己会这么排，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将他胡兰成与这十个人如此并列排比的，因为无论就社会地位、政治资历或与汪精卫个人的历史渊源来看，他根本无法与前面其他人相提并论。这十人中有半数以上都担任过国民政府“特任官”级的部长，其他人则跟随汪精卫至少有二十余年的“革命史”。再说，汪集团头面人物事实上也不止十人。汪发表“艳电”后，来归者少是少，却不是没有，有从上海南下的禇民谊，禇是国民党中委，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担任过行政院的秘书长，有前武汉警备司令叶蓬，有同样从重庆出逃来投的罗君强，而文化人中下水的第一个也不是他胡兰成，而是他的乡前辈樊仲云。即便其他人的投附在他上山下山之后，樊仲云总在他前面，因为樊与他一样，当时人就在香港，就在“蔚蓝书店”。樊仲云作为知名教授、著名文人，与前面十人排在一起，总胰他像样得多。所以，无论怎样数，也轮不到胡兰成排上“第十一个”。

    即便参加“和平运动”、做汉奸，也是需要地位、资历和功绩的，凡政治集团有政治利益在其中，概莫能外，胡兰成却是什么都谈不上，他微末到汪精卫两个秘书曾仲鸣、陈春圃到香港，他都见不上。他什么都没有，能做的也就是写文章，他是靠自己拼命写文章为汪精卫造势，才被汪夫妇注意和赏识的，直到两三个月之后，他才被陈璧君召见并加以抚慰，他见到汪精卫那更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无论胡兰成自己如何自视甚高，在汪集团中一班人看来，他实在只是个投靠的小文人而已，只是恰逢汪精卫“和平运动”，才因缘时会靠卖力写文章为汪造舆论才一下子发迹起来的。

    且看陈春圃的回忆：

    最后，不用说要数到香港《南华日报》的一群被豢养多年的“忠实信徒”。在这一小撮人中突出的一个是胡兰成。他当时以“流沙”笔名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一连串的谈和战问题的臭文章为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张目，即以此为垫脚石，后来做过地位相当高的伪官，如伪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等，又当过汪伪特务所办的机关报——上海《国民新闻》的总主笔。[12]

    且看罗君强的回忆：

    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一向销路不佳，仅靠体育新闻来搞点收入。自当了第一家汉奸报纸之后，香港闻人甚多，是为了看汉奸消息而看《南华日报》的。《南华日报》有一个小编辑，浙江人胡兰成，原在内地当过初中教师，是一名托洛茨基派，逃亡香港谋生。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他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13]

    陈春圃、罗君强两文都是在大陆解放后被囚于狱中时所写，行文上自不免有所顾忌，带有迎合的倾向，个别地方也有出入，但基本事实是不会错的。陈春圃出身富家，担任了汪精卫二十余年机要秘书，汪伪政府后期曾担任广东省主席；罗君强原是国民党军委会少将，在蒋介石侍从室任秘书，汪伪政府后期也出任“特任官”级的安徽省主席。从两人的讥诮不屑语气中，明显可看出汪伪集团这批头面人物当年对胡兰成的观感了。如果他们知道胡兰成自己私下排定的“第十一个”的说法，不知该如何嘲笑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从上海到香港（8）

    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8）

    分析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需要看其政治立场、倾向和背景，也不能忽视其个人的性格、身世和具体境遇。对胡兰成而言，不管他如何上山下山，两者之中，更多的决定因素是后者。对抗日战争的前景、对时局的发展估计，他或许与汪精卫及汪派人物有相同之处，但这对他并不太重要，对他重要的，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可能会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他不同于汪派集团那些主要骨干人物，这干人原来已经有自己的地位、身份或名声，正如周佛海表白自己说的那样，他在国民政府是部长，在汪伪政府中仍是部长，参加汪伪集团不是为个人功利名声。胡兰成却不然，他出生贫贱且屡遭不顺，经历过妻死儿夭大悲苦大磨难，贫穷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而他又自认为始终怀才不遇，已陷在香港整整一年，他要想扭转生计，变穷蹙为腾达，只有抓住眼前的机会了。这有点冒险，但他的“荡子”性格足以支撑着引导着他去冒这个险，他的一无所有也经得起冒这个险，他在广西已经冒过一次险，只不过没有成功罢了。至于他头脑中那些观念形态的东西，实在可作灵活应用的，他既可以参加红军，也未尝不可加入“和平运动”，只是冒险赌一把的筹码不同而已。“荡子”未发迹时就是光棍，光棍的好处就在于，哪怕输掉，他也没什么可失去的，可毫无留恋地甩手而去，反之，若赢的话，其所获就不可限量了。世人同声谴责胡兰成落水做汉奸，试想一下他反转来的诘问：若没有在汪伪集团中的发迹，怎会有今天的胡兰成？对他的落水其实可视为主动的跳水，联系这一切，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对胡兰成，这是简单的，但也是符合实际的解说。

    注释

    [1]见朱朴《记蔚蓝书店》，《古今》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16日出版），转引自《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2]引自《陶希圣致胡适信》（1938年12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

    [3]见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节录：“一个暗中散布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4]杜衡（1906-1964），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923年入上海南洋中学，1925年与施蛰存同入震旦大学法文班，三十年代担任《现代》月刊编辑。解放后去往台湾，从事报刊工作，曾任多种报纸主笔。

    [5]穆时英（1912-1940），笔名伐扬、匿名子，浙江慈溪人。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2年出版小说集《南北极》，次年出版小说集《公墓》，技巧上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并尝试佛洛伊德心理小说，自此与刘呐鸥、施蛰存等人形成新感觉派。此后又出版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的感情》《上海的狐步舞》等。1933年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抗战爆发后赴香港，1939年回沪主编汪伪《中华日报》副刊、《国民新闻》，不久，为国民党特工暗杀。

    [6]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朝安，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923年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1928年发表著名诗篇《雨巷》，次年出版诗集《我的记忆》，为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作。1932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翻译《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1935年因参加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回国。1936年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新诗》月刊。抗战爆发后，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星岛日报》副刊。1949年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1950年在北京病逝。

    [7]张光宇(1900-1965)，漫画家，装饰画家，江苏无锡人。早年学画布景，以后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部画月份牌年画，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参与创办东方美术印刷公司、时代图书公司，编辑出版《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独立漫画》等杂志。1945年与叶浅予等人在重庆举办八人漫画联展和《西游漫记》漫画展。1949年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长于政治时事和社会讽刺画，作品手法借鉴装饰画表现形式，代表作为《西游漫记》，出版有《光宇讽刺画集》《民间情歌画集》《张光宇插图集》等。

    [8]路易斯（1913- ），原名路逾，字越公，笔名纪弦，生于河北清苑，祖籍陕西秦县。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36年与徐迟、戴望舒合办《新诗》月刊，1937年出版诗集《火灾的城》，写成《在地球上散步》《恋人之目》《奇迹》等现代派诗作。1938年往香港，1942年回上海，往南京短期任职汪伪行政院法制局秘书。1944年创办《诗领土》月刊，出版诗集《夏天》《三十年集》，有诗文谴责美军，嘲讽中国政府抗战。1948年，离沪赴台湾，自此用纪弦笔名，创办《现代诗》季刊，成为台湾现代诗派开创者。先后出版有《易士诗集》《行过之生命》《爱云的奇人》等士诗集、诗论集。2000年，在美国庆祝八十八岁米寿。

    [9]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天下兵起》。

    [10]见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节录：“一个暗中散布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11]引自陈春圃《内戚说汪伪集团内幕》，台湾《传记文学》372、373、374期。

    [12]引自陈春圃《内戚说汪伪集团内幕》，台湾《传记文学》372、373、374期。

    [13]见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节录：“一个暗中散布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1）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1）

    密集著文

    胡兰成是以文章发迹的，是靠自己的卖力著文和讨巧言论而见重于汪夫妇，如此才得以在汪伪集团中崭露头角的。

    按理说，写文章本轮不到他。

    汪精卫集团和其后的汪伪政府，从开场到落幕少的是军人、政客和策士，文人和学人，可以说从来都不缺，在汪滞留河内那几个月，在叶蓬等失意军人参加之前，整个集团几乎都是政客和文人。不要说《南华日报》和“蔚蓝书店”那批人，就是汪伪集团核心的那七八个“首义分子”或“最高委员会”成员，也都是政客和文人、学人，或者是从文人、学人出生的政客。除了汪精卫夫妇外，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及其以下诸人，谁都能写，也写过，他们中有留学生，有大学教授，办龚纸杂志，有过丰富的政党斗争经历，内中的陈公博、陶希圣甚至不妨说是有自己理论体系的政论家，写政论时评之类对他们是轻车熟路，拿手好戏。比如陈公博，1928年，他写的《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和《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两文，全面阐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为其随后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理论的先导。两篇文章刊出，在当时社会上轰动一时，陈公博曾得意地说：“虽然说不上洛阳纸贵那套肉麻话，然而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人手一册。”[1]再比如林柏生，跟随汪精卫前后二十多年，也就办了二十多年的报刊杂志，从海外办到国内，从上海办到香港，多是自编自写，前后著文无算。

    可他们这干人，此时却无意于此。

    陈公博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始终持消极态度，在“艳电”前后紧锣密鼓开张期，他却以侍母为名躲在香港家里不愿出面；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则在继续紧张地与日方进行他们的秘密交易；陶希圣负责宣传，本应该打头，可陶究竟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做贡大教授，原是国民党文宣方面最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此形势多变且不明朗的时候，他不可能也不愿走到前台直接上阵的。剩下的就是林柏生了，林跟着汪精卫办了二十几年报纸，是汪系报刊的总管，他可以写。汪精卫“艳电”1938年12月31日在《南华日报》刊出，同一天报纸上，林柏生就写了响应文章《汪先生之重要建议》。可1月17日下午，林柏生应召去香港警察厅谈话，被警告有遭暗杀的危险，归途中，林就遭袭击，被人用二尺多长的大铁棒打破了脑袋。

    报纸还得办下去，自上海沦陷《中华日报》停刊后，《南华日报》是汪精卫最重要的舆论地盘了，汪精卫需要舆论，胡兰成需翼现，老板被殴伤住院，这样，就为胡兰成的竭诚进取倾心贡献提供了机会和场地，他这才得以大写特写，不受拘束地放开写，而终于得到了汪夫妇的青睐。

    从“艳电”发表，到他被汪夫人召见，在这段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1940年，胡兰成把他在前一年所写的社论时评集成《战难，和亦不易》一书出版，汪精卫给他写了序言。此书共收有一百〇四篇文章，根据时间先后排列来看，从一月到二月初，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胡兰成总共撰写了十三篇文章，都是以《南华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具体为：

    我们的郑重声明

    和与战

    当前的选择

    和议与统一

    国民党切勿自暴自弃</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2）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2）

    五中全会陈词

    评五中全会宣言

    和议的时机与和议的运用

    一个总检讨

    战难，和亦不易！

    以直接交涉引致国际调停

    从近卫声明到平沼内阁

    本届日本议会的考察

    在这十余篇文章中，他主要就是为汪精卫出逃河内、发表“艳电”求和的举动辩护和叫屈，指责重庆开除汪精卫党籍的无理，声称汪的行为既不违国民党党纪，言论也不出国民政府所定的方针范围，且更是猾主动地寻求中日战争讲和的前途，而这是在当时国际国内情势下的最好选择和出路。

    且看他为汪所作的辩护：

    汪先生艳电建议，完全根据去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原则，尽人皆知。国民政府领导抗战以来，未尝拒绝和平之路，前后有九国公约会议，德国大使及英国大使之奔走调停，皆蒋先生身亲其事，根据报载我驻美大使的演辞，则当英国大使于广州及武汉失陷后会见蒋先生时，国民政府且曾托其转询日方条迹是则在政策上初无分歧；所分歧者，仅在形势之估计及条件之解释。此种分歧，在于和平时机的选择，而不在于和平本身的肯定或否定，亦即仅为技术上的问题，而非原则上的问题。关于技术上的争执，尽应以民主精神提付讨论，言之者无罪。[2]

    汪的出逃海外，发表“艳电”响应，责不在汪，乃是国民党缺乏民主所致：

    民主集权为中华民国立国之基本精神，民主贵乎言论自由，方其未战，言战者即为有罪，方其未和，言和者又为有罪，此皆病态，足以损害国家前途。若谓汪先生“擅离职守”，此种指摘实应由指摘者承受。何以汪先生不得不离开重庆，何以须至别处始能发表建议，是皆历次以来阻遏言路，非法禁制之事迹实有以造成之。指摘者不自思其故，而以之归咎于汪先生，民主政治之谓何？[3]

    坚决，是汪精卫出逃、与重庆国民党分手的又一主要理由，这也是汪伪集团与日方谈判、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条件之一，胡兰成揣摩汪的意思，在这一点上把握得很准。他在为汪辩护的同时，诬指中国的坚决抗战为欺骗国民党的骗局，中国是秉承第三国际意旨，借抗战之机，要挟和逼迫国民党：

    我们今日的任务就是要从日本的爪下救出中国，也要从第三国际的爪下救出中国，我们反对日本挟持中国，同样反对第三国际挟持中国。因第三国际的挟持而诬陷汪先生。而使中国成为第三国际的赤色傀儡，这是自觉的中国人民，不愿做任何人的傀儡的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4]

    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战争，但也牵涉并受制于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几大强国力量的影响，涉及广泛的国际关系。1939年年初，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只有半年时间，各国之间的分离与结盟、调停与争斗时断时续，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交相为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国际关系国际形势的把握和分析，是胡兰成颇为自得自满的，前已说过，在当时香港报刊杂志上，他只看重一位“乔木”的文章，其他人包括他身边那一批整日研究国际问题的“蔚蓝书店”同事，都不在他眼里，可他此时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研究，却有一个前定的不经论证即自明的最终结论，那就是汪精卫降日求和的“和平运动”：

    这次中日战争有几个可能的前途。其一是中国胜日本败，其二是日本胜中国败，其三是中国败日本未必胜，其四是日本败中国未必胜。而无论如何，其结局总之是“和”。因为这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势力的较量，而是牵涉到国际诸势力的错综运动的。从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英美德意等国并不是加入中国这一边或者加入日本那一边，他们始终是第三者，虽然这一群第三者自身包含着几种正反的因素，对于中日战争所取观点，不但英美与德意有其分歧，即英与美，德与意亦有其分歧；然而他们统统是第三者，第三者所关心的不是中日的或胜或败，而是各以一己的利害为前提来考虑中日战局，使之适合分量的。他们不希望一方面大获全胜，因为不管哪一方面大获全胜，第三者都生怕失去他们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他们不容易在这上头打主意。所以，他们总是愿意即使一方败，别方未必胜，以为从中支配均势的余地。由于这种主观上的算盘，再加上客观种种的顾忌和牵制，他们不但不利于让日本大获全胜，而且援助中国，使之大获全胜，事实上也有所不能。[5]</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3）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3）

    你可以说这是分析，也可以说只是注解，他这是在具体地引申阐说汪精卫对国际情势的看法：“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6]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重要的是，接下来怎么办？

    比一切都更重要的是，必须认清主客之分，我们是主体，而周围的条件则不过是客体。我们战，不是人家所希望的战，我们和，也不是人家所安排好的和。我们必须争取主动的地位。我们不是为忆动列强相互间的均势而战，也不是为要重新安排这种均势而和。至于苏联的外交界企图如何攒入这种均势并利用之以为苏联安全的保证，这也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不能为适合苏联外交界的这种口味而随人俯仰。我们是为了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并以此呼唤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正义。认定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能战，能和；否则，不能和，并不能战。既然如此，我们的希望就只能是，要谋和平解决，也必须争取主动的地位。[7]

    这仍然是注解，但是进了一步，有胡兰成自己的发明，那就是：主动地战和主动地和，主动地和就是汪精卫的和，“汪先生的艳电，即是要我们极力争取外交的主动地位，主动的选择和平解决的时机”，而且，主动的和也不能晚，要抓住时机，汪精卫出逃海外发表“艳电”恰是正当其时：

    过去，我们没有把握也打了起来，这还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现在却不应该没有把握再打下去。一年多的抗战居然打出了新外交基地，使得日本急于要找中国说话，使得英美深恐中国对日直接交涉，这在无形中已经提高了中国的身份。这种新的外交基地的出现，也就是汪先生所说“即抗战之目的已达”。现在的课题在如何运用此新的外交基地。首先，我们根据上面的一串分析，应当认识此新的外交基地乃如汪先生所说只能利用之以取得比较有利的和平，不可能拿它来做无底抗战的凭借。其次，我们还应当指出，这种新的外交基地是有时间性的，我们如果不能及时运用，一任英、美、日这三条力的线在那里自升自降，等到他们之间最后做成了均衡，做成了和局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外交基地便会消失，我们一年多来的抗战便完全为傀儡戏，什么意义也没有了。[8]

    胡兰成就是这样一步步为汪精卫解说、引申、推论的。

    谈和，并不一定只有汪可以谈。等到重庆方面也有了议和动向时，胡兰成遂及时抛出了他那篇《战难，和亦不易》的名文。

    “战难和易”或“和易战难”，是从“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套过来的话。中国古人一向认“知易行难”，孙中山为强调理论对行动有着重要指导作用，而一反其意提出：“知难行易”说。对日抗战刚开始阶段，南京周佛海家地下室，经常来躲避日军轰炸的一些国民党高官和高层文化人多持愿和不愿战态度，因而被胡适戏名之为“低调俱乐部”。在这个“低调俱乐部”中，“战难和易”或“战易和难”就是这批抗战悲观论者经常议论的话题。胡适不久往美国，1938年1月12日曾有一封给蒋廷黻的信，其中说到：“九月八日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胡适尽管低调，对抗战无决胜的信心，但胡“和比战难百倍”的意思，是战争既起，和已不可能，与日本谈和已无任何余地，以中国的状况那就只有打下去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4）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4）

    胡兰成不会知道胡适的话，他的《战难，和亦不易》一文中所写，也与胡适的意思完全不同。

    第一，他提出，和，要真正的和：“最近当局已经再次三番表示要和了，这固然好，但这还不过是问题的开始；今后人民的政治课题应当是：监督政府议和，和要和得像样，要和得彻底。过去的战，战得不彻底；今后的和，万万不能再和得不彻底。我们如果听其自然，则不彻底的战已经断送了半个中国，不彻底的和，将把另一半也断送了。”

    第二，批评攻击国民政府自抗战以来的决策：“过去在‘军事秘密’的封条之下，拿丑角扮须生，把抗战演成了一出打诨的闹剧，没有办法领导民众的自发运动，也没有办法叫有钱者出钱致未能竭举国之人力物力用于抗战，这就是不彻底，我们取胜要素之一，‘是拿空间来换时间’，但这不是说‘空间’可以浪费，也不是说‘时间’将永远在我们这一边。以为持久就能彻底，乃是废话。”他举例嘲笑，要用绳子去抓壮丁，要卖柴的农民缴纳买路钱以充救国公债，武汉还没看见日本人的影子，先把自己的东西烧光等等。

    第三，他指英美主持的国际调停不会有大作用，意思中国只能直接与日本人谈判。而这正是汪精卫所在做的。

    第四，他指停战讲和后，中国可能出现混乱局面。[9]

    文章写得直白，意思却颇为曲折。

    他一方面叫嚣，要和，要真正彻底的和，要抓住时机赶快和；另一方面又攻击批评重庆种种劣迹，眼前既尴尬，今后更难办，想真正彻底的和也难。对内，他这是挑拨，对外，则是献媚，主要说给日本人听，意思是重庆既有如此多劣迹，所以不可能真正的和，彻底的和，要真正彻底的和，还是我们的汪先生。这也恰好迎合了日本近卫内阁早先说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其实，重庆若真要和，直接与日本打交道，也就没汪精卫的戏了，汪以及汪派这干人马也就给干晾在香港和河内了。

    这些话，汪精卫自己自然不便说，汪集团中的其他头面人物也不愿自辱身份地公然说，只有胡兰成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可说、敢说和全无任何顾忌地说，他算是找到合适的时机和地方显露身手了。

    不说其他，单是他文章的题目就跳，就恰如其分也委婉曲折地表露了汪精卫此时的心态。据说，他汪精卫是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样的心思出逃河内、倡导“和平运动”的，他是唯恐天下国人不理解不原谅，他此举是为国为民自甘忍辱负重的，他是为顾念天下的苍黎百姓在百般困难才去寻找其他出路的，继续战下去，难，可谈和，又何尝不难？“战难，和亦不易！”可说道出了汪的心声。

    短短一个月，胡兰成就写下了十余篇文章。如此高产的频率，他保持了整整一年，一年仅收集在册的文章就有一百〇四篇。他用文章为汪精卫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终于用文章为自己的腾贵显达开出了一条路。

    两个月之后，汪精卫秘书陈春圃到香港约他见面，交给了他汪的亲笔信，信开首就说：“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敬。”真是今非昔比，仅仅几个月之前，陈春圃和曾仲鸣到香港他还见不上，此番却是汪“亲笔”致函“致敬”。过后没几天，更为显赫的场面出现，陈璧君到香港，亲自召见了他，亲切关问，抚慰有加，当即将他六十元港币的薪水提升为三百六十元，另外再加二千元机密费，并狠狠责备林柏生埋没了人才。</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5）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5）

    夫人召见了，薪水提了，机密费领了，他一下子成了令人刮目的汪派新角色。

    胡兰成名至实归。

    其他没什么，有点可笑的只是他的态度。

    胡兰成的政治态度一贯是倾向的，他在北京一年接触的是马克思主义，他在广西五年，废寝忘食苦读研究的主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可他一旦开始投身汪集团，却一变而为竭尽全力地，从反对中国到反对所有的，从反对直至背弃马克思主义。在胡兰成，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转折点，可如此大的弯，在他说转也就转了。更好笑的是，他此时的头脑中，可说除了他正努力开始跟进的汪“和平运动”论说之外，没有其他，多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他会用列宁的论述来分析日本和中国，他引用的还是他文学青年期所崇拜的鲁迅语录。或许，对他这一个“荡子”本性冒险为用的人来说，也是没什么可奇怪的。

    汪派新秀

    1939年4月25日夜间，汪精卫一行十余人，从越南海岸登上法国轮船“冯?福林哈芳”号起程往上海。

    汪精卫已与重庆正式翻脸。他想不到，重庆居然会派军统特务来河内暗杀，他得以幸免，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曾仲鸣替他身中多枪，命丧黄泉。在这一刺激下，汪立即公开发表文章《举一个例》，出示了抗战前期一次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文件，其中载有国民党最高层有关对日谈和问题讨论的内幕细节。汪此举是为证明，谈和，重庆方面未曾不想，只是下不了决心而已，他主动出面先行谈和，这并没有什么错。

    汪揭出老底，重庆方面极为恼怒，元老级人物吴稚晖立即着文嘲骂汪：“吾料其将病，今果疾矣”，“汪氏之处境狼狈，亦甚矣！”又指汪公开发表最高级秘密文件违法：“汪氏斤斤于主和不是他一人，就将国防最高会议的纪录披露，只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职务地位，处刑更严。”彼方如此，此方新出骁将胡兰成立刻挺枪上马，还之以辱骂：“吴稚晖一向是以花袭人的身份效潘金莲的口吻写文章，肉麻当有趣，痛快淋漓而忘其所以的。他要骂人，总是先用石灰抹在鼻子上，使对方在观众面前成为可笑可怜的形象，然后从而打倒之，这次仍然是这一套手法，……这样子先用石灰抹在对方鼻子上的秘诀虽经已死的鲁迅点破过，视为不道德；但因其往往有效，遂转辗传授不绝。”[10]文章是越写越流畅了，此时此刻，汪派中也无人比他更合适的了，如此有来有往一个回合，胡兰成又为汪氏立一小功。

    汪精卫此番回中国国内形成，确具有象征意义。汪先不愿搭乘日本专为迎接他准备的“北光丸”轮，日本方面只得由汪，但还是派出“北光丸”轮陪伴同行。无奈船出南海风浪太大，法国船太小，担心“出师未捷身先死”。29日，在广西南部海面上，汪精卫最终还是换乘了“北光丸”。就这样，汪精卫搭乘着日本船，在日本人的护卫下，一路驶入了中国的沦陷区。5月6日，汪精卫抵达上海。

    汪精卫立即开始着手伪政府的组织，汪的计划分为冉：第一步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步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议会机构，最后第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然，所有这一切，事先必须征得日本方面的认可，于是5月31日汪精卫又带着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干人再往日本东京谈判“组府”问题。对汪精卫亲赴日本，此时尚在香港观望的陈公博曾急电阻拦，认为以汪的地位万不可去：“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顾不得了。既与重庆公开闹翻，汪不“组府”将无以继续，也无以自解。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日本其时想要的，只是一个由日本各种势力控制的松散的傀儡性政府，这与汪精卫所希望成立的以他为首的一体化新中央政府差距太大。为此，汪精卫自6月10日起，分别和日本内阁首相、陆相、海相、外相以及前首相近卫等会谈，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在以“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槐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等等先决条件下，日方最终才同意由汪出面组织伪中央统一政府的计划。既讨得“将令”，汪精卫回国后，先和已成立的北京伪中央临时政府王克敏谈，又与南京的伪中华维新政府谈。直到这几个伪政府之间的所有关系基本理清，汪伪集团方才正式开始在上海大张旗鼓地实施其组织伪政府的冉计划。</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6）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6）

    直到此时，在香港苦苦撑持了半年之久的胡兰成，才应召从香港带着一家子回到了上海。

    胡兰成身价已与以往不同，他乘船到达上海，陈春圃到码头上迎接，陈已为他在哈同花园北面的南阳路租下了公寓。第二天，陈春圃陪他去拜见汪精卫。胡兰成自投身汪“和平运动”以来，还从未见过汪，这是他第一次与这位“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名人”见面，他是诚惶诚恐，恭谨敬听。

    汪精卫先问他家小情况，然后起身到内室取了二千元给他安家。汪此时的居处是在上海虹口日本人势力范围内，汪对胡解释说，这是由于禇民谊的过错。禇去问法国领事馆，汪来法租界居住是否可提供保护，法国领事馆不敢答应，所以暂时寄居在此。汪又转而自解说，就住在虹口也可以，汪以李鸿章作比，当年八国联军之役后，李在北京议和，当时北京已沦陷，可沦陷区仍然是中国的领土等等。最后，汪谈正事，对胡说道：“我把宣传的事托兰成先生，必要坚持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

    受此面谕，胡兰成自是仍然写文章，以前在香港写，现在转到上海写，在汪的身边写。

    香港有《南华日报》，汪集团原在沪上的《中华日报》在上海沦陷后已停刊，现在上海成为汪伪集团活动的重心，于是七月初，《中华日报》重新复刊。社长为赵叔雍，胡兰成担任总主笔。这才是他第一次真正担任报纸的总主笔。

    《中华日报》设一社论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其他成员为陶希圣、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樊仲云、朱朴以及胡兰成。

    令胡兰成得意的是，写报纸社论的人虽多，除胡兰成外，其他多是汪伪集团核心人物也是有地位的学人，可他们写的却不能令汪满意。周佛海曾写：“沦陷区是蒋先生把它丢了的，不是我们把它丢了的，我们今与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丧失多少的问题。”对此论调，汪精卫看了不高兴，但因是周佛海署名发表的，才隐忍没说。梅思平写一篇社论，痛责国民党祸国殃民，把事情弄到今天的地步。汪精卫批道：凡是中华民国的事，无论是蒋先生做的或谁沦陷的，我们皆应负责。樊仲云写了篇非难蒋介石的，还有一篇提出要响应日本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议，汪又批道：我们做和平运动是为使抗战有终之美，不是为与抗战敌对。日本人说的大东亚新秩序，今尚性格未明，我们自应以孙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为准。汪此时仍以国民党正宗自居，对重庆取让一步、矮一分的原则和态度，也就是胡兰成所谓，汪伪集团与重庆之间，只不过如《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一个是蔗，一个为副册罢了。在言论上，此时最能曲意奉承汪精卫的还是胡兰成，汪曾特地关照他：“以后社论不管是谁写的，请兰成先生一概不要顾忌，便是我写的若有不妥，亦请通知我要改。”

    胡兰成细心记下这些，自是得意非凡，唯有他的言论才合汪的胃口，他俨然已成汪“和平运动”理论代言人了。

    8月28日，汪精卫假上海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9月5日，汪主持召开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胡兰成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7）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7）

    胡兰成何时加入国民党的，他从未说过，至少在去香港之前他还不是国民党，若从香港算起，那他的党龄就是一年多，仅凭一年多党龄就当选为中央委员，无疑靠的是他的言论“功绩”，靠的是汪夫妇的执意提拔。中央委员虽是虚职，却是个资格，胡兰成就此在汪伪集团中有了个像样的地位。此后，他不仅为汪造舆论声势摇笔杆，还渐次成了为汪夫妇私人所用的谋士和家臣，有了汪精卫秘书的名义。那份反驳陶希圣、高宗武声明的声明，据说就是在陈璧君授意下出于他之手。胡兰成自己却不承认，说声明是陈春圃按照陈璧君意思以汪秘书长名义拟就的，他被叫到愚园路汪公馆，只是在陈春圃拟的声明稿上改了几个字，英译稿则是由陈春圃自己改的。他还乘此机会进言，请陈璧净要让七十六号逮捕陶希圣的三个学生。

    1940年1月，高宗武、陶希圣悄悄逃离上海出走香港，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表汪日秘密谈判条约，从内部给了汪伪集团沉重的一击。妙的是，高、陶出逃的行径也是仿照汪精卫，汪之出逃是乘蒋介石不在重庆，经昆明往越南河内的，高、陶是乘汪去青岛之机逃离上海往香港的。

    陶希圣、高宗武和周佛海、梅思平为最早策划“和平运动”的发起人物，汪精卫之能够与日方联系直到最后出走，完全可以说是出于四人的活动。可就在汪精卫“和平运动”将及成立伪政府的最后关头，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却脱队而去，并公然拆台，将“汪日密约”在报上公开。其中原因，在陶希圣最主要是反对“组府”，在陶看来，汪精卫脱离重庆，以一“民间人士”身份号召停战求和未尝不可，也不出格，对付日本，战由重庆蒋介石坚持，和则由海外汪精卫来做，也不失为一种非策略的策略、无办法中的办法，但成立伪政府，那就公然与重庆对立了，其立场也就转而为站在日本方面而成为真正的汉奸了。“希等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中日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美联社所传五条，去实在者尚远。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亦均归其控制。最初汪先生夫妇亦大惊，有退休意，然经佛海、思平怂恿，彼已视为谈判成功，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且依之以建国矣，沉迷不返，至于无可救”[11]。至于高宗武，罪莫大矣，在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下，其私下秘密赴日接触谈判，并偷偷携回日方停战谈和的条件，若追根溯源，高是汪伪集团一切活动的肇始者。高宗武深深懂得这一点，他知道不管中日战争的结局如何，自己的前途总不容乐观，带着这一罪孽感，他在以后与日方的谈判中始终畏首畏尾进退失据。在梅思平参加谈判后，高的态度已引起日方的怀疑，因此，在汪精卫等人到达上海再往东京谈判时，高宗武事实上已被排除在核心谈判之外，不被日方和汪等人所信任。在这样的情势下，高、陶两人才出走香港，以发表“和谈密约”表示自己完全与汪集团脱离关系。陶以后辗转回重庆，高则转往美国，从此踏上不归路，再也没有回过大陆和台湾。

    周佛海等人对高、陶是恨之入骨，乃至准备派人去加以“制裁”，汪精卫却不太放在心上，反认为坏事可变为好事。在汪看来，高、陶事件可以给日本人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不能压汪压得太过分，不然就会产生高、陶这样的后果；高、陶公布“密约”，也不无有利的一面，“密约”原是日方提出，双方尚在讨价还价之际，将其一公开，日本人就不得不收回。汪在伪政府成立后与日方签订的“和约”，就因此胰“密约”对汪伪有利，这是汪很引以为得意的。高、陶事件对汪的另一不意之获，就是陈公博终于下定决心下水了。陈公博与顾孟余是汪精卫最重要的两个干将，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部长。汪的“艳电”一发表，顾即与汪断绝，以后更悄悄地去了重庆。陈公博不曾走，却始终在消极观望，汪去青岛，陈公博向陈璧君打了声招呼，比高、陶两人更早离开上海回了香港。当高、陶出逃来港并公布密约，陈公博痛感于汪的失落和尴尬处境，这才决然返回上海，助汪一把，正式下水参与汪伪集团。</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8）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8）

    高、陶出走，除了大原因，还有汪伪高层之间少不了的人事倾轧的影响。

    在汪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陶希圣被任为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朱朴为副部长（次长）。以陶的资历声望，陶正林副应无问题，可宣传这一路人马主要是香港《南华日报》和“蔚蓝书店”的，林柏生是老板，这些人包括胡兰成都是听命于林的，陶希圣名义上为正，事实上却被架空。陶的出走正合林意，虽然被汪精卫斥责为排挤陶，但斥责归斥责，汪伪政府成立以后的宣传部长那就非林莫属了。对胡兰成的意义是，林柏生上正席，后面也就可能有胡兰成的位置。

    此时汪伪政府已准备打锣开张，四方凑合来的各路人马熙熙攘攘，上下奔忙，纷纷营谋着到处钻营。汪集团最初的“首义分子”八人中已去了陶、高、曾，陈璧君也无须安排外，剩下四人以及陈春圃、褚民谊等人自然无问题，可还有汪到上海后投汪的特务头目丁默村、李士群之流必须安排，还有先后投奔来的失意军人、下台政客、各类学人文化人和社会贤达需要安排，另外还需要让出一部分位置来安置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的前朝汉奸。这种场合，胡兰成是挤不进去的，他尚无资格搅在其中，他不去钻营是清高，也是知趣识相，他还得靠汪精卫夫妇，还得跟着他的老板林柏生，在部长“特任官”安排之后，等第二批，还得看合适的机会。

    机会说来也就来了，那位汪记国民党宣传部排名林柏生之后的副部长朱朴就在此重要关头被排挤出局，胡兰成是如此记述此事的：

    组府时我见诸人纷纷营谋，因称病数日不到汪公馆。林柏生不乐周佛海，恨朱朴之两头跑，告诉汪先生说是朱朴之教兰成反，汪先生大怒，即刻打电话与佛海说，“你得当心那朱朴之是小人！”是晚我在《中华日报》，朴之来信痛哭流涕，说“不知何处开罪吾兄，使弟蒙此奇冤”，柏生亦忙差泳今来与我说知，我道，“汪先生若问我，我不能欺骗，但我可以不答”。第二天汪先生果然叫我去，柏生在旁一直担心，见汪先生不提，他才胸口一块石头落地。[12]

    从这里可以看出，还在汪伪政府“还都开府”之初，甚至未开之际，周佛海为首的实力派就和林柏生、陈春圃为首的公馆派之间已开始明争暗斗，在汪精卫面前互相争宠。不过，不管此事的真相如何，这件事上，胡兰成是帮了自己原来老板林柏生的忙，将此事在汪面前掩饰了过去，他自然跟着林柏生也成了公馆派一员。事实上，朱朴的出局于林柏生的利害关系不大，关系最大也最得利的是他胡兰成。

    朱朴是香港“蔚蓝书店”创始者之一，曾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四人被人合称为“蔚蓝”的“四大金刚”，汪的“艳电”一发表，朱朴即一马当先离港抢往上海办《时代文选》杂志，为汪的“和平运动”在上海打舆论基础。朱胰胡兰成资格老得多、地位高得多，对汪的言论功绩也不小，由此才会被汪任命为继陶希圣、林柏生之后的汪记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此外，朱还有另一重身份——陈公博的女婿，这也是汪精卫必须对之加以照顾的一大原因。据那部不甚可靠的《汪精卫日记》记载，就在高、陶出逃香港后，汪又将朱朴从宣传部副部长调任为组织部副部长，可见汪对朱的印象并不纯是“小人”。若是朱不出局，若是朱想要担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那几乎是他肯定能得到的位子。

    朱朴从此离去，在其1942年所写文章中说：“当日店（指‘蔚蓝书店”—∈者）中诸同志，除了我一人因迭遭家难，灰心一切，绝意进取，依然故我外，其余的现在大多在京沪等处任职，象思平、柏生诸兄，荣任中枢要职，旦夕为国效劳，回想当年情况，实不胜今日之感了。”[13]言下不胜酸妒之意。不过，再过二三年，朱可能反要庆幸自己能及时全身而退的明智了。

    胡兰成的官职是由汪亲授，这在他又是极有面子之事。

    汪精卫召见，先问他身体可好，随即取一千元给他作医药费之用，然后像是让小孩挑玩具那样，提出三个官位让他选择，一是行政院政务处长，一是立法院外交委员长，一是宣传部政务次长，并说“兰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且放后”。他知道汪的意思，于是选择了宣传部次长，同时将《中华日报》总主笔仍然兼任下去。对胡兰成来说，他应该满足了，这也是他可能得到的最高官位了。

    又是中央委员，又是宣传部次长、《中华日报》总主笔，还是汪的私人秘书，胡兰成自此跻身于汪伪集团高层，成为汪伪集团的新秀。

    注释

    [1]引自陈公博《苦笑录》第八章，香港中文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4月出版印刷。

    [2]引自胡兰成《战难，和亦不易?我们的郑重声明》。

    [3]引自胡兰成《战难，和亦不易?我们的郑重声明》。

    [4]引自胡兰成《战难，和亦不易?我们的郑重声明》。

    [5]引自胡兰成《战难，和亦不易?当前的选择》。

    [6]引自胡兰成《战难，和亦不易?评五中全会宣言》。

    [7]引自胡兰成《战难，和亦不易?我们的郑重声明》。

    [8]引自胡兰成《战难，和亦不易?和议的时机与和议的运用》。

    [9]引自胡兰成《战难，和亦不易?战难和亦不易》。

    [10]引自胡兰成《战难，和亦不易?斥吴稚晖》。

    [11]陶希圣致胡适信（1940年1月1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

    [12]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金陵副册》。

    [13]朱朴《记蔚蓝书店》，《古今》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16日出版），转引自《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宦海沉浮（1）

    第八章  宦海沉浮（1）

    宣传部次长

    汪伪政府设置，将宣传部列为政府部门之一置于行政院之下，这是汪伪政府的“创举”。

    宣传部从来就是国民党党务系统中的建制。1924年1月，在孙中山领导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七人。随后，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中执会下设立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军事部和海外部等八个部，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在党内有宣传部的设置，第一任宣传部长为戴季陶。也就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方针，定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人李大钊、谭平山、等人跨党参加了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转由汪精卫担任，就任宣传部秘书，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宣传部只是其兼任，汪不管宣传部的事，事实上就成了代理宣传部长。北伐前夕，沈雁冰被从上海派往广州，任秘书，汪精卫忙，也忙，所以这段时期，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事实上就是由沈雁冰以宣传部秘书在代拆代行。[1]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以后，政府机构中只有教涌、中央研究院等文化学术机构，从未有宣传部的设置，宣传部仍然只是国民党内的部门。国民党的宣传部，在抗战之前，基本上由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把持。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由汪精卫手下的大将顾孟余担任，因顾长期在香港，就由副部长周佛海负实际责任，代理部长。汪精卫在召开其汪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已有了宣传部的设置，可他别出心裁，在建立伪国民政府时，又在政府体制内设立了一个宣传部，于是，这个宣传部既属政府行政院，又受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不久，汪记党的宣传部长陶希圣出逃香港，林柏生正位，待汪伪政府设置宣传部后，于是两部合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林柏生带着他那一班手下走马上任了。宣传部长为林柏生，次长先后有孔宪铿、胡兰成、章克、郭秀峰等人。

    林柏生长期为汪做宣传工作，不仅资历老，且是汪手下少有的敢有作为的干将。汪发表“艳电”，林柏生自署大名在同一天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呼应。这在香港当时是很有点冒险的，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可能遭重庆军统分子的“制裁”。但林自诩自己是不怕牺牲的，“到那一个时候，他们便集中向我们所主办的《南华日报》攻击了，又放出火烧和殴打的空气，但我们的稿子还是继续地写着，不过排字房和印刷部的工人，却在威胁下逃走了。因此，我们的同志间有好几天，便不能不从写原稿起，一直到自己来排字和印刷了。后来，果然对我们的工人发生了殴打的事急[2]。在这期间，胡兰成是紧跟林后，始终在《南华日报》坚持写稿。当林柏生被打伤住院期间，报纸虽说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代替负责，但几个人都躲着不露面，只有胡兰成仍持续写稿不断，且越写越多、越写越出彩。他的文章固然得到了汪夫妇的赏识，他这段时期的表现林柏生也是不会忘记的。汪伪政府成立，林柏生分到了独当一面的宣传部这一地盘，胡兰成跟着去做林的次长，是最合宜的人事安排。胡兰成不会不懂，顺理成章，他随后也跟着林成为了“公馆派”。</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宦海沉浮（2）

    第八章  宦海沉浮（2）

    对汪伪宣传部当年的情况，有人回忆道：

    宣传部位于南京新街口以北、路西一幢大楼上（解放后一度为新街口邮电支局），宣传部虽是冷衙门，机构设置却庞大而齐全，部下设有总务、宣传指导、宣传事业和特种宣传四个司，另设有秘书、编审和参事三个室，部内“总管”部秘书长兼秘书室主任由古泳今担任。各部门内网罗了不少人，三十年代因写《文坛登龙术》而名噪一时的文人章克标，即梧审室的主任。宣传部下面还有一个国际宣传局和一个通讯社，通讯社最初叫中华社，以后雾示国民党的“正宗”亦改名为中央社。汪伪集团下的两份报纸此时也归属宣传部管辖，一份即胡兰成做总主笔的上海《中华日报》，一份是南京《民国日报》，后者是由伪维新政府所办的《南京新报》改组而来。此外，林柏生还将手脚伸展出去，在汪伪统治所及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几个省的省政府设立了宣传处。

    宣传部是林柏生一手掌握的天下，主要幕僚，都是林柏生从原来《中华日报》、《南华日报》带过来的班底，从古泳今起各司各室的司长主任都是林的亲信。由于宣传部自部长林柏生以下，直到底下的工友，十之七八都是广东人，当时外人嘲笑其为“广东会馆”。汪伪政府各部都设有日本顾问，这是所有汉奸最为顾忌、不敢得罪的，宣传部却是例外，因为宣传部日本顾问是曹野心平，曹野是广东岭南大学毕业生，与林柏生是老同学和老朋友，曹野以后成为日本很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与一般来自日本军部的顾问又是不同，这样林柏生就更是无所顾忌了。

    胡兰成任宣传部次长时，和林柏生因争权夺利，发生矛盾，他一气就离开了宣传部，先在上海办了个杂志名叫《苦竹》。单从这个杂志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他的牢骚很大，以“苦竹”自命，孤芳自赏，自以为有“节操”。[3]

    这段回忆有问题，回忆者张润三将事情的前后搞混了，显然，其对胡兰成与林柏生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真正搞清常

    胡兰成对宣传部插不进手，因此而消极，甚至可能在私下场合表示不满，口出怨言，这是可能的，但他绝不会与林柏生去争权夺利。

    胡兰成非广东人，却出自林柏生手下，是林的老部下，上海《中华日报》时，林是社长，香港《南华日报》，林仍是社长，胡兰成兼职的“蔚蓝书店”，林还是老板。林柏生最初虽不怎样赏识他，也不曾提携他，因此而被陈璧君狠狠责备埋没人才，但这只是官场上的表面文章，林柏生不会当真，胡兰成自己也不会当真。他最早被发现被网罗进《中华日报》，究竟还是始于林。所以，胡兰成虽然对这位老上级的学识见解瞧不太上，可对林他却是低首下心，不敢怎样违拗的。他知道，自己在宣传部内是无法施展的，上有林柏生高压，下有古泳今及其他大大小小林的亲信把持，宣传部的事他根本插不上手，他仍只能经营自己早先的地盘，做他的《中华日报》总主笔，写他的文章，这个简任官的次长，在宣传部是只能作为政治犒劳享受的。

    胡兰成自视很高，在汪伪集团那班头面人物中，除了他的汪先生，对谁都似乎不买账，唯独林柏生，他始终要矮一头，他自己承认，对林是凡事都要让三分的。他怎会与林去争权夺利呢？况且，在汪面前，林柏生无论如何总胰他这个后起之秀有分量得多。宣传部内那更是林家天下，他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无法与林抗衡的。</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宦海沉浮（3）

    第八章  宦海沉浮（3）

    胡兰成离开南京去上海，并不是就此离开宣传部、离开南京，宣传部次长他仍然做着，南京他仍时来时往，他被解除宣传部次长职是在以后，不是为与林柏生争权夺利而是另有缘故。在宣传部既然无事可干，他是去上海另辟蹊径。

    他去上海也不是为办《苦竹》，《苦竹》第一期正式出刊，是1944年10月，办《苦竹》月刊那是他彻底离开南京伪政府后的事。他此时去上海，是去办《国民新闻》报，担任《国民新闻》的总主笔和社长。胡兰成是在宣传部次长任内辞掉《中华日报》总主笔的，什么时候辞的，他未细说，从他办《国民新闻》来看，这应该是前后的事，约是1941年二三月间。这也合理，接任一个新的，辞去一个旧的。

    同是办报，看似两者无甚区别，其实差异很大，胡兰成在《国民新闻》胰在《中华日报》自在得多。在《中华日报》，他只是总主笔，总主笔只管言论，只是自己写的差使，他在《国民新闻》是总主笔，同时也是社长，社长负责整个报纸，一切由他说了算。他可以自己写，也可以或雇或请其他人写。这位错忆他与林柏生争权夺利的张润三，当时就曾应胡兰成之邀，为《国民新闻》写过稿。

    张润三是陈公博系统的人，张于1941年3月受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仰山之约，到南京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监事会任秘书，以后担任组织部第二处处长和伪立法委员，张润任加了陈春圃、林柏生等人主持的一些宣传活动，因此与胡兰成熟识。他人回忆胡兰成的记述很少，具体记述更少，这里就引一段张润三对胡兰成的具体忆述：

    我在监事会秘书处由于工作轻闲，便抽出时间到学校里担任教职，先后到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将校训练团、公务人员暑期集训营和青少年暑期集训营等教育机构担任三民主义和国际形势讲座。胡兰成邀我为上海《国民新闻》写稿，我以芸生笔名写了一篇《晋冀豫边区印象记》，主要叙述太行山与道清铁路沿线的游击队活动，和朱怀冰、鹿钟麟与八路军的摩擦等情况，他很满意，彼此关系逐渐密切。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陈公博约我面谈，说刘仰山事情多，忙不过来，希望我在东亚联盟多负些责任，并问我对当前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以后希望做些什么等。从陈的办公室出来，胡兰成、刘仰山和我一起到梁园吃饭。当时希特勒已经完全占领了巴尔干半岛，正在向英国施加压力，并叫他们的助手赫斯到英国活动，胡兰成很激动地说：“虽然德国在西欧和巴尔干取得很大的胜利，可是形势这样发展下去并不好，这只是对苏联有利，增加德意日轴心敌人的力量，我们的真正敌人是国际，希特勒最好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东方就好了”。到了六月二十日（苏德战争开始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者）苏德战争爆发了，胡兰成大喜若狂，他说：“真的干上了，这一下可好了！”他要我给报纸多撰写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报道，我又给《国民新闻》写了《苏联的液体燃料》和《苏联的红海军》等稿件，叙述苏联巴库石油的开采，巴库巴统间油管的铺设与苏联潜水舰艇的活动等。[4]

    从张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胡兰成此时已完全站在日本人立场上，站在轴心国立场上了，他反对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但坚持与苏联为敌，而且不惜与英、美、法等国为敌，实际上也就是与世界上一切进步国家和文明人类为敌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宦海沉浮（4）

    第八章  宦海沉浮（4）

    交游众生相

    《国民新闻》，有人说是汪伪特工组织的机关报，由李士群出面请胡兰成办的，有人说《国民新闻》的后台是周佛海，是由周所掌管的财政部出的钱，胡兰成办《国民新闻》是从公馆派投靠了周佛海为首的实力派。其实这两种说法没有矛盾，可以说都对，都是事实。

    说《国民新闻》是汪伪特工系统的机关报，那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即便有汪伪特工的背景或支持，但《国民新闻》是面对公众的。但说《国民新闻》与汪伪特工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是无疑的，报纸是由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出面邀请胡兰成办的，《国民新闻》报社的房子也是李给找的，汪伪特工以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为发家基础，最主要的活动地盘在上海，因此《国民新闻》也办在上海，这些都是明证。另一方面，若说《国民新闻》是周佛海办的，这也没错，办报需要钱，汪伪财政由周佛海一手经管，要得到周的批准才能办，此其一；更重要的，在“组府”之初，汪伪特工两个头目丁默村和李士群反目，两人抢着当兼管特工和警察的警政部长，为此而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两人都没当上，汪精卫让周佛海兼警政部长，又在特工之上设立了一个特工委员会，也是周佛海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样，周佛海在名义上就成了汪伪特工的最高长官，所以即便《国民新闻》有特工背景，说报纸是周佛海办的仍然没错。

    为何会有两种说法产生，那是因为以后周佛海和李士群也闹开了，李士群摆脱周而加入了公馆派，直接与汪精卫搭上关系，赢得了汪的信任。随后，李士群通过实际主持“清乡委员会”，权势日益膨胀，手里有钱有权，还成了方面大员的江苏省主席，就更不把周放在眼里了。按胡兰成的说法，李士群从实力派转入公馆派，还是得自于他的姻。

    正如任何政治团体有派别分立，汪伪集团也有三派之分，公馆派、实力派和陈公博派。

    公馆派以汪精卫私人秘书陈春圃以及禇民谊和林柏生为首，陈春圃在汪身边，担任汪记国民党组织部长，不太抛头露面；禇民谊地位虽高，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却是个糊涂虫；公馆派中最活跃的还数林柏生，除宣传部长外，林以后还做了一任安徽省主席。陈璧君的两个兄弟也可以算作公馆派，陈昌祖任伪中央大学校长，陈耀祖任广东省主席，陈耀祖死后，则有陈春圃接任。

    另一派是周佛海为首的实力派，主要成员有梅思平、罗君强和丁默村，李士群在脱离周之前，也算实力派。周佛海大权独揽，一人身兼数职，既是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又是特工委员会主席、警政部长。梅思平为工商部长兼粮食部长，以后又出任浙江省主席。丁默村自与李士群反目，就此离开了特工系统，担任汪伪政府的社会部长。罗君强为汪伪政权的议会组织“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长，以后继林柏生又当了一任安徽省主席。周佛海为首的实力派是汪政府中权势最大的，周、梅、罗等人平素骄横跋扈，气势逼人。陶希圣与高宗武的临阵脱逃，一部分原因就是慑于梅、罗两人的气势张扬，汪精卫为此对梅、罗气愤不已。

    在三派中，陈公博一派是最低调的。陈公博在汪精卫“和平运动”初起时，长期待在香港观望不前，直到高、陶事件发生后，才赶来上海助汪。由于陈的资格经历，由于与汪的渊源，陈在汪伪集团一班人中地位最高，担任伪立法院长、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而且，汪精卫不顾公馆派以及实力派一些人的反对，确定陈公博为自己的继承人。在汪1944年病死后，陈公博继承了汪的所有职务。陈公博派的基本成员，是以前国民党“改组派”的骨干，主要安插在陈自己所任职的立法院、政治训练部、上海市以及汪记国民党组织部内，绝大部分是次长以下的基层干部。</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宦海沉浮（5）

    第八章  宦海沉浮（5）

    在这三派之外，还有自成派别的“前汉”——原来南京的伪维新政府成员，不过，除了陈群、任援道个别人之外，这批人在汪伪政府中已不成气候，不是无实际权力的虚职虚位，就是很快被排挤出局了。

    胡兰成不是汪伪集团中部长级的头面人物，在公馆派内也不算是要角，他却自恃得汪夫妇宠信而颇为自傲，他引以为得意的是，在汪公馆内，汪夫妇对公馆派诸人只称名，却特别称他为“兰成先生”，他不认为这其中带有生分，只认作是汪的器重和尊重。他居然还摆老资格，就是那个他私下为自己排定的“第十一个”的座次，自认为当初投身“和平运动”时与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诸人地位差不多，因此自己能够平视他们，能够和他们平起平坐。其实，那班人无论在汪伪政府中还是以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谁的地位都胰他高得多，资历和声望也胰他这个籍籍无名者要好得多。可怜见，他原来什么都没有，可以提的也就是那短短两年的投身资历了。

    他私下想想问题不大，在事过境迁几十年，绝大多数当事人死的死关的关，如此写来也蛮风光，但在当年现实的人际关系中，他绝不会如笔下那么清高狷介。他清高，也狷介，不过要看对什么人。他在宣传部无处施展，他就去外面周旋，去结交攀援，他去上海办《国民新闻》未尝不是出此考虑，有人指他此举是为投靠周佛海、是为结交李士群，恐怕不是空穴来风，他对于汪伪政府官场上的行情看得还是不错的：

    周佛海有湖南人的热情才气，本性倒是个豪爽的，但是当过员的人精神上有一种空虚，而又无忌惮。日本在太平洋上军事逆转，王克敏的槐政务委员会始终尊重南京，汪先生派周佛海前往宣喻中央意旨，他到北平威势暄赫，自言书生有今天的显达，生平之志已遂，他说这话亦有可爱，但他是热情与直爽亦以之行其奸伪。他后来看见势头不对，又暗通重庆，结果重庆人回来了，他还是热泪满面，死于狱中。他的现实主义异于人世现前，他死于自己布置的机阱，因他的权谋活泼不能即是天机。

    梅思平是官僚彻了骨，加上现代人的理智，他对行政法精透精透，真个是练达有才干，做事的派头与说话非常得体，什么他都不吃惊，可以神色不变。一次李士群向汪先生说某事外间舆论不好，他意思要打击梅思平，汪先生即座问梅，梅却平静简单答道：“请先生惟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变应万变”这句话本出在新近汪先生的文章里，汪先生听了点头。士群回来告诉我，笑道：“那梅思平果然厉害，我说了十句八句，不敌他一句。”梅于抗战胜利后被审判，他不求饶亦不认错，死后他的自辩书曾在《大公报》发表，说汪政府当年承败战之余，订屈辱条约，与现政府的抗战胜利而亦屈辱承认雅尔达协定，同样可得现实政治家的谅解，我读了很不喜。梅的现实主义竟是另一种本色，本色到人世之情他一概无动于衷。

    梅思平与陈群恰好做一对，虽然一个是周佛海派，一个是维新政府旧人，两人都是能吏，而且私生活都是一塌糊涂。那陈群，是过去跟蒋先生时为对付赤化，他杀人杀得多了，与杨虎被称为“养虎成群”，变得像西洋的犬儒学派。他却又除了玩女人，还收集图书。他为内政部长，鸦片便在他手。他与周佛海、梅思平三个都是没有人世的大信，却又都有才气，他那才气像灰白的天宇中一片刀光。陈群是抗战胜利时他坚持不能投降，劝陈公博拥兵自固，看机会与蒋先生讲条件，但被周佛海所阻，当晚他就自杀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宦海沉浮（6）

    第八章  宦海沉浮（6）

    这三人都是狠将，且都是见过大场面来的，其实有着他们修炼得来的高级东西，如同一种艺术的境界。我与梅思平熟，与陈群不熟，但和两个都少往来，偶然相见了亦话不投机。我是凡见世人，即有一种亲近之意，可是梅思平陈群我与之当面亦不见其人，想要与他们玩玩亦玩不起来的。我有些不入他们的眼。只是我并无事情要与他们相共，他们亦没有事情犯到我手上，所以不曾发生冲突。我与周佛海倒是还可以倾谈，我且与罗君（指罗君强—∈者）相当要好，罗君亦是能吏。公馆派与周佛海派界限相当深，惟我不管这些，与周佛海本人近于要发生交情了，但是到底两路，我就着实斗了他一下，解除了他的特工，使李士群直接成了汪先生的人。[5]

    汪伪集团各派系中，胡兰成最看重这三人，事实上，汪伪政府时期，确也是这三人最是“能吏”，这段评价，除去他自吹自重的成分和死硬汉奸立场外，不失为是有相当见地的。

    周佛海、梅思平是汪精卫降日和平运动最主要的推动者和谋划者。最初，就是周佛海唆使高宗武秘密往日本联络的，在高宗武消极不被日方所信任时，则由梅思平替代高与日方谈判，“重光堂密约”就是梅谈出的结果，而后潜赴重庆交汪精卫，是为汪一切运动的最初蓝本。促汪“组府”，也是周、梅最为热衷。陈群的血腥手腕，陈群的学问眼光和所藏数万册图书以及陈的奢侈生活种种，都使他心仪心羡，当然，更令胡兰成首肯的，就是陈群在抗战胜利时的决不投降，一死了之。

    胡兰成办《国民新闻》，并没有能使他接近周佛海，反之却使他被解除了宣传部次长职，内里原因，应该与李士群摆脱周佛海转投公馆派、两人之间的争斗日渐表面化有关，直接的原因，则是《国民新闻》上刊出了攻击周佛海财政部的言论。

    此事前后经过是这样的：

    周佛海的伪财政部与日本签订了一个经济协定，上海《国民新闻》报上随即发表社论，谴责订立这一经济协定是丧权辱国，并公然点出周佛海的名字。社论不是胡兰成写的，是他请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写的。陶希圣出逃香港，陶的三个学生武仙卿、沈巨尘和鞠清远却没有追随陶，而是留在了上海，此后又参加了汪伪政府，武在宣传部任宣传指导司司长，沈在伪中央储备银行任副处长，鞠清远则当了伪国立师范学校校长。鞠清远写此社论，基本材料可能就得之于储备银行的沈巨尘。社论虽不是出于胡兰成之手，但与他的想法相合，他是《国民新闻》社长，经他签发，社论也就见报了。

    社论刊发当天，周佛海人在上海，一读之后大怒，第二天返回南京向汪精卫引咎辞职，周说：财政部是整个政府一部分，订立经济协定是无奈之事，胡兰成骂得句句有理，不能说不对，为顾全政府威信，他只有辞职。在周佛海蛮横要挟下，汪只得安慰周，然后下令免去胡兰成宣传部次长职。胡兰成此时人还在上海，林柏生写信给他说：汪先生因他是自己人才如此做的，要他回南京当面见汪说明。胡兰成回信说不去，听之任之。

    这就是胡兰成所谓他“斗周佛海”的全过程。

    这其实根本谈不上“斗”，谈不上地位对等的“斗”，他刚出手登了篇批评文章，周佛海只在汪面前假势抱怨了几句，他就被免去了官职。可见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的权势熏天，胡兰成不是对手，周恐怕也从未认真的将他看作对手。</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宦海沉浮（7）

    第八章  宦海沉浮（7）

    不过，得罪了周佛海，那是与周对立的李士群高兴的事，他就此与李士群走动得更近了。

    局长任内

    胡兰成因言获罪，被免宣传部次长职后，仅过了四个月，又被汪精卫任命为汪伪政府行政院法制局局长。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即有法制局的设置，最早任法制局局长的是王世杰。王伪洋大学学生，辛亥革命时曾任武汉都督府秘书，以后留学英、法得法学博士，回国任教北京大学，蒋介石政府成立后出任第一任法制局局长。王世杰也是如丁文江那样，是学者参闸学者做官的显例。抗战期间，王担任重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若以王世杰作比，胡兰成无论在资历、专业学识和社会地位上都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胡兰成得任此职，依然是汪精卫念其过去“言功”上的照应。过去的宣传部次长是简任，现在的法制局局长同样是简任，一去一就，算是平调，他可照样春风得意去上任。

    然而，对胡兰成而言，是被周佛海“参了一本”被免职而不是出于主动，多少总有点官场失意，所以，他新任法制局长后，即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策，自己不弄新法，与民休息，而对于他职权范围内的，行政院各部会及各省市呈请立法的新花样，则多加以否定回绝，在法制局长一年任期内，他自己记下的有这样几件事：

    先是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呈请核准，举行各地“律师重新甄别登记”。胡兰成看出，表面上这是汪伪政府新政，实际此举完全是其私心所用，罗君强是想将汪伪政府属下的律师卒为罗的体系。他即在该部呈文上批道：现国民政府尚奉林森为主席，汪先生称代理主席，既与前国民政府并非异统，前国民政府所办理之律师登记当然继续有效，所请应无庸议。罗君强是周佛海老部下，是实力派的主要干将，他的驳回算是给罗碰了个钉子。

    南京特别市市长周学昌上呈文两件，要法制局核批，一件是呈请核准南京市市民电灯加征附加捐，用来充做清凉山日本居留民团装设电柱电线的经费，胡兰成批道：南京市民对日本居留民团无此义务，亦无此自愿，所请应予驳回。另一件是南京市政府要人力车公司按车辆交纳保证金，他批：车辆乃公司所有，非向市政府租用，何须保证，所请碍难照准。

    再有就是江苏省的一件，事关重大，江苏省呈文，要进行全省范围内的土地和房产丈量登记，现已筹备就绪，呈请备案。江苏省这是准备要先斩后奏。胡兰成批驳道：此乃关系重大之事，未经核准，何得径请备案，着即不准，其擅自筹备就绪之机构及人事着即撤消。江苏省政府马上又另上呈文，先请求批准对土地房产的丈量登记，胡兰成仍是驳回：土地及房屋丈量查报惟宜行于战后，今非其时，不准。

    其时江苏省主席是李士群，李既是警政部长，又是负实际责任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此后又兼上江苏省主席，正气焰嚣张之时，故才有未立先准、先斩后奏之举。两个来往之后，李士群出面请胡兰成吃饭，请他帮忙核准此事。可吃饭归吃饭，不准还是不准，江苏省第三次呈文上来，胡兰成仍是不准。他计算过，若照江苏省所报办法，全省有地有房者仅缴纳登记费一项，加以上下其手的贪污就要达四十余万两黄金。更可恶的是，所谓重新登记，落实到地方，就给了各地恶霸和地痞流氓吞没他人房地产造成机会，有了名义上的法律根据。他硬顶着将此事打消，是做了件大好事，他自认为以后大难不死，这件事上自己积了功德。</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宦海沉浮（8）

    第八章  宦海沉浮（8）

    有一件私事，其实也是公事，胡兰成帮忙释放了重庆方面的特工廖越万。廖是军统特工，在地下活动中被李士群部下逮捕，关押在南京。廖太太在外奔忙营救，先找到梅思平，可李士群却不理睬梅的请托。有人介绍找胡兰成能帮上忙，廖太太就闯来了胡家。胡兰成一听说廖是特工，当即拒绝。第二日廖太太又上门，胡兰成因是女客，只得陪她坐一回，闲话间得知廖太太原籍诸暨，胡兰成就问起斯家，她却不知，但她听胡兰成说受过斯家好处，于是就顺风扯帆一口诸暨话，以后就几乎天天来胡家，一坐两小时。胡兰成陪不起，关照卫士阻挡，她就守在门外小巷里等候。胡兰成从法制局回家见到，不能不理睬，仍请回家坐上一坐。如此月余，弄得他是又恨又气又可怜她，最后只得请她一起坐上车，到关押处给李士群打电话，当场将廖越万领回释放。

    这是胡兰成自己仔细用心记下的几及为国为民”的政绩，表明他虽被免职调任法制局长，仍不曾消极，也没有放弃操守，而是以退为进，照样我行我素，一仍旧贯，尽管都是落水的同道，却不“同流合污”。好在他如此行事，上面还有汪精卫替他抵挡，法制局属行政院，行政院长始终由汪自兼，对各部会各省市呈文，法制局长只是拟批，最终形式上还需行政院长加上“如拟”，他又引以为得意的是，汪对他的拟批是没有一次不照准的。

    公事上如此，个人操守上他也同样洁身自好，他任法制局长时，住南京丹凤街石婆婆巷，家里简单得像中学教员家一样，闲时他只与周围邻居如画家胡金人等来往走动，这与他在宣传部次长任上时、特别在上海办《国民新闻》时同僚间的酒食征逐，官场上的应酬来往，已大不相同。他的收敛和他被免去次长的失意有关，与他刚得新妻在南京安家也有关。

    家乡人传闻胡兰成在上海南京做官，有不少人前来投奔投靠，他义母的女儿女婿来找，他将两人安置在宣传部里做小职员，早年于他有恩的斯家兄妹，他也给了种种照应，这于他也算是报答。来的更多的是胡村乡下人，胡兰成倒不嫌弃乡下人，他已将青芸儿子接来上海安家，有青芸在，乡里人来更是熟门熟路，弄得家里常常无处住，要在地板上打地铺。难的还是无法安排，从胡村来的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他只能介绍到各处去做杂役，实在无法就给路费让他们回去。那位在玉凤丧葬时不肯借钱给他的成奎，也让独生儿子寿先来投奔，他不计前嫌不思报复，仍将其收留在家，照应读书谋业，以后又把寿先带到南京。可这个成奎又给他做下错事，胡兰成有点钱，想给家乡子侄们置点田产，寄回去一万四千元托成奎转交他大哥，成奎竟拿这笔钱去囤货看涨，过了一年半后才还，此时钱币已大贬值，原来可买三十亩地的，末了仅赎回了胡家祖业的五亩地。

    对乡人胡兰成尽可大度，可对自己当年的那批旧相识，虽然也接应也帮助介绍职业，可想起当初他们那副倨傲相，现在反来投靠，内心很是鄙夷，如当年一起去广西的陈海帆、马孝安。陈海帆从广西回家时家里已很穷，此时到上海找胡兰成，他让陈到《国民新闻》社做编辑，马孝安在家乡做镇长，也差儿子到上海来找。当年开除他的杭州蕙兰中学徐校长避居上海，他依礼上门拜访，他知道力主开除他的主要不是校长而是教务主任方同源，方同源现在在浙江定海做伪县长，定海也归汪伪政府管辖，胡兰成听说后，心里甚是得意。还有一位岭南大学教授，胡兰成在广西百色教书时，他带助手来考察，他好意陪他们去农村，这位教授却架子十足，与其说话，他或叹气或干脆面驳：“不，你不知道。”如今这位教授在宣传部当参事，胡兰成反成了他的上司。凡此种种，胡兰成既兴此时彼时的感慨，又感春风得意的满足。</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宦海沉浮（9）

    第八章  宦海沉浮（9）

    胡兰成可以给人介绍职业，可以帮人谋差事，这些只为吃饭，都好说，但他坚持一个立场，那就是绝不拉人下水，劝人参加汪伪政府。他这样做，也许出于自污洁人之好意，免得连累他人，日后生出种种的埋怨后悔；也许只是害怕又给军统制造枪靶，再给自己多增加阴曹地府中的冤魂。他自己倒不怎么怕死，汪精卫亲戚沈次高在香港被军统暗杀，他立即写社论“反对暗杀”抗议，但同被军统在上海暗杀的作家穆时英，却是由他介绍来参加汪政府的。不过，胡兰成自称从没有劝过更不曾拉过一个人进汪政府，不错，穆时英是他介绍的，但这出于穆自己的主动，他才介绍穆到宣传部来办报。穆被刺杀后，他还去帮穆太太领抚恤金，料理后事，算是待朋友有始有终。他在香港结识的杜衡和戴望舒，两人曾悄悄到杭州，见面时很是害怕紧张，胡兰成见他们这副模样，取笑他们不要神经过敏，只是朋友私下见面，与政治不相关的，不要叫人好笑。

    当年的诗人路易斯、而后的台湾著名诗人纪弦，是在胡兰成任法制局长时来法制局做秘书的，但也是路易斯自己找上门来，他才为其安排的。想不到几十年后，路易斯当年任伪职事又被人重新提起。1970年，纪弦被选代表台湾“中华民国”去韩国出席国际笔会，于是有人旧事重提，指斥其过去曾落水做过文化汉奸，无资格做代表出席笔会。纪弦恼怒万分，表示要打官司，并矢口否认旧事，在回忆录中先说自己“婉言谢绝”了秘书职，可又在其他文章说“在他（指胡兰成—∈者）那边‘混’了没多久”，前后自相矛盾。有人挖掘史料，证明当年的路易斯还做过其他许多可指证为文化汉奸的事。

    胡兰成虽然在汪伪时期曾写过文章为路易斯的消极颓唐辩护，但对其总体的评价不高，而纪弦对他却多方称赞，在回忆录中坦承两人之间过从甚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称赞“胡兰成这个人，文章写得确实不坏，他不但长于杂文、政论之类，而且随笔、小品也很隽永有味；此外，他还具有颇为强大的批评才能”。纪弦以后虽然“离京返沪不拿他（指胡兰成—∈者）的薪水了”，可他仍十分感激胡，因为胡兰成还经常用其他方法在经济上支持他。胡兰成在七十年代中期回台湾讲学，最后灰溜溜返回日本，纪弦还专程到机场去送别，“互道珍重”。[6]

    胡兰成的法制局长也没能干长。由于他得罪人的太多，行政院各部会和各省市纷纷到汪那里告状，汪精卫应其所请，作出决定，汪不是将胡兰成公然免职，而是干脆在行政院部门中取消了法制局的设置，胡兰成的法制局长也就随之被解除了，前后仅仅一年。汪再任胡兰成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这完全是一个空衔，除去开会根本无事可干。胡兰成在汪伪政府中的官场生涯就此告终。

    注释

    [1]引自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中山舰事件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2]引自《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险记》，原载东京《朝日新闻》1940年12月8日，转引自《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3]引自张润三《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系活动》，《文史资料选辑》九十九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4]引自张润三《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系活动》，《文史资料选辑》九十九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5]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忠于一人》。

    [6]古远清《纪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兼评〈纪弦回忆录〉》，原载《书屋》杂志，转引自网上论坛“张迷客厅”或“胡兰成吧”。</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1）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1）

    其人其行

    汪伪集团中，有两个人最为狂妄，也最为锋芒毕露，且都是大权在握，底下的部属党羽成众，一个是周佛海，一个就是李士群。

    周佛海是汪精卫“和平运动”发起者，也是组建汪伪政府最有力推动者，他在汪伪政府成立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者）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1]周佛海是把自己看作汪伪政府的“缔造者”和中流砥柱的，其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骄狂于此可见一斑。

    李士群没有周佛海那样的地位和资格，他的特工势力是投靠汪伪集团后才得以发展，其地位和权势也是在加入公馆派、特别是得到汪精卫个人宠信后才得以迅速崛起的。

    其人来历复杂。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出身农家，早年到上海求学，妻子叶吉卿与李是同乡，长其五岁，李在上海时生活无着，全靠叶家接济，因此李以后发迹做官，事无大小，多听命于叶。李士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进入中国人办的上海大学，在校期间参加了革命。1927年，李被派往苏联留学一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逮捕，李即向中统投降，摇身一变转而加入了中统，其后一方面为中统做情报工作，同时和丁默村、唐惠民在上海编《社会新闻》杂志。丁、唐两人与他同样，也是的变节分子。与丁、唐两人不同的是，在此其间，李士群仍和地下组织保持着联系，他对地下人员解说自己的投降中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真的背叛，他目前在中统的身份可能对革命更为有利。地下党为考验他，要他制裁曾出卖组织和自己人的丁默村。李和丁默村朝夕相处，下手应是最容易不过的了。但李士群没有执行这一任务，反之，他将此事向丁默村和盘托出。两人商量，为了让李士群可以向地下党有所交代，两人决定“李代桃僵”，刺杀中统上海区区长马绍武以替代。地下党若追究起来，李士群可以把错杀的责任推到具体执行者身上，既然杀掉的是中统头目，也是的死对头，想必仍可维持对自己的信任。于是，两人依计而行，一天晚上，丁默村缠着马绍武在长三堂子喝酒，酒罢出门，暗藏在一边的李士群指使人将马当场枪杀了。

    中统急令调查马案，限期破案，调查追索到最后，认定李士群、丁默村的嫌疑最大，将两人一并逮捕。丁默村由于有中统高层人士帮忙，交人保释后解脱，李士群则被押到南京中统特工部严刑拷问，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等一一领教。李妻叶吉卿连忙赶往南京，用重金贿赂中统南京区侦察股长马啸天和行动股长苏成德，先停止了对李的刑讯，然后叶吉卿又去买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这才使李士群恢复自由。不久，李士群被中统派任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

    抗战爆发后，李士群被安排在南京潜伏，可在南京沦陷前，他与其他中统潜伏分子一起慌张逃到武汉。一年后，李士群被调任“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他将这次调任看作脱离中统的好机会，待一领到经费和路费后，他给叶吉卿一部分钱让她赶快逃回家乡，自己席卷余款由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在香港，李士群搭上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对他无可利用，于是转将他介绍给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李士群就此重新回到了上海。[2]</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2）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2）

    李士群凭借日本人庇护，在上海招兵买马，组织汉奸特务组织，他利用老关系，拉拢国民党和中统留驻上海人员参加共事。不久丁默村也从来到上海，于是两个老搭档合伙正式搭起了特务组织的框架。在汪精卫发出“艳电”、打出“和平运动”招牌后，丁、李两人发现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丁默村与周佛海原为同乡旧友，以前又同属cc系统，他们听说周当了汪伪集团的总军师，马上派人前往香港，暗通款曲。周佛海看到丁、李在上海已有基础，已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遂向汪精卫进言。汪精卫却讨厌丁默村，因为丁默村过去办《社会新闻》杂志专以和改组派为攻击对象，汪旧恨难消，可手下实在无人，再加以日本方面的撮合，于是汪到上海后也就全盘接收了丁、李的特工。日方相当于以这批特务作了与汪合作、支持汪出台的陪嫁嫁妆，曾有人讥讽道，丁默村和李士群的特务组织是汪伪政府的收养的“拖油瓶儿子”。

    对这股特务力量，汪精卫确也不能小看，汪到上海时，手下没有任何武装力量，这股特务就成了汪的最初武装。汪来上海后的出入安全和住处的警卫，都是由李士群派人加以严密防守。汪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中全会”，会议场所也设在特务总部的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可见其在汪伪集团前期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伪“六中全会”后，汪精卫给“七十六号”正式安上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的名义，以丁默村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特工总部属下成立“警卫总队”，由李士群兼总队长，吴世宝为副总队长，李士群妻叶吉卿为财务主任，吴世宝妻佘爱珍为经理主任。其后，汪可能怕难于驾驭这批特务，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出任主任委员，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为秘书长，确定“特工总部”为这个“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的下属单位，以显示汪记党指挥特工的构架。在伪“六中全会”上，丁默村、李士群自不待说，其下的林之江、苏成德、马啸天等人，都名列“中委”。由此，特务组织成了汪伪集团的一股重要势力。

    李士群和丁默村自最初建立特务组织，到投靠汪伪集团，再到以后的“特工总部”和“特务委员会”，两人配合默契，互相拉拢，虽然特务组织最早由李士群组建，可自丁默村来上海后，李士群就将正位让给丁，自己始终屈居其副。李士群如此谦让，一则丁的资历比自己老，其次以前在中统，丁默村曾是李的上司。可丁、李合作的局面维持到汪伪政府成立前夕，再也继续不下去了。为了争“特任官”的警政部长，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互相翻脸，丁默村仍想延续旧制，由自己出面担任警政部长，李士群此时却再也不愿让贤，要亲自跳到前台出面，力图将丁默村排除出特工系统。丁、李之间为此相持不让，成为汪伪政府“组阁”时争权夺利的最大一场丑剧。

    无奈，特务组织的基本成员都是李士群带出的人马，两人闹到最后，还是丁默村让步，离开特工组织，担任了一个闲职社会部部长。不过，李士群当时也没能得逞，李的资历声望太浅，警政部长最后由周佛海出面亲自兼任，李士群任副部长。这只是一个过渡，周佛海抓财权，是财政部长，也是中央银行总裁，又兼行政院副院长以及几个部会的委员，根本无暇他顾。事实上，特工组织始终由李士群一手掌管，不到一年，李士群即扶正升任部长。自此，李士群一帆风顺，除了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外，又先后担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职，其权炳势力远胜于丁默村。丁默村在默默做了四年多伪社会部长后，直到1945年5月，汪伪政府倒台前夕才做了一任短命的伪浙江省主席。</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3）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3）

    李士群之所以能在争斗中胜出、将丁默村排挤出特工系统，一说是他投靠巴结周佛海。周佛海、丁默村原是同乡、同事的老关系，汪精卫、周佛海到上海后，丁更是依仗周势压李，李一方面与丁对抗，另一方面对周佛海十分恭顺，取得了周的信任，因此而在组织政府时，李士群嗾使部下反对丁出任警政部长，周佛海也不支持丁，最后说服丁改任了社会部长，而由周自己出面兼任部长。另一说则是，李士群不是巴结周佛海，而是直接搭上了公馆派关系，走的是汪公馆内线。李以后的官场得意一路上升，由次长而部长，再秘书长和省主席，也是由于公馆派原因，而被汪精卫所信任倚重而委以重任。

    在汪伪集团“组府”前夕，周佛海日记中记有丁、李争斗诸多内容，记其最后丁退李进两方“摆平”事有这样一段：“苏成德、彭年先后来，均系谈丁李之事，各有所偏袒。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下午默村、思平来谈两小时，默村表示辞警政部长。余与思平大为感动，默村此次受尽委屈，而能如此让步，实为顾全大局，殊可感佩。”[3]由此来看，所谓李士群系投靠周佛海而发迹似不甚可靠。

    不过，后一说也有问题，那就是李士群究竟在何时搭上了公馆派的关系？若是在汪伪“组府”之前，那他的排挤丁默村出局就与公馆派有关；若是在“组府”之后，那就只关系到李士群以后官场上的一路上扬，在前的排挤丁默村，就主要靠的是他自己的力量了。

    按胡兰成的说法，李士群搭上公馆派是在汪伪“组府”以后，而且恰恰就是通过他的介绍和拉拢。

    交结和交恶

    胡兰成是拿笔杆的，李士群是玩手枪的，两人之间本没有任何关系，他与李士群相识，完全出于他的兜搭：

    还都那年夏天，诸人在南京各有所忙，上海惟我李士群两个次长留守，李是警政部次长。我要照看《中华日报》，他要照看七十六号。但是两人迄未相识。忽一日无事，我想到了去七十六号玩玩，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是特工机关，我向来对那班人正眼儿也不看一看的，偶然却把来当作闲游之地亦无不可，当它是千家诗里的“云澹风轻近午天，傍花依柳过前川”。那李士群正在想要跳过周佛海的管辖，只苦无路可以直达汪先生，见我来到，好比天上掉下了宝贝。我亦爱他个人才，且对七十六号印象甚好。……

    …………

    可是汪夫人来上海，我为李士群先容，汪夫人却不喜道：“七十六号是血腥气的地方。”我说：“特工除非把来废了，既未能废，则应直属于元首，如今直属于周佛海，世上各国无此例。”汪夫人才说：“那么你告诉他可以来见我。”我去南京又与汪先生说了，汪先生亦才初次召见李士群。我向汪先生进言撤废特工委员会，改设调查统计局，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汪先生就与陈公博研究，还在看时机。

    …………

    我的建议不久实现，成立了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我原来是说的调查统计局，现在改为部，规模更大，而且像公开性质。汪先生本性不喜特工，他的意思宁是要使之政治化军事化。但调查统计部到底不能是一个综合的武力机关，而后来李士群竟能集特工，军队，行政，及经济权力于一身，那是靠清乡。</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4）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4）

    清乡的起因也是我，真真是事与愿违。[4]

    胡兰成确是会写文章的，几句闲话，且像是不经意间的闲话，就自抬自重，将自己弄成了汪伪政府中运筹帷幄、参赞国机的角色。

    上段引文省略处，还有陈公博对周佛海说胡兰成怎么怎么，周佛海为此又从上海赶往南京、向汪精卫“哭诉”。这已是周佛海因他而起的第二次在汪面前哭诉了，前一次“哭诉”，是为他在《国民新闻》发社论，指名道姓批周与日本订立经济协定为“丧权辱国”。可像周佛海这等骄狂人，直把自己看成汪伪政府缺不了、事实上也真是缺不了的顶梁，他会把胡兰成放在眼里么？还会为他一句话要向汪去“哭诉”？

    按照胡兰成的说法，介绍李士群加入公馆派的，是他；为汪精卫初次召见李士群做牵线人的，是他；提议撤消特工委员会改设调查统计局的，也是他；汪伪政府时期最大的一个政治举措——“清乡”的起因或者说源头，还是他。

    为何会有“清乡”的想法，因为他想让日本“从局部撤兵做到全面撤兵”，他将此事与李士群商量，怎样才能使日军先从江苏省撤退，而由汪伪政府自己维持秩序。李士群认为单凭警察和特工的力量即可以替代日本人接防。胡兰成便向汪精卫建议，汪向日方提出，日本人同意了，但认为仅靠警察和特工不行，须由汪伪军队接防日军，结果就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自兼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掌管实际事务，如此李士群才“能集特工、军队、行政及经济权力于一身”。如此说来，李士群能得汪重视，在汪伪政府中迅即的腾达显贵，完全靠的是胡兰成了。

    另有记述却不同，李士群搭上公馆派内线，不在汪伪“组府”之时或以后，而是之前，还在汪精卫未到上海之前，李士群即攀上了公馆派：“汪在来沪前，先派陈春圃到上海，与丁默村、李士群等联系，布置汪精卫来沪后的安全和警卫问题。陈春圃住在七十六号，李士群乘机大献殷勤，极力招待。不久汪精卫到上海，住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内，对外严守秘密，李士群命张鲁兼任警卫总队第一大队长，挑选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一百余人，驻在该弄弄口洋房内，负责汪精卫的安全。”[5]

    这样的话，李士群加入公馆派就与胡兰成没有一点关系了。

    但不管怎样，在胡兰成、李士群两人的“次长级”阶段，两人之间曾有过一段颇为密切的交往时期。两人的各自用心自不难猜想，李士群想通过胡兰成更接近公馆派乃至汪精卫，胡兰成结交李士群是想得到特工力量的支撑，两人互为援引利用，因此才有以后胡兰成在上海办《国民新闻》，而李士群则给胡兰成提供报社的房子等等。

    可为时不久，两人之间就不对了。这与两人在汪伪政府中地位的变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胡兰成在下坠而李士群在上扬，胡兰成是由次长而局长；李士群是由次长而部长、省长、秘书长，地位渐高，权势日重，上有汪精卫支持，外有日本人撑腰，李士群成为除周佛海外的汪伪政府中最有势力之人。此时李士群已与周佛海公然闹开，对胡兰成，两人之间就更相违离了，李士群炙手可热不可一世，而胡兰成却在走下坡路。以胡兰成性情，你越跋扈，我越是不买账，两人之间也就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比如，胡兰成在法制局长任内，对李士群的江苏省呈上的房地产重新登记案一次次的驳回不准。这犹可说，只是公事上来往，在道理上本与私人关系无碍的。胡兰成与李士群真正交恶，是由于吴世宝之死。</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5）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5）

    吴世宝，江苏南通人，早年在上海做马夫、车夫，在社会上闯荡，手下聚起了一帮人。吴妻佘爱珍是青帮老大季云卿的干女儿，吴世宝依其势逐渐自成山头。上海本是青帮的天下，抗战以后，原来的青帮领袖黄金荣退隐，杜月笙远去香港，吴世宝却不管天下世道如何，只是乘此机会大势扩展地盘，收罗门徒，其势力一下子如日中天，俨然成为上海新起的大流氓。李士群也曾拜季云卿为师，在他刚到上海组织特工时，托季的介绍，李士群与吴世宝结拜兄弟，这样吴手下的流氓也就成为李士群特工组织初期的基本队伍。吴、李结合，两人各有所得，李士群的特工力量借此一下子膨大，可以向日本人、汪精卫炫耀，作为进身投靠的资本；在吴则有了政治上的名头，社会上更叫得响，可公开进行各种非法活动了。

    吴世宝这辈上海“白相人”，与胡兰成本不相关，可他与吴却是投契。

    有一天，他到七十六号去见李士群，吴世宝对他极为恭敬，坐车亲自陪送他回家，两人就此结识。此时，胡兰成刚刚被免宣传部次长，在上海无事闲住，就时常往吴家去玩，吴家与李士群相邻，都在沪西愚园路上，李士群的房子也是吴送的。

    吴家陈设豪华，吴世宝夫妇又爱讲排场，出手豪爽，家里日日迎来送往客如流。胡兰成素爱富贵，如此人家做派他很对胃口，于是常在吴家流连。他爱去吴家还因为女主人佘爱珍，佘的长相打扮和风度为人，令他欣赏备至：

    她走动时的安详轻快，有一股风头，又注意到她的脚样鞋样好，同样一双，穿在她脚上就引起女伴的羡慕。她长挑身裁，雪白皮肤，脸如银盆。她那种脸相，只有小时是圆脸，随着年纪成长，从她这人的聪明秀气与英断舒发出来的轮廓线条，笔笔分明，但又难说是长圆脸或长脸带有方形圆意，可比花气日影摇动，不能定准，都变得是意思无限。她眉毛生得极清，一双眼睛黑如点漆，眼白从来不带一丝红筋，真真是像秋水。头发是她为女儿读书时作兴梳横s头，至今不改样，女伴都说她梳的头好看。嘶擦口红，不穿花式的衣裳，夏天只见她穿玄色香云纱旗袍或是淡青灰，上襟角带一环茉莉花。人说雪肤花貌，容貌已如花，衣裳就只可穿一色，而肌肤如雪，若再穿白，那真忆得像白蛇娘娘了。那年她三十八岁，人家看她总要看小十年，且觉得女人的妙年只能是像她现在这样的岁数。她是生的男人相，性情亦大方佻达像男人，谁亦与她只能是极清洁的男女相见，不觉得她有魅力，却自然大家都欢喜她，敬重她。嘶是官宦人家的小姐或派头，却完全是现代中国大都市的民间女人，没有一点书本上美人的夸张。[6]

    男人对女人有这样的眼光和关注，胡兰成与佘爱珍之间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令人想不到，吴世宝竟会被日本宪兵队捕去。

    事情的起因仍是吴世宝手下人的胡作非为。吴世宝流氓活动的地盘主要在上海西面地界，沪西地方在租界外，原是上海的烟赌聚集区，其时吴世宝在黑社会势力一手遮天，于是那些贩运烟土、制造白面的，都以吴世宝为护身符横行无忌，其手下人参与的各种绑架抢劫、敲诈勒索案件，也经常发生。吴的大徒弟张国震等人，还贯在糖业市场兴风作浪，他们带着手枪进入市场交易，别人不敢惹，由他们操纵市价，要涨要跌全听他们决定。日本人看到他们弄得太不像样，一般社会正常秩序也无法维持，曾逼使李士群进行整顿，李不得已，把张国震枪决了事。可吴的手下并不因此收敛，事故仍不断发生，最为出格的就是偷盗抢窃汽车。上海租界在抗战后成为豪强富人的避难所，各种款式的汽车进进出出，这就成了流氓下手的最好对象，他们将盗来的汽车，打通日伪交通机构关系，出具通行证或更换汽车牌照，再弄出上海去外地出卖。</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6）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6）

    这终于触怒了日本人。

    1942年春天，吴世宝忽被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同时报上登载了汪伪政府对吴的通缉令，罪名是“破坏和运”。李士群得讯后奔走营救，最后将吴保释出来。临放行时，日本宪兵给吴吃了一碗面。第二天李士群把吴世宝带往苏州，吴忽然就肚痛腹泻，挨到次日死去。显然，吴是为日本人下毒所害。吴世宝与李士群本是八拜之交，在特工组织内，吴世宝虽然挂名，对李却无二心，在上海两家又是近邻，李士群似没理由害吴。

    可按胡兰成写来，吴世宝纯是为李士群所害。

    其理由是：一，日本宪兵包围吴家捉人，李士群已先一日避往南京，并要汪精卫也对吴下通缉令。二是，日本宪兵来吴家时，吴世宝已逃避他处隐藏，佘爱珍求助于胡兰成，胡兰成全请李士群为吴世宝想法解脱。可李士群只一味要吴跟他去宪兵队，并赌咒发誓不会出卖自己兄弟，结果佘爱珍将吴从藏匿处带出，由李世群带去了宪兵队。李士群回转时，吴世宝却没能回来，被扣了几个月刑讯拷问。三是，李士群推说，宪兵队扣吴只为调查，可自此再也不闻不问。李士群送吴世宝去宪兵队时胡兰成在场，他感到对不起佘爱珍，几次三番催逼李士群向宪兵队要人，李被逼无法，最后才将吴世宝保释出来，并答应日本人将吴带去苏州看管。可李士群带吴世宝往苏州，仅隔了一日，吴世宝就暴死在李家。

    如此种种，在胡兰成看来，吴世宝完全是为李士群所害，即便不是李本人下手，也是李士群借刀杀人，借日本人的刀杀了吴世宝。

    是佘爱珍从苏州打电话到上海，胡兰成才得知吴世宝死讯的，他立即赶往苏州，然后又应佘爱珍之请，再赶往南京要求汪伪政府取消对吴的通缉令，如此吴才能发丧。胡兰成在南京将事情办妥，又赶回苏州陪佘爱珍将灵柩运往上海。一到家，佘爱珍即哭倒在地不起，众人相劝不下，说只有“胡次长”的话吴太太会听。胡兰成轻身上前，凑在佘爱珍耳边悄悄说：“不要哭了，将来我会报仇。”然后抱起佘就往楼上走，此处胡兰成说得妙：“我一拖把她扶起，她倒在我身上，我就抱起她……一直抱上楼梯，到她房里床上放下，竟像当年我抱玉凤。”[7]

    胡兰成说的“报仇”，自然是指向李士群“报仇”。可抱佘爱珍上楼容易，要兑现“报仇”就不是轻易的事了。

    可凑巧的，胡兰成即景生情的一句随意话，真就实现了，一年后，李士群为日本宪兵毒死。

    胡兰成像是真的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李士群之死与胡兰成

    其实，胡兰成是根本无力对付李士群的。

    李士群本特工起家，此时已一身多任，调查统计部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主席，手里有人也有钱，胡兰成完全构不成他的对手。胡兰成能报复的，至多只能在法制局长任上，不批江苏省的提案，对李个人是毫发无损的。且不说胡兰成，就是周佛海，此时的李士群也不太放在眼里。这正是李士群最得势也最为张狂跋扈之际，在上海苏州两地间来去，都是警车开道，护驾跟从。汪伪政府监察使陈则民对李不满，向汪精卫诉说“清乡区”是“匪去兵来，兵来匪去”，李听说后，竟声称要砍陈则民的头。许多人事后认定，正因为李士群太过骄横、不可一世，弄得周围上下人人侧目，最后招致了日本人的疑惧，恐怕以后尾大不掉，无法驾驭，这才将李士群给清除掉的。</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7）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7）

    李士群之死，是汪伪政府时期最大的一缉死案，事情发生后，不仅轰动一时，而且有过种种不同的传说，曲折离奇，莫衷一是，令人难辨真假。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尘埃已定，现在应该能弄清此事的基本面目了。

    综合目前有关此事的各种记述，其中以四种记述最为可靠，分别是：

    一、马啸天、汪曼云《李士群之死》；

    盯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

    三、王惠农《李士群与“七十六号”》；

    四、夏仲明《关于李士群系统的汪伪组织》。

    还有一种，就是胡兰成的。

    马啸天原是国民党中统，地位在李士群之上，李士群因刺杀中统上海区长马绍武被押南京时，马是审讯李的主要办案人。汪曼云是杜月笙的“学生”，战时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为重庆在上海搞地下活动，李士群初到上海开始搞特工时，即找到汪曼云一起参加。马、汪两人先后参加了汪伪集团活动，都为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马啸天直接在李士群手下工作，以后任调查统计部政治警卫总署署长，汪曼云参加了李士群的“清乡委员会”，且与李关系密切，是所谓“换过两次帖”的朋友。

    唐生明是唐生智之弟，抗战之初任湖南常德地区警备司令，汪伪政府成立后，受蒋介石之命，在戴笠安排下往上海，假意脱离重庆参加汪伪政府，内地里是为重庆做策反工作，先后被汪任命为“军事委员”和“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唐曾被任命为总统府中将参军。解放后，唐作为国民党起义人员留在大陆。

    王惠农是唐惠民亲戚，在唐担任特工总部副主任时，王被任为特工总部警卫总队副官主任，以后唐调任特工总队南京区区长，王随唐到南京负责事务工作，唐以后升任警政部次长，王任警政部专员。

    夏仲明原是李士群日文翻译，以后成为李的得力助手，任调查统计部常务次长和上海办事处主任，但李士群与日本人打交道时，仍担任李的翻译。

    以上诸人，除唐生明外，其他四人马啸天、汪曼云、王惠德和夏仲明，解放后都在大陆被逮捕关押，四人的记述也像是对自己过去罪行的交代材料，主要刊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编辑出版的《全国文史资料》上。

    四种记述中，王惠德讲的是一般情况，并特别介绍了李士群死后其手下人的表现；唐生明的，既讲李士群之死原因也讲具体过程；马啸天、汪曼云的，讲原因主要记具体过程，包括李士群死后的各种情况和反映；夏仲明的记述有一般的也有具体的，夏是陪李士群同赴日本宪兵队长冈村之请的当事人，本应最能讲清具体过程，可从其记述来看，像是有点记忆不清，前后重复。

    根据马、汪、王、夏四人写这些材料时的具体处境判断，四人不会有隐晦和故意歪曲的动机，除非是因事隔多年、记忆不清而发生的误忆误记；四人中也没有谁认为李士群之死与自己有关，更谈不上向谁“表功”的问题。只有唐生明和胡兰成的记述是将李士群之死与自己直接挂上钩的，认为李士群之死是出于自己的谋划和推动，言下不胜得意。

    当然，“表功”与否，不是评价记述可靠与否的标准，有功于杀李士群之举的不一定不可靠，无功无关的也不一定可靠，还需具体分析。

    先看胡兰成的。</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8）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8）

    胡兰成的记述不是单篇，而是连贯一体的回忆，这就可以精心结构，着意安排，先设下引线，再逐步进展，最后导致出结局。胡兰成的记述正是如此铺排开的。

    事情从吴世宝死后，他向佘爱珍许下“报仇”诺言开始，接着是他与李士群在江苏省房地产登记案上的冲突，然后是李士群对他的先拉拢、再加害。拉拢是李士群与熊剑东对峙，要胡兰成帮他，李士群甚至对他说到这个地步：如果胡兰成帮他，他就胜，若胡兰成帮熊，则熊胜，可见胡兰成的举足轻重。当胡兰成表示中立，不帮任何一方的态度后，李士群即对胡兰成下毒手，两次欲加害于他，一次是胡兰成留宿于李家时，差点煤气中毒；另一次是在李家，两人谈话至深夜，胡兰成感到李士群像是要当场加害于他，连忙告辞回家。加害于他，这当然还是因为他的举足轻重，令李士群感到了他的厉害和对自己的威胁。另一方面，熊剑东也与他商量此事，具体的没商量，但有过一次像是要征得他同意，而他也就同意了，熊似乎也就下决心了。最后，当然是李士群死了。[8]

    这一切，记述得有详有略，穿插得当，再圆满不过。李士群中毒的具体过程，胡兰成倒是谦抑没写，熊剑东像是没对他说，他不知道。可就这样，胡兰成在李士群之死上的作用已够大矣，他足可向佘爱珍夸耀“报仇”宿愿的了结了。

    对胡兰成记述可靠性的最有力的支持，不是其他，而是他与熊剑东的关系，因为熊剑东是李士群之死的最主要当事人，直接参与了日本宪兵冈村下毒杀死李士群的具体策划。

    熊剑东是胡兰成三哥的“战友”。二十多年前，胡兰成还在绍兴读中学时，就与熊剑东之间有过一段少年情。熊当逃兵后，胡兰成还用学费资助过熊往上海。想不到二十多年后，两人先后参加了汪伪政府，无意中在上海巧遇。

    胡兰成自是今非昔比，熊剑东也同样身价不凡。

    熊剑东抗战前，在罕带兵，也是国民党军统，汪伪政府成立后，熊受军统指派带了部分军队投靠汪伪政府，意图由此掌握汪伪武装。熊到上海后，搞“地下活动”，不慎被日本上海宪兵队逮捕。囚禁期间，也不知怎么回事，熊剑东与审讯自己的宪兵冈村搞得很熟，之后他也就投降了，表示愿为日本人工作。宪兵队向周佛海打招呼，要求周出面把熊剑东保出，这是周、熊两人关系密切的开始。熊剑东出来后，不久即被汪伪政府派往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武汉地区担任伪军司令。巧的是，宪兵队的冈村此时也被派往武汉，两人重逢，关系就愈发亲密了。

    周佛海仿照宋子文，宋任国民党财政部长时，曾在手下建立了一支税警团，周佛海也在自己的伪财政部属下建了一个税警团，自任总团长，由亲信干将罗君强任副总团长。熊剑东带来的军队为税警团第二分团，熊去罕前即任第二分团长。李士群很早就在打主意，想将这一支武装弄到自己手下，周佛海、罗君强将其看成自己的“亲兵”，死也不肯放手。周、罗都是文人出身，带兵外行，面对着李士群的咄咄逼人，于是周佛海请日本宪兵队将熊调出武汉，回上海来担任税警总团的副总团长，周佛海自己退到幕后，由罗君强任总团长。不久，那位日本宪兵课长冈村也从武汉调回上海，如此，熊剑东外有日本宪兵关系，内有周佛海支持，手里又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一下子成为汪伪政府中令人瞩目的要角。胡兰成与熊剑东在上海巧遇，也就在此时。</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9）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9）

    熊剑东一出场就是周佛海的人，自然周佛海与李士群之间的勾心斗角，也成了熊剑东与李士群的矛盾。李士群最能知人识世，他感觉到了熊的能量，这才可能会有他要胡兰成在帮他还是帮熊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

    但更可能的情况或许是，李士群不是要胡兰成帮他，而是想通过他、利用他与熊剑东的“少年情”去拉拢熊剑东。胡兰成本人是无所谓的，因为胡兰成只是办报写文章的角色，手中无权无钱也无人，况且又在走下坡路，不管他帮谁，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以李士群当时的权势地位，胡兰成不应该、也不可能得到他的重视的。可能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李士群在与熊剑东闹摩擦时，就从来没有把胡兰成当回事。

    再从对立的另一面来推想，杀李士群，熊剑东可能与胡兰成商量么？

    熊剑东与胡兰成有旧情，且是最有感情的少年人情谊，两人还是同乡，旧友重逢，两人之间私交亲热，包括官场上的援引相帮，这都是可以想象的。但官场中人，最重的是利害，而杀李士群是何等样事？那是要担很大风险的。李士群控制着特工和警察，在上海根基深厚，若事机泄露，就很可能反过来，不但杀不成李士群，反被李士群先发制人，抢先动手把他们这一干人全部杀掉的。胡兰成本与此事无关，手里又没有任何力量，与他商量何益？熊剑东与胡兰成交谊再深、感情再好，在这种事上是开不得玩笑的，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走漏风声的风险。再说，熊剑东即使为胡兰成好，也不应该拉他商量，在这种事上，不知道就无危险，置身事外也就保险无事，何必要将本不相干的他胡兰成扯进来呢？

    所以，李士群与胡兰成谈起熊剑东是可能的，但熊剑东与胡兰成商量杀李士群却无可能。

    胡兰成对杀李士群的具体过程不清楚，可见事后熊剑东也从未与他谈起过，若在事前有商，怎不在事后相告？另外，在马、汪、夏、唐等人的记述中，也没人有只言片语谈到，杀李士群有胡兰成事涉其中。

    凡此种种，可以判断，胡兰成所谈李士群被杀中他所承担的角色和作用，基本上是他自重自诩的说辞，不足采信。

    台湾高阳先生的《粉墨春秋》，是描写汪伪集团从登场到复灭的长篇历史小说，在描述李士群之死的章节上，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照引照搬了胡兰成的记述，包括胡兰成讲的几次差点为李士群所害的经历，全部拿来用作小说情节。大概因为是小说，不应该太计较其中所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伪，不然的话，那就是高阳先生太相信胡兰成的记述了。[9]

    不过，也情有可原，高阳先生想必没看到马、汪、夏、唐等人的记述，于是就只能采用胡兰成的一面之词。十余年前的情况是，大陆看不到港台特别是台湾的资料，台湾也看不到大陆资料，而马、汪、夏、唐等人的记述都属于“文史资料”，当年还算是“内部资料”，“内部发行”的。资料不全，无从比较鉴别，这就不奇怪了。

    几种记述

    下面，就来看看马、汪、夏、唐等人的记述，也只有看过这几种记述，才能比较出胡兰成讲述的虚浮和隔膜。当然，这几种记述中个别的也有虚言，同样需胰较和鉴别。

    记述李士群之死前后经过的有三种记述。

    第一种夏仲明的：

    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借口调解李士群和熊剑东的不睦，约两人同到外白渡桥百老汇大楼谈话。李带夏仲明同往，在百老汇大楼七楼冈村所开的房间碰头，从下午三时谈话开始，越谈越起劲，到了五时冈村说：“大家多谈谈，一同吃晚饭。”李本来不愿意，后来冈村说：“楼下有大菜”，李听说公司大餐，也就不以为意了，继续谈了一个钟头，有一个日本女子把小桌和餐具推了进来，李很机警的要我问冈村这派什么用，冈村很狡猾地说：“请你吃晚饭，楼上比楼下安全一些”。李听了也不怀疑了。他们开始吃晚饭，最初喝啤酒，喝汤，吃鱼肉，都没有什么，吃到牛肉饼，李觉得不好吃，吃了一半就不再吃下去，冈村催他再吃，李再吃一些发觉菜里有毛病，预备到小便处挖喉咙，结果因冈村跟在后面没有吐掉，回转来再吃，又谈了二十分钟才下楼坐车回家。在车上他还问我：“今天牛肉很难吃，你觉得怎样？”又问：“你觉得今天宴会有什么毛病？”回家马上挖喉咙，把吃的东西都呕了出来，才安心打牌。第二天到苏州就发重病，九日死去，结束了这个特工魔王的生命。听说吃的是毒菌，无药可救，临死前用消治龙打静脉，已打不进去了。[10]</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10）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10）

    第二种记述是马啸天、汪曼云的：

    在李士群赴冈村宴请前一日，李约汪曼云夫妇到自己家里吃晚饭，李邀汪妻同往是因为李妻叶吉卿要汪妻帮忙做西餐。第二日傍晚，汪夫妇如约往愚园路李家，李士群不在，叶吉卿告汪夫妇，李士群临时有一约会。于是众人一起边吃西餐边等，是晚，李士群直到近十点才回家。

    李士群回到家里看到了汪曼云，连说：“对不住，对不住。要你饿肚皮了。”说着就往浴间里跑。汪以为他是去解溲的，其实是去抠喉咙，想把吃下的东西抠出来。吐了好久了没吐出来，只好又出来陪汪到下面去吃饭。

    李在喝酒时兴奋地告诉汪说：“曼兄，我今天非常高兴，熊剑东被我用钞票把他打倒了，做了我的俘虏了。周佛海是利用熊剑东过去为了老丁（默村）杀曹炳生父子的误会，挑拨熊和我闹摩擦，甚至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这件事被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冈村少佐知道了。冈村与熊是好朋友，冈村不愿看到我们二人不和，所以与我们拉场解释误会，使我们由冤家变为朋友。今天冈村与熊都有空，因此临时来约我的。直到现在才回来，累你饿肚子了。”汪说：“因为我已打了一个底子了。”或许因为李太兴奋了，况且桌上除夏仲明外，并无别人，因此他把这件事继续说下去。李说：“当我和仲明到百老汇大楼冈村家里的时候，熊剑东已先我而在了。本来都是熟人，也用不着主人介绍，但仍首先由冈村讲了话。他说：‘李阁下与熊先生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有为青年，大家正可以为国家与大东亚做许多的事，即对自己个人来说，前途也是光明的。不意两位竟为部下的事发生误会，这是很不幸的。这件事据李阁下说当然是别人的主张，据我知道也是这样，这根本是受人挑拨，更不是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吗？何况两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且又同在一起，我更不能看你们两位这样下去，这不论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损失。所以我本着和两位的友谊，非邀请两位来替你们拉场，把误会解释明白不可。两位都能接受我的邀请而惠然光临，我觉得非常高兴和荣幸，并希望两位通过今天我们友好的会见，能尽释前嫌，成了好朋友，向大的方向进行合作，若能如此，即叫我粉身碎骨为你们帮忙，我也是非常乐意的。’冈村的话，从感情表明来看，确是出于肺腑的。当时我很感动，且我对熊剑东本来没有什么，曹炳生父子的死，是老丁的主张，我又何必代人受过？因此我把当时的情形，向熊作了解释，但我当时没有向丁劝阻，这是我对熊十分抱歉的。熊听了我的话后说，今天的会见，我们俩应该深深地感谢冈村科长的深情厚谊，没有他今天的邀请，我就不可能听到李先生的这番话，也不可能使我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之间的误会也就解郴了。我是一个军人，是个粗胚，唯其是个粗胚，自诩我也是一个爽直的人。我们现在既一言释嫌，化敌为友，我也把佛海他们和我的关系，以及导致我和李先生在今天以前的这种情况来谈一谈。曹炳生父子的事，没有听李先生解释，我确误会很深的。佛海他们便利用我们之间的误会，为他们作马前卒。我明知道他们在利用我，我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乐于为他们利用，作为我的政治靠山。其实，凭我这个人，也不是周佛海他们可以利用的，说句实话，我只把周佛海当跳板而已。我自己有我的打算，这个打算我还没有向人吐实过。”李士群谈到这里，端起了酒杯，喝了半杯白兰地，吃了一些菜，又对汪继续说：“剑东把他没有向人吐露过的打算能够向我吐露，这是真诚释嫌的最好证明。我便对熊说：‘我们既做了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大计可得而闻乎？’熊便说：‘我环顾我们的和平地区，只有浙东尚属是个软档，我的意愿，是抠浙东，再图发展。在政治上不论是盟帮（日方）或中国方面，都已不成问题，现在最大的困难，倒是经济，使我非常踌躇。’我问熊需要多少。熊说：‘五百万。’我便接着说：‘好！’仅这一个‘好’字，我已看到熊剑东与冈村感到以外。没有想到我在‘好’字之后又接着说下去，‘我送你一千万。’这句话几乎像个春雷，使他们两个人听了直跳起来，立刻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李先生，我一生没看到过像你这样豪爽的人，要不是冈村先生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会见，我不但把一个好朋友失之交臂，而且……唉！不说了，惭愧，惭愧！不过今后我们是好朋友了。我们两个人都是年轻有为的少壮派。’冈村插嘴说：‘真是年轻有为，我应该为你们祝贺。’于是叫人开威士忌，开汽水，大家感情很融洽。我叫熊剑东在一星期后到苏州向黄敬斋（伪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拿钱。因为这样把时间弄晚了，累你久候了。”李又慨然地对汪说：“钱究竟是好东西，熊剑东想张罗五百万，连财政部长周佛海都不够格呢，没想到我李士群一出手就给他一千万，也说明我诚心要交熊剑东这个朋友，但实际却被我的钞票把他俘虏过来了。周佛海钱虽多，可是用钱没有魄力，他的失败将来就在这里。”夏仲明就乘机吹拍了一通。[11]</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11）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11）

    马啸天、汪曼云两人的记述，其实所引这段内容是汪曼云的记述，主要是转述，不比夏仲明亲历，但因转述的是李士群本人的讲述，这就不同了。夏仲明亲历讲的简单，汪曼云所记李本人讲述却要详细得多，两者所述内容不同，夏侧重在整个过程，汪所记李的讲述，侧重在李与熊的“调整关系”上，正好两相比较和补充。

    夏仲云没记具体谈话内容，李士群说与汪曼云听的，主要是与熊剑东“尽释前嫌”，交了朋友，这对李来说是此次会见最重要的事，也是最大的成果，所以回家后就向朋友汪曼云主要谈这一话题的内容。夏仲云记了谈话后的吃饭，汪曼云没记，李士群可能没对汪说，那显然是谈话后的事，对李来说不重要。这是合乎情理的。

    汪曼云所记李士群的谈话都用的是引号，其中还像写故事那样，讲述一段插几句李的兴奋表情等等，这是无须认真看待的，当时现场无录音和记录，又至少是事隔十几年后的回忆，不可能那么准确，知道个大致意思就可以了。

    两种记述中只有一个较大的出入，那就是夏仲明说李士群回家后将所吃东西都吐了出来，而汪曼云却说没吐出来。还有夏仲明只模糊说，李士群吃下的是毒菌，马啸天、汪曼云记述中却详细说明是阿米巴菌。

    这不是汪曼云瞎猜，而是与汪伪政府关系最密切的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亲口告诉汪的。李士群死时，汪曼云正在杭州“视察清乡”，得李死讯后，即就近往已迁杭州的梅机关打听确信，李的死讯也是梅机关首先得知的。梅机关长中岛告诉汪曼云，李士群中的是阿米巴毒菌，这种菌是用患霍乱老鼠的尿液培养出的细菌，人吃下当场无异样，三十六小时后爆发，上吐下泻，如一般霍乱症，到此地步已无法挽救。但中岛奇怪的是，这种东西只有日本有，日本先后发生过十八例无一救活，李士群怎会中这种毒？可见，此时梅机关也不知道上海宪兵队冈村毒杀李的详情。

    唐生明的记述又有不同：

    在准备进行的头一天，周佛海把熊剑东和熊的老婆唐逸君和自己的老婆一起找去研究。决定由唐逸君与杨淑慧一道去帮助下毒药工作。他认为失败成功在此一举，再三叮嘱他们要小心谨慎。他把这一切部署通知了我以后，自己便回南京去等候消息，以避嫌疑。

    这天，李士群和他的翻译夏仲明一同前去赴宴。在他们未去之前，杨淑慧、唐逸君早就躲在冈村的厨房中等待下手。这个伪行政院代院长的太太和唐逸君两人，都顾不得自己的身份，而穿上白色厨师服装，在厨房中亲自动手帮同做菜。那天是用吃西餐方式，菜预先分好，每次给李吃的东西，都由她们亲手拌上毒药，交日本下女送给李。这种毒药是杀色、无臭、无味的粉末，只要吃进一点点就无法挽救。李当天看到客人只有他一个，警惕性特别高，因为这个杀人魔王是经常用这种方法去毒死他的部下的。

    …………

    当时冈村一看这情况很着急，躲在厨房里下毒的人更急。最后，冈村自己走进厨房，亲自端一份牛排，很殷勤地再三劝李多少吃上一点。李实在无法推辞，勉强拣了点青菜吃下去，他没料到她们所带去的毒药，剩下最后一点都拌在这些青菜当中。他只吃进少许，当场还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他稍坐一会便起身告辞，冈村怕他回去后进行紧急救治，便故意提出几件平日使李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来和他纠缠。李不得不和他应付，直到很晚才准他离开。</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12）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12）

    冈村请李吃饭是1943年9月7日，李当晚回去还不放心，曾进行过灌肠洗胃，虽稍感不舒服，还不完全在意。[12]

    唐生明怎会知道得如此详细呢？是因为李士群九日死去，周佛海十日即赶到上海，特别邀请了他一起参加，听杨淑慧和熊剑东夫妇报告毒杀的经过。

    前面夏和马、汪的记述都是从李士群这方面写的，而唐生明是从另一面——下毒者的角度记述的，彼方在明处，此方在暗处，明处的不会知道暗处，尽管像是不可能，但角度不同，无法参证，姑且存立。

    不可能在，周佛海竟会将自己的老婆派出去替日本人下毒？不说周的地位，其中还含有很大风险，还有一点肯定是唐生明出错，唐只说周佛海和熊剑东的老婆躲在厨房下毒，却没提这次会见还有熊剑东在场，说只有李士群一个客人，这是不对的。唐所记有一处与夏仲云是吻合的，那就是牛肉，夏说李吃下的是牛肉饼，唐说吃下的是牛肉旁的青菜，基本相似。

    以上三种记述比较，唐生明与当事者的距离最远，也最不可靠。

    唐生明是外人，周佛海为何要请他来一起台告呢？

    这就要说到李士群的死因，因为按唐生明的说法，李士群之死，根本就是他秉承重庆的意旨，让周佛海等人下手的，而唐的作用既是传达重庆意见，也代表重庆参与了每一步的策划，相当于杀李的现场调度。所以，唐的记述胰胡兰成的更进一步，胡兰成写得隐约巧妙，事情不大也不多，但却让人不得不想，李士群之死与他胡兰成有关且有着重要的关系。唐生明却是直接写明，在杀李士群的事上，他起了很大作用。

    唐生明本不认识李士群，只是在参加汪伪政府后才见面相识，很快就与李士群成为好朋友。李士群以后知道了唐的重庆背景，也不当回事，仍把唐当作朋友。唐生明说是他将周佛海争取过来，使周与重庆暗通，可他争取李士群几年却无成效。“到了1943年夏天，重庆才下决心除掉他。我事后了解到主要原因，是由于蒋介石过早希望日本投降，在1943年间便准备请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到中国抠第二战场；蒋介石要乘这个时候利用敌伪力量彻底消灭新四军，以免将来增加麻烦，认为李士群不肯听从指挥，是一个大障碍。所以戴笠便向我提出杀李的问题。”

    唐生明在接到戴笠电报后，考虑再三，向戴笠提出了杀李士群的上中下冗，下策是直接派军统人员暗杀，但这对唐本人不利，易使人怀疑到他；中策要花时间，利用汉奸内讧挑起仇杀；而上策是利用日本人和李士群的矛盾杀李。唐生明向戴笠建议“冗”后，戴笠怕影响到唐在汪伪政府中的处境，将此事交周佛海去执行。周佛海为此很紧张，怕杀李不成或走漏风声，反被李杀掉，自此唐与周一起秘密商量，连周佛海老婆也不让知道。周佛海也同意使用上策，决定就利用上海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中佐，具体行事则委托熊剑东。于是熊剑东到冈村前挑拨，说李士群对宪兵队不满，根本瞧不起冈村，弄得冈村动火后，又故意相劝，说李得日军总部的信任，不能随意下手，这使得冈村更为发恨，不顾一切要杀掉李士群解气。如此熊剑东才建议冈村杀李要不露痕迹，用毒药毒死李。毒药却一时找不到，正巧周佛海派往重庆的人回来，从戴笠处带回了一些可靠的烈性毒药，周佛海便交熊剑东，熊再交冈村的。李士群被杀后，唐生明曾发电向重庆报告，抗战胜利后唐见到戴笠，又当面细说，戴笠大为称赞唐这件事情干得漂亮。[13]</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13）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13）

    唐生明所记毒药的事与马、汪所写的有出入，马、汪虽没正面写毒药从何处而来，但从所记梅机关长讲李之被毒死是因为阿米巴菌，而这只有日本才有，显然认为毒药是冈村自己从日本搞来的。

    有关李士群之死的远因近果，几种记述中，唯有唐生明说的最直接和肯定，是完全出于重庆的命令，由戴笠布置周佛海，再通过熊剑东挑动冈村做成的。当然，唐在其间也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最初那个上中下冗就出于他的建议。唐生明如此叙述，可以有符合其身份的动机，在前可以报功于重庆，在后同样可表功于后人，但目前找不到反证，只能存其一说。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即便完全出于重庆的命令，那也只能解释周佛海唆使熊剑东去挑拨冈村的行为。

    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日本人，日本宪兵队科长冈村。

    事实是，不管是熊剑东还是其背后的周佛海，在这件事上，都只是配角，真正能动李士群、敢杀李士群的也只有日本人。可以这么说，重庆以及周佛海和熊剑东要李士群死，李士群不一定死甚至肯定不死，若没有冈村，所有的不管是重庆的命令、周佛海的唆使和熊剑东的挑拨统归于无用。还有一点不可弄错的，对周佛海、熊剑东来说，冈村是主子，不是木偶，不是可以随便挑动的，何况是杀人，杀李士群这样一个汪伪政府的特工头目和方面大员。冈村是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从汪曼云所记李士群转述的冈村当时的表现，即可见出此人的阴险狡诈之一斑，冈村绝不会如唐生明所写，只是个“性情暴捩、一贯爱独断专行，而又头脑简单的日本恶魔”。冈村与熊剑东以及背后的周佛海之间的关系，冈村是主动的、处于上位的，他杀李士群必定有他自己的理由，熊剑东的挑拨能起作用，那只是符合或证实了他的理由而已，绝不会仅仅出于熊的挑动，说跳就跳杀李士群的。这里的主次关系、主奴身份之别是清清楚楚的。从这点来说，李士群被杀，周佛海、熊剑东包括唐生明，其实是没什么好得意的。

    李之被杀是出于冈村的主动，从马啸天、汪曼云的记述中也可看出：

    有一次汪要从南京到苏州去，行前去看了周佛海。周说：“你看到士群对他说，千万别再胡搞了，否则日本人就要干掉他了。我们毕竟是兄弟，不能不告诉他。”从周的话里不难看出，显然要弄死李的，不是周佛海等人，而是日本人。

    可当汪曼云把周佛海的话转告李士群时，李却认为汪是拿周佛海的话来吓唬自己，汪为此很不高兴。以后汪曼云亲家、伪最高法院院长张韬又来告汪，日本人要对李士群动手了，消息是从罗君强那里传过来的，这显然是罗君强有意要将消息通过汪转告或警告李士群。由于汪上次在李士群处碰了钉子，且是杀人大事，怕牵连到自己，就将此事压下了，未曾告李。[14]

    周佛海对汪曼云打招呼，要李士群注意日本人要搞他；罗君强托人传话给李士群，日本人要搞他。将此比照，唐生明所谓重庆命令周佛海杀李的事，应该要打点折扣的。或者就是，重庆尽管要周佛海杀李，而周只是阳奉阴违或根本就没当回事。真正要杀李士群的是日本人。在这点上，周佛海以及罗君强还是识大体的，尽管他们自己和李士群有矛盾，但日本人要杀李，要杀自己汉奸政府的大臣、自己的同道同僚，他们应该不会高兴的。</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14）

    第九章李士群之死（14）

    从李士群死前死后的情况来看，冈村杀李士群完全是上海宪兵队的独断独行，没有和日本其他方面打招呼就先行动了手。李士群病毒发作，苏州日本小林师团曾派去高级军医诊治，结果证明病源是中毒。梅机关知道李士群中的是阿米巴菌毒，肯定就是小林师团告知的。李士群死后若干天，上海日本宪兵队忽然要追究李士群中毒消息，并向李公馆办事人员和李妻叶吉卿气势汹汹地寻根问底，威胁叶说：“不可再说李先生是中毒，该说是病死的。”这些都可说明，冈村动手前，日本驻苏州部队和杭州的梅机关都不知道其中底细，否则小林师团长就不会派高级军医去为李诊治了，诊治了也不会明确说出中的是什么毒了，显然他们是事后才接到有关此事的说明，才清楚内幕的。尽管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素有隔阂，上海主要是日本海军的势力范围，与苏州陆军平时互不相通，尽管战时日本军队中佐官一级、政府机关中课长一级的官僚最具权势、最为强横霸道，常常挟持将军、部长们以行其道，可一个宪兵课长冈村如此轻易地就“解决”掉了汪伪政府一个高级官吏，实在有点不像话。

    日本人为何要杀李士群？

    夏仲明所讲原因与马啸天、汪曼云所讲原因基本相同，应是可信的。下面就引马、汪的一段记述来看看：

    日本鬼子之所以要杀李士群，虽因李利用清乡地区的物资移动（如敌伪双方约定应于某月某日起，某种物资严禁私动，李便利用这内幕消息，在事前利用特务与行政力量抑价收购物资，于命令前运来运去，一转瞬赚了很多的钱），发了大财，主要的还是李与军统有关（系通过军统特务余祥琴的关系，日本宪兵曾悬赏缉拿余，而李却包庇了他，在他的掩护之下，余逃往重庆，事为日本鬼子查悉），政治上有了问题，损及了侵华利益。而李的特务势力，在沦陷地区，已相当庞大，假使有所举动，不无投鼠忌器，所以对李士群感尾大不掉。这时李与周佛海等正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于是日本人便利用汉奸内部的矛盾，藉以减少他们的反感，好像日本人是站在他们一边帮他们的忙。其实周佛海、熊剑东、罗君强等是在做了日本鬼子杀李的替罪羊，是和李士群同样不足惜的可怜虫。[15]

    究竟是谁利用了谁，这应该清楚了。

    日本人杀李的原因，或大或小、或一般或具体都无关紧要，出于日本人之手那是肯定的，马啸天、汪曼云对日本人和几个汉奸帮凶之间的关系是说得很对的。汪精卫对此事的看法与马、汪也是一致的。汪精卫在得知李士群之死后，曾感慨地对汪曼云说：“日本人竟会这样不讲信义！”

    马啸天、汪曼云记述中说：周佛海、熊剑东、罗君强是做了杀李的替罪羊，是自以为是的可怜虫。但这里稍有区别的是，周佛海、罗君强是不会如何高兴的，高兴的可能只是熊剑东，还有唐生明，再有，就是更其自以为是的胡兰成了。

    唐生明背景不同，犹可说，熊剑东是个报私仇的小人，不必说，胡兰成本与此事关系不大，却硬挤进来充当莫须有的角色，自以为得计和得意，他是连汪伪政府的傀儡性质、他自己以及汪伪政府这班人可怜的汉奸角色，都已忘记了。

    注释

    [1]引自《周佛海日记》1940年3月31日，《周佛海日记》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2]引自王惠农《李士群与“七十六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3]引自《周佛海日记》1940年2月20日，《周佛海日记》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4]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忠于一人》。

    [5]引自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

    [6]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新游侠传》。

    [7]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新游侠传》。

    [8]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杀李士群》。

    [9]引自夏仲明《关于李士群系统的汪伪组织》节录：“汪伪特务组织概况”（节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

    [10]引自马啸天、汪曼云《李士群之死》、《文史资料选辑》一〇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1]引自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四十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2]引自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四十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3]引自马啸天、汪曼云《李士群之死》、《文史资料选辑》一〇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4]引自马啸天、汪曼云《李士群之死》、《文史资料选辑》一〇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5]引自马啸天、汪曼云《李士群之死》、《文史资料选辑》一〇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上架公告及充值方法

    上架公告及充值方法

    vip充值方式详解！

    亲爱的读者朋友，感谢在这段时间里支持本书，为了给予作者创作的支持，小说的后面章节将是vip章节。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本小说，可以看下去，请继续支持，不过，后面内容需要付费才能阅读（本书为单本购买作品，1元即可阅读所有内容）。由于一些读者可能会如何成为vip用户不了解。现在说明如下：

    步骤一：注册新浪帐号，注册的地址是：/cgi/register/reg_sso.php?entry=vipbook

    步骤二：进入新浪读书个人中心，地址是：/userinfo/myhome.php

    点左边第一栏的充值付费

    步骤三：在右边的页面中选择充值付费的方式，有以下方式：

    1、网银充值：网银充值无手续费，但需要预先开通网上银行的户头。

    通过云网用网银进行充值，已开通的银行卡有：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兴业银行 招商银行 华夏银行 广东发展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 民生银行 （注意：浦发、中信等银行的的支付未开通）

    2、短信充值：移动或联通的手机可发短信1元、2元充值，方便快捷，但要收取50%的手续费

    3、手机钱包充值：开通手机钱包后，移动和联通都可以一次充值5元或15元，每个月限充2次，同样要收50%的手续费。

    4、固定电话充值：按新浪的提示，拨打电信服务号码16839918，根据语音提示操作！使用电信固定电话新浪读书账户充值，支付平台会扣除55%的交易手续费。（手续费比较高，请大家谨慎选用）

    5、神州行手机充值卡代支付：买张神州行充值卡照页面上的提示输入卡号和密码就可立即充值，非常方便，手续费是15%或19%，还可以接受。

    6、新浪读书点卡充值：1，新浪商城已有10元面值的点卡出售，无手续费，可到以下地址购买，即买即用：/p/4/3103/8688/1333731.htm（购买方式按照新浪商城的提示进行）。

    7、支付宝充值：开通支付宝后，选择充值渠道列表中的支付宝充值，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和要充值的金额后，点击确定。接下来页面会转到支付宝平台，按提示输入您的支付宝密码，就可以为您的新浪账号直接充入读书币。

    【手机阅读充值方式】

    目前，手机新浪读书和互联网新浪通行证开放账户互通功能，手机新浪网的虚拟货币啥为u币。无论您是手机用户还是新浪通行证用户，均可登录任意平台使用新浪网读书频道为您提供的服务。

    u币作为手机新浪网的通用货币，可以用于vip读书、游戏等不同产品；vip读书每千字需支付币。您使用电脑和手机均可对您自己或朋友的账户充值，充值的u币即可在手机新浪网消费，也可以在互联网消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充值方式，充值时请记住自己的订单号，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有疑问或问题，请您联系新浪客服，客服会及时帮您解答：周一至周五，每天9:00至18:00，拨打新浪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105670按2(按市话费标准收费)</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免费看VIP章节攻略

免费看vip章节攻略

    登录后进入个人中心，点击左侧的交易大厅，看一下当前拍卖积分的平均价格，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起交易，选择拍卖读书积分，通鼓卖积分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u币，积分的售卖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

    积分的获取途径包括：每日登录新浪读书、给你喜欢的作品投票、在书评区发表评论。</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永远的张爱玲（1）

    第十章永远的张爱玲（1）

    婚姻和离异

    胡兰成在与张爱玲相遇之前，除了玉凤，又经历了两度婚姻，一度离异。

    1932年，胡兰成南下广西，次年转百色的广西第五中学任教，与全慧文结合，生儿育女。胡兰成北归，然后到上海《中华日报》，抗战发生从上海到香港，两年后再回上海，来去拖儿带女的，就是这个在广西百色成立的“全慧文家庭”。

    胡兰成投身汪伪集团，1939年年中回到上海，做了报纸总主笔，做了汪伪国民党“中委”，以后又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一下子做官发迹，身份与广西时期那个中学教师已大不相同，与香港时期那个六十元港币月薪、害着眼病可怜兮兮的小编辑更大不相同。中国男人，多收了三斗米就想讨小老婆，何况像胡兰成这样陡然一步登天的？与中国一般男人的举动无异，胡兰成也在此时“休掉”了旧妻，别有怀抱。当年玉凤的担心——自己含辛茹苦，到男人一旦出头，享受的却另有新人，这一命运，玉凤没来得及遇上，却降临到了这位“百色”妻子的头上。

    全慧文应该胰时时生活在贫苦困窘中的玉凤要好，不过好得也有限，她跟着胡兰成流离南北，先从广西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香港，然后又再度北归回上海。可当生活像是有了希望时，一切却随之而去，没有她的份了。全慧文为胡兰成生养了最多的孩子，胡兰成现在大陆的六个子女，全慧文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不知胡兰成是否给过像样的“遣散费”？她自此以后的命运如何？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近年公布的回忆说，全慧文精神有病，晚年由其子女抚养。[1]不知其病是否与胡兰成有关，或与此次离异有关？是因病而离还是因离而病，不得而知，但胡兰成对其的不仁不义那是毫无疑问的。胡兰成对此无一句话可说，在其回忆中无一词辩解。

    胡兰成与全慧文离异大约在1941年，在其担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后期。胡兰成将侄女青芸和儿子阿启从家乡嵊县胡村接出、到上海安家，应该就在与全慧文离异之后的事。全慧文离开，子女却未带走，全留给了胡兰成。胡兰成身边少不得女人，对子女却无多少兴趣，他经常在上海、南京两地跑，子女需要有个家，也需要有人带养，侄女青芸已长大，将青芸和儿子从胡村接到上海，两家合为一家，由青芸做家长，正是一举两得再理想不过的事。

    在与全慧文离异前后，胡兰成搭识了舞女出身的应英娣，成就了他的第三次婚姻。此中过程，应的来历，胡兰成从未细说过。从他以后逃亡日本与佘爱珍结合之际，应英娣又再度出现，可以猜想，胡兰成与应的结识以及其后的婚姻，与佘爱珍大约不无关系。佘是上海“白相人嫂嫂”，在上海交游广阔，与舞女这辈人自是熟识。胡兰成的所有女人中，唯有应英娣是与他共富贵始终的，似与一般舞女的身份性格也相合。

    胡兰成与应英娣结合，应自然不肯走进胡兰成上海的家，胡兰成也不会愿意将应英娣带进自己的家受委屈，陷入一大群没有母亲的孩子中，他娶这位战时夫人本不为儿女。他将前两次婚姻遗下的儿女，留在了上海家中、留给了忠心耿耿的侄女青芸，自己带着新娶娇妻往南京安家。此时他被解职宣传部次长后又重新出任法制局长，法制局长需长驻南京，而法制局长职又实在轻闲，每日只需办公三四小时，他与应英娣别营安乐窝，陷入温柔乡中很过了一段舒服的小家庭生活。

    这段婚姻持续了两年，直到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直到胡兰成与汪伪政府反目，离开南京回上海，彻底地投向了日本人。

    张润三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胡兰成被改组派（严格地说应该为公馆派）赶出来（指赶出伪宣传部—∈者），周佛海派自然欢迎。胡与周派勾搭上后，当上了上海《国民新闻》报的总主笔。后来胡又和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姘上了。林（指林柏生—∈者）派的人，乘机煽风点火，唆使胡兰成的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满城风雨。[2]

    张润三所写，前面所引的在时间上的错误，已经辩正。这段不知时间上是否有问题。这里的胡兰成的“老婆”，应该是指应英娣，因为按胡兰成的说法，他是在被免法制局长职后才与张爱玲相识的，那时他的“老婆”正是应英娣。能够被别人“唆使”后“大闹特闹”，弄得“醋海风波，满城风雨”的，也像是应英娣的作为。以后胡兰成与应在日本再度相逢，事过境迁已十年，两人见面也时常吵得不可开交。若张这里说的胡兰成的“老婆”是全慧文，那就是胡兰成在与应英娣结合时，并未与全慧文离异，他此时在三个女人之间周旋。这种情况，按胡兰成的个性倒是有可能的，但与全慧文的性格不合，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的回忆，全慧文此时应在胡兰成家乡胡村和上海两地养病。

    不过，从张润三文中可以知道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时，两人并不是一帆风顺走到一起，还是经历了一番尴尬的。按胡兰成的“荡子”性格，对这些当然无所谓，在张爱玲确实是有一点难堪的，按世俗标准，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拆散了原来的家庭，用现在的话讲，张爱玲就是所谓的“第三者插足”。两人虽曾经过如此“大闹特闹”和“满城风雨”，可无论是胡兰成还是张爱玲的笔下，未见有一字半句提及，可见两人的文章素养。</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永远的张爱玲（2）

    第十章永远的张爱玲（2）

    顺带说明一个情况：

    在前所引的张润三文章中，张文在所有提到胡兰成之处，都将“胡兰成”写作“胡竺成”，将“张爱玲”写作“张爱珍”。[3]这显然是故意的，不是简单的对人名的记忆错误。一个人对与自己有过关系的人名发生记忆错误，可能会记错在读音，记错在同音不同字，而不会记错在字形，而这两个人名中的两个错字，音完全不同形却相近，显是特意如此改动且改得不差太远。不知道算是怎么回事。

    此文写于1963年，发表于二十年之后的1984年11月[4]。唯一可推想的原因，可能因为此时大陆刚开始谈论张爱玲，柯灵先生《遥寄张爱玲》[5]的名文即在这一年年初公开发表。其时张爱玲人还在美国，可能为了“统战”之类的原因，因而编辑部在发表时，将张文中的人名临时作了如此音错形相近的小小改动。不知道张爱玲的，自然不会知道指的是谁，而对知道张爱玲的人，又绝不会弄错。既尊重了历史，又不妨碍现实，也算巧妙。

    相知相爱

    按照胡兰成自己所记，他知道张爱玲，欣赏赞叹之，以及其后的主动谋面相见，其过程是这样的：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这样糊涂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监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但是我偏偏又有理性，见于我对文章的敬及在狱中的静。

    及我获释后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6]

    胡兰成被免法制局长，是在1943年春天，苏青的《天地》月刊创刊号是在1943年10月10日，胡兰成“坐监牢”是在1943年年底和1944年年初。按以上所记，那么胡兰成看到张爱玲的文章，是在1943年的10月，真整面是在1944年的年初，过完农历春节以后的事了。

    不过，笔者总觉得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时间上比他自己写的还要早上几个月。证据有这样几项：

    一是，前面第四章在介绍胡兰成义母时已提过，张爱玲于1943年10月所写的《金锁记》中的七巧，其人物原型显然就是胡兰成的义母。这是内证。

    二是外证，就是张润三文中所说的，胡兰成宣传部的同僚们唆使胡兰成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若是1943年10月才知道张爱玲，1944年年初才见到张爱玲本人，那时胡兰成早已不是宣传部次长，且做了一任法制局长后也已去职半年多，若有同僚为应英娣打抱不平，唆使其向胡兰成和张爱玲“大闹特闹”，那不会是宣传部同僚而应该是法制局同僚。若张润三所记不错，是胡兰成的宣传部同僚唆使应英娣“大闹特闹”，那胡兰成和张爱玲之间的相识相知在时间上应该就要早于1943年10月，应英娣其时还与胡兰成宣传部同僚间有接触有来往，胡兰成宣传部同僚与其之间的恩怨还未被彻底忘记和了结。

    另外，还可作为补充证据的就是，胡兰成“坐监牢”期间，张爱玲与苏青曾到周佛海家去为他说情。以张爱玲的个性，以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个当时上海风头正足的大才女身份，她们会为一个从未谋面也不相干的人去说情？而且说的是什么情，是她们全无关系也不感兴趣的有关汪伪政府内部的事？

    说情一事，可能还有其他内情，不像仅仅是两个才女的“怜才”之举，因为若说胡兰成是有才华的，可此时的胡兰成还未表现出怎样的才华，他为汪精卫“和平运动”造舆论声势的《战难，和亦不易》的时论，总不会引起张爱玲或苏青的兴趣。他早期的散文集《西江上》，他自己大约也不好意思提，事实上张爱玲、苏青也不可能知道，而他的文艺性的批评文章当时还只有零碎几篇。他的诸多政治论述，是在他到武汉《大敞》时期写就成集的，他那自以为可与张爱玲作品媲美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以及其他著述，更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张爱玲、苏青究竟“怜”他的是什么“才”？“怜才”又从何说起呢？

    这样看来，张爱玲和苏青为胡说情一事就颇费人思量了。极有可能的是，在胡兰成“坐监牢”之前，他已经和张爱玲相识，两人之间已见过面，或者，至少两人之间已相知——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且互有好感。再有的可能，那也是最坏的揣测，就是他们三人包括苏青在公开场合、在胡兰成办《国民新闻》其间，还有就是类似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类的地方，胡、张或胡、苏或胡、张、苏三人之间相互见过面。张爱玲自己在其1946年1月再版的《传奇》的前面，写过一个简短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一开始就是：</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永远的张爱玲（3）

    第十章永远的张爱玲（3）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需溢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注销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7]

    张爱玲公开如此声明，没有作为“文学者代表”去参加什么大会，这是可以相信的。他人从私生活、从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上谩骂她为“文化汉奸”虽事出有因，却无多少道理，她自己也已经说明了。她没有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可其他相类似的公开场合是否涉足过呢？因而就在这样的场合结识了胡兰成？张爱玲不曾，比张爱玲更早活跃于战时上海的苏青是否可能呢？若果早已相识相知，胡兰成却不直说，肯定有他的理由。

    不过，这里仍以胡兰成的记述为准。

    从胡兰成记述来看，胡兰成当时并不认识苏青，而苏青是知道他的。胡兰成担任过《中华日报》总主笔和《国民新闻》报总主笔兼社长，也在一些杂志上写过若干文艺性文章，加上又在汪伪政府中任过宣传部次长和伪法制局长，算得上是汪伪时期的“闻人”。苏青不认识他，却特别将新编杂志寄来南京，想来不仅是因为他的官也因为他的文，寄杂志给他一则联络，二则也是约稿，不意此举竟成了胡兰成与张爱玲相知相识的开始。

    胡兰成看了苏青寄来的《天地》杂志，看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立刻欣赏和激赏，欣赏激赏之余，转而向苏青打听张的详细，不知是由于他的打听由苏青转达过去，张爱玲才开始注意他，还是张爱玲原本就知道他，反正在两人见面之前，张爱玲也已欣赏他的“才”，故此而有胡兰成“坐监牢”，张爱玲和苏青一起去向周佛海说情之事。

    直到胡兰成“坐监牢”出来后到上海，两人才见上面。

    第一次见面，胡兰成是有些失望的，因为张爱玲和他的想象完全不同，在他肯定是希望文美人也美，但文美的张爱玲人却不美，这不是一时一面的偏差，十余年后写文重忆当时印象，胡兰成仍是保留着如此观感。张爱玲看上去像一个女学生，还没有一般女学生的成熟，包括身体上的和态度上的。他甚至开始担心她的生活是清苦的，所以询问她写稿的收入，而她也如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回答。他没见到人之前觉得她高不可及，此刻，看到如此平常的她，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仰视，可以坐直了，他开始点评她的作品，叙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这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主要是他讲她听。胡兰成搭识女学生是有经验的，虽然年轻时从没有成功过，现在已年近四十，面对二十出头的张爱玲，他自然游刃有余，送张出门时，他还来了一句调笑话：“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第二天，胡兰成回访去看望张爱玲，张爱玲房里的华贵气让他有些不安，他第一次看小说时是惊奇，第一次看到司人时是惊讶，第一次到她房间，他还是没脱那个“惊”字，只是这次是惊艳了。“华贵”，是胡兰成为张爱玲精心选择的字眼，这不会是指富贵堂皇，张爱玲住的不是豪宅大院，只是华洋杂居的公寓楼，不可能有怎样的排场摆设。即使有，此时的胡兰成也已不是当年那个初出胡村的乡下孩子，胡兰成是爱慕繁华希冀富贵的，可他已见过世面，做过高官，见识过各等的富贵豪华，不说以前的杭州有钱的同学家，即便在上海，他到过周佛海、李士群等显贵人家，极度奢靡淫侈的吴世宝家更是常来常往，张爱玲的公寓房是不可能与之相比的。所谓“华贵”，所谓精心选择，那是胡兰成来到张爱玲家，直面张爱玲本人后所有的一个完整的感觉，公寓房没有进深，无须登堂入室，他相当于直接走入了张爱玲的闺房。当然，“华贵”之类，还包括他没有忘记张爱玲的显赫家世，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以及祖母的父亲李鸿章。不过，显赫确是显赫，张爱玲那位祖父张佩纶实在是不值得怎样提说的，对照早年在京城做“清流”时的那些宏言傥论，张佩纶在福建海战中的表现真是一场可耻的笑话，个人危命狼狈逃窜倒也罢了，南洋水师未战先败、未战即毁的后果相当于葬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半壁江山。

    在两人第二次见面后，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一首新诗，并称赞了她的谦虚，而她回答他的只八个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这两句话八个字人言言殊，其实张爱玲不是写禅，其中并不会带多少深意，从字面上看，可以是说两个人，主要是说张爱玲自己的。张爱玲是懂得他的，她也是欢喜他在她面前一谈几小时那么卖力表演的，她知道他在许多方面的深浅，在精神上刷不比这个比她大出十多岁的人低弱，她之所以谦虚的聆听，只是因为“慈悲”。</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永远的张爱玲（4）

    第十章永远的张爱玲（4）

    这样来往了三四次，张爱玲忽然烦恼，送纸条给胡兰成，让他不要再去看她。若是个同样二十出头的青年小伙子，可能接到这样的条子就要惶惑不安了，可现在面对的是胡兰成，他当然懂得这是什么情状，这是含有“爱”的表示，张爱玲不是十六七岁女孩，这种委屈也是委曲的表示就更确凿无疑的了。胡兰成当其无事一样，当天又照样上门去看她，张爱玲见了仍是欢喜如常，像是根本没写过纸条。胡兰成把握恰当，自此改隔天变为天天去看她了。

    按照一般年轻人的恋爱步骤，接着就是“信物”了。胡兰成说起张爱玲那张曾刊在《天地》上的相片，张爱玲即取出相赠，相片后并题上了一行字：

    见了他，虽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写过许多男女爱情故事，可以说她的作品主要就是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写的人生世相。可临到自己，她的所作所为仍是脱不出常轨老套，并没有怎样的新鲜新颖处。

    这几行字，出自一位天才女作家手下，像是有点屈辱的，且所赠非人，赠与的是这样一个浮花浪蕊式的荡子，确是要令那些对这场男女结合没有好感的人为之气闷胸塞。

    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张爱玲是天才，如果不算上她以前写着玩的东西，从其正式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来看，烁乎一出手就是一个成熟的天才作家，而且张爱玲所有作品中，也是最早时期的作品最为杰出。可写得出并不等于做得出，纸上的东西不就是自己实际经验过的，而未亲身经验过的，非要等自己有过实际体验才会成熟起来的。张爱玲的早年生活委实很简单，十六七岁前她还从未单独到店里去买过东西，她对人生俗事诸般常识常理的贫乏，真还不及一般市民家的女孩子。除了家庭，就是学校，她自少年时期入校住读，再到香港读大学，她最好的青春年华这一段，除了同学和节假期中见面来往的亲戚，人事交往上可以说是清纯如水。

    另一方面，在感情生活上，她又是饥渴的。她虽有着显贵的家世，日常面对的却是极度压抑的家庭生活，父母离异，在父亲家的孤独和受罪，以及最后的出逃；母亲常年远游在他国，也难以顾及到成长中的儿女。这一切，或许是成就这位天才女作家的条件，可对于少女张爱玲又该是如何的悲苦和凄凉！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写到其时的心境：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是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的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8]

    这是她写《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及差不多她所有小说的基调，可爱又可哀，悲苦又苍凉。

    她的笔下惊天动地、倾城倾国，可她的实际生活却是枯燥的，人际交往是简单的，感情是寂寞无依的。

    在这一刻，胡兰成出现了，走近了她。于是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对比效果。这一位出自与她完全不同家庭背景的中年人，身世坎坷、饱经风霜，曾任高官又数度磳磴；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人聪明，经历丰富，见解和谈吐不俗，头脑和见解本是张爱玲对人对事的主谊准。然而，最具吸引力的可能还是胡兰成对女人的理解和同情，胡能倾心相与，也能低头服小，还有情趣，而对她的小说更有着真心的欣赏和崇拜。有这样一个人在追求，张爱玲还能怎么样呢？对已过韶光的她来说，两人间的结合确是再合理不过的结局了。她写出了颇为屈辱的情话，那是她决定以身相许了。

    可胡兰成并没有这样的准备。

    张爱玲不美，这就决定了胡兰成与她交往下去，主要是把她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对手，一种文章上的高度和文化上的提升。对于她全方位的爱情，他是无可无不可的，女人的其他好处，他可以在张爱玲之外的其他女人那里得到。他已近中年，他能将女人的精神和作清楚的两分，对他这样花心的男人来说，张爱玲是不具备他对女人的所有趣味的。不过，能和张爱玲好上，这也是他的成功，可以弥补他以往对于女学生追求屡战屡败的记录，何况，张爱玲又是这样一个天才的女子！

    尽管不满足，成功终究是成功，胡兰成自和张爱玲恋上爱上后，“变得爱啸歌”，他又像是经历了一度少年郎的恋爱，按捺不住地要对人说，他对青芸说，张小姐不是个等闲女子；他晚上从张爱玲住处出来到熊剑东家，熊剑东夫妇和周佛海夫人在打牌，他看了一会“只觉坐立不安，心里满满的，想要啸歌，想要说话”，可是他与这些人是无法说张爱玲的，他们不懂，但是熊剑东还是要请张爱玲吃饭。</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永远的张爱玲（5）

    第十章永远的张爱玲（5）

    胡兰成与应英娣的家还在南京，胡兰成一个月回上海一次，住上天，晨出夜归只到张爱玲处，两人只是坐在房里讲话，主要仍是他讲，她替点评，张爱玲本不是个会讲话的人，她说过：“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9]两人也不出去，出去也没有名目，胡兰成带张爱玲去见日本来华的大将，带他池田，那都是他与应英娣离异以后的事。两人的家世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踊同，生活阅历也相异，年龄上相差十多岁，一切讲来听来都是新鲜的。两人也有共同的话题，那就是香港，胡兰成是上海战事后去香港，张爱玲是香港战事后回上海，两地方战事前后的见闻就足可供谈论的话题了。如此空口说白话，“伴了几天，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就再回南京，张爱玲仍写自己的小说。

    胡兰成两地跑，同时应付两个女人，也从两个女人处得到满足。两个女人却不满足了。

    胡兰成没有离愁，张爱玲却有，而且明确告诉了他。他在南京的时候，她还有信从上海去南京，让他接在手里沉甸甸的感到像石头，感到像石头的信不会是单纯的甜蜜情话。南京的女人听闻了风声，也开始不安定，在他人的唆使下，开始与胡兰成“大闹特闹，醋海风波，闹得满城风雨”。

    胡兰成陷张爱玲于尴尬的境地。

    他只记住张爱玲不是个会缠绵悱恻的人，只记得她曾说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他问过她对于结婚的想法，她说她没有怎样去想，她也没想过会与人恋爱，现在尚早，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亦不挑三挑四，结婚不结婚也无所谓。这都是他乐于听到的话。他能够放心，因为周围像是连追求张爱玲的人也没有。更令他高兴的是，他有妻室，张爱玲不在意，他还有其他许多女人，不时也挟妓游玩，她亦不吃醋。他真的以为，她“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所以能说这样的漂亮话：“我们两人在的地方，他人只有一半到得去的，还有一半到不去的。”

    这都是他的一相情愿。按理说，胡兰成已经历过人生曲折，更不乏与女性打交道的经验，他不会不懂女人的心思，张爱玲再天才，再不落凡俗，可面对现实的人情世故，她是只能回到地面上的，而且司就是这样的人，何况她面对的是再尴尬不过的对方女人再理直气壮不过的大闹特闹。

    胡兰成是善于做漂亮文章的，这场闹到满城风雨的风波，风波中的尴尬和别扭，从家里直闹到社会上，由夫妻反目再到“三角恋爱”的小报题材，先离异再结合过程中的种种难堪，所有这些在他的笔下不落一点痕迹。为张爱玲的完美，这可能也需要，是出于好意的升华，可这一升华同时也将他自己跟着抬高了，他的喜新厌旧，他的随处见猎心喜的习性，他的得欢乐处且欢乐以及他的不负责任等等，也都随之掩饰无寻了。用他喜欢用的温州朋友徐步奎诗的句式，他将妒恨留给前妻，将相知给予爱玲，儿女呢？留给了青芸。青芸是他的稳固的后方留守，他历次婚姻的遗产都留给了这位忠实的侄女。他自己一身轻松。

    这一场闹的结果就是，他先与应英娣离婚，再与张爱玲结婚。是年胡兰成三十八，张爱玲二十三。

    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张爱玲，两人没有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只写了份婚书文件为凭：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加上的，旁边再写上张爱玲大学同学、那位印度女朋友炎樱为媒作证。

    这应该是胡兰成最喜欢的男女结合形式，无其名而有其实。所谓的婚书文件上也同样，张爱玲要的是“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要的只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他回忆及此，其后写的一段文字也是莫名其妙：

    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10]

    这是什么意思呢？结了婚仍像没结过婚，两人之间做不像夫妻？而且一个仍是金童，一个还是玉女？

    他自以为写得漂亮，但想来张爱玲看了绝不会高兴的。

    文章宗师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结合，世人已写了许多，甚至还写了剧本拍了电影。欣赏乃至崇拜张爱玲者，为使张爱玲完美，将张的一切包括与胡兰成这段姻缘加以美化或丑化，美之者认其为奇情别恋，是乱世中的一段轰轰烈烈的热恋，所谓“红尘滚滚”；丑化者将其看作张爱玲纯情而上当受骗，或不受骗而是胡兰成的负心和移情，是胡兰成的浪子浮萍辜负了张爱玲，斥胡为“下作”。于是恨胡者欲其死，爱胡者愿其生、愿其复活，众人就是见不得平常。

    因为张爱玲不平常，张爱玲是个天才女子，是永恒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

    其实，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结合就如上述那么平常。

    张爱玲的小说是天才，张爱玲的生活只要平常，胡兰成聪明，富于情趣，作为丈夫对她也就够了。她要的是寻常夫妻间的调笑，能向丈夫取零用钱，能两人一起出去应酬，偶尔闹一点女人的小性子，“作”一次，尽管不舒服，也要胡兰成作为丈夫抱着她坐在黄包车上一起回家。文学之外，张爱玲只想做一个平凡女子，她原本也就有一个平凡女人的一面。张爱玲的小说拥有广阔的社会阅读群，拥有文学之外的众多爱好者，许多人将张爱玲当高级琼瑶读；今天的一批现代“小知”和“小资”喜欢张爱玲，学她的笔调，学她的哀怨和尖刻，用生活中的小感慨、小惊喜、小哀怨作材料写“小女人散文”，这些也都可说明或反映了张爱玲平常女人的一面。</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永远的张爱玲（6）

    第十章永远的张爱玲（6）

    可叹的是，张爱玲想过安稳的平常生活却不可得，两人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少得可怜，胡兰成写垢段小情景，颇能见出两人相处的这一段短暂日子中的某些情状：

    随即她进房里给我倒茶，她拿茶出来走到门边，我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我的脸，眼睛里都是笑。我说：“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她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

    这是平常应对中的情趣。

    还有两人间的诗书谈笑：

    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中国人有远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汉乐府有个流荡在他县的人，逆旅主妇给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我与爱玲念到这里，她就笑起来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再看底下时却是：“语卿且勿眄”，孙异道：“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两人把它来读完，“语卿且勿眄，水落石头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这么一句竟是对困苦亦能生气撒娇。这种滑稽是非常阳气的糊涂。[11]

    多亏胡兰成还记得，留下了张爱玲这些如珍珠般可爱的音容笑貌。

    也多亏胡兰成这一枝妙笔，去粗取精、含糊其词地将自己先离异再结合的故事加以提炼，略掉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尴尬、难堪、委屈和委曲、争吵和眼泪，才剪截成这一段“胡张佳话”版本。

    外人确不必再在其上添乱，一切煽情文字，一切增光溢彩的想象，即便出于好心，也是多余的。不要说旁人，就在这两位当事者眼里，也一定是可笑的。

    两个人遇上了，两个人相互看重相恋相爱了，两个人结合了，一个是未经多少世事的天才女作家，一个是乱世中的冒险家，也是个有妇之夫，离异了又结合了。事情就这样。这里没有多少小说可用的情节，虽说主角是小说家和冒险家，与常人稍有不同，但不同也有限。对后人重要的只是，两人之间的结合对两人今后的影响，尤其是人们更为关注的张爱玲的影响。

    在生活上，更具体地说，在往后两人的男女之爱上，这场“胡张之爱”对张爱玲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若与胡兰成从其所受的影响作比，那就更大了。但这无从假设，只能按一般常理推想。对张爱玲而言，更重要的是其创作。

    与胡兰成这场短暂的结合，以及以后几年断断续续的关系，对张爱玲的创作似乎是有得有失。失在无形而得在明处。

    若将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相知相识确定在胡兰成所说的1943年10月，在其读了《封锁》之后给苏青去信之时，那么张爱玲在这之前和之后所写小说的环境背景——不是风格，恰恰就有了一个大卒。

    在这之前，正如张爱玲所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12}这七篇故事，都用的是她自己的经历，写的是香港故事，煞尾就是七篇之中最好的《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9月。

    这七篇，张爱玲基本是按时间先后排序的，其中唯有《琉璃瓦》，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月所出《传奇》增订本上这篇小说篇末所印的写作日期为10月。这应该是印错了，因为张爱玲自己写清楚最后一篇是《倾城之恋》。

    在这之后，检索《传奇》中其他小说的写作时间，接着就是写于1943年10月的《金锁记》，然后就是1944年的六篇：《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鸿鸾禧》（1944年5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

    《传奇》中仅收了一篇1945年的小说，即写于1月的《留情》。

    可以清楚地看出，1943年10月是张爱玲小说环境背景变换的一个分界点。此前此后，张爱玲小说的环境背景从香港转到了上海。

    1943年10月，张爱玲创作了她最好的小说《金锁记》，此时，按胡兰成所记，两人之间最多只是相知——互相知道，他看到了《封锁》，写信给苏青，苏青向张爱玲转达了他的赞赏。仅仅相知，不会有多大影响，而正如笔者在前所比较的，胡兰成的义母与《金锁记》中的七巧实在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而10月又是张爱玲小说环境背景卒的关节点，故此笔者推断，胡兰成与张爱玲实际相知相识的时间胰他所说的更早。

    义母的故事，胡兰成肯定和张爱玲说了许多，也肯定深深打动了张爱玲，这里再提供一个材料。除了《金锁记》外，张爱玲另有一篇散文，也是取材于胡兰成讲述的义母逸事。他怎样讲的，无法知道，但胡兰成自己以后也记了一点，好在两者都不长，引在下面比照一下。

    先看胡兰成所记的义母：

    女心就是凄凉喜悦的，但她那时尚未自觉，亦不知有凄凉。如此到了廿二岁，来做媒的人踏断门槛，她父母挑瑞四总难得相当，而司人亦不在其意。忽一日，她去后园里树上晾手巾，见园门开着，就移步至河边路侧看看杏花，却遇着一少年也在那里，她知是邻家的亲戚，挽了人来说过媒的，此刻不意相见，虽两人立处相隔式路，彼此简单招呼得一声亦很不自然，她却心里一惊，她是现在才分明看见了自己是女身，且心里对他有感激，两人都觉不好意思，她更是站立不住，就逃回来了。[13]</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永远的张爱玲（7）

    第十章永远的张爱玲（7）

    张爱玲却将之写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故事：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嘶过十五六岁罢，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饲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他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的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14]

    胡兰成讲述的胰他写的应该更具体细致，张爱玲将他义母身世做成了背景，突出描写了一个场景、一个片段、一句问候。落笔在最后的“于千万人之中”，“于千万年之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轻轻地一声问候”，而这，就是“爱”了。张爱玲写的是胡兰成义母，又何尝不是写的她自己？

    两篇都是美文，张爱玲写得更美，凄美而令人感伤。

    《流言》是张爱玲自任发行者、出版于1944年12月的随笔集，不像小说集《传奇》在每篇之后注明写作时间，《流言》中所有文章都没写明时间，但其中至少有几篇是在与胡兰成相识结合后写的，如谈路易斯诗，谈胡金人画。

    路易斯（纪弦）是胡兰成在香港认识的朋友，在胡兰成任法制局长时，曾到胡兰成手下任职。在此前后，胡兰成曾写过两篇文章《路易斯》和《周作人与路易斯》，为路易斯遭人批评的“颓废”和“个人主义”倾向辩护，并拉上周作人文风的变化作比较。

    张爱玲原本是瞧不上路易斯的诗的，第一次看见路的诗《散步的鱼》，觉得“太做作”，“笑了许多天”。但后来读到了路易斯的《傍晚的家》，“就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并认为他的其他有些诗句或“音调的变换极尽娉婷之致”，或“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是现代人所特有的”。在路易斯整本的书里能找到这样几句好诗，张爱玲就感到“非常之满足”，因为她认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15]张爱玲对路易斯的诗作了如此对比或联想，是很高的评价了。胡兰成的比较则是：“我认为，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学的分水岭，在诗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代表作品，则是路易斯的。”两人的评价很为接近。张爱玲的对人对事特别是文学上的评价见解，或许并不会怎样受人的影响，即便是胡兰成，但她会写文章评价路易斯，应该说与胡兰成是不无关系的。

    《流言》中还有一篇谈画的文章，前面谈的都是国外画家的画，文中最后说到胡金人的画。胡金人是胡兰成在南京住家的邻居，张爱玲能看到胡金人的画，肯定是出于胡兰成的介绍。张爱玲写道：“中国人画油画，因为是中国人，仿佛有便宜可占，借着参用中国固有作风的借口，就不尊重西洋画的基本条迹不取巧呢，往往就被西方学院派的传统拘束住了。最近看到胡金人先生的画，那却是例外。”[16]底下就一连气评了胡金人的四五幅画如何如何，当然都说的是好话。胡兰成最初看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大为赞赏，于是让胡金人看，胡金人看了也赞好，这份赏识的情意，张爱玲算是及时归还了。

    总之，自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爱的这一时间起始，张爱玲的创作是受到很大影响的，对此感兴趣的，若从此入手，比较其前后的创作题材、风格包括语句等等，应该可以找出点东西的。

    接下来，再看胡兰成从张爱玲那里所得到的影响。

    这场“胡张相爱”本身，若对张爱玲影响很大，对胡兰成的实际生活或“肉身”、“肉生”则不然，除了应英娣的离异外，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只是他一辈子女爱许多次中的一次，也是最“柏拉图”式的一次。不用说得太远，即在与张爱玲关系持续的几年内，胡兰成前后正经相爱的女人就有过三个，且不说他自己也承认的各种女朋友乃至挟妓冶游。他将张爱玲奉得再高，也绝不影响他随处追寻自己的欢爱。

    但张爱玲对他的精神影响却极大，也深远。

    胡兰成在初入汪伪集团时，常自嘉许，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可援引，即完全是凭自己本事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在他以后著述做学问时，又常自诩，自己没有任何师承，未曾拜过任何人的门，他完全是自学成才，博古通今的。但他还是承认，他在世上还是有人要感谢的，尽管不多。

    他自比孙悟空，齐天大圣孙悟空只拜三个人：西天佛祖、南海观音和自己的师傅唐僧。胡兰成一生不曾拜人为师，若要点香谢恩，他点三炷半，一炷感念张爱玲，一炷感激温州的刘老先生，一炷敬给孙中山，还有半炷香则谢日本池田。孙中山不说；池田于他有救命之恩，之后他逃亡日本还多承池田收留照应；刘老先生亦同样，对他流亡温州时有收留掩护和照应之恩。他将张爱玲于此三人并列，且列为第一位，作如此高之抬举，不在于张爱玲在他抗战后狼狈逃亡中对他的帮助和探望，也不在于他们之间的相爱相恋之情，前者于他是不必之举，后者于他是过烟云烟，只是“柏拉图”，他对张爱玲举香拜祷，是因为他将张爱玲看作他的文章菩萨，是他难以企及又长久追攀的高度。由于张爱玲，才点开了他的文章之道，只是从张爱玲处，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好文章，什么可以入文章而不鄙俗。他虽自狂有经国济世之才，待他出入繁华、红尘落尽之后，可能认清自己最终只是个纸上谈风云的书生学人，身无长物，长物唯有自己的文章。这就是他举第一炷香奉张爱玲的缘由。</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永远的张爱玲（8）

    第十章永远的张爱玲（8）

    说起来有点奇怪，胡兰成写的是政论时评，张爱玲写的是小说，两者的要求和眼光不同，像是无法比较的。这里不能忘记的一点就是，胡兰成也有过一个文学青年期，虽然晚熟，虽然为期甚短，他的第一本书就是文学作品，在广西写的散文集子《西江上》，而其时他的年龄要远大于初出道时的张爱玲。前文提到张爱玲时，之所以反复说其为天才，因为张爱玲自香港回上海“孤岛”，一出手就金光万丈，一上文坛几乎就是个成熟的杰出作家，没有稚嫩和生涩的“文学青年”过渡期，确是令人惊异，令人为之头晕目眩不已，难怪胡兰成初见之下，大声赞叹叫好了。

    可胡兰成从张爱玲处受益，又岂止是文学和小说？

    胡兰成是聪明人，更主要他有得天独厚的条吉—他与张爱玲的近距离接触。张爱玲的教养，张爱玲的独特的视角和见识，张爱玲的趣味和眼光，张爱玲西化式的待人接物的冷静和自私，在在于他都是一种从未见识过的新鲜的刺激。胡兰成傲气，面对这一个奇女子，相识之初就想与巳斗，想在精神上收服她。人生阅历上，胡兰成自然胜她多多，凭他的经验老道、凭他与女人交游的积累，似是不难做到的。可他要的，不是他在寻常女人那里所要的，他想要的是张爱玲的肯定。可他这一番努力却注定只是徒劳。张爱玲虽未经过多少人事，却是什么都晓得，什么都能看透，最令他心服乃至心寒胆怯的，她同样也能看穿他。几度接谈后他才明白，他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天才女子，他使尽了武器，还不及她的素手。他在精神上不但没将她收服，反为她为收罚

    张爱玲的随意点评，给他以启发和顿悟。她让他懂贝多芬，也让他懂得中国戏的好处，让他懂得绍兴戏和民间小调的价值。他原不是不懂，也不鲁钝，只是没有自信，经她一点拨而妙悟，他原经有的人生也因她的参评而得到警醒。即他所谓“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经由张爱玲，他的整个心灵得到了提升、艺术的提升。有些是当下的，有些是日后回想而体悟到的，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明此中的况味：

    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一次我竟然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17]

    张爱玲成了他永远的文章宗师。

    胡兰成以后著书多种，都努力在追步张爱玲，力图达到或超越她的高度，尽管文章类型不同，取得是完美、精致、和谐的标准。没有张爱玲，他自认不会写《山河岁月》，也不会写他的《今生今世》。他本以为《山河岁月》可及得上了，可看到了张爱玲大陆解放后写的《赤地之恋》，他自感还是及不上。

    这，是他看走了眼。他将《赤地之恋》看作写大陆解放后社会现象的最高之作，其实这部作品政治领先压倒了艺术，压到了艺术几至没有，所描摹的现实成了裸的虚假。这一时期张爱玲创作的其他作品基本上也可作如是观。张爱玲最好的作品还是她的《传奇》，《传奇》中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说张爱玲天才，也是指她的艺术才华在瞬间急速和集束地闪耀爆发，以后的作品只是余光残烬中的闪烁了。当然，说《赤地之恋》不好，也不就是指胡兰成的《山河岁月》怎么出色。

    有些地方他没看走眼，比如，他早年在名为《皂隶?清客与来者》一文中称赞张爱玲的《封锁》“非常洗练”，“简直是写的一篇诗”，然后评价道：“我喜爱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的。”可张爱玲不久在《自己的文章》中却写道：“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原来人们以为，这是张爱玲回应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她的批评，现在根据胡兰成和张爱玲两文发表的杂志和时间以及这一句“时代的纪念碑”来看，可以判断张爱玲回应的是胡兰成[18]。胡兰成说得本不错，张爱玲说得也不错，不是自谦，张爱玲的笔调确写不出“时代的纪念碑”。但胡兰成真正与张爱玲相识相爱后，却像是不再有信心坚持以往这一看法，从他看走了眼，从他以后认为《赤地之恋》简直可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他大概认为张爱玲是可以写“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作品的。

    由张爱玲，胡兰成还有几项具体的得益。简单地说就是：

    其一，张爱玲肯定中国地方戏曲以及民歌野调的价值，这些原本是胡兰成自小就熟悉的，但他没有自信，经由张爱玲的提醒和强调，他才重新有了信心。</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永远的张爱玲（9）

    第十章永远的张爱玲（9）

    其二，他自觉不自觉地学用张爱玲的句式，蕴藉，淡泊，语带微讽，多用短句单句，段落间过渡快，自成一体。他在写《山河岁月》时，常常感觉到沾染了张爱玲的笔调，曾笑自己说“吃张的馋唾水了”。

    其三，那就是行文中不避方言俗语。如上面这句“吃张的馋唾水了”，本有现成的相当的一句“拾其余唾”，但他不用。

    张爱玲是好此道的，最多用的就是上海一地的方言，说自己以自己文章为稀罕：“稀奇弗杀”，上面引过的她与胡兰成读古乐府诗，“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张爱玲笑解“眄”字，就是上海话中的“眼睛描发描发”，确是准确而生动。

    胡兰成在与张爱玲相识前，文中绝少方言俗语，而到写《今生今世》，却是无章不有，使用了大量的上海方言俗语，不懂沪语的不会懂，只能联系上下文猜出个大概意思，猜出了，也不会懂得其中所包含的全部情绪和特别意味。如：

    “叫得来调子来得个好”（来得个好：真正的好、特别的好之意）；

    “年纪已到坝”（年纪已到这个地步之意）；

    “吃了一顿生活”（打了一顿）；

    “事情撸平了”（撸平了：解决了，但含有用一定的手段解决之意）；

    “讲闲话六开”（六开：爽快、大度之意）；

    “推扳不起”（不能有差池之意）；

    “几何可恶”（几何：用以加重语气的副词，有多么、多少、怎么这么之意）。

    还有许多沪语中的名词、形容词如：雾数（潮湿气闷使人难过的状态）、落位（轻松、舒服且得意）、板要（一定要、真的要、难道要）、小众生（小畜牲）等等。

    因为有官方统一用语的标准在，一般公认，中国的北方作家在这一点上是大为沾光的，许多北方方言直接可入文章，最不方便的是南方作家，很难处理江浙沪一地的方言，有些根本就说得出写不出，按音写出来也让外人无法懂。张爱玲的文章，不知道是否有这个问题，胡兰成如此繁密的使用，肯定免不了这个问题。但若懂得沪语的，读其文章，不见其村俗，反见其生动、有力，分外妖娆。

    总起来看，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相识相知，有这一段情缘是幸运的，而且幸运是双方的。

    胡兰成可能是张爱玲最早的热烈欣赏者，最早的“张迷”，“张爱玲热”虽不由他而起，无论是当年还是几十年后，可以说，张爱玲价值的肯定和崇扬，乃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现象，但胡兰成的最早赞赏自不应埋没，尤其是这并不因为两人的情缘。更为可贵的是，他用笔记下了张爱玲，虽然其中有虚略隐晦，而且肯定得不到张爱玲的认可，可毕竟是最贴近的也差不多是仅有的关于张爱玲的近距离记录。

    两相比较，幸运更大的一面当然还是胡兰成。

    无论胡兰成当年如何狂妄自大，眼高于顶，也无论今天有多少人欣赏和赞美他的文章学识，如果没有张爱玲，如果没有张爱玲的研究而扩及于他，几乎能肯定，胡兰成将永远沉没于历史，无人理会。

    胡兰成在汪伪政府中折腾了几年，自大陆逃往日本后也活跃一时，文章著述写了好多种，可就像浪花浮沫，转瞬即逝，在几十年的时代潮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由于张爱玲，只是由于美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的极度褒扬，只是由于港台地区对张爱玲研究的不断深入，胡兰成的身影才悄悄从历史尘封中逐渐现形。

    为这，他死了也应该感谢张爱玲。

    注释

    [1]胡宁生文《有关父亲胡兰成》，网上论坛“张迷客厅”或“胡兰成吧”。

    [2]张润三《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系活动》，《文史资料选辑》九十九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3]无独有偶，张爱玲改为张爱珍，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也有过一次，不过是出于张爱玲本意。香港《中南日报》欲刊载张爱玲一译稿，张坚持不以本名出现，编辑无奈只得以“张爱珍”及“爱珍”名见报。事见慕容羽军文《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香港文学》第133期，1996年1月1日。

    [4]《文史研究资料》九十九辑，1984年11月出版，这辑《文史研究资料》仍属“内部发行”。

    [5]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6]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7]张爱玲《传奇》，上海山河图书公司中华民国卅五（1946）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

    [8]张爱玲《流言?私语》，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9]张爱玲《流言?童言无忌》，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0]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11]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12]张爱玲《流言?到底是上海人》，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3]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怨东风》。

    [14]张爱玲《流言?爱》，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5]张爱玲《流言?诗与胡说》，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6]张爱玲《流言?忘不了的画》，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7]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18]邵迎建《张爱玲和“新东方”》，《万象》月刊2001年第4期。</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1）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1）

    忠于一人

    1943年，是胡兰成多事之秋。

    年初，法制局被汪伪政府行政院撤消，他刚做了一年的法制局长也就无形中被免除。九月，特工头子李士群被日本宪兵毒杀，李士群虽不因他而死，他却是事先与闻，事后也以此自得其乐的。十月，他先从文章始，开始与张爱玲结识。十一月，他静极思动，写了批评文章表白自己，不意经由日本人辗转流传，结果招了场牢狱之灾。祸事由日本人引起，也是因日本人他才得以解脱，他却由此开始，彻底投向了日本人。

    胡兰成在汪伪政府官场上的一路走下坡，与他和汪精卫的个人关系渐远渐疏是同步的。

    他原没有任何地位、资历和人事渊源，他是靠自己一支笔加入“和平运动”，靠拼命为汪伪活动写文章造势，才被陈璧君发现、被汪精卫青睐，他之能够很快发迹，成为汪伪集团中的新秀，完全靠的是汪精卫的刻意提拔。汪把他看成自己人——自己的私人，他对这种私人宠信是很有点得意的。他自己明白，他之所以能在汪伪集团头面人物中周旋，得人拉拢和看重，也是由于他与汪个人的这层关系，他究竟有着汪精卫秘书的名义，他那个并无多少实际内容的宣传部次长，倒是并无多少人认真看待的。

    胡兰成兼任汪精卫秘书前后有四年，却没有到过秘书室。汪有事叫他，总在汪公馆客厅里见。他很自得于汪对他的客气，汪对其他公馆派人只叫名字，独对他称先生，他不认为这是生分和有距离，这点生分和距离也正合他清高狂傲的性情。陈璧君有一次对他说，他可以把汪当作大哥，而把她看成姐姐，他听了没有接口，他只愿汪夫妇待他如宾客。他还不想成为在汪身边钻营的佞幸小人，只是如宾客，就不会过于亲腻，就能多少保持自己的随意；因为如宾客，他才会在汪伪政府成立当日，心里就存讽刺，就敢对古泳今明言汪伪政府的存在不会持久；正因为如宾客，他才能在汪面前塑造和维持自己的谋臣策士的角色，多少保有一点独立性，随时随地能向汪建言，以此反更能见重于汪。汪身边不缺亲信，也不乏忠臣，少的就是敢独立建言乃至犯颜直谏的谋略之士，他就填充了这一角色。表面上是独立无羁，却是更为高明的迎风承旨的讨巧，胡兰成出入汪公馆，这是他算计清楚的自己能担当的合身的角色。

    胡兰成狂傲，汪政府中的许多人，他都看不上，看上的也有搬，独对汪伪政府最高人物汪精卫，他自认是始终敬重的。这出于对汪的地位和资历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安身立命的认识，旁人如此看待，他自己也对此有数，没有“和平运动”，没有汪对他的器重，凭他自己，是绝无可能有此发展机会的。根据他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的见解，他知道汪所作所为的前途有限，可他直到最后，仍将汪伪政府和民国政府看成是《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的蔗副册。这是他的自解解人，既为汪伪这班人的汉奸行为解说，也是为自己开释。

    他将自己的忠诚投注于汪精卫一人。他拉李士群入公馆派，是为了汪这个“国家元首”能直接控制特工；他瞧不上周佛海等人的骄横，就是因为周对汪的不忠，背着汪行事做小动作。他认为汪“到底是出身辛亥革命及北伐的人物，日本人小觑他不得”。并借日本人的口称道汪与日方谈判时，一边是战胜国，坐着日本大臣、大将和司令官，一方是战败国，坐着汪，但比起来只见汪是大人，日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汪的风度气概压倒了对方。汪精卫去东北“满洲国”访问，对公众演讲时热泪盈眶，他也跟着感慨。汪及其伪政府官员心虚理亏，心里总让着重庆方面三分，不敢以正位自居。重庆军统先在香港暗杀，以后又发展到上海南京暗杀，李士群的特工却不敢杀过去，胡兰成也只是报上发议论反对暗杀，在胡兰成看来，那只是与重庆两方刚柔相济为用的手段，是“敬畏现实”，汪的“和平运动”只存谦逊之心，干平常事而已。汪是委曲的，也是献身的，事虽难成或不成，汪却是为“和平运动”，真真做了精卫之鸟，衔石欲填东海。如此等等，这就是胡兰成为汪精卫所作的一番沉痛说词。自然，不管成败，胡兰成自始至终不以为汪有什么错，他自己有什么错，所以，当以后汪伪政府一干人被审判时多承认错，不承认错且终不悔恨的，恐怕只有汪夫妇以及胡兰成等不多的几个人了。

    胡兰成以“日月光华，弘于一人”、“夙兴夜寐，以事一人”来表达他对汪的忠心，认为自己比谁都更忠诚。汪夫妇待他也不薄，他已在汪公馆登堂入室，与汪家人一起吃饭，一起乘凉和闲话。这些，他虽不曾怎样的受宠若惊，却念念切切在心。他不断给汪献计献策，得机会便上条陈建言。他跟着汪死命，在苏德战争发生以后，他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可当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不顾一切公然与美国开战，他看出这一次日本将自食其果，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达极限，是无法抵挡美国的，结果终将不利于日本。汪精卫却是极为高兴，没有理他。紧接着汪精卫访问日本，觐见天皇，和首相东条英机会谈，汪向东条主动提出以汪伪政府名义对英美宣战。汪回南京后召见胡兰成，胡兰成表示不应对英美宣战，汪极不乐。胡兰成这次没摸准汪的脉搏，汪伪政府自建立以后，除了与日本之外从没有过任何外交活动，这是一次机会，汪宣战，也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以汪伪政府的名义参与国际政治。胡兰成已隔膜太远，这是他与汪的最后一次单独相见。</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2）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2）

    胡兰成以失宠于汪自诩，他自比孙悟空，虽然只是个无品级的弼马温，却能在天上遨游无事，自在洒脱，而汪究竟没有能将他收伏。这既是牢骚也是自表清高，也是无奈。可他无任何背景，本也不是个做官的料子，唯一依恃的就是汪的看重和器重，失去汪的宠信，随之而来的必然也就是在汪伪政府中的地位直降而下，于是他从次长到局长，从局长再到无所任的委员，直至被免去所有官位。

    牢狱之灾

    胡兰成被罢免法制局长后，并不曾老实赋闲，也并不是如他自己表示的那么清高，他钻营过，也多方试探过，试图再谋发展。他原算是公馆派，先走公馆派的老路子，他面见陈璧君撒娇发牢骚，又重提当年“和平运动”初起时，他曾位列第几第几。陈璧君以对自家子弟的口气，先怪他不听话，再要他回到汪身边来做秘书，又要他跟着陈和陈家兄弟一起去广东。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不就，陈也不再提。他又走陈公博的路子，陈公博为他营谋到一个位置，到南京市去做土地局长，这与他原来的法制局长地位相比不差到哪里，可他不愿屈辱去做南京市长周学昌的下属。这样，他又沦落到原来写文章立身的地步了。

    胡兰成原来的下属伪中央社社长、现任宣传部次长的郭秀峰要他重新开始写文章，给他特例开价，五千元一篇。胡兰成试写了一篇时论交稿。郭秀峰来告，不能刊载，但钱还是给了他。他明白，他已不见容于汪政府，身不能容，政见也不能容，汪精卫既抛弃了他，汪伪集团一班人也不贷他，他已被排挤出局了。他在免职后半年多的钻蛹忙，结果却是如此一个令他伤心无地的结局。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接着就来了一场牢狱之灾，他竟坐了“自己人”的监狱。

    事情源于1943年11月。一天傍晚，郭秀峰来看他，说日本大使馆有个恳谈会，每星期六召开，邀他同去。

    恳谈会在日本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纫里举行。

    清水董三是职业外交家，也被重庆视为日本使馆中的特务，他与汪伪集团在上海的活动以及其后汪伪政府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关系，中日战争期间，他始终在中国，几乎参与了汪伪政府从开场到覆亡的全部过程。清水董三与汪伪政府中人有着广泛的联系，时时注意各方面的动向，从不同场合听取对日本、对汪伪政府的现状和前景的意见。这一恳谈会，由他出面组织，不在使馆而放到自己家中举行，也是为了使参加者能更随意轻松地发表“高见”。

    参加的人不多，胡兰成、郭秀峰到时，汪伪政府中的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粮食部长顾宝衡以及驻“满州国”大使陈济成已在，胡兰成的老长官宣传部长林柏生随后才来。日本使馆方参加的仅两人，除了清水董三外，还有一位新从槐调来的使馆工作人员池田笃记。恳谈会采聚餐形式，大家边吃边谈。席间谈话时，清水询问众人对日方的反映，汪伪政府一班人只知一味逢迎，胡兰成很看不惯他们的奴相，多有异论。池田谈论日本国内的粮食情况不实，胡兰成立即以日本报纸反映的情况加以反驳。他的态度和见解引起了池田的重视，散会时池田给了他一张名片。

    第二天，池田即上胡家拜访。池田比胡兰成小两岁，人品端正，仪表不俗，胡兰成颇有好感，自此两人结识，池田几乎日日来访，胡兰成也回访，两人开始相交往还。

    如此一周，一天池田来胡家，看见桌上有篇胡兰成写的文章。池田要看，他应允了。这篇文章是他的有感而发，是他读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捕临刑前所作自供状后的感想，他将汪精卫“和平运动”与太平天国作比兴，直指“和平运动”事与愿违，最终结果必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败亡，汪伪政府亦覆灭。若要挽救，除非日本如明治维新那样行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中山当年等等。文章长一万一千字，他写了三天才完稿，本不是为发表的，他是有心学李秀成，大难来临时，也能够留“自供状”那样的一篇东西在世上以表己心。池田看了几页，要求带回去看，胡兰成同意了。

    没料到，池田并不是自己看看就完，或是有同感或是认为有义务向上报告，池田拿回去先将其译成日文，然后将文章送给了清水和日本大使谷正之看。谷大使又将文章转到了东京，最后连前首相近卫、现首相石原都看了。随后文章又辗转从日本传回国内，在驻华日军佐官中广为流传。胡兰成真有做汉奸的资本，他自己都没想到，原是他官场失意后的牢骚之作，却与日本人如此投缘。

    池田兴冲冲跑来，报功一般将文章流转的前后情况告诉了胡兰成，最后又道及，谷大使把这篇文章也送给汪精卫看了。胡兰成一听文章送汪，就知道事情不妙，先想到上海去避一避，可他知道，他已无枝可栖，在这种事上没人愿帮他的忙，于是就在池田处预留后路。

    傍晚两人散步，临分手时胡兰成对池田说：“这一段时期里我要每天来看你，我若去上海，必通知你，我若有一天不来看你，你就要来看我。”不管池田是否懂得其中含意，他话就说到这个地步，池田不问详细，他也不说穿。

    果然，12月7日，老长官林柏生出面，带信请胡兰成下午三点去他家，胡兰成心有预感，临走时对应英娣嘱咐，若晚上他不回来，就去通知池田。</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3）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3）

    胡兰成到了林家，林柏生人不在。这也是老套，他等了一会，就要起身回家，来了个大汉，将他带到上海路南京特工机关监押了起来。他事后得知，是汪精卫亲自下的逮捕令。

    被捕入狱于胡兰成不是第一次，七八年前在广西，他已有过一次牢狱之灾，可他仍是怕得要死，人坐着，全身不由自主地发抖，足足抖了十分钟，他想吸支烟定神，可划火柴时手直打颤，烟也点不着。他很恼怒自己的胆怯，却是无法自制，直到被锁进了房里，吃过了牢饭，他这才把心横下了。他私下估计，汪精卫若要杀他，也就是几天之内的事，若过了时候，再杀他就难了。因为他有池田以及清水和日本使馆可依靠，他将宝押在了日本人的一方，那是汪伪政府也得罪不起的。

    第二天晚上，林柏生和陈春圃出现，将他从牢房叫到主任室问话。对林柏生老长官，他在官场上虽然总是让之三分，但处此境遇下，他对林却不放心。见陈春圃同来，他知道这是汪精卫对他尚存好意，是想直接了解他此举的想法。林陈两人先问他是否和周佛海勾结，他照实回答没有。至于说日本必败、汪政府必亡等等，他坦承这是他一贯认识，对汪伪政府同僚也如此明说的。林柏生要他给汪夫人写悔过书，说汪夫人还是对他好的。他遵命给陈璧君写了封短简：“汪夫人钧鉴：兰成承夫人知遇，以为平素之志可行于今，岂知身陷刑戮，贻夫人忧，所耿耿耳。仍祝珍摄。晚兰成上。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胡兰成盼望的是日本人，汪伪政府中人顾忌的也是日本人，林柏生一味追问他与日本人的关系，是否认识日本管宣传的“三品报导部长”，他如实说只认识清水和池田。不过，林柏生这样问，他马上清楚了他目前的处境。林柏生劝诱说，抓他只为汪要调查，说清楚了马上即可获释，现在夹进日本人事情反而不易办，反是于他的处境不利而且危险，最后要胡兰成自己写信给日本人不用营救。这点聪明胡兰成还是有的，他不写，林柏生反复再三地劝说，纠缠到最后，他干脆明告：“林先生，我决定不写，因为写了我就得死，不写我就得生。”[1]

    胡兰成知道，他如此说可能将汪精卫看得太过，汪本心可能并不会将他怎样，更不会杀他，但他此时危住性命，宁可期望日本人而不敢期望汪的宽大了。他给汪夫人只写短简，也是为此，他怕若写成主动求饶认错，林柏生他们将信往日本人那里一送，那就毁了他那国士议闸不计利害得失的形象，对日本人的营救是不利的。他此时已完全将性命寄望于日本人了。

    他这一宝押得却没错。

    胡兰成被抓那天晚上，应英娣等到九点见他还未回家，就去找了池田。池田连夜找清水，两人再一同去见谷大使，谷大使又让池田联络日军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同时命清水打电话给林柏生，要他保障胡兰成的生命安全。第二天，大使馆由清水和池田出面，与日军司令部三品报导部长和宪兵队河边课长一同商量援救，他们担心压得太重太急，就太不给汪伪傀儡政府的面子了，说起来这完全是汪伪政府的内政，他们知道宣传部长林柏生是此案关键人物，于是就向林施压。这也就是林柏生询问胡兰成与三品报导部长关系的由来。

    面对日本人的压力和汪精卫的命令，林柏生是既不敢抗又不能放，他对日方诬指胡兰成“通敌”，每月接受重庆津贴五十万元。如此事情也就拖延了下去，胡兰成不得释，但在日方“声援”下，却可保生命无虞了。

    池田有武士遗风，胡兰成因文章遭祸，而文章是由他传播，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他见胡兰成久关不放，决定以命相拼，带上手枪去找日本宪兵队长，表示自己要亲自去胡兰成关押处解救。池田的打算是，他个人必定解救不成，但在与看管人员相执中他就开枪，一开枪，事涉治安，日本宪兵队就有理由出面包围，救出胡兰成了。宪兵队长被其勇气和诚意所感动，当即答应他，到时一定武装出动。这一头安排妥当，池田再去报告谷大使，谷大使知道事情轻重，他让池田即刻去找林柏生，向林说明自己的打算。林柏生听闻，这才惊慌，连忙赶到汪精卫处，讨得了一纸释放令。林柏生让郭秀峰接胡兰成回家，池田也备了大使馆车来接，胡兰成毫不迟疑地坐上了池田的车子回家。这一天已是中国农历年大年除夕。

    胡兰成前后被关四十八天。[2]

    日本人还不放心，宪兵队派出了六名宪兵来胡家前后守卫，并警告林柏生手下人不可再来纠缠，日本谷大使还请客为胡兰成压惊。

    由此一出一入，胡兰成在汪伪政府中所失去的脸面，日本人给他连本带利全部捞了回来，反在汪伪政府的脸面上划了一刀。他谢绝了日本宪兵的守卫，这究竟太过分了。第二天正月初一，他带着妻儿与友人一起春风得意地逛了夫子庙。

    中国人的内部事务，却由日本人主导，仅仅凭靠一个使馆工作人员的力量活动，就能逼迫汪伪政府让步，汪伪政府的傀儡性质经此事可说是显露得淋漓尽致。即便是汉奸，即便是傀儡政府，胡兰成也实在没什么可得意的。临释放前，胡兰成还是给汪写了张悔过书，但他知道，从此以后，他与汪伪政府之间可算是恩断义绝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4）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4）

    他却不担心，他有了新的更硬的可依靠的主子。

    踏上了日本船

    汪伪集团中有不少人，虽身在混水中，却常常自我标榜与日本、与日本人的关系如何清白，如周佛海，刚到上海，就写文章向公众撇清自己：“我向来不是亲日派，向来和日本人没有往来，所以这次的行动，决不是受日人的。这种观察是对的。我虽然在日本读了七年书，但是没有一个日本朋友。平日只知道上讲堂，进图书馆，绝对没有和日本同学交际过。回国以后，除掉两个朋友的太太是日本人，有时和她们见面以外，十六年之间，没有见过一个日本人。所以像我这样的日本留学生，实在是很稀奇的。因此，说我向来和日本没有勾搭，这次不是受日本人的，完全是对的。”[3]

    胡兰成在前也是如此表现。

    汪伪集团的早期活动，在上海、香港等地与日方的秘密谈判，胡兰成完全被隔于事外，不与闻问，他自然与任何日本人没有关系。自他投身“和平运动”，主要是写文章为汪造势，也无须与日本人直接接触。直到以后在汪伪政府做官，这才有机会与日本人打交道，但他自傲也是自得地公然表白，自己私下与日本人一个都不来往。

    尽管同在混水中，他对汪伪政府高官中普遍的对日本人奴颜婢膝、奉迎讨好的现象很是厌恶，而且对这一点极为看重，一度像是成了他判断人物品行操守的标准。上海大流氓吴世宝与日本人无来往，得到他的看重；他香港时的“蔚蓝”同事、也是同乡樊仲云与日本人不来往，受到他的尊重；汪夫人陈璧君从不见日本人，也大大赢得了他的好感。他在报上写文章叫嚷，遥持汪伪政府成立后的“独立”和“尊严”，不管实际上多么可笑，在他还是认真的。他在《国民新闻》上发文，指责周佛海与日方订立财政上的不平等条约，既是出于公馆派与周佛海相争斗的背景，却也是他自以为坚持的一贯立场。

    他对汪精卫忠诚，也含有对汪与日本谈判时坚持“独立”立场的敬重，以后他对汪政策的批评，也因为是汪对日交涉的软弱。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认定日本有灭亡中国的力量，他的看法决然不同，他自始就认为，中国即便战败，但日本绝无法彻底使中国屈服的。

    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继香港占领之后又在南亚取得了辉煌战果，又正逢开国二千六百年纪念，日本举国欢庆。汪伪政府派出代表团赴日本祝贺，胡兰成以法制局长身份，作为团员前行。可在日本他处处感到怒气闷气，日本派人陪他们去参拜明治神宫及靖国神社，派的不是外务省官员而是宪兵；下午访问各省，到了海军省，仅仅是一个课长出来接见。别人都处之泰然，他的敏感的神经却受不了，由于心里不痛快，他在日本仅仅待了四天即先行脱团回国了。他的种种言行，曾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日军司令部向汪精卫说他是“抗日分子”，汪笑答，胡兰成是他的代言人。

    他个人不与日本人勾搭，公事上打交道，他对日方人员也不客气，坚持强硬对等交接，有时甚至当面指责日军的胡作非为。可在日本人势力笼罩下，在奉日本意志行事的大环境下，他的这些举动仍免不了尴尬。有一次，他从上海返南京，佘爱珍送他两套西装料子，副官拎着，被日本宪兵抄走，他就此算了，他知道，凭他的身份去要可能要得回来，但他不愿卑恭去讨而宁可不要。大道理不去相争，计较的只是个人面子，其实可笑，也可怜，可他不感觉到。还有就是杀李士群，从大面上说，借日人之手杀自己同道，无论如何是无甚可得意的，可他和熊剑东却自以为得计，私心窃喜不已。

    但所有这些，都随着他的这一次牢狱之灾而结束了。

    从汪精卫本人来说，在最初开始进行他的所谓“和平运动”之时，未尝没有“为国为民”也包括为自己的心愿，未尝不注意、不警惕与日方交易时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和“民族利益”，可在“运动”开始进行以后，汪就骑虎难下，不能完全自主了。内有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的催促，外有日本人的压迫和讹诈，还有个人的事功名声，于是谈判和妥协、坚持和让步、外表独立和内里傀儡等等交相而致，再加上汪伪集团内部的分化改组，日方的主战派与和平派、海军和陆军，佐官与课长的骄横无忌以致造成的政出多门多头等等，逼迫着汪一步步的退却、退避和退让，最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深渊中，只保持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表面政府。汪精卫如此，汪伪集团中许多人也同样经历了这一个下滑下坠直至淹没灭顶的过程。

    这个过程，胡兰成却几乎是一步完成的。

    胡兰成与汪精卫以及所有“内阁”中高级官吏不同，他原只是在报纸上写文章造势的，以后又是言官和策士，并无多少与日本人直接接触的需要，更无机会参与折冲纵横，与日方进行具体问题的谈判，置身事外，自然可保持他的高调和独立姿态。虽然遇见具体事情也可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毛料被日本兵抢走，以阿q精神干脆不要了也不求饶，来保持自己的高傲，在无碍大局也无关自身的情况下，他自可为自己的“强硬”、“独立”而自得其乐，乃至向他人向同僚炫耀，然而，这都是书生意气，都是经不得任何实际碰撞的。再加上他本是个荡子性格，观念型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无也立刻消散的具有强烈自保本能的人，于是一说转也就转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5）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5）

    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汪伪政府的高官也心知肚明，汪伪政府治下的最终决定者还是日本人。胡兰成当然懂得这一点，经过这一次牢狱之灾，他更有了亲身的体验。一个池田就能有办法将他弄出来，汪伪政府的脆弱已显露无遗。这次他是把握住了关节点，他看得没错，若没有池田和清水，以及他们发动起来的日本大使和宪兵出面，他就一汪精卫断送了，即便不是杀头，也将断送了前程。他是为日本人所援救，他是坐日本人车子离开监狱回家，他的家中前后左右还有日本宪兵保护，他还受到日本大使宴请为他压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怎么样呢？他从汪伪这条船直接上了日本人的船。

    胡兰成与汪伪集团一般人不同，他不是脚踩两头船，也不是想暗暗下汪伪贼船趟混水，他与汪伪集团已恩断义绝，他是义无反顾地上了日本人的船，再也不回头。从此，他所思所想所行，已不是从汪伪政府方面考虑，当然也不是从重庆方面考虑，他是从他的新主子日本人的角度考虑。他将他过去的所有全抛开，与日本人完全站到了一起。

    有他那篇惹祸的文章垫底，经过了这次牢狱之灾的“考验”，胡兰成进身之前在日本人那里已打下了基础，他是个乖巧的人，分寸把握得当，他在日本人那里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应担当的角色。他因“讲真话”见重于日本人，他知道日本人需要听真话，需要听中国人讲的真话，讲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压迫所造成的反映，这是一般中国人不愿对日本人讲的，汪伪政府一班人又不敢讲的，这个缺位的角色就由他来出面充当了。谷大使为他置酒压惊，他就向大使提出开放内河航运封锁、取消南京城门和火车站日本宪兵检查的建议。不几天，日军果然也就宣布城门口和火车站归汪伪警察管辖。南京中山大学学生成群结队逃往重庆，被日本宪兵抓获，他与河边宪兵课长关说，学生当即被释放。他做的是好事，说的也是好话，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日本“好”，对日本有利。他对日本人是反面角色正做，反面话正说，像是冒犯，却更见重，更见出他是一个敢直颜进谏的“忠贞之士”。日本人在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货色，胡兰成歪打正着了。

    1944年，日本的战局已急转直下，汪精卫去日本就医，南京汪伪政府已是一片萧条景象。胡兰成在南京上海两头跑了几个月，终因为张爱玲，他在与应英娣“大闹特闹”后离了婚，就此结束了他在南京的小家，也结束了他在南京的日子。

    周佛海那些人已在考虑后事，纷纷向重庆暗通款曲，以留后路。熊剑东同样也在走门路准备改换门庭，他也为胡兰成联络重庆。不知是重庆不原谅或是不看重，还是他已铁了心要跟日本人走，这件事没有下文。

    胡兰成与他的爱玲结合，乱中偷闲，他到上海后，办了个月刊《苦竹》，与张爱玲两个人一起写文章，他写时论也写批评文，张爱玲写了《说图画》《说音乐》两篇散文和一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苦竹》[4]只办了四期，时局如此，他无心也无时间再办下去，他要花时间和他新结交的日本人修好往来。

    1944年夏天，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一举攻下了湖南、广西，直逼贵州。七月，胡兰成受华中日军司令部之邀到汉口，名义上是作学术讲演，见的是日军的作战参谋，谈的是日军在沦陷区的纪律。日军进攻的是中国土地，他除所谓“学术演讲”外，还谈论诸如日军在新占领地军纪等等，身份俨如日军宪兵，他却坦然和得意，他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他只是得意，他在汪伪政府中、在汪精卫那里失去的谋士地位，日本人又重新给了他。

    他只是得意，他因文章而名满日本军中，结交了众多在军队中的最有力量的佐官。

    他只是得意，池田、清水似觅宝一样发现了他，又被推荐和宇垣一成大将会见，他详细记下了地点和时间，在上海华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和平饭店—∈者）整整谈了六个小时，可见对他的看重。宇垣此行主要代表日本政府来寻求停战“和平”的可能，他贡献了自己的见解，说的仍是停战撤兵，只是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他是与日本大将在饭店房间里、私下亲密地促膝交谈。

    他只是得意，他已在日本人那里打开了局面，获得了他在汪伪政府中失去的“话语权”，他夸大狂地认为，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停战到目前已无可能的谈话，是因他宣传停战和平的文章而起。池田、清水以及许多日本人将他看成敢直言有风骨的高士，他也就努力维持着这一形象，自高自固。谷正之大使怕他免官后生活贫困，曾叫池田来说，要分一部分薪水给他，他没有要。

    胡兰成往日本人身上靠，日本人也在想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个他们新发现的人才，他的狂言大语想必是震住了一部分日本人，以为他有什么经世纬国的大略。汪伪政府日薄西山，恰如汪精卫本人已气息奄奄难有起色了，池田一直想为他另找块地盘，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地方政府，大概是想看看他是否真有什么起死回生的办法。能想到胡兰成，想让他这样一个书生来出面组织什么地方政府，日本人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去哪里呢？

    汪伪政府能控制的地方原本就少，广东之外，就是南京、上海周边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而且这三省中也是要大打折扣的，江苏的苏北，浙江的西南山区，安徽的西面都有和重庆方面的军队在活动。只有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还在日军的势力控制下，没有交给汪伪政府，而由日军扶植的地方汉奸政权维持着，比如罕武汉地区。

    池田、清水和谷大使商量，决定让胡兰成去罕武汉，直接职责是接收当地的《大敞》。计划是，先由日本人向陈公博提议，让那位军人中第一个下水参加汪伪集团的叶蓬出任罕省主席，私下再与叶说定，叶可以做一次省主席过瘾，但地方实际政权要由胡兰成来主持。

    1944年11月，胡兰成离开上海、离开新订婚书不久的张爱玲，启程西行。

    注释

    [1]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小嬉唐突》。

    [2]据胡兰成侄女青芸所言：胡兰成被拘后，是其亲自从上海赶往南京，出面张罗找日本人营救的，非应英娣所为或单独所为。美国华裔作家李黎对青芸采访记，网上论坛“张迷客厅”或“胡兰成吧”。

    [3]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24日《中华日报》，转引自《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4]《苦竹》杂志，胡兰成自谓办了四期，有记录仅三期，可能编成而未及出版发行。《苦竹》第一期出版于1944年10月；第二期出版于1944年11月；第三期出版于1945年3月。“苦竹”一词取自日本诗作：“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封面由炎樱手绘，社址为“南京石婆婆巷20号”，即胡兰成南京居所。杂志文章除胡兰成外，其他作者还有张爱玲、炎樱、路易斯、杜南星、沈启无（笔名开元）。胡兰成用本名和多个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第一期：新秋试笔（胡兰成），违世之言（王昭午）、周沈交恶（江梅）、贵人的惆怅（韩知远）、说吵架（江崎进）；第二期：土地的绿（夏陇秀）；第三期：趣味（林望）。</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1）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1）

    《大敞》

    1944年11月，胡兰成由池田陪同，带着沈启无、关永吉西飞武汉，去接收《大敞》。

    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受业弟子”，在三四十年代与周作人过往甚密，《周作人书信》中收有1931年至1933年间周作人“与沈启无君书二十五通”，周作人还曾为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写过两篇序言。但1943年沈启无与周作人反目，周作人在熟人朋友间散发了一份所谓“破门声明”，正式将沈启无逐出“教门”。说起来，此事与胡兰成也有关系。

    周作人逐沈出门，一说是周作人遇刺时沈启无恰在现场，沈对刺客言自己是客人，表明自己不是刺客的对象。周因此而发怒。此说不确，或者至少不是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周作人以后在给朋友信中曾说明道：“尚有一人早已绝交（简直是‘破门’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

    事情的前后是这样的。

    汪伪政府成立后，北京的“槐政务委员会”虽说仍维持着原先伪临时政府的格局，但在名义上是统归南京汪伪政府一体管辖的。因此，周作人曾受汪精卫之邀来南方讲学，汪并追认周为槐政务委员，特任一级待遇。胡兰成与周作人见过一次，也就是这次周作人南来讲学时。周讲完学北归，胡兰成为之送行。

    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和南方大学作了几次讲演，其中宣扬了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论”。这就引起了日本人的反感，在1943年8月日本东京举行的“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日本右翼作家片冈铁兵抨击周作人为“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说什么周“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破坏建设大东亚的理想”。片冈的发言刊载于日本《文学救国》杂志，周作人自己像是没看到。不久，胡兰成在《中华日报》副刊上发文《周作人与路易斯》，为周辩解，周作人这下才知道日本人对他的攻击。周作人直接写信给日本“文学报国会”辩解兼抗议，同时将信函在《中华日报》上发表，最后日方向周表示了歉意，承认片冈的话“偏激”。与日本人的事情了结，周作人转过头来打听事情原委，片冈铁兵不懂中文，也不会知道他的讲演，为何要专门攻击他呢？原来是沈启无出卖了他，这才有将沈启无革出“教门”的事。[1]

    再说关永吉。关原名张守谦，“七七事变”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读书，曾因“抗战嫌疑”被捕，尔后以编辑与写作维生。1944年秋关永吉往南京觅职，正巧胡兰成欲往武汉任职，于是跟着胡往汉口接收《大敞》，曾担任总编。三年前，有报刊发表记者对关永吉的长篇采访记，关谈到了自己去汉口办《大敞》的经历，谈到了报纸由日本兵控制等等，但其中却无片言只字提到胡兰成。可能是因为胡兰成还未为大陆读者广为知晓，也可能是关并不感到这段经历有什么特别需要说明之处。

    从两人的背景来看，胡兰成与沈启无、关永吉同行，像是有点奇怪的。

    周作人已将沈启无“革出教门”，沈是向日本人出卖或告状，才引得片冈铁兵的讨伐，胡兰成写文为周作人辩护针对的就是这一讨伐，他是站在周作人一边的，应该与沈启无正相反对。关永吉的情况也是奇怪，从关的生平看，他应是“抗日志士”一类的人物，却与这两个铁杆汉奸同行，去办一个由日本军队直接控制的报纸？关不会不知道报纸的背景，他不是人先到武汉再找上门的，而是跟着胡兰成一同乘飞机前往，如钦差大臣一般去接收《大敞》的。

    不管怎样的奇怪，胡兰成一行到了武汉，顺利地接手了《大敞》。

    接手容易，办好却不容易，《大敞》原有的编辑水准差，其次是当地人不喜看报，还有就是报纸的发行基本掌握在当地日本居民和朝鲜居民手里。

    胡兰成从抗战开始，几乎都在办报，他对此道已有多年经验，他先从报纸言论着手，言人之所欲言、发人之所未发，以获得人心争取读者，然后再与沈启无、关永吉一起着手整顿内务，抓住编辑和印刷两个环节改善和提高，建立了相关制度，在报社施行民主管理，和谐主管人员和编辑员工的关系。另外，由他出面，从日本人、朝鲜人手中收回了报纸的发行权。如此一两个月，报社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

    胡兰成能如此快地打开局面，自然与他挟日本人之势而来有关，与日本人对他的照应保护有关。看看他在武汉常相往来的有哪些日本人就清楚了，有日本在华驻军的三品报导部长，有武汉当地的福本宪兵队长、远藤联络课长和汉口中野总领事等等。有他这样的背景，自然一切都好办易办。他与福本宪兵队长打声招呼，被关押的记者即获释放；他反感日本人的新闻检查，三品报导部长就下令取消。日军在乡军人曾想袭击《大敞》，因为《大敞》上有“反日”言论，袭击不成，转而向报导部密告，日本人、朝鲜人因被断了发行也向宪兵队密告，这些密告都被压下不理。当然不会处理，这些人实在不知道胡兰成的背景，胡兰成已被日本人看作为“自己人”，即便有一点表面上的“反日”言论，既可作报纸的标榜，也是符合日本更高利益的。</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2）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2）

    可胡兰成忙了半天，《大敞》的最大问题却解决不了，报纸虽然已增至一万四千份，可因长江航运几近断绝，除了武汉本地，根本发行不出去。航运断绝是因为轰炸。

    武汉三镇与西南大后方接近，此时日军军力已衰，武汉的制空权已完全掌握在重庆和美国空军的手里。对武汉的空袭早在七月就开始了，在胡兰成到武汉时，空袭已紧密到隔天一次，越近年底空袭愈加密集，并从汉口一地发展到武汉三镇。

    十二月初，汉口第一次挨燃烧弹袭击，炸弹起处，烟火弥漫，一片灰尘蒙蒙，胡兰成描写：“真像《四郎探母》里唱的‘黄沙盖脸，尸骨不全’。大家都一身烟火气，暴躁难禁，见面无别话，只讲说炸弹，像梦中呓语，越是要说，越咬不清字眼。”日军已无飞机上天应战，只有凭地上的高射炮多少做点阻挡。武汉遭空袭已有几个月，市民像是已习惯，飞机来了避一避，过去了照样营生。可在12月20日一天，不知哪里来的消息，忽然汉口人扶老携幼，挑箩挟筐，纷纷离家四散避往城郊乡下。28日这一天，武汉果然遭到大空袭，美军飞机出动近二百架，飞临汉口上空反复轰炸，炸了整整四小时，将汉口市区五分之一炸成了平地。

    第二天汉口全市逃避一空。一星期内，市内街上不见一辆车、一个摊，连警察也不见一个。只有胡兰成和日本兵形影相吊留在市内，日本兵不逃，是因为无处可逃；胡兰成的《大敞》照出，只是表示他的死硬，尤其是对日本人。反锗印极简单。

    编印简单是由于轰炸，武汉的电力供应紧张，胡兰成到武汉后的《大敞》每天只出两个版面，相当于一张大“号外”。编印简单还有一层原因，报纸的电讯稿都由日军报导部提供，报纸用的是“通稿”，无甚可编，胡兰成几个还需要写社论，其他编辑只需亦副刊就可以了。

    精力既无处可用，胡兰成几个就编“大敞丛书”，《大敞》本有编丛书的传统，以前出过“新生丛书”，胡兰成与沈启无、关永吉一起办了“大敞新评论丛刊”，出了胡兰成的《中日问题与世界问题》《中国人的声音》《文明的传统》等三种。关永季是写小说的，编了“大敞快读文库”，收了自己的《苗是怎样长成的》《秘书陈岫和他的朋友》两种，胡兰成凑热闹，把张爱玲《倾城之恋》也作为一种，收了进去。关永吉还编了一种“大敞南北丛书”，出了自己的两个集子《牛》和《流民》，出了袁犀的《某小说家的手记》，袁是关永吉在北京时的作家朋友，还出了废名的《招隐集》，这显然是出于沈启无的推荐，废名也是周作人的弟子，沈与周脱离关系，但弟子之间的“同学”关系还在。

    躲在房里编书出书，在胡兰成是无奈之举。可天上的飞机，地上被炸的惨状，他还是差点被吓掉了魂魄，狼狈不堪。他以往只是在书案前写写言论的，抗战多年却从未经历过战争场面，这次总算有了瞬息生死的体验。妙的是，他身受的不是侵略国日本飞机的轰炸，而是抗击日军的盟邦美国空军和重庆的飞机炸弹；他原在上海、南京好好的待着，本不必挨炸弹的，像是他自己千里迢迢特地赶来挨炸的。这大大影响了他的情绪，变得喜怒莫测，他那个想在武汉施展的宏图，也被炸弹炸了个一干二净。

    胡兰成原来的如意算盘是，《大敞》上轨道后，就交给沈启无、关永吉，自己则脱身干“大事业”，按原先在上海与池田、清水及谷大使商定的，去实际掌控罕省。掌控之前，他学习蒋介石办黄埔军校经验，干事业首先要有自己手下的干部，他想先办一个军事政治学校，培养自己的班底。校址他也看好了，就用武昌大学的，武昌大学现在被日军占着做伤兵医院，这他可以去交涉取回，经费他也与日本人谈妥，由日军拨给一部分盐税。

    可今夕何夕？

    日本已日落西山，自顾不暇，还能帮他在中原再开新局？胡兰成真是痰迷了心窍，日本人打了七八年仗，尚且不能再有何作为，凭他，一个只会写点文章的书生，就能再创新局？他真是野心膨胀得致使头脑发昏了。

    可以说，他这一次西行武汉，根本就是妄行。池田可能是太相信了他。胡兰成随便谈谈也许还像是回事，可真到了当地，他怎么可能有甚作为？幸好清水和谷大使，不像池田那么轻信，他们保驾胡兰成来武汉，可能是作为对他那牢狱之灾的“赔偿”，另外就是抱着瞎猫可能撞上死老鼠的想法，反正也不下大本钱。所谓负责罕实际责任，那只是说说而已，能负责不能负责看胡兰成自己，真正给他的只是两个版的报纸而已。

    胡兰成抱怨，叶蓬的罕省主席一上任，即背弃了当初与日本人的约定，根本不理睬他。胡兰成对叶自然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以他这几年的官场历练，这一套本应早在预料之中的，以他这样一个无权无势又无人、且已被排斥于伪政府外的书生，再怎么有日本人的关系，一个省主席怎会听命于他？

    不知是否他自吹，显示自己的“死硬”立场，胡兰成坚持不与重庆也不与来往。几年前在上海办《中华日报》《国民新闻》时，江北抗战将领李明扬赞赏他写的社论，他没有利用这机会拉关系。如今在汉口办《大敞》，又有华中抗战区密使来信求见，说某将军读其社论很表敬意，但他仍然不见，连这位将军是谁都不打听。还有日本福本宪兵队长对他说，若他想去重庆，可派宪兵护送到边界，但他也谢绝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3）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3）

    既不与各方联系，也看不到任何前途，日日担惊受怕，躲避炸弹，胡兰成就这样在武汉不死不活地、硬挺着干耗。

    小周

    胡兰成到武汉，办报谈不上成功，所谓抠一块天地的施政宏图，更是如同梦话，对他真正有点意思的事，仍是他的喜好和擅长，他在当地又找了一位女朋友小周，周训德。这是他西行武汉的唯一收获，是他整天被空袭炸得灰蒙蒙一片中的仅有的一个亮点。

    《大敞》报社在汉口，胡兰成和沈启无、关永吉则住在隔着汉水的汉阳，汉阳县县长为他们在县立医院找了两间房子做居室。胡兰成与沈启无、关永吉一起，每天早出晚归，白天渡汉水去汉口报社，晚上再渡汉水回汉阳医院宿舍。

    汉阳医院有女护士六七个，胡兰成等人和她们住楼上楼下，每日进进出出，彼此很快熟悉了。这些护士中除了护士长是山东人，年纪三十出头外，其余都是当地人，二十上下。若以上海、北京甚至南京的女子作比，她们要算是本色的，也可以说是土气的，既不会打扮，容貌也差，沈启无、关永吉两人背后将她们说得是恶形恶状，看着她们只摇头叹气。其中只有一个周小姐，他们觉得还看得过。这就引起了胡兰成的注意。

    初看之下，胡兰成并不觉得小周有怎样美貌，她同样脂粉不施，日常穿一件蓝布旗袍，年仅十七岁，是这些护士中年龄最小的，还是个见习护士。经胡兰成的色眼仔细打量，还是看出了其动人之处，小周长身苗条，肩圆圆的，在一字肩与削肩之间，生得瘦不见骨，丰不余肉，最能打动胡兰成的一点则是，小周的相貌有点像佘爱珍，但胰佘素朴自然得多，反更显得清纯可爱。

    “美女总是属于酋长的”，胡兰成是《大敞》社长，于此为大，他要出手，沈、关两人自然不能与他相争；再说，胡兰成天生是个风流种子，情场中的老手，他与女人勾搭的手段，也远非迂腐小人沈启无、北方粗汉关永吉可及。

    胡兰成和小周很快好上了。这离他与张爱玲的结合仅仅两个月，而他此时还在和上海的张爱玲鱼雁往还。

    胡兰成又开始了新一轮恋爱。小周闲时就到他房里来玩，或帮他做点闲事，或给他抄写文稿，在他不写文章时，两人就一起到外面江边散步看风景日落。他对小周是既爱又怜，小周的美不是他在上海风情场中熟稔的那类诱惑性的风情，而是她的单纯和神清气爽，性情也安定，在这大局将变前的嘈杂混乱之际，也是他所需要的陪伴。小周的家境不好，父亲已死，家中还有妹妹和一个仍在读小学的弟弟。父亲在时将她当作宝贝爱惜，可父亲一死，她小小年纪也就出来做事谋人生了，学的也是护理中最苦的产科，常常需要半夜出诊。同样，小周也向往有他这样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中年人可以依靠。

    不过，两人的结合究竟不相宜，不说年龄相差二十多岁，胡兰成已经历多次婚姻，身后有着一大帮孩子，就是现时的境况也不允许有怎样的结果，胡兰成只是临时来武汉的，不可能久留，小周要跟他，也只能做他的“战时夫人”，而战争已临近尾声，无多时日了。

    与张爱玲当初的举动相同，小周一度也想离开他，避开他到其他医院去工作，结果也与张爱玲相同，被胡兰成一劝一巧言解说也就打消了主意。胡兰成也曾想不再继续，因为还有张爱玲，追小周，对张爱玲不仁也不义，可他脑子里想了一大通，最终还是割舍不下，与张爱玲的抽象情理胜不过眼面前与小周的现实，结果还是他的老办法，不管责任情义，任其自然，任其性情的导引，仍继续和小周牵扯缠绵。

    他居然还和小周说起张爱玲的事，涎着脸问小周是否妒忌，小周答道：“张小姐妒忌我是应该的，我妒忌嘶应该。”这句话使他大为开心。他要小周嫁给他，在他不一定是正经话，小周却正经答道，他比她大二十二岁，她娘是妾，嘶可能再做妾。女孩子这一切顾虑，对他来说当然都不在话下，到除夕时，他就和小周住到了一起。小周没有争名分，他也不曾做承诺。

    这不能怪他，他本就是个荡子，是个多情的荡子，离了女人就无法活。而此时又是个怎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节。

    送青芸杭州成婚

    三月，胡兰成回了一次上海。

    他先在南京停留。南京一片萧条。

    去年汪精卫已在日本病亡，灵柩运回国安葬在中山陵前，恩怨相抵，胡兰成没有去汪墓前祭奠。他见了代理主席陈公博，陈公博对前途无甚信心只是迷惘，周佛海、梅思平、陈群等一干重臣，也像已看破红尘。底下的其他伪政府官员，面临穷途末日，各自在准备着后路。许多人在向重庆联络输诚，差不多已进入半公开状态，无所避忌。

    胡兰成参加了一次聚会，伪政府有次长、委员六七人参加，是专为招待重庆方面的安徽战区司令李品仙部的一位参谋。席间众人对其卑屈奉承，而那位参谋也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像是在座这些人的身家性命都要靠他来搭救，胡兰成看不过去了，于是又故态复萌，用话刺激对方。

    晚上他去了池田家。外面拉起警报防空袭，屋里熄灯放下窗帘，两人点烛对坐，议论天下大事以及他们自己的前途。轴心国三国中，意大利已败亡，德国败局已定，覆亡只在旦夕之间，日本也像是无任何出路。池田悲愤浩叹眼下日本陷入的困境，以日本一国敌六十国，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胡兰成叹惜的却是他那个空中楼阁的军事政治学校，知道那是绝无可能办成了。两人相对叹息一夜，黯然而别。</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4）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4）

    胡兰成再往上海，又去张爱玲处流年。他对张爱玲说起小周的事，没有隐瞒却说得含夯得要领，在他看来，张爱玲似乎不怎样妒忌。张爱玲对他也不避讳，像是对等地也向他说起，有个外国人通过她姑姑向隧示意思，希望与她交结，还可以每月贴一点钱。这个外国人竟如此轻狂，而张爱玲像当笑话看待，显然也不怎么生气，令他倒着实有点不快了。双方有了这样的互相表白，感情上显然不会再有什么增进，这一次，胡兰成没在张爱玲处住过夜。

    接下来，胡兰成办他的正事，这也是他此次东归的主要目的，伴送青芸到杭州成婚。

    侄女青芸对他这位叔叔可说是忠心不二，鞠躬尽瘁，无论他身边的女人有怎样的变化增减，青芸总是他稳定的后方。他的家由青芸给他看守，他可以在外成家，但上海的家总是他最后的家，集聚着他历次婚姻留下的所有孩子。阿启是青芸从小带大的，还有全慧文和应英娣与他离异后留下的，统统由青芸收留着抚养。这位侄女已为他做了很多，耗费了大半青春，现在青芸已三十岁，误了嫁期，青芸的婚事他有责任以叔代父作为家长操持。

    侄女婿姓沈，是靠近胡村剡线的家乡人，也是以往从家乡出来到上海投靠胡兰成的，他给安排了点小事情做做。青芸与其成亲出于胡兰成的撮合。青芸仍是胡村乡下女子做派，两人间没有什么恋爱过程，青芸看中他，只为成婚后仍可住在原来家里为胡兰成当家照顾儿女。这样的安排，胡兰成既是感念也很满意。青芸只认他这个叔叔为亲人，此番成亲有叔叔陪伴送亲，她已是称心满足了。

    男女双方商定，婚事不在上海办，也不回嵊县家乡办，而是选在中间的杭州办。胡兰成与青芸同往杭州，落脚在西哼的环湖旅馆。

    其时杭州汪伪特工站主任，恰是那位胡兰成任法制局长时搭救过的廖越万。几番接谈下来，胡兰成已心知肚明，廖其实仍在为重庆工作，这已与他关系不大，他无法也不想过问，大势所趋，连汪伪政府官员都在半公开地与重庆联系，何况廖原本就是重庆军统的人。但廖越万夫妇却是感胡兰成救命之恩，不但在家中热情接待，胡兰成在杭州前后五天，夫妇俩每天早晨到旅馆来请安。青芸婚前，廖太太亲自给青芸梳妆打扮，像是以嫂嫂身份服侍姑娘出阁。胡兰成本不喜特工，不曾想廖夫妇倒是有情义的。抗战胜利后，胡兰成四处逃亡隐匿，廖越万在上海参加接收，胡兰成家中还得他相帮照应。

    这次东行将及两月，胡兰成从上海乘飞机重返武汉。

    离别仅两个月，重见小周，小周像是瘦了一圈，小周本不相信他还会回来的。胡兰成既已回来，于是又诸事如常，小周重又容貌焕发。时局的发展已愈来愈明显，日本战败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胡兰成却只顾与小周盘桓。他不会糊涂到不识时务，可对大局既无法可想，汉口又远在中原，虽说与重庆后方临近，反不像上海、南京那么人心惶乱，他也就只能抓住眼前了。这段姻缘不会持久，这点他心里有数，可他放不开小周，这又是他的荡子性格，不管它天翻地覆，我只取眼前一杯。

    这次他又对小周说起张爱玲，小周却上了心事，原来小周以为他以前说的都是假话。他与小周又提起结婚，小周只是不接话，可他却不提女子最看重的结婚仪式，他的理由是，他与张爱玲结合时没有仪式，小周也不应该越先。这话听来，像是若要搞仪式，他要先与张爱玲办过之后，才能再和小周办。可眼前他是和小周在一起，也已经疏离了张爱玲。他如此说，还是小女孩子的小周又能怎么办？他顾虑正式办结婚仪式，以后要牵累小周，时局变动，他连自身都难保。这才像话，也只有这么说，小周才能听得进一点，不过，这番多少表现出一点对女人负责任的话，他以前对张爱玲已经说过了。虽有这些过节，两人仍是像夫妻一样生活，或散步江边，或过江游玩，他到武汉近半年，附近的名胜古迹还未好好玩过，他和小周一起去了琴台也叫伯牙台，玩到夜半，两人在月亮下，牵着手一起回转。

    夏初，胡兰成生了场病，是被空袭扔下的炸弹吓的，自此他变得无缘故的胆小怕事，夜里的风吹草动也害怕，他感觉是自己的身体虚弱，也是对时局急转直下的预感。其实已不是什么预感了，空袭几乎天天有，炸弹已扔到了头上，日本的防空能力几等于无，飞机扔完炸弹不急着走，还俯冲用机关枪对下面扫射。胡兰成所在的医院也不保险，一次，飞机飞近医院直冲而下，飞机翅膀几将屋顶掀翻，胡兰成与小周躲进灶间柴堆中，险些被机枪射中。爬起来看，似芦笋粗细的机关枪子弹街上落得到处都是，医院板壁上也中了两颗。

    沈启无向胡兰成请假离开，胡兰成居然还请他在上海、北平物色军政学校的教官。胡兰成真是死到临头还在做梦，此时已是1945年7月，离日本投降仅仅一个月。

    沈启无走得及时，搭的长江轮船也是最后一只。自此，武汉向下游的长江轮船就完全停航了。

    最后的疯狂

    决定性的一天终于来临。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

    胡兰成是在街上听说的，当时全身就出了一身大汗。他气急败坏地赶到报社，日军报导班已送来当日电讯证实了这一消息。接着就是重庆蒋介石的广播讲话，胡兰成让《大敞》将天皇投降诏书和蒋介石的讲话都拿来全文刊登，他随即赶去日本人那里看动静，他去看报导班的一个上尉，这位上尉正患着登革热，有气无力地和他说话，说话时眼睛只盯着看墙上悬挂的太平洋地图，彼此什么话都不用说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5）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5）

    日本人已承认战败，可胡兰成却不罢休。

    重庆方面为顺利接收，为稳住各地伪政府人员，相继给各地伪官委任新职，伪罕省主席叶蓬被重庆任命为第七路军司令，命令他维持鄂赣湘地方秩序，听候接收。胡兰成却不服命要“抗命”，他四处活动，向人游说，他去拉拢伪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请邹和自己一起出面宣布武汉“独立”，以阻止重庆的接收。

    邹平凡原是熊剑东的部属，邹手里的这支汉奸部队以前熊剑东带过，熊到上海去才交与邹的。因为这点关系，邹平凡同意了胡兰成的主张，趁叶蓬尚在南京，派人连夜将叶蓬的特务营缴了械。“独立”的风声传出后，附近几个伪政府下的两个师也来加入，连同各县保安队，一时拥兵数万。叶蓬闻讯后，立即从南京匆匆赶来，胡兰成要邹平凡逮捕叶蓬，叶听闻风声，下了飞机没敢进城，只在飞机场附近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匆匆逃回了南京。叶蓬以后是被国民政府枪毙的第一个汉奸，他对武汉的接收没起到作用，是一个原因。

    胡兰成的计划是在武汉成立“军政府”，“军政府”组成前，先成立临时武汉警备司令部，由邹平凡任司令。他判断，武汉为重庆东归要道，武汉独立，重庆只有派军队沿长江过来攻打。武汉这里只要能阻挡两三个月，东南半壁就可能起来响应。武汉现有的这点兵力，是无法长期抵挡重庆方面的大军的，打到两三个月后就放弃武汉，让重庆军队过去，他们则带兵退守鄂赣湘三角地带，重庆急于去占据南京上海，还要对付，不可能留下多少兵力来对付他们，如此他们就可站稳脚跟。他们只要能坚持到半年左右，天下大势就可能改观，到时重庆就再也无力来消灭他们了。胡兰成本想到武汉开创局面，早就留意于此，他想办军政学校，本意也是为此而准备自己的干部。他这套本是从学来，他的带兵退守鄂赣湘三角地带，也是仿照当年在江西井冈山的战略。

    胡兰成的军政学校没办成，手里没有干部没有军队，他只能利用邹平凡的军队。他可以用这套战略理论去说服邹平凡，可仅有理论没用，这他也知道，他还有其他什么可以和邹合作的资本呢？他与日本人的关系。日本人虽已投降，手中尚控制着不少物资，他向邹保证，只要邹和他一起共事，他可以从当地日军手中弄到一万人的武器装备来补充军队。

    胡兰成真正是丧心病狂。

    他也不想想，凭他胡兰成，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唯一可依靠的日本已经战败投降，即便能弄来一万人的武器装备又能抵什么用？他真是昧于天下人心了。中国土地上已经打了八年仗，尸横遍野，赤地千里，老百姓经受了多少苦难！总算等到了日本投降这一天，就是军队，谁还会想再继续打仗？就连蒋介石与打，也是在事隔一年以后才敢开打。

    再说以什么名义打呢？反对？可他的“独立”举动反的是重庆，“抗命”抗的是重庆的“命令”。若是反对国民党，这连他自己都说不通，而且中国是与英美站在一起的战胜国，他怎能靠反对重庆而得到其他地方的响应？这样，剩下的就是过去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的老把戏了。可眼下，已不是二十年前的北洋军阀时代可比，这种“犯上作乱”拥兵自重的地方乱军，国民党不容，也不容，只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唯一剩下的理由，就是继续替日本人打，可日本人自己已投降，既无日本军委托，也无日本军参加，一支中队替日本人在中国国土上打仗，不太滑稽吗？

    胡兰成真是完全昏乱了，这只能说是他那一贯自负加上野心的极度发作，毫无现实可行性的妄想。

    胡兰成计划中的“武汉独立军政府”当然不曾成立。他怪罪于自己的生病，宣布拒绝接收后的两三天，他就被那个日本上尉传染上了登革热，躺在床上整整一星期不能动弹。等他能起床下地，天下已大变。他再去找邹平凡，邹只一味劝他与重庆来人谈谈。

    可即便他不生病，情况又会有什么两样？不说大的方面，就说眼前这位他所依靠的邹平凡，他也不想想，就凭他与熊剑东的关系、熊剑东与邹平凡的关系这一点微弱的交情，手中有军队的邹平凡怎会与他合作，或听命于他？他过去之所以有点威势，完全靠的是日本人，离开了日本人，在讲实力的军人眼里，他不就剩下了手中的一支笔？日本人的一万军队的武器装备，他能否要来，是一回事；要来了，有没有用，又是一回事，不准备打仗，武器装备又有何用？何况，这点武器装备，邹平凡不会稀罕，邹自有办法。

    胡兰成与重庆来的接收大员、国民党中央委员袁雍接谈后才知道，邹平凡已与重庆接上了关系，倒向了重庆。其实何止于前几日，早在日本投降前，邹就与重庆第六战区副长官、以后担任武汉及罕地区接收日方物资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郭忏联络妥当了，邹平凡一次就送了郭忏五百根金条，以保身家性命。邹平凡以前答应胡兰成，所谓成立军政府等等全是虚应他的鬼话。至于他与胡兰成宣布“武汉独立”，自任警备司令，准确名称是“武汉治安联军总司令”，这个司令，邹平凡不是为他、为武汉独立，而是为重庆受任的，在郭忏军队未到武汉之前，邹就以这一名头来维持武汉地方秩序，为迎接重庆接管接收预先铺路。胡兰成完全给蒙在了鼓里。果然，重庆大军到后，郭忏就给了邹平凡新编二十一军军长的名义。胡兰成也恰巧是生了几天病，不然的话，他若再为“独立”奔走联络，邹平凡将他捆起来送给重庆都是可能的。</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6）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6）

    邹平凡虚应胡兰成自有用意，他正好乘“武汉独立”这几日，利用“武汉治安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在重庆接收前先下手为自己搞“劫收”，他不稀罕胡兰成的一万人武器装备原因也在此，他自己可以弄，何必再经胡兰成手转弄？且看邹平凡的作为：

    （邹平凡）指挥伪军将所有敌人重要军用仓库及日寇高统分会仓库控制起来，并用卡车装运各种物资，连续劫运两昼夜，积存在他汉阳私宅。他还盗运敌人仓库所存食盐二万八千担，大米三千五百石，运到他的部队驻地蔡甸一带出售。他劫去伪中央储备银行武汉分行库存烟土八千多两，交“特商”变卖。日军库存步枪五千枝、机关枪五十多挺、手枪四百多箱及各种弹药无数，也被他窃走了。他还劫取武昌伪市长刘立藩家金宝衣物，价值巨亿。邹平凡劫夺的物资，以时价估计，当在四、五十亿元以上。经清查团检举结果，邹平凡虽被武汉行营下令通缉，并将他在汉阳的家产予以查封，但对他所劫夺的巨额敌伪物资并没有真正追还，所谓查封家产，也不过是封了他在汉阳的一幢住宅罢了。邹平凡不仅逍遥法外，而且听说不久又在郭忏的联勤总部当上了官。[2]

    这样的一个人，胡兰成居然还想与其合作开出新局面，真是笑话了。

    邹平凡归顺了，胡兰成只得向袁雍表示同意接收，大局已定，他同意不同意其实已无关紧要。他此时也开始害怕了，他向袁雍请求，希望重庆不要对伪政府诸人乱开杀戒，他还可笑地打了个电报给在重庆的陶希圣，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陶希圣没有理他。

    这回胡兰成没有弄错，他知道危险已临近。重庆政府早在汪精卫到上海、到南京组织伪政府时先后就发过两次通缉令，名单多到三百多人，除“特任”官外，“简任”的次长、委员等等全数包括在内。袁雍虽然也有重庆的委任状给他，他不敢相信。不说以往，只说他这次的试图“抗命”，就足够给他钉上“死硬汉奸”的牌号了。对他来说，眼下现实可行的，就是赶快处理后事。

    胡兰成召集了报社同事匆匆告别，然后匆匆赶回，他还要安排小周。

    医院人去楼空，医生、院长已不知去向，护士也多已回家。胡兰成将小周叫来嘱咐，说他不能带她一起走，走也是受苦。他为安慰小周而胡说，他此去要改姓换名，但避过两年后就可出头，不出五年，又可用现在姓名，最迟到那时就来接她。他将剩余的钱都留给了小周，还有一箱衣服也让小周在困难时变卖。他以前用薪水买的几两金子，连同以前给过她的几只戒指，凑拢约十两都让小周收下，又送了一包半米到小周家中。

    诸事停当，他写了封信留给袁雍，信中说：“国步方艰，天命不易，我且暂避，要看看国府是否果如蒋主席所广播的不嗜杀人，而我是否回来，亦即在今后三五个月内可见分希士固有不可得而臣，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杀者。”他将信交给小周，让她等他出走之后再寄出。

    胡兰成出走是在武汉接收后的第三天，小周为他准备了早餐，离别时，小周忍着眼泪送他到房门口，他不让再送。他回头再看了一眼，急急出医院大门而去。

    过汉水时，他将随身带的一支手枪抽出，悄悄沉入了汉水。

    从此，胡兰成开始了他长达五年的逃亡生活。

    注释

    [1]见张放《周作人三年监狱生活》，见《文苑星辰文苑风》，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2]引自何汉文《大劫收见闻》，《文史资料选辑》五十五辑，中国文史出版社。</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逃 亡（1）

    第十三章  逃亡（1）

    乔装日本伤兵

    胡兰成自己已无法逃出武汉。

    武汉的水陆交通都已管制。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国境内各地日军即留在驻地待命，等候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一切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均集中听从重庆的调动。

    胡兰成仍是去找自己的靠山日本人。所有汉奸在此时都急于和日本人摆脱干系，胡兰成却反其道行之，他对日本人可说是死心塌地了。

    不过，日本人确也是庇护他，不然，胡兰成很可能走不出武汉就一重庆抓获。日本人先安排他跟日本军队走，三品报导部长新转任一个师参谋长，根据命令带一个师团往东北，想让他混在日本兵队伍中一起走，可他不想去东北。此时正有一条日本伤兵船从武汉开往南京，日本人就决定让胡兰成搭伤兵船走。

    9月2日凌晨，胡兰成乔装改扮成日本伤兵，当地日军司令部和宪兵队各派一人护送，三人坐上车子急驰码头。街上仍是由日本兵在维持治安，值勤的日本哨兵拦车盘问，见是司令部的车转而敬礼放行。车到码头时天还未亮，伤兵们已在整队点名，胡兰成下车混杂进队伍中，与伤兵一起排队鱼贯上船。就这样，胡兰成乘着日本船逃离了武汉。

    此行沉重，伤兵本已痛苦愁惨，加上日本国已战败投降，伤兵们心情压抑，整天不言不语只安静地躺卧着。胡兰成本是假冒，一开口就要露馅，也乘此避免与人交谈，仅一日韧按时进食。船过九江、芜湖两地，人不得上岸，岸上的也不能上船，聚在码头上的当地日本居民往船上一袋袋扔饼干，船上的伤兵只默然无语相接。回到舱里，胡兰成也分到了一份咀嚼，他知道其中的意义。投降前夕，在武汉的日本军队，直至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侵华日军，粮食供应已不能保证，有的日本兵饿得忍不住，到街上卖衣物换饭吃，有的干脆直接闯入市民家里乞讨，故有日本居民赶到码头慰问往船上送饼干此举。胡兰成邻床是个患痢疾的伤兵，人已病得不能动弹，大小便都需由护士服侍，终没有挺过，在船上死去了。胡兰成起身往舷边看江景，两岸的远树炊烟人家，依稀可见，他不禁心起凄惶，日本已战败，他明白个人这几年的投身也全是失败，投身汪伪“和平运动”是失败，转而投日本人也是失败，西行武汉更是失败，想在最后挣扎一下，事情还未有名目就完结了。今后再身寄何处？

    江行三日，9月5日船到南京。汪伪政府已告完结，大小官员跑的跑，亡的亡，一片风残雨破。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乘飞机逃往日本，伪内政部长陈群于日本投降前一日在家中自杀，重庆已派人来南京联系接管，但市区治安秩序暂时仍由日军在维持。胡兰成下船后，即被日方安排躲进日军陆军医院，住将官房间安歇。第二天重庆方面来医院慰问伤兵，重庆大员带翻译到他房间，宣讲重庆的意旨，讲一句，译一句，他们却没想到这个日本“伤病将官”是完全用不着翻译的。当晚，南京日本宪兵队秘密设席招待他，胡兰成问起大使馆谷大使诸人，原来谷大使以及清水、池田都已往上海。第三天，胡兰成改扮成日军少佐，由日本宪兵三个佐官陪同，坐火车从南京到上海，找到谷大使，谷大使把他安排到日本人在上海的聚居地虹口，匿居于一个日本人家。

    清水、池田来看望胡兰成，让他安心，说等谷大使回国述职时带他同机飞日本，胡兰成却怀疑此事难成。另有两艘日本兵舰准备从上海逃走，日本人秘密邀他同往，他也谢绝了。也幸好没去，其中一条兵舰被美舰发现，给拦截了回来。还有日本人建议，弄一条渔船带他飘向海外，意思是不管飘到哪个岛，只要离开中国。日本人如此筹划，实在是为他担心，怕他一旦被蒋介石政府抓获，性命难保。可他不顾自身难保，反为日本人猾谋划，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日本人捆绑在一起，日本有希望他才能活命。胡兰成通过池田向谷大使献策，让在华日军拒绝投降，与残余的汪伪军队合编组成一支独立的军队，既对抗重庆也对抗延安，这样，美国见日本在国外还有军队，就不能欺压日本太甚。军队在中国，美国人也不能随便出兵或投原子弹的。这些梦话，谷大使自然不会当真。他又献策，趁日军保存的金银物资还未交出，赶快藏匿起来，留待以后东山再起时作为政治资金，日本人也未加理会。

    献策既不成，日本人再无法依靠，胡兰成要赶紧为自己打算退路了。

    上海风声日紧，重庆和各地的大批接收人员纷纷赶来上海，虹口已开始清查居民户口，胡兰成藏匿的日本人家主妇，平日请他躲进衣柜后的壁穴藏身。他知道此地再不可留，决定立刻离开。第二天，由青芸来接他，两人一起到了张爱玲处。他不敢回家，也没敢见儿女。

    他决定随身只带一两金子，青芸给他准备了一个包袱，里面放上换洗衣服，虽是夏末秋初，青芸给他赶织了件毛线衫，以备他逃亡路上可穿。他取出身边保存的一张小周的照片交青芸收好。青芸最懂得他这位叔叔，且已能担当，对他逃亡像是不愁不怕也不伤心，他也想不出有什么话需要交代，只对一旁的张爱玲感到些微惭愧，但如此关头，双方还说什么呢？</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逃 亡（2）

    第十三章  逃亡（2）

    胡兰成在张爱玲处过了一宿，第二天9月22日，他离开上海潜往浙江。

    临行前，他写了篇文章留给池田，题作“寄语日本人”。令他得意的是，池田又拿去翻译了在同仁中传阅，以后他到日本，发现有些人居然还留有他这篇文章；更令他得意的，就是他自认为以后事情的发展果“不出他之所料”，以至他珍藏了多年，以后引在了《今生今世》里。文中说道：

    我今出亡，此后岁月，与你们一样生于忧患。太平洋战争与汪先生的和平运动，多可反省，但亦自有其阳气的一面。历史不在于悔罪，而在于荆棘中捡善拾福，莫以今日故，遂忘夙所亲也。自兹中国将内乱，此身未死，尚得重论。国际亦美俄将冲突，东南亚将出现许多新独立国，五年后日本可摆脱败战的束缚，十五年后国势可以恢复。不必报仇雪恨。恢复亦非恋旧，固知天命惟新，又海水自然无宿秽，人则能净耳。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仍期各爱体素，他日相见，何殊平生。[1]

    胡兰成惯于写这样的浮词大话，看似漂亮，实则无用。但此时的日本人刚刚战败，天已塌，心已乱，稍稍能抓住一点，就都拿来作符节了。

    仓皇浙江道

    胡兰成由家乡出来的侄女婿陪同，先乘火车到杭州，渡过钱塘江，再坐公共汽车往绍兴，在侄女婿的姐姐家里住了两天，却是无法久留。胡村近在眼前，他不敢回家，他在家乡的名声太大，回去一定会招人注意的。

    他打定注意，往诸暨乡间投奔斯家斯太太。

    诸暨是斯家老爷的老家，斯太太是抗战期间从杭州搬回此地的。斯家老家所在是个大村落，有居民三百余户，村前大路通嵊县西乡，村中房舍整齐，像个小市镇。斯家住临溪一宅洋房，是当年斯老爷在杭州当军械局长时花两万银元造的，房子不用水泥钢骨，只用木料，一式粉墙黑瓦，兽环台门，房屋整体轩畅光亮。斯太太现在身边有姨太太、老四一家、女儿颂远及两个小孩。老大颂德和老三已去世，斯家其他兄弟姐妹都在外面，老二在重庆外交部当秘书，老五是农林部的专员，最小的颂实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营长。其他两个女儿一个出嫁，一个在大后方西南联大读书。

    胡兰成此番来斯家颇有底气，全不似当年投奔斯家时纯为无赖寄食客的卑琐寒微。抗战期间，他在上海南京伪政府做官时，给斯家有过照顾，钱财上帮忙外，还给斯家儿女介绍到各处做事，特别是自己那位同学、斯家老大颂德流落上海时，他曾加以援手，出钱送医院，直至照应到最后给他送终。按斯太太气度为人，即便无此缘由，胡兰成来投奔，斯太太也不会把他推出门去，既有过这些恩惠，他来投奔，斯太太更不会抱怨，因他的投奔而可以多少做点还报，斯太太心内可能还是乐意的。胡兰成对这一点看得很准。

    胡兰成到斯家，见到斯太太，自不免又谈起颂德，他眼下的处境，联想到自己这位已过世几年的老同学的身世经历，不免相对欷歔而感叹。

    颂德虽出生官家子弟，却性格洒脱，从小学剑、学围棋，围棋段位高到在杭州无人能敌。他在朋友、同学中为人讲情义，重然诺，颇有侠士古风。中学时同学带他去，染上了淋病，他不怪人，亦不告知母亲，唯自己暗下决心终身不娶，也从此不近女色，亲友中许多小姐爱慕，他始终不动声色。颂德进光华大学后曾跟吴梅[2]学元曲，又读西洋哲学，以后受克鲁泡特金[3]影响，加入了，就此斥绝一切浮华，只为革命。他以后加入做到托派，担任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央委员，与陈独秀、彭述之[4]等一同被捕。斯家父执辈陈仪[5]等是国民党高官，只要他悔勾可保释，但他不肯。他在狱中关了两年，一日吃生鸡蛋，敲开看只只都是黑的，他遂断荤，且头脑虚幻以为看见了菩萨。其时正值“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他就写了悔过书出狱。托派认他变节，开除了他的党籍。

    颂德出狱后两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也因国共联合抗战获释，他去见陈独秀讲起生鸡蛋事，被陈斥为迷信，他于是怀疑自己，痛感自己的失节。南京陷落后，他到武汉办刊物，仍矢志忠于托派，刻苦自俭自励到极点，冬天夜里拿报纸当棉被御寒，托派同仁也为其感动，却未能恢复他的党籍。武汉陷落后，颂德东归回家看母亲，在家中仅仅两个月，就发疯变狂。此后他去上海，狂疾更重，行为也一变而不拘，四外嫖娼，到处散钱给街上乞丐，严冬仅穿着单衣在街上乱走。

    胡兰成在香港时，曾叫颂德来香港一起办刊物，他到后，写了几篇文章不对路，即自行归去。胡兰成回上海时，他已变疯，胡兰成与斯家亲友商量，将他送去了精神病院，并代为预付了一年费用。不久，颂德便死在了病院中。斯太太自己来上海，在胡兰成相帮下，将棺材运回家乡安葬。胡兰成对托派始终怀有好感，先后为托派捐助资金，也与他这位老同学的信仰行为有关。

    斯太太为胡兰成收拾了一间客房，让他住下，对外只称他为张先生。

    此时外面的风声日紧，京沪各地已开始逮捕和审判汉奸，南京一网就捕了三万多人。逃亡日本的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以及随同逃亡的梅思平、林柏生等人，在蒋介石政府要求下，又被一飞机从日本解回关押，等待审判。其他汉奸首要武的如叶蓬、文的如丁默村已被枪毙，那位脚踩两头船、自以为两处逢源两头都占的周佛海也被带到了重庆关押。几个月后，南京梅花山的汪精卫坟被工兵半夜秘密爆破作业，掘墓毁尸。汪伪政府一班人马风流云散，都落了个可耻的下场。</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逃 亡（3）

    第十三章  逃亡（3）

    胡兰成庆幸自己的出逃，没有束手就擒，他在上海逃往浙江的路上，已从报上看见自己的名字列在通缉名单上。他待在诸暨乡下斯家是可靠的，但斯家所在的村上却不平静，村前房屋上既有已斑驳脱落的“抗战必胜”标语，桥头祠堂的墙上又新写上了四个赭红大字：“肃清汉奸。”这令他内心惶悚，不知在斯家能待到几时。

    斯太太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冷话，他来了，只是说：“胡先生，你住在这里，不要紧的。”此外既不盘问，也不寒暄，也不说任何安慰的话或询问他今后的打算。这是斯太太的礼节，也为宽他的心的好意。斯家平日待他，仍像是以前在杭州讲宾主之礼，家中只有老四陪他，斯太太和媳妇，包括那位姨太太，除了奉茶饭点心，扫地抹桌，无事不进他的房门，互相间也不多话。斯太太口虽不言，对胡兰成此时处境却是了然于心，斯家有位堂房哥哥，曾在江苏伪政府税局做事，现在一家人逃避在外，还有斯家的四姑丈陈则民，曾任汪伪政府时期的江苏省主席，已被逮捕。

    斯太太一家对胡兰成没有问题，麻烦的是住在隔壁的斯家小叔子的遗孀。斯家的房子现在是与小叔子共居，小叔子死前在满洲国日本人那里做官，小婶婶却是国民党军队高官郭忏的妹妹，丈夫死后就与一个老姑娘的女儿住一起。她们倒不是正邪不两立的分明，只是喜欢探听左邻右舍，胡兰成才在斯家住下几天，她们就向斯家打听这位张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因为以往斯家常说起胡兰成，若她们由此联想就麻烦了。

    无奈，胡兰成只得让斯家安排，到外面暂避。

    斯家只有老四一个男人，于是就由老四斯君陪着胡兰成去了几处，却都无法安顿。各处胡乱住了两天，回转斯家后再出去，仍是找不到可容身之处。斯家姨太太范先生自告奋勇，带胡兰成去一个小镇找自己的同事，她将胡兰成事向同事坦言，想不到立刻遭到拒绝，两人只得灰溜溜回家。在斯家几进几出仍不得安定，到此地步，胡兰成自己已不再多想，任由斯家替他打算。还是斯太太的主意好，让他去山里的女儿奶妈家，胡兰成这才在山里一连住了两个月。

    时令已入初冬，外面风声更紧了，上海报上连日登载佘爱珍和李士群太太叶吉卿被捕的消息，周佛海也已被押回南京审判。令胡兰成更为惊心伤痛的是，他从报上看到小周也在武汉被抓了，这自然是因他而罹祸。一惊之下，他想请人去汉口设法营救，还曾起念自己主动投案去换出小周，当然，只是想想而已，他不是能做这样承当的人。

    12月1日，在斯家筹划下，胡兰成从山里走出去金华，投奔金华傅家。

    傅家和斯家为世交，两家老爷同在民国初年起就在杭州共事，傅老爷已死，傅太太出身微贱，年轻得多，一直把斯家当娘家走动，十八年前胡兰成在杭州斯家还见过一面。这次斯家像是决心要为胡兰成找个长久安居处，由斯君和范先生两人陪同胡兰成一同前往。到金华原可搭公共汽车，恐怕站上要检查，三人商量后选择步行走去。斯君骑辆脚踏车，胡兰成和范先生步行，雇挑夫担着行李，一行人翻山越岭，经义乌、东阳往金华。走了三天，一行人才赶到金华城外，到了目的地傅家。可胡兰成一看这位傅太太，年已五十，做事却莽乱，愚而自信又无定见，根本不像是个可依赖的人，金华乡间的房子也不是个可安身之处。傅太太在金华城里还有房子，于是众人又同到城里，可一打听，傅家房子隔壁一洋房内就住着军统的金华站主任，胡兰成吓得连话都不敢说，提心吊胆住了三天，再也不敢住下去了。

    再往何处呢？

    “十八相送”范秀美

    如此兴师动众出来，再回转斯家不像话，到此地步，胡兰成荡子性情，已无可无不可，随人安排。斯君提出请胡兰成去温州，斯君和范先生说的理由是，温州有斯君岳家，也是范先生娘家，她的母亲还在世，有两处可投靠依托，应该是个可行的去处。再说，范先生已二十多年母女未见，现在抗战结束正是个回家看看的好借口。剩下的问题就是，范先生是否愿意送？斯净能再陪伴，要折回自己家中去了。两人在一旁商量时，胡兰成自然插不上话，他见斯君问范，怕范先生要男女避嫌，不承想范先生一口答应了。

    12月6日一清早，三人分头出发，斯君返归诸暨，范先生和胡兰成雇了两辆黄包车，由金华往丽水、温州而去。一男一女，两人同行，虽不是山上，却真是清山丽水，茅屋小桥，一派乡间风光。路途寂寞，两人自要攀谈，由攀谈而接近，由接近而亲密。两人都熟悉绍兴戏，范先生仗义相送，胡兰成感其恩情，比之为“梁山伯祝英台”中的“十八相送”一折，送了一程又一程，果然，路途中胡兰成这个多情种子与范先生又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范先生是斯家的姨太太，斯家老爷去世时，范先生仅十八岁，以后就在斯家住下，并未嫁人。胡兰成当年在斯家闲住一年，有时看见，当年的他对其是惊若天仙不敢直视的。范先生原本明眸皓齿，皮肤雪白，可惜二十八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皮肤变黑了。她长胡兰成一岁，其时年已四十，可面相风度看上去像是三十都不到。范先生虽未再嫁，却也不曾就此在斯家过安闲日子吃闲饭，二十三岁那年她去杭州蚕桑学校读书，毕业后就到乡间蚕种场当上指导员，有了自己的职业，也有了自己一份独立的收入。杭州沦陷后，她重回斯宅，跟着斯太太从杭州一起避难到诸暨，时境艰难，她相帮着共同维持家计，上山种茶种地，还单独出外跑单帮做生意。此前此后，胡兰成曾从上海带钱物到诸暨帮困解围，斯太太倒不怎么张扬，范先生却当着众人扬言：过去来往的亲朋都不见上门，这位胡先生倒是真心，不管别人怎样，我以后是要感胡先生情的。</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逃 亡（4）

    第十三章  逃亡（4）

    这话胡兰成当然不知道，是两人结成“夫妻”以后才从她嘴上得知的。在斯家时，范先生是姨太太身份，胡兰成是炊之身，两人之间很少说话。上次范先生带他去小镇朋友家躲避，这次又同来金华，路途上两人之间才开始交谈。此番两人单独往温州，她好比是“十八相送”，一路上长亭短亭，同行同止，两人互相照应，送汤倒水，免不了说往事述心思，倾吐衷肠，有民歌所谓：“送郎送到一里亭，一里亭上说私情”，两人这就一路走一路说说一路，胡兰成本是私情老手，范先生对他也心存好意，到第三天，两人就结为了“夫妻之好”。两年时间三个女人，胡兰成仍有说词，按他的说法，就是出于感激，亡命途中在他无以表达报答，自己只有以身相许。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他问范先生名字，范告诉他叫秀美，从此胡兰成不叫范先生而改叫秀美了。

    这场男女结合，胡兰成自然不会顾忌小周，更想不起张爱玲，他唯一顾忌的就是如何面对斯太太，说起来他这算是人家“主妇”，与之苟合私通，不说道义，就是情谊上，他也是说不过去的。他如丧家之犬狼狈来投奔，斯家上下冒着风险，为他四处张罗安身之地，可他却乘人之危“就地取材”，对斯家姨太太就下了手。当然，他本荡子，能得眼前欢就足，哪管以后，他所谓感到对不起斯家，这番顾虑主要是说给秀美听的，他怕秀美心里有负担。可秀美对他说，自己在斯家尽管是姨太太，但自己能做自己的主。

    秀美在斯家，如此身份，心里不舒坦，日子是并不好过的。她只比颂德大一岁，当年刚进门时颂德曾带领弟妹羞辱她，亏得她自己会做人，才逐渐赢得斯家儿女的尊重。斯太太虽说大度，而且斯家老爷早过世，两个寡妇也谈不上妒嫉，但秀美在斯家的身份终是格涩，她之所以出外上学，找一份能自足立身的职业，也是为此。她对胡兰成说自己能做自己的主，意思也就是，如果真正事情闹开，她也不怕，她人身不由斯太太做主，不是非要赖在斯家不可的，她可以独立在社会上立足谋生。秀美能这样，胡兰成当然更无后顾之忧了。于是两人男女欢爱，一路到温州。

    两人先去投奔斯君的岳丈朱家。

    胡兰成假称自己是斯卷兄，姓张名嘉仪。张姓是到斯家后斯太太给他安上的，嘉仪原是秀美给友人小孩取的名，胡兰成一顺手将其两合就拿来用了。这一假名胡兰成用了几年，直到以后逃出大陆到香港，他才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姓名。两人在朱家人面前臆嫌，胡兰成仍叫秀美范先生，秀美则称他张先生。

    斯君丈人曾做过税务局科长，家道殷实，家中是老式书香人家气派，古旧房子，客厅堂屋，栏杆走廊外假山花木，亲友间来往，人情场面都讲究。在这样的人家做客，胡兰成不惯也不喜，最不方便的，自然还是他与秀美之间刚结了情缘，无法亲热。两人只在朱家住了一个月。

    离开朱家，是因为秀美找到了自己的娘家，不然，再不情愿，胡兰成和秀美也只能在朱家住下去的。两人一同离开，朱家人肯定已看出两人的关系，也不客气阻拦。

    秀美苦出身，自小被家里卖给斯家做妾，自离开温州家乡，二十多年间从未回挂，她恨家中狠心将她卖出，从此再也不闻不问。事情已过去这么多年，过去与家里的恩怨已经淡漠，更要紧的，现在情形已不同，她需要给胡兰成找个躲避安身处。胡兰成是斯家客人，她要帮忙，现在胡兰成是她的“夫婿”，她的心上人，她更着急为他安顿。她母亲住在宝妇桥徐家台门，仅一人过活，穷苦无依，租了人家一间侧屋安身。秀美原有个弟弟，抗战时从军，连同家人一起被日本飞机炸死了。

    秀美母亲已七十岁，年老糊涂加无知无识像是个小孩，母女俩二十年没见面，忽见女儿与女婿一道上门，很是喜欢。老太将屋里的大床让给女儿女婿，自己另铺个小床，家里的瓶瓶罐罐经秀美收拾妥当，虽是个简陋小屋，看看也倒落位。秀美现在是到了娘家，不比在斯家，头上始终有个斯太太在照管一切，这里她可以自己做主安排一切，舜刻心安理得，买菜做饭，开始过小家庭日子。胡兰成取出上海出逃时带的一两黄金，交与秀美，两人算计，不靠其他，这点钱也可维持三个人一年的生活。胡兰成在周围看看，几家邻居也是平常住户，他在此可暂时安身了。

    二月，张爱玲来到温州。

    胡兰成在温州安下身后曾写信去上海，但他没想到张爱玲会一路寻来，他去上海的信是通过斯君转的，张爱玲此次就是先到诸暨，然后再由斯君夫妇一起陪同来的。

    胡兰成对张爱玲寻来温州心里很不高兴，既不感张爱玲的情，也不领斯君陪同的义。张爱玲是出于平常心，丈夫落难，逃亡在外，为妻的她应该去看看才放心，也能增进两人之间不稳定的感情，弥补因小周而产生的裂痕。可她没料到胡兰成的本领之强，没想到胡兰成能落地生根，随处花草，在危难中也不稍减男女欢爱的兴致，乘乱乘危又有了一度好姻缘。斯君陪同前来，原因更复杂，他表面上是陪同张爱玲千里寻夫，也顺便拜望岳父母，但更可能是衔斯太太之命来看看胡兰成与范秀美两人的情况如何。岳父家肯定已有信去诸暨，告知胡兰成与姨太太已一同离去。斯太太是什么人？两个中年男女在一起，按旧小说所谓“久旷”、“久渴”，再加胡兰成的秉性，斯太太猜也能猜出个大概结局。斯君让两人单独去温州，那等于是把秀美这只“羊”送进了虎（胡）口。斯太太或许不会怎样责怪斯君，斯君却是会自责的，他此番来就是想看个究竟。可事实摆明在那里，胡兰成和秀美住在一个屋里，睡到了一个床上。胡兰成与秀美的私情、胡兰成的好色成性袒露眼前，斯君心里不知会是怎样的滋味。</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逃 亡（5）

    第十三章  逃亡（5）

    不知胡兰成是否对斯君说穿？说，又是如何说的？是男人之间的体己话，让斯君替他在斯太太面前遮盖，还是请斯君为他在斯太太面前美言？或是干脆就光棍气派，不做任何解释，做了就做了，又怎么样？他还有眼前的张爱玲需要应付。

    张爱玲住温州城里中山公园旁一个旅馆内，胡兰成白天去陪，两人之间自是互诉别后，也谈天谈小说电影，他还陪张爱玲一起上街，在温州城里闲逛。但他却不曾在旅馆里过夜，他的说法，不是为臆忌秀美，而是怕警察来查夜。但他不想想，在这种情景下，即便他愿意，张爱玲能愿意么？

    有时秀美也陪他同去，他与秀美的事没有告诉张爱玲，而他与张爱玲的事早已告诉过秀美，三人面对，胡兰成却不管这其中的不公平。不过，他与秀美间的关系，张爱玲还是看出了，张爱玲是聪明人，再加男女间的事，即便作为一个女人，还能看不出？他再次将张爱玲陷入了难堪。这已不是一个“三角恋爱”，而是两个，而且不是恋爱，他与张爱玲有过“婚书”，是正式夫妻，而他在短短两年内，又有了两度姻缘，在他说来都是“夫妻”。事已至此，胡兰成以不变应变，既不安慰也不求原谅。张爱玲已顾不上，前面的小周未了，后面又来了秀美，她先向胡兰成谈小周。以前胡兰成在上海与她说起时，张爱玲的愁怨痛苦，他当时就不同情，无动于衷，此番张爱玲却是逼他选择了。

    那天两人在街上，张爱玲要他在自己与小周之间作选择，胡兰成却是不肯。张爱玲责问他：结婚时婚帖上写的“现世安稳”，这几年他何曾给过她安稳？胡兰成只一味含糊其词。张爱玲也真是傻，真要令天下崇拜崇敬张爱玲天才的无数张迷们为之捶胸顿足，胡兰成本不是个会承担责任的人，何苦移他做什么选择？他不愿做选择，显然是不肯放弃小周。退一步说，对胡兰成这样的荡子，即便做了选择又有何用？连远在天边的小周都不肯放弃，对她还谈得上什么留恋，何况眼前还有一个秀美？

    临回上海前一夜，张爱玲到秀美家里来了一次，秀美有顾虑，胡兰成让她对邻居说是自己的妹妹。胡兰成只道是秀美怕他的来历让人知道，其实秀美的顾虑还有一层，她是怕自己家的艰难让这位胡兰成“前妻”落在眼里，这对于她这位“现任妻子”是难堪的事。胡兰成更不懂得的是张爱玲，张爱玲这次来秀美家，其实是已决定与胡兰成分手，临行一瞥，看看他生活得究竟怎样。胡兰成让张爱玲来秀美家，事实证明是来对了，她亲眼见了他和秀美的生活艰难，至少软化了一点愤怒委屈的情绪，张爱玲回上海后，还给他寄了钱。

    秀美和胡兰成说过，她在男女之事上是小气的，但张爱玲来了又走，常在他思虑中的小周又无音信，秀美只要有眼前的他也就知足了。

    在几个女人间周旋，胡兰成却能做到游刃有余，沾手不湿，他与秀美的“新婚夫妇”生活仍照常继续。

    开始著述

    胡兰成在温州处处小心，诬免引起人注意，他平日与秀美很少出去，只在家门口附近走走。

    报上忽刊出消息，温州行政专员公署将发动突击检查，城内分区挨次进行。

    日本人投降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合作”也结束了，虽然去了重庆，订立了“双十协定”，1946年年初，在美国调停下，国民党和联合发表“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可国共之间的冲突已公开化。不久，南京、上海等地的办事处陆续撤回延安，国共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温州行政公署这次突击检查，就是这一大背景下的国民党地方政府清除的举措。可胡兰成见此消息却惊慌，他不是，但他是国民政府所要缉拿的漏网汉奸。

    一天，秀美家住的徐家台门大院内，来了个大兵，先在门边往里张望，然后穿过大院往后面出去了。胡兰成躲进屋里，秀美是吓得脸都黄了。

    两人即刻离家，先跑到秀美妹妹家，看看也不能躲藏，于是，两人当晚即下船，经丽水又返回了斯家。

    这次回来，隔了几个月，情形又是不同。斯太太为防邻舍知晓，更主要是防备斯家那位弟媳及其女儿，她让胡兰成躲进楼上一房内，房门反锁，饮食都由斯太太亲自送来或由秀美送上。胡兰成不得出外，连下楼也不能，整日只面对四壁如同和尚坐禅。一日韧，日子不得打发，于是他开始写文章，他开始写自己刚经历的“武汉记”。

    如和尚，不仅是被单独锁于房中，还包括他再不能与秀美如在温州那样食卧在一处。两人自回到斯家，仍各自归还原位，主宾分明，胡兰成仍是斯家客，秀美仍是斯家姨太太身份。当然，前有斯君的见闻，现有两人间的不自然，他与秀美的事，斯太太一切心知肚明，当然，斯太太什么也不会说。

    战后喜庆团聚，斯家兄弟姐妹陆续从各处回来了。

    老二带了战时在重庆娶的新妻、老五带了上海的未婚妻，都赶来诸暨拜见母亲，几年战乱别离后的重逢相聚，互道长短，谒祠祭祖，家中好一番热闹。这一切欢欣，胡兰成只是在楼上听闻，还有就是秀美来送饭时的告知，斯太太却未曾让他下楼，他当然知趣识相，老老实实待在自己屋里。斯家儿女他原本都是熟悉的，却也无人上楼来看望，声相闻而不得见，他们自管来去，胡兰成在斯家半年，不曾与斯家任何一个儿女辈打过照面。他们自然知道胡兰成躲在楼上，斯太太不会不对他们说，可胡兰成是国民政府正通缉捉拿的汉奸，他们是抗战胜利后回来的新贵，政治上已是两路，见面对谁也不方便。他和秀美的事，按斯太太性情大约不会向儿女明说，尽管是姨太太，说起来这总是家里的“丑事”，不过胡兰成和秀美猜想，他们大约也都明白了。他从秀美的表情上看出，秀美在他们面前像是有点心虚。</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逃 亡（6）

    第十三章  逃亡（6）

    斯家的一切已没有他的事，他参与不进，他们也不要他加入，胡兰成就只待在楼上房中，埋头写自己的“武汉记”。他每天大约写三千字，从春天上楼躲入房中直到夏天过去秋雨淅沥，约半年时间，他整整写了五十万字。

    胡兰成以前写够少文字，都是短篇制作，时论或批评文章，最长的也就万把字，从未写过如此长的篇章。写完了，他自己看看也不满意，他比之学射，射中的十无二三，下笔时想诚心诚意，可落在纸上的仍十之七八为虚，五十万字之多，却写得不成其为一本书。但这次集中写作，在他是一次认真的文章试笔和训练，他已从张爱玲学得了文章的境界，张爱玲的眼光见解给他以提升，但是否能写出，还得出于自己的亲笔锻炼，他自认这五十万字写下来，他算是懂得了文章中哪些是本色，哪些是浮气，他的文章更进升了一个境界。

    这五十万字文稿，在胡兰成著述中却了无踪影，可能有一些段落进入了《今生今世》，其余的像是都被他舍弃了。但这五十万字，却可看作是胡兰成著述的真正起始。

    注释

    [1]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震来虩虩》。

    [2]吴梅（1884-1939），戏曲理论家，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时，首次设戏曲课，后任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金陵大学等校曲学教授。有《南北词简谱》《顾曲麈谈》《曲学通论》等著作，并撰有《风洞山》《东海记》《落茵记》等十二种剧作。《南北词简谱》用归纳法为每一曲牌选定标准，以阐明该曲牌作法、声韵、格律等要点，并对历代曲谱中遗留的疑难问题，多有疏释，对曲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对制曲规律、唱曲方法、元明清曲家及其流变等作出了系统而详细的阐述。

    [3]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理论家、活动家。出生贵族，入圣彼得堡侍从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哥萨克骑兵队服役，不久辞去军职，到圣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习。1871年去芬兰和瑞典作冰河期堆积物考察，写成《关于冰河期的研究》一书，为俄国地理学会委员、学会自然地理部秘书。1872年加入第一国际，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回国后参加民粹派组织，1874年被捕，1876年越狱逃亡国外，1879年在日内瓦创办法文报纸《反抗者》，1881年被驱逐出境，移居法国。1882年被法国当局逮捕，1886年获释，移居伦敦，自此流寓英国三十年，潜心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著述，提出一整套无政府的理论。1917年6月返回俄国，1921年2月8日逝世于莫斯科。著有《一个反抗者的话》《面包与自由》《一个革命家的笔记》《互助论》《近世科学和无政府主义》《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等。

    有人认为：胡兰成写于1928年的《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亦深受克氏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见刘铮《读胡兰成，〈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万象》月刊2004年第9期。

    [4]彭述之（1896-1983），化名张次南、陶伯。1921年加入中国，同年赴莫斯科学习，1924年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新青年》月刊和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编辑。曾任中国第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北伐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29年同陈独秀等建立托派组织“中国反对派”，任临时委员会常委，同年被中国开除。1931年5月在托派小组统一大会上，当选为常委，同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日战争初期获释后，任托派组织“中国同盟”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赴香港。1983年11月卒于美国。

    [5]陈仪(1883-1950)，国民党陆军上将，字公侠，后改公洽，自号退素，绍兴人。1902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第五期步科，加入光复会，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司长。1917年，再次东渡日本进陆军大学深造，1920年回国。1925年为孙传芳浙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司令、浙江省长。1926年，投国民党被任为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军长。不久部队倒戈，下台往欧洲考察兵工，回国后任兵工署署长，转任军政部次长，1934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1944年4月，任行政院“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急，被撤职，返回大陆改任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8月任浙江省主席。次年1月，陈策动汤恩伯投共，汤报告蒋介石，被免职并被软禁。1950年4月押解台湾，5月19日被军事法庭判决死刑。陈之妻为日本人，两人无子嗣。</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1）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1）

    温州刘老先生

    胡兰成在斯家楼上躲了整整八个月，最后仍决定回温州。

    他和秀美暗地里商量，他先走，秀美后行，以后两人再到温州相聚。

    这次他由斯君陪同，他和斯净走陆路走海路，取道上海乘船往温州。

    到了上海，胡兰成仍然不敢回家，往张爱玲处过了一夜，过得却是很不愉快。他为张爱玲对斯君态度的简慢以及扯上上次张爱玲去温州在诸暨斯家的种种作为，责怪张爱玲的无礼，两人为此又别扭了一场。第二日一早，胡兰成和斯君乘船往温州。

    胡兰成以后文章中常用到一个词：“民间”，“民间”起兵是顺应民心和时势，“民间”孕育着国运，他自己也是托庇于“民间”才得逃脱抓捕。尽管“事后诸葛亮”，他的逃亡却是真的幸亏在“民间”，这只需看看汪伪政府那班头面人物的下场就知道了。不肯或不敢或不屑于出逃，束手就擒的，自然抓住；陈璧君等人远在广东，香港近在咫尺却不逃，也被抓来南京；陈公博、梅思平、林柏生乘飞机已逃到日本，算是逃得远了，可最后仍然被押解回国受审；周佛海一干人在汪伪时期就与重庆暗通款曲，自以为得计，早留好了后路，还在日本投降时卖死力为重庆接收维持各地治安，结果仍是被关押受审，直至瘐死于狱中。只有他胡兰成，既不张扬其事地逃往日本，也不转身反戈，希冀重庆的开恩宽大，既不自杀也不束手，而是拔脚悄悄溜走，沉入“民间”，流窜于浙江的山川湖溪，隐身于百姓之家，却真的给他度过了这一劫难。

    胡兰成回到温州，仍落脚在秀美家。秀美不在，他与老太两人安排好柴米油盐，就安心做自己的事。他开始读书。

    胡兰成没上过大学，也不曾拜师，若说有学问会做文章，完全是自学成才。自他中学毕业以后，读书最多也最集中的时期是他在广西的五年，再后就是在温州匿居的这几年了。他学无专攻，只凭性之所近所喜地泛读，他读佛经，也读诗读词，读《易经》，人在温州，也顺便读清末经学大师、温州人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他还买了本《嵊县戏考》，是未经文人修饰过的草本，这于他倒是家学渊源，不几天工夫都念熟了。

    静极思动，他又不安分了，于是向外联络以求伸展，他将自己的读佛心得写成，寄信往北京，求教于北大的废名（冯文炳）[1]先生。求教于废名，一则自然是废名佛学的声名，再则他与沈启无共过事，废名和沈启无同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沈虽被周“革出教门”，但沈与废名的交谊还在，胡兰成《大敞》所出丛书中，也曾为废名出过一种，他对废名的佛学不陌生。可他的学佛心得，却被冯文炳来信批驳了一顿，落得个没趣。

    他与梁漱溟[2]的联系却是顺利，这要归功于他去信去得及时。自“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原在民盟中猾参与国共两党谈判的梁漱溟举措失当，被周恩来严词痛责一场，于是决定绝迹政治，在四川北碚专心办他的勉仁书院，只议政不参政，可梁的理论还是受到了民盟内左派以及进步文化人的批评。胡兰成反向而行，在信中竭力阿奉，称颂梁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第一人，然后再对其学问表示了一点“异议”。这种大捧小疵的议论最能得人的反应，果然梁漱溟给他回了信，并打听他的来历。他以假名“张嘉仪”对之，就此开始与梁通信往还。

    胡兰成这一段时间的读书和与外面联系，都是在住家附近的图书馆，他自己回忆是这样的：

    我到籀园图书馆看报，留心在南京上海判决汉奸罪名诸人的消息，还有日本与德国也在审判战犯。我且亦渐渐的借书看。这图书馆是清末经师孙诒让的遗爱，如今馆长姓梅，一个管理员姓陈，底下两名助手，及一名杂役。这姓陈的带有躄脚的残疾，只小学毕业，也亏他苦出身，得列于温州的读书人队里。他倒与我攀谈起来，我也想在此地能结识一个人，或可于我的安全有益。

    他问知我只是做做单帮生意的，说道：“你借阅的书倒都是有程度的。”我说我做生意也是半途出家。他就要我投稿，《温州日报》副刊有一个是他在编。我说文章只小时学写过，向报上投稿更无经验，只怕不中式。他却道：“你只管试试，我看若可修改，就给你改改。”他因盛赞周作人的小品，我只倾听，肚里想周作人的文章的好处，就在他自己是个才华很高的，而能使斗筲之辈亦有他们的沾沾自喜。投稿的事我就承迎他，也是写的小品文，但为谨慎，只择佛经为题，而用诗词的句子来解释。我这样的写有好几篇，多蒙他赞赏，改动得亦不多。

    但是带残疾的人多有一种隐忍狠僻，顾己不顾人，这姓陈的更决不做无益无聊之事，我到底不能希望他介绍朋友，连想把我的通信处由他转，和他亦没有得可以商量。我惟在他那里认识了《陈中日报》总编辑姓黄的，是蓝衣社的人，《陈中日报》也在附近，我反为要小心。[3]

    对胡兰成这段记述，“事发地点”的温州，也是《温州日报》上，前两年在胡兰成《今生今世》在大陆出版发行之时，曾刊有一文，对其书中有关温州时期的一段加以批评，指其所言不实，有关内容如下：

    抗战胜利后，深知自己罪孽的胡兰成怕被国民政府缉拿，带着一个寡妇作为身份掩护，慌忙逃到了温州，隐姓埋名住在寡妇的娘家。当时寡妇的母亲租住在九山湖窦妇桥边徐宅大屋的一间陋室里。附近就是温州籀园图书馆。胡就经常到馆里阅览报纸。他一是为了打发时光，二是关注汉奸通缉新闻，于是就成了图书馆的常客。</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2）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2）

    他穿着一身褴褛的旧长衫，一副瘦削的身子，一口标准的国语，一律对人低头哈腰、装得真诚与谦让的样子，很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他到阅览室大多是看些哲学方面的书，如冯友兰《新原道》、《新原人》之类。他还向馆员吹嘘自己与梁漱溟是老朋友，要合办什么哲学学院。事实上他只是几天前才与梁通过一次信，就到处招摇哄骗了。还说自己是跑单帮的，有两个儿子在日本留学。当时张爱玲来温见他，他俩曾在中山公园边见面，他说自己将佛学禅宗讲给张爱玲听。不知其中有几分真话。

    在温州时他成惊弓之鸟，十分警惕，改名张嘉仪，曾写了题为《季嬷的儿子回来了》的小品，投稿给《地方新闻》，文笔倒显清新，不愧“主笔”之名。而《陈中日报》社正在籀园边，总编叫王沉，是郁达夫的朋友，是个生肺病的文人。并不是《今生今世》中所说的什么姓黄的，更不是什么蓝衣社，这全是胡兰成自己杯弓蛇影的杜撰之词。后来他就嫌阅览室太嘈杂，要求馆里安排另室供其研究学术。想必是嫌阅览室目标太大引人注意。馆里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将书库楼下的一个小间供他阅读。可是别人对他的信任，他又随便糟蹋了，竟偷喝了馆员藏在柜中的多瓶老酒汗。他经常在图书馆出入，本想通过籀园图书馆作为他通信转寄处，以免引起当局注意。可是经过这次偷酒事件，馆长梅冷生先生对其也甚为冷淡了。[4]

    两相比较，胡兰成所言“与史实颇为不符”之处其实并不多，“不符”的即那位《陈中日报》总编辑不姓黄而姓王，南方人口音中“黄”“王”本无分别，这位王总编辑不是蓝衣社军统特务，而是“郁达夫的朋友，是个生肺病的文人”。但此文却提供了胡兰成其时活动的具体场景和细节，由此也可以看出胡兰成自己记述的，在整体气氛和倾向上是如何与事实“颇为不符”的。

    “他还向馆员吹嘘自己与梁漱溟是老朋友，要合办什么哲学学院。事实上他只是几天前才与梁通过一次信，就到处招摇哄骗了。”这位馆员，应该就是胡兰成所说的那位脚有残疾的管理员，馆员好心帮助他投稿，没落到好，反而得一“隐忍狠僻”的评价，究竟怎样“隐忍狠僻”，胡兰成没说。馆员知道他与梁漱溟的关系如何如何只是吹嘘，可能他与梁漱溟只通过一次信的事，落在了馆员的眼中。这可能也就是他说“隐忍狠僻”的缘由。

    胡兰成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在日本留学，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却没提及，他不说留学英美而说日本是合适的，因为中国在战前到日本留学是很容易的事，两国之间连护照都不需要，直接上船就可以到日本。再说他去过日本一次，又与池田等日本人交往，对日本也能够说得出个大概。

    可以看出，图书馆管理员和图书馆馆长对胡兰成还是很客气的，见他这副只看哲学书的架势，还专门为他找了个单间研究学问写文章，可他却偷图书馆的存酒喝。“老酒汉”酒是温州当地的特产，是用糯米酿的叫做“米烧”或者“老酒汉”的高度酒。一般用杨梅浸泡，待酒变成红色再喝，里面的杨梅也很好吃。图书馆存的可能就是正在浸泡过程中的“老酒汉”，不意却被他发觉，研究学问之余之间隙，就躲在小间里偷偷喝了。这是颇有点滑稽的，胡兰成是荡子，可他这荡子在一些小节上能“荡”到什么程度，不清楚，这篇记述算是提供了一点根据。正史太正经，往往忽略了许多细节，需要野史补充，胡兰成自己的记述那就更不可全信了，这种尴尬事，他人不说，他自己记述是绝不会提的。

    有过这等事，馆里自然不会再对他怎样，用籀园图书馆作为他的通信联络处自然不能成立，不是那管理员而是馆长不会同意。孟甫文章认为，胡兰成最后离开温州往上海，在经过杭州看望夏承焘时对夏所言：“贞晦（刘景晨）惯于处穷，冷生则社会关系较好，依然长袖善舞也……”可见他对梅冷生先生的冷淡还是耿耿不忘。

    可惜，文章作者不曾写明其记述的来源根据，文章中所描述的胡兰成当年模样：“穿着一身褴褛的旧长衫，一副瘦削的身子，一口标准的国语，一律对人低头哈腰……”若非自己所见，想必是听他人道及的。

    胡兰成在籀园图书馆没有大的进展，真正使他在温州打开局面、立稳脚跟的，还是得益于结识刘景晨[5]老先生。

    一天，胡兰成见《温州日报》上刊有题名“饮酒”五古诗一首，作者刘景晨，他和了一首投给报纸，《温州日报》也拿来发表了。他说自己和诗，是因为原诗作得好，可主要还是出于他隐屈求伸的意图。和诗发表，他欲借机联络，却不敢到报社去问。也亏他的腿脚利索、眼光尖锐，他从温州最热闹处所五马街走过，偏就在裱画店里看见了刘景晨的画，他向伙计打听，问到了刘的住址，是百里坊世美巷二号，可打听了老先生的为人，却令他不敢冒昧拜访。

    半个月以后，机会来了，报上注销刘景晨义助小学校经费、开办个人书画展览的消息。胡兰成到时前往，只见一白须老人据案而坐，威严清净，面貌有古风，胡兰成上前趋问，因有和诗在前，刘老先生知道这位“张嘉仪”，两人交谈之下，刘问他家世，胡兰成知道刘这辈人很看重这点，就冒用张爱玲的，答以河北丰润，刘说丰润前朝有张佩纶，他称是先祖，刘道：“这是家学有传了。”胡兰成明白，这就相当于表示认可了，他连忙讨问刘家住址，要上门拜访。</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3）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3）

    初告成功，胡兰成把握时机，隔了几天才去刘家，他明白这是有身份的人家，需言谈谨慎，态度恭谨，可刚刚坐定，刘老先生劈头就是一句：“我这里平常不要年轻人来，因为如今这班人总是想利用。”胡兰成听了一惊，他的心事恰被一语道破。自那以后，他小心地算定日子，每每隔个十天半月才去刘家一次，而且绝不开口提任何要求。不久，刘老先生来回访他，恰巧他人不在，刘未进屋，只站在门口与秀美母亲说了几句，又留下几包烟给他。刘老先生能来胡兰成这里看望，就是大成功，他人在不在无妨，周围邻居都知道了，这就能保证今后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他的来历了。

    刘老先生地位尊崇，称得上温州第一耆宿，前清时做过县长，民国初年曾为国会议员，还做过厦门大学教授，梅思平和国民党的将军邱清泉都曾是他的学生，历来温州行政专员和县长到任，总先要来拜访他。刘的学问也好，曾跟从孙诒让，一生阅历丰富，年轻时宦游四方，致仕后返归故里只好学问文章，儿子都在外独立，家中仅三个女儿陪伴。

    胡兰成需要小心的是，刘老先生与他完全相反，是个坚定的抗日派，战时日军来到温州，地方上要他出面维持，被他严词拒绝，反离家避居在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捕杀汉奸，来他家请求说情的他一个不见。在这样的人物面前，胡兰成不敢造次，不论刘老先生多么看重他，他绝不敢道破自己身份。他去拜访，本为寻求发展找一条路，但他知道此事不能性急，需要迂回着慢慢来，于是他在刘家讨问求学，谈古论今，谈浙江的章太炎、马一浮、弘一法师[6]，只是不谈自己的事。能在刘家来往是幸事，对他更重要的，能与刘老先生这样的温州头面人物来往，对他的身份是最好的掩护，刘老先生成了他在社会上的庇护伞，他在温州的安全再也不成问题了。

    张爱玲终于“不喜欢”

    身家安定，胡兰成开始写他的《山河岁月》，此书，他最初命名为《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

    说起来，这事也与刘老先生有关。胡兰成最先写的是八千字一文，以后他又扩充写成三万字，拿给刘看，刘认为意思好但文章不行。胡兰成拿回改写，增加至六万字，刘老先生看了仍不满意，告他说：“你这是一部极庄严的书，但你的文字功夫如鸡雏尚未啄破蛋壳，叫人看了替你吃力。”这部书，胡兰成在温州写了又改，虽然曾出过一版，却始终不曾正式完稿，直到1954年在日本才最终改写完成，定名为《山河岁月》出版。

    胡兰成自己说：“这部书后来费时数年，几次易稿，在雁荡山时曾达廿三万字，最后又删成十四万字在日本出版，将来再回大陆，只有焚香以告刘先生之墓了。”

    这段话有两个问题：

    其一，胡兰成在1948年12月曾在大陆出版过此书，名为《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作者署名也不是假名“张嘉仪”，而是另名为“张玉川”。为此，夏承焘在《日记》中曾奇怪道：“不知何故。”[7]此事，不知胡兰成为何没提说，从其以上记述来看，似乎他将1954年在日本出的《山河岁月》视为最初的版本了。

    其二，他说：“将来再回大陆，只有焚香以告刘先生之墓了。”照他说来，像是刘景晨先生其时已经过世，不在他《山河岁月》出版时过世，至迟在他《今生今世》出版的1958年时已经过世。事实上，刘景晨先生是在1960年才去世的。胡兰成可能其时与大陆、与温州友人的联系已断，如此写来，只是他的猜想，对他要焚香敬礼的刘老先生却是大不敬了。

    通过刘老先生，胡兰成摆脱了孤独局促的处境，有了社会交际，结识了不少朋友。温州年轻一辈中，刘老先生最赏识的是夏承焘和吴天五，夏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词家，当时已很出名，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吴是夏的学生，诗画古琴皆有造诣。因刘的介绍，两人曾来秀美家看望胡兰成，三人有过一次长谈。也就是这次，胡兰成向夏承焘吹嘘自己，“曾肄业北京大学，从梁漱溟、鲁迅游，与漱溟时时通信”等等，此事的前后经过，孟甫的《胡兰成有几分真话？》一文中有更详细的指正：

    那是1947年7月间，夏承焘刚从浙大放暑假回温，与吴天五去诣见刘景晨。时刘正小病初起，就将胡兰成所著的《中国之前身现身》稿本二册嘱夏、吴二人审阅。吴天五携归翻阅一日，甚为叹佩。第二天夏承焘也翻阅了胡兰成的《论阿瑙与苏撒古文明》一书，认为是此前所未闻者。午后就与吴天五过窦妇桥访之，胡表现得十分真率谦下。但交谈中又吹嘘自己曾肄业北京大学，早年从梁漱溟、鲁迅游，与梁漱溟时有通信，谓梁漱溟近不谈佛学，谓千年以后始可谈此。大汉奸将两位民族硬汉引为朋友，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又编自己的祖先为李鸿章女婿张佩纶，谓其尝着《续七侠五义》一书，已刊，而颇无意味。将张爱玲的祖父当作自己的祖父，尽管此时他早已将张爱玲抛弃了。忠厚的夏承焘还是被其蒙骗，于第三天到温州中学，拜会了校长金嵘轩先生，推荐张嘉仪为温中代课教员。[8]

    介绍他到温州中学教书，胡兰成将此看作是刘老先生对他的最大恩德。胡兰成称自己做跑单帮生意，刘认为他如此下去是可惜了，应该去做学问。胡兰成假说自己没有文凭学历，刘一口答应向浙江教育厅长介绍，厅长是他的学生。正是由于刘老先生的器重和推荐，他最后才得以在中学教书，如此不但在温州隐身下来，而且有了正式可谋衣食的职业。</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4）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4）

    胡兰成点香只点三炷半，有一炷就是感念刘老先生的。他说敬刘老先生，是因为刘让他重新“学做小学生”，其实胡兰成不仅是从刘老先生那里讨教得学问文章，还有更重要的存身安全和谋生的职业。

    不过，由孟甫文中所述可知，他要感谢刘老先生不错，可他也不应忘了夏承焘，真正为他跑去温州中学找校长联系的，还是夏承焘。

    胡兰成要敬点第一烛香感念的张爱玲，此时却决心与他彻底了断了。

    胡兰成在温州诸事顺遂，渐渐立定了脚跟，心中轻快，笔下也就轻佻了。还在几个月前，他给张爱玲的信中就写了什么与邻家妇“灯下坐语”，这是他有意撩拨，既可抑张爱玲的傲，同时也显摆自己到处有办法生存，且无处无时无花草之功夫手段。张爱玲回信道：“我觉得要渐渐的不认识你了。”可他还是自我得意，这里正是他可以和张爱玲争胜也能胜出的地方。

    五月里，他又得意洋洋写信去夸耀，称自己认识了温州大儒，又与梁漱溟通信成了“相契”，《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越写越顺手，将来再现世上以此书作“见面礼”等等轻狂话一涌而出。虽然他怕信被检查，多用隐语，但他的轻佻自得劲显露无疑。

    张爱玲这才做出了她的最后决断。

    六月初，张爱玲给胡兰成来了封信，寥寥几句话，态度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是“小劫”的隐语，指胡兰成的狼狈逃亡。

    张爱玲是对得起他的，自胡兰成开始逃亡，直到温州一年多，张始终在给他经济上的接济。他在浙江东躲西藏，人在危难中，她没有断然出手，直等他安定下来，才向他表明态度。这次随信还给他寄了三十万元，张爱玲做的可算是仁至义尽了。胡兰成自己也承认：“爱玲的清坚决绝真的非常好。她是不能忍受自己落到雾数，所以要自卫了。”如此屈辱，再不自卫也不像话了。

    胡兰成知道张爱玲性情，这是真的了，他没有去信，过了几天，他给张爱玲女友、也是两人“婚书”的见证人炎樱写了封信，这也只为了“敷衍世情，不欲自异于众”而已，信中又是他那一派虚言大话。

    炎樱没有回他的信。

    新学期开学前，温州中学给胡兰成送来了聘书，聘他做温州中学代课教师。自此，他在温州算是有了正式身份，他赶忙写信将这喜讯告知了秀美。

    此时已是1947年秋天，他自隐匿身份、改姓换名逃亡已过了整整两年。

    胡兰成立即从破陋的秀美家搬出，住入温中的教员宿舍。他教的是国文，虽是代课教师，也担任了高中二年级级主任，每天上课三四小时。新的环境，新的人事关系，他处处小心，与人无争，他有意装得像个未经市面的新手，知识上的事也是谦让，与同事谈起懂也装不懂或不甚懂，余下时间关起门来继续写自己的《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

    他与一起教书的同事很少来往，只与个别人相好，最要好的要数徐步奎[9]。徐步奎，浙江东阳人，也是新来温中的教师，刚毕业于浙江大学英文系，是夏承焘的学生。因为夏的关系，胡兰成与徐交谊较深。

    同事如此，还有学生，面对众多女学生，胡兰成的花心又痒痒欲动，他教的班上有个女学生王爱娟，十七岁，作文做得好，为人聪明，特别是长得极艳丽，这又引动了他的渔猎女色心思，想转王的念头。可这是学校，他又是待罪之身隐匿此地，他终竟不敢造次，不然，保不定这位王小姐又会落入他手的。

    十月，范秀美回到温州，回温州来会她的“夫婿”。

    这次回来，秀美也和胡兰成一起住到了学校。两人首先买了火腿茶叶，如夫妻双双去刘家拜望。第一次去刘老先生不在，由刘太太接待，第二次去才见到刘老先生，刘太太还是出来相陪。刘老先生很高兴，如长辈对小辈般的和气，还递香烟给秀美。在如此人家受如此礼待，秀美很兴奋，回家路上说道：“今天见了刘先生，我胸口头像有一股气饱饱的。”

    秀美住在学校里，也得人敬重，同事和学生都叫其“张师母”，徐步奎对秀美执小辈之礼。胡兰成又带秀美去了几个亲近朋友家，主人夫妇都出来敬茶陪客。这些都是凭他胡兰成、秀美的“夫婿”给她在自己家乡挣得的面子排场，秀美道：“这回真是过的夫妻的日子，我做人亦称心了。”在她这个从小做妾，在斯家从没有真正抬起头的，此番要算是扬眉吐气了。胡兰成仍不释念，对自己的逃亡之身时喜时忧，秀美反过来宽慰他道：“出头日脚总有的，且慢慢地来。”

    雁荡山下

    胡兰成在温州中学仅教了一学期，不知何故，来年第二个学期，他被转到淮南中学任教务主任。从教师到教务主任，像是提升，可这个教务主任却是要到僻远的淮南中学去做，离开温州城不说，雁荡山那里还不太平。

    淮南中学在雁荡山下，属乐清县范围。春节刚过，正月初七，胡兰成与秀美同行。两人先坐海船出瓯江口，再转内河船到乐清。在虹桥过了一宿，第二天雇人挑了行李，两人徒步走去淮南中学。

    五十里路，两人一路上闲话趣话，秀美讲给他滔种场的事，秀美在那里每月薪水仅两百斤米，她却安排得井井有条，有时还能请点小客。斯家小女儿明年出嫁，斯太太是嫡母，可名义上这个女儿是固给秀美的，秀美为这小女儿的陪嫁物已准备妥当。说到这里，胡兰成又来了他那与女人厮缠的老套，说道等女儿出嫁，时势安定，他要和秀美公开办喜酒，两人白头偕老。秀美道：“你的世面在外头，自有张小姐与小周小姐，我宁可在杭州住，念念佛，终老此生，你到时候来看看我，彼此敬重，我就知足了。”胡兰成却一定要秀美答应和他结婚，他像是个百变金身，到处将自己“以身相许”。秀美没答应他，他假意生气。这算是男女间的打情骂俏。这一点，他这荡子算是摸准了女人的脉搏，不管结果如何，他这样说，他知道女人心里总是喜欢的。</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5）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5）

    淮南中学仇校长是吴天五的岳父，仇家是当地的望族大户，仇校长年五十八，曾师事马一浮。淮南中学是私立中学，又在山中，教学设备差，学生少，教师也多乡气，仇校长办学，也不太管上面教育厅的规定，凡事自出心裁，自成体系。这一切却合胡兰成的胃口，既方便在此隐身，他这个外行的教务主任也好当。仇校长还想留秀美在校做女生指导员，秀美辞谢了。秀美在学校陪了他十多日，自回临安蚕种场去了。

    雁荡山风景好，物产也丰富，“这里的茶叶好。大荆还有香鱼，白溪街上小饭店里卖的蛎黄，银丝鱼。银丝鱼如手指粗细，亮白透明，入口即化，与香鱼都是溪水入海处才有的，雁荡山的米多是红米，色如珊瑚，煮饭坚致甘香。红心番薯亦比别处的好，整个蒸熟晒干，一只只像柿饼。但学校邻近的村落总是地瘠民贫”[10]。雁荡山的风景，胡兰成既未多游也不欣赏，只在附近信步走走，他独自游过以瀑布著称的大龙湫，雁荡山最高处的北冈尖，他是带学生远足才去过一次，他时时挂念的还是山外的大地平川，自己何时才能从匿藏之地走出，此外，就是他思念悬想现时的和刚过手的几个女人了，秀美、小周和张爱玲，写信之外还作诗。

    一学期过后，他辞了教务主任，专职教书外，一心写自己的《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

    雁荡山是游击区域，国共两方面都有军队在此，你来我往，互有穿插。方面的是名为“三五支队”的游击队，人数仅一百多人，国民党军队开来了一个旅，却奈何不了他们。当地老百姓完全向着，“三五支队”每经过，当地村人为其放哨瞭望，两方面军队交战，“三五支队”有死伤，村民主动地帮助救援。民心的向背，此时此地已是昭然若揭的了。

    暑假中的一天，“三五支队”从学校经过，胡兰成与几个先到校的教师都到门口去看。只见队伍分散开到村中人家做饭，几个指挥员立在小桥头，其中一个政治指导员，淮中教师认出是旧时同事，此人抗战时为美国在华派遣军做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回故乡，曾到淮中教过书。几个教师就请他到学校来坐坐，请了几次，他却不过情面才来了。

    指导员在大门内走廊一长凳上坐下，只安静坐着，与其他几个熟识的旧时同事说了点别后情况，他道：此地有一个中学能存在是好事情，“三五支队”路过有意不进来，是为不要引起国民党军队对学校产生误会。“三五支队”是真心维护学校的，平时无论明里暗里从不曾来淮中活动。指导员坐约二十分钟，有教师想叫厨房烧面，他坚辞不受，最终只接了一杯开水喝。见此情景，胡兰成大起好感，按他的见解，这主要是所谓“民间起兵”的缘故。国民党军的形状就大不同了，驻在大荆镇上，猪肉店里挂了一个人头威吓百姓，一个营长在镇上，耀武扬威像是个小皇帝。天下的大势民心，不测可明。

    不久，淮中即身受其殃。将及年底时，学校正举行学期期末考试，一日傍晚，忽开来一营国民党兵，在学校四面架起机关枪，包围了学校，然后进校逐次查抄教职员宿舍和学生宿舍。国民党兵顺手牵羊，仇校长的燕窝连同信件一起抄去，女教师的毛线衫也被拿走。随后，一峪将全校师生带出学校，连夜翻山越岭押往大荆镇，只留下胡兰成留守。

    原来，国民党军的旅长发布命令，解散淮南中学，为的是仇校长在上海的儿子与民盟有关系。众师生被押到镇上后四散离去，仇校长则被命令不许离开大荆镇。最后经过力争，军队才同意毕业班学生在镇上仇校长家里做完考试。胡兰成去镇上为学生出了考题，再携回批改。

    此时已是兵荒马乱之际，胡兰成独自留守学校的十多天内，就有两批国民党军队路过学校借宿。仇校长要胡兰成去乐清向教育局要求复校，教育局不敢和军队交涉，胡兰成返回温州，再请温州中学金校长向省教育厅请示，金校长是温州中学校长会议主席，可交涉请示全无下文。胡兰成就此留在了温州，过年后仍回温州中学教书。

    此时已是1949年，他在雁荡山中一年，世上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军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败退，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的决战，长江以北全为的天下，国民党政府已处风雨飘摇中，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军退缩江南。温州街头也筑起了沙土麻包，经济全面崩坏，物价飞涨，温州中学教师的生活日渐艰难，同事家里连请人吃一顿饭也请不起，吸烟的人连一根火柴都要可惜。不久，国共和谈破裂，4月20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势如破竹，南京解放，紧跟着就是上海解放、杭州解放，不几天，温州行政专员宣布起义，随即来了解放军，遍地跳起秧歌舞，温州也解放了。

    同意聘胡为副？

    胡兰成本可提早离开温州的，只是他没料到解放军会来得这么快，这是他决没有想到的。

    他一贯自负能预测时局变化的趋势，可他自己也承认，他对英美必会参加第二次大战看准了，但他对“卢沟桥事变”会引至中日间发生全面战争没估计到，更没有预料到中国竟会发展成持久的全面抗战。他早就预见国共之间必爆发内战，却没想到国民党会失败，更没想到竟会失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这一失误具体而微也影响到了他个人的行止。</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6）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6）

    来了，天地变换，新时尚新风情，新的人事环境，胡兰成感到了压力和紧张。胡兰成在温州中学又待了半年，1949年秋季新学期开学，他被转往了瓯海中学。紧接着城市开展了“肃反”运动，乡村开始发动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分田地土改。乡绅地主逃进了城里，城里人则逃往上海。学校也不例外，胡兰成与同事每周参加小组学习，每天跟同事一起唱歌，还须填写各种表格，交代自己的过去经历和现在的认识。同事之间来往少了，话不多了，人们之间的气氛变得紧张，胡兰成更是整天惶恐不安。一学期结束，学校组织师生开会，两个学生代表发言，对教师进行品评，胡兰成被当场罢免了教职。

    被罢免教职，虽然不是他的老底被揭穿，但突然失去了社会身份，失去了收入，几年惨淡经营在温州好不容易打下的基础一下子抽空，令他四顾茫然。失去了社会身份，成为“社会闲杂人员”，他的汉奸老底被人揭穿，迟早是必然的事，他担忧又害怕，却是无处可去，仍然住在学校里。新的社会，刘老先生尚自顾不暇，他不可能再依靠，唯一像是有点希望的只剩下那遥远的、从未见过面的梁漱溟了。

    胡兰成原本可在温州解放前离开，按他自己所说，梁还在办勉仁书院时，曾邀他去四川做教授，还准备给他寄路费。可随后解放军渡过长江，上海、南京往四川的交通断绝，他与梁的通信也中断了。

    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梁先生给他来了信，这次不是要他去四川，而是邀他跳龙门，去北京，此事按他记述是这样的：

    梁先生是周恩来电邀他到北京，其时尚留在莫斯科，我写了几封信给梁先生，要他向最高当局进言，一、即刻停止制造阶级斗争。盯保持产业的平等和谐。三、平等开向现代西洋。四、如实建立中国史学。及回北京，梁先生向他表明不愿参加人民政府，惟愿以朋友的地位进言，因把我的信都给他看了，不以我的信为然，但是答应了梁先生开办文化比较研究机关，并问聘谁为副，梁先生推荐我，亦同意了。我把《山河岁月》告一结束，又给了外婆一点钱，收拾行李动身。[11]

    这简直是在写神话了。

    如此说来，胡兰成先给梁漱溟写信，向提了四条建议，梁漱溟深以为然，不然的话，梁漱溟不会将胡兰成信给看。但不以为然，不过看过了他给梁漱溟的信，肯定知道了他胡兰成。答应梁漱溟开办文化比较研究机关，显然，前此梁已向提过这一要求，并主动问梁准备聘谁为副职，梁漱溟推荐了胡兰成，就同意了。所以，胡兰成离开温州，不是慌慌张张地狼狈逃离，而是堂而皇之地去北京赴任，去做京官做文化比较研究了，而且是亲自同意的。

    这可能吗？梁漱溟是个学者，也是个政治人物，在民盟重庆时代可说是一度活跃于国共调停政治中心的政治家了。不说他是否会同意胡兰成的四点建议，即便同意，他会贸贸然将一个从未谋面的无名之辈的狂妄建议拿到面前请其过目？这无论如何是不合规矩的。其次，梁漱溟二月才见到，三月才有机会与个别谈话，四月，就“介绍”梁往外地农村工厂去做调查考察。这种时候，会同意梁办什么比较文化研究机关？居然还会问梁准备聘谁为副，而梁推荐胡兰成，也就同意了？胡兰成像是在做梦，硬要把自己与拉上关系。在时代，梁漱溟从来就没有办成过什么文化研究机关。

    梁漱溟想办文化研究机关可能是真的，向提出过或向有关部门提出过，可能也确有其事，一种说法是，梁漱溟在九月份向有关部门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另一种说法是三月，以下是一份较为详细的梁漱溟事迹编年记中的有关记载：

    三十九年（1950）

    一月，由重庆抵达北平，居于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亲戚家，是时访苏未归，梁漱溟语周恩来云：“有些问题还要观察一下！”

    二月，返自莫斯科，二人重逢于北平火车站。

    三月，毛多次约梁至中南海谈话，并请梁在新政府中任职，梁告以：“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敬辞不受（其后毛批评梁：“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并告以希望办一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毛听后未置可否。[12]

    从时间上看，三月和九月，更可能是九月，向当面提和向有关部门提，更可能是后者。但不管是哪一次，梁漱溟的这一提议都未得到批准。从未得到过批准或的首肯，又哪来的什么“为副”之说？若是九月的话，胡兰已逃出大陆，正在准备偷渡日本，又怎么接梁漱溟的信？

    显见，这全是胡兰成一片妄想狂的胡言。

    梁漱溟有信给他，让他去北京，或许为真。三月，胡兰成收拾行李仓皇离开温州，确实为真。

    刘老先生前来送行。可怜刘老先生自始至终受了胡兰成欺蒙，不知道自己器重又相助的这位后辈，却是自己唾弃的汪伪政府的漏网汉奸。

    从温州到上海

    胡兰成离开温州，仍走的是自己前几年逃亡的老路，搭内河船经丽水到了杭州。</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7）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7）

    秀美来见，带他去看斯太太。斯太太此时已从乡下回到杭州，经过这几年社会生活的激烈动荡，斯家子女已星散四处，目前只和秀美以及老四斯君三人租了个小院落生活。胡兰成此番不敢在斯家居留，他在车站附近找了家小旅馆落脚。斯太太留他吃饭，他吹嘘往北京的打算，斯太太也不同往常那样高兴。他与秀美两人去游西湖，秀美也是满腹心事。他还去浙江大学看望了夏承焘，夏留他吃了顿饭，两人间却是无甚话可说，胡兰成信口开河批评新政策，夏承焘只是听却不接口，他知道话不投机，甚是无趣。胡兰成在杭州前后只待了五天。

    胡兰成回到上海，仍然不敢回家，他投宿在熊剑东家。熊剑东已死，家中唯熊太太唐逸君在。

    熊剑东是汪伪政府税警总团第二团团长兼副总团长，在李士群死后，外敌去除，内斗又生，熊剑东与税警总团长罗君强为争权夺利，两人之间又发生矛盾。罗君强因手下人胡闹，受到日本人责难，被迫交出了税警团改任安徽省长。但罗不甘心将税警全部交给熊剑东，结果仍由周佛海出面自兼总团长，熊仍任副总团长，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熊剑东原是军统，与重庆也始终保持着联系，但临近抗战胜利他却慌张不安，他担心的不是与日本人关系密切，而是他杀死过军统人员，劫夺过军统物资，他怕戴笠要和他算账。于是，他听从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与新四军关系密切的李明扬的劝告，准备拉队伍去苏北投靠新四军。熊妻唐逸净同意他投，其他军统人员也劝诱，答应为熊保驾不会有事，结果熊未走成，还跟着周佛海担任了所谓“上海行动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日本宣告投降后维持上海治安，为重庆方面接收上海出了大力。果然，周佛海最后没逃过重庆的抓捕和审判，熊剑东却是逃过了。熊掌握的税警团武装被国民党政府改编为交警第七总队，任熊为总队长，不久熊的部队即被派往苏北进攻解放区。熊部在开往瓜洲途中遭解放军伏击，部队被一举歼灭，熊剑东在战场上被当场击毙。[13]

    熊家已是门庭寥落，个别来往的亲友在新社会也是如惊弓之鸟，交谈之间只是叹气和牢骚。胡兰成不死心，去了一次张爱玲家，却是人去楼空，出来应门的已是外人，问起张小姐去向茫无所知。凡此种种，都令他不敢再贸然去北京，所谓“临河不济”，他若是真到了北京，怕是再也走不脱了。可不去北京，他还能到哪里去呢？也是凑巧，就在熊太太家里，他又遇到了武汉旧交邹平凡。

    邹平凡算是“背叛”过他的，邹表面上与他计划“共举大业”，事实上却始终在与重庆勾搭，在重庆接收前自己先下手“劫收”，狠狠地给自己捞了一票。邹平凡以后到郭忏手下做了一任闲官，从武汉出来就住到了上海。邹无兵无权，国民党逃亡台湾不会带他走，他有“前科”也不敢跟去，就此逗留在上海观望。新社会的种种举措令他不安，国民党没有追究他在汪伪时期的旧账，却不一定会放过他，邹已感到了危险，想逃离大陆。于是，这两位过去同床异梦的旧交，又纠合在一起合谋逃生之计。

    两人现在是有合有分，合的是两人都想逃离大陆，胡兰成不敢往北京，自然也不敢留大陆，也想逃离出国。不同的是胡兰成手头无钱，连作路费的钱也没有，而邹平凡钱却不成问题，仅仅在武汉那次“劫收”，就积下了大量钱财。邹平凡想出去却没有门路，这一点其实两人也相同，胡兰成无门路，但胡兰成为利用邹平凡的钱，谎说自己可以和陶希圣联系，陶在台湾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去台湾即使不行，陶希圣定能帮他们去日本发展。这一次算是胡兰成失信于邹了，邹平凡相信了胡兰成的话，于是两人再一次合作，算是由胡兰成引路邹平凡出钱，计划先一同往香港，联系台湾后再往日本。

    行前，胡兰成让青芸带着儿女到熊家见面。大儿子阿启已经去北京上大学，宁生也到了入学年龄，底下两个小的小芸和宝宝，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青芸带着他们来与胡兰成见了最后一面。

    注释

    [1]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文学家、佛学家，罕黄梅人。早年与周作人联系，以后被视为周作人弟子，京派代表作家。1922年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参加“浅草社”，1925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9年毕业留校任中国文学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出刊26期。抗战期间回家乡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任北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调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主任，并先后担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常委等职。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文学作品晦涩难懂，奉周作人、俞平伯为知音，对佛学有研究，专研唯识论。作品集另有《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谈新诗》等。

    [2]梁漱溟（1893-1988）中国思想家，原籍广西桂林。毕业于直隶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潜心佛学，1917年被聘伪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1922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东西文化比较观。1924年辞教职，先后到山东、河南从事“乡村建设”，自办教育，后在山东邹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主编《村治月刊》。30年代初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主张以“乡村建设”取代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抗战时期参加民主党团同盟，1946年曾随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8）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8）

    [3]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春莺啭》。

    [4]孟甫《胡兰成有几分真话？其人在〈今生今世〉中对温州的描写与史实颇为不符》，《温州日报》2004年1月31日。

    [5]刘景晨（1881-1960）字贞晦，又字冠三、潜庐、梅尧梅屋先生等，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早年就读京师学堂，后执教于温州府学堂（温州中学）。民国初年，被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候补议员，1923年拒曹锟贿选，毅然偕同沈钧儒、陈叔通等南下，在上海结交刘放园、李佩秋、陈石遗、徐悲鸿、张红薇、郑曼青诸诗画名家，回家乡从事教影文化学术工作，弘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传统，倡导文献整理和文物保护，抗战后期出任永嘉县修志局总纂。新中国成立后，为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温州市政协副主席、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第一届人民代表等职。善诗文书画金石，绘画尤长梅花，有西泠印社影印发行《贞晦印存》《贞晦题画绝句》，另著有《古遗爱传抄》《贞晦诗集》《中国文学变迁史略》《大若岩志》等，近年，有《刘景晨集》出版。

    [6]李叔同（1880-1942），教右，书法家，画家，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名岸，字息霜，法名演音，号弘一，浙江平湖人。早年支持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南逃上海，参加城南文社，1900年组织上海书画公会，1901年入南洋公学，1905年到日本东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绘画，兼攻音乐，期间和曾孝谷共创戏剧研究团体“春柳社”。1910年回国，1912年入南社，任《太平洋报》副刊画报主编。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皈依佛门，创设南山律学院，弘扬南山戒律，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主张。在书、画、诗词、篆刻、音乐、戏剧诸方面均有成就，其对佛学律宗贡献很大，被佛门称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著作有《四分律比五戒相表记》《南山道祖略谱》《在家律要》等。

    [7]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8年12月27日记曰：“张嘉仪寄来新印之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改名张玉川，不知何故。”《夏承焘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联合出版。

    [8]孟甫《胡兰成有几分真话？其人在〈今生今世〉中对温州的描写与史实颇为不符》，《温州日报》2004年1月31日。

    [9]徐步奎（1923-），浙江东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英文系，曾师从夏承焘。解放后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该院以后改名杭州大学，近年又归并至浙江大学，徐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教学研究，以徐朔方名称于学术界，被誉为“中国当代戏曲小说研究重要开拓者之一”，2001年10月底，浙江大学为其举行了“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55周年暨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

    [10]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雁荡兵气》。

    [11]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临河不济》。

    [12]郑仁桂《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367期。

    [13]徐肇明《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文史资料选辑》六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另有李时雨文《我怎样以地下党潜入东北军西按剿总、再到汪伪政府、到军统核心、到迎接解放》，文中记述：“熊剑东率伪税警总团开往瓜洲时，也是我及时提供的情报，被我军一举歼灭的。”台湾《传记文学》第334期。</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1）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1）

    偷渡

    1950年3月底，胡兰成和邹平凡，连同另外两个商人一起乘火车离开上海，途中三天两夜到达广州，然后一行人顺利从广州进入了香港。

    自抗战胜利，胡兰成即改姓换名，在“民间”隐匿逃亡，到了香港才算真正逃脱了被抓捕的罗网，结束逃亡生涯。他重新开始使用胡兰成的本名。

    一到香港，胡兰成就与台湾联络，真的给陶希圣写信请求帮忙。给陶写信，一来可向邹平凡交代，邹平凡毕竟给他出了路费花销，再则私心窃想，说不定真会走通一条门路。反正他已到此地步，要钱没钱，要势无势，连儿女身家都丢在了大陆，几乎重又回到了早年失业时那种百无聊赖做光棍的情景，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直等到六月，朝鲜战争爆发，陶希圣才来了信，却道是无法帮忙。从大陆一起出来的四个人，只得散伙各奔前程，邹平凡先偷渡去了日本。他们没有护照，只能依靠香港当地的“蛇头”偷渡，偷渡需要关系，更需要钱。邹平凡有的是钱，可剩下的胡兰成他们三个却没钱，同来的两个商人，一个只得折返大陆，一个在香港找了个职业暂且安身。胡兰成一时无处可去。

    胡兰成寄寓在熊剑东一个部下的家里，食宿暂无问题。他在香港到处去拜访朋友，寻找门路。

    他找到了樊仲云。樊仲云曾任汪伪政府教涌政务次长，以后又出任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也如胡兰成，为逃避汉奸罪的惩罚早早逃到了香港，在胡文虎系下的报纸做事。不知是真无办法，还是不愿向这位小老乡伸援手，樊仲云向他表示目前只能自顾，无法帮他的忙。

    他去看望老长官林柏生的太太。林柏生随陈公博一起乘飞机逃到日本，后被重新押解回南京，在陈公博之先就与梅思平一起被枪毙了。林太太在香港与曾仲鸣的姐姐，即著名女汉奸曾醒住在一起，她们还牵记着胡兰成过去反对汪伪政府的旧账，自然不会帮他的忙。

    他在香港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唐君毅[1]。这份友谊也是他主动找来的。其时，唐君毅跟着钱穆刚跑出大陆，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胡兰成在报上见了唐君毅的文章即登门求见，两人就此结识成交。唐君毅日记中记述了此事，从胡兰成上门拜访直至胡兰成偷渡日本，有关内容如下：

    民国三十九年（1950）九月

    七     日  晴   胡兰成来访，其人颇有自得之言。

    九     日   晴  胡兰成又来访，谈后觉其人天资甚高，于人生文化

    皆有体验。

    十一  日  晴  阅胡兰成所著书二时，夜赴其处谈。

    十二  日  晴  下午应胡兰成约至半岛酒店谈。

    十三  日  晴  阅胡所著书四时。

    十四  日  晴  阅胡所著书完，夜约其来谈并晚饭。

    十七  日  晴  下午胡兰成来谈，彼见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刚一平易。

    十九  日  晴  上午送胡兰成行。[2]

    由此，可大略知道胡唐两人相识相交的经过。

    两人初见，胡兰成自是一副夸夸其谈架势，唐君毅觉其“颇有自得之言”且“天资甚高”，十天后竟认为胡兰成见解“甚高”似牟宗三了。这里要注意的是，唐君毅并未说胡兰成的学问好，只认为其“见解”、“天资”高，这与以后唐君毅对胡兰成的看法和评价有关。胡兰成给唐君毅看的“著书”，应该就是他那本《山河岁月》的初写本《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对此书，唐君毅却无只字片语评价。

    有点奇怪的是，唐君毅是个深明大义的正人君子，似乎一点没计较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胡兰成到香港后恢复了原名，唐君毅再埋头书斋，不会不知道他是何等人，按胡兰成个性也不会不说。是汉奸，仍来往，唐君毅或许认为事过境迁，一切都不值得再计较、再较真了？

    从相识到离去，总共不足半个月，两个人的友谊却持续了几十年。这于胡兰成是幸运，自他偷渡去日本直到晚年，唐君毅几乎是他唯一始终交往的中国朋友，从1950年始，至1974年底，两人之间的通信，留下公开发表的就达一百多封。

    两人相识没几日，胡兰成偷渡，唐君毅帮了人力，没有帮财力，他们夫妇陪胡兰成去街上买了个金戒指，而买戒指的钱以及偷渡所需，胡兰成还是靠的老关系，主要是两位太太——老相识佘爱珍和熊剑东太太资助的。

    佘爱珍抗战胜利后很吃了点苦头，先是因吴世宝和汪伪特工“七十六号”的关系被抓捕下狱，继而抄没家产。佘爱珍被国民党法院判刑七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前被释放，前后坐了三年半牢。佘爱珍回家不久，女儿又因尴尬事自杀，上海解放前夕，她带着儿子一同来到香港，依傍吴世宝徒弟李小宝生活。

    胡兰成原与佘爱珍有旧情，胡兰成出逃香港后，两人重又碰上：

    却说吴太太到香港的翌年春天，我也到香港。我一听说吴太太就在广东街，当晚去访她，好像不知有多少话要说，见李小宝那里人多，我要她去到我住的旅馆里看看。而她竟肯去我处，我实在感激欢喜。在旅馆房里，先是两人坐着说话，真真是久违了，我不禁执她的手，蹲下身去，脸贴在她膝上。随后我就送她回去。我滞在香港凡五个月，但是去见吴太太也只有三、四回，我因方在穷途，不肯向隧示知己。

    及我要密航来日本，熊太太拿给我一件她的皮大衣，教我托吴太太以二百美金卖掉，就做我的路费。大衣在吴太太处搁了几天，说没有人要买，仍拿回去。我只得向吴太太开口，请她帮忙钱，她叫我翌日去。翌日我去了，吴太太在梳头，我坐在旁边听她分说她的环境不比从前，她给了我港币二百元。我好像弟弟对姊姊的听话。人家说李小宝如何吃得开，你请吴太太帮忙，她一定有办法的，但我相信吴太太。后来那路费仍是熊太太给了六百元，另外一个人帮了四百元，合起一千二百元港币，才得成行。[3]</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2）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2）

    九月十九日，胡兰成在“蛇头”安排下上了“汉阳”轮，他与其他偷渡者一起先挤在船员房舱内，直到船启航，驶到公海上，他们才从小室中走出。

    船经由台湾海峡，驶过东海、黄海，他从广播中依次收听到台湾的、上海的，然后是日本的电台广播。

    “汉阳”轮到横滨，胡兰成将随身所带的仅有一点东西丢进大海，装扮成船上水手扶摇上了岸。

    胡兰成来到日本。

    “世上有个池田”

    胡兰成从横滨上岸，再往东京。他去投奔的是他的老相识，日本前驻华大使馆的清水董三和池田笃纪。

    清水居东京，仍在外务省做外交，胡兰成先在东京清水家里落脚。他几乎是裸光身上的岸，于是先将戴在手上的金戒指去卖了五千四百日元，然后“去买了一套汗衫裤、一套卫生衫裤、一件衬衫、二双袜子以及面巾牙刷牙粉，用去二千二百元”（胡兰成1950年9月28日给唐君毅信）。清水是职业外交官，在大使馆地位胰池田高，胡兰成与其关系并不深，再者，清水也并不如池田那么欣赏胡兰成，胡兰成知道，自己在清水家是不能久住的，他真正能依靠的只有池田。

    在清水家住了约半个月，胡兰成被闻讯赶来的池田从东京接回自己家中。

    池田早已离开外交部。战后日本社会一片破败，物资缺乏，失业严重，池田刚从中国回国时，一下子沦入小贩群中，靠卖蔬菜瓜果为生，经过五六年的艰苦打拼，此时才稍稍有了点发展，现在担任一个清水市工商会理事的闲职。

    抗战胜利已过了五年，胡兰成本以为找不到池田了，以他这样一个偷渡黑身份本也不该再去搅扰清水和池田，可他这样的狼狈相，不去找他们，又怎么能在日本待下去呢？他只能缠上池田了，池田也真是他应该奉香拜祷的朋友，他说：“这世上有个池田，我叫他一声必定天地皆应。”池田呢，待他确是高情厚谊，他将胡兰成从东京清水家带回了清水市，带到了自己家中，胡兰成就此住定了下来。

    池田带胡兰成游逛附近的山水，安抚他那惊魂未定的心灵。稍稍安定下来以后，池田就帮助他向外发展，带他去参加会议，给他介绍社会名流，扩大他在日本社会的交际面，还请人教他日语。胡兰成还有个紧迫的谋生问题。他在池田家里可以白吃白喝，但这不可能持久，他自己要考虑，池田也在为他打算，池田给他联络去各处讲演，为他联系可以写稿的报纸杂志，一来有点收入，再则也为今后打下点基础。胡兰成去讲演的地方并不高明，只是日本小地方的炭矿和造纸厂，可他9月29日从东京写给夏承焘[4]的信上却说：“中秋到日本，过文字生活，每月写六千字，可维持一家三四口，有时亦去大学作学术演讲。”夏承焘已与他有过多次交往接谈，也看过他的《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对胡兰成的学问文章已经了解，对其说去大学作学术演讲，不由得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怀疑：“不知所写是何种学术也？”

    去大学做学术演讲是吹牛，每月仅写六千字就可维持一家四口生活，那更是胡话，不要说在战后日本，就是日本经济起飞后的七八十年代，这也是绝不可能的事。偶尔一次高稿酬是可能的，常时或平均是不可能的，再说他胡兰成又是谁呢？所以，他这些话或许能够蒙一下大陆的夏承焘，要骗唐君毅就不行。当然，若从好处想，胡兰成也许是为宽夏承焘对他的悬念之心，只拣好的说了，可夏承焘像是和他并没有这样的情谊在。

    但不管怎样，经过池田为他的东奔西走，他自己的全武行的拳打脚踢，既写文章，又是讲演，还到处联系与名流交谈，胡兰成的个人生计差不多能够对付了，不比一般日本人好，也不比一般日本人差到哪里，毕竟他住在池田家，而且是光棍一条。胡兰成最初往上海家中寄过钱，可很快就不寄了，无钱寄也无心寄，再后也就音讯不通了。他亡命海外，以青芸对他这叔叔的了解，也不会怎么指望他的。

    胡兰成与大陆的联系，此时就依靠他那在香港的新知唐君毅，胡兰成与唐君毅之间留下的一百多封通信，将及三分之一是在1950年和1951年一年多时间中写成的，且全是唐收胡写的。于此，也可见他在这两年间的“闲暇”。为此，曾有日本人在交谈时告他：像他这样有饭吃有衣穿，可悠闲地写写文章度日，那真是令人羡慕的。当然，胡兰成这一切都拜池田所赐。

    与唐君毅通信如此频繁，是因为胡兰成往国内、香港和台湾的通信主要由唐给他转，一则是怕检查，再则是为省钱，一封信中再夹带几封，信到香港，再由唐君毅一封封替他往大陆、台湾和香港本地寄，其时的邮资对他要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见他衣食不愁也并不宽裕。他写信给刘老先生和徐步奎，想对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根据他的说法，他人还在温州时就想对两人明说的，犹豫着没敢说，现在人已在海外，人身安全有了保证，可最终他还是没有说。在他可能是善始善终，体念刘老先生的年老体弱怕其承受不起，既蒙蔽一时，干脆就蒙混一世吧。他写信给梁漱溟，为自己未能“应邀去北京”说明，梁回了信却只是寒暄，自此也就再无音信来往。

    胡兰成写信给梁漱溟，由唐君毅给他转寄大陆。不知他是否向唐君毅吹嘘过和梁的关系，其实唐君毅与梁的关系胰他深切得多，唐君毅去世时，梁漱溟曾撰一短文悼念：</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3）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3）

    唐君毅先生最近一代贤哲之士也，吾往昔有幸于欧阳竟无大师讲学的支那内学院得会晤君毅尊翁迪风公，其时君毅适在北京求学，而我则忝任讲席于北京大学，迪风公因以照顾君毅相嘱托，此即我与君毅结识之由来，后此，君毅既长期在海外治学讲学，而我始则为国事而奔走南北，继则安居着书于北京，彼此不得把晤者三十余年，犹幸君毅前后著作多种却都递给我，我虽未循序释读，然其识解正确，时有警语，精辟惊人，则我衷心叹服之矣（附注）顾我亦有足于君毅者：内学院所相唯识之学，于内证离言是佛法却善为剖析，君毅胡乃轻视而不之求耶？君毅先我而去世，未得畅怀互致切磋，是可憾也！

    附注：“人死只是其身体之销毁，然而身体这东西它自始即一销毁中之存在，而于此销毁中表现心理活动，所以人之身体自生至死，只是心之本体的活动之一段过程表现。所以，人之有死后的生活或第二代的身体来继续其心理活动之表现是不成问题的。”——以上为我钞存君毅的一段文章，惜其见于何处则失记之矣。禅宗有云：“有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身在心中”，盖身有尽而心无尽，君毅其知之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识于北京[5]

    唐君毅早年在北京求学时，即与梁漱溟“结识”，而且梁是受其父之请托代为照顾。解放后三十多年两人虽未曾见面，但唐君毅每有著书都寄北京请教指正，唐于梁的关系自然决非从未得见梁一面的胡兰成可比。

    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胡兰成的不负责任。

    胡兰成写信到大陆，既通过香港唐君毅转，再加通信为私人间事，至少从道理上说，不管怎么写都无问题。但胡兰成公开写文章著书就不同了，可他对此却像是从未认真考虑过，从未想到，他这样直露地写来是否会对仍在大陆上的当事人有什么影响，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详细记述了自己逃亡过程中，得到了哪些人的帮助，哪些人在危急时分掩护了他。可这些人还在大陆，连那位他以为已故世的刘老先生尚在人世，他只顾自己写得顺手，就不曾想想，这样写会对当事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在大陆当时政治气氛下，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包括“他自己”的小周和秀美，还有两度收留了他的杭州斯太太。幸好他的《今生今世》当年是在日本出版，香港卖得不多，没多少人知道，但可以推断，肯定有人为此而要受罪“说清潮的。

    上蹿下跳终徒劳

    经过池田家半年的调整，胡兰成逐渐恢复过来，来年三月，胡兰成移居到了东京。

    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对胡兰成来说又是一个机会，通垢个月的报纸写稿，他重新担当起以往曾见重于日本人的谋士身份，上蹿下跳谋划献策。

    朝鲜战争涉及中国、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立，“联合”组成已进入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从北面开进了朝鲜，苏联的武器装备空降到了平壤机场，战争虽然在朝鲜土地上进行，事实上却已成了局部的世界战争。东北亚这种紧张局势是否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结局将会怎样？亚洲国家在关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也在关注，与朝鲜隔海相望且刚刚从战争中恢复了点元气的日本更在关注。在美国驻军的控制管理下，日本朝野各党派对于日本的处境、应对的策略举棋不定，上层人士在活动，下面的老百姓也在议论，是否又有重蹈战争苦难的危险。

    但这恰是胡兰成表演的大好机会。经由池田、清水和谷正之等老关系，他得以参加了日本各政党和团体的多次聚会。日本战后，二次大战中的战犯已受到国际法庭的惩罚，有美国人在，许多日本右翼政治人物韬光养晦，不轻易也不敢随便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有胡兰成这样一个无家无业漂流无定的光棍，恰好可以利用来被他们当枪使。胡兰成本无任何可担忧，于是投其所好，一有机会即放言高论，大讲其东亚局势、世界发展的分析预测。他如此卖力的表演，在他一则可对得起池田、清水及谷正之等人对他的器重和关顾，以此证明他不是个一无所用的偷渡客，再则也可为他进入日本社会挣得吃饭的地位和身份。他之所以能够与日本右翼政党团体接近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和。

    其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正甚嚣尘上，主导了美国的基本对外政策，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与美国处于对立的战争状态，在东亚，必然也就导致在外交上的。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右翼势力也开始大肆，结果又引发了新的结盟，与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所谓的“救国”、“复兴”运动合流。

    这一新现象，对胡兰成又是利好消息。胡兰成本是日本人卵翼下的汉奸，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是故胡兰成刚在日本出现，在报刊发表文章且到处讲演时，台湾驻日本外交使团曾提出抗议，警告报社不许刊登胡兰成文章，斥责有外交官身份的清水董然应介绍胡兰成去改进党会议上发表演讲，台湾使团还为此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去告状，要求日本地方警察调查他的身份。

    可由于的共同需要，台湾也渐渐顾不得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了。据胡兰成自己说，台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日本，郑曾与他秘密见面，以后何应钦到日本也秘密召见过他，何应钦并要胡兰成将他对美国有关朝鲜战争政策的看法写成书面意见，回台湾后何应钦将他的意见转给了蒋介石，以后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给胡兰成回信说，蒋对他的看法颇为赞许云云。</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4）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4）

    胡兰成在大陆时，看过他的意见，现在他流亡日本，蒋介石又看过他的意见，虽则一“不以为然”一“颇为赞许”，但他胡兰成与海峡两岸的和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联在了一起，言下之意，他该是中国现代史上如何重要的一个人物。只不过，所有这些只是胡兰成自己在说，别无任何旁证。不过，不管怎样，以后台湾使团不再找他的麻烦，却是真的。

    胡兰成得意洋洋地向唐君毅自夸：“我在此发表的文字影响很大，日本有权威的评论家纷纷介绍赞扬，而日共也很注意起我来了。我研究日共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大约不敢对我有暴行，再以后也得防范的。我的生活问题是到现在才完全安心，可以商量接家眷出来了。”[6]他还夸耀自己与多少多少日本政要党魁有交往，他们对他的意见又是怎样怎样看重，俨然一副日本著名政论家的姿态。他甚至妄想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专事研究和日本的外交政治策略，以备日本右翼政党团体咨询，为了向麦克阿瑟美军司令部请准，他还准备为其所用地研究美国东亚政治军事战略。可他所有的文章言论，不要说对中国人，即使对台湾、香港的中国人都难有一个交代，那就是他所有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首先为日本做打算。日本已战败五年多，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可他仍是五年前的汉奸样，而且更为疯狂和更无顾忌。他自己未尝不明白这一点，却巧为说词道，他这样做是首先帮助日本取得独立自主，而后再回头来帮助中国，唯有独立自主的日本，才能帮助中国。说来说去，还是往年曲线救国的那一套。

    不过，不管胡兰成如何上蹿下跳，到处献演，他无论如何是高估自己了，听他说说可以，是否接受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以他这样一个漏网汉奸，一个非法偷渡入境者，托庇于日本可以，但任何严肃的日本政治人物、哪怕是右翼政党团体，怎会把他的意见真当回事呢？所以，尽管他在日本全国到处跑，各种地方去游说，可最终他热心的那个研究机构没有成立，他这个“业余政论家”，事实上也就是高级无业游民的地位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既没有政党也没有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雇他。他忙乎了几年，结果仍是一场空，令他伤心得想哭。他还唱高调：“光是车马宴会，我岂为此而来？”其实在他人眼里，他本就是一个亡命而来的流亡者。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东亚局势平静，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东亚各国的现实政治格局趋于稳定，胡兰成作为一个“业余政论家”基本上已无其活动的余地，日本的现实政治没有他插嘴的份，他的“强项”——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和预测，日本人也不再需要他甚至是不允许他再胡说乱道。清水董三在一次宴会上说：目前日本对于的研究，及不上美国和香港的研究，因为研究的热诚是从志气生出来的，日本人现在对中国的事没有志气。这既是清水的怨艾，也是对胡兰成再明白不过的暗示，就是要他收心收笔，不要再放肆胡乱议论。池田是胡兰成的朋友，清水却不仅是朋友，还是日本政府的正式官员，也是胡兰成在日本最大的依靠，他既如此明说，胡兰成懂得这些话的分量。胡兰成只能自嘲自解：“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念念于政治呢？因为我是天涯荡子，不事家人生产作业。”[7]此后，胡兰成再不去多想“国事”，只规规矩矩地身缩于家中，开始转轨，谈中国文化，写自己的“散文纪实”体，闲时则游山水，看花石，听昆曲，偶尔去坐坐酒吧，欣赏酒吧女养眼养心。

    最后的姻缘

    胡兰成在生活初初安定之后，曾经想让留在大陆的“内人”“家眷”范秀美来日本。当然，这只是他自己做的美梦，在当时中美对立的状况下，中日之间断绝往来，以他这样一个偷渡客身份，自身本已难保，有什么力量让秀美来日本团聚？再加还有中国大陆的问题，此事自然全无可能。不过，秀美即便不来，对他也没有任何妨碍，他在男女上又有了新的斩获。

    胡兰成又成功了一个日本的有夫之妇，一枝。这几乎是他离开池田家后一到东京就开始的。他也是非离开池田家不可了，整整苦熬了半年不近女色，在他已是极不容易。

    一枝是胡兰成东京租屋的房东主妇，凭他尖利的色眼，“第一天我就留心看她在人前应对笑语清和”，马上就判断出“日本的少妇是比少女美”。第三天晚上，一枝母亲和一枝请胡兰成看电影，一枝坐他身旁，他就“吃豆腐”。天热，一枝穿短袖，露出臂膊，看电影时乘着黑色，他伸出黑手去搭到了一枝的臂膀上。他是渔猎成性，也是他判断准确后的出手，果然也就得手了。

    一枝家是士族，她的丈夫却是入赘的，且有了孩子。日本人家的赘婿大概不自然，尤其上头有阿婆，嘶是一枝的生母。男人的塌茸，阿婆的独愎，连一枝的小孩亦有阿婆帮在头里，敢与一枝平等。因此一枝没有为妻的成熟，其至也没有母性的成熟。又因她皮肤生得白，而且她走路的姿势像小女孩的可怜相，路上生人还当她是未嫁的姑娘。一枝的父亲是当她还在女塾读书时就去世了，生前因只有她一个女儿，当她如珍宝，父亲若在，亦不会给她找这样一个男人的。[8]</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5）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5）

    这样的“不幸”少妇，以胡兰成女人精熟的功夫手段，再加以一日韧的“举案齐眉”和扫除铺被的近水楼台的便利，一切自是马到成功的事了。

    一枝和他说起战争期间的苦难，背了小孩沿街卖柿子，挣钱贴补家用，他心疼可惜；一枝说自己以前有过的恋人，而男人对她很冷漠，他是敬重更同情。白天男人上工孩子上学，一枝做饭，他跟到厨房里；早饭后一枝梳妆，他在旁边看。如此情意默默，在大丈夫风习下长成的日本女人还不中他的套？胡兰成又来了，他说要与一枝结婚，一枝道不可以，她已为。他再问是否自己不够诚意，一枝答是的，怎么可以这样不作打算！一枝又笑：“你说我生得好看，从此对镜自己端详，果然还好看似的。”

    须知，所有这一切调戏时，胡兰成还不会怎样说日语，无以表达，常常要用笔谈。笔谈再不达呢，那自然是用肢体语言了。胡兰成的功夫真是精湛。

    胡兰成不敢将此事告知池田，他知道池田对他这样破坏他人家庭的事不会赞成，其时日本社会风气尚保守，一般人在男女之事上出轨，往往就会身败名裂。胡兰成知道，他身在异国，是无正式身份的偷渡客，且成奸的是日本人的有夫之妇，弄得不好惹上杀身之祸都是可能的。可他仍是管不住自己的，他与一枝的整整持续了三年。三年一过，立刻斩断，再也不通音问，他自己也承认“我就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人”。“大约也是因为时势的缘故，前此我与之有夫妻之好的女子，皆不过三年五年，要算与玉凤最长。”

    1954年3月，胡兰成与佘爱珍结合。

    胡兰成生活中离不开女人，他的回忆录中多以女人为题记事，他与佘爱珍结合，是他一生中所有夫妻或准夫妻型与女人结合中的最后一次。是年佘爱珍刚过五十，胡兰成四十九岁。

    佘爱珍依靠李小宝，在香港三年，整天仍是如当年上海那般打打牌，过上海白相人太太的日子，优裕自在，风光如旧。以后李小宝想到日本发展，佘爱珍跟着到东京，这才与胡兰成重新遇上，故时情人加现实需要，这才有了这段最后的情缘，无分男女对两人都是如此。

    结婚头两年，两人仍是分居，佘爱珍与李小宝住新宿，胡兰成一人租住日本人家，不居一处，两人之间却经常吵个不休。最令胡兰成伤心、伤他自尊的是，当他得知佘爱珍在香港的风光，当年李小宝租住的房子每月租金即达一千多港币，联想起当年偷渡时佘只给了他二百港币，这才明白，他把佘爱珍当体己知己，佘爱珍却不了解他，更是从来没有看重过他，可两人却成了最后的夫妻，这真正是他人生最后的讽刺。

    两人争吵的另一个原因是为犯罪，为此佘爱珍在日本先后吃过三次官司，连及损伤了他胡兰成在日本的“公众形象”。

    佘爱珍的一次犯罪，与胡兰成相同为偷渡入境，违反了日本出入境管理法，还有两次是因为李小宝贩毒，据胡兰成说，这两次佘爱珍完全是受牵连。

    李小宝来日本后，又想重操旧业贩卖大麻。想不到日本不比旧时的上海，李小宝被日本警察查获拘捕，佘爱珍与李小宝同住一处，也被一同捕去。胡兰成闻知，简直像五雷轰顶，又哀痛，又发怒，只得强打起精神四处奔走，到拘留所送饭，又到警察局、出入境管理局一次次为佘爱珍说明辩护。事情一张扬开，胡兰成也被日本《全貌》杂志点了名。他急得跳脚，几年辛苦建立起的一点名声至此坠地。而且，他素性最反对贩大麻吸鸦片，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可他却陷入了如此尴尬的困境，他摆脱不开，佘爱珍是他的妻子。虽然佘爱珍最后都被无罪开释，但夫妻两人之间为此还是吵得不可开交，弄得他心力交瘁，“比经过政治亡命更为看破了浮世”。

    直到李小宝被遣送回香港，佘爱珍才算收心。胡兰成生了场病，割了盲肠，精力大不如前，且已年过半百，要花心亦不能，也开始收心。佘爱珍服侍他割了盲肠，还给他抄写誊清了《山河岁月》原稿，然后与女儿咪咪一起去开了个酒吧度日。说起来，也是为两人的生活，佘爱珍对他说，希望开酒吧能赚钱，然后造宅大房子做人家，留出一间给他做书房。胡兰成并不喜欢佘爱珍开酒吧，可他能怎么样呢？他无固定职业，也无稳定收入，他也知道男子汉应当养妻子，可家计已到了“要紧关头”，他只能听凭佘爱珍去做了。

    有人指斥胡兰成下流下贱，说起来是君子读书人，却与佘爱珍一起开妓院，做拉皮条的营生。这说得太过了。两人要生活，胡兰成既不能养家，佘爱珍是白相人太太，又无其他更好的谋生办法，再说开的是酒吧，不是妓院。胡兰成自己撇清，开酒吧是佘爱珍和女儿在开，自己与其是分开住的，这大约是事实，但撇清是撇不清的，他自己可能不至于亲自去拉皮条，但酒吧里拉皮条是免不了的，佘爱珍开的酒吧就是个场所，即便从胡兰成自己眼里也是如此：

    爱珍真是贵人。因为她的眼睛里无贱役。我听她讲说，只觉来饮酒的美国空军与陪坐陪舞，出去旅馆陪欢的日本姑娘，我亦可以与他们如与普通人的没有阻隔。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从来打天下就是亦要与小人为伍的。是故世界若尚有繁华，爱珍总是繁华之人。她开这间吧，收拾得无一处不清洁响亮。虽然外国语是难事，也会给她搞得通，而且姑娘们与配酒的都与她相亲。那些人虽是娼妓一流，原来亦要人拿正大待她们，何况还肯知疼着热。爱珍说待人是以心换心。而她还有说是人骗人，虽亲生儿女亦不过骗骗爷娘欢喜，就已经是好的了。这两句话就有一个礼乐之世，也真心真意，也假仁假义。[9]</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6）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6）

    胡兰成特地说明，这一切都是他“听说”的，他自己像是从不涉足。不过，如他这样个花色人，不去可能么？常去也不见得，去了无事可干。酒吧里做服务，他不成了“大茶壶”了？毕竟也太老了，去喝酒，那更是浪费，酒吧原本开得就不成功。

    佘爱珍开酒吧最终结算，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衣食冷暖可以保证，造大房子却没可能，胡兰成仍是在租住的人家写文章。他的著述却有收获，他的最好的著述都是在这几年时间内完成的。

    读书和著述

    政治上无出路，生计经营上无着落，男女情缘上也已经力不从心，胡兰成开始著述，开始谈中国文化，逐渐从“政治胡兰成”转向“文化胡兰成”。这是他的聪明，是他的见机行事，是他以后安身立命的依靠，也是他真正留下一点文化价值的所在。不然，即使有张爱玲，他胡兰成也只是个“张爱玲的胡兰成”，绝不会再有其他。

    自与佘爱珍结合后的三四年间，胡兰成写下了他自己所有著述中最为看重的两部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

    如前所言，《山河岁月》是胡兰成在温州匿居时开始动笔的，几易其稿，改写多次，在大陆解放前夕，曾印过一个本子，题名为《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但他自己并不满意。他逃出大陆时，初稿带在身边，偷渡日本时，将稿本留在了香港唐君毅处，由唐替他代抄了一个副本陆续寄出，最后他集中修改，直到1954年才最终定稿，由日本清水市西贝印刷所用中文出版。清水市是池田住家所在，池田是清水市商会理事，显然这又是出于池田的帮忙。

    《今生今世》，是在《山河岁月》完稿后，胡兰成从1954年3月开始写起，在他所谓“依照爱玲说的”用的“散文记实”体，此书整整写了四年，直到1958年才完成，胡兰成这部七八十万字的长篇自传，分上下卷先后出版，以后才集为一本。

    这两部书的出版，胡兰成并未在经济上得到多少好处。1954年在日本用中文出版的《山河岁月》，日本自然无大销路，胡兰成只能通过唐君毅以及樊仲云帮助销售。他曾想疏通台湾关系，可台湾仍然不忘旧账，不准他的任何书入境，连他准备送给在台湾的徐复观、牟宗三的书也不敢贸然寄去，寄出的也不知下落，仍只能通过唐君毅给他转寄。四年后，当他《今生今世》出版时，情况仍复如此。两本书在香港只能一百册两百册的零销散卖。港台是除大陆之外的最主要华人区，销书既如此艰窘，自然得不到什么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这两部他自己极为看重的书，当年出版后几乎没引起任何影响，好的坏的都没有。

    五十岁以后，胡兰成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割了盲肠，戒了香烟，虽然“不敢言老，不便言隐，然而容颜日趋衰朽”。年龄已不容他太过活跃。有一次他去电台讲话，因贫血而在电车上晕倒。他自感精力不济，遇上天气卒就腰骨酸痛。在写完《今生今世》后，他开始调养自己，他本是个闲人，登山玩水，看花赏鸟，听听昆曲，这是他新近发现的爱好，于是东托西托地到处寻觅昆曲名家的唱片。此外，最多时间的，当然还是读书，以后十多年，是他这辈子集中读书最多的第三个时期，读的最多的是中国文史古籍，他告知唐君毅，在一年间他就读了《昭明文选》，杜甫、白居易、韦庄等人的诗，读韩愈、汪容甫[10]文，读《淮南子》《韩非子》，读《论语》《史记》等等。他本不爱禅宗，也是此时开读的，一读之下大感兴趣，自认与自己的处世为人有许多相合处。1967年，他在日本用中文出版了一本《心经随喜》，就是这几年读书的成果。七十年代末台湾“三三书坊”为他出版的《禅是一枝花》，也可追溯到他此时的读禅宗。

    日本人早已不需要他的“策论”，胡兰成仍不死心，他不能写“策论”，就写大文化政治论，1962年，他写了本大话连篇的《世界之转机在中国》，还雄心勃勃地想用英、日、中三种文字同时出版。可事情在日本就没成，只能到香港找出路。香港也难，无出版人愿买版权，胡兰成的人和书都不见容或不见好于进步文化界，唐君毅出面为他奔忙，给香港《新闻天地》卜少夫“打电话去不下十次，亦曾附一函，未见复”，弄得唐很为难，回过头来让他能出英、日文本，还是先出英、日文本算了。可这是胡兰成的大话炎炎，日文本一时都不得出，还会有谁给他出英文本？台湾自然更无办法，可他居然自解自嘲说什么：“弟此书亦并不拟与蒋总统看。”幸好，《新闻天地》最后还是给他连载了。对此书，唐君毅的评价是：“盖大著行文所抒之见，如天外游龙，虽论世间万法，而又若不与万法为侣，亦明出自一居异国而回念故国之情。”这是委婉客气的说法，直白地说，就是野路子，是一个无根游子的狂想。这是胡兰成的最后一本策论性著作。

    两年后，胡兰成又突发奇想，要写一本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演义。也许说不上“突发”，以前亡命温州时与夏承焘、徐步奎等人交谈，他就说过自己写过演义一类的书，可能此时他见港台地区风行武侠小说，相比于自己的书没有市场，想换一种写法以扩大影响？他自己还另有想法，他认为两晋南北朝这段史实最合于他近两年喜爱读的《易经》，现实原因则是“今天不是飞扬的时代。今是革命退潮时，今天是反省的时代”，他自感他原先那套大话狂想等等已过时，所以，他要以两晋南北朝史实为材料以作反省。准备怎么弄呢？</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7）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7）

    他计划中的这部《晋南北朝演义》，“要用当时的敦煌壁画、《搜神记》[11]等小说，襄阳等地的民歌，莫愁、苏小小[12]等传说，南粤及西域之商舶驼队沿途风景等等。不用西洋小说的写法，而用《三国志演义》等的写法，但亦绝不沿袭之，绝不夸张或捏造故事，而是照实来写，比如唱戏，是不用丝竹的清唱。又决不说教，其中若有大道理，亦务必使读者自得之，如此才是文章”。他的标准悬得很高，又是《红楼梦》和曹雪芹，“字字皆是精魂心血，弟之写作态度实与之同”。当然，这一切仅仅留于想象，这部演义没有写成，或许就根本没有动笔。

    一年以后，胡兰成在日本人鼓励下，又要写一部大书，口气同样很大，是“为当代的人所写道德教科书”，内容是天文、地理、政治、科学、哲学等几无所不包，这回是动了笔的，也是有结果的，就是他1967年写毕，1968年用日文出版的《建国新书》。书还未写成，他就狂妄地夸口，此书可与《今生今世》同样“可传千年”。

    亏得胡兰成有这样的自负和自信，不过，他此时除了自负和自信，也确实没有其他什么可依靠的了。

    学问文章

    胡兰成一生写了无数文章，先后出版了十多部书，鄙夷者有之，赞赏者也有之，尤其是最近十余年，随着两岸三地交通的往来频密，政治连带着文化气氛的日渐宽松，胡兰成的各类著作先后出版，赞赏者更是有加，即便鄙弃其当年入幕伪政府行迹或憎恶其男女之道，对其学问文章却多加以肯定乃至崇仰。那么，胡兰成的学问文章究竟如何？

    先说文章。

    胡兰成最看重自己两部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他对这两部书寄托了很大期望，自称不写完这两部书，他是连飞机也不坐的。两部书中，他尤其看重的是后者《今生今世》。

    先看他自己的评价，他对《今生今世》有着极为坚强乃至于狂傲的自信，他给唐君毅的信中几次三番说到：

    “《今生今世》一书，不堪入有学问者之目，惟众人之无学问而但识字者读之偶有喜爱，这就可以了。虽然，此书终当不朽。”（1962年9月24日）

    “我写《今世今世》，虽乱世的人与物亦如在仙境佛地，此是格物的真本领。我不以他人的批评来高低我的书的地位，倒是他对我的书的批评如何而看出他这人的程度与真实道德。”（1964年9月29日）

    “以言文章，《红楼梦》后半不及前八十回，即在其虚处无事处不及。后半只见其是在叙事叙情，空气欠流通。而今人学西洋的小说，皆是被事实塞满。以此我重新自喜《今生今世》写的有事似无事，正惟《闲书》可传千年也。”（1965年10月20日）

    可见，胡兰成自己是将《今生今世》看作千年可存的经典的。

    他人是怎么看的呢？

    唐君毅的日记中根本没提读此书的事，但他给胡兰成的信中曾说到，唐的原信不见，唐的话只见于胡兰成的回信。

    胡兰成在给唐君毅的信中说：“民国以来，至于今天，是要有一全面的反省。我写《今生今世》是为此。盖文明生于格物，而历史要能打开，人事的现实即是解脱。然亦诚如兄言，‘不知者读之，只是羡慕你老婆多’，我亦开心好笑。世俗之人，但能读之不生厌倦，此即其中必有知之者了。书出版后，了却一大愿，顿觉疲乏荒凉不堪，然除吾兄外，无可与言也。”（1959年9月25日）

    唐君毅所谓“不知者读之，只是羡慕你老婆多”，虽是一句笑话，却未尝不是他的一个意见，他在再回信中就表明了态度：“惠函谓大著印成感疲乏荒凉，善哉此言！昔禅宗大德言悟道之后觉大事已了，如丧考澹兄书将兄平生善恶之事收拾于一卷之中，即是大事已了，绮梦闲情从兹断绝，与贤夫人共偕白首。则道在迩而大信立于家室矣！谨以预祝。”朋友之间如此明言，几乎是批评了。对此书的总体评价，只是一句：“将兄平生善恶之事收拾于一卷之中”，如此而已。

    张爱玲怎么看呢？

    张爱玲是他的文章“宗师”，她的意见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为此书和其他事，两人之间又有过两次书信往还。

    张爱玲从大陆到香港，胡兰成是知道的。所以池田去香港时，他曾托池田去看望。池田在香港未见到张爱玲，但留下了地址。不久，张爱玲从香港去了美国。

    在胡兰成写完并出版《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上半卷时，他突然收到张爱玲自美国寄来的一张名信片，只寥寥数语，写道：“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战难，和亦不易》是他最早的为汪精卫辩解张目之言论集，《文明的传统》则是他在武汉《大敞》写的社论集，两种书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可胡兰成最看重的两部书之一的《山河岁月》，张爱玲却要“除外”。胡兰成此前已从香港小报上得知，有人曾将《山河岁月》拿去问张爱玲，张爱玲不置一辞，张爱玲此时来信借书仍是不置一辞。

    胡兰成急急忙忙回了信，还如情人间的老套，附上了自己一帧新近的照相：

    爱玲：

    《战难，和亦不易》与《文明的传统》二书手边没有，惟《今生今世》大约于下月底可付印，出版后寄与你。《今生今世》是来日本后所写。收到你的信已旬日，我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来比并着又看了一遍，所以回信迟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8）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8）

    胡兰成有点心虚，张爱玲在香港写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他的评价极高，他原以为《山河岁月》胰张的文章好，可将这两部小说对比着读，读后仍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可及。但现在又写了《今生今世》，情况自是不同了。

    《今生今世》上卷出版后，胡兰成急急地将书寄去美国，又写了信，还“在信里写了夹七夹八的话去撩她”。张爱玲许久后才回信，却是一派正经冷漠：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十二月廿七[13]

    张爱玲在信中预先声明，以后再寄《今生今世》下卷，嘶再写信了，这自然令胡兰成失望。他在信里写的“夹七夹八的话”，对此时的张爱玲也不再起作用了。更令他失望失落的是，他这部“依照爱玲说的”运用“散文记实”体，整整写了四年的七八十万字之长的自传，张爱玲仍然不置一辞。

    胡兰成不知道，张爱玲对《今生今世》是有过评价的，虽然只是局部点评。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14]这说不上怎样负面，但也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可见张爱玲并不看重这本书，不然不会不说。

    胡兰成以后到台湾，朱西宁见他之后，竟热情澎湃地写信给张爱玲，一是要为张爱玲写传，再则为胡兰成曲意解说，想让两位重修旧好。胡兰成自然心动，立刻将新出的《华学、科学与哲学》寄去美国。可张爱玲回朱西宁信，请朱不要写她的传记，对胡兰成则提都未提，从此与朱也断绝了音信。胡兰成寄去的书根本连拆都没拆，原封不动退回了。这就是胡兰成和张爱玲之间的最终结局。

    那么，对胡兰成的文章，主要是他这种“散文纪实”体文章应如何看呢？世人已说了许多，以前港台人说，现在大陆流行胡兰成，也开始评说，这里引一段香港江弱水写于1997年的文章中的两小段话作结：

    他的文章却实在写得好。我现在谈他的《今生今世》，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其人可废，其文却不可因人而废。此书也非全然可观，我特许其第一部分记故乡童年生活的“韶华胜极”约六万字，那是“在山泉水清”的文字。书中别处虽也不乏零珠碎玉，总不及这一部分，有如一天云锦的绚烂，一溪流水的清新。

    …………

    胡兰成的文章确实不同凡响，我们却不能不知。《今生今世》尝引三国赞曹操的诗“是非功罪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似乎胡兰成的人与文是不能拆开了，可我们还得试着分别对待，让他的人格归人格，文体归文体。那真是不能无一、不可有二的鲜活的文体。[15]

    下面，再谈胡兰成的学问。

    先引一般读者的一种看法：

    我个人觉得从《山河》以降他写的东西绝不能称之为历史哲学或别的什么。他不过是一个偏执封闭，去国多年，搞不清楚外界情况，大中国情结无限度膨胀，不肯虚心平衡看待西方世界又没底子耐心虚心做学问，一味空想的可怜虫而已。

    不说别的，他下的那些吓死人的无限广阔的定论，全无实据，举的例子都是那种世界历史二十天速成的初中课本材料：如中国不似西洋，从来不是奴隶社会一说，真是为片面、偏见下了新的定义。噢，原来《醒世姻缘》里一个丫头卖五两银子一件官服倒要二十两，敦煌找到的契，文献里驶清的蓄奴制度记载，清律明文规定主子杀奴才只需杖刑流放数百里，民国初年胡自己应当看得见的废除婢妾运动，和他亲悉的秀美被卖做妾，都只是华夏文明一时糊涂犯的小小错误，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西方优越平等的。真是失敬了！这种例子不胜枚举。[16]

    这是一位不知名作者在网上所写，他坦承道：“我对他严苛，是因为他聪明过人，才情纵横，‘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但显然，对胡兰成的“古今中外”学问在总体上是否定的。

    下面再引唐君毅的意见，就以两人间的通信来说明。

    唐君毅是胡兰成逃出大陆后在香港才结识的朋友，也是他此后近三十年内唯一持续交谊的老朋友，若不是言不由衷，那么，胡兰成对唐君毅的评价是极高的，在以前他推崇梁漱溟为中国文化第一人，在以后则推举唐君毅为中国文化第一人。唐君毅的《哲学概论》，他盛赞道：“足下此著自是盛业。盖自民初北大梁漱溟、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诸教授提出东西文化的问题以来，四十余年间，有结果者，当推此著为第一矣。”（1961年6月24日致唐君毅信）

    胡兰成与唐君毅之间的通信，现公开发表可见的多至一百多封，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可从两人的通信中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见解却是日渐违离，渐行渐远，这主要源于两人的学问见解不同，治学路径不同，当然，处世谋生的方式也不同。两相比较，可看出胡兰成学问上的态度和问题。</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9）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9）

    还在五十年代，两人之间已明白互示差异，但此时唐君毅对胡兰成仍评价甚高，尽管其中带有不少中国老一辈文化人交往时必不可免的虚言套语。下面腋封信证之。

    唐君毅致胡兰成（1954年3月15日）

    兰成仁兄左右：

    赐书奉悉。大著四册亦奉到。弟去岁得兄书，曾上一函，未蒙赐复，想未收到也。大著已遵嘱送钱先生（钱穆——作者注）、港大图书馆及敝校图书馆一份，咸嘱代申谢意。弟校于前半月乃开课，教务事殊忙。大著前奉到只匆匆读一周，尚未细读。读时唯感一天地清宁气象，随处皆可兴可观。兄言中国文化如话家常，于历史上之问题所在、争论所在，恒片言折狱，省却无限闲言语，此最不可及。盖兄之所言皆由民间日常生活中得来妙悟，再以观历史，而谁道二千年往事，而今只在眼前头矣！春水生而巨舰轻，故行无所事如未尝用力也。弟以知见驳多所挂累，又觉当今世界如积阴重雾，乃竭力求加以推拓，冀见光明。惟忆十年前乘机过三峡时，飞机在云上行，俯视白云如海，又如在满地新绽棉花上行，触处皆成温暖。弟知有事而未能言。

    大著之所向，其在是乎？略书读后印象如此，不知是否，书此以报盛意。

    ………

    胡兰成致唐君毅（1954年3月27日）

    君毅兄左右：

    十五日手书敬悉。

    ………

    昨偶借得《》，得读“罗近溪之理学”，甚觉正大精微，殆无余义漏义。虽其诠释不虑而知，所举二例皆欠佳，亦读者会意可耳。罗氏言天人之际，乾知坤能，知与觉打成一个，及诫一种灵明光景之胶结凝固，却要率性达命，以命成就性，虽圣人复起，无以易其说。又其言敬畏小心，亦极令人思。

    窃以道有微有显，故孔子言仁，必有事以表之，而孟子亦言性必及命，仁义常并举，此所以能推，且皎皎与世人共显见也。自宋儒始多言性理，虽亦言推，而亦惟言推之理，罕言推之事，遂自成一理学，然彼时矫佛学之余弊，盖有不得不然者，且彼时历史典章文物之正，可与万民显见者固具存，故虽理学中分派别，但一般人则对于无论朱陆之言皆能无惑，以为皆是对的。而今日则不然。清末以来，典章制度皆变动未成定，乃至对历史及眼前事物皆荡失无信，然后更怀疑及于先圣之学，而欲以西洋哲学以代之。故今日哲学，必微显并举，而以显证微，与宋明理学之着力处有同有不同也。

    拙著《山河岁月》全书亦惟礼乐二字，且意在于求显，庶几“圣人出而万物睹”，其向往，则吾志也，其至或不至，则吾力也。及出版后，则又怅然，觉今时解人寥寥。盖今时青年，其思考方法皆错，故学问之诚亦无自而生，而大陆知友处又不能寄去，遂若此书专为吾兄而写矣。

    抑又有言者。孔子辨华夷，孟子拒杨墨，韩愈谏崇佛，宋明理学家多曾研究释氏之学，而弃去不言，今吾兄与牟先生揭圣贤之学，以与西洋哲学相驰骋，但仍若有所留恋于西洋哲学者，此则于己似尚未能止于至善，而好恶之诚亦尚未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于人更未足以祛当世之惑，致学生以为圣贤之学与西洋哲学可以互相补足。弟此言或过于直，然惟仁人能受尽言，故于兄不敢隐耳。

    ………

    唐君毅致胡兰成（1954年4月4日）

    兰成仁兄：

    三月廿七日示奉悉。大著十册亦并奉到，当求能读者赠之。大著竟不获入台湾，可叹！但此间书籍杂志，不准入台者，仍可零星寄入，则大著寄与牟、徐（牟宗三、徐复观——作者注）二先生者当可收到也。如兄尚未寄出，可由兄签名，弟代设法转寄。承教各端甚感，唯弟尚觉言有各端，或求应理，或求应机，亦不能一格。弟对大著，觉颇能欣赏，有如见空谷幽兰之感。唯当世阴霾，仍须一刚健之精神，乃能拨乱反正。且吾人说自己话，亦须了解他人之话，否则终互不相知而已。故弟对西方学术，恒觉不敢忽视，如宋明理学家之辟佛，亦未尝不多读佛书，并对之有所取资，只须大本大源未变，固不失其为儒也。弟复尚念所求乎朋必先施之，友道如此，而对并世之其他文化民族，亦当如此。吾求他人了解吾祖宗之文化，则吾亦愿了解他人之长，此亦恕之义也。不知吾兄以为如何。……

    从以上来往信中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见解已然不同，唐君毅已不如以往那样对胡兰成一味客气美言，而是明白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不过，此时，唐君毅称赞胡兰成“言中国文化如话家常，于历史上之问题所在、争论所在，恒片言折狱，省却无限闲言语，此最不可及”等等，还不是完全的客套。

    但以后几年，两人之间的见解差距就越来越大，终至于完全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典型的可以两人间1964年的一次通信往还为例。

    先是胡兰成九月二十日给唐君毅写了封三千余字的信，三千余字的信已够长，可不待回信，九月二十九日胡兰成又写了封一万余字的更长的信。他说些什么呢？信太长，只能摘引片断文句以见大概。

    他说，“《大学》为中国文明之纲领，《心经》为印度文明之纲领”，“《大学》八段，自格物至修身，为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之所同，而即此已足使吾人于印度文明感觉亲切，若西洋则于此格物已落无明也”。而“讲格物，禅宗实有非凡的精彩”，可接着又是“言格物致知，无过于《易经》”。他以为“以东洋的是文明，而西洋的则是无明，文明与无明之分，始于格物。格物譬如数学的零、点、线、圆”。</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10）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10）

    他认为数学重要，是物理学基础，“而西洋社会学的建设依于哲学，哲学不足以比数学，故其劫毁相寻也。可比于数学之零、点、线、圆者，惟《四书》、《五经》里的乾坤、阴阳、仁义，而可比于数学之寥寥不多，几条基本定理者（亦曰自理），则为三纲五常，亦不多几条”，他认为“乾坤、阴阳仁义皇极是格物，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致知”。

    胡兰成算是将中国文明与他此时认为最坚实的数学拈搭起来了。这是他第一封信的主要内容。

    第二封信，主要是进一步阐释前一封信的内容。他首先说，格物是从张爱玲处得到启发，张说西洋文学里有“阻隔”，有“阻隔”就不能格物，《大学》中的格物好在不“学问化”，所以他和张爱玲就“不堕于哲学”。《论语》不好，开首就是个“学”字，“以为可有这么一种东西叫学问，如牛黄狗宝，如树瘿。老庄破之甚好。学问往往容易自成一物，此最是大忌”。这是说到唐君毅头上来了。

    然后，他说自己“先以数学印证佛经”，以后更发现“中国的诗文亦与数学与佛经共通”，由此“乃有悟于中国文明可大可久，与西洋无明劫毁相寻之故”。接着又是“中国文明的仁义可比是数学的点、线”，而从仁义演绎为五常，五常演绎为礼仪三千，“则可比数学的数百条定理与公式”。“以仁义为点、线而建设的人世，其人其物，如数学的世界无一不精妙”，中国的礼乐，也如数学的绝对等等，继而又是批评“西洋有社会而无人生，有地球而无世界”，中国是礼乐之世，而西洋精神只能堕于无明等等。

    他所领悟的这一套，在他说来是学数学的人也不懂的。最后他忍不住，差不多是直接指责唐君毅了，“于圣贤之学，我与新亚教学生的方法不同。可比京戏，我是上戏台上演唱的，而新亚教学生的是在后台化妆，背台词，分派生旦净丑等角色，到底亦不曾到得前台演唱。观众是看前台戏，没有想要去参观后台的。在前台上，观众只看他是刘备、曹操、诸葛亮，不觉其是生旦净丑等角色。新亚教的方法分析圣贤，等于分析的白马非马，不见一匹活马。我以为说圣贤之学不如说学圣贤，稍稍从学问解放如何呢”？

    胡兰成的意思应该很清楚了。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文明精妙，可比之于现代最坚实的数学，西洋文明不行，而唐君毅之类的学人死做学问没出路，他们教人的方法更不行。贬抑、嘲笑唐君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在胡兰成是一贯的，他曾向唐君毅声明：“弟来日本十五年矣，未尝拜见一学者，亦未尝到一图书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自恃才高学富，博览群籍，谈文化这一套，未必输于唐君毅，而你们这些整日价硁硁于图书馆埋首书案的学究教授，又能弄出什么名堂呢？其学问，充其量只是牛黄狗宝和树瘿（树瘤），教学生教的最终不过是“不见一匹活马”。

    这种说法，做法，简直是主动挑衅打上门去了。

    唐君毅不可能再沉默，他在10月17日也给胡兰成回了封长信，在他，已经是积郁了很长时间的事，这次算是一吐为快，他诚恳但也是坚定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对胡兰成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

    在信中，唐君毅首先说明了自己忙，不是忙得抽不出一小时写信，但忙得无心绪写。因为胡兰成接连写两封信之前，还有过一封信，也未得回信，唐君毅故先有此说明。接着唐君毅感叹新亚学院的办学状况，“今弟主持之哲学系之学生，毕业后皆无出路，故只得将人数尽量减少，致今年毕业者只一人。故校务与学务之重轻之势，与初衷适相颠倒”。这是现代工商社会的必然现象，但唐君毅跟着钱穆来香港办新亚的原旨就是延续弘扬中国文化，所以，唐君毅才有此“适相颠倒”的感叹。然后，就是针对胡兰成的回应了：

    弟由此更说到学术。兄不喜世间有所谓学问之一物，弟亦实未尝喜此。魏晋人之清谈之佳趣与禅宗之妙悟，弟亦非全不能了解。但此亦如人之头目、树木之花，乃人与树木之精英所在，而此精英则皆不能孤立而自存。以清谈与禅所自生之因缘观之，若无汉人注老注易之辛勤，则亦无清谈者言老言易之洒脱；若无法相般若华严天台诸宗之排比、法相科判经论之繁密，亦无禅宗说法之自在。处当今之世，以中国先哲之义理之精约而无统，遇西方之科学哲学之体系谨严组织网密者之闯入，直如铁丝网之入桃花林，更只有缤纷四散。徒惜落红，又何益哉？此处正须以菩萨心肠、金刚手腕，自树学问之规模，自严学术之阵地，方可望有以自立于今之世，以继绝学于当今。待此步作到，风尚已成，自有如昔之为清谈者与禅宗之徒，更于此刊落枝叶，以归简易。忆弟于十五、六岁时已多所冥悟会心，而与人言，人皆不解。盖此冥悟会心皆至轻灵缈渺之物，智者得之于一瞬，愚者千岁而不悟。弟后即思此中应建一桥梁，乃可使人由愚以达智，而转俗以成真，由此而泛览天下之书，不惮烦于粗恶繁难之义理之探求。盖知今之中国人非与学术义理有所建树，则偶发之智慧之精英亦终飘忽而无所寄也。此原彼天下之至精美者，必先本于粗恶，至简易者，恒必建基繁难；致知格物之事，亦恒须经粗恶历繁难，颠扑而不破，以为世立教。如兄所谓数学之公理至简易，此自亦可说；然自近代理论数学家观之，则对数学中之一一公理加以讨论辩说者，何止千百万言，而“0”之一观念，初原于印度，乃希腊罗马人历千年而不知者。而印度之有“0”之一夹念，又与其哲学上之“空”观相连。今之学术界对数之一、盯三、四之原之讨论，亦有种种，即弟哲学概论中所述之数万言，只能略涉其藩。而数学与逻辑之关系，更为今日之数学家哲学家所争论之一焦点。是皆见至简易者未尝不建基于至繁难。然此又非谓人人皆必历至繁乃能达至简。人有大慧，亦可一见至简即更不生疑，然此只可以自悟，不能立论以教人。立论教人则不能不历经曲折、尽其繁难，于是乃有学术。而此又非一人所能为功，故学术又待乎诸多人之合作，乃有近代之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此皆势之不得不然。此近代学术与近代之学术研究，皆兄所不喜，弟亦初不喜之，此固俗世之红尘也。然弟则深观人类学术文化之大势，知吾人非往此红尘走一遭，亦无超凡入圣之途。此则弟与兄之终不同。兄之闲与弟之忙，亦因此而不同，而亦不必求其强同也。</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11）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11）

    不惮烦引这么长，主要因为唐君毅这段话说得非常好。

    其一，他说明了自己做学问的基本动机和方法。中国传统文人的坐而论道、茶酒清谈的佳趣和妙悟，他不是不懂，但处当今之世，“以中国先哲之义理之精约而无统，遇西方之科学哲学之体系谨严组织网密者之闯入，直如铁丝网之入桃花林，更只有缤纷四散。徒惜落红，又何益哉？”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早已抠出了无数新路子和新方法，中国学问的零散和混乱，若不循西方大道，若不与西方学术结合，断无出路，如此“方可望有以自立于今之世，以继绝学于当今”。这里没有任何可讨巧的，只有“经粗恶历繁难”，才可达颠扑不破、为世立教的完美之境。

    其二，唐君毅指斥了胡兰成浅薄无知和落伍腐朽，却还沾沾自喜的态度。胡自以为清谈可得趣，弄点《易经》、禅宗即可妙悟，想凭偶发之智慧就来谈世界之大道、人类之义理道德，这完全是无根之基，无花之木，“终飘忽而无所寄”的零碎思绪，或说是胡思乱想。当今是什么时代？居然还想凭直观小聪明来谈大学问？胡兰成还以不进图书馆、不和学者接触交流相标榜，居然凌空蹈虚地灵机一动大谈起什么数学中的零和点、线、面之类，他都不知自己的笑话，还由数学胡扯到哲学，西方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他完全摸不着门，这里怎能有他开口的份？唐君毅教训他，自己写了数万言，还只刚刚谈了个开头。

    胡兰成动辄就给唐君毅写长信，天马行空，大话连篇，胡谈一气，朱西宁曾在文章中也提到，见过胡写的长信，奇怪竟会有人写如此“长的离谱”的信[17]。在此，唐君毅直截了当地告知胡兰成，此之忙而彼之闲，自己在做学问，而你闲聊，由无聊而闲聊，这是两人的根本不同。你这点东西自悟或自娱自乐当然可以，但想用以教人，何从谈起呢？

    两人虽相识相交多年，而且交情可说持续终身，但两人的学问路径早已违离。可以说胡兰成始终在原地踏步，仍是他中国古代文人凭直觉顿悟，用诗论词话点评那一套，似有所指，实为无物，合纵论横，空话大话连篇。他在刘老先生面前还能混个场面，因为刘老先生本就是如此出身，但在受过现代学问训练的夏承焘面前就通不过，几次接谈后就明白了他的斤两，所以对他来信说在大学讲演，还写学术文章的吹牛，就怀疑其“是何种学术也”？唐君毅何尝不知道？他早已看出胡兰成旧文人这一套的无聊和没落，你不提也就罢了，大家客气，可你既然喋喋不休地吵上门来，那就干脆明白地向你道明，以后也不用再多来烦了。

    对胡兰成准备写的那部包罗万象的大著《闲书》，按他的说法是：“为当代的人所写道德教科书”，“内容为天篇、地篇、人篇及历史、政治、文章、宗教、艺术、数学、哲学、科学、养生各篇，及道德之幅篇”。唐君毅婉转也是诚挚地劝他：“吾兄之思想见地自是天外游龙，不在藩篱之内，弟亦略能欣赏。大著闲书能写成自必可益人之神思。望早着笔。兄文能‘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此亦当世之所无也。弟去岁曾有一文论言与默，盖亦尝感多言人未必相喻，不如少言，少言不如不言，故写此文，意在‘归默’。言归默仍是言，则此中有一吊诡，是无可奈何者。”（1965年10月28日给胡兰成信）这是显然劝他罢手不要再写了。胡兰成当然不肯罢手，除这部书外，以后又写了用日文出版的《自然学》（1972）和在台湾讲学用的《华学科学与哲学》（1974）。写了之后还洋洋自得地逼人谈意见，弄得唐只能告知他根本不通：“兄文即事言理，理如天外飞来，事则当下指点，具见行文之际，灵光自耀；皆佩服之至。至于有关佛学教理，如赖耶识及科学中数学物理学之理论，与历史考证之类，依世间学术讨论，自有种种葛藤待于疏导，但兄之此著原是六经注我，读者心知其意，亦可相契于言语之外也。”（1969年8月25日给胡兰成信）

    胡兰成是极端聪明的，自学成才，且才气纵横才情斐然，他的文章漂亮，“散文纪实”体别具一格，那是肯定的。但要说是什么“学者散文”，那就要看从什么背景讲的“学”了，若指现代学问、现代学术，那就是谬奖了，因为胡兰成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不过，这与他的文章好坏无关。胡兰成的无学，很不幸，早年是因为缺乏教育，没有机会进大学或从师接受专业训练，以后则是为他旧文人的孤傲习气所限，使他不但不自醒，反是自得自傲地看不起现代学术。

    胡兰成确是博览群书，也能观察和分析，做点策论和形势预测是可以的，在政治尚未走上轨道之前更是绰绰有余的，就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者流，东方不亮西方亮，终有出头显贵的一日，而中国政治在半个世纪前，其实与春秋战国时代并无本质的区别，这就是胡兰成投身汪伪政府得以显露的时代原因。中国文人读点易，懂点禅，洋洋洒洒写点文章确有可观，但这仅限于现代之前，仅限于他所谓的“散文纪实”体。若想伸展出去弄学问，那就难免要出洋相。中国近代本已落后于西方，当进入现代社会，他若以为再能用旧文人那套，有所会心即发宏论，那真是弄错了时代。中国学问若不加以西方学术方法的改造，是再也搞不出名堂的了，唐君毅等人已经看得很清楚，胡兰成却是至死不悟，连现代学问门径都不摸，却来谈什么数学和逻辑，实在可笑复可怜。胡兰成所有这些学术著述和文章，都只是一个落伍文人的随便谈谈，看着玩玩可以，却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12）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12）

    注释

    [1]唐君毅(1909-1978)，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四川宜宾人。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旧学教育，就读于北京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青年时代受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影响，曾任教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江南大学等。1949年赴香港，与钱穆等创办新亚书院，兼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1958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受聘为该校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曾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日本、南朝鲜及欧洲各国参加学术会议、学术演讲。1978年2月病逝于九龙浸会医院，葬于台北市观音山朝阳墓园。主要著作有《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心物与人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和《哲学概论》等。

    [2]唐君毅1950年9月日记，此日记为选录，由“胡兰成吧”版主charliechan30整理编辑，自1950年始至1974年止，“将唐君毅日记中有关胡先生的记事一一检出，以供各位朋友参考”。

    [3]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良时燕婉》。

    [4]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50年10月16日记曰：“晨接张嘉仪九月廿九东京书，由香港唐君毅转来。嘉仪过杭北上，数月无消息。云中秋到日本，过文字生活，每月写六千字，可维持一家三四口。有时亦去大学作学术演讲，不知所写所讲是何种学术也。”《夏承焘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联合出版。

    [5]梁漱溟《怀念哲人唐君毅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367期。

    [6]胡兰成1951年1月27日给唐君毅信，本书所引所有胡兰成与唐君毅之间通信，均转引自网上论坛“张迷客厅”或“胡兰成吧”。

    [7]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闲愁记》。

    [8]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春带》。

    [9]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良时燕婉》。

    [10]汪中（1744-1791），中国清代学者，骈文家，字容甫，江都（今属江苏）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贡生，后绝意仕进，私淑顾炎武，为经世致用之学，在文、史、哲方面均有成就，其骈文在清代被誉为格调最高之作，知名作品有《哀盐船文》《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和《狐父之盗颂》等。著有《述学》六卷、《广陵通典》十卷、《容甫遗诗》六卷。近人古直为其部分骈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11]《搜神记》，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集，东晋干宝（？-336）编撰。《晋书?干宝传》言干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搜神记》原本已散失，今本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二十卷，有各类故事四百五十余。所记多为神灵怪异之事，著名篇章有《干将莫邪》《李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董永》等。《搜神记》影响深远，唐传奇，蒲松龄《聊斋志异》、神话剧《天仙配》以及许多小说、戏曲均受其影响。

    [12]莫愁，古乐府中所传女子，一说为石城（今罕钟祥）人，善歌谣，今其地有莫愁村。一说为洛阳人，十五岁嫁为卢家妇。或将石城误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今其地有莫愁海萧衍有《莫愁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李商隐有《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岛，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苏小小，南齐时钱塘名妓，相传先与阮郁相爱，阮负心遭弃，后资助书生鲍仁科考。苏十九岁因病咯血而死，鲍仁金榜题名，出任滑州刺史赴任时途经苏家，恰遇苏亡，鲍一身丧服亲送灵枢葬于西拎桥畔，树碑题曰：钱塘苏小小之墓。鲍临行前哭祭道：“倘不能为民做主，我鲍仁定来墓前厮守。”后世白居易、李贺、元遗山、袁宏道、徐渭、朱彝尊等人均有咏苏诗作。苏墓“文化大革命”前夕被毁，2004年杭州重修苏小小墓。

    [13]来去信件均见胡兰成《今生今世?闲愁记》。

    [14]张爱玲《致夏志清信》，转引自网上论坛“张迷客厅”。

    [15]江弱水《胡兰成的人格与文体》，网上论坛“张迷客厅”或“胡兰成吧”。

    [16]这是一位以sauvequipeut（法语：溃散、四散逃生之意）问名作者所写，载自网上论坛“张迷客厅”或“胡兰成吧”。

    [17]见朱天文《花忆前身》，《万象》月刊2001年第2期。</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台湾的尾声（1）

    第十六章台湾的尾声（1）

    台湾讲学

    六十年代末，胡兰成曾请唐君毅设法，给他找机会去台湾教书：“弟今年六十四矣，为学晚而始成，乃有授徒之能，倘在台湾有可任教之机会，乞兄一留意焉。”（胡兰成1969年12月30日给唐君毅信）为此，他既发牢骚又兼说服地告唐，经过八年抗战胜利，日本一般国民已不再轻蔑中国人，中国一般国民也对日本已消仇雪恨，双方无所谓了，只是中国文化人至今仍仇恨日本，这是思想空虚的表现，而今天要学习世界上的新思想、新知识，第一就是要向日本学习云云。

    胡兰成想“授徒”“任教”，当然不是指如他年轻时那样去教中学，而是要在大学里开课。

    他为何突然觉得自己有了“授徒之能”呢？除了他自以为完全掌握的中国文化外，近两年他还读了几本科学书，特别是日本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冈洁和汤川秀树[1]的著作。按胡兰成所有的科学知识的程度，他能否真正读懂呢？不管它，他却从中看到了科学家在研究中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又开始上下古今、海阔天空地联系，认为用中国的《易经》以及那几个俗滥的格物致知、抽象具象概念，然后又是孔子，又是老庄，再加以佛教、禅宗等等套上去，就这样，被他三下五除二地加以解决了。他的这些感想，以后写了一本七万字的《自然学》，1972年还由一个名为“梅田开拓筵”的机构给他用日文出版了。

    凭此，他就向唐君毅要求，为他设法找机会去台湾讲学了。

    唐君毅像是并没有认真看待此事，也不曾负责推荐。

    这是现存公开发表的胡唐之间的通信中，胡兰成给唐君毅的最后一封信。不过两人之间并不曾为此而断绝关系，唐君毅此时已是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学者，自是要慎重负责，他不推荐，那是基于他对胡兰成学问的看法和态度，这早在他给胡兰成的信中已讲清楚的。

    所以，尽管胡兰成对自己的将现代科学与《易经》打通的“发现”极为认真，对自己古今中外的学问也极为自信，可去台湾讲学当时却无下文。

    学问是个问题，胡兰成在参加汪伪政府的汉奸经历也是个问题，出于政治上的权宜，国民党高官或许秘密约见过胡兰成，但那是胡兰成在日本还有点舆论声势的时候，其时朝鲜战争，东北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台湾国民党需要从各方面了解日本的动向和趋向。政治上一无需要，一切当然就谈不上。胡兰成教训他人，不应一概地仇视日本，向世界学习新知首先应向日本学习等等，意思自然不错，但由他这样的人口中说出，总令人感到别扭和滑稽。一般文化人对日本反感，一般文化人对他这个前朝汉奸也同样反感，或许是更为反感，国民党前中央社社长胡健中去日本，胡兰成与佘爱珍均求一见，胡健中拒不见面。

    直到四五年后的1974年，胡兰成应台湾文化大学之邀赴台湾，才得以偿其在台湾教书的愿望。

    台湾文化大学为国民党中常委张其昀[1]创办，原是一所台湾“教涌”未予注册的私立大学，设在台北北投东北面阳明山即草山的华冈，其宗旨是“发扬中国文化、弘扬中国学术”。文化大学自1962年开始筹备，最初只有研究部，名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次年开办夜大学四个系以后，方才对外正式招生，易名为中国文化学院。学院是亦学亦商，设有一“华冈兴业基金会”，建立了一个“华冈兴业公司”，所得利润用以支持学院的发展。文化学院办学规模逐年扩展，1980年，由台湾“教涌”核准，才改为中国文化大学。这样一个背景和历史的大学，胡兰成的学问路数自然符合其需要。

    但胡兰成得以成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原因。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接着中日建交，台湾与日本“断交”，然后就是受中美关系影响的一系列国家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断交，台湾在国际上渐形孤立。外交影响及于政治，台湾于是不得不在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松动，以便结纳最为广泛的同情者，由此，胡兰成这类前朝汉奸才得以在台湾出入。1972年9月台湾与日本“断交”，胡兰成10月即随华侨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台湾十天，陈立夫[3]、张其昀与胡兰成见了面，陈、张两人邀请他到文化学院教书。

    可入境手续仍然难办。事情拖了两年，直到1974年年中，胡兰成才得以从基隆进入台湾，入住华冈中国文化学院，秋季学期开课，胡兰成终于登上了大学讲坛，开讲的课程名为“华学科学与哲学”。可能由于台湾青年一辈对胡兰成过去历史的无知，也可能其时的文化学院只是一所小规模民办大学，胡兰成安然在华冈讲课一年，不曾为外界注意。

    胡兰成引起台湾公众注意，并遭到文化界强烈斥责，还是由于他的书，他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

    不久之前，由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4]对张爱玲的高度评价，张爱玲在港台地区逐渐成为明星似的“热点人物”。台湾远景出版公司沈登恩在得知“张爱玲以前的先生”此时就近在台湾，马上找到华冈拜访。虽然胡兰成的两种书以前都在香港销过，沈登恩却从未见过，于是胡兰成向沈自荐了《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沈读后当即与胡兰成签订了出版合同。1975年1月，《山河岁月》由远流出版，远流版删去了原书中一章。</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台湾的尾声（2）

    第十六章台湾的尾声（2）

    《山河岁月》上市两月，因可读性不高，加上胡兰成在台湾的知名度有限，销路平平。但胡兰成的书和人却引起了台湾文化界的注意，报上开始出现文章批责胡兰成，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著文，痛斥胡兰成“现在非但不深自歉疚，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5]著名文化人胡秋原以周同的笔名在《中华杂志》上撰文批胡兰成：“公然在此处坐拥皋比，瞎说乱道，歌颂日本，误人子弟……青年、家长和文化界人士，都有权抗议，应请教涌取缔的。”[6]不久，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即以《山河岁月》“内容不妥”，违反“台湾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为据予以查禁。1976年6月，《今生今世》出版时，胡兰成鉴于《山河岁月》的教训，遂向远流出版社主动提出删除“渔樵闲话”一章，此外再加上其他有违碍之处的删减，远流版《今生今世》总共删除了九万字。

    台湾社会对胡兰成的批评，波及到了学校。1975年秋季开学，胡兰成兴致很高一下子开了三门课：“禅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日本文学概论”。文化学院的教授、学生联合投书报社，既谴责《山河岁月》，也质疑胡兰成的上课资格。文化学院在此压力下，迎合社会舆论，一个月后，校方正式通知胡兰成停止上课。不过，学校还是给了他面子，仍让他以学校教授的身份留校，他就待在华冈宿舍中将教课讲义“华学、科学与哲学”修改整理成书。可好景不长，不久，校方又下条子限令他即刻离校，说是：最近接获校内外各方反应，对阁下留住本校多有强烈反感，为策本校校誉与阁下安全，建议阁下立自本校园迁出云云。胡兰成自己说，这不是出于院方的意思，完全是某个私人恩怨的举动。幸好有朱西宁的即时相帮，让胡兰成住到了自己家里。不然，胡兰成真要狼狈得流落街头无处安身了。

    也幸好有这一移居，给胡兰成开出了一块新天地，使他得以与朱家姐妹朱天文、朱天心相识相知，以后朱家姐妹的发展以及“三三”文学社团的成立都有他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他在台湾的最大成就，也给自己的晚年找到了最后的安慰。

    朱家姐妹

    朱西宁是台湾有影响的作家，他还是张爱玲的热烈崇拜者，七十年代初，朱西宁发表长文《一朝风月二十八年》，详细记述了自己如何在中学时代开始迷上张爱玲，张爱玲的作品如何给了他“一个新的世界，全然的新的世界”。除了张爱玲的早年在上海创作的作品之外，朱西宁也如胡兰成那样，大肆夸赞张爱玲于大陆解放后新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其时，朱西宁正与他人一起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部，所选作品一百二十万字，共九十八位现代小说家，“我们选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五四遗事》，并且把她排为第一位。我想，这样做，必会获致中国现代小说家们的赞同。说她是中国现代小说家的第一人，她是当得起的”。[7]

    正因为这篇文章，以后张爱玲曾亲笔题签赠书给朱西宁，两人之间来往通垢次信。

    当朱西宁听说胡兰成在阳明山华冈中华文化学院教书，曾带着全家到华冈拜访过胡兰成，自然他不是冲胡兰成来，而是为张爱玲的缘故。因此，当胡兰成被文化学院下逐客令赶出，朱西宁立即将胡兰成接到了自己家中。

    胡兰成借住到了朱西宁家的隔壁，日常起居饮食均由朱家料理，朱西宁还为他购置了几千元的家具。朱西宁死心塌地维护胡兰成，引起了台湾许多作家的不满，为此几乎与朱断了往来。朱西宁却不管不顾，他还替胡兰成在台湾的狼狈遭遇愤愤不平，以后写了本影射此事的小说《猎狐记》，以狐喻胡。

    搬入朱家，最令胡兰成高兴的是，朱家不只是朱西宁，朱家还有两个妙龄少女朱天文、朱天心，不然，两个小老头整日价面对枯坐，有何意味？朱天文、朱天心受其父亲的影响，也是“张迷”，也在学写小说文章。无论是张爱玲，还是写文章，都是胡兰成最富有的资源，他与朱家两姐妹自有说不完的话。当然，此时的胡兰成年龄、身份在，不可能再动歪脑筋，况且还有那位对胡兰成男女之事极为反感的朱家主妇在旁时刻警惕着，胡兰成要想动心也绝对得不了手。但日日与聪明伶俐的少女盘桓说笑，以教师身份指导两姐妹读书作文，在他是最开心的事了。自五月搬进朱家至十一月离台返日，他每日就与朱家父女谈笑游玩，还写完了《禅是一枝花》。这半年时光是胡兰成在台湾最后的日子。

    十一月胡兰成离台返日，他原计划第二年再去台湾，却一延再延，最后还是临时取消了随华侨团去台的行程。他在给朱西宁信上提到保罗到罗马的命运，说什么耶稣与保罗都不是罗马政府要取缔，是以色列人的长老跟祭司们必要政府钉死他。苏格拉底也不是雅典政府要办他，是雅典的文化人必要政府处死他。他是自比保罗和苏格拉底，将上次在台湾受到余光中、胡秋原等人的批评视为台湾的文化人要害他，有过这样的教训，他害怕得敛步不前了。朱天文指他：“一旦小心起来，小心得几近神经质。”</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台湾的尾声（3）

    第十六章台湾的尾声（3）

    胡兰成虽然再没去成台湾，台湾的“三三”文学社却因他而起。

    据朱天文的说法，胡兰成“可说是煽动了我们的青春”，因此“热切想找到一个名目去奉献”[8]，于是，以朱家姐妹为中心的“三三”文学社于次年成立，接着开始筹办刊物，而最后就办出了《三券刊》。

    胡兰成远在日本，日夜挂念着朱家姐妹，他在日本写字出卖为“三三”筹集了第一笔办刊费。他关注着“三三社”的成长，《三券刊》前后出了二十八辑，除最后一辑外，他每辑都写信加以评点。胡兰成自己也杂在这批年轻人中间，化名李磬写文章，他最后几年的文章主要就是为“三三”而写，也在《三券刊》上发。他为“三三”确是尽了很大的心力。胡兰成一辈子离不开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就是所谓“夫妻之好”，他与朱家姐妹的交往却是纯正而严肃，帮助“三三”应算是办了件正事和大好事。而此时，事实上他除了朱家姐妹外，也没有其他任何精神寄托了。

    胡兰成与其他人几乎已不相往来。池田和清水已是过往的事，唐君毅患病多年，当他在台湾文化学院任教时，唐君毅曾到华冈来看过他，这也是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两年后唐君毅即去世。其实，如前所述，胡兰成与唐君毅两人之间也早已道不同不相为谋了。老友渐绝，旧交日稀，他慨叹：“大家都对我不高兴了，几至友谊全熄，我也不觉孤寂。”他那一套悬空议论以及他那近似笑话的重要发现“大自然五基本法则”，能向朱家姐妹宣讲，朱家姐妹也像是能虔诚聆听，确是他晚年孤寂生活中的最大安慰了。

    朱家姐妹也对他作了最大的回报，为出版他的《禅是一枝花》，而成立了“三三书坊”，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他的《中国礼乐》和《中国文学史话》。他去世那年，出版了他的《今日何日兮》以为纪念。胡兰成教过的学生不在少数，只有朱家姐妹是他的忠心的“传人”，不仅写的文章“胡腔张调”，十年以后，“三三书坊”更为他隆重地推出了《胡兰成全集》九册。

    寂寥的尾声

    胡兰成日渐老迈，还是不忘世情国事，中日之间、日台之间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不安于位要发议论，议论不足则写，写之不足则上具，他曾由此得名立身，这一习惯在他也是至死不改。他刚到台湾就上书蒋经国，陈言改革方案，他应该知道，蒋经国与日本有杀母之仇，对他这样一个托庇于日本的旧日汉奸是绝不会加以理睬的。中国大陆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他居然又写万言书给邓小平，他真的是老来昏愦，连朱家姐妹都看出，他这些举动只是他自己所谓的“无名目的大志”，百无聊赖下的胡思乱想。

    胡兰成著述不辍，他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却没想到死之将至，去世一年前，他想写一部《民国史》和一部《中国的女人》，他写了《女人论》，接着写《中国的女人》，却没能写完。

    1981年7月25日，中午，胡兰成出门去寄信，回家后冲了个冷水澡躺下休息，随即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离世时，仅佘爱珍和佘的女儿伴其身边，他对佘爱珍说：“以后你冷清了。”

    胡兰成葬于东京福生，预定佘爱珍死后两人合葬一处。

    墓碑上刻有胡兰成自书“幽兰”二字。

    注释

    [1]汤川秀树（1907-1981），日本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大阪帝国大学博士学位，回京都大学任物理学教授至1970年，曾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任职，1946年在日本创办世界重要物理学英文杂志《理论物理学进展》，1953-1970年任京都基础物理研究所所长。1935年在大阪大学任讲师时，发表核力介子场理论，用来解释原子核内作用力，预言处于电子和质子之间粒子的存在。1947年c.f.鲍威尔等人在宇宙线中发现了其所预言的介子，称π介子，为此研究和预言获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笃好古籍，研读过中国《庄子》。

    [2]张其昀（1901-1985），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字晓峰，浙江宁波人。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秘书长等职，在台先后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著有《本国地理》《政治地理学》《中华五千年史》等。

    [3]陈立夫（1900-2001），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原名祖燕，浙江湖州人。1923年北洋大学矿科毕业，往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初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左右，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教涌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与其兄陈果夫组织“中央俱乐部”，在国民党内形成cc集团，控制国民党党部。其所控制的调查科抗战后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专事反对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1949年去台湾，1951年去美国，1969年回台湾，历任“总统府”资闸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1988年7月，与中央评议会34名委员向台湾当局提案，主张以台湾资金科技和大陆人力资源合为互惠基础，建设中华，公开主张一个中国。主编有《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著有《唯生论》《生之原理》《四书道贯》《孟子之政治思想》，译有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等。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fiction），原为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刘绍铭等人翻译的首个中文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出版，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重新印行了此一版本。

    [5]余光中《山河岁月话渔樵》，台湾《书评书目》1974年5月刊。

    [6]朱西亩一朝风月二十八年》，1971年5月30日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7]朱天文《花忆前身》，《万象》月刊2001年第2期。

    [8]《胡兰成致邓小平书》，网名为“西摩贝”者在“张迷客厅”“胡兰成吧”发表。</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年 表（1）

    年表（1）

    胡兰成，原名胡积蕊，小名蕊生。父胡秀铭，母吴菊花。胡母为续弦，前妻宓氏生二子，胡母生五子。胡兰成共兄弟七人，胡兰成排名第六，大哥胡积润，二哥胡积忠，三哥胡积义，四哥胡梦生，五哥胡怀生，七弟胡周有。

    1906年　 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嵊县廿二都下北乡胡村。

    1913年　（7岁）入胡村小学读书。

    1918年　（12岁）认上虞县俞傅村俞氏为义父，以后读书由义父供应，三年后义父

    病故，义母继续供应，并出资为胡兰成娶亲买地，胡前后受俞家约千金（银元）之恩。

    1919年　（13岁）入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读书。

    1920年　（14岁）绍兴第五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学期，学校闹学潮无法上课，回家。

    在绍兴前后两年，食宿在三哥家。课余常去三哥兵营中玩耍，结识熊剑东。

    1921年　（15岁）随表哥吴雪帆到杭州，考进教会学校蕙兰中学，读书四年。

    任校刊英文总编辑，为刊事与校方发生冲突，临毕业前被学校开除。

    在杭州四年间曾拜周承德为师学书法，先后临魏碑、隶、篆、章、草等帖。

    因表哥关系，结识汪静之等“湖畔社”诗人。

    1925年　（19岁）9月，父亲病故。

    10月，与本县唐溪唐玉凤成婚。

    结婚前后，在胡村小学堂教书。

    1926年　（20岁）3月，去杭州邮电局做邮务生，仅三个月，因与局长发生冲突被

    开除。

    8月，去北京，由同学介绍担任燕大副校长办公室文员。

    儿子胡启出生。

    加入国民党，参加卿汝楫领导的燕大小组活动，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7年　（21岁）7月南归回家。在家闲住半年。

    1928年　（22岁）往南京求职不果，在杭州蕙兰同学斯颂德斯家闲住一年。欲勾搭

    斯颂德妹，被请出斯家。

    1929年　（23岁）又来杭州，在斯家闲住几月。

    表哥吴雪帆担任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校长，进该校教书。

    1930年　（24岁）转入萧山湘湖师范教书，前后两年。

    1931年　（25岁）女儿棣云出生。

    年底回家，欲往广西教书做准备。

    1932年　（26岁）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去广西受阻。

    5月妻子唐玉凤病故。

    7月，卖去义父母所赠地产作路费，与陈海帆、马孝安结伴由崔真吾引领去广西，进南宁广西第一中学任文史教员。

    1933年　（27岁）3月，寄《西江上》给鲁迅指教。

    9月，转入百色广西第五中学教书。

    与全慧文结婚。

    1934年　（28岁）9月，转入柳州广西第四中学教书。

    1936年　（30岁）6月，“两广六一事变”发生。

    因在《柳州日报》上发表言论，事变结束后被逮捕，军法审判入狱，从狱中写信给白崇禧，经人营救，入狱三十三天后被释放，并得路费五百元。

    1937年　（31岁）年初与全慧文携儿子宁生北归，女儿小芸留广西全妹处。

    回嵊县胡村老家，次女棣云已死，与玉凤同椁。

    撰写“中国手工业”和“关税”两文在上海《中华日报》发表，两文被日本杂志翻译转载。

    4月，受聘为《中华日报》主笔，往上海。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八年抗日战争开始。

    8月13日，“淞沪会战”，持续三月。迁入上海法租界。

    9月，全慧文第三次生产，新生儿病，无钱医治二十天后夭折。

    11月，上海沦陷，《中华日报》停刊，随林柏生往香港，转入《南华日报》

    1938年　（32岁）任香港《南华日报》编辑，月薪六十元港币，以“流沙”问名

    写社论，同时兼职“蔚蓝书店”为研究助理，研究国际形势，编辑国际通讯，与同乡“国际周报”主编樊仲云接近。

    因住邻关系结识杜衡、穆时英、戴望舒、张光宇、路易斯等诗人作家，与杜衡较接近。

    12月30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决意加入汪精卫所倡导之“和平”投降运动。

    1939年　（33岁）为汪精卫“和平”投降运动在《南华日报》写社论时评造舆论，

    提出所谓“战难和亦不易”，引起公众注意，受汪夫妇青睐，一年内写文章一百多篇。

    陈璧君到香港约见，月薪从六十元提升至三百六十元。

    7月，带全家回上海。

    受汪精卫第一次接见。

    上海《中华日报》复刊，出任总主笔、社论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汪精卫秘书。

    8月28日，汪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参加会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40年　（34岁）3月，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担任行政院宣传部次长。

    1941年　（35岁）出任上海《国民新闻》报社长。

    与全慧文离婚，与应英娣结婚。

    12月，随汪伪政府代表团去日本，祝贺日本太平洋战争及建国二千六百年，四天后离团先期回国。

    1942年　（36岁）年初，因在上海《国民新闻》刊载批评文章，被解除宣传部次长职。

    五六月间，被任为汪伪政府行政院法制局局长。

    1943年　（37岁）五六月间，汪伪政府取消法制局设置，改任经济委员会特别委员。

    9月，李士群被上海日本宪兵毒死。

    11月，参加日本使馆恳谈会，与池田笃记结识，因反对汪伪政府文章的传播，被拘系狱。

    张爱玲、苏青去周佛海家为其说情。

    1944年　（38岁）因池田相救及日本方面的压力，农历除夕被释，被系四十八天。

    2月，往上海与张爱玲频繁来往，相知相恋。

    四五月间，与应英娣离婚，与张爱玲订婚书结合，是年张爱玲二十三岁。

    7月，日本侵略军最后一次南下，应日军华中司令部邀请到汉口，与司令部参谋会见谈军纪问题和作“学术演讲”。</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年 表（2）

    年表（2）

    11月，在日本人安排下，带沈启无、关永吉西飞汉口接管《大敞》。报社在汉口，住汉阳县医院，每日渡汉水来往。

    12月，重庆空袭频密，28日重庆出动二百架飞机反复轰炸四小时，汉口五分之一夷为平地，第二日全城出逃一空。

    1945年　（39岁）年初，与汉阳县医院护士周训德（小周）恋爱结合。

    3月，回上海，先到南京，见陈公博，与池田秉烛夜谈，浩叹日本败局已定。

    到上海与张爱玲说小周事。

    送侄女青芸去杭州结婚。

    5月，回汉口。

    8月，日本投降。

    与汪伪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商量，抵制重庆接收，宣布武汉独立，妄想武装割据“开创新局”。

    染上登革热患病一周，痊愈下床，邹平凡已向重庆投降。

    与重庆接收大员袁雍见面，打电报给重庆陶希圣，请其向官方说情，未得回音。

    安排小周，接收后三日离开医院，躲入武汉日军司令部。

    9月2日，乔装日军伤员，搭日军伤兵船往南京。

    经南京到上海，匿居虹口日本居民家中。

    与池田见面，通过池田向日方献策，不纳。

    离开虹口，在张爱玲处一晚，约青芸来见。

    9月22日离上海逃往浙江。

    经杭州到绍兴，投奔诸暨乡间斯家。

    几次出入斯家，心惊胆战，东躲西藏，在山里住一月。

    12月1日走金华，无法安身，由范秀美伴送往温州，三日同行到丽水，两人即结为“夫妻之好”。

    1946年　（40岁）1月，用假名张嘉仪，与范秀美居于秀美娘家。

    2月，张爱玲来温州相会。

    三四月间，为躲避检查，与秀美再逃回诸暨斯家，独居斯家楼上，从春到秋八个月，写“武汉记”五十万字。

    10月，取道上海回温州。

    1947年　（41岁）在籀园图书馆读书，去信冯文炳谈佛，冯回信批驳。去信梁漱

    溟，得梁回信。

    与温州耆宿刘景晨相识，得刘器重，转为介绍结识夏承焘等人，由此在温州站稳脚跟。

    开始写《山河岁月》，最初稿本名之为《中国文明的前身与今身》。

    张爱玲来信断绝关系。

    9月，经刘景晨、夏承焘介绍，被温州中学聘为教师，搬入学校宿舍。由夏承焘关系，与同事徐步奎（方震）相交。

    10，秀美回温州，夫妻拜见刘景晨，秀美扬眉吐气。

    1948年　（42岁）2月，调雁荡山淮南中学教务主任，与秀美同行。秀美在校半月后

    自回杭州蚕种场。

    9月辞教务主任专职教书，写《山河岁月》。

    见雁荡山军队“三五支队”有好感。

    12月，国民党军包围学校抄查，押送师生离校，就此解散学校。

    1949年　（43岁）2月，仍回温州中学教书。

    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继上海、杭州，温州解放。

    9月，转殴海中学。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国庆游行。

    1950年　（44岁）一学期结束，被学校罢免教职，仍居学校宿舍。

    3月，离开温州北返。先到杭州，与秀美、斯太太见面，去浙江大学看望夏承焘，话不投机。

    到上海寄居于熊剑东家，熊已死，唯熊太太在。

    去爱丁顿公寓寻张爱玲，已人去楼空。

    在熊家遇邹平凡，与邹平凡月底经广州逃往香港。

    恢复本来姓名。

    写信给台湾陶希圣请求帮忙。

    6月，朝鲜战争发生，陶希圣回信无从帮忙。

    寻樊仲云、林柏生太太等人帮忙，均无获。得熊太太、佘爱珍资助方得以偷渡日本成行。

    行前半月，结识唐君毅。

    9月19日，偷渡日本，船到横滨，扮水手上岸。

    到东京在清水董纫住五日。

    池田赶来见面，随池田去清水市，居池田家半年。

    通过唐君毅，从香港转信给大陆诸人。

    开始学日语。

    1951年　（45岁）年初，由池田以及清水等人介绍，在报纸写文章，往工厂商社演

    讲，参加日本朝野各党派团体聚会座谈，发表有关朝鲜战争和东北亚形势的见解。

    3月，迁往日本东京，与借居家主妇一枝偷情，前后持续了三年。

    1954年　（48岁）3月，与佘爱珍结合。

    佘爱珍前后因犯罪被捕入狱三次，为其营救奔走，受日本报刊指责。

    完成《山河岁月》稿出版。开始写《今生今世》。

    1958年　（52岁）张爱玲来信借书，回信两书不存并附照片。

    《今生今世》上卷印出寄美国，张爱玲回最后一信。

    1959年　（53岁）3月，“散文纪实”体自传《今生今世》完成。

    1960-1973年　（54岁-67岁）

    读书著述：

    1962年写成《世界之转机在中国》，在香港《新闻天地》连载。

    1967年在日本出版《心经随喜》。

    1968年用日文出版《建国新书》。

    1972用日文出版《自然学》。

    与唐君毅持续通信讨论中西文化和治学方法。

    身体状况不佳，自感精力不济，除读书著述外登山玩水，看花赏鸟，听昆曲，到处寻觅昆曲名家唱片。

    1972年9月台湾与日本“断交”，10月随华侨代表团访问台湾十天，与陈立夫、张其昀见面，受邀文化学院教书。

    1974年　（68岁）9月，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讲学，所开课程为“华学、科学与哲学”。

    1975年　（69岁）1月，《山河岁月》由远流出版社删节出版，受到余光中、胡秋原等

    人指斥，写被查禁。

    9月，在中国文化学院开设三门课：“禅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日本文学概论”。

    10月，被文化学院停课。

    居学院宿舍著述，将讲义改写《华学科学与哲学》。

    1976年　（70岁）5月，被文化学院限令离校。

    迁居朱西宁家。

    与朱家姐妹朱天文、朱天心讲书教读。

    写成《禅是一枝花》。

    11月，返回日本。

    1977-1980年　（71-74岁）

    朱家姐妹受其影响在台湾成立“三三”文学社，在日本卖字资助“三三”社办刊。《三券刊》出版二十八辑，除最后一辑外，每辑写信加以评点，并以笔名为“集刊”写文。

    1981年　（75岁）7月25日下午，因心脏衰竭去世，离世时，妻佘爱珍及佘女伴其

    身边。

    葬于东京福生，墓碑上刻有自书“幽兰”二字。

    主要参考资料

    1.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一一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 《传记文学》杂志第300期-400期，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3.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4.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

    5. 陈公博《苦笑录》，香港中文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4月出版印刷。

    6. 陈公博《寒风集》，未刊稿。

    7. 《周佛海日记》上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8. 周佛海《往矣集》，古今出版社，1943年版。

    9.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下册），[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郑文华校，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

    10.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11. 高阳《粉墨春秋》。

    12. 胡兰成《今生今世》。

    13. 胡兰成《山河岁月》。

    14. 朱天文《花忆前身》，《万象》月刊2001年第2期。

    15. 张爱玲《传奇》，上海山河图书公司中华民国卅五（1946）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

    16. 张爱玲《流言》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7.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18. 《郑超麟回忆录》（上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

    19.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0. 《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陶菊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

    21. 网上论坛“张迷客厅”。

    22. 网上论坛“胡兰成吧”。</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陆版后记（1）

    大陆版后记（1）

    所谓“大陆版”，因为在前有过一个非大陆版版本。2007年10月，此书以《胡兰成传》（原为《真实胡兰成》）名，由台湾文化自由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发行。

    所谓大陆版“后记”，因为全书完成后我写过一个“后记”，简单交代了写作情况，还写过一个“序言”，简单说明了此书的撰写意义。

    不过，无论“序言”还是“后记”，台湾版本都没有用，或所写内容已经过时，或是已在网上发表？不过，出版者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出版者倒是向我提议，是否找什么专家写序？我谢绝了。我的书，如果有序，都是自己写的。他人的书，如果不是作者自己所写，我一般也不看——惟有如蔡元培在鲁迅逝世后所出全集写的那一类序除外。他人写序，除了商业性包你好货的推销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意义，其中最有可说的导师为弟子写，也只相当于向江湖各方打招呼拜码头，至于其他那就更等而下之无须闻问了。“专家”？如果所写可以由“专家”已有的著作涵盖包容，那此书就完全多余，如果所写是一本有实质意义的书，那作者就是这个范围这个主题的专家。有无专家作序何干？我倒是知道一位胡兰成专家，有关胡兰成生平资料他搜集得最多、最完全，可他不是出版者所想要的可广招徕的那类专家。

    自己写的没用，专家写序谢绝，台湾版《胡兰成传》就这样赤条条现身了。

    书出版后，有读者问著书情况以及其他，转来的信和所提问题我无法一一答复。事隔五六年，以前写的后记现在看看确乎已不够用，许多情况需要补充说明，所以，借这次大陆出版机会，再写个后记完整交代一下。

    有些内容，以前写的“后记”（2004年3月）和随后（2005年10月）写的“（为网上发布所写）缘起和过程”中已有提及，在此就直接引用了。

    “前年（2003）秋天，一位在北京的年轻的做书朋友要求我们写一本胡兰成的书。这位朋友做书已有若干年了，据我和他合作的经验看，他做书的一个门径就是跟风，市面上时行什么书，他马上跟做什么书。这次也不例外，其时胡兰成《今生今世》刚上市，另一本也行将上市，他估计将要或已经形成‘胡热’，所以想紧追其后，也做一本‘胡书’。

    “做一本什么书？他心里只有一个模糊影子，说出来就更难成形了。最初与他接洽的是上海另一个朋友，两人经过一番讨论，就算定下了。主要是编，其次是写，编从胡兰成书中、张爱玲书中编，从评胡评张的文章书籍中编，写呢，就是评价和议论，无须说，其中胡兰成与张爱玲婚恋为重头戏。北京唯一的要求就是：快！三个月，最好两个月完稿交出。

    “上海这位朋友找我一起合作，为宽我心，特提出优惠条件，写由他写，我只须读，然后编。从哪儿读？就从‘张迷客厅’读起。说来惭愧，我虽然十多年前即上网，直到此时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好去处。可我眼花缭乱刚开始读，就想起计划的不可行，编，是要涉及版权问题的，‘张迷客厅’不计较，胡家后人会不计较？电话再联系北京朋友，原来有规定引用他人文字不能超过多少多少。这就必须修改原先计划了，直接取胡书张书编不可能，只能改编为写。

    “事情到此，我本可退出，可发现已无处可退。一是北京稿酬（3000元定金）已打到了我的卡上，我的观念，朋友间交易，付了钱就等于合同签字，不能再反悔。二，更坏的是，合作的上海朋友要出国开会，一去不知几时回，他全身而退。‘全’的意思，从计划酝酿直到出走约半个月时间，他确实一个字没写。他怕我绝望，临走之前特介绍北方来上海的一位女性张迷，替代他继续与我合作。接谈之下，我大体了解了她的兴趣所在，知道自己也无法指望，这一类只专注于张胡婚恋的张迷文字是我最害怕看的了。我不能扫兴，邀她专写张胡一段（为此，给了她600元），可最后写来的文字，真对不起，几万字我只用了一句，看看无谓，还是删去了。

    “最后就剩我一个撂在了岸上，写什么呢？我差不多读完了胡兰成所有文字，似有所思所想，于是决定写一本评传类小书。反正有《今生今世》在前，再不济也可按图索骥写点评吧。

    “从原本杂凑编写到全部自写，北京朋友应该是满意的，他唯一不满意的就是我的成书速度，可三个月完成十五万字，在我是做不到的，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我有自己的吃饭职业，不是纯粹写家。再说，我还有自己的文字底线，对得起读者，若不能保证对得起读者，也总要对得起自己。

    “于是，尽管北京朋友追迫不已，尽管到三个月时限，他表示了直率无忌的不满，我仍然只能一章一章来。直到他已对我失去信心和兴趣、电话渐远渐稀之时，我才终于交卷。算算时间，差不多正巧半年。”

    这是“（为网上发布所写）缘起和过程”中的一段文字，交代写这本书的最初驱动和写作过程。

    “首先声明，此书是‘急就章’。

    “从酝酿到完稿，其间只有半年时间。虽然不是全无积累新起炉灶，但半年时间写一本人物传记，无论如何是过于匆忙的。

    “不过，自问偷懒和敷衍了事是没有的，不说上穷下尽，也是尽可能地收罗了各种材料和记述，单是研读胡兰成的著述就花了不少时间，还有其他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记述，还有对胡兰成其人其文的评价，而且，材料的发现和评价的深入几乎是‘日日新、又日新’的，如著名的‘张迷客厅’。这是需要特别提到的。</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陆版后记（2）

    大陆版后记（2）

    “重要的还有选择、鉴别和辩正，他人的记述和评价需要，胡兰成自己的记述尤为需要。本书某些章节由于缺乏坚实的材料未及展开，只算是提出了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开采挖掘，这当然不必在我。至于对胡兰成其人其文的评价，限于体例，书中只能是随处点评和议论，为尊重前此的研究，大体符合己意的也就转来引用了。胡兰成著述多且驳杂，似应有一本或多本专题研究来以正视听，这当然更不必在我了。”

    这是原来“后记”中的一段文字，说明我的写作态度。

    有朋友在外夸我，说我怎样怎样神速，三个月就拿出了一本人物传记。三个月是不确的，正如前引文字中所言，我日夜赶工，前后共写了半年。我怕朋友的夸奖和夸张给人以轻率随意之误会，故特此在“后记”中说明。

    再接着引，“（为网上发布所写）缘起和过程”的后面一段是交代以后的出版过程：

    “北京朋友将书送给一个南方出版社，反映不错，他颇为高兴地转告我，我有点出乎意料。出版社进展神速，不几日通过内审，即往上报，却卡住了。据说自北京出了《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后，出版方面全线告紧，这也是北京朋友往南方走的道理。出版社估计，等这阵风过去后就会松动。可从春到夏，去秋过冬，一个循环下来，上面仍然无消息。为何不试试其他出版社呢？朋友告我，这一出版社地处最南，也是最开放的，如果它不得出，其他社就更无法可想了。我将信将疑，今年（2005）年初，自己找了出版社朋友，可得到的遭遇基本相似，这才定心，知道事情是必得耽搁一段时日的了。”

    我自己找的出版社是云南出版社，先将书稿发给云南社朋友，也同样，朋友读后反映不错，立即进入程序，可往上报审时同样被卡住了。卡住的理由朋友没细说，我也没细问，反正我们都知道，无论海南云南，理由总是差不多或完全相同的。

    书已写成，却不得出，怎么办呢？

    我想到了网络，想到了网上论坛“张迷客厅”。

    再引“（为网上发布所写）缘起和过程”的最后一段文字，可知《胡兰成传》在网上发布的过程：

    “好在还有‘客厅’，承蒙论坛主编慷慨，同意我将此书发布于此，我很高兴。

    “或问：为何早不如此呢？希望不要按照上面所写次序推断，以为出版无着以后的退而求其次，不是这样的，若这样想，既看错了我，也是对、‘客厅’的冒犯。

    “按照我的理想，最好是写一章，在‘客厅’发一章，以便征求各位专家的意见。可我不能那么做，北京朋友不让，他甚至于不让人知道他在做胡兰成的书，不唯此书如此，其他书也同样。这是他们做书这一行的规矩，书的选题不可泄露。我与他是朋友，可在具体写书过程中，更主要是委托加工关系，我不处于主动地位，尤其在领取了加工费后，就更不能将书在网上发布了。我自己联系出版社，那是在他出版无望之后才尝试的。

    “也因为这层关系，此书写成至今已一年多，我不曾在书稿上改易一个字，很简单，产品已经出版社检验通过。若加以改动，再审通不过责任谁负？

    “此书写成至今一年又半，北京朋友已无兴趣再加理会，我在网上公布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妨碍，不但无害反或有利，或许哪个出版商通过网络对书有兴趣且有法道出版，也是说不定的。”

    网络上发布，也不太顺利。

    我征得“张迷客厅”版主的同意，准备按次序一章章发上“客厅”，可发了两章就发生障碍，我不知是技术问题还是管理问题。既然按次序、整章节难以发上，我就不按次序，先发了《李士群之死》一章，我也不讲究整章整节，又发了一两篇根据书稿写的单文如解说《金锁记》七巧人物原型的文章。

    也就在此前后，“客厅”另一版主查理与我联系，与我讨论胡兰成并征求同意发布全文，我就将全部书稿发他，由他处理。查理以后另创论坛“胡兰成吧”，将书稿按章节次序发布到了他的“胡吧”。我上垢次，似乎“胡吧”仅刊布了书稿一半，未刊布全文，我不知这一保留是否查理为我以后出书所作的周到考虑。

    在此，我借机向读者郑重推荐网上论坛“张迷客厅”和“胡兰成吧”，并向这两个论坛的版主以及参与其中的众多网友表示我的敬佩和我的感激。

    这两个论坛版主的敬业和专业，他们的热心与热诚，他们花费无数时间和精力和大量财力物力，上天下地四处求索，数年时间日夜不息、不稍懈怠，这是什么精神？至少是绝大多数专业人员比不上、无法比的吧？须知，他们这是业余且不计任何实际报酬地在工作！当然，这里还有众多网友的猾参与，即便是只观不做、只问不答的网友，他们的捧场与热场，对于论坛也是个不小的功劳。也就是在如此版主带领和如此网友跟随下，他们终于成就了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建成了拥有浩瀚丰盈、巨细无遗的资料和史料、成果和半成品以及无数研究线索的“张迷客厅”和“胡兰成吧”。了不起还在于，其“材料的发现和评价的深入几乎是‘日日新、又日新’的”，始终在持续不断地发展壮大之中；了不起还在于，无论是“客厅”还是“胡吧”，没有门槛，不设限制，任何人任何时候均可长驱直入，选其所欲选，读其所愿读，写其所想写，真正体现了学术公器、学术为公和互联网天下一家的伟大理想！</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陆版后记（3）

    大陆版后记（3）

    我个人要感激的是，如若没有“张迷客厅”和“胡兰成吧”，《胡兰成传》难以成书，即便成书也绝不成样。具体而言，所有的胡兰成著作文章包括《今生今世》《山河岁月》，我都是从“客厅”“胡吧”下载阅读的——顺带言之，大陆出的《今生今世》不堪卒读，其删节之多之混乱，简直是出版的耻辱。我写作的不少材料也来自“客厅”和“胡吧”，如胡兰成与唐君毅的通信；查找材料许多也是由那里得到线索或启发，如“客厅”版主夜晚发见的夏承焘日记中有关胡兰成的记述。为了表示我的感激，我在以前写的序言和后记中都特地作了说明，书稿中也尽可能使用我在“客厅”、“胡吧”里看到的材料，即便这些材料不是在两处首先出现也罢，如江弱水的评价和另一位不知名作者评价胡兰成学问的两段话，他们所言，在我看来或有过有不足，只能说“大体符合己意”，但为了尊重，也就不另写而直接引用了。

    接下来，我想向读者隆重推荐一位真正的胡兰成专家——查理。

    查理是音译名，在“张迷客厅”和“胡兰成吧”则以charliechan出现，想必“客厅”、“胡吧”的客人都不会陌生。查理的中文名字告过我，但我未征求他的意见，不便在此随便公开，仍以查理名之。

    查理原是“张迷客厅”版主之一，“客厅”时代即以发布胡兰成资料而知名，以后另行创立“胡兰成吧”即成为“胡吧”版主而一主至今。根据查理在信中告我的情况，他很早就注意胡兰成，留心胡的资料的收集，迄今为止，手头已积存各种资料几百件，多为第一手资料且有不少是稀有稀见资料，正如我在信中的夸赞：他的收藏之富冠天下。收藏之外，查理还整理，整理之后，还上网，公之于众，共享于同好之间。文字输入，文件和图片扫描，这些工作的其繁其累，是我所难以想象的，但查理也就这么数年如一日地做了且做得极其完美和完全。收藏整理之余则是研究，田野调查和案头研究，查理的田野调查做得细而微，台湾与胡兰成有过接触的，他似乎都有过直接间接的访问，大陆这面，就我所知，他曾跨海来过南京采访胡兰成儿子。案头研究呢？查理对胡兰成各类著作文章的研读和各方面思想的梳理，其功夫和功力所达到的深度，从他给网友随手开列的一些问题即可窥出。但，只差最后一口气，就是著书立说。这就要说到我与查理的通信联系了。

    正如前面所交代的，我往“张迷客厅”发书稿时接到了查理来信，一是要求发我的书，二是讨论胡兰成，指出他不同意我书中所写的若干点。在网上论坛即他以后所办“胡兰成吧”发我的书，我无条件同意，而且声明，以后若想转载我其他文字，无须再征求我的意见，我相信他。关于胡兰成的不同意见，我根据他信中所提各点，按照我的理解如实一一给予回答。如实，就是不讲客套，这在查理看来，显然有点不客气，因此有点不高兴。抱歉，我没有征求查理同意，也不能将信引在这里。

    很清楚，我和他对于胡兰成的理解有差距，他对于胡兰成评价甚高，私心热爱，推崇备至。但尽管有差距，在我看来，也不是不可接近，这也就是我以后邀请他共同著书的原由。

    长话短说，以后我们又断断续续联系了两年，2007年，当台湾有意要出此书时，我将查理介绍给出版人，让他们在台北就近联络。我向查理说明：我有其他事要做、其他东西要写，不可能将兴趣长久停驻于胡兰成，既然书在台湾出，我就请他就我的书修改补充完善，我不再过问，书成之后就算是两人合作。没想到，这封托付信查理却没收到或没及时收到。当然，即使收到和及时收到，查理也不一定同意我的提议，还有，出版人也不一定会同意。出版人与查理倒是联系上了，也见了面，可对此书的出版似乎无甚影响。就这样，书，还是按我原来写的面目于2007年10月在台湾出版了。

    眼下，我的《胡兰成传》前半部分仍然在“胡吧”上挂着，我看到了查理在后面的跟贴，尽责地提醒读者，张桂华书中多有猜测和臆想。我没有就此作出反应，一则查理没有具体指出书中哪些是猜测和臆想，再则，一本书十数万言数十万言，能避免猜测和臆想么？

    查理至今仍未见出手，最近台湾确是出了本胡兰成传，可惜不是他写的。在此，我只能祝愿，查理在自己所收集的最完备最丰厚的资料基础上，以沉潜涵永多年的扎实研究，尽早拿出一本或多本有关胡兰成的研究著作。

    台湾版《胡兰成传》出版过程较为匆促，出版主持者先在台湾后到美国，编辑在台湾，我在大陆，三地之间全靠电话电子信箱联系。我只是配合，提供图片资料，写个自我介绍，还有就是校对文字。台湾是繁体字本，可个别字是不能用繁简转换软件一点了事的。还有就是个别名词，编辑仔细，按照台湾习惯作了改换，可有的改换是不必要的。

    虽然做得匆忙，但书做得还是极为认真的，错别字极少，封面版面设计也不差，唯一缺憾就是没有序言、后记，说明一下此书的写作过程。在我个人还有一个不满意之处，就是第九章《李士群之死》删去了近五千字，事实上也就删去了李之死的几种过程记述及其原因分析。自我感觉，这一章写得还是不差的。不过，这主要怨我自己，编辑删节自有他或她的理由，可我没有表示任何意见，没有表示，因为我压根就没注意到此一删节。

    台湾版问世后，我从各种渠道读到了读者对此书的反映。令我高兴的是，搬虽不一，但相比较而言，褒多于贬。此外，读者还提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成书情况和资料来源。因此，借此书大陆版机会，我做了以下几件事，希望能弥补台湾版的不足：

    一、新写了大陆版前言和这一后记。

    盯将台湾版第九章“李士群之死”删去的内容补上，或者说恢复了原书第九章的面目。

    三、每章后增加了“注释”。

    四、书后增加了“主要参考资料”。

    五、改写了台湾版的“作者介绍”，将所谓“海派作家”称号除去，很简单，我不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最后，当然是希望读者的批评指正，这我差不多已经料到并为此开始准备了。雾示我的诚恳，我的虚心和心虚，我这里写下一个通信地址：上海市漕宝路120号（200235）。”

    这是以前写的后记中的最后一段话。

    眼下网络时代，书面通信似已奢侈，为方便读者批评和交流，我这里再写下一个电子信箱：zhangguihua@。

    张桂华

    2010. 2. 22

    [end]</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