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评传》 序 孙武和孙膑历来都称为孙子。《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都冠以"孙子日"三字。这可能是其弟子或后学在整理此书时所加。但由此足以表明，孙武在当时与孔丘一样，被人尊称为"子"。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在上编《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强兵》等篇记叙性的文字中，都把孙胰记为"孙子"；而在其他各篇论述性的文字前，亦都冠以"孙子日"字样。可见孙膳在战国时代，也和墨翟、孟柯、庄周、苟况一样，被人习惯地尊称为"子"。司马迁撰《史记》"列传"部分时、把孙武、孙膑与吴起合为一传，名《孙子、吴起列传）。《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中，记孙武的著作为《吴孙子兵法》，而记孙膑的著作为《齐孙子》。足见春秋战国问有两个"孙子"的说法，自战国、秦汉以来沿袭已久。为便于区别，《汉志》把主要活动于吴国的孙武，称为"吴孙子"；又把主要活动于齐国的孙膑，称为"齐孙子"。两个孙子之一的孙武，其生年略晚于孔子，而卒年与孔子差不多。因此，把主要评述两个孙子生平思想的传记合题为《孙子评传》，继《孔子评传》之后，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第2 卷，应该是合宜的。 根据中国传统史学的体例，"列传"部分的内容除记叙标明的传主外，往往还附以其他向时代。同类型的人物。这一方面可以精简列传的数目，使列传的编排不致过于琐碎：一方面又能使传记的内容更加充实。同时代、同类型的人物附在一起，互相比较、互为补充，可反映较为广阔的时代风貌和思潮特点。如《史记》中的《老子、韩非列传》，就附以庄子和申不害；《孟子、苟卿列传》更附以驺衍。淳于凳等战国时代在齐活动的思想家。司马穰苴与孙武、孙膑都是齐国人。穰苴是田完的苗裔，属齐国的田氏之族；孙武的祖上原来也是田氏，到孙武的祖父才改姓孙。故穰苴与孙子还有同一宗族的血缘关系。二孙子与司马穰苴都是军事家，都有军事学著作。司马穰苴的原著兵法虽然已经亡佚，但今存《司马法》中的许多思想是穰苴"申明"过的，有的或许就是他原著的遣录。司马穰苴的军事、政治思想体系，与二孙子有不少相似之处。他的时代略早于孙武。毫无疑问，孙武的思想会受穰苴的影响。司马穰苴在齐景公时为高、国、鲍等族所谮害，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以致"发疾而死"（《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这可能就是孙武由齐奔吴的直接原因。从时代、国籍。宗族、专业、思想、影响等各方面来看，司马穰苴与二孙子的关系非常密切。把《司马穰苴评传》附于《孙子评传》之中，正可以起到精简评传篇目和充实评传内容的作用。 撰著思想家的评传，主要是评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包括著作情况） 与各方面的思想（包括军事、政治、哲学等等）。这是评传的主于。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平经历、思想的形成过程和达到的成就，还必须阐述其时代背景及他们在后世的影响。生平、思想、背景、影响四部分，构成评传纵横交错的立体框架。 评传的特点在于述中有评。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传主的各个方面展开评论。这是评传区别于一般传记的地方。为此，对于传主的生平业绩，应当指出他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同时还应该说明传主的阶级和时代给他带来的局限。在评论传主的思想学说时，既要充分肯定它在当时的进步性和杰出贡献，又要指明它的不足之处。当然，这不能成为一种公式，而要根据具体事迹和思想，有所发挥和创造，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对于背景和影响的介绍，也应当掌握述中有评的原则。 评传的撰写，应该在详细占有传主有关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干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 页）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这样，对于杰出的思想家作一部总结性的评传也必须如此。特别是孙武、孙膑和司马穰苴这三位春秋战国间的军事家，他们生平事迹的有关材料相当零碎。根据《史记》本传的记载，孙武和司马穰苴在春秋未年指挥过著名的战役，有广泛的影响，但他们的事迹在《春秋左传》中却只字未提，因此历来对这两个人物的活动时代颇有异议。孙膑指挥战国中期的两次战役虽史有明文，但他的生卒年代和去向归宿仍是个谜。特别是孙膑的兵法著作在汉未魏晋间亡佚后，虽在近年出土的竹简中有所发现，但究竟哪些是属于孙膑的，哪些是后人附益的，还很难断定。至于今存《司马法》与司马穰苴的关系，则更加微妙。这些都需要严格地根据事实材料，加以审慎的考订和鉴别。对于思想的评论，应当分门别类，与同时代或其先后的思想家加以比较，指出它的高明之处及其特点，分析它形成的原因及其在当时的价值。在评述时代背景和后世影响时，同样应该搜罗尽可能详尽的资料，让事实来说明问题。 为春秋战国间三位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撰著评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激发民族自豪感，为了总结和创新。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治军能手、干练的战争指挥者、丰富而精辟的军事理论，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选集》合订本第585 页）二孙子与司马穰苴，正是中国古代涌现的伟大军事家和思想家的代表。他们的军事理论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需要认真总结，弘扬其属于精华的、直到今天还有用的部分，剔除其带有明显局限的、属于糟粕的东西，以便建设崭新的、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符合当今发展潮流的军事科学、哲学体系和政治理论，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要完成上述任务是不容易的。我们希望通过这部评传，能对三位军事家传主的生平业绩和精深思想有个明确的认识，试图解决一些难于弄清或有争论的问题，在总结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方面作一些探索。评传的纸缪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地期待着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杨善群 1990 年6 月 a brief introductionsun ju ists and activistsduring theperiods of spring-and-autumn and states. they all had theirs onthe art of generations.this book expounds all life story oftju, exposestheir socialback ground, comments on their military, philo-sophicaland political thoughts, analyses the richcontents, brilliantexposition and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in their thoughts, extolstheir profoundinfluence over the chinese and the ac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hoic value. 内容简介 孙武、孙膑和司马穰苴是春秋战国间三位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和活动家，三人都有兵法著作传世。本书阐述孙武、孙膑和司马穰苴的生平业绩，介绍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评论他们的军事、哲学、政治等各方面的思想，分析这些思想所具有的丰富内容。精辟见解和进步意义，颂扬他们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深远影响。本书资料翔实，考证精详，论述细致，文笔流畅，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① 《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恩，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恩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失，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马陵道孙膑伏击庞涓图 公元前342 年，孙膑与田忌率齐军攻魏救韩。孙膑采用减灶之计，造成齐军怯于战斗、士卒逃亡过半的假象。魏将庞涓求胜心切，亲率轻骑锐卒，兼程倍进，追逐齐军。孙膑在崎岖狭隘、旁多险阻的马陵道，设置工事，进行伏击。他把大盾和战车连接起来当作城垣，各兵种依次排列，组成一个有缺口的圆圈，中央一棵大树立于其间。在道路上布满金属制的蒺藜。傍晚时分，庞涓所率骑兵行至伏击圈内，正要举火照明之际，孙膑布置的伏兵万弩齐发，杀声震天。魏军顿时大乱。庞涓自知中计，怨恨自尽。 孙膑刑后发愤图 孙膑和庞涓原在一起从师学习乓法。庞涓先辍学至魏当了将军。他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孙膑，便以同学的情谊、高官厚禄的许愿，诱使孙膑来魏共事。侍孙膑一到魏都，庞涓即借故对他处以膑刑，截去了他的膝盖骨；又处以刖刑，斩掉了他的双脚；还处以黥刑，在脸上乱刺符号。孙膑受刑后，心情十分痛苦，但他并没有绝望。他要报仇雪耻。要把多年钻研而学得的用兵艺术在战场上发挥出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开创新的局面。他决心死里逃生，顽强地活下去。 孙武试以宫女练兵图 吴王看过孙武的兵法著作后，觉得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但不知孙武带兵作战的实际本领如何，便提出要试试孙武操练军队的才能。孙武欣然同意，并表示贵贱男女都可以。吴王执意要看孙武训练妇人。于是唤出宫中美女，把她们引到吴宫后的园林中。孙武分官女为二队，以吴王之二宠姬为队长。开始训练时，宫女嬉笑不听军令。孙武怒斩二队长以严肃军纪。当再击鼓下令时，妇人的动作左右、前后、跪起，都符合法定规矩。众宫女认真听从指挥，练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孙武撰著兵法图 孙武来到吴国后，知道吴国局势也动荡不安，便隐居于罗浮山之东，其地在吴都西南百余里处。这时，他凭着从家乡带来的祖上留传的兵学手稿，根据过去学习的军事知识和战争经验，开始了兵法的撰著工作。不久，公子光杀吴土停而自立，号为吴王阖庐。闻庐即位后，任贤使能，发展生产，制造武器，训练军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孙武身在茅屋，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更加紧撰著他的兵法。他希望因兵法而受到吴王的赏识和重用；在吴国创建一番事业。 孙武避乱奔吴图 春秋末年的齐国，卿大夫高、国、陈（田）、鲍诸族之间的倾轧斗争绵延持续，日趋激烈；而当政的国君齐景公又昏庸残暴，贪婪剥削人民。孙武对齐国的局势感到失望。而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国势渐盛，向北、西、南三面攻代，很有新兴气象。孙武认定吴国是最优越的施展才能和实现理想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 年）左右，当孙武正值十八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从齐国老家古称"乐安"之地出发，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导论 春秋末期，在中国思想界的上空，出现了三颗明亮的星体--孔子、老子和孙子。他们的思想包罗宏富，见解精到，而各有侧重。孔子着重于建设伦理学，老子偏重于阐述哲学，孙子则注重于研究军事学。此外，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法律、教育等，他们几乎都有论述，而又各自构成一个严密的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由他弟子整理的语录体文集《论语》中，老子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他自著的由许多章节组成的《老子》五千言内，孙子的思想则凝聚于他的杰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上述三颗明星，再加上司马穰苴、晏婴、邓析、伍子胥、范蠡、文种等许多发光的星体，构成了春秋未年思想界星光灿烂的天空。本书要着重评论的是春秋末年的孙子（武）及其兵法。战国中期的孙子（膑）及其兵法，同时要评论与孙武同时代、同国、甚至同一宗族的司马穰苴及其兵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中国古代第一部有系统的兵书 兵学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相传在黄帝时代，已经有军事经验的总结。 孙武在自己的兵法著作中指出："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孙子·行军篇》）说明他的军事思想和谋略，源自黄帝。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下编中，保存了孙子的一篇佚著《黄帝伐赤帝》，内容主要论述黄帝是如何战胜四方之帝的。这进一步表明，黄帝征战的经验，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流传甚广。《李卫公问对》载李靖对唐太宗说："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宋代高承撰《事物纪原》，在《战阵攻守部》中引沈起《吴子序》曰："兵法始于黄帝。"可见在唐宋人的心目中，兵法之作仍是从黄帝开始的。考之传说的史事，黄帝之时"诸侯相侵伐"，他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与蚩尢战于啄鹿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身经数次激烈的著名大战，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他应该积累一些战争的经验。可惜由于当时文字记载的手段尚不完备，黄帝的兵法著作不可能流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著录有《黄帝》十六篇，又有"黄帝臣"《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这些书有的是"依托"伪造的，有的也可能保留某些黄帝时用兵方法的传说。但它们己全部亡佚，只是在历代的史书、兵书、类书中可以找到片言只语的佚文。 西周初年的姜太公吕尚，是黄帝之后又一位有战略思想的军事家，传说他著有兵法之书。《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太史公自序》称："非兵不强，??《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也把大公作为能阐明古兵法的第一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太公》237篇，其中《谋》81 篇，《言》71 篇，《兵》85 篇。这些著作，如黄帝的兵法书一样，有依托伪造和保留太公兵谋传说两种可能。现已考定，依托太公撰的《六韬》（它可能是《大公·兵》中的一部分），为战国后期的兵家学者所著。书中大谈"战骑"的作用，"铁蒺黎"、"铁械锁"等兵器，大战的人数达到"百万之众"，绝非西周初期的情况。此外，《战国策·秦一》记苏秦"夜发书"，曾"得太公《阴符》之谋"；《说苑·指武》征引过《太公兵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太公阴谋》、《太公阴符铃录》、《太公伏符阴阳谋》；《诗·大雅·大明》孔颖达疏征引过《太公受兵铃之法》等。上述诸书，可能都是《太公·兵、谋》中的东西，现亦已全部亡佚；剩下引文的零星片断，也大都是依托的伪作，很难说是大公流传下来的遗训。到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专门记述军事原则和作战经验的书。《左传·信公二十八年》记楚成王引《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者不可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载宋厨邑大夫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孙子·军争篇》亦引《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从上述引文看，《军志》、《军政》等古兵书所记述的作战原则和军事经验是零星的、简略的，它们没有撰著者的名字，可能是经过长期的积累，陆续编纂而成。楚国还有一种军事典籍，对战争经验进行细致的总结。《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士会赞扬楚国的军事行动说："（楚）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由这段赞词可知，楚国的此种军事法典，能指导"军行"时左、右、前、中、后如何配置，军队中的"百官"如何按物象而动，军队如何发布"政"令以加强戒备，等等。可惜楚国的"军典"与上述《军志》、《军政》等书一样，也都已失传，无法知晓其全部内容。 自西周以来，还有一部专门讲述古代军事礼仪和用兵方法的书，名《司马法》，为历朝掌管军事的司马陆续编撰而成。但到春秋后期，此书遭到冷遇，被搁置一旁。齐景公时的将军，后被尊为"大司马"的田穰苴，"曾经"申明"其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自己也作过总结军事经验的"兵法"之类的书。可惜到战国中期，两者又都散佚阙失，不能卒读。齐威王喜欢古代兵法，乃请齐都稷下学宫中被尊为"大夫"的学者重新整理。《史记·司马穰苴传》云："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部战国中期重新编纂，古《司马兵法》和《穰苴兵法》二者合一的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军礼司马法》"，有"百五十五篇"，而今存《司马法》不过五篇，可见《司马法》的原作者虽然为时甚早，但它是经过散失后又重新编纂的，且其大部分今已不存。此外，据《汉志·兵书略》著录，春秋时期的兵书，尚有《范蠡》二篇、《大夫种》二篇、《楚兵法》七篇、《师旷》八篇、《苌弘》十五篇、《鲍子兵法》十篇、《五（伍）子胥》十篇等。这些兵法著作，亦已全部亡佚。而只有孙武撰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尚保存完好，一直流传至今。 从西周春秋时代的兵法著作，只有《孙子》一书被完好保存下来这一事实，便足以说明它的珍贵价值。按照优存劣汰的原则，它自然是春秋以前兵法著作中的最优秀者。《孙子》十三篇，讲的都是如何制胜敌人的战略战术，全书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开首《计篇》，讲述战争之前如何考察形势，制定谋略；其次《作战篇》，讲述作战时要速战速决、"因粮于敌"和取敌之车卒来补充自己等原则；第三《谋攻篇》，讲述进攻敌人要用计谋，最上策是"兵不顿而利可全"；第四《形篇》，讲述如何加强战备，在物质的"形"上先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五《势篇》，讲述在作战时，应运用各种方法，造成对敌的必胜之势；第六《虚实篇》，讲述战争中如何调动敌人，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第七《军争篇》，讲述两军相争，应该注意快速灵活。以逸待劳。避锐击情等原则；第八《九变篇》，讲述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应该如何变通，趋利避害；第九《行军篇》，讲述在行军过程中遇到各种具体情况，应如何处置的方法；第十《地形篇》，着重分析各种地形的优劣利弊，将军应该判明形势，决定行动；第十一《九地篇》，讲述交战之地可分九种，这九种战地各有其特殊的作战规律；第十二《火攻篇》和第十三《用间篇》，讲述以火进攻和使用间谍两种特殊的作战方法。这十三篇有首有尾，各有侧重，波澜起伏，分析透彻，见解精到，实用性强。它流传2500 余年仍完好无损，这决不是偶然的。 战国以来，兵法著作愈见增多。现存战国时期的兵法，就有五六种。到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艺文志》）。北宋元丰年间，从历代相传的数百种兵法著作中，挑出《孙子》、《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等七种，"颁之武学，名曰'七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这《武经七书》中，《司马法》和《六韬》的成书情况，已见前述。《吴子》今存六篇，记述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讨论军事，"出于后人缀拾编辑，已非原书"（杨宽《战国史》第308 页）。《尉缭子》今存二十四篇，前十二篇讲述军事理论，后十二篇是军事法令。《黄石公三略》只有三篇，主要谈政治战略和治军原则。《李卫公问对》今存三卷，记述唐太宗与李靖讨论军事历史和用兵方法的对话，散乱而没有章节。由上分析可见，《武经七书》中的其他六书，成书年代都较《孙子》为晚，而内容也没有像《孙子》那样全面而有系统。宋人苏询曾经把《吴子》与《孙子》进行比较，指出："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孙）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嘉佑集》卷三《孙武》）明人茅元仪进一步评论说："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武备志》卷一《兵诀评序》）这些评语，道出了孙子的兵法著作在中事学史上的珍贵价值。他是前无古人，在以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也很少有人能与之媲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世界军事学著作中的最早珍品 从世界范围来看，《孙子兵法》也是为时最早的、系统、精辟地论述战略战术问题的军事学著作。它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成为各国兵家学者研究军事、探讨战略战术时必须阅读的古典名著，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在东方，《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哺育了日本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 该书自公元8 世纪传入日本后，日本国内即掀起了学习研究《孙子兵法》的。日本的许多古兵法，如《甲阳军鉴》、《兵法记》、《兵法秘传》、《斗战经》等，其军事思想都与《孙子》有密切关系，以阐发孙子的战略战术为其主旨。近代日本陆军教官尾川敬二在所著《孙子论讲》中称："《孙子》为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东方各种兵法，说皆出自《孙子》。"这是完全客观的评价。 在西方，公元前数世纪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军事学著作大都只限于记叙战争的历史、征伐的经过。其代表作有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 年）的《希腊波斯战争史》，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00 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史》（即《雅典斯巴达战争史》），色诺芬（约前430-前355 年）的《希腊史》和《远征记》（或译作《长征记》），恺撒（前100-前44 年）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阿利安（约公元95-175 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等等。这些著作，不但在时间上都较《孙子兵法》晚几十年至数百年，而且它们均以史学见长，大都具有资料丰富、描写具体、记事翔实、文笔生动等优点，但却缺乏战略战术的分析，很少有军事经验的理论概括。严格地讲，上述著作只能归人军事史的范畴，而不是像《孙子兵法》那样，是战略学的研究。 关于战争理论的探讨，在公元前数世纪的古希腊罗马，亦已经产生。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前347 年）在他的著作中宣扬，战争是各国人民的自然状态，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 年）并为奴隶主掠夺奴隶的战争辩护，认为它们是正义的。这些理论，同样比孙子的军事思想要晚出许多年，而且它们只是抽象地谈论战争的成因及其性质，并不实际研讨攻守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因而与孙子的军事谋略，也是不可比拟的。 专门研讨战争实践中战略理论的著作，在西方是从公元后数世纪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出现的。弗龙廷（约35-103 年）的《谋略例说》、奥尼山德尔（4 世纪中叶）的《军事首长教令》和韦格蒂乌斯（4 世纪末）的《军事简述》，是其代表。这些著作论述的内容有：军队的组织和训练，战斗队形的编排，军事要塞的攻防计谋等。由于处在军事科学的萌芽时期，它们的陈述只是简单的条令性质，系统性不强，理论也不深刻，与《孙子兵法》那样有系统的、论述精辟的军事学术著作相比，也还有一段差距。 欧洲军事科学的蓬勃发展，是在18 至19 世纪，经过了激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一时期著名军事学著作有：俄国苏沃洛夫（1730-1800 年）的《制胜的科学》，奥地利卡尔大公（1771-1847 年）的《从德国1796 年战局论战略原理》，瑞士约米尼（1779-1869 年）的《战争艺术》，德国克劳塞维茨（1780-1831 年）的《战争论》。这些著作，一般篇幅较长，论述有系统性。其中既有军事理论的概述，又有战争实践的经验；既有战略布局的研究，又有战术技巧的传授；对于各类地形、兵种，进攻战和防御战，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打法，都有较细致的分析。《孙子兵法》论述的系统、细致、精辟，完全可以和上列军事学著作相匹敌，可是它们在时间上已相去了2000多年。 世界军事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孙子兵法》不仅是东方兵学最早最杰出的代表，而且是世界上最先出现的专门论述军事谋略的优秀著作。它是古代东方军事学的智慧结晶，也是世界古代军事学史上的奇迹。美国当代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评论说："孙于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320 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①。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 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大战略》第8 页）这个评价，对于孙子及其兵法著作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① 《孙子兵法》撰成于公元前512 年。这里所述的年代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孙 膑兵法》未出土时的旧说。由于《孙膑兵法》的失传，两个孙子只有一都《孙 子兵法》，故误认为其是孙膑所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孙子军事学的丰富内容 作为一部军事学著作，《孙子兵法》的杰出成就，首先在于它内容的丰富。在短短十三篇，总共不到6000 字的篇幅中，对于军事学所研究的各类重大问题，几乎都有所阐发。这里仅就几个重要方面，作简略的概述。战争如何能制胜敌人，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有哪些，这是军事学理论中首先要研究解决的。孙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认为，战争要取得胜利，首先要有"道"，他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计篇》）显然，孙子所谓"道"，就是政治，君民和衷共济，上下同心同德。《孙子·形篇》指出："兵法：一曰度，二日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所谓"度"当指疆域大小，"量"指物产多少，"数"指人口众寡，"称"指实力强弱。在孙子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战争胜负的重要依据。孙子又提出，判断战争胜负，在军事上要看："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兵众孰强？赏罚孰明？"它告诉我们，军事上的优势不但在于军队数量之众，而且在于指挥得当，训练有素，法纪严明。孙子并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谋攻篇》）用兵之前的外交活动，可以造成有利的形势，为战争的胜利开辟道路。《孙子·计篇》论述战争胜负的因素还有天、地两项。它解释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①显而易见，天时、地利，在战争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总之，战争要取得胜利，需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条件等各种因素的配合。 作战主要靠军队，因而如何组织和建设军队，是军事学中的又一重大课题。对此，孙子从将帅的选拔、法制的健全、军队的训练、赏罚的施行、官兵的关系诸方面来进行论述。军队中好的将帅应具备哪些品质？孙子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这些品质，说得详细些就是：足智多谋、赏罚有信、仁爱部下、骁勇善战、治军严格。军队中如何建立健全的法制？孙子阐述道："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同上）这就是说，军队的组织编制要严密，各级将吏的职责要分明，军用物资的供应要有保证。孙子又强调："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不言而喻，只有平时训练有素，战时才能步调一致，使军队成为一个坚强的集体。对于军队中的赏罚，孙子指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行军篇》）有时，为了奖励特殊的军功，要"施无法之赏"（《九地篇》）。这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行之有效的。孙子还十分重视军队内部的团结，指出："（将）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将）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又说："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他强调，官兵亲如一家，是军队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保证。在军事上制胜敌人的计策，有指导全局的预先谋划的战略和指导局部的临阵变通的战术两类。孙子对于战略学和战术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在战略方面，他制订了许多原则。如战前必须充分准备，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全面考察敌我双方的情况，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计篇》）。所谓"庙算"，就是战前在庙堂会议中进行的筹划。战时应充分开动脑筋，贵以智谋取胜。他说："上兵伐谋"，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① 竹简本"地者"下，增"高下"二字。 篇》），千万不可硬拼硬打。战争过程中，必须掌握主动权。他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敌扶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调动敌人又不被敌人调动，就能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军事行动又必须快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垮敌人。孙子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这种行动还应当尽量保密，"难知如阴"（《军争篇》），而使敌人无法应付。孙子并主张，将帅指挥权必须相对独立。他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又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显然，前线将帅具有充分的指挥权，而不受君主的干扰，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一些指导全局的战略原则之外，孙子在兵法中又阐述许多具体的临阵击敌的战术。如他主张在作战时，我方兵力必须集中，而敌方兵力要使其分散。孙子论道："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虚实篇》）这样就易于各个击破。孙子认为："兵者，诡道也。"他在《计篇》中，列举了十四种属于"诡道"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造成敌人的失误。孙子并提出，在战争过程中要"治气"、"治心"、"治力"、"治变"（《军争篇》）。按照"四治"的战法，便能够更有效的打击敌人。《孙子·势篇》又论道："凡战者，以正（兵）合，以奇（兵）胜"；要"善出奇（兵）"，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法应付。战时还必须利用地形等条件，造成一种有利的态"势"。孙子强调："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要连续发动进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在两军对峙交锋时，孙子十分讲究阵法。他阐述阵法的作用说："纷纷坛坛，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饨饨，形圆而不可败也。"（同上）据说"孙子八阵"（《周礼·春官·车仆》郑玄注），他可能有八种能攻善守的阵法。《孙子·军争篇》还提出了作战时"高陵勿向"、"佯北勿从"、"饵兵勿食"、"穷寇勿迫"等八条戒律。这些戒律，是在当时条件下总结出的战术要诀。 两军交战，有一些特殊的作战方法，需要进行专题的研究，孙子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出色的贡献。《孙子》中的《火攻篇》，是专门论述军事上用火进攻的战法的。它根据火攻对象的不同，把火攻分为"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通"隧"，指道路）五种。论到火攻的条件，孙子认为，火攻一定要选在"天之燥"的时节和"风起之日"。火攻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孙子详加论列，指出该如何应付。他并把火攻与水攻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各有其功能。《用间篇》是专门论述使用间谍、刺探敌人情报的手段的。根据间谍的身份和方法，孙子把间谍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类。关于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孙子认为它可以"先知"敌情，从而达到"动而胜人"的目的。如何使用这五类间谍，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孙子都作了细致的解说。对火攻、用间等特殊的战斗方式，孙子作了如此缜密、详尽的专题研究，在古代军事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这些研究，成为后世军事实践的重要依据。军队的后勤工作如何开展，粮食和武器等物资如何及时得到补充这是军事学的又一重大课题。对此，孙子也发表了许多高明的见解。鉴于从后方远道运输粮食之苦，孙子主张战争时"粮不三载"，即不要三番四复地把粮食运往前线；而应当"因粮于敌"（《作战篇》），即夺取敌人的粮食来为我军食用。这样，既可以节省我方长途运输之劳费，又可以损毁敌方粮食之储备，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至于武器装备和军队人员的补充，孙子也主张"役不再籍"，即不要从国内再三地征集兵员发往前线，而应该尽量夺取敌人的兵器。俘虏敌军的人员来为我军所用。孙子强调：要奖赏夺得敌人兵器的战士，"车战得车十乘己（以）上，赏其先得者"；在缴获敌军的战车后，应"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在俘虏敌军的士卒后，应"善而养之"（同上）。这样，敌军的武器和士卒源源不断的补充到我军中来，就能"胜敌而益强"。 从上述战争制胜的要素、军队的组织和建设、指导全局的战略、临阵击敌的战术、几种特殊的战斗方法、军队的后勤工作等六方面来看，《孙子兵法》论述的范围极其广泛，而且思想深刻，见解精到。在2500 多年前，就有这样一部全面而精湛的军事学著作问世，"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标志着古代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先进，值得引以自豪！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作战原则中的精辟哲理 在探讨军事规律、论述作战原则时，孙子往往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阐明许多哲学道理，使《孙子》论述的战争法则成为一种军事哲学。这些军事上的哲理，富有实用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下面仅举数例，以说明孙子军事哲学的造诣。 古代崇拜鬼神的迷信活动十分盛行，一切事物似乎都有大神鬼怪在那里主宰。孙子的军事理论，则坚决排斥天神鬼怪的迷信之谈。《用间篇》指出，考察战争的状况，"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这里所谓"象于事"，是把过去吉凶的事拿来类比；所谓"验于度"，是以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来预测吉凶。"取于鬼神"和"象于事"、"验于度"，同指崇拜鬼神的迷信活动。在《地形篇》中，孙子列举六种失败情况，指出："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孙武在行文中用了几个"不"字和"非"字，严格地把大神和人事分开，明确表示天神鬼怪不可能决定军事状况，给指挥者带来灾祸；战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人为，而非鬼神之力。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孙子认为，掌握了军事上的规律，就能在战争中易于取胜而不致陷入困境。如在《行军篇》中，他总结了"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应如何作战的规律。在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还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孙子申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九地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这些议论说明，主观上积极努力，善于攻守，才能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孙子一方面指出要掌握客观规律性，一方面又强调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二者对于确保战争的胜利都是必须的。 战争的胜负能否事先预知，这是孙子军事哲学要解决的又一课题。中国古代往往用卜筮、占星等术来预测吉凶，把战争的胜负搞得十分神秘。孙子首先在《计篇》中主张，战争之前可以比较双方"主孰有道？将孰有能？"等七项情况，然后下结论说："吾以此知胜负矣！"在《谋攻篇》中，他又列举了"上下同欲"、"将能而君不御"等五个条件，认为："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形篇》并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他把土地大小、物产多少、人口众寡、实力强弱作为判断胜负的依据。孙子在《地形篇》中还论述说："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他强调，熟悉地形、掌握敌情是战争胜败的关键。孙武这种根据战争双方的作战条件可以预知胜负的军事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与巫术迷信是相对立的。 观察敌方的情况，常常得到一些表面现象。对于这些表面现象，必须通过思考，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功夫，才能了解敌方的真实动态。孙子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在《行军篇》中列举了31 个由表象而探索真情的实例，其中有很多是耐人寻味的，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鸟集者，虚也；旌旗动者，乱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这些例子告诉人们一条真理：对表面现象要经过深入分析，使认识深化，才能弄清事物的内在实质。 军事上存在着一系列矛盾的现象，孙子对此观察得十分清楚。他在兵法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矛盾的概念，如强弱、胜败、虚实、利害、众寡、得失、安危、治乱、勇怯、生死、存亡、饥饱、劳逸等等。在孙子看来，这些矛盾的方面既是对立的，又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显然，治而不严则乱，勇而失势则怯，强而形变则弱，亡地而奋战则存，死地而拼搏则生。孙子还主张积极创造条件，促成事物向对立面转化。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又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篇》）他告诉人们，战争中设计惑敌，兼程倍进，就能变迂为直，变患为利。孙子的这种积极辩证法，与老子所谓"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的消极辩证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阐述军事行动时，孙子经常强调，不同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对付。如《九变篇》谈到各种地形的处置方法，说："圮地无舍，衙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九地篇》又说："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对于敌我兵力的状况，孙子指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在作战中如何使用武器，孙子曰："远则用弩，近则用兵。"（《孙子》佚文，见毕以《孙子叙录》）总之，情况不同，对付的方法也不同，一切应以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以上列举的孙子军事哲学原理：世界没有天神鬼怪的主宰，必须掌握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战争胜负可以根据条件而预知，对表面现象必须深入分析，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不同情况以不同的方法对付。这些原理，牵涉到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孙子的哲学思想如同他的军事谋略，也是那样丰富而精辟。惟其如此，《孙子兵法》不仅对古今中外的战争，而且对各项竞争、竞赛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除了军事学、哲学之外，《孙子兵法》还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 如它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所谓"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谓"法"，就是加强法制，赏罚严明。由此可见，孙子的政治学也有相当深刻的内容和精明的见解。孙子又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作战篇》）这里所谈的是经济学问题，如何能够在战争时期使国家摆脱贫困而百姓免受贫穷财竭之苦。谈到两军相争的取胜方法时，孙子指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侍哗，此治心者也。"（《军争篇》）此处论述的乃心理学问题，即如何利用将军和士卒的心理变化规律而乘势击败敌人。对于军队中的法令如何贯彻执行，孙子又论道："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这里申述的乃教育学问题。他强调教育者要"与众相得"、"文""武"兼施，才能"令素行"而教有成效。在谈到外交策略时，孙子又说："衢地则合交"；"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下之权"。①可见孙子的外交① 《九地篇》。末句原本作"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庞齐《孙子兵 法探析》（陕西人民出版社术又是何等精通！故日人坂井未雄称："《孙子》十三篇在兵书上固是不朽，即在外交术上。社交术上，亦为万世不易的定理。"②孙子在政治、经济、心理、教育、外交等方面，也都有真知的见，其思想实为博大精深。 1936 年版）疑此两"不"字，是"必"之误。此说 见解精确，符合《孙子》思想，今据改。② 见所著《孙子评释·凡例》，转引自李浴日译著《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第 2 页，商务印书馆1938 年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文学语言上的杰出成就 《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理论、哲学思想等方面，有博大精深的内容，而且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其文学价值为古往今来的许多孙子研究者所称道。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指出："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文心雕龙·程器》）宋人郑厚在所著《艺圃折衷》中申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用心焉。 其词约而褥，易而深，畅而可用。"近人王昆绳评论说："自春秋战国以迄于今，落落数千年，以文章兼兵法者，惟《左氏》；以兵法而兼文章者，惟《孙子》。"（《兵论，序》）他把《孙子兵法》的文章风格，与《春秋左传》相提并论，实有见地。日人北村佳逸在《孙子解说·自序》中也称："彼（孙子）是兵法家，哲学者，更是东方第一流大文豪。"上述这些评论，都对《孙子》在文学上的价值极加赞誉。 综观《孙子》在遣词造句、语言文学上的成就，大约运用了16 种修辞技巧，兹分别论述如下：（1）对偶。孙子经常用两个字数相等、结构相同的语句并列在一起，以表现相关的意思。如："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势篇》）"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篇》）"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行军篇》）这样的语句结构，使音节铿锵有力，读来琅琅上口。 （2）层递。用一连串结构相似的句子，表达层层递进或递退的意思。如："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百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三十里而争利，??。"（《军争篇》）这样逐步递增或递减的剖析，使人感到层次清楚，见解分明。 （3）顶针。以前句的结尾作后句的开头，使数句头尾蝉联。如："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①"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作战篇》）"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这样，可使语句紧凑递接，文词饶有风趣。 （4）复叠。把字或词语续重复使用，如《势篇》："纷纷坛坛，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饨饨，形圆而不可败也。"《虚实篇》："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用间篇》："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①上述数例运用复叠词语，形容战斗中旌旗和队伍的混乱不清、神出鬼没，使用间谍的微妙莫测，都使语气加强，意境逼真。 ① 《虚实篇》。此两句竹简本作"出于其所必[趋也]。"郭化若《孙子译注》认 为："从上下文意看，'不趋'比较合乎逻辑。""无论从文意或从军事上看， 这段话分明是讲乘虚而入。既要'出其所不趋'，又要，趋其所不意，这样 才能'行千里而不劳'，'行于无人之地也'。"按此说亦甚有理，今从之。① "微哉微哉"，竹简本作"密哉密哉"。 （5）形摹。孙子对抽象的道理，经常用形象的事物来说明。 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势如弩，节如发机。"（《势篇》）"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九地篇》）此处把"势"和"节"这些抽象的军事术语，用兵时各部分互相照应之法，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使读者易于了解，且增加了兵法的情趣。 （6）对照。在阐述军事原理时，孙子经常把正反两方面的情况、效果并列在一起。如："先处战地而诗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形篇》）这里把先后、佚劳、周隙、强弱、胜败、镒铢两者比较，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加深读者的印象，明确应该如何行动。 （7）比喻。把一种军事行动说成和一件事物或一类人相似，如："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军争篇》）"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这样比喻，使人感到形象鲜明，生动风趣，易于理解。 （8）夸张。把事物的数目和情状故意夸大，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形篇》）"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势篇》）"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九地篇》）以上阐述善守者、善攻者、善战人之势、善用兵者的威力，过甚其词，使读者感受深刻，提高了兵法的渲染效果。 （9）设问。作者在文中故意提出疑问，接着又自己作答。如："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九地篇》）这样设问，可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让其先进行思考，然后领会作者的申述，使文章波澜起伏，论点鲜明突出。（10）排比。用几个意思相关、结构相同、字数大致相等的词组或句子排列在一起，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孙子兵法》中运用排比之处相当多，使全书文词连贯，气势宏伟，说理畅达。 （11）引用。在阐述军事原理时，孙子往往旁征博引。如《军争篇》引古代典籍《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行军篇》引述黄帝的战争经验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用间篇》引历史故事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这样引用典故，使兵法论有所据，令人信服。 （12）分合。孙子论述事理，有分析，有综合。如《计篇》论判断战争胜负，必须"经之以五事"："一日道，二日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日法。"然后总结说："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地形篇》申述："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用问篇》指出："用伺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这样有分有合，分者论述细致，条理清楚；合者总结概括，点明主旨。 （13）类比。论述事物，用其他事物来比方。如以声、色、味之变来比方战势之变："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势篇》）用水形来比方兵形："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虚实篇》）这样类比，把事物的道理说得具体生动，通俗易懂。 （14）警句。《孙子》中有不少文句语言简炼，道理深刻，发人深省，引起警觉。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篇》）多用警句，加强了兵法的感染力量。 （15）悬念。先用几个否定句否定一般常识，使人产生悬念，欲知正确答案，然后再引出其高明见解。如："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形篇》）如此制造悬念，使文章跌宕起伏，回旋转折，更加反衬出其道理之精妙。 （16）押韵。《孙子》是散文，但押韵之处也相当多。如："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①"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九地篇》）上引数段中，从攻、食遏、阙迫、计理地处、克食力测，在古代都是同韵的。由于许多地方押韵，使这部兵法读起来音调挫骼，节奏鲜明，回味无穷。 从以上列举的十六种修辞手段来看，《孙子兵法》确实不愧是一部结构严谨、语言优美、字句洗炼、形象生动、文采多姿、气势宏伟、感情浓烈、联想丰富、音韵和谐的文学名著。它在先秦散文中达到的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和老庄、孟荀、韩非媲美。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中，曾称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全集》第十卷第581 页，作家书屋1948 年版）。若从文学的角度来研读孙子的兵法书，称它为"兵家之绝唱"，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吧！ ① 《军争篇》。"围师遗阙"，原本作"围师必阙"。郭化若《孙子译注》云："必 字太肯定了，在一定条件下遗阙是有诱敌之意，故可遗可不遗。"显然， "遗阙"之意胜于"必阙"，今据竹简本改"必"为"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六、今天研究《孙子兵法》的意义 作为一部卓绝的古代军事学著作，《孙子兵法》虽然写于2500 多年前，但是由于它思想的精邃、哲理的深刻，至今读来犹觉剀切详明，备受启迪。指出：承继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选集》合订本，第499 页）。今天研究《孙子兵法》的主要目的正在这里。 首先，孙子揭示的战争规律，在当前仍然是指导战争实践的重要原理。 孙子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又说："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这些话，阐述战争取胜的法则，何等精炼而明晰！他认为，战争取胜的关键："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计篇》）他把政治上的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作为制胜的首要条件。同时，他又十分重视战争双方的经济实力，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他并强调，军事上的优劣往往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战争的胜负最终要看"将孰有能"，"兵众孰强，士卒孰练"。此外，在外交上争取同盟者（"伐交"），利用天时、地形等条件，也都是战争中不可忽视的手段。上述这些战争规律，对于今天显然是同样适用的。 其次，孙子论述的治军原则，有许多可以作为当前建军工作的借鉴。孙子列举军队的将帅必须具备的品质，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这五种品质，说得何等简炼精彩！①孙子认为，军队要建立健全的法制。他说："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同上）亦即要有严密的部队编制、官吏职能和供应系统。孙子强调，军队在平时要经常进行"金鼓"、"旌旗"等信号的训练；并要赏罚严明，"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只有这样，才能在战时"勇者不得独迸，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势篇》）。三军团结得像一个人，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孙子还对军队中的官兵关系，发表过很好的意见。研究上述这些治军原则，无疑会对今大的军队建设，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再次，孙子总结的许多战略战术，在当前条件下仍相当有效和切实可行。孙子主张战前必须充分准备。他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战争时要运用计谋，使"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篇》）；在战争过程中，应牢牢把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要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避实而击虚"，"攻其所必救"（同上）；军事行动必须严守机密，神出鬼没，使敌人"难知如阴"（《军争篇》）。孙子又提出，与敌军① 当然，它也是有缺点的，即没有把政治上的坚定性列入其中，故后来孙 膑又加上了"德"和"忠"等项。《孙膑兵法·将义》篇曰："将者不可以无德， 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篡卒》篇又提出将帅必须"忠"，并 解释说："安忠？忠王"；"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在今天来说，应该是 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对峙时，应以"诡诈"之法取之，"能而示之不能"，"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战争中并应"治气"、"治心"、"治力"，避锐击情，"以佚待劳"；进行每一个战役，我方的兵力要尽量集中，使"我专而敌分"；作战时应把兵力分成正兵与奇兵两部，"以正合，以奇胜"（《势篇》）。熟记孙子的这些战略战术，必将大大提高用兵者的指挥艺术。 第四，孙子阐述的哲学观点，可以丰富和充实当前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孙子强调，要认识客观事物，"不可取于鬼神"（《用间篇》），而必须通过实践活动。他说："作之而知动静之理"，"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他认为，感官所得的表面现象，应通过思索而深入认识其本质，在《行军篇》中，他列举了三十余种这样的例子。孙子并在掌握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何促使对立面的转化等方面，都有许多具体生动的论证。 第五，孙子的政治主张，对治理国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任何执政者对于用兵作战必须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孙子又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所谓"修道"，就是要修明政治，使上下同心；"保法"则是要健全各种法制，他还指出：官吏应当精简。要让人民富裕。"主敛臣收，以御富民"，就能成为"固国"（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这些主张，无疑是治国的良方。 第六，孙子的军事理论，还能运用于企业管理、市场竞争和各项比赛活动。孙子关于将帅五种品质的论述，对一个企业领导来说；也是必须具备的。在官兵关系方面，孙子主张"视卒如爱子"（《地形篇》），"与众相得"（《行军篇》）。如果企业领导与职工群众能保持这样的关系，则企业的效益必将大大增长。其他如孙子主张的战前"庙算"、"知彼知己"、"先为不可胜"、"善出奇"、"以上智为问"等，都可以作为进行各类竞赛活动的座右铭。 综上所论，《孙子兵法》作为我国和世界的一部最早的有系统的军事学著作，由于它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军事学内容、阐发了精辟深刻的哲学道理，具有多姿多采的文学韵味，因而几千年来相传不衰，直到今天仍有着广泛的效用和强大的生命力。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兵法著作，对它的作者经历、产生背景、思想主张、历代影响、当今价值，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探索、分析评论，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孙武所处的社会背景 大凡一个卓越的战略家、思想家的诞生和成长，都要有适合于培养他的土壤和气候，而春秋未年正具备了造就战略家。思想家的极好条件。当时的周大子已经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各诸侯国凭借自己的实力，以强凌弱，以大并小，战争愈演愈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各国都在积极扩军备战，军队人数日益增多，兵器制造更加精良，作战方式和谋略也在不断变换更新。与此同时，反对宗教迷信的无神论思想逐渐抬头，冲破官学的垄断而兴起了私人讲学之风，一些有识之士能够各抒己见。除了官方的史籍政典之外，个人也开始著书立说。战争的风雨，局势的变化，学术的下移，思想的活跃，使当时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而孙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春秋未年的政治形势 孙武所处的春秋未年，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的时代。要弄清这些矛盾斗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西周初年说起。 （一） 西周以来的领主制封建社会 武王伐纣，推翻了商殷奴隶制王朝，即着手对土地制度和国家政体进行变革。《意林·大公金匮》记姜太公对武王建议道："得殷之财与殷之民共之，则商得其贾，农得其田也。"《逸周书·大聚解》又载周公主张对殷民实行这样的土地政策："分地薄敛，农民归之。"《国语·周语中》阐述"周制"的规定说："不夺民时，不蔑民功"，即不要剥夺农民耕种私田的时间，不要糟蹋农民的私有经济。大量的史书记载表明，西周的农民都分得了一定的私田，同时又要到公田上去进行劳作。统治者对农民采用的是力役地租的剥削。在当时的社会中，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居于主导地位。①另一方面，为了建立藩屏，卫护王室，周天子又分封许多亲戚。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周大夫富辰阐述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文之昭也；、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风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在诸侯国内，又分封一些采邑给卿大夫。这样，在周天子之下就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各级领主。历史证明，殷代虽也有"侯卫"，但大多是些被威胁利用、就地而封的异姓；而周初的分封，则多是由周天子统一派遣的同姓。因此，西周建立的是和商殷完全不同的领主制封建国家。这种领主封建制，在西周初年，曾经是秩序井然，大有起色的。据史籍记载，在周公东征、"兴正礼乐"之后，"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古本竹书纪年》）当时的农业生产也蒸蒸日上。"获之，积之栗栗；其崇如塘，其比如栉"（《诗·周颂·良耜》）；"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抵如京"（《诗·小雅·甫田》）：到处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主分封制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到西周晚期的"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楚世家》）；"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史记·奏本纪》）由于王室势力的衰微和对诸侯政策的不当，天子逐渐失去往日的威严，诸侯的叛逆行为开始出现。自平王东迁以后，王畿的土地大为缩小，军事力量相应削弱，天子的威信更加低落，诸侯的朝贡几乎废绝。周桓王十三年（前707 年），桓王亲自率领主室军队讨伐郑国，结果"王卒大败"，郑师还"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桓王差点丢了性命。自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丧失殆尽，西周以来建立的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封建宗法等级统治秩序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详见杨善群《周代土地制度的转化和中国封建社 会的开端》一文，载《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年版。 （二） 大国争霸局面的出现 西周分封的诸侯国，经过不断的削灭和兼并，到春秋时代，尚有140 多个。在众多的诸侯国中，以中原的晋国、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南方的楚国以及后起的在东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兼井的土地较多，疆域广阔，实力雄厚，成为春秋时期的头等强国。处于晋、齐、楚三国中间的鲁、宋、郑、卫等国，兼并的土地较少，实力不如前面的六个大国，是为二等国。其他星罗棋布分散于各处的陈、蔡、曹、邾、随、邓、许、申等国，疆域狭小，实力更差，只能是三等国。地处东北方的燕国（时称北燕），在春秋后期也开始强大，逐渐参与中原国家的纷争。 当时周天子虽然名存实亡，但谁要篡夺天子之位取而代之，还是要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因而是很难得逞的。于是，一些大国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号，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表面上尊重周天子，实际上是"挟天子以今天下"（《战国策·秦一》引张仪语）。这就是春秋时代的所谓"霸主"。 由于霸主可以向诸侯国发号施令、征调军队和收取贡赋，享受过去天于所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各大国君主都想充当，因而在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按照一般的说法，春秋时代先后出现过五位霸主。《孟于·告子》、《商君书·更法》中，都有关于春秋"五霸"的议论。但这"五霸"究竟指谁，历来有很多分歧。战国初年的墨翟指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墨子·所染》）。战国末期的荀况又称：上述五君，"信立而霸"（《荀子·王霸》）。"五霸"实指的这一说，出现的时代较早，也较符合历史事实，应该是可信的。此外，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曾一度主持过会盟、征伐，但很快就为楚所败；秦穆公曾并国开地，"遂霸西戎"，但他"不与中国会盟"（《史记·齐太公世家》）；吴夫差一度兵威很盛，在黄池会上与晋争先，但就在这时被越勾践抄了后路，攻入吴都，自此国势一蹶不振。上述数人，都难于列入春秋时的五霸之中。大国争霸时，各国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如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作内政而寄军令"，使"百姓富"，而"民不苟"，"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国语·齐语》）。晋文公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举善援能，官方定物"，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楚庄上任用孙叔敖为令尹，"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左传·宣公十二年》）；又大兴水利，"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淮南子·人间训》）。僻在东南的吴阖闾任用伍子胥为将相，"修法制，下贤良"（《吕氏春秋·首时》），"实仓廪，治兵库"（《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越勾践也任用文种、范蠡等谋臣，"垦草创邑，辟地殖谷"（《战国策·秦三》），使"其民殷众，以多甲兵"（《国语·吴语》）。显然，大国争霸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政治的修明和历史的进步。 （三） 诸侯国内外的各种矛盾 除了诸侯国之间为兼并土地、夺取霸权而发生的矛盾斗争以外，诸侯国内部也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首先是诸侯国君与卿大夫以及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当时的卿大夫，不仅采邑的土地和管辖的人民世袭的，得到的租税归己所有，而且可以自行收取军赋，建筑防御城墙，组织私属的军队。这样，每个卿大夫的采邑就犹如一个独立的小国。由于贪欲的驱使，卿大夫们采用兼并他人、借功邀赏、施舍小惠以争取民众等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吸引民众的来归。于是，在各国的国君与卿大夫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领地和民众的斗争。《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齐崔抒杀高厚干洒蓝而兼其室"；郑子展、子西"杀子孔而分其室"。这里的"室"，即指包括土地、依附农民在内的家族财富。《国语·晋语八》记，晋国的范氏曾两次居功邀赏，占据了随、范、郇、栎等邑，还要"与和大夫争田"。鲁国的"三桓"（季氏、孟氏、叔孙氏）曾"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左传·昭公五年》），即瓜分国君所辖郊乡的土地、国人和军赋，并把昭公逐出鲁国。齐国的景公与田氏争夺民众，晏婴指出："公厚敛焉，陈氏（即田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他又向景公献计道："若君欲夺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民将归君，则虽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但景公终未能实行。田氏以大量贷出、小量收进的"厚施"办法，使民众都来投奔到其领地内，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最终夺取了齐国的政权。 其次是诸侯国内领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矛盾。由于领主的贪婪剥削，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如鲁国在春秋后期"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执政者"季康子患盗"（《论语·颜渊》）。当三桓攻击鲁昭公的居地郓时，"郓溃"（《春秋·昭公二十九年》）。杜注云："民逃其上日溃，溃散叛公。"可见鲁国人民对昭公的怨恨。晋国在春秋后期也"寇盗充斥"，"盗贼公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平公为营造宫室，奢侈腐化，大肆征发劳役，使"庶民罢敝，道相望"，"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一些得势的卿大夫，如曾"铸刑鼎"的中行寅，也搜刮民财制造"船车"之类，因"赋敛厚"而"民谤诅"（《论衡·解除篇》）。齐国人民对齐景公的贪婪剥削、残酷用刑亦恨之人骨。晏婴议论当时的情况说："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左传·昭公三年》）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 年），陈国筑城的役夫，因不堪忍受庆氏的暴虐而举行起义，杀死了庆氏的大贵族庆虎、庆寅。郑国人民的反抗，已发展到在野外聚众行事。史称"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左传·昭公二十年》）。南方的楚国，局势更是紧张："民之赢馁，日己甚矣。四境盈垒，道相望，盗贼司目。"（《国语·楚语下》）至吴国攻人楚都，楚昭上逃人云梦泽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左传·定公四年》）。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和统治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了。 再次是文化较高的华夏族各国与文化较低的蛮夷戎狄各国族之间的矛盾。当时的少数族一般居住在周边地区：居于南方的称为南蛮，在今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包括荆蛮、百濮、百越等；居于东方的称为东夷，在今淮河流域和山东境内，包括淮夷、莱夷等；居于西方的称为西戎，在今陕西、甘肃和山西南部，包括骊戎、犬戎、茅戎等；居于北方的称为北狄，在今河北和山西北部，包括赤狄、白狄等。也有的少数族已经移居中原，如在今河南中部，就有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等。由于少数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多处于以游牧为主的阶段，因而极富于掠夺性，构成了对华夏族各国的严重威胁。有人评论当时的形势云："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华夏族各国对于少数族的侵扰，则互相救助，奋力反击，并进而驱逐、吞灭之。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一些大国霸主打起"尊王"旗帜的同时，又提出了"攘夷"的口号。齐桓公在位期间，曾北伐山戎以救燕，西逐北狄以救邢、卫；又联合秦、晋等国，击退扬距、泉皋、伊洛之戎对周室京师的进犯。有时，华夏诸国为了避免激烈的冲突，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便对少数族采取和亲政策。如晋国的魏绎曾经提出："和戎有五利。"（《左传·襄公四年》）晋国行此策数年，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到春秋末期，齐、晋、秦、楚、吴、越、燕诸国，都击退、吞灭、融合了周围的大部分蛮夷戎狄国族，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春秋未年是领主制封建社会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西周"礼乐征伐自大子出"的宗法等级秩序稳固的局面，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所代替。虽然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各国的政治有所整饬，生产有所发展，但是各诸侯国都面临着国内外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在国外，要与其他诸侯国为争夺领土、人民、赋税、财富而斗争，又要抵御蛮夷戎狄部族的侵犯与骚扰；在国内，有国君与卿大夫之间为争夺领地、人民、赋税、财富的斗争，又有人民反抗领主统治阶级的贪婪剥削和残酷压迫的斗争。如何解决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重新树立起一个新的权威和制度，回到有秩序的稳定状态，历史在前进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战争行动的频繁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选集》合订本第446-447 页）既然春秋时代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来稳定秩序和控制局势，社会矛盾如此尖锐复杂而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解决，于是只有诉之于战争行动，因而春秋时代的战争行动也就空前的活跃和频繁。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对鲁史《春秋》的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里面，列国间军事行动，凡四百八十三次"；又据解放军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事史》附卷《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的统计，春秋时期在公元前769-前476 这294 年时间里，共发生战争384 次。当然，由于资料的疏略散佚，这些统计数字还是很不完全的。但由此已足以表明，春秋时代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行动之密。兹就《春秋左传》所记，对春秋以来较大的战争行动，分为几个类别略述于下： （一） 诸侯国之间为兼并土地和夺取霸权而发主的战争 这是春秋战争中的主要一项。春秋之初，郑国首先崛起。郑庄公二十六年（前718 年），郑侵卫，"败燕师"；次年，郑又侵陈，"大获"。庄公三十一年（前713 年），郑与齐、鲁一起伐宋，"郑师入部"、"人防"；次年，郑又与齐、鲁伐许，并"大败宋师"；。庄公三十七年（前707 年），郑师又"大败"周王及蔡、卫、陈等诸侯。郑在诸侯中成为最强的国家。此时，楚在南方攻灭小国，也逐渐强大。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 年），楚败随于速杞；次年，楚又与已联合，大败邓师。楚武王四十年（前701 年），楚败郧与蒲骚；次年，楚又伐绞，大败之。至楚文王十年（前680 年），楚灭息；过了二年，又灭邓。楚成王十七年（前655 年），楚灭弦；二十四年（前648 年），楚灭黄；三十八年（前634 年），楚又灭夔。楚穆王三年（前623 年），楚灭江；次年，楚又灭六与蓼。 鲁国在庄公时，曾稍有起色，取得攻伐别国的多次胜利。庄公八年（前686 年），鲁与齐一起围；十年（前684 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败宋师于乘丘；次年，又败宋师于。 齐国在桓公时，任用管仲改革，国势强盛而成为首霸。桓公二年（前684年），齐灭谭；五年（前681 年），齐又灭遂；二十年（前666 年），齐伐卫，败卫师；三十年（前656 年），齐会诸侯侵蔡，蔡溃，又伐楚，与之盟；三十二年（前654 年），齐再会诸侯伐郑。桓公在位期间，"东南多有者，莱、莒、徐夷、吴、越，（齐）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国语·齐语》）。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曾想夺取霸权。襄公九年（前642 年），宋率曹、卫、邾等诸侯伐齐，败齐师于；次年，宋又围曹。到十三年（前638 年），宋与楚战于泓，"宋师败绩"。宋襄公的霸主梦终成泡影。 北方的晋国自春秋初期晋献公开始，已在向周围开拓兼并，国势渐盛。 献公十六年（前661 年），晋"灭耿、灭霍、灭魏"；十九年（前658 年），晋"伐虢，灭下阳"；到二十二年（前655 年），晋灭虢，又灭虞。晋文公即位后，对政治、经济进一步改革，国力更强。文公五年（前632 年），晋率齐、宋、秦等诸侯，大败楚师于城濮，"一战而霸"。晋襄公元年（前627 年），晋败秦师于；三年（前625 年），又败秦师于彭衙；晋灵公元年（前620 年），晋再败秦师于令狐。 西方的秦国自穆公即位，也励精图治，开始拓地兼并。穆公十五年（前645 年），秦败晋于韩原，俘获晋惠公，标志着秦国力的强盛。十九年（前641 年），秦取梁；二十五年（前635 年），秦伐，以计使降，又俘获楚的申、息之师；三十六年（前624 年），秦伐晋，"取王官及郊"。秦康公二年（前619 年），秦又伐晋，"取武城"；四年（前617 年），晋伐秦，"取少梁"；秦伐晋，"取北征"；六年（前615 年），秦再伐晋，"取羁马"；此年，秦"复侵晋，入瑕"。但秦国在春秋之世，始终受到晋国的遏制，只能霸于西戎。 楚国自庄王以后，国势更加强盛，灭国益多，并北上与晋国争霸。庄王三年（前611 年），楚灭庸；十三年（前601 年），楚又灭舒蓼；十七年（前597 年），晋楚战于，"晋师败绩"；次年，楚又灭萧。楚共王十七年（前574 年），楚灭舒庸；楚康王十二年（前548 年），楚灭舒鸠；楚灵王三年（前538 年），楚灭赖；七年（前534 年），楚灭陈；十年（前531 年），楚灭蔡。楚昭王二十年（前496 年），楚灭顿；次年，又灭胡。春秋时期，楚灭国最多，成为疆域最大的国家。 齐、秦、晋、楚等大国，在春秋中期，曾进行过多次激烈的大战。周定公十八年（前589 年），晋齐战于鞍，"齐师败绩"；周简王八年（前578年），晋秦战于麻隧，"秦师败绩"；十一年（前575 年），晋败楚于鄢陵；周灵王十年（前562 年），秦败晋于栎；十五年（前557 年），晋楚战于湛阪，"楚师败绩"；十七年（前555 年），晋大败齐于平阴。 春秋后期，吴国崛起于东南方，攻伐兼并，势不可挡。吴寿梦十六年（前570 年）、吴伐楚、"取驾"；吴诸樊二年（前559 年），吴又击败楚师，"获楚公子宜谷"；吴余祭十年（前538 年），吴伐楚，"人棘、栎、麻"。吴王僚二年（前525 年），吴楚战于长岸，互有胜负；八年（前519 年），吴败楚及诸侯之师于鸡父；次年，吴又灭巢。孙武就是在吴国日上之时，从齐国来奔于吴的。 （二） 华夏族诸侯各国为抵御、击败、驱逐、歼灭戎狄等少数族而进行的战争 戎狄等少数族对中原诸国的侵扰，自西周以来就为害甚烈。春秋时期，这种侵扰仍然十分频繁。公元前670 年，"戎侵曹"；公元前661 年，"狄人伐邢"：次年，狄又伐卫，攻入卫国。公元前650 年，"狄灭温"；次年，扬距、泉皋、伊洛之戎同伐周京师、攻人王城。公元前647 年，"狄侵卫"、同年，"淮夷病耙"。公元前646 年，"狄侵郑"；前644 年，"狄侵晋，取狐、厨、受铎"；公元前639 年，狄又侵卫；前636 年，"狄伐郑，取栎"；公元前630 年，"狄侵齐"；次年，"狄围卫"。公元前623、618、616、606、605 年，狄（赤狄）曾连续"侵齐"；公元前617 年，狄又"侵宋"。 公元前603 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次年，赤狄又侵晋，"取向阴之禾"；公元前596 年，赤狄再次"伐晋，及清"。 面对戎狄等少数族的侵扰，中原诸国不时进行反击。首先起来抗击的是郑国。郑庄公三十年（前714 年），"郑人大败戎师"；三十八年（前706年），郑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鲁国也曾奋力抗击戎狄的侵犯。鲁庄公十八年（前676 年），鲁"追戎于济西"；二十六年（前668 年），鲁又"伐戎"；鲁文公十一年（前616 年），鲁还"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虢国（西虢）亦有抗击戎人之举。公元前660 年，虢"败犬戎于渭"；公元前658 年，虢"败戎于桑田"。齐国在桓公时，抗击戎狄最力。桓公十二年（前674 年），齐出师伐戎；二十二年（前664 年），齐又北伐山戎；二十七年（前659 年），齐与宋。曹等诸侯国之师一起"逐狄人"；三十八年（前648 年），齐还与晋一起，平定扬距。泉皋。伊洛之戎同伐周京师之乱。 南方的楚国，处于蛮夷少数族的包围之中。它在向外开拓。兼并土地的过程中，必然要与蛮夷等少数族发生激烈的冲突，楚所攻灭的国家中，有相当多是属于蛮夷少数族的。北方的晋国，与戎狄少数族邻近，狄人经常出没其间，因而它就成了春秋时抗击狄人侵扰的主力。献公二十五年（前652 年），晋"败狄于采桑"。襄公元年（前627 年），晋"败狄于箕"。景公六年（前594 年），晋"败赤狄于曲梁，灭潞"；次年，晋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景公十二年（前588 年），晋讨伐赤狄唐咎如，"唐咎如溃"。厉公二年（前579 年），晋"败狄于交刚"。平公十七年（前541 年），晋"败狄于大卤"。昭公二年（前530 年），晋攻伐北狄之鲜虞，"灭肥"；五年（前527 年），晋又攻伐鲜虞，"克鼓"。顷公元年（前525 年），晋"灭陆浑之戎"；六年（前520 年），晋再次"袭鼓，灭之"。地处西陲的秦国，与戎狄的接触更多。它的强大，是在与戎狄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秦穆公时，"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此后，秦与戎狄的攻伐战争，仍长期持续不断。 （三） 周王室和诸侯国内国君与卿大夫之间为争夺权力、领地、赋税、人民而进行的战争 首先说周工室的内乱，春秋时期就发生过多起。周僖王四年（前678 年），周大夫子国与夷诡诸有隙。子国"以晋师伐夷（周采邑），杀夷诡诸"。惠王二年（前675 年），周大夫"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奉王子颓以伐惠王，并引"卫师、燕师伐周"，子颓得立。至惠王四年（前673 年），郑、虢等国之师"同伐王城"，"杀王子颓及五大夫"。襄王十六年（前636 年），王子带"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逐出襄王。次年，晋、秦等国勤王，此乱才得以平息。景王二十五年（前520 年），王子朝"帅郊、要、饯之甲"作乱，单氏、刘氏所率领的"王师败绩"。直到敬王十七年（前503 年），单氏、刘氏"败尹氏于穷谷"，王于朝之乱才偃旗息鼓。宋、郑。卫等中原国家，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内部攻伐也十分激烈。公元前710 年，"宋督攻孔氏"，弑宋殇公；公元前682 年，宋万弑宋闵公，"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公元前609 年，宋文公"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公元前576 年，宋华氏"帅国人攻荡氏"；公元前522 年，宋华、向二氏作乱，被宋元公击败；次年，齐师戍宋，又"败华氏于新里"。郑国在简公三年（前563 年），尉、司、堵、侯、子师等五族作乱，他们"攻执政"，杀死子驷等政敌多人；简公十二年（前554 年），郑子孔当政，"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于孔"。卫国的孙氏，于公元前559 年攻卫献公，"败公徒于河泽"；公元前547 年，卫孙、宁二氏互相攻伐，"宁喜弑其君剽"（卫殇公）；次年，卫公孙免余又"攻宁氏，杀宁喜"。公元前522 年，卫齐氏作乱，攻卫灵公；北宫氏又"伐齐氏，灭之"。 位于东方的齐、鲁二国，春秋后期的内部攻伐更是紧张。齐景公二年（前546 年），齐庆封"攻崔氏"，杀崔成、崔强；次年，齐栾、高、陈、鲍之徒又攻庆氏，庆封奔吴；景公十六年（前532 年），齐陈、鲍二氏联合，"伐来、高氏"，"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鲁昭公于公元前517 年"伐季氏"，被盂氏、叔孙氏联合击败；前515 年，鲁盂氏。阳虎又伐昭公，"公徒败于且知"；公元前502 年，阳虎劫昭公而"伐孟氏"，阳氏败。鲁定公十二年（前498 年），孔子以司寇的身份下令伐费季氏，"败诸姑蔑"。孙武在世时，齐、鲁两国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战斗正难分难解。 楚国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攻伐战斗，没有像中原国家那样频繁，但也时有发生。楚庄王九年（前605 年），楚若敖氏为乱，庄王"与若敖氏战于皋浒"，将其击灭。春秋末年，楚又有白公胜之乱。叶公"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败而自缢。 晋国在春秋时期，是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攻伐战斗最为纷繁的国家。公元前718 年，晋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公元前709 年，曲沃武公又"伐翼"，杀晋哀侯；公元前704 年，曲沃武公"灭翼"；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再"伐晋侯缗，灭之"（《史记·晋世家》）。晋厉公七年（前574 年），厉公使胥童、长鱼矫等"攻都氏"，杀三部；晋平公八年（前550年），栾氏帅曲沃之甲人绛，与范氏战，不胜而奔；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范氏、中行氏伐赵氏"，赵鞅奔晋阳；又"伐公，国人助公"，二氏败奔；次年，晋人又"败范、中行氏之师于潞"。吴王阖庐曾问孙武道："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银雀山汉墓竹筒《孙子兵法·吴问》）可见在孙武生前，晋六卿尚在拼搏厮杀，胜负未定。 （四） 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因反抗和镇压而发生的战争 春秋时期人民的反抗大多以"民溃"，即逃散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形式出现，但武装斗争亦已相当普遍。公元前550 年，陈国筑城的役夫起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是年"庆氏以陈叛"，楚"屈建从陈侯围陈"。陈人筑城以拒，因夹板落于城下，庆氏便杀了筑城的役夫。于是，"役人相命，各杀其长"，把庆氏的首领庆虎、庆寅全部杀死。郑定公八年（前522 年），郑国起义的民众聚集于萑苻之泽，统治者"兴徒兵以攻莅荷之盗，尽杀之"。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 年），周王室的手工业工匠乘统治阶级内乱之机，举起义旗，"伐单氏之宫"，结果未能成功，为单氏所败。公元前506 年，楚昭王因吴师入郢而逃至云梦泽，遭到起义人民的袭击。起义者乘王熟睡之机，"以戈击王"。可见人民的武装斗争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以上四种内容不同的战争交错进行，使春秋时期的军事行动特别频繁。 为了应付国与国之间日益剧烈的兼并活动，抵御戎狄蛮夷少数族不时而来的侵扰，平息卿大夫之间争权夺利的倾轧斗争和犯上作乱的叛逆行为，镇压人民的反抗行动和武装起义，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把打仗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致力于扩军备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军事制度的变易 随着战争次数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各国对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的需要愈来愈多。于是，征兵的范围加以放宽，寓兵于农的民兵变成专事打仗的常规军，军队编制出现了新的类别，军赋的征收也在不断增加。春秋时期各国的军事制度，都在朝着扩军备战的方向发展。 （一） 各国兵员的激增 西周时王室的军队编制，据金文记载，有"西六师"、"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后两个"八师"，实际是一支军队的不同称呼。因为在所有铭文中，只见"西六师"和"殷八师"、"六师"和"八师"并举，而从来没有把"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合在一起记叙的；再说，周朝西部本上只有六个师，而东部新占领区却有两个"八师"，也超过本上大多。故西周王室的总兵力应是十四个师。当时没有"军"一级的编制。若以《周礼·夏官序》所说的"二千五百人为师"来统计，则西周王室的总兵力只有35000 人，显然太少。因为据《史记·周本纪》，武王伐纣时已"率戎车三百乘，虎责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春秋战国间盛传"周为六军"（《左传·襄公十四年》），则西周时的"六师"可能就是"六军"的称呼。《诗·械朴》毛传、《诗·常武》郑笺、《书·顾命》孙星衍疏，皆谓"六师"即指"六军"。以每军约一万人计，则西周本土的六师应有六万人左右；再加上东面的八师，其总兵力当有十余万人。但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兵力骤然大减。公元前707 年，周桓王"以诸侯伐郑"，竟不敌而"大败"。其兵员之不足，于此可见。 与周王室的兵员骤减恰成鲜明对照，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兵员都在迅速增加。齐国在桓公时已有"革车八百乘"，分为"三军"，共有"士三万人"（《国语·齐语》）。至春秋未年齐吴艾陵之战，一战就被吴俘获"革车八百乘"（《左传·哀公十一年》）。则其全国兵车当有二三千乘，兵员至少翻了一番。 晋国的兵员增长最快。晋武公三十八年（前678 年），晋仅有一军；献公十六年（前661 年），增为二军。至晋文公四年（前633 年），增为三军；次年，又"作三行"（步兵）。文公八年（前629 年），已"作五军"。至景公十二年（前588 年），竟"作六军"。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 年），楚艺启强测晋国之兵力说："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左传·昭公五年》）则晋全国的兵车己有近五千乘。以每乘三十人计，晋的兵员总额应有十几万人。 楚国的兵力也在不断增长。楚成王六年（前666 年），楚以六百乘伐郑；成王十四年（前632 年），楚晋城催之战，晋有兵车七百乘，楚当亦与之匹敌。至楚灵王十一年（前530 年），灵王自称："今我大城陈、蔡、不羹（有东、西二不羹），赋皆千乘。"右尹子革对曰："是四国者，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左传·昭公十二年》）由此可见，春秋后期，楚周围的四城，已有四千乘；再加上楚国本土及其他地方部队（如申、息之师），楚的兵车当在万乘以上。其时楚兵员的总数应有二三十万之众。 鲁、郑、宋、卫等国，春秋中后期兵力都在千乘左右。《诗·鲁颂·宫》歌颂鲁僖公说："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公元前548 年，"郑子展、于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则其全国兵力当在千乘以上。公元前607 年，郑宋大棘之战，郑获宋"甲车四百六十乘"，宋又"以兵车百乘"赎华元于郑。显然，宋亦为千乘之国。公元前501 年，齐、卫伐晋，"晋车千乘"，卫侯曰："卫车当其半。"（《左传·定公九年》）则卫国此次出兵车五百乘，其全国兵车也应有千乘。秦国的兵力在诸大国中，约可与齐匹敌。虽然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 年），秦师偷袭晋国，过周北门，仅"超乘青三百乘"；秦哀公三十二年（前505 年），秦出兵救楚，也只"帅车五百乘"。但《吴子·图国》谓"秦缪（穆公）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 年），景公之弟"适晋，其车千乘"（《左传·昭公元年》）。则秦国的总兵车数亦当有二三千乘，其兵员总额应在六七万人以上。 吴、越两国在春秋后期的兵力也甚为可观。吴王夫差赴黄池之会就率其精锐"带甲三万"（《国语·吴语》）；越王勾践曾说："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十万）有三千。"（《国语·越语上》）然则，吴国的兵力当在十万以上。越国在一次伐吴战斗中，"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一次发兵就近五万，则其全国兵员至少应有六七万。 西周时期只有王室的兵员约十余万，而各诸侯国的兵员最多为1 至3 万。但到春秋后期，晋、楚、齐、秦、吴、越诸大国，兵员都已达到10 万左右。特别是晋、楚两大国，己有十几万到数十万。故《孙子兵法》中屡次提到："带甲十万"，"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凡兴师十万"，"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各大国再加上许多中小国家，春秋末期整个中国的兵员当有七八十万，或者已接近百万。 （二） 军队类别的多样 原来在西周，实行寓兵于农的制度。周宣王时虢文公论述古代兵农合一的情况说："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国语·周语上》）春秋初年鲁国的臧僖伯也说："春、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人而振旅。"（《左传·隐公五年》）、苗、猕、狩，都是借田猎以习武事的名称。每年于农隙时多次习武，三年而在野外举行大演习，进人国都后再整队检阅。这种士兵就是农民、军事训练都在农隙进行的制度，到春秋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加剧，不得不加以改变。管仲在齐桓公时的改革，就"参其国而伍其鄙"，即把国郊分为三而把鄙野分为五；并强调："四民（士、农、工、商）者，勿使杂处。"他"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在十五个"士乡"中，以五乡成立一军，"国"组织三军，有三万人。管仲对桓公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另外，农民都处于"伍鄙"，在那里实行"相地而衰征"、"井田畴均"、"无夺民时"的农业政策（《国语·齐语》）。由此可见，齐国的军士和农民已经分开，军士居于"国"中、而农民处于"鄙"野。军士成了专事打仗的职业兵。同时，根据管仲"士之子恒为士"的原则，这种职业兵还是父子世袭的。清人江永指出："说者谓古者寓兵于农，??考其实不然。春秋之时，兵农固已分矣。"（《群经补义》卷二）他的见解是不错的。 各诸侯国在分别兵农、建立中央统属的专职常备军的同时，又在边远地区和一些新设置的县、郡开始组建地方部队。自春秋初期以来，秦、楚、晋等大国对于新兼并得的某些土地，不再分封给卿大夫作为世袭采邑，而陆续建制为县，后来又在荒远处设立郡。这些县、郡，或者利用所灭国的原有军队进行改组，或者在鄙遂野外普遍征兵，于是一支支在中央正规军编制之外的地方部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如楚国有"申、息之师"（《左传·倦公二十五年》，又见同书《成公六年》）、"繁扬之师"（《左传·昭公五年》）、"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国有"焦、暇、温、原之师"（《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等等。公元前484年，吴国为北上争霸，乃"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因而在艾陵之战中，吴为四军而齐为三军，吴师多于齐师。可见吴国在边远各郡所建地方部队之众。由于在国郊之外的鄙遂地区可以普遍征兵和县、郡地方部队的组建，征兵的次数也就愈益频繁。有时进行一次战争就要几番征兵，使人民苦不堪言。《孙子兵法》上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作战篇》），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弊病的。 除了中央直属的国家正规军和边远地区由县、郡组建的地方部队外，诸侯各国还有国君、卿大夫的族军和私属部队。这些族军和私属部队在与诸侯国的交战中，他们成为国君和将帅的卫队；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内战中，他们就成为作战的主力。如公元前575 年，晋楚鄙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侯已"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同时，"（晋）栾、范以其族夹公行"（《左传·成公十六年》）。可见在此次战争中，楚王的族军与国家的正规军"中军"在一起，担负着保卫楚王的任务；而晋国则由栾、范两支族军保卫着晋公。由于春秋后期卿大夫势力的壮大，其私属部队也迅速增多。公元前592 年，晋卿克欲伐齐，因晋景公"弗许"动用国家正规军，克便"请以其私属"（《左传·宣公十七年》）。晋氏的私属部队，竟能与大国齐的部队较量，可知其部队数量一定甚为可观。公元前484 年，齐师伐鲁，当时的形势竟是："鲁之群室（卿大夫的家兵）众于齐之兵车"，甚至季氏"一室敌车优矣"，即以季氏一家的兵力对付齐的兵车还绰绰有余。此役实际参战的鲁私属部队有"季氏之甲七千"（《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何以能有如此多的私卒？时人早就指明："政自之（指季氏）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杜预注："隐，约，穷困。"可知季氏的私卒大多是用权力以及食物，招募穷困的人民为其服役而形成的。 （三） 军赋征收的加码 西周实行井田制，军队所需要的人员、牛马、战车、兵器，按军赋制的规定，向井田内的人民征收。《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曰："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备，谓之乘马。"（《诗·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汉书·刑法志》、《左传·成公元年》杜预注，所说与此略同。唯《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所论的赋制与此有异，这可能是传闻的不同，或者是时间、地域的变动所致。 西周的军赋制到春秋时期，各国都在不断增加。公元前645 年，晋国"作州兵"。据记载，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征缮以辅孺子"，其后果是"甲兵益多"（《左传·僖公十五年》，又见《国语·晋语三》）。显然，原来的"州"不是征收军赋的单位，此后则要按"州"征兵缮甲了。公元前590 年，鲁国"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按《司马法》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原来是按"甸"征收甲兵的，此后则改为按"丘"征收了，军赋自然要增加许多。公元前548 年，楚国"量人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盾之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次度量公私的一切收入而修定各单位应出车马兵甲之数，在当时战争愈趋繁忙的情况下，当然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公元前538 年，"郑子产作丘赋"。它可能和鲁国的"作丘甲"一样，是由原来的按"甸"改为按"丘"来征收军赋。时人浑罕讥之为"作法于贪"（《左传·昭公四年》），可知这一改，军赋征收的数量一定增加不少。公元前483 年，鲁国又"用田赋"。它的具体征收标准已很难详考。孔子曾对此次加赋大为不满，他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左传·哀公十一年》）由此可知，"用田赋"是鲁国在成公元年"作丘甲"后又感到军赋"不足"而使出的新招，鲁国的军赋因统治者"贪冒无厌"而一增再增，征收标准不断变易。 总之，从兵员的人数、军队的类别、征兵的范围和军赋的标准各方面来看，春秋时代的军事制度发生着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是由战争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引起的，而它的后果又促使战争进一步加剧和扩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兵器和作战方式 在兵员、军赋、军种等军事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各国兵器的制造也在发展，作战的方式发生了从车战为主到步战为主的转变，战场由平原扩展到山区，一次战争的时间逐渐延长，战术更加灵活多变，军事上出现了千姿百态的壮阔场面。 （一） 兵器及其制作 春秋后期，生产力发展很快，它的重要标志就是铁器的使用。晋国曾经赋"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孙武所在的吴国，铁的产量也相当大，炼铁铸兵器的技术更是发达。建国以来，在江苏县属于春秋晚期的吴墓中，就曾几度出土过铁丸和铁条①。据说吴王阎阎时干将作剑，即"采五山之铁精"在炉中冶炼，"金铁刀懦，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年传》）。从现有资料看，春秋后期虽然仍以铜兵器为主，但铁兵器也已经出现。 当时的主要进攻武器有弓矢、戈、戟、矛、殳，称为"五兵"（《司马法·定爵》）。弓矢是远距离射杀敌人的武器；戈，横刃，装有长柄，可勾可啄；矛头直而尖，也装有长杆，用来刺杀；就是在长柄上装有矛头和横刃，可勾可刺，兼有戈、矛两种效能；量在竹木长杆上装有很多尖角，用于打击敌人。春秋中期步兵兴起以后，战争往往短兵相接，剑又成为十分重要的武器。用机械发射、射程远而准的弯，在春秋后期也已开始使用。《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记述楚国的善射者陈音到越国教士习射，因而向越王讲述："弩生于弓"，楚琴氏"施机设枢"发明此器；"其威力之大，"鸟不及飞，兽不暇走，弩之所向，无不死也。"《孙子兵法》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势篇》）春秋末期还出现了一种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投石机。《范蠡兵法》上说："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汉书·甘延寿传》张晏注引）可见其威力之大。 防卫武器主要有盾、甲、胄等。盾用犀皮或木板制成，可以掩蔽身体，防卫兵刃矢石的杀伤；甲类似衣服，多用牛皮或犀皮制成，穿在身上以保护人体；胄即头盔，其形似帽，多用青铜制，戴在头上以保护头部不受损伤。当时不仅参战的人有甲，驾车的马也往往披甲上阵。《孙子兵法·作战篇》用"甲胄矢弩，戟盾蔽橹（用作屏蔽的大盾）"来概括作战时的各种装备，说明防御武器与进攻武器在战争中同样重要。 攻城还有一些特殊的器械和方法，如云梯、辊、筑堙等。云梯的前身叫"钩援"，是一种有钩的长梯。《诗·大雅·皇矣》云："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后来改造成云梯，就把一节或两节长梯固定在车架上，攻城时推车接近城墙，以便于战士攀登。是上设屋顶形掩蔽体的四轮车，攻城人员可依靠车身的保护，在内掘城墙或挖地道。堙是城外筑起的与城等高的土山，攻城部队爬上土山，即可登城。 《孙子兵法·谋攻篇》在谈到攻城时，就举出"修橹、"等器械和"距（通'具'）（通堙）"以及攀登云梯而"蚁附"等方法。 春秋时兵器的制作都在官府，兵器质量较西周有了显著的提高。春秋未年齐人的著述《考工记》，记录当时"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可见手工业中的分工已相当精细。关于合金的比例，它记述"金有六齐（剂）"，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这些合金配比剂量规定，大体上符合各种兵器的性能要求，是关于合金剂量的科学总结。由于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春秋未年的① 见江苏省文管会、南京博物院《江苏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 年第 3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 年第2 期。 兵器制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中吴越的剑是最有名的。近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质地坚韧，做工精巧，锋刃锐利，光彩照人，就是明证。弓箭的制造，在选材、制作顺序上也都有严格的规定。据说晋平公时有人作弓，"三年乃成"，平公一射而"穿七札"（《列女传》卷六《晋弓工妻》）。兵器制造的考究和性能的良好，由此可见一斑。 （二） 车战、步战和水战 春秋中叶以前，战争一般都以车战为主，周围辅以一些步兵，一辆战车上有甲士3 人，另有7 人在车下，再配以步卒15 人，后来，每辆兵车所配的步卒发展到72 人。指挥车上也有3 名乘员，主将在左，武士在右，御者居中。兵车上所备的进攻武器多是长柄的戈、戟、矛，还有远射的弓矢；防卫武器有甲胃和盾牌。作战时兵车排成方阵，步卒附在兵车周围，互相冲击拼杀。战车一般可分进攻型的轻车和防御型的重车两大类。轻车驰骋疆场，冲锋陷阵；重车则装载辎重，当作军垒，进行屯守。《孙子兵法》上有很多关于车战的论述。如《行军篇》说："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作战篇》又说："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凡用兵之法，驰车（指轻车）千驷，革车（指重车）千乘"；"车甲之奉，日费千金"。可见在孙武的时代车战还相当盛行。 不过，车战的地位正在下降，而步兵日益显示其重要性。首先是一辆战车所配的步兵大量增加，同时脱离战车的独立编制的步兵亦已出现，并在战争中发挥其威力。造成车战衰而步兵兴的原因很多：一是井田制的破坏，土地私有化的分割，使战车通行的道路受阻；二是鄙野庶民大量参军，不能都乘兵车作战；三是戎狄部落侵扰，出没于山林地区，战车无法对付；四是人民起义聚于沼泽地带，战车亦无法镇压。如公元前632 年，晋"作三行（即三军步兵）以御狄"；公元前541 年，晋与狄人战，"乃毁车以为行"，结果"大败之"；公元前522 年，郑"兴徒兵"（即步兵）以镇压聚于"萑苻之泽"的起义者；公元前506 年，吴伐楚，更"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吕氏春秋·简选》），"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墨子：非攻中》），竟五战五胜而入郢。在《孙子兵法》中，除论述车战外，更多谈论的是步兵作战。如《行军篇》说："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把车兵和徒兵并提。《九地篇》说："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行军篇》有"处山之军"、"处斥泽之军"，讲的显然都是脱离战车的步兵。 除车战和步兵作战外，春秋后期在楚、吴、越诸南方国家都建立了水军，并经常在水中作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楚国"为舟师以伐吴"。杜预注："舟师，水军。"《国语·越语下》载，吴越两国水军曾"战于五湖"。《左传·哀公十年》还记，此年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人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然则，吴、齐还发生过海战。吴。越水军的规模己相当可观。据《越绝书》所引伍于胥水战兵法，战船"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再加上划浆。掌舵。拿重兵器以及领班长官，整个战船"凡九十一人"（《太平御览》卷三一五引》）。越王勾践晚年，曾有"楼船之卒三千余人"（《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可知水军和水战在当时南方战争中己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 作战方式的复杂化 用战车和步兵作战，必须排成战斗队形，讲究阵法。最初的阵形比较简单，进攻时排成密集的大方阵，守卫时排成圆阵。但到春秋时，简单的一元大方阵，已逐渐为多无的小方阵所取代。如公元前707 年，郑国抵御王师，"为鱼丽之阵"（《左传·桓公五年》），即把队伍分为"左拒"、右拒"和"中军"三部分，"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使先头部队像尖刀一样插入敌阵，后续部队又源源不断补充而来，结果"王卒大败"。公元前541 年，晋伐狄人，"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左传·昭公元年》）。这样组成五个互相关联的小队，使狄人穷于应付，很快就"大败之"。此外，卫国还有"支离之卒"（《左传·哀公二十五年》）。日人竹添鸿光《左传会笺》云："支离，分散也，盖分为数队以误敌。"这也是一种巧妙地运用队形的变化以败敌的方法。 指挥军队的信号，当时仍然运用金鼓和旌旗。《孙子兵法》上说："《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两军交战，击鼓为前进，鸣金为停止或退却，旌旗则标志着军队的存在或前进的方向。如公元前712 年，郑国伐许，"颖考叔取郑伯之旗螫弧以先登"，未成，后"暇叔盈又以（旗）螫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左传·隐公十一年》）。这样，以旗为先导，很快就攻入了许国。公元前684 年，齐鲁战于长勺。"齐人三鼓"而鲁师不鼓，后鲁人乘"彼竭我盈"之机，一鼓而"齐师败绩"（《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589年，晋齐鞍之战时，晋帅郡克受伤，其御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于是，他"左并辔，右援抱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左传·成公二年》）。可见，春秋时将帅运用旌旗金鼓指挥战斗，已相当纯熟。当时指挥战争，还制成一种能登高瞪望敌情的"巢车"。如晋楚鄙陵之战时，楚王就"登巢车，以望晋军"（《左传·成公十六年》）。这样，就更增加了指挥的准确性。 训练军队原来都在农隙进行，春秋时出现了专职的常备军，因此军队的训练就往往由专人负责，分科进行，而且时间很长。《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悼公即位，乃命弁纠"使训诸御"（驾车的御手），命苟宾"使训勇力之士"，命籍偃"使训卒乘"（步兵、车兵），命程郑"使训群驺"（马匹饲养员）。据说吴王阖庐伐楚的军队，曾经"教七年"（《墨子·非攻中》）；越王勾践伐吴，亦"教其士臣三年"（《墨子·兼爱下》）。不言而喻，军队训练有素，又将提高战争的难度，使斗智斗勇愈趋激烈。 最能标志春秋时期战争状况变化的是，战场的扩大和时间的持续。原来的车战只能在广阔的平原上进行，现在的步战和水战则扩大到高山、丘陵、江河、湖泊甚至海洋。《孙子兵法·行军篇》就谈到"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等处于各种地形的战争要领。 一次战争的时间，原来只需一天或者几天便可决定胜负。到春秋中后期，战争往往迁延时日，难分难解。有的战争持续数月，甚至一二年，才告罢休。如公元前506 年爆发的吴楚战争，从这年的冬天持续到次年的秋天，历时一年，战场绵延数千里。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的战争已相当讲究战略战术。如公元前707年，周王率蔡、卫、陈等诸侯伐郑，郑子元便谋划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4 年，楚伐随，随季梁又献谋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离）矣。"（《左传·桓公八年》）公元前701 年，郧人与随、绞、州、蓼四国伐楚，楚斗廉对莫敖屈瑕说："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即上述四国）；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左传·桓公十一年》）战争中讲究谋划，于是，示形作伪、虚张声势、佯退诱敌、埋伏突击、迂回奇袭、避强击弱、避锐击惰、使用间谍等一系列战术手段纷至沓来。这些都为孙子总结战争经验提供了素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学术思想的活跃 春秋后期，由于政治的动荡，学术文化的下移，受教育的知识阶层人数的增多，加之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思想极为活跃，出现了许多博学而明智的思想家。当时研究军事的气氛也甚为浓烈。这就为孙武这位卓越的军事思想家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 学术下移与私学兴起 由于周王室的衰微，原来的官学受到严重破坏，负责文化教育的官吏远走他乡，官方保存的文化典籍也流散各地。公元前525 年，郯国国君来到鲁国，讲述了许多历史知识，孔子见郊君而学之，接着感慨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可见周王朝宫学的衰落和文化的下移，已引起广泛的议论。据说春秋末年的老子，原是"周守藏室之史"，因为"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老子列传》）。这个事实又一次说明，周王朝官府文化的不振和流失。 与官学衰落恰成鲜明对照，由没落贵族或平民中的有识之士创立的，私人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春秋末年，孔于在鲁国聚徒讲习礼、乐、书、数、射、御等六艺，邓析在郑国聚徒讲习法律和诉讼。鲁国还有一个少正卯，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荀子·宥坐》），显然他也在那里私人讲学。据说少正卯的讲习很能吸引听众，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论衡·讲瑞篇》）。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此他的学生中有贵族子弟，而更多的是鄙贱的平民。《吕氏春秋·尊师》述："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大盗也，学于孔子。"《荀子·大略》说："子赣、季路（即孔门弟子子贡、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据李启谦先生的研究，在孔子的十九个主要弟子中，只有三人出身贵族，而其余都是平民、贱人或商人。（《孔门弟子研究》第247-248 页，齐鲁书社1987 年版）可知孔门弟子中出身鄙贱者占大多数。孔子一生授业讲学，他的"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其盛况空前如此。 在平民中选拔贤者出任官吏之制，春秋时代已颇为盛行。齐桓公时，"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官"；若"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国语·齐语》）。由于选拔平民中的优秀者出任官吏之制的推行，因而出现了一批专门求学以人仕的士阶层。孔子的许多弟子就因学得六艺而进入仕途，他们或任卿大夫的家臣，或任地方行政官。鲁国的执政者季孙氏曾"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这一批平民出身的人学得知识，参政议政，必然会对当时的思想界带来深刻的影响。 （二） 科技的进步与无神论思想的抬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代的科学技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天文学方面，对日月星辰运行的测定，已经确立二十八宿的名称和方位。这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坐标图。当时观测日食的准确性已相当高。《春秋》一书记录日食37 次，其中有33 次经证明是可靠的。《春秋·文公十四年》记："秋七月，有星孝人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出现的最早记录。在历法方面，由于立圭表测日影，能精确测定夏至和冬至，因而已知回归年的时间为365 日，把它和朔望月的周期相调节，于是又创造了19 年插入7 个闰月的较精确的置闰方法。在数学方面，当时计算数值已相当高明。《考工记》中记述各种工具、武器的制造，己运用到分数、角度和容积的计算等数学知识。公元前548 年，楚国为修定赋制，便"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0 年，为营造周王城，又"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对于这样复杂的土田面积和工程土方量等的计算，如果没有几何学等专门知识和周密的运算方法，是难以完成的。在医药方面，诊断病人时又运用切脉、望色、听声、观形等方法，治疗病人时又采用砭石、针灸、汤液、手术等手段。春秋未年出现了著名的神医扁鹊，他既会"带下医"（妇科），又会"耳目痹医"（五官科），还会"小儿医"（小儿科），"随俗为变"（《史记·扁鹊列传》）。这说明他的医术是相当高明而又全面的。 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重人轻天的无神论思想的抬头。公元前706 年，随国的季梁谏其国君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680 年，郑国的申又指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左传·庄公十四年》）他认为妖怪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人失常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公元前661 年，虢国的史嚣感慨道："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这与《尚书·太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很有些相似。神降到了从属于人的地位，公元前644 年，周内史叔兴在解释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时说："是阴阳之事也，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傣公十六年》）他把自然现象与人的吉凶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吉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公元前641 年，宋国的司马子鱼反对人祭，进一步强调："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把人民置于神之上。公元前550 年，鲁国的闵子马宣传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突出了人对祸福的能动作用。公元前541 年，郑国的子产解释晋君的疾病，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而不是由于"山川、星辰之神"的作祟。公元前524 年，裨灶欲用灌禳火，子产反对这种做法，并说："天道远，人道迹，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进一步阐述了天人相分的观点。由上述可见，春秋时代的无神论观念在周王室和许多诸侯国家都很流行，而且绵延的时间也很长。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思想的解放。 （三） 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的出现 随着学术文化的下移和思想的解放，各种不同经历、不同地位的人自由发表自己的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观点。到春秋末年，就出现了老子、孔子等在许多领域里有着相当系统的理论的大思想家。 老子生活的年代，学术界历来有分歧。近来有人根据《老子》书中的思想、语汇以及先秦时代关于老子事迹的记载等许多资料，证明老子确是春秋末年人，其时代略早于孔子。①老子的哲学思想有相当完整的体系。他虚构了一个"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的本体"道"。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清楚地表明，他的所谓"道"不是元气，而是虚"无"飘渺的东西，作为万物之"母"的"道"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哲学体系明显地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老子的认识论是先验论。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脯，见大道"；"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老子认识到矛盾着的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是他的辩证法又是消极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他主张守住柔弱。卑下的一面，以防止事物的转化。在政治上，他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宣扬"无为"而治，实行愚民政策："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他幻想回到西周初年"小国寡民"的状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甚至要取消物质文明，"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以上均引自《老子》通行本）。显然，他的思想代表了封建领主阶级中的保守派。 与老子相反，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积极有为的。他主张的中心有两个：一是要恢复西周盛时的宗法等级秩序。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君臣父子各循其道，各安其位，不得悟越犯上。二是要统治者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使人民能安居乐业。他提出的从政原则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强调："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他的学生冉求为季氏"聚敛"，"赋粟倍他日"，孔子就斥责道："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广一次鲁哀公间政，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政有使民富且寿。"（《说苑·政理》）总括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礼"和"仁"二字，这二者是和谐统一的。他曾说："克己复礼为仁"，即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恢复君臣父子和"敛从其薄"的"礼"的原则，这也就是做到了"仁"。孔子还发表了一系列待人接物的伦理主张，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教育上，孔于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耻下问"，等等。 （以上孔子言论，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论语》）。在当时诸侯混战、卿大夫内哄、统治者贪婪剥削、人民苦不堪言的形势下，孔子提出的这些政治、伦理、教育等主张，是有相当积极进步的意义的。如果说，老子代表了封建领主阶级① 刘建国《老子时代通考》，载《哲学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中的保守派，那末孔子则是这一阶级中的改良派。 （四） 研究军事气氛的浓烈 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其主要建树是在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方面，而春秋时代社会矛盾空前复杂，战争也特别频繁，这就必然促使更多的人去研究军事，在军事领域里发表各种见解。 公元前684 年，鲁国的曹判论战。他首先论述战争的准备工作，应该"惠遍"、"信孚"而使"民从"；又论述战争时如何胜敌的技巧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620 年，晋国的赵盾议论战争中应该先发制人和坚决果断地驱逐敌寇，指出："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左传·文公七年》）公元前597 年，晋国的士会讲述发动战争的原则道："会闻用师，观衅而动"；"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这就是说，战争行动要寻找机会，见有利可得才发动进攻；军事上的善谋就是去兼并、攻伐那些弱小、愚昧的国家。他又认为："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而当时的楚国，"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左传·宣公十二年》）显然，一个国家军事上的强盛与政治上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公元前547 年，晋国的声子能滔滔不绝他讲述"绕角之役"、"彭城之役"、"鄙陵之役"等多次战役中的战略战术，分析其中的军事计谋（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至春秋晚期，齐国的司马穰直潜心研究古《司马兵法》，并撰写了许多解释、发挥的文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直能申明之。"上述这些研究军事的言论和谋略，如涓涓细流必然汇成江河湖海。它预示着一个全面总结军事科学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大思想家的出现。这个军事上的大思想家，与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并驾齐驱，交相辉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六、著书立说之风的兴起 在学术下移和私学兴起的情况下，春秋后期社会上流行的书籍已相当多。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官方编纂的，但私人的著述到春秋末年亦已为数不少。 （一） 官编图书的纷繁 在官方编纂的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史书，当时名为《春秋》。晋国的叔向因为"习于《春秋》"而受晋悼公之召，"使傅太子彪"（《国语·晋语七》）。战国初年的墨于曾谈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墨子·明鬼下》）。据说墨子见过《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这说明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家都有记载本国事迹的史书。《春秋左传》就是在《百国春秋》）的基础上编纂起来的。各国除记录史事的《春秋》外，还有一种记录世系的书叫《世》。官吏的职责有这样的规定："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国语·鲁语上》）各国的《世》，后来就成了《世本》编纂的依据。当时进行教育的科目特别多。楚国的申叔时论述如何教育太子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上述这些教育的科目中，春秋、世、诗、令、语、故志、训典，都应该是有书本的。孔子的私学教育，常用的教科书有《诗》、《易》、《书》等。他曾经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策》）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其弟子记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同上）子张曾问："《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答："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宰三年。"（《论语·宪问》）可见这些教科书，用老师讲解或师生问答的形式，为弟于们所普遍诵习。官方编纂的军事典籍，当时流行的亦有多种。《司马法》在春秋晚期由司马穰直作了许多"申明"（解释、发挥）的文字，己见前述。《军政》中的一些文句，为《孙子兵法·军争篇》所引用。此外，《军志》也是各国战争指挥者熟读的军事经验的汇编。晋楚城之战时，楚成王曾三引《军志》曰"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21 年，宋华登引吴师救华氏，宋厨邑大夫催谋划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晋楚之战时，楚孙叔敖临阵指挥，亦引用过《军志》中的这句话。楚国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军政典籍。当时晋国的士会就说："（楚）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左传·宣公十二年》）这里所谓"楚国之令典"，用之能使"军行"有序，"军政不戒而备"，实在是很珍贵的。据说当吴楚柏举之战，吴国攻人楚都郢时，楚人蒙谷"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后楚王返郢，"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战国策·楚一》）。可见楚国的典籍之多和作用之大。 （二） 私人著述的时行 在官方编纂图书典籍的带动下，到春秋晚期，私人著述也开始出现。略早于孔子的老聃撰作《老子》五千言，便是当时私人著述之风兴起的明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后期私人的著作已为数不少。除去其中相当一部分出于后人依托或整理其言行而成者外，如《老子》一样属于私人著述的作品约可得十余种。兹依《汉志》著录的次序，分家略述于下：（1）儒家，有"《周史六（当作'大'））六篇"。班固自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曰："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沈涛驳正颜师古曰："案：今《六韬》乃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则非今之《六韬》也。'六'，乃'大'字之误。《人表》有'周史大'。古字书无''字，《篇韵》始有之， 当为''字之误。《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盖即其人。此乃其所著书，故班氏有'孔子问焉'之说。颜以为太公《六韬》，误矣。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查《汉书·古今人表》"中下"等内有"周史大（当作''）"其人，与老子、师旷同时。然则《周史大》应是与《老子》一样的私人著述。（2）道家，除《老子》外，尚有"《关尹子》九篇"。班固自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又有"《老莱子》十六篇"，班固自注："楚人，与孔子同时。"（3）阴阳家，有"《宋司星子韦》三篇"。班固自注："（宋）景公之史。"《吕氏春秋·制乐》记："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论衡·变虚篇》及所引刘向《子韦书录序奏》，皆有关于子韦言行的记载。此《子韦》三篇，可能是其言行的记录，也可能是其自著。 （4）名家，有"《邓析》二篇"。班固自注："郑人，与子产并时。"考之《左传》，子产卒于鲁昭公二十年（前522 年），邓析被杀于鲁定公九年（前501 年）。两人相去21 年，则邓析时代应稍后于子产。《荀子·不苟篇》曰："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人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而惠施、邓析能之。"刘歆《校上〈邓析子〉叙》云："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然则此书是论说辩难之词，为邓析自著甚明。 （5）杂家，有"《五（伍）子胥》八篇"。班固自注："名员，春秋时为吴将，忠直遇谗死。"此是论政之篇，另有论兵之篇在兵技巧家。 （6）兵权谋家，有"《范蠡》二篇"，班固自注："越王勾践臣也"；又有"《大夫种》二篇"，班固自注："与范蠡俱事勾践。"《汉书·甘延寿传》张晏注引《范蠡兵法》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左传·桓公五年》孔颖达疏、《文选》潘安仁《闲居赋》李善注都征引过《范蠡兵法》的以上论述。然则此处的《范蠡》二篇，很可能是其自著的兵法。大夫种曾向越王勾践陈述："伐吴有九术。"（《越绝书·年经九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作"伐吴七术"）可见大夫种是很有谋略的。此处的《大夫种》二篇，也可能是其自著的有关兵权谋的言论。 （7）兵阴阳家，有"《苌弘》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史"。苌弘是春秋末年人。《淮南子·泛论训》云："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史记·天官书》称苌弘是"传天数者"；《史记·封禅书》又说："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然则此处的《苌弘》十五篇，可能是记录他的言行的，也可能是他论述天数、方怪的著作。 （8）兵技巧家，有"《鲍子兵法》十篇"和"《五（伍）子胥》十篇"。 前者为春秋时齐国鲍氏所著的兵法，后者为伍子胥的兵法著作。《越绝书》引《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文选》颜延年《侍游曲阿后湖诗》李善注引，张景阳《七命》李善注所引略同）《太平御览》卷三一五引《越绝书》转引的《伍子胥水战兵法》，所讲"大翼"的长度和广度更大，是可容纳近百人的大战船。《旧唐书·经籍志》亦著录有"《伍子胥兵法》一卷"。可知伍子胥确实有自己的兵法著作。 春秋后期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战争行动的频繁扩大，军队类别的多样和人数的激增，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兵器制作的精良，车战之外又有步战的兴起，作战方式的愈趋灵活多变，各种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研究军事气氛的日益浓烈，在官方编纂图书的带动下私人著述的纷纷出现，这一切，都在孕育着一位卓越的军事理论家的诞生，一部杰出的兵法著作的问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孙武生平及其著述 时代孕育了卓越的战略家、思想家的诞生，然而他的成长，还要靠自己主观上的不断努力。孙武的一生，始终勤奋追求，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的成长道路又是十分曲折的，充满了坎坷和荆棘。时代造就了他，却又限制了他。这本身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在那战乱频仍的年代里，他依靠辛劳积累、勤奋思索而产生的军事上的智慧和才能，获得了充分发挥和施展的机会；但是封建的制度和君王的专恣暴虐、一意孤行，又导致他思想和才能的窒息。孙武所在的借以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国家，竟在春秋未年被他邻近的对手灭亡了。研究孙武这位杰出战略家、思想家的一生经历，会给我们许多启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孙武存疑种种 在论述孙武的一生行事之前，必须先了解一下经历将近千年的关于孙武的有无及其著作真伪的争论。由于《孙膑兵法》在魏晋以后的亡怯，详载春秋史事的《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丝毫不涉及孙武，而现存《孙子兵法》中又有似乎是战国时期的现象，因而自北宋以来，就不断有人怀疑孙武及其著作《孙子兵法》的真实性。问题讨论颇为热烈，各家意见众说纷坛。除明宋濂在《诸子辨》、胡应麟在《四部正讹》、清纪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孙星衍在《孙子十家注序》中，继续肯定孙武为春秋末年人，兵法出于其手定外，怀疑者的人数远比此诸人为多，否定的意见占了上风。归纳各方的论点主张，约有如下八种：。 （1）孙武无其人，著作是伪托。主其说者有南宋的叶适、清代的全祖望和现代学者齐思和等。叶适以"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为由，指出："凡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想标指，非事实。"接着他列举了一些《孙子》书中的论题，认为都是战国时始有之事。因而他主张此书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清人全祖望随之议论道："水心（叶适字）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鲒亭集》卷二十九《孙武子论》）齐思和也同意叶适的观点，认为"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26 期， 1939 年版）。。 （2）孙武有其人，但兵法非其所著。主此说者有北宋的梅尧臣、清代的姚鼎和近代的梁启超等。梅氏曾作过《孙子注》，认为此书非武所著，而是"战国相倾之说也"（见欧阳修《梅尧臣〈孙子注〉后序》，《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一）。姚鼐也持同样的看法，云："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因为"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孙子》）。梁启超亦说："此书未必孙武所著，当是战国人依托。书中所言战事规模及战术，虑皆非春秋时所能有也。"（《饮冰室专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又说："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中国历史研究法》）。 （3）孙武其人之有无，兵法是否自著，不可知。主此说者有南宋的陈振孙和清代的姚际恒等。陈氏在其《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中称："孙武事吴阖庐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姚氏在《古今伪书考》中更玄虚莫测他说："然则孙武者，其有那？其无耶？??其书自为耶？抑其后之徒为之那？皆不可得而知也。"。 （4）孙武与孙膑乃一人，兵法为孙膑所著。主此说者有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和中国现代学者钱穆等。斋藤作《孙子辨》一文主张："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①钱穆亦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孙子在吴、齐两国都呆过，后世说孙者，"或曰吴，或曰齐，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误分以为二人也。"①① 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第374 页，商务印书馆1931 年版。① 钱穆《孙武辨》、《田忌、邹忌、孙膑考》，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11、 247 页，商务印书馆1935。（5）武与膑为二人，十三篇为孙膑所著。日本学者武内义雄作《孙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根据《史记》载孙武、孙膑二人均有兵法著述，而《汉志》又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故断"武与膑是别人，各有著述"；但今《孙子》十三篇从其内容看，"非孙武所著之书"，而"出于孙膑所作"。②。 （6）孙武系伪托，无其人，今本《孙子》作于孙膑。现代学者金德建撰《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一文，从《左传》不载孙武而《史记》所述孙武事又极简略，"内容上完全近于传说，不足为信"，从而认定："所谓孙武，全为伪托之说"；"则《孙子》这部书的作者，当为孙膑无疑。"（《古籍丛考》第80-82 页，中华书局1941 年版）。 （7）孙武就是伍员，二者实为一人。清人牟庭在《校正孙子》中认为，孙武事迹与伍员甚相似：二人都从他国来到吴国，统帅吴军破楚人郢；二人都讲究军事策略，著有兵法。 伍员托其子与齐鲍氏，居阿、鄄之间；伍员后代在齐国改姓孙，其后百年有孙膑出。故孙膑的先辈孙武，实即伍员。 （8）孙武实有其人，兵法著作源出于武，完成于膑。这种意见比较普遍。明吴兴松筠馆主人在《孙子参同序》中说："按《史记·列传》称武为膑之祖，膑之兵法传于后世云，则是书殆传于膑，而本与武者欤？"现代学者陈启天进一步阐发此论点云："古人为学，均有传授。孙膑既为孙武之后世子孙，则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成十三篇，而署武之名以行世"；"谓此书为武自撰者固误，而谓此书与武绝无因缘者亦非也。"（《孙子兵法校释》第41 页，中华书局1947 年版） 本来，孙武的生平事迹及其兵法著作，在《史记·孙子传》和《汉书·艺文志》中是记载得相当清楚的。成书于东汉初年的《越绝书·记吴地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也都有关于孙武事迹的记述。先秦古籍，如《荀子·议兵》有言："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韩非子·五蠹》云："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吕氏春秋·上德》亦谓："孙、吴之兵，不能当矣。"然则孙、吴连称已成习惯用语。吴指吴起，孙置于吴前，自然是指比吴起时代稍前的春秋末年的孙武。①然而，《孙膑兵法》后来失传了，《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著录。《史记·孙子传》明明说孙膑有兵法传世，它的亡扶，人们自然会怀疑《孙子兵法》的作者问题。再说，《左传》中吴国的阖闾、伍员、伯、专诸等人物以及吴国攻人楚都的情况都写得十分详细，却没有一言记及孙武。虽然有人曾竭力为此书辩解："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宋濂《诸子辨》，《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六）但无法消除年版。 ② 见上引《先秦经籍考》中册，第375-376 页。 ① 《战国策·齐六》载鲁仲连云："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 起之兵也。"此因孙、吴连称，孙总在吴前，故这里时代稍后的孙膑也放 到吴起之前了。 人们的怀疑之心。加之，有些学者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孙子》，总认为《孙子》书中论述的情况和有些用语是战国时才开始有的。如（用间篇）所说的"兴师十万"，在春秋末年已很普遍。 《国语·越语上》就载勾践的话："今夫差依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亿在古代指十万，则十万之师在春秋末年并不稀奇。 而姚鼎却说春秋时"末有兴师十万者"，实在是未加深考。又如《势篇》曾使用过"形名"一语，钱穆就认为："形名之语，亦起战国中晚。"但是谁都知道，春秋时的邓析为名家之先驱，《汉书·艺文志》记有"《邓析》二篇"，在"名家"。汉刘歆《校上〈邓析子〉叙》云："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形）名。"据《左传》，邓析于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 年）被杀，则其时代应略早于孙武。可知"形名"之语在春秋未年也已很流行。但在宋代、清代至近代，疑古思潮一再掀起的气氛下，怀疑孙武及其著作的论调，是难以消除的。 1972 年4 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中，同时发现了书写《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大批竹简。①这不仅使失传了1700 多年的孙膑著作得以重见天日，而且使怀疑孙武其人的有无和《孙子》是否孙武所著的悬案得以涣然冰释。从发现的这两部兵法著作来看，孙武和孙膑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两个人，他们的著作也反映了具有各自时代特点的战争方式和军事思想，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由此证明，《史记》和《汉书》关于两个孙子的事迹和著作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 ① 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 法〉等竹简的简报》，《文物》1974 年第2 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世系与家庭环境 一个优秀的军事谋略家、思想家的诞生，除了时代造就的特殊条件而外，家庭所赋予的优越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 研究孙武的世系与家庭情况，可以知道它在孙武的成长道路上，起过十分显著的作用。 追溯孙武的世系，可以远推到虞舜甚至频硕，但那都是些传说，没有可靠的世系记录可寻。孙武祖上有确切的世系应该从舜的后代虞阏父开始。周武王伐纣时，虞阏父当周国陶正之官，执掌陶器的制作，管理从事制陶的百工。由于其管理有方，器用齐备，又因他是古代圣贤虞舜的后代，周武王为奖励他的劳绩和褒扬他的先祖，就把长女大姬嫁给阀父之子满，把他封到今河南淮阳县一带，建立陈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周王并对满赐以妨姓。①满称为胡公，当了陈国的第一代君主。陈国的君主除了受赐的妫姓外，又以陈为氏。陈国是孙武祖上原来的老家，自西周以来到春秋前期的陈国君主都是孙武的祖先。 从胡公满开始，经过十代十二个国君的世袭传授，到桓公时，陈国发生了内乱。桓公卒后，其弟他杀桓公太子免而代立；接着，蔡人又杀陈他而立免弟跃为厉公，因跃之母是蔡女之故。②厉公去世，君位传给其弟林，为庄公；庄公卒，君位又传给其少弟杵臼，为宣公。厉公长子完，因叔父林、杵臼的篡位而不得立。完的叔父宣公杆臼原来已立太子御寇，后又有宠姬生子款，便欲立款而杀太子御寇。厉公子完与宣公太子御寇因有同样的不得立的遭遇，故交往甚密。御寇被杀后，完惧祸及己，就奔往齐国。这位因内乱不得立而奔往齐国的陈厉公之子完，是孙武的直系祖先。他的由陈出奔齐国，给孙武日后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陈公子完到达齐国，由于他原是应该继立的诸侯，再加上他的品德高尚，当时齐桓公就欲命他为卿。但陈完自知是羁旅之臣，不能贪此高位。他推辞卿职，而当了管理百工之事的基层官吏工正。陈完在齐国积极活动，至四世孙无字（桓子）时已官为"上大夫"（《左传·昭公二年》）。他就是孙武的曾祖父。 陈无字以后的世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除"恒"作"常"外，其余所记略同。 上述世系云，无字之长于名"恒"（常），肯定是错的。据《史记·田世家》载，无字"生武子开"。这里的"开"字原疑作"启"，因避汉景帝刘启之讳而改。然则无字的长子"恒"（常）当为"启"（开）之误。无字的次子书因"伐富有功"而封得"乐安"的采邑，在今山东北部惠民。博兴。广饶县一带。①孙氏在齐国就与陈氏分开，另立一宗族。孙书就是孙武的祖父。到孙武的父亲凭时，他的官位已上升至卿。 ① 《左传·昭公八年）。《史记·陈世家》谓满以前早就姓妨，误。 ② 陈国内乱之事，见《左传·恒公五年、庄公二十二年》，《史记·陈世家》 多误。详梁玉绳《史记志疑》和[日]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 为清楚地看出孙武祖上的世系，现根据《史记》、《新唐书》等史籍的记载，制简表如下：（封陈） 虞舜??虞阏父??胡公满 申公犀侯-孝公突-慎公圉戒相公皋羊幽公宁-厘公孝-武公灵-夷公说平公-文公圉-桓公鲍-厉公跃（奔齐） 陈公子完-稚孟夷-渭孟庄-文子须无-桓子无宇（赐姓孙） 孙书-孙凭-孙武综观孙武的祖上及其家庭情况，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孙武出身于一个封建领主贵族的家庭。他的祖先妨满始封于陈，世袭为陈国的君主。至陈厉公子完逃奔齐国后，齐桓公任以工正之官。官位虽然不高，当亦有采邑。陈完四世孙桓子无字，因伐栾、高氏得利而"致诸公"，齐景公便加封给他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之邑，"陈氏始大"（《左传·昭公十年》）。到孙武的祖父书时，因伐富有功，又封得"乐安"一块采地。孙武的父亲孙凭，正式任卿，成为齐国君主以下的最高一级官吏。从孙武祖上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在陈国当君主，还是在齐国当卿大夫，都是地地道道的领主贵族。在春秋时代，贵族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平民虽然也可就读于春秋后期的私学，但毕竟条件较差。高级领主贵族的家庭出身，使孙武从小能有一个优越的学习环境，广泛接触文化典籍，学到许多一般人不能问津的知识。如《孙子兵法》中就引用过古代军事典籍《军政》、黄帝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吕尚作间谍的史实等。这些宝贵的知识，为孙武日后的思想成熟、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孙武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并有本宗族的私属军队。《左传·襄公六年》记："齐师??入莱，??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然则孙武的曾祖父陈无宇必然参与了攻入莱国的战斗。《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又记："楚子自棘泽还，使启强帅师送陈无宇。"按楚在棘泽之战中救齐，是齐的盟国。史传特标明楚师之帅送陈无宇，则无宇一定亲临前线，与楚军并肩作战。《左传·昭公十年》又载"（陈）桓子授甲"而与鲍氏一起"伐栾、高氏"，"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可知陈无字还带领自己宗族的军队，参与卿大夫之间的角逐，进行过激战。《左传·昭公十九年》并载孙武的祖父孙书指挥的一次伐莒战斗：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彰，使孙书伐之。??子占（孙书字）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 以上记述表明，孙书的带兵攻城还是很有谋略的，齐师很快攻入了纪城。①孙武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从小耳濡目染一些战争的事，或者直接聆听过祖父① 《左传·哀公十一年》记齐"陈书"参加艾陵之战。杜预注："书，子占也"， 以为此"陈书"就是孙武的祖父、字"子占"的孙书。这是不对的。孙书既 然在昭公十九年（前523 年）已姓孙氏，不得到哀公十一年（前484 年），过 了39 年之后，复姓陈氏。且以年代推算，艾陵之战那时，孙武也已五六 十岁，其祖父怎么还能参加战争呢？有的学者又认为：传文中明言陈书 是陈僖子之"弟"，而陈僖子即田乞；据关于战略战术的分析。他的长辈给他取名为"武"，字为"长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显然是期望他在战争中建立一番功勋。他长大后对军事谋略和作战方法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 第三，孙武的祖上在齐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有谋略，善权变。陈氏原来因庆氏的势力大而从庆氏，后知庆氏在卿大夫中陷于孤立，有人欲攻庆氏，便连忙改变态度，与栾、高、鲍氏联合。陈无宇原跟从庆封在田猎，这时立刻谎称"母疾病"而逃归。陈氏并使其养马人为俳优，表演滑稽以麻痹庆氏的甲士，终于击败庆氏，杀死庆氏之党多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陈氏以此幸免于难，并不断壮大。陈无宇（桓子）又用自己设置的大量器贷出、用旧有的小量器收进的办法来笼络民心。当时齐景公对人民横征暴刑，而陈氏对人民厚施薄敛，因而齐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陈氏在争取人民的支持以壮大自己方面，又比公室和其他卿大夫略高一筹。公元前532 年，陈桓子在和鲍氏联合击败栾、高二氏而分得其家产后，"尽致诸公"，以示无私。陈桓子还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贫约孤寡者，私与之粟"；并告诉人们说："《诗》云'陈锡载周'①，能施也。（齐）桓公是以霸。"（《左传·昭公十年》）他学习文王创建周朝和桓公争为霸主的手段，终于在几代之后，击败了所有的卿大夫，完全掌握了齐国的政权。孙武祖上这种善于在政治斗争中施展机谋，以壮大自己、击败对手的才能，也必然使孙武善于思考，变得机智，给他的军事谋略增色不少。 加之，齐国又是姜太公和管仲的故乡。姜太公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立过奇功。《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其"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皆宗大公为本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太公所撰的"《谋》八十一篇"和"《兵》八十五篇"。关于太公用兵过程中常出权变奇计的故事和据说出于他之手的兵法著作，必然在齐国流传甚广。这不能不给攻研军事谋略的孙武以巨大的影响。管仲也曾在齐国改革军制和政治，"作内政而寄军令"。在他的统帅指挥下，"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国语·齐语》）。孔子曾经赞颂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可知管仲也是一位深于谋略的军事家、政治家。现存《管子》各篇虽大多出于战国时人之手，但在孙武当时，也必然会有关于管仲用兵的故事及记述其军事思想的著作流传。它对孙武军事思想的形成，也无疑是起过熏陶作用的。 由上分析可知，孙武作为世界第一流的军事谋略家、思想家，他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国风、家庭和个人主观努力的综合结晶。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田乞为 无宇之子，则此陈书亦必为无宇之子、孙武之祖父"无疑"（见李零《关于 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第七辑）。这也是未加深究之论。 种种迹象表明，田乞乃无宇之孙而非其子。本人曾作《〈史记〉载春秋齐 国田氏世系之误》一文，刊《史林》1989 年第2 期，详辨其事。为检索方便， 今附录于后。故参加艾陵之战的陈书，是陈无宇之孙，为孙书另立门户 之后陈氏宗族的另一人，与孙武之祖父孙书无涉。 ① 此句见《诗·大雅·文王》。锡，意为赐；载，即造。诗句歌颂文王布陈 所得以赐予人，因而使周朝得以发展壮大。 附《史记》载春秋齐国田氏世系之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春秋齐国田氏世系云："（桓子无宇）生武子开与厘子乞。??田乞卒，子常（恒）代立，是为田成子。"这条记载，问题很多： （1）既然桓子无宇"生武子开与厘子乞"，则武子与厘子应为兄弟；且武子开在前，厘子乞在后，显然开的年岁长于乞。但后来，为什么长子开不得传其位，而田氏世系由桓子无宇的次于或少子乞传了下去？《史记》对此未加任何说明，这是很可疑的。 （2）考之《左传》，桓子无宇活动的年代自襄公六年（前567）到昭公十年（前532），而僖子（即厘子）乞活动的年代是哀公四年（前491）至哀公十一年（前484），两人中间有四十多年的间隔。据此，桓子无宇与厘子乞不会是父子关系，他们中间应该隔了一代。 （3）《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田敬仲完初婚时，其妻占之，得卜辞曰："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接着又说："陈之初亡也，陈（即田）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这前一句，是"五世其昌，并于正卿"的应验；后一句，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证明。据《史记》，自敬仲完到田桓子正是"五世"；而敬仲完至田成子，只有七世，比"八世"少了一世。从以上三点考察可知，《史记》所述春秋齐国田氏世系肯定有误。这条记载似应作如此订正："（桓子无宇）生武子开，武子开生厘子乞。"这样，把武子与厘子改为父子关系，桓子无宇与厘子乞成为祖孙关系，在桓子与厘子中间增加一代武子，则不但传位次序合情合理，而且活动年限和世系代数都与《左传》完全相符。对于《史记》中田氏世系的这条错误，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及日人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均未发现，今特辨正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避乱奔吴 孙武约降生于齐景公十三年（前535 年）左右。①到景公二十五年（前523 年），约在孙武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因伐莒有功而封得采邑，又被赐姓孙氏。于是举家徙居到古称"乐安"的领地内，孙武也随着他的祖父改姓孙氏。孙武在这个由他祖父孙书开创的采邑中学习文化，攻读军事典籍，钻研战争谋略，一天天茁壮成长。但是，春秋末年是一个矛盾激烈、战争频仍的时代，这使青少年时期的孙武，在他祖父的采邑中无法平静下来。 当时，晋、鲁、齐等黄河流域的中原国家，都出现了卿大夫之间武装兼并，又进而谋图夺取诸侯君位的战乱。这是一场封建领主贵族间为土地、赋税、人民、财富的再分配而进行的角斗。这场斗争的起因可直接溯源于西周时期实行的宗法分封制，是这种分封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恶果。《礼记·礼运》记述西周的分封制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可知在这种宗法分封制度下，不仅诸侯国的土地是世袭的，诸侯国中卿大夫的采邑也是世袭的。在卿大夫的采邑中，可以自行收取赋税，可以有自己的政权机构，还可以组织自己的私属军队，建筑城垣等防御工事，俨然是一个半独立的小国。在逐级分封的宗法制下，当上级的力量足以控制下级时，自然是国家安定，秩序良好；但是到春秋时期，随着王权的衰落，宗法等级统治秩序就发生了混乱。不仅周天子统治下的诸侯国之间，爆发了大国攻伐、兼并小国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而且在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之间，也爆发了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混战。 晋国内部，卿大夫之间经过激烈的兼并斗争，剩下了韩、魏、赵、智、范、中行这六个大的宗族，他们瓜分晋国的领土，其宗主都世袭任卿，形成了六卿专政；在鲁国，经过一番角逐，桓公的后裔季孙、孟孙、叔孙三族势力最大，他们分割鲁都的郊地和军赋，控制军队，世袭为卿，形成了"三桓"专权的局面；齐国的卿大夫，经过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到齐景公时，尚有高、国、陈、鲍诸族互相抗衡。其时，陈氏的势力渐大，欲与鲍氏联合击败高、国，将其吞灭；而高、国也在伺机陷害陈、鲍，剪除异己。斗争的形势十分险恶。 孙武是陈氏的后裔，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会站在陈氏一边。但是自孙武的祖父改姓为孙、另起门户后，与陈氏逐渐疏远。 孙武对齐国卿大夫之间无休止的倾轧斗争产生反感，不愿纠缠其间，于是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有一件事，促使孙武下定决心，离开齐国，那就是司马穰苴的猝死。穰苴也是陈氏的支庶①，① 关于孙武的生年，史无记载。但有两个年代是明确的：一是公元前523 年， 他的祖父孙书伐莒（见《左传·昭公十九年》）；一是公元前512 年，他以 兵法见吴王阖闾（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用这两个年代相勘比，孙 武的生年约在前535 年左右。因为把此年作为孙武的生年，其祖父孙书 此年若是四十五岁，那么他伐莒时也已五十七岁了。如果孙武的生年再 往前推，孙书要在六十岁的高龄指挥伐莒战争，显然是难于置信的；如果 孙武的生年往后拉呢，那么孙武不到二十岁就著成兵法十三篇来进见吴 王，显然也有违事理。 ① 《史记·田完世家》云，陈完一到齐国，就"以陈氏为田氏"，因而《司马 穰苴传》也称其为"田穰苴"。其实这是不确的。《左传》中一直称陈完以 后的几代为陈氏，绝无改为田氏的记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在"齐 平公骜元年"下记："齐自是称田氏。"可能齐陈氏在此年（前480 年）改称 田氏。参阅《史善于带兵作战，熟谙兵法。在一次对外战争中，因功勋卓著，而被景公"尊为大司马"。于是受到其他卿大夫高、国、鲍诸族的妒嫉。《史记·司马穰苴传》称："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发疾而死。"穰苴之死，给孙武以极大的震动。他不愿再留在齐国，像穰苴一样，做卿大夫之间倾轧斗争的殉葬品。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渐盛，很有新兴气象。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前517 年） 左右，当孙武正值18 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从老家古称"乐安"之地出发，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①在吴都（今江苏省苏州市）郊外，孙武结识了从楚国投奔而来的伍员（即伍子胥）。伍员的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在楚国因受谗被害。伍员来到吴国，立志兴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当他知道吴公子光要杀吴王僚而自立时，便物色了一位勇敢的刺客专诸进献给公子光，让他去为公子光完成刺僚夺位的大事。伍员自己则退居在野，过着自耕农式的生活，以等待局势的变化。据宋谈钥《嘉泰吴兴志》记载，在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县南）伍林村有伍子胥宅，"昔子胥逃难筑室于此，旧基尚存"（卷十八《事物杂志》）。然则伍子胥逃奔至吴的暂居之地，应在吴都西南的百余里处。孙武认识伍员以后，因两人都是为避乱从邻国投奔到此，大家都血气方刚，年轻力壮，有理想、志向，双方又都学过军事。懂得兵略，故谈话十分投机，立刻成了亲密的知友。孙武知道吴国的局势在动荡不安之中，他和伍员一样，也"辟（避）隐深居"（《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据冯梦龙编《东周列国志》记，孙武初来吴国，"隐于罗浮山之东"。冯梦龙系明末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对江南的地理环境、世俗民情应是比较熟悉的。所谓"隐于罗浮山之东"，当根据可靠的民间传说写人。查《嘉泰吴兴志》，"罗浮山在（长兴）县东二十五里"（卷四《山》）。宋吴兴郡长兴县在今浙江吴兴县西北，可知孙武在吴隐居之地与伍子胥至吴暂住之宅甚近。这是由他们两人的志趣相投决定的。 吴王僚十二年（前515 年）四月，孙武投奔吴国不久，吴公子光果然利用吴国大军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而自立，号为吴王阖庐（或作"阖闾"）。阖庐即位后，就举用伍员为"行人"，参与谋划兴国的大计。伍员主张要振兴吴国，"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记会注考证》引顾炎武、俞樾说。至于陈氏改田氏之由， 一则因古陈、田二字音义俱近。《说文》云："田，陈也。"段玉裁注曰： "田??音陈"；"陈敬仲之后为田氏，田即陈氏，假田为陈也。"再则至 齐平公时，陈氏完全操纵了齐国的政权，大有取代姜氏而篡位之势。如 果此时还称陈氏，给人一个陈国逃亡之臣的感觉，甚为不利。《史记正义》 云：陈氏"不欲称本国故号，故改陈氏为田氏"。这个说法，是符合情理 的。 ① 有的著作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所记， 孙武"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认为四族为乱是指《左传·昭公十年》 所记之事，因而考定孙武避乱奔吴的时间在公元前532 年。这是欠妥的。 因为到公元前523 年，孙武的祖父孙书因伐莒有功，才得到新的采邑而 被赐姓孙，与田氏另立门户。如果在公元前532 年，孙武一家尚姓田氏， 何能置田族之乱于不顾而奔吴？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孙书伐莒时，孙 武早在九年前已随父奔吴，先奔吴，后得孙姓，在情理上似难讲通。" （见陈秋祥《孙武世系论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4 期）。实际上， 孙武在奔吴时，田、鲍和高、国四族尚在"谋为乱"的阶段。他们之间的 矛盾愈演愈烈，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骚动、大搏斗。这场搏斗经过长期准 备，终于在公元前489 年爆发，事见《左传·哀公六年》。 治兵库"。他协助阖庐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制造武器；训练军队，熟习作战本领。恰逢楚国又诛其大臣伯州犁，伯州犁之孙伯亡奔吴国，阖庐也任用他为大夫，与伍员一起共谋朝政。当时的阖庐，"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吴越春秋·阖闾年传》）。他"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不赢，闻一善若惊，得一土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国语·楚语下》），因而大得民心，使吴国在各方面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 面对阖庐即位后生机勃勃的景象，孙武心中十分兴奋，他以为施展才能和实现理想的时刻已经到来。因此，他在隐居之地，根据自己学习、积累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潜心整理并写定他的兵法著作。《孙子·九地篇》云："投之无所往者，诸、判之勇也。"这里的判指曹判，曾执匕首劫齐桓公；诸指专诸，曾以短剑刺杀吴王僚。专诸刺吴王僚在公元前515 年，至公元前512 年，孙武就将兵法进呈于吴王阖庐。 则孙武写定兵法即在公元前515-公元前512 这三四年间。①在撰著兵法的同时，孙武并设法请伍员引荐自己。 由于越国在吴的南方，是吴的紧邻，吴国自寿梦以后开始强盛起来，越国就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但越国自允常即位称王后，也开始发展，对吴国的进攻不甘示弱，因而双方发生了连绵不断的战争，成为世仇之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此年（前544 年），"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②足见在孙武写定兵法前三十多年，吴与越已经种下深仇大恨。为使吴王读兵法感到亲切，孙武在兵法中每以吴、越为譬：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九地篇》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 ①由此可知，孙武写定他的兵法著作，在奔吴以后；其中有的地方在告诉吴王如何战胜"越人"，是有针对性的。 为了更有效地说动吴王，孙武在兵法的开头就点明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篇》）张预注："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① 孙武撰著兵法时，年仅二十多岁，要完成《孙子兵法》这样成熟的大著， 恐有所依凭。故有的学者指出："孙武'十三篇'是承继先人本子，经其加 工阐发而成。"（见前引陈秋祥文）这是很可能的。或者《孙子》十三篇在上 呈吴王时，仅是个毛坯。以后孙武经过数十年战争实践的考验，在晚年 又对所著兵法作了修订和补充，使其内容更加完备和精确。 ② 关于这次吴伐越，获越俘而刑之，越俘怨而杀吴王余祭的情况，马王堆 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有更详细的记载，见《文物》1977 年第1 期。 ① 《虚实篇》。此句中的"越"字，李筌注："越，过也。不知战地及战日。 兵虽过人，安知胜败乎？"认为这里的"越"，不是指越国。后人亦有承袭 其说，主张此时越国尚小，不宜言兵多。殊不知此句是孙武假设之辞， 以说动吴王。"越人"解为"越国人"，有《九地篇》为例；解为"过人"，则 无例难通。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②可知孙武在撰著兵法之时，跃跃欲试，谋图在吴国闯出一番事业。最后，他在著作中进一步点明主题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用间篇》）伊挚是殷朝的开国大臣伊尹，尹是其官，挚是其名；吕牙是周朝的开国大臣吕尚（即姜太公），牙是其字子牙的简称。孙武撰著兵法用这样的事例作结，希望"明君贤将"用他的计谋，"必成大功"。显然，他的理想是要在当时四分五裂的华夏国土上，建立起像殷、周那样的统一王朝。他期待吴王去完成这样的大业，做汤、武式的帝王；而自己就是辅佐统一王朝建立的开国元勋，如同伊、吕般的人物了。 ② 此句还有另一种解释。孟氏注："将，裨将也。听吾计画而胜则留之；违 吾计画而败，则除去之。"顾福棠《孙子集解》曰："将者，大将也；吾者， 国君自称之辞也。"此说比较牵强。在战争时，如果将听君计而用兵打了 胜仗，应该晋级奖赏；如果将不听君计而用兵打了败仗，祸国殃民，应 该严加惩处。这里，不是"留"和"去"的问题。再说，孙子书中"吾以此 知胜负矣"、"吾以此观之"、"以吾度之"的"吾"，都是孙子自谓，而未 有作"国君自称"者。况且，孙子一再强调："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君命有所不受"。 （《九地篇》）他主张，为将的不一定要事事听从君主之计。故这里的"吾 计"，必是指孙武自行筹划的高明之计；而"留"和"去"，显然是孙武视 吴王态度而作的抉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试兵任将 阖庐即位三年（前512 年），经过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吴国的生产得到发展，积蓄了一些粮食；军队经过训练，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于是，阖庐与伍员、伯商议，欲向西进兵，征伐楚国。伍员深知伐楚之不易，特别是吴都与楚都，相距千余里之遥，中间不知要跋涉多少山水。这样长途的远征作战，一定要有一位深通韬略的军事家进行筹划指挥，方能取胜。伍员相信，这样的重任只有隐居在罗浮山东、由齐国来奔的孙武才能够担当，便在与阖庐论兵事时，"七荐孙子"（《吴越春秋·阖闾年传》）。经伍员的反复推荐，阖庐同意了接见的请求。 在约定的日子里，孙武带着他在隐居之地写成的兵法来见吴王。当时，孙武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从容大方，镇定自若，对谋划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他把所著的兵法一篇一篇进呈。阖庐每看一篇兵法，心中暗自赞叹其思想之深刻，战术之精妙，口里情不自禁地啧啧称好。阖庐看罢孙武的全部兵法著作，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这兵法讲得头头是道，是否真适合于战争的实用呢？他对孙武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试于训练战士吗？"孙武答："可以。只要你君王喜欢，可试之于贵者，也可试之于贱者，试于妇人也是可以的。试男于右，试女于左，??。"阖庐接着便说："不谷愿试以妇人。"于是，唤出宫中美女，得一百八十人①，把她们引到吴宫左后方供君主行猎的园林中。孙武分宫女为二队，以吴王的宠姬二人为队长，命她们持戟待令。孙武又使他的驾车者和陪乘者为军吏，一起监督宫女练兵。安排就绪后，孙武就问宫女："你们知道心与左右手及背吗？"妇人一齐答："知道。"孙武便发令："击鼓令前，则视心；令左，视左手；令右，视右手；今后，即视背。"妇人又一齐回答："是。"军令既已宣布，乃设置斧钺，并三令五电"如果发令而不从不听者诛。"言毕便击鼓令右，妇人不从令而大笑。孙武乃自责："约束不明，申令不熟，这是将的罪过。"说罢又把军令复述数遍，再击鼓令左，妇人还是捧腹大笑不止。孙武这时便召集他的军吏，命令道："兵法上说：'不下令或令不达，是君、将的罪过：已下令又重申而令不行，是基层队长的罪过。'兵法又说：'赏善从贱人开始，罚恶从贵人开始。'"令毕便使军吏斩左右队长。吴王阖庐从台上观看，见马上要斩自己的二爱姬，大为惊骇，急忙派使者下令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了。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但愿勿斩。"孙武答道："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随即斩二队长以严肃军纪，用其次一人为队长。当再击鼓下令时，妇人的动作左、右、前、后、跪、起，都符合法定规矩。大家认真听从命令，不敢作声。 这一场训练宫女的试兵，充分显示了孙武的胆识和指挥才能。试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史记·孙子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和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吴王》中，对此事都有生动细致的描写。特别是竹简《孙子》，记叙了孙武试兵的场所和试兵时引用的许多兵法内容，补充了《史① 孙武所试宫女数，据《史记·孙子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谓宫女一 队三百人，有二队，恐夸大失实。 记》和《吴越春秋》之不足，是尤为珍贵的史料。但是有的史家对这一史实抱怀疑态度，指责道："其言阖庐试以妇人，尤为奇险不足信。"（叶适《习学记言·孙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 试兵取得成效后，孙武派使者报告吴王："兵已整齐，王可以下来观看。 只要君王一声令下，虽赴汤蹈火都是能做到的。"阖庐因为失去了二爱姬，心中甚是不快，就对使者说："将军请罢休回舍，寡人不愿下来观看。"孙武知道阖庐为爱姬而不乐，就来到阖庐面前，再拜而起，说："用兵之道已经得到了。贵贱、少长、远近，平时都熟习这种教规，作为恒命，这是做将军的办法啊！用兵莫贵于威，威行于众，严行于吏。三军信从其将之威，就一定能克敌制胜。"（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吴王》）经过兵法的阅读、宫女的训练和一番道理的阐述，阖庐知道孙武善用兵，就任命他为吴国的将军。 孙武的军事才能，受到阖庐的赏识。他经常与吴王一起讨论着各种各样的军事问题。有一次，阖庐问孙武："如果我师出境，驻扎于敌人之地，敌兵忽然大至，围我数重。欲突围而出，则四塞不通。我欲励士激众，使他们拼命溃围，应如何办呢？"孙武答道："这时应深沟高垒，示敌人有守备；应暂时安静勿动，以隐藏我军之本领。再告令三军，说明情况之不得已。然后杀牛焚车，让士兵饱食一顿。接着便烧尽粮食，填平井灶；人人割发弃冠，断绝生还的念头。于是加固坚甲，磨利锋刃，并气一力，攻其两旁。此时战鼓齐鸣，杀声震天，敌人闻之畏惧，莫知所当。我军以锐卒分行，疾攻其后，必能突围。这就是失误而求生之道。所以说：困而不谋者穷，穷而不战者亡。"吴王听罢，觉得很有道理，就又问："如果我军围敌，则如何行事？"孙武答："敌人在山谷峻险之地，难以逾越，叫做'穷寇'。攻击它的方法是：隐蔽我军的士卒和营房，让开一条能出走的路。敌人求生逃遁，必无斗志，因而在半路上加以袭击，虽众必破。"①这些问对，充分显示了孙武灵活机动、胸有成竹的战略战术思想，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非凡智慧和卓越才能，吴王听后深受启发。 在闲谈中，吴王又向孙武问及有关政治方面的一些事情。一次，阖庐问道："现今晋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哪一个先亡，哪一个能成？"孙武即答："范、中行氏先亡，智氏次之，韩、魏又次之。赵氏不失其故法，晋国将归它所有。"吴王见他回答得如此干脆，又发问道："能说说其缘故吗？"孙武便侃侃而谈起来："晋国的情况是这样的：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百六十步为亩，而伍分税一。其田亩狭小，而官吏很多，伍分税一，则公家富。公家富而官吏多，主子骄横，臣下奢侈，喜好功名而经常发动战争，所以说他们先亡。智氏制田，以① 此问对之辞见《通典》卷一五九，当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吴孙子 兵法》八十二篇"中的文字。有些问对之辞，大谈选用"骁骑"进攻之利和 如何备之的方法，这在春秋时是不可能有的。杨炳安先生指出："这些 问对之辞，是战国中晚期以后的人根据孙子的基本思想附益的。"（见《孙 子会笺》第214 页）从《通典》所引问对如此全面详尽来看，这个判断大体 不错。但也不能排斥，有些问对是以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为依据而记录 下来的。 九十步为碗，百八十步为亩，而伍分税一。田亩仍然狭小而官吏众多，其弊也很突出，故在范、中行氏后亡。韩、魏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分税一。田亩还是较小而官吏众多，其弊仍较严重，故在智氏后亡。赵氏制田，以百二十步为畹，二百四十步为亩，而不征杂税。这样，公家贫，其官吏又少。主子和臣下都比较收敛，而驾御着富足的民众，因而成为强固之国，晋国将归赵氏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孙武的这一席长篇大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以后的历史进程，但由此可以看出，孙武不单长于军事上的谋略，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远见卓识和深邃的洞察力。听罢孙武的这一番高见，阖庐连连称善，并感慨地说："王者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厚爱他的人民啊！"受到孙武的启发，后来阖庐真的在努力实践这种"王者之道"。《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他当时："吃饭不求二味，坐席只要单层，居室不筑高坛，器物不雕花纹，宫室不造楼台，舟车不加装饰，衣服只取粗厚，财用绝不浪费。在国内，遇到水旱之灾、流行病疫，他总是亲自巡回孤寡，救济贫困的灾民；在军队，饭熟了必先分与军士然后敢食，尝到什么好吃的东西，车上的甲士和车下的步卒都能分享。他辛勤地体恤人民，同他们一样地劳作休息，所以人民不感到疲劳，直到身死不旷弃其业。"人民乐为所用，这就为吴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孙武在政治上的宣传，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西破强楚 就在孙武被任命为吴将的阖庐三年（前512 年），阖庐经过充分的准备，与孙武、伍员、伯一起，帅兵伐楚，攻克楚的属国舒（今安徽庐江县西）。①原在吴王僚时代楚的掩余、烛庸二公子，为王僚同母弟，因阖庐弑僚篡位，公子掩余奔徐（今安徽泗县北），公子烛庸奔钟吾（今江苏宿迁县东北）。这一年，阖庐为清除吴王僚的残余势力，又"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②由于二公子的逃离，阖庐迁怒于钟吾与徐两国，拘捕了钟吾国君，又伐徐，堵壅山水以灌之，乘势灭了徐国。徐君章禹逃奔至楚，楚沈尹戌把他安置在夷（今安徽亳县东南），并筑城加以保护。 此时，阖庐头脑发热，想要长驱直入楚都郢，孙武知道时机还未成熟，就劝阻道："民劳，未可，侍之。"（《史记·吴太伯世家》）于是，阖庐对楚采取了孙武提出的"佚而劳之"（《孙子·计篇》）的策略，并接受伍员的建议："抽出三个师对楚进行轮番袭击，一师袭楚，楚必全军出而应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疲于奔命。屡次袭击以疲惫它，多方诱骗使楚失误。在楚已十分疲乏时再全军出动发起攻击，必然会取得大胜。"（《左传·昭公三十年》）由于孙武、伍员巧施军事上的诡计，楚国开始感到难以应付。 次年，吴又侵扰楚国，攻伐到夷（即去年安置徐君所在），并向潜（今安徽霍山县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县北）进逼。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便归。接着，吴师又围攻楚的弦（今河南息县南），左司马戍、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到达豫章（今河南商城至安徽六安一带），吴师又归。①这是吴国初用孙武、伍员之谋，取得了一些成效。 到阖庐七年（前508 年），吴国采用孙子"伐交"的谋略，策动桐国（今安徽桐城县北），使其叛楚。然后，又使舒鸠氏（在今安徽舒城县）诱楚师出来。吴王要舒鸠氏欺骗楚人说："楚若以师临吴，吴畏楚之威势，可代楚伐桐。"吴王又向舒鸠氏说明，这样做是为了使楚对吴消除顾忌。果然，楚国在这一年秋天，派令尹囊瓦帅师东行，驻军于豫章。吴人一面伪装为楚伐桐，把战船显现于豫章附近的水面上；一面又潜师攻巢（今安徽巢县东北）。十月，吴军乘楚人不备击败楚师于豫章；接着又攻克巢，活捉楚守巢大夫公子繁（《左传·定① 《史记·吴太伯世家》。舒为楚的属国，见《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 叛楚。夏，（楚）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② 《左传·昭公三十年》。《史记·吴世家》载此年"（阖庐）杀吴亡将二公子"， 当以《左传》之说较为可信。吴二公子奔楚后，被封于养（今河南沈丘县 东南）。楚以此作为抵御和进攻吴国的据点。吴王阖庐当在四年至七年 （前511- 前508 年）间攻克养城，杀灭二公子。 ①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杨伯峻注："《吴世家》、《楚世家》、《伍子胥传》 及《吴越春秋）并谓'取六与潜'或'拔六与潜'，然子胥谋在弱楚，不在取地， 故说'取'或'拔'者不可信。"按杨说是。公二年》）。这一次，孙武又采取"兵者诡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计篇》）的策略，使楚军丧师失地，狼狈不堪。 又过了二年，到阖庐九年（前506 年），吴国的力量更加强大。特别是孙武在吴国帮助阖庐，"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史记·律书》），建立了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战斗意志旺盛的军队。《吕氏春秋·上德》谓："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可见孙武帮助阖庐所教练士兵的战斗力。阖庐这时再也不能等待，便问孙武道："以前你说楚都郢不可人，现在究竟如何？"孙武回答："楚将子常贪，而唐、蔡二国都怨他。王欲大伐楚，必得唐、蔡之助而后可。"阖庐从其计。吴军乘舟溯淮水而上，然后舍舟而行，通过汉东之隘道，直向楚都进逼。他们"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吕氏春秋·简选》），穿着坚甲，执着兵器，"奔三百里而舍"（《墨子·非攻中》），其势锐不可挡。 楚国闻吴师来犯，也发兵渡过汉水，在小别山至大别山（今安徽、河南与湖北交界一带）与吴进行了"三故"，楚师皆不利。接着，吴、楚二军相峙于柏举（今湖北麻城县北）。阖庐之弟夫概先以其部下五千人击楚子常之卒，楚师乱，吴大军出而追击，一直追到清发水（今水，在湖北安陆县）。夫概记着孙武所说的"半济而击之"（《孙子·行军篇》）的战术，让楚师一半已渡过河水时出击，楚师没有斗心，又大败而逃。楚师在路上饥饿难忍，准备炊事而食。吴军奋力扑击，楚师弃食奔逃。吴军采取孙子"因粮于敌"（《作战篇》）的策略，吃了楚人的食物而继续追赶，在雍（今湖北京山县西南）再一次击败楚师。在孙武、伍员的直接指挥下，经过五次大战，只用了十几天工夫，①就攻入了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 《尉缭子·制谈》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孙）武子也。"刘向《新序》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孙武以三万破楚二十万。"（《太平御览·兵部二》引）。可见孙武在这次战争中，率领着三万精兵，以少胜多，大破楚军，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应该指出，吴军入郢以后，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他们大肆烧杀抢劫，毁坏文物，"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淮南子·泰族训》）。阖庐进入楚昭王的宫殿，"尽妻其后宫"（《列女传·楚平伯赢》），把楚国的宫女供他尽情玩乐。伍员、孙武、伯等"亦妻（楚）子常、司马成（当作戌）之妻"（《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吴军所到之处，"伏尸"无数。汉代贾谊认为，这是伍员"辅阖庐而行大虐"（《新书·耳痹》）。吴军的暴行，必然要激起楚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为躲避吴军的蹂躏，他们扶老携幼，逃往他乡。就在这时，他们逐渐组织起来，"奋臂而为之斗"，"各致其死"，要把吴兵赶出国土。正如清人高士奇所说：阖庐人郢以后，"仁义不施，宣淫穷毒，楚虽挠败，父兄子弟怨吴入于骨髓，争起而逐之"（《左传纪事本末》卷五十）。吴军的暴行虽然不是孙武直接造成的，但他参与其间，未作任何反对，不能不是他局限性的表现。由于遭到楚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吴军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同时，吴军连续作战，必然十分疲劳，自己的损失也不小。再加上越国乘吴大军在楚、国内空虚的机会，攻入吴国；楚申包胥至秦讨来救兵，与楚人联合击吴，先是大败夫概于沂（今河南正阳县境），继又败吴师于军祥（今湖北随县西南）。① 《左传·定公四年》记此次战争云："十一月庚午，（吴楚）二师陈于柏举"， 至"庚辰，吴人郢"，其间仅用十天。柏举之战是这次战争中的最大战役， 则吴军从出师到攻入楚都郢，不过十几天。夫概战败而先归，自立为王。阖庐又在雍（今湖北京山县境）、公之溪（今湖北襄樊市东），受到楚、秦联军的夹击，连战连败，不得不于次年（前505年）九月引兵而归（《左传·定公五年》）。阖庐归来后，击败欲篡位自立的夫概，夫概奔楚。 这一次伐楚人郢，虽然对楚国的打击十分沉重，但吴军长期暴师在外，大约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受到楚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秦楚联军的反攻夹击，越国又乘机袭击吴的后方，再加上阖庐兄弟夺位的内讧，吴国也损失巨大。这里有政治、外交、战略上的失误，它与孙武在兵法中的许多论述是直接背离的。可能在这次伐楚战争中，孙武受到阖庐、伍员、伯等人的牵制，有不少难言的苦衷。清人魏源曾感慨地说："呜呼！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灭郢，气溢于顶，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孙武）一羁旅臣能已之乎！"（《古微堂外集·孙子集注序》）这段话是说得很切实的。 阖庐十一年（前504 年），吴继续派太子终累伐楚，击败楚的舟师，攻占番（今江西波阳县），俘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吴师又战败楚子期的陆军于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北）。这对楚国统治者震动极大，开始感到有亡国的危险，于是便把国都由郢迁到（今湖北宜城县东南）。①经过近十年的辛苦筹划、紧张操练，并亲自指挥作战，孙武帮助吴王阖庐把西面的强敌楚国，打得落花流水，威名远震中原各国。但是他功成不求高官厚禄，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进不求名"（《孙子·地形篇》）的原则，继续留在吴国为它的强大和繁荣默默地操劳着。清人孙星衍谓："孙子为吴将兵，以三万破楚二十万，入郢、威齐晋之功归之子胥，故《春秋传》不载其名，盖功成不受官。"（《孙子十家注序》）此说是合乎情理的。 因史书记载的缺略，孙武在破楚之后的去向，历来存在着多种猜测。如现代有些学者认为："彼（孙武）于（伐楚）凯旋后，知道吴王是猜忌之主，??看那富贵功名算不得什么一回事，遂辞职回去度他的山林生活了。"（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第331 页）他（孙武）在阖闾执政时，任吴军军师的时期很短，他很反对阖闾那种好大喜功、轻于杀伐的掠夺狂热，所以在伐楚之役胜利以后，他便辞官引退，归隐山中，不再出仕。"②明冯梦龙编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也有孙武在破楚之后，"固请还山"、"飘然而去"的说法。这与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史记》本传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伍子胥传》亦云："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可知孙武一直和伍员在一起南征北战，于"西破强楚"之后，又"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然，伍员是推荐他的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只要伍员在朝，他是不会过早地退隐山林的。 ① 《左传。定公六年）。吴太子终累为夫差之兄。《史记·吴世家》谓伐楚取 番者是夫差，误。② 丁剑华《试论孙子兵法关于取得战争胜利的五个要素》，《江海学刊》1958 年第4 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六、南服越人 在辅助吴王西破强楚的同时，吴国南方的紧邻越国也是孙武计划征服的对象。早在孙武被任为吴将，开始伐楚的第三年（前510 年），阖庐即以越国不派军队从吴伐楚为由，出兵向南进攻越国。越和吴原来订有盟约，以越向吴每年贡献一定数量物品为代价，吴答应不再侵伐越国。现在，越王允常听说吴军来犯，便进行交涉，指出："吴不守信义，破坏前日的盟约，抛弃其经常贡赐的友好之国，而泯灭其结交的亲密邻邦。"（《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庐不理会那一套，在孙武、伍员的帮助指挥下，仗着人多势众，攻破吴越边界上的李（今浙江嘉兴县南），给了越国一个下马威。从此吴越的怨仇越结越深，互相攻伐连年不断。 过了五年，到公元前505 年，越王允常听说吴大军伐楚入郢，国内空虚，便乘机兴兵伐吴，对吴进行报复。吴国守军进行抵御，被越击败。越军攻入吴国境内，使吴地受到很大破坏。待吴大军由楚归来，越才撤兵回国。这一次由于"伐交"和战略上的失误，造成秦、楚、越夹击吴国之势，使吴损失不小，孙武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此后，吴越两国更加互相怨恨，伺机攻伐，双方战事愈益频繁，防备也愈加严密。据说，在吴都东边三十里处，阖庐筑了一个"武城"，是专门"候外越"来犯的；在离吴都百里处，有个地名叫"宿甲"，是吴为了防御越国的进攻而长期"宿兵"于此（《越绝书·记吴地传》）。在吴江（今吴淞江）下游的入海处，阖庐又夹江筑了二城，以巩固海岸工事，防止越国从海道袭吴（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往迹》）。这些防御设施，可能都与孙武的筹划有关。 但在阖庐晚年，渐渐不图进取，而滋长了一种贪求安逸享乐的思想。他大"治宫室，立射台"：其宫室有二，阖庐宫在高平里，南城宫在长乐里；射台也有二，一在昌平里（那里又有华池），一在安阳里。阖庐出入游卧其间：秋冬在城中宴卧，春夏至城外游猎。城外又"治姑苏之台"，大量耗费民力，供他观赏玩乐。据说他"旦食于纽山，昼游于胥母，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①，过着一种终日游宴、尽情享受的生活。孙武对阖庐的所作所为忧心忡忡，但他没有进行诤谏。 公元前496 年，阖庐听说越王允常刚去世，越国内部还不够安定，新即位的越王勾践年轻稚弱，便想乘机出兵，击败越国，报复多年的宿仇。越王勾践听说吴师来犯，也出兵抵御。两军相遇于吴越边界上的李。吴军表面上队列整齐，但由于多年缺乏操练，动作迟钝。勾践在经过几次小试之后，又施展巧计。他使罪人出阵，排成三行，把剑放在脖子上，一个个陈述表演后，自到于阵前。吴国的士兵看傻了眼，越军乘机冲锋，袭击吴阵，把吴军打得大败。越将"灵姑浮以戈击阖庐"（《左传·定公十四年》），把阖庐脚的大指斩伤。 阖庐败退至离李七里的陉，因伤势过重而身亡。越王勾践因新即位，自知兵力单薄，不足以穷追猛打①，在李小胜，击退吴兵的进犯后，也就罢兵归国。这次伐越战争的失败，① 据《越绝书·记吴地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二书都有一些错讹之 处，今参酌改正。① 《史记·吴世家》、《说苑·正谏》记这一仗，越"败吴于姑苏"。姑苏是吴 王所筑台名，在吴都城外。越军这时不可能打到这里。 固然是阖庐晚年追求享乐、疏于练兵所造成的，也是作为将军的孙武麻痹大意的结果。 阖庐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继位，他念念不忘父亲临终的遗言，立志要报仇雪恨。孙武、伍员等大臣继续辅佐夫差，完成报越雪耻的大业。为加强军事力量，夫差终日率领士兵"习战射"（《说苑·正谏》），训练杀敌本领。同时，吴国又努力积蓄钱粮，充实府库，制造武器，扩充军队，进行战争的一切准备。经过三年的紧张工作，吴的国力得到恢复，还有所增强。 越王勾践听说夫差"日夜勒兵"，目的是要向越国报仇，便想用上次李之战的计策，来一个先发制人。公元前494年的春天，他调集军队，乘船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吴王夫差听说勾践率军来犯，马上调集全国精兵共10 万人前往抵御。 两军相遇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边）②，"战于五湖（今太湖）"（《国语·越语下》）。吴军由伍员、孙武策划，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点上火把，向越军袭来。黑暗中只见火光连成一片，迅速向越军阵地移动，杀声震天，"勾践大恐"（《越绝书·外传计倪》）。越国的士兵见此情景，心慌意乱。吴军乘势发动总攻击，把越军打得大败。勾践只好收拾残卒，仓惶南撤，吴军紧追不舍。 当吴军追到浙江（今钱塘江）边，勾践想站住脚跟，再与吴进行决战。 吴军在伍员、孙武的指挥下，又"变为奇谋，或北或南，夜举火击鼓，画陈诈兵。越师溃坠，政令不行，背叛乖离"（《越绝书·记地传》）。吴军再一次将越兵杀得落花流水。 越军吃了几次败仗，损兵折将，部队死伤过多，陷于一片混乱，而吴军兵临城下，危在旦夕。勾践自知越兵已经没有力量抵挡吴军的进剿，便只能放弃平原地区，"遁逃出走"（《越绝书·年传陈成恒》）。他带了剩下的5000 名甲士，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像鸟一样的栖息在那里，准备依山凭险，在山城中固守。吴军乘势攻破越都，接着便跟踪来到会稽山麓，把勾践栖居的小城团团围住。越兵被困于会稽山上，时间久了，粮食吃尽，水源枯竭，只好"吃山草，饮腐水"（《新书·耳痹》），日子越过越艰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越国成了吴的属国，一切事务听从吴国摆布。勾践成为吴王夫差的臣下，还到吴国宫廷内服了三年苦役。 从公元前512 年孙武当吴国的将军，经过近20 个春秋的辛苦经营，到公元前494 年，终于使吴南方的世仇越国屈服。那时，孙武不过四十多岁，正值年富力强。他与伍员是知交。在击败越人的过程中，伍员固然应该是头功，但孙武也是献计出力，功劳卓著的。 ② 《左传·哀公元年》。杨伯峻注："夫椒为越地"，"盖在今绍兴县北"，不 确。因为这一次夫椒之战，是越国先"兴师而伐吴"（见《国语·越语下》）， 战地自不得在越都附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七、北威齐晋 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以后，便要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特别是齐、晋两大国，与吴国距离不远，是吴国在中原争霸的主要对象。还在阖庐伐楚入郢归来之后不久就"复谋伐齐"（《吴越春秋·阖闾年传》）。吴军攻入齐国，又取得了大胜。①齐景公逼于吴的威势，不得不使女儿作为人质抵押于吴，并嫁给吴太子（或说阖庐）为妻。齐景公在送女儿赴吴时说："吴国像蜂虿一样，我恐怕它放出毒汁来蜇我啊！"（《说苑·权谋》）可见齐国对吴的恐惧。《吕氏春秋·简选》也说：吴阖庐"北迫齐晋，令行中国"。阖庐时对中原用过兵，造成对齐晋的威胁，孙武必然有过不少谋划。吴王夫差自公元前494 年南服越人之后，也想循着阖庐的老路，袭击齐晋，称霸中原。公元前486 年，吴国在长江以北修筑邗城（今江苏扬州市附近），并在旁开凿运河，"沟通江、淮"（《左传·哀公九年》），以便于向中原用兵。经过一番筹划准备和外交活动，夫差于公元前485 年，与鲁、、郯等国联合，"伐齐南鄙"；接着吴又派大夫徐承率领舟师"自海入齐"（《左传·哀公十年》），结果被齐人击败。次年，吴王夫差更"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并与鲁军联合，向齐进行报复。吴鲁联军攻克了博（今山东泰安县东南），并进驻嬴（今山东莱芜县西北），最后在艾陵（今山东莱芜县东）进行决战。吴军"大败齐师"，俘虏了齐的许多将帅，缴获"革车八百乘"，并斩杀"甲首三千"（《左传·哀公十一年》）。过了二年，至公元前482 年，吴王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鲁等诸侯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①上述吴王夫差攻齐取胜、与晋争霸两事，孙武没有直接参加。有的学者认为，《史记·孙子传》所说的"'北威齐晋'当系指公元前84 年艾陵之战，吴军战败齐军；公元前482 年黄池会盟，吴国夺取了晋国的霸主地位"（郭化若《孙子译注》第25 页）。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艾陵之战，孙武的知友伍员是反对的；黄池会盟在伍员被杀之后，孙武更不可能再为夫差筹划。因此，《孙子传》和《伍子胥传》中所谈的孙武参与"北威齐晋"的事，应指阖庐时对齐的进逼和对晋的威胁；或者可以这样解释，夫差前期孙武在吴国训练军队和谋划军事，为夫差的艾陵胜齐和黄池挫晋奠定了基础。 ① 《越绝书·记吴地传》云："阖庐伐齐，大克。"① 关于这次盟会谁为盟主一事，《春秋三传》及《史记》有关的《本纪》、《世家》 所记各异。《国语·吴语》云：这次盟会"吴公先■，晋侯亚之"。当以此 说为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八、晚年景况 有一件事对孙武的震动极大，使他晚年生活出现明显的转折，那就是他的知友伍员的被杀。 早在公元前494 年，吴军把越王勾践围困于会稽山上之时，伍员就向夫差建议不要与越达成和议，必须灭悼越国，但是愚蠢的夫差不听伍员的忠告，而信从了收受越国贿赂的伯的花言巧语，同意了越国媾和的请求。当越王勾践来吴宫廷服苦役时，伍员再一次劝夫差杀掉勾践，不要留下后遗之患，但夫差又被勾践的假象所迷惑，拒不听从伍员之计而将勾践放了回去。到公元前484 年，夫差将北上伐齐，当时越国经济已得到恢复，军事力量也有增强，"其民殷众，以多甲兵"（《国语·吴语》）。夫差伐齐出发前，勾践还率众来朝，馈赠大量礼品。伍员知道是越国之计，便愤怒地说："这是把吴国当牲口一样地豢养啊！"并再次向夫差诤谏："越在我，犹心腹之病。同居于一块土地而又有欲于我。它的柔服，是想达到它有欲于我的目的，不如乘早干了它！得志于齐，犹如获得石田，没有什么用的。越国不灭，吴国就要亡了！"（《左传·哀公十一年》）夫差根本听不进伍员的规劝，继续兴兵北上伐齐。伍员眼看越国力量的增强，勾践的阴谋将要得逞，吴国危在旦夕。为使儿子免遭吴亡之祸，就乘出使齐国的机会，将其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抚养。夫差伐齐获胜归国，得知伍员属子于齐之事，又受已升为太宰的伯的挑动，勃然大怒，就赐伍员以属镂之剑，令他自尽。伍员临终前，对他的下属说："一定在我的墓上种以梓树，使其可作棺木以葬吴国；再挖我的眼睛悬于吴东门之上，让我观看越寇来灭亡吴国吧！"（《史记·伍子胥列传》）夫差听说伍员临终的话，更加恼火，便取来伍员之尸盛以皮囊，投入江中。 以上发生的这一切--夫差的昏庸，勾践的诡计，伯的谗言，伍员的遭殃，孙武都是看得很清楚的。伍员被杀时，孙武已是五十多岁的人。虽然他的精力并没有衰竭，但此事必然使他心寒，对吴国感到失望。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伍子胥死的时候，他年纪并不太老，假使他还活在世上，眼看着他的老友那种下场，一定会见机而作，功成身退，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从事著述以终余年了。"①这个推断是合于情理的。看到知友伍员的惨死，孙武不可能再为吴国的对外战争谋划出力，而必然会隐居乡间，修订其兵法著作，同时观察形势的变化。果然不出伍员之所料，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82 年，乘吴大军在黄池与中原诸侯盟会，吴国内空虚之机，起兵从后方袭击吴国。勾践亲率的大军在吴都郊外的姑熊夷地方大败吴军，俘获吴太子友和王孙弥庸、寿于姚等吴军将领。接着，越军就攻入吴王子地把守的吴国都城（《左传·哀公十三年》）。入城后，越军焚烧了吴王耗尽民力兴建的姑苏台，取走了专供吴王游览观光的大船（《国语·吴语》）。这一次越军攻人吴都，使吴国损失惨重，破坏极大；同时，由于连年的征战，长期的路途劳累，战争的消耗，生产的荒废，民力的凋敝，使吴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从此一蹶不振。对于吴国由强盛而走向衰弱，孙武虽然已经隐退，也必然感到痛心，因为吴国是他的第二故乡，是他曾经向往、投奔，并为之长期辛苦经营、施展才能的地方。伍员被杀后不久，孙武可能也因忧国忧民和郁郁不得志而谢世了。他大概没有活到吴国的灭亡。他的卒年当在公元前480① 杨杰编著《孙武子》第21-22 页，胜利出版公司1946 年版。 年左右，那时他约55 岁。从退隐到寿终，孙武一直没有离开吴国，死后也葬于吴都郊外。《越绝书·记吴地传》载："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可见他对于吴国是怀着多么深厚的依恋之情。孙武的冢墓至清代犹存遗迹。清李铭皖撰《苏州府志》卷四十九《冢墓一》载，在长洲县（今江苏吴县）有"孙武墓"。志中并记当时学者孙星衍曾"买舟访墓，至巫门外地名雍仓，得古冢，有柏树甚古，土人呼为'孙墩'，因作《巫门访墓图》，且系以诗"。其诗云："吾家吴将高绝伦，功成不作霸国臣。春秋三传佚名姓，大冢却在吴东门。??访墓雍仓一舟系，弯环惟见古柏存。"这个记载应是可信的。 关于孙武的结局，有的史书说他是被杀戮而死的。《汉书·刑法志》称："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颜师古注"诛戮"的人名云："孙武、孙膑、吴起、商鞅、白起也。"唐李筌《太白阴经·善师篇》亦承袭其说，谓"孙、吴、韩、白之徒，皆身被刑戮，子孙不传于嗣"。此说把孙武与吴起、商鞅、韩非、白起并列在一起，可知他晚年的景况必然不妙。在伍员被杀以后，孙武可能受到牵连。他或者因与伍员同样诤谏，激怒了夫差而遭不幸，或者就因为他是伍员的知友，夫差诛杀伍员后迁怒于他。不过，孙武被"诛戮"之说始见于《汉书·刑法志》。《史记》本传既没有记载，《汉书》也未言其原委和出处，故这个说法还可存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九、历史悲剧 吴国在黄池会盟时被越乘虚而入，受到极大损失。不久，吴国又发生饥荒，派人到越国请求些粮食，"越王弗与"（《吕氏春秋·长攻》）。到公元前478 年，越王勾践趁吴灾荒之机，又动员全队，大举向吴进攻。吴王夫差闻讯也起兵抵御，两军相遇于吴都南五十里的笠泽（今吴淞江），越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发起突然袭击，把吴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吴王夫差自笠泽之战大败后，更加失去信心，整天沉缅酒色，不问朝政。公元前475 年冬天，越王勾践又调集全国精兵大举伐吴。经过在没（今江苏苏州市南，吴淞江北）一战，击溃吴军；又在吴都郊外，再次把吴军杀得大败，于是越军就把吴国都城团团围困起来。到公元前473 年十月，"吴师自溃"（《国语·越语下》）。吴都城内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士卒分散，城门不守"（《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越王命令军队攻城，越军轻易地就占领了整个城市。夫差逃到吴都附近的姑苏山上，也被越军生擒，随即自刎而死（《吕氏春秋·知化》）。吴国至此正式被越国灭亡，疆土也全为越国吞并。 一位千古卓绝的军事谋略家终生为之奋斗的吴国，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被邻国所灭亡；孙武想要以吴国为基地，建立一个像殷、周那样的统一王朝的理想终成泡影，而且他自己晚年的结局也很不妙。这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悲剧。然而，历来的评论家却每每指责孙武用兵之劣，云：吴王阖庐之入郢也，武为将军，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 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日：'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其失三也。 --苏洵《嘉集》卷三《孙武》吴越交兵，胜负未决，武居其间，岂无所以为强吴胜越者！二十年间，阖庐既以战死，夫差旋丧其国。??后世兵其可以智用欤？ --高似孙《子略》卷三《孙子》夫孙子亦安知兵？??方夫概王之独出也，??虽幸而得捷，而师律已紊，??窃归自立之祸起焉。夫始则擅发而武不能禁，继则窃归而武不及知，古所谓'大将之师，其进如风，其止如山'者，不如是矣。??吾不知孙子斩姬之刃果安在也？ --全祖望《鲒亭集》卷二十九《孙武子论》上述评论，把破楚入郢后的混乱局面、阖庐战死和夫差亡国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孙武身上，这是很不公平的。 固然，孙武在用兵过程中有他的错误和局限。比如，纵容伍员、伯的烧杀抢掠，没有对阖庐及时诤谏，甚至孙武自己"亦妻"楚大臣之妻（《吴越春秋·阖闾年传》）等，但是孙武也有他难言的苦衷。孙子主张："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史记》本传）但他任将指挥的历次战争，都是与君一起出征的。这样，军队的进退赏罚，只能由君主的一言为定，孙武最多不过作一点劝谏而已；同时，与孙武一起出征的夫概、伍员、伯等，其地位都比孙武高而难以制服：夫概是吴王阖庐之弟，是最高阶层的贵族，而且他也统领着一部分军队，当夫概违犯军纪时，如何能像斩杀宫女那样对他也施以刑戮？伍员早就与谋国政，是吴王最亲信的大臣，且是孙武的推荐人；伯在吴国参政也比孙武为早，同样受到吴王重用。孙武的谋略不能不受到上述诸人的牵制，使他难以很好地发挥。 然而，扼杀孙武军事才能的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当时的君主制度。 处在封建社会初期的吴国，其君主权威已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在吴国已经实行。军事征伐、任用官吏、赋税徭役、生杀予夺的大权，都操在君主一人之手。阖庐早年勤于朝政而到晚年贪图享乐，导致他在公元前506 年代楚入郢时势如破竹，而到公元前496 年伐越对阵时军败身亡。夫差在伐越胜利后，好战喜功，麻痹轻敌，对诸大夫说："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国语·吴语》）谁来谏诤也无济于事。由于伍员违拂夫差之意而伯则阿谀逢迎，于是，"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越绝书·外传计倪》）。孙武当也由于不合夫差之意而得到同样的结果。特别是"夫差好罢（疲）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谏。一夕之宿，台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从"（《国语·楚语下》）。因为他"骄溢纵欲，拒谏喜谀"，弄得"大臣怨忽，百姓不附"（《淮南子·兵略训》）。这样的局势，有十个孙武也是无能为力的。最后，伍员因触犯夫差的逆鳞、受伯之谗而惨遭杀害，孙武作为伍员的好友可能受牵连而得到同样的下场，孙武辛苦经营的吴国也随即濒临到灭亡的边缘。 显然，孙武的军事才能得不到发挥，孙武最后的不幸结局和吴国的迅速覆亡，导致这场历史悲剧的总根源是君主制度。这是封建史家在评论孙武时没有说，不敢说，也是不能说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十、著述辨析 孙武一生的著作，主要是兵法十三篇，共计五千余字。《史记·孙子传》载阖庐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知这十三篇在孙武见阖庐前已经写就，以后孙武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和隐退避居中，当对此有所充实和修订。东汉时高诱注《吕氏春秋·上德》云："孙武，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足见在东汉人的眼里，孙武的兵法著作也只有"五千言"。曹操《孙子兵法序》说："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引）然则曹操亦认定孙武的著作主要是兵法十三篇。曹操曾经为孙子书作过注，称为《孙子略解》。他在序中指出："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至唐入杜牧误解了曹操的意思，他认为："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樊川文集·注孙子序》）杜牧把曹操所云世人"训说"之词的"烦富"、"失其要旨"，误解为孙子原著有"数十万言"，这是很不确切的。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驳之曰："高诱为后汉时人，已谓《孙子兵法》只五千言，可知今本非曹操所削。"（卷十一《子部二》）从该书的流传过程及其内容来看，今本《孙子》应该就是孙武呈给阖庐的"十三篇"。这本书自撰成之日起， 2500 年来虽难免有增删窜改之处，但一直没有亡佚，基本上保存了当时的原貌。极为有趣的是，和孙武差不多同时的老子，其所著的《老子》也是五千余字。这说明当时人的著述有一个大体的规模。今本十三篇于每篇之首都冠以"孙子日"三字，可能是后学整理者为尊敬孙武而加上去的。 因为历史上虽然没有关于孙武开馆收徒、授业门弟子的记载，但有几个仰慕他学识的人，一直跟随在他身边，为他整理和传授此书，应该是情理中事。 除了孙武亲自撰写、又经后学整理的十三篇而外，孙武还有一些论兵法的著作。不过由于它们游离于十三篇之外，所以后来大多失传了。《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类中，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史记·孙子传·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卷。"显然，《汉志》所记的八十二篇中，包括有十三篇，亦即《七录》所云的上卷；而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就是《七录》所云的中、下卷。清毕以《孙子叙录》推测八十二篇的成因说："按十三篇之外，又有问答之辞，见于诸书征引者。盖武未见阖闾，作十三篇以干之；既见阖闾，相与问答，武又定著为若干篇，皆在《汉志》八十二篇之内也。"毕说"诸书征引"的《孙子》，见于《通典》、《太平御览》、《北堂书钞》、《潜夫论》、《文选》注、《孙子》何氏注、《周礼》郑玄注等。从这些不见于十三篇的《孙子》佚文来看，有些基本上符合孙武所处的时代特点，有些则明显是战国以后的人根据孙子的基本思想附益而成的。因此，《汉志》所记《吴孙子兵法》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既有孙武另外定著的若干篇，又有孙武后学所记述、阐解、补充、发挥孙子思想的一些文字。至于哪些是孙武另外定著，哪些是孙武与吴王当时谈话的记录，哪些则是后学的附益之作，由于整篇著作大都亡佚，剩下的零星片断，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了。有些标明"孙子"的著作，则可以肯定其为后世的伪托。如《太平御览》卷三二八引《孙子占》文，内容乖戾，毫无科学根据，与《孙子》的实事求是精神颇不类。查《汉志》无此书之记载，至《隋书·经籍志》始有"《孙子兵法杂占》四卷"著录，《御览》所引当即其佚文，应是汉以后的人所伪托。又如《太平御览》卷三五七引《吴孙子三十二垒经·灵辅》文，亦属同类性质。《吴孙子三十二垒经》最早见录于《旧唐书·经籍志》，则此书应是隋唐间人伪托孙武的。再如《北堂书钞》卷一一五所引《孙子兵法秘要》、卷一一六所引《孙子兵法论》等书之文，亦显系后人伪托孙武所撰。毕以《孙子叙录》已经指出："按《兵法秘要》，孙子无其书。魏武有《兵法接要》一卷，或亦名为《孙子兵法接要》，犹魏武所作兵法，亦名为《续孙子兵法》也"；"按此（《兵法论》）亦不似孙武语。盖后世言兵，多祖孙武，故作《兵法论》，即名为《孙子兵法论》也。"该两书，汉唐志书都不见著录，可能因伪托者过多过滥而被削除。 此外，《隋志》注云："梁（阮孝绪《七录》）有《孙子战斗六甲法》一卷。"这部兵法书亦不见于《汉志》，应是魏晋南北朝时人所假托。《汉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尚有"图九卷"。《隋志》载《孙子八阵图》一卷。《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或即"九卷"中之图。《孙子·九地》张预注引《八阵图》曰："以后为前，以前为后；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首尾俱救。"其词意浅陋，只对《孙子》书中的阵法作一番夸张的描述。由此看来，这种图的绝大部分应是后学者对《孙子兵法》所作的图解。又《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学类》中有《孙子算经》三卷，毕以《孙子叙录》断言："其为孙武之书无疑"；朱彝尊《跋〈孙子算经〉》亦谓："此编非伪托也。"（《曝书亭集》卷五十五）实则大误。该书最早见录于《隋书·经籍志》，其上卷云："凡大数之法，万万曰亿。"按西周春秋时亿之数为十万①，故只此一语便可断其非孙武所撰。《四库全书》中还有《五曹算经》五卷，历来相传也"出于孙武"。但此书《汉志》不载，《隋志》只有"《九章六曹算经》一卷"，至《唐志》始有各种《五曹算经》。《四库提要》已指分"相传无所引证，盖不足据"；又云："《五曹》不出孙子明矣。"大约在隋唐之际，不但时人所著兵法书都冠以"孙子"之名，就连算经一类的书也都想托之孙子而行于世了。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上的《孙子兵法》竹简，进一步证明了孙武著述的一些情况。该竹简不避刘邦的名讳，应该抄写于刘邦称帝以前。竹简的上编是今传《孙子》的各篇；在下编残简中，又两次提到"十三扁（篇）"：说明孙武的主要著作就是十三篇五千余言。下编中又有《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佚文。这些佚文的情况比较复杂，应作具体分析。《黄帝伐赤帝》与《地形二》，文中多叙事和议论，前者且有"孙子曰"字样，当为孙① 如《逸周书·世俘》记武王征四方，"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此处之 "亿"，显然指十万。《诗·伐檀》郑笺云："十万曰亿。"《太平御览》卷七 五○引《风俗通》亦日："十万谓之亿。"三国时韦昭注《国语·楚语下》进 一步指出："十万曰亿，古数也。今以万万曰亿。"武在十三篇之外的另二篇著作；《吴问》与《见吴王》记叙吴王与孙武的问答，应为其弟子或后学所记的孙武的言行；《四变》前有《孙子·九变》之文，然后逐句进行解释，当是后学注解、阐发《孙子》的文字。上述诸佚文都应包括在《汉志》所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和《七录》所记《孙子兵法》的中、下卷内。 竹简《孙子兵法》与今传本略有出入，说明这部著作在以后的传抄、学习过程中，曾不断有所改动。如今传本《虚实篇》"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竹简《实虚》作"（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者，出于其所必（趋也）"。这里，今传本把篇题"实虚"两字作了颠倒，又增加了"篇"字；今传本"出其所不趋"，竹简改"不趋"为"必趋"；今传本又比竹简多出"安能动之"、"趋其所不意"等语。不过，竹简《孙子兵法》也有较今传本增益了一些史事的。如竹简《用间》在"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之下，又增出"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等文字。苏秦活动的时代已当战国中晚期，在孙武之后，两人相距约200 年。这关于苏秦的文字显然为后学者所增补。由此，《孙子》书中夹杂一些战国时代的内容，也可得到合理的解释。综观今传本和竹简本，可能出于两个不同的传授系统。两种本子，各有优劣、短长。在校勘、分析其何者为近真、合理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而定。 1978 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一批汉代木简中，又发现了一些《孙子》佚文。其中一简写着："孙子曰：夫十三篇，??"，进一步证明了孙武主要著作的篇数，与《史记·孙子传》、银雀山竹简《孙子》佚文所述相合。上孙家寨木简《孙子》，并称引《军斗令》、《合战令》等兵书①。这些书在孙子著作中不见提及，在《汉志》中也不见著录，应该都是汉人解释、运用孙子兵法思想而为《汉志》所遗录的作品。可惜残简断损过甚，大多读不成句，无从了解这些兵书的具体内容。总之，孙武的著述以十三篇《孙子》为主，此外有一些孙武所作的其他专篇。后人记述孙武的言行，解释、发挥《孙子》的作品，也可作为研究孙武生平、思想的参考。至于假托孙子之名而伪撰的著作和文章，是应当识别其赝品的本质而剔除在孙武著作之外的。 ① 朱国照《上孙家寨木简初探》，《文物》1981 年第2 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孙武的军事思想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阐述了战争中制胜敌人的规律，军队应该怎样组织和建设，作战时必须遵循的战略原则，临阵击敌的战术技巧，一些特殊的战斗方法，以及军队的后勤工作等，这些构成了孙武极其丰富的军事思想。这些思想。是他对黄帝、殷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所作的实事求是的总结；是他运用历史和现实的战争资料，加以苦心孤诣的探索的结果。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孙武又把他探索所得的军事理论和战争规律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对楚、越、齐等国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这些理论和规律更加充实和完善。以下谨从六个方面，对孙武的军事思想分别进行评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战争取胜的要素 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究竟有哪些，这是孙武在其兵法中探讨的主要课题。综观孙子的论述，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如下各项： （一）　　政治 在《孙子·计篇》中，孙武提出，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有五方面的情况，其中"一曰道"。他把"道"放在诸种因素的首位，认为在战争中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什么是"道"？在春秋末期，各人有各人的解释。"道"在老子那里，被说成是能生出于地万物的本体。他说："有物混成，先大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二十五、四十二章）"道"在孔子那里，是指封建领主制的稳定秩序。他说："齐一变至于鲁，昏一变至于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怔伐自诸侯出。"（《论语·雍也、季氏》）孙子解释"道"的意义，与老子、孔子全然不同。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①在孙武看来，"道"是这样一种境界：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民乐为君用，生死与共。显然，这是封建社会中理想的政治状况。孙武又指出，在判断战争双方谁胜谁负时，首先要比较："主孰有道？"这也就是说，那一个君主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在政治上有一套安国悦民的办法。 孙武把"道"即政治放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首位，是有其远见卓识的。 这种见识，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上的战争，如商汤伐桀、武王代纣、周公东征，都是因为君主有"道"，深得民心.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而战胜强敌的。据说，商汤伐桀时。"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下》）武王伐纣时。周人的军队明显地少于商纣，但是，"王赫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庶若化"（《逸周书·武寤解》），很快取得了胜利。《荀子·王制》称："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怔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显然，周公也是因为"有道"，他的政策得到人民的拥护，故东征时势如席卷，迅速平定了四方的叛乱。再如，春秋末年越国攻吴的战争，由于越王勾践礼贤下士，与人民同舟共济，因而"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国语·越语上》），全国上下.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终于在连战皆捷之后，灭亡了吴国。当时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政治有"道"，能够"令民与上同意"，就会在作战中发挥出最大威力，是制胜敌人的首要因素。 ① "而不畏危"，竹简作"民弗诡也"，意即人民不违背上级命令，逃散或投 降。竹简本与今传本均合理可通。 （二）　　经济 孙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战争胜负的重要依据。他在《形篇》中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上述的"度"、"量"、"数"，就是指疆域的大小、物产的多少、人口的众寡。由这些而形成"称"，即实力的强弱，从而决定战争的胜负。显然，在孙子看来，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数目、经济实力，在战争中起着直接作用。 孙武的这一思想，也是从当时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又被历史反覆证明了的，春秋时期，列国数百，战事频繁。霸主更迭。而在这长期的兼并战争中，能够左右局势而充当霸主的，就是齐、晋、秦、楚、吴，以及后来的越等大国。其中，北方的晋和南方的楚，在疆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实力强盛方面，尤居于领先地位，因而左右局势和充当霸主的持续时间也最长。夹在大国中间的中小国家，如郑、宋、鲁等，对于大国的进攻只能招架而无法还手，它们只有依附于一个大国才能生存下去。所以鲁国的子服景伯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左传·哀公七年》）大国和小国之间战争的胜负是如此明显，它们之间竟是"事"和"保"的上下级关系。可知，孙武的度、量、数、称生胜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三）　　军事 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战争的胜负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普通常识。但军事力量的强弱，不仅要看军队数量的多少、武器的优劣，还要看许多其他情况。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选集》合订本第166 页）孙子深深得懂得这一点，他在《计篇》中提出，判断战争的胜负，在军事上要了解："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土卒孰练？赏罚孰明？"在《谋攻篇》中，他又指出："以虞侍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显而易见，军事力量的强弱。除了军队的数量和武器之外，还要看将帅的才能、士兵训练的程度、军队法纪的执行情况、作战指挥的得当与否等等。孙武这种把军事上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的观点，应该说是相当全面的。 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是由许多综合因素决定的，这只要观察春秋时的一些战例便可以明了。公元前684 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军由于有军事家曹刿作参谋，巧妙地掌握好出击的时机，终于击败了这这个大国之帅。鲁国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向显示了较强的军事力量。再如公元前597 年晋楚之战，晋国出动了三军救郑伐楚，军队人数众多，武器装备也是不弱的。但由于将帅之间意见不统一，中军元帅苟林父指挥无能，与楚对峙而不作战斗准备，军队又缺乏严格的纪律，这就大大削弱了晋国的军事力量。至楚"疾进师，车驰卒奔"；向晋袭来，晋帅在慌忙中竟"不知所为"（《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军士气不振，夺舟渡河而逃，终于一败涂地。上述战例充分说明，孙武关于衡量军事力量，不但要看"兵众孰强"，还要看"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土卒孰练、赏罚孰明"的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四）　　外交 在战争中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与国、孤立敌国是制胜的重要手段。孙子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谋攻篇》）又说："衢地则合交"；"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下之权。"（《九地篇》）显然，在孙武看来，外交活动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它可以造成各方面的优势，导致对敌战争的胜利。 春秋时期，诸侯国家林立，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开展外交活动。 "伐交"在春秋时期有着广阔的活动天地，是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经常采用的。如公元前632 年，楚军围宋、宋人求救于晋。晋国为了联合齐、秦一起伐楚，采用了军事家先轸的建议：一方面，使宋人以土地贿赂齐、秦，请齐、秦劝楚释宋之围；另一方面，晋国又拘执曹君、分曹、卫两国的土地以与宋人。这样，楚国因曹、卫，必不答应齐、秦的劝说；齐、秦喜得宋之赂，又见楚不听其劝说，必来参与对楚的战争。事情果如先轸的预料，齐、秦与晋一起参加了对楚的城濮之战，为晋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又如公元前630 年，晋、秦联合围郑。郑国派大夫烛之武见秦君说："秦、晋围郑久，郑国知道自己快要亡了。 如果郑亡而为秦邑，则要越过晋国而有之，这实在是很难的 为什么要亡郑而增益晋呢？秦现在若舍郑不围，则秦以后有使节东来，郑可尽地主之谊提供各种方便。且晋人怎有满足的时候？既东略郑，又必欲西进。如不损害秦国，其土地将从何而得？"经过烛之武的一番游说，秦国果与郑盟而释郑之围，晋国见秦改变态度亦罢兵而去（见《左传·僖公三十年》）。这一次，郑国通过外交活动而不用兵刃，解了秦、晋之围。 到了战国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激烈，"伐交"也就愈趋活跃。 当时由于秦国的强大，在外文活动中又产生了联合东方六国以对付秦国的"合纵"和以秦为中心对东方六国各个击破的"连横"以及"远交近攻"等策略，更形成了一批专事在各国游说、进行外交活动的策士。外交活动的作用较春秋时更力显著，它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如公元前313 年，秦欲伐齐，而恐齐与楚纵亲，就派张仪使楚，佯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赂楚。楚怀王贪于得地，即使人与齐绝交。与此同时，秦亦使人至齐，与之谋合。结果，秦国彼坏齐。楚联盟的外交活动成功了。次年，楚国困被秦欺骗愤而出兵攻秦，由于受到齐、韩等国的联合夹击，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而甲士八万被斩，大将屈被俘，汉中之地尽为秦所得（见《战国策·秦二》、《史记·楚世家》和《张仪列传》）。孙武关于"伐交"在战争中重要作用的论断，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五）　　自然条件 《孙子·计篇》阐述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天、地两项，都是讲自然条件的，孙武解释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他在《地形篇》中进一步强调："夫地形者，兵之助也。"《通典》卷一五九引孙子曰"深草蓊秽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险阻者，所以止御车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沛泽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这是对"地形，兵之助"的具体发挥。显然，各种各样的天气和地形等自然条件，在战争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关于天气条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例子，有三国时的赤壁之战。公元208 年，曹操率兵20 余万南下，进到赤壁后，因小战失利，退驻江北。南方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在赤壁与曹军隔江对峙。孙刘联军在作战过程中，利用当时盛刮东南风的特点，以人攻烧掉了曹操水师的船只，把曹兵打得大败。强劲的东南风造成了孙刘以火攻击败曹操的有利条件。至于因地形而导致战争胜负的事，在春秋时代就可以举出多例。公元前645 年，秦、晋战于韩原，因为"晋戎马还泞而止"，陷入泥潭而不能动弹，结果晋惠公被秦所俘。晋国因误入沼泽地带而导致这次战争的失败（见《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27 年，秦军远袭郑国，因见郑有备而还。在回来时经过晋国境内，晋人在（或作崤）地进行狙击。崤地形势险峻，道路难行，有两座山陵东崤和西崤耸立其间。唐李吉哺《元和郡县志》描写说："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坡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卷五《河南道一》）晋人在这样的险峻之地向秦师发起突然袭击，把秦师打得一败涂地，秦师的三位将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全被晋人俘获（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由此可见，孙武把"天"、"地"，亦即天气、地形等自然条件，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是为当时和以后的战争实践所一再证实了的。 总之，孙武关于战争取胜的要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条件诸方面的思想，是相当全面、丰富和深刻的。他的关于政治（"道"）是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的思想，关于经济上的"度"、"数"、"量"、"称"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关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要看"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备方面因素的思想，关于外交活动是战争中的一个特殊战场（"伐交"）的思想，关于自然条件包括天气、地形等在战争中可以作为重要助力的思想，不仅是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是孙武探索军事规律的卓著成果，而且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有效的，对于战争的决策者具有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军队的组织和建设 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一支精良的军队。因此，军队的组织和建设，是孙子军事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将帅的品质 将帅是军队的组织者、统领者和指挥者。将帅品质的好坏对军队战斗力的强弱至关重要。尤其到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文武官职逐渐分开，出现了"将军"的职位和称号①。将军长期固定带兵作战，于是，对将帅品质的要求，就成为军事学要解决的热门课题。 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具备五种品质。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这五种品质："智"就是足智多谋，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定出胜敌的妙计。用孙子的话说。就是要"通九变之利"（《九变篇》）；"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地形篇》）；"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信"就是赏罚有信，言必信，行必果，在士兵中享有威信。这样就能做到"令素行"（《行军篇》）。"仁"就是仁爱部下，也即孙子说的"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篇》）。"勇"就是骁勇善战，敢打敢拼。"严"就是号令严明，要求军队有严格的纪律。孙武在吴王面前"小试勒兵"时，斩了玩忽军令的吴王的两个爱姬，就是"严"的具体表现。 必须指出，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具备的这五种品质，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汉代王符曾对孙子提出的将帅应具备的这些品质解释道"智以折敌，仁以附众，??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折敌则能合变，附众则思力战，??赏罚必则士尽力，气勇益则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则惟将所使。"（《潜夫论·劝将》）这里闸述五种品质间的辩证关系足比较清楚的。孙武并针对将帅中的一些偏激的弊病议论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九变篇》）对于土卒，"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显然，那些蛮干死拼（"必死"）、容易冲动（"忿速"）、勇而无谋的将帅，那些"爱民"如子、"厚"抚士卒、仁而不严的将帅，那些只顾保全性命（"必生"）、只图"廉洁"名声而不能全面考虑战事的将帅，他们必然会在战争中造成过失，导致"覆军杀将"的灾难。 由于将帅的无能或过失而造成战争失败的事，在春秋时代就可以举出很多。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帅子玉向楚王陈述请战的理由是"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犹塞）谗慝之口。"这明显是为了泄私愤，报复曾讲他过失的人。当楚使者宛春被晋拘留，与国曹、卫受骗而告绝于楚时，子玉更加怒不可遏，急于出击。接着，晋军"曳① 如《国语·晋语四》记："郑人以詹伯为将军"；《谷梁传文公六年》云： "（晋）使狐夜姑为将军"：《公羊传·宣公十二年》称："（楚）将军子重谏"；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阎没、女宽对魏献子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 足？"《史记·司马穰苴传》记：景公"以（司马穰苴）为将军"；《史记·孙子 传》载：吴王阖庐"以（孙武）为将"。等等。 柴而伪遁"，子玉不知是计，随后跟踪追击，结果被晋军"横击"、"夹攻"（《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连遭惨败。子玉还是一个粗暴残忍的人，据说他练兵一天，就"鞭七人，（以箭）贯三人耳"（《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正因为楚帅子玉临战无"智"，心地狭窄，"忿速"易怒，又不能"仁"爱部下，与士兵离心离德，故楚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是必然的。再如公元前597 年晋楚之战，晋中军元帅荀林父治军无方，内部意见不统一；其佐彘子擅自出击，他也不能制止；两军对峙，形势紧迫，又不设备；当楚军发起总攻击时，他竟鼓励渡河撤退，下令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以致"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次晋军的失败，也是由于主帅缺乏应有的品质所致。由此可见，孙武在当时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品质，是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的。 （二）　军队的训练 要建设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除了选择呼的将帅外，让必须在平时时士卒进行严格的训练。孙武在谈论战争双方胜负的条件时，其中之一就是："士卒孰练？"（《计篇》）他强调："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军争篇》）军队在金鼓旌旗的指挥下，进退整齐，步调一致，这是古代的战争特别应该注意的。孙武认为，要做到这样，必须使"（贵贱少）长远近习此教也，以为恒命。此素教也，将之道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吴王》）。所谓"素教"、"恒命"，就是要在平素加强教育、操练，使士兵养成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习惯。关于军队如何训练的问题，孙于还指出："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势篇》）刘寅《孙武子直解》谓："偏裨卒伍之分，十百千万之数，各有统制。"曹操注："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杜牧注"夫形者，陈形也"：王晰注："名者，各有其名号也。"孙武在这里申述，指挥众多的军队参加战斗，像指挥寡少的军队一样，必须依靠组织编制（"分数"）的严密，利用旌旗金鼓、队形名号（"形名"） 的变化。军队能够做到如此，必然要在平时进行刻苦的操练，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军队的训练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语·齐语》载齐桓公时管仲论述齐军的编制和训练计划，说：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搜振旅，秋以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队整于郊。正是由于齐军有着如此严密的"分数"组织和指挥系统，有着"春搜整旅"、"秋治兵"的训练措施，故齐军当时强于天下，"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任霸主。晋国的军队也是训练有素的。公元前589 年齐晋鞍之战，晋中军元帅克"伤于矢，流血及屦"，其御解张鼓励说"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病未及死，吾子勉之！"于是，解张左手并执两根缰绳，右手持鼓槌代克击鼓。这时."马逸不能止。师从之"（《左传·成公二年》）。晋军在鼓声的指挥下，向齐师猛冲而来，因而获得大胜。晋军并没有因主帅的受伤而停止进攻，全军只听鼓声的指挥而奋勇冲击。这说明"金鼓旌旗"真正起到了"一民耳目"的作用。晋军之所以能在这次战争中获胜，就因为它是一支如孙子所说的有"素教"、"恒命"的军队。 （三）　法令与赏罚 孙武主张军队要建立健全的法令制度，运用赏罚的手段来加强法纪，激励士气。他在谈论战争双方胜负的条件时其中就有："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关于"注"，孙武解释说：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陶汉章注云："曲制，指军队组织编制等方面的制度；官道，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管理等制度；主用，指军需物资，军用器械、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孙子兵法概论·附录》第76 页）可知孙武的"法"，包括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有了严密的法制，还必须有赏有罚，以保证这些法制的执行。孙子认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火攻篇》）李筌注："赏不逾日，罚不逾时，若功立而不赏，有罪而不罚，则士卒疑惑，曰有费也。"对于如何进行赏，孙子主张，应赏有军功的人。他指出："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以）上，赏其先得者。"（《作战篇》）只有用财货奖赏士卒，才能激励士卒的杀敌积极性，奋勇地去夺取敌军的物资，成为我军的胜利品。在奖励特殊的军功时，还要"施无法之赏"（《九地篇》），即奖赏的数目大大超过常规。这样，就能使全军称羡，群起效仿。至于罚的运用应当慎重，孙子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篇》）梅尧臣注："令以仁恩，齐以威刑，恩威并著，则能必胜。"显然，军队中严明的赏罚制度，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春秋时代各国都在进行法制建设，军事方面的法制也逐渐完备。《国语·齐语》载齐桓公时，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当即齐国制订的军事法令。《吕氏春秋·高义》记楚将子囊作战遁逃，自觉有罪，"遂伏剑而死"。《战国策·齐二》又云："楚之法，覆军杀将，??官为上柱国，爵为止执。"显然，楚国也有一套严格的军事上的奖惩制度。公元前493 年，晋赵氏伐范、中行氏，赵鞅在军中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免。"（《左传·哀公二年》）这是用赏罚来鼓舞士气的具体例子。据说，越王勾践"赏厚而信，罚严而必"。有一次，他焚烧宫室，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下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于是，"人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韩非子·内储说上》）。可见赏罚严明对提高军队战斗力所起的作用。到战国时期，利用赏罚来激励士气的事更加普遍。特别是秦国的军队，"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其士兵"功赏相长"，因而勇猛异常，在诸国中"最为众强长久"（《荀子·议兵》）。这证明，孙武关于用健全的法制和严明的赏罚来组织和建设军队的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当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　官兵的和谐 在军队的建设方面，孙武特别重视军队内部官兵关系的和谐，认为它是士气旺盛、能够战胜敌人的保证。他在论述官对兵的态度时说："（将）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对于法令如何能贯彻执行，他认为："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在论述战争取胜的条件时，他又说："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显然，官兵之间真诚相待，感情融洽，同甘共苦，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将帅的号令之下，士兵个个奋勇当先，视死如归，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 关于军队中官兵和谐的重大意义，战国时代的许多军事著作有过很好的发挥。《吴子·治兵》说："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尉缭子·战威》说："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六韬·龙韬·励军》说："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这些都是在《孙子》基础上的进一步具体论证。 官兵关系的和谐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当时的战争实践所证明了的。公元前701 年，郧人将伐楚。楚将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结果，楚以不多的军队击"败郧师"（《左传·桓公十一年》）。公元前578年，秦晋战于麻隧。鲁孟献子曰："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所谓"帅乘"，即军帅和车上的甲士，"帅乘和"亦即官兵和睦。结果，"秦师败绩"（《左传·成公十三年》）。当时许多将帅都亲自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齐景公时，将军司马穰苴关心士卒疾苦，使士气大振。他率兵追击，收复了被晋、燕侵占的全部土地（详后）。战国初年，吴起为魏将，他"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并为之吸吮，因而他"尽能得士心"，"为将击秦，拔五城"；"为西河守，甚有声名"（《史记·吴起列传》）。吴起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苦，他所统率的军队战斗力强，攻守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这又是一例成功的实践。由上分析可见，孙武关于军队的组织和建设的论述，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却相当丰富，其中包含着许多深刻的见解。他的关于将帅的品质"智信仁勇严"五方面必须辩证统一 的思想，关于军队必须平时加强训"练"的思想，关于用健全的"法"制和严明的"赏罚"来组织军队、激励士气的思想，关于官兵"爱""同"能极大地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思想，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对于现代的军队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指导全局的战略原则 《孙子兵法》中阐述得最多、也最出色的是关于如何在战争中制胜敌人的战略和战术。一般说来，战略是关于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战术是作战的技术和方法，往往带有局部的性质。但是在《孙子兵法》中，战略和战术往往混杂在一起，是很难分开的。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只能作一个大致的区分。这里，先谈孙武对于战争全局所设计的战略。 （一）　战前充分准备 孙武主张，在战争之前，对于双方的情况，必须摸清摸透，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经之以五事"，就是要考察"道"、"天"、"地"、"将"、"法"五件大事；"校之以计"，就是要比较"主孰有道？将孰有能？"等七方面的情况。在出发之前，先要在庙堂上举行会议，谋算战争中的各种条件：兵力的众寡，道路的远近，战争的时间，粮饷的多少，等等。这就叫做"庙算"。孙子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计篇》）显然，庙算的事物多，全面而周到，就易于取胜；庙算的事物少，或者根本不作庙算，就不能取胜。 在庙算的同时，还必须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才有胜利的把握。孙子强调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形篇》）李筌注曰："夫善用兵者，守则深垒，多具军食，善其教练；攻其城则尚撞棚云梯，土山地道；陈则左川泽，右丘陵，??为不可胜也。"张预注云："审吾法令，明吾赏罚，便吾器用，养吾武勇，是立于不败之地也。"这些注解，对孙武关于战前须作充分准备的战略思想，作了具体的阐述。由于战前缺乏充分准备而导致战争失败的事，在春秋时代比比皆是。公元前638 年，邾人出师攻鲁。鲁轻视邾，"不设备而御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结果两军战于升陉，鲁师大败。鲁公的头盔亦被邾人所获。公元前582 年，楚人伐莒。莒"无备"，"不修城郭"，故只十二日"而楚克其三都"（《左传·成公九年》）。莒国几乎被灭。公元前562 年，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晋因秦师少而"弗设备"。结果"秦、晋战于栋，晋师败绩"（《左传·襄公十一年》）。由上述多次战例可知，孙武关于战前要"经"、"校"、"索"和"庙算"，要"先为不可胜"和"立于不败之地"的论断，是多么高明而有远见！ （二）　贵以智谋取胜 在战争的策略问题上，孙武崇尚以智谋取胜，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智谋胜敌，是为上策；硬拼硬打，甚至攻击坚守的城池，乃是下策，为善用兵者所不取。他强调："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孙子还告诫说："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行军篇》）这里，孙子明确指出，用兵并非越多越好。他不主张搞人海战术，也反对恃武冒进，莽撞蛮干，而要求凭藉智谋，并力料敌，巧取敌人。 应当指出，孙武这种崇尚以智谋巧取敌人的战略思想，特别是他强调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等命题，往往被一些军事学著作指责为"唯心论"的表现，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国外，也有人把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避免大的冲突和流血的方式，利用敌人本身的弱点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主张，看成是"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参阅克劳塞雏茨《战争论》第一卷第300 页）。这是必须辨别清楚的。其实，孙武在论述中已讲得很明白，他所崇尚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善"的"用兵之法"、"谋攻之法"，它的途径是通过"伐谋"、"伐交"等各种手段，其目的在"料敌、取人"。显然，孙武主张运用谋略，不通过激烈的搏斗，巧妙地制胜敌人，这并不是唯心论或幻想，而是切实可行的。 春秋时代就有不少运用谋略，"全国"、"全军"而取得战争胜利的实例。公元前634 年，齐师伐鲁，鲁公便使展喜以酒食犒劳齐师。齐孝公问展喜："鲁人何恃而不恐？"展喜答道："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工。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 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一席话说得齐孝公羞愧难言，只得引兵而还。公元前627 年，秦师偷袭郑国，临近郑国时，被郑商人弦高遇见。弦高急中生智，一面佯装为郑君所派的使者，用四张牛皮和牛十二头犒劳秦师；一面急速派人报告郑国，使郑国及时清除了住在"客馆"中的奸细。秦帅孟明见此情景，只得叹道："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以上是用道义和智慧使来犯的敌兵罢退的实例。如果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而运用适当的谋略，那么，孙武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更有把握了。 （三）　掌握战争主动权 孙武主张，在作战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应掌握主动权。他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孙子阐述道："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这就是说，用"利之"、"害之"等各种办法调动敌人，使其疲于奔命，从而陷于不利的境地。孙武认为，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必须处于进攻的态势，他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同上）在孙子看来，防备敌人是防不胜防的，防前则失后，防左则失右，到处设防则兵力分散，到处都是薄弱环节。只有进攻，"使人备己"，才能摆脱被动的困境。 由于调动敌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因而造成有利的局势，以致获取战争胜利的，在春秋时代已经有这一方面的成功战例。公元前478 年，越国攻吴，两军相御于笠泽，"夹水而陈"。越国把自己的军队分为三部分：左右两军称为"句（勾）卒"，是发动佯攻以调动敌人的；中军由越王所亲近的"君子"组成，是越军的主力。"及昏，（越王）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命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师。'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吴师被越军的"左右句卒"调动，向左右分散，中间就变得空虚。这时，"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越之左军、右军乃遂涉而从之，又大败之"（见《左传·哀公十七牟》、《国语·吴语》）。这一仗，越军主动进攻，在调动敌人后形成出击的有利形势，因而获得大胜，充分显示了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战略思想的巨大威力。 （四）　打运动战 两军对垒，孙武主张，攻守都不要固定在阵地上：攻则可选其薄弱而要害的环节，从而引出敌人的救兵，在半路上袭击它；守则可避其锋芒，迅速退却，使敌人来不及追赶；还可示以饵兵，引诱敌人前来，再袭击消灭它。总之，必须在运动中与敌周旋，消耗歼灭其力量，这是孙武的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他指出："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虚实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侍之。"（《势篇》）这些都是在运动中对付和战胜敌人的好方法。上述打运动战的策略，在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中，有不少国家已经采用。公元前707 年，周王率领一些诸侯国的军队攻打郑国，郑出兵抵御。周王的军队分为三军：周王亲自统帅中军，虢公林父统帅由蔡人、卫人组成的右军，周公黑肩统帅由陈人组成的左军。郑公子突观察敌军的形势后分析说："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支），固将先奔。既而革于王卒，可以集事。"于是，郑师先击"莫有斗心"的左军。果然，"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左传·桓公五年》）。郑师选择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然后使工军全线崩溃，这是运动战的主要策略。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采取同样的方法：晋"胥臣蒙马以虎皮，光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接着，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部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于是"楚左师溃"（《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军用先击薄弱的楚右师，冉诱出楚左师而"横击之"的运动战略，赢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到战国时代，孙膜指挥齐军"围魏救赵"，在桂陵之战中取得大胜，则是把孙子"攻其所必救"的运动战略进一步运用于实践。 （五）　打速决战 在孙武的战略思想中，兵贵神速，任何战争都要求速战速决。只有速战，才能取胜而得利；战争持久，必然耗费巨大，带来不利的后果。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这里孙武强调一个"速"字，力戒一个"久"字。在孙武看来，只要"速"，即使笨拙，也会对战局有利；如果巧取敌人而时间却要"久"，那是从来没见过的。 孙武在战略上主张速决而反对持久，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时的国家疆土都比较小，财力、物力、人力都不是很充足的，而且国家林立，兼并战争频繁，战争拖的时间久了，不但兵源不继，粮草匮乏，其他诸侯国更会乘机袭击，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当时诸侯国间的大战，如晋楚城濮之战。晋秦崤之战、晋齐鞍之战、楚晋之战，都在几天内便见分晓。大国灭小国的战争，也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迅速解决。如公元前518 年，楚人为舟师巡逻边疆。吴人跟在楚师后面，乘"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以上事实证明，孙武关于"兵之情主速"的速决战略，在当时是切实有效的。 但是，如果战争不是速决，而是旷日持久，打上数月，甚至一二年，则往往会有不利的后果。公元前506 年冬，吴国伐楚，经过五战五胜而攻人楚都郧，楚昭王出奔。但吴国并未就此罢休，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而是赖在楚都不走，继续与楚广大人民为敌。到第二年夏天，越国乘吴国内空虚，攻入吴国境内；楚申包肯至秦讨来救兵，与楚人联合，大败吴师；吴王阖庐之弟夫概，又乘吴危乱之际，自立为王。这一次吴伐楚入郢，由于时间呆得太久，没有采取速决战略，以致弄得不堪收拾。又如公元前595 年九月，楚围攻宋城。至次年五月，宋城还没有攻下。由于旷日持久的攻战，宋城内"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楚军亦仅有"七日之粮"，遂"引师而上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由此可见，孙武主张打速决战，认为"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甚至"诸侯乘其弊而起"，这些论断都是当时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高明的战略方针。 （六）　行动神秘莫测 在作战过程中，行动应该尽量诡秘，不让对方知道，这是孙武指出的又，一个战略原则。他在《虚实篇》中说："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在《军争篇》中，他又说要使自己军队的行动"难知如阴"。张预云："如阴云蔽大，莫睹辰象。"我军的行动神秘莫测，就能使敌人被动挨打，陷于困境。为了不泄漏军事秘密，孙子主张，在决定作战行动的时日，要"夷关折符，无通其使"（《九地篇》），即封锁关口，折毁符信，不让使节通行往来。 孙武关于作战行动必须严守机密的战略思想，也是当时战争经验的总结。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凡是作战行动能严守机密，使敌方感到神秘莫测的，就往往能够取胜；反之，行动计划败露，或在敌人的预料之中，则常常导致失败。如公元前585 年，晋楚绕角之战，晋人听从析公的计谋："多鼓钩声，以夜军之"，结果"楚师宵溃"（《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人乘势袭击蔡、沈等楚的与国，获得大胜。公元前575 年。晋楚鄢陵之战，晋人又听从苗责皇的谋略："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必克二穆，吾乃四革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按照这一作战方案，果然"楚师大败"（同上）。再如公元前628年冬，秦出师偷袭郑国。到次年春天行至滑（今河南偃师县南）时，被郑商人弦高发现，使郑有了准备，秦师只得罢退而还；在返回途中，晋人预料秦师要经过崤（今河南洛宁县西北），便在那里进行狙击，结果大败秦师。以上战例充分说明，作战行动能否神秘莫测，不为敌方所知，实为战争胜败的关键。 （七）　将帅指挥不受君主干扰 孙武一贯主张，带兵将帅在作战时必须有充分的指挥权。这种指挥权应该相对独立，不应受到国家最高统治身君主的干扰，这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他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四变》解释道："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显然，将帅是受命于国君的，应该听从国君的命令；但君令如果违反"途有所不由"等战场上的"四变"，将对军事带来不利时，则此令将帅可以不执行。孙武对国君干预军队的指挥权十分反感，指出："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那些不懂军事的进退权变，而硬要干预军队指挥的国君，是一定会把事情弄糟的。因此，孙武一再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他甚至主张将帅在指挥作战时，可以违背君主的旨意，只要符合君主的利益："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据《史记·孙子传》，孙武在吴王面前使宫女练兵时，也表达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张。 "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司马穰苴，事见《史记·司马穰苴传》，时间略前于孙武。原来在春秋早期，战争时一般都由国君亲自统领军队出证，国君对军队的统帅权与指挥权是集于一身的，但到后来，随着战争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文臣武将逐渐分开，国君就不一定每次战争都亲自出征，而是委任将帅去指挥作战。这时，就产生了将帅在战争中如何对待国君命令的问题。在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还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孙武等思想家提出"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主张将帅的指挥权须相对独立，不应受到远离战场的国君的干预，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将帅的智慧和灵活应变的能力，对保证战争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春秋中后期的有些战争，就是依靠将帅的勇敢与智谋而取得胜利的。如公元前589 年的晋齐鞍之战，晋帅部克受伤而坚持在车，御者解张顶替克击鼓指挥，终于大败齐师。到了战国时代，将帅的作用更加重要。凡是将帅能力强而君主义不加干预的，就往往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如燕昭王时用乐毅为将而攻齐，大破齐军，并长驱直人齐都临淄。在留齐继续作战的数年间，乐毅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但到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后，因猜忌而使骑劫代乐毅为将，结果被齐田单击败（见《史记·乐毅列传》），前功尽弃。再如赵惠文王时，用廉颇、赵奢为将，不断攻取齐、魏两国的土地，连连得胜。到公元前262 年，廉颇率领大军与秦对峙于长平。廉颇采取坚壁不战的方针，秦军奈何不得。但后来，赵孝成土听信秦之间计，用赵奢的儿子赵括代廉颇为将。结果，赵军被打得一败涂地， 40 多万人全军覆没（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孙武关于将帅应有充分的指挥权，国君不得横加干涉的主张，以及"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论断，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以上七条战略原则，是孙武拟订的指导全局的作战方针。在这些战略原则中，关于战前必须作充分准备的思想，在战争中贵以智谋取胜、切忌硬打硬拼的思想，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去调动敌人、以造成有利形势的思想，攻守都不固定方位和阵地、在运动中打垮敌人的思想，与敌周旋采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思想，作战计划必须严守机密、使敌神秘莫测的思想，将帅指挥权应相对独立。国君不得横加干扰的思想，都是历史上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孙武创造性探索的结果。这些战略思想，不仅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可以在战争中作为座右铭使用；即使对现代战争，它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临阵击敌的战术技巧 在制订战略原则的同时，孙武又阐述了许多临阵指挥的具体战术。这些战术，灵活机动，变化无穷，表现了孙武在指挥战争方面的非凡智慧和杰出才能。它主要有以下八种。 （一）　"诡道"十四法 孙武一再强调："兵者，诡道也"（《计篇》）；"兵以诈立"（《军争篇》）。他设计了这样一些诡诈的方法来诱骗、对付敌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运用上述十四种方法①，可以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造成敌人的锗觉和失误，从而一举把敌人战败。战国末年的苟卿指出："彼孙（武）、吴（起）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汉书·刑法志》引）这确实道出了孙武战术思想的特点。 诡诈，历来为许多兵家学者所提倡。早在春秋前期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国的狐偃就向晋文公建议："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韩非子·难一》）有秋末年的老子主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这也是几种诡诈之法。德国近代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论述说："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此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的，??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战争论》第一卷第216 页）也指出："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选集》合订本第459 页）孙武在论述"兵者诡道"的同时，又设计出十四种诡诈的具体方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孙子的"诡道"十四法，并不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高。在春秋时代频繁的战争中，已有许多应用诡诈之法而取胜的实例。公元前555 年，晋国伐齐。"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晋人在山泽险要之地，到处竖起大旗；战车上人员真伪相间，更显出人多势众；车轮滚滚，战旗飘飘，又在车后拖着柴草使尘土飞扬，如大军奔驰。"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接着"齐师夜遁"（《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这一次采用虚张声势，寡而"示之"众、弱而"示之"强的诡诈之法，把齐师吓退。 公元前700 年，楚国伐绞，先用"无捍采樵者以诱之"，绞人捕获楚之采樵者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左传·桓公十二年》）这是楚人用"利而诱之"的办法，把绞人诱骗出来而将其击得大败。 公元前714 年，北戎代郑。公子突向郑君建议："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① 不少学者把"能而示之不能"到"亲而离之"这十二句，称为"诡道十二法"。 其实，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后面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同样是属于 "诡道"。孙子接着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才是总结前面那 么多的方法的。归有光《诸子汇函·孙武子》引何启图曰："自'能而示之 不能'至'出其不意'，是一句一义。"故按每一短句作为一法，应该是"诡 道十四法"。覆，必速奔。"结果，"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聘逐之，衷（中断）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左传。隐公九年》）。郑人这次采用以勇士骚扰，后以伏兵狙击，侍其"乱而取之"的办法，全歼戎人之师。 公元前706 年，楚武王侵随，故意使人向随"求成"，要求进行和谈，"随人使少师董成"，楚斗伯比建议："（随）少师侈，请赢师以张之。"于是，楚人藏其精锐，现其赢弱士卒，"毁军而纳少师"，以助长其骄傲情绪，过了二年，楚王再次伐随。随少师急不可待，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并以其众冲向楚王的精锐部队。结果，"战于速妃，随师败绩"（《左传·桓公六年、八年》）。这是楚人采用"卑而骄之"的办法，使随少师骄傲莽撞，因而将其击败。 公元前512 年，吴王阖庐开始伐楚。伍员建议："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左传·昭公三十年》）这样，使楚人疲于奔命，大伤脑筋，精力殚竭，难以应付。显然，这是"佚而劳之"的诡诈方法的具体运用。 公元前635 年，秦国攻伐楚的属国都，楚派申子仪和息子边以地方部队前往戍守。秦人悄悄地绕过的别邑析，自缚其役卒当作析的俘虏，进而包围了都都商密。晚上，秦人伪造了一份与子仪、子边的盟书，并献血其上，给商密人看。"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楚师）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这里，秦人伪造与楚师的盟书以拆散郡对楚的依从关系，用"亲而离之"的诡诈方法攻克商密，并俘虏了楚帅。 公元前655 年，晋假道于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晋灭虢。"接着，"（晋）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左传·僖公五年》）。这是晋人采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诡计，在一个月内连续灭掉虢、虞两国。上述这些战例，都是孙武论述诡诈战法的素材。孙武从这些素材中，概括的十四种诡诈之法，详尽而具体地阐解了诡诈战术的运用。他总结、提炼、创造出如此繁多的诡诈战法，在军事学的发展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二）　"四治"战法 在战争过程中，孙武主张，要进行四方面的治理，即治气、治心、治力、治变。他在《军争篇》中议论说："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这里提出的"四治"战法，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现分别论述之：。 （1）治气。古代用冷兵器作战，战争的胜负与士兵的勇气关系特大。勇气足，则易于取胜；勇气衰，则往往败北。《尉缭子·战威》说："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这确实是当时的情况。《淮南子·兵略训》说：兵有"气势"，这时"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如此就能"威加敌人"。可见用兵作战时"治气"的重要。在战争中不但要鼓舞士气，而且要善于抓住时机--在敌气衰、我气盛的时候出击。公元前684 年齐鲁长勺之战，"齐人三鼓"欲战而鲁军不出，其后鲁军鼓而出击，"齐师败绩"。鲁军事家曹判分析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孙武主张"治气"的方法，"避其锐气，击其情归"，也是要掌握士气变化的规律，选择"彼竭我盈"的出击时机，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2）治心。《孙子·军争篇》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可知"心"是指将军的"决心"，亦泛指其思想情绪。精神状态。所谓"夺心"就是动摇其决心，使其狐疑、烦燥、恐惧、沮丧；"治心"也就是坚定其决心、使其沉着、镇静、大胆、果断。孙武讲的"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是"治心"的具体做法。《孙子·火攻篇》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讲的也是治心的功夫。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晋人始拘楚使者"以怒楚"，又设计拆散楚和曹、卫的联盟，再"退三舍避之"；"晋车七百乘"装备齐全，"少长有礼"；直接交战时，晋人先击溃薄弱的楚右师，再引出楚左师而"横击之"。纵观战争全过程，晋人始终机智冷静、阵容整齐、上下和睦、计谋周全。这显然是"治心"的结果。而楚人先是"王怒"其主帅而"少与之师"，接着主帅"子玉怒"而进攻晋师，在正式交战中又莽撞蛮干，左右师相继溃乱，终于"楚师败绩"（《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在这次战争中，楚帅心情烦躁，易怒无谋，是导致失败的基因。由此可见，孙子所讲的"治心"，在战争中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3）治力。孙武阐述"治力"的方法是："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显然，他主张军队作战时要蓄养充沛的精力，这样就易于取胜。孙子又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撅上将军。"（《军争篇》）长途跋涉而与敌交战，之所以要损兵折将，是因为士兵路途劳累，精疲力竭，就不可能打好仗。这是与"治力"的原则相违背的。孙武还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也就是要尽量减少盲动给将士的精力带来的损失。这是"治力"必须注意的。公元前628 年，秦国长途行军而袭郑。菱叔就指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结果，晋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在崤进行截击，大败秦师。很明显，晋人"治力"而秦人"师劳力竭"，是这次战争晋胜秦败的主要原因。 （4）治变。孙武列举"治变"的方法是："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实际上就是"避实而击虚"。他在《虚实篇》中，进一步阐述"治变"的原则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种在战争中"因敌变化"的原则，他在《九地篇》中又称之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他解释说："敌人开阖，必亟人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这就是要观察敌人的动态，在开阖变化的过程中寻找其可乘之隙，一举将敌击溃。 在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中，因"治变"而取胜的战例很多。如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楚晨压晋军而陈"。此时，苗贲皇向晋侯建议："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左传·成公十六年》）这就是"勿击堂堂之陈"的"治变"之法。苗贲皇又设谋说：对于楚之中军王族，"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就能把楚之中军王族牵制住；同时，用中行、二两部去攻击楚较薄弱的左、右军，则左右"必克"；然后，晋军再"四革于其王族"，来个四面夹击。晋从其谋，果然"楚师大败"（《左传·襄公二 十六年》）。显而易见，晋军在这次战争中"治变"设谋，因而取胜。 （三）　集中优势兵力 战争的一般情况，兵力多的能战胜兵力少的。孙武论述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他指出，"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可以把敌"围"困起来而歼灭之，"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可全力进"攻"而取胜之，二"倍"于敌人的兵力可以"分"为二部而夹击之，倘若"少"于敌人的兵力就只能"逃避"了。那么，如何能使我方的兵力多于敌方，保持绝对的优势呢？孙武主张，在作战过程中，必须"我专而敌分"，即我方兵力要集中使用，而将敌方的兵力引向分散。他强调："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篇》）这样，就易于取胜。要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以击败敌人，还必须注意："形人而我无形。"孙子解释说：如果"我无形"，"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同上），其兵力必然分散；敌人兵力的各部分明显地暴露在面前，我方就可以集中兵力击其薄弱的一部。 "我专而敌分"，集中优势兵力"以十攻其一"的战术，在中国现代的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1930-1933 年的几次反"围剿"战争中，曾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大显身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回顾这一时期的作战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选集》合订本第208-209页）应该说，在反"围剿"中所创造的这一战术和取得的战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孙子的集中兵力的战术思想。 （四）　出奇制胜 孙武主张，作战时把军队分为正兵和奇兵两部分：以正兵当敌，与敌周旋；以奇兵偷袭，克敌制胜。在正兵和奇兵这两种兵中，奇兵是尤为重要的。奇兵运用得好，一定要变化多端，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而且，正兵和奇兵也可以互相变换其位置。这样，就可以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他论述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势篇》）孙武对用兵中的奇正之变十分重视，认为它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同上） "以正合。以奇胜"的战术，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已经运用。公元前718年，郑人攻卫，卫人调动南燕之师来抵御。郑祭足、原繁、泄驾率领三军与南燕正面对阵，又使曼伯与子元率领一支制人组成的军队悄悄绕到燕军后面。燕人严阵以待郑三军，而"不虞制人"。结果，"郑二公子（曼伯与子元）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左传·隐公五年》）。这是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偷袭取胜的典型战例。孙武把这种战术，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并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到了战国时代，正兵和奇兵的运用更加普遍，技术也更加熟练。公元前260 年秦赵长平之战，赵用赵括代廉颇为将，出击秦军。"秦军详（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人。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史记·白起列传》）这里，秦正兵"佯败而走"，偷袭的"奇兵"分为二支，一支"绝赵军粮道"，一支把"赵军分而为二"，其变化真如孙子说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了。 （五）　因地制宜 孙武十分重视战争中所处的地形，认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篇》）他根据各种地形的特点，总结出了许多因地制宜的作战方法。在《地形篇》中，他把地形分为"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远形"等六种，分别阐述了在这六种地形上如何战则"利"，如何战则"不利"。在《九地篇》中，孙武又根据战争环境把战地分为九类，指出："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在《行军篇》中，孙武论述了"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和"处平陆之军"各应该如何行动，并告诫说："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军行有险阻、演井、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九变篇》还提出，行军作战应观察地形的特点，"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必须"通于九变之利"。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说："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他对孙子军事地形学的研究，作了充分的肯定。 上述关于各种地形应该如何处置的战术，是孙武细心观察探索的结果，是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如《行军篇》中论述的"处水上之军"的作战方法："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这种战术，在春秋时代已为人们所熟知，并经常在战争中运用。公元前638 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当楚军没有完全渡过河水时，宋司马建议："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由于宋君没有采纳司马"半济而击之"的战术，结果"宋师败绩"（《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27 年，晋、楚两军夹水而阵。晋帅阳处父设下计谋，对楚帅子上说："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子上欲渡河，大孙伯识破晋计，说："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梅败无及！"子上悔悟，就自己退让，欲使晋军渡河。结果，晋楚两军都不敢渡河，罢师而"归"（《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这说明，晋楚两军都通晓处水上之军"半济而击之"的战法，谁也不肯半渡而被击。到公元前506 年，吴伐楚追击至清发水（今湖北水），将击楚师。吴王弟夫概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左传·定公四年》）吴王从其计而大败楚师。可知孙武的这些因地制宜的战术，来自于实践，而他又加以创造和发展。 （六）　势险节短 孙武经常强调，作战时要造成一种"势"，这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他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那末，如何造势呢？他接着解释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亦即根据如何对作战有利而采取权宜的措施，如占领高地、集结众多的军队等。孙武认为，势的作用十分重要："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切之山"（《势篇》），能给敌人以巨大的威胁。他特别强调，势要造得险，这样才有力量；同时，攻击的节拍要短，连续不断的进攻才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他打了个比喻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蛰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同上）激水居高临下，因为势险而能漂石；鸷鸟盘旋，觊觎目标，因为节短而能捕杀（"毁折"）其他动物。故善战者，其势要像拉满的弓弩，力量大而射程远；其节要像发箭的机弩，能连续不停的迅速射击。 上述"势险节短"的战术，在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中，已不断有所运用。 如公元前519 年，邪师途经鲁之武城。武城人以兵塞其前道，又砍伐其后山上的树木而不使断绝。邾师绕道从后而过，鲁人乃将树木"推而蹶之，遂取邾师"（《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这一次，鲁人利用山上树木居高临下之势，推向邾师而使其蹶倒，遂取得大胜。公元前512 年，吴人伐徐，"防山以水之"，亦即在山上防壅积聚大量的水，利用山水下冲之势以灌徐。吴人终于用此水势而"灭徐"（《左传·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06 年冬，吴人伐楚。在短短十几天中，吴人连续发起进攻，使楚师没有喘息的机会。由于吴人进攻的次数频繁，"其节短"，经过"五战五胜"（《吕氏春秋·简选》），攻入了楚都郢，给楚以沉重的打击。 孙子主张"势险节短"的战术，在现代战争中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如现代战争中占领制高点，可以给敌人以巨大的杀伤；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用"闪电战术"，迅速猛烈地发起连续攻击。这些都应该是"势险节短"的作战方法在现代条件下的运用。 （七）　讲究阵法 孙武非常注重作战时布阵的方法。他在《势篇》中描述一种阵法说："纷纷坛坛，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孙武所设计的这种阵法，看上去"纷纷坛坛"，在战斗中乱作一团，但实际上它有一定的变化法则，因而"不可乱也"；表面上"浑浑沌沌"，似乎没有什么战斗力，但由于它"形圆"严密，无隙可乘，因而在战斗中"不可败也"。在《九地篇》中，孙武又运用比喻来描述一种阵法之妙："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①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这种阵法，首尾呼应，连成一体，能攻善守，使敌人无法对付。孙武还特别强调，在布阵中要利用组织指挥。地理环境等各种条件，使各部分间互相团结，协同作战。他说："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同上）显然，布阵各部分的团结合作，"携手若使一人"，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据传，"孙子八陈，有苹车之陈"（《周礼·春官·车仆》郑玄注）。这是汉代人的说法。孙武当时究竟设计有哪些能攻善守的阵法，现在已不可考知了。 阵法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己很有讲究。《左传·桓公五年》载，此年"（周）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郑国的抵御之师，分为"右拒"、"左拒"和"中军"，"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司马法》曰："百二十五乘为伍"，"二十五乘为偏"（《左传·昭公元年》孔颖达疏转服虔引）。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解释这种阵法说："此盖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后而弥缝之，若鱼之相丽而进。"郑国用这样的"鱼丽之陈"，合力进击，使"王卒大败"。《左传·昭公元年》又载，此年晋与狄人战于大原乙晋人"毁车以为行"（步卒行列），"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这里的"五陈"，据杨伯峻注："两者，两个伍，十人也；伍者，或一伍，或伍为五之讹，五人或二十五人也；专，独也，一也，即一伍，五人也；参，通三，三伍十五人也；偏??五十人。"晋人以这样的"五陈"去进攻敌人而"大败之"。上述车战的"鱼丽之陈"和步兵战的"五陈"，能够很快地击败敌人，取得胜利，必有其巧妙之处。孙武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不可乱"、"不可败"和"如率然"的阵法，说明他对这种战术作过深入的研究，并有发展和创造。 ① 常山，汉简《孙子兵法》作"恒山"。古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是五岳 之北岳。西汉中期整理《孙子》时，因避汉文帝刘恒之名讳，改为"常山"。 （八）　用兵"八戒" 根据历史上的战争经验，孙武还总结出了许多用兵时必须注意的戒律。 他说："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军争篇》）孙武在这里谆谆告诫人们切莫违反的八条法则，通常叫做用兵"八戒"：居于高陵的敌兵具有向下俯冲的势力，切勿向上仰攻它；背靠丘山的敌人具有地利的条件，切勿迎面击它；假装败北的敌人一定埋有伏兵，切勿跟从追逐它；精锐的部队在武器装备、人员素质上都处于优势，有较强的战斗力，切勿贸然攻它；敌方作为诱饵的小部队，其后面必有埋伏，切勿去捕食它；正向其本国归去的敌军，急于回家，必能勇战，切勿去拦截它；被包围的敌军知道自己没有出路会拼死战斗，应当给它留个缺口；陷入绝境的敌人会狗急跳墙，不要过分地逼迫它。这些法则，分析得人情入理。在当时用冷兵器作战的年代，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上述用兵戒律的提出，在历史上是有过许多教训的。公元前703 年，楚斗廉帅师与巴师围（今湖北襄樊市北），邓人帅师来救。"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左传·桓公九年》）这一次战争，楚人佯装败北而邓师起而追逐，以致使邓师陷在楚、巴两军之中受到夹击，因而大败。可知"佯北"之师是不能跟从追逐的。公元前700 年，楚人伐绞、用不设保卫的采樵人来引诱敌军。第一天，"绞人获（楚采樵者）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于是楚人"覆诸山下，大败之"（《左传·桓公十二年》）。可知楚人所放出的采樵者是"饵兵"，绞人由于捕食了它而被伏兵击得大败。公元前506 年、吴军击败楚师而追击到清发水边，吴王弟夫概建议暂时不要去逼迫它，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左传·定公四年》）夫概也懂得"穷寇勿迫"的道理，他必然是从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显然，孙武的用兵"八戒"，是汇集了无数次战争实践的教训，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由上述八点来看，孙武的战术思想也是十分丰富而细致的。他所总结的"诡道"十四法、"四治"战法、因地制宜的打法、用兵之"八戒"，都是那样具体而详尽；他所论述的"我专敌分"、"出奇制胜"、"势险节短"等战术，又是那样明智而实用；他所讲究的阵法，各部联结，设计巧妙。熟练地运用这些战术方法，能使指挥者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灵活机智地打击敌人。这些战术，不仅在当时和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发挥其巨大的威力，即使在近现代的战争中，大部分还是相当有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特殊的战斗方法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还用专题篇章，探讨了一些特殊的战斗方法。 这里主要指《火攻篇》探讨的火攻方法和《用间篇》探讨的利用间谍侦察敌情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由于内容丰富，论述细致，与一般的战术方法不同，因此我们将给予专门的介绍和评价。 （一）　火攻 因攻击、烧毁的目标不同，孙武把火攻分为五种："一曰火人"，即焚烧敌军士卒；"二曰火积"，即焚烧敌军粮草；"三日火辎"，即烧毁敌军辎重；"四曰火库"，即烧毁敌军仓库；"五曰火队（隧）"，即烧毁敌军通道。上述五种火攻方法，在历史上都曾经运用过。公元222 年，蜀刘备伐吴，吴将陆逊拒之于夷陵。吴军"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破其四十余营，死者万数"（《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刘备遭此袭击后连夜逃跑，不久便病笃而死。这是"火人"的著名战例。公元前204 年，刘邦和项羽相持于成皋（今河南荣阳县西北），为羽所败，只得北渡河，驻于修武，深沟高垒。此时刘邦乃"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北）人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史记·荆燕世家》）。结果楚军乏食，大伤元气。这是以"火积"来动摇敌人军心。公元200 年，曹操欲攻袁绍，许攸献计曰"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曹操从其计，"乃选精锐步骑，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人抱束薪。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袁氏辎重都被曹军所焚，遂一蹶不振。这是以"火辎"来摧毁敌军基业。至于烧毁敌人的军用仓库（"火库"）、焚毁敌人的桥梁通道（"火隧"），在现代战争中也是经常运用的。对于火攻的战术，孙武也作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1）"行火必有因"，即发动火攻必须有各种条件的配合，如天气、风向、易燃物，或有内应等。（2）"烟火必素具"，即发火器材必须经常准备充足，检查其是否完好。一旦火攻条件成熟，便可立即发动。（3）"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风起之日也。"这就是说，发动火攻一定要在天气干燥并刮风的时日。（4）"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即根据五种火攻各方面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我方派间人入敌营纵火，"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迅速用兵在外发起进击。这样内外齐攻，容易使敌惊乱而将其击溃。如"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因怕敌人早有准备，故宜等待观察，不要急于攻人敌营内，以免中了敌人之计。等到"极其火力"（火势烧到最旺时）再看情况，"可从（进攻）而从之，不可从而止"。如果没有内应，"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只要"以时发之"，即在天气干燥和刮风的时日发起火攻。（5）"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显然，火发于上风处，可对敌军造成巨大威胁；若攻其下风处，就会与敌军同受火的危害。（6）"昼风久，夜风止。"这是风向变化的一般规律，掌握它对于确定火攻的时机是十分重要的。孙子强调："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即掌握好火攻的技术、规律，守候时机而发动。这样，就一定能实现用火攻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孙武还对火攻与水攻的威力作过比较，认为水攻的力量固然也是强的，但不及火攻的效果明显。他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用水攻可以隔绝、阻断敌人的交通往来，但不能毁灭、剥夺敌人的物资器械。因此，水攻总不如火攻之猛烈。 上述对火攻种类、实施方法、作用的分析，应该说是相当缜密、准确的。查《春秋三传》的记载，当时用火攻以克敌制胜的战例很少。《孙子》何氏注："鲁桓公世，焚都娄之咸邱，始以火攻也。"此事见于《春秋·桓公七年》，但《左氏》无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焚之者，以火焚地，驱使野兽外逃，然后罗网围取之。"从《左传》不载其事和所焚之"丘"名来看，这是很可能的。因此，"焚咸丘"是否为火攻之始只能存疑。春秋时代真正运用火攻的，仅见于《左传·定公五年》。此年楚国向吴反攻，"吴师居廖"，楚人"焚之，而又战，吴师败"。这应该是一次以"火人"佐攻的战斗。在春秋当时火攻还不甚发展的条件下，孙武能做出如此细密的阐述，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可贵的是，他对火攻中各种情况的分析。如"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更为精辟之见。三国时魏满宠征吴，告诫诸将日："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军，宜为其备。"魏诸军皆警。"夜半，贼（吴人）果遣十部伏夜来烧"，魏营安静不躁。这时，满宠突然发起进攻，对前来烧火的吴军"掩击破之"（《三国志·魏书·满宠传》）。历史证明，火发而兵静，敌人必有准备，宜提高警惕，相机行事。孙武对火攻术钻研之深，考虑之密，于此可见。 （二）　用间 在战争中使用间谍，以获知敌人情报，离间敌人内部关系，诱使敌人失误，从而获取胜利的方法，历史上很早就已经运用了。据说，夏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抒诱殪，遂灭过（浇国）、戈（殪国），复禹之绩"（《左传·哀公元年》）。可知，夏少康是通过间谍活动，灭了过、戈二国，才实现中兴的。女艾和季抒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 春秋时代，各国交战中使用间谍更加普遍。公元前700 年，罗人欲伐楚，"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左传·桓公十二年》）。罗大夫伯嘉作为间谍赴前线察看敌情，对楚师兵力来回数了三遍。公元前666 年，楚伐郑而"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郑人使用间谍侦察楚师动向，根据间谍的报告而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公元前635 年，晋人围原，原不降，晋文公命令撤退。这时，"谍出曰：'原将降矣。??退一舍而原降"（《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人从间谍那里获知准确消息，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作战目的。公元前601 年，晋伐秦，秦人派间谍刺探晋情。结果，"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左传·宣公八年》）。秦人的间谍深入到晋国内部而被晋人抓获，可知间谍活动的发展。公元前484 年，齐鲁交战，当齐师败退逃跑时，马上就有间谍来报告鲁方。"宵谍曰：'齐人遁。'"（《左传·哀公十一年》）可见鲁国间谍消息之灵通。正是由于春秋时代的兼并战争中，各国互派间谍，其活动相当频繁，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而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得以凭藉这些素材，撰成《用间》一个专篇，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首先，孙子阐述了用间的重要性。他指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里所谓"必取于人"，就是使用间谍。他主张："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把所攻之地的守将及其下属官吏的情况，都令间谍摸得一清二楚，发动攻击时熟门熟路，自然就容易得多了。孙子进一步论道："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他强调，应该指派"上智"即才智出众的人去当间谍，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取得准确详细的情报，而这种情报是"三军之所恃而动"的根据。可知间谍的使命和情报的价值有多么重大。孙武并用"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的历史事实，来说明间谍的巨大作用。殷、周两朝的兴起，得力于伊尹、吕尚二位勋臣实在不少。他们长期生活在敌营中，实际起了一个间谍的作用。因为对敌方情况了如指掌，故举兵能势如破竹，推翻夏、商二朝的统治。由此更可见，"用间"在战争中的功效了。根据间谍的各种情况，孙武把间谍分为五类。他说："用间有五：有乡间①，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所谓"乡间"，是"因其乡人而用之"，即利用敌国的老乡作间谍。如日本侵略中国时，利用中国乡间的汉奸了解情况，即其例。所谓"内间"，是"因其官人而用之"，即利用敌人中当官者来为自己服务。如公元前229 年，秦使王墓攻赵，赵派李牧。司马尚抵御。李牧善① "乡间"，各本均作"因间"，误。下文云："乡间、内间可得而使"，当以 "乡间"为是。日本樱田氏古文本正作"乡间"。见[日]服部千春著《孙子 兵法校解》附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于用兵，过去屡败秦军。王翦憎恶李牧，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郭开即在赵王前日："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就"使赵葱及颜聚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战国策·赵四》）。郭开身为赵官，为秦所利用，成为秦的内间。所谓"反间"，是"因其敌间而用之"，即敌人派来间谍，我方知道后设计，使其反为我用。如秦汉之际，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相争。项羽为从汉营中探听消息，"使使至汉"。初，"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佯）惊曰：·吾以为亚父（范增）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项羽的谋臣、亚父范增因不受信用，忿然离去，即"疽发背而死"（《史记·陈丞相世家》）。项羽派使者至汉，本为楚之间谍；汉设计使其归去后离间楚之君臣关系，就成为汉之反间。所谓"死间"，是安插在敌人机构中的间谍。孙子曰："死间者，委敌也。"①这里的"委"，训为委派，引申为安置。"死"有固定之义，"死间"即长期滞留在敌方的坐探，现代称为"常驻间谍"或"定居间谍"。同时，"死"还有敢死之义，因为死间的一般方法，是我方"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使敌人上当。敌人在受挫遭到损失之后，吾方的间谍往往会被处死。所谓"生间".是指深入敌方后能"反（返）报"侦察所得情况的。因其能活着回来，故称"生间"。上引《左传·宣公八年》所载，晋人所"杀"的秦谍，当属"死间"；而同书《桓公十二年》所载，赴前线察看楚师"三巡数之"的罗大夫伯嘉，就是"生间"。上述五种间谍，可以同时使用。孙武强调："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五种间谍，一齐出动，神秘莫测，弄得敌人晕头转向，这是战争中的法宝。 既然间谍的作用如此重要，那末如何对待间谍，使其赤胆忠心地为我军服务，就是战争的指挥者必须注意的问题。孙武认为：对待间谍，一是要和他亲近。"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要以真诚相侍，用仁爱、道义去感化、教育他，使他决心为君主将帅效命。孙武所谓"非仁义不能使间"，就是这个意思。 再则，对间谍必须施以厚赏，"赏莫厚于间"。特别是对于"反间"，因为他原是敌方的间谍，现在反过来要为我方服务，一般说来，没有厚赏是不可能使其转变的：同时，反间在各种间谍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反间可以知道其他各间。如乡间、内间的情况，故"反间不可不厚"。孙武强调："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对反间啖以厚利，导以情义，赦免其罪而放他回去，则反间必为我所用。其他各种间谍，采取同样的方法，也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乡间、内间可得而使"；"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生间可使如期"往返，报告敌情。孙武严厉批评那些爱财吝啬，不肯用重金赏赐间谍的人，指出："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爱惜重金，不肯赏予间谍，则必然会不知敌情，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 第三，用间之事必须严守机密，"事莫密于间"。要有非凡的智慧，才① 此句各本均作："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有 的本子少最后"间也"二字。惟日本樱田氏古文本作"死间者，委敌也。" 与下文"生间者，反报也"，各以三字解释、读来顺口而字句整齐。当以 樱田本为是。原各本以十六字或十四字为解者，疑是注文窜入正文所致。 参阅穆志超、苏桂■《孙子用间思想略述》，见《孙子新探》第146-147 页。 能驾驭用间之事；要用微妙的手段，才能取得间谍的真实情报。孙子论道："非圣智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微妙到出神人化，就可以"无所不用间"，我方事事能先知，而敌人则处处受挫折。 对于火攻和用间这些特殊战法，孙子从它们的重要作用、类别、实施方法、注意事项等各方面进行细致的论述。它阐解详尽，分析精辟，成为研究这些特殊战法的经典性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得到广泛的运用。在现代的战争条件下，虽然由于武器的进步，原始的火攻方式已逐渐淘汰，但依靠火药、汽油等新式发火工具，去"火积"、"火辎"、"火库"、"火隧"的，仍屡见不鲜。 至于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方法，并不因武器、通讯设备的进步而有所改变。孙子关于"用间"的许多理论，仍然值得今天从事间谍活动的人认真学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六、军队的后勤 后勤是战争时期军队的命脉。孙武在其兵法著作中，还对战时军队的后勤工作提出过很好的见解。他论述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这里的辎重，主要是指随军运载的武器装备；粮食，是供将士每天食用的谷物；委积，是指衣服、牲口饲料等各种物资。军队没有这些东西，军心动摇而无法作战，必然遭到覆亡的结果。可知军队后勤工作的好坏，乃军队出征作战胜败的关键之一。关于如何做好军队的后勤工作，孙子从武器的供给、人员的补充和粮食的运输等三方面作了阐述。 （一）　武器的供给 军队的武器装备在出发上前线时，孙武主张，必须"取用于国"（《作战篇》）。春秋时代，各国的兵器一般都集中存放于兵库中，到作战时才授予将士。如公元前712 年，郑将伐许，就"授兵于大宫"（《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元前524 年，郑国发生火灾，为加强守备，防止别国乘火打劫，"子产授兵登陴"（《左传·昭公十八年》）。这里的"授兵"，都是指授予将士包括战车在内的各种兵器。当时兵库中的武器，是由井田制下的农民交纳军赋，并由国家的武器工场监督工匠制作的。 将士在兵库中取到武器后，上前线与敌人交战，应该尽量从敌人手中夺得武器，"取敌之利"，以补充自己武器的损耗与不足。为此，孙武主张必须建立制度，奖赏那些从敌人手中夺得武器的战士。如"车战，得车十乘已（以）上，赏其先得者。"夺得了敌人的战车，只要"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作战篇》），即把敌人战车上的旗帜换成我军的旗帜，并将其混杂编制在我军的战车中，我军的将士乘在上面，敌车就能为我军所用了。夺得敌人的战车是这样，夺得敌人的其他武器，则不用"更其旌旗"，不用混"杂"编队，只要掌握在我军战士手中，便立刻可以为我军所用。这样，我军在作战中，就不需要从后方运送补充武器，而可以从敌人那里源源不断地夺取武器到我军手中，以加强我军的装备，提高我军的战斗力量。孙武认为，在战争中夺取敌人武器来装备自己，是一种"胜敌而益强"的有效方法。 孙武关于"取敌之利"，夺取敌军武器来装备自己，以致"胜敌而益强"的思想，千百年来给后人以巨大的启发。在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来装备自己，使自己愈战愈强，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应该说，孙子的''取敌之利"、"胜敌而益强"的思想，在这里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二）　人员的补充 军队在战争中会有伤亡和散佚，需要不断地给予增援和补充，才能继续作战。当时的士兵，是根据户籍的壮丁数。征发其中的一部分去服兵役而调集来的。孙武认为在战争中征发人民服兵役的次数应该尽量少些，以免过多地困扰人民。他指出"役不再籍"（《作战篇》），即一次战争征发一次兵役，不要再向人民按户籍征发第二次。那末，前线的兵员不够了怎么办呢？孙武认为可以就地补充，特别是可以对俘虏来的敌"卒善而养之"（同上）。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这样，敌卒为我军宽待俘虏的精诚所感动，愿意为我军效力，就可编人我军的战士行列，成为我军的一员。与夺敌之武器为我军所用一样，优待俘虏，教育、感化之，使其成为我军的战士，以补充我军的兵源，也可达到"胜敌而益强"的目的。 应该指出，孙武关于在战争中对俘虏的敌"卒善而养之"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相当积极的进步意义的。春秋时代各国对待战争中的俘虏，大多将其罚作下贱的奴仆，或者以"献俘"的方式，作为祭祀上帝神灵的"人牲"，将其杀死。如春秋末年，"吴人代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所谓"阍"，是受过刑的守门的奴仆。越俘不甘凌辱，当吴君余祭来观舟时，"以刀弑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像吴国这样对待俘虏，只能成为累赘，造成祸害，削弱自己的力量。公元前532 年，鲁伐莒，抓获了一批俘虏。于是，鲁人就"献俘，始用人于毫社"（《左传·昭公十年》）。所谓"用人"，就是杀人作为祭神的牺牲。这样的杀俘祭神，更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做法。相形之下，孙武主张对俘虏要"善而养之"，将他们补充到我军中来，以加强我军的力量，这与杀俘或以俘为奴的做法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对俘虏"善而养之"为我所用的主张，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影响。 汉末曹操进击黄中军，"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在1946-1949 年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俘虏到国民党军的士兵，一般都发给路费遣送回家，有病的还给予治疗，在交谈的过程中晓以大义，真诚相待。不少国民党军士兵为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所感动，毅然参加解放军。敌军俘虏的投诚反戈，是解放军兵员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历史证明，孙武的"善养"俘虏的思想是正确的，易于取得成功的。 （三）　粮食的运输 对于军队粮食的供应，孙武一向十分重视。在《军争篇》中，他强调"（军）无粮食则亡"；又提出"以饱待饥"，是"治力"而制胜敌人的良法。在《行军篇》中，他认为军队应该"养生而处实"，即驻扎在粮草丰富、便于生活的地方。在《火攻篇》中，他提出火攻的五法，其中"火积"、"火辎"、"火库"、"火队（隧）"四法，其主要目标都是烧毁敌人的粮食积累及其运粮通道。在《九地篇》中，他又重申："重地吾将继其食"，深入敌境一定要设法继续其粮食的供给。足见粮食是军队的生命，是丝毫也马虎不得的。可是，军队作战时粮食的运输，一直是个十分头痛的问题。《孙子·作战篇》中就指出"国家因用兵而贫困，远道运输是个重要原因；远道运输，百姓疲于奔波，财穷力竭。靠近军队的地方因军需量大而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必然使百姓财物枯竭，百姓财物枯竭则军赋也难于征集。力屈财殚，国内家家空虚。百姓的财物，十去其七；公家的资财，由于车破马疲，各种攻守武器和防护器具的折腾，牛拉辎重大车的损耗，也十去其六。"孙武深深体察到远道运输之苦，因而他主张战争时"粮不三载".即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后方把粮食载运到前线。他认为在敌国作战的军队，应该"困粮于敌"，即从敌国夺取粮食来给我军食用。孙子特别强调军队吃敌人粮食的作用，他说：''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牲口饲料）一石，当吾二十石。"（同上）吃敌人的粮食，用敌人的饲料，何以能有20 倍的功效？显然，这是因为：它一方面减少我方粮食、饲料的耗费，免去长途运输的劳苦，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把敌人的粮食、饲料夺取过来，就可以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动摇其军心，使敌军难以为继。可见"务食于敌"，不失为军事后勤的良策。 春秋时代各国交战，军队士兵所需的粮食一般都由自己筹集，随军携带。公元前615 年秦晋交战，晋卿赵穿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左传·文公十二年》）可知晋军的粮食是扎成包裹，由士兵带在身边的。公元前565年楚国伐郑，郑国朝廷内为从楚还是从晋而争论不休。子展曰："楚师辽远，粮食将尽，必将速归，何患焉？"（《左传·襄公十八年》）显然，楚师也是自带粮食，粮食吃尽便只好退兵回去。当时战争有掠夺对方粮食的。如公元前720 年，郑国与周室发生矛盾。"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左传·隐公三年》）公元前478 年楚伐陈，使武城尹"帅师取陈麦"（《左传·哀公十七年》）。但夺取敌人的粮食供军队食用，使军队继续前进的，还很少见。孙子关于"困粮于敌"、"务食于敌"的思想，是他对军队后勤工作的创造性发展。而且他还把这种理论，立即付之实践。在公元前506 年孙武亲自指挥的代楚战争中，吴军曾夺取了楚人的食物，"食而从之"（《左传·定公四年》）。吃饱了从楚人那里夺来的食物，吴军继续追击，很快就攻人了楚都郢。 "务食于敌"这个解决军队粮食供应的策略，对后世也有深刻的影响。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曾说："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梦溪笔谈·官政一》）他还为长途运粮的耗费与劳苦，作过详细的计算与描述。这是对孙子"因根于敌"思想的肯定与阐发。日本的侵华战争，并不从本土后方运送粮食，也是"困粮于敌"，在中国大陆夺取粮食充作日军的军粮。这样，就使日军在中国能支持较长的时间。一般说来，"因粮于敌"的策略，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但是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如能"因粮于敌"，就会加快自己向敌方推进的速度，削弱敌方坚持作战的力量，从而早日完成全国统一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孙武的这个策略就是进步和有益的。 总之，孙武关于军队在战争中后勤工作的论述：武器的供给，主张在"取用于国"的基础上夺取敌人的武器；人员的补充，主张在国内按户籍征兵的基础上善养敌人的俘虏；粮食的运输，主张在国内运出一批粮食后就"因粮于敌"。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策略，证明孙武对军队的后勤工作，不是消极的、保守的以征调国内人民为主要目标，而是面向敌方，从敌人那里要物资、要粮食、要兵员。孙武为军队的后勤工作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对后世战争中军队的后勤工作具有极大的启发，是应该很好地予以总结和评价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七、孙武军事思想的局限 由于孙武所代表的是春秋时代诸侯国的统治集团，亦即封建领主阶级的利益，当时的生产力还很不发达，武器还相当原始，交通和通讯联络设备也极落后，因此，孙武的军事思想不能不带着他那个阶级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 （一）　对战争的本质认识不清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选集》合订本第155、158 页）孙武对战争引起的原因、性质分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未能掌握，更不表明拥护何种战争，反对何种战争，这就必然限制了孙武军事思想论述的高度和深度，对战争动向和军队建设也缺乏理论上的探讨。 而且，孙武为封建领主统治集团争夺土地、人民、赋税、财富的战争出谋划策，他在论述战略战术、军事后勤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侵略战争张目。如他在《军争篇》中一再主张："侵掠如火"，"掠乡分众，廓地分利"。这就是说、战争中侵害和掠夺敌国，要像火一样地凶猛；掠夺敌国乡里的粮食、财物，要分兵数路进行；开拓占有敌国领土后要分兵扼守，占据有利地形。在《作战篇》中，他又主张军队在战争中要"因粮于敌"、"务食于敌"；在《九地篇》中，他并宣扬："重地则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孙武的这些军事主张，如果是在国内统一战争时期，那末他的"掠乡"、"掠于饶野"的活动，必然会损害人民的利益；如果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时，那末他的''重地则掠"、"侵掠如火"的思想，是地地道道的鼓吹侵略了。 （二）　将帅对士兵的愚弄态度 当时各国的将帅，都是封建领主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进行战争的目的，是要使这个集团扩展领土，获得丰厚的财富，统治更多的人民。而当时的士兵，大多是按户籍征发来的并田制下的农奴，获得小块土地占有权的自耕农，城市中从事工商业的平民，还有不少是国有或私有的奴隶。他们参加战争则是被迫的，对统治集团获取领土、财富的不感兴趣，因而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这样的军队中的官兵关系，要处理好当然颇费斟酌。 如前所述，孙武在官兵关系上主张"上下同欲"，将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与众相得"。这是孙武力图融洽上下的感情，以使士兵能"与之赴深溪"、"与之俱死"，赤胆忠心为其效力。但是另一方面，孙武又不许士兵有知识。会思虑。他强调："将军之事，??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地篇》）孙子把士卒当作"群羊"，要使他们"无知"、"无识"，供将帅任意驱使，这就充分反映了剥削阶级对待士兵的愚弄态度。 如果以军事行动需要保密来为孙子的上述这些话辩护，显然是有些牵强附会的。孙子这里所论述的治军方法，倒和老子的治民方法很有些相似。《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老子主张"愚民"、"使民无知无欲"，从而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孙子主张"愚土卒"、"使之无知无识"，从而便于将帅的带领。二者的方法和目的是一样的。 为使士兵奋力拼搏，以获取战争的胜利，孙武甚至主张："帅与之（士卒）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孙武给将帅出如此的计策：登高去梯，断绝士兵的退路；把士兵像弩"机"放箭一样"发"射出去，决无回还的余地；引士兵人危险的境地，置士兵的死活于不顾。这简直是把士兵的生命当作赌资，孤注一掷，更加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待士兵的欺骗性。在使用间谍时，孙子主张："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用间篇》）这也未免过于残酷，草营人命。对于间事暴露后要处死间者与闻者的做法，同他对士兵的愚弄态度是一致的。 （三）　某些作战原则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不发达，武器装备、交通条件和通讯设备还十分原始，战争的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加之孙武本身思想方法上的弱点，导致孙武总结的某些作战原则带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完全正确的。 例如，孙武在战争中只讲速决，反对持久。《孙子·作战篇》说："兵贵（速）胜，不贵久"；"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里孙子没有分析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一味地贵速胜而斥持久，他的片面性是显然的。事实应该是这样：如果一个强大的国家去攻一个弱小的国家，那当然是速胜最好：如果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去抵抗一个小而强的国家的进攻，那就不能速胜而只能打持久战，逐渐消耗敌国的力量而恢复自己的力量，在不断积累的小胜中争取总体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赢得最后的胜利。中国现代的抗日战争，就是通过这样的持久作战才取得胜利的。当然，战略上的持久并不排斥战役上的速胜，而且它们正是相辅相成的。总之，战争的速与久，何者有利，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并非一切都是速好。 再如，孙武所提出的用兵"八戒"，也有许多是片面的、绝对化的。以"高陵勿向"和"背丘勿逆"来说，在现代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火力的配合下，则"高陵"和"背丘"是完全可以"向"和"逆"的。"归师勿遏"一条，在当时就未必正确。对于"归师"，正可以利用它在回归途中，无心恋战，出其不意地加以拦截，把它击溃。公元前627 年秦晋崤之战，晋国就是在秦师回归时，在崤山险要地带进行狙击，把它打得全军覆没。再说"围师遗阙"，在现代条件下，对于被包围的敌人正可以用强大的火力将其歼灭，完全不要缺其一面。即使在春秋当时，"围师"取胜，也不都是"遗阙"的。公元前475 至前473 年，越军长期围困吴都，未缺一角，终于将其灭亡。至于"穷寇勿迫"，更应作具体分析。固然，有的穷寇作垂死挣扎，进行拼命的反抗，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但有的穷寇在穷途末路时会惊恐万状，抱头鼠窜，丧失抵抗的能力。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写下了有名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纠正了当时的一些错误思想，也是对孙子"穷寇勿迫"主张的批评。 孙武又反对攻城，极力贬低攻城的作用。他认为："攻城则力屈"（《作战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篇》）。他描绘攻城的艰难，说；"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大盾）、（运土填堑、掘城墙或挖地道的大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闽（积土山附于城），又三月而后己。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攻城果真如此艰难吗？春秋时代固然有一些攻城不拔、长期消耗的例子，但也有攻城比较顺利的例子。公元前632 年晋攻曹城，用挖曹人祖墓的计谋使"曹人凶惧"，因而攻之，很快就"人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89 年，齐国围攻鲁之龙城。因龙人杀了齐顷公之嬖人，"齐侯亲鼓，上陵城。三日，取龙"（《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2 年，楚师伐莒。因"渠丘城恶"，"莒城亦恶"，"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楚人很快"克其三都"（《左传·成公九年》）。公元前549 年，齐乌余袭鲁高鱼城。时"有大雨"，乌余从城下的出水洞穴钻人城内，"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23 年，齐使孙武的祖父孙书伐莒之纪鄣城。孙书"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接着，"齐师入纪"（《左传·昭公十九年》）。由上述可见，春秋时代已有不少以智谋取胜、以声势夺人，顺利攻克敌城的战例。显然，孙武认为"攻城则力屈"，时间久而耗费大，反对在任何条件下攻城的思想，也是片面的，不符实际的。在现代条件下，有先进的武器和设备，孙武关于攻城是"下"策的论述，当然更不合时宜了。 孙武的军事思想尽管存在着上述的局限和缺点，但瑕不掩瑜，他的军事思想仍然是全面丰富、细致深刻的。这里凝结着他辛勤探索的劳动成果、闪烁着他总结思考的智慧火花。他的关于战争取胜要素、军队组织建设、战略原则、战术技巧、特殊战法、军队后勤等方面的论述，不仅总结了历史的和当时的经验，而且有他创造性的发挥，代表了春秋末年军事科学理论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孙子的这些军事思想，给后世的军事家以深刻的启发和影响，在中事科学的发展史上树起了第一块里程碑。它是中事思想遗产的宝贵财富，对今天军事理论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于孙武军事思想的一些局限，或者为他的阶级和时代的认识条件所决定，或者为初期探索过程所不可避免，这些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孙武的哲学思想 在总结军事实践和战争经验的同时，孙武的兵法著作，又包含了异常丰富的、多方面的哲学道理。这些哲理，与军事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故一般称它为"军事哲学"。由于军事行动、战争实践最需要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主观臆侧，否则就会吃大亏；军事谋略和战争过程也最变化多端、错综复杂，需要有周密的思想方法，才能克敌制胜。因而军事哲学往往要比一般哲学更准确、更生动。军事哲学没有繁琐的论证、玄虚的猜测，它往往就事论事，在申述军事实践的过程中直接得出结论。军事哲学在当时的哲学论坛上独树一帜，具有与一般哲学不同的特色。下面谨对孙武的军事哲学，分为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孙武在战争中观察世界，其世界观是直觉的、朴素的。在他的关于世界的论述中，没有宇宙的起源、万物的形成等深奥难测的哲理。他只是感到世界是客观存在着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神鬼怪的主宰，一切都事在人为；客观物质条件是事情成败的基础，人的主观愿望不能离开客观物质条件；世间事物都有一定的活动规律可寻，人们必须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孙武对世界的描述不加雕琢，与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划清界线，表现了明显的倾向性。 （一）　没有天神鬼怪的主宰 古代世界的思想领域，充斥着天神鬼怪的活动和各种迷信传说。孙武在其兵法著作中叙述军事规律和战略战术，避开与鬼神迷信的各种瓜葛，井与之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孙子·用间篇》谈到，战争取胜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先知"。孙子接着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里所谓"取于鬼神"，是指卜筮、祈祷之类的对鬼神的贞问、求拜；所谓"象于事"，是以其他偶然的吉凶之事拿来类比、推断；所谓"验于度"，是用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度数来测定祸福。"取于鬼神"、"象干事"、''验于度"，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活动。此种迷信活动，是从世界上的事物皆由天神鬼怪在冥冥之中主宰这一观念出发的。孙武的"不可取于鬼神"的论断，否定了鬼神主宰世界的糊涂观念，指明要在战争中洞察一切，取得各种情报，只有依靠知道敌情的人。在《地形篇》中，孙子又论道："故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音。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他认为军队作战出现的六种失败情况，完全是由将帅人为造成的过错，而决非天神带来的灾难。对于"天"，孙子还特别作过解释："天者。 阴阳、寒暑、时制也。"（《计篇》）这里的"天"，是处于自然状态的"阴阳、寒暑、时制"的交替运转，没有一点有意志的人格神的色彩。孙子辽提出，军队在作战过程中，必须"禁祥去疑"（《九地篇》）。这里所谓"祥"，即妖祥，也就是对吉凶的预兆；所谓"疑"，即疑惑士兵的关于祸福的谣言。这些妖祥谣言，无疑是有神观念的表现。孙子主张禁而去之，说明他对有神论的坚决摒弃态度。 应当指出，春秋战国用占卜.观察天象变化、星辰位置来预言吉凶祸福的事还相当盛行。如公元前555 年楚师北上伐郑，晋董叔观察天象说："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左传·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25 年吴伐楚，楚"阳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争着说：楚国旧例。"司马令龟，我请改卜。（《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10 年吴伐越，史墨根据星辰位置预言日："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木星）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到战国时代，这种风气仍然不衰。《尉缭子·武议》说："今世将考孤虚（日辰），占咸池（星象），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此言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汉书·艺文志》"兵家"中有"兵阴阳家"一类，据称："阴阳者，顺时而发，??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可知这些"兵阴阳家"的著作中，掺杂着许多鬼神迷信的事。《汉志》著录此类图书，有"《师旷》八篇、《甚弘》十五篇"。师旷、苌弘都是春秋时人，他们又都曾以乐调或星辰来预测吉凶。上述图书，若不是他们自著，也一定是他们言行的汇编。兵阴阳家肇端于春秋时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孙武"不可取于鬼神"、"禁祥去疑"的命题，表明他对当时的迷信活动坚决排斥。与兵阴阳家分道扬镶，充分显示出他的军事哲学的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特色。 孙子军事哲学的这种无神论的观点，与当时无神论思想的抬头是分不开的。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激烈，许多思想家都感到，流行的关于天神主宰吉凶祸福的说法是不足取的。虢太史嚣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他把"听于神"的举动当作亡国之兆。周内史叔兴解释宋有"陨石"和"六退飞"的现象，说："是阴阳之事也，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他用宇宙中阴阳之气的变化来说明各种怪异现象，否认天神在预告吉凶，指出吉凶都是由人决定的。公元前524 年，郑国发生火灾，有人建议祭神禳火。执政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他公然否定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上述这些带有无神论色彩的思想为孙武的军事哲学所继承、并加以推进和发挥。 春秋后期，"五行"之说逐渐流行。原来在西周末年，周史伯就曾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里把金、木、土、水、火说成是构成"百物"的五种元素，就是所谓"五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游吉曰："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杜注"五行"曰："金、木、水、火、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蔡史墨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早期的"五行"学说。用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的构成，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后来，"五行"学说逐渐变成了定向的"相生相胜"说，如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又胜金，并与人事吉凶联系起来，成为一种神秘主义哲学，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大约在春秋末期已显露其端倪，故孙武在其兵法著作中强调："五行无恒胜"①。即五种物质并无一定的"恒胜"规律，如水能胜火，但当火大水少时，火又能胜水，把水烧于。孙武''五行无恒胜"的命题，克服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反映了自然界的本来面貌，进一步表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① 汉简《孙子兵法·实虚》。通行本《孙子·虚实篇》"恒"作"常"，当是避汉 文帝刘恒之讳而改。 （二）　依靠客观物质条件 人们愿望的实现、计划的成功，是依靠客观物质条件。还是依靠天帝鬼神或修身养心的方法，是判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试金石。孙武的军事哲学在论述战争如何能够取胜时，十分注重客观物质条件。他在《形篇》中指出："兵法：一日度，二日量，三曰数，四日称，五日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就是说，土地的大小.物产的多少，人口的众寡，军事实力的强弱，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孙武所说的"地"、"度"、''量"、"数"、"称"，都是客观物质条件。 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孙武主张在战争之前要积极做好各种物质准备。 他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形篇》）；"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李签注曰："夫善用兵者，守则深壁，多具军食，善其教练；攻其城则尚撞棚云梯、土山地道；陈则左川泽，右丘陵，??为不可胜也。"张预注云："便吾器用，养吾武勇，是立于不败之地也。"何氏注谓；"慎固其封守，缮完其沟隍，或多调军食，或益修战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猝）。"显然，孙子所谓"先为不可胜"、"立于不败之地"、"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云云，主要是指的物质准备。孙武特别强调，在战争中要利用地形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战法，以制胜敌人。他在《地形篇》中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他把地形分为六种，论述了各种地形应如何打法，然后总结道："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在《九地篇》中，孙子又根据战争环境的特点，把地分为九类，再论述在这些土地上的作战方法。《孙子·行军篇》则阐述了军队处在山、水、斥泽、平陆等地形时，如何利用其地形特点进行攻击和防御。他着重指出："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由此可见，行军作战，必须处处依靠地形的帮助。《孙子》佚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深草蓊秽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险阻者，所以御车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沛泽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引自《通典》卷一五九）这同样是说明如何利用地形来作战。显然，在孙武看来，世界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的存在，人们凭藉这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才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三）　掌握利用事物规律 世界不仅是物质的、客观存在的，而且各种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 人们必须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才能顺利地进行各种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孙武的世界观所表述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在《火攻篇》中，论述火攻必须在"风起"的时候进行，并总结了"昼风久，夜风止"的规律。梅尧臣注曰："凡昼风必夜止，夜风必昼止，数当然也。"这是孙武观察自然界所得到的结果。他进一步论述说："凡军必知有五火（五种火攻方法）之变，以数守之。"这里的"数"即指火攻的技巧、规律。掌握规律，守候窥测，待时而动，乘机进攻，必能成功。可见在火攻时，掌握事物"变"化之"数"（规律）是多么重要！军队士气的变化亦有规律。孙子论道："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军队指挥者必须掌握和利用这个规律，选择进攻的时机。"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军争篇》）这样就能顺利地击垮敌人，事半功倍。军队驻扎的地方对于战争的胜败关系极大，这里也有它的规律。孙于阐述："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行军篇》）军队驻扎在高处、阳面，有水草而便于生活，地面坚实而不会塌陷，这样将士不会发生各种疾病，战争就必然取得胜利。军队在行进过程中，也要注意周围事物变化的规律。他举例说："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这是因为上流有雨，很可能洪水爆发，如果不"待其定"而涉，就有被冲走的危险。他又说："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同上）这是因为上述处所有山崩、地塌、水没、泥陷，或被敌人围攻、堵截等危险。掌握了周围事物的各种规律，并采取趋利避害的措施，就能在战争中减少失误，顺利地达到战争预定的目的。 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其上没有天神鬼怪的主宰：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掌握利用这些规律可以顺利地导致战争的成功。上述这些思想，构成孙子军事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虽然孙武的表述缺乏理论系统，他所总结的客观事物的规律也是肤浅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哲学领域中具有明显的进步作用。他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这一边，促进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从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 孙武的军事哲学，不但形成了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且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如何认识事物的理论。孙武的认识论遵循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理，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相对立。由于密切结合战争实践，使孙武的认识论具有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在古代认识论的园地上大放异彩。兹择其主要论点，阐述于下。 （一）　战争胜负可以预知 春秋时代战争频繁，对战争胜负的推测成为当时的热门课题。一切唯心主义者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天神鬼怪，他们或者占蓍卜龟、祭祀祈祷，或者以天象星辰、风向云状、声律歌谣来预言战争的吉凶胜败，大搞迷信活动。唯物主义者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战争的谁胜谁负，只要根据双方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人事因素，就可以预知。孙武依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论证了这个问题。 在《计篇》中，孙子论述战争胜负的预测，要"经（度量、分析、研究） 之以五事，校（通"较"，比较）之以计"。所谓"五事"，即"一曰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曰将，五曰法"。孙武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所谓"计"有以下七项："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上述"五事七计"，都是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人事因素。孙武满有把握地说：依据这五事七计的分析比较，"吾以此知胜负矣"。显然，君民上下同心，将帅智勇双全，善用天时地利，军队众多强壮，士卒训练有素，法制赏罚严明，武器装备精良，这样就一定能够取胜。孙子还强调，在战争之前要在庙堂会议上进行"庙算"。他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战争的胜负可以用计算得知：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的，则能胜敌；计算疏略，胜利条件少的，则不能取胜。这里，孙武以一种科学的、根据客观条件而严密计算的方法来推断战争的胜负。 《孙子·形篇》关于"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论断，则是把土地幅员大小的"度".农工各业物产多少的"量"，人口、军队众寡的"数"，国家整体实力强弱的"称"，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依据。 在孙子看来，战争的胜负是由"度"、"量"、"数"、"称"这些物质条件产生的，决定的。他甚至这样认为："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铢和镒都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或说二十四两）。一两为二十四铢，可见铢和镒相差之悬殊。胜兵和败兵，因为各自的实际条件就有天壤之别.故双方交战就像镒和铢之相称，其胜负十分明显。 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主观的人为因素对于战争的胜负也至关重要。孙武列举了五种对战争胜负有重要作用的人为因素，指出："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篇》）以上述五个人为因素预知战争胜负，这是孙子总结历史经验而得出来的。如公元前597年晋楚之战，楚伍参看出晋军之弊，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左传·宣公十二年》）果然，在战争中晋军因指挥无方，大败而归。这就是楚国看出晋军弱点，"知可以战"而取胜的例子。公元前701 年，郧联合随、绞、州、蓼诸小国将伐楚。楚莫敖屈瑕因患兵之寡而"请济师于王"。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结果，楚以不多的军队"败郧师于蒲骚"（《左传·桓公十一年》）。这是"识众寡之用"而取胜的例子。《尚书·大誓》载武王代纣时的誓词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在牧野之战中，周武王以少胜多，很快击溃了商纣的几十万大军。这是"上下同欲者胜"的著名战例。公元前718 年，郑与燕（南燕）战，"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又使曼伯与子元率制人偷偷地绕到燕人之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于是，郑二公子（曼伯与子元）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左传·隐公五年》）。这一次，郑军"以虞待不虞"，因而获胜。战国时代，各国许多能干的将领，如齐的田忌、田单，赵的赵奢、廉颇，秦的白起、王翦等，作战时独立指挥，不受君主的干预，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武的论断是言之凿凿的。 对于战争胜负的预测，孙武不求之于天神鬼怪和迷信活动，也不求之千内心的修身养性，而是遵循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客观存在着的物质条件和人事因素中去寻找规律，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战争论》第一卷第41 页）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和"赌博"差不多，而赌博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孙子根据主客观条件可以预知战争胜负的理论，显然要比克劳塞维茨高明得多，深刻得多。 （二）　从现象探索本质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凭感官的直觉所得到的认识，不过是一些片面的、表面的现象。这些零星的现象，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和真实情况。仅凭感官的直觉得到一些现象的材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选集》合订本第268 页）这样，认识就深化了，由只知事物的表面现象逐渐深入到事物真正的本质。 孙武认识到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也懂得认识有待于深化的道理。他在《行军篇》中列举了三十多个由表面现象探索真实本质的例子。他指出：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革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年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 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族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 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 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孙子所举的这些由现象探索本质的事例，有许多是非常有趣、耐人寻味的。最后一个事例，其实质可以说是"有诡计也"。但孙子尚不能肯定，因此他用"必谨察之"作结，可见他在探索现象与本质之间联系规律时的审慎态度。 上述列举的由现象探索本质的许多事例，显然是孙武对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如公元前615 年，秦国代晋，因久战不能取胜，决定退兵。于是，秦派使者于夜间告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请相见也。"意即两队都不肯罢休，明日再行决战。晋臾骈看出秦军的真正意图，说："（秦）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果然，"秦师夜遁"（《左传·文公十二年》）。由此事观之："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孙子正是从这样的历史实践中获得了灵感。又如公元前684 年齐鲁长勺之战，齐师被鲁击溃，但不知其是否真乱。待鲁曹刿登轼而望，看到齐师旗帜歪倒，才下令追逐。曹判事后叙述说："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孙子所说的："旌旗动者，乱也"，无疑是这一类历史实践经验的启示。 把直观侦察得的敌情材料，进行思考和改制，以认识敌人的真实动向和企图，春秋时代已有许多人在进行这一工作。公元前555 年十月，晋与鲁等诸侯国代齐，齐师在平阴城（今山东平阴县东北）守御。齐君登山了望，畏晋师之众，高城脱身而归。接着，齐军也撤离平阴城。这时，晋师旷从观察得的迹象判断敌情说："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邢伯亦谓："有班马（即还马）之声，齐师其遁。"叔向又告诉晋君道："城上有乌，齐师其遁。"（《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国的师旷、邢伯、叔向从鸟声、马声、乌迹这些不同的感觉材料中，共同得出"齐师其遁"的结论。这说明他们在以表象寻求真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孙武所列举的一些以鸟兽的动态探得敌军实况的例子，即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同年十二月，诸侯之师在齐境烧杀抢掠，齐君十分害怕。太子光与大夫郭荣对齐君说："师速而疾略也，将退矣，君何惧焉？"（同上）他们从诸侯之师行动迅速和略取财物的表象中，看到其"将退"的本质。果然，次年春天，诸侯之师撤退还归。孙子论列的许多由表象探索本质的实例，即是吸取了历史上这一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大量的归纳梳理工作，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上述孙子归纳的众多事例，告诉人们一条真理；依靠直觉观察得的表面现象是肤浅的、不可靠的，要正确认识敌情。必须透过表象弄清其真实本质。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战争的情报工作时，也有类似的议论。他说："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战争论》第一卷第93 页）他认为，对于战争情报，必须作一番辨别工作，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东西，其所见与孙子略同。 （三）　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孙武深深懂得，在战争中必须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在《计篇》中一再强调，对于敌我双方的道、天、地、将、法等"五事"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等七计，必须"索其情"，把真实情况调查清楚。他用专篇论述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工作，指出："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的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用间篇》）他认为，使用间谍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方法，间谍的任务就是要"索知"敌情。在《九地篇》中，孙子进一步总结道："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这里的"顺"，当读为慎；"详"为审查、观察之意①。孙武认为，战争中的主要事情，在于审慎地调查研究敌人的动态，然后集中兵力给以致命的打击，这就是所谓"巧能成事者也"。显然，此着成败的关键是"详敌之意"，即调查清楚敌人的意向。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战争就易于取胜；否则，就必然失败。孙武对此有痛切的感受，因而在兵法中不厌其烦地再三重复论述。他说："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虚实篇》）"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诅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九地篇》，又见《军争篇》）孙子在这里强调，要调查了解战争的地点、战争的日期、诸侯的图谋、行军途中的地形等。为了取得有利的地形，还要"用乡（向）导"带路。当然，在用向导之前，预先应该对地利有个大致的了解。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指出："孙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这段话，对孙子行军作战必须了解地利的理论，作了周密的诠解。在《谋攻篇》中，他总结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了解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可以"百战不殆"；只了解敌或我一方，则"一胜一负"；敌我双方情况都不了解，则"每战必殆"。战争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如何调查研究，去了解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呢？孙子指出："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这里的"策"，即出谋划策；"作"，指攻击。诱逼敌人；"形"，郭化若《孙子译注》曰："察明，作动词用"，即摸清地形；"角"，就是角逐、战斗。上述四句中的策、作、形、角，都是动词，指的实践活动。在孙武看来，只有策划去打击敌人，才能知道计谋的得夫；只有作多方面的探察、接触，才能知道敌人动静的规律；只有观测其形状、环境，才能知道是生地，还是死地；只有进行角逐、战斗，才能知道何处兵力有余，何处兵力不足。总之，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具体的、准确的认识。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泽① 此句解释，自曹操至赵本学，各家注多误。近人易培基云："顺详敌之意'， 犹言慎察敌人之意耳。古书顺、慎通用多矣。"见《读<孙子>杂记》，《国 故月刊》）1919 年第3-4期。陈启天进一步校正说："按此顺字，当读为慎。 古文顺字作■.与慎字形近，因而慎顺二字混同，可互借用。??慎， 谨慎也。详，当读如字，审也，察也。"见所著《孙子兵法校释》第157 页， 中华书局1944 年版。东选集》合订本第264 页）孙子的上述论断，虽然没有用理论的方式表达，但应该说，他已基本上懂得"实践出真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 孙武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他强调只有亲自参加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准确认识的理论，不仅与占蓍卜龟、向神祈祷以求问吉凶的神学观念相对立，而且与当时以老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理论，也是迥然不同的。《老子》宣扬："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在老子看来，要知道天下的情况，要明了自然的规律，要认识事物的名称，要完成预订的计划，应该"不出"、"不窥"、"不行"、"不见"、"不为"。他拒绝一切调查研究，反对所有实践活动，甚至认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种把调查、实践和认识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天下事物是圣人头脑里固有的观点，只能是自欺欺人。由此更可见，孙武主张调查研究去了解情况，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这种理论在当时思想战线上的进步作用，在春秋末年的哲学界处于领先地位。 （四）　用认识指导实践 在调查研究、了解客观情况之后，必须把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才能检验自己的认识是否真实、准确。这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孙武的军事哲学主张，认识就是为了实践。"知"是为了"战"；认识可以指导实践，"知"就能取"胜"。他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用间篇》凡此五者（按指道、天、地、将、法），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计篇》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争篇》料敌制胜，知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 --《地形篇》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同上在上述一系列的议论中，孙子总是把"知"和"胜"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正确的认识能使实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从而把战争引向胜利。认识得少，胜利的把握就少；认识得多，胜利的把握就大。如果是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认识得全面而准确，那末胜利就会"不殆"、"不穷"，稳操在手了。 曾经对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作过分析，认为它"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选集》合订本第166 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孙子这句话是包括了从实践得到认识，再按照认识去指导实践，亦即从"索"（或"作"）到"知"，再按"知"去"战"这样两个阶段的过程的。 由实践获得认识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完成。特别在战争期间，情况千变万化。临到决战的关键时刻，变化则会更快、更大。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认识也会跟着改变，根据认识所制订的付诸实践的原计划也要部分或全部地进行更改。这是认识进一步深化的过程。孙武指出：在战场上，要"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所谓"墨"，即指预定的与敌作战的计划。他强调，实施作战的计划要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不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这样，由实践到认识而制订的原计划（"墨"），随着观察得的敌情而不断更易，用这种灵活的计划去指导实践，"以决战事"，指挥者就能在战争中应变无穷，经常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总之，孙武的认识论，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战争的特点，把认识的来源、发展、深化紧紧植根于实践的基础上，又用从实践中来的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指挥战争。不言而喻，孙子的这些认识论思想，在当时是异常杰出的，在认识论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观察处理问题的辩证法 在观察处理问题时采用辩证的方法，是孙武军事哲学中最精采的部分。 这种辩证法，来源于战争的实践。因为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最需要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去观察和处理；而辩证的观察、处理事物的方法，也最易在战争的环境下形成。孙武的辩证法思想，由于它是与战争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其表述十分生动，内容也相当丰富，值得认真探讨和总结。下面就孙武辩证法思想的几个主要观点分别进行阐述。 （一）　矛盾对立面的转化 在孙武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始终处在矛盾斗争、迁移变化之中。他概括地说；"五行无恒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物质世界的不停运动，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这就是它们往往形成许多矛盾的对立面。孙子在其兵法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的概念，如强弱、胜败、虚实、利害、众寡、得失、安危、治乱、敌吾、彼己、贵贱、赏罚、勇怯、生死、存亡、饱饥、劳佚、动静、屈伸、开阖、迂直、阴阳、寒暑、昼夜、攻守、进退、迎背、行止、予取、巧拙、速久、专分、去留、大小、上下、左右、前后、深浅、轻重、内外、远近、险易、广狭、高低、长短、多少、有余不足，等等。 这些矛盾的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它们既互相排斥,各具相反的属性；又互相依存，没有矛盾的一面，就没有矛盾的另一面。对于这些矛盾的方面，孙武总是把它们对举起来论述，如： （1）死生、存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 （2）多少："多算胜，少算不胜。"（同上） （3）巧拙、速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 （4）小大："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谋攻篇》）。 （5）安危、动静、行止："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势篇》）。 （6）专分、众寡、敌我："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同上）。 （7）高下、虚实："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同上）。 （8）远近、劳佚、饥饱："以近待远，以快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军争篇》）。 （9）好恶、贵贱、阴阳："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行军篇》）。 （10）深浅、轻重："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九地篇》）。 （11）内外："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攻篇》）。 （12）昼夜："昼风久，夜风止"（同上）；"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军争篇》）。 从上列十二条看，孙武对世间事物的矛盾对立面的把握，是十分娴熟的。他或者把矛盾的对立面连接起来叙述，表示两者必居其一；或者先分析一面，再分析另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充分说明矛盾对立面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事物中。 矛盾着的对立面，不仅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而且又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矛盾的一面转化为另一面。孙武在论述治乱、勇怯、强弱、生死、存亡、胜败、留去、快劳的转化关系时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势篇》。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九地篇》。 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谋攻篇》。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虚实篇》。 不难明白，"治"而不严，无组织指挥之"数"术，则必造成"乱"；"勇"而无谋，失去各方面的优"势"，没有胜利的希望，则必变成"怯"；"强"而无道，众叛亲离，实力大损，军"形"萎靡不振，则变得"弱"；投到"亡"地，大家浴血苦战，杀开一条活路，则能幸"存"；陷入"死"地，众人奋力拼搏，击溃敌人围攻，则可"生"还，如此等等。这里，矛盾的对立面。因"数"、"势"、"形"、"辅"、"听计"、"先处"、"后处"等一定的条件而互相转化，孙武看得十分清楚。 对立面的转化，不能消极等待，袖手旁观。孙子主张，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促成对立面的转化。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如何能使敌人的佚变成劳，饱变成饥，安变成动，孙武提出用两种方法，即"利之"和"害之"；"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同上）用"利"诱和"害"逼的手段调动敌人，就能把敌人的有利因素转化为不利因素。他又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篇》）孙武告诉人们，在两军相争时，要故意走迂回曲折的路，并用小利去诱惑敌人；出发在人之后而迅速行动，兼程倍进，在人之先到达目的地。这样，敌人困判断失误而受牵制，我军又出其不意地占据了有利地形。施用如此的计策，便能使"迂"转化为"直"，"患"转化为"利"了。 春秋末年，由于社会的动荡，事物的变迁，矛盾的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已传播很广。如老子就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交，高下相倾"；"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二、五十八章）老子虽然懂得矛盾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及其转化，但是对待这种现象的办法是消极的。他提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上述方法，如果是作为一种弱者战胜强者的策略，当然是可以的。而老子把"柔弱胜刚强"作为一种必然的普遍的规律，使自己经常处于弱者的地位，那就不足取了。他极力宣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二十八、六十四章）老子为了防止对立面的转化，主张不求进取，守在屈辱的一面，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事实上，老子以"守雌"、"守弱"、"无为"、"无执"的消极办法来防止对立面的转化，其愿望难以实现；而孙子用"利之"、"害之"、"劳之"、"动之"的积极办法来促匣对立面的转化，其计划是切实可行的。 （二）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人的活动要达到预定的目的，必须依靠客观物质条件。掌握和利用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但在同样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事物规律性的支配下，如果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活动的效果也会大不一样。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超越客观物质条件，不能违反事物的规律性，可是能够在客观条件和规律性许可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的结果。孙武在其兵法著作中，一方面强调战争要依靠丰富的物资、强众的军队、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掌握军事上的各种规律（已见前述）；一方面又强调，战争中用兵者要机智灵活，善于攻守，运用谋略，勇敢无畏，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他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地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形篇》。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放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虚实篇》。 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同上。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军争篇》。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侍，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下集，兵合而不齐。 --《九地篇》。 以上论述指明，用兵者利用客观给予的条件，主观上又努力奋斗，就能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战争场面，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敌人无法招架，溃不成军，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在要不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问题上，老子的学说又与孙子的思想成为鲜明的对照。老子强调："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老子》十九、二十章）。 他排斥一切智慧、道德、技巧、学习，教人清静无为。老子又提出："夫唯不争，故无尤"；"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八、二十章）他要求人们放弃一切斗争，以为这样就能没有烦恼，天下也就太平无事。辩证法的本质是能动的、变革现实的。老子主张废止人的一切主观努力、能动作用，这样就把活生生的辩证法窒息了。因此，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不彻底的。孙子主张，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尽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取得对敌战争的出色效果。在这一点上，孙子的辩证法又要比老子高明、进步得多。 （三）　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事物总有正反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有利的一面，也有害的一面。特别是在战争中，情况更会这样。因此，看问题必须全面，才能对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合理的行动部署。孙武在观察战争中的事物时，经常强调要权衡利弊，摸清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如他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篇》）这里的"为"，作"有"解。孙武明确指出，两军相争，可以得利，也有危险。"利"可以占领敌国的土地，夺取敌军的武器、粮食，俘虏敌军的人员等；"危"则自己人员有伤亡，财物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在战争时，对这两种后果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孙子又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用兵不能只想到"利"的一面，也必须想到其"害"的一面：比如劳民伤财。货殚力屈、覆军杀将、祸国殃民等等。对"害"的一面"不尽知"，看问题带有片面性，这样，对"利"的一面也就"不能尽知"。孙武总结观察问题的方法道："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昏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它告诉人们看问题"杂于利害"的好处：看到有"利"的一面，可以对前途充满"信"心；看到有"害"的一面，则可以防备和"解"除"患"难。 看问题必须考虑正反两方面因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其好的传统的。与孙武同时的老子，就曾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的名句，把祸可能带来福、福中可能有祸的关系分析得相当全面。战国后期的荀况，在论述"欲恶取舍之权（衡量）"时说："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荀子·不苟》）这里，把欲与恶、利与害、取与舍必须全面考虑，以及这样做的好处，都分析得清清楚楚。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也说："享无全利，亦无全害，要在权利害之多寡。"（《张文忠公全集·陈六事琉》）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选集》第五卷第397 页）上述许多论断，与孙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孙武在春秋末年，已有关于考虑问题必须全因的总结性议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四）　不同憎况用不同的方法对付 世界上的事物千变万化，战争中的情况更是这样。对于不同的情况，只有采取不同的对付方法，才能顺利地解决矛盾，克敌制胜，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孙武的辩证法教给人们的又一哲理。 孙武把战争时的地形分为九类，指出每种地形的处置方法："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记地，吾将进其涂（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九地篇》）散地指本乡本土，士卒危急时容易逃散，因此最重要的是坚定其意志；轻地是指进入敌境不深的地区，士卒恐惧易于轻返，故此时应使部队互相连属；争地为兵家必争的有利地势，为防止敌人来攻取。 应分出一部兵力，进趋到争地背后，以资保护；交地为交通方便的地区，应谨慎守卫；衢地指与几个诸侯国接界的地区。 应巩固与诸侯国的结盟；重地指深入敌后的地区，处于重地的军队最主要的是继续其粮食的供给；圮地为道路难行的地区，处于此地应迅速行进，不得停留；围地是进退路狭，敌能以少击我众者，处于围地应堵塞缺口，使士兵奋力拼博：死地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地块，处于死地应对士卒"示之以不活"，以激发其战斗意志。 对于战争中敌我兵力的各种情况，孙武也有一套相应的处置办法。他说："故用兵之法，斗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 他把敌我兵力的情况，分为"十"（十倍于敌）、"五"（五倍于敌）、"倍"（二倍于敌）、"敌"（与敌相当）、"少"（明显少于敌军）、"不若"（不如敌军之众）等数类，认为兵力十倍可以围困敌人，五倍则可猛烈进攻，二倍于敌可以分进合击，兵力与敌相当可对阵而战，明显少于敌人则应退逃，不如敌军之人多势众则应避让。孙武还制订了一个根据兵力情况决定攻守的大体方案："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形篇》）曹操注："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这就是说，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可采取守势，在兵力有余的情况下可采取攻势。①总之，用什么方法对付敌人，要根据兵力的具体情况而定。 火攻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必因五人之变而应之"。孙子指出："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人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火攻篇》）这里，孙武列举了"火发于内"、"火发兵静"、"火发于外"、"火发上风"等各种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应付方法。对于武器的运用也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远则用弓，近则用兵，兵弩相解也。"（《通典》引孙子语，见毕以《孙子叙录》）远处不能用兵器，近处不能用弓弩，兵、弩两者各用于不同的场合，可以互为解救。关于如何造"势"，孙子指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即根据如何对我方有利而制定相应的措施，没有千篇一律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他在谈到用兵应取何种态势时又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孙武认为，用兵也没有经常的、固定不变的态势，必须因敌情的变化而灵活应变，这样才能制胜敌人。 孙武观察到世界上的事物充满着矛盾，到处是一个个互相矛盾而又互相依存、可以转化的对立面；孙武又看到世界上的情况千变万化，不同的情况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付，决不能固定不变、千篇一律。这里孙武已经隐约地猜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又认识到各种矛盾都有其特殊性；处理不同的矛盾，应采用不同的方法；矛盾的状况改变了，解决的方法必须随之改变。不过，孙武这些思维的表达方式，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由此更可以看出，孙子辩证法思想的朴素、直观，而又丰富、生动的特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孙武哲学思想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思想，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学知识的肤浅，以及剥削阶级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缺陷。孙武的军事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这里，略举其主要之点分析如下。 （一）　过分旁大贤君良将的作用 历史的发展主要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个别的英明杰出或昏庸残暴的人物，固然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广大的物质资料生产者--人民群众。在孙武当时，限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历史发展的脉络还不清楚，加之剥削阶级立场。观点的作祟。因而他在论述国家兴衰、社会变迁时，总是突出君主将帅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他强调，战争的成功，国家的强盛，只要"明主虑之，良将修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篇》）他在分析殷周朝代更迭的历史时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力问者，必成大功。"（《用间篇》）对于殷、周两个朝代的兴替，他也归因于"明君贤将"的"以上智为间"。归因于伊尹、吕尚等个别杰出人物的活动。 应当指出，孙武强调个别明君贤将在国家兴衰、人民存亡中的作用，是有其历史的原因的。在当时，有些明君贤将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有些昏君庸将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春秋初年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国语·齐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晋文公也任用狐偃等人进行"利民"、"教民"的改革，在城濮与楚"一战而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战国时期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同样使"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一》），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而赵孝成王听信秦的反间计，以赵括代廉颇为将，致使赵军大败，数十万之众降秦而被活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国家濒临覆灭的边缘。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孙武的上述言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夸大个人的力量，把"知兵之将"，说成"生民之司命'和"国家安危之主"；把殷周的兴起，说成是由于个别"为间者"之"成大功"，而不从经济、政治、军事和人心向背等方面去分析，这不能不是失之偏颇的。 （二）　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在夸大明君贤将个别英雄在历史上作用的同时，孙武又极力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他主张将军指挥作战，要"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篇》）。在这里，将军是独断一切的英雄，军中无论什么"事"、"谋"，"居"于何地，路经何"途"，都由他来决定；而军中的士卒（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只是一群"无知"、"无识"、"不得虑"的愚氓，听凭将军的摆布。孙武并把士卒比作"群羊"，认为将军指挥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同上）。"群羊"当然是没有任何创造才能，只能听人驱使的动物。孙子还把士卒比做"木石"。他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 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篇》）孙子认为，把士卒象木石一样，放在适当的位置，就能造成对敌人的"势"：借助这股"势"而"转木石"，就能克敌制胜。这里士卒又成了任人安置转动的、没有任何思想意向的物品。 不过，由于历史经验和战争实践的教训，孙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列举战争中应当通晓和熟悉的"五事"，其中第一件就是"道"。他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下畏危。"（《计篇》） 民众与国君意愿一致，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保证战争赢得胜利。孙武又曾指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这也是阐明同样的道理：下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君主、将帅，和衷共济，同仇敌忾，是战争取胜的保证。孙武还告诉将帅，必须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显然，将帅对士卒态度的好坏，决定了士卒在交战中能否出力拼搏。这对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在谈到晋国六将军谁先灭亡、谁能成功时，孙武指出：赵氏制田宽，税敛薄。这样。"公家贫，其置士少，主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他把经济上 给民众以好处从而获得民众的拥护，作为国家强固、政权归属、兼并成功的关键。 这里孙武已经朦胧地看到，人民群众在战争和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小视的力量。孙武的历史观在看待帝王将相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矛盾的：剥削阶级的偏见，使他过分夸大明君贤将的作用和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而历史的经验和战争的实践，又使他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在矛盾着的这两方面中，应该说，前者是其主要方面。在孙子那里，明百贤将是历史的主宰，而人民群众则处于被利用的地位。 （三）　处理问题有时绝对化 辩证法要求，观察问题考虑到多方面的联系和各种各样的可能，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孙武的辩证法思想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能自觉地贯彻始终，因而在论述某些问题时，又表现出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 例一，在速和久的问题上，孙武强调速胜，反对持久。他说："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速）胜，不贵久。"（《作战篇》）战争中贵速胜，还是贵持久，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强大的国家去攻击一个弱小的国家，那当然是贵速胜；但是，如果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去对付一个小而强的国家，这就无法速胜而只能采取持久战的方针。更确切地说，应该在战役上取速胜，而在战略上取持久。只有积小胜为大胜，坚持长期作战，才能制胜强敌。孙武认为："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实在是片面之见。 例二，用单纯的数量来判断战争的胜负。孙武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日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军队的数量，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条件。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有其他许多条件，比如士兵的素质、将帅的才能、战术的巧拙、人心的向背等等。历史上有过大量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因此，简单地用"数"、"量"来推断胜负的做法，是缺乏辩证的观念的。 例三，作战方法总结得过于机械、绝对。战争中采用何种作战方法，要根据各方面的具体条件而定。孙武总结的用兵"八戒"，如"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军争篇》），不问时间、地点、条件、敌我双方的情况，机械地规定一个死板的公式，这就违背了辩证法的原则。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不少狙击归师、围师不缺。追迫穷寇而取胜的例子。因此，孙武所列举的这一类"用兵之法"的公式，只能是以偏盖全，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规律的东西。 上述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弊病，主要是由于当时战争的规模还比较小，时间也比较短促，武器又甚为原始，作战的方法也不够多样，战争实践还处于低级阶段限制了孙武的视野；同时，孙武在思想方法上也存在着缺陷，他判断事物往往喜欢用全称的、必然的形式，在有些场合显得不够全面和细致。他虽然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但对这一原则并不能贯彻始终。 （四）　杂有某些不科学的成分 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迷信思想的盛行，在孙武论述军事的著作中，也杂有一些违反科学的成分和属于迷信思想的东西。例如《孙子·火攻篇》中谈到"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对于起火之日，孙武阐述说："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原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把天球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配以七个星座。其具体配置是：东方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为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为井、鬼、柳、星、张、翼、轸。上述二十八个星座，即称为"二十八宿"。据古代传说，在这二十八个星宿中，有司雨之星、司风之星、司战之星等等。如果月亮在司雨之星宿，那末世界上就多雨；在司风之星宿，世界上就起风；在司战之星宿，则会爆发战争。孙武所说的"箕、壁、翼、轸"，传说都是司风之星，其中尤以箕星为最。故风神有"箕伯"之称。张衡《思玄赋》云："属箕伯以函风矣。"（《文选》卷十五）应劭《风俗通义·祀典·风伯》条曰："风师者，箕星也。箕主簸扬，能致风气。"《书·洪范》说："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史记·宋世家·集解》引马融曰："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可见这种说法流传之深广。但是，箕星等四宿好风，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月在这四宿就是"风起之日"，更属无稽之谈。 再如，汉简《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篇论述黄帝伐赤帝、黑帝、白帝，汤伐桀，武王伐纣，皆用"右阴、顺术、倍（背）冲"的方法取得胜利，"大灭有之"。接着，便称赞"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孙子所谓"右阴、顺术、倍（背）冲"，是古代流行的在战争中讲究左右、阴阳、逆顺、向背等所处方位的迷信思想。这种讲究方位的迷信思想，同样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在战国时代受到尉缭、韩非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尉缭在分析黄帝所以能百战百胜的原因时说："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尉缭子·天官》）韩非在阐述战争取胜的条件时指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韩非子·饰邪》）尉缭把"阴阳向背"与"人事"对立起来，韩非又把"左右背向"与"龟策鬼神"相提并论，认为"恃之愚莫大焉"，可见讲究方位上的阴阳、左右、向背，带有神秘的色彩，它与作战应占据有利地形的战术无夫。孙子把月在"四宿"会起风之类的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说。以及"右阴、顺术、背冲"会取胜之类的迷信思想，掺进了他的军事学著作，结果在他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中蒙上一丝神秘主义的阴影。 孙武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朴素的、直观的，且存在着上述一些局限和缺点，但是由于它与战争这种最活跃的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显得相当丰富、深刻。这里同样闪烁着孙武智慧的火花，凝结着他孜孜探索的思维成果。他的"不可取于鬼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之而知动静之理"的从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等观察处理问题的辩证方法，不仅在当时的哲学界处于领先地位，而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是卓有建树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孙武的政治主张 孙武不仅是一个军事谋略家、哲学思想家，而且在政治上，也发表过一系列卓有见地的主张。春秋时代，由于兼并战争的频繁和不断扩大，各国领主贵族为富国强兵的需要，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最著名的如齐国在桓公时由管仲主持的改革，郑国在简公时由于产主持的改革等。孙武出身于一个高级的封建领主贵族家庭，在春秋时代滚滚向前的改革浪潮中，孙武是积极站在改革的一边的。他的祖上陈氏，就实行过一些"厚施"于民的政策，得到民众的拥护，人民"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在他避难奔吴以后，又受到吴王阖庐的重用。因此，他在政治上的主张，就是要振兴封建领主国家，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进行政治改革。下面谨就孙武的几个重要主张作一粗略的剖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兼并 春秋时代政治上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兼并：不但各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大国吞灭小国，进行着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而且各卿大夫之间也在你争我夺，互相兼并领地，攻伐的战争不时爆发。因此，春秋时的许多思想家都对兼并战争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孙武认为，对待兼并战争，首先必须持谨慎态度，应当坚持如下的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篇》）这就是说，不见利之所在，不出动军队；不能得胜，就不用兵：不到危急关头，不进行战争。他一再告诫各国的君主、将帅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同上）在处理兼并战争的问题时，千万不可感情用事，一定要衡量它的利弊得失，三思而行。孙武在初见吴王阖庐时，阖庐曾经问道："好兵"、"戏兵"应该如何？孙武严肃地回答"兵，利也，非好也；兵，□[也]，非戏也。君王以好与戏问之，外臣不敢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吴王》）他开导吴王，用兵，只是由于它对国家有利，不能因喜欢（"好"）而从事；用兵、必须考虑周密，决不能当作儿戏。可知，谨慎地对待兼并战争，是孙武对各国君主的一贯要求。 孙子主张慎战，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首先，战争耗费巨大，会对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影响。他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曹操注曰："古者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言十万之师举，不事耕稼者七十万家。"古代诸侯国家都比较小，物资匣乏，人橱不多，要进行一场战争，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必须全国总动员。战争的结果，往往是人员伤亡，"百姓罢敝"（《汉书·刑法志》），农事荒废，国力空虚。正如时人所指出的："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碑；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管子·参患》）战争对国家物资蓄积的耗费；对人民财产的损伤，于此可见。 更有甚者，在当时兼并活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战争还可能给国家带来覆灭的后果。孙子在其兵法著作的一开头就郑重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下可不察也。"（《计篇》）随后，他又向各国统治者敲起了警钟："怒可以复喜，温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篇》）春秋时代困轻率地进行战争而亡国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公元前622 年，六国因"叛楚"，"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左传·文公五年》）。公元前611 年，"庸人率群蛮以叛楚"。楚师伐庸，故意装出怯弱的样子，"七遇皆北"。庸人因此骄做起来，认为楚不足与战，"遂不设备"。楚人于是"分为二队"，大举进攻，"遂灭庸"（《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574 年，舒庸人因为楚师在鄢陵被晋击败，就叛楚而亲吴，给吴国"围巢伐驾"当向导，"遂恃吴而下设备"。楚人见舒庸在战争中帮助吴国，就派"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左传·成公十七年》）。上述触目惊心的事实充分说明，玩忽战争，不谨慎对待，就有被兼并的危险。孙武的告诫，是以深刻的历史教训为依据的。 对于各国领主贵族统治集团来说，兼并战争固然是有危险的，但若获胜，又可取得巨大的利益，它可以侵占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财物，把别国的人民归并到自己的统治之下。正像孙武所说的："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篇》）发动兼并战争，除了有"危"的一面外，还有"利"的一面。因此，孙武一方面主张慎战，不可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持有利可得的掠夺性的兼并战争。他制定出了这样一些作战原则："侵掠如火"；"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同上）这就是说，侵掠别国要像烈火燎原一样，来势凶猛，给以毁灭性的破坏；掠夺敌国乡里的财物，要分兵数路，这样就能搜括殆尽；占领了敌国的领土，要分兵把守在有利的地形，以防敌国的反攻。总之，在战争中要权衡敌我形势。相机而动，尽量多掠夺财物，多开拓土地，取得最大的利益。 孙武还宣扬，要在兼并战争中当"霸王"。他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下之权，信（伸）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九地篇》）孙武颂扬的"霸王"，依靠其军事的优势，"伸己之私，威加于敌"，拔人之城，毁人之国，号今天下，所向披靡。当年吴王阖庐及其子夫差，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败齐于艾陵，并远征至黄池与晋争长。其在兼并战争中气焰之嚣张，正是孙武所描绘的"霸王"的架势。 当孙武想到"军争为危"的时候，他在兼并战争中是"慎"字当头，大敲"警"钟，主张一定要加强战备，三思而行；但当孙武想到"军争为利"的时候，他就"掠"字当头，为了"伸"一己的"私"欲，拔城扩地，大肆兼并，争当天下的"霸王"。孙武对待兼并战争的两个态度、两种主张，前后判若两人，看来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这样的态度和主张，正反映了孙武所代表的封建领主统治集团，他们既害怕在战争中被别人兼并，又汲汲于想兼并别人的矛盾心理。 孙子对于兼并战争的态度，与同时代的孔子比较起来，他们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据《论语·述而》载："子之所慎：齐（斋）、战、疾。"这说明孔子对待战争十分谨慎，就像对待祭祀时的斋戒和身上的疾病一样。这当然是因为，战争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带来灾难，被别国所兼并。在子贡问"政"时，孔子提出要"足食、足兵"（《论语·颜渊》），这同样是为了备战，防御敌国在兼并战争中的突然袭击。有一次，子路问道：''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答："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孔子反对在战争中徒手拼搏（"暴虎"）、无舟渡河（"冯河"）、莽撞蛮干、"死而无悔"的亡命之徒，而愿与"临事而惧"、小心谨慎、善用计谋而能成事者同道。孔子这种慎战、备战，在战争中应好谋深算的主张，与孙子是极为相似的。但是孔子强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他反对诸侯间的互相攻伐兼并，认为这是"无道"的表现。他要求各诸侯国"足食、足兵"，只是为了听从天子的调遣。制止诸侯和卿大夫间的兼并战争，巩固各国的领主政权，抵御少数族对华夏族的侵扰，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决不是要去兼并别国。这与孙武支持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主张"合于利而动"、"拔城国"，使某些诸侯成为"霸王之兵"，又是大相径庭的。 与孙子同时代的老子，也主张对于兼并战争应当谨慎。他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六十九章）所谓"哀"，即沉着持重，不轻举妄动。老子亦强调，在战争中要施用奇计，以谋取胜利。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五十七、三十六章）这与孙武"以正合，以奇胜"；"利而诱之，卑而骄之"的主张，也十分接近。但是，老子的"以奇用兵"，在兼并战争中对敌国"弱之"、"废之"、"夺之"的策略，是在受到侵略。 不得已时才采取的。他的真正态度是，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以强凌弱。他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一、三十章）他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老子向往的是一个小国林立、互不干扰、废弃兵革、没有兼并的世界。这与孙子主张的"侵掠如火"、"廓地分利"，汲汲于要兼并别国、争当"霸王"的思想，又是针锋相对的。 显然，孙子与孔子、老子面对当时日益扩大的兼并战争，他们都在为领主统治集团出谋划策。不过，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维持西周盛时天子为天下共主，各诸侯国听从天子那样的政治局面；老子更反对一切战争，主张"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从春秋时代战争日益频繁并不断扩大的趋势来看，孔子和老子制止兼并的主张，只是一种空想，是行不通的。孙子则主张因势利导，认为各国领主贵族集团可以通过兼并战争，优胜劣汰，者在战争中被""，强大者成为"霸王"，从而号今天下，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孙子支持兼并的主张，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破坏，但它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修道 壮大军事力量，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从而兼并别国的土地，成为诸侯国中的霸王，这是孙武给当时各国领主贵族统治集团指出的一条发达之路。要实现上述目标，孙武认为必须"修道"。他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力胜败之政。"（《形篇》）这里的"政"，现代各家注释均训为"主"（主宰，决定），甚是。显然，孙武把"修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条件。孙武还一再强调：判断战争双方的胜负，要"经之以五事"，其中第一件就是"道"；要"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其中第一项就是"主孰有道"（《计篇》）。可见"修道"，是各国领主贵族统治集团要在战争中取胜而必须做的头等大事。 什么是"道"？春秋末年的许多思想家如老子、孔子等，他们各有各的解释。孙子对"道"也自有他赋予的特殊含义。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同上）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对孙子这段言论，有较好的见解。他阐述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此'道'字即率性之道，'令'字即修道之谓教，'意'字指好恶而言，好恶同即因民之所好而好之，因民之所恶而恶之之意，苟在上者能同民之好恶矣，而我之所好恶，民岂有不同！??孰谓孙子尽用权谋术数，观此谓非知道之言，可乎？"他接着又说："'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此乃效验，即盂子所谓'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者，是也。"（《止止堂集·愚愚稿上》）显然，在孙武看来，上层统治者对人民修道而教，观察人民的好恶，好者从之，恶者去之，则人民便会与上同心同德，生死与共。这样，就能形成一股巨大的物质力量，任何坚甲利兵都将抵挡不住，它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在分析战争胜利的条件时，孙子又指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所谓"上下同欲"，亦即"令民与上同意"，也就是"有道"的表现。孙子在论述军队官兵关系时还说："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这里的"令素行"、"与众相得"、"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按照孙武的理解，应该都是"修道"的具体说明。 由上述可见，孙武所谓"修道"，从广义来讲，就是国君实行开明的政治，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淮南子·兵略训》中有一段话，可以用来阐发孙子"修道"的实质。它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此必胜之本也。""是故内修其政，以积其德。??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战国时代的商轶、荀卿等人，也深深懂得政治的好坏对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强弱有直接的关系。商鞅说："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商君书·战法》）荀卿曰："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荀子·议兵》）显然，商鞅关于"政胜"则"民服而听上"，荀卿关于"下可用"、"政令信"、"民齐"则强，《淮南子》关于"政胜其民，下附其上"的论断，都是孙武"修道"思想的发挥，与"修道"的精神实质是息息相通的。 从狭义来讲，孙武的"修道"，就是长官关心、爱护士兵，用"仁义"去笼络人，以达到军队内部的和谐一致。《孙子·计篇》杜佑、杜牧注曰"道者，仁义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这样来解释孙子的"修道"，也是符合他的思想体系的。孙武自己就常常讲到"仁义"。如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所谓"仁"就是有爱护部下之心，它是将帅应具备的重要品质之一。将帅有仁爱之心，它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汉王符阐释说："仁以附众，??附众则思力战。"（《潜夫论·劝将》）孙子还主张用仁义的手段去对待间谍，强调"非仁义不能使间"（《用间篇》）。这里的"仁"，是指用优厚的爵禄、金钱进行赏赐；"义"，是以真诚相待，激发其气节。孙子认为，那些"爱爵禄百金"不肯赏给间谍，而又"不知敌之情者"，是"不仁之至也"（同上）。所谓"不仁"，显然是没有爱国爱民爱士卒之心。正因为孙武常主张以仁义治军用兵，故唐人杜牧指出："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樊川文集·注孙子序》）明人王世贞论道："武称雄于言兵，其书自《始计》至《用间》，率多权谲叵测，辅之以仁。"（《孙子评释序》）清人孙星衍也说"（孙子书）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孙子十家注序》）可知，用"仁义"对待民众，"令民与上同意"，确是孙武"修道"的主要内容。 孙武主张以仁义"修道"，与当时一些思想家甚有相似之处。和孙子同时代的孔子是最热心于用"仁"去"爱人"的宣传的。他认为治理"千乘之国"，应当"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他教育子弟要"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他的学生问"仁"的含义，孔子直截了当地回答："爱人"；他经常告诫人们："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以上见《论语》的《学而》、《颜渊》、《尧曰》各篇）孔子从政治的角度谈"仁"，提倡"爱人"而"得众"；孙子从军事的角度谈"仁"，要求"视卒如爱子"而"与众相得"，其实质是一样的。时代比孙武稍后的吴起，曾提出"亲万民"和"修四德"的主张。他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又说："圣人（对民）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吴子·图国》）这些议论，与孙武提倡的"令素行以教其民"、"仁以附众"，君主要"有道"、用兵者须"修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战国中期的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主张用"仁义"的手段去达到"人和"，从而成为"得道者"，使"天下顺之"，这更是孙武以仁义"修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了。 从历史记载来看，孙武用仁义"修道"主张的提出，是有其特定的背景的。春秋后期，由于各国领主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鲁国在公元前552 年，其境内已称"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孔子曾亲自访问过泰山脚下一民妇的悲惨遭遇，指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晋国在此时，也"寇盗充斥"，"盗贼公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在公元前522 年，发生了农民暴动，史称"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苻之泽"（《左传.昭公二十年》）。南方的楚国，更是"四境盈垒，道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国语·楚语下》）。当时各国人民困不堪忍受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纷纷出逃至野外山林川泽，有的已经组织起来，与统治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这就必然会削弱领主统治集团的力量，使其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很明显，孙武在当时提出"修道"的主张，就是要领主统治集团改善政治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以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与上同意"，取得人民的拥戴和支持，稳固封建领主政权，使全国"上下同欲"，从而成为兼并战争中的强者。孙子这个"修道"主张，虽然其真实目的，是要人民为领主统治集团的兼并战争拼死出力，所谓"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有其欺骗性的一面；但它毕竟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处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免遭别国的蹂躏，从客观上讲，是有其相当积极进步的意义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保法 孙武另一个与"修道"并列的政治主张是"保法"。《孙子.形篇》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所谓"修道"是要修明政治，宽以待众，使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所谓"保法"则是要健全和加强法制，以保证官吏的情廉和军队的建设。二者对于国治兵强，应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综观孙武关于"保法"的主张，它的含义约有如下三层：第一，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要有完善的制度。《孙子·计篇》解释"法"的含义说："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里的"曲制"，是指部队中的各种军事制度，如组织编制、操练顺序、旗帜分布、进退号令等等。曹操注："曲制者，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即是列举军队中各种制度的要点。"官道"，是指各级官吏的职责区分、统辖关系、管理范围、职务升降等各种制度。官吏制度的健全和严密，必然会使政府部门和军队内部秩序井然，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军队的战斗力。"主用"，是指掌握军需物资（如粮草、武器、车辆、马匹、衣服、旗鼓之类）和军事费用等方面的制度。军需物资的管理和发放，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细致的工作；军事费用的筹集和开支，更是与国家的财政制度密切有关的。把"曲制、官道、主用"几个方面综合起来看，孙武"保法"的主张，显然是要在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部门，全面建立健全的制度。 第二，用严明的赏罚去保证法令的施行。《孙子·作战篇》指出："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他认为，对土卒"赏"以财货，能使其听从命令，奋勇作战，保证"取敌之利"。在《行军篇》中，他又强调"罚"的重要，说；"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子认为，为严肃军纪，对士卒施用惩罚的手段，"齐之以武"，也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保证在战争中"必取"敌人。 孙子还主张，赏罚的施行不可拘泥于已公布的法令。他说："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九地篇》）将帅如果能随时随地施用赏罚，传达号令，而不拘泥于已成文的法律，那末三军之众就会服从指挥，动作整齐，像一个人一样。显然，赏司严明，立功者受奖，违纪者受惩，是孙武"保法"主张的重要内容。 第三，废止贵族特权，在施行赏罚过程中一视同仁。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吴王》）一文中，记述孙武在吴王面前训练宫女，宫女戏笑而不听指挥，孙子乃引"兵法"曰："弗令弗闻，君将之罪也；已令已申，卒长之罪也。"又引"兵法"曰："赏善始贱，罚（恶始贵）??。"据《史记·孙子传》，孙武接着"遂斩队长二人"，队长即吴王之爱姬。从上述孙子所引的兵法和孙子的行动来看，他不但强调法令严明，令行禁止，而且主张贵者加"君将"也可以有"罪"，赏罚应该没有贵贱等级之分。为了矫枉过正，改变过去"赏贵罚贱"的积习，孙武一反常规，提出了"赏善始贱，罚恶始贵"的倡议。这里所谓"兵法"，在春秋末年的其他文献中还不见记载，可能它就是孙武自己的著作。孙武这种废止等级特权，在军事、政治上进行改革的主张，不能不说是非常大胆的。 从历史上看，孙武"保法"的主张，是春秋时代诸侯各国进行法制建设的总结。由于春秋时期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动，西周以来的土地王有制和宗法等级统治秩序发生动摇，为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各国纷纷制订和更修法律。齐国在春秋初年的桓公时期，管仲就"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作内政而寄军令"（《国语·齐语》），制订各种法令制度。晋国在唐叔始封时就立有"所受法度"；到晋文公时"为被庐之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襄公时，赵宣子执政，又制订"常法"（《左传·文公六年》）；晋悼公即位，复"修士（晋献公司空）之法"，"修范武子（晋成公太傅） 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至晋平公时，晋国又"铸刑鼎"，把"范宣子所为刑书"公布于众。由于晋国能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和更新法律，故晋国在春秋时期的实力最为强大，称霸的时间最长。楚国当时也先后制订有禄田收授法、捕捉逃犯法、军事奖惩法等多种法律制区。①据说楚昭王在吴国攻入郢都时出逃，返郢后"五官失法，百姓昏乱"。有人献楚国旧制《鸡次之典》，于是"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战国策·楚一》）。足见法律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春秋时期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国语·晋语九》）晋文公的大臣狐偃更主张；刑罚应"不辟（避）亲贵，法行所爱"。法律成了打击特权、扶正法邪的武器。其时晋文公的劈爱者颠颉不守军纪，执法吏即"斩颠颉之脊"，"以明法之信"（《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孙武主张"保法"，就是要各国统治者坚持严格执行法律的传统，以法治军、治国，力求政治秩序的安定和国家的强盛。 战国时期，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进一步强调法制的严肃性，主张取消贵族特权，在法律面前应一视同仁。商鞅提出"壹刑"，也就是"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聚集在齐国稷下学宫中讲学的法家一派，也竭力宣传一切要按法律办事。如他们说；"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管子·七法》）战国时代的法家如此强调严格执法，不得因贵贱亲疏而有所挠曲，应该说，孙子"保法"的主张，"赏善始贱。罚恶始贵"的倡议，对于上述这些法家思想的发展，是开了其先河的。 总之，孙武的"保法"主张，内容相当丰富，含义十分深刻。在春秋战国的大变动时期，孙武力主加强法制建设，严格赏罚制度，罚不避贵，赏不遗贱。他坚决站在改革的一边，推动政治制度的进步和军队建设的完善。他的"保法"思想，在春秋战国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反映了当时以法治军治国的普遍要求。 ① 参见杨善群《春秋时代诸侯各国的法制建设》，《学术月刊》1988 年第5 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富民 领主统治的诸侯国家和下属的卿大夫若要强盛起来，不被别的诸侯国或卿大夫所兼并，孙武认为，除了"修道"、"保法"而外.在经济上还要实行"富民"的政策。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是记述孙武回答吴王阖庐的询问，晋国的"六将军"（六卿）谁先灭亡、谁能成事的。这里集中地表达了孙武关于如何富民的思想。概括起来，约有以下三点：（1）田宽。原来在西周初年，周公制订"分地薄敛"（《逸周书·大聚》）的政策，每家农户部分有"百亩"的"私田"作为份地。同时各家必须派出劳力到领主的"公田"上去服役。到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实行"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的税制，鲁国在公元前594 年"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与此同时，各国都先后实行了由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的转变。由于春秋时期农具质量和生产技术的提高，每家农户所授予的"百亩"私田，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于是，谋求改革的各诸侯国和卿大夫，都纷纷扩大给农户授地的亩制。原先的周制是"六尺为步，步百为亩"（《周礼·地官·小司徒》郑注引《司马法》）。到春秋后期，晋国六卿中的范、中行氏，改"以百六十步为亩"；韩、魏制田，更"以二百步为亩"；赵氏扩展最多，"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把原来的亩制扩大了1.4 倍。据孙武的分析，范、中行、韩、魏诸家，制田都还嫌"狭"；赵氏的亩制较宽，按这样的亩制给农户授田，就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广大农民富裕起来。 （2）税轻。春秋后期各国领主统治集团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将劳役地租的"藉"制改变为实物地租的"税"制后，由于领主剥削阶级的贪得无厌，税率不断提高。当时各国普遍都由十分税一的"彻"法增加到十分税二。如鲁国在"初税亩"后，即实行十分抽二的税制。孔子的学生有若曾向鲁哀公建议降低税率，改行"彻"法。鲁哀公却回答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论语·颜渊》）看来鲁哀公不但不肯把税率降下来，而且还有增税的念头。据汉简《孙子兵法·吴问》的记载，当时晋六卿中的范、中行、智、韩、魏五家，对于授田农户的剥削，也都"伍税之"，亦即伍分抽一，十分抽二。与鲁哀公对农户的税率相同。这样的税率，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说，对农户的剥削是相当重的。故有若认为，实行"彻"法可使"百姓足"，而实行十分抽二或更高的税制则会使"百姓不足"。孙武也认为，范、中行等五家实行"伍税之"是使"公家富"而人民贫困。这样，"公家"（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必然加深矛盾，人民不可能赤胆忠心为捍卫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赵氏与五家相反，对授予农民的田亩"无税"，连十分抽一的"彻"税也免除，只征收一些为加强战备的军赋。如此。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公家贫"而人民"富"，民众就会力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踊跃参战，国家也会因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强盛起来。 （3）士少。汉筒《吴问》篇记述孙武对晋六卿情况的分析，认为范、中行、智、韩、魏诸家，皆"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因而都先后要被灭亡；只有赵氏，"其置士少，主佥（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这里的"士"，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指军队的士卒、将官，二是指管理人民的士大夫官吏。在孙武看来，军队和官吏是加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军队和官吏越多，所需的费用越大，人民的负担就越重。而且官吏一多，政治容易，他们之间互相攀比，形成"主骄臣奢"的局面。这样，必然会对人民加紧敲诈勒索。使国内的矛盾激化。而且军队一多，又往往喜好打仗，穷兵黩武，"冀功数战"，常会受到诸侯各国的联合反击，导致战争失败而自取灭亡。赵国正与此相反，军队不多，官吏精简，"主敛臣收"，民众富裕，人人为保卫自己的国家斗志高昂，因而国防巩固，国力强盛。按照孙武的分析，晋国将由赵来统一。 在汉简《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一文中，孙武还叙述黄帝征伐东、南、西、北"四帝"时，都"□年休民、□（艺）谷、赦罪"。这里所强调的"休民、艺谷、赦罪"，同样表示对人民要宽厚，要使人民安居乐业。所谓"休民"，就是要使人民得到充分的休息，不能滥用民力，连年征战；统治者部署作战计划时，必须有节制和间歇。"艺谷"是告诉人们：战争不要忘了生产；只有广种谷物，前线的士兵才能有足够的粮食，后方的秩序才能稳固。"赦罪"是要在战争中减免刑罚：对人民刑罚太重必然会失去民心；赦罪免刑可以使人民感恩戴德，激发其征战杀敌的勇气。"休民、艺谷、赦罪"，和上述"田宽、税轻、士少"，都是要发展生产，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人民的生活安定，物质富裕，自然就会拥戴统治者，出死力为本国作战。孙武认为。黄帝的这种做法，是"得天之道，??民之请（情）"，所以能够"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黄帝以"休民、艺谷、赦罪"的政治方针统一天下，赵氏也可以用"田宽、税轻、士少"的富民措施来统一晋国，其道理是一样的。 吴王阖庐在听了孙武对于晋国六卿情况的分析后，曾感慨地说："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汉简《孙子兵法·吴问》）阖庐所总结的"王者之道"必须"厚爱其民"，确实概括了孙武在当时条件下应该如何对待民众的一系列主张。这些主张，与孔子所提倡的对庶民要"富之"、"教之"；"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宽则得众，信则民任"（《论语·子路、学而、尧曰》）；"使民富且寿"（《论苑·政理》）等等，是十分接近的。 孙武提出"田宽、税轻、士少"，"休民、艺谷、赦罪"等一系列"富民"、"爱民"的政治主张，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因一定的斗争环境而发的。春秋后期，在晋、齐、鲁等一些诸侯国中，下属卿大夫如晋的六卿、齐的田（陈）氏、鲁的"三桓"，其势力逐渐壮大，并有夺取国家政权、取代诸侯国君之势。这些卿大夫在斗争中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施惠于民，使人民都来归附，从而壮大自己，削弱和孤立对手。鲁国的季氏数代对人民施舍，他的剥削较公室为轻，穷民都到他家取食糊口，甘愿做他家的徒属和卫士。因而季氏人多势众，在和公室的政治斗争中每每取得胜利。有人就指出："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季氏甚得其民，??有天之赞，有民之助。"（《左传·昭公二十五、二十七年》）季氏依靠着减轻剥削、施舍粮食，取得人民的归附和支助而控制了鲁国的政权。齐国的田（陈）氏更用大量贷出、小量收进的办法来争取民众，而当时的国君齐景公却"征敛无度"，刑罚苛重。景公的大臣晏婴谏诤说："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若君欲夺之，则??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民将归君。"（《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但是齐景公并没有接受晏婴的忠告，惠民措施很不得力。于是，田氏在齐国的势力越来越大，齐国的政权将归田氏所有，遂成定局。晋国的公室也奢侈腐化，对人民残酷剥削。史称晋国的"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相比之下，晋国的六卿对人民的剥削相对减轻，因而他们得到人民的拥护，领地不断扩大，晋国的政权逐渐为六卿所控制。 从上述各诸侯国中公室和卿大夫的斗争情况可知，谁能"爱民"、"富民"，人民就归附于他，他的势力就会壮大，从而在争夺政权的角逐中取得胜利。孙武主张"爱民"、"富民"，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政治措施，由一些进步的卿大夫来重新统一鲁、齐、晋等国，结束公室和卿大夫之间长期纷争的混乱状态，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在汉简《孙子兵法·吴问》篇中，孙武预测晋六卿纷争的结局，范、中行氏"先亡"，智氏为次，韩、魏又次，而赵氏由于"爱民"、"富民"，"晋国归焉"。 后来的历史事实，与孙武的预测并不完全一致。范、中行、智氏的先亡，孙武是预见到的。韩、魏、赵三家由于势均力敌，再也无法兼并下去，晋国卿大夫的纷争只得以三家瓜分晋国领土而告终。虽然如此，孙武能以政治措施的是否"爱民"、"富民"，大致预测各家卿大夫在兼并战争中的命运，这已足够说明，孙武不仅是一位多谋善断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春秋末年这场公室与卿大夫的夺权斗争中，孙武显然支持相对来说能比较"爱民"、"富民"的季氏、田氏、赵氏，认为他们夺取诸侯国君的权力，乃是必然的规律。而孔子死守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统治秩序，反对卿大夫去夺取昏庸腐朽的诸侯国君的权力。孙武的政治态度，显然比孔子高明和进步。 战国时代商鞅在秦国变法，他把孙武关于田宽、税轻，"以御富民"而成为"固国"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运用。《通典》卷一七四《雍州风俗》说："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大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太平御览》卷七五0 引《一行算法》亦有同样的记载。商鞅把"步百为亩"拓宽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以使农民得到足够的土地，让他们发展生产，尽快地富裕起来的做法，正是从赵国学来，也是从孙武的议论中得到启示的。商鞅又指出："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商君书·垦令》）商鞅变法时规定；"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所谓"复其身"，即免除其徭役。《商君书·徕民》篇更主张对三晋西来之民，"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这种轻税减役的措施，必然大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各诸侯国之民纷纷投奔秦国。孙武"富民"的思想和计划，在战国时代的秦国得到了实施，它为秦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综上分析可见，孙武政治主张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他对于兼并战争，既提出要"慎之"、"警之"，千万不可莽撞行事；又提出"军争为利"，当有利可得时，要"攻其无备"，"侵掠如火"，尽力去兼并土地，夺取财富。对于君民关系，他既主张用"仁义"来"修道"，施恩惠于民而"令民与上同意"；又强调废止特权而"保法"，建立严格的赏罚制度。对于经济政策，他认为必须用"田宽、税轻"、"休民、艺谷"等措施去"富民"；谁能使人民富裕，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从而在诸侯国的兼井战争和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不难发现，在孙武的政治主张中，既吸收了早期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讲究"仁义"、"爱人"、"富民"：又承继了春秋时代各国法制建设的优秀成果，强调"法令"、"赏罚"、"耕战"的那一套措施。这说明春秋战国问儒法诸家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取长补短，互相吸收和扬弃。孙武在春秋末年各种思潮的影响下，努力研究探索，在战争谋略和军事哲学之外，又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体系，同样是难能可贵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司马穰苴的生平与著述 齐国的兵学，源远流长。在西周初年，有姜太公吕尚；在春秋前期，有管仲；在春秋后期，稍前于孙武，有司马穰苴；到战国中期，有孙武的后辈孙膑。与司马穰苴差不多同时，还有一名"子晚子"。《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中，著录有"《子晚子》三十五篇"。班固自注："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其排列顺序在"《伍子胥》八篇"和"《由余》三篇"中间。伍子胥与由余都是春秋时人，故子晚子亦当是春秋时人。其文"与《司马法》相似"，可能也是研究古代《司马法》的。由此看来，司马穰苴是上承大公、管仲，而下启孙武、孙膑、中间又与子晚子相颉颃的齐国兵学的重要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齐国兵学的代表人物，除了子晚子之外.他们都是有理论、有实践。不但有一套治军的方法，有许多韬略和奇计，而且都打过许多胜仗。司马穰苴是其中较杰出的一个。他胸怀智谋，才能出众；在任命为齐将之后，治军严格，击退强敌的进犯；他学习和整理古代兵法，成绩卓著，并有其自己的兵法著作；他的遭遇也相当坎坷，最终成为卿大夫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司马穰苴的一生经历，史籍记载较少，需要作一番考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时代与身世 关于司马穰苴活动的时代，一向有春秋和战国两说。《史记》本传说他是春秋"齐景公时"人；而《战国策·齐六》则记曰"齐负郭之民有孤狐（"孤"字误衍）者，正议闵王，之檀衢，百姓不附；齐孙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宗族离心：司马攘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以故燕举兵，使昌国君将而击之。"文中所谓"昌国君"即乐毅，燕将乐毅攻齐在齐王时；而上文又有齐负郭之民"正议闵王"（即王）之事。从《战国策》这段记载来看，司马穰苴显然是在战国后期被齐眉王所杀的。1979 年版新《辞海》"司马穰苴"条，把他释为两人：一是"春秋时齐国大夫".二是"战国时齐将"。其下又补充道："一说春秋时的穰苴，即出于战国时穰苴的误传，并非另有其人。"新《辞海》的说法如此飘忽不定，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许多分歧意见的。 诚然，《战国策》的记载当有所据。《吕氏春秋·贵直论》云："狐援说齐王曰：??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三日；??之东闾。"这里的"狐援".应即《齐策》的"狐"。 两名音近，可互相通假。然则.狐氏"正议闵王"而被斩，传闻颇多，当属实事。据此推断，其下的陈举与司马穰苴，因直言而被王斩杀，可能也是真实的。苏轼说："大史公取《战国策》作《史记》，当以《战国策》为信。??穰苴之事不可诬，抑不在春秋之世。"（《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史评·司马穰苴》）其后，苏辙的《古史》、吕祖谦的《大事记》、叶适的《习学记言》、吴师道的《战国策补正》.并从其说。他们认为，《战国策》之说在前，而《史记》之说在后；司马穰苴应是战国齐王时人，而后来误传为春秋齐景公时人。 但是，《史记》之说也是有较多佐证的。在本书的《孙子吴起列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魏）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加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史记》的这条记载，当亦有所据。既然司马穰苴在战国初年，其事迹已为人所传颂，魏国的李克把他和吴起作比较，则他活动的时代应该在春秋末年。另外，《说苑·正谏》和《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均有齐景公与司马穰苴对答的记载。《说苑》的这段记载是非常有趣的。其文曰：景公饮酒，移于晏子家。前驱报间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于对曰："夫布荐席，陈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报问曰："君至广司马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日："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对曰："夫布荐席。陈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日："移于梁丘据之家。"前驱报间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挚竿，行歌而至。公日："乐哉！今夕吾饮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贤圣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 《晏子春秋》记述与此略同。《说苑》与《晏子春秋》的记载，虽然可能有些夸张和加工的成分，但大多述有所据。上述故事表明，齐景公有文臣晏于和武臣司马穰苴，另有嬖臣梁丘据。景公到晏子和司马穰苴家饮酒作乐，都被拒绝；而只有到梁丘据家，景公才得到了满足。最后，记述此事者评论道：景公对贤臣和嬖臣"两用之，仅得不亡"。这里所记述的景公的三个大臣，晏子和梁丘据都见于《左传》，乃实有其人；那未，司马穰苴为景公之武臣，也不可能是虚构的。 由于《史记》之说影响巨大，并有较多的佐证，故信从司马穰苴是春秋景公时人者，亦为数不少。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在卷四引述《战国策·齐六》那段文字时，仅说"狐正议，之檀衢；陈举直言；杀之东闾".而把有关司马穰苴的内容全部删除。显然，他认为司马穰苴出现在战国齐王时，是甚为可疑而有悻事理的。鲍彪的《战国策校注》在《齐策》"司马穰苴为政者也"下注曰"田完之裔，为景公将，去此时远甚，盖误其名。"他认为司马穰苴是春秋时齐景公之将，而战国王时又出现一个司马穰苴，是《战国策》的编撰者把名字写错了。很多怀疑司马穰苴为春秋时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其事不见于《春秋左氏传》。但不见于《左传》的春秋时重要人物正多，孙武即是其中之一，司马穰苴当也属于同样的情况。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军事学著作，主张司马穰苴是春秋景公时人的越来越多。如张文达、维民著的《中国历代军事人物传略》，丁黄、章克著的《中国历代军事名人》，陈梧桐、苏双碧主编的《中国历代名将》，王成斌等主编的《中国一百个军事家》，郭汝瑰等编著的《中事史》（第四卷）.均以司马穰苴为春秋后期的军事家。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司马穰苴可能有两人；一是春秋齐景公时之将军，一是战国齐王时的当政者。梁玉绳《史记志疑》罗列了两种说法的材料，而对司马穰苴为何时人"未敢遽定".表现了他在考辨时的慎重态度。不过，战国说材料太少，仅有《战国策·齐六》的一条孤证，它很可能如鲍彪所说，因"误其名"而与春秋时之司马穰苴雷同。且战国时的司马穰苴，据《国策》云，是"为政者"，齐王把他杀了，其后果是"大臣不亲"。可知战国的那个"司马"，不是我们所要研究评述的齐国著名军事家，因此可置而不论。 春秋齐景公时的司马穰苴，其生卒年份已不可考知。据《史记》称；他是"田完之苗裔"。①田完即陈国的公子完，他在陈宣公二十一年（前672 年）奔齐，时正值齐桓公十四年。 从那时到齐景公元年（前547 年），中间经过了一百二三十年。 以20 年到30 年为一代计，从田完到穰苴，应该传了四五代。 可惜这四五代世系的名字及其事迹，也已无法查考。齐景公时，田氏的宗于是田乞。《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田厘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而穰苴显然是田氏宗族的支庶。从《史记》本传来看，在景公初年，穰苴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或者担任过基层的地方官；他又曾经应征入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或者担任过下层的军官。 ① 陈公子完奔齐后，并未立即改姓田氏。据一些史家考证，《史记·十二 诸侯年表》在"齐平公骛元年"下记；"齐自是称田氏。"这应是陈氏改姓田 氏的开始，其时为公元前480 年。自陈完至穰苴，陈氏尚未改姓。《史记》 以改姓后的称呼来追记田氏的前辈，称"田完"和"田穰苴"。为尊重《史记》 的习惯，今一仍其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晏婴荐举 齐景公即位后，对人民贪婪剥削，赋税苛重，刑罚残酷。春秋战国间，一般都行"十一之税"，即十分收获缴一分为税。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计算农民的收入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汉书·食货志》）而齐景公时，"民参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左传·昭公三年》），这就是说，人民劳动所得，三分之二都要缴公，自己只能得三分之一。其税率高达十分之六七，这实在使人民无法忍受。据说当时齐景公所聚的财物因积累大多，都腐朽生蛀虫，百姓中的年老者，因被搜刮殆尽而挨饿受冻。齐景公还好用断足的酷刑，于是市场上出现了"屦（鞋）贱踊（假足）贵"的现象。装上假肢的人们随处可见。对于景公的残暴统治，"民人痛疾"（同上）。由于政治的，人民的遭殃，齐军的士气不振，在对外战争中屡次失利。齐国的西面临近晋国，晋国在春秋时国力强盛，曾与楚国长期争霸；齐国的西北面与燕国（时称北燕）接壤，燕国在春秋后期也开始强大，与中原诸国接触频繁。《春秋·襄公二十九年》记："齐高止出奔北燕。"齐景公九年（前539 年），燕简公又出奔齐。到景公十二年（前536 年），齐为纳燕简公而伐北燕。晏子不同意这样做，他议论道："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贰。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左传·昭公六年》）但齐景公一意孤行。次年，燕赂以许多玉器，又嫁女与齐景公，齐国许和而还。从此，燕齐两国开启了衅端。大约在齐景公二十年（前528 年）左右，齐国受到了晋、燕两国的攻伐。晋国攻到了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甄（今山东鄄城县）一带，而燕国入侵到河上（当时的河水南岸，今河北沧州市和山东德州市以甫地区）。齐师不能抵挡，连遭挫败。形势危急，齐景公十分担忧。当时景公的大臣晏婴，心中也很焦虑。他平时和田穰苴比较熟悉，对穰苴的军事才能甚为赏识，深知在这国难临头的关键时刻.只有田穰苴出来才能挽回败局，解救齐国的危机。但是，穰苴属于田氏，而田氏正用给人民施舍的办法在争取民心。晏婴曾感叹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即田）氏"："其（指人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左传·昭公三年》）他担心姜氏的齐国将来要为田氏所篡夺。如果再让田穰苴出来担任大官，掌握军权，则田氏的势力就更大了。晏婴考虑再三，觉得现在大敌当前，还是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把宗族斗争可能会发生篡权的事暂时搁置一边。他毅然向景公荐举穰苴，说："穰苴虽然是田氏的庶孽，然而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听了晏婴的介绍，立刻召穰苴人宫，与语兵事，穰苴对于当时的形势，如何处理政治和军事的问题素有研究。他讲得头头是道，使齐景公听了十分高兴。景公立刻命田穰苴为将军，率领军队去抗击燕晋的入侵。田穰苴因为有晏婴的荐举，得以人见齐景公；他又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博得了景公的信任。从晏婴介绍的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成熟程度，以及景公与语大悦，立刻命他为将军带兵出征的情况来看，那时他大约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斩监军庄贾 从一个普通的平民和下层士兵，一下子提拔为将军，成为显赫的高官，掌握了国家重要的军事权力，率领着一支相当数量的军队，去抗击外敌的入侵，穰苴自知这样的提升和任命大突然，一个人难以担当如此的重任，完成巨大的使命。他希望有一个监军来做他的帮手，与他合作并进行监督。他对景公说："臣素卑贱，君擢之间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景公答应了穰苴的请求，便派了一个自己平时宠爱之臣庄贾，作为监军，与穰苴一同前往。齐景公的宠臣庄贾，依靠花言巧语、胁肩谄笑，博取齐景公的喜爱，获得了高位厚禄。他平时一向养尊处优、自由散漫。穰苴深知庄贾的为人，觉得他不适合担任监军之职。但景公既然已经任命，穰苴也不宜再加拒绝。他辞别景公后，便与庄贾相约："明日日中时分，在军门会面。"翌日，穰苴早早地先驰至军中。他预料庄贾不会准时赴约，便在军门处立木为表以视日影，又装上漏壶，以漏水的到度看时间，等待庄贾的到来。庄贾做惯了达官贵人，以为自己是监军，去得迟些别人奈何他不得，所以心中不急。当时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为了奉承他，都来为他送行。庄贾便留在那里饮酒作乐。到日中时分而庄贾不至，穰苴就放倒木表，决去漏壶之水，进入军营，集合军队，开始整训，并向军队申明纪律，强调对于违反军纪者要严惩不贷。在军队经过整训和宣布纪律之后，到傍晚时分，庄贾才慢悠悠地来到军营。 这时，穰苴怒不可遏，他责问庄贾："为什么约期而后至？"庄贾则嘻皮笑脸地回答说："敝人因有大夫亲戚相送。留在那里告别.故迟。"穰苴听罢，义正辞严地指责道："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整队则忘其亲，操杆击鼓时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困守于边境，亟待救援。国君为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安危。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如何还能为亲友相送耽误时日！"接着。穰苴召来负责执行军法的官吏军正，间道："军法，约期而后至者，如何处置？"军正严肃地回答："当斩！"庄贾听到此言，大为恐惧，急派人驰报景公，请求援救。在驰报景公的使者还没有来得及返回的时候，穰苴为严肃军纪，来一个先斩后奏。于是，便把监军庄贾斩首示众，并宣告于三军。三军士卒受到极大震动，深感军纪的威严，个个战栗肃穆。 过了一会，齐景公的使者驰人军中，他拿着符节来赦免庄贾，向穰苴申告，穰苴毫不理会，指出："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他又问在一旁的军正道："松懈三军之法，罪当如何？"军正又曰："当斩。"景公的使者听后大惧、他想不到穰苴对国君的使者也敢于冒犯。穰苴思考了一下，决定换一个变通的办法，说"国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杀使者的驾车人，同时砍去马车左边的立木，杀掉拉车的马中最左的一匹，以示对景公使者的惩戒，并把这个处罚决定又宣告于三军。为了对国君有个交代，穰苴随即派使者将这件事的处司决定还报齐景公，然后集合军队，踏上抗御外敌人侵的征途。在对待监军庄贾误期失约事件的过程中，穰苴对国君的宠臣执法如山，依法处决，毫不妥协徇情，搞下不为例；对国君姑息养好的赦令，穰苴也无所畏惧地加以拒绝，井对其使者进行了严厉的惩戒。穰苴开始任将军，初来乍到，这一举一动，都看在士兵们的眼里，使他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再也不敢对军令有丝毫玩忽；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有这样一个不畏权贵，严格执行军纪的将军来指挥作战，一定要齐心合力，奋勇向前，再也不能松松垮垮，胆怯畏缩。这就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以后的战争中击败来犯之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历来有不少学者，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如近代的崔适认为："穰苴斩君之宠臣，与孙武杀王之爱姬，如此矫激之风，春秋时所未有。盖亦寓言，非事实也。"（《史记探源》卷七）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春秋后期，齐国的田氏欲篡守姜氏国君的政权，晋国的六卿正分割姬氏国君的上地，鲁国的三桓可任意摆布国君，以下犯上、弑君逐君之事频频发生，怎能说"矫激之风，春秋时所未有"？况且，将军带兵作战，军纪的严格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穰苴、孙武等军事家正是以斩杀国君之宠臣、爱姬为手段，严肃全军的纪律，提高将军的威望，从而使全军官兵受到极大震惊，对他们进行一次活生生的军纪教育。由此看来，穰苴之杀君宠臣与孙武之斩王爱姬，都是完全可能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却晋燕之师 在行军向边境进发的路上，穰苴来回奔走于部队中间。对于士卒住宿的条件，饮食的方便与卫生的状况，士卒的疾病和医疗措施，都一个个亲自过问。特别是他把将军应得的全部俸禄与食品，拿出来与士卒共同享受。他与士卒平分粮食，自己所得与最赢弱者差不多。对于有病的士卒，他尤其关怀备至，让他们多休息，用最好的药物给予治疗。经过三天的行军，穰苴与士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于是，他再一次整顿军队，了解士卒中有什么困难，哪些人不能出战。在穰 苴关怀士卒的精神感召下，部队士气高昂，一些有病的士卒纷纷要求上战场，争奋而出，为之赴战杀敌，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晋国入侵之师，听说穰苴率领大军前来抗击，其军容整齐，军纪严格，个个奋勇争先，气字轩昂，自知不能抵挡。就主动罢兵归去；燕国入侵之师，闻知穰苴亲率大军奔赴边境，其上卒争奋要求赴战杀敌的消息，也感到难以对付，便主动向西北撤退，渡过河水而其兵自解。于是，穰苴就率军乘胜追击，直至夺回齐国失去的全部土地，到达齐燕原来的疆界，才引兵而归。穰苴以他严格执行军纪和关心爱护士兵的治军方法，激发了士兵奋勇赴战杀敌的热情，从而使入侵来犯之敌闻风畏怯，齐国很快赶走了入侵者，收复了失地。 这一次齐国在景公时击退晋燕入侵之师，此事仅见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但在《左传》中却只字未提。因而，历来不少学者也怀疑它是虚构的。这里可能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是《左传》的漏记。因为晋燕之师入侵齐国，时间较短，很快就被穰苴率领的军队赶跑，没有酿成大的战争，故《左传》疏略了。二是司马迁别有所据。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曾游历名川大山，搜访遗闻轶事，而山东齐鲁之邦，正是他逗留较久的地方。他并"纳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大夫公自序》）.所见的文字资料亦较现在为丰。除《左传》外，他当参考了其他一些史书杂记。况且，《左传》不载之事，见于其他史书者正多。如《国语·齐语》云，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者，莱、芭、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这些事，《左传》中都没有记载。显然，《左传》不可能把春秋时代的所有战事统统记人而没有遗漏。再说，田穰苴深通军事，他被齐景公提拔重用，总要经过一些战事的考验，而击退晋燕的迸犯正是他指挥的重大战事之一。由此推断，穰苴率军把晋燕入侵者赶跑，《史记》的叙述应该是可靠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尊为大司马 穰苴引兵归国，在齐都临淄郊外，他下令把兵器全部收藏起来，解去盔甲等武装，并举行效忠国家和君王的宣誓仪式，而后才进入齐都。穰苴的这一举动，正是履行他自己的主张："军容不入国"（《司马法·天子之义》）。在他看来，治国应该以仁义，而治军必须以勇力。如果军客人国，则国内以勇力相陵，国家就会大乱。 听说穰苴率领的军队正凯旋而归，为了表示对三军将上的敬重和这次胜利的庆贺，齐景公与政府的重要官员到都城郊外来隆重迎接。他们向三军将士表示慰问，举行了热烈的欢迎礼仪。然后，一队队解除盔甲、藏好兵器的齐军，返回到他们原来的宿营地。景公特地安排了与穰苴的会见，对攘直击退晋燕入侵、挽救危急局面的功劳，大加赞许；并决定尊穰苴为"大司马"，让他掌管全国的军事，以嘉奖他在这次事件中的特殊功勋。 齐国有没有"大司马"的官职、历来也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梁玉绳《史记志疑》就在"穰苴尊为大司马"一语下注云："案：此语不可信，齐亦恐无大司马之官。"其实，在春秋时期，一些国家的官制，往往在"司徒"、"司马"、"司空"等卿官前面加一"大"字，以表示其职位的显要和尊贵。 如宋国就有"大司马"、"大司徒"、"大司寇"的职称。楚国也有"大司马"。《左传·襄公十五年》记："子冯为大司马。"后来其子芳掩继任"大司马"之职。《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载："晋士为大司空。"然则晋国又在"司空"职上加一"大"字。齐国官职，史书记载甚少。《史记》所叙穗直困功勋卓著而被破格"尊为大司马".当亦有所依据，是符合春秋时期一些国家官制的习惯的。原来属于田氏的穰苴，被命力"大司马"后，世人就称他为"司马穰苴"。他是晏婴所推举的，两人仍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自此，晏婴管理文事，而司马穰苴负责武事，成为景公中期两位职权最高的文武大臣。景公十分信任晏婴和司马穰苴，曾说过："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说苑·正谏》）由于穰苴被命为大司马，掌管全事，田氏在齐国的势力更加壮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六、蒙怨而殁 齐国卿大夫之间的倾轧斗争，由来已久。春秋初年，国氏、高氏世代掌握齐国的政权，成力齐国的世卿。国氏、高氏都是齐国国君的支庶，他们作为世卿，是周天子所任命的。周襄王曾对管仲飨以上卿之礼，管仲辞曰："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左传·僖公十二年》）可见国氏、高氏在齐国的显赫地位。管仲并拟订"制国"的方案曰："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于之鼓。"（《国语·齐语》）显然，国氏。高氏己与国君（"公"）平起平坐，各掌握着国家三分之一的军队，其权势竟与国君鼎足而立。在齐国还有许多领有封邑、有权有势的卿大夫。自陈公子完避难来到齐国后，陈氏（后改称田氏）在齐国也领有封邑，并有自己的私属军队，参加了卿大夫之间的角逐。田氏先以自家的大量器贷出粮食，然后以公家的小量器收进，它用这样的施舍手段给民众实惠。借以宠络人心；田氏又使自己市场上的物价相当便宜，以此招徕附近的民众，使人民都流向田氏的采邑中。在军事上。田氏又与鲍氏联合，采用先发制人的战术，击败了齐惠公的后裔栾、高二氏。田氏把获胜而分得的田产"尽致诸公"。由是，齐景公之母"穆盂姬为之请高唐"（《左传·昭公十年》）。田氏在获得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以后，其势力日上。现在，田氏中的穰苴又任为大司马，掌握了全国的军队。这件事不仅使一向与田氏对立的高氏。国氏怀恨在心。不能容忍，而且使原来与田氏取联合态度的鲍氏，也感到其势力的威胁。 由于田氏的势力发展过快，咄咄逼人，引起了高氏、国氏以及鲍氏的嫉恨。为了抑制和排挤田氏的势力，高氏、国氏和鲍氏联合起来，一同到齐景公那里去讲穰苴的坏话，对穰苴造谣、中伤，污辱他的人格，低毁他的品德，甚至说他要谋反，篡夺景公的政权。 昏庸的景公在高氏、国氏和鲍氏一片陷害穰苴的攻击声中，没有自己的主见，糊里糊涂地罢了穰苴的官，把穰苴赶出宫廷，退回到平民百姓中去。胸怀大志的稷直，在被晏婴荐举当了齐国的将军，又因击退晋燕进犯之功而提升为大司马后，原想兢兢业业，改革齐国的军事、政治，为齐国的强盛而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但局势的发展却事与愿违，他不幸被卷人到卿大夫各宗族之间的斗争中去，被其他宗族官吏的语言所陷害，落得了一个罢官免职、被逐出宫廷的结局。此后，他只得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到著书立说中去。他根据自己平时的研究心得，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军事实践，埋头撰写，努力去完成他的兵法著作。 无端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突然遭到的排斥革职，满腹经纶无法去实施，对国家局势前途的顾虑，使穰苴忧心如焚，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终于得了不治之症，抑郁而死。其时大约在齐景公三十年（前518 年）左右，穰苴可能年仅40 多岁，不足50 岁。一个才华出众的军事家司马穰苴，在齐国横遭陷害致死，使孙武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是他离开齐国，出走到吴国的直接原因。 自穰苴死后，田氏之族田乞、田豹之徒更加怨恨高氏、国氏。齐晏孺子元年（前489 年），田乞与鲍牧及诸大夫联合。大败国夏、高张之军（《左传·哀公六年》）。齐简公四年（前481 年），田氏之徒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到齐平公五年（前476 年），"齐国之政皆归日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至此，齐国卿大夫之间的倾轧斗争，以田氏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可惜司马穰苴，他无意参加卿大夫各宗族问的斗争，却做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七、遗著与《司马法》 司马穰苴有没有遗著流传下来？《司马法》是怎样的一部书？它是如何编纂而成的？它成书于什么时代？它在流传过程中有什么变迁？今存《司马法》五篇是不是古代《司马法》的残本？司马穰苴与《司马法》的关系如何？《司马法》能不能代表司马穰苴的思想？上述这些问题，由于年代的久远，材料的零星和残缺，历来为学术界所争论和疑惑。为弄清事实的真相，试一一加以辨析之。 （一） 春秋以前已有《司马法》司马是古代掌管军队和军赋的高官，西周初年已经设置。《尚书·牧誓》载武王在牧野告诫全体伐纣的官兵说："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由此可见，三司（司徒、司马、司空）在"御事"的政府官员中地位极高。"司马"在西周金文中更是习见的官职，在不少铭文中，'，司马"还是西周册命礼中的"右"者，如《师奎父鼎》、《走簋》、《师俞簋》、（谏簋》等。①既然"司马"是西周掌管军事的高官，于是习惯上，就把有关军事的法制称为"司马法"。《周礼·地官·县师》记："若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及马牛、车辇，会其车人之卒伍，使皆备旗鼓、兵器，以帅而至。"郑玄庄"受法于司马者，知所当征众寡。"《周礼·夏官·司兵》又记："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及其受兵输，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把，授舞者兵；大丧，（兴）五兵；军事，建车之五兵；会同，亦如之。"郑玄注："从司马之法，令师旅卒两人数，所用多少也；兵输，谓师还，有司还兵也；用兵，谓出给卫守。"《周礼》一书虽然编纂的时代较晚，但其中所记的许多制度，都是参照西周春秋的原貌撰写的。从上述引文可知，当时有关军事方面的行动，诸如军旅、会同、田役、授兵、还兵、出卫守、祭耙、大丧、建车等，都要"受法于司马"、"从司马之法以颁之"。 这样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一套固定的军法、军礼制度。把这套制度记载下来，就成为《司马法》一书。在这本书中，既然有军法、军礼的各种制度的叙述，也就会有如何对待军事行动的思想。它的作者不会是一人，很可能是历朝的司马官或其他官吏陆续编成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称："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大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又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汉书·艺文志》论述兵家的沿革，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易》日：'古者弦木为弧，判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铄）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从以上论述可知，在司马迁和班固看来，《司马法》之书在春秋之前早就有了。他们甚至认为："自古王者"，在"汤。武受命"或者"大公"以前，早已有《司马法》的存在。这未免失之太早。《司马法》形成为书。大概下会早于西周。故陈师道说："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后山集·拟御试式举策》）王应麟也说："古者《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清人沈钦韩考证曰："《博物志》云：《司马法》，周公所作；是其始耳。"（均见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传闻《司马法》始为周公所作，实在是极不可靠的，但由此也可见其原来成书之早。① 详见杨善群《西周公卿职位考》.《中华文史论丛》1989 年第2 期。 （二） 齐威王时所编的《司马穰苴兵法》 大约春秋以前流行的《司马法》，到战国初年已经散乱或亡怯，因此齐威王又组织人力，重新进行编集。《史记·司马稷直传》叙述此事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从这段叙述可知，"古者《司马兵法》"这部书当时已不复存在，故齐威王只得使稷下学宫的"大夫"进行"追论"。所谓"追论"应该是追忆往事，重新论述。在追论过程中，也必然会加以补充修订，使之更加完善，至于为什么要"附穰苴于其中"，它的原因不外乎这样两点：首先，是由于司马穰苴对古《司马兵法》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有关于《司马法》的阐述、解释、引申、发挥的文字。司马迁就说过："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史记·大夫公自序》）这些"申明"《司马法》的文字，附于追论的《司马兵法》中，当然能加深对这部古兵法典籍的了解。 再说，司马穰苴作为一个有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他本人生前肯定也撰写过一些军事著作。但是由于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郁郁不得志，临终又发疾匆匆去世，因此他的军事著作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而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断的札记。《史记》本传云："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仿）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可见司马穰苴是有一些用兵的方法流传下来的，齐威王曾运用过它而使军威大振。这些"穰苴之法".不唯是口头流传，当也见诸文字。穰苴的这些兵法著述，一是因为它见解精辟，对战争实践有指导作用；二是因为它与古《司马兵法》有继承关系，对其中一些过时的战法作了发展；三是因为它零星、片断，容易散失，把它附在追论的古《司马兵法》中，既可以对《司马兵法》有所补充、发明，又可以使穰苴的兵法得以一起流传。由于齐威王时所编的这部书，是把"追论"的古《司马兵法》和穰苴的"申明"文字及其本人的兵法著述，二者合纂在一起，故其名称也就叫作"《司马穰苴兵法》"。 显然，齐威王召集稷下学宫的大夫编纂的《司马穰苴兵法》，是在战国初年对古代军法、军礼制度进行回顾、追述、并结合当时形势加以补充、发展的新书。它的编纂原因，应该是由于古《司马兵法》的散失，为了抢救古代的军事文化遗产免遭毁灭。而从其追论的内容要求尽量完善，井把穰苴的阐发文字及其兵法著述也附在其中来看，这一次重新编订。加进了许多诠释和补充的内容，使古《司马兵法》重放光辉，使司马稷直的兵法著述也得以纂集而保存下来。它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三） 汉唐间流行的《司马兵法》 齐威王时所编的《司马穰苴兵法》，在汉代甚为流行。其书名已简称为《司马兵法》，而把"穰苴"两字省去。《史记·司马穰苴传》赞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这段赞语，司马迁虽说对《司马兵法》因"世既多"而"不论".但他还是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首先，这本书内容庞杂，编进了许多怔伐以外的事；至于它的文章，亦繁芜拖沓，不甚精彩；《司马兵法》中还谈到"揖让"之礼，这是司马穰苴不可能论及的。总之，司马迁对汉代流行的这本《司马兵法》，印象不佳，觉得它未能尽如人意。《汉书·艺文志》在"礼"类中，著录有"《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又在"兵权谋"类下自注曰"出《司马法》人礼也。"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原来在刘歆《七略》中，《司马法》是被列于"兵书略"的，但班固认为《司马法》中大多是关于军礼的内容。因而他改变了刘欲的归属类别，把《司马法》出兵而"人礼"，又在《司马法》前加上"军礼"二字。班固的这种改动，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本是不奇怪的。清人梁章矩说："《汉志》兵权谋十三家，形势十一家，阴阳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独以此书人礼类，盖其时去古未远，所言多与《周官》相出入，足当五礼之一。"（《退庵随笔·知兵》）黄以周撰《军礼司马法考征》，辑录大量《司马法》中有关礼制的文字，其用意是："裒人（集）佚文，怔成其义，欲以备五礼之一。"可以想象，齐威王时编成《司马穰苴兵法》之后，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又加进了许多与古代军事有关的东西，因而其篇幅多到"百五十五篇"；其中特别增多了古军礼的内容，故西汉时司马迁已感叹"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揖让"之礼穰苴"何暇及"？逮至两汉问依内容对此书进行归类，刘散人"兵"而班固改人"礼"。 从汉代各家所引的文字来看，当时流行的《司马法》，其内容十分丰富。《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力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这是叙述古代在井田制下的征军赋之法，出车徒之数。《周礼·地官·乡师》郑玄注引《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日胡奴车，周曰辎车。"这是叙述历朝"辇"（用人推拉的载军器的车）的情况。《周札·地官·鼓人》郑注引《司马法》已"昏鼓四通为大，夜半三通为晨戒，旦明五通为发响。"这是叙述军中击鼓的顺序。《周礼·夏官·大司马》郑注引《司马法》曰："上卜下谋，是谓参之。"这是叙述军中如何卜谋的情况。《周礼·夏官·司勋》郑注引《司马法》曰："上多前虏。"这是讲战功何者为"上"。《说文·耳部》引《司马法》曰："小罪，中罪刖，大罪到。"这是论军中处罪之法。《左传·成公七年》杜预注引《司马法》曰"车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左传·昭公元年》孔颖达疏载，服虔引《司马法》云："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五乘为伍，八十一乘为专，二十六乘为参，二十五乘为偏。"这是讲车数的别名。《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孔颖达疏载。服虔引《司马法·谋帅篇》曰："大前驱启乘车，大晨淬车属焉。"这是讲车队的前后连属。上述各家所引《司马法》之文以及《谋帅篇》篇名，都是今传本《司马法》所没有的。可以想见，汉代流行的这"百五十五篇"《司马法》的容量之大。有人推断：《汉书·刑法志》所载古井田出车之法甚详，其文盖出于《司马法》。"（姚鼐《惜抱轩文集·读<司 马法〉、〈六韬>》）这是完全可信的。《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备，谓之乘马。"（《诗·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即与《汉书·刑法志》相同，显然为《汉志》之所本。 至唐代，《司马法》已佚失较多，从"百五十五篇"减少至"数十篇"。 《李卫公问对》卷上载李靖曰："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该书又载唐太宗问："《司马法》首序狩，何也？"李靖在讲了一通道理之后，答已"故首序鬼狩，不其深乎！"从以上记载可知，唐代流行的《司马法》，时人又称它"为《司马穰苴书》，其中当然包括穰苴的著述。它的数十篇内容仍相当庞杂，故李靖认为《汉志》对兵家所"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当时的《司马法》首序鬼狩，也是今传本所没有的。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流行的《司马法》还有注解本。《孙子·地形篇》杜牧注引《司马法》曰："选良次兵，益人之强。"又引注日："勇猛劲捷，战不得功，后战必选于前，当以激致其锐气也。"唐宋问一些类书，如《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所引《司马法》皆有注。关于注《司马法》者的姓氏，《御览》卷三三九引古《司马兵法》"迭战则久，皆战则强".文下注称"孪氏日"；而《文选》钟士季《檄蜀文》注引《司马法》文后，又称"曹操曰"。然则当时注《司马法》者以李氏较为著名，而其始作注者可以上推到曹操。 还应当指出，唐宋以来由于《司马法》一书的散佚，篇数无多，有不少人就认为此书是司马穰苴一人所撰。如《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三卷，齐将司马穰苴撰"：《旧唐书·经籍志》又已"《司马法》三卷，田穰苴撰。"《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记均同。这是不正确的。"《四库提要·司马法》已经对之作了辩驳："是书乃齐国诸臣所追辑，隋唐诸志皆以为穰苴所自撰者，非也。"其实，说它完全是"齐国诸臣所追辑"而没有"穰苴所自撰"，亦不确切，因为其中附有司马穰苴"申明"《司马法》的文字以及他自己的兵法著作，齐臣追辑和穰苴之作二者是混杂在一起的。 （四） 今存《司马法》的真伪 人宋以后，《司马法》的散秩更加严重。陈师道议论说："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亦非齐之全书也。"（《后山集·拟御试武举策》）元丰中定《司马法》为"武经七书"之一，已只有今存的五篇了。现在的问题是，今存的五篇是齐威王时所编辑的《司马攘直兵法》的残本，还是后人的伪托？清人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说："当时百五十五篇。《隋志》作三卷，不分篇，已亡矣。今此书仅五篇，为后人伪造无疑。"姚鼐也认定今传本为伪作，其论已"任宏以《司马法》百五十五篇人'兵权谋'，班固出之以人'礼经'，太史公叹其'闳廓深远'，则其书可知矣。世所传者，泛论用兵之意，其辞庸甚，不足以言礼经，亦不足以言权谋也。??盖古书亡失，多在汉献、晋惠愍问，而好为伪者东晋以后人也。"（《惜抱轩文集·读<司马法〉、〈六韬〉》）龚自珍也对今传《司马法》表示"深疑"，"并质六疑"（《定盒文集补编·最录司马法》）；康有力更认为《司马法》"亦（刘）歆之伪书"（《新学伪经考》卷三上）。可见在清代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大多数学者都不信今传《司马法》是齐威王时编辑的旧书，而肯定其为后人所伪造。实际上，它确是先秦古籍之残存本，其理由如下：第一，汉时所引《司马法》的不少文字，见于今传本。如武帝时主父偃上书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见于今传本《仁本》篇。武帝时"制"引《司马法》日："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汉书·胡建传》），见于今传本《天子之义》篇。元帝时刘向上疏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力善之利也"（《汉书·陈汤传》）；徐于《中论·赏罚》篇引《司马法》已"赏罚不逾时，欲使民速见善恶之报也。"而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篇作："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刘向、徐干所引都与今本《司马法》略有出入，二人各引对了半句，合起来正是全句。《左传》贾逢注引《司马法》"从遁不过三舍"（《史记·晋世家·集解》引），见于今传本《仁本》篇（"从遁"作"纵绥"）。《周礼·夏官·大司马》郑玄注引《司马法》已"得意则悄乐、恺歌，示喜也"，见于今传本《天子之义》篇（少"恺乐"二字）；《周礼·夏官·司右》郑玄注引《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见于今传本《定爵》篇。此外，《诗·小雅·六月》毛传曰："夏后氏日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此语见于今传本《司马法·天子之义》篇，当是《诗毛氏传》引用《司马法》之文。如此多的汉代人引用的《司马法》文，见于今传本五篇之中，这不是偶然的。它有力他说明，今传本为汉代流传本的残存者。 第二，今本《司马法》阐述的作战方法，符合春秋以前的战争状况。今本《司马法·仁本》篇说"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追逐退却之敌）不过三舍"，"成列而鼓"。同书《天子之义》篇又说："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驱，车不弛，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同书《定爵》篇曰："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凡陈，行惟疏，战惟密"。《严位》篇又曰："凡战之道，??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察名实，立进俯，坐进跪"；"舍谨兵甲，行慎行列，战谨进止"。以上所论述的，基本上都是西周和春秋前期的战术要领：其中只讲"车"和"徒"，而绝没有骑兵。据史籍记载，西周时期在战车后隶属的步兵，采取整齐的方阵形，它要求行列不乱，步伐一致，动作协调。《尚书·牧誓》载武王伐纣时在牧野前线告诫作战的士兵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代、七伐，乃止，齐焉。"行进六七步，做四至七个杀伐动作，就要暂停而调整一下，这样的作战方法，在追逐敌人时必然要求"逐奔不远"、"逐奔不逾列"。所谓"虽交兵致刃，徒不驱，车不驰"，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当时战争的事实。正因为采取整齐队形的作战方式，故在双方相遇时，要求"成列而鼓"。春秋前期宋楚泓之战，宋襄公还是恪守古时的信条"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因而败北。《汉书·艺文志》论兵家的演变时说："自春秋至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而上引今本《司马法》所载的作战方法，明显地是属于西周和春秋前期的，当是齐威王时所追论的古《司马兵法》的内容，不是后人所能伪造的。 第三，从今本《司马法》全书的主导思想和文词语句来看。它应该是先秦时期的残存品。今本《司马法》以《仁本》篇冠首，篇中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其次为《天子之义》篇，篇中又说："古者??以礼为固，以仁力胜。""大捷不赏，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则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下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汉书·艺文志》论述《司马法》曰："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上引今本《司马法》开首的《仁本》、《天子之义》两篇，其思想正与《汉志》所述相合。同时，今本《司马法》文词简古，语句精短，也很像是战国初期追述春秋前事的语气。近人顾实论今本《司马法》说："观今虽残峡无多，而文词亦庶几近之。《隋唐志》题司马穰苴撰，清《四库》据《史记》本传，正为齐国诸臣所追辑，非穰苴撰者，是也。"（《重考〈古今伪书考〉》）他从文词方面，论定今本《司马法》就是《史记》所述《司马攘直兵法》的"残帙".其说可从。 不过，在今本《司马法》中，也有一些内容是讲究变诈之木的，如《严位》篇说"凡战：击其微静（因微弱而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闭暇挑逗）；击其大惧，避其小惧（小心谨慎）。"《用众》篇又说"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待则循而勿鼓，待（敌）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凡战：（用）众寡以观其变，进迟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淬），致其屈，袭其规（整齐），困其不避，阻其图（谋），夺其虑，乘其慑。"以上所论的战术，与前引古《司马兵法》所采取的整齐方阵"定行列、正纵横"的作战方法迎然不同。陈师道认为，今本《司马法》中"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等内容，是"穰苴之所知"（《后山集·拟御试武举策》）。这是很可能的。它应该是《史记》本传所说，齐威王用兵行威时所仿效的"穰苴之法"，附于古《司马兵法》中的《穰苴兵法》。 至此，今本《司马法》中含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齐威王召集"大夫"追论的古者《司马兵法》.一部分是附于其中的《穰苴兵法》，此事已经昭然大白。在这两部分内容中，第一部分古《司马兵法》，司马迁早就指出"穰苴能申明之"（《史记·大史公自序》），它应该属于司马穰苴思想的一部分。而从现存《司马法》的体例来看，穰苴"申明"《司马法》的词句与原《司马法》的内容已融为一体。另一部分《穰苴兵法）.是司马穰苴对兵法理论的发展，当然更能代表他的军事、政治思想。 这两部分内容，何者为古《司马兵法》及穰苴申明的部分，何者为攘直自著的兵法，虽然有些地方比较清楚，但在大部分场台，要给以确切的区分是佰当困难的。自宋明以来，不断有人认为，今存《司马法》的五篇中，前两篇辞简意正，当为古者《司马兵法》；后三篇辞涩意诡，当为《穰苴兵法》，如明人杨慎分析今本《司马法》说："按前二章所述，颇台王者征伐之法，已后皆涉诡橘权谋。"（归有光《诸子汇函·司马子》引）李蛰在《七书参同·司马法》中又说："《司马法》本成周时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之后，有以《定爵》三章远诡，指为《穰苴兵法》。"近人陈毅夫也议论：今本《司马法》中，"《仁本》、《天子之义》二章，所述颇合王者征讨之法；而《定盼以后三章，文词艰涩，旨意诡橘，不免为季世权谋之论，无惑乎后人竟指为《穰苴兵法》也。"（《中国古代军事学》第247 页， 1929 年版）这样把前二篇定为古《司马法》，而把后三篇看作《穰苴兵法》的论断，虽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绝对。例如第四篇《严位》述："定行列，正纵横，??誓徐行之"，分明属于古战法；而首篇《仁本》有云："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主张在战争中可以灵活机动地进行"权"变，这就很难说是古《司马法》之意，而不是穰苴之论了。 鉴于此种难于分解的情况，我们且把今本《司马法》的两部分内容，一是他申明过的，一是附录他自撰的，都当作司马穰苴的思想来论述，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司马穰苴的军事理论、政治主张与哲学思想 今存《司马法》虽然只有五篇，总共下到3000 字，但其中已经总结了相当丰富的军事理论，表明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同时也阐发了一些朴素的哲学观点。这些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司马穰苴的思想。它在中事、政治、哲学思想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总结战争经验的军事理论 《司马法》中论述战争规律和军事理论，大多是一些零星的片断。其中，有的是追论古代的，有的是总结当代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是，它已构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的地方辽讲得相当精彩，是弥足珍贵的。 （一〕将官统享军队的要领 司马穰苴对于将官如何统率军队，有一套相当成功的经验。这套经验是从古代和当代时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大致有以下四个要点： （1）将帅应具的五种品质。在研究古代和当代军事实践的过程中，司马穰苴认为，将帅带兵作战、应当具有仁、义。智、勇、信这样五种品质。有了这五种品质，就能在作战时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胜。他说："仁见亲，义见说（悦），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仁本》）《群书治要》卷三十三引此文有注什"将有五村，则民亲、悦、恃、方而信之也。"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将官仁爱，士兵就亲近他；将官讲道义，士兵就喜欢他；将官有智谋，士兵就依赖他；将官勇敢，士兵就向往他；将"宫讲信用，士兵就相信他。倘若如此，将帅得到士兵的衷心拥护，就能形成巨大的战斗力量。谈到将帅须具的五种品质，司马穰苴又说："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严位》）他强调，将帅对于人民（士兵），应以仁救其难，以义激其战，以智决其疑，以勇使其斗，以信专其心。故将帅"心中仁，行中义，堪物智（堪理万物之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如此对待人民，就能"说（悦）其心，效其力"（同）。司马穰苴关于将帅应具仁义智勇信五种品质的阐解，是古代军事理论中这一方面议论的滥筋。它启迪了孙武"将青，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和孙膑关于将帅应具"义"、"仁"、"德"、"信"、"智"（《孙膜乓法·将义》）等五种品质的论述。虽然司马穰苴与二孙子对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大同小异，但其开创发之功，是应该记在穰苴的名下的。 （2）将与卒的服从关系。在军队中，上级对下级要能指挥自如.而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命令。司马穰苴把全军比作一个人，阐述说："将军，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定爵》）这里的"卒"，是百人的队伍，泛指军队的中层组织；"伍"是五人的小队，泛指军队的基层组织。《周礼·小司徒》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将军对"卒"，要像身体之使四肢；对"伍"，要像肢体之使指头一样。他认为，在军队中将宫要"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同上）.即要随心所欲地驾驭军队而没有阻隔。他又指出："凡胜，三军一人胜。"（《严位》）这里的意思很明显，全军组织得停一个人，就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否则，是难以应付战争的。司马穰苴告诫说："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厌（厌令）、慑（慑敌）、枝（分散）、柱（胶柱）、诎（屈抑）、烦（烦扰）、肆（放肆）、崩（崩溃）、缓（迟缓），是谓战患。"（《定爵》）显然，军队中官兵不和，指挥不灵，肯定要吃败仗。 （3）将官的表率作用。将帅要士兵服从，不能一味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将帅要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下级官兵。司马穰苴一再强调；"凡战，敬则谦，率则服，上烦轻，上暇重"；"上同无获，上专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胜"。（《严位》）这就是说，将官恭敬谨慎，则战事常能顺心如意；将官正身率下，则士兵就能心悦诚服。将官烦恼急躁，则兵势轻弱；将官闲暇冷静，则兵势坚重。将官智与众同，则战事无功；将官独断，则战事常遭惨败而多死亡。将官抱必生之心，则计不能决而多疑虑：将官抱必死之心，则是无谋的蛮于，因而下能取胜。可见，将官的一举一动，一育一行，对士兵的影响极大，对战局至关重要。司马穰苴对将官在军队中的行动，还告诫道："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战；则誓以居前，无复先术。"（同上）这就是说，战胜则与下级官兵分旱成果，战不胜则引咎自责：复战则带头发誓，并居于军队前列，但下要再采用先前的失败之术，而必须总结经验，另谋新的策略。将帅这样谦虚谨慎。身先士卒，就能在军队中形成良好的风气，使广大官兵心情舒畅，奋力作战。司马穰苴这一套重视将官表率作用的理论，不但反复阐述，而且身自行之。晏婴在向齐景公荐举穰苴时，说他"文能附众"，这一定是有事实根据的。在却燕晋之师的过程中，他"身与上卒平分粮食"，对于士卒的营舍、饮食、疾病，他"身自柑循之"（《史记》本传）。由于将军这样的表率作用，才使他带领的军队人人争奋，取得出色的战果。 （4）严军法，重赏罚。为使军队形成良好的风气，服从上级的命令，一定要制订严格的军法，进行从重从快的赏罚。司马穰苴指出："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严位》）"赏不逾时，欲民速得力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天子之义》）显然，从重从快的赏罚，能鼓舞士气，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消除不守纪律的歪风邪气。司马穰苴认为，这样做并能"约法省罚".因为"小罪乃杀，小罪胜，大罪因"（《定爵》）。他的意思是，犯了小罪就斩杀，人人惧怕小的罪过而不敢触犯，大罪因而也就无从滋生了。这与战国时法家主张的"以刑去刑"（《商君书·去强》），其思路是一样的。当然，"小罪乃杀"也是有缺点的。明人方初奄说："小罪则杀，是稷直之惨刻处。"（《诸子汇函·司马子》引）它会造成军队内的恐怖情绪。因此，使用时必须谨慎。司马穰苴还认为，军中执法，必须一视同仁，不能专断滥施。他强调："凡军，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日法。"（《定爵》）其意是说，将军从一己之私出发，只对下级用法惩治，这只能叫做"专"制；将军与下级共同畏法，违反军法者都要制裁，这才是真正的"法"治。对于将军带兵要严格执行军法这一点，司马穰苴也身体力行。他在初当将军，率军出征晋燕时，处决"期而后至"的监军庄贾，就是他实践自己理论的有力例证。 （二）　战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司马穰苴认为，战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今存《司马法》论述战前的准备工作，大致有如下几项： （1）定爵位，申教令。司马穰苴指出："凡战，定爵位。著功罪，??申教令。"（《定爵》）所谓"定爵位".是明确各级军官的高低和职责，使军队统辖有序，在战争中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著功罪"，是表彰军队各部过去的功劳和警戒过去的罪过，使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申教令"，是对部下加强教育，使其听从命令。司马穰苴认为："教惟豫（预）"（同上），即教育必须在战争前预先进行，让士兵长期受到遵守纪律和军人道德的教育。他进一步强调："凡战之道，教，约人轻死；道（导），约人死正。"（《严位》）这就是说，战前的教育进行得好，可以使士兵勇敢杀敌，视死如归；战前的引导工作进行得好，可以使士兵为正义而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2）完善天、财、众、地、兵诸条件，司马穰苴申述："顺天、阜财、悸众、利地、右兵，是为五虑。"（《定爵》）他强调，战前要考虑完善"天"、"财"、"众"、"地"、"兵"五种条件。对于如何处理好这"五虑"，他进一步解释说"顺天"，就要"奉时"，即选择最合适的天时出击："阜财"，最便捷的方法是"因敌"，即夺取敌人的财富变为自己的财富，这与孙武"因粮于敌"的主张相近；"怿众"的办法可以"勉若"，即勉励大家顺从命令，众心就会悦服；"利地"的最佳选择，是"守隘险阻"，即守住狭隘、险阻之地。对于如何占据有利地势，司马穰苴并告诫说："凡战，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同时要注意"历沛历记，兼舍环龟"（《用众》），即遇到沛泽。倾妃之地赶快经过离开，遇到环形。龟裂之地亦应舍弃远走。所谓"右兵".就是要重视兵器的配备和坚利。关于兵器的配备，他论述道；"弓矢御，曼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关于兵器的坚利，他又说："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未获道。"（《严位》）这里的意思很明显，如果甲兵坚利，轻兵也能担当战斗重任；如果甲丁坚，兵不利，那是没有摸到战争的门道，即肯定要吃败仗。可见兵器的配备齐全和坚利与否，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在进行"五虑"时，司马穰苴特别强调：要"收游上，??讯厥众，求厥技，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定爵》）这就是说，要集思广益，把分散在各方的游士和下层民众中的奇计良策都收集起来；详细考虑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如何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要改变厌战的思想，排除疑难的情绪。充分休养民力，求取巧妙的战术，因民心之发动而出击敌人。司马穰苴所讲战前的"五虑"，内容丰富，方法精密，值得细致推究和思考。 （3）预先进行阵地上的演习。司马穰苴阐迷"凡战??人习陈（阵）利，极物以豫（预），是谓有善。人勉及任，是谓乐人。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堪物简治，见物卒（碎）应，是谓行豫（预）。轻车轻徒，弓矢固御，是谓大军。密静多内力，是谓固陈（阵）。因是进退，是谓多力。上暇人教，是谓烦陈（阵）。然有以职，是谓堪物。因是辨物，是谓简治。"（《定爵》）这里所展现的，是战前军队在阵地上进行繁忙演习的场面：人人学习阵战之利，预先考虑各种物质条件充分地运用它，大家勉力乐于担任在战争中的差使；"轻车轻徒、弓矢固御"的大军，摆成坚固的阵势，"密静多内力".并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进退；将军在上，闲暇从容，人人得到教习，于是摆开烦多的阵势；各个阵位上的人因物质条件而有其职责，井能辨别各物的性质而检查掌握它，这样见到事物淬然的变化（如敌人的进攻）就能应付自如。上述这些措施，司马穰苴称之为"行豫"，即预先进行的演习活动。它的意义和效果是十分清楚的。 （4）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这是战前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它可以使我军不盲目行动，作出自己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司马穰苴强调："凡战，间远，观迩。"（同上）所谓"间远"，就是使用问谍去侦察远处的敌情；"观迩"，则是观察近处周围的所有情况。在获得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自然条件等各种情报后，就可以"因时。因财".做出各种军事行动的决定；也可以"称众、因地、因敌令陈（阵）"，即根据兵力众寡。地理条件。敌人动态来命令我军布什么战阵。了解敌情，还可以使我军充满信心。司马穰苴指出："远者视之则不畏。"（《严位》）其意是说，用间谍去巡视敌人远处的虚实。知道其长处和短处，则心中有数，临阵不惧。司马穰苴对战前"间远观迩"的重要性的论述，开启了孙武对"用问"的研究，并得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结论。 （三）　战争中应该遵守的原则 根据历史的和当时的战争经验，司马穰苴对于在战争过程中应如何行动，也总结了许多必须遵守的原则。兹略述四条如下： （1）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司马穰苴认为，战争进行中是将帅充分发挥其智慧和才能的时候。将军掌握全军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随着战争和军队中发生的各种特殊情况灵活进行处置，排除一切其他外来的干扰，才能最有效地调动自己的军队去打击来犯的敌人。而国君不在战争的前线，不了解军队新近发生的情况，他的命令往往不切台前线的要求。有碍军队的指挥和调遣。因此，当穰苴要斩杀违犯军纪的监军庄贾，而景公遣使者持节下令赦免时，穰苴毅然拒绝道："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史记》本传）穰苴这一原则的提出，比孙武在吴宫廷对吴王所说的"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以及《孙子兵法·九变篇》所论的"君命有所不受"，要早几十年。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司马穰苴是这一原则的创导者，而孙武则是继承和发挥了这一原则。在现存的《司马法》中，只有关于将帅如何指挥军队作战的论述，而没有君主可以干预将帅事务的思想。显然，司马穰苴在其著述中，也是坚持这一原则的。 （2）位欲严，政欲栗。司马穰苴强调："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关于位严，他指出："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察名实，立进俯，坐进跪，畏则密，危则坐。??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筹以轻重。振马噪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则膝行而宽誓之。"（《严位》）这里，他制订了"立卒伍、定行列"的措施，又叙述"立进"。"坐进"的姿势和遇到"畏"、"危"情况的应急办法。他特别指明，要"位逮徒甲，筹以轻重"，即筹划轻重的配置，把徒卒和甲士的位置都固定好。在《定爵》篇中，他还申述："凡阵，行惟疏，战惟密。"这就是说、军队摆开的阵势。行与行之间要疏一点。以使各种武器能施展得开，下致互相碰撞；而整个战斗队伍要密一点、以形成集中的攻击力。关于政栗，他主张："执戮，禁顾噪以先之。若畏太甚，则勿戮杀，示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职"。（《严位》）他的意思是，对不听命令、违犯纪律，"顾噪以先之"的士卒要"执戮"。但是，士卒"若畏太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也可以有个变通的办法，应"勿戮杀。示以颜色"，给他一条生路，要他按照规矩，反省自己的职守。必须指出，上述"位欲严、政欲栗"的原则，是针对春秋中期以前战车和徒卒排列整齐的对阵战而制订的；它对春秋中期以后日益发展的运动战，以及许多采用诡诈战术而进行的战争，是不甚合适的。 （3）谨进止，慎指挥。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是进攻还是停止，直接影响到战局的得失成败。有了进攻的机会而停止不进，那会坐失良机，取不到胜利的成果；形势不允许进攻而盲目冒进，就会遭受挫折，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情况要求进攻到一定地方就适可而止，如果不停地进攻到底，就会造成危险，甚至全军覆没。因此，在战争中，进或止都必须十分谨慎。司马穰苴指出"战谨进止。"并解释道："凡战，既固，勿重；重进，勿尽。凡尽危。"（《严位》）他的意思是，军队既然已经强固，就勿持重不进；用重兵发动进攻，要有一定适度，勿攻到尽头。大凡攻到尽头，逼人大甚，导致敌人拼死反抗；或者误人敌人设置的陷饼，就会有危险。他又告诫说："凡近敌都，必有进路；退，必有返虑。"（《用众》）"战惟节"。（《定爵》）他强调，进攻时一定要有节制，并有周密的部署；即使攻到敌都附近，也不能麻痹大意，必须考虑如何进攻的路线以及遇到紧急情况时撤退的归路。否则，就会陷入绝境而不能自拔。司马穰苴还认为，进攻或停止，应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情。他说："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待则循而勿鼓，待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用众》）如果敌人等待在那里，则吾军亦应顺循其意，勿击鼓进兵，以观察敌众的动作；如果敌人来攻，则吾可屯兵不动而伺其虚实。在战争中指挥军队进止用的鼓特别重要。他申述："凡鼓，鼓旌旗，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齐。"（《严位》）从族旗的移动，车马的进退，徒卒的行止，兵器的使用，以至"首"和"足"的动作，都要用鼓来指挥。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鼓的指挥需要多么严密和慎重。 （4）沉着镇静，多谋善断。在战争中特别需要冷静，对于突发的紧急情况要从容不迫，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解救危难时要多考虑一些途径，一旦作出决定就不要再犹豫。司马穰苴指出，在战争中"气欲闲，心欲一"（《严位》）；其具体方法是："见敌静，见乱暇；见危难，无忘其众。"（《定爵》）所谓"心欲一"、"见敌静"，就是要求思想集中，冷静观察；所谓"气欲闲"、"见乱暇".就是要求心平气和，遇到军中惊乱。也不慌不忙，若闲暇以镇定之。他又说："虑多成，则人服。""虑既定，心乃强。进退无疑，见敌无谋。"这里他强调，计谋应该先定，胸有成竹，不要等到见敌后才想法对付。他井提出，战争中应做到："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是谓战参。"所谓"攻战守".就是在攻战中知道防守；"进退止"，就是进退时知道休止。他把这种沉着冷静的作战态度，称为"战参"，即在战时进行参合全面的考虑。他一再申述："凡战，智也；斗，勇也；陈（阵），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他强调在战争中采用计谋，实行攻守，都要发挥长处，废齐短处；而对敌人则正相反，要暴露其短处，而使长处得不到发挥。他又告腻"骄骄慑慑。吟旷虞，惧事悔，是谓毁折。"显然，在战争中骄做、害怕、呻吟、疑虑、恐惧、后悔，都是要遭到毁折的结果的。他还指出"军无小听，战无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战，正不行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若怠则动之，若疑则变之，若人不信上，则行其不复。"（同上）这里他反复阐述。在战争中要不听小谋，不争小利，日图成功而行事微妙，正道行不通就专事进行，下级不服则用法以齐其心，士卒怠情则调动以使其勤，众人疑虑则变置以释其疑，人不信上则一以贯之，行动不复变更。总之，在战争中要有一套既定的计划和灵活的措施，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四）　几种击敌的战术 在总结历史的和当时的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司马穰苴还提出了许多如何击敌的战术。这里谨摘出其中六条，分析如下。 （1）观其变，击其疑。司马稷且认为，在战争中必须密切观察敌人的动静，应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即趁敌人疑惑不定的时候发起攻击。他论述道："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猝）.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下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慑。"（《用众》）又说："方其疑，可师可服。"（《严位》）这种战术的作用，可在公元前496 年的吴越携李之战中得到生动的说明。这一年，吴伐越，越王勾践出兵抵御，两军相遇于李（今浙江嘉兴具西南）。勾践患吴军之整齐，使死士出而擒敌，吴军不动。勾践又使罪人三行。按剑于颈，讲了一通"不敢逃刑"的话，一个个自到于阵前。吴师看傻了眼，正在疑惑不解之际，越军乘机杀伐，因而"大败之"（《左传·定公十四年》）。越王勾践对吴这一战，"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取得了大胜。 （2）避强静，击劳倦。战争，不能莽撞蛮干去打硬仗，而应该灵活机动，有所回避，有所选择。司马穰苴阐述论"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劳倦，避其闲窕（挑）；击其大惧，避其小惧。"（《严位》）所谓"微静"，是困微弱而安静；"强静"是实力强大，而在静候时机出击。两种"静"表面上看来一样，实质是迎然不同的。按照两种"静"的情况，对前者可击，而对后者应避。所谓"闲窕".是闲暇而在进行挑逗，可见其养精蓄锐，正要寻找机会发动攻击。这样的敌人也是应当回避的。所谓"大惧"，是惊恐万状，已经失去战斗力；而"小惧"，正是提高警惕，严阵以待。故对两种"惧"的状态，也应一击一避，不同对待之。《孙子兵法》中有许多"避"什么"击"什么的言论，如"兵之形，避实而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情归"。这些战术的阐述，很可能是受了司马穰苴著述的启发和影响。 （3）以众击寡，围而阙之。司马穰苴着重研究了用众、用寡和众寡相击的战术。他说："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进止，用寡进退；众以合寡，则远裹而阙之。"（《用众》）这里他认为：寡兵宜固阵，众兵宜整治；寡者利烦多变化，众者利正面攻击；用众要进止整齐，用寡要进退疾速。对于以众击寡，他特别强调，不能直接去打，这样敌人容易逃而避之；也不能四面包围，这样敌人会拼死反抗；而只有从远处慢慢围裹而阙其一角，这样就可以让敌人在逃跑中把它歼灭。《孙子兵法》在谈论"用兵之法"时，有"围师遗阙"一条，其战术很可能也是受启发于司马穰苴的。 （4）追逐逃敌之法。关于追逐逃敌应如何行动，司马穰苴指出："凡从奔勿息，敌人或止于路，则虑之。"（《用众》）他认为，追逐逃奔之敌，勿得休息，应该穷追猛打，下给它喘息之机；但是如果敌人突然在路上停下来，就要考虑其是否有伏兵。这里所说的"从奔勿息"，与前面谈到的"古者逐奔不过百步"、"古者逐奔不远"、"逐奔不逾列"，是矛盾的。《司马法》中论列的两种追逐逃敌的方法，可能前者属于古者《司马兵法》，而后者是所附的司马穰苴的兵法著述。可见随着战争方式的改变，司马穰苴对战术的论述也在不断调整。所谓"从奔勿息"，与《孙子兵法》的"穷寇勿迫"，又有出入。这只能说在追逐逃敌的方法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古代战争的条件下，他们的战术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5）选精兵，作前锋。司马穰苴论述："选良次兵，是谓益人之强。"（《用众》）此种战术要求选拔良材，充当前锋，并依次排列好各种击敌的兵种，这样就能增益吾人之强，给敌以沉重的打击。孙武主张要"选锋"，认为"兵无选锋曰北"（《孙子兵法·地形篇》）；孙膑更强调"兵之胜在于篡（选）卒"，他在马陵之战时命令蒺藜、车、发（大盾）在前，然后"长兵次之"，"（小矛）次之"，"短兵次之"，"弩次之"（《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吴王阖庐在一次伐楚的战争中，"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吕氏春秋·简选》）。这些都是"选良次兵"战术的发展。 （6）弃负物，决死战。司马穰苴在论到这种战术时说："弃任节食，是谓开人之意。"（《用众》）所谓"弃任"，即抛弃随身所带的负任之物，衣服和生活必需品之类；所谓"节食"，是节制食物，把剩余的粮食全部处理。《太平御览》卷二七○引此句时有注曰："节余粮，战之日，不余食，示必死战也。"司马穰苴强调，"弃任节食"是为了开导吾人之意，使其奋力搏击，拼死战斗。这种以断绝士兵的物资供应来激励士兵死战的办法，后来为许多军事家所采用。孙武提倡，为激励士兵在对敌作战中勇往直前，可以"登高而去其梯"，"焚舟破釜"（《孙子兵法·九地篇》）；孙膑强调，在与敌人决战时，"令军人人为三日粮，??[所以]断气也。"（《孙膑兵法·延气》）在古时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士兵的意向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弃任节食"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战术。 由上述可见，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已相当丰富。尽管它的表达方式，还是一些零星的学习札记和经验总结，陈述比较简单，但其中包含着不少闪光的东西。例如他论述的将官的表率作用，预先进行阵地上的演习，沉着冷静、多谋善断，避强静、击劳倦等等，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司马穰苴的军事理论，是孙武、孙嫔军事谋略的先导，它孕育了齐国自春秋末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军事家。 战国中期，"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史记》本传），应该就是把《司马法》中的上述军事理论付之战争实践，产生了异常积极的效果。可见这些理论在齐事上的作用。当然，司马穰苴的军事理论是从剥削阶级的立场出发的，它不免带有一些局限。如他主张对士卒"小罪乃杀"、"政欲栗"，采取恐怖手段来治军；在与敌人决战时，要求士兵"弃任节食"，把士兵抛出去孤注一掷。这些都是应当加以鉴别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坚持领主制的政治主张 《司马法》中涉及政治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前面《仁本》和《天子之义》两篇。其中一部分是论述古代的政治制度，即西周领主制的状况的；还有一部分是司马穰苴的"申明"，是他对领主制以及其他政治主张的阐述。上述两部分政治内容，前者应该是齐威王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时所论及的，而后者是司马穰苴政治思想的直接表露。兹对这些政治思想，分为几个要点来加以评述。 （一）　巩固宗法等级统治秩序 司马穰苴的政治理想，就是西周盛时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宗法等级统治，秩序井然：天子为天下共主，天下所有大小领主都由天子直接或间接分封，天子按照一定顺序对王畿内及诸侯以下的各级领主进行控制和管理，而诸侯及以下各级领主又对天子顺服朝贡，甚至不属天子管辖的海外之邦也都闻威而至，献纳珍品。他写道："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悦）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至也。"（《仁本》）这里所颂扬的"立国"、"分禄"之事，正是西周奉行的分封领主的制度。自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以后，周王朝分封了大量的诸侯国，宗法等级统治秩序日趋稳固，海外许多少数民族部落也都纷纷来朝。《竹书纪年》上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同）西周开国之初，社会如此安定，正是司马穰苴所赞美的"先王之治"。《逸周书·王会解》记述了成王时期东都成周建成后，大会诸侯及四夷的盛况。司马穰苴所向往的正是这样的世界。但是，西周自昭王以后，这种统治秩序就开始动摇。首先是异姓诸侯反叛周王朝，后来连同姓诸侯也恣意妄为，互相攻伐，不服天子的统治。这种情况延续到春秋时期，天子完全失去了控制诸侯的能力，而由诸侯中的强者作为"霸"主，轮流出来左右局势。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司马穰苴对此感到十分焦虑，他希望有一个"贤王"出来重振宗法等级统治秩序，对那些违法乱纪、不从王命的诸侯进行征伐和惩治。他接着说："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悖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可惜的是，像这样能够"讨不义"、"诛有罪"的贤王，在春秋时代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于是，他又提出了周王和诸侯中的"霸"主，一起来惩治不法诸侯的主张。他继续指出："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胜）诸侯，以政令平（定）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财力说（悦）诸侯，以谋人维（持）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利同患，以合诸侯，比（亲）小事大，以和诸侯。"以"霸"来和合诸侯，是在周王失去控制能力情况下的变通措施。这正是春秋时代的特点。春秋首霸齐桓公就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上述以"王霸"治诸侯的设想，反映了司马穰苴千方百计要维系宗法等级秩序的意图，他的用心不能不说是良苦的。 对于会合诸侯以后，如何制止诸侯中的不法行为，《司马法·仁本》篇中进一步论述道："会之以发禁者九：凭（侵扰）弱犯寡者则眚之（谴责其过失），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易其祭坛而更置其君），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应该指出，诸侯国"凭弱犯寡"、"放弑其君"等行为，大都是春秋时代经常发生的。而当时的诸侯之会也常常制订一些惩治邪气、发扬正气的法令。如公元前651 年齐桓公组织的"葵丘之会"，就宣布过"五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尊贤育才"，"敬老慈幼"，"士无世官"（《孟子·告子下》），等等。还须说明，上述会诸侯"发禁者九"的内容，与《周礼·大司马》所记王"正邦国"的"九伐之法"完全相同。它可能导源于春秋时代的一个现成的文献，先是载入《司马法》，然后又被《周礼》作者所抄录。这"九禁"包罗的面很广，它不仅要惩治"凭弱犯寡"、"负固不服"的诸侯国君，而且要讨伐"放弑其君"、篡夺政权的卿大夫。《司马法》中这些"治"、"禁"诸侯的规定，不论是司马穰苴的自著，还是他"申明"过的，都可以代表他的政治思想，说明他维系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态度异常坚决。 在春秋时代，破坏自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风气愈演愈烈。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不听周天子的命令；而诸侯国内，卿大夫欺凌和放弑其君的事，也频频发生。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为了制止这种动乱局面，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就出来游说和呼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孔子。他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代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显然，在孔子看来，春秋时代"天下无道"，他要消除"无道"，而恢复"有道"。孔子又主张政治上应当"君君，臣臣"（《论语·颜渊》），即君应当仁君的样子，具备君的品德和威严；臣应当像臣的样子，忠于职守和服从君王。司马穰苴赞美"先王之治"，希望"王霸"出来"禁"、"治"不法的诸侯国君和"放弑其君"的臣下。他的政治立场显然是和孔子站在一条阵线上的。当春秋末年，在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像秦王朝那样的统一地主政权尚未显露其端倪的时候，为使国家和人民免受动乱之苦，司马穰苴的维系旧有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主张，是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的。不过，他又强调："凡事善则长，因古则行。"（《定爵》）主张困循守旧，反对任何改革措施。这是一种狭隘保守的观点，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也是应当予以指出的。 （二）　战争须以仁义为本 用什么态度去对待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司马穰苴提出，战争必须从仁义的原则出发。他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仁本》）他认为，用仁义的原则去对待一切事物，是谓正道。但是在复杂的情况下，应该权衡其轻重，考虑何者更符合仁义。例如战争中杀人，这本来是不仁不义的，然而杀了少数叛逆者，能使大多数人安宁，这就符合仁义的原则，因而"杀之可也"。再如攻别人之国，也是不仁不义的；然而攻其国，惩治暴虐的君主，爱护广大的人民，这完全是仁义的行为，因而"攻之可也"。又如，进行战争，会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同样是不仁不义的；然而用战争打败侵略好战者，制止战火的蔓延和战事的扩大，这就合仁合义，因而"虽战可也"。为了进一步阐明战争如何贯彻仁义的原则，他又补充说："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这里他强调：战争对于本国人民，要不违农时，不在人民疫病之时发动；对于敌国人民，有丧事时不应加兵，也不能因其凶灾而乘人之危；再则冬夏之时，大寒大暑，冻热难忍，都不宜兴师。上述这些戒律和规定，名义上是"所以兼爱其民也"，实际上可以不误生产，保证粮食和物资的供应；不使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对于策动战争的统治者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用仁义的原则对待战争，还必须坚持两点：一是不好战，二是不忘战。 司马穰苴接着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秋；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同上）这里阐述的道理很明白。"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为古往今来的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是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应当牢记的教训。自西周以来，寓兵于农，从周王畿到各诸侯国，都要在四季农隙时间借田猎来检阅军队，演习武事。由于田猎方式的不同，当时还给四季的田猎习武各取了一个专名。《尔雅·释天》曰："春猎为，夏猎为苗，秋猎为，冬猎为狩。"鲁国的臧僖伯曾叙述这项制度说："春、夏苗、秋、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大演习），入而振旅，归而饮至（礼名），以数军实。"（《左传·隐公五年》）到春秋时期，各国还时而保留着这种制度。如齐国的管仲在谈到军事方面的措施时说："春以振旅，秋以治兵。"（《国语·齐语》）晋国在鲁僖公二十七年，曾"于被庐，作三军"；到鲁僖公三十一年，又"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鲁文公六年，"于夷"，后"改于董"；鲁襄公十三年，又"于绵上以治兵"（均见《左传》）。上述"春秋"、"春振旅秋治兵"的平时练兵措施，一方面为了防御外敌少数民族部落的入侵；一方面也可以证讨不法的诸侯、卿大夫，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可见，从仁义的原则出发，不好战，不忘战，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巩固从天子到诸侯各级领主贵族的政权。 （三）　统治人民的两手策略 关于如何治理人民，司马穰苴主张，首先是要从"仁"出发而"爱其民"，如前所述的战争"不违时，不历民病"；"不加丧，不因凶"；"冬夏不兴师"等，都是以"仁"待民的体现。他并补充说："古者戍军，三年不兴，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天子之义》）统治者睹民戍军之劳，而规定三年不兴其徭役；下民受此恩惠，亦必定拥戴其上。司马穰苴认为，上下如此"相报"，就能达到"和"睦相处的"至"治境界。 在"爱民"的基础上还要教民。他指出："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贯（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同上）这是运用教化的办法，使民众知晓贵贱的伦理纲常，然后选出其中的优秀者担任基层的百官。据说，在西周时代，一些基层的官吏都是由乡里中荐贤而产生的，到春秋时代有的国家还保存这种制度。（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就曾亲问乡长："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是故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官。"这样，在民众中荐举出基层的官吏，由他们再去教化民众，就可以做到"教极省"而"民兴良"，天下自然能够大治。除了"爱民"、"教民"，从感情上和教育上去感化民众，使其顺服而外，司马穰苴认为，还必须制订法律，用法律来保证这一套贵贱等级制度的实施。他论述说："立法：一曰受（制法者将法律授予执行者），二曰法（法必严明），三曰立（确立公布），四曰疾（执法疾速），五曰御其服（制定贵贱服式），六曰等其色（等差用品颜色），七曰百官宜无淫服。"（《定爵》）这里把法律的授受、确立过程和条文、执行要求都作为要点提了出来。在后面三点，特别强调了贵贱的服色等级的规定。这种规定本来应该属于"礼"的范畴，但司马穰苴也把它作为"立法"的内容加以论述。由此说明，礼与法其实是密不可分，有些内容艰难进行严格区别的。法治的基本要求，是赏罚严明。司马穰苴主张，在执行军法时，要"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在执行民法时，他也强调："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天子之义》） 对人民施以恩惠，进行"礼"的教育，从感情上和思想上使其顺服，这是软的一手；制订法律，规定尊卑的等级，用严格的赏同来使民顺服，这是硬的一手。司马穰苴认为，为了治国安民，礼与法，文与武，这软硬两手应该兼施。他指出："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同上）这里必须澄清一种流行观点，此观点认为；从西周至春秋战国，凡是讲"礼"的，都是奴隶主阶级的制度；而讲"法"的，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之制；从礼到法的转变，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标志。这是根本说不通的。其实，在西周时代，早就有"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晋国在西周初封时，就有"唐叔之所受法度"；到晋文公时，又为"被庐之法"。杜预特别注明：晋文公之举，是"修唐叔之法"。《国语·齐语》载，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时说："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这"旧法"，肯定是西周以来就有的。至于"礼"（也称"礼教"），长期保存于战国以后的封建社会中，更是人所共知的。从礼与法自西周以来一直并存的事实，更足以说明，司马穰苴"礼与法"相"表里"的主张，原是统治阶级一贯采用的两手。在说明治理人民的方法时，司马穰苴又认为，对人民使用的"威"一定要得当，不能用得太多，也不能用得过少。他说："上使民不得其义，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谓多威，多威则民诎；上不尊德而任诈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贵用命而贵犯命，不贵善行而贵暴行，陵之有司，此谓少威，少威则民不胜。"（《天子之义》）显然，"多威"而"民诎"，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人民也会因受委屈而产生反抗情绪，对统治者是不利的；反之，"少威"而"民不胜"（不胜民之困扰），犯命勇力者横行不法，诈慝暴行者胡作非为，则将更加危及政权的稳定。因此。以上两者都是应当避免的。司马穰苴总结统治人民的方法说："凡治乱（治理坏乱）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正直无私），四曰一（法令一贯），五曰义（办事合宜），六曰变（知道变通），七曰专（权力集中）。（《定爵》）这里，既有对人民仁爱、守信等软的一手，又有法令一贯、权力集中等硬的一手，还有办事正直、合宜、变通等灵活处置的一手。其"治乱"的方法丰富多样，互相配合，应该说是总结得相当全面的。 从仁爱、教化到立法、赏罚这一系列统治人民措施的提出，显然是为了巩固各领主贵族集团的政权，维护宗法等级的贵贱秩序，使人民俯首贴耳，使社会长治久安。司马穰苴论述的对人民应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为"左右"、"多威"与"少威"相结合以及"治乱"中灵活变通的思想，与当时许多政治家的主张不谋而合。郑国的子产就提出过"宽"与"猛"两种治民的方法。他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凡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把宽与猛两种方法形象化地比喻为水与火，并认为宽比猛难。孔子进一步论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同上）这种"宽猛相济"的治民方法与司马穰苴"礼法表里"、"文武左右"的冶民主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子产、孔子和司马穰苴，都是同时代人。在如何治民的策略上，他们的见解也大体相同。 （四）　国容与军客分开隔绝 根据历史的经验，司马穰苴认为，治国和治军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治国要求国内秩序稳定，臣民顺服；而治军则要求军队勇敢坚强，战胜顽敌。因此，国中和军中呈现的状态，应该迥然有别，二者不得混淆和互相进入。他指出："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天子之义》）不难明白，国中和军中都有一套按各自的特点而制定的"德义"标准：国中崇尚仁爱、温和、恭敬和谦让，而军中崇尚勇猛、顽强、果断和坚决。国中和军中"德义不相逾"，这样治国和治军就都会有成效。 为了具体说明国容和军容应该如何不同，他进一步论述道："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挺直）而立；在行（作战行动中），逐而果，介（披甲）者不拜，兵车不式（式通轼，伏在车前横木行致敬礼），城上不趋（以示镇定），危事不齿（以免动摇军心）。"（同上）由此可见，"在国"、"在朝"和"在军"、"在行"，应该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司马穰苴还补充说："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心胸宽广而神态威武）；刃上（兵刃相接之际），果以敏。居国和，在军法（严格执法），刃上察（明察动向）。居国见好，在军见方（指挥有方），刃上见信（赏罚有信）。"（《定爵》）从这里更可以看出，"居国"、"在军"和"刃上"，应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处置，以致取得各自预期的效应。 倘若国容和军容二者混同或互相进入，那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司马穰苴指出它的危害性说："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客入军，则民德弱。"（《天子之义》）他的意思很清楚，军容进入国中，人民都具有勇猛刚强的军人性格，则经常会互相格斗，作乱犯上，其道德废弃，国家将陷于一片混乱；国容进入军中，士兵都温文尔雅，恭敬谦让，则行动迟缓，畏怯不前，其素质懦弱，军队将失去战斗力。因此，国容与军容二者必须分开隔绝，造成两种不同的习性和风气，则国家安定，军队常胜。显而易见，司马穰苴提出的国容和军容严格分开的主张，亦即在国中树立温柔敦厚、谦逊忍让的风气，而在军中养成勇敢战斗、奋力拼搏的习性，它既可以巩固各领主贵族集团的统治秩序；同时又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挥军队在抵御外侮和征讨叛逆中的作用。 处在春秋末年，领主制的宗法等级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司马穰苴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张，要求维护、整顿、恢复这种秩序，反对"凭弱犯寡"、"贼贤害民"、"负固不服"、"放弑其君"等种种丑恶现象。这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制止动乱局面，是有进步意义的。他提出的进行战争须以"仁义"为本，统治人民应该"礼法"、"文武"两手结合、交替使用的策略，说明在春秋末年，儒家、法家等政治思想派别还在萌芽的时期，司马穰苴就看出了这些派别各有偏颇而必须互相吸收、取长补短的趋势。这种倾向在孙武、孙膑以及稷下学者的政治思想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孙武主张在政治上应"修道而保法"，又在很多场合主张用"仁义"去笼络民心；孙膑一方面要求严于赏罚，加强法制，一方面又宣传要用"仁义"、"道德"、"素信"去争取民众。他甚至认为战争取胜的目的在于"存亡国而继绝世"（《孙膑兵法·见威王》）。《管子·权修》篇说："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又说："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上述这些儒法两手并用，以及维护领主制统治秩序的主张，都是由司马穰苴发其端的。可见穰苴的一些政治主张在齐国影响之深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朴素而丰富的哲学观点 在阐述军事理论和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司马穰苴也表露了他的哲学观点。这些哲学观点，是零星的、朴素的。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只是闪烁的思想火花。不过，它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有的观点还颇有兴味和价值。兹仅就所见，略述于下。 （一）　唯物论 同春秋战国间的许多军事理论家一样，司马穰苴十分重视作战的地形气候条件、进攻和防御的武器、军队的耐力和士气等。他指出："凡战：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历沛历圮，兼舍环龟"（《用众》）；"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甲固，以兵胜。"（《严位》）这里把风、高、险、沛、圮、环龟、马车、甲兵、力、气等物质因素，都看作是战争胜负的条件。他认为，战争时应该"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为五虑"（《定爵》）。此"五虑"中的天（气候）、财、众、地、兵等，也都是客观物质条件。在许多地方的论述中，他直接用"物"这个词来说明，如"方虑极物（详细考虑计算，极尽物力之用）"；"人习陈利，极物以豫（预），是谓有善"；"堪物简治（胜任事物，检查治理），见物应卒（看见突变的事物反应敏捷，卒通猝），是谓行豫（预）"；"然有以职（如此人人都有担当之职），是谓堪物；因是辨物，是谓简治"；"物既章，目乃明。"（同上）文中之"物"，都是战争中各种物质条件的概括。 由此可以肯定，司马穰苴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不过有时，他也相信用龟甲占卜的迷信活动。如他说："凡战，有天??。时日不迁，龟胜微行，是谓有天。"（《定爵》）这里，他对"龟"甲占卜的"胜"利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占卜而得的"时日不迁"，就可以依靠"天"的保佑，他把这种迹象叫做"有天"。显然，所谓"有天"的"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在唯物主义观点的论述中，夹杂有一些神学迷信的东西，这在孙武、孙膑的哲学思想中，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二）　辩证法 在现存的《司马法》中，司马穰苴的辩证法思想表现得比较充分，有相当丰富的内容。这里择其主要的几点，略作剖析。 1.对立面的选择互补在司马穰苴看来，世界上的事物充满着矛盾对立。这些对立的事物有：大小、多少、远迩、迟速、众寡、轻重、进退、先后、长短、生死、赏罚、行废、烦暇、利害、攻守、击避、上下、左右、本末、坚柔、胜败、善恶、治乱、疏密、动静，等等。司马穰苴认为，在这些对立的事物中，必须作慎重的选择。如他说："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上烦轻，上暇重"；"击其大惧，避其小惧"。（《严位》）这种对立面的选择，司马穰苴称之为"权"。他论述道："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执略守微，本末惟权，战也。"（同上）所谓"本末"，大体相当于孙子的"正奇"。"本"是用正常的策略去打，即下文所说的"执略"；"末"是用奇妙的方法偷袭，即下文所说的"守微"。在战争中，用"本"还是用"末"，需要经过"权"衡才能确定。他又申述："人有胜心，惟敌之视；人有畏心，惟畏之视。两心交定，两利若一，两为之职，惟权视之。"（同上）"大小坚柔，参伍（交错变换）众寡，凡两，是谓战权。"（《定爵》）这里他认为，事物都有对立的两面（"凡两"），人们必须在"两"类事物中进行"权"衡选择。不过，两类事物的矛盾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它们往往各有短长，可以互相补充，交错使用。例如关于长兵器和短兵器这两种武器，他就指出："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同上）再如关于兵员和行进的轻重问题，他又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严位》）这里的意思是，以轻兵而行动轻捷，则易被敌人倾覆，故有危险；以重兵而行动持重，则进展迟缓，故无功；以轻兵而行动持重，则易被敌人围困，故必败；以重兵而行动轻捷，则能产生强大的威力，故战而能胜。司马穰苴最后得出结论：战争中轻、重两个对立的方面，不能偏用一面，排斥另一面；而必须互相调剂配合，"战相为轻重"，"筹以轻重"（同上），方能取得成功。 2.事物在数量上必须有度为了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稳定，司马穰苴认为，一 切事物不能走向极端，而必须有度的限制。例如兵器的长短轻重，他说；"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显然，兵器的各种属性，在数量上有一定限度，才能便于使用。再如对人民施加威力的多少，他指出："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并解释说："多威"会使"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而"少威"又会使"诈慝"、"勇力"、"犯命""暴行"者横行不法，"陵之有司"（同上）。因此，"多威"、"少威"都时稳定政治秩序不利，有效的方法是对人民施加的威力要适中有度。他还论及战争发动的时间先后和战争中的休息问题，说："凡战，先则弊，后则慑；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用众》）他认为，先动则易于力弊，后动则易于畏惧；休息则会怠情，不息亦会力弊，但休息久了反会畏惧怕战。因此，有利的方法是，发动的先后适中，休息的时间有度。司马穰苴这种凡事要求适中有度的辩证法思想，与同时代的孔子主张"中庸"，认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很有些相似。 3.根据客观情况而随机应变战争中客观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因此对付的措施也要相应改变。司马穰苴在阐述军事理论时运用这种方法是比较自觉的。例如关于如何布阵，他指出，须"称众、困地、困敌令陈"（《定爵》），即根据我军的众寡、地形的险易、敌人的虚实而下令布置用不同的阵法。战争时要特别注意敌人的动态而作出相应的反映。他一再阐述说："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敌）侍则循而勿鼓，待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凡从奔勿息，敌或止于路，则虑之。""敌若众，则相众而受裹；敌若寡若畏，则避之开之。"（《用众》）《太平御览》卷三一八引后句而注曰："敌众我寡，则依利道而受围，以坚众心，分其四向而受敌，则众以死为生，故能冲逐四出，以克胜也；""敌以少弱畏惧者，则开去道，无令为穷寇必死战也。"这里且不论其应敌的措施是否正确，仅就其"视敌而举"、灵活应变的原则，即可见他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唯物而又辩证，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三）　认识论 关于认识事物的重要性，如何认识事物的规律，以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司马穰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在战争中，必须使用间谍或自己直接观察等方式，了解敌我双方和远近距离的各种情况。他说："凡战，间远，观迩"（《定爵》）；"远者视之则不畏"（《严位》）；"凡战，??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猝），致其屈。"（《用众》）可见只有知晓敌我远近情况，才能"不畏"，乘势袭击而"致其屈"，获得战争的胜利。这些议论，应该是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论断的先导。至于如何布阵才能致胜，这一知识的获得，司马穰苴认为，只有通过实践。他指出，在战前必须"人习陈利"（《定爵》），即人人演习怎样布置战阵对我有利。他并强调"知易行难"，说："凡战，非（知） 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严位》）他的意思是，知道布阵的方法，这并不难；难的是把这种阵法见诸行动，付之实践，而"使人可阵"、"使人可用"。这里他指出，获得知识仅仅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步；接着就应该把这种知识拿去施行，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第二步是比第一步更难的。他还主张在战争之前，应该根据双方的物质条件，预先谋划战争的打法。他论述道："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堪物简治，见物卒（猝）应、是谓行豫（预）"；"极物以豫（预），是谓有善。"（《定爵》）显然，行动之前根据物质条件预先谋划，就能取得好的结果。孙武关于在战前要进行"庙算"的主张，很可能是受了这"行豫"思想的启发的。 （四）　人性论 春秋时代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已相当热烈。子产曾议论人性有君子之性和"小人之性"，认为"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这种把人性分为君子和小人的做法，只能是一种剥削阶级的偏见。孔子则论述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所谓"上知"，是"生而知之者"；"下愚"，则是"困而不学"者。另外，还有"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 （《论语·季氏》）孔子虽然肯定"性相近，习相远"，认为由于接触各种事物而使人性不同，具有唯物主义的一面；然而他又把人性分为"上知"和"丁愚"以及其他各等，并强调"上知"与"下愚"是先天生就，不能改移的。这就倒向了唯心主义。司马穰苴提出了一种与子产、孔子都不同的人性论。他说："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严位》）这种人性"州异"的观点，是一种倾向于唯物主义的学说。因为各州地域水土不同，因而造成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性格气质，经过教育感化，都能形成良好的习俗。显然，司马穰苴的这种人性论，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较之子产和孔子的观点，剥削阶级的偏见较少，在当时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五）　历史观 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和社会发展还处在早期阶段，古代人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只能根据传说和记载，作一些推测和议论，往往是比较幼稚和肤浅的。在春秋末年，流行着这样一种历史观点，即认为在遥远的古代十分美好，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秩序愈来愈乱，道德日益沦丧，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趋势。孔子曾盛赞尧舜时代的社会，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对于禹、汤、文、武、周公，他也有不少赞美之同。但到了近世，孔于认为"天下无道"，"礼乐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礼记·礼运》曾记载孔子关于远古尧舜时代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而自禹、汤至周公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的言论。这段长篇的言论，虽然见诸时代较晚的记载，但其思想观念的素材应该是出自孔子的。①同时代的思想家老子又认为，古代民性质朴而现代奸伪丛生。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十八、三十八章）总之，时代愈后，道德愈坏，一代不如一代。 与孔子，老子这种历史观相仿，司马穰苴对夏、殷、周三代的情况也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他又说："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天子之义》）上述这种道德一代比一代衰退，赏罚一代比一代加重，用兵一代比一代增多的历史观，朦胧地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在远古的原始社会里，人们群居在一起狩猎耕作，没有阶级对立和剥削压迫，自然也很少用兵刃和赏罚；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国家的出现，道德观念发生改变，战争日益频繁，赏罚的手段也不断加强。不过，司马穰苴不可能了解这种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他对这种历史变化的描述也是不确切的。特别是说到"夏赏而不罚"、"殷罚而下赏"更是信口乱编，与历史事实不符。后来到战国末年，韩非对这种历史观作了补充和修订。他寻找这种历史变迁的原因认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财有余"，而现今是"人民众而财富寡"。因此，"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蠢》）显然，韩非的解释比较详细而有说服力，他把司马穰苴以及孔子、老于的历史观向前推进了一步。 综上所述，司马穰苴的哲学思想，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方面，都有一些进步的观点和卓越的见解。他的唯物论，用了许多"物"字来陈述，直截明快，这在先秦时代的哲学家中是很少见的；他的辩证法，讲对立面的选择与互补，事物在数量上必须有度和根据客观情况而灵活应变其方法，也很有特色；他的认识论，谈到认识事物的重要性，行动之前的预先谋划，以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他的人性论，提出"性州异"的观点，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见解；他的历史观，叙述了一代比一代"德衰"的看法，也可以与孔子、老子的历史观相参阅。总之，司马穰苴的哲学观点，虽然保存的资料甚少，但从以上简略的分析，己可见他思想中的熠熠光芒，是值得认真总结和思考的。 匡亚明 ① 参见《孔子评传》中《关于<礼记·礼运>篇是否反映孔子政治理想 问题》一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孙膑所处的社会背景 孙武之后约150 年而有孙膑。孙武活动于春秋末年，而孙膑则活动于战国中期。春秋、战国，人称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各方面的变化都异常迅速。顾炎武曾描述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的差异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日知录·周未风俗》）这段言论，未免说得过于绝对，但从中也确实可以看出许多变化的迹象。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战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直接影响着孙膑的思想，使其在继承孙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战国初期的严峻形势 春秋时期的结束和战国时期的开始，应以哪一年为界，较流行的有三种说法：（1）公元前481 年，因为这一年田恒弑其君齐简公，齐国的政权为田氏所掌，基本上完成了"田氏代齐"的过程；（2）公元前475 年，即周元王元年，因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终止于上一年，而《六国年表》开始于此年；（3）公元前403 年，因为这一年韩、魏、赵三国得到周王的承认，正式列为诸侯。我们认为，上述三说，都未能抓住春秋战国形势变化的关键时刻。春秋时期的结束和战国时期的开始，应该定在公元前453 年较为合适。因为这一年晋国的韩、魏、赵三家灭知氏、共分其地，奠定了"三家分晋"，乃至后来"战国七雄"大规模兼并战争的格局。而周王命韩、魏、赵列为诸侯，不过是一种形式。在任命之前几十年，三晋早已作为独立的国家活跃于战国的舞台。因此，论述孙膑所处的战国时期的形势，应当以公元前453 年为起点。 （一）　七强并立局面的形成 战国七大强国中，有四个是经过政权更迭，亦即由原来的卿大夫篡夺了诸侯国君的政权而成为新的侯国的。这就是"田氏代齐"后的齐国和"三家分晋"后的韩、魏、赵三国。 田氏自公元前489 年，与鲍氏联合击败高氏、国氏后，实际已经掌握了齐国的政权。至公元前481 年，田氏杀简公而立平公，又"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于是齐国之政归田氏，乃成定局。公元前391 年，田和把康公迁于海上，最终结束姜氏在齐国的统治。又过了五年，至公元前386 年，田和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正式列为诸侯。这样，春秋时期的大国齐，在被田氏取得政权后，又成为战国七大强国之一。其地占有今山东偏北的大部及河北东南的一小部。 晋国卿大夫篡权的形势，比齐国更为复杂。到春秋末年，经过激烈的倾轧斗争，卿大夫中的强者剩下了六家，称为六卿或六将军。他们各自占据了晋国的一部分土地。吴王阖庐就曾向孙武提出过"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的问题。（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公元前458 年，六卿中的范、中行二氏，又因在兼并战争中失败，领地被其他四卿瓜分。这时，四卿中知伯最强。他专权跋扈，向韩、魏要地，韩、魏被迫与之；又向赵氏要地，赵不与，知伯因率韩、魏而攻赵。公元前453 年三月，赵与韩、魏合谋，反灭知氏，共分其地。至此，韩、魏、赵已经成为三个独立的国家。赵国占有今陕西东北部、山西北部和河北的西南部，魏国占有今陕西东部一角、山西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东部，韩国占有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晋公此时仅有很少一点土地，而"反朝韩、赵、魏之君"（《史记·晋世家》），其后终为三国所迁灭。 秦、楚、燕三国没有发生政权姓氏的更易。经过春秋时期的兼并开拓，到战国初期其疆域都有大幅度的扩展。秦国占有今甘肃东南部、陕西中部和和河南西南一小部，楚国占有今湖北全部、湖南和江西北部、安徽长江以北大部、河南南边以及江苏西北角、山东中南角、四川东北角和陕西东南角，燕国占有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 上述七大强国的位置基本是：齐国在东，秦国在西，楚国在南，赵国在北，燕国在东北，魏、韩两国在中间。这七大强国的目的，已与春秋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大国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战败其他国家，取得周天子的承认，成为列国的霸主而多收取贡赋；战国时的七大强国，其目的已不是当周天子认可的霸主，而是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攻城夺地，扩大领土，最后实现天下的统一。 （二）　兼并、蚕食中小国家的战争 战国初期，七大强国为了积聚力量，谋求发展，都在极力兼并、蚕食周围的中小国家。公元前461 年，秦国"以兵二万伐大荔（今陕西大荔县一带），取其王城"（《史记·秦本纪》）。公元前444 年，秦又"伐义渠（今甘肃庆阳、泾川一带），虏其王"。大荔和义渠都是西戎中较强的国族。《后汉书·西羌传》称："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伐义渠、大荔的胜利，使秦从东西两面扩展了疆土，增强了实力。楚国在公元前447 年"灭蔡"（今安徽风台县），过了二年再"灭杞"（今山东新泰县西），至公元前431 年又"灭莒"（今山东莒县一带）。这几次怔伐灭国，使楚国的疆域向东北大大扩展，其势力由今山东中南部一直延伸到中东部。齐国在这时向邻近的中等国家鲁、卫进行蚕食。公元前412 年，齐"伐鲁莒（鲁之莒邑）及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史记·六国年表》）；明年，再"取鲁之一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至公元前408 年，齐"取鲁之"（今山东泗水县西北）；明年，又"伐卫，取贯丘"（今山东曹县南）。韩国这时也在向邻近的郑、宋进逼。公元前385 年，韩"伐郑，取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南）；又"伐宋，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执宋君"（《史记·韩世家》）。至公元前375 年，韩国乘机一举"灭郑，因徙都郑"（今河南新郑县）。这就使韩的领土大为扩展，实力又有所增强。赵国同样把卫作为蚕食的目标。公元前383 年，赵就"筑刚平，以侵卫"。由于齐、魏的干涉而没有成功。公元前372 年，赵国继续"伐卫，取乡邑七十三"（《史记·赵世家》）。至公元前365 年，赵又"攻卫，取甄"（今山东鄄城县东北）。这样，赵也夺得了卫的大片土地，国力增强不少。 在七大强国之外，战国初期还有一个地域甚大的越国，占有今浙江北半部、江苏南部和东部、安徽的江南地区、山东的东南角以及江西东境一小部。《墨子·非攻下》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它们"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这时，越国也在攻灭小国，扩大疆土。公元前415 年，越攻灭滕国（今山东滕县西南）；次年，又攻灭郯国（今山东郯城县西南）。公元前404 年，越还灭掉了缯国（今山东峄县东）。《战国策·魏四》载："缯恃齐而轻越，齐和子之乱而越人亡缯。"所谓"和子之乱"即齐田和初立时的内乱。在这些年中，越人还攻夺莒国（今山东莒县一带）的土地。《墨子·非攻中》称：莒国的东面，"越人夹削其壤地"、莒"亡于齐、越之间"。可见莒是在越、齐、楚三国的夹击下，被蚕食殆尽的。 上述这些大国兼并、蚕食中小国家的战争，不过是大国间更激烈的兼并战争的序幕和准备。为了争夺领土、人民和物质财富，征服、吞并别国而达到天下统一，大国间直接交锋、拼杀的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三）　魏国的强盛和衰落 在战国初期，处于七国中间的魏国首先强大起来。它向西北东南四面开攻，取得了许多次兼并战争的胜利，国力盛极一时，大有侵吞各国，征服天下之势。 从公元前431 年开始，魏国首先向西方的秦国进攻，当年把秦军打得大败。次年，又"使（太）子击围（秦）繁庞（今陕西韩城县东南），出其民"（《史记·魏世家》）而占有其地。到公元前409 年，魏继续攻取秦的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等地，并一直打到秦国的郑（今陕西华县）。至此，秦的河西（黄河以西、洛河以东）地区全部为魏占有。明年，魏又向北伐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经过三年战争，至公元前406 年，终于把中山攻灭。公元前405 年，赵国在魏的支持下，"与齐人战，大败之"，"得车二千，得尸三万"（《吕氏春秋·不广》）。次年，魏与赵、韩又联合"伐齐，入长城"（《水经·汶水注》引《竹书纪年》，又见《羌钟》铭文）。这样，魏在向东攻伐的战争中又取得了大胜。公元前400 年，魏再与韩、赵联合"伐楚，至乘丘而还"（《史记·楚世家》）。公元前391 年，三晋继续伐楚，大败楚师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榆关（当在大梁之南）。自此，中原重镇大梁便为魏所据有。到公元前361 年，魏把国都从安邑迁到大粱，以便坐镇中原，进一步控制东南的局势。 但是，魏国的强盛必然会带来其他各国的妒忌和怨恨，遭致被侵害国家的联合反击。公元前383 年，赵国攻卫。次年，魏为救卫而出兵伐赵。第三年，赵向楚求救，楚国即出兵与赵联合攻魏。赵国因得楚之助，攻取了魏的棘蒲（今河北魏县南）。公元前379 年，赵又"拔魏黄城（今河南内黄县西）"（《史记·赵世家》）。公元前370 年、魏武侯去世。赵、韩两国又乘魏公子争立的机会出兵伐魏，大败魏军。公元前364 年，秦国攻魏的石门（今山西运城县西南），斩首六万"，给予魏国以沉重的打击。过了二年，秦又乘魏与韩、赵大战之机，出兵攻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大败魏军，"虏其将公叔痤"（《史记·奏本纪》）。公元前353 和341 年，魏在桂陵和马陵连续两次为齐所惨败。在这期间，秦国还不断向魏发起攻击。公元前354 年，秦击败魏军于元里，攻取了魏的少梁；过了二年，秦又向魏的河东进兵，一度围降了魏的安邑。公元前340 年，秦乘魏在马陵惨败，继续出兵袭魏。商鞅用计大破魏军，虏魏将公子印。公元前338 年，秦又进攻魏的岸门（今山西河津县南），虏魏将魏错。 经过这样多次的惨败，在秦、齐、赵、楚的四面夹击下，魏的国力大为削弱。公元前334 年，魏惠王率领韩国及其他小国国君，到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与齐威王相会，双方互尊为王。这次"会徐州相王"（《史记·魏世家》），是魏国衰落的标志。自此，战国的局势由魏国在中原独强，向东西南北兼并，变为齐秦东西二强对峙，向中原进逼。孙膑就是在魏国由强盛转为衰落和齐、秦由不振走向强盛的转变时期登上军事历史的舞台的，他并以自己出色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促进了齐国的强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各大国的政治改革 在战国初期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各大国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都在极力谋求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改革的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乎有这样几方面：在经济上奖励农耕，扩大田亩之制和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农业产量；在政治上削减或废除世袭贵族的特权，建立以相和将为首的文武官僚统治机构，健全法制，精简官吏，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用俸禄制代替采邑制，奖励廉洁，惩治；在军事上扩大征兵范围和数额，严格军事纪律，加强军事训练，奖励军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实行上述改革之后，各国的实力都有明显的增强，在兼并战争中很快显示其效果。兹对各大国政治改革的情况，分别进行阐述。 （一）　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 魏国是战国初期最早进行改革的国家。魂文侯自公元前445 年即位，就励精图治，着手改革。他任用了李悝、李克、西门豹、吴起等一大批改革家，采纳他们的主张，放手让他们去干。 李悝被魏文侯任用为相，他的变法措施主要有三：一是教育农民努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时称"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地方百里"有田六百万亩，如果"治田勤谨"，则每亩可多收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这样，治田勤与不勤，在方百里之地内，粮食的增减就可达"百八十万石"（一石约合今10 公斤）。因此，他制订了许多增产措施，如规定："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即田地上要栽培多种作物，以便遇到灾害时，一种作物歉收可用另一种来补救。他又强调："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通典·食货二·水利田》，又见《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吏记》），即耕地要用力，除草遍数多，收获抢时间。二是实行平法。他认为"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于是他主张在"熟"年国家""进农民的余粮，而在"饥"年则"粜之"。这样，"虽遇饥馑水旱，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汉书·食货志》），粮价保持平稳，就能做到长治久安。三是制定刑法。他在原有"诸国法"的基础上，编成了一部《法经》，内容有六篇。开头两篇《盗律》、《贼律》，是为了镇压农民对封建政权的反抗，制止对国有和私有财产的侵犯行为。中间《囚法》、《捕法》两篇，是讲如何惩治"盗贼"的方法。另有《杂律》是对"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行为的惩同规定。最后"以《具律》具其加减"（《晋书·刑法志》），即根据具体情况，对罪犯加刑或减刑。《法经》的颁布和实行、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健全国家法制，无疑会起积极的作用。 李克也是魏文侯信用的大臣，曾治中山有功。他主张："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其具体措施是"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土。"所谓"淫民"，是享受"世禄"特权的贵族，"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人则备竿瑟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说苑·政理》）。废除这些世禄贵族的特权而招徕四方有才能之士，这又是魏国在政治上的一大革新。 西门豹被任为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令。当地官吏与巫祝相勾结，借为河神取妇，搜刮财物，残害民命，大搞迷信活动，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西门豹到任后，揭穿骗人把戏，惩治罪魁祸首，"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西门豹治邺，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使魏的国力进一步增强。 吴起在任魏将和西河郡守期间，整顿军纪，改善官兵关系。他常常"与土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上卒分劳苦"（《史记·吴起列传》）。吴起在治军方法上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魏军的战斗力。由于魏国当魏文侯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一系列变法和改革措施的推行，使魏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魏国变法改革的成功经验，使其他大国群起效仿。 （二）　赵烈侯信从公仲连改革 赵国在公元前403 年，当赵烈侯在位时，也进行了经济、政治、军事与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的改革。起初，赵烈侯爱好音乐，命相国公仲连赐给二名歌者每人田万亩。公仲连执意不从，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在烈侯的再三催问下，公仲"乃称疾不朝"。后来，公仲连接受番吾君的建议，向烈侯荐举牛畜、苟欣、徐越三人。牛畜向烈侯宣传"仁义，约以王道"，他主张用仁义和王道的一套办法去对待民众和诸侯各国，就会取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荀欣向烈侯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亦即要选拔将帅，训练军队，荐举贤能，担任官吏，加强军队和政权的建设；徐越则向烈侯讲论"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即对财物要节约使用，反对贪污浪费，对官吏要考察其功德，进行奖惩。烈侯听了三人的议论，觉得很有道理，十分高兴，便派使者对相国公仲连说："歌者之田且止。"于是，烈侯就"官牛畜为师"，担任国君的高级顾问；命"苟欣为中尉"，负责训练军队和选拔官吏；命"徐越为内史"。掌管财务的收支和官吏的考核。烈侯听从三人的意见，着手进行改革，并"赐相国衣二袭"（《史记·赵世家》），奖赏公仲连荐举能人的功劳。 经过烈侯时的改革，赵的国力也开始强盛，在对齐、魏、卫和中山的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三）　韩昭侯任用申不害改革 韩国在战国初期，曾进行过一些变法改革。但由于当时没有经验，"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因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收效不大。到"韩昭侯之世，兵寇屡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纪年》），故昭侯八年（前355 年），又起用申不害为相，再度进行改革。申不害也强调"法"，他曾说："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君必有明法正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艺文类聚》卷五 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申子》）。他还教韩昭侯"循功劳，视次第"（《战国策·韩一》），即按"功劳"的大小任以官职。申不害更注重"木"，也就是君主如何驾驭臣下，使他们尽职效忠的权术。韩非解释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申不害指出："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善为主者，倚于愚"，"设于不敢，藏于无事。"他宣传："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即要臣下围着君主一个人转；但应极力防止"一臣专君，群臣皆蔽"的事发生。他申述：如果臣下"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就会"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群书治要》卷三六引《申子·大体》）。因此，申不害主张君主要"独视"、"独听"、"独断"。他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就是要搞君主的独载，集权于一身。申不害的改革同样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史记·韩世家》称："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老子韩非列传》又说："（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可见韩也曾一度有些起色。 （四）　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 楚国在战国初期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政治，国内秩序混乱，对外战争也连遭挫折。公元前402 年，发生了"盗杀声王"的事件。过了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至公元前391 年，三晋又伐楚，"败我大梁。榆夫"（《史记：楚世家》）。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楚悼王于公元前390 年，任用由魏国来归的吴起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一年之后又升为令尹，决心实行变法。 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削减世袭封君贵族的特权。吴起认为，楚国最大的弊病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因而他主张："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在剥夺封君贵族的世袭特权之后，他又"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这样，既打击了贵族"逼主虐民"的势力，又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二是精简官僚机构，加强军队建设。吴起向楚悼王建议："绝灭（当作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上。"（《韩非子·和氏》）他又曾向屈宜臼表示，将"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说苑·指武》）。显然，他要压缩官俸的开支，而把节省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军事训练，厉兵秣马。三是整顿官场的不正之风。当时由魏入秦的范睢说吴起在楚的变法，"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由燕入秦的蔡泽，又说吴起当政，"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战国策·秦三》）。可见纠正营私舞弊、互相倾轧、苟合求荣等官场的歪风邪气，也是吴起变法的一个重点。吴起变法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其效果也很快显示出来。蔡泽说他曾"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史记·吴起列传》称其变法之后，"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据说在公元前381 年的一次伐魏战斗中，楚军"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战国策·齐五》），一直打到黄河沿岸。 （五）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秦国僻在西部，战国初期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特别是国内统治秩序不稳，外部又常遭三晋的攻伐，处境十分艰难。公元前361 年秦孝公即位，决心实行变法改革。他下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吏记·秦本纪》）就在这时，商鞅由魏人秦，向秦孝公陈说变法图强的道理。经过一番与守旧贵族的思想交锋，孝公即命商鞅为左庶长，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 商鞅变法从孝公六年（前356 年）开始，到二十四年（前338 年）逝世时结束，前后共持续进行了"十八年"（《战国策·秦一》），其间并有两次。它的主要内容有下列数项：一是扩大亩制，增加每家农户的耕种上地。杜佑《通典》说："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矢矣。"（《州郡典·栾州风俗》）在某些"地广人寡"的地区，更"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任其所耕，不限多少"（《食货典》）。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重本抑末，奖励耕织。商鞅变法规范"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所谓"复其身"，即兔除本人徭役；"举以为收孥"，则要连同妻。子，没为官奴。三是制定按军功赏赐的爵位制度。商鞅制定爵级"凡二十等"（《后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刘劭《爵制》），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商君书·境内》），"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韩非子·定法》）。所赐的爵位、田宅、官级，按所斩敌人甲首数和军功大小递增。四是建立连坐制，轻罪用重刑。商鞅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编制户籍，规定一家有奸，其他各家都要告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他认为："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这叫做"以刑去刑"（《商君书·画策》）。据说商鞅之法，"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七国考》卷一二引《盐铁论》注）。五是焚烧儒家经典，强化思想统治。商鞅变法曾"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这就开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先河。六是普遍推行县制。商鞅合并许多小的乡、聚（村落），"集为大县"，每县置一个县令，把全国分为"四十一县"（《史记·秦本纪》）。商鞅还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改革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的陋习，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整顿官场的不正之风，"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等等。 由于商鞅变法内容的丰富，措施的坚决，很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战国策·秦一》称："商君治秦，法令至行"；"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史记·商君传》亦谓："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此期间，秦国与三晋的战争也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340 年，商鞅亲自率军伐魏，大破魏军，逼迫魏献出河西之地。 （六）　齐威王任用邹忌改革 孙膑所处的齐国在战国初期，内部政治，外部遭到魏、赵、鲁、卫的连续攻击，《史记·田世家》称其时"诸侯并伐，国人不治"。齐威王自公元前356 年即位，就决心革除弊政，奋发图强。他召即墨大夫说："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接着便"封之万家"。又召阿大夫说："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接着就"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这一果断的奖惩措施，使朝野受到极大震动。 不久，邹忌（一作驺忌）以鼓琴见齐威王，威王与语大悦，三月即任命为相，着手改革。邹忌改革的内容约有如下三点：一是"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即要健全法制，惩治贪官污吏。二是选拔贤才，担任军政要职。齐威王曾夸耀说："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徒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同上）邹忌也曾在齐威王前表功说："忌举田居子为西河而秦、梁弱，忌举田解子为南城而楚人抱罗绮而朝，忌举黔涿子为冥州而燕人给牲，赵人给盛；??忌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而九族益亲，民益富。"（《说苑·臣术》）可见当时齐国人才济济、各显其能的盛况。三是鼓励臣民提意见。齐威王在改革之初，曾采纳邹忌的建议，下令国中曰："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说，"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战国策·齐一》）。此言虽有些夸张，但也可见齐威王能纳谏改过，革除许多弊政。 孙膑这时也向齐王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特别是他教威王，"强兵之急者"在于"富国"（《孙膑兵法·强兵》），指出了积聚财富、增强实力的重要性。齐威王的改革使国内政治清明，能人辈出，国民富庶，士兵训练有素，作战勇敢。这样，就为齐国的强盛，孙膑指挥的几次对外战争取得大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军事状况的变化 从孙武所处的春秋末年到孙膑所处的战国中期，军事上的状况也有着很大的变化。了解这种变化，对于认识孙膑对孙武军事思想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兹分别就下列几方面进行论述。 （一）　军队人数的激增 春秋末年各队的人数不过几万，最多的有十余万。到战国中期，七大强国普遍都有数十万军队，多者可达百万左右。一二百年时间里，军队人数几乎增加了十倍。 七大强国中军队人数最多的是秦国。《战国策·秦一》载苏秦说秦王，谓秦有"战车万乘，奋击百万"；同书《韩一》载张仪说韩王，谓"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秦策三》并载范睢说秦王，谓秦有"战车千乘，奋击百万"。然则秦国拥有百万大军，应是事实。 楚国的军队人数，可与秦国相匹敌。《战国策·楚一》载苏秦说楚王，谓楚有"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又载江乙对楚王曰："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同书《秦三》并载蔡泽谓："楚地持戟百万"；《史记·楚世家》亦载楚顷襄王时有好射者语，称楚有"带甲百万"。可见楚国同样拥有近百万军队。 其他如魏、赵、齐、燕、韩诸大国，兵员都有数十万人。《战国策·魏一》载苏秦说魏王，谓魏有"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又载张仪说魏王，谓魏"卒不过三十万人"。同书《魏三》载须贾语穰侯，谓魏国"百县胜兵，不下三十万"；《齐五》又载苏秦说齐王，谓"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然则魏国在盛时拥兵六七十万，其衰落时亦有三十余万。《战国策·赵二》载苏秦说赵王，谓赵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同书《齐一》载苏秦说齐王，谓齐有"带甲数十万"；《燕一》载苏秦说燕君，谓燕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同书《韩一》并载苏秦说韩王，谓韩有"带甲数十万"；又载张仪说韩工，谓韩"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担任后勤杂务者）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然则七国中兵员最少的韩国，也有二三十万人。 战国时各队人数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口的繁殖。当时的冶铁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铁农具普遍使用，加之荒地的开垦，牛耕的推广，使农业产量迅速增长。据战国初期魏国李俚的估计，当时"岁收亩（约合今0.31 亩〕一石半（约合今15 公斤）"，一家"治田百亩"，可得"粟百五十石"，即1500 公厅。如果"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遇上"上熟"之年，"其收自四"（《汉书·食货志》），即为平时的四倍，数量当甚可观。故孟子论述，"一夫百亩"的收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其能供养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春秋时有些地方人口还较稀疏，到战国时人口密度已大为提高。有人描述魏国的情况说；"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战国策·魏一》）当时"万家之邑"已到处存在。知伯向韩索地，韩即"致万家之邑一"；知伯又向魏索地，魏亦"致万家之邑一于知伯"（《战国策·赵一》）。赵奢曾指出："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三》）在这样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情况下，各大国都拥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军队，是势所必然的。 （二）　征兵范围的扩大和军赋的加重 春秋时各国的军队一般都由居住在国都郊外的"国人"充当，另外各领有采邑的卿大夫收编依附民组成私属军队，各郡县征集的地方部队也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各国的边地普遍设郡，内地也纷纷建县，领有采邑的世袭分封贵族大为减少，国野的界限已经消失。于是，国家兵员的来源从国都郊外扩大到各郡县的城邑乡村，原来居于鄙遂从事农业劳动的没有当兵资格的"野人"，现在也都成了证兵的对象。大量的农民收编为国家的军队，使各国的军队人数迅速扩充。 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国规定服兵役的年龄相当长，约从15 岁到60 岁。 到服役年龄就需"傅籍"，即登记在兵役名册上。征兵的数额也无限制增加。秦赵长平之战时，秦王亲自到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史记·白起列传》）。楚大司马昭常守在楚之东地，曾对齐使者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战国策·楚二》）《周礼·地官·乡大夫》云："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这个记载，当也是战国时的制度，可能有些边远地区，眼兵役的年龄高达65 岁。每家服兵役的也不止一人。有人曾估计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按每"户三男子"计，"三七二十一万，不侍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战国策·齐一》）。可知战国时的征兵，往往是悉数而征，有多少适龄的男子便怔集多少，平均每户可征集三男子。 这些征发而来的男子，有的留在中央和各大都城，作为常备兵；有的留在各郡县，作为地方部队或民兵。作战时由国君统一调遣。如魏国有"百县胜兵，不下三十万"，在必要时可以调来"止戍大梁"（《战国策·魏三》）；齐宣王伐燕时，不仅调集中央常备的"五都之兵"，还配合以靠近燕国的地方部队和民兵，"因北地之众"（《战国策·燕一》）。足见战国时的证兵之多和在战争中的动员之广。 在必要时，女子也要应征入伍，特别是在守城的过程中担任修筑工事和警戒的任务。《商君书·兵守》云："壮男力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上，以为险阻及耕格阶"，《墨子·备城门》谓："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墨子·备穴》述："诸作穴（地道）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墨子·号令》又说："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弯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史记·平原君列传》载"秦急围邯郸"时，平原君"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史记·田单列传》记田单守即墨时，亦令"妻妾编于行伍之间"."使老弱女子乘城"。然则在战争激烈时，女于也从军参战，编于卒伍，已不是个别现象。 战国时军赋的征收也有增无已。当时"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这几种军赋的征收，不但在数额上随意加码，而且往往三管齐下，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孟子曾指出：对上述三种军赋，"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春秋时按井田编制单位或按田亩收取军赋，到战国时有的国家改为按户或按人头收取。如秦国用商秧变法，在孝公"十四年（前348 年），初为赋"（《史记·秦本纪》）。《索隐》引谯周云："初为军赋也。"这种军赋的征收，就是按人头计算的。董仲舒曾说：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所谓"口赋"，即以人口数缴纳的军赋。商殃变法时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下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亦即要加倍收取其"口赋"。这种按人口征赋的办法，董仲舒认为其利"二十倍于古"，自然比春秋时更加严密和繁重了。 （三）　军队的选拔、训练和赏罚 战国时对军队的选拔和训练，亦较春秋时更为讲究，并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吴起在楚国变法时，主张"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赵烈侯改革时，荀欣也建议"选练举贤"（《史记·赵世家》）。李牧守于赵国北边备匈奴，每天"习射骑"。在一次出击匈奴时，他"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当时的军队，有所谓"厚禄教卒"、"精士练材"、"简选精良"等各种名称。有人评论说："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吕氏春 秋·简选》）可见战国时期各国对军队"选练"的重视。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叙述"选车士之法"说："取年四十已（以）下，长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缚硅旗，力能毂八石弩，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曰武车之士"（《武车士》）；又述"选骑士之法"云："取年四十己下，长七尺五寸已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毂射，前后左右周旋迸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武骑士》）在训练军队时，它主张把有各种特长的人编在一起，以发挥其独特的功用，如："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日冒刃之土；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日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上；??有村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日待命之士。"（《练士》）对军队作战的教练，先应个别或少数人进行，然后再大部队集体行动，它指出"教吏士：使一入学战，教成，台之十人；十入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大战之法，教成，合之百万之众。"（《教战》）上述这些军队的"选练"之法，可能是当时各国选练军队经验的总结。 除了一般军队的选练而外，战国时还有各种经过特殊的选拔方法，得到优厚的奖励待遇而组成的精锐部队。如齐国有所谓"技击"，这种部队由"招延募选"而来，他们在作战时规定，斩得敌人一甲首，"则赐赎锱金"，即官赐六铢之金以赎之。魏国有所谓"武卒"，这种部队是通过一定规格的考试而选取的。在考试时，每人"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如果合格"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即免除其本户的谣役和田宅的赋税。秦国有所谓"锐士"，对于这种部队，"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规定严格的赏罚制度。 他们可以"功赏相长"，斩敌"五甲首而隶五家"（《荀子·议兵》），即可得到五家隶属者为其服役。这些特殊的精锐部队，都曾在战国时代的战斗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各国都制订了严格的奖惩之法。如"楚之法、覆军杀将，??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硅"（《战国策·齐二》）。秦国商鞅变法时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赏刑》指出："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同书《境内》篇中，又有很多关于战争中的功过赏罚的论述。这些应都是秦国在战国中后期的舆论和制度。唯其如此，故秦国的军队愈战愈强。《孙膑兵法》中有许多关于军队的选拔、训练和赏罚的言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来的。 （四）　攻守武器的进步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有了新的发展，铸铁可以煅造和进行柔化处理，并发明了渗碳炼钢的方法。铁矿得到普遍的勘探和开采。据《山海经·五藏山经》记，当时探明有铁的山共37 处；《管子·地数》篇云："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这些数字当然是很不可靠的，但由此也可见铁矿的发现和采掘之多。当时各大国都城和郡县一级的地方政权，都有制造兵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并有相当严密的管理监造制度。从文献记载和同 323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当时铸造兵器的重要地点有：奏国的雍、咸阳。高奴、漆垣，魏国的大梁。安邑、宁、共，赵国的邯郸。武平。兹氏，韩国的郑，新城，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燕国的下都等。制造兵器的冶金技术也更加成熟，出土的战国兵器铭文中，往往有"某某执齐（剂）"字样，"执齐"就是掌握合金的比例。《吕氏春秋·别类》篇记录了当时积累的合金经验，说"金（铜）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黄白杂则坚且。"《战国策》、《庄子》等著作中，都谈到兵器有"白刃"，可见兵器已有不少是"钢"制的。这就大大提高了兵器的坚韧和锋利的程度。手执而进行交战的兵器，如戈、矛、乾、剑、殳等，当时大多已用铁制，质地坚韧而锋利。《荀子·议兵》篇说：楚国的"宛矩铁（矛），惨如蜂虿，轻利速，卒（猝）如飘风"。韩国的剑、戟，产地有"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战国策·韩一》）。据说，中山国的力士"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吕氏春秋·责卒》）。可见这些兵器的杀伤威力。 远射而杀伤敌人的兵器如弓矢。机弩，制作更加精良。据《周礼·夏官·司弓矢》的记载，当时的弓有六种，普有四种，矢有八种。"六弓"中，王弓、弧弓用于守城和车战；夹弓、庚弓用于田猎；唐弓。大弓用于习射。"凡弩：夹（弩）、庾（弩）利攻守，唐（弩）、大（弩）利车战、野战。凡矢：枉矢、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杀矢、矢用诸近射、田猎；矢。矢用诸戈射；恒矢，痹矢用诸散射。"这些名目繁多的弓弩矢，说明它们具有独特的性能，以用于战争中的各种场合。特别是韩国的强弓劲弩，其名称有"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此种强弩，能用脚踏的力量连续射击，"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战国策·韩一》）。其性能和威力如此。魏国在选取武卒时，要令其"操十二石之弩"（《荀子·议兵》），此弩的发射力一定是很大的。近年在长沙出土的战国中期的铜弩机；"在结构原理上、制作技巧上，都达到了很成熟的地步。"①孙膑也曾多次谈到弓弩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如他说："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又说"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势备》）当时还有一种"连弩之车"（《墨子·备高临》）.即安置在车上发箭的大弩，成为攻守作战威力极强的武器。《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在谈到作战布阵时说："弩次之者，所以当投（石）机也。"可知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投石机，在战争中使用亦己相当普遍。 攻城的云梯，战国时设计构造更加灵便。据说，公输般曾"为楚造云梯之械"，这种云梯能"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公输》）。攻城时筑"堙"挖"穴".从城外的土山上和从城下的地道内发起进攻，比春秋时更加猛烈。① 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文物》1964 年第6 期。在攻城的地道战中，辽使用鼓风的"橐"，把制造的烟压送到敌人的地道内，使敌人窒息。《墨子·备穴》在谈到这种战法时说；"灶用四橐。穴且遇，以颉皋冲之，疾鼓橐熏之"；"凿其窦，通其烟，烟通，疾鼓橐以熏之。"《韩非子·八说》论道："干城距（拒〕冲，不若堙穴伏橐。"可见"伏橐"鼓烟在攻城地道战中的作用。在江河湖海的水战中，当时还发明了一种"舟战之器".称为"钩拒"。它的作用能对"退者钩之，迸者拒之"（《墨子·鲁问》），使敌船迸退两难，在行动受困中陷于失败。 护身的甲胄，质地更加坚韧，并多用铁制。《荀子·议兵》篇云："楚人鲛革。犀以为甲，坚如金石。"《吕氏春秋·贵卒）篇谓：中山国的力士，在作战时"衣铁甲"。《战国策·韩一）述，韩国的防御用具有"甲、盾、、鍪、铁幕、革抉、芮，无不毕具"。《史记·苏秦列传·索隐》引刘氏释"铁幕"云："谓以铁为臂胫之衣。"在防御武器中，当时还出现了一种设置障碍的器材--蒺藜，一般都用铁制。这种蒺藜，有数个锐利的尖角，中央有孔.以便用绳芽起来，布设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上，困扰敌军的行动。孙膑在马陵之战时，就"以蒺藜当沟池"，又"以弩次蒺藜"（《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加强了防护设施。 （五）　兵种的增加和作战方式的多样 在使用兵种上，由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改为以步兵为主、车兵为辅，是春秋战国间在作战方式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战国时期步兵代替车兵而成为主要兵种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征兵范围的扩大，国野界限的消失。大批原来居住于鄙野的农民被征入伍，他们的身份较低，没有受过御车训练，编为步兵是比较适宜的。二是车兵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原来在春秋时期与戎狄作战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车兵由于不能适应山林险阻的地形，就"毁车以为行"（《左传·昭公元年》）；至战国时期各中原国家交战更少用只能在平原坦途行进的车兵，而多用行动灵便的步兵。三是兵器发展的影响。战国时期坚韧锋利的铁兵器和远射有力的机弩的广泛使用，使密集的整齐排列的兵车在战争中往往会受到巨大损失。公元前405 年，齐用车兵攻廪丘，而赵使孔青将步兵救之，结果大败齐军，"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使齐人"车甲尽于战"（《吕氏春秋·不广》）。这次战争充分暴露了车战的弱点，以步代车成为历史趋势。 除了步兵、车兵而外，战国时又出现了骑兵和弩兵两个兵种。马在战争中的运用起初主要是驾车，个别的武装骑手虽说在殷墟发掘中已经发现，但直到春秋前期还没有骑兵集体作战的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不少学者认为这是"骑马"之风渐盛的开始。但也有学者主张此处"言以车一乘归鲁"（见宋翔凤《过庭录》卷九）。并非骑马。不过，从春秋未年开始，骑兵确实已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韩非子·十过》篇记，赵襄子知道知伯要攻赵。"乃召延陵生，令将军车骑先至晋阳"；《吕氏春秋·无义》篇说：商鞅用"伏卒与车骑"袭取公于印；《战国策·齐一》载孙膑谓田忌曰："使轻车锐骑冲雍门"；《通典》卷一四九还引孙瞑已"用骑有十利。"可见骑兵在战争中的普遍运用。许多用机弩的战士集合在一起组成弩兵，当时也大显威力。孙膑在布置马陵之战的阵势时说："长兵次之，??短兵次之，??弩次之"；"以弩次蒺藜"，"垒上弩、戟分。"（《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这里的"弩"，都是指弩兵。在这次战争中。齐军因弩兵的"万弩俱发"而获大胜。 由于步兵、骑兵、弯兵的出现和步兵成为主力，战争的场所就从广阔的平原扩展到山林、沮泽、狭隘险要之地，战争的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变。《孙膑兵法》上说："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两边高峻的狭窄地带）则多其弩"（《八阵》）；"易则利车，险则利徒"（《十问》），就是讲述在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如何运用不同的兵种，以有利于作战的方法。 战国时期的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国策·赵三》载赵奢曰："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可见当时城市之大而且多。《盐铁论·通有》篇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荣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城市中人民的殷众、工商业的繁荣以及税收的大量增加，使城市成为诸侯国间兼井战争的重要对象。同时，步兵数量的增多，攻城武器的迸步和技术的提高，也为攻城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墨子·备城门》篇曾列举攻城有"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附、、轩车"等十二种方法。春秋未年的孙武还认为"攻城则力屈"、"其下攻城"，到战国中期的孙瞑则从地形条件上把城分为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极言牝城之"可击"。 与孙膑差不多同时的尉缭，更把攻城作为主要目标，主张用兵击敌要"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包围）其大城大邑"，全力进攻，使"敌救未至而一城己降"（《尉缭子·兵权》）。战国时攻城成功的例于很多，燕将乐毅伐齐。在数年中攻"下齐七十余城"（《史记·乐毅列传》）。各国为了加强守备，不惜耗费民力，增建和扩建城廓，还在边境修筑长城，使攻城和守城的战斗更加激烈。 在江河湖海上作战的舟师，战国时仍相当活跃。南方的楚。越两国经常"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见不利"其退难"；越人逆流而进，见不利"其退速"。因而楚不能胜越，而越"亟败楚人"。后公输般为楚造''舟战之器"，"退者钩之，进者拒之".于是楚又"亟败越人"（《墨子·鲁问》）。可见其时楚越之舟战打得火热。秦国因为要对楚及巴蜀作战，也建立了舟师。据说秦的舟师"方船积粟"."航船载卒，一肪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战国策·楚一》）。至司马错率巴蜀之众伐楚时，竟出动"大舶船万艘"《（华阳国志·蜀志》）。其舟师在此次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孙膑兵法》谈到"水战之法"云："令之为钩。楷、??皆具，进则必逐，退则不戚"："便舟以为旗，驰舟以为使，??阵而支之，规而高之"。（《十阵》）从孙膑对水战如此重视和熟悉来看，齐国当也有一定数量的舟师，井与邻国进行过水战。 （六）　战争规模的扩大 春秋时期一次战争动员的兵力不过几万人，到战国时期则动辄几十万。 如魏国在秦围大梁时，曾"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战国策·魏三》）。秦赵长平之战，赵国降秦而被"坑杀"之卒就有"四十万人"，合计秦"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史记·白起列传》），则赵国参战的人数当在50万 左右。春秋时两军作战，车兵对峙，战场往往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平原地带。到战国时、步、骑、车、弩四兵配合，行动灵便迅速，军队调遣频繁，战场范围大大扩展，战线拉得很长，方圆数十甚至几百里之内的山林沼泽，都可能成为战争之地。如秦赵阔与之战，赵将赵奢率兵，先是"去邯郸三十里"而坚壁，后又"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再"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最后赵卒疾趋"先据北山上"占领有利地形，终于"大破秦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孙膑所指挥的几次战争，也是长距离的调遣敌人，在广阔的战场上抓住有利时机和占据有利地形而获胜的。 各国的经济力量比春秋时更加雄厚，因而可以进行长期的战争。据称，韩之"宜阳，城方八里，村士十万，粟支数年"k 战国策·东周》）；"赵地方二千里，粟支十年"（《战国策·赵二》）；"齐地方二千里，粟如丘山"（《战国策·齐一》）；"楚地方五千里，粟支十年"（《战国策·楚一》）；"燕地方二千余里，粟支十年"（《战国策·燕一》）。其他如秦、魏两大国，当亦与此相类。齐国的田单曾向赵奢诉说："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奢即答道：当今的战国七强，皆"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战国策·赵三》）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战国时代战争的用兵之多。战场之大和时间之久。 （七）　军事人才辈出和地目的运用 在步、骑、车、弩各兵种的协同配合下，随着战场范围的扩大，迂回、伏击、包围、奇袭等成为战争中常用的方式。与西周春秋时期公卿文武不分、君王常常御驾亲征的情况不同，战国时期各国大都实行相将文武分职的制度，君王一般不再亲自督战，而是选派有军事才能的将帅指挥战争，于是，一大批善于用兵的将帅和军事家在战国时期涌现出来。如魏有吴起、乐羊、庞涓，赵有廉颇、赵奢、李牧、庞，齐有田忌、匡章、田单，秦有商鞅、白起、司马错、王翦，燕有乐毅，楚有庄，等等。《荀子·议兵》篇说"齐之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孙膑就是在战国中期涌现的善于指挥作战、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杰出军事家之一。 地图的出现为时甚早。西周康王时铜器《宜侯矢簋》，记康王在分封宜侯时，"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可见在西周初年"武王、成王伐商"时，由于征伐的地域辽阔。已经运用地"图"来指挥作战了。战国时期的战争，军队调动愈益频繁灵活，战场范围往往绵延数十百里，地图在指挥战争中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管子·地图》篇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显然，地图对于战国时的战争指挥者，已成为必不可少之物。孙膑在指挥几次战争时，能长距高的调动敌人，巧妙地利用地形，给敌以致命的打击，想必他也是运用地图指挥作战，才能如此得心应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随着春秋后期学术思想的活跃，到战国时代学派更加增多，各学派之间的交融和争鸣愈趋热烈，出现了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光辉灿烂的高峰。这就为孙膑军事思想的丰富和提高，博采各家之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由以下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　士阶层的兴起 "士"在西周春秋时代有许多含义：一是指贵族统治阶级的最低层，在大夫之下。《左传·昭公七年》载："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国语·晋语四》曰"大夫食邑，士食田"。二是指从事打仗的士兵。《国语·齐语》云："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韦昭注："士，军士也。十五乡台三万人，是为三军。"三是泛指有学识的当官者。《汉书·食货志》论述周代的情况说："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上，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日工，通财富货日商。"四指判断刑狱的法官。《书·尧典》载舜命皋陶曰"女（汝）作士。"郑玄注："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孟子·告子下》云："管夷吾举于上。"赵岐注："士，狱官也。"上述四种"士"，都非新兴的士阶层。 自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有的上层贵族家道衰落，这些贵族本来就学得丰富的文化知识；有的下层平民因为勤奋好学，也变成有知识技能的人。他们从本上上游离出来，奔波于四方，谋求一官半职。统治阶级因争权夺利的需要，开始收养四方之游士，以为他们出谋划策，效忠尽力。这就更促使士阶层的发展。春秋后期各诸侯的公室和卿大夫的私门.都己养有不少的士。据说春秋未年，晋国的"中牟有士曰中章、肯己肴"，经中牟令王登推荐而一日皆为中大夫。于是"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国的田成子也大量养士，他"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韩非子·外传说右上》）。他们都给士以优厚的待遇。 至战国时代，上阶层更加活跃。他们"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荀子·儒效》），以求得统治者的赏识。战国初期的墨子及其弟子，与春秋未年的孔子及其弟于一样，也形成一个很大的游士集团。据《墨子·公输》篇称，当楚欲攻宋时。墨于有"弟于禽滑厘等三百人"，已守于宋城上。可知墨子弟子亦在数百人之上。战国中期的盂子在辩谈游说时，常常"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膝文公下》）：田骄在齐，"赀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四》）；"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由楚至小国滕，也带着"徒数十人"（《孟子·膝文公上》）。当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史记·秦始皇本纪》），各国君王和上层贵族的养士之风，比春秋时有增无已。魏文侯。赵烈侯、韩昭侯、秦孝公、楚悼王。燕昭王。齐威王、齐宣王等。都好用游说的贤士，任以要职，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权臣显贵如齐的盂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所养游上都达3000 人。这些游士辩谈论理，著书立说，发表各自的见解，必然给思想界带来活力，使学术文化次欣向荣。 孙瞑学过兵法，奔忙于齐、魏等国之间，欲求施展他的才华。他开始为齐将田忌所收养，后又进见威王，遂任为师。据《孙膑兵法·威王问》等篇记载，孙膑也有若干"弟子"。显然，孙膑与墨子、盂子等一样，同是活跃在当时政治界、军事界、思想界的士阶层中的一分子。 （二）　科学技术的进步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广，水利的兴修，亩制的扩大，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能够养活的非农业人口也相应增多。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战国时期科技的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天文、历法。战国时期对日月星辰运行的测定，更加细致。当时已利用岁星（即木星）运行的规律，循环一个周期约需12年，创立了岁星纪年法。一些专门观测星辰运行的占星家，还把观测所得记录下来，著成文字。如齐人甘德（一说"楚人"），"作《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作《天文》八卷"（《史记·天官书·正义》引《七录》）。这些著作较精密地记录了120 颗恒星的方位和运行规律，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历法的推算，比春秋时更加精确。《孟子·离娄下》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为了清楚地反映季节的变化，便于农业生产中掌握，古代人所创造的一年中立二十四个节气注历的方法，到战国时也己大致齐备。 （2）地理学。由于商业贸易的繁荣，手工业原料和上特产的交流，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军事征伐规模的扩大，交通来往的频繁和中原边疆各民族的融合。人们的地理知识大为丰富，到战国时期出现了《山海经》、《禹贡》等全国性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分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山经记述各山岳的位置方向、水文情况、自然地貌、动植物分布、矿产资源等。虽然其内容与客观事实不尽相符，但正确的部分仍是主要的。海经和大荒经中神话传说较多，科学性不如山经。《禹贡》假托记述夏禹治水的经过，把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历叙其地理、特产、田赋、民族等。它对九州土壤的区分，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3）数学。物理学。墨子及其后学者广泛地与生产实践接触，积累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的著作《墨经》，简炼地记录了这一方面的成果。《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学的定义。如："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园，一中同长也。"对于力学中的杠杆原理，它指出："长。重者下，短、轻者上。"杠杆的上下，不仅决定于力的轻重，而且还决定于力臂的长短。《墨经》中辽对人像的倒影、凹面镜、凸面镜的照射效果等光学原理进行科学的解释。磁石的指极性能也已被发现。并利用它制造了一种定方向的仪器。《韩非子·有度》篇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所谓"司南"，就是指南针的雏型。 （4）医学。战国时期出现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它论述人体解剖、病理、病困、诊断等基础理论，又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内容，说明当时医学事业的蓬勃发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上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和《导引图》等，反映了战国时期在经脉、医方和体育医疗等方面的成就。 不言而喻，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提高各家学说的科学水平，为百家争鸣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推动各种思潮的发展，促进学术文化的繁荣。 （三）　各种学派的林立 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活跃，游说之风的盛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当时学派纷呈，各显其能，在学术文化史上大放异彩。除了孙膜所属的兵家之外，参加争鸣的，主要有下列诸家： （1）墨家。创始人墨翟，战国前期宋国人，或说鲁国人。他的弟子多来自社会下层，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他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等政治主张，又提出如何判断是非的"三表"法。墨家的言论著作，汇编在《墨子》一书中。 （2）儒家。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邹人孟轲与赵人荀卿。盂轲活动于战国中期，他主张实行"仁政"，又倡导"性善"说。《盂子》一书是他言行录的汇编。荀卿活动于战国后期，他主张礼治和法治并重，宣扬"性恶"论。他的著作汇编为《荀子》。 （3）道家。主要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宋人庄周。他把万物本原的"道"进一步神秘化，宣扬相对主义和忘掉一切。他的著作保存在《庄子》一书中。道家还有一些流派。《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说：齐人田骈、接子，楚人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木"，则其为道家无疑。有人把主张"为我"的杨朱，也归人道家一类。 （4）法家。前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李悝在魏国变法，著有《法经》；商鞅在秦变法，其思想主张保存在《商君书》中；申不害在韩，主张用"术"行法；慎到初"学黄老"，后强调"立法"，特重"势位"。战国后期的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5）名家。这是一个以辩论名实关系力主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孙龙。惠施夸大事物的相对性。他的辩论命题保存在《庄子·天下》篇中。公孙龙夸大事物的特殊性，他的著名命题是"白马非马"。其著作与言行记录，汇编为《公孙龙子》。 （6）阴阳家。西周春秋时期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阴阳五行学说，到战国时期被一些游说之士蒙上宗教迷信的色彩。其代表人物是齐人邹衍（一作驺衍）。他"称引大地剖判以来，（上木金火水）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宣扬神秘的历史循环论。 （7）纵横家。为适应战国时期兼并战争中外交活动的需要，一些谋士向各诸侯国君游说合纵、连横等策略，称为纵横家。其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等。他们的游说辞保存在《战国策）和近年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汉书·艺文志）并著录有《苏子》31 篇和《张子》10 篇。 （8）农家。这是战国时期专门谈论农业问题的学派。《汉书·艺文志y农家"类中著录有《神农》20 篇、《野老》17 篇。班固并注云："六国时"。《盂子·滕文公上》篇载："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带着其徒到处游说，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 （9） 杂家。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杂家是一种兼容并包各家、杂取众家之长的学派。说到杂家，往往会举出战国末期吕不韦召集宾客所撰的《吕氏春秋》。其实，该学派在战国中期早见端倪。如宋研、尹文二人，"其言黄老意"应属道家；但《汉书·艺文志》载，《宋子》属小说家，《尹文子》属名家；《庄子·天下》篇说二人"愿天下之安宁，以话民命"，此类儒家；他们还主张"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又酷似墨家。可见宋、尹二人已开杂家之风。 争鸣的学派如此繁多，它们必然会对孙膑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军事谋略，产生深刻的影响。孙膑对百家学说进行取舍和扬弃，以建立自己的军事思想体系。 （四）　稷下学宫的盛况 在百家争鸣的热潮中，齐国的稷下学宫接待学者、提供讲坛、鼓励辩论，起着积极的组织和促进作用，是战国时期学术争呜最热闹的场所。 稷下学宫由田齐的桓公（前374-前357 年在位）创建。徐于《中论·亡国》篇云："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至桓公子威王时，稷下学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威王于宣王更"喜文学游说之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直到齐襄王（前283-前265 年在位）时，稷下学宫犹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叙述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正值"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苟卿三为祭酒焉"。这里所谓"老师"、"列大夫"、"祭酒"、当都是稷下学宫中的尊称和职位。可见学宫的学术活动，一直延续了一百余年。 关于学宫的地理位置、讲学环境，《史记·田世家·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索隐》又引《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并引虞喜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侍游士。"然则，学宫是在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稷山之下，那里有讲室、馆舍。学者们定期在那里聚会，进行讲学活动。来到学宫讲学的人，称"稷下先生".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于世主"；而齐王对他们也给以优厚的待遇，"皆命日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宣王对稷下学者"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让他们"不治而议论"。由于统治者的扶持提倡，稷下学宫的规模愈来愈大，学士云集，盛时达到"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当时各国各学派的著名学者，大部分都到稷下学宫来讲过学，并有著作流传于世。仅据《史记）和《汉书·艺文志）所载，来稷下的著名学者就有齐人田骈（著《田子》二十五篇）、接子（著《接子》二篇）、淳于髡（著作名未详）、邹衍（著《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爽（著《邹子》十二篇）、鲁仲连（著《鲁仲连子》十四篇）.楚人环渊（著《子》十三篇），宋人宋（著《宋子》十八篇）、尹文（著《尹文子》一篇），邹人盂轲（有《孟子》十一篇），赵人慎到（有《慎子》四十二篇）、荀卿（著《荀子》三十二篇），等等。这些学者及其著作，分属于道、儒、名、法、墨、阴阳、纵横、小说各家，有的兼有几家的特点。他们自由讨论，各行己见，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形成良好的探讨学术的空气。据考证，现存的《管子》一书就是稷下部分学者论文的汇编。 孙膑活动在齐威王、宣王的时代，正是稷下学宫繁荣鼎盛的时期。他必然会受到畅所欲言、热烈辩论的稷下学风的影响，或者他本人到过稷下学宫，他的兵法著作就是在稷下学者的启发下写成的。还应当指出，齐威王时《司马法》一书的撰著，也是出于稷丁先生的手笔。《史记·司马穰直传》云："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日《司马穰苴兵法》。"这里所谓"大夫".即上述"皆命曰列大夫"、"为上大夫"的大夫，是稷下学者的官位和尊号。古《司马法》与《穰苴兵法》均因稷下学者而得到追论整理，使它们重放光辉。 （五） 兵家在实践中发展 随着战国时代军队人数的激增、攻守武器的进步、作战方式的多样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场指挥愈来愈成为一门值得研究的艺术。由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和军事实践的促进，兵家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汉书·刑法志》云："（战国）雄竿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孙膑、吴起、商鞅等兵家"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可见其时兵家勃兴的背景和声势。 据《汉书·艺文志》载，战国时期"兵家"的著作就有十余种。列于《六艺略》"礼"类的《军礼司马法》，原在刘欲《七略》中是列于《兵书略》的。班固"出《司马法》入礼"，并在书名前加"军礼"二字。这本《司马法》是齐威王使稷下先生编纂的。也应是战国兵家的成就。《管子》中有《兵法》、《地图》、《参患》、《制分》等篇，讲论用兵作战之道，显然是稷下兵家的著述。列于"道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应该包括今存伪托太公论兵的《六韬》在内，而《六韬》据考证，又是战国时期兵家的著作。可见战国兵家之盛，在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 由于兵书数量繁多，侧重不一，西汉成帝时"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第一种"兵权谋家"，其主旨为"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是讲究权谋策略的。属于此类的战国著作，除孙膑的《齐孙子》外，尚有《公孙鞅》27 篇、《吴起》48 篇、《李子》10 篇①、《庞媛》3 篇、《儿良》1篇。第二种"兵形势家"，其主旨在"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是讲究快速变化的。战国时有《尉缭》31 篇、《魏公子》21 篇、《景子》13 篇属此类。第三种"兵阴阳家"，其主旨在"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五行相胜），假鬼神而为助"，是讲究巫术迷信的。此类战国著作有《神农兵法》1 篇、《黄帝》16 篇。《力牧》15 篇，等等。班固均自注谓："六国时作。"第四种"兵技巧家"，其主旨在"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是讲究军事技巧的。 此类战国著作有《逢门射法》二篇②等。由上述《汉志》著录观之，四类兵家，战国时皆有著述。这就更足以表明，战国兵家的蓬勃发展。 孙膑在战国兵家中属"兵权谋家"。这一类兵家的思想最丰富，技术最全面。《汉志》称它是"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孙膑继承了孙武的军事谋略思想，又吸收各家各派的特点，在战国中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创造性的发挥。 时代哺育和造就了他，而他也以卓越的军事谋略和兵法著作，对时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① 《汉书·艺文志》原作"《季子》十篇"。王先谦《补注》曰："官本作李"；又 引钱大昭、朱一新曰："闽本作李子"；"汪本作李"。沈钦韩曰："疑李俚。" 然则《李子》十篇当为李悝的兵法著作。法家而有兵法著作，如商鞅、吴 起然。 ② 逢门，又作■门，古之善射者。见于《荀子·王霸篇》、《吕氏春秋·听言》、 《史记。龟策列传》。《汉书·古今人表》等。其人时代虽然甚早（约在夏 代），但《逢门射法》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于《伍子胥》之后和《李将军 （广）射法》之前，其部位应是战国时期。疑其为战国时人假托"逢门"之 名而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孙膑生平及其著述 作为有才能的军事谋略家，在争权夺利。专横残暴的封建社会中，大都免不了遭受嫉妒。迫害的命运。孙膑的一生遭遇，比孙武。司马穰直还要坎坷。但是他顽强的拼搏着，终于在军事史上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他的杰出的兵法著作也得以流传后世。孙膑的毕生经历，就是一首生命的赞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家庭迁徙 孙瞑是孙武的后代。《史记》本传称："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肯定了他们之间的家族血缘关系。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孙武有"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膑"。清毕以《孙子叙录》在引述以上这段材料后断奇"按此所说，则膑乃武之孙也。"但是上述记载是有问题的。从年代上来看，孙武的主要活动时间在公元前520 至490 年，而孙膑的主要活动时间在公元前360 至330年，两人相隔约有160 年左右。《史记》本传也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按照一般的惯例，父传子一代约相隔30 年左右。以这个数字计算，孙武与孙膑应该相隔五六代，而决不止两代。因此，孙膑不可能是孙武之孙，而只能是五代孙或六代孙。宋人洪迈说："《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诸家谱碟，故多有谬误。"（《容斋随笔）卷六）近人齐思和在《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一文中，进一步分析这"司马迁仅谓膑为武之支裔，而不能确言其世代也。夫司马迁己不能确考者，彼宋人又乌得而知之哉？"由此更可见，宋人所撰"世系"之不可靠。 从《越绝书·记吴地传）关于吴都"巫门外"有"吴王客、齐孙武家"的记载可知，孙武是客死于吴的。由于吴王夫差的专恣昏暴。一意孤行，孙武去世后不久，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吴国，也就很快被越国灭亡了。吴国灭亡后，孙武子孙的处境必然不妙。原来孙武的投奔吴国，是因为厌恶齐国内部卿大夫之间的倾轧斗争，但齐国自田乞、田恒①诛灭了高氏、国氏、鲍氏等异己的卿大夫，在公元前481 年杀死简公而立平公后，由田氏专齐国之政，基本上完成了"田氏代齐"的过程。齐国卿大夫之间长期的内耗斗争宣告结束。而且，孙氏是田（陈）氏的分支，他们原本是出于同一宗族。田氏的当政对于孙氏来说，自然是十分有利的。于是，孙武子孙中的一支又迁回齐国，在齐国的西南方定居下来。《史记）本传说："膑生阿、鄄之间。"阿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鄄在今山东鄄城县，两地相距有一二百里。可能由于年代的久远，孙家这段迁居历史的湮没无闻，司马迁己不能准确地记述他的出生地了。阿、鄄之间，地处齐国的西南边境，而与魏、赵两国邻近。战国初期，由于魏国在魏文侯时首先进行改革，国势强盛，不断向周围国家进行扩张，赵国在赵烈侯时接着进行改革，国势也强盛起来。魏、赵的强大，必然要和其东边的紧邻齐国发生冲突。因此，在孙膑的少年时期，他的家乡就经常发生战争。据杨宽《战国史》所附《战国大事年表），公元前378 年，"魏、赵。韩伐齐到灵丘"（今山东高唐县西南〕；公元前373 年，"魏代齐到博陵"（今山东聊城县东北）；公元前372 年，"卫伐齐，攻取薛陵"（今山东宰县东〕：公元前370 年，"赵进攻齐的甄"；公元前368 年，"赵代齐，攻到长城"（今山东平阴县东北）；公元前365 年，"赵攻取卫的甄"。①累年不断的战争，齐国边界的被攻伐，使孙膑身受其若。况且，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其家中必藏有《孙子兵法》作为宝典。时势和家庭各方面的因素，使孙瞑从小立丁志向，继承其祖先孙武的事业，学习钻研用兵艺术，以便在战事频繁的战国时代一展才华，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关于孙膑的出生地和家庭的迁徙情况，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认为孙膑出① 田恒，《春秋左传》作"陈恒"，《韩非子》、《史记》作"田常"。 ① 甄，即鄄，在今山东鄄城县。其先为齐邑，后为卫所得，再被赵所攻取。 可见此地各国争战之激烈。生于楚；孙武客死吴国和越灭吴后，孙武子孙就流落到楚国。《吕氏春秋·不二》篇高诱注云："孙膑，楚人。为齐臣。"王符《潜夫论·贤难》篇亦说："孙膑修能于楚"，而后才至魏、齐。这一说法，出现在东汉以后，时间较晚。 可能因孙膑晚年曾跟随田忌流落到楚国而误传他为楚人。再说，孙膑在桂陵、马陵之战中，对那一带的地形如此熟悉，这应与他从小生长在齐国西南边境有关。因此，高诱。王符的论述，虽有不少学者认为他们"别有所据"，但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分析，此说的可能性不大。孙瞑家庭的迁徙及其出生地，仍应以司马迁所说较为可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庞涓诱害 孙膑立志学习兵法，在那战乱频仍的年代用军事谋略去战胜敌人，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开创出太平盛世的新局面。 于是，他便选择了一位较有名望的老师，在那里从师学艺。 由于刻苦攻读，善于思考，孙膑在兵略的领悟上进步很快。 孙膑有个同学庞涓，与他在一起"俱学兵法"。①庞涓是个志大才疏、急功好利的人，他学习兵法表现浮躁，学到一点表面的知识就提前辍学。他看到战国初期魏国最为强大，而当政的魏惠王又雄心勃勃，就来到魏国，在魏宫廷中任职，企图为魏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效劳。由于他巧舌如簧，故弄玄虚，喜欢表现自己，很快得到了魏惠王的赏识和信任，命为魏国的"将军"，成为魏国武职的最高级官员。 庞涓在和孙膑一起学习兵法时，早就感觉到他的才能"不及孙膑"，将来如果有一天在战场上以兵戎相见，他是要吃亏的。这种思想，常使庞涓惴惴不安，成为他的心病。于是，他想方设法，遣人到孙膑处，以同学的情谊、魏国的强盛、高官厚禄的许愿为诱饵，召孙膑到魏国来。孙膑推辞不掉老同学的这一番好意，就答应了庞涓的邀请。 不料，庞涓邀他去魏国，完全是一场骗局，是设下的一个陷井，待孙膑一到魏都，庞涓的脸色马上变了。他恐怕孙膜胜过自己，将军的官位要被他夺去，心中十分嫉恨。庞涓想出了一条毒计；借故孙膑违犯法律，对他处以膑刑，截去了他的膝盖骨；井对他处以刖刑，斩掉了他的双脚；辽对他处以黥刑，在脸上乱刺符号。其手段之残酷，令人目不忍睹。孙膑想不到与自己一起从师求艺的同学，竟是一只人面兽心的虎狼。他怨恨自己只知钻研战场上的用兵之法，却没有识破这个奸诈同学的诡计。 经过这一场酷刑的折磨，孙瞑成了一个双腿残废的人。但是，他对生活并没有丧失信心。他不能就此不明不白的死去，结束自己的一生。他要报仇雪耻，要把多年钻研而学得的用兵艺术在战场上发挥出来，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开创新的局回。总之、他还太年轻，要做的事很多很多。他决心死里逃生，顽强地活下去。因他这次所受的刑罚中主要是膑刑，为了永远记取这次痛苦的教训，一个刑余的残废入对自己叫什么名字也不值得计较，于是他自称"孙膑"，别人也就这么叫他。至于他在膑刑前的名字，由于他自己不用和人们的淡忘，倒反而失传了。 ① 孙膑和庞涓"学兵法"所拜的老师是谁，现在已无从查考。有的著作认为 是"鬼谷先生"，不确。因为鬼谷先生是纵横家，不是兵权谋家。《史记 ·苏秦列传》说：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集解）引《风 俗通义》曰："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史记·张仪列传》又说："张仪 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然则鬼谷是苏秦、 张仪学习纵横捭阖之术所事之师，而非孙膑、庞涓学习兵法所事之师。 二者不得混为一谈。大约齐国是当时学术文化繁荣之地，名师荟萃，各 种学派林立。各人以其爱好投师求学。 自孙膑受过酷刑后，庞涓想把这件丑事隐瞒起来，不让它现形于众。因此，庞涓安置孙膑在一处秘密的地方，与外界断绝来往，孙膑这时不但双腿残废，行动不便，而且受到歧视，不能参与任何活动，他身处逆境，思念着自己的祖国齐国。如果没有庞涓的诱惑来召，他可能早就到齐国宫廷中任职了。现在，他一筹莫展，但还是尽力在打听消息，以便寻找机会，有朝一日能逃出魏都，回到齐国去。 恰巧这时齐国有使者到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与魏国有些外交事务进行商谈，孙膑得知后，就悄悄溜进齐国使馆，以一个刑徒的身份，与齐使私下会见。他侃侃而谈，向齐使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又讲述天下的大势和自己的用兵才能，并表达了自己要求齐使带他回国的愿望。齐使听得出了神，以为这是一个奇人，带回齐国去一定对国事有利，就偷偷把他藏在马车里，躲过了魏国关卡的检查、直奔齐都临淄而来。孙膑能从虎口中脱险，在齐使的帮助下逃回齐国。充分表现了他的勇气和胆识。 回国后，孙膑先在齐将田忌的门下作客。经过与孙膑的一番交谈，田忌十分赏识他的才智，对他待如上宾。田忌经常与齐王的诸公子赛马驰逐，用重金进行赌博。孙膑观察他们参赛的三匹马，各有一匹是上等的，一匹是中等的，还有一匹是下等的。同等的马，其体高、肥瘦和性能都很相似。如果用同等的马进行比赛，就很难说谁胜谁负。但是孙膑早就想好了一条对策，便对田忌说"您只管用重金去赛马打赌，下臣能使您得胜。"田忌相信孙膑定有妙法，便与齐王及诸公子再次赛马角逐，赌以千金的重资。等到临场即将举行对抗赛马之时，孙膑又对田忌出主意说："现在以您的下等马与他们的上等马赛，取您的上等马与他们的中等马赛，取您的中等马与他们的下等马赛。"田忌按照孙膑的计策行事。这样三次驰逐对抗赛马完毕，田忌负一次而胜二次，最终赢"得王千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这次孙膑出谋划策，帮助田忌在驰逐赛马中获胜，是他的才华智能在竞技场上的首次展露。从战略战术上说，孙膑的这个部署是以局部小负来换取全局大胜的方法。在双方力量均衡的形势下，只有用自己的小部去牵制敌人的大部，才能用自己的大部去击垮敌人的其他各部，从而获取整个战局在多数战场上的胜利。从运筹学来说，孙膑是通过数学的分析和运算，在众多的比赛安排方法中，选择一种对自己最有利的、少负多胜的安排方法。按照数学的排列组合法则，双方上、中、下三匹马互相对抗比赛，可以有六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其中五种方式结果是打平或者负于对方，而只有一种方式是肯定能获胜的。孙膑胸有成竹，巧于运算和选择，想出如此的妙计，在数学还不发达的古代，是难能可贵的。现代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叫"对策论"，是专门研究在双方竞争性的活动中是否存在自己制胜对方的最优策略，以及如何找出这些策略的问题。孙嫔为田忌赛马而研究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他还在研究过程中制订了最佳方案。因此，有人称孙膑为现代"对策沦的始祖"①，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① 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第498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威王重用 田忌与齐王赛马，以三战二胜赢得齐王千金，这使齐王感到十分惊讶。 因为齐王觉得，他的马，实力并不比田忌的差，何以胜一局后会连输两局。他向田忌询问获胜的窍门，田忌以实情相告，是门下宾客孙膑出的主意。齐王急于想见其人，田忌就把孙膑进献给齐威王。 威工一见孙膑是个刑余的残废人，开始有些看不起他，便问他对用兵之事有何看法的问题，想以此考察他的见解，测试他的才能。孙膑一接到威王的话头，便滔滔不绝的谈论起来。他说："用兵作战，这不是经常可以依靠的势力，而是先王辅助行道的手段。①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故用兵时不可不谨慎从事。以用兵为乐的，必然要灭亡；贪图胜利的，一定会受辱。所以正确的用兵方法是事备而后功。城小而守固者，有委（委积）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如守城而无委，战而元义，则天下没有人能使其固且强的，尧有天下之时，废弃王命而弗行的有七个国族，因此尧不能常处安逸而致利。尧对违抗工命的国族，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尧伐共工，舜并三苗，汤流放染，武王伐纣，商奄反，周公践灭之。故日，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而曰：'将欲积仁义，用礼乐，垂衣裳而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孙膑兵法·见威王》）这一席话，说得头头是道。它既说明了不可滥用武力，而必须讲道义；但当仁义礼乐行不通的时候。又必须"举兵绳之"，"战胜强立"而服天下。 其时，齐威王刚即位不久。在齐威王以前的几十年间。齐国由于内乱和政治，常常受到邻国的侵伐，国势衰弱不振。公元前405 年，齐"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史记·田世家·索隐》引（《纪年》），引起齐赵之间大战。赵将孔青大败齐师，"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使齐国"车甲尽于战"（《吕氏春秋·不广》）。次年，三晋联军又大举"代齐，人长城"（《水经·位水注》引《竹书》）。到公元前380 年，因齐国袭燕，魏、赵。韩又联合伐齐，至桑丘（今河北徐水县西南）。公元前378 年，三晋再次伐齐，至灵丘（今山东高唐县西南）。公元前373 年，燕国"伐败齐于林营"（《史记·燕召公世家》）：魏伐齐至博陵；鲁国又趁火打劫，代齐人阳夫（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次年，小小的卫国也以为齐国软弱可欺，攻取了齐的薛陵（今山东莘县西）。公元前370 年，赵又进攻齐的鄄城；过了二年，赵国又再次"侵齐，至长城"（《史记。赵世家》）。当时的齐国，正如《史记·田世家》所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孙膑的一席话，教他要"以兵辅道"、"事备而后动"、"战胜而强立"，使威王听了很受启发和鼓舞。威王开始赏识孙膑的学识和才能。 接着，威王又询问了孙子许多具体的用兵方法。威王凤"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膑答："先用少量轻兵进行试探，使贱而勇者为将，让它败北，不要取胜。然后引主力部队在隐蔽地点列阵而攻敌之侧翼。这样就能取得大胜。"威王又问以"用众用寡"的方法。 说；"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膑再拜曰："此明王之问！夫众且强，还问如何用之，则安国之道也。如遇这类情况，指挥的方法叫'赞① 《孙膑兵法见威王》："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这里 的"士"，借为恃，意为依靠；"傅"通辅，即辅助。 师，。其具体步骤是毁坏队伍，混乱行列，以顺敌意向，则敌必出战矣。"威王再问"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孙膑答："这时的指挥方法叫'让威，。其要领是：一定要隐藏后续部队，使之能归；长兵器在前。短兵器在后，并配备流动的旮兵，以应其急；按兵不动，以侍敌疲，然后出击。"威王顺其意又问："以一击十，有道乎？"孙膑答"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威王再问"地势平坦，卒伍整齐，交战而败北，是何原因？"孙膑答："其阵无锋也。"威王想起一事又问："令民素听，奈何？"孙膑即答："素信。"对于威王的提问，孙膑思路敏捷，对答如流。这表明孙膑不但明于用兵的大道理，而且对用兵的具体方法和临场应变的策略，也很精通。威王对孙嫔十分佩服，赞叹道："善哉！言兵势不穷。"（《孙膑兵法·威王问》）于是，威王命孙膑为师。待以殊遇。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桂陵之战 齐威王即位初年，一方面积极进行政治改革，国势开始转弱为强；一方面又忙碌开展外交活动，为争取与国而奔走。公元前356 年，齐威王与赵成侯。宋桓侯相会于平陆；次年，又与魏惠王相会，在郊外田猎。到公元前354年，大国间的战争终于爆发。先是，"邯郸（赵）伐卫，取漆、富丘"（《水经·济水注）引《竹书纪年》）。卫国原是朝魏的，是魏的属国。赵攻卫略地，当然是魏国不能容许的。故魏国立即派出重兵八万，由将军庞涓率领，进抵茬丘，攻取了卫国的一些地方。并直逼赵都邯郸。赵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就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当时齐国内部分成两派。以齐相邹忌为首的一派主张；"不如勿救。"因为魏国势强盛，救赵会得罪了魏国。引火烧身。以齐将段干纶为首的一派认为："弗救，则我不利。"因为魏国兼井了邯郸后，必然威胁到齐国。齐威王觉得主救的有理，于是决定起兵。在论到起兵后如何行动时，有人主张："军于邯郸之郊。"段于纶则指出"夫救邯郸，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战国策·齐一》）段干纶的策略正和孙膑的用兵之法不谋而合。这说明孙武的"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的兵法理论，已为当时许多军事指挥者所接受而运用于战争实践。 孙膑的指挥才能早为威王所赏识。齐国决定起兵救赵后，威王欲以孙膑为将。膑辞谢说："刑余之人不可。"于是，改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坐在辎车中谋划定计。田忌率领齐军八万出境，原想先救被魏攻伐的卫国，再引兵至赵，与魏军主力决战。孙膑反对这样的打法，他说："解杂乱纠纷者不可握拳而击之，救斗者不可以手相助而搏之，避其抗衡而捣其虚空，这样事形相隔而其势必禁，则彼自为解兵也。今魏急攻赵，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内。君不如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毙于魏也。"（《史记·孙子列传》）田忌从其计。 为了迷惑敌人，孙膑提出"请南攻平陵（今山东曹县西）。平陵，其城小而所辖之县大，人众甲兵盛，是东阳地区的战略要地，甚为难攻，吾将示之疑。平陵，南有宋，北有卫，当途又有中丘的阻隔，攻其地是粮道绝也。吾将对庞涓示之以不明智的事。"于是全军徙其营舍，直走平陵。临近平陵时，孙膑又问田忌："在率军参战的都大夫中，有谁不明事理？"田忌答"齐城。高唐。"孙膑接着讼"那就请派齐城、高唐二都大夫，分别率领其部下为先锋队去攻打平陵。在通往平陵的路上，要经过魏国的横、卷二都邑，那里有四通八达的环城大道。横。卷二邑，必有魏军在坚守阵地：而通达大途，也是敌人兵车甲上之所处也。吾后续部队强劲。而主力部队结集不散。这样，当先锋的齐城、高唐二部，前有平陵坚城之阻，环途上的魏军又击破其后，二大夫必然败亡，甚至有被杀之可能。"田忌按照孙膑的计划，经过一番部署之后，就把齐城、高唐所属的士卒断为两部，直奔平陵。将蚁附攻城。在横、卷二邑环途上的魏军，果然接连不断夹击其后。齐城、高唐二部当行进于路途之中，未及攻城，就被魏军杀得大败。 田忌不知这是孙膑故意设下的迷惑敌人之计，便召孙膑问道："吾攻平陵城不得，而又丧失齐城。高唐二部，当路而败亡。事将奈何？"孙膑接着布置道；"请遣轻车，西驰大梁之郊，以激怒其气。同时要分出少量的士卒跟随在战车之后，以示吾军之寡。"田忌又按照孙膑的布置去行事。 在赵国进攻邯郸的魏将庞涓，先是听说齐军南下平陵。庞涓知道平陵城坚固难攻，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还是继续不停地围攻邯郸。后来听说齐军的齐城。高唐二部，在攻平陵途中被魏军击得大败，更滋长了庞涓的轻敌心理。到公元前353 年七月，在庞涓率领的魏军猛烈攻击下，终于"邯郸拔"（《战国策·齐一》）。这时，庞涓忽听得齐军以少量的兵车士卒，西驰大梁，钻到魏国的心脏里来了，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丢下辎重车辆，只率轻骑锐卒，日夜兼程倍进，直奔大梁而来。孙膑知道庞涓已经中计，也不停息地调动主力部队埋伏于庞涓回马的要道上。当庞涓的轻骑锐卒行至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南）①，孙膑布置的伏卒四面出击，大败魏军而"擒庞涓"（《孙膑兵法·擒庞涓》）。 从齐国出兵救赵到桂陵之战的胜利，齐军的每一个行动部署，都充分显示了孙膑卓越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首先，在如何救赵的问题上，孙膑反对"救卫"再进军邯郸，与魏军主力正面冲突，而认为救斗解纷应当"批亢（抗）捣虚"。 攻内虚之魏而救赵，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其次，选择"难攻"而易"粮途绝"的平陵作为进攻点，示敌以"不智事"；并以齐城、高唐二大夫的败亡，进一步造成魏军的轻敌心理。再次，突然遣轻车西驰大梁，使敌激怒；又分以少量士卒跟从而"示之寡"，目的是要使攻邯郸的魏军主力回救，而又不把齐军放在眼里。最后，齐军主力悄悄调遣，埋伏于魏军急速回兵的要道上，完成歼灭魏军主力的一战。这一切，安排得如此巧妙，不落痕迹；行动得如此利索，生擒敌将。显然，孙膑继承了其祖孙武"兵者诡道"的战术，并有创造性的发展。 ① 桂陵的地望，过去一向有荷泽、曹县和长垣三说，而以荷泽说最为流行。 近来，黄盛璋先生经过严密考证和调查，确认桂陵古址在长垣西南的鲁 山■堆附近。见所撰《<孙膑兵法·擒庞涓>篇释地》，《文物》1977 年第2 期。 杨宽《战国史》旧版取曹县说，新版改用长垣说，从庞涓拔邯郸而回救大 梁的路线来看，长垣说比较合理，今从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六、马陵大捷 魏国虽然在桂陵遭到惨败，但他毕竟是经过魏文侯改革以后战国初期最强的大国，它的余威犹存，国势尚未衰竭。为了挽回败局，魏惠工在桂陵之战的次年，调用韩国的军队，击败齐国及其他诸侯国的联军于襄陵（今河南唯县西）。齐威王不得不请楚将景舍出来向魏"求成"（《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再次年，魏国把占领的邯郸归还赵国，并与赵在漳水上结盟，以便共同对付齐国。到公元前344 年，赵国"攻齐，拔高唐"（《史记·赵世家》）。同年，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召集宋、卫、邹、鲁等国君及秦公子少官等来参加会盟。他自此公开称王，并率诸侯同去朝见周天子。有人说魏惠王当时"乘夏车，称夏王，朝天子，天下皆从"（《战国策·秦四》）。魏国势力的再度膨胀，当然为齐国所不容。况且，齐国在威王即位后，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国力较桂陵之战时更加强盛。于是，一场齐魏之间的大战又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公元前343 年，魏联合赵进攻韩的南梁，韩向齐求救。齐威王又召集大臣商量计策，说："早救之，还是晚救之，何者便利？"大臣张丐立即提议："晚救之，韩将毁折而投入魏的怀抱，于齐不利，不如早救之。"这时，田忌在与孙膑商议之后，发言道："不可，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代韩而受魏之兵，顾我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韩之志。韩见将亡，必东面而诉于齐。我因此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也。"①齐威王以为这个计策甚好，便私下告诉韩使者，齐国一定出兵援韩，然后遣其回国。韩因恃有齐的相助，奋力抗击魏的进攻，五战而五不胜，只得再次遣使向齐求救。在魏。韩两国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齐应韩之求而出兵击魏。 齐国这次出兵，仍以田忌、田盼为将军，而以孙膑为军师。齐国的大军直逼大梁而来。魏惠王听说齐国出兵来犯，也调集十万大军，命庞涓为将，而以太子申为上将军，率领魏军前来迎击。庞涓原来在攻韩的战场上指挥作战，由于齐军的来援，他不得不调转头来，释韩而迎齐。庞涓在桂陵之战时曾经被齐军生擒，不久又被放回魏国，再度为将。②这次庞涓遇到的对手依；日是田忌和孙膜，仇人相见，当然分外眼红。庞涓决心下放过这次机会，穷追猛打，为十多年前在桂陵的奇耻大辱，报仇雪恨。孙膑自桂陵之战巧取庞涓后，他的用兵战术之高超，早已名扬天下。在这次齐魏开战前，魏有策士① 这一段话深谋远虑，《战国策·齐一》记为田臣恩（当即田忌）所说，而《史 记·田世家》记为孙膑所说。考其究竟，应以田忌在孙膑的启发下所说。 较为恰当。 ② 关于庞涓在桂陵之战被齐军生擒后，是否释放回国，再度为魏将，指挥 马陵之战的问题，徐培根。魏汝霖在《孙膑兵法注释》（台湾"黎明文化事 业公司"1976 年版）中认为："庞涓既己于桂陵之战役中被擒，纵使未死， 亦不能再为魏将，则（马陵之战〕指挥魏军的当为太子申，而不是庞涓"。 （第31-32页）查《战国策·魏二》记："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 太子申，覆十万之军"；又记齐张丑曰："今战胜魏，覆十万之军，而禽 太子申。"同书（宋卫策》曰："魏太子自将，??与齐人战而死。"以上记 马陵之战，皆不及庞涓。至于《战国策·齐一）云："田忌为将，系梁太 子申，禽庞涓"；《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记孙子曰："用此者，所以应猝 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口而擒太子申也。"上述两条记载。 都是连桂陵、马陵两次战役而言。因此，徐、魏之论是值得重视的。但 《史记》在《魏世家》、《田世家》、《六国表》、《孙子传》中一再说到庞涓在 马陵之战中被俘被杀，并写得如此栩栩如生，当亦有所据，未可遽加否 定。今仍从《史记》之说，谨志以存疑。就分析说："田盼宿将也，而孙子（即孙膑）善用兵，战必下胜。"（《战国策·魏二》）这个分析是有预见的。果然，孙膑听说魏国派出十万大军前来迎战时，就与田忌谋划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困其势而利导之。《兵法》上说：'百甲而趣（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趋）利者军半至。'现在使齐军进入魏地为十万个灶，明日力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造成齐军怯于战斗，士卒锐减的假象。"于是，齐军在进入魏地后，没有与魏军接触就掉头往回走。在回走的途中，按照孙膑的计谋逐日递减灶数。庞涓率军行进三日，仍未遇齐师，但见士卒的灶数由十万而变成三万，心中大喜，道："我固知齐军怯，人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庞涓求胜心切，想一举歼灭齐军，成名于天下，乃弃其行动迟缓的步军，而亲率轻骑锐卒，兼程倍进而行，追逐齐军。孙膑计算庞涓的行程，傍晚当到达马陵（今山东莘县西南）①，便在马陵布置歼灭魏军的工事。 马陵一带是孙膑从小生活的地方，他对这里的地形什分熟悉，因此使他在这次歼灭魏军的战役中，指挥自如，得心应手。马陵道路崎岖狭隘，两旁又多山林险阻，可以伏兵。孙膑在马陵道上，投放金属制的蒺藜，当作壕沟和护城河；又把战车横过来排列在一起，当作壁垒使用；还把大盾牌连接安放，当作城上有孔的矮墙，以掩护自己和观察敌情。他把执戈。矛等长柄兵器的甲士排列在前面，用来救援危急之处：把执小矛等稍短兵器的战士排列其后，用来辅助执长兵器者去完成应急任务；执刀、剑等短兵器的战士又排在其次，是用来断敌归路和邀击疲惫之敌的；执弓弩的士卒排在最后，他们可当作投石之机，用以远距离的杀伤敌人。这样，孙瞑把各种武器都配置就绪，把各个兵种的士卒依次排列成有一个缺口的圆圈，而中央无人，只有一棵大树立于其间，就等庞涓的军队钻到这有大树的圆圈中来。安排完毕以后，就制定这次作战的方案。其制度规定；以弩兵次于蒺藜，然后以既定的打法发机射敌；壁垒上的弩兵和戟兵各占一半。其方法规定：要等到派出去的间谍回来报告敌情，时机成熟后方可行动；在离伏击圈五里远的地方设置观察哨，使其与部队能互相看见。对于观察哨，要求他们在高处的，须注意向低处的地面俯视；在低处的，要注意向高处的山路仰望；夜间要用击鼓来报答，白天则用举旗作为信号联络。（《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孙膑还特意布置，所去中间那棵大树树身的一大片树皮，在去皮后的白净处书写上这样几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并与士兵们相约，待天黑见火举而一齐行动。傍晚时分，庞涓的轻骑锐卒果然行至马陵道，当来到斫去皮的大树下时，见上面有书写之字，因夜黑不能辨认，便举火照明。庞涓还没有来得及把全句读完，只听得齐军在四面呐喊起来。此时万弩俱发，乱箭橡雨点般地射来，魏军顿时大乱，四散奔逃。庞涓自知智穷兵败，再无脸回去见人，乃自到，口中悻悻地念道："成全了你小子之名！"庞涓再度为① 关于马陵的地理位置，各家说法不一。据张怀民《马陵古道考》（《管子学 刊》1987 年第2 期），作者曾"亲赴范县、苇县对马陵古道进行实地考察。 查明马陵、道口两村相距五百米左右，原属范县，后来划门莘县。今属 莘县大张乡和桃园乡，接近人名东南、范县西南、观城县东南十八里和 濮州东北六十里的位置，是齐国去魏国大梁的必经之路，"此说应该是可 信的。 孙膑所暗算，败在孙的脚下，心中遗恨万分。庞涓自杀后，齐军乘胜进击，尽破魏的十万大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史记·孙子列传》）。此时已是魏攻韩南梁的次年，即公元前342 年。①太子申被擒，因为不堪过俘虏的生活，也客死异国。②继攻魏救赵，在桂陵伏击魏军取得大胜后，孙膑又以减灶之计，造成假象，诱敌深入，在马陵道把魏的十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孙膑在马陵的指挥艺术比桂陵之战更加出色：他的行动是那样敏捷灵活，他的计谋是那样变化多端，他的部署又是那样周密详备；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之时，给予致命的一击。由于这次齐国的大胜，孙膑更加名扬天下。魏国不得不屈从于齐国的势力。公元前334 年，魏惠王率领韩国及其他小国诸侯，到齐国的徐州（今山东膝县东南）会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而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史称这一年，齐魏两国"会徐州相王"。③自马陵之战后，魏国的势力日见衰弱，而齐国则变得更加强盛，齐国代替魏国成为东方的第一强国；同时，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势也一天天强盛起来，形成了齐、秦东西对峙的局面。 ① 据《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马陵之战发生在魏惠王二十六年十二月至 二十八年，当公元前343-342年。有的著作记为公元前341 年，是错误的。 ② 《孟子·梁惠王上》载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 所谓"长子"，即太子申。可知太子申被俘后不久就死了。 ③ 《史记·魏世家》和《田世家》记这次事件在魏惠王三十六年"卒"的明年， 即"魏襄王元年"；魏国主持这次盟会的是魏襄工。但据《史记索隐》引《竹 书纪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末卒也。"显然，《史记》所述有 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七、晚年生涯 就在马陵大捷之后，齐国上层官僚内部发生了相国邹忌和将军田忌之间互相倾轧争斗的事。邹忌和田忌本来就有较深的矛盾。田忌屡次率兵出战强大的魏国，就是邹忌在齐工面前出的主意，目的是要使田忌在与强悍的魏军交锋中战败而死，或者战败后在齐工面前诋毁其作战不力而诛杀他。但是"田忌三战三胜"，使邹忌一筹莫展，无法加害于他，而田忌的势力反而愈来愈大。邹忌的门客公孙闰为除掉田忌，又想出了一条毒计，"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在稠人广众之中宣布说："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今欲为反齐而王的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即令人逮捕他，并"验其辞于王前"（《战国策·齐一》）。齐威王原来就偏信邹忌，被邹忌买通的卜者又伪造出如此证辞，威王竟听信田忌要谋反的诬陷之言，准备待田忌从马陵归来，便逮捕加罪，予以惩处。 孙膑早就知道邹忌欲加害田忌的险恶用心，也看出威王偏信邹忌终会对田忌不利，马陵大捷后又听说邹忌在进一步施展阴谋，欲置田忌于死地而后快，心中十分恼火。孙膑自被庞涓陷害致残，从魏国回到齐都临淄，一开始就投靠田忌，由于田忌的推荐才得见威王，以后又一起出战，打过许多出色的胜仗。在一起生活战斗的十几年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生死莫逆之交。现在田忌险遭不测，孙膑决不能袖手旁观。而且，他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田忌被暗害后，孙膑也决不会有好结果。 屡遭迫害、嫉恶如仇的孙膑，决心孤注一掷，要匡正齐君而驱逐邹忌。 他对田忌说："将军可以为大事乎？"田忌问："怎么办？"孙膑就讲述他的计划道："将军不要解除军队的武装而进入齐都。其具体步骤是：使疲惫老弱的士卒守于齐都西南方的主地，那里道路险狭，两车对驰，要相击相摩而过。 使疲惫老弱者守于主地，必能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然后背靠泰山，左济水、右天唐，辎重抵达高宛（今山东桓台县南），使轻车锐骑冲击齐都临淄西面的雍门。若是这样，则齐君可匡正，而成侯（即邹忌）可逐走。不然，则将军不得入于齐都矣！"（《战国策·齐一》）田忌听从了孙膑的计策，率领从马陵归来的士卒袭攻齐都临淄，要求逐走成侯田忌。但士兵们在与魏军搏战后己十分疲惫，不愿再挑起战争，攻打自己的国都；何况，临淄城周围又守备森严，难以攻入。 田忌袭攻临淄不胜，只得弃军而亡奔。①孙膑与田忌有着生死莫逆之交，而且他是袭攻临淄的策划者，因此，也只有跟随田忌亡奔一条出路。 田忌亡奔到南方的大国楚，楚王对他待如上宾。邹忌恐楚王将田忌送回齐国，再次与他争权。门下食客杜赫看出了邹忌的心思，便时邹忌说："臣请使田忌常留于楚。"杜赫来到楚国，谓楚王曰："邹忌所以下善楚者，恐① 关于田忌是否听从孙膑之计袭攻临淄的问题，《战国策·齐一》说："田 忌不听，果不入齐。"而《史记·田世家》说："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 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奔"；同书《孟尝君传》也说："成侯与田忌争宠， 成侯卖田忌，田忌惧，袭齐之边邑，不胜亡走"；《六国年表》并有"田忌 袭齐不胜"的记载。况且，田忌对孙膑之谋一向言听计从。因此，《战国 策》所谓"田忌不听"，是与事实不符的。田忌以楚之权势复归于齐也。王不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齐也。邹忌必以齐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念王恩。若复归齐，亦必以齐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王被说服，"果封之于江南"（《战国策·齐一》）。孙膑这时也随田忌来到楚国，并可能一起去了田忌在江南的封地。他在楚国度过了较长时间的晚年生涯，因此，高诱注《吕氏春秋》和工符作《潜夫论》才会认为他是"楚人"、"修能于楚"。孙膑在楚国没有参加大国之间的争战，他排除政治、军事活动的干扰，与弟子一起潜心著述。《孙膑兵法》的大部分篇章，可能是在楚国完成的。 据《史记·田世家》载"（齐）宣王召田忌复故位"；《盂尝君传》也说"宣王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盂子苟卿传》又称："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另外，《太平御览》卷二八二引《战国策》云："齐孙膑谓齐王日：'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也。当收燕、赵之权，??所谓攻其心者也。'"这里所陈述的形势是齐、秦对峙，秦国成为西方最强的国家而与齐争夺燕、赵，其时应在齐宣王时。与孙膑对话的"齐王"，当是宣王。《战国策·齐二》又载"田臣思"对齐王说；"（燕）子啥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赐我也。"接着，齐"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这里所记的"田臣思"，即《战国策·齐一》载在马陵之战前夕，提出与孙膑相似计策的"田臣思"，当就是田忌。而燕子哙与子之国引起燕国内乱，以致齐国乘机攻燕在齐宣王时。然则，此处"田臣思"所对的"齐王"，也必是宣王。《孙膑兵法·强兵》所附的残简中，又有"威王、宣王以胜诸侯"、"此齐之所以大败燕"（即上述宣王攻燕事）等字样。由上述诸条记载来分析，齐宣王召田忌、孙膑回国，当真有其事。 从年代上来推算，孙瞑活动的最早可靠年代，是在公元前353 年参加桂陵之战。那时他学完兵法，到魏受庞涓之害，回齐又在田忌、威王处呆了一段时间，可能已二十七八岁。那末他的生年，应在公元前380 年左右。指挥前342 年的马陵之役，他大约已有38 岁。据杨宽《战国史》依《竹书纪年》校正过的《战国大事年表》，齐宣王即位在公元前319 年。然则，孙膑亡奔楚国，在楚呆了二十多年。他被宣王召回齐国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孙膑兵法·强兵》所附的残简中，并有这样的议论："此齐之所以大败楚人，??禽唐□也。"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01 年。《吕氏春秋·处方》记："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荆令唐蔑将而应之。??（章子）因练卒以夜奄（掩袭）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蔑。"《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八年亦载"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上引残简中所缺之字，据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从所存笔划分析，确是"蔑"之繁体。如果孙嫔能见到齐大败楚人、擒唐蔑之役，并能对此发表议论，那时他己有八旬左右的高龄。这在古代是很少见的。因此，残简的这句议论，是孙膑所发，还是其弟子补充的，我们只能存疑。 《强兵》篇所附的残简还说："（此齐之所以大败宋）人于桑而擒汜皋也。"桑在今江苏沛县西南，战国中期为宋邑。 《史记·魏世家》载，魏襄王十二年，"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桑。"《集解》引徐广日："在梁与彭城之间。"齐败宋"于桑而擒汜皋"之役，史籍无考。查《战国大事年表》，齐灭宋在公元前286 年。据《史记·宋世家》载："（宋）君堰十一年，自立为王。"他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又荒淫残暴。于是，诸侯"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王??伐宋，杀王僵，遂灭宋"。《史记·田世家》则曰：齐王三十八年，"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从以上两《世家》所记齐伐宋的经过来看，其时间较短，进行得颇顺利，很快就把宋国灭亡了。竹简整理小组在上述残简下加的注释说："此处所记可能是灭宋以前的某次战役。"①这是很对的。它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86 年齐灭宋前不久，那时如果孙膑还活着，已有90 多岁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至于这个议论，理应是其弟子或后人补充所加。汉代刘向说："孙卿至赵，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临武君即孙膑也。"（《荀子·议兵》扬惊注引）查赵孝成王即位于公元前265 年，孙膑如果还在的话，应该有一百十几岁，那更是不可能的。故临武君决非孙膑，而是另有其人。②至于孙膑的结局，《汉书·刑法志》曰："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颜师古注已"孙武、孙膑、吴起、商秧、白起也。"曾巩作《战国策序》更明确指出："战国之游士??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思"，"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班固和曾巩都把孙膑的结局和吴起、商鞅、苏秦、白起、李斯联系在一起，且言之凿凿，振振有词，看来孙膑不得善终的传闻甚广，班、曾二人必是有所据而发的。 回顾孙膑的一生，他用兵有术，治军有方，运筹帷幄，老谋深算，在多次与邻国的大战中，为齐国立下了卓著的功勋；他又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不愿屈服于恶势力，不肯听从命运的摆布，而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之抗争，甚至不惜以兵戎相见来匡正国君。在受到庞涓的欺骗而被陷害致残时，他能私下与齐使密谈，逃出魏国而当了齐国的军师；在知友田忌遭人暗算时，他更劝田忌"无解兵"而袭齐都，以逐走玩弄阴谋的成侯邹忌而使齐君猛醒，最后下胜而亡奔。由于这种倔强的性格，必然使统治者视他为一个危险人物，是一匹桀骜难驯的野马。尽管他一生对齐国的强盛作过杰出的贡献，但统治者还是可以因他有造反忤上的前科而借故加害于他。孙膑最终被迫害致死，是继司马穰苴、孙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悲剧。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第79 页，文物出版社1975 年版。② 《战国策·楚四》载："赵使魏加见楚春申君"，问："君有将乎？"春申君答： "欲将临武君。"据此，临武君是楚人而至赵，在赵孝成王前论兵的。观《苟 子·议兵》载临武君之论："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 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 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其论兵甚得 《孙膑兵法》的要领，很可能是孙膑在楚国所授业的弟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八、兵法编撰 同他的祖先孙武一样，孙膑也撰著过"兵法"。其时间是在他受过膑刑之后。司马迁在《史记·大史公自序》中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又在《报任少卿书》中称："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汉书·司马迁传》引）这个论断基本上是不错的。孙膑受刑后的经历，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魏回到齐国，受到威王的重用。这时他忙于出谋划策，参加战争：从事撰著兵法的时间是不多的。第二阶段是他策划兵谏失败以后，随田忌亡奔楚国。这时他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可潜心总结过去的作战经验。《孙膑兵法》的大部分篇章，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第三阶段是宣王召田忌和他回国，他又重新担任军事参谋的职务。这时他约有六十多岁，年事已高，对兵法只能作些补充和修订的工作。由此可见，孙膑撰著兵法，主要是在他亡奔楚国的那段日子里。 从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来看，它的体例和内容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孙膑自著的，论述用兵之法；在每一段前面有"孙子曰"三字，可能是弟子整理时所加。如《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等篇，都属于这种类型。这样的体例和内容，类似于孙武自著的十三篇《孙子兵法》。另一部分是记述孙膑的行事及其与别人论述用兵之法的对话的，应是他的弟子所编撰。如《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强兵》等篇，都属这一部分。这种体例，类似于竹简《孙子兵法》下编中的《吴问》篇。孙膑当年为了传授兵法，曾收录过一些弟子。在《威王问》篇中，就有"孙子出而弟子问"的记载。可知孙膑自魏至齐，受到威王重用后，便有求学兵法的弟子收录于门下。他亡奔楚国时，一些弟子可能跟随其后，或者在楚国又收了些新的弟子。因此，兵法的编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兵法中有不少赞美孙膑的话，如《擒庞涓》篇说："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陈忌问垒》篇云："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大地。"这些歌颂之词，明显地是出于弟子的手笔。 竹简《孙膑兵法》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年代最晚的就是《强兵》篇所附残简中说的，齐败宋"人于桑而擒汜皋"一事。如上分析，此事发生在公元前286 年齐灭宋前不久，那时孙膑不可能还活着，有关此事的议论肯定是其弟子补述的。再过二年，齐国发生了燕将乐毅攻人齐都临淄，齐渭王出亡被杀的大事。此事在竹简《孙膑兵法》中找不到反映。从现有材料来看，基本上可以肯定，竹简本《孙膑兵法》的编定是在前268-前284 年间。有人根据《威王问》篇中记有孙膑的预言："齐三世其优矣"，即认为《兵法》编纂的成书，是在齐王末年，燕将乐毅攻破齐都以后。齐威王、宣王加渭王，正是"三世"。因为成书较晚，故孙膑的预言才编得那么准确。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在古代，"三"字是一个不确定的虚数，形容数目之多，如"三思而行"、"三令五申"等。孙膑预言"齐三世其忧"，其意是齐国再过数代就要发生忧患，未必真是经历三个君王。再说，孙武和孙膑都喜欢预言，他们的预言不一定全对。如竹简《孙子兵法·吴问》记孙武分析，晋国的"六将军"中，赵氏的政策最得人心，因而"晋国归焉"。但后来的结果是，赵、魏、韩"三家分晋"。然则，孙膑在威王时预言"齐三世其优"，也是一个大概的估计。究竟经过几世，如何"忧"法，孙膑是不得而知的。 在公元前236 年左右，《孙膑兵法》由其弟子编成后，当即流行于世。 到秦汉间，它已经成为与《孙子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同样重要的先秦兵法著作。银雀山的西汉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孙膑兵法》的竹简，就是明证。《史记》本传也称："世传其兵法。"《汉书·陈汤传》记陈汤与汉成帝议论兵事，汤引"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这两句见于竹简《孙膑兵法》下编的《客主人分》篇。可见孙膑的兵法书到 西汉末年仍相当流行，是军事上进行谋划的重要依据。 这部兵法的篇数，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有"八十九篇"，并有"图四卷"。从孙武早期著述"十三篇"，而《汉志》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这一现象来分析，《汉志》所述的《齐孙子》"八十九篇"，不但包容了孙膑早期和晚期的自著作品，弟子记录孙膑言行事迹的作品，而且还有不少是后学者解释、发挥孙膑军事思想的作品；《兵法》所附的"图四卷"，也多为后学者所增益。 然而，这部庞大的兵法，到东汉以后便散件不传。东汉末年曹操注《孙子》十三篇，就丝毫没有提到孙膑及其兵法。大约曹操当年，此书已经不见。从《隋书·经籍志》以下，正史中也不再著录。唐代颜师古注《汉书》，在《齐孙子》下注已"孙膑"。这只是为了点明此书的作者，而不是说明此书的存在。杜佑所编《通典》卷一四九引有孙膑的一段话，论述"用骑有十利"，不知其出处何在。它下见于竹简《孙膑兵法》，可能是其佚文；也可能像《通典》卷一五九所引的吴子与孙武的问答那样，是后学者根据孙膑的军事思想而附益、伪托之作。 孙膑的兵法书在东汉末年亡佚以后，到了宋代，便有人开始怀疑孙膑及其兵法的存在，作了种种的猜测。这场纷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有的学者认为，孙武与孙膑实为一人，"武"是其名，"膑"是其号，故《孙子兵法》只有一部；有的主张，孙武、孙膑生活于春秋、战国两个不同的时代，明为二人，而《孙子兵法》是战国时孙膑的著述；有的学者则调停说，孙武、孙膑有二人，而兵法只有一部，那末《孙子兵法》是由孙武开始撰写，再由孙瞑修订补充而完成的。上述这些猜测，其具体论证，已见于第三章，兹不详述。由于这些论证，是在《孙膑兵法》失传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用心虽然良苦，但不符合历史事实。 1972 年4 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武帝时墓葬中，发现了大批《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竹简，这一历史谜案才真相大白。它证明《史记·孙子传》与《汉书·艺文志》关于孙武与孙膑是不同时期的两个人，他们各有兵法著作传世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孙膑兵法》的竹简，经过整理有440余枚，字数在11000 字以上。它的发现，使自东汉末年以来就亡佚不传，失散了1700 多年的珍贵历史文献得以重见天日。这实在是军事史和思想史上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它为阐述孙膑的生平、思想及其评价，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 这次发现的《孙膑兵法》竹简，约缮写于汉高祖刘邦在位的十余年间。 据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的考证，竹简中九篇俱有"国"字，仅在《陈忌问垒》篇的残简中有一"邦"字。显然，兵法中的"邦"字都已讳为"国"字而偶有疏漏。高祖刘邦以下，惠帝的名"盈"，文帝的名"恒"，武帝的名"彻"，在简文中都不避讳；景帝的名"启"字，全书未用，亦无避讳而作的"开"字。可见这批竹简的缮写年代是比较早的。它与《汉志》著录的《齐孙子》是否一个本子，尚难确定，因为《汉志》所记有"八十九篇"，而竹简仅有三十篇，篇数悬殊很大。显然，孙膑的兵法书在战国时代的齐王年间编成后，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有所增补和附益：竹简抄写于西汉初年，增补、附益者尚少；《汉志》著录的是西汉末年的本子，当是集增补、附益369之大成，篇数自然陡增了。 竹简《孙膑兵法》分上下两编：上编十五篇或记孙子的行事，孙子与齐王、田忌的问答，或在论述文字前加"孙子曰"字样；下编十五篇都是论述文字，没有标明"孙子曰"。有的论者怀疑下编不是孙膑所著的兵法，而是另一部兵法书，但又不能确指是哪一部兵法。从下编文字所反映的思想来看，它同样注重阵法，强调避实击虚、出奇制胜，把将帅的作用看得十分重要，并特别注意分析攻城的条件。这与上编以及《孙子兵法》都一脉相承，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汉书·陈汤传》所引的两句"兵法"："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也见于下编之中。这证明下编同是属于一部著名的、流传甚广而经常被人应用的兵法。下编的这种与孙武、孙膑相同的思想倾向，作为著名的"兵法"而被人引用的情况，除了说明上下编同是《孙膑兵法》的一部分，实在不可能再有别的解释。如果没有充分的论据，证明上下两编是迥然不同的的两部兵法，我们只能把下编也看作是孙膑或其弟子的著作，在分析孙膑的各种思想时，把上下两编当作一个整体来论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孙膑的军事思想 孙膑的军事思想明显地受了他的祖先孙武的影响。据《史记》本传载，马陵之战时，孙胺为田忌出谋划策，就引"兵法"曰"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此言见于《孙子兵法·军争篇》。可见孙膜对《孙子》的熟读和运用。他自己所著的兵法，在不少地方，其思想甚至语言都与《孙子》极为相似。如《威王问》篇曰："辟（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与《孙子·计篇》中的"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云云，如出一辙。他的弟子把孙武与孙膑两人的军事思想合为一体，称为"孙氏之道"，历叙它"明之吴、越"。又"言之于齐"；并赞颂说："智（知） 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求其道，国故长久。"（《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这里把孙武与孙膑在思想上的继承关系表述得更加明确了。当然，孙膑在孙武之后相隔有一百五六十年。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兵种配置的变化，孙膑又吸取和总结了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经验，他的军事思想较之孙武，在许多方面是有发展和创新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军队建设 如何建设一支精良的、经得起战争考验的军队，对于这个问题，孙膑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 （一）　将帅的培养 军队的将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孙武只说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膑则用《将义》、《将德》、《将败》、《将失》等四十专篇，从正反两方面来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在《将义》篇中，孙膑认为将帅应该具备的品质有：义、仁、德、信、智。他把这五种品质比作军队的首、腹、手、足、尾，以表明其重要次序和不可缺一。他说：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下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故义者，兵之首也。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无功。故仁者，兵之腹也。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将者不可以下信。 不信则令不行，令不行则军不专，军不专则无名。 故信者，兵之足也。将者不可以下智（胜），不智（胜）则军无□（决）。故决（当作智）者，兵之尾也。上述将帅应具有的五种品质，其中"智"、"信"、"仁"是与孙武的主张一致的；而孙武的"严"改成了"义"，孙武的"勇"改成了"德"。孙膑这一改，三者的意思更深入了一层。所谓"义"，就是准确地去做每件事，富有责任感。《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盐铁论·刑德》也说："义者，事之宜也。"只有"义"，才能"严"，产生"威"，而使士卒出"死"力。 孙膑的逻辑顺序是很清楚的。所谓"德"，是具有高尚的品德。据《将德》篇的论述，它包括以下内容：（1）"不轻寡，不劫于敌。慎终若始".即不轻视数量少的敌人，也不怕敌人强大声势的威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谨慎对敌作战；（2）"将不两生，军不两存"，即我将不与敌将共生，我军不与敌军共存，指有同敌人血战到底、势不两立的英勇气概；（3）"赏不逾日，罚不还面，不维其人，不何（阿）外辰（震）"，即有功当天奖赏，有过立即处罚，不困其人的亲疏贵贱而有所异样，不曲从外来威势的干预。上述这些品质，显然要比"勇"更全面。故孙膑推理，将帅有"德"，作战就有"力"，也就可得"三军之利"。 关于军队的将帅应该具有的品质，孙膑在《篡卒》篇中又提出"忠"、"信"、"敢"三条。他说：一日信，二日忠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这里，孙膑提出的"忠"和"敢"两条，是孙武没有涉及到的。所谓"忠"，是指忠心耿耿，专心一意。孙膑认为将帅必须"忠于王"，当然带有强烈的封建意识，是由他那个时代和阶级决定的。但是，如果一个将帅朝秦暮楚，投机背叛，他也决然带个好兵，打不赢仗。因此，孙膑提出将帅要"忠"，仍然有其积极意义。所谓"敢"，是指不畏权势，扶正法邪。在孙膑看来，将帅不但作战时应该如此，而且"敢"字要贯串于其行为的始终。这样，将帅就能在士兵百姓中树立威信。 ① 因下面两论均先谈"忠"，再谈"信"，故此处"忠"与"信"疑颠倒。这两句 当作："一日忠，二曰信，??。"在《八阵》篇中，孙膑对于将帅应具的素质，除了"智"、"勇"之外，还提出"知道"、"数战"等项。他说智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 孙膑所谓"知道"，就是懂得有关天、地、民、敌、阵各方面的作战规律；所谓"数战"，就是有长期作战的丰富经验。这些条件，都比"智"（作战时足智多谋）的要求更高。总之，孙膑在战国时代的新形势下，对将帅提出了比孙武更严格、更全面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明确将帅应有的品质，孙膑在《将败》篇中，又不厌其烦地从反面列举了二十种致"败"的缺点，它们是："不能而自能"、"骄"、"贪于位"、"贪于财"、"轻"（轻率）、"迟"（不速）、"寡决"、"缓"（不严）、"怠"、"贼"（残暴）、"自私"、"自乱"等。孙膑指出：这些缺点越多，就越容易失败（"多败者多失"）。在《将失》篇中，孙膑更列举了三十二种会导致将帅作战失败的情况，如："收乱民而还用之，止北卒（留败兵）而还斗之"；"是非争，谋事辩讼"（计谋争议不决）；"令不行，众不一"；"军事险固，众劳"；"日暮路远，众有至气"（至极衰竭）；"令数变，众偷"；"不能以成阵，出于夹（狭）道"；"战而有忧"，等等。孙膑认为，这些致败的情况，都是由于将帅本身品质上的弱点而造成的，所以总其名曰"将失"。 在明确了将帅应有的品质和"将败"、"将失"这些将帅应当鄙弃的缺点之后，就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来选拔人才。孙膑说："权衡，所以篡（借为'选'）贤取良也。??正衡再累既忠（中），是谓不穷。称乡①县衡，虽（通'唯'）其宜也。私公之财②一也。"（《行篡》）他在这里郑重指出，选贤取良出任将官，必须权衡其品质优劣，才能高低；放正衡器，一再增减其累（砝码），使其指针居中，这样不偏不倚地选拔，就会人才济济，层出不穷。他强调，量功行赏，应悬平衡器，做到十分合理；不论私、公之材，在选拔将官时都要一视同仁。孙膑还主张，对于将官要"明爵禄"（《杀士》），即明确爵位的等级和授禄的标准。这对于提高将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也是大有好处的。 ① 乡，借为飨，其意为飨食，引伸为赏功。称乡，即量功行赏。 ② 财，借为材，即人材。私材，指大夫以下的私属；公材、指王侯公卿之 类的大贵族。 （二）　军队的编制 关于如何编制军队的问题，孙膑论道："制卒以周（借为'州'）闾，授正以乡曲。"（《官一》）所谓"卒"，是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周礼·小司徒》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郑玄注："卒，百人。"这里的"卒"，是泛指军队的基层编制。所谓"州闾"，都是古代的居民单位。《周礼·大司徒》曰："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郑玄注："闾，二十五家"；"州.二千五百家。"这里的"州闾"，是泛指居民的基层组织。所谓"正"，即长官："乡曲"，犹言乡里。孙膑上述议论的主旨是：编制军队要以地方行政组织为单位，任命军中官吏要以乡里之长为长官。 自西周、春秋以来，各诸侯国的军队往往由住在国都近郊的"国人"组成。国人中每家出一人，编成国家的常备军。春秋初年齐国官仲编制军队就规定："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其上逐级扩大，直到"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国语·齐语》）。这里编制军队和任命军官都仍地方行政组织之旧。据管仲称，这样的编制，"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同上）孙膑主张"制卒以州闾、授正以乡曲"，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当然，战国时的军队已不限于国人参加.而是实行在郡县内普遍征兵的制度；怔兵的数额也不止一家一人，而是所有胄壮男子都要应征入伍。孙嫔在当时仍然要以"州闾"、"乡里"作为编制军队和任命军官的单位，说明他对过去优良的军事编制的怀恋。 军队不能滥竿充数，而要选取精良，这是孙膑关于军队建制的又一光辉思想。他说："兵之胜在于篡（选）卒。"（《篡卒》）显然，没有经过挑选的乌合之众，在战争中是肯定要失败的。孙膑在《行篡》篇中，又大谈军队要"篡（选）贤取良"。这既是对将官的选拔而说，同时也是对士兵的取舍而言。《孙膑兵法》中有一专篇名《杀士》，篇中说："杀士则士??。"由于上下文内容严重残缺，其意义很难明了。一般的注释本都认为，这里的"杀士"，是为了严肃军纪，把违令犯法的士卒杀戮、处死。但这样的解释是很成问题的。大家知道，孙膑和孙武一样，主张将帅对士卒要"仁"，"将者不可以不仁"（《将义》）；要"（视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章，敬之若严师"（《将德》）；把"贼"（残杀士卒①作为"将败"的因素之一。因此，孙膑不可能把"杀戮士卒"一事，列出专篇来加以阐述。再说，"杀"字自古有多种音义：有一音读"所拜切"，其义为"减"、"省"。《周礼·地官·廪人》曰："诏王杀邦用。"郑玄注："杀，犹减也。"《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云："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休注"杀，省也。"《荀子·大略篇）说："冰泮杀内。"杨注："杀，减也；内，谓妾御也。"孙膑主张的"杀士"，亦即减省士卒，去除乱兵败卒，使之精良。这和他"篡（选）卒"、"取良"的编军原则是一致的。 应该指出，作战军队要精简，在战国时代还有一些军事家也这样主张。 ① 《左传·昭公十四年》记叔向曰："杀人不忌曰贼。"与孙膑差不多同时的尉缭就说："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奋也。"（《尉缭子·兵令下》）尉缭所谓"杀卒"，显然也是告诉用兵者，要精简土卒。①《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在笠泽之战前夕大徇于军，命"有父母耆老而无昆弟者"、"有眩瞀之疾者"、"筋力不足以胜甲兵"者皆离军而"归"，终于在与吴王夫差的激战中，越军因队伍干练、行动迅速而取得大胜。这是"杀土"、"杀卒"的思想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① 参见徐勇《从'杀'字看＜尉缭子＞的治军思想》，载《天津社会科学》1987 年 第5 期。 （三）　君将兵民的关系 孙膑继承了孙武关于"将能而君不御"、"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认为君主应该充分发挥将帅的治兵才能，而不要横加干预：将帅也要取得君主的完全信任，以便不受拘束地指挥军队。他说："（将）得主，胜"；"（君）御将，不胜"；"不得主，弗将也"（《篡卒》）；"（君）??而不御，君令不入军门，将军之恒也。"（《将德》）孙膑在这里强调，君要放手让将去于。 在将官与士兵的关系问题上，孙膑又继承了孙武"（将）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上下同欲"的思想。他说：将官对士兵要"（视之若） 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 （《将德》）为了使士兵同心同德地战斗，孙膑主张将官要照顾士兵的利益，关心士兵的疾苦，而不能一味驱使，责之太甚。他指出："使民虽不利，进死不旋睡，孟贲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流也。故战势，胜者益之，败者代之，劳者息之，饥者食之，故民??蹈白刃而不旋踵。故行水得其理。 漂石折舟；用民得其性，则令行如流。"（《奇正》）孙膑还强调，要根据士兵的不同需求，从物质和精神各方面去奖励士兵，使士兵心情舒畅，从而提高其作战的积极性。他说："夫民有不足于寿而有余于货者，有不足于货而有余于寿者，唯明王、圣人知之，故能留之。死者不毒，夺者不温，??民皆尽力，近者弗则（贼），远者无能（读为态，借为怠）。??然则为民贼也，吾所以为赇也，此兵之久也。"（《行篡》）所谓"赇".即以财物酬谢。在孙膑看来，将帅"为贼"而士兵亦"赇"，即努力作战以报将恩，这样的军队就能长久取得胜利。 军队要有强的战斗力，能克服各种困难，还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孙膑指出："兵失民，不知过（过错） 者也"；"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台民心者也。"（《兵失》）又说："民苦其师，可败也。"（《将失》）孙膑把人民对军队的态度作为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总结了历史上许多次战争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公元前315 年，"燕虐其民"，齐宣王派匡章伐燕，燕"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食壶浆，以迎王师"，使齐军进展神速，"五旬而举之"；但后来，齐军对燕民"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结果"燕人畔"，齐军不得不撤出燕国。（见《孟子·梁惠王下、公孙丑下》）这是"兵失民"、"不能合民心"、"民苦其师"而遭失败的显著例子。 关于君主、将帅和士卒的关系，孙膑用了一个生动浅显的比喻来阐明这个问题。他说：若欲知兵之情，弯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后，故犀而善走。??今治卒则后重而前轻，阵之则辨（同办，意为能），趣（促）之敌则不听，人治卒不法矢也。 弩者，将也。弩张柄不正，偏强偏弱而不和，其两洋（读为厢）之送矢也不壹，矢虽轻重得，前后适。 犹不中[招也]。??矢轻重得，前[后]适，而弩张正，其送矢壹，发者非也，犹不中招也。??故曰，弩之中彀合于四，兵有功。??兵胜敌也，不异于弩之中招也。 --《兵情》文中所谓"合于四"，即：（1）矢前后轻重得；（2）弩柄正；（3）两洋送矢壹；（4）发者是。孙膑的这个比喻说明，军队要作战有功，战胜敌人，必须君主。将帅。士卒以及民众，各方面同心协力，密切配合。缺掉任何哪一方面的协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四）　法制与纪律 孙膑认为，要使士兵作战勇敢，形成强劲的战斗力，军队必须有严格的法制和纪律约束。他继承了孙武重视军队的"法令"、"曲制"的思想，提出"其勇在于制"（《篡卒》）。军队的法制是否健全，往往是战争胜败的关键。诸葛亮曾经指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集·兵要》）可见军队的"制"在战争中的作用。 孙膑所谓的"制"，主要是指军队的赏罚制度。在《篡卒》篇中，他接着说："胜在??明赏"；"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他又主张，对于士兵要"严而视（示）之利"（物质利益）；强调"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威王问》）；应当"赏不逾日，罚不还面"（《将德》）。这与孙武"赏其先得者"、"施无法之赏"；"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思想，又是一致的。 在军中如何施行赏罚的问题上，孙膑还继承了孙武"赏善始贱，罚恶始贵"的思想，更加强调赏罚的公平合理。他说："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奇正》）孙膑指出，赏罚公平，一视同仁，民就能听其令，而其令也能顺利地贯彻执行；如果赏罚分等级，对高贵者专赏，对下贱者滥罚，引起下层的反感，民就丁听其令，则其令也不能推行。 将帅明于道义，信于赏罚，便会在军队中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纪律。孙膑认为，这种德行对军队来说非常重要，是军队作战胜利的保证。他说"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德行者，兵之厚积也。"（《篡卒》）军队的德行，是长期培养、日积月累的结果。据说，孙膑率领的军队，由于长期有严格的法制，赏罚一视同仁，进行道德教育，士兵个个都有良好的素质，坚贞的操守。比孙膑时代稍后的鲁仲连曾赞颂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战国策·齐六》）可见孙膑治军有方，在军队建设上有一套明确的主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做出了卓著的成绩，在当时享有盛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战略原则 在论述战略原则时，孙膑也继承了孙武的许多思想。不过，在有的方面，他阐述得更加细致具体；在有的方面，则有所修订和补充，使之愈臻完善。他所阐述的战略原则，大致有如下六条。 （一）　战前充分谋算 孙膑强调，在战争之前要多作准备，他说："故无天兵者，自为备，圣人之事也。"（《势备》）所谓"天兵"，是指禽兽天生的齿、角、刺、爪等防卫器官。人类没有或不能用这些天兵，故必须制造武器或修筑防御工事来"自为备"。在战争开始时，做到"事备而后动"（《见威王》）。如果对战争没有准备，那就要吃大亏。孙膑所谓"无备者伤"、"无备者困于地"（《威王问》），简炼生动地表述了这个原理。 有了准备，孙膑认为，还必须对战争的后果进行谋算。他提出："兵不能见福祸于未形，不知备者也。"（《兵失》）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善于备战的人，能预见未来战争的打法和胜负，因而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观察敌人的长处和短处，从而确定我军的布局和步骤。孙膑论道："战者，以形相胜者也。??故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奇正》）根据观察到的敌人的情况，其长处，我军可以防备它，设法对付它；其短处，我军可以着重攻击它，战败它。这样进行战备后，就能"见胜如见日月。其错（措）胜也，如以水胜火"。（同上）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众多而复杂的，因而战前的谋算也应尽量考虑周密。孙膑分析论众者胜乎？则投算（筹码）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沟深垒高不得]以为固，甲坚兵利不得以为强，士有勇力不得以卫其将，则胜有道矣。故明主、知道之将，必先[谋]可有[之]功于未战之前，故不失可有之功于己战之后。故兵出而有功，入而不伤，则明于兵者也。 --《客主人分》这里孙膑指出，"众"、"富"、"兵利甲坚"、"沟深垒高"、"士有勇力"，都不能决定战争的胜利。因为战争的胜负，还有其他各种因素在起作用，故只有在战前依据敌我的各种情况，预先谋算在哪些方面可以获得成功，在战争中又努力掌握时机而不失可有之功，才是懂得用兵的人。孙瞑这种要求在战前充分准备、周密谋算的战略原则，与孙武主张"先为不可胜"、"经之以五事"、"未战而庙算"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二）　指挥果断得当 作战时将帅的指挥能力，对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孙膑认为，作战时的指挥，必须根据客观形势，大胆果断地进行。他定出了这样的指挥方针："必胜乃战，毋令人知之。"（《杀士》）这就是说，看准必胜的战机，发起突然的攻击。《孙膑兵法·威王问》篇记录了威王对孙膑提出的许多问题，如："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击均奈何？""以一击十，有道乎？"等等。 孙膑对于各种不同的情况，部能果断地决定其作战方法。在《官一》篇中，孙膑还列举了许多临阵如何指挥的诀窍，如："疏削明旗，所以疑敌也；剽阵磋车，所以从遗（追逐逃敌）也；椎下移师，所以备强也；俘沮而翼，所以隧斗也。"显然，采取各种果断的措施，应付复杂多变的战斗环境，就能把战争引向胜利。 战争中的受挫失败，大多是由于将帅不能在临阵时果断指挥所造成的。 孙膑用了《兵失》，《将失》两个专篇，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他指出："兵不能昌大功，下知会（会战）者也"；"兵用力多功少、不知时者也"："兵多悔，信疑者也"；"是非争，谋事辩讼，可败也"；"多疑众疑，可败也"；"战而有忧，可败也"。孙膑一再强调，不知大胆地会兵作战，不能果断地抓住战机，是非不决，疑虑重重，忧心忡忡，是战斗不利和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 当然，指挥还必须得宜，不能盲目蛮于。孙膑申述，在指挥战争的问题上，"必审而行之"（《杀士》）。他并引古《兵》书告诫说："积（粮食）弗如，勿与持久；众弗如，勿与接和（交战）；??习（训练）弗如，毋当其所长。"（《五度九夺》）这就是孙武所说的："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不过，孙膑在这里有一点与孙武不同。孙武主张"兵贵（速）胜，不贵久"，强调"大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而孙膑则认为，如果"积"胜过敌人，就可"与持久"作战。当田忌问："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孙膑即答："有。坤（加厚）垒广志，严正（政）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威王问》）显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孙膑主张加固防御工事，集思广益激励志气，严格管教和团结士卒，千方百计消耗敌人的力量，在持久的作战中击败敌人。孙膑这种主张在某些特定环境，应当持久作战的思想，是由战国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队人数的增多，武器的进步和物资的丰富等条件决定的。 （三）　积极主动进攻 孙膑在战略思想上和孙武一样，主张打进攻战。当田忌问及"赏、罚、权、势、谋、诈"是否"兵之急者"时，孙膑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手段"可以益胜，非其急者"，只有"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威王问》）。孙膑把"必攻不守"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所谓"必攻不守"，就是在战争中要积极进攻敌人没有守备或守备薄弱的地方，以扩大胜利的战果，最后全面地击垮敌人。《孙子兵法·虚实篇）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孙瞑正是吸取了这一策略，并把它提到"兵之急"的高度。 进攻敌人不但要攻其防守薄弱处，而且要攻势猛烈，穷追猛打，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孙瞑强调；这样的攻势，要"使敌四路必穷，五动必忧，进则傅（借为薄）于前，退则绝于后，左右则陷于阻，默然而处，军不免于患。"（《善者》）他又论道"善者能使敌卷甲趋远，倍道兼行，倦病而不得息。饥渴而不得食。以此薄敌，战必不胜矣。"（同上）这样凌厉的攻势，使敌四面挨打，走投无路，倦病饥渴，狼狈不堪，必以失败而告终。它与孙武主张的："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的猛烈迅速的进攻方式，如出一辙。 进攻敌人应该讲究策略，必先夺取敌人的要害物资和占领战略重地。孙膑指出："趋敌数（技巧）：一曰取粮，二曰取水，三曰取津，四曰取途，五曰取险，六曰取易（平坦之地），??[九]日取其读（借为独）贵。凡九夺，所以趋敌也。"（《五度九夺》）夺取了粮和水，等于断了敌人的活路；夺取了津、途、险、易各地，等于卡住了敌人的脖子，捆住了敌人的手脚。孙武在谈到进攻敌人，如何先夺敌人的要害时，只说了句"先其所爱"（《九地篇》）；孙膑则把这种战略思想发挥为"九夺"，阐述得具体而细致。除了军事上的进攻而外，还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配合进攻，后者有时比前者更为重要。孙膑曾对齐王说：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也，当收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空言辞，必将以实利，以回其心。所谓攻其心者也。--《太平御览）卷二八二引《战国策》孙膑提出的"攻心"战略是，离间敌国与同盟者的关系，把敌国的同盟者"收"到自己方面来，而离间的方法是用"实利以回其心"。显然，孙膑强调"攻心为上"，并把它具体运用于当时的外交争斗中，是孙武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战略方针的继续和发展。 （四）　必须鼓舞士气 军队的士气对于战争的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用冷兵器交战的古代尤其是这样。孙武曾经提出过"治气"的策略，说："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又说："三军可夺气"。（《军争篇》）足见孙武对军队士气的重视。《司马法·严位》称："凡战，以力久，以气胜"；《尉缭子·战威》也论道："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守则走》"《孙膑兵法》则有《延气》一个专篇，详细论述军队的土气问题，把鼓舞士气看作战争中的头等大事。 依据军队作战的不同阶段，孙膑把鼓舞士气的工作分为下列五个步骤：（1）激气。当决定要进行战争时，国家集合民众，编组军队，准备出发上战场。为了搞好战争动员，激发军民的参战热情，使军队能威风凛凛地踏上征途，这时就需要激气。孙膑说："合军聚众，[务在激气]"；"以威三军之士，所以激气也。"西周初年，周公之子伯禽刚封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建立鲁国，附近的淮夷。徐戎等部族就起来叛乱，伯禽决定组织军队，兴师讨代。他对出征的鲁军发布誓同，说："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缝缀）乃甲胄，（系连）乃于（盾），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这就是《尚书》中有名的《费誓》。这篇誓词的发布，使军队深明大义，振作精神，实起到了"激气"的作用。 （2）利气。当连续行军，拔营迁徙，会合其他各路军队时，为了整饬队伍，保持锐气，就需要"利气"。孙膑说："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将军令??其令，所以利气也"；"气不利则拙，拙则不及，不及则失利。"从残缺的简文来看，利气的方式是将军发布行军中必须遵守的命令，以迅速开赴前线，到达作战地点。 （3）励气。当队伍逼近敌军，为了鼓励士卒的斗志，就需要励气，孙膑说"临境近敌，务在厉（励）气"；"将军乃??短衣（读为结）裘，以劝士志，所以厉气也"；"气不厉则慑，慑则众??。"从以上论述可知，励气的方式主要是将军与士卒同甘共苦，暑则短衣，寒则结裘，身先操劳，以劝勉士卒，坚定其杀敌报国的意志。据说，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有士卒之母说："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史记·吴起列传》）足见吴起为将，善于励气，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4）断气。当交战已经有了明确的日期，为了使土卒抱定勇敢杀敌、拼死战斗的决心，必须"断气"。孙膑说："战日有期，务在断气"；"将军令，令军人人为三日粮，??[所以]断气也。"上述"将军令"所采取的这一"断气"措施，显然是要使士卒鼓足勇气，在短时间内与敌人决一胜负，断绝其迁延时日、苟且偷生的余地。公元前207 年，楚将项羽进击围钜鹿（今河北平乡具西南）的秦章邯军，"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结果，大"破秦军"（《史记·项羽本纪》）。这是项羽运用"断气"而胜敌的生动例子。 （5）延气。在即将交战的当日，为达到士卒的最佳战斗状态，必须"延气"。孙膑说："今日将战，务在延气"；"将军召将卫人者而告之曰：'饮食毋??'。[所]以延气??也。"从上述残缺的简文看，"延气"的主要内容是将军对参战者告诫战斗时必须注意的事项，以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武王伐纣时，在牧野之战的当天早上，告诫士卒说；"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代，乃上齐焉。勖者夫子！??弗迓（迎击）克（杀）奔，以役西土。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尚书·牧誓》）这篇讲话，勉励参战者在战斗中要步伐、刺杀动作整齐，不要迎击、杀死奔未投降的人。它对即将进行的牧野之战，实起了"延气"的作用。 关于军队在战争中如何进行鼓舞士气的工作，孙膑所作的《延气》篇，分析细致，论述精彩，在古代的战略思想上颇多建树。 （五）　机动灵活多变 孙膑认为，战争中的事物千变万化，它们都是可以战胜的；但是，战胜的手段也应当根据事物的特性而灵活变换。孙膑指出"有形之徒，莫不可名。有名之徒，莫不可胜。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奇正》）此处"万物之胜"的"胜"，可作功能、特性、长处、优点讲；"不屈"，即没有穷尽。万物的功能千差万别，所谓"一物降一物"；用万物的特长去战胜其他万物，故其战胜的方法层出不穷。孙膑接着又说："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形。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形胜，以楚越之竹书之而不足。形者，皆以其胜胜者也。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所以制形壹也，所以胜不可壹也。"（同上）这里，孙膑从"万物之胜"谈到战争之"形"。所谓"形"，是指战斗的阵形、兵力的配置、工事的建筑、兵种的排列，以及攻守的方式等。孙膑的这段话告诉我门，战争中的"形胜之变"，亦是无穷无尽、罄竹难书的；在千变万化的战争场合中，以形"制形"的道理虽然是一样的，但用以制胜的形以及"所以胜"的方法，是不可一样的。 具体说来，以什么形去对付什么形，在何种场合用何种形，孙膑有详细的阐述。他说："敌弱以乱，先其选卒（精兵）以乘之；敌强以治，先其下卒（弱兵）以诱之。"（《八阵》）这是根据敌人的情况而采取的不同战法。"易（平地）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狭地）则多其弩。"（同上）这是根据地形的情况而配备不同的兵种。《略甲》篇说："略甲（夺取甲士）之法，敌之人方阵??欲击之，其势不可，夫若此者，下之??；[敌之人]欲战若狂，夫若此者，少阵??；[敌之人]反，夫若此者，以众卒（一般兵卒）从之，篡卒（精选兵卒）因之，必将??。"此篇简文残缺过甚，但从内容的排列顺序来看，它是讲述如何根据敌人的阵形、情绪、动向，从而确定我军的阵形、兵力配置、对付方法。全文阐述如何"略甲"的三种方法，讲得十分细致，可惜其详情现在已不得而知了。 关于机动灵活多变的战略，《孙膑兵法）中还有《威王问）、《十问》、《官一》等篇，都是说明这个原则的。在《威王问》篇中，孙膑共回答了威王和田忌提出的关于如何用兵的十几个问题。对于"我众敌寡"、"敌众我寡"、"皆坚而固"、"击穷寇"、"击均"、"以一击十"等各种情况，孙膑都晓之以不同的战斗方法。《十问》篇用问答体的形式，阐述了攻击"圆阵"、"方阵"、"锐阵"、"延阵以衡"等各种阵势，"车骑"、"人兵（步兵）"等各兵种，"争□"、"强众"、"保固"以及"形箕"等各种敌情的策略措施。他分析敌情的详细周到，论述击敌方法的灵活多变，充分说明"形胜之变"是无穷无尽的。《官一》篇用简炼的语言，列举条陈，在什么场合下采取什么战斗方式，用什么措施去对付什么情况。如"邋（通躐、猎，追剿）军以索阵"，"射战以云阵"，这是说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的战阵；"奔救以皮傅（靠近），噪战①以错行"，这是说应付不同的战况用不同的队形；① "噪"原释为"燥"。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云："原简此字左旁不清，释 燥不辞，疑是噪字。"今从之。噪战即噪声大作的混战。 "用轻（轻捷之兵）以正（征）散，攻兼用行城"②，这是说完成不同的战斗任务要用不同的兵种和器物。可惜此篇文字，多当时的军事术语，古奥难解。但它告诉人们，战斗的队形、阵法，所用的兵种、器物，以及采取的计谋、策略，都要根据情势而灵活多变的精神，是十分清楚的。 为了机动灵活地作战，孙膑认为，必须借助舟、车、骑等交通工具。他论道："禹作舟、车，以变象之。"（《势备》）这就是说，舟在水上，车在陆上，行动迅速，作战时可机动灵活，变化多端。孙膑在桂陵之战时，就"遣轻车西驰梁郊"（《擒庞涓》），而使敌人大为震惊。不过，孙膑最喜欢的还是使用骑兵。他说："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日乘敌虚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日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猝）击其未整旅；八日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日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于弟。此十者，骑战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通典》卷一四九引）在孙膑看来，使用骑兵，轻捷利落，调动方便，最能发挥灵活多变的特长。 机动灵活，战法多变，其关键的一着是要出奇计。孙膑继承了孙武关于"以正合，以奇胜"、要"善出奇"的思想，指出"形以应形，正也；兀形而制形，奇也。奇正无穷，分（组织指挥）也。分之以奇数（计谋策略〕，??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是以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发而为正，其未发者奇也。奇发而不报，则胜矣。有余奇者，过胜（大胜）者也。"（《奇正》）孙膑强调，与敌人相同的为"正"，与敌人相异的为"奇"；"同不足以相胜"，而"异"就有了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如敌有形而我无形，敌动而我静，敌劳而我佚。这样，我军就能以"无形而制（有）形"，以静击动，以伏待劳。如果敌我双方都公开的发动进攻，是为"正"；而我还有"未发"的计谋，是为"奇"。这种奇计"发而下报"，使敌人措手不及，就能得胜；奇计"有余"，则能得到更大的胜利。 ② 行城，原为守城之器物，见《墨子》中的《备高临》、《备梯》等篇。此云"攻 兼用行城"，则行城并可作为攻城之器物，与《墨子》中的"行城"当名同 而实异，或一器两用。 （六）　创造有利态势 孙武论战，经常强调造势，作战要借助于势。他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又说："善战者，求之于势"；"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势篇》）在孙武看来，善战者要依据对我有利的原则.制造易于胜敌之势，然后再利用此势而击败敌人。孙膑发挥了这一思想，他阐述说："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奇正》）；"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威王问》）；"势便地利，则民自??。所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容主人分》）孙膑的意思很明显，在战争中要造成一种我军"有余"而敌人"不足"的形势，借助这种"令土必斗"的"便势利地"，从而轻快地获取胜利。 如何去创造有利的态势呢？孙膑的门道很多；一是制造弓弩一类能远距离杀伤的武器。他说："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弯之为势也？ 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势备》）二是因地制宜的变换兵种。他强调："易（平地）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狭地）则多其弩。"（《八阵》）三是先占据有利地形，"料敌计险"，"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同上）。四是运用各种诡诈办法消耗敌人，如"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威王问》）。五是根据战争情况变换阵法，、如围剿敌人"以索阵"，与敌对射"以云阵"，乘敌疑惑之时发起迅猛攻击用"凡（风）振（震）陈（阵）"，进行山斗诱敌进入圈套用"龙隋（披靡不振）陈伏"（《官一》），等等。 由于孙膑讲究用势，要求采取各种手段创造对敌作战的有利态势，故《吕氏春秋·不二》篇就总结说："孙膑贵势。"可见这种讲究造势、用势以击败敌人的原则，是孙膑战略思想的精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战术方法 孙膑论述的战术方法，由于是在战国时代军事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高的，因而更加具体生动，并有新的发展。兹归纳为八条评析之。 （一）　诡诈诱敌上钩 孙武所讲的战术中有"诡道"十四法，其主要方法有："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利而诱之，卑而骄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等。这些方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给敌人以我军虚弱的假象，诱使其骄做而忘乎所以，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孙膑掌握了此木的精神，在许多场合加以发挥。如他论述击敌"圆阵"的方法说："击此者，三军之众分而为四五，或傅（接触）而佯北，而示之惧。彼见我惧，则遂分而不顾。因以乱毁其固。驷鼓同举，五遂（惜为队）俱傅。五遂俱至，三军同利。此击圆之道也。"（《十问》）在论述如何击"强众"之敌时，他又说："击此者，告之不敢，示之下能，坐拙而待之，以骄其意，以情其志，使敌弗识，困击其不□，攻其不御，压其胎（借为怠），攻其疑。彼既贵既武，三军徙舍，前后不相睹，故中而击之，若有徒与。此击强众之道也。"（同上）从这些论述中可见，诱使敌人分散，松懈敌人斗志，乘其不备而击之，孙膑对此术是深有研究的。为了麻痹敌人的思想，孙膑更想出了许多方法。在回答如何对付强固的敌人时，孙膑说："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战败）毋期于得。"用这样的手段使敌人以为我军薄弱，不堪一击，然后"为之微阵（隐匿之阵）以触其侧"，就能取得大胜。对于"众且武"之敌，孙膑认为，应当"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情况下，应当"毁卒乱行，以顺其志"（《成王问》），诱使敌人出战。孙膑论述谋诈的目的道："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同上）这就清楚地指明，此种战术的要领，就是千方百计"令敌无备"，然后再攻击围困之。孙膑一再申述："隐匿谋诈，所以钓战也"；"伪遗（丢弃）小亡，所以（惜为饵）敌也。"（《官一》）在两军交战中，可以故意丢盔弃甲，亡失一些牛马物品，伪装出我军狼狈逃遁之状。这样来诱使敌人掠物追逐，进入我军的伏击圈。 桂陵、马陵二大战役，是孙膑运用上述诡诈诱敌战术而取得大胜的具体实践。在桂陵之战中，孙嫔一再对魏军"示之疑"、"示之不知事"。他选择"丁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夫，进击"难攻"的平陵城，使其"当木而大败"；又"遣轻车西驰梁郊"，使敌人感到震怒；再分以少量之卒跟从其后，对敌人"示之寡"。在运用一系列的诡诈方法后，魏将庞涓"果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孙膑"弗息"而布置埋伏，"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擒庞涓》）。马陵之战时，孙膑又用"减灶"的办法，造成齐军"士卒亡者过半"的假象。魏将庞涓不知是计，"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追至道狭多阻的马陵，齐军伏兵"万弯俱发"，庞涓智穷自到，"齐困乘胜尽破其军"（《史记》本传）。上述两个战例，说明孙膑的这个战术方法，不仅在理论上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在实践上运用得熟练而巧妙。 （二）　集中兵力击寡 在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人多势众。孙武说过："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谋攻篇》）可见兵力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如何打法，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孙膑则进一步明确指出："[积]胜疏，盈胜虚"，"众胜寡"。（《积疏》）这就是说，士卒密集的能胜稀疏的，实力充盈的能胜空虚的，人数众多的能胜寡少的。战争中通常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作战过程中军队众寡的情况，可以巧妙地运用计谋而进行变化。 如果双方军队的人数差不多，我方集中而敌方分散，则众寡的对比就会大不一样。孙武曾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少）矣。"（《虚实篇》）显然，我专敌分而形成我众敌寡的局势，就易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孙膑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战术思想。他论述道："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众寡相[为变]"；"敌积故可疏，盈故可虚"，"[众故可寡]。"（《积疏》）要使敌之积变为疏，盈变为虚，众变为寡，孙膑认为，必须想方设法分散敌人兵力。他指出"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锚[铢]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客主人分》）"善者，敌人军□人众，能使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善者》）在各种场合的战斗中，孙膑经常强调对敌人须"规（聚合）而离之"（《十阵》、《十问》），要"分其众"（《略甲》）。当威王问如何"击均"（攻击势均力敌的敌人）时，孙膑回答的办法是："营（迷惑）而离之，我井卒而击之。"（《威王问》）这里把分离敌人与我军集中兵力攻击其寡少之一部，两个步骤结合起来，构成这一战术的全过程。 （三）　精选锐卒突破 挑选勇士打头阵，冲散敌人的队形，给敌以有力的杀伤，这是自古以来许多军事家常用的战术。孙膑就说："兵非益多也，??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行军篇》）：又说："兵无选锋曰北。"（《地形篇》）他主张士卒必须经过挑选，并要组织一支勇猛的先锋部队，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吴起更具体地指出："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①；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人可以屠城矣。"（《吴子·图国》）吴起编选锐卒的分类办法未免过于琐碎，不切实际，但他要选取忠勇有力之士，以作内出外人的先锋，这种战术方法是很可取的。武工伐纣时，选出的精锐部队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逸周书·克殷解》载：牧野之战时，"武王使尚父（太公吕尚）与伯夫致师（孔晁注：挑战也）。王既誓，以虎贡、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可见，武王先是使吕尚与伯夫率领的勇士挑战，然后再以精锐的虎贡和戎车冲击，因而获得大胜。公元前506 年，吴王阎庐伐楚，也"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吕氏春秋·简选》），他们能够"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墨子·非攻中》）。由于采取这样的措施，使这次证伐势如破竹。 孙膑吸取了前人的战术思想和作战经验，指出军队的组织必须"篡（选） 贤取良"（《行篡》）；强调"兵之胜在于篡（选）卒"；"选卒，乘敌之□，是谓泰（太）武之葆（宝）。"（《篡卒》）这些挑选出的精兵锐卒，应该放在战阵前锋的位置，首先与敌人交锋，才能打开通向胜利的道路。当威王问："地平卒齐，合而北者，何也？"孙膑答道："其阵无锋也。"（《威王问》）可见他也是主张战阵要有"选锋"的。孙膑还认为，挑选出的精兵（"篡卒"）与一般士兵（"众卒"），在战术上应该有明确的分工，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他说"篡卒力士者，所以绝阵取将也"；"众卒者，所以分功有胜也。"（同上）显然，"篡卒力士"的功能是破敌阵，擒敌将；而"众卒"的功能则是助威呐喊，追击逃敌，巩固胜利的成果。孙膑又论述，当进攻敌人"略甲"之时，在某种情况下，应该"以众卒从之，篡卒因之"（《略甲》）。这里虽然因为竹简残缺，无法知道其具体内容，但是"篡卒"和"众卒"分为两部，它们出击的时间有先有后，担负着不同的作战任务，则是十分清楚的。 ① "卒"为古代军队编制单位。周制百人为卒。但从下文"五"卒而有"三千人" 来看，此"一卒"即为一队，当有数百人。 （四）　在运动中歼敌 春秋以前，一般多进行车对车的阵地战。春秋后期，步兵和骑兵开始发展，运动战逐渐兴起。孙武就提出过"避实而击虚"、"善动敌"、"攻其所必救"等进行运动战的主张。吴起也提出过这样的战术："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然后"设伏投机，其将可取"。他强调："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吴子·科敌》）对于"敌众我寡"的情况，吴起主张"避之于易（平地），邀之于厄"（《吴子·应变》），即把敌人引诱到险狭之地，给予迎头痛击。 孙膑吸取了上述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打击敌人的战术，并加以进一步的发展。他说："隐匿谋诈，所以钓战也"；"伪遗小亡，所以饵敌也。"（《官一》）就是要想方设法，把敌人引出坚固的堡垒，从而打击之。当"我车骑则众，人兵则少，敌人十倍"时，孙嫔认为："击此者，慎避险阻，决而导之，抵诸易"（《十问》），即把敌人引导到对我有利的地形，冉进行决战。当"敌人保山而带阻"，我无法接战时，孙膑主张"击此者，??攻其所必救，使离其固"，"施伏设援，击其移庶。"（同上）这是攻其他要害部位，引出敌人去救援，再设伏狙击的办法。孙膑经常强调："善者能使敌卷甲趋远，倍道兼行，倦病不得息，饥渴不得食"（《善者》）；"远揄之，敌倦以远??"（《策略甲》）；"??使劳，三军之上可使毕失其志。"（《客主人分》）这里有许多竹简残缺不全，但他要调动敌人，使其趋远、劳累、倦病的意思，还是十分明显的。在运动中狙击敌人时，孙膑又主张要打歼灭战、而不要打击溃战。他说："战之道，有多杀人而不得（俘获）将卒者。有得将卒而不得舍（营舍、地盘）者，有得舍而不得将军者，有覆军杀将者。故得其道，则（敌）虽欲出下可得也。"（《月战》）在上述四种战争情况中，前面三种虽然有"多杀人"和"得将卒"等战果，但还没有使其全军覆没，对敌人的打击都比较小，只有最后一种对敌人的打击最为沉重。显然，在孙膑看来，对敌作战"覆军杀将"是最理想的结果，是"得其道"的表现。 这种在运动中歼敌的战术，孙膑不但在理论上阐述得相当细致，而且亲自运用于战争实践。他所指挥的桂陵、马陵二次大战，都是成功的运用这种战术的典范。在桂陵之战中。孙腹攻魏而救赵，使魏将庞涓"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结果，孙膑在魏军匆忙行进中设伏拦击，大破魏军而"擒庞涓"。马陵之战时，孙腹又用诱骗的办法，使庞涓"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在魏军急速追击途中，孙膑于"旁多阻隘"处"夹道而伏"，困"尽破其军"，杀庞涓而"虏魏太子申以归"（《史记》本传）。 这两次战争，孙膑都在运动中歼敌，取得了"覆军杀将"的战果。 （五）　注意地形条件 历来兵家都十分重视地形对战争胜负的作用。《孙子兵法》中有《地形》、《九地》、《行军》、《九变》等篇，对什么地形应该如何处置，作了细致的研究。孙膑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认为战争的指挥者应该"困地之利"、"下知地之理"；要根据地形条件的变化而调配作战的兵种，"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在战时必须先占据有利地形，"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八阵》）。他特别强调："患兵者，地也；困敌者，险也。故已三里沮洳（泥泞的沼泽地）将患军，??涉将留大甲（大批战车甲士），??壁延（城壁延道） 不得者，渠塞（沟渠隘塞）也。"（《威王问》）他把地形的阻隔，看作妨碍军队取胜的首要因素；又把地形的险峻，作为困住敌人手脚的主要条件。可见他对地形在战争中作用的密切关注。 为详细阐述战争中各种地形的优劣及其处置方法，孙膑并撰有《地葆》一个专篇。其主要意思大约有下列几点： （1）要经常处于阳面和笔直的大道上，不要停留于阴面和弯曲的小路上。他说："凡地之道，阳为表，阴为里。直者为纲，术（弯曲的小路）者为纪。纪纲则得，阵乃下惑。直者毛产，术者半死。凡战地也，日（阳光〕其精也；八风将来，必勿忘也。"这与孙武所说的"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很有些相似。除了注意阴阳曲直，还要观察风向。"八风将来"，这对战争的顺利进行也是有影响的。 （2）遇上不利的"杀地"，应赶快离去。他指出："绝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均举（离去）也，五者皆不胜。""五地之败，曰：溪、川、泽。斥（盐碱地）①；五地之杀，曰：天井、天宛（四周高中间低之地）、天离（即天罗，草木茂盛之地）、天隙（两边峭壁中间深凹的狭长地带）、天招（即天陷，低洼泥泞之地）。五墓杀地，勿居也，勿□也。"这也是承袭《孙子·行军篇》的论述而有所补充、发挥。 （3）比较五种对作战有利的地形，依次是："山胜陵，陵胜阜，阜胜陈丘，陈丘胜林平地"；比较五种对作战有利的草地，依次是："藩（草木茂盛）、棘（荆棘丛生）、据（草木似篱笆）、茅（野草较高）、莎（野草较低）"。 （4）春夏不要下到低处，秋冬不要登到高处。他说："春毋降，秋毋登。"显然，春夏因为雨水多，下到低处易被雨水所灌，且对作战不利；秋冬雨水少，登到高处易被断绝水源而受困。 上述对各种地形及其处置方法的分析，丰富了军事地形学的内容，颇有借鉴的价值。 ① "五地"下仅列四种地形名称，应脱一字，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说： "疑溪下脱谷字。"当是。 （六）　运用阵法攻守 作战时军队所列的阵法，很早以来就开始讲究。《司马法》中就有"因敌令阵"（《定爵》）、"定行列，正纵横"（《严位》）等规定；《孙子兵法》在《势篇》、《九地篇》中，讲述了"纷纷坛纭"、"浑浑沌沌"以及"常山之蛇"等各种阵法。但这些都比较零星简单。孙膑则根据当时战争发展的情况，对阵法的种类、用途及其应当注意的要领，作了详细的系统的总结。 依孙膑的论述："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密）阵，有锥行（前尖如锥）之阵，有雁行（展开如雁飞）之阵，有钩行（两翼如钩）之阵，有玄襄（玄虚多旗）之阵，有火阵，有水阵。"（《十阵》）他对这十阵细致说明其布法和打法，并指出它们的用途"方阵者，所以（截断）也；圆阵者，所以（借为团，聚守）也；疏阵者，所以吠（虚张声势）也；数阵者，为不可掇（分割）；锥行之阵者，所以决绝（突破、切断）也；雁行之阵者，所以接射（连续射箭）也：钩行之阵者，所以变质易虑（随机应变）也；玄襄之阵者，所以疑众难故（使众固之敌疑难）也；火阵者，所以拔（攻克）也；水阵者。所以怅固（破强固之敌）也。"（同上〕实际上，《孙膑兵法》全书所涉及的阵法，远不止这十阵。 孙膑特别强调，在何种情况下布什么阵，应该灵活掌握。他说："邋（追剿〕军以索阵"，"射战以云阵"；"迎陵而阵用（尖刺状），险??用圆。"（《官一》）运用每一种阵法，应该发挥它特有的功能。孙膑又指出："飙凡（风）震阵，所以乘疑也"："剽阵差车，所以从遗（追逐逃逸）也"；"浮沮（阵名）而翼，所以隧斗也。"（同上）"锥行者，所以冲坚毁锐也；雁行者。所以触侧应□[也]"；"飘风之阵者，所以回??[也]。"（《威王问》）可见在战争的各种场合，应该运用什么阵法来对付，它的变化也是无穷无尽的。 在运用阵法与敌人作战时，一般都应该在前面布以尖锐的锋刃，在后面有接应支援的部队。孙膑论述道："黄帝作剑，以阵象之，??剑无锋，虽盂贲[之勇]不敢[将而进]；阵无锋，非孟贡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至也。剑无首艇（把柄），虽巧士不能进??；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情者。故有锋有后，相信下动，敌人必走。"（《势备》）当威王问："地平卒齐，合而北者，何也？"孙膑即答"其阵无锋也。"（《威王问》）足见阵锋的有无，往往关系着交战的胜负。阵法除了必须注意"有锋有后"外，还应留有充分的机动兵力。他又指出："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阵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八阵》）这就是说，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冲垮敌人的阵势，三分之二的大部队则伺机待命，聚歼敌人。孙膑这些用阵法攻敌的经验。是相当全面周密的。 （七）　发挥长兵和弓弩的威力 在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长兵器和弓弯在战争中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 孙武说过："远则用弩，近则用兵"；他又要求："势如弩，节如发机。"（《势篇》）可见他已知道，把远距离杀伤的弓弩和近距离作战的兵器互相配合，并利用机弩支造成战争中的优势。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兵器的制作愈益精良。因此，更要讲究兵器在战争中的运用。孙膑曾把长兵器比作"权"（主动权），他说："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何以知长兵之[为]权也？击非高下??颅毁肩。（意谓用长兵器击杀，不用改变身体和四肢的高下位置，就能自如地刺毁敌人的头颅和肩膀。）故日：长兵，权也。"（《势备》）他又把弓弩比作"势"（锐势），说："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同上）长兵器和弓弩既然有着"权"和"势"的优点，在战争中就应该多发挥它们的作用。在回答如何对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时。孙膑主张："长兵在前，短兵在□；为之流弩，以助其急者。"他还强调指出："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威王问》）显然，长兵器应该在前阵冲刺和抵挡敌人，机动的弩兵则可用来应付紧急情况；而劲弩快速发箭，更是威力无穷，能持久地杀伤敌人。 在战争实践中，孙膑正是经常发挥长兵器和弓弩的威力。如马陵之战时，他在马陵道上设伏狙击，其布阵的安排是：把蒺藜、车、盾牌放在前面作为防御工事；然后"长兵次之，所以求其隋（隳）也"；"弩次之者，所以当投（石）机也。"（《陈忌问垒》）他还订出"制曰：以弩次蒺藜，然后以其法射之；垒上弩、戟分。"（同上）可见，他把弩兵和持长兵器戟的士卒。调到最能发挥其威力的位置。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内，"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史记》本传）。这次马陵大捷，弓弩和长兵器的显其神通，也是制胜的重要因素。 （八）　攻城要诀 春秋时代，由于战争规模较小.主要使用车战，攻城器械不善，因此，攻城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往往旷日持久。兵力和物资耗费巨大，而敌城还是攻不下来。《吕氏春秋·慎势》篇说："（楚）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楚军围攻宋城，成年累月地长期攻打，而成效不大。故孙武认为攻城是下策，得不偿失。他说："攻城则力屈"（《作战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篇》）他进而主张攻敌的主要方向，是夺取乡村的财富及其土地，所谓"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军争篇》）。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城市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而战争的方式也转变力以步兵、骑兵的作战为主，兵力雄厚，攻城的器械并有了很大的改进。《六韬·虎韬·军略》记载："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攻城围邑，则有、临冲；视城中，则有云梯、飞楼；三军行止。则有武冲、大橹。"《墨子》中的《备城门》、《备高临）诸篇，记述攻城的器械还有"轩车"、"羊黔"等。战国时攻城的效率也大为提高，因此，总结攻城的经验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孙膑兵法》中的《雄牝城》一篇，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 依据城市地形的特点，孙膑把城市分为雄城和扎城两种。认为雄城不可攻而牝城可击。凡是具有以下地形特点的为雄城"城在卑泽（低洼的沼泽地）之中，无亢山（高山）名谷。而有付丘、（小土山〕于其四方者"；"军食流水"；"城前名谷，背亢山"；"城中高外下者"；"城中有付丘者"。 上述地形，或城在高处，或四周有高丘，或前低后高，皆难于攻击；或处卑泽，有流水，能长期坚守，因此而为不可攻的雄城。凡是具有以下地形特点的为扎城："城背名谷，无亢山其左右"；"尽烧（当作晓，坚硬贫瘠之地）者，死壤也"；"军食泛水（积水）者，死水也"；"城在发泽（发读为废，干涸的沼泽地）中，无名谷忖丘者"；"城前亢山，背名谷，前高后下者"。上述地形，或城在低处，或前高后低，皆便于攻击；或土地贫瘠，食用死水，不能坚守，因此而为可击的扎城。孙膑仅从地形特点上来判断城市的可攻与否，而忽视了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未免过于简单，但他试图总结攻城的规律，并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还是难能可贵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孙膑军事思想的局限 作为一个战国时代的为诸侯国封建统治集团谋划的军事家，孙膑的军事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他那个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　不辨战争的性质 世界上的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凡是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侵略，为本国人民和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反之，凡是镇压本国人民，为侵略、掠夺其他民族和人民而进行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我们应当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孙膑同孙武以及其他许多剥削阶级的军事家一样，他分不清什么战争是主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他只知道如何去击败敌人，使自己的国家"战胜而强立"（《见威王》）；又主张要"禁争夺"，用"举兵绳之"（同上）的办法来维护社会的安定。 这里，"战胜"、"举兵"的性质，他不加分辨，也无法分别清楚。 孙膑也讲"义"，他说："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见威王》）"将者不可以不义"；"义者，兵之首也。"（《将义》）上述"义"的具体意思是什么，孙膑也是比较含糊的。在《篡卒》篇中，孙膑还主张将帅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忠"，并解释说："安忠？忠王"："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按照这种意见，军队参加战争要"忠于王"，如果王要镇压人民和侵略他国，将军和士兵只有无条件的去执行。这就充分暴露孙膑的军事理论，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的。 （二）　士兵的被动地位 同孙武以及其他许多剥削阶级的军事家一样，孙膑把战争看作完全是"明王"、"圣人"和"王者之将"的事，明智的将军能够"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八阵》）；而士兵只是驱使的工具，完全处于消极的被动的地位。他说："无天兵者自为备，圣人之事也。"（《势备》）在孙膑看来，战争的准备工作，是由"圣人"筹划的：战争时调动民众（即士兵）的积极性，也只有"明王、圣人"能做。他论道："夫民有不足于寿而有余于货者，有不足于货而有余于寿者，唯明王、圣人知之，故能留之。"（《行篡》）战争中鼓舞士气，更是由"将军"一手操办。他阐述"将军令??其令，所以利气也；将军乃??短衣裘，以劝士志，所以厉气也；将军令，令军人人为三日粮，??[所以]断气也；将军召将卫人者而告之已??[所]以延气??也。"（《延气》）按照孙膑的观点，战争的胜利，是"将义"、"将德"所致；而战争的挫折，也完全是"将败"、"将失"造成的。他用发射者、弓弩和矢镞来比喻君主、将帅和士卒的关系，说："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兵情》）这里的士卒，只是发者弯上的矢，任人摆弄和支配。 由于历史的经验和战争实践的教训，孙膑也认识到士兵的聪明才智和力量的伟大，因而主张对上卒应"劳者息之，饥者食之"（《奇正》）；"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将德》）。但他同时又认为，对士卒应"用之若土芥"（同上），即在战时把士卒当作土块、草芥一样抛到战场上去。孟子有言道："君之视臣如上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可见"视如土芥"是十分轻蔑的意思。孙膑对士兵"用之若土芥"的思想，充分暴露了他将士兵只是当作一种夺取胜利的工具，而毫不吝惜他们的生命。这与无产阶级军队新型的将兵关系，是迥然不同的。 （三）　有些战略战术简单片面 古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思维方法的不成熟，使孙膑所论述的某些战略战术，有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毛病。例如他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威王问》）孙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带兵作战最急需的，就是攻击敌人所不守的地方。如果敌强我弱，兵临城下，按照孙膑这个方针去办，肯定是要吃大亏的。再如，他把城市依地形的特点分为"不可攻"的"雄城"和"可击"和"牝城"两类（《雄牝城》）。在孙膑看来，只要是"中高外下"或"军食流水"的雄城，即使其城中守备空虚。士无斗志，也是"不可攻"的；反之，只要是"前高后下"或"军食泛水（积水）"的牝城，无论其怎样壁垒森严、士气高昂，也在"可击"之列。这种论述方法的简单片面，十分显然。 （四）　个别场合有迷信思想 在谈到地形条件对战争的作用时，孙膑指出："南阵之山，生山也；东阵之山，死山也。""五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地葆》）何以"东阵之山"一定会"死"？伺以五种颜色的土壤会一种胜过一种，还互相循环取胜？不言而喻，这里的论述，已经不是简单片面的问题，而是带有迷信色彩和"五行相胜"学说的神秘因素。在论述军队布阵的方位时，他又说："军与阵皆毋政（正）前右，右周（旋）毋左周。"（同上）这两句话的意思很不好理解，一般的注解本释为：驻军与布阵，不要使山陵高地位于自己的右前方；军阵移动，宜右旋而下要左旋。这样的解释，虽在字面上说得过去，但其原因仍不得而知。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记黄帝"南伐赤帝"、"东代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时，皆"右阴、顺术、倍（背）冲"。这种战争时的方位规定，也难以知道其究竟。战国时代，讲究和依靠"左右背向"来作战的迷信思想，仍十分流行，曾受到尉缭和韩非的批判。（详第五章第四节四点）孙膑所谓"毋政前右，右周毋左周".显然是继承了孙武的"右阴、顺术、背冲"的战术方法，力尉缭和韩非所批判的东西。"毋政前右"可能与"右阴"有关，"右周毋左周"应该就是"顺术"的解释。孙膑的战术方法中杂有"阴阳五行"和"左右背向"的迷信学说，这不能不是他军事思想中的一个瑕疵。 综上所述，孙膑在军队建设、战略原则、战术方法等方面，都有其十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他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在前辈孙武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发展。这些思想和理论中的许多部分，例如对将帅品质的培养，军队要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战前须充分谋算，临阵要果断指挥，士气应不断激励；战争中诡诈诱敌上钩、集中兵力击寡、精选锐卒突破、发挥优势武器的威力等战术方法，不但在当时及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人们进行军事活动的重要指导方针；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当然，孙膑军事思想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对战争的性质分辨不清，把士兵纯粹当作被驱使的工具，有些战略战术的表述过于简单片面，在少数场台还夹杂着迷信观念，这也是必须予以指出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孙膑的哲学思想 如同在军事思想方面所表现的那样，孙膑的哲学思想基本上也是继承孙武的。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孙膑有所发展，并带有他自己的特色。战国时代在形与名的关系问题上争论比较热烈，因而孙膑对形名关系阐发得较多。当时的战净更加激化，战略战术也愈益变化多端，于是在孙膑的哲学思想中，尤其强调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在方法上应根据外界条件的不同而灵活多变。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到战国时代，神秘、迷信的色彩愈来愈浓，孙膑也深受其影响。上述各种因素，使孙膑的哲学思想，除了同孙武以及其他军事哲学家有共性外，又有他自己的个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对世界的唯物主义态度 孙膑继承了孙武以及其他许多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的。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充分体现于如下一些原理的表述中。 （一）　重视客观物质条件 人类生活于物质世界中，其活动都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对于战争来说，物质条件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孙膑认为，在进行一场战争时，应该"事备而后动"（《见威王》），亦即充分做好各种物质准备。他指出："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同上）所谓"委"，就是禾谷柴草之类的物资储备。他又说："积弗如，勿与持久。"（《五度九夺》）所谓"积"，也是指粮草等积储的物资。在孙膑看来，积储的物资多，就能守备坚固；积储的物资少，就不能持久作战。除了粮草等物资的积储外，战争还必须制造各种各样的武器。孙膑论述道："黄帝作剑，以阵象之；异作弓弩，以势象之；禹作舟车，以变象之；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凡此四者，兵之用也。"（《势备》）有了剑、弓弩、舟车、长兵等武器和交通工具，再用阵、势、变、权等方法去作战，就能"破强敌，取猛将"（同上）。显然，客观物质条件是战胜强敌的凭藉和基础；离开了粮草、武器等物质，攻守作战是无法进行的。 对于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孙膑谈论得最多的是地形。 他在回答"患兵者何也？困敌者何也？"的问题时说："患兵者地也，困敌者险也。故曰三里沮洳（泥泞的沼泽地）将患军，??涉（此处缺文，大意为渡涉江河）将留大甲。"（《威王问》）可见客观世界地形的不利会妨碍行军，而地形的险阻又能困住敌人。从地形条件着眼，孙膑又把城市分为"雄城"和"牝城"两类：认为"城中高外下"或"军食流水"的是雄城，"不可攻也"；而城"前高后下"或"军食泛水"（积水）的是牝城，"可击也"。 （《雄牝城》）显然，周围地形的有利或不利，对于攻城的成败是十分重要的。孙膑还撰有论述地形的一个专篇《地葆》，篇中谈到五种地形的忧劣（"五地之胜"）。五种招致失败的地形（"五地之败"）以及五种招致覆军杀将的地形（"五地之杀"）。在这里，他把地形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性的物质条件。 地形条件既然对战争的胜败关系重大，因此在作战时应利用地形来保护自己，消灭敌人。孙膑指出："势便地利，则民自[进；势不便地不利，则民]自退。所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客主人分》）他告诉战争的指挥者，必须占据有利的地形，创造便于击敌的态势。当"我人兵则众，车骑则少"时。孙膑认为："击此者，当保险带隘，慎避广易（宽广平坦之地）"；当"我车骑则众，人兵则少"时，又应当"慎避险阻，决而导之，抵诸易（平地）。（《十问》）他提出的作战方针是：避开对我不利的地形，而要把敌人引导到对我有利的地形。在马陵之战时，孙膑把魏军引导到"隘塞死地之中"，因而"取庞[涓]而擒太子申"（《陈忌问垒》），这是他利用客观地形条件而战胜强敌的显著例子。 战争中准获得了能制胜敌人的客观物质条件，谁就易于取胜。这种客观物质条件的获得，孙膑认为不能等待，而要去夺取。他指出："故兵??趋敌数（技术）：一曰取粮，二曰取水，三日取津。四日取途，五日取险，六曰取易（平地），??。凡九夺，所以趋敌也。"（《五度九针》）由上述可见，对于战争中如何制胜敌人的问题，孙膑采用的手段是：物资的储备，武器和交通工具的制造，地形的选择和利用，"粮"、"水"、''津"、"途"等物质和要地的夺取。制胜敌人，必须依靠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孙膑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二）　顺应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 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自然形成的规律，人们只有顺应和利用这些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孙膑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在分析有齿、角、爪、距的禽兽的活动规律时说："夫陷（借为含）齿戴角、前爪后距，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势备》）这里孙膑总结禽兽的活动特点是："喜而合，怒而斗"，并称其为"天之道"，亦即自然的规律。且不论上述规律总结得正确与否，重要的是，他申述了一个极为可贵的理论：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种"天之道"，而这种"道"是"不可止"的，亦即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地葆》篇中，他又总结地形的规律说："几地之道，阳为表，阴为里，直（平正宽广）者为纲，术（崎岖曲折）者为纪。??直者毛产（生长草木谷物），术者半凡。"此处论述的"地之道"，其表里纲纪和物产生长情况，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当然也不够全面和准确。但"地"总有它自己的发展变化规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除了"地"和禽兽而外，孙膑在其他许多场台，还论述过"天"、"民"、"敌"、"战"、"阵"、"用兵"等各种事物，也都有它们的"道"，亦即发展变化的一定规律。 既然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 那末人们进行的活动，也只有遵循事物的规律去做，才能获得成功；否则，就会到处碰壁。孙膑在分析了地形的规律后指出："绝水（渡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均举（去）也，五者皆不胜"；又说："春毋降，秋毋登。"（《地葆》）显然，"绝水、迎陵、逆流、屠杀地、迎众树"而作战，都是处于不利的地形，倘若开战则不能取胜，因而应该赶快离去；春夏雨水多，在低处易被水灌，且对作战不利，故此时"毋降"；秋冬雨水少，在高处易断水源而被围困，故此时"毋登"。这是说在战争中，要顺从客观世界的地形、天气规律而不要去违背它。同样，对于敌我兵力的长短、多寡，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去对待。他强调说："[欲强长国兵之所短，以]难敌国兵之所长，耗兵也；欲强多国之所寡，以应敌国之所多，速屈之兵也。"（《兵失》）孙膑在这里告诉人们，不要勉强去做违反事物本身规律的事：以己之所短难敌之所长。必然带来巨大的消"耗"；以己之所寡应敌之所多，必然造成"速屈"的后果。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众弗如.勿与接和（正面交战）"；"习弗如，毋当其所长。"（《五度九夺》）在孙膑看来，顺应对敌作战的规律，避实击虚，扬长避短，就能经常获得胜利。 （三）　形名关系 "形名"这一对皙学范畴，所指的是有形的实物与其名称的关系，也就是名实关系。主张有形的实物是第一性的，而名则是有形实物的称谓，名必须符合其形其实，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反之，主张名是第一性的，有形的实物不过是名的体现，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春秋以前，关于形名关系的讨论，还役充分展开。孙武在谈到如何指挥军队作战时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势篇》）这里的"形名"，不是指有形的实物与其名称的关系，而是指以眼见物形为主和以耳听号令力主的两种指挥工具。曹操注："施旗曰形，金鼓日名。"可知孙武所讲的"形名"，并非哲学意义上的用语。 孔子曾经讲到要"正名"（《论语·子路》），他的意思就是要纠正名不符实的情况：有君之名应当行君之权，有臣之名应当守臣之行，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但他没有把他的"正名"主张，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论证。 到了战国时代，在哲学意义上的关于"形名"或"名实"问题的争论开始热烈起来。战国初年的墨翟论述道："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这些话表现了墨翟重实轻名的思想。他的后学者进一步总结名实关系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多（当作名）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墨子·经说上》）这里把"名"当作实物的文饰和称谓；认为先有实物，然后才有名，表现了唯物主义倾向。战国中后期的公孙龙，一方面说："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承认名称不过是实物的称谓；而另一方面他又称："物莫非指"（《公孙龙子·指物论》），认为实物都是"指"（属性）所组成。于是，在他那里，"坚"与"白"两种属性可以离开实物"石"而自藏；否认有色的"白马"应该包括在"马"这一类中的事实，宣称"白马非马"，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和诡辩论的泥潭。在这一场"形名"或"名实"关系问题的大辩论中，孙膑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路线一边，坚持形先名后、名为形之称谓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有形之徒，莫不可名"；"分定则有形矣，形定则有名[矣]。"（《奇正》）所谓"分"，是指在战场上兵力的分布、配置。他认为，"名"是在兵力分布定当。阵形确定以后才有的，是从属于"形"的。而且，孙膑从战争的实践经验出发，公开宣布："战者，以形相胜者也"；"有名之徒，莫不可胜。"（同上）世界上任何的形，都可以用其他另一种形来战胜；在有名的所有的形中，那种神秘的、不可战胜的形，是根本不存在的。孙瞑在形名的关系问题上，直截了当，言简意赅，堵住了通往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道路。 从上述三方面来看，孙膑是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描述世界的，指出人们在世界中应该如何行动。他认为，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是人们赖以生存和战斗的基础，必须充分予以重视和加以利用；世上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们只能顺应这些规律去做，违背它就要吃大亏；有形的实物先存在于世，然后才有名去称呼它，有名的有形之物没有哪个是不可战胜的。同孙武一样，在孙膑对世界事物的表述中，没有深奥的宇宙发生论、物质结构论，但它是朴素的、现实的。他解释世界，不附加任何天神鬼怪的外来威力，教育人们如何去适应这个客观物质世界，保存自己和战胜敌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认识来源于实践 为了战争的需要，并总结战争的经验，孙膑在如何认识客观事物的问题上，继承了孙武关于认识论的许多观点，更加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和指导作用。现分别就下列几个主要观点进行评述。 （一）　注重了解客观情况 战争要取得胜利，首先必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这是当时的许多军事家和思想家都懂得的道理。孙武曾经提出，在战争时要调查了解敌我双方的"五事"、"七计"，必须"索其情"，作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光辉论断。《吴子》中专有《料敌》一篇，记载吴起"论六国之俗"的情况，提出："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强调要根据观察所得的敌情而确定作战方针。战国时代在齐国讲学的一些兵家，也深知战争时了解敌情和地理环境的重要。他们说"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管子·七法》）"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渭荒瘠与可耕）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管子·地日》）上述这些战时必须详细了解各种情况的理论，必然会给孙膑以深刻的启示。孙膑要求战争的指挥者了解的情况也相当多。他指出：一个优秀的将帅，必须"上知天"，"下知地"，"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八阵》）。对于上下内外的情况都了解清楚，才能制定合宜的战争计划，有效地打击敌人。在上述诸多的情况中，孙膑尤其着重要了解地理环境。他说："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同上）；"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威王问》）；"故善者制险量阻，敦（督促）三军，利屈伸"（《善者》）。他并用简洁的语言总结道："量敌计险，胜。"（《篡卒》）显然，熟悉地形和了解情况，就能顺利地打击敌人。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孙膑所指挥的马陵之战，正是由于他熟知当地环境，把敌人引到"隘塞死地之中"，因而"尽破其军"的。调查、观察周围外界的情况，从而获得正确的认识，再用这个认识去制定行动的计划，指导战争的实践，以达到制胜敌人的目的。这是孙膑关于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二）　必须掌握事物规律 通过调查和观察，了解到一些客观情况，这个认识还是很肤浅的；用肤浅的认识去指导实践，就容易出偏差。因此，孙膑认为要提高实践的成功率，必须懂得和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他把事物的规律称为"道"。 在《孙膑兵法》中，谈到"道"的地方有数十处之多。它们的意义也各不相同：一是作道路解。如说"行止道"，"行起道"（《兵失》）；"进者有道出，退者有道人。"（《奇正》）二是作办法解。如说："张军毋战有道？"（《威王问》）"击圆之道"，"击方之道"（《十问》）。三作引导解。如"其德在于道"（《篡卒》），就是说军队有良好的德行在于正确的引导。四作道义解。如说"夫兵者，??此先王之傅（辅）道也"（《见成王》），即认为用兵是辅助道义的。除了上述各种解释之外，孙膑用得最多的，是把"道"作为规律解。如说："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陈忌问垒》）这里的"知道"，就是懂得战争"胜不胜"的规律。篇中又阐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同上）此处指明，孙氏所讲的规律，一定符合天地万物的客观实际。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孙膑所讲的"道"也有许多门类。他论述"兵之道"说："凡兵之道四：曰阵，日势，日变，日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势备》）在孙膑看来，作战时掌握了用阵、势、变、权等各种手段的规律，就能"破强敌、取猛将"，赢得战争的胜利。他井批评当时的许多将领。对阵、势等手段"皆以为用，而莫彻（明白）其道"（同上），即不懂得其规律，因而功效不大。孙膑又指出："兵胜敌也，不异于弩之中招也。此兵之道也。"（《兵情》）他把用兵胜敌比作用弩射矢中的：用弩射矢需要发者、弩、矢各方面的协调，用兵胜敌也要君主、将、卒各方回的配合。孙膑认为，这又是一条"兵之道"，即用兵作战的规律。在心《八阵》篇中，他强调"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可见，对于天文、地形，都要掌握它的规律、原理，他还论述说："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威王问》）所谓"将之道"，就是将帅指挥作战的规律，它首先必须了解敌情，计算地形的险易，观察道路的远近。在"将之道"外，孙膑并阐述过"卒之道"（《略甲》），亦即士卒参加作战的规律。可惜由于竹简严重残缺，这"卒之道"究竟有些什么步骤，已不得而知了。 对于上述这些用兵作战的规律，不懂得、不掌握它，行动是盲目的，就会带来不利的后果。孙膑指出："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八阵》）显然，不懂得战争规律的将军，带兵作战依靠侥幸取胜，那是很危险的。在与威王、田忌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后，孙膑认为，他们"未达于道也"（《威王问》），即不明白战争胜败、国家兴亡的规律。他接着论述道："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威王、田忌这些齐国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人物，不懂得"素信者昌"、"穷兵者亡"的规律，因而孙膑预言："齐三世其忧矣！"（同上） 相反，如果懂得用兵作战和国家兴亡的规律，后果就大不一样。他强调说："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兵情》）；"得其道，则（敌）虽欲生不可得也"（《月战》）；"明主、知道之将，??兵出而有功，人而不伤，则明于兵者也。"（《客主人分》）掌握了作战的规律，就能在战争中"有功"、"有名"，使敌人无法"生"还，而我军的"伤"亡可减少到最低程度。孙膑还宣称："求其道，国故长久。"（《陈忌问垒》）显然，找到治国的规律而遵循着它去做，就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从了解客观情况，到进一步要求掌握事物规律，经常强调"知道"、"察道"、"彻其道"、"达于道"、"得其道"、"求其道"的重要性；说明孙膑的认识论在不断深化。他不满足于表面现象的肤浅感知，而认为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求得其内在规律的掌握，才能使实践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　对战争胜负的预测 同孙武一样，孙膑也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先测知的。他一再申述："见胜而战"（《八阵》），"必胜乃战"（《杀士》）；"善战者，??见胜如见日月；其错（措）胜也，加以水胜火。"（《奇正》）在孙膑看来，一个清醒的指挥者，在战争开始之前，即能预见这次战争的胜负，就像见到日月一般；他所安排的与敌作战的阵势，就像"以水胜火"那样攻而必克。 因此，善战者总是看到一定能获胜后才出战，决不贸然行动。他批评那些糊涂的决策者说："兵不能见福祸于未形，不知备者也。"（《兵失》）他认为，不能预见用兵的福祸，因而也不知道作战前的准备，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 如何预测战争双方的胜负呢？孙膑在《地葆》篇中说："绝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钧（均）举（去）也，五者皆不胜"；又说："五地之败；已溪。[谷]、川、泽、斥（盐碱地）；五地之杀，曰：天井、大宛、天高、天隙、天招（低洼泥泞之地）。"这是论述地形的优劣对战争胜败的作用。他又从兵力的状况判断战争的胜负，说："[积]胜疏，盈胜虚，??众胜寡"（《积》），即兵力密集的将战胜稀疏的，充盈的将战胜空虚的、众多的将战胜寡少的。 除了地形、兵力这些客观条件之外.在预测战争双方的胜负时，更重要的，应着眼于其军队的素质、指挥的得宜等主观条件。孙膑指出："恒胜有五：得主，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又说："兵之胜在于篡（选）卒"；"胜在尽[忠]，明赏，选卒，乘敌之[弊]，是谓泰（太）武之葆（宝）。"（《篡卒》）这里列举了许多取胜的主观因素，不外乎君主、将帅、士兵关系的和谐，懂得战争的规律，调查了解情况，士兵的精选，严明的赏罚，以及抓住战争的时机等等；又列举了许多不胜的主观因素，大致与取胜的情况相反。孙膑还专门撰写《将败》和《将失》两篇，详细列举会导致战争失败的将帅品质上的20 种缺点，以及由于将帅指挥上的错误而形成败局的32 种情况。可见，对于战争胜负的预测，在孙膑的心目中是非常清楚的。 能够开列如此众多的预测战争胜负的条件，这种知识的获得显然来自于战争实践和以往战争经验的总结。孙膑曾经说过："战而知其所??。"（《陈忌问垒》）此话虽然由于竹简的残缺而无法了解其全部内容，但他强调实践（"战"）才能懂得对敌的策略、胜负的规律，则是很明显的。孙膑预测战争的胜负，不依靠占卜等迷信活动、而是根据对实实在在的主客观条件的分析，根据"战而知"所掌握的规律。这又一次表明，孙膑所持的认识论，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和反映论一边，而与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不虑而知"的先验论相对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如同在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所表现的那样，孙膑观察世界的方法也继承了孙武的许多观点并加以发展，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一）　事物的两重往 看问题必须全面，既要看到正的一面，又要看到反的一面，"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这是孙武对待事物的方法。孙膑继承了这一思想，用它来分析战争中的各种事物。他说："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奇正》）敌人有长处，但不见得在各方面都长。它必有其短处。因此，在作战时就应避敌之所长而击其所短。看到敌人的不足，还须知其有余，这样才能在战争中持慎重态度，不会碰壁吃亏。在分析战争的形势时，他又说："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客主人分》）"沟深垒高不得以为固，车坚兵利不得以为威，士有勇力不得以力强。"（《善者》）在孙膑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可变的：富国如果麻痹大意，不知战备，它就有危险；而贫国如果君民一心，奋发图强，也就能安全无恙；沟深垒高、车坚兵利、士有勇力，如果指挥不当，将卒不和，就会不固、不威、不强。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式，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它都可能造成两种相反的结果。 对于事物所采取的方法，也可能有好的和坏的两种作用。加攻人敌境的军队，采取"恭"（宽柔）或"暴"（强横），都可能有利和弊两种后果。 "恭"固然可以减少敌方民众的反抗，但它也可能使我军缺乏粮草，无法继续进击；"暴"固然可以掠夺到粮草及其他物资，但它会引起敌方民众的强烈不满，使我军受到多方的阻击。孙膑分析说："入境而恭，军失其常；再举而恭，军无所粱；三举而恭，军失其事；四举而恭，军无食；五举而恭，军不及事。入境而暴，谓之客；再举而暴。谓之华（疑当作乖）；三举而暴，主人惧：四举而暴，卒土见诈；五举而暴，兵必大耗。"（《五名五恭》）因此、他主张："五恭五暴，必使相错也。"（同上）"恭"与"暴"两种相反的方法交替使用，就可以使它们的长处与短处互为补充，而比较顺利地达到占领敌境的目的。 关于事物的两重性，春秋时代的子产、孔子等人就已经有所认识。例如对待人民，是"宽"好，还是"猛"好？它们都可能有好、坏两种结果。子产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人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矣；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对待人民宽如"水"，固然可以得到人民的好感，但人民玩忽职守，无法无天，反而"多死"；猛如"火"，虽然会遭致人民的不满，但人民望而生畏，不敢犯法，反而"鲜（少）死"。故孔子主张宽和猛两种相反的方法交替使用。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同上）子产、孔子认为、在政治上"宽""猛"两法各有其优缺点，应该"相济"补充；孙膑认为，在军事上"恭""暴"两法各有利弊，应该"相错"使用：二者的辩证思维方法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后者很可能是从前者得到启发，由政治推广到军事上的。 （二）　对立面的互相转化 同孙武一样，孙膑也看到了客观世界的事物充满着矛盾对立。在《孙膑兵法》中，矛盾对立的观念到处可见，如攻守、胜败、得失、众寡、大小、强弱、生死、存亡、长短、昼夜、治乱、险易、左右、高下、远近、多少。轻重、前后、厚薄、进退、贫富、安危、屈伸、饱饥、动静、柔刚、恭暴、背向、功过、福祸，贪廉、是非、有无、雄牝、积疏、盈虚、疾徐、怯劳、奇正、同异、赏罚，等等。 上述各种矛盾对立的事物，在孙膑看来，经常互相转化。他说"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日月]是也；代兴代废，四时是也。"（《奇正》）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他又说："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径行相为]变，疾徐相为变，众寡相[为变，秩劳相]为变。"（《积疏》）这是战争中事物的变化规律。他还说："贪而廉，??弱而强，柔而[刚]，起道也。"（《兵失》）这是军队或国家，由于某些因素的作用，在发展中形成的对立面转化。有些事物，表面看来是好的，但如过分贪图它，就会朝对立的方向转化了去。比如战争和胜利；战争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打击别国的势力；胜利更能夺得别国的领土、人民和财物。但是如果好战和贪胜，就会引来许多国家群起而攻之。最后落得一个受辱和灭亡的下场。孙膑指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见威王》），申述了这种转化的规律。有些事物。表面看来是坏的，但如因势利用它，也可以变成好的。比如失败，会造成我军的伤亡；倘若因为这个失败而导致敌军的麻痹和骄傲，就会给我军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膑在论述如何对付"坚而固；"的敌军时说："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失败），毋期于得（胜利）。"然后，"为之微阵（隐蔽的战阵）以触其侧，是谓大得。"（《威王问》）这里，他把失败转化为胜利的辩证法，讲得相当清楚。 （三）　寡弱可胜众强 寡少弱小的军队能否战胜众多强大的军队，对于这个问题，孙武没有回答，他只是说："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谋攻篇》）显然，在孙武看来。寡少弱小的军队面对众多强大的军队，只有逃避一策。到战国时代的孟子，他干脆下结论说："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粱总工上》）这种认为寡少弱小的军队肯定打不过众多强大的军队的观点，把问题看得过于绝对化，不能不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孙膑把这个一向被人们绝对化了的问题给予辩证的解决。他指出"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含胜平？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容主人分》）孙膑认为，众多富强者不一定就能战胜寡少弱小者；世界上的事情是千变万化的，决定胜败安危的关键，是能否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和处理它们的方法，即所谓"道"。对于寡少之兵如何去战众多之兵，孙膑提出了以下诸种方法一是"分人之兵"。他说："所谓善战者，善剪断之??。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同上）"善者，敌人军[劲]人众，能使分高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善者》）分散敌人，各个击破，就能以少胜多。二是突然袭击。当威王间："以一击十，有道乎？"孙膑答曰："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当田忌问："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孙膑又答："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威王问》）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使敌人措手不及，就能打垮数倍于己的兵力。三是出奇制胜。当回答"敌富我贫，敌众我少，敌强我弱，??击之奈何？"的问题时，孙膑曰："击此者，??规而高之，合而佯北，杀将其后，勿令知之。"（《十问》）我军与敌接触，伪装败北，再悄悄绕到敌人侧后杀将过来，如此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就能以少弱击败众强之敌。四是击其要害。在回答"敌既众以强，延阵以衡，我??人少不能，击之奈何？"的问题时，孙瞑又曰："击此者，必将三分我兵，练我死士。二者（三分之二）延阵张翼，一者（三分之一）材士练兵，期于中极。"（同上）这里所谓"中极"，就是要害部位，如将帅之营。粮食仓库等。一旦击中要害，就会动摇其军心，把强众之敌打败。 如何以寡弱之兵击败强众之敌，孙膑还提出打持久战的方法："长兵在前，短兵在□，为之流弩，以助其急者；□□毋动，以侍敌能（读为罢，通疲）"；"坤垒广志，严正辑众，??必以为久。"（《威王问》）在持久的消耗战中，杀减敌人的优势，磨灭敌人的斗志，而我军则愈战愈勇，逐渐转弱力强。关于"击强众之道"，孙膑还有一段较详的论述："击此者，告之下敢，示之不能，坐拙而侍之，以骄其意，以情其志，使敌弗识，因击其不□，攻其不御，压其怠，攻其疑。彼既贵既武，三军徙舍，前后不相睹，故中而击之，若有徒与。"（《十问》）他运用各种诡诈手段，证明寡弱之兵可以胜强众之敌。在上述这些论证中，孙膑认为战争中强弱、众寡的形势都是可以改变的，它们都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其反面。这是他的辩证法思想表现得十分精彩的部分。 （四）　人的能动作用 唯物辩证法既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又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孙膑同孙武一样，既主张人要顺应客观事物的自身规律，又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取得最佳的战争效果。在以朴素唯物辩证观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方面，孙膑较之他的前辈阐述得更加具体；对人的能动作用，给予更高的估价。他指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入。"（《月战》）这里包含着人为万物之灵、"人定胜大"的思想。在孙膑看来，只要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就可以克服不利的物质、自然条件，使战争的结局大为改观。如何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孙膑阐述有这样几种途径： （1）掌握规律、方法。如他说："得其道，则（敌）虽欲生不可得也。"（同上）掌握了歼灭敌人的规律、技术，就能达到"覆军杀将"的目的。他又说："得四（指阵、势、变、权四种用兵之法）者生，失四者死。"（《势备》）可见掌握作战的规律、方法，对战争的胜败至关重要。 （2）利用地形条件。他论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势便地利，则民自[进]。"（《客主人的》）"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居生击死。"（《八阵》）在《地葆》篇中，孙膑分析了各种地形的优劣；在《雄牝城》中，他又指出哪些城是"可击"的。显然；能动地选择和依靠有利的地势，就可顺利地击垮敌人。 （3）战前预谋其功，战时防止失误。他强调："明主、知道之将，必先[谋]可有功于未战之前，放不失可有之功于己战之后。"（《客主人分》）从战前准备到战争结束，始终高瞻远瞩，兢兢业业，就能取得预期的战功。孙膑在《将败》、《将失》等篇中，列举将帅品质上的诸多缺点和指挥上的种种失误，认为这些都是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在战争中应当尽量改正和避免。 （4）振作精神，奋发图强。他申述在战争中有两种态度，评论道："兵见善而怠，时至而疑，去非而弗能居，止道也；贪而廉，龙（读作宠，意为骄）而敬，弱而强，柔而[刚]，起道也。行止道者，大地弗能兴也；行起道者，大地（简文下缺）。"（《兵失》）这里所谈的前一种态度，自暴自弃，孙膑称它是"行止道"。抱着这种态度参加战争，"天地弗能兴".是注定要失败的。后一种态度是，努力转变作风和面貌，自强不息。孙膑称它是"行起道"。抱着这种态度参加战争，"天地"都将帮助它，就会一步步走向胜利。 通过以上这些途径，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便可以在战争中创造奇迹。孙瞑称述："三军之士可使毕失其志"："按左（打）右，右败而左弗能救；按右左，左败而右弗能救。"（《兵失》）"敌人众能使寡，积粮盈军能使饥，安处不动能使劳。得天下能使离，三军和能使柴（借作猜，意为疑）。"善者四路必彻（通达），五动必工（巧善）。故进不可迎于前，退不可绝于后，左右不可陷于阻，??。"（《善者》）总之，在人的能动作用充分发挥之后，可以使我军在战争中左右逢源，势不可挡；而使敌军动辄得咎，难于应付。他又论道"[十战]而十胜，将善而生过者也。"（《月战》）这里的"生"与"将"相对，应指生气勃勃的士卒；"过"，意为超越，胜过一般。孙膑认为，将帅多谋善断，士卒奋勇过人，就能每战必胜。他还指出："有名之徒，莫不可胜"；"形莫不可以胜。"（《奇正》）只要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世界上一切"有名"、有"形"的事物，都是可以战胜的。 （五）　灵活变换方法 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对付方法，这一辩证法的命题孙武早就提出，而孙嫔对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发挥。孙武提出："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膑则论述道："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敌强以治，先其下卒以诱之。"（《八阵》）"夫威强之兵，则屈软而待之；轩骄之兵，则恭敬而久之；刚至之兵，则诱而取之：（惊恐）忌之兵，则薄其前，噪其旁，深沟高垒而难其粮；重柔（极其软弱）之兵，则噪而恐之，振而捅之，出则击之，不出则回（围）之。"（《五名五恭》）在《威王问》篇中，孙膑对"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我强敌弱，我众敌寡"；"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击穷寇"；"击均"（攻击势均力敌的敌人）；"以一击十"等许多变化的敌我兵力情况，都回答以相应的具体打法。在《十问》篇中，孙膑更根据敌人不同的阵法、兵种、态势、处境，详细阐述了"击圆阵"、"击方阵"、"击锐阵"、"击衡阵"、"击车骑"、''击徒人"、"击争□"、''击强众"、"击保固"、"击箕形"等十种各不相同的攻敌方法。《略甲》篇虽然简文残缺过甚，但是可以看得出，孙膑对于"略甲（略取敌人甲士）之法"，也要根据敌情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步骤：如"敌之人方阵"该怎么办，敌人"欲战若狂"又该如何。文中用了好几个"夫若此者??"，说明孙膑运用因敌变化而改换攻敌措施这一辩证方法，是有自觉性的。 除了敌情变化应当改换攻敌方法外，战场地形、作战方式的变化，都应当更换攻敌的兵种、阵法等。孙膑指出："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易（平地）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狭地）则多其弩。"（《八阵》）"邋（通躐、猎）军以索阵"."射战以云阵"；"奔救以皮傅，噪战以错行"；"迎陵而阵用到.险??用圆"；"龙隋（披靡不振状）陈伏，所以山斗也"；"浮沮（阵名）而翼，所以燧（隧）斗也。"（《官一》）十分清楚，每一种地形环境，每一种作战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应付办法；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主观的对付方法也应跟着变换。 孙膑有一句名言，叫做"胜不可壹"，即战胜敌人，不可用一成不变的方法。他论述道："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形者，皆以其胜（特长）胜者也。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所以制形，壹也：所以胜，不可壹也。"（《奇正》）孙膑认为，战争是以兵种、阵法、士卒组织、作战路线等许多有形的事物互相制胜的；而如何以一形胜另一形，它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有形的事物都各以其特长制胜另一形，即通常所谓"一物降一物"，因此，不能用一形的特长去制胜万形。总之，以形制形的原理，都是一致的；而用什么形去制胜什么形，其方法是千差万别的。这里孙膑的论证，不仅表明了世界事物互相制约的多样性与可变性，而且他隐约地察觉到了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普遍原理与具体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六）　全面考虑胜败得失 在谋算胜败得失的问题时，孙膑往往能从全局着眼，看到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表现出许多辩证的观点。 例如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孙膑一方面认识到局部与整体是密切相关的，局部的失败会导致整体的崩溃。他说"故一节痛，百节不用，同体也。"（《奇正》）人体上一个关节疼痛，会使全身百节不能行动。同时，整体的存亡，也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局部的胜败。他又说："故战势，大阵□断，小阵□解。"（同上〕这里的大阵与小阵，，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断"和"解"是近义同。简文两个缺字也应同义，可能都是"不"字，孙膑的意思很明显，在战争中要使大阵不被截断，这样小阵也就下会被肢解。但是另一方面，局部与整体又是有区别的。有时，在局部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整体上却陷于失败。孙膑论道："善阵，知背向，知地形，而兵数困，不明于国胜。兵胜者也。"（《兵失》）所谓"国胜"，是指国家的全局的胜利；而"兵胜"，只是一处军队的局部的胜利。 一个将帅.如果只知阵法、背向、地形这些局部的战事，而不善于从全局的战略上去提高军队的素质，联合友邦与国，歼灭敌军的主力，那么他就会经常陷于困顿的境地。因此，一定要"明于国胜、兵胜"；只知局部的"兵胜"，而忘掉全局的"国胜"，这不是一个好的军事谋略家。 胜败得失还有个交换和大小的问题，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失才有得，用小败才能换来大胜。故一个将帅在指挥战争中，就要全面考虑其胜败得失。有时为了取得全局性的大胜，不能不作出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小牺牲。孙膑就常常是这样做的。当威王问"两军相当，皆坚而固"应如何对付时，他答道："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失败），毋期于得"，然后，"为之微（隐蔽）阵以触其侧，是谓大得"（《威王问》）。这里的辩证法是，用"轻卒"、"贱而勇者"的小失，以搅乱敌人的阵势和麻痹敌人的思想，从而赢来击败敌人主力的"大得"。孙膑在为因忌赛马划策时，先以田忌的"下驷与彼上驷"，让田忌先输一局，然后再扳回二局，结果"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史记》）本传），取得了全局的胜利。在桂陵之战时，孙膑先用"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夫佯攻平陵，使其"当术（道路）而大败".然后再"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擒庞涓》）。此次战争所使用的方法，仍然是以"二大夫"的小失，换来歼灭魏军主力和擒其主帅的"大得"。可见孙膑对于全面考虑胜败得失的辩证法，在思想上有明确的认识，在实践中曾大显神通。 综上所述，孙瞑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特别是他在观察、处理问题时所运用的具有辩证思想的方法论，异常丰富而生动。这些哲学思想来源于军事实践，又是为军事实践服务的。孙膜的军事哲学，不但在战国时代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争鸣的哲学界中独树一帜，而且是同时代。（如吴起、尉缭）的军事哲学中的佼佼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孙膑哲学思想的局限 由于受生产力低下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又受剥削阶级偏见的影响，特别是受战国中期掀起的唯心主义思潮的干扰，在孙膑的哲学思想中，也带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缺陷和局限。 （一） 杂有阴阳五行说的神秘成分 在孙膑论述的有关军事的天文、地理和战争注意事项中。有一部分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 如他论述战争的胜败与天时的关系，说："抚（按）时而战，不复使其众；无方（方法、战术）而战者，小胜，付（符）于历者也。""十战而六胜，以星也；十战而七胜，以日者也；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十战而九胜，月有（下缺）。"（《月战》）孙膑认为，战争的胜败与发动的时间和星辰日月的位置及其状况关系极大。这显然是一种十分荒诞的神秘主义学说。古代"兵阴阳家"要求战争的指挥者"顺时而发"（《汉书·艺文志》），宣传在一定的"时日"发动就吉利。孙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称述"抚时而战"，便能取得大胜，因而"不复使其众"；如果"无方而战"而取得"小胜"，那是因为符合于历数的缘故。古代"兵阴阳家"又主张，战争的胜败与日月星辰有关。《淮南子·兵略训》说："明于星辰日月之运，??此战之助也"，就是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能帮助战争取得胜利。据说当时匈奴作战，"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史记·匈奴列传》），可能就是受了中原华夏族兵阴阳家的影响。孙嫔宣称：以星而战，"十战而六胜"；以日而战，"十战而七胜"；以月而战，"十战而八胜"；以月之盈亏圆缺而战，"十战而九胜"。这就把兵阴阳家的神秘学说，更加推向极端。它的反科学性是十分明显的。 对于战争的胜败与地形的关系，孙膑的论述也有一部分是受当时阴阳五行学说的神秘思想的影响的。加他说："南陈之山，生山也；东陈之山，死山也。东注之水，生水也；北注之水，死水。""五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军与阵皆毋政（正）前右，右周（旋）毋左周。"（《地葆》）上述这些地形与战争胜败的规律，同样是没有科学道理的：为什么向南陈列的山是"生山"，在这种山上作战有利；而向东陈列的山是"死山"，在这种山上作战就不利。会陷于死地呢？为什么向东注的水是"生水"，而向北注（如流入长江、黄河、淮河、渤海）的水是"死水"呢？为什么五种颜色的土壤，一定是"青胜黄，黄胜黑??"，而且是循环地相胜呢？为什么军队与阵形不能对"前右"方的队列有所改正，而其他方向则没有这个禁忌？为什么军队与阵形在移动时要向右旋转，而不能向左旋转？这些稀奇古怪的陈述和戒律，只能是当时阴阳五行学说的迷信思想。 战国中期，阴阳五行的神秘学说已相当盛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齐有三驺子"，其中的驺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的著作，"载其样度制"."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于是，"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史记·封禅书》又说："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可见，驺衍宣扬阴阳怪迂之变，把"五行"说扩大至方位、颜色等内容，并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来，这股思潮的兴起，是在齐威王、宣王和魏惠王之时：而它的倡导者"三驺子"，又都是齐国人，正和孙膑同时同国。据司马谈的分析，邹衍之类的阴阳家，其"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论六家要旨》）《太平御览》卷三二八引《孙子占》曰："三军方行，大风飘起于军前，右周绝军，其将亡：右周中其师，得粮。"文中的"右周"，是军队向右旋转之意，正与孙膑在《地葆》篇中的用语相合。从这里关于"右周"的叙述来看，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它一说"绝军，其将亡"：又说"中其师，得粮"，真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御览》卷八还有一条谓："孙于称司云气，非云非烟非雾，形似鸟兽，客吉，主人忌。"这分明也是阴阳家的东西。《孙子占》虽不一定是孙膑所自著，很可能是后来的阴阳家附会上去的。但由此也可见，孙膑生当阴阳家的怪诞思想泛滥靡漫的时代，又在这种思想最流行的国家，他的军事哲学受到阴阳家的严重干扰，甚至与阴阳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是不足怪的。 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孙膑兵法》中的反映，辽可以找到一些言论，如书中说："阴阳，所以聚众合敌也"（《行篡》）；"分之以奇数，制之以五行。"（《奇正》）这前句强调，要以"阴阳消息"作为"聚众合敌"的根据，其中肯定有许多迷信观念；后句提出，要"以五行"相克的原理来"制"胜敌人，如土壤颜色上要以"青胜黄"，在山上作战要以南胜东，在水中作战要以东胜北.在军队布阵或移动时要以右胜左，等等。这些按"阴阳"消息作战和"五行"相克制胜的言论，说明孙膑受阴阳家迷信思想的影响之深。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中，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的有一部分阴阳书以及关于风角、灾异、杂占的残简。据有关专家分析，这些残简"虽大多是阴阳术数迷信荒诞之辞，但仍不脱兵家之言"，其文辞与《御览》引《孙子占》有类似之处，可能是"《孙膑兵法》之附录"（罗福《临沂汉简概述》，《文物》1974 年第2 期）。由于《孙膑兵法》中有较多的阴阳家的迷信思想，引来一些"兵阴阳家"附着于其上进行穿凿解释，到汉初这些阴阳杂占之书就与孙膑的兵法书混在一起了。 应该指出，阴阳五行学说在春秋时代是作为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发展起来的。在孙武的军事哲学中，这种学说的朴素唯物主义性质还相当明显。如他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五行无恒胜。"这里的"阴阳"，如昼夜、晴雨的变化，只是和"寒暑、时制"一样，作为战争指挥者应当熟悉的条件；这里的"五行"，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恒胜"法则，反映了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但在孙膑那里，"阴阳"成了"聚众合敌"的依据，"五行"成了制胜敌人的法宝，甚至时、星、日、月都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神秘迷信的成分显著增加，这不能不是军事哲学上的一个倒退。与孙膑同时代的尉缭，曾经批评那种认为黄帝是依靠"阴阳向背"之术而取胜的说法。他论道："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尉缭子·天官》）在坚持朴素唯物的世界观，与阴阳五行说的迷信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面，孙膑与同时代的尉缭相比，显得大为逊色。 （二）　历史观中的矛盾 同孙武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一样，孙膑的历史观也有夸大统治阶级个人作用的弊病。在谈论事物的发展过程时，他总是把"明王圣人"抬出来，认为这些人是聪明绝顶，可以谋划、决定一切的。如他说"唯明王圣人知之，故能留之"（《行篡》）；"故无大兵者自力备，圣人之事也"（《势备》）；"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奇正》）在用射箭来比喻打仗时，他论道："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兵情》）这里士卒被比喻成可以任意摆弄的箭，而君主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发射者。在谈到将帅的作用时，他认为"王者之将"如果"知道"（懂得规律），便可以"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八阵》）。这与孙武所说的："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如出一辙。 在评价孙膑的历史观时，同样应该指出，由于历史的经验和战争实践的教训.孙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如他说："其强在于休民"（《篡卒》），指出了国家要强盛必须使民得到休息，否则人民不能进行生产和不出力打仗，就会使国家贫弱。在谈到将军应该具备的品质时，他又说："（将）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同上）可见将军的威信是建立在"百姓"（士兵和人民）之上的；如果"百姓弗德"、"弗畏"，将军就会成信扫地。对于将军的命令，士兵也有"听"和"不听"两种反映。孙膑指出："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奇正》）显然，"民不听其令"，军队就会无法指挥。因此，将军的命令必须得当而能为民所接受。在许多场合，孙膑表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力量。他说："兵失民，不知过（过错）者也"；"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兵失》）"民苦其师，可败也。"（《将失》）他把人民对军队的拥护和支持，看得十分重要：如果军队的行动"合民心".就能"胜大患"；反之，如果"兵失民"、"民苦其师"，那将铸成过错而导致战争的失败。在谈到将帅与兵民的关系时，孙膑还指出："为民赇也，吾所以为贼也，此兵之久也。"（《行篡》）他强调，将帅"为赇"（以财物赏赐兵民），是"为民赇"（使兵民能出死力战斗来答谢将帅）。这样，将帅与兵民关系融洽，能互相酬劳和答谢，是军队能长"久"取得胜利的保证。 显然，在孙膑的历史观中，同样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夸大明王、圣人、君主、将帅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方面又觉得士兵、民众在军队作战中有着深厚的力量。因而他主张君主将帅要"休民"、"合民心"，尽量顺应士兵民众的要求，才能国富兵强，长久取胜。孙膑认为人民是不可欺侮和虐待的。否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的历史观中有相当进步的成分。但是，掌握国家命运、决定历史发展的，仍然是"知道"的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 （三）　时有片面性、绝对化弊病 由于孙膑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所使用的辩证方法，还是朴素的、直观的，因而不能贯彻始终，有时又暴露出其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例如在攻与守的问题上，本来应该根据敌我双方的条件，灵活地采取攻还是守的方针，但是孙膑却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威王问》）在任何条件、场合下，如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面对不利的地形等等，都一定要以攻为主，把攻作为最急需要做的事，这不能不是机械绝对的形而上学思想。孙膑强调"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十分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在某些论述中，他又只见地形、物质等条件，而忽视了事在人为的原则.对人的能力作用估计不足。如他说："绝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均举（去）也，五者皆不胜。"（《地葆》）对于上述五种地形，当然会给战争带来困难，但指挥者可以施用计谋，把敌人引出来，或迂回到敌人背后，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孙膑先下结沦"五者皆不胜"，并叫人们不战而去，逃避敌人，这无疑是一种见地不见人的片面观点。在《雄牝城》一篇中，孙膑完全从地形着眼，把城分为"不可攻"的"雄城"和"可击"的"牝城"两大类，而完全忽视了人为的因素，如军队的多寡、强弱，将帅的指挥能力，官兵军民关系是否和谐，敌人有无外来援兵，等等。在孙膑看来，只要城的地形条件好，不管城中守军如何寡少懦弱，将帅如何无能，官兵军民有很深的矛盾，都"不可攻"。这当然又是片面的，绝对的。 上述诸种局限中，阴阳五行说的迷信成分是孙膑哲学思想的一个较大的缺陷，是他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而又不加辨别、盲目信从的结果；历史观中的矛盾和时有片面性、绝对化的弊病，是旧唯物主义的一般缺点，是他那个时代在所难免的。这些局限与孙膑大量的表现其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与辩证思想方法的言论相比，毕竟居于次要的地位。在评论孙膑的哲学思想时，既要肯定和颂扬它的主流，又应当批评它的支流，并指出它产生的原因。这才是历史的辩证的态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孙膑的政治主张 在政治思想方面，孙膑同他的前辈孙武一样，也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他这套主张的宗旨，仍然是要巩固各诸侯国的封建政权，实现由一个君王来统治天下，建立新的封建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必须用战争去禁止各国之间的侵害掠夺行为；用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的办法富强自己的国家，以赢得攻代战争的胜利；在战争中要保存弱小的国家和宗族，维护封建等级统治秩序；要用仁义道德去争取民众的拥护，从而在战争中所向无敌。由上可见，孙膑的政治主张，有其明确的目的和实现此目的的方法。孙膑除了在军事上有一套谋略战术，在哲学上有一套思想方法外，在政治上也是具有清醒的头脑的。兹就他政治主张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解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以战争制止战争 春秋时代兼并战争的特点，是大国兼并周围的小国和大国之间为争夺霸权而进行战争。到战国时代，大国周围的小国兼并殆尽，战争表现为七个大国之间，为侵占领土、掠夺人民财产而直接进行交战。因此，这种兼并掠夺战争愈演愈烈，其残酷性也不断增强。孟子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这是对当时战争状况的生动描绘。在孙膑的早年，齐国的对外战争虽然也取得过一些胜利，如公元前380 年，齐国乘秦、魏攻韩，楚、赵相救的机会，"起兵袭燕国，取桑丘"（今河北徐水县西南）；公元前368 年，齐代魏，攻取观（今山东范县观城）。但在大部分场合，齐国被别国所侵伐，失地受辱。如公元前378 年，魏、赵、韩联合伐齐至灵丘（今山东高唐县西南）：公元前373 年，燕"伐败齐于林营"（《史记·燕召公世家》）；同年，魏伐齐至博陵（今山东聊城县北），鲁也伐齐人阳关（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次年，卫又伐齐攻取薛陵（今山东莘县西）；公元前370 年，赵国"伐齐于鄄"（今山东鄄城县），过了二年又"侵齐至长城"（《史记·赵世家》）。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时的齐国被"诸侯并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处于许多国家的夹击蚕食之中。 面对诸侯混战、互相攻优掠夺的局面，孙膑明确主张要"禁争夺"，其方法是"举兵绳之"（《见威王》）。他用历史上神农、黄帝、尧、舜、汤、武、周公的事迹，来说明古代的帝王圣人都是如此做的。他说："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戎（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即涿鹿）；尧伐共工；舜伐??而并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帝（当作商）奄反，故周公浅（借作践，意为剪灭）之。"（同上）孙膑认为，对于当时诸侯并代的混乱局面，只有像古代的帝王圣人尧舜、周公那样，用战争的强制手段去平定那些"黜王命"的反叛者，才能使"天下服"，从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 这种以战争制止战争的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是相当流行的。《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里指出，从文字构造上说，"武"的意义就是"止戈"（制止战争）；他并强调，战争除了可以"禁暴、兵"之外，还有"安民"、"丰财"等功用。当时的诸侯混战局面，只有用战争去禁止，才能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繁荣昌盛的环境。与孙膑同时的尉缭说："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他认为，应该用战争去制止暴乱、不义的行为。《司马法·仁本》宣传："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商鞅也说："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商君书·画策》）在用战争去消灭战争这一点上，他们的认识都与孙膑所见略同。到战国后期，有策士说秦王曰："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战国策·秦一》）这段游说辞，不但思想观点与孙膑《见威王》的说辞相类，而且所用的历史事实、词汇语气，都有雷同之感。由此可见，孙膑用战争制止战争，以建立新统治秩序的思想，是符合时代潮流而为许多君王、谋士、说客所赞同的。 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热潮中，也有不少人不同意兵家的这种主张。战国初年的墨翟极力反对战争，他撰有著名的（非攻）篇，强调"易（改变）攻伐，以治我国"；"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他并指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墨子·兼爱中》）他企图用"兼相爱、交相利"的说教，不通过禁暴止乱的战争就能使天下太平，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战国中期的孟轲也反对战争，他认为对人民施行"仁政"就能统一天下，宣称："仁者无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朱熹《集注》曰："善战，如孙膑、吴起之徒。"孟子要求行"仁政"施惠于民，以取得民众的拥护，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反对加强战备，要把孙膑、吴起等"善战者"都加以刑戮，认为单凭着得民心就能"无敌"、"莫之能御"，这显然也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战国时代还有宋、尹文一派学者，以宣传"寡浅"为宗旨，他们"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要求人们"见侮不辱"，"禁攻寝兵"，以此来"救民之斗"，"救世之战"（《庄子·天下篇》）。很明显，这种宣传说教，同样不会有多少效果。与上述各种学派的意见相比，孙膑的"举兵绳之"，以"禁争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的理论，应该是较为切实可行的。虽然，孙膑对于当时诸侯混战、互相兼并的局面主张"举兵绳之"，但他与孙武一样，仍然认为要谨慎地对待战争。他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是以必付（符）与而□战，不得已而后战。"（《月战》）他强调，对于战争要看准时机，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敌人向我进犯、掠夺人民财产时，方可进行。他告诫说："其伤在于数战。"（《篡卒》）频繁地进行战争，是会伤害国家和军队的元气的。他甚至认为："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同上）要憎恶战争，为制止战争而进行战争，这是王者用兵所应有的态度。他对齐威王提出过这样的警语："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见威王》）好战是要亡国的，贪图胜利也要受辱的。当威王问及："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膑连忙称赞说："明王之问！夫众且强，犹问用之，则安国之道也。"（《威王问》）我军众且强，还是不能莽撞乱打，犹要讲究用兵之法，方能取胜。他把这种慎战的态度称作"安国之道"。当威王问了九个问题，田忌问了七个问题，孙膑察觉二人好战的心态后，又语重心长地说："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齐三世其忧矣！"（同上）对于齐国上层统治集团热中于战争的情况，他预感到齐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有忧患了。 要谨慎地对待战争，"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这是孙膑从无数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春秋未年，吴王阖庐、夫差父子，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败齐于艾陵，并进而直上中原，与晋争霸于黄池，其屡战屡胜，兵威远震，不可一世，但最后为越王勾践所乘，吴国终于覆亡。同在春秋末期，晋国六将军争夺晋国的土地，其中以智氏为最强，也最好战。智氏在兼并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后，又向韩、魏要地。韩、魏因畏智氏而割地给了它。智氏再向赵氏要地，赵氏不与。智伯就胁迫韩、魏一起伐赵。这时，韩、魏相与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墨子·非攻中》）于是，韩、魏与赵互相联合，内外夹击，"三国反灭知（智）氏，共分其他"（《史记·赵世家》）。这是好战、贪得无厌而最终遭到覆亡的又一生动实例。齐国自威王以后、一直好战。至王后期，齐国悍然出兵攻灭宋国，占有了淮北相当多的上地。这一行动，构成了对三晋和楚的威胁，使秦也感到不安。因此，引来了其他六国的联合攻齐，燕将乐毅乘势攻人齐都临淄，王出逃而被杀。自威王中经宣王至王遇难，正好是"三世"，孙膑所说的"齐三世其忧矣"，不幸而言中了。由此更可见，孙膑在政治上同样具有远见卓识。 对于当时诸侯混战、互相兼并的局面，孙膑提出要"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用战争制止战争，以达到"天下服"的目的；他又强调不能穷兵黩武，"乐兵者亡，利胜者辱"，必须谨慎地对待战争，才能国泰民安。这些主张，当然是从齐国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在为他们出谋划策；但他反对战争，要求统一，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客观上也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其计划又较为切实可行，因而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实行富国强兵的改革 为了在诸侯各国的兼井战争中赢得胜利，必须进行一些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在战国中期孙膑生活的时代，有不少国家已经进行或正在着手这一方面的变法改革。魏国自公元前445 年魏文侯即位后，就任用李悝为相，同时任用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进行了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使国力大增，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赵国自公元前408 年赵烈侯即位后，也任用牛畜、荀欣、徐越等贤才，对国家的选拔人才、处理财务、军事训练等制度进行了改革。楚国在公元前390 年左右，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他革除特权，精简官吏，用节省的开支供养"选练之士"。经过吴起变法，楚国也强盛一时，连续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大胜。韩国在公元前355 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对官吏的任免、考核、赏罚等方面作了不少改革，使国内大治，诸侯不敢来犯。秦国在公元前356 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进行变法，其内容之广泛深刻，更是人所共知的。在这样各国都在变法图强的时刻，孙膑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在初见威王时就指出，要想在当时的兼并战争中取胜，制服不从王命的诸侯国，"[非]素佚而致利也"（《见威王》）。他告诫威王不能"素佚"，除了应该用兵"战胜而强立"外，当也包括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增强国家的实力，保证用兵作战的顺利进行。在经济上，孙膑提出改革的目标就是"富国"。当时的齐国是游说的文人学士荟萃之地，有稷下学宫作为如何治国的百家争鸣的场所。齐威王渴望得到"强兵"之术，曾向各派学者征求改革的措施：有的学者教"以政教"，即实行仁政、对民教诲，这可能是儒家一派的主张；有的学者教"以散粮"，即把粮食散发给穷困的民众以示"兼爱"，这可能是墨家一派的主张；有的学者教"以静"，即不烦百姓，"无为而治"，这可能是道家一派的主张。孙膑对于上述各派主张均表示异议，认为"皆非强兵之急者也"。那末，什么是强兵的急务呢？他的回答是："富国。"（《强兵》）因为"富国"，就可以有充分的财力、物力来供应战争的需要。他十分重视物资供应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见威王》）；"积弗如，勿与持久。"（《五度九夺》）这里所谓的"委"、"积"，都是指禾谷、柴草等军需物资的积累。委积充足，攻有威力，守能强固：反之，难以持久。孙膑对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如何能使国家有充足的委积而富强起来呢？孙膑认为："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篡卒》）这就是说，作战结束要迅速归去，回乡从事生产；不能滥用民力，要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这样，物资就会丰盛，国家就会富强。 上述用"亟归"、"休民"的方法，以达到"委积"丰厚，从而成为"富国"的主张，显然是从他的前辈孙武以及李悝等法家的改革措施中学来的。孙武曾赞扬晋国的赵氏制田宽，赋税轻，设官少，"主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下编《吴问》）。这实际上就是要放宽政策，减少干扰，让人民努力生产，从而使民众富裕，国家巩固。孙武还叙述过黄帝在攻代东南西北"四帝"时，都"休民、[艺]谷"的历史经验（同上书《黄帝代赤帝》）。这些经验，都为孙膑所继承，成为他提出"富国"主张的借鉴。魏文侯时，李悝"作尽地力之教"，认为"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当作斗）；不勤，则损亦加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汉书·食货志》）他教育人民精耕细作，增加生产。如果每亩增产三斗（约合今3 公斤），那末地方百里，有600 万亩耕地，就可增产粟百八十万石（约合今18000 吨）。这可是个"富国"的好办法。此后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制订了许多富国的措施：如他奖励耕织，规定："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设入官府力奴隶）。"（《史记·商君列传》）他又主张精简官吏，减轻赋税和劳役，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指出："官属少，（则）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商鞅还扩大亩制，把原来的"步百为亩"改成"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孙膑"富国"的主张，虽没有提出像李悝、商鞅那么多具体的措施，但它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 在政治上，孙膑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得其民之心"（《八阵》）。他认为："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兵失》）所谓"得民心"、"合民心"，也就是要"人和"。他论述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月战》）为了得民心，做到"人和"，孙膑还强调：要"敢去不善"（《篡卒》），即革除一切不合民心的官僚作风、经济政策、政治制度。上述要求"合民心"、做到"人和"的主张，与孙武"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的思想很相类。当时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在健全法制，惩治贪官污吏。齐国在威王执政时期，曾对祸国殃民的阿大夫处以烹刑；在邹忌的主持下，又"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孙膑主张"敢去不善"，他对当时整顿法纪和吏治的改革必然抱着支持的态度。因为只有进行这样的改革，才能"得民心"，达到"人和"的目的。 在军事上，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孙膑更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 首先，他认为带兵作战，必须赏罚严明。他论述说："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赏罚）可以益胜。"（《威王问》）他一再强调，军队要取得胜利必须"明赏"（《篡卒》）.反对"赏高罚下"（赏高贵者，罚低贱者）的作风，指出这样做的后果，会使"民不听其令"（《奇正》）。其次，他认为将官和士兵，必须经过审慎选拔。他申述："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选）贤取良也。"（《行篡》）这里的"权衡"，是指秤砣和秤杆，比喻衡量事物有一定的标准：文中的"选贤取良"，则既对士兵，也指将官而言。显然，经过用一定的标准选拔的贤良的官兵，这样组成的部队才有坚强的战斗力。再次，他认为军队一定要有严格的法制。他指出："其勇在于制。"（《篡卒》）这里的"制"，当包括军队的组织、纪律、训练、任官、财用、后勤、作战等制度。在《陈忌问垒》篇中，就记述了马陵之战时所规定的许多"制"和"法"。不言而喻，有了严格的法制，军队才能奋勇作战。最后，孙膑还主张对于将官和士兵，都要"明爵禄"（《杀士》）。有功者就升迁，有罪者就下降。这对于提高官兵的作战积极性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当时各国都在军事制度上进行改革，如赵国的荀欣，强调"选练举贤"（《史记·赵世家》）。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史记·商君列传》）；他还制订了详细的爵级，"凡二十等"（《后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刘劭《爵制》）。这些改革措施，与孙膑在军事上的改革主张互为呼应，代表了当时的历史趋势。 从历史记载来看，孙膑为了富国强兵而提出的上述各种主张，其大部分是得到了实行的。故司马迁说："当是之时，??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孙膑在世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齐的国势强盛，在对外战争中屡获大胜。除孙膑亲自指挥的桂陵、马陵二次战争外，公元前325 年，齐国攻赵，"邯郸之师败逋，获（赵将）韩举，取平邑、新城"（《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公元前314 年，齐国乘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因而发生内乱之机伐燕。齐军进展神速，"五旬而举之"（《孟子·粱惠王下》）。公元前301 年，齐国派匡章与韩、魂一起攻楚。匡章经过调查研究，用计以练卒夜袭楚人，"果杀（楚将）唐蔑"（《吕氏春秋·处方》）。直到公元前286 年齐王灭宋，齐的国势一直很盛。故《孙膑兵法·强兵》篇所附的残简中有云："此齐之所以大败燕"；"此齐之所以大败楚人，??擒唐蔑也"；"大败赵"；"[此齐之所以大败宋]人于桑而擒汜皋也。"这些议论，很可能出于孙膑弟子之手。它说明齐国在上述许多战争中之所以能取得大胜，与孙膑主张的富国强兵的改革在齐国得到实施，是有很大关系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存亡国，继绝世 对于当时诸侯互相兼并的混战局面，提出要"禁争夺"、"举兵绳之"的孙膑，在政治上的另一重要主张，就是"存亡国，继绝世"。他论述进行战争的目的时指出："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见威王》）这就是说，在战争中要保存将亡或已亡的国家，要延续将绝或已绝的世族。孙膑这种"存亡继绝"的主张，与他要求"禁争夺"，维护天下太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 "存亡继绝"，本来是春秋时代为反对大灭小、众吞寡，这种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所提出的一种主张。据司马迁的称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因此，《春秋》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存亡国，继绝世"（《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时，宋国的司马子鱼曾赞扬过："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左传·僖公十九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僖公十七年》）郑国的子产在一次诸侯盟会上，为反对晋国对小国的敲诈勒索，也提出了"存亡"的要求。他说："诸侯修盟，存小国也。 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左传·昭公十三年》）孔子在春秋末年，为反对诸侯、卿大夫的兼并战争所带来的许多国家、世族被灭绝的境况，欲恢复西周初年封建领主制刚建立时的那种秩序井然、宁静和平的局面，更提议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孙膑的"存亡国而继绝世"的主张，与孔子、子产等人的要求，应该是相类的。不过，子产、孔子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保证这种要求的实现，只能发发议论而已：而孙膑则是试图依靠齐国这个大国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用战争去实现这种主张。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的社会。他曾称赞说："大哉！ 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他特别向往西周初期的盛世，认为那是最文明的社会。他议论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早年时，念念不忘要行周公之道；到晚年时犹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可见他对政治理想追求的执着。孙膑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十分赞赏。他论述道："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尧）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戎（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涿鹿）；尧伐共工；舜伐??而并三苗；??汤成桀；武王伐纣；帝（商）奄反，故周公浅（践）之。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见成王》）他认为，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三王"及周公，有"德"有"能"又有"智"。他以叙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事迹的形式，来抒发他的政治理想。应当说明，孔子和孙膑都歌颂尧舜、向往周公，不过前者重点是他们的文治，而后者则更加钦佩他们的武功。 所谓"战胜而强立"，使"天下服"，显然不是要兼并所有的诸侯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地主阶级国家；而只是要"战胜"各诸侯国，由一个帝王"强立"于各诸侯国之上，使"天下"众多的诸侯国"服"从于一个作为"共主"的天子。这样的政治模式，仍然是封建领主制。因此，孙膑主张："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这与他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保存众多的诸侯国不使它灭亡，延续众多的世族不使它绝迹，正是领主制存在的基础。孙膑之所以不主张兼并各诸侯国，而只要求"战胜而强立"，使"天下服"；同时还要"存亡国而继绝世"，这是由当时的兼并形势决定的。在孙膑生活的时代，战国七雄还势均力敌：魏国在战国初年强盛了一时，但很快就显出了衰势，被东面的齐国和西面的秦国连连击败；楚国是七雄中疆域最大的国家，但由于其政治不修，自吴起变法失败后国力日见萎缩；孙膑所在的齐国，在齐威王时虽然有振兴的迹象，但要担负起统一六国的重任，其力量是远不够的；秦国原来是西方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那时才初露端倪，它的成功之处还远远没有显露出来。在这样形势还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孙膑希望由一个帝王出来"战胜而强立"，使"天下服"；同时制止兼并战争的扩大，主张"存亡国而继绝世"，原是不足怪的。 在当时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中，孙膑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他"存亡国而继绝世"的主张。公元前354 年，魏国调动大军攻赵，围困了赵都邯郸。到次年，魏军以强大的攻势竟"拔邯郸"（《史记·魏世家》）。当时赵国求救于齐。齐大臣段干纶指出："弗救，则我不利"；"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战国策·齐一》）可见这一次战争，齐国如果不出兵救赵，赵国很可能被魏所兼并。齐国派孙膑、田忌率师攻魏，大破魏军于桂陵，正是保存了将要危亡的赵国，延续了赵氏的世族，使之免于绝灭。公元前343 年，魏国又大举攻韩，韩国向齐求救。齐国的田忌在与孙膑商议之后，主张答应救韩而晚些出兵，这样可以使魏国多消耗一些实力，并指出："夫魏有破韩之志，韩见且亡，必东诉于齐。"于是，齐私下对韩使者承诺了救援之事。韩因恃有齐援，奋力抗击，"五战五不胜"（同上）。到这一年的十二月，齐才派田忌、孙膑率师攻魏救韩。次年，大败魏军于马陵。显然，这次战争如果齐国不出兵救韩，韩国又将被魏所兼并。孙膑在马陵之战胜魏，又是一次"存亡国而继绝世"之举。 应该指出，当时诸侯国的兼并战争，虽然还不见有统一的希望，但许多国家的政治体制已由领主制的分封制逐渐向地主制的郡县制过渡。早在春秋初期，秦国已设置了一些县。《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前688 年），"伐邦、冀戎，初具之"：次年，又"初县杜、郑"。楚国也在春秋初年的楚文王时，就"灭申、息以为县"（《左传·哀公十七年》杜预注）。到春秋后期，县的设置己相当普遍。公元前537 年，楚人在谈到晋国的情况时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乘）。"（《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14 年，晋魏献子执政，又"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末年，还出现了郡，公元前493 年，晋国的赵鞅在伐范氏、中行氏时，誓师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吴国在公元前484 年，"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大破齐师于艾陵。到战国初期，郡县的制度当更加完备。如魏文侯时有西河郡，吴起为郡守；又有邺县，西门豹为县令，等等。这些郡县的长官，都由国君直接委任，不能世袭。郡县制的推行，便于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可以防止各领主卿大夫之间的兼并混战。这对于分封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孙膑在战国中期主张"存亡国而继绝世"，他的出发点并不是在反对郡县制，而是为了制止诸侯国间的不义侵伐、残酷争夺。这对于发展各国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仍是有好处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以仁义、道德、素信取胜 为了解决当时诸侯兼并的混战局面，使天下和平，国泰民安，孙膑主张"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并提出了"富国强兵"的许多改革措施。 与此同时。孙膑也认识到，战争不仅要靠兵强马壮，训练有素，足智多谋，指挥得当；还要靠仁义、道德、素信去争取民心，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这对于军队作战的胜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论述将帅的品质和军队取胜的条件时，孙膑提出了义、仁、德、信、智五条，认为："义者，兵之首也"；"仁者，兵之腹也"："德者，兵之手也"；"信者，兵之足也"："决（当作智）者，兵之尾也。"（《将义》）他把"义"比喻为军队的首脑，放在第一位：依次为"仁"、"德"、"信"；而把"智"比喻为军队的尾巴，放在末位。这决不是偶然的。在孙膑看来，将帅与军队讲究仁义、道德、素信，比打仗时足智多谋，更为重要。当然，单纯的讲仁义是收不到预期的效果的。孙膑指出："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见威王》）显然，在当时诸侯兼并的混战中，只讲"仁义礼乐"而没有坚强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军事行动符合仁义的原则，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 孙膑在初见威王时，就强调"义"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同上）可见有了"义"，为正义而战，就会"卒寡而兵强"；"无义"之兵，到处侵略扩张，烧杀抢掠，是终归要失败的。所谓"仁"，就是要爱护士卒。他指出：对于士卒，应该"[视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将德》）。"仁"还应当爱护民众，如果军队不仁，"民苦其师，可败也"（《将失》）。可见将帅对士卒、军队对百姓的"仁"，是作战胜败的重要因素。他还认为："夫兵者，非士（恃）恒势也，此先王之傅（辅）道也。"（《见威王》）其意思是说，动用军队，进行战争，这不是经常可以依赖的势力，它不过是先王用以辅助行"道"的手段。他发出警告："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如果一味地发动战争，汲汲于打胜仗，而不行其道，则必将导致受辱或灭亡的结果。这里所谓的"道"，就是要用仁义、恩德、素信去感化人民，取得人民的拥护。孙膑在听完威王、田忌的问话后，对弟子们说："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青亡。"（《威王问》）这里虽然简文有缺略，但他所讲的"道"的意思已很清楚：行"道"决不能穷兵黩武，而必须"素信"、"立义"，这样国家才能昌盛发达。当威王问："令民素听，奈何？"孙膑即答："素信。"（同上）可见"素信"就能令民"素听"，上下互相信任而产生巨大的力量。他进一步指出："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德行者，兵之厚积也；信青，兵[之] 明赏也；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取众者，胜之胜者也。"（《篡卒》）孙膑憎恶连年不断的战争，反对在战争中单纯用军事手段去解决问题，而主张用"信"、"德行"、"道"等政治手段去争取民众，从而获得大胜。他强调说："得众，胜"；"不得众，不胜。"（同上）"王者之将"必须"内得其民之心"（《八阵》）。他深深感觉到，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之一。 上述这一套用仁义、道德、素信的手段去获取民众的拥护，以赢得战争胜利的思想，明显地是从他的祖上孙武那里继承来的。孙武指出："善用兵者"，必须"修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他提出为"将"的五个条件，是"智、信、仁、勇、严"：并批评某些将帅的"不仁"，认为"非仁义不能使间。"他强调："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他还教育将帅，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这些主张，都是孙膑关于在战争中应以仁义、道德、素信去取胜的思想的蓝本。不过，孙膑似乎比孙武走得更远。在论到将帅和军队取胜的条件时，孙膑把"义"放在第一位，依次为"仁"、"德"、"信"，而把"智"放在条件的最后。孙膑对五个条件的编排经过衡量比较，是有意识的，与孙武的把"智"放在第一位，有显然的差别。同时，孙膑认为，由"素信"、"立义"而"达于道"，是用兵的最高艺术。他批评威王、田忌是："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在孙膑看来，用强大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去制胜敌人，还不能算是"知兵"；而只有用"素信"、"仁义"、"道德"使人折服，才是用兵的理想境界。 在战争中讲究以仁义、道德、素信去取胜，是春秋以来许多兵家的传统思想。《司马法·仁本》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故仁见亲，义见说（悦）。""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同书《天子之义》篇又说："（古者）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战国初期的吴起，在与魏武侯论兵时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史记·吴起列传》）现存《吴子·图国》篇也说："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可见作为一代兵家的吴起，也是主张以仁义道德兴邦的。战国中期的尉缭直截了当地指出："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尉缭子·兵令上》）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对仁义道德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更清楚的表述："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韬·文师》）"无燔人积聚，无毁人宫室，??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如此，则天下和服。"（《虎韬·略地》）上述许多兵家的议论，在强调军事攻战要与道德仁义相结合这一点上，其思想认识与孙膑显然是一致的。 应该说，用仁义、道德、素信去获取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孔子就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策》）"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论语·尧曰》）如果统治者能够"得众"、"民任"，其受到天下人民之拥戴象众星之拱北辰，四方之民扶老携幼都来归服，这样在战争中一定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孟子更提出了"仁者无敌"的口号。他对魏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孟子·梁惠王上》）他进一步指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上述议论，明确地阐述了一个诸侯国君，如能施仁政、讲道义，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诸侯各国的支助，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其在战争中无敌于天下。这些理论与孙膑强调在战争中要以仁义、道德、素信去取胜的思想，所见略同。 将帅用仁义道德爱护部下，因而取得战争胜利的事，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春秋末年的齐将司马穰直和战国初期的魏将吴起，是最著名的例子。又如赵将赵奢，敬重军吏，友爱部下，"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因此他率领的军队也骁勇善战，曾在著名的阏与之战中大破秦军。由于政治修明，讲究仁义道德，君王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在对外战争中节节胜利的事，在历史上也是不胜枚举的。最著名的如西周文王时"发政施仁"，在他的后期连年攻伐，都取得大胜。其子武王伐纣，更得到天下诸侯的响应。在牧野一战，击溃了纣师70 万大军，终于推翻了商纣的残暴统治，可见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之一。孙膑的以仁义、道德、素信取胜的思想，乃是从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日见加重。战国初期的墨子就一再指出："今天下为政者，??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节用上》）"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民所苦者，??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墨子·辞过》）可见由于统治阶级的贪婪剥削，赋税徭役的横征暴敛，人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战国中期的孟子论述人民的生活情况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他告诫统治者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如此残酷的剥削，再加上战争的灾难："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有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系累其子弟"（《孟子·梁惠王下》），把人民掳掠而归，当作奴隶使唤，人民的生活当然更加苦不堪言。孙膑主张在战争中要"素信"、"立义"、"达于道"，又把"仁"、"德"作为将帅和军队的极其重要的品质，以达到"得众"而取胜的目的。在当时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他的这种主张显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从孙膑政治主张的思想源流上看，他要求实行富国强兵的改革，又主张以战争制止战争，这些思想，应该说主要是继承了在他之前的李悝一派的法家学说，并与他同时代的商鞅等人的法家改革主张相呼应。另一方面，孙膑又主张要"存亡国而继绝世"，反对诸侯国间的互相兼并；在不得已而进行战争时，应该用仁义、道德、素信去争取民众，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这些主张，应该说主要是继承了在他之前的孔子一派的儒家学说，并与他同时代的孟子等人的儒家思想相呼应。显然，孙膑的政治主张，是撷取了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中他认为合理的部分，加以融合而铸成的。从总体上来看，它又是继承了其先辈孙武、吴起等兵家的政治思想，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在孙武的政治主张中，他十分强调法制，主张富国强兵，却又非常重视道德仁义、民心向背的力量，曾经提出"修道而保法"的要求；吴起曾经在楚国实行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也十分强调仁义道德在国家兴衰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在政治主张方面，孙武和吴起是把儒家和法家思想中的进步因素结合起来的先驱，孙膑的政治主张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而来的。"四人帮"胡说孙武和孙膑都是法家，法家和儒家的斗争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斗争的主线，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 综观孙膑的政治主张，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点保守，如他认为"战胜"者应维护分封制"存亡国而继绝世"云云，但大多数的意见，还是切实可行的。如他主张必须实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以战争去制止诸侯间的兼并掠夺战争，在战争中强调以仁义、道德、素信去争取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等，都是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值得予以肯定和赞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孙子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其在国内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仅次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国内来说，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从战国时代开始，中经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许多历史阶段，直至近现代，不断有人在运用、研讨、总结、发展孙武的军事思想，为之注释、讲解、校勘、阐发的，历代不乏其人。在国外，亚洲、欧洲、美洲各国出现了许多不同文字的译本，受到各界、政界、学术界人士的重视和赞许。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孙子所提出的战略原则和战术方法，仍然具有应用价值，而为各事家所称道。特别是近几年来，孙子在世界各国的影响，超出了军事领域，而泛及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政界竞选，直至处理人际关系等等方面。2500 年来，《孙子兵法》久传不衰，表现了它有广泛的运用范围和不朽的生命力。司马穰苴和《司马法》在历史上的影响远不及孙武，孙膑的著作到魏晋时就已亡佚，不久前从地下发掘出它的断简残篇，故将穰苴和孙膑二人对后世的影响附于其间，一并论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孙子在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包括的时间相当长，自孙子之后有2300 多年。为清楚地展现孙子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影响，下面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宋元、明清等六个时期来阐述。 （一）　战国时期 孙武在春秋末年撰著完成《孙子兵法》后，这部著作即开始在民间流传。战国初期的军事家吴起，就明显受到孙武军事思想的影响。今存《吴子·料敌》篇记吴起曰："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这段话，显然是《孙子》关于"料敌知胜，计险厄远近"；"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地形篇》）论述的详解和发挥。《吴子·论兵》篇记吴起教给魏武侯的战术云："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这就是孙武"四治"战法中"治力"的战法。吴起所使用的语言，也与《孙子·军争篇》一样。此外，如《吴子·应变》篇所谓："遇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疾行亟去"；"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与《孙子·军争篇》所云："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客绝水而来，??令半济而击之"，两者在思想方法、行文语气方面，都如出一辙。显而易见，吴起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有不少是得益于孙武的。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在《孙膑兵法》中，更引有较多的孙武的论述。如《十问》篇中主张"攻其所必救"，即出自《孙子·虚实篇》。《威王问》阐述这样的战术："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里的前句与《孙子·计篇》中的"卑而骄之，佚而劳之"十分相似；后句则完全袭自《计篇》。《威王问》中还谈到："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这和《孙子·地形篇》所述，也基本一样。在策划马陵之役时，孙膑还直接引用"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史记》本传）。所谓"兵法"，即指《孙子·军争篇》而文字稍异。很显然，孙膑在战国时代继承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 魏惠王时的军事家尉缭对孙武十分佩服。《尉缭子·制谈》称："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这里的"武子"即孙武。他认为孙武的军事艺术超过齐桓公和吴起，在春秋战国间首屈一指。《尉缭子·将理》还引"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此处所谓"兵法"即指《孙子》，其语出于该书的《作战篇》和《用间篇》而文字稍异。可见当时《孙子兵法》流传之广，为许多军事家所引用。 秦昭王时有人献书曰："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战国策·魏四》）这里所用的蛇的比喻，显然出自《孙子·九地篇》，其文曰："率然者，常（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能灵活地运用《孙子兵法》中的譬喻来论述军政大事，说明其书已深入到千家万户，为广大知识阶层所掌握。《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所谓"孙、吴之书"，即指《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吴子》。战国后期，孙子、吴起成为人们最崇拜的军事家，"孙、吴"之名广为传颂。《荀子·议兵》篇记临武君曰："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吕氏春秋·上德》篇云："以德以义，??孙、吴之兵，不能当矣。"这里把"孙、吴之兵"作为天下最强的军队，"孙、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汉书·刑法志》说：战国之时，"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因此"孙、吴之书"为千家万户所珍藏，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今传《冠子》一书，据说是战国时楚人的遗作，其中有不少地方引用和发挥孙子的论述。后人或疑其伪，但它保存了较多的古代史料，应该是有所根据的。特别是《武灵王》一篇，记述赵武灵王问庞焕曰："寡人闻飞语流传曰：'百战而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愿闻其解。"庞焕回答说："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赵武灵王这里所闻之语，见于《孙子·谋攻篇》。原文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庞焕的回答，则是《孙子》同一篇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的翻版。这件史事说明，在战国时代，由于战争的频繁和酷烈，上至君王，下至一般的游说之士，都在谈论孙子书中的战略战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代已有用孙、吴之战略战术来从事商业经营的。《史记·货殖列传》载魏文侯时大商人白圭买卖货物，"乐观时变"，看准行情买进卖出，"趋时若猛兽挚（鸷）鸟之发"。他曾自豪地表达："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孙子用兵，讲究"变"和"疾"，如"鸷鸟"、"发机"（《孙子·势篇》）。白圭经营商业，就是采用这样的法术。当时还有把孙子的战略战术运用于医道，进行治病的。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其中《灵枢经》卷八《逆顺》篇就引"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这句话显然源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其后，作者并解释这种"兵法"理论说："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可见他对《孙子》理论的运用是相当娴熟的。 孙膑善于用兵，到战国末年亦已名声赫。公元前278 年，齐人鲁仲连遗书困于聊城的燕将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能以（已）见于天下矣！"（《战国策·齐六》）他把孙膑之兵作为最坚强勇敢的军队来渲染。《吕氏春秋·不二》篇列举老子、孔子、墨子等"十人"之所"贵"，其中指出："孙膑贵势"；并宣称："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可见孙膑在用兵中善于以势取胜，已是名闻天下。 司马穰苴的军事艺术，在战国时代也影响深广。战国初年，吴起投奔魏国时，魏文侯问李克："吴起何如入哉？"李克对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吏记·吴起列传》）足见司马穰苴善于用兵，曾名闻三晋。《史记·本传》又称："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可知司马穰苴用兵的方法，到齐威王时又大放异彩，打过许多漂亮的胜杖。齐威王还主持，"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同时把穰苴的论述附于其中。这样，司马穰苴的用兵艺术，就得以附在齐威王时编纂的《司马穰苴兵法》一书中而广泛流传。 （二）　秦汉时用 秦始皇为了实行其统治，大肆焚烧各类图书，他曾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由此言看，秦始皇所焚的，当多是《诗》、《书》之类的儒家典籍。以《孙子》为代表的兵法著作，是讲如何制胜敌人、安国全军的，应不至被认为"不中用"而焚烧"尽去"。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抄写的竹简，其中大部分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而丝毫不见儒家典籍。这进一步证明，《孙子》等兵法著作没有遭到秦火的摧残。 秦汉间，由于战事频繁，《孙子兵法》又大为流行而为用兵者所熟谙。 公元前204 年，刘邦遣韩信击赵，赵成安君陈余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遂出而与韩信交战于井陉。韩信军"背水阵"，"皆殊死战"，因而"大破虏赵军"。事后，诸将问韩信曰："兵法'右倍（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此何术也？"韩信答道："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于是"诸将皆服"（《史记·淮阴侯列传》）。上述陈余、韩信及其诸将所引之"兵法"，皆出自《孙子》。公元前196 年，淮南王英布反汉，渡淮击楚，楚军分而为三，欲以互相救援。或说楚将曰："兵法'诸侯战其他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楚将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史记·黥布列传》）。上引"兵法"语出自《孙子·九地篇》。可见在秦汉间的频繁战争中，《孙子兵法》成了用兵诸将的法宝。他们每每运用孙子阐述的军事理论来分析形势，布置战阵，决定对策；而孙子的理论也往往给诸将以帮助，起着积极的指导实践的作用。 西汉时，兵法著作经过三次编订。第一次在汉初，由"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第二次在武帝时，由"军政（正）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在成帝时，"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汉书·艺文志》把《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列于"兵谋权家"之首，当是仍任宏对兵书分类之旧。 《孙子兵法》在汉代同样受到高度重视，而为用兵诸将所熟读。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传》赞）双武帝曾教其爱将霍去病学"吴、孙兵法"（《汉书·霍去病传》）。一次，大将军卫青的部下苏建率骑与匈奴战，"尽亡其军"而归。卫青"问其罪"于下属，军正闳安即引《孙子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擒）也"，以明苏建无罪，"不当斩"（《汉书·卫青传》）。名将赵充国"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他在"陈兵利害"的"上书"中，历引《孙子兵法》中的："攻不足者，守有余"；"先为不可胜，以侍敌之可胜"；"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以逸待劳"等战略原则，论述如何对待边疆少数民族的策略，颇多建树。（《汉书·赵充国传》）公元前42 年，陇西羌人反，右将军冯奉世愿前往征讨。汉元帝问以用兵之数，冯即引《孙子兵法》"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以说明应选派足够的兵力。（《汉书·冯奉世传》）东汉初，大将军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并运用孙子的"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以逸待劳"等战略原则征讨四方，屡建战功。（《后汉书·冯异传》）汉末黄巾起义后，司徒杨赐谋划平定之策，其属掾刘陶称："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后汉书·杨赐传》）皇甫嵩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也提出了这样一些战略原则："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先为不可胜，以侍敌之可胜。"（《后汉书·皇甫嵩传》）这些显然都是孙子的战略思想。据说，东汉时立下制度；"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后汉书·礼仪志》）可见东汉统治者对《孙子兵法》的偏爱。 汉代人的一些著作，也多称道孙子并引用其兵法。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的《淮南子》.其中《兵略训》一篇有不少论述是从《孙子》演化来的。如说"善用兵者，势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堤，若转员（圆）石于万丈之溪"，此语出于《势篇》；"善用兵者，??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此语出自《形篇》。该文又说："君臣乖心，则孙子不能以应敌。"这里把孙子作为古代最善用兵、变化应敌的人。东汉前期，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其所著的《论衡·量知篇》中称："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他对孙武的用兵艺术给以极高的评价。东汉中期的进步思想家王符，在其所著的《潜夫论》中，也引用许多孙子的论述。如《劝将》篇就直接引孙子曰："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语出《计篇》）；"将者，民之司命而国家安危之主也。"（语出《作战篇》）其他如《救边》篇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边议》篇斥责祸国殃民者"非民之将，非主之佐，非胜之主也"，其思想和语气都是运用孙子的。 《孙膑兵法》在汉代也相当流行，受到用兵诸将的重视。西汉元帝时，陈汤论述西域战事，引"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汉书·陈汤传》）这里所引的"兵法"语，即见于汉简《孙膑兵法》的《客主人分》篇。《汉书·艺文志》把孙武的著作称《吴孙子兵法》，而把孙膑的著作称《齐孙子》，二《孙子》并列于"兵权谋家"之首。这说明孙武和孙膑的兵法著作，在汉代并驾齐驱，为军事谋略的重要依据。 汉时《司马法》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武帝时主父偃上书"谏伐匈奴"事，即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司马迁称："世既多《司马兵法》"；又评论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史记·司马穰苴传》赞）可知其书内容之丰富，在当时的流传之广。《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六艺略》中的"礼"类，称为《军礼司马法》。东汉末，荀悦建议："今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讲司马之典，简狩之事。"（《申鉴·时事》）可见他对《司马兵法》的推崇。《汉书·胡建传》载武帝之"制"、同书《陈汤传》载元帝时刘向上疏、《辛庆忌传》载成帝时何武上疏、《说苑·指武》、《史记·晋世家·集解》引贾逵注、《吕氏春秋·论威》高诱注、《周礼》郑玄注、徐干《中论·赏罚篇》等，均引《司马法》文。从上述引文之多来看，《司马法》在汉代，如同吴、齐二孙子一样，是军事学上权威性很高的经典著作。 （三）　魏晋时期 由于国家分裂，战乱频仍，魏晋时期对《孙子》等兵法著作的重视又形成了。其中，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等人，对《孙子兵法》的推崇最烈。 曹操在其一生的戎马生涯中，熟练地运用孙子的理论，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有人评论说："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如公元198 年，曹操与刘表、张战于安众，操纵奇兵夹击，大破敌军。事后有人问操破敌原由，曹操回答说："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吾是以知胜矣！"（《资治通鉴》卷六十二）显然、曹操这一仗之所以迅速取胜，是掌握了《孙子兵法》的"归师勿遏"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原则。曹操对《孙子》不但能熟练运用，而且大加赞赏，并为之作注。他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孙子略解序》）由此可知，在曹操之前已有许多人对《孙子》进行"训说"，但其"文烦富"，"失其旨要"。曹操整理各家之说，作成简明的"略解"，其功不可没。梁阮孝绪编的《七录》，即载有魏武帝（曹操）注的《孙子兵法》"三卷"，至隋代合为"二卷"。曹操还撰有"《续孙子兵法》二卷"（均见《隋书·经籍志》），当是补充和发展《孙子》之作，可惜其书已经亡逸。 诸葛亮当年也深通《孙子兵法》。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为刘备说孙权曰："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未，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里所引的"兵法"，见《孙子·军争篇》。公元228 年，诸葛亮失守街亭后，挥泪斩戮犯有严重错误的马谡，曾流涕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三国志·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其敬服孙武用兵之法如此！诸葛亮并把曹操与孙子相比，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①诸葛亮也著有《兵法》。其中有不少是申述和发挥《孙子》的，如《太平御览》卷三一三引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这两句显然是从《孙子·军争篇》的"高陵勿向"和《行军篇》的"无迎水流"演化来的。 三国时期推崇和喜用《孙子兵法》的，还有孙权、郭图、审配、邓艾、满庞、钟会、司马懿等人。孙权曾教其大将吕蒙、蒋钦"急读《孙子》"（《三国志·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郭图、审配在讨论战事时，曾引用"兵书之法"曰："十围五攻，敌则能战"（《后汉书·袁绍传》），其语显然出自《孙子·谋攻篇》。邓艾论战事，一引"军志"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二引"兵法"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也都出自《孙子》。 满庞上表谈论伐吴事宜，大量引用《孙子》"兵者，诡道也"；"善动敌者，形之"等战术。钟会在谈论代蜀策略时指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这完全是孙子的思想。（以上来注明出处者，均见《三国志》本传。）司马懿在代吴、代蜀的战争中，经常讲究"形"、"势"，主张"兵者诡道，善因事变"，强调"庙胜"（《晋书·宣帝纪》）。显而易见，孙子的军事理论曾给司马懿的征战以极大的帮助。南朝时期，一些武① 《后出师表》，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其文最初载于 张俨《默记》。将对《孙子》的兴趣未减。如《梁书·羊侃传》称：侃"尤好??孙、吴兵法"。另一方面，一些文人又开始注意到《孙子》的文学价值。南朝齐、梁间的文学批评家刘勰所撰的《文心雕龙》，在《程器》篇中说："孙武兵经，辞若珠玉。"充分肯定了《孙子》在文辞修炼上的成就。这一时期对《孙子兵法》的注解，除曹操的《孙子略解》外，尚有王凌的《集解》、张子尚的《注》、孟氏的《解诂》和沈友所撰的注解本。据《隋书·经籍志》，王凌与曹操并列，当系三国魏人；沈友是"吴处士"；孟氏是南朝梁人。张子尚所注的本子，题名曰"孙武兵经"。他同刘勰一样，把孙子著作提高到经典的位置。 《司马法》在这一时期也流传不衰，仍经常为学者文人著书立说时所引用。如晋杜预撰《春秋经传集解》，在"文公十二年"中即引《司马法》曰："逐奔不远，从绥不及。逐奔不远则难诱，从绥不及则难陷。"其文见于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北齐刘昼所作的《刘子新论》，其中《阅武》一篇也引《司马法》的"国家虽大，好战则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作为立论的根据。《文选》钟士季《檄蜀文》注引《司马法·仁本》："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又引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来也。仁者，生而不名；义者，成而不有。"由此看来，曹操还曾为《司马法》作过注释。 孙膑的兵法著作，这一时期引用者较少。但《三国志·魏书·辛毗传》载毗对曹操说："兵法称"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此语又见应劭《风俗通》引"孙子曰：金城汤池而无粟者，太公、墨翟弗能守之。"这里的"孙子"讲到墨翟，他不会是孙武，当是孙膑。按此推测，《孙膑兵法》到三国时犹有残存。此外.诸葛亮所著《兵法》也引有孙膑之言："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并指出："此兵说也，非马说也。"可见，孙膑兵法及其战略思想在这一时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四）　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战乱，虽没有三国分裂时期那样频繁，但由于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将帅叛乱、藩镇割据，战事仍然不断。因此，《孙子》等兵法著作同样受到高度重视。 隋代名将韩擒虎经常与人"论兵"，研讨"孙、吴之术"。他在隋代屡建战功，当有不少智谋来自《孙子兵法》。韩擒虎的外甥李靖，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史称他"少有文武才略"，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木者，惟斯人矣！'"（《旧唐书·李靖传》） 他在隋唐风云变幻之际，以孙子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征战四方，屡出奇计，所向无敌。唐太宗十分器重他，常与他讨论兵事。后人据有关材料，撰成《李卫公问对》一书。书中记述李靖与太宗论兵，大量引用《孙子兵法》"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佯北勿追"，"能而示之不能"；"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等论述。太宗曾感慨地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对孙子的军事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 唐初政治家魏征摘取《孙子》各篇的重要文句，附以曹操的注解，编成《孙子兵法治要》，收在《群书治要》内，以供皇帝阅览。《孙子》成了治国安邦的重要文献。 在唐代一些专门论述军事的著作中，更是大量引用孙子的言论，以《孙子兵法》为圭臬。如赵蕤的《长短经》，其《量才》篇引孙武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矣"；《禁令》篇又引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其他如《天时》、《地形》、《变通》、《利害》等篇，无不以孙子之言作为其立论的根据。李筌注《太白阴经》，其中《选土篇》引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攻城具篇》引"经"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语皆出自《孙子兵法》。又如《实有阴经篇》云："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地势篇》把地形分为"争地"、"交地"、"衢地"、"重地"、"死地"、"散地"等等。这里的语句、思想和分类的方法，皆承自孙子。可见《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仍是唐人论兵所依据的经典著作。 中唐以后，唐政府与藩镇的战事增多起来。这时又出现了一些通晓《孙子兵法》的名将。如德宗时的马燧，其"父季龙，尝举明孙、吴，倜傥善兵法"；他本人更是"沉勇多智略，该涉群书，尤善兵法"。在与藩镇作战的过程中，马燧提出"粮少利速战"的策略，并引《兵法》"善于致人，不致于人"；"攻其必救"云云（《旧唐书·马燧传》）。显然，他是运用孙子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平息藩镇叛乱的胜利。 唐代一些文人的诗文中，多有称道孙子者。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称，周衰之时，"孙武"之属，"以其术鸣"。高适的《蓟中作》、《送浑将军出塞》、《李云南征蛮》等诗，《谢上淮南节度使表》等文，均道及"孙、吴"，作为杰出军事家的代表。罗隐诗《题杜甫集》云："忍教孙武重泉下，不见时人说用兵"（阮阅《诗话总龟》卷二十四引《南部新书》），表达了对伟大军事家孙武的怀念。 杜佑和杜牧祖孙二人，在唐代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宣传。贡献最大。杜佑所编的《通典》，在《兵典》的《论将》、《法制》、《料敌知胜》等许多篇章中，都引孙子的论述作为编辑资料的总纲。杜牧称道孙子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相抵当。"他感于曹操注《孙子》未能"尽解其书"，又进行了重注："上自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卷十二《上周相公书》）他不但诠解其义，而且以战争史实来证明孙子言论的正确，成为《孙子》注释中比较完善的一种。 这一时期《孙子》的其他注释者，尚有李筌、陈、贾林（见《新唐书·艺文志》）、纪（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孙镐①诸家。唐人所辑的类书，如虞世甫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都引有不少《孙子兵法》之文。 《司马法》在隋唐时期也流传不衰，常为谈论兵法者所称道和引用。如《李卫公问对》载，太宗问及《司马法》，李靖即论述该书的由来，并称："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太宗问及"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事，李靖又说："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把《司马法》作为韩信所学的主要著作。他还论述了《司马法》的"五人为伍"、"五兵五当"之制。可见李靖对此书的熟悉和推崇。杜牧注《孙子兵法·地形篇》，引《司马法》曰："选良次兵，益人之强。"文下并有注："勇猛劲捷，战不得功。后战必选于前，当以激致其锐气也。"《群书治要》、《太平御览）所引《司马法》亦皆有注。可知《司马法》在当时不仅为论兵者所常用，并有注释通行于世。 ① 见日本昌平坂学问所刊《十家注孙子》，转录自杨丙安、陈彭《孙子兵学 源流述略》（《文史》第二十七辑）。 （五）　宋元时期 宋代由于外患频仍，故《孙子》等兵法著作又受到高度重视。北宋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为了武举试士的需要，从当时流传的二百多种兵书中选定了七部，"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这就是北宋"钦定"的《武经七书》。从此，《孙子》、《司马法》等兵法著作，经过重新校订，正式成为武学的经典，得到广泛的流传。在宋代的许多论述军事的著作中，每每称道《孙子兵法》，大量征引孙子的言论，如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其《将职》、《奇兵》、《九地》、《火攻》等篇，皆以孙子的军事思想立论。许洞撰《虎铃经》，在《自序）中称："《孙子兵法》奥而精"；其《先胜》、《使问》、《诡敌》、《远近》等篇，都详细阐发孙子之论。作者姓名已佚的《百战奇法》，在总结的一百条作战规律中，有六十余条引自孙子的论述，并对孙子的思想有所发展。戴溪撰《将鉴论断》，称孙子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其"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者，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郑厚的《艺圃折衷》评论《孙子》道："其词约而缚，易而深，畅而可用。"沈括撰《梦溪笔谈》，卷十一有一条论析孙子的"因粮于敌"的策略，指出："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他对"人负米"或"畜乘运之"进行了严密科学的计算，认为"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从而对孙子的这一战时后勤计谋，给予充分的肯定。 《孙子兵法》的注释者，在宋代愈见增多，主要有梅尧臣、王晰、何延锡、张预、施子美、郑友贤、宋奇、石介、王彦、陈直中、王自中、胡箕、叶宏等十余家。前四家见于吉天保编的《十家孙子会注》。①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具有《武经》教科书的性质，注释浅显易懂，影响甚为深广。郑友贤的《孙子遗说》，用问答的形式阐述孙子思想，颇多发明。宋奇的《孙子解》，见于《宋史·艺文志》；石介的注，现仅有孤本；王彦的《武经龟鉴》，已残缺不全；陈直中。王自中的注，见于孙治让的《温州经籍志》；胡箕、叶宏的注，见于陆达节《孙子考》。宋代的《孙子》注释者，大都出现在北宋后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吴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由此可以窥见宋代注释者蜂起的缘由。 宋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对孙子的军事理论十分赞赏，并在实践中运用它。王安石说："孙武谈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约而所赅者博"。其时宋神宗论及韩信，安石又说："（韩）信但用孙武一两言，即能成功名。"（韩《涧泉日记》卷下）可见王安石对孙武理论的推崇。南宋爱国词人和将领辛弃疾，在所撰《美芹十论》、《九议》等文章中，运用孙子的"知彼知① 《十家注》的另六家是曹操、孟氏、李签、陈■、贾林、杜牧（附其祖杜 佑在《通典》中的论述）。后来有人把杜佑、杜牧析为二家，变成《十一家 注》。 已"、"先为不可胜"、"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战略思想和"视卒如爱子"等建军思想，提出许多对金的策略和建议。爱国名将岳飞更熟谙孙子的战略战术。史称他少年时期"家贫力学，尤好??孙、吴兵法"。他曾论道："用兵在先定谋。"在作战过程中，他"猝遇敌不动"，故人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他又曾论"用兵之木"，要"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宋史·岳飞传》）这些方略和战术，应该说都是得之于孙子的。 在选拔军事人才的武举考试中，宋代都要加试《孙子兵法》的理论。如元丰元年（1078），立《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规定："《孙、吴》义十通七"者为"第一等"，"十通五"者为"第二等"，"十通三"者为"第三等"。建炎三年（1129），诏武举人要"附试《七书》义五道"；绍兴二十六年（1156）诏"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宋史·选举志》）所谓《七书》，《孙子兵法》是第一位的。 不过在宋代，也有一批儒者对孙子的军事理论大加抨击。苏轼认为，"兵者诡道"之论，会助长"贪""诈"之心；若此说流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鲁之相搏，??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孙武论》）高似孙也非难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子略·孙子》）陈师道更称孙子之论为"盗术"（《后山集·拟御试武举策》）。叶适则辱骂说："（孙）武真谲诈之雄者也！"他对孙子之学"兴起于百世之下"极为不满，感叹："人心之不仁，至此极耶！"（《水心别集》卷四《进卷·兵权上》）这些儒士贬斥孙武，其思想方法片面、偏激，是与当时理学的逐渐盛行分不开的。元代由于思想统制十分严格，故孙子的影响较稀。为《孙于》作注的仅知有潘衍翁一人，其事见于戴表元《判源集·潘可大<孙子释文>序》，其注文已只字无存。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武子》多引张贲之注。今有的学者疑张贲是唐人，而多数学者则认为他是元人。两种意见都无确凿的证据，只能存疑。 这一时期《司马法》也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它的价值得到官方的肯定。在宋代的《武经总要》、《百战奇法》等军事学著作及《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对《司马法》多所称引，说明它影响广泛，军事学权威著作的地位依旧不衰。 （六）　明清时期 明清二代，由于农民起义、"倭寇"侵扰、政权争夺、民族纠纷等原因，战事仍然不少。因此，《孙子》等兵法著作依然受到重视而影响深广。 明代有许多军事学著作，都大量征引孙子的论述。如唐顺之的《武编》，在《攻》篇中引"兵法"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又引"法"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在《守》篇中引"兵法"云："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其说皆出自《孙子》。何良臣的《阵纪》，其《奇正》、《率然》、《因势》、《火战》等篇，都以孙子的战略战术为根据。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在《练兵》篇中强调："整齐行伍，前视心，后视背，左右视两肩，如孙子教吴妇人。"揭暄的《兵经》，有许多说法是承袭《孙子》而来的。如上卷《智部·测》云："测于敌者，避实而击疏"；《智部·间》云："其法则有生、有死、??用敌、用乡。"这些论述，明显承自《孙子》的《虚实篇》、《用间篇》。又如中卷《法部·粮》云："若夫困粮于敌，??间可救一时。非可长恃者"，则是对孙子"因粮于敌"的谋略提出异议。他并论述其他一些"筹粮之法"，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的思想。何守法的《投笔肤谈》，仿效《孙子》的立意而撰成"十三篇"。他在《引》中说：《武经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意悉备。"茅元仪的《武备志》，在《兵决评》中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他对《孙子兵法》在军事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总结性的评价。 著名军事家、抗倭英雄戚继光，是这一时期把《孙子兵法》运用于实践的代表。他在北方当都督时，曾上疏言："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明史·戚继光传》），并用孙子的军事思想进行练兵。他写的许多军事著作，也常引《孙子》来作论证。如《练兵实纪·练将》引"兵法"曰："爱士如婴儿，故可以之赴深溪"，即据自《孙子·地形篇》；同书《杂集·登坛口授》说：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第一着，为最上策也。"他在《纪效新书·自序》中又称："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莫加焉。"全书各篇也每以孙子之论为指导。 明清二代的封建皇帝，也大力提倡阅读《孙子》等兵法著作，把兵法理论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如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租朱元璋有旨"仰军官子孙讲读武书，通晓者临朝试用。"（《刘寅《武经直解序》）当年，朱元璋又旨令兵部复刻元版《武经七书》，使之广为流传。清康熙帝玄烨也曾下诏，定"武经三子"（即《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武举考试科目。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其《提要》称"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可见清代统治者对《孙子》的推崇。 值得一提的是，孙子的战略战术在这一时期还被运用到医学治病上。清初名医徐大椿著《医学源流论》，在《用药如用兵论》一节中，列举孙子的许多作战原则.论述如何在医疗中运用它们。他最后总结道："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这是继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灵枢经》之后，把《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于治疗疾病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孙子》的注解本，到明代愈见繁多。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疏通文义，证之史事，明白易懂，流传甚广。其后，张居正作《增订武经七书直解》，乃选取旧注补人刘书中。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在《凡例》中称："校以订误"，"解以训义"，"引类以证实"。其书精确详明，亦为注中的善本。李贽的《孙子参同》，独用曹操的注，并附以《武经》的其他六书，互相参比发明。其在《序》中称："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他对"七书"的推崇有些出格，故遭到时人的非议。明代其他注本，较著名的还有：王世贞的《孙子评释》，郑灵的《孙子十二篇本义》，李清的《孙子集注》，陈琛的《孙武子品节》，李腾芳的《孙子说印》，孙履恒的《孙子商骘》，黄献臣的《孙子开宗》，方家振的《孙子翼》，赵光裕的《孙子标题正义》，黄邦彦的《校正孙子集注》，周国雍的《孙子考注》，何守法的《孙子音注》，郭良翰的《孙武子会解》，黄华的《孙子类注》等。 清代的《孙子》注解本仍然不少。邓廷罗的《兵镜备考》，把孙子十三篇条分缕析，证以许多史事，并加评语；其《兵镜或问》用问答形式，阐发孙子思想；邓氏并作《孙子集注》，在《序》中说："孙子十三篇，简而赅，精而有则。??治国治兵之理，若符券焉，是可为韬铃士之金科玉律矣。"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校本，流传颇广，影响较大。它虽然在文字训沽和校勘上有一定成绩，但往往以《通典》、《御览》为据改动原文，显得不够严谨和慎重。毕以的《孙子叙录》，稽考孙武的生平及其著作时代，钩沉《孙子》的佚文，列举后世的注家，亦颇有参考价值。清代的其他注本尚有：王瞰的《孙子集注》，汪淇的《孙子直解开宗合参》，郑端的《孙子汇征》，朱墉的《孙子汇解》，丁洪章的《孙子全解》，周亮辅的《孙子讲意备旨》，鲁经的《孙子析疑详解》，艾钦的《孙子标题详解》，夏振翼的《孙子体注大全会解》，朱煌的《孙子释要》，郭伟的《孙子金丹》，郑达的《孙子附解》等。 《司马法》自宋代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它的流传就和"七书"的其他著作联系在一起。各种"七书"的注解本，都包括《司马法》在内。据统计，明代《武经七书》的注本就有二十多种。较著名的有：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王升的《武经七书解义》，李清的《武经七书集注》，赵光裕的《武经七书标题正义》等。清代的"七书"注本仍然不少，有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的《武经七书全解》等。自康熙帝定《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武经三子"，作为武试必考科目后，又有一批"三子"的注本出现，如艾钦的《武经三子标题详解》，夏振翼的《武经三子体注大全会解》等。此外，如何良臣的《阵纪》、邓廷罗的《兵镜或问》，都有称引或阐发《司马法》之处。《司马法》在明清时期仍然是兵学方面的一部有权威性的著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孙子在中国近代 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太平大国革命和继之而未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形成的军阀割据和混战，战事基本上连绵不断。虽然在近代，武器有了较大的进步，战争的方式也随之变化，但是战时的各种关系，运用的战略战术，其大体格局并无多大更改。 因此，《孙子》等兵法著作仍然为当时的许多军事家所学习、研究，为社会各界所重视。 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太平天国的许多将领都研究过《孙子兵法》，并把它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太平大国建都天京（南京）后，洪秀全曾颁布《钦定武略》，内有孙子十三篇①，令将上们阅读和掌握。洪仁在学习孙子所说的"兵者，诡道也"之后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慎于平素而诡在一时。"②可见他研究《孙子》，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也都熟悉《孙子兵法》，并在军事实践中加以运用。曾国藩在《水陆行军练兵志·论兵法》中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他又论述如何迎敌的方法说："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他在《行营章程·扎营》一节中规定："扎营要在山冈，不可在低湿之处，不可在四面干旷毫无遮护之处。"在《禁扰民之规》中，他总结道："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上述这些，都可以说是对孙子思想、用兵谋略的解释和发展。曾国藩还曾作诗云："余事独堪作膑、起"（《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6 页）他以近代的孙膑、吴起自居。可见他对孙子军事艺术的推崇和继承。胡林翼也十分熟悉司马穰苴和孙子的用兵艺术。他说："自来带兵之员，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皆是也。"（转引自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六章《严明》）胡氏还有一部读书笔记，名《读史兵略》。在卷三《遁鉴·汉纪》中，他评论道："兵，诡道也，乘势以为用者也。??吾之情见则敌知所备，势屈则敌得乘吾之敝矣。"十分明显，这些评语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孙子的。 近代筹办洋务的著名人物丁日昌，常以孙子的战略思想来分析形势。他曾计划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洋提督，主张"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他认为："直隶至粤东洋面南北五千余里，沿海要害，互有关涉，宜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二十六页）这个"常山之蛇"的阵势，即出自《孙子·九地篇》。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对孙子的军事思想尤为熟悉和推崇。他曾盛赞孙武等名将，"无不通书史、晓兵法、知地利、精器械，与今之泰西各① 《钦定武略》，据张秀民等编《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其内容为《孙子》、《吴 子》、《司马法》等，"皆翻刻古代兵书"，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院。 ② 洪仁■《论兵要四则·为将有为将之学问》，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 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31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国讲求将才者无异。"（《练将》）他称述："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倘知己而不知彼，则临事张皇，议战守而一筹莫展；知彼而不知己，则存心侥幸，轻尝试而百出无功；不知彼又不知己，小愤亦轻于一战，好谋非出于万全，其不至丧师辱国者亦几希矣。"（《论水师》）这显然是对孙子战略思想的发挥。他在论述战术时引用古人之言："置之死地而后生，处之危地而后存"；又指出："古者师行敌国，乡导为先，诚以地理茫然，兵法最忌。"（《论练兵》）这些道理，也都是从孙子那里学来的。他强调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重要；而对于如何用法，他认为："孙武子《用间》一篇，其中玄妙己无遗义。"（《间谍》）他议论海防的形势说："兵法云：'善用兵者，势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皆应。'此今日海防大势所最宜取法者也。"（《盛世危言·海防上》）这与丁日昌运用孙子思想以分析海防。所见略同。郑观应还主张把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的原则，运用于当时的商业竞争（《商战上》）。在论述政治主张时，他说："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接着他便引孙子曰："道者，使民与上同欲，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议院上》，以上各篇均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这里，孙子关于军事乃至政治的论述，都成了当时改良军事设施和政治制度的极有用的思想武器。 参加辛亥革命，又组织护起兵讨伐袁世凯的近代军事家蔡锷，也是一位深通《孙子兵法》的人。他曾经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有关用兵艺术的言论，搜集起来汇编一册，并加上自己的评语，题书名曰《曾胡治兵语录》。这些语录和评语，有人认为，只是"改头换面的抄袭《孙子》而已"。（见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第24 页）有时，蔡锷还直接称引孙子。如在第一章《将才》中，他说："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蔡愕所赞扬的古人论将的"五德"，就是孙子提出来的。 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于孙子十三篇亦有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72 页）孙中山把十三篇孙子兵书，看成当时战斗实践的理论总结，中事哲学的奠基著作，给予极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孙子》的注解者仍有不少。魏源作《孙子集注》，其序文见于《古微堂外集》卷三。牟庭作《校正孙子》，《山东通志》著录。此外，洪颐煊的《读书丛录》、俞抛的《诸子平议补录》、孙诒让的《札》、于的《香草续校书》、江有浩的《音学十书》等著作中，均有关于《孙子》音义、校勘的条目。这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顾福棠的《孙子集解》，它多引外国战史，以济时救世为务，欲在列强侵略的战争中，用孙子思想来奋发图强。辛亥革命以后，有关《孙子》的研究著作仍连续问世，层出不穷。较著名的有蒋方震的《孙子新释》，刘邦骥的《孙子浅说》，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易培基的《读孙子杂记》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孙子在中国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过1924-1927 年的北伐战争，1927-1937 年的十年内战， 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 1945-1949 年的解放战争和195o-1951 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指挥这些战争的不少杰出的军事家，都能在新的战争条件下，运用《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原则，以智谋巧取敌人，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 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早年就研读过《孙子》等兵法著作，对于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十分熟悉。他曾说："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①因此，他能熟练地运用孙子的理论去指挥作战。对孙子（包括孙膑）战略战术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全面了解战争情况。他经常引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一语来说明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告诫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在《矛盾论》一文中，作者又指明："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下殆。'他说的是作战双方。"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作者继续强调："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显然，孙子关于全面地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理论，曾给的长期军事实践以巨大的影响。 （2）故意造成敌人的错觉，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孙子的"诡道"十四法有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在论述如何制胜敌人时，也经常指出："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十分明显，一再论述的先"示形"惑敌，再突然攻击的战术，是从孙子那里学来的。 （3）避实击虚，避锐击情。这是孙子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的又一战术。 在十年内战时期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就经常采用这样的战术，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他分析第三次反"围剿"的方针说："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这就是孙子的"避实而击虚"（《虚实篇》）的战略。采用这种方针，可以使敌人"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而我军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他还直接引用孙子的话来阐述这次反"围剿"的打法："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可见，孙子的避锐击情的"治气"战术，在当时发挥了极有力的作用。 （4）攻其必救，"围魏救赵"。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对付敌人的这样的策略："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① 吴黎平《永远铭记关于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教导》，载《同志 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法。"孙武提出的"攻其所必救"的战术；孙膑进行的"围魏救赵"的著名战法，把它熟练地运用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了。学习孙子的用兵艺术，真是出神入化。 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另一位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也对《孙子兵法》有过深入的研究，并把它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在本世纪20 年代，当刘伯承还是个青年军人，参加护国运动、护法战争的时候，他就用功学习过《孙于兵法》。抗日战争时期，他坚持在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进行抗战，并亲自给部队讲解如何用《孙子兵法》去战胜敌人。他讲解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强调必须"了解敌人，研究敌人"，"要把敌人的装备、编制、训练、战术都了解清楚，不然今后作战要吃亏"。他特别赞赏孙子说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然后指出："要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改变自己的战法，便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他部署兵力和用兵作战，常常按照孙武说的："其势险，其节短"；他根据孙子"我专而敌分"、"以十攻其一"的战术，提出了"杀鸡要用宰牛刀"的理论；他对孙子"兵者，诡道也"的名言深有体会，主张把军事上的"伪装法"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他能熟练地运用孙子关于"正奇之变"、"避实而击虚"的战术，常说"虚虚实实，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他对孙子"攻其所必救"的战法尤其熟谙，常用此战法歼灭来救之敌。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对孙子的战略战术，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当时蒋介石一相情愿地要把自己的部队指挥得像孙子所说的"率然"那样，互为配合，首尾相应，"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针对敌人的用兵策略，刘怕承提出了这样的战法："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己。"这无疑是对孙子战略思想的发展。他的这种战法，在解放战争中大显神威。（以上均见杨国字、陈斐琴编《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1982 年版）由于他提出的卓绝的军事理论和在历次战争中表现的出色的用兵艺术，陈毅元帅曾赞扬他是："论兵新孙、吴"。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涌现出来的现代孙武、孙膑，他是当之无愧的。 新中国建立后，刘伯承曾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在这期间。他经常对学员讲解《孙子兵法》，并组织座谈讨论。对于《孙子》的讲述，他能抓住要点。择其精华，把全书概括为六个问题，即谋略（计）、兵势、正兵和奇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他在解释《孙子兵法》所论述的战争规律、哲理和谋略时，能结合大量的战例、历史故事和生活实践，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见陶汉章编著《＜孙子兵法＞概论》第3 页）应该说，刘伯承对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有杰出贡献的。 在195o-1951 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将军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也曾经运用孙子的兵法理论，打败过美国麦克阿瑟率领的侵朝美军。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国运的多蹇，这一时期《孙子兵法》的注释和研究著作仍然不少。较著名的有：李浴日的《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陆达节的《孙子考》，刘文的《孙子释证》，杨杰的《孙武子》，支伟成的《孙子兵法史证》，陈元华的《孙子新诠》.温晋城的《孙子浅说补解》，公羊寿的《孙子兵法哲理研究》，陈启天的《孙子兵法校释》，朱怀冰的《孙子十三篇阵中笺释》等。李浴日的《研究》，搜罗古今中外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军事家对孙子的评论，证以中外战争史例，尤其是近现代国外的战争史例，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实为当时的杰作。陆达节之《考》，对本国有关《孙子》的注释、研究著作，亦搜罗宏富，带有总结的性质，为世人所瞩目。温晋城的《浅说补解》，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带有强烈的时代感。他在《序》中说："今日的世界，多少侵略者在那里横行霸道，没有自卫的兵法是不足以图存"；"这本书在现时代，尤其在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所处的艰难困苦的时代，是重要极了。"《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成了革命战争的法宝，救亡图存的宝典。在中国现代的革命战争中，人们赋予孙子的军事理论以新的意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孙子在世界 由于军事理论受阶级和国界的局限性较小，任何阶级和国家都可以吸收其他阶级和国家的优秀的、行之有效的军事理论，来运用于本阶级和本国的军事实践，因此孙子的兵法著作不仅在中国流传极广，为历来的军事家和学者所重视。而且它远涉重洋，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里，受到普遍的推崇和赞许。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把孙子在世界的影响，分为亚洲国家、欧洲国家和美洲国家三部分来介绍。 （一）　亚洲国家 孙子的兵法著作在亚洲国家的流传，主要是在日本。还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公元71o－784 年），著名学者吉备真备于公元717 年受派为遣唐史，渡海来到中国。他在中国逗留学习了十八年，于公元735 年携带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籍归国。这就是孙子著作传人日本的开始。据《续日本纪》卷二十二记载，淳仁天皇于天平宝字四年（公元760 年），派遣官员春日部三关、土师宿弥关成等六人，到九州大宰府就吉备真备学习《孙子·九地》、《诸葛亮八阵》等军事著作。自此，孙子的军事理论为日本各界所重视。在平安时代（794-1192 年），藤原佐世搜集图书，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兵家"一类，就著录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孙于兵法》三卷，魏武解"等。可见那时，孙武的兵法书在日本已为人们所熟知，并有多种本子流传。到德川时代（1603-1867 年），各种《孙子》的注解本在日本刊印，使孙子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据《经籍访古志》、《倭版经籍考》和《观海堂书目》的记载，单是宋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就有多种版本。此外，还有明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黄邦彦的《孙子集注》和清孙星衍校的《孙子十家注》等。其中以赵本学的注释书最为流行，可能因为赵是抗"倭"名将俞大酞的老师之故。 除了刊印《孙子》原文及各种注解本，使孙子书广为流传而外，日本学者、军人对《孙子》的注释和研究，更是蔚成风气，层出不穷。日人所撰的有关《孙子》的书，见于著录的就有一百五六十种。刊行于天文五年（1536）题为"环翠轩讲"的《孙子抄》，可算是日人最早的诠解《孙子》的书，见于东京琳琅阁的《古书目录》。到庆长十一年（1600），水尾高僧元佶撰写的《校定训点孙子》刊行于世。其后，日人的注研著作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较著名的有：林罗山的《孙子谚解》，山鹿素行的《孙子谚义》，北条氏长的《孙子外传》，物徂徕的《孙子国字解》，伊藤子德的《孙子详解》，佐藤一斋的《孙子副诠》，平山潜的《孙子折衷》，古田松阴的《孙子评注》，福泽谕吉的《孙子讲义》，久保天随的《孙子新释》，三上致之的《孙子集说》。见于《七书》的还有：冈重秀的《七书正义》，神田白龙的《七书俚谚抄》等。其中以徂徕、松阴的注解书最为流行。 日本军界对于《孙子兵法》的运用，尤其值得称道。据佐藤坚司的《日本武学史》载，在吉备真备带回《孙子兵法》后不久，他就运用孙子的"兵之情主速"等作战原则，平定了惠美押胜发动的一次叛乱。福本椿水在所著《孙子训注》中称："《孙子》意图深远，谋策精细，术略的确，古来日本明君贤将多精读之，而树日本独特之兵派，武威因以扬于海外。"日本古代的各种兵法著作，如《甲阳军鉴》、《兵法记》、《兵法秘传》、《斗战经》等，其中许多军事原理皆源自《孙子》。名将八幡太郎，在一次进攻战中看见前方雁鸟乱飞，因而想到《孙子·行军篇》中"鸟起者，伏也"的名句，断定有敌军的伏兵，于是改变进攻计划而得免于难。另一位名将武田信玄更是崇拜孙子，他特别赞赏《孙子·军争篇》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加人，不动如山"四句，并把"风林火山"四字书于旌旗而树于军门，以壮军心。 到了近代，日本军界愈加热中于对孙子军事理论的运用。在日俄战争时，日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曾运用《孙子·虚实篇》中"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原理，于对马海战中大败俄国海军。孙子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成了历代日本情报机构的座右铭。日本人在1904年的对俄作战和1941 年偷袭珍珠港美舰时，他们搜集情报并加以实际运用的策略，都是从《孙子兵法》中得到灵感的。①孙子的军事理论在日本对外战争中的广泛运用，使它成为日本军事学校在培养军官时的必修课程。 近世日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更是著作纷繁。迭起。其中，以军人的身份来诠解孙子思想的论著有：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为教授天皇而作的《孙子御进讲录》，陆军中将落合丰三郎的《孙子例解》，辎重兵大尉冈本茂的《古代东洋兵学孙子解说》，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尾川敬二的《孙子论讲》，空军少将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等；以学者的身份来阐发孙子思想的论著存阿多俊介的《孙子之新研究》，大谷光瑞的《孙子新注》，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福本椿水的《孙子训注》，坂井末雄的《孙子评释》，佐藤坚司的《孙子思想史的研究》等。这些著作，大多用近代的战争原理和军事实践、哲学思想和政治外交来解释《孙子》，内容丰富新颖，并给孙子以极高的评价。如阿多俊介在其论著的《自序》中说："孙子是富有天才的人，其头脑的精密，思想的远大，令人惊叹不止，而有今人不及古人之感。故学者均称孙子为兵圣，其书为兵经。"①尾川敬二也评论说；"《孙子》是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东方各种兵法，说皆出自《孙子》。至其文章苍古雄劲，与内容之美满相映，大有优于《六经》之感。"近世日本对《孙子》的研究和推崇，于此可见一斑。 在亚洲其他国家，如朝鲜和越南，孙子著作都有流传。据《朝鲜通史》记载， 15 世纪李朝的义宗至世祖时期，曾出版过《武经七书》的注释本，其中就有《孙子兵法》。在1777 年，朝鲜又发行过《新刊增注孙武子直解》。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在《新刊增注武经七书直解》内，系以刘寅的《直解》为底本。补充旧注增订而成。到1863 年，又有赵义纯的《孙子髓》出版。在越南， 1961 年刊行过施达志的《孙子》译本。此外，据严灵峰的《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 1722 年有一种满文的《孙子兵法》出版； 1973 年，又有一部希伯来文的《孙子》在以色列问世。 ① 参见[英]理查德·迪肯《日本情报机构秘史》，群益译，群众出版社1985 年版，第5 页。① 参见[日]阿多俊介著《孙子之新研究》，来伟良等译，南京共和书局1931 年版，第5-6页。 （二）　欧洲国家 孙子著作在欧洲也流传极广。1772 年，法国神父约瑟夫·爱密欧选择了几部中事名著，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题名《中事艺术》，其中有《孙子十三篇》和《司马法五篇》。这是欧洲最早的中国古代兵书译本。由于印刷精美。供不应求， 1782 年又出第二版。到1905年，英人卡斯鲁译成的英文《孙子》在日本东京问世； 1908 年此书又出版于伦敦，题为《孙子兵法》。 1910 年，英国著名汉学家莱昂奈·贾尔斯重新翻译的《孙子兵法--世界最古的兵书》在伦敦出版。同年，由布鲁诺·纳瓦拉翻译的德文《孙子兵法--中国之武经》出版于柏林。《孙子》的俄文本最早出版于1860 年，是由斯列兹涅夫斯基翻译的；到1957年，又有西多连柯的新译本。《孙子兵法》的荷兰文译本， 于1986 年首次由荷兰科学出版社出版。它是荷兰中学的一位英语教员史密特从美国雅门·柯弗尔的英译本转译的。这次荷文本的印数为7000 册。在荷兰这样一个只有1000 多万人口的小国， 7000 册荷文《孙子兵法》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售罄一空。①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和斯洛伐克近年来也有新的德文本和捷文本《孙子兵法》出版。 在欧洲各国，孙子书不但广泛流传，而且影响巨大。据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拿破仑，率军发动对外战争时，在阵中经常手不释卷地披阅法译《孙子》，用以指导战争实践。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在战争失败被废黜后，曾阅读德文本《孙子兵法》。《孙子·火攻篇》上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台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温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威廉二世读到这里，不禁掩书唱然兴叹道："倘若早二十年读这本书，就决不至于遭此亡国之痛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著名指挥官蒙哥马利元帅，在60 年代初访问中国时曾说："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程。"事实上，不少西方国家就正是这样做的。 许多欧洲学者对孙子及其著作给予极高的评价。英国著名军事家利德尔·哈特在所著《战略论》的前面，摘引了二十一条军事家的语录，其中第一至十五条都摘自《孙子》；他称赞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是"最完美的战略"；他并且用一些战争事实，来说明"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证"。②英国《每日电讯报》1963 年2 月15 日，刊载了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为介绍格里菲思所译的《孙子兵法》而写的题为《中国的军事箴言》的文章，文中称道孙子"以明确的表达方式和简炼的语言，告诉别人怎样作战"。英人理查德·迪肯在近著《日本情报机构秘史》中，称孙子是"最伟大的间谍大师"。近代俄国学者郭泰纳夫在所著《中人魂》一书中，称孙子"是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家"。1957 年苏联出版米里施但困、斯洛博琴科所著的《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一书，称述古代军事学论著中，"最早、最优秀的是孙子的著作".它"奠定了古代中事科学的基础"；《孙子兵法》作者"具有极为丰富的军事知识"，同时"他具有研究军事问题的极为深刻的方法"。① 参见孔远志《<孙子兵法>在荷兰》，《解放日报》1988 年1 月10 日。② [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 社1981 年版，第453 页。这些评价，显然是欧洲学者对《孙子兵法》作了深入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 （三）　美洲国家 《孙子兵法》在美洲国家的流传主要在美国。那里孙子的著作很畅销、流行，有好几种译本，经常可以听到美事专家对孙子的赞誉。许多美国人能够熟练地谈论《孙子》中的名句，并运用它来评论社会事物。据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就十分喜爱《孙子兵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用孙子的道理来指导战争实践；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经常阅读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塞缪尔·格里芬翻译的《孙子兵法》，从而使孙子的一些名言在美军中到处传诵。 美国人对孙子的评价，同样是相当高的。1964 年美国陆军汤姆斯将军编辑《战略之根基》一书，称《孙子兵法》为世界五部优秀的兵学代表著作之一。1973 年，美国学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出版了《大战略》一书。在《战略的开山大师》一节中，柯林斯指出："形成战略思想的第一位伟人就是孙于，??他对于战争艺术写下了世界上所已知的一部最早的著作。他那短短的十三筒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杰作，连克劳塞维茨在2200 年后所写的《战争论》也是望尘莫及。 今天尚无一人对于战略的相互关系、考虑和限制等能够有比较更深入的认识。其大部分观念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还是和当年完全一样的有价值。"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也在所著《企业管理》一书的《古代中国的管理》一节中指出："古代中国人对于管理思想，也有辉煌的贡献。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一部写成于公元前500 年的《孙子兵法》。这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一部军事著作；然而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应用价值。"②美国学者对《孙子兵法》的推崇，于此可见。 更加值得指出的是，美国人还经常运用孙子的名言来评论政府的政策。 如美国著名评论家在1965 年3 月6-7 日的《纽约先锋论坛报》上著文，用孙子的"围师必阙"等原理，来批评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在越南的政策。美国前陆军参谋长、原驻越南司令威斯特摩兰，在70 年代出版的《一个军人的报告》里，曾不止一次地引用孙子"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警句，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作了检讨。美国前总统里根访华时，美国人塞克斯顿在1984 年4 月24 日的《新闻日报》上，发表题为《古老的原理帮助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获胜》的文章。文中说里根总统的中国之行，是中国人运用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所取得的胜利，甚至说"中国人用孙子兵法来摆布美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近著《1999-不战而胜》，更是大量运用孙子的战略思想，来分析展望世界的局势。上述种种，都说明美国人对《孙子兵法》的喜爱和熟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孙子与现代社会生活 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里，《孙子兵法》① [美]柯林斯《大战略》，钮先钟译，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5 年版。 第7 页。② [美]霍吉兹《企业管理：理论·程序·实务》.许是祥译，台湾"中华企 业管理发展中心"1977 年版，第8-9页。 中的一些原理，不但被用于军事战争、政治外交等方面，而且被推广应用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如体育竞赛、商业竞争。竞选活动，直至人际关系等等，无不可以用孙子的兵法原理作指导，而使自己在活动中获得胜利。孙子兵法原理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为《孙子》的广泛流传和实际应用开辟了新的途径。日本学者尾川敬二在所著《孙子论讲》中说：孙子的某些名言，"可以作为处世的训条"；在日常的各种竞赛活动中，孙子的许多警句是制胜的"诀窍"。北村佳逸在所著《孙子解说》中也论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至围棋胜败、垒球比赛、投机输赢、选举运动，甚至夫妻吵架--若把握《孙子》的神髓，我敢断然保证其必胜的。"日本《读卖新闻》1974 年4 月16 日的一篇评论说："《孙子》的传人，对日本的历史，甚至对日本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孙子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使《孙子兵法》一书在许多国家中十分畅销。据香港《世界新闻》报导：《孙子》一书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各书店发行的《孙子》有"二十余种"版本，每种销数都达"数十万册"。可见孙子的兵法理论，已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千家万户之中。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孙子的军事理论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上来，成为当前十分时行的潮流。军事斗争与企业管理虽然活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确实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商场即战场，竞争即战争。企业与企业之间那种激烈的商品竞争，与军事战争一样是你死我活的。企业的领导机构，就像作战的司令部；对生产的指挥，就像战略上的决策；刺探对方的动向、商品的行情，就像军事上的使用间谍。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企业之间也有竞争，在企业管理中军事理论也是有用武之地的。 孙子的军事理论应用于企业管理，约有如下几个方面：（1）在经营决策时，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未战而庙算胜"的谋略，关于"用间"的各种方法，"因利而动"、"避实而击虚"等原则，可以指导管理者运筹帷幄，制定适当的经营计划。 （2）在生产管理上，孙子的"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者胜"的指导思想，"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严明纪律，"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的组织编制，"将能而君不御"的用人原则，可以帮助管理者秩序并然地完成生产任务。（3）在市场竞争中，孙子关于"兵者诡道"、"以奇胜"的用计方法，"兵之情主速"的快速原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决断能力，"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办事精神，可以指导管理者应付复杂的环境，获取竞争的胜利。 最早把孙子的军事理论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是日本人。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所著的《兵法经营全书》，对如何在经营管理中进行"庙算"、"料敌"、"任将"、"出奇"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指出：采用中国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理，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日本学者占部都美所著《怎样当企业领导》一书，阐述企业领导应该具备的品德，即依孙子提出的"将者，智信仁勇严"这"五德"来论证，并称孙子的这些主张，"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价值"。据说，日本有一家大公司；为了加强经营管理。把中层以上的干部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运用《孙子》的战略思想，来制定本企业的发展规划。美国人对孙子的军事理论运用于企业管理，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美国学者霍吉兹、胡伦等，在所著有关企业管理的著作中，极力推崇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表述的管理思想，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1985 年3 月15-16 日报导，美著名企业家、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从二千多年前中国一位战略家写的《孙子兵法》中学到了东西"，在该公司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此外，香港、台湾也有不少人在研究用孙子兵法理论来进行企业管理的问题。在现今的中国大陆，把孙子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和竞争机制的活动，正方兴未艾。1984 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世俊、杨先举、罩家瑞三人合著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为这个运用的热潮拉开了序幕。书中说："用《孙子》的科学思想去研究企业管理，对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学是有积极意义的"；"古为今用，军为民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使企业兴旺发达，学一学《孙子》是大有稗益的。"此后，各地报刊相继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 年第3５０５期，载方秋苇的《<孙子兵法>管理思想研究》论道："从现代化经营管理说，《兵法》的原理原则也是当代经营战略和市场竞争所依据的作战方法"；《文汇报》1987 年9 月29 日，载郑韶的《<孙子兵法>与中国管理现代化》认为："对于《孙子兵法》这种包含丰富管理思想，并为外部世界实践证明有益于现代经营管理的古代杰作，完全应当仔细研究，重新认识。"可以预期，孙子战略理论在中国大陆现代化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六、孙子与现代化战争 现代战争使用许多新式武器，与古代战争的条件是大大不同了，但《孙子兵法》是以简炼的语言，讲述许多战争的基本原理原则。这些原理，不会因为战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近人刘文里指出："战术虽有新旧。战理固无古今、孙子乃论理而入深微者，此其所以历百世而莫能易也。"（《孙子释证·述旨》）因此，孙子的军事理论在现代化战争中，仍然可以发挥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其珍贵的参考价值。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如下一些原理： （1）慎战。孙子告诫："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篇》）这些警句，对现代战争的决策者是金玉良言；对一些战争狂人，更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 （2）先知。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更要先知敌我各种情况，才能动而胜人。 （3）庙算。孙子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计篇》）在战争之前，对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如何攻守的各种数据，一定要进行周密的计算。这在现代化的战争条件下，更是必须的。 （4）用谋。孙子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代交，其次代兵"；"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现代战争也要尽力运用智谋和政治外交手段，避免硬拼硬打，争取以较小的代价甚至不用流血的战争而获得全胜。 （5）主动。孙子强调："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快，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战争中先发制人，占领有利地势，掌握主动权，就易于取胜。这是古今都相同的战争原理。 （6）诡诈。孙子主张："兵者，诡道也。"（《计篇》）他列举了"能而示之不能"、"利而诱之"等十四种诡诈的方法。俗话说："兵不厌诈。"在现代战争中，更要采取声东击西、使敌麻痹等诡道，才能取得好的战争效果。 （7）快速。孙子论道："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九地篇》）；"久则钝兵挫锐"，"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作战篇》）。现代战争更要讲究快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现代战争也要计算费用，持久的消耗战必然使国力不支。 （8）出奇。孙子认为在战争中，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运用使敌意想不到的奇计，如神兵天降出现在敌人面前，常能给敌以措手不及的打击。现代战争也十分需要这样的战术。 （9）保密。孙子强调："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力敌之司命"（《虚实篇》）；要使我军的动向"难知如阴"（《军争篇》）。严守机密，神出鬼没，才能使敌无法防范。现代战争更是这样。（10）先胜。孙子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加强战备，严阵以待，在战前先造成胜利的条件。现代战争的指挥者也必须具有这样的战略思想。 （11）因敌。孙子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作战方法必须根据敌情而灵活多变，才能克敌制胜。这条原理对现代战争也是完全适用的。 （12）用间。为了知晓敌情，必须使用问谍。《孙子·用间篇》论述的使用间谍的种类和方法，在现代仍然是有效的。现代战争中的间谍之多和方法之微妙，正像孙子所说的"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上述战争原理和作战方法，在现代战争中有许多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的"闪电战术"，就是孙子的快速原则的体现。这种战术使其在战争初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1943年7-8 月间，美英军欲在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登陆，却将一份盟军要在意大利北部登陆的假作战计划藏在一具伪装成联络军官的尸体身上，让德意军方面获得。德意方面信以为真，速将西西里岛的防卫部队和重型装备调往北方防守。在南方空虚的情况下，使美英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一举告捷。这是对孙子"示形"这种诡诈战术在现代海战中的创造性运用。 孙子的许多战略战术，在现代核武器的战争中，仍能发挥其巨大作用。 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绝灭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他认为，"2500 多年前中国这位古代兵法家的思想。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日本安全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三好修在所著《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一书中，就曾以《孙子的核战略》为题，专章论述孙子的战略思想在核战争中的应用。①该书作者还透露，他与美国华盛顿斯坦佛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福斯特长期进行合作，要依据孙子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建立一个"孙子核战略"方案体制，以对付苏联的核威胁，在必要时能作出"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快速反应，给对方以沉重的打击。由此可见，孙子的战略思想在现代化的战争条件下，依旧是极有用的军事理论。 目前，一个学习孙子军事理论的热潮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关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的注释和研究著作层出不穷。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有：郭化若的《孙子译注》，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浅说》、《孙子兵法新论》，杨炳安的《孙子会笺》，庞齐的《孙子兵法探析》，张文穆的《孙子解诂》，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的《孙子兵法新注》，黄葵的《孙子导读》，朱军的《孙子兵法释乃，霍印章的《孙瞑兵法浅说》，张震泽的《孙膑兵法校》，田旭东的《司马法浅说》等；在台湾，也有魏汝霖的《孙于今注今译》，丁肇强的《孙子兵法新解》，徐瑜的《不朽的战争艺术--孙子兵法》，徐培根、魏汝霖的《孙膑兵法注释》，刘仲平的《司马法令注今译》等著作问世。最近，日本学者服部千春的《孙子兵法校解》由中事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中日两国① 参见[日]三好修著《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第三章，军事科学院外国 军事研究部顾汝钰、黄金鹏、赵志民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 年版。 军人、学者研究《孙于兵法》的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孙子的军事哲学，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丰富的内容、深刻的哲理、机智的谋略和精辟的警句，将不断被赋予新的解释、新的生命，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受到人们的赞赏和运用，给后世千秋万代以营养和智慧。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军事家及其战略思想，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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