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传》 第一章 一个预言 引言 1802年一个凄冷的傍晚，在直布罗陀海岸一间神秘的房间里，一位吉卜赛预言家告诉站在她面前的那个根本不打算结婚的业已落魄的军纪官，说他将有一个独生女，而这个独生女将成为英国伟大的女王。 这个落魄的军纪官便是肯特公爵爱德华，乔治三世的第四个儿子，当时英王的弟弟。面对这荒诞的预言，公爵发出了一丝受到嘲弄似的苦涩的微笑。 命运本身就是一位嘲弄一切的高手。17年后因为种种原因，五十多岁的爱德华终于在天命之年结了婚，而且真的生了一个独生女，这个独生女叫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 一切在命运的轨道上滑行。18年后，刚刚成年的维多利亚果真在一班大臣的簇拥下，迈着青春的步履，带着少女的天真与娴雅朝着那至高无上的大英帝国的御座走去。其时是1837年6月20日。 维多利亚在她的金銮宝殿上一坐就是64个春秋。 64年对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却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一朵跳跃的浪花，它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维多利亚在位的这64年却在英国人的记忆里留下了漫长而深刻的印象。直到如今，英国人乃至全世界都还不断地提起那个“维多利亚时代”。 是的，对于英国来说，那是一个强盛与繁荣的时代。据统计，1850年时，不列颠生产世界上40％的机器，半数的棉纱和铁，2/3的煤，1870年时，不列颠生产世界一半的铜，1880年已拥有世界商船的1/3，同年，它兴建了占世界更大百分比的船只和铁路。当时一位美国官员曾说，“全世界都必须到英国购买制造铁路的铁。”不列颠在化学药品、电力、工作机以及建造桥梁、高架道、隧道及庞大的会堂上也有显著的成绩。19世纪晚期，它的制造自行车、缝纫机、照相机的能力也登峰造极。1851年时，英国国民生产毛额是5.23万镑，1870年为9.16万镑。19世纪中期不列颠个人平均所得达到了32.6镑，而同一时期法国为21.1镑，德国仅为13.3镑。国家的富庶带来了国内政治上的相对平和与稳定，尽管同一时期，在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力量与君主之间的斗争日演愈烈，但在英国，这一冲突被暂时掩盖起来，他们之间的相处总的来说还是和谐的。而对外，他们大肆推行殖民政策，他的战舰与商船开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制造了“辉煌”的“日不落帝国”。 当然，这一切当中，维多利亚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由于英国君主立宪制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君王地位至尊却几近摆设——尽管维多利亚对这样的窘况做过不懈的挣扎——大权实质上掌握在内阁手中，因此在对国家的直接影响上比起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女王来，维多利亚也许要逊色得多。但不管怎样，她在大英帝国强盛时期做了整整64年的国王，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64年的大大小小的国事，她都经历过、参与过，她应该对此负责。 对于上升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而言，维多利亚女王从整体上是识时务的，她基本上还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她的坚定、自信，她的平和、诚实，她的对于丈夫的温顺、忠贞，对于家庭的热忱，对于国家的操劳与高度负责，几乎成为那个时代英国资产阶级的精神典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887年、1897年两次分别为女王即位50周年、60周年而举行的庆典得到了空前的拥护与喝彩的重要原因，也是为什么在1901年女王驾崩后整个英国陷入一种茫然无措局面的内在背景。 但即使这样也丝毫不能掩盖女王与这个时代进步潮流的种种牴牾。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有机会，她便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王权的，在这时她便会把自由、民主、和谐抛在一边，而暴露了她固执、任性、自私的一面。她与平民出身的比尔首相关于皇室内部组织改革的斗争，她与帕麦斯顿无视君上的斗争等等一系列事件把她自私专横的一面暴露无遗。 但是时代并没有给维多利亚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她不得不用一种平和、宽容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方式去保持她作为君王的可怜的虚荣与尊严，否则她将会轻而易举地被赶下金銮宝殿。 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正是在英国人所谓的繁荣、稳定的维多利亚时代，我们遭受了来自英帝国主义殖民者铁蹄的最惨痛的蹂躏。维多利亚女王在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上和她的内阁政府保持了空前的一致。1842年12月28日，她一脸微笑批准了由中英政府签署的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她为自己的国家又打开了一条新的殖民通道而踌躇满志；1854年3月，她和她的夫君阿尔伯特批准了对俄宣战的决定，挑起了争夺殖民权的克里米亚战争；1877年1月1日，维多利亚，一个远隔重洋的英国女王，竟然得意洋洋地做起了印度皇帝！即便是在她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她最不放心的却是在南非进行殖民战争的侵略者们，她拖着病躯，用手势及书写的方式询问关于战争的一切细节……她作为大英帝国的君王的威仪在这种贪得无厌的殖民行径中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 维多利亚是一个复杂体。她有时温柔、天真、善良，有时却又强硬、狡猾、冷酷；她有时对时代潮流采取顺应、随和之态，有时却又顽固地与之对抗；她对内尽量地保持着慈善与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拼命地支持殖民扩张…… 不同的人总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谈论、去评价维多利亚这个人，维多利亚这个时代，尽管她和那个时代在历史上已经消逝将近100年，但它对历史的影响却是潜在而巨大的。 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提到的那样，维多利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惟其复杂，给我在写作中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本人学识、水平有限，在对维多利亚这个复杂人物的把握方面肯定存在着不少偏颇之处，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与隔膜更增加了我在努力去贴近维多利亚及其国度与时代时的力不从心之感。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位读者朋友在阅读时不难觉察，在此，我也敬请读者朋友的批评与指正。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我参阅了不少著作与文章 ，它们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由李祥年先生翻译的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李顿·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台湾五南出版公司发行的、由贾士蘅女士翻译的由claytonroberts与davidroberts先生作的《英国史》（ahistoryofenglish），特别是前者，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在此谨向他们的作者、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写作多次得到岳阳师专副校长余之定副教授的垂询与鼓励，岳阳师专图书馆副馆长戴金波先生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严志明先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在此也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一、在直布罗陀，一位吉卜赛人预言：肯特公爵爱德华将在安乐中死去，而他的独生女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女王。 一切似乎都应该从那个预言开始。 180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第四子肯特公爵爱德华被派往直布罗陀一个发生骚乱的军营去恢复秩序。此时的爱德华已是一位训练有素、作风严谨的军纪官。 这是一个高大结实、精力充沛的男子，肤色因长年的军营生活而显深褐，浓密的眉宇间透出一股刚毅之气，和他的军纪官的身份相符，他的衣着总是那么整洁庄重，他的略显稀疏的头发被精心染过而乌黑发亮，分列有致。他会设计精密的时钟，能像五线谱一样有条有理地处理财政。尽管他有时也和弟兄们大吵大闹，特别是对其兄摄政王也敢冲敢撞，在政治上他是反对派辉格党的一根台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激进派，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同情者——他和欧文，这个敏锐而又轻信，豪放而又固执，卓越却又不着边际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合作运动的创始人有着十分特殊而又奇妙的友好关系——但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严谨之人。 他的这分严肃与严厉在直布罗陀骚乱的军营并没有占到多大上风，冲动的英国士兵正如一个多世纪以后那些在全球臭名昭著的冲动的英国足球流氓一样，一旦纠合在一块便是一堆无法理顺的乱麻。爱德华很快便被召回。 我们尽可以去想象爱德华离开直布罗陀，离开那乱糟糟的军营时的那分沮丧与失意。海水无力地拍打着无垠的海岸，一行孤单的脚印那么零乱，那么迷惘，事实上，打那以后，这位英俊的曾经雄心勃勃的公爵的军营生涯便告结束，他从此只能埋头家务、设计时钟，和家人吵吵闹闹而最终欠了一屁股债务。 但爱德华也有一个最大的收获，这个收获影响了甚至是改变了他以后直到死的所有生活：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未来的设计。他从一个吉卜赛人那里获得了一个伟大的预言。 有很多迹象表明，这个严谨的公爵尽管精于理智的算计与策划，但他只是把这种理智的算计与策划看作是一种手段，一个过程，而至于根本的关键性的事情，他更相信的是命运。在他面对那群像夏天的蚊虫一样乱冲乱撞的士兵们束手无策、雄才未展而沮丧沉沦之时，他悄悄地走出军营，他找到了一位吉卜赛预言家，预言家的预言使这位见过世面与风浪的公爵也不得不大吃一惊，吉卜赛人神秘地告诉爱德华，他将在安乐中死去，而他的独生女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女王。 沉沦的爱德华不能不为之一震，这个预言从此伴随着他，每当关键的时候，它就像一道影子、一个幽灵、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瞑瞑之中飘荡在他的心灵的深处。 有谁能料得到这个预言对于爱德华，对于另外一个还未出生的人，对于整个19世纪的英国乃至全球将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呢？ 二、夏洛特公主难产身亡，皇室的万花筒突然转动起来，一切皆变得那么微妙复杂、五花八门。 1817年11月6日，英国王位的当然继承人、摄政王的独生女夏洛特公主难产身亡。要想知道这位生性冲动、反复无常的女子的死将对英国王室乃至整个英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了解英国王位的继承制度以及当时王室的成员情况。 根据王位继承制度，国王死后有权继承王位的是其子女，而如果国王无后嗣，继承者将按男女长幼顺序从国王兄弟的子女中产生。而当时王室的实际情形是，乔治三世在位上，但由于他已年迈疯癫，幽居温莎，对来自外部世界的风风雨雨已无动于衷，从1811年开始，实际行使王权的是他的大儿子乔治四世，由于乔治三世在名义上仍是国王，乔治四世在他正式即位前被称为摄政王（摄政王于1820年正式即位）。此时的摄政王也已经年岁不饶人，早已呈现出肥胖臃肿的老态。其妻卡洛林在1796年生下夏洛特后因夫妻关系不和即已分居直至离婚，独生女夏洛特的死意味着在摄政王撒手人寰以后新国王将只能从其侄辈中产生，因为即使是摄政王与卡洛林重归于好，也决不可能再有生育能力了。 而摄政王兄妹们的情况也并不见得怎么令人鼓舞，摄政王有六位弟兄，按其顺序是约克公爵、克莱伦斯公爵、肯特公爵、坎伯兰公爵、苏塞克恩公爵和坎布里奇公爵。约克公爵是个放荡公子，他的夫人普鲁士的大公主是个不爱睡觉而沉湎于鹦鹉、猴子和狗的古怪女人，他们没有子女，而公爵本人早已无意于功名，他一面与情人克拉克夫人私混，一面把大部分的时光消磨在一座规模很大、布置豪华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沉湎于赛马，玩一种类似桥牌的被称做惠斯特牌的游戏或者倒在床上看一些不正经的下流小说。 克莱伦斯公爵同样是一个花花公子，他的婚恋也有些稀里糊徐，先是和女演员乔丹夫人在坐落于泰晤士河上的一处庄园蒲榭园幽居了许多年，似乎是结了婚，可突然又分了手，他转而去追求另一位有着大宗财产的怪女人威克姆小姐，他没有成功，而乔丹夫人却在巴黎的抑郁境地中凄然死去，尽管乔丹夫人为克莱伦斯公爵生了一大群孩子，但由于他们婚姻的不合法，他们的婚姻未经国王首肯，有违“皇室婚姻条例”——其子女不能享受王室的一切特权。 至于肯特公爵爱德华倒是一个品行端正、奉守纪律的王子，他曾经向萨克思——科堡·萨尔菲尔德大公弗朗西斯的女儿、夏洛特公主的丈夫利奥波德王子的姐姐维多利亚·玛丽·路易莎求婚而未得到答应，他与圣劳伦斯夫人一起生活了27年，按照爱德华自己的话说是“年岁相同，患难与共，难舍难分”，“她出身名门，从未做过女伶，我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和她同居的人。她的无私一如她的忠贞”，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公爵在描述夏洛特公主死后一两日的一天早晨圣劳伦斯夫人看到刊载有暗示公爵有为王嗣重新结婚的可能性的《时事晨报》时说：“我像往常一样，把报纸扔给餐桌对面的圣劳伦斯夫人，便开始拆看信件，刚看了不一会儿，突然，圣劳伦斯夫人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和一阵强烈的痉挛……”然而尽管如此，他们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这究竟是因为确如公爵本人所言“每逢想到结婚将成为我的义务，上帝才知道我要做出的是怎样的牺牲。”还是瞑瞑之中有一种命运的安排，等待他去和另一个人结合，而这种结合将在整个英国的历史上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肯特公爵之后的几位王子，坎伯兰公爵也许算是全英国最不得人心之人了，他吊着一只眼睛，面目可憎，脾气暴躁且心术不正，人们怀疑他曾谋杀过男仆并有过一段极不正经的私情，他刚刚娶了一位日耳曼公主，但还没有孩子；苏塞克恩公爵爱好文学，喜欢藏书，颇有绅士风度，与奥古斯塔·默里小姐结婚并已有了两个孩子，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婚姻亦未经国王批准而被宣布无效，也许这苏塞克恩公爵亦是一位至情至性无意王位之人吧，奥古斯塔小姐死后，他又擅自娶了塞西莉亚·巴根夫人，这次婚姻当然也未被皇室承认；兄弟中排行最小的坎布里奇公爵，住在汉诺威，披一头金色假发，整日喋喋不休，坐立不安，神经兮兮，大有其老父遗风，关于他英国人知道甚少，只知他还不曾结婚。 摄政王还有五个健在的姊妹，她们中间有两位——符腾堡王后和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婚后无子，那三位尚未结婚的公主——奥古斯塔、伊莉莎白和素菲亚都已超过了40岁。 夏洛特公主的身亡使王位继承人成为空缺，问题变得异常微妙复杂起来，全英目光的焦点一下子全聚集在王室几位兄弟身上，王室内部也犹如一锅沸水，王位的争夺从表面看来十分平静，而各人的心里却紧锣密鼓地盘算开来。 此时的肯特公爵爱德华忽然想起了直布罗陀吉卜赛人的预言，这个预言在当时显得多么荒谬，现在，因为夏洛特的死而变得现实起来，莫非这个预言真会在某一天变成现实？ 爱德华决心为王嗣的延续而结婚。他仔细地考虑过了，摄政王再婚再育已无可能，约克公爵的无子也使得他在王嗣延续上插不上手脚，而假如克莱伦斯不结婚，那么按照继承顺序，下一个王子就是爱德华，他有权利和义务结婚生子，更何况此时的爱德华还只有五十来岁，正身强力壮呢！ 克莱伦斯公爵迟迟不见有结婚的意思，爱德华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那么和谁结婚呢？按照皇室规定，未来国王的母亲必须是某公国的公主。看来同居了27年之久的圣劳伦斯夫人必须被放弃了，尽管对双方来说这都意味着牺牲与痛苦，但这涉及到王嗣的延续，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爱德华声称是一个“将随时准备听从国家对我的召唤”之人。 关于未来的公爵夫人，有两个名字已经被提了出来：巴登的公主和萨克思——科堡的公主，后者即维多利亚·玛丽·路易莎，这是一位矮小、丰硕的孀居妇人，有着棕色的眼睛和头发以及玫瑰色的面颊，快活健谈，成天身穿窸窣作响的绸衣和鲜艳华丽的丝绒服。1803年17岁的她被嫁给逃难到日耳曼萨克思——科堡公国来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莱宁根大公，三年以后，弗朗西斯大公国破身亡，拿破仑的铁耙犁过萨克思——科堡，法国人占领了公国，大公家族沦为乞丐，几乎成饿殍。莱宁根大公夫人在丈夫的一块小得可怜的领地阿蒙巴赫同贫困、兵敛和无用的丈夫斗争，吃尽艰难苦楚，养成了一种独立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1814年那个年迈的花花公子丢下了他的年轻的夫人和两个孩子命赴黄泉，在阿蒙巴赫领地，莱宁根夫人肩负起抚养孩子和治理领地的责任——她已掌握着公国的摄政权。 在两个候选人中，爱德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萨克思——科堡的公主。早在四年前，当这位公主的弟弟利奥波德王子与夏洛特公主遇到麻烦时，正是肯特公爵的相助才使他们得以鸿雁传书，暗通款曲，我们可以推测，肯特公爵的这番好意或许早就出于某种私心，他早就看上了利奥波德的姐姐萨克思——科堡的公主维多利亚·玛丽·路易莎，因为也正是在这一年，在这位公主死去丈夫不久，肯特公爵曾向公主求婚，这次求婚被公主以监护孩子和治理领地为由拒绝。 但四年以后情况的变化是那么的令人难以置信，夏洛特公主的身亡使得肯特公爵的再次求婚较之上次所具的意义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萨克思——科堡的公主这一回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818年5月29日他们结婚了，是年公主已32岁了。 然而等待着他们的都如他们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吗？得到一笔巨大的进款，然后住进豪华的寝宫，然后生下一个孩子，然后等待着孩子的成长、即位…… 令人措手不及而且沮丧非常的是，就在他们结婚后不到一个月，克莱伦斯公爵却突然宣布和萨克思——莱宁根大公的女儿结婚，竞争陡然激烈起来，而且作为哥哥的克莱伦斯公爵显然占据了上风，对于肯特公爵来说，这一来不仅经济上的期望落空了，政治上的期望也一下变得渺茫模糊起来。 三、一辆破旧而拥挤的马车在乡间崎岖的道路上艰难地辗过，它那么沉重，它肩负着一道使命，一道特殊的使命…… 按肯特公爵的设想，在他结婚后，除了平常各种日常收入外，国家还应该至少给他一份岁收至少2.5万镑的授产，因为他的婚姻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解决皇室后嗣乏人的处境，而早在1792年其兄约克公爵结婚时就曾得到过一份岁收入2.5万镑的授产，这一设想曾使一贫如洗甚至债台高筑的肯特公爵激动了好些日子，或者说这也是构成公爵结婚的一个重要理由。 然而现在，由于克莱伦斯的结婚，也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们对皇室的过多投产早存异议，增加年薪的提议在下议院遭到了否决，肯特公爵的如意算盘部分地落空了。 好在肯特公爵早就是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能吃苦耐劳的军人，也好在萨克思——科堡公主在拿破仑军队席卷公国时受尽了磨难与痛苦，尽管如今他们的生活窘迫，尽管他们的前途也异常渺茫，但他们仍默默地忍受着、期待着，期待着命运的安排为他们网开一面。 公爵依然太穷太穷。他们无法在英国这个到处是有钱的绅士与贵夫人的国度待下去，他们囊中羞涩。公爵那副拘泥的神情以及那套永无变化的整洁军装即便是在他离开英国奔走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后，也遭到来自英国绅士们的睥睨与嘲讽，他们叫他“伍长”，“伍长”可是指的粗鲁的下级军官。公爵夫人的处境也同样难堪极了，她没有华贵的衣服与首饰，她的女傧也是那么寒碜与丑陋。在法国北部瓦伦西奈举行的一次检阅和盛宴上，她的女傧年老面丑，令在场的绅士们极不自在，不用说他们的心里对这位公爵夫人也充满了鄙夷，“有哪个可怜鬼能把这个女傧尽快带开呢？”负责安排的威灵顿公爵对此感到十分的尴尬。 他们只好回到公爵夫人原来的领地阿蒙巴赫安家，然而那里在遭受了拿破仑的铁蹄之后已元气大伤，田园荒瘠，宅地狭小。 日子在沉闷单调中终于一日复一日地熬了过去。使公爵夫妇颇感安慰的是公爵夫人的肚子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而对于已年过半百的公爵来说，尤为可贺。这不正是他所梦寐已久的事情吗？ 吉卜赛人的预言再次在他耳边回响。如果这孩子要成为英国国王，他必须在英国出生，公爵深知在这个十分看重出生与教养的古老国度中这一点将极其重要。在这一点上，公爵再一次显示出他曾经作为军纪官的那分严谨与周密。 他决定携带家眷重返英国，他决心把孩子生在古老的英国并使其得到祖国的滋养，尽管旅资缺乏，尽管他还不知道在英国等待着这一对穷酸夫妇的是怎样的厄运，但为了孩子，为了那个预言，他的决心毫不动摇。 一辆破旧而便宜的马车被雇来了，公爵本人跳上了驾驶座，在里面坐着的是公爵夫人，她与前夫的14岁的女儿，侍女，保姆，哈巴狗和金丝雀。当然还有公爵夫人肚中那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拥挤而沉重的马车终于启动了，先是日耳曼，然后是法兰西，在辽阔的西欧大地，一队有着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的人马艰难地跋涉着，多少风雨，多少日夜，他们在崎岖的道路上缓缓移动，或在简陋的乡间旅舍稍作休整，就这样走走停停，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在一个傍晚来到了英吉利海峡的东岸。 夕阳西沉，余霞映红了整个海面，公爵翘首西望，海峡的对面就是古老而强大的英国，几多的艰难已抛给遥远的旅途，明天，他们将渡海西去，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否也像西海的余辉那么辉煌灿烂？ 四、这个在并不显眼的环境中降生的孩子，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分的注意，种种迹象表明，她的前途一如伦敦的迷雾无法预见。 公爵一行终于安全地渡过了海峡到达伦敦。公爵夫人的怀孕多少给皇室带来了一丝兴奋与慰藉，当局在肯辛顿宫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房间，他们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1819年5月24日，公爵夫人临产了，一切都很顺利，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打破了沉闷，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娇嫩的女婴来到了人世。 一个女孩，尽管公爵一直希望是一个男孩，那样继承王位的砝码将更有分量，但一想到那个预言也就释然了，甚至还有些暗自庆幸，一切似乎都在某个预定的轨道上正常运行，这难道不是令人欣慰的事吗？ 但同样也有无数的迹象表明，这位在并不显眼的环境中降生的孩子，并没有赢得人们的特别关注，她的前途一如伦敦的迷雾，变幻莫测，难以预见。 两个月前，克莱伦斯公爵夫妇也得了一个可爱的女孩，这无疑给肯特公爵夫妇以当头一棒，所幸，这女婴在落地不久便夭折了，但谁能保证年轻的克莱伦斯公爵夫人不会再做母亲？ 肯特公爵似乎比以前更加健壮，肯特公爵夫人三十出头，正是生命力旺盛的年龄，不久，夫人极有可能再怀孩子，要是那孩子是一个男孩，那么作为这个男孩的姐姐来说，谁都知道将意味着什么。 孩子的磨难远不止这些。 孩子生下来好些日子了。公爵决定给孩子取个名字。尽管从目前看来，公主的前途似乎十分暗淡，但那个一直在他心中萦绕的预言使他对待这件事情依旧异常的认真，无论如何公主应该有一个高贵而吉利的名字，那样才能与未来女王的身份相符。就叫伊丽莎白吧，公爵把许许多多的名字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权衡后他决定选用这个英国女王的名字，“它一定会给公主带来好运的”，公爵想。然而公爵的用意不知怎么被摄政王所知，这位原本就与其弟关系不和的固执而爱慕虚荣的家伙对他的老弟在给孩子命名上不征得他的同意而一意孤行深感不满，他决心把自己摄政王的权力深入到那个无辜的孩子的命名上，以激恼他的那个老是与他作对的弟弟，按当时的规定，孩子的名字应在其入教洗礼上由主教宣布。他突然宣布，他将亲自出席公主的洗礼，并表示教父中一定要有俄国的亚历山大皇帝。洗礼仪式开始了，主教坎伯雷口诵礼文，圣水洒在公主娇嫩而白皙的额前。坎伯雷大主教询问将给这孩子以怎样的命名，摄政王睥了身旁的弟弟一眼，说：“亚历山德里娜”，自摄政王宣布参加公主的洗礼那一刻起，肯特公爵就知道这个老家伙的到来绝没有什么好意，而现在情况的确如此，但是他是摄政王，未来的正式国王，又有什么办法呢？但公爵也决不是个轻易就范之人。 “是否可以再添一个名字呢？” “当然可以”，狡猾的摄政王显出十分爽快的意思，其实，在他的心里早已有了打算，他早预料肯特公爵会有这一招。添个名字当然无所谓，只是决不能叫伊丽莎白，他想。 “叫乔治娜如何？”摄政王眼里射出阴险的光芒。 “或者叫伊丽莎白呢？”尽管公爵对其兄的性格、品行了如指掌，他知道自己的设想已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但他实在是太关心眼下这个可爱的女孩子，一想到那个预言，他又满怀了激情，是的，这个预言似乎改变了他作为军人的严肃与谨慎，他甚至就有些过分了，他仍不甘心眼下的失败，对他的这个老兄又燃起了一份其实从理智上看不该有的希望。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摄政王没有立即回答他，空气变得凝固起来，坎伯雷主教把孩子罩在他的袍袖中，这长时间的沉默使他变得手足无措，他不安的目光在两个王子的脸上不停地转换着：一个在急切地等待，一个却胸有成竹似的表情木然、纹丝不动。 “那么好吧”，摄政王那嘶哑而古怪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只是这一回连一点儿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就用她母亲的名字吧，不过亚历山德里娜必须放在前面。” 一切就这么定了，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一个新的名字诞生了，尽管这个名字后来在英国如雷贯耳，响彻了将近整整一个世纪，甚至在今天听起来仍旧令人憧憬与崇拜，但在当时，这实在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公爵满心的失落、摄政王再狡猾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这件“作品”将是那样的伟大。 维多利亚的名字和她的出生一样的艰难，一波三折、九曲回肠。只是这份艰难除了瞑瞑之中给人们某种暗示，暗示这孩子的命运将决不简单之外，对维多利亚本人来说并不能算什么，她无法感受。对这个小女孩来说，来到这个世间以后，她的头一遭可以感受到的磨难是她过早地失去了自己的父亲——那个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知识品德情感上将为她精心设计的父亲。 的确，从孩子的出生到命名，公爵是费尽了心机的。他现在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冬天来了，他决定携全家到西海默思去过冬，尽管此时他仍旧未能解脱经济上的困窘，甚至债务还在不断地增加，但他总是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设想，而且不顾一切地去接近那美好的设想。“温和的海水浴对夫人会有裨益，特别是海滨的空气对孩子也大有好处，伦敦一年中这几个月可实在讨厌。”他是一个热爱自然、热爱新鲜环境的人，他相信好的自然环境无论对人的身体还是精神将是极好的熏陶。 这个自孩子诞生以来，已越来越浪漫的绅士也许做得过分了。12月他们在德文群海岸安顿下来，海水轻舔海岸，太阳火轮一样浮在辽远的海面，凉风带着淡淡的腥味，夫人的目光、孩子面对自然的那种新奇而稚嫩的兴奋的叫喊，使得他快活极了，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出外散步，弄湿了脚一点也不觉得，回到家里仍然余兴甚浓，也往往连长袜也忘记了换，他着了凉也毫不在意，直到小病变大病，染上了肺炎，一切都为时已晚。 就这样，公爵奄奄一息了，在痛苦的挣扎中，他草就了一份遗嘱，遗嘱中的财产仍是一个巨大的负数，他觉得对不起夫人和孩子，但他最不放心的却是孩子，孩子还不到一岁，在遗嘱里十分郑重地把这个未谙世事的孩子监护权交给了夫人，他努力地睁开眼看明条文并签了自己的名字，问过了自己的笔迹准确无误后终于合上了双眼，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失去了爱德华肯特公爵，那个日耳曼女人和她的孱弱的女婴在这个世界上将更加举步维艰了。更何况，有消息传来，不久，克莱伦斯公爵夫人又要生孩子了。在英国，她还能指望什么呢？ 公爵夫人的怀中，小维多利亚也似乎懂得了什么，一双微凸的大眼睛望着她的母亲，目光里显出了几许木然，几许迷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走向御座 一、一次严肃而神秘的考核中，公主的回答让两位主教惊讶不已。 肯特公爵的早逝对于小德玲娜——在家庭圈子里维多利亚总被这样亲昵的称呼来着，一面是一个巨大的无法预测的损失，另一面也意味着她再也没有弟弟的可能，也就是说如果克莱伦斯夫人没有孩子的话，谁也无法在未来从她的手里抢走王权。 1821年初，克莱伦斯夫人的第二个孩子伊丽莎白公主出生三个月便夭折了。这样，小德玲娜的位置已隐约可见了。情形的发展正日益朝吉卜赛人的预言接近。 人们开始把目光集中到肯辛顿幼儿室了。肯特公爵夫人的年金增加了一倍并拥有3万镑经费作为公主的抚养费，公主的成长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这个未来国王继承人牵动着从王室到平民每一个英国人的心。 这时，古老的英国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肯特公爵咽下最后一口气后的第六天，老朽的乔治三世终于结束了那漫长、不幸却又极不光彩的一生，随即摄政王即位。这不仅仅是王位变化更替，事实上更为强大的力量和猛烈的冲突正隐隐约约地震荡在皇家那个仍旧温暖的摇篮的四周，新的自由主义运动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涌而来。而强权者却依然端坐在王位上，固执而自傲，新的热情与新的希望正在泛滥，同时旧的热情与旧的希望也如强大的阴霾丝毫没有消散的迹象。新旧的力量交织着，皇家的摇篮悬在其中。这样的一种背景，这样的一个时代将把摇篮中的小天子造就成一个怎样的怪物？ 这种影响在维多利亚以后几十年的坎坷生涯中将展示无遗。但是现在，躺在温暖摇篮中的小德玲娜还感受不到这种巨大的震荡，她正被按一种传统而完善的模式塑造着。 肯特公爵夫人一丝不苟地继承着丈夫的事业，吉卜赛人的预言早由公爵传达于她并已牢记于心，她已是一个历尽人生风浪的女人，任何的困境不会轻易将她击倒：一定要把小宝贝抚养成一个完美的英国公主，不管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 不知是阿蒙巴赫劫难的造就还是肯特公爵的影响，公爵夫人除了拥有独立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外，她的计划是周密的，她的行为是扎实的。 一位聪明而深刻的小姐，汉诺威一位牧师的女儿费洛珍·莱恩小姐做了小德玲娜的启蒙教师，她以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力量征服了这位任哭不愿学识字的小主人的心，她成功地向她的学生灌输了一种新的精神，小德玲娜像安琪儿一样地跟随她的老师学识字、骑马、看歌剧…… 施巴特男爵夫人，莱恩小姐的密友则教小德玲娜手工技巧，做小硬纸盒并用金箔和绘花来加以装饰，小主人专心致志，充满了好奇与快慰。 泰格莉尼来了，教她以仪态的雍容高雅，拉布拉奇则用自己浑厚的低音来训练她的尖嗓门，官方委派的教师切斯特副主教，继续他那有关基督教史的无休止的讲授，而女教师诺瑟姆伯兰公爵夫人则教务长一样地监督着每一堂课程。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小德玲娜受教育的精细程度，还在她只能玩布娃娃的时侯，那些无数穿戴整齐的小家伙都被仔细编目登记，这是鲍比，那是珍妮，不能乱丢乱甩，更不能把名字位置搞混。一切都是那么严谨而周密。 这种严谨的教育使小德玲娜的知识储备丰富而合理，为未来对于国事的处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语言来说，德语当然是她所精通的第一语言，这是她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可她的英语和法语也不赖，尽管在英语语法方面还有待完善，但她掌握了三种语言却是不可置否的事实，甚至对意大利语实际运用也并不费力，对拉丁文也略知一二。 为了证明自己的教育得失以便更好地进行调整，在公主11岁时，公爵夫人要求伦敦和林肯的主教对女儿进行一次考核。顺便说一句，此时乔治四世也已过世，即位的是克莱伦斯公爵，新国王与新王后还未有自己的儿女而且已肯定不可能再有奇迹发生，维多利亚公主已被国会承认为假定继承人，肯特公爵夫人也获得了假若女儿成年之前国王去世时的摄政权，夫人和公主的地位已非昔日所能比。“我觉得时候已到”，公爵夫人在一封亲笔信中解释说：“该对小德玲娜来一次考核，如有出自判断失误的措施应该加以纠正，未来的计划还应给予审议修订……” 于是，一次神秘而严肃的考核开始了，两位主教如期来到宫中，提问的范围不加限制，十分广博，从基督教义经典著作到历史、政治、语言文字到各细密的自然科学，11岁的小德玲娜对答如流，清脆的童声在幽深的宫院飞扬，两位严肃稳重博学的主教是怎么也掩饰不了内心的那份惊讶与激动。在回答向她提出的大量问题中，公主显示了对基督圣经史诸般最重要特征以及英国国教所讲布的基督教各主要真谛与原则的精确认识，她对于编年史和英国史中的各大事件亦很熟悉，对如此年轻的人来说这是十分难得的。对于地理学、地球仪的应用，教学和拉丁语法诸问题，公主所作的回答也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二、当她那纯真的心灵得知了自己未来的命运时，小德玲娜悄然地哭了。 公爵夫人决心让自己的女儿从尽可能早的时刻起就做好身居高位的准备，这种准备除了广博的知识储备，更重要的在于培养出一种足以博得人们尊敬的风范，朴素、守矩、讲礼、诚实而不失高贵。 在她看来，对于基督教的虔诚的皈依是养成这种风范的惟一途径。她的观点来自于当时正任拉格比学校校长的大教育家阿诺德博士，阿诺德博士教育目的的第一要义就是要使学生成为“最高最纯字义的基督教绅士”，公爵夫人深信确保自己的女儿成长为一个基督教女王是自己一生的最高义务。 于是，我们看到在教堂的长椅上，纯真的公主承受着从高高的窗台斜射过来的晨光，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教师无休无止的说教。 于是，我们看到公主依附在母亲的身边，虔诚地做着礼拜，沉思默想中，基督已在她心中扎根，任何环境的变易将无法将它摧毁。 一向任性的小德玲娜仿佛是一个天生的基督教徒，她变得那样的文静、温柔，如一弯舒缓而清明的止水。 坚信礼上，她一身素洁，白色的镶花边绣衣，套着白玫瑰花环的白绉绸女帽，轻便的马车在教堂附近清澈的林上飞驰，犹如一道白光蓦然划过，银铃般的笑声抛洒下来，晶莹剔透，是的，这是一枚没有瑕疵与耀眼的光洁的小水晶，一段和清晨林间的空气一样清新爽朗的旋律。“我觉得我的坚信礼上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庄严的事件，我也确信它将对我的心灵产生良好的影响。我对过去所犯的一切过错深感悔恨并坚信万能的上帝会给我心灵的力量，使我舍弃一切的恶，追随一切的善与真，我将带着坚定的决心去做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竭尽全力地安慰亲爱的妈妈的一切悲苦忧愁，做她孝顺柔情的女儿，我也要听亲爱的莱恩的话，她为我操了那么多的心。”小德玲娜从13岁起就开始记日记了，她的日记如同她素雅的身体，与素雅的日记簿一样单纯而诚实。 然而基督教的博爱与诚实却丝毫也不妨碍小公主气质里所渗透出来的那分高贵与自信。这一份高贵的气质来自于环境或者教育或者纯然出自天生？我们很难作出精确的分析。事实是，当她还只有6岁时，她对自己的地位就有了某种微妙的体悟，当同龄的简·埃利斯小姐——鲍尔弗将军的千金——有一次随了祖母来到肯辛顿宫和公主一起游戏，小客人不晓客套，随意玩起地板上的玩具来，在小公主看来，那行为是太过于鲁莽与随便了，于是严肃的忠告从这位小姑娘娇小的唇间一字一顿地蹦了出来：“你不许碰它们，那是我的，另外，我可以叫你简，而你不许叫我维多利亚！”口气里充满了一股咄咄逼人的霸气。 公爵夫人的管家约翰·康罗伊的女儿维多莉尔是小德玲娜形影不离的游伴。她们常常是手拉手在肯辛顿园亲密地散步，但是小德玲娜永远不会在这种亲密之间失去自己，她清醒地知道那个穿红制服的大男仆究竟是为了她俩中的哪一个才那么远远地跟在后头。她的头始终那么高傲地昂着。 即使是在当时的国王乔治四世面前，她也从容镇定，不卑不亢。那是在她7岁的时候，她和母亲及同母异父的姐姐弗奥多拉受到国王的邀请到温莎去。尽管这位曾经与爱德华肯特公爵一辈子作对的家伙在自己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在自己年老力衰的时候，也许因为悟出了一些什么而终于厌倦了生气，而终于把一切做得和蔼可亲，但这个年迈的浪子，这个头披假发，面目浮肿，扮饰华丽，体态庞大，四周缠绕着珠光宝气的情妇与炫耀自得的浅薄大臣的家伙怎么也抹不掉他给人们的那种虚假的印象，人们无法揣测他的葫芦里到底装些什么药？在温莎他接见了这个有朝一日将在那些相同的殿堂里拥有大小不相同威仪的小德玲娜，“把你的小手给我”，他说，声音依旧是那么嘶哑、古怪。公爵夫人清楚地记得正是同样的古怪的声音在几年前小公主的洗礼仪式上，在为小公主的命名过程中曾使得丈夫尴尬至极而莫可奈何。 也就在夫人惶恐无措之际，小德玲娜却把骄傲的小手大大方方地伸了过去，那架式好像不是面对一位国王，也不是一位长辈，她高贵自如，她的纤纤素手传递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气息。 老家伙显然受到了某种刺激，第二天早晨，当他和格罗斯特公爵夫人乘着敞篷马车在公园再次遇到肯特公爵夫人和小德玲娜的时候，他扯开喉咙命令道“把她抱上来”，随即他抱着小公主策马奔驰；一老一小开心极了。无子无嗣的老家伙终于在自己年迈的时候找回了自己的灵魂。终于在自己的小侄女身上找到了一份天伦之乐，争吵、算计、虚荣、权势，一切都渐渐远逝了，小维多利亚，这个他过去从未放在眼里并百般刁难的小姑娘把他给彻底征服了，马车在弗吉尼亚湖边停下来，这里一艘游船正满载着绅士淑女们缓缓驶过，另一艘游艇上一个乐队正起劲地演奏着。“你喜欢什么乐曲？乐队可以演奏。”国王和蔼的目光洒在小侄女身上，他的兴趣甚深。 “《天佑君王》，陛下”，她立刻答道。 老国王及随从们皆大吃一惊，《天佑君王》为当时英国国歌，人们惊讶于小公主的机智，更为这位看似温柔纤弱的小家伙的气魄所征服，难道在她的气质中本身就包含一种王者的风范？ 公爵夫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为孩子的这种天生气质而感到高兴，但她清醒地知道，要使孩子真正明白人们对她的希冀，使孩子不至为将来的地位所眩惑，仅靠这种与生俱来的朦胧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孩子懂事了，应该让她对要置身的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让她明确的懂得那地位的职责，自觉到做一个君王的意义。 于是，1828年某一天的历史课上，女教师把一张详细的英王谱系表摆在9岁的小公主面前，女教师详尽地讲解着，从过去到现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从那张表上，公主终于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国王，她将是这个古老国度的至尊。多年来，在她心头的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突然之间变得明朗起来：母亲的教育，侍从的呵护，国王的宠爱，原来一切都早已安排，甚至连自己的出生，也不过是王权继承制度下的一种理智的精心策划的产物。 9岁的小女孩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命运，命运这个词的意义只有当一个人历尽人生坎坷走向暮年的时候才能真正地理解。现在，在她内心涌起的是从未有过的激动，面对自己的女教师，亲爱的莱恩小姐期盼的目光，她只说了句：“我要做个好人”，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便躲进自己的卧室大哭一通。是的，她聪明机智，高贵自傲，她从一懂事便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但只有当这种与众不同在今天以一种极其明白无误的地位得以明证之后，她的那份激动的情感犹如缺口的堤坝，她满眼汪汪一如滔滔的洪水恣肆泛滥。 三、在一种过于温情的女性化的精神氛围中，几位英俊少年的来访如同一缕亮丽清新的光束，睡莲隐隐地开放。 就在公爵夫人绞尽脑汁试图把自己女儿引向诚实、守矩、讲礼、温柔并且博学而又完美无瑕之轨道时，维多利亚公主也一天天地长大了。小女孩成了少女，少女又变成了大姑娘，身材日益丰满，水样的眸子里充满着无限的期盼，青春的气息荡漾在她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荡漾在她每一举手、每一投足、每一言谈之中。 一朵鲜花含苞欲放，正是需要阳光、需要自由而清新的空气的时侯，维多利亚却幽闲宫中。她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牧师的说教、莱恩小姐的娓娓言谈，充满欢乐、赞美、痴迷、幼稚的日记，或者一次开心的骑马，或者看几个小时的歌剧，或随意地翻翻布道的经书或晦涩的诗歌，是的，这有什么不好呢？安静单纯而甜蜜。莱恩是她最好的朋友，这个汉诺威牧师的健谈、精明的女儿在她的皇家学生身上倾注了无限忠诚，所得到的报答是无限的信任和热情的崇拜，公主甚至甘愿为她有生以来 “最为忠诚的朋友”——她的“宝贝的莱恩”——赴汤蹈火，由莱恩小姐大声朗读的塞维奈夫人的信札也是“多么的幽雅自然，充满了天真、聪颖和魅力”。而切斯特斯主教的“马太福音评注”又是那么的通俗易懂，“充满真知灼见和美好的情感”。公主每天都在写日记，每天都在回忆与沉醉之中，“这是一次开心的骑马，我们跑了很久，可爱的小罗西跑得棒极了！！我们1点15分回家……6点40分我们去看歌剧……鲁比尼出场唱了一首《安娜·布莱娜》中的歌曲，太棒了。我们11点30分回家。”但过分的单纯、过分的甜蜜，并非都是好事。对于一朵即将开放的鲜花，这甚至就是巨大的不幸，或许是太急于实现那个吉卜赛人的预言，或许公爵夫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自私之人，她从对女儿的设计塑造之中来证明的只不过是自己意志的存在与强大，所以她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在她的眼皮底下女儿自身的任何变化。 这样一种粗心的忽略，在公主还小的时候，并未显出什么特别的不好，尽管她不满于宫中的拘谨沉闷与严密的监督，而渴望着外面的世界，尽管对克莱尔蒙特的造访使她从利奥波德舅舅那里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宫中的慈爱，但短暂的造访结束后的遗憾对于一个兴趣易变的小女孩并不会存在很久。但是现在，这种粗心与忽略，很可能便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试想一个到青春期的女性却完完全全被包裹在一种全女性的精神氛围中，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日常温情的单调总需要一种自由的空气来打破，对于一个温情少女这种自由而健康的空气应该从与异性的交往中产生：和男孩子一起在草地上追逐，或者翻越那其实并不很高的围墙，或者就坐在沙发上谈笑甚至斗嘴，或者在推推搡搡中感受到一张粗糙的面孔贴上自己粉嫩的脸颊，哪怕是来自父亲和兄弟的暴躁、鲁莽、毫无顾忌的雄浑的笑声或粗声大气的呼唤，但是这一切被完完全全疏忽了，女性的义务，女性的文雅，女性的热情将她完全禁闭了。 难道娇嫩的花朵在她还没来得及开放就将在温室中暗自凋零？ 要是没有那众多英俊的表兄弟的出现，公爵夫人所精心塑造的女王将永远是病态的、柔嫩的、脆弱的。 1833年某一天，14岁的公主获得了她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快乐，她是那样的新奇、陌生，无法遏制。符腾堡亚历山大王子和欧内斯特王子两兄弟来到了肯辛顿，在公主修女般的生活中，掀起了一泓涟漪，两位王子高大英俊，如两座巍峨的高峰耸立在公主的面前，他们的面孔漂亮而不失刚毅，他们的谈吐友好得体却深沉有力。划船时，两位表兄紧靠在她两侧，小心地保护着，船的摇晃使她第一次感到了异性那坚实的臂膀与宽厚的胸膛，这些无意的偶尔的触及，使公主隐隐的感到她触及的是一个她从未有过甚至从不曾想到过的崭新的生活领域。 两位王子要走了，她目送着他们走进船舱。在岸边她遥望着他们远驶而去，两座巍峨的高峰消失了，无限的哀伤却腾升而起，她第一次感到了失去的悲哀。 心扉便这样缓缓打开。 两年以后，另外两个表兄弟又来了，那是费迪南德公子和奥古斯特王子。如果说，两年前对于亚历山大王子和欧内斯特王子的那种感觉还纯然来自于一种不期而然的偶合，他来得那么的神秘，模糊朦胧，不可捉摸，那么现在公主是成熟多了，公主的那份兴奋与快乐更多地来自于一种自觉的细致的观察与思考，她的日记十分详尽地说明了一切：“亲爱的费迪南德已经赢得了各方面的普遍好感……他毫不做作，容貌和风度都是那样的出众，他俩都是亲切迷人的青年。奥古斯特也很和气，熟了以后，他还表现出很有见识。”“亲爱的费迪南德跑来和我坐在一起亲切而有条理地谈话，我是那样的爱他。亲爱的奥古斯特坐在我身旁和我讲话，他也是个好青年，并且十分漂亮。”她满心欢悦，看着身旁两位英俊的青年，柔和的目光从这个转向那个，又从那个转向这个，心里作着反复的比较却仍然分辨不出哪个更漂亮些，她不忍心地说奥古斯特漂亮而冷落了费迪南德，于是她紧接着写道：“我觉得费迪南德比奥古斯特更漂亮，他的眼睛是那样的好看，表情又是那样的生动聪慧，俩人的谈吐都同样可爱，而费迪南德在说笑时的表情真是动人，他是那么好”。比较来比较去，最后的结果都只能是一个：俩人都非常英俊可爱。 是的，她也曾用同样的口气说过，她爱着亲爱的莱恩，爱着亲爱的费奥多拉，还有她亲爱的维多利亚和亲爱的施巴特夫人，当然还有亲爱的妈妈。但是，这样的一种单纯更多地出自于内心感激的情感和现在从两位年轻异性漂亮的面容，英俊的身体，以及迷人的谈吐中所产生的那份迷恋却不能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崭新的情感领域，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爱情的萌动，它纯属人的自然本能。这种自然的本能，这种对于爱的自觉与追求，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是多么的平常自然，而对于一个从小便被按照某种模式去设计塑造的维多利亚公主，那是何等的可贵，这样一种别人无法设想的情感从巨大的早已安排好的桎梏中突围出来，它才真正地属于年轻的维多利亚，她是那样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这样的一种对于异性的情感的萌动在不久以后随着另外两个王子的到来而更加剧烈。她大舅萨克思·科堡大公的儿子，欧内斯特王子和阿尔伯特王子令此前到这里来的所有表兄弟们黯然失色。一见到两位英俊的青年，公主便完完全全地被征服了。欧内斯特和费迪南德、奥古斯特一样高，黑头发，漂亮的黑眼睛和眉毛，有着最和善、最忠诚和最聪明的面部表情。阿尔伯特更为魁梧，大大的蓝色的眼睛，漂亮的鼻子，长着一副好牙齿的可爱的嘴巴，充满了和善与甜蜜的动人的微笑以及十分流利的英语在公主的心目中是那么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和他们在一起，她感到了无比快乐。无论是挤在沙发上指点着他们彼此所作的图画，还是静静地聆听他们幽雅的钢琴弹奏，或者和他们一起逗弄着欧伯斯特舅舅带来的那只驯良可爱的叫洛里的鹦鹉，或者干脆在一起高谈阔论，谈论着一些严肃而深奥古怪的问题，他们的知识是那么的渊博，公主甚至无法听清究竟在谈论些什么，但单是那你来我往的争论，那些略显粗硬的男子的声音以及稳重得体的姿态就足够她陶醉了。她和他们一起度过了十分美好的三个星期，她毫不掩饰她的那份愉悦：“和我亲爱的舅舅和那最亲爱的表兄弟在一起，我真是非常非常的爱着他们，远远地胜过爱世上的任何别的表兄弟，我虽然深爱着费迪南德，也爱好心的奥古斯特，但我更爱欧内斯特和阿尔伯特，哦，是啊，更爱多了……”在公主看来，阿尔伯特的举止更为幽雅，图画与钢琴也更为出色，阿尔伯特钢琴弹奏出来的每一旋律都在她内心深处引起相应的波动，阿尔伯特时常弄出些小小的玩笑，或是机灵诙谐的答话，或是滑稽的表演都充分地展示出这位青年人的聪明，维多利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内心的波涛不断的翻滚，那个英俊的、充满了美德和才气的阿尔伯特给这位含苞欲放的少女留下的印象是太深刻，太深刻了。 只是时间过得太快，三个星期一晃而过。维多利亚留不住时间，也留不住舅舅和可爱的表兄弟。码头，汽笛再一次拉响，她热烈地拥抱着最亲爱的两位表兄弟，伤心的眼泪滚涌而出，她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再见，她不知道再见时他们将是怎样的情形，她的内心只是不断地祈祷着，再见了，欧内斯特，再见了阿尔伯特。 四、“他是我的第二父亲，甚至是惟一的父亲”。 在维多利亚的成长过程中，还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及的，公主的舅舅萨克思·科堡的王子利奥波德。 作为日耳曼小诸侯的幼子，利奥波德几乎继承了日耳曼民族的所有优点：沉着得体的态度、温文尔雅的谈吐、小心谨慎的举止，以及广博的知识与严密的思维，这一切曾使他在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威风八面，风头出尽，又在随后的“雅尔塔会议”上展示出了相当的外交才能，也正是凭着这一切，他在与夏洛特公主的婚姻中争取了摄政王，感化了诸多大臣而最终在与众多王子的较量竞争中一举获胜，婚后又将那个野性十足、浮躁不安且又大手大脚的任性公主——即未来王国的继承人——驯服得五体投地，每一次由公主挑起的口角，争吵最终却是以同样的对话收场： “我一定按照你的愿望去做。”公主说。 “我本人并无所求，我每次勉强你做什么，都深信这是为了你的利益，是为了你好。”利奥波德倒是显得十分的理智与平静。 极短的时间里，利奥波德便在英国深得人心，口碑极好。人们毫不怀疑，一旦夏洛特继位，利奥波德对于英国的影响将无法估量。而利奥波德也正是有着满腔的抱负等着去实现，满腹的才华等着去充分地施展。 夏洛特公主的早逝使这一切化为泡影，他继续在伦敦西南伊谢尔附近的克莱尔蒙特住下来，只是没有了口角，没有了争吵，也没有了脉脉温情，满腔的抱负也如同受伤的鹰隼，只有暂时收藏起飞翔的翅膀。他从萨克思——科堡带来的被称做智多星的日耳曼医生克里森·费雷特里奇·斯托克玛陪伴着他，他是那样的孤单。 直到他的姐姐维多利亚·玛丽·路易莎与爱德华肯特公爵联姻，直到他有了可爱的有着特殊地位的外甥女维多利亚的降生，他重又燃起了一丝希望，至少他可以通过对于外甥女的影响来部分的施展自己的才华。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尽管在维多利亚即位后曾多次把舅舅的影响放在一边甚至有意地抗拒，但利奥波德在公主成长过程中的影响已渗入到公主的心灵深处，其潜在的作用是深刻而远大的。更何况即使在与舅舅的对峙中，那种不满与抗拒，纯然是出自一种王者的尊严，而他们感情上的纽带却从不曾有过任何断裂。 利奥波德把自己最诚挚、最深刻的关怀倾注在他这个外甥女身上，甚至特别在她的父亲——那个与利奥波德曾有过密切往来的肯特公爵一去世之后，他简直成了一个沉着坚定的父亲，始终站在孱弱的维多利亚面前。 1820年肯特公爵在西海默思猝死，使公爵夫人发觉自己已无力返回伦敦，正是利奥波德一笔一年3000镑的资助才使母女俩回到伦敦并在肯辛顿留了下来，才使得让维多利亚在英国的环境中接受熏陶并将她抚养成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公主的计划不至随着其父的死一起中途夭折。在维多利亚刚刚懂事的那些年里，她觉得最大的快乐便是离开单调的肯辛顿而到克莱尔蒙特的舅舅家去，慈爱的舅舅不断地和她亲切交谈。简直像把她看成一个成人，而一直没有父亲的维多利亚也把他看作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她后来回忆道：“他是我的第二父亲——甚至是我惟一的父亲。” 现在，维多利亚长大了，利奥波德也必须离开英国去做比利时国王，那是1830年，小维多利亚也已经11岁。他们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断断续续的通信来维持。但利奥波德却充分地发挥了通信的作用，他的外甥女已能看懂并能写信了，他把自己的忠告，自己对于政局的理解，关于君王的义务，关于报纸的偏见愚昧都以信的形式传递给维多利亚，字里行间充满了关切与爱护，充满了对于未来女王的希冀。 听亲爱的舅舅谈论任何事情，都像在谈一本有启迪的书，他的谈话是那么生动，那么明快。他被公认为目前第一流的政治家。谈起政治，他是那样地温和，却又坚定不移，不偏不倚。舅舅告诉我比利时就其体制、工业及繁荣来说，确是一个典范…… 维多利亚的心目中对舅舅利奥波德充满了无限的敬佩与尊敬。 利奥波德不失一切机会以自己的身份与形象影响着维多利亚。威廉国王与其弟媳肯特公爵夫人的矛盾早已公开化，在政治上他极力反对夫人所亲近的辉格党，也竭力阻止年轻的科堡王子到肯辛顿的访问，为了进一步削弱夫人的势力，他甚至想给维多利亚公主和奥林奇王子拉媒，矛盾日益尖锐，事态日趋复杂，已做了比利时国王的利奥波德的信也及时飞来而且措词激烈： 你那位国王老伯的行为真令我吃惊，竟然邀请奥林奇王子将己意强加于人，这太不像话了……就在昨天我收到一份来自英国的半官方的通知，暗示说你的亲戚最好今年不要来访——然而，皇后和国王的亲戚们，天晓得有多少，却可以成群结队地涌来控制一切，而你的亲戚却被禁止入境，你也是知道的，你的所有亲戚对国王无不忠顺和爱戴。我们的确从未曾听见过这种事情，并希望你也能对此有所同感；现在奴隶制即使是在英国的殖民地里也已经被废除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惟独你的命运还停留在英国的一个小白奴上，供朝廷消遣开心，他们从不曾将你买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曾在你身上花过一文钱，或是国王曾为你的生活花一枚六便士硬币……啊，道义的、政治的或其他的真诚，你们何在呀！ 1836年威廉国王原本天生充沛的精力在一场大病的折磨后消失殆尽，6月，国王的死期已近，利奥波德深感关键的时刻已经来临，外甥女即将登上英国政治的最高舞台，一方面他觉得此时此刻自己有更大责任和义务去帮助指点在他看来还不成熟的女孩，因为这时的忠告其意义将非同寻常，另一方面他也感到一旦即位，与自己的这位外甥女的交谈将不得不小心翼翼了，所以在女王走向御座的最后一刻，他反复琢磨，给外甥女接连写了几封极尽忠告的长信，“在每一封写给你的信中”，他说“我旨在反复对你说，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要勇敢、坚决、真诚，像你一直所做的那样。”另外，面对这个日益迫近的重大时刻，不必惶恐，而要相信自己性格中的“天生良好的感觉与真诚”，做任何事都不要匆忙，不要伤害任何人的自尊心，还要保持对辉格党内阁的信任。除了写信、远在布鲁塞尔的利奥波德还做出了一个他所能做的非同寻常的举措，那个他最信赖的朋友，那个被称做智多星的20年前曾陪着他在克莱尔蒙特度过了一段孤寂时光的日耳曼医生斯托克玛，被支派到公主的身旁，斯托克玛很快便赢得了公主的信赖，从此聪明机智而有稳重的斯托克玛成为公主接受利奥波德影响的重要途径。 五、厅门开处，一个娇小的形象带着无与伦比的娴雅与令人惊讶的庄严走向御座。 就这样，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带着她的母亲所希望的那种纯基督教徒的温和、诚实守矩的风度以及作为一个女王所必备的广博的知识，带着利奥波德舅舅所给予的勇敢、沉着自信，带着一个女王的责任与义务，也带着与生俱来的那份任性，那份执拗，那份对于爱的渴慕走进了她的成年。 1837年5月24日，18岁的维多利亚迎来她法定的成年日。 未来女王的成年日十分隆重，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庄严的仪式，丰盛的午宴以及盛大的舞会给每一位高贵的来宾们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而公主本人也高兴极了，特别是连国王本人，这位在摄政王死后，在经历了56个年头的默默无闻而一朝发迹为王的老水手，这个对他的弟媳肯特公爵夫人充满了敌意的老头，对侄女维多利亚，他死后王位的继承人却一直很仁慈，这一天他派出大臣科宁厄姆勋爵给她送来了一封贺信，信上明示，将供给她一笔1万镑的年金，这笔钱将由她本人自由支配。 就在这以后不久，威廉国王身体突然垮了下来，眼看已死到临头。 所有的目光与思虑都转向了维多利亚，维多利亚也清楚地知道，她一生中关键的时刻即将来临。 1837年6月20日凌晨，在温莎到肯辛顿的道路上，一辆马车迅疾地奔驰，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街道的宁静。马车上坐着坎伯雷大主教及宫廷大臣科宁厄姆勋爵。威廉国王刚刚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们便急急忙忙前往肯辛顿向即将即位的新国王维多利亚禀报。 他们在5点钟赶到肯辛顿，女王还在睡梦中，她穿上晨衣独自一人走进两位报信人侍立的房间。看着面前这两个唯唯诺诺的权贵，她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已明白，从现在起，她已经是英国的国王了。 她的内心掠过一丝激动，吉卜赛人的预言已经实现，父亲肯特公爵及其夫人的努力没有白费，而自己盼望已久的时刻已经来临…… “对那个迫近的重大时刻，不必惶恐，不必匆忙……要勇敢、坚决、真诚”。利奥波德的忠告这个时候十分奇怪地在耳旁响起，她对利奥波德舅舅充满了感激，是的，舅舅的关心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显示了其非凡的价值。她镇定下来，挥退了主教和大臣，给舅舅写了一封信，又给姐姐费奥多拉去了张便笺，她已经显得十分的平静：“既然天置我于此位，我将竭尽全力对国家完成我的义务；我还年轻，虽说不是全部，但在很多事情上也许还很缺乏经验，不过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有去做好正当合理事情的真情实意。” 9点，首相梅尔本勋爵身着全副朝服来拜谒新的国王，他吻过公主的手，说了些客套话，然后等待着公主的回应，这是公主的第一次政务活动，公主显得有些拘谨与慌乱，好在早饭时斯托克玛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教给她的那些话正好派上了用场：“让您老人家和现内阁其他成员继续整理国务是我一贯主张。”话一说出，即感到踏实多了，一切原来就这么简单？她的高傲与自信在经历了片刻的慌乱的飘移之后，很快恢复到了公主的身上。 按安排，11点30分她下楼来到红色大厅主持她的第一次政务会，梅尔本首相和其他众勋爵显贵，主教将军以及朝廷重臣们翘首以待，厅门终于开启，人们看到一个非常矮小、非常纤细的清纯女子，穿着深色简朴的丧服独身一人走了进来，她从幽闭已久的宫中走来，神秘地出现在众人目光中，金色的头发，蓝色稍凸的眼睛，小小弯弯的鼻子，一张略露上齿的嘴巴以及精巧的下巴，光洁的肤色，更有那天真、庄重、青春和镇定奇妙地混合在一处的表情，柔和稳重的步履，这就是他们的新国王。 历事甚多的权贵们面对这动人的一幕也不能不惊讶不已，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娇小而又坚定的形象庄严而娴雅地一步步走向金碧辉煌的御座，随即坚定而且完美清晰的宣诵声在大厅里久久回荡。 新的旅程终于开始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初试锋芒 一、青春的光辉给古老而多雾的伦敦带来一丝亮色。 新女王给人们的第一感觉是极其完美而深刻的。人们压抑得太久了，英伦大地所笼罩的腐朽的气息激起了人们对于新的时代的强烈渴慕，而现实却是，作为国家的代表的国王们尽管不断地更替，乔治三世、摄政王、威廉国王，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已换了好几位，但这几个龌龊的老头，淫逸而又贪婪、愚蠢而又荒谬、自负而又虚弱，永远背负着债务、霉气以及各种各样的丑闻，他们把人们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击得粉碎。 维多利亚迥然不同。她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金色的头发，嫩红的脸蛋，欢快的步伐不断地出现在古老都城，她的敏锐的感觉，明智的决定，谨慎的言谈以及她的单纯、多情与浪漫在无数臣民之间流传。她如同古老传说中的仙女，她似乎不是来自女修道院式的肯辛顿，那里太神秘了，外人无从有直接生动的印象，她的突然出现如同来自纯净的天外。 青春和幸福的金晖涂抹着每一个时刻。 多年的空虚、寂寞与压抑使维多利亚在青春妙龄之际突然获得了权力与自由之后激动非常。一切都是那么的好，骑马、吃喝、跳舞，生活是那么的活泼、轻松，哪一样她都舍不得放弃，她最喜欢的还是那些盛大的舞会，她总是在寻找一切由头来组织舞会，表兄弟的到来啦，过生日啦，年轻人的聚会啦，音乐响了起来，舞客们翩翩起舞，幽暗的灯光下如梦如影，就这样飘飘欲仙，通宵达旦。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她还有太多的公务要做，像山一样的文件堆积在桌前，但她丝毫也不感到厌烦，这工作是那样的新鲜，这新鲜而陌生的工作时时刻刻提醒着她自己的身份，她因此而备感快乐，“我有那么多由大臣们送来以及我给他们的文件，每天都有很多的呈文要我签署，我总是有一大堆的事要做，我对做这种工作很高兴。”在她即位后几天的日记中她这样写道。 给她这些幸福的，除了地位、权势，还有金钱，她已被授与38.5万镑的年金，支出家中的各项花费，她还享有兰切斯特的采邑，年收入在2.7万镑以上，她偿还了父亲的债务，一身轻松想干什么便干什么。 维多利亚就这样带着年轻人的热情与单纯，踏着欢快、活泼的步履，从肯辛顿到白金汉宫开始了她那长达64个年头的执政生涯。 人们有理由重燃希望，期待着一个完美的充满活力的新的时代从此开始。 二、“亲爱的妈妈，希望您能答应我作为女王向您提出的第一个要求：让我独自待上一个钟头。” 然而，单纯、活泼、温情仅仅只是维多利亚品格的一个方面。在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所展示出来的却是任性、固执与武断。而且这一面在她当上了女王之后更见锋利。 还是在童年的时候，小维多利亚的任性就常常令母亲以及保姆们无计可施，她动不动就大发脾气，跺着小脚，对谁也不屑一顾，她不愿学识字，不管人们怎样劝说，不学就是不学，即使是事后她也许会歉疚地流下眼泪，可是字仍旧是不学。 这样一种任性与固执一面在表面上不断地被公爵夫人及莱恩小姐改造着，另一面却顽固地蛰伏在心灵最深处潜滋暗长，随着维多利亚对于自己地位的越来越清醒的认识，这一份任性与固执朝着更为危险的方向滑进，那就是越来越强烈的占有欲，那就是。 由于家庭的环境和父母的影响，在政治上她更多地倾向于代表上升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有意思的却是，她的这样一种政治倾向在根本上却只是围绕一个目的：维护王室的权威，展示君主立宪的威力。 维多利亚用一种表面上适应时代潮流的方式对抗着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特别是当她登上王位的宝座以后，君临一切的威仪使她感到这是她的一种责任与义务。 母亲是第一个牺牲者。 即位后的第一次御前会议，维多利亚以她的举止博得了满朝文武百官的惊讶与赞叹，威灵顿公爵，罗伯特·比尔爵士，甚至粗野的克罗克和冷酷刻薄的格里维尔，皆无不为之倾倒。维多利亚感到了巨大的荣誉，这一成功助长了她蛰伏于心头的那股傲气。 会后，她仍然沉浸在不可自制的喜悦之中，她甚至有些不能相信，那么多的高贵的文武官员们在她的面前竟是那样的唯唯诺诺。她穿过前厅时发现了正在等她的妈妈。 “现在，妈妈，我真正成为女王了吗？”她明明知道一切，却仍不放心，希望这不是在做梦。 “你看，亲爱的，那是真的。” 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她倒是显得冷静下来，现在她不再是肯辛顿宫里那个小公主了，她是女王，她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今后的一切。 “那么，亲爱的妈妈，希望您能答应我作为女王向您提出的第一个要求，让我独自待上一个钟头。” 一小时的独处，实在是太短了，那么多的事情维多利亚真是无从想起。但这一小时对于维多利亚来说又是何其的可贵。从她懂事的时候起，母亲的目光从不曾从她身上挪开。从早到晚，白天黑夜，母亲的关注从不松懈。甚至在长成大姑娘以后，她仍然睡在妈妈的卧室里，仍然没有一处地方供她独坐或单独忙活，一种超乎寻常的关注寸步不离地环绕着她，一切都经过母亲的精心安排，直至即位那天，她还从未有不被别人牵着手走下楼过，她从内心里对母亲含有深深的感激，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渐渐地看清她的母亲有着那么多的不可宽恕的缺点：她自私、狭隘而又趾高气扬，她总是试图把自己的女儿牢牢地控制在手心。维多利亚清楚地记得，前几年的夏天，母亲打着让维多利亚了解英国各地的幌子，带上她国王出巡般地到各处旅行，这些旅行其实是母亲极其自私的虚荣心极端膨胀的结果，她不过是借此以显示自己的地位与荣誉罢了：旅行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吸引了无数热情的百姓，每到一处，当地市民奉致欢迎词，公爵夫人头戴摇曳的羽毛几乎把旅行的主角维多利亚公主给遮盖了，她带着浓重的日耳曼口音，大声地宣读着答词，她坚持游艇所到之处，所有的战舰和炮台必须致以皇家礼仪，军乐和礼炮震耳欲聋……尽管对此维多利亚也曾作过抗拒的努力，比如说在母亲与她的伯父威廉国王的激烈争吵中，她并未因为母亲而憎恨伯父，相反她曾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感激，“他是古怪，十分古怪而又乖异的”，但是， “他的主张常常遭到误解”，又比如，在宫廷纠纷中，她的态度总是站在莱恩小姐与施巴特夫人一边而反感母亲与约翰·康罗伊先生、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她甚至曾把母亲与其管家约翰先生的过分亲昵的秘密吐露出去……但是，这一切对于公爵夫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公主的反抗是暧昧而软弱的，母亲的阴影是威严而巨大的，她无法走出这威严而巨大的阴影。 现在，情况迥然不同，她不再是肯辛顿宫那个摇床上的孩子，不再只是一位纯情的皇家少女，她是至高无上的女王，她有权主宰自己也有权支配别人。 当短暂而宝贵的一小时结束之后，她发布了一道意义深远的命令：将她的床从母亲的房里搬走。 这仅仅是一次如我们平常一样的居室的安排上的变化吗？它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维多利亚在努力截断与母亲的几十年的那根神秘复杂的纽带，现在公爵夫人不仅仅是她的母亲，更多的是她的臣民，这才是最根本的变化。作为女王，她不能受任何人的控制，她主宰一切。 只是，公爵夫人成了真正的牺牲者，她的女儿成了英国女王，多年的期待终成现实，人生的契机就要来临，殊不知这种契机带来的却是自身理想的破灭，女儿即位之后建立起来的所有影响、信赖和权威顷刻之间全然坍塌。她知道，从今以后维系着她和女王的只能是朝仪和孝道了，而这种外表的尊荣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她渗入维多利亚的内心，她的失望与愤慨即便是在拿破仑的铁耙犁过萨克斯科堡公国，在肯特公爵染病身亡而无力从西海默思返回肯辛顿时也不曾有过。 三、老辣的比利时国王也终于流露出一种奇怪的哀伤的调子。 紧步公爵夫人后尘的是她的弟弟利奥波德，那个野心勃勃的比利时国王。 在维多利亚的成长过程中，舅舅利奥波德一直以生活上的保护人和精神上的导师的身份出现，她也确实从舅舅身上找到了许许多多作为“人君”所必须的东西。 只是，当维多利亚真正登上辉煌的御座以后，那接二连三的来信与忠告已别具意义：他试图影响操纵英国的女王吗？他是在利用自己的家族地位来巩固自己的政治位置来实现影响全欧洲的野心吗？ 利奥波德正有这番意思，夏洛特公主的早逝破灭了他统治这个欧洲最强盛的国家的野心，他强忍着失望在僻静的克莱尔蒙特过着相当长的一段孤寂的日子。现在，他已是比利时的国王，他的那位一向在他面前百依百顺的外甥女做了英国的君主，他有什么理由不重新拾起过去的早已逝去的那份理想与抱负？甚至，他的胃口更大：如果不能使一国之君克服宪法的障碍，去左右外国的政治，那么皇室的攀亲意义何在？英国的女王是他的外甥女——非但如此——简直就是她的女儿：他的心腹代理人斯托克玛又正备受恩宠地住在白金汉宫，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笨伯和昏君才会失去这样的良机，即在英国大臣们的背后，利用个人的影响，将自己的意愿加于英国的外交政策。 对此，利奥波德充满了信心，因为在他的眼中，外甥女还是个不成熟的孩子，她是那么的孱弱而温和，那么的幼稚而单纯。 于是建议与忠告没有因为维多利亚的即位而有丝毫的收敛，甚至更加频繁。在她即位后的第一封信里，他即劝告这位年轻的女王，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都应该强调自己的英国出身，赞美英国国民，他向她力荐英国国教，他知道，对于那些执拗的英国人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位置，获得国民的良好印象，这一点极其重要。他还劝告她“在你要对任何重大的事情做出决定以前，最好能和我商量：这也会使你有从容不迫的时间。” 也许是过分的自负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也许是那份急于实现的野心使他失去控制，也许是外甥女那一向单纯、幼稚的外表欺骗了他，总之，他是错误地估计了眼前的这位年轻的女孩子。重大的事情最好都要和他先商量？女王眉头略蹙，这个在过去也许会被她当作理所当然的劝告现在却显得那么的刺眼。 她仍旧很热情地给舅舅回了信，但却少了一份洗耳恭听的忠诚，信很含糊、很草率、漫不经心、大而无当：“你的忠告对我总是最重要的。” 利奥波德当然感受到女王的弦外之音，这枚软钉子使他暗暗惊讶于外甥女的厉害。但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坚定与执拗也是出了名的，他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认准的事情。 建议和忠告仍旧不断地邮到女王的案前，只是显得谨慎一些了，他不再那么裸地谈论自己，比如关于德列文夫人，那个在维多利亚身边总想刺探与己无关的事情的危险分子，他提醒维多利亚留心，“有一条原则我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即未得到你的允许，永远别让人们谈论你本人或是你的事务。”如果这种事儿发生了“便岔开话题，让那人明白他犯了一个错误。又比如如何把官方不愿意明说的事情说出去，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他指出任何信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邮递中要被人拆看，这无疑很不方便，但一旦运用得好，也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一直为那些要塞的事受着普鲁士的困扰，现在我们可以告诉普鲁士政府很多事，都是我们不愿意以官方名义对他们说的，让大臣给我们在柏林的人写一道公文，然后邮寄出去，普鲁士人肯定要拆看，这样便知道了我们想要他们听到的话。” 但这位比利时国王的耐心在一场外交危机的纷扰中丧失殆尽。在他与法国、荷兰争夺殖民地的周旋中，他处于被围攻的窘境，他渴望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而此时的英国政府却明显地想采取中立的立场，他再也没有耐心谈论那些遥远的别人的事情：“我所请求陛下做的一切，只是请您偶尔地向大臣们，尤其是尊敬的梅尔本勋爵表示，只要不违背您本国的利益，您不愿意自己的政府率先采取这样的态度，以致顷刻间毁了这个国家和您的舅舅及他的家庭。” 但维多利亚却表现出了相当的“耐心”，她的回信拖延了一个多星期。在信中，满版满页都是对于舅舅的热烈的依恋与感激，而对于自己的对外政策却绕来绕去，没有半点实质性的表露：“千真万确，我最亲爱的舅舅，如果你觉得我对于你的热烈而诚挚的依恋以及对你的衷心的爱戴会被改变可就大大地错了，任何事也不能使它改变”，“无论梅尔本勋爵还是帕麦斯顿勋爵对比利时的繁荣与富强都一直极为关注。” 她这样做一面是英国“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使然，另一面也是她试图搬掉自己面前那座威严的大山以显示自身强大力量的一次挑战。 维多利亚女王赢得了这场挑战，显示了自己的威严。 一个又一个的软钉子使利奥波德极为尴尬却又不好发作。艰难的处境迫使他决心豁出去来一次大胆的进攻以试一试自己作为国王的魄力与舅舅的权威来使维多利亚就范，他几乎失去了他惯有的态度，他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给维多利亚写道： 你从来就晓得，我从未求过你任何东西……但是，如我先前所说，假若我们不当心，后果将是严重的，它将多多少少影响到每一个人，而这应该是最值得我们思虑留心的事情。我亲爱的维多利亚，我依然是你亲爱的舅舅利奥波德。 他把最后的一张王牌抛了出来：作为你的舅舅，他的建议与忠告难道可以当耳边风吗？ 在今天看来，平日显得温和的维多利亚简直是有些残忍了，她甚至连回信也懒得动笔了，她只是把梅尔本勋爵的信照抄了一遍，只不过零零落落地到处加上一些“亲爱的舅舅”之类的娇情的话，在末尾添上一句“代向路易丝舅母及孩子们问好”，而至于勋爵的那封信，按女王的授意，也不过是不着边际，“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外交辞令罢了。 利奥波德已是黔驴技穷，他完全没有想到会这么彻底地败在外甥女面前，他完全无法猜测这位幼稚而单纯的女孩是如何变得那样的蛮横与强硬，更令他黯然神伤的是，猛然发觉他刚刚教给外甥女的对待德列文夫人的办法却又被原原本本地用到了他身上。这倒是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者“教会徒弟打师傅”。这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呢？ 他还能说什么呢？“是的，我亲爱的维多利亚！我那样深情地爱你……我爱你只是为着你自己，我把你看作一个可爱的孩子而爱，对她的幸福我曾那样深切地关心着。”他只能如此了。若干年前，他曾对那个任性的夏洛特公主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并无所求，每次我勉强你做什么事，都深信这是为着你的利益，是为了你好”，只不过，那时利奥波德是以征服者的口气在说话，而现在，同样的语句里流露的却是另外一种情调，一种奇怪的若有所失的哀伤的调子…… 四、女王挥退一切，另一个形象却悄然而至，他一下攫住了那双多情的目光。 同母亲的分居、与利奥波德的抗争，表明了很多曾潜伏在维多利亚性格中的东西正走向前台，一种专横独断的脾气，一种强烈固执的自我中心意识越来越明晰可辨，人们发现宫中的礼仪，不仅远没松懈，而是越来越僵化了，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是，无论是谁，哪怕是最细微不过地触犯了这些森严的清规戒律，就要被当作对女王的不恭而毫无例外地立即受到女王那锐利而轻蔑的白眼。 那些企图介入她的生活，企图对女王的行为施加任何影响的“危险分子”，都被她毫不犹豫地一一挥退。 但是，另一个形象却挥之不去。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将他挥退，甚至相反，当他朝女王徐徐走来时，她是热烈地张开了娇小的双臂。 首相梅尔本勋爵，女王即位后接见的第一位政府要员，在那些曾在女王生活中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纷纷退隐之后悄然地走至前台，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他充当着女王心目中的主角。 这位58岁的勋爵有着高贵的身世与优秀的素质，他生于富贵荣华之中，母亲美丽而聪慧，是辉格党尊显的主人，他也被作为这个辉煌社会的一员而抚养成人，英俊的容貌，健全的大脑以及那宽仁而又丰富的内心，冷静而又敏感的性情以及幽雅洒脱的举止与博学的知识使他刚一成年便轻而易举地在政界崭露头角，辉格党一获胜，他便成了政府的要员之一，而且很快便稳稳当当地当上了英国的首相。 在政治上他显得自相矛盾，一方面，信仰上他是个保守派，但他却是因为身为主张改革的一党即辉格党的领袖身份才得以掌权，这样一种奇特的矛盾正是当时许多政客们的共同特点，甚至包括维多利亚，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着的怪胎。 面对这样的一种矛盾，聪明的梅尔本却显得相当的洒脱：他认定，政府的全部职能只在任其自然，所做的一切无非只是防止犯罪和维持契约。这看起来真有些大智若愚，它使得梅尔本在处理许许多多复杂的事物与紧张的人事时显得特别的漫不经心与轻松自如。严肃而拘谨的接受接见的官员们常常发现他不是斜躺在一张绷床上，面前摊满了书籍和报纸，就是正在化妆室悠闲地刮着胡子，或者是全神贯注地吹起一片轻飏的羽毛，或者是突然来一句不着边际的玩笑，即使是在内阁会上，他也常常不知在什么时候呼呼大睡，在他的面前谁也别想故作正经。但千万别以为他的心里也一样糊糊涂涂，不着边际。在接见官员时，他常常是在前一天夜里已将他们的事情做了苦苦研究，甚至每一个细节。因而当他收起那份漫不经心而做出决定时又总是那么的明智、正确，让人们怀疑他的那份漫不经心的懈怠是不是一种伟大的韬略？ 这样的一种韬略在政治以外的个人生活中也同样的极具魅力，他的生动有趣的谈吐，大大咧咧的举止，突然的发问，以及他的懒散闲适使得他在社交场上也永远是一个夺人心魄的伴侣，一个十分可爱的男人。 他的确倾倒过许许多多的女人，可爱的布朗冬太太，不幸而才华横溢的偌顿夫人……他每天都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与形形色色的女人的交往上。他身上的阴柔之气使他很容易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多女人的朋友，而他身上的阳刚之气却又使他很容易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不仅仅只是作为女人的朋友而是更进一步。 现在，他带着这种阴柔与阳刚的奇妙的组合，走到女王的身边，轻吻着女王的手背，女王便立刻被这幽雅的气度迷住了。 而且这样的一种迷恋很快就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佳丽。她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天真烂漫，少女时代漫长的空虚寂寞与压抑使得这位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在一旦获得了自由和权力之后情感的波涛来得更为猛烈。是的，她曾经为她的众多的表兄弟们所迷恋，但那种迷恋毕竟是短暂的，他们的见面实在是太难了，虚幻的想象与思恋终究抵御不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而现在风度翩翩的梅尔本勋爵每天，不，几乎是除去睡觉的所有时光都活动在她的面前。 生活是那么的单纯、愉悦，充满了阳光。她感到她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梅尔本勋爵。早晨他们在一起谈公务，但岂止是公务？开始不过是梅尔本勋爵随意的关于图书的评论，关于英国宪法的意义，关于人生的一些即兴感慨，关于一个又一个18世纪伟人的传奇故事，或者干脆便是纯粹的逗乐，总之题目是众多的，梅尔本勋爵随便拾起一个便是滔滔不绝，他不知怎么有说不完的话，而女王也不知为何总是那么的饶有兴趣：娇小、优美、活泼的女孩嘴唇微张，睁大那双单纯的大眼睛正热切地、崇敬地抬头凝视着身边那高大漂亮、精神矍铄、须发皆白的老绅士，不时地放声笑着直到露出了她的牙龈。真正处理公务的时间并不长——偶尔或是一份从加拿大德拉姆勋爵处来的公文，由梅尔本勋爵来宣读。但即使是这样的宣读也毫不枯燥乏味，梅尔本的宣读犹如一曲迷人的音乐，柔美的声音，丰富的表情令年轻的女王如痴如醉。公务之后又是长时间的随意交谈，这些交谈更多的是关于个人的，一个毫无倦意、口惹悬河，另一个安定沉静、侧耳聆听。梅尔本勋爵谈他的童年，他的到17岁时还不曾剪短的长发，他的从不戴表之类的奇特嗜好与习惯，甚至他的女人——卡罗琳太太，正当她和他的好友拜伦那个著名英国诗人，急急如火疯狂相恋大出风头之际，他便带着一种类似玩世不恭者的放纵待在家里，并以读书来填补他的孤独，正是这样才使他获得了钻研的习惯，对学习的热爱，以及对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博大精深的知识。 下午便是骑马，朝廷全体出动，女王穿着丝绒的骑装，戴着沿边镶垂面纱的高帽，率领着骑队一路奔驰，紧靠着她的依然是梅尔本勋爵，梅尔本勋爵的骑姿依然是那么的出众。他们一前一后，把庞大的骑队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女王偶尔转过身来朝勋爵一个温柔的回眸，旋即两腿一夹，骏马载着娇小的身体箭一般地朝林中射去。 日子对女王来说是忽然间变得太短了。夜幕降临，晚餐开始了，而女王的左首，坐着的总会是梅尔本勋爵，这几乎成了定规。晚宴后，女王依次和每个客人客套几句，这些谈话总是枯燥乏味，别扭难堪： “你今天骑马了没有，格里维尔先生？”她问。 “没有，陛下，我没骑。” “天气很好呀？” “是，陛下，非常好。” “只是冷了。” “是太冷，陛下。” “我想您的姐姐弗朗西丝·埃杰顿夫人也骑马，是吗？” “她有时也骑马，陛下，陛下今天骑马了吗？” “哦，是的，骑了很长时间” “陛下有一匹良马吗？” “哦，有一匹很棒的马”，女王说道，然后便是点颜一笑，这次机械的谈话算是完了，女王转向另一位绅士。 然而当这一切都告结束，所有的客人都打发了，女王最后来到梅尔本勋爵身边。而这时，女王则又恢复了她的天真与自然，嘴唇微张，一双眼睛不断地闪动如同对梅尔本勋爵侃侃而谈的恰到好处的回应。她已经忘记了一切。她的自私的母亲，她的野心勃勃的舅父，甚至连那些曾不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窜入她的心底引起阵阵涟漪的表兄弟们。有一个可靠的事实能说明一切，1837年8月26日，在她的日记里仍然记着：“今天是我最亲爱的阿尔伯特的18岁生日，我祈祷上苍将最好的祝福赐临于他那可爱的头上！”然而，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纪念日便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听梅尔本勋爵的长谈常常是持续到11点30分，而这时，该是睡觉的时候了，第二天的“公务”又在等着他们…… 五、一株行将枯萎的老枝重又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在寒风中颤动…… 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女王的快乐极其地短暂。宫廷中到处潜伏着危机，这种危机因新女王的即位而暂时退隐到一边，而一旦当人们对这种因女王带来的短暂的青春气息失去了开始时的那种新奇与神秘感之后，各种危机便蜂拥而起，像是对年轻的女王的有意非难与考验，这种考验甚至波及到她与梅尔本勋爵的感情。 1839年年初，一场无聊的玩笑使女王陷入到前所未有的窘境中，作为一个导火索，它引爆了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把女王和梅尔本勋爵推到了悬崖的边缘。 女侍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是一个刻薄而好搬弄是非的女人，她得罪了宫中的许多人，甚至包括莱恩男爵夫人，女王也极不喜欢这个总是喋喋不休的女侍。只是因为她与肯特公爵夫人关系密切或是因为这位小姐家庭在社会上的势力而长期留在宫中。常常靠一些不体面的无聊的玩笑搬弄是非的弗洛拉小姐这一回却发现同样的玩笑被开到自己的身上来了。一天，她随公爵夫人出游，在从苏格兰返回的时候，她和约翰先生同乘一辆马车，有人忽然发现她体态好像变得臃肿些了，人们自然地把这种变化与她身边紧挨着的那个公认的不很正经的约翰先生联系在一起。玩笑渐渐地开大了，人们窃窃私语，弗洛拉小姐怀孕了。为了消除是非，她去找御医詹姆斯·克拉克先生诊断，而詹姆斯却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也跟着开起“玩笑”来，这一来人们更信以为真，谣言漫天飞舞。公爵夫人慌忙出来支持她的女侍，请来詹姆斯和另一位医生再做一次进一步的身体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据弗洛拉小姐说，詹姆斯先生表现得极为粗野，而第二个医生则彬彬有礼。检查的结果是两位医生共同签署了一张证明，证明弗洛拉小姐完全是无辜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黑斯廷斯家族觉着极大地伤害了尊严与体面，黑斯廷斯勋爵强烈要求女王罢免詹姆斯·克拉克。但女王只向弗洛拉小姐表示了歉意，而詹姆斯·克拉克却继续留在宫中。 女王的这种处理充分地暴露了她的年轻与经验不足，于是对女王及其亲信们的猛烈抨击，对白金汉宫肮脏龌龊的的厌恶，对弗洛拉小姐的不幸遭遇而感到愤慨，一齐爆发出来。到了3月底，这位年轻女王初执政的那种辉煌喧腾只持续了几个月便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女王的极端的不信任。 在这一场玩笑中，梅尔本勋爵应负主要的责任。凭他的经验和能力，他完全可以在这种恶意的闲言碎语一萌芽时即伸手掐断。但是他过于懒散随便或者说他是过于沉湎于与年轻的女王的无止境的长谈之中了，他有些忘乎所以，他将一件看似简单而其实复杂的重大事件给忽略了。 这样一种忽略与放任自流带来的直接损害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也许忘记了他所代表的辉格党内阁的势力正在一天天跌落，1837年女王即位不久的那场大选辉格党只是以348票对310票的微弱多数击败对头托利党。而现在，女王的失误进一步导致了上下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又必然涉及到女王与梅尔本勋爵的那种过分亲昵的关系，甚至有人敢当面对女王高呼“梅尔本夫人”，黑斯廷斯一家是托利党，托利党充分地利用了梅尔本勋爵的这次疏忽，肆无忌惮地对梅尔本为代表的辉格党与朝廷的攻讦成篇累牍地充塞了报刊。一切立竿见影，在五月初的一项重要决策的表决中，他们在众议院只获得了五票多数。引咎辞职是势在必行。梅尔本的辞呈很快地送到女王的面前。 女王与梅尔本勋爵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伤感的谈话。尔后，梅尔本勋爵离开了朝廷，替代的是托利党人罗伯特·比尔爵士。 出身平民、拘谨而又自负的比尔使女王感到了极大的不舒服，没有幽雅的举止，得体的玩笑，温柔的声调，更为恼人的是，比尔决定，皇室的内部组织需要调整，梅尔本所安置的几乎清一色的辉格党女侍必须有所改变。从即位始女王的女侍长和宫廷女侍全是辉格党人，一般情况下，女王根本见不到一个托利党人，最后她竟在所有的场所都有意不见托利党人了。而比尔称只要他在任一天就决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女王的固执与专横再一次凸现出来，也许是因为在政治上她本人便是倾向于辉格党，也许更因为她对梅尔本勋爵的迷恋使她失去了冷静思考的理智，她决不同意调走女侍中的任何一个，这些都是梅尔本勋爵安置的，谁也别想动，她决心与比尔干到底。 “陛下，关于女侍……” 比尔刚一开口，女王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能放弃我的任何女侍。” “什么，陛下！”比尔大感意外，“陛下的意思是要将他们全部保留吗？” “全部。”女王的回答干脆、肯定、毫无商量的余地。 “陛下的女侍长和宫廷女侍呢？” “全部”，女王铁一样的强硬。 比尔的面孔奇怪地抽搐起来，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但比尔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主张，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比尔带着一脸的愤慨拂袖而去，什么事情都无法决定下来，他只有一走了之——组阁的事情便这样搁浅了。 女王内心却涌起一种莫名的快感，她赶走了那个想和她斗法、要抢走身边的朋友、想把梅尔本勋爵的影响彻底从她心头清扫出去的家伙。她现在急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坚决的表现与因此而带来的“伟大的”胜利及无比的快意告诉她的梅尔本勋爵，她要让勋爵一起享受这份莫大的欢乐。她匆匆抓过眼前的笔给梅尔本勋爵写信，她的手有些颤抖： 罗伯特爵士的表现很糟糕，他坚持要我放弃我的女侍，对此我回答说我决不同意，而我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如此惊慌失措……我是冷静的，但也非常坚决，我想您看到我的镇定与坚决一定会很高兴；英国的女王是决不会向这种诡计屈服的。请您做好准备，不久便会用着您。 果然不久，梅尔本勋爵又回到了朝廷，继续他首相的职务。 一切又变得快乐起来，一切的烦恼都在他那迷人的陪伴与谈话面前消失了。女王赢得了自己的尊严，也重新赢得了即将失去的梅尔本勋爵，那双锐利而敏感的眼睛在梅尔本勋爵面前重又变得温柔如水，那强硬果断的语调重新变得生动可爱。 只是，这样的欢乐由于经历了一场艰苦的纷扰之后更显可贵。特别在梅尔本勋爵，这一场纷扰使他更能体会到这位君王的宠爱的滋润与一位姑娘的崇拜的温暖，如果说，他过去与众多女人的交往还多少有些逢场作戏任其自然的话，而现在他心灵深处蕴藏的那股情感的源泉却汩汩而出，那么的忠诚而纯洁，每当他俯首去吻女王的手，他常常感到自己已是热泪盈眶，是感激还是倾慕？他意想不到一向以为看破人生，一向以洒脱自居的自己竟在步入老年的时刻陷入到一场感情的漩涡之中，那么的无法自制，犹如一株行将枯萎的老枝，在秋日的金色阳光中重又绽放出绚丽的花朵，于寒风中瑟瑟颤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美满婚姻 一、阿尔伯特一露面，沙筑的堡垒刹那间便轰然坍塌。 1839年，维多利亚即位已经两年了。女王的婚事被提到议事日程，几乎是所有的人都盼望着她早日完婚。对内阁大臣和她的萨克思·科堡的亲戚们来说，这的确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道理明摆在那里，如果她不结婚，如果没有孩子，一旦驾崩，现正在做汉诺威王的维多利亚的那位最不得人心的阴险狠毒的叔父坎伯兰公爵将继承英国王位，而萨克思·科堡一族的大权将旁落他手，而对于英国国民来说，他们看惯了那些老气横秋的前几任国王们的龌龊的表演，他们真想一睹年轻女王豪华隆重的令人振奋的婚礼，他们渴望女王完美的幸福的爱情与婚姻，他们渴望这些成为这个日益堕落的社会的精神支柱与生活典范。 萨克思·科堡大舅的儿子阿尔伯特被选定为女王未来的丈夫。这是她的母亲与舅舅利奥波德的主意。 但是，现在维多利亚正充满柔情地聆听着梅尔本勋爵的长谈。她无暇旁顾，甚至她根本就还不曾想过自己的婚事。是的，几年前，当她还在肯辛顿宫做姑娘的时候，阿尔伯特，那个漂亮英俊的青年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甚至在给舅舅的信中宣称阿尔伯特具有“可以期待使自己获得完美的幸福的一切素质”，并请求她的“最亲爱的舅舅关心一个人的健康，这个人现在于我是如此亲爱，您要将他置于特别照顾之下”，并补充道：“我希望并相信这件对我具有那么重要的事情能一帆风顺。”那口气，俨然阿尔伯特就是她的人了。然而，那毕竟是少女时代的梦幻，而这种梦幻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梅尔本勋爵的出现早已烟消云散，而被另一种新的梦幻所替代：她一刻也离不开梅尔本勋爵。 所以，谈到结婚，她是十分的厌恶而且恐惧，她甚至听也不愿意听。她不止一次地对梅尔本勋爵说：“此时，我的情绪对结婚十分反感”，谈到与阿尔伯特的事，她在给舅舅的信中说：“我们之间并无婚约。”即便她喜欢阿尔伯特，她“今年也不能最后定约，因为最早，这种事情也要等两三年以后再说”。她还说她“非常讨厌”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并且声称，如果她不喜欢他，她也十分渴盼能得到理解，她并没有负约的疚愧，因为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约定”。这分明是一条缓兵之计，她已在为自己寻找退路。而对梅尔本勋爵，她说得更加明白，毫不掩饰，她告诉他说自己“不怎么想见阿尔伯特，因为整个事件是桩讨厌的事”。 梅尔本勋爵自可以再一次为女王的忠诚而老泪纵横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但是感情上的事难道就这么简单？他难道不曾想过，维多利亚这位小姑娘对他的崇拜与依恋究竟有多重的分量？这是否是因多年几乎与异性隔绝而包裹在一种完全女性化的精神氛围下的一种精神上的变态？是否只是因为在恰当的背景下，在恰当的时机的出现才使得梅尔本成为女王的偶像？ 不管维多利亚是如何的逃避，阿尔伯特的造访却如期而至。这一年的10月10日晚上，奉利奥波德舅舅的安排，阿尔伯特在哥哥欧内斯特——萨克思·科堡大公的继承人的陪伴下，来到了温莎。 第二天是星期四，早上，阿尔伯特和欧内斯特终于来拜见女王。 女王默默地伫立着，两位王子依旧是那么漂亮、英俊、风度翩翩。这使她回忆起几年前那三个星期的快乐时光，划船、骑马、画画、弹钢琴，那坚实的臂膀与宽阔的胸膛。是的，他们真的再见了，但他们的分离却是太漫长太漫长，这漫长的分离几乎使她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现在，所有的记忆重新召回。她仔细地打量着眼前两位青年，特别是阿尔伯特，她感到十分的惊奇，阿尔伯特不仅保留了少年时代的风采，而且岁月又给他添加了几分成熟与稳重，还是那张俊美的脸，只不过在嘴边上出现了纤细的髭须，白皙的脸上也散布了稀松的颊须，而身量也更加高大匀称，阿尔伯特完完全全已经是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女王竟有些激动起来，她那少女时代用沙筑的堡垒竟是如此的脆弱，仅仅在一刹那间便轰然坍塌。 所有的厌恶与恐惧在眼前这位英俊青年的那双蓝眼睛的光芒照耀下，在那张迷人的嘴边的微笑中烟消云散。他们一块儿骑马，一块儿跳舞，一块儿谈天，一切是那么的完美，她仿佛被引进了一方全新的领地，在这片领地丝毫也找不到梅尔本勋爵的影子，她得以在比较中获得对于过去生活的反省：那些快乐，那些依恋原来只不过建筑在一种肤浅的消遣之上，它们是多么的矫情。 两三天的时光一晃即过，星期日的早晨，当她重新站在梅尔本勋爵的面前时，她似乎重新变了个人似的，那份幼稚、那份期盼、那份崇拜的表情已全然不见，代替的是更多的坚定与成熟：“我已大大地改变了对结婚的看法，我已经决定和阿尔伯特结婚。” 下一个早晨，她单独召见了这位表弟。这一次女王把帝王的尊严和规矩全然抛在脑后，她深情地说：“假如你能满足我的愿望（和我结婚），我将无比幸福。” 阿尔伯特动情地张开了男子汉有力的双臂，紧紧地拥抱了女王，他的拥抱是那么的有力又是那么的亲切温柔，维多利亚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的感觉之中。她闭上双眼，尽情地体悟着，小巧的嘴唇喃喃不止： “你是那么美好，我不配与你结婚。” “别说傻话了，亲爱的，我太高兴了，我非常乐意与你白头偕老！” 几天以后，她告诉梅尔本勋爵：“这件事我已向阿尔伯特谈好了。”言语中满怀着踌躇。 “哦，你已谈好。”梅尔本勋爵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了，再也没有昔日的柔和动听。这株可怜的老树上绽放的几枝花朵很快就黯淡了，凋零了…… 二、舞台上，他把漂亮的舞伴冷落一边，与博学的加波里先生忘情交谈。 阿尔伯特确实有理由让维多利亚倾倒，或者说，维多利亚的选择是无比的正确。尽管这时女王的选择更多地只是出于一种直觉，出于对阿尔伯特诸多表面特质的无比倾慕：他的英俊美貌与迷人的气质。但是越到后来，阿尔伯特的内在的品质将越明显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越来越使女王去甘心做他的附庸。 这些当然是后话了，但阿尔伯特的非凡的才能是在与女王结合之前就已具备了的。 阿尔伯特出生于1819年8月，比他的表姐维多利亚晚生三个月。萨克思·科堡·哥达的弗朗西斯·查理斯·奥古斯特·阿尔伯特·伊曼纽尔是他的全称。 阿尔伯特在外貌上继承了她母亲——一位活泼美貌妇人的所有优点：金色的头发，碧蓝的眼睛，彬彬有礼而又朝气蓬勃。 和他的哥哥欧内斯特比较起来，阿尔伯特从小就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主见并能恪守不渝的孩子，在兄弟间无数次的游戏与争吵中，弟弟总是占着上风，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身份应该颠倒过来才合乎常情。 阿尔伯特的品行在科堡深得人心，他聪颖机智而又吃苦耐劳，他所在的公国饱经战乱、弱小无势，而大公又并不富有，他从小便是在一种朴实无华的环境中成长，这样的一种朴实无华使他甘愿地接受那个时代热忱道德观的感召：诚实、坚韧、求善求真。还是11岁的时候，当他的父亲试着询问他今后的打算时，他的回答使这个饱经风霜的公国统治者大为惊讶：“我要做一个善良有用的人”，他说，朴实简洁的语句里蕴藏着一个孩子对于未来人生职责与目标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正是那个时代的最高风范。我们不禁想起，在维多利亚第一次明白自己将成为英国女王时，她的回答也几乎如出一辙：“我要做个好人”，这难道是一种偶尔的巧合，或者说仅仅用一句“心有灵犀一点通”就能解释的一切？从这里我们其实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若干年后，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的结合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成为整个国民生活之典范决不是一种偶然。和维多利亚一样，阿尔伯特在坚信礼上的表现也是那么的出色，那么的令人难忘。坚信礼上援用古例在城堡的“巨人厅”公开举行，由于阿尔伯特从小的气质与风范已深入科堡每个人心中，所以坚信礼上牵动着朝野所有的人。大批热情的官吏、牧师、公国各村镇的代表以及形形色色自发前来的观众一齐涌来，场面热闹非凡，大公和太夫人、符腾堡的亚历山大和欧内斯特两位王子殿下、莱宁根大公、霍恩洛伊·朗根堡大公夫人和霍恩洛伊、斯林福斯特大公夫人都出席了仪式，大厅的后方设置了一个简朴然而装饰典正的讲台、内庭牧师雅各比博士端坐中央，合唱队高声唱过赞美诗《圣灵降临》的第一节后仪式开始了。雅各比博士开始提问，由王子做答。博士的提问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与考虑的。这些问题都并非一个简单的“是”与“不是”所能回答，必须有自己的见解与阐释，其目的是让观众能够更多地、更详尽地了解青年王子的观点。阿尔伯特的回答坦然、果断、精确，特别是那些精妙的到处都闪烁着个性的阐释中，蕴含着一种深切的情态与充满自信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紧紧地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从达官显贵到普通平民。当问到世袭的王子是否打算忠于福音派教会时，王子的回答只是一个“是”。但他又用清晰而坚定的声音补充：“我下定决心永远忠于公认的真理。”永远忠于公认的真理，这正是阿尔伯特所有美德的起点与基石。 博学多才是阿尔伯特另一优秀品质，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孜孜以求地去丰富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从骑马、射击、击剑、狩猎，甚至是小小的恶作剧到音乐文学、形而上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甚至数学、生物学等几乎是无所不能。传说，他每次捕猎远游，都要带回一大堆动植物标本以丰富其自然知识；他曾经成功地模仿一位教授在奔跑中突然跌倒然而无可奈何地找眼镜的模样，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 他17岁时开始潜心钻研德国文学和深奥的德国哲学，他曾做过一篇论文《论日耳曼人的思维模式及日耳曼文明简史》，他企图以此事“反省我们时代的弊端，吁请所有的人从自己做起以矫正这些弊端，并由此而为别人树立起一个好榜样。”他对于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强烈兴趣，在他以后作为女王助手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1838年的意大利旅行中，佛罗伦萨的美术馆与风光令他赏心悦目，在和教皇格里高里十六世的一次会见中，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征服了这位傲慢的教皇。教皇试图在年轻的阿尔伯特面前展示自己的博学，他谈起了艺术，特别谈起了古老的希腊艺术，他说希腊人的艺术是从意大利西北部的伊特拉斯人那里传过去的。 “不！”阿尔伯特的果断而简洁的声音遏制了教皇无休无止的长篇大论：“他们的艺术是从埃及传入的，因为……”然后便是滔滔不绝的旁征博引。高傲的教皇看着眼前这位朴实的青年，也不得不彬彬有礼地颔首默许。 不仅仅是艺术，阿尔伯特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极其强烈，1852年他成功地构思、举办的规模庞大的集中了当时几乎是全世界各国的在原材料生产、机器制造、机械设计、厂家制作以及在应用与造型艺术等各方面所能生产的各种先进的样品的万国博览会，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布鲁塞尔他曾遇到了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阿道夫·葛德莱。他的对或然律的研究与应用深深地吸引了阿尔伯特，他很快与这位数学教授成为了终身朋友。 关于阿尔伯特的好学，有这样一则轶闻，在佛罗伦萨的一次舞会上，人们发现他对那些高贵娴雅的淑女们毫不在意，而是沉浸在与博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加波里先生的交谈之中，这样的一种不合时宜竟一时传为美谈，当时站在他身边目睹了这奇特一幕的斯都加厄大公说：这是位多么值得夸耀的王子，在他面前，漂亮的舞伴即使在舞台上也比不过博学的学者。 这样的一位杰出的青年，对于维多利亚并没有表现过多的热情。尽管从一来到这个世上，他的外婆、科堡的大公和太夫人，公爵，肯特公爵夫人和利奥波德王就把他与维多利亚放在一起来谈论。还是3岁的时候起，甚至他的保姆也经常对他说“英国的小小五月花”（维多利亚生于五月）将成为他的妻子，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从小对异性就有一种本能的厌恶。5岁的时候，在一次儿童舞会上，别人将一个小女孩领到他面前来做舞伴，他厌烦恼怒地叫闹起来，虽说后来他学会掩饰自己这方面的情感了，但这种情感却依旧未变。 也许这应该归过于他那深爱着的漂亮的母亲？在他的印象中，母亲是美丽而温和慈爱的，但是在5岁时，他和母亲便永远地分开了。传说大公是个风流之人，而公爵夫人也学了丈夫的样子，她与一位宫廷大臣混上了，然后便是分居、离婚而最后隐居巴黎直到1831年郁郁寡欢地离开人世。诚实善良的阿尔伯特无法接受这份情感的打击，他被无垠无尽的矛盾的情感所吞噬——一面是对母亲的绵绵不绝的思念，另一面又对母亲的丑闻抱着莫大的羞耻。于是他逃避所有的女人。 使阿尔伯特对维多利亚并不十分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阿尔伯特对于政治毫不感兴趣，他从不读报，他渴慕的是一种悠闲自在的艺术化的生活，他不像利奥波德，他没有舅父的执着的野心，也缺乏他那追求自身伟大的自负，他善良纯正，聪明而又有教养，但这一切按常规将更多地把他导向一个个性清高而无足轻重的人，一位热心文化却用心不专的艺术爱好者，一位毫无影响或权威的宫廷附庸，很显然，做一个女王的丈夫，这个在他人看来最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位置对于阿尔伯特并没有多少的诱惑。 更何况，他已知道，此时的维多利亚正满怀崇拜地仰视着她的梅尔本勋爵，所以，当1839年10月他被安排前往伦敦时，他已打定主意彻底退出此事，他对一位朋友说，再不会有什么能引诱他去做那暧昧的等待，他将立即结束这一切。 与维多利亚的情形几乎一样，当他与他的那位漂亮娇小的表姐的目光碰撞在一起时，整个的局面都完全被改变了。面对眼前的这个女人他竟不曾涌起丝毫的厌恶，甚至心灵深处那股从来不曾涌动的陌生而热烈的情感却一下奔涌而出，泛滥在他整个身心，在维多利亚的臂弯里，他发觉自己无可抗拒的命运已经毫无余地的确定下来了。“我愿意与你结婚，亲爱的……”他的声音里流淌着无限的幸福。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对年轻的男女在碰到一起时，刹那间改变主意，而决心永远携手而行？如果肯特公爵在世，他也许又该去找那个吉卜赛预言家了。也许，他是对的，命运总是那么的神秘，那么的不可抗拒。 三、所有的疑虑与犹豫随着婚期的到来像阳光下的轻雾一般消散了。 婚期定在1840年2月10日。 在此之前，阿尔伯特重新回到了日耳曼，回到了他的萨克思·科堡。他将在那里最后一次享受家庭的温暖，因为几个月后，他将永远成为一个英国公民。 他如同一位即将远嫁的姑娘。他的内心是极其的忧伤。他每天傍晚，一个人独自走过那些熟悉的树林和村落。在那里，他曾经射猎野兔，收集植物标本。在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静静地聆听着由国家乐团演奏的《神射手》，他常常和自己的兄长欧内斯特彻夜长谈，他们一起长大，不曾分离，而现在一种分离的伤感紧紧地环绕着他们……作为一名日耳曼人，一位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青年，他对自己的民族，对科堡怀有深厚的感情，有时，他真是有些犹豫，他真不想离开这块美丽的土地。不久前他在遥远的英国给祖母的信中曾说：“即使将来我在为着我的归宿并在那里得居高位的国家而不懈操劳的时候，我也不会中止做一名真正的日耳曼人、科堡人、哥塔人！” 夜深了，一切是那么的宁静，一曲甜蜜亲切而快乐的海顿二重曲从王子的住处飘荡而来。王子坐在钢琴前，琴键在他修长的手指的敲击下此起彼伏地跳跃着，阿尔伯特在幽雅的旋律中暂且逃避着现在和将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紧起来，该是启程的时候了。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前来送行，在科堡，王子早已深得人心，人们多么希望这位英俊而才华出众的王子永远待在科堡，那将是科堡的幸运。但到强大的大英帝国去做女王的丈夫，也同样是令科堡人颇感荣耀之事。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沉浑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次盛大的集会，王子的马车在人海中穿行，王子感动不已，眼里噙满了热泪。他多么留恋他的祖国，他的人民！ 马车在他的祖母身边停下来，他向祖母，那位第一个迎接他来到这个世间并在母亲走后把满腔的慈爱倾注在他身上的老人做最后的道别。马车终于启动。“阿尔伯特，阿尔伯特！”祖母凄厉的呼叫盖过了沉重的马蹄声，直到马车行将在她的视野中消失时，她昏倒在侍从的手臂上。 马车风驰电掣，奔过了日耳曼，奔过了法兰西，在法国的港市加莱，一艘游艇正静静地等待着他，他步履沉重地踏上甲板，他回首东望，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遥远了，海浪在灰色的天空下躁动着，巨大的浪头迎着汽艇，被击得粉碎，白沫高高飞扬…… 而此时此刻，白金汉宫的维多利亚也同样的焦躁不安。阿尔伯特的离别，即使是短暂的离别也令这个难耐寂寞的女人感到了极大的不安。是的，梅尔本勋爵又紧随在她身边。但是，那份崇拜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一本正经的公务，更何况，由于比尔组阁在女王面前碰了钉子，反对党托利党的非难越来越激烈，有两次托利党直接阻挠了她倾心向往的好事。她希望自己丈夫的爵位能由法律加以确定，而这个爵位的确定对于十分看重身份地位的英国绅士们的确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但由于托利党的强烈反对，此事便搁在了一边。她还希望她的丈夫能从国库得到一年5万镑的俸金，又是因为托利党的反对，他只得3万镑，他们甚至对这3万镑亦极为不满，他们到处宣称，广大的民众还正在贫穷的煎熬中，而3万镑已是全科堡的岁收…… 另一件事情也使女王烦恼不已，自从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事件以来，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一直被厄运攫着，他那兴隆的营业一败涂地无人问津，但是女王的固执使她仍旧信任他，并把他留下来继续充当侍医，她要向世人显示她毫不在乎他们的非议。然而不争气的詹姆斯·克拉克竟然愚蠢到连自己的主子——维多利亚女王的病也无法诊断，维多利亚发热了，而这位御医却认定是风疹。医治并没有效果。其实女王的病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是一种精神上的恐惧与忧郁症，失去了梅尔本勋爵，而阿尔伯特王子又不在身边，这才是这位年轻女人的发热不安的症结。在阿尔伯特面前，她完全为王子的迷人的气度所倾倒，而无暇有冷静的思考，而现在，阿尔伯特的分离却正好给了她机会，冷静的思考却并不能解决问题，女王的矛盾与不安是更加强烈了。一方面，她渴望她的亲爱的阿尔伯特的早日到来，另一面她又担心阿尔伯特的到来将意味着她将俯命于一种外来的管制——她要保证去尊敬、去服从某个人这将是多么的可怕，她爱阿尔伯特，但她也爱权力，她可以是阿尔伯特的妻子，但她更应该是英国的女王。 但是，当阿尔伯特终于登上多佛港，穿着考究的服装重新出现在女王面前时，她的所有的犹豫与疑虑便如同阳光下的轻雾一般消散了。而阿尔伯特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感到，他已是一个准英国公民了，他在英国的全部人生从此开始。 1840年2月10日，婚礼如期举行，盛大而隆重，祝福的赞歌与教堂的钟声在伦敦的上空久久地回荡。 四、面对紧闭的房门，女王不得不放下了所有的威仪，门立即打开了。 新婚后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体验到了一种无比的快乐，骑马、跳舞、唱歌、逗乐，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 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阿尔伯特很快发现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他不过是一个摆设、一种工具、一种仅仅为维护英国皇室体面的工具。 在政治上，他完全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梅尔本勋爵不仅是首相而且实际上也是女王的私人秘书，他一手把持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维多利亚也压根没想到赋予丈夫任何权力，早在订婚期间，她曾在给阿尔伯特的信中表示：“英国人非常嫉妒外国人干涉其国家政治，已经有一些报纸表示出希望你不会干涉，现在，尽管我知道你决不会，但如果你受了封爵，他们仍然会说，王子想要干预政治了。”“我知道你决不会”，女王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她所希望的只是要阿尔伯特做一个无可挑剔的丈夫，而至于国家政治有她和梅尔本勋爵也就够了。 这一切如果在以前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也没有什么，甚至按他的本性，他也乐得逍遥，但是现在，自从利奥波德舅舅的亲信斯托克玛男爵来到他的旁边，他的生活态度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斯托克玛正孜孜不倦地把他推向那条当年利奥波德没有走完的道路上，这一路程现在将由阿尔伯特来完成，在他看来，阿尔伯特的确是个杰出的青年，他不乏非凡的出众的才能，但他最大的缺点却是缺乏正当的志向和非凡的毅力，即终身从事艰巨的政治生涯的抱负以及为此而牺牲一切单纯享乐的精神状态，男爵的训示与忠告，充满了几分慈父般的权威。他懂得他来英国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为善。他一定要“在所有事情上表现得高尚，有丈夫气概和王者风度”，他应“为自己新国家的利益而生活、而牺牲，而去运用他的权力和努力来实现一项伟大的目标——促进同胞大众们的幸福。” 然而，维多利亚的老一套又来了，当阿尔伯特在男爵的激励下，鼓足勇气试图和维多利亚讨论政治的时候，她先是逃避话题，大而化之地言论一番，随即便转而谈起别的事情来，显示出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狡诈。看来利奥波德当年的“锦囊妙计”不仅使自己饱尝了苦果，而且还远远地殃及他的在英国的继承人。而当阿尔伯特对妻子的行为表示不满时，女王的解释只是由于懒惰所致，或者说，只要和他在一起她就无法忍受让类似政治这种枯燥无味的东西来烦扰她的头脑。这一切冠冕堂皇，令阿尔伯特烦恼之至却又奈何不得。 不仅如此，阿尔伯特甚至感到他的私人生活也极不自由。在女王的全部私人生活中，那个成天像幽灵一样飘忽于皇室的莱恩男爵夫人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女王甚至可以赶走她的母亲却不愿和男爵夫人远离一步，她的卧室仍在女王的隔壁，女王的所有私人信件依旧由男爵夫人处理，男爵夫人表面上不插手政治，而实际上，何为公，何为私，区别总是微妙难辨或者说正是这种公私难辨的影响才最为隐蔽，潜在而巨大，现在男爵夫人还是皇室的总管，把持着内库的要职，女王的所有私事都先征得莱恩的同意方能去做。阿尔伯特感到他和妻子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在隔壁那一双锐利的眼睛的监视之下，极不自在。而更糟糕的是女王对这一切毫无反应。 他应该有个私人秘书，但他却无法自己挑选，而必须由梅尔本勋爵来指定，梅尔本决定让王子接受他自己的私人秘书——乔治·安森，一个忠诚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提出了抗议，他早已感到了一种被激进的辉格党人包围得极不自在，但他的抗议根本就不顶用。维多利亚似乎是与梅尔本勋爵串通了似的，她轻描淡写地通知他说安森已被任命了，并指示由莱恩向他解释。 最使阿尔伯特发火的是他与妻子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无处不在。阿尔伯特是在礼仪简朴、早睡早起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中长大的：他从不涉足一般的社交场，也从不在伦敦街头散步，甚至在骑马或驾车时总要有一名王室侍从陪着，在维多利亚看来，他多少有些过于拘谨、生硬和古板，而在阿尔伯特的眼里，英国人当然包括他的妻子所关心的只是打狐狸，做礼拜，英国人摇摆于过分的浮浪和过分的阴郁之间，他们不懂得思想法则，也不理解德国大学的机智，他决无理由为讨他们的欢喜而去注重礼节了。而维多利亚，这个在与阿尔伯特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女人，看惯了各种各样的豪华与高贵的场面，在盛大的宫廷宴会上，阿尔伯特斜歪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而维多利亚却正与高贵的绅士们忙着呢，疯狂地跳舞，通宵达旦，然后是到宫殿的门廊前眺望旭日从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塔顶后面缓缓升起。阿尔伯特讨厌伦敦的一切，特别是那种如梦如影的夜生活。阿尔伯特经常找些科学家和文人在一起高谈阔论，而维多利亚却一成不变地和官员们交换陈词滥调，围着圆桌打牌或翻着铺满圆桌的版画画册。 但是，无论是阿尔伯特还是维多利亚，都不是容易屈服之人，他们谁也不习惯于做俯首顺命的角色，他们暗暗地较量着，晚宴上维多利亚的高谈阔论与阿尔伯特的鼾声比赛着，此起彼伏，不分上下。 有一天，王子怒气冲冲地把自己紧紧地关在自己的房间，不见任何人。女王也同样怒火万丈地擂门要求进来。 “是谁？”一声狠狠的发问，他当然知道是谁，但他明知故问，问话里充满了对女王的轻蔑与愤怒。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回答同样气壮如雷，充满了高傲与专横。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什么动静也没有，门里门外都在揣测着，等待着。 还是维多利亚按捺不住。“呯、呯、呯。”又是一阵敲门声。 “是谁？” “英国女王！” 门依然紧闭，仍然是死一样的沉默。 敲门声再度响起。只是这一回明显地轻柔了许多。 “是谁？” “你的妻子，阿尔伯特。”在丈夫面前，维多利亚终于放下了所有的威严。 门立即打开了。 这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之后，新的转机开始了，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终于涉过了他们的感情危险期。阿尔伯特的地位随即扶摇直上，而维多利亚也渐渐真正地深入到丈夫的本质之中，她发现自己过去对于阿尔伯特的理解只不过是皮相之见，现在她的阿尔伯特如同浩瀚的大海正一天一天地将她吞噬，而她也在这吞噬中感到了极大的欢乐与满足。 五、他用不着再犹豫了——他的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微弱的要求一说出来，就会马上变成维多利亚的了。 方便之门一夜之间忽然都向阿尔伯特敞开。 1840年年底，就在他们的大公主即将问世的时刻，议会授予阿尔伯特在女王不测时以摄政权，这意味着阿尔伯特对于政治的关注与建议将不再被视作一个“外国人”对于英国政治的干预而遭非难。从此，阿尔伯特开始毫无顾忌地研究政治，他读布莱克斯通的著作，学习英国的法律，女王接见大臣他也能时常出席，而国家所有涉及外交事物的文件他也得一览。 新的大选即将来临，托利党的执政已是明摆着的事实。1837年大选辉格党仅靠微弱多数的选票才继续留在执政党的位置上，而1839年5月梅尔本已经辞职，仅仅靠女王的强硬专横才勉强重新起用，但由此而激起的民愤却一天天高涨。现在的形势更是朝着托利党有利的方向发展，自由民主运动对保守的立宪君主制的冲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罗伯特·比尔爵士即将上台，而令维多利亚深感不安的那场辉格党女侍问题又一次摆上了议事日程。维多利亚与梅尔本也不愿出面，他们与比尔的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上的敌意仍难弥平。就这样阿尔伯特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由他和未来的首相罗伯特·比尔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的秘密会晤（因为还未进行大选，罗伯特·比尔并未真正成为首相），就困难而复杂的女侍问题，达成了完全的谅解，即暂时不触动已有的宪法条款，但托利内阁一旦成立，主要的辉格党侍嫔将退职，其位置将由比尔爵士指派的人来替代，这样既在形式上保全了女王的面子，而实际上又满足了比尔的要求。 这次和解可以说是王子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向世人也向女王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天才，他以其出色的智慧与才能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谈判，他和新任首相建立了一条密切而友好的关系。当维多利亚发现丈夫的这种出色的才能时显得非常激动，她迅速把自己的这份激动写信告诉舅舅利奥波德：“我最亲爱的安琪儿对我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对所进行的事怀有极大的兴趣，体谅我关心我，但又恪守本分地不使我有所偏见，尽管我们交谈甚多，但正如你所说，他的判断总是公平而平和的。” 一条辉煌的政治前途在阿尔伯特面前展开。 梅尔本终于走下了他的政治舞台。他永远失去了在朝廷上向女王进谏的特权与乐趣。巨大的失落感使这位曾充分地享有权势、充分地获得与女王亲昵的老臣心有不甘。退朝以后，他仍然不断地给女王写信，而且信中不厌其烦地讨论各种政治问题甚至包括人事任命以作为他身为朝廷大臣的生命的延续。也许，是因为他对女王与他的感情的充分自信？他相信他即使不在位上，他的影响依然还在。事实也正如此，梅尔本勋爵曾推荐说海茨伯雷勋爵是一个干才，应委任他为驻维尔纳大使，而一个星期后，女王书示外交大臣力荐海茨伯雷勋爵，她几乎把梅尔本勋爵对她说的话向外交大臣重复了一遍。 梅尔本的表现以及女王的反应令阿尔伯特以及他身边的那个智多星斯托克玛大为惊讶。因为这意味着对阿尔伯特地位来说那个巨大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甚至还十分强大。必须把梅尔本这个幽灵从女王心中彻底赶走，斯托克玛想。他与阿尔伯特商量写了备忘录，指出梅尔本勋爵的所作所为是违背宪法的，这种行为一旦被比尔发现，将使女王处于尴尬的境地，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决不应该和君王保持过分亲昵的关系。这份备忘录由阿尔伯特的私人秘书安森带给前首相梅尔本勋爵，梅尔本从头到尾读完备忘录，气得脸色发紫。但从此以后，梅尔本给女王的信的确是逐渐稀少了，即使偶尔有些通信也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文字，梅尔本痛感历史的进程将把他抛弃，他长叹一声，总算是认命了。 梅尔本勋爵的彻底的偃旗息鼓无疑给了阿尔伯特更多的机会去影响女王，但这种影响因为莱恩男爵夫人的存在而大打折扣，莱恩男爵夫人成为阿尔伯特前进中的最后一块顽石。但是这块顽石也很快便被阿尔伯特彻底搬走。1841年11月，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的第二个孩子威尔斯王子又出世了，而用不了多久，另一个孩子将要落地，可爱的孩子的降生给这个皇室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夫妻俩人常常在与孩子的逗乐中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默契与愉悦，天伦之乐笼罩着他们绝大部分的时光。显而易见，阿尔伯特在这种天伦之乐中与女王平起平坐，他的家庭地位大大加强了。而与此相反的是，那个女王一直崇拜着的老师莱恩男爵夫人却越来越感到了孤寂、落寞。是的，女王的什么事情她都可以插手，惟独这种天伦之乐她却无法沾边，尽管她也试图努力去接近皇室的孩子并充满了慈爱，但那样的机会却是相当难得，更何况这样的一种慈爱与阿尔伯特维多利亚比较起来总是显得矫揉做作与微不足道。维多利亚开始把这位形影不离的女教师丢在一边，甚至有一两次内廷出巡，莱恩男爵夫人也被丢在了温莎，让她一个人咀嚼着失势的惆怅与苦恼。 现在，阿尔伯特已经感到，他的愿望，他的即使是极微弱的要求只要一经出口便会立即变成维多利亚的了。他终于发话了，他希望那个碍手碍脚的男爵夫人永远离开皇室。于是莱恩很快便被打发出去，回到故乡汉诺威巴恰堡，在一座小而舒适的寓所里安度晚年。 而阿尔伯特终于扫除了身边的一切障碍，现在作为女王丈夫的内在价值才开始真正地凸现出来。 六、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幸运，多么骄傲，拥有了我丈夫这样一位完人。 夫妻间的矛盾冲突完全消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令女王夫妇陶醉。 无疑，阿尔伯特是彻底的胜利者。女王被一种新鲜的难以想象的启悟所征服，她是把她的整个灵魂都交给了她的丈夫。因为，她现在已经觉得她当初所认识到的曾令她倾心的美貌和风度只不过是阿尔伯特的外表而已。而他内在的品质却是一个宽阔无垠的大海，遥不可及。 她只有在这无垠的大海里随意徜徉。她几乎已经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爱好，改变了自己所有的生活习惯而心甘情愿去做那大海柔波中的一株小草，随波摇曳。她现在已经怀疑她曾经那么倾心过的伦敦都市的热闹与都市夜生活的所有逸乐，她已经觉得只有在乡间才感到那么的愉悦快乐。乡间，她真正体悟到，她的丈夫为什么那么的热爱乡间的一切。他们婚后的新居在远离伦敦都市的东郊，在美丽宁静的泰晤士河畔。白天，他们常常来到河边散步，女王的身边只有丈夫！她与丈夫比肩而行，听丈夫讲那些古怪的树木花草的名称与特征，蜜蜂与蝴蝶在林间飞来飞去，他们的话题又转移到这些小生灵上，阿尔伯特对这些可爱的小动物的了解是那么的详尽！或者干脆俩人都默不做声，静听对方柔和的脚步在草地上发出的极有节奏的响声。有时，她带上了刺绣，坐在草地上一面细心地穿针引线，一面听阿尔伯特大声地朗读一首诗、一篇散文或者是一部由哈勒母所著的《英国宪法史》，有时阿尔伯特也带上手风琴，他深情地演奏着一曲轻松、单纯的田园牧歌，而维多利亚却完全沉浸在这优美的演奏之中。是的，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幽雅的田园牧歌，如果这首牧歌的要素是快乐、爱情与单纯的话。每当这个时刻，维多利亚常常抑制不住自己心头的快意，一俟演奏结束，她从草地上站起来，她也要为他演唱一首由门德尔松创作的歌曲，歌声流畅圆润，在这对皇家夫妇的心头静静地流淌……到了晚上，环绕着他们的是另一种欢乐，一种天伦之乐。由于阿尔伯特的调解，女王与母亲公爵夫人的前嫌已释，母亲被重新接回到了家庭圈子，他们的孩子，聪明的普西公主也被带来了，他们一家三代挤在一块谈话、逗乐，笑声不断地从他们之中爆发出来。夜深人静，母亲告辞了，孩子也累了，阿尔伯特把可爱的小普西放在床上，他自己则坐在公主的身旁，另一侧，维多利亚侧身紧依着她的丈夫，一只手搂着他，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小普西的娇嫩的脸蛋，月光如柔水。 这样的一种和谐和快乐使维多利亚感到了振奋，她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感觉到恪尽职守的必要。她一面有条不紊地埋头政务，处理各种各样的信件与公文，另一面又昼夜不懈地照料着孩子，同时她还操持着自己的农场——她的奶牛场——大堆的家务——从早到晚。国王、妻子、母亲、主妇，她努力把自己的多重角色做得极其完美。在温莎的长廊和林上，我们常常看到那活泼爱动的矮小身躯、迈着急促的步子紧随着阿尔伯特。是的，有时她温柔甘美，情意绵长，有时却依旧刚毅坚定。这原本是维多利亚性格的天生本质，只是这样的天生本质在阿尔伯特的笼罩之下被引向了一条健康、纯正的道路。而在它的反面是可怕的任性，过分的敏感诡秘与专横。 即使是会见政府要员，召开国会会议或是出席盛大的宴会招待外国元首、贵宾或出访，维多利亚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正是从阿尔伯特身上感染过来的。在盛大的宴会上，珠光宝气、礼服耀眼的各国贵宾们济济一堂，长长的墙壁上悬挂着英雄们庄严的画像，桌子上悬放着英国历代君王豪华的餐具，路易·菲力浦浪漫风度，普鲁士王高傲威严，萨克森国王豪爽强悍，而俄国沙皇尼古拉一脸的凌驾万众的霸气，惟有维多利亚女王在这一派壮观中显得质朴简洁，没有雕饰，也不假做作，一派天真自然之态，而正是这种天真自然征服了所有的国王及高贵的宾客们，连当时威势显赫的沙皇尼古拉也心存几分敬畏，她无疑成为了光彩照人的帝王至尊。 维多利亚携着她的丈夫到各国去回访，在法国，他们拜会了路易·菲力浦，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们拜会了利奥波德王，也就是他们的舅舅。有一则轶事可见当时维多利亚的情形，也可说明她受阿尔伯特影响之深。当她乘着六匹马的御车打比利时首都街道走过时，一位当时正在海洋寄宿学校做教师的女子——我们所熟知的小说《简·爱》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目睹了这一切，她曾把她的印象记载了下来，她写道： “一位矮小、结实、活泼的夫人，穿着十分简朴——并不很威严或是矫饰。” 最令维多利亚兴奋不已的是她对德意志——阿尔伯特故国——的访问。对此阿尔伯特也显得特别的激动。他对自己美丽国度的滔滔不绝的赞颂令维多利亚陶醉不已，她受着她的丈夫的感染，她感到这的确是一个迷人的国家。她到处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阿尔伯特的亲戚们来了，一个个友好和善，文雅典正，一群群农家孩子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向她献出美丽的花束；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四周的风光又是那样的绮丽，空气是那么的清新，夜晚总是那么的宁静，甚至还隐约可闻远方的鸡鸣狗吠声，这是一个与英国迥然不同的国家，没有任何虚浮与夸饰，只有淳朴、勤俭、实在。这一次访问在女王心中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她对阿尔伯特的出生之地有了直观的印象，她由此更能理解她的阿尔伯特的一切思想与行为。一回到英国，她立即给利奥波德王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阿尔伯特的故乡的一往情深，她说：“对于我们可爱的德意志，我有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情感，对此我在罗塞努（阿尔伯特的出生地）感受尤切，它是某种打动着我，叩动着我的心灵，令我不禁想落泪的东西。在别处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像在那里所感到的那种深沉的欢乐与宁静。恐怕我是太爱它了！” 其实，一切都很明显，与其说维多利亚是被阿尔伯特的故乡所迷住了，倒不如说她是被阿尔伯特本人所彻底征服了。在她给利奥波德的另一封信中她干脆毫不掩饰自己的这份喜悦： 哦！我最亲爱的舅舅，我想您一定知道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幸运、多么骄傲，拥有了我丈夫这样一位完人…… 有一次，她偶尔打开一册旧时的日记，她看到这样一句——“说到‘君主的信任’，上帝知道！从来没有哪位大臣，哪个朋友像这位确实非凡的梅尔本勋爵那样，得到过我的信任！”这使她想起往昔那些幼稚而愚蠢的岁月，她的内心痛恨不已，她抓起一枝笔在旁边密密麻麻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重读此语，我禁不住要说当时我的快乐是多么的矫情，而如今我从敬爱的丈夫那里得到了真正而充实的快乐是多么地幸运，任何政治或世间的挫折都无法改变这种幸福。当初本来也不会耽搁得那么久，因为梅尔本勋爵毕竟是一位仁慈而卓越之人，对我又是那么的好，但我的快乐只有在交际场上方能得到，生活只是建筑在那种肤浅的消遣之上，当时我竟以为这就是快乐！感谢上帝！为自己也为别人，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君临一切 一、万国博览会大厦高耸入云，辉煌夺目，它象征着大英帝国的强盛与女王的威仪。 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60年代，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经济危机影响，英国国内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逐渐高涨，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也日趋激烈，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成为一种理想与时尚，梅尔本勋爵的随意与放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体现。这一切对于王室的牴牾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奇怪的是，事实上这一时期英国王室的地位却仍旧岿然不动，甚至在乔治三世、四世手里逐渐丧失的君王的权力在维多利亚手里还有所恢复。 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由于英帝国主义成功地把这种经济危机转嫁给了各殖民地（这一时期英帝主义的坚舰利炮就开到了我国东南沿海），使国内所受影响不大，并很快重新走向稳定和繁荣，从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各种矛盾与斗争；另一方面以王室为代表的贵族也认识到了时代潮流的巨大变化与不可抗拒，即使是顽固的保守派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着顽强的抵抗，因此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并未进一步激化，贵族仍旧掌握着主动权。据统计，从1832年到1867年间的每一位首相除比尔外都是出身贵族，其阁僚也大都如此，人们对贵族与王室的地位与权力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特别是，随着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日益扩大，辽阔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复杂的经济成分，也使英国人渴望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他们把这种精神象征的希望寄托在地位至尊的王室身上，对王室的美好期待、为王权的巩固带来的极好的机会。 当然还应该归功于阿尔伯特，归功于维多利亚女王对阿尔伯特的高度信任，正是夫妻俩人的联袂表演，使女王的形象日益高大，女王的威仪震撼四海。 一切还得从阿尔伯特说起。 正如预料的那样，托利党人在大选中获得了胜利，罗伯特·比尔勋爵做了英国的首相。由于在此之前在内侍问题谈判中阿尔伯特与比尔勋爵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得比尔对阿尔伯特的印象非常之好，他也一直想寻找一切机会促使阿尔伯特尽快地踏入政治生活。 当时国家正准备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负责联合王国的美术事业。比尔看中了阿尔伯特，他早就对阿尔伯特的艺术才能有所耳闻，而阿尔伯特身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近似男高音歌唱家的艺术气质也使他暗暗折服。他请阿尔伯特来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而这工作也的确合乎阿尔伯特的口味，他对于艺术的热爱，对于秩序的追求，对于交结文化名流——当然是密切而又矜持的交结的热情，都使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阿尔伯特用他那德国人的特有的、严密的、果断的腔调说：“我们首先得将各个项目分成不同的‘范畴’来考虑。” “范畴？”委员们瞪大了疑惑的眼睛。是的，这个对阿尔伯特来说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哲学词汇，却令其他委员们感到极其的不适。热情浪漫而富于想象的英国人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个来自长于严密思辨的德意志民族的小伙子把一个形而上学的玄乎的哲学词汇用在艺术上。这的确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的，阿尔伯特把日耳曼人的思维模式带到英伦大地，必然要与这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思维发生巨大的冲突与较量，这在阿尔伯特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仍将不时的凸现出来。 好在阿尔伯特不是个外行。他对于美术方面的非凡的专业知识使得委员们的不适很快就消散了。关于新建筑的四壁的装饰物，那些壁画是否要带有道德色彩，委员们发生了分歧。“应该，完全应该包含着高尚的道德内容。”阿尔伯特十分肯定地说，“尽管很多人对于这些作品只不过是走马观花，但画家可不能由此而忘了还有别人会以更深邃的目光来鉴赏他们”，这番议论使委员们大为折服。 阿尔伯特的出色表现使他在英国上流社会，在那些傲慢的绅士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而他在紧接着的一项更为复杂艰巨的工作中——改革王室内部组织的巨大成功更为自己也为女王赢得了面子，树立了威信。多年来，王宫内一片混乱，不成体统。各种勾心斗的，相互间的扯皮敌视，各种淫糜与懒散充斥王宫。这样一种混乱由来已久，即便是那个看来手腕非常的莱恩男爵夫人也无从进行改革。现在她的权柄掌握在阿尔伯特的手里，阿尔伯特带着德国人的那种严谨与自信勇敢地向这道难题宣战。他首先要斯托克玛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细心调查并写出了一份缜密的备忘录。这份详尽而严密的备忘录表明，皇帝的管理权，以最莫名其妙的方式被几个主管分割，而这几个主管却彼此独立，各自拥有界限模糊又变化不定的权力，他们互不负责，也互不协作，却又没有一种力量能限制他们，特别是大管家和宫廷大臣，这两位品衔高势力大的贵族高傲自私，互不买账，在白金汉宫，宫廷大臣管辖着除厨房、储藏室和食品室之外的所有房间，而厨房、储藏室和食品室则归大管家管。而至于宫外的一切则由园林处负责。他们之间的不合作常常导致这样一些啼笑皆非的事实：当宫廷大臣或大管家的下属擦窗子的里面时，外面却要园林处的人去擦了。 众多的役从的管理也同样过于分散，女管家、僮仆和侍女归宫廷大臣统辖；厨房司务、厨师、搬运工则隶属于大管家；而听差、门卫却卖命于厩长。只要是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役从不管他在干什么谁也视而不见，懒管闲事。这样互相怂恿，仆俑中纪律相当涣散，偌大的宫室，那么多的仆俑却常常连一个影子也见不到。他们想跑开多久就跑开多久，甚至躲到一边睡大觉去了。而女王陛下的宾客们却常常无人领他们到安排的房间里去，以至于在迂回曲折的长廊里迷了路，到处乱撞。有一次，女王发现餐厅里的壁炉里从不点火，她询问原因，回答是：“大管家管置架，宫廷大臣管点火。” 这样一种管理上的混乱造成了无以计数的糜费、奢侈和贪污。在宫中有条规矩，凡点过一次的蜡烛就不再使用，但剩下的蜡烛如何处置？都到哪里去了？谁也说不清楚。有一次阿尔伯特在清点账目时，对一笔用于“红房子酒”的35先令的细账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清：乔治三世时，在温莎堡曾有一所挂红帘的警卫室，警卫每天可得到5先令的酒钱。如今这支卫队早已撤销，但酒钱却仍在支付，一个只挂了个膳食官助理闲职而什么事也没管的士官得到了这笔开支。 有一件丑闻在当时英国各大报纸上披露，一个叫做琼斯的17岁少年一次又一次地混入看起来戒备森严的幽深的皇宫，有时是装扮成一个扫烟囱的役从混入其中，有时他干脆便攀越围墙，钻过忘了关起来的窗子得以进宫。有一次他在宫中整整待了三天，据他说，他躲在不同的床下，坐过了御座，模仿着国王的训斥与宣诵。看到了女王并听到了公主的哭声，还自己设法搞到了汤和其他食物。最后他躲在女王隔壁的卧室里的一张大沙发的底部，仍旧无人发现，直到他感到了无聊，故意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声，最后才被发现并从沙发底部被拖了出来。令人吃惊的是，就是这个琼斯在后来又好几次溜进了白金汉宫继续那些恶作剧。 琼斯并没有什么出众的才能，他是一个普通少年，一个普通裁缝的儿子，只不过是好出风头罢了。 琼斯事件把皇宫的混乱无序暴露无遗。 艰苦的调查之后，阿尔伯特开始行动。他解除了那些互相扯皮的主管而将权力集中到总务长一个人手里，由他本人负责统一管理。除去了多余的人员，整治了松弛的纪律，侍从们人人各司其职。开支也大大地节省了，多年庞杂淤积的弊端荡涤殆尽，各种丑闻也被杜绝，那个红房子士官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薪俸，要么担负起膳食官助手的职责。 很快，皇室的风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正贤明，井然有序。多年的积习在阿尔伯特手里一扫而清，看到这一切，维多利亚也感到了特别的轻松与惬意。 使女王尤为兴奋的是，不仅是美满的婚姻，不仅是皇室的清明肃整，而是她看到她的大英帝国势力越来越强大，对外扩张中胜利的捷报不断地传来，从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几乎是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展示了她的大英帝国的影响和力量。甚至从1840年开始，她的坚船利炮已挺进了那个当时在全世界最大也号称最为强盛的东方大清帝国，并于1842年迫使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家签署了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她的帝国号称是日不落帝国，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她为一种帝王至尊的荣誉与威仪所沉醉。 阿尔伯特决心把女王的这种荣誉与威仪用一种奇特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变得可感可触。在阿尔伯特看来，最好的形式便是在英国召开一次万国博览会。自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在世界工业制造方面一直占着领先地位，各种新的发明创造令人振奋，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克隆普顿的骡机、卡特莱特的水力织布机、瓦特的蒸汽机，特别是19世纪刚由史蒂芬孙发明的火车，令英国人自豪不已。按阿尔伯特的计划，万国博览会不仅展示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成就，它还将包罗全世界各国在原材料生产、机械制造、机械设计、厂家制作以及在应用与造型艺术中各种先进的最有价值的生产样品。他感到，这样庞大的工作只有他的“日不落帝国”才能做到，他们的殖民地遍布全球，他们完全可以搜刮到这些最有价值的样品。万国博览会也可以看作是英帝国主义殖民“成绩”的大展览。阿尔伯特深信这一定能使一贯热衷于殖民政策的维多利亚女王陶醉不已。 展览的场地——博览会大厦应该是巍峨气派、豪华，这样才能真正显示出帝国及帝王的威仪。阿尔伯特把地址选在了著名的海德公园，他又从238种方案中选择了一种由著名的巨型花房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大厦设计方案。 大厦的建筑遇到了资金不足与反对者的严重干扰等诸多阻力，反对者们大肆喧嚣，宣称博览会将成为全英国的暴徒和全欧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聚集地，而在它的开幕之日，肯定将有一场骚动甚至可能是一场革命。他们甚至断言这个玻璃大厦的玻璃顶是有气孔的，而5000万只麻雀的粪便将从气孔中落下把所有的展品弄得一塌糊涂。激怒的新教徒诅咒博览会是一项狂妄的邪恶工程，它将招致上帝对全民族的惩罚，一位上校在国会辩论时祈祷上苍将冰雹与雷电轰向这可恶的玻璃大厦……阿尔伯特却不为所动，顶住一切压力，他夜以继日的工作，筹措资金，视察工程进程，主持公众集会，发表演说，与文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保持联系，以收集最新工业样品，他不断地失眠，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朝着自己的目标推进的步伐一刻也没有放松。 1851年5月1日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首届万国博览会在欢欣鼓舞和万民欢呼的气氛中开幕了，女王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并为此剪了彩。博览会玻璃大厦高耸矗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令成千上万的人民激动不已，就连最怨恨的嘲笑者也为如此巨大巍峨的工程所折服，加入到赞美大合唱的行列。这座耀眼夺目的大厦不仅是博览会的象征，也是维多利亚统治下强盛的大英帝国的象征，也是维多利亚本人作为帝国国王威仪的象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英帝国主义殖民罪恶的象征。因为英帝国主义的强盛是建立在对本国无产阶级压榨特别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剥削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除了它当时在技术上比别的国家的先进因素之外，对庞大的殖民地的残酷掠夺，是构成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相对稳固的重要基础。因此，当维多利亚女王笑逐颜开之日正是殖民地人民呻吟之时。但傲慢而自尊、虚荣的维多利亚做梦也不会去做这样的比较。现在，她只看到各国的国旗在和风中轻拂飘扬，玻璃喷水池吐出一朵朵雪白的花朵；德高望重的威灵顿公爵颤颤巍巍地走来，从乔治三世到现在，他经历了多少稀奇的世事，参与过多少次盛大聚会，却从来未曾见如此气派的场面；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失去了平日的肃穆，他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平稳的祈祷今天也变得飘忽不定。紧接着600张欢乐的嘴齐声高唱《阿里路亚》。展览会举行了整整六个月，六个月里，吸引了600万以上的参观者，创下了16.5万镑的利润，整整六个月，全英国都沉浸在一种狂热的忘我之境中，人们不仅看到了现代工业文明之伟大，更感到了帝国的强盛与辉煌。女王夫妇此间在英格兰北部做了一次凯旋式的旅行，就连远在海峡对岸的巴黎，也为博览会委员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女王激动地写道： 5月1日是我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是有史以来最美丽、最庄严、最动人的景观，是我心爱的阿尔伯特的成功……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自豪的一天，我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了。阿尔伯特的美名将随着这项伟大的业绩而流芳百世，他自己的，和我自己的亲爱的国家亦显出无愧于此，这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朕感谢上苍赐许朕与一位如此伟大、如此高尚、如此杰出的王子结合，今年将永远是朕一生中最自豪最幸福的一年。博览会的闭幕日，正是朕同王子订婚12周年，这真是一次奇异的巧合。 二、女王夫妇再也不能容忍帕麦斯顿无视君上的态度，就把他挥到了一边。 正当阿尔伯特时来运转因为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的成功而使他在处理国家事物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之际，也正当女王陶醉在丈夫为她所带来的种种荣耀之际，有一位大臣却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处处与他们作对。 这个人便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 在帕麦斯顿眼里，阿尔伯特只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异国青年，他出人头地的惟一理由是他碰巧娶了英国女王，帕麦斯顿瞧不起这位青年，那种过于拘谨的样子，他没有一点英国人的浪漫与激情，他甚至不会社交，尽管他纵马打猎的非凡身手使帕麦斯顿暗暗惊讶这位冷静理智的青年居然还有这一手，但他很快让那些富于幻想的浪漫的英国人大感失望，他曾不止一次的表示，他不过将骑马当作一种锻炼或是交通上的便利，而决不是一种游戏。这使得帕麦斯顿的鄙夷更进一层。 与阿尔伯特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英国人，干任何事情靠的是直觉本能，而不是理智，是热情、冒险而不是冷静、稳重。有一件事典型地体现着帕麦斯顿的气质。有一天他从奥斯本回来的时候，由于他一贯不遵守时间而误了回伦敦的火车。他指令开一趟专列，但是站长十分为难地告诉他当天那个时刻在此线路上安排专列是极其危险的，帕麦斯顿固执己见，声言他必须立即赶到伦敦有要事要办，刻不容缓。站长在全体职工的支持下坚持反对意见，他说铁路局可负不起责任。 “责任？我来负。”帕麦斯顿以一副傲慢专横的口气说道。 站长下令加开专列，外交大臣一路无事，准时赶到伦敦办事。他的冒险又一次成功。 即便是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帕麦斯顿也往往体现出他的随意与冒险。他傲慢专横、惟我独尊，根本就不把女王放在眼里。 早在10年前，即1840年前后，在东方的中国，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使英国人颜大失，一批鸦片贩子及其他与侵华利益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狂势叫嚣要用大炮来对付中国，当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作为殖民主义政策的忠实拥趸，此时显得异常活跃，他曾宣称：对中国的惟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释”，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的以免节外生枝，在他的鼓吹与策动下，与内阁一道竟然未向女王奏准便组织了一支舰船48艘，大炮540门，士兵4000人的“东方远征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虽然战争的最后结果——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使女王尝尽了作为殖民帝国君王的体面与威仪，但帕麦斯顿的先斩后奏、无视女王的行径使得年轻气盛的女王暗感不满。 而帕麦斯顿却得寸进尺。 当他于1846年接替阿伯顿重新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对王权的漠视随着他对阿尔伯特与日俱增的鄙夷几乎到了顶点。 1846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婚事成为欧洲列强之间一件瞩目的事。竞争伊莎贝拉的未来丈夫的人很多，而萨克思·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即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叙表兄弟是其中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这令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十分的不安。他野心勃勃，一直希望通过在西班牙王位上安置自己的一个孙子来吞并比利牛斯山脉。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惟一捷径就是让自己的小儿子蒙邦塞公爵来娶伊莎贝拉。但这样的话用心就太明显了，会立即招来无法克服的反对。但狡猾的法王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十分准确的秘密消息，伊莎贝拉未来丈夫的另一候选人她的表兄卡蒂斯公爵没有生育能力，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极其精妙的方案：伊莎贝拉应和她的表兄卡蒂斯公爵结婚，而同时让蒙邦塞娶伊莎贝拉的妹妹斐娜达公主。这个方案的用意在于：当卡蒂斯公爵与伊莎贝拉夫妇没有孩子时，西班牙王位只能是其妹妹斐娜达的儿子或女儿！老法王曾为自己的这一精妙计划而窃笑不已。 但他是高兴得太早了。他的诡计还是被人们识破，特别是英王表示了相当的愤慨。由于当时在国际上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势力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们一直在寻找削弱对方而壮大自己的途径。在与西班牙联姻问题上他们之间的较量也同样十分激烈。一方面，英国决不允许法国插手控制西班牙，坚决反对蒙邦塞公爵与斐娜达公主之结合，而在法国看来，英国已经在欧洲列强中占尽优势，而现在却由英王的叔表兄弟进入西班牙王室，那将是何等的可怕，特别是对于利奥波德王家族——萨克思·科堡家族的势力法王更是连想也不敢多想，利奥波德王在比利时已根深蒂固，而他的外甥女便是英国女王，一个侄子是英国女王的丈夫，另一个侄子是葡萄牙女王的丈夫，还有一个是符腾堡大公，真有点像是一个“科堡托拉斯”了，而如果利奥波德王子又做了西班牙女王的丈夫，那么…… 使法王稍稍松了口气的是，英国政府并无意支持利奥波德王子与伊莎贝拉的婚事，尽管女王夫妇始初也对这件婚事曾怀有某些期望，但理智的斯托克玛告诉他们，那样他们同样会成为众矢之的。但英方给法王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法国明智地安排蒙邦塞，即在西班牙女王结婚并生育之前，蒙邦塞公爵不娶斐娜达公主。 经过一系列的谈判、磋商，英法双方达成了协议：英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利奥波德王子为西班牙女王夫婿的候选人，而同时，路易·菲力浦则郑重地向维多利亚保证，在西班牙女王结婚并生育之前，蒙邦塞公爵不要娶斐娜达公主。 事情本来是很好地解决了，外交大臣阿伯顿在他任期的最后时刻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是好景不长，1846年帕麦斯顿接任了阿伯顿的职位。这位放荡不羁全凭感觉的家伙却又把事情弄得稀槽。在一道送交驻马德里英国公使的公文中，他于一份伊莎贝拉女王婚姻的可能的候选人名单中重新提到了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与此同时，他还乘机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西班牙政府的暴政与无能。而这份本来缺乏审慎的公文竟然落到了法国首相居素手里，路易·菲力浦本来感到在伊莎贝拉婚事上自己的如意算盘被英王粉碎，窝了一肚子的火，而现在英国居然重提利奥波德，这岂不是撕毁了他们之间的协议吗？法王按捺不住，他觉得正好抓住这一事件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如意算盘。他给西班牙王太后去了一份公文，宣称英国正在科堡的婚姻问题上捣鬼，并提醒她注意帕麦斯顿对西班牙政府的仇恨。他说，现在英国已公开与西班牙和法国作对，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摆脱困境，而目前来讲对英国最大的打击就是伊莎贝拉与卡蒂斯公爵，斐娜达与蒙邦塞公爵结婚。 又惊又气的皇太后轻信了路易·菲力浦的话。没过多久，两场婚礼在同一天举行了。 这的确令维多利亚十分恼火，她寻找机会予以报复。当时法国内部矛盾重重，工人、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革命风起云涌，路易·菲力浦政府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英国镇压工人运动方面曾给予了一定的援助，充当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现在，女王则下令撤销对法王的援助。这一来，18个月后，1848年法国发生了二月革命，路易·菲力浦7月王朝破灭，他本人及其一家作为落魄流亡者逃往英国，拜倒在维多利亚的脚下。 而这一切也正是帕麦斯顿所极乐意看到的，帕麦斯顿在思想上是一个极其矛盾而且是乐意于自相矛盾的人，他是英国政治家坎宁的忠实信徒，而坎宁的思想核心就是寻求均势，在一种矛盾中寻求均衡。因此在外人看来帕麦斯顿似乎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他靠不断地挑起争端来平衡一切矛盾，他一生就是不断地从事着这种冒险的游戏。一方面他被认为是一位真正的社会公仆，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发现格林公园的草地上竖起了铁栏杆，他立即写信给负责的大臣，用最严厉的词句下令拆除障碍，他说，这些铁栏杆是不可容忍的障碍，因为草地的作用本来就是让老少公民在上面自由行走，公园也是为了他们的愉悦而存在，为什么我们总是忘了这根本的东西呢？他内心里极同情当时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中期的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政变，一顶顶皇冠纷纷落地，这些都令他十分快乐，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惊讶地发现，在那些年里，他们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支持造反派的，无论是在德国还是瑞士、奥地利、意大利以及西西里。另一方面在国内他又是一个保守派，是英国女王的外交大臣，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激进派的特征。 帕麦斯顿的这种自相矛盾无法被阿尔伯特所理解、接受，在他看来，帕麦斯顿是个疯子，东一拳西一脚，闭着眼睛瞎撞，没有一些章法和主见，帕麦斯顿只能把一切弄得更糟：用宗派林立的无政府主义和平民暴动来取代主义。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英国当时的宪章运动正在不断高涨，它将危及英国的已有宪法及君主政体，帕麦斯顿的行径只能加速这种危机的到来。 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使帕麦斯顿感到极其地不自在，他发觉他过去十年政治生涯中的那种自由不羁现在处处受到限制和干扰，在西班牙女王婚姻事件中，女王虽然把更多的火气集中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但她的不悦，她的不时地扫向自己的锐利而冷峻的目光使他觉得如果没有阿尔伯特的支持与操纵是不至如此的。 帕麦斯顿决心用他的英国人的固执与任性去冲击那个德国人阿尔伯特的理智之墙，阿尔伯特如果执意要插手，那就只有将他挥到一边去。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正是靠着这一法宝而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迟才交给女王，这样女王根本就没有时间细看甚至修改，有时他干脆就一意孤行，压根儿就不送给女王，或者他干脆就耍起无赖来，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异议，但写公文还是照老样子发往国外。而事情被女王发觉时，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赔不是，什么不晓得会有这种事呀，一定要给那帮办事的家伙一顿训斥呀，什么女王陛下的旨意一定要重视，下不违例啦等等。但下次的事情又依然一样，如此不断地重复。 帕麦斯顿的公文有时激怒了国外的一些君主们，他们纷纷来信谴责女王，因为这些信均是以女王的名义发出去的。以女王名义的公文却是女王所不赞成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看到过的，这岂不是对女皇的愚弄？ 帕麦斯顿还有一个绝妙的解释：每年往外交部发出的公文有2.8万份，如果每一份都需女王批阅后方能生效，其延误将是极严重的。另外，既费时又劳神地去把文件交给阿尔伯特做那过于琐细的审查，对一位日理万机的大臣来说也太过分了一些。 面对漠视与愚弄，阿尔伯特和女王不断地向新任首相约翰勋爵施加压力，必须采取行动制约帕麦斯顿，甚至解除他的外交大臣职务。 一项旨在反对帕麦斯顿的议案在上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然而，在下院的讨论中，帕麦斯顿显示出了他的老辣的政治手腕，在一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把解释、抨击、辩论、宣讲，平铺直叙和滔滔雄辩以完美的演讲艺术体现出来，而这时，他的对手——罗伯特·比尔爵士已坠马身殒，没有谁能在讲坛上击败他，他的外交大臣的位子便稳如泰山。 帕麦斯顿依然我行我素，这位外交大臣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当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地的归属问题上，普鲁士和丹麦发生了冲突，女王夫妇同情普鲁士，而帕麦斯顿却支持丹麦，并于1850年瞒着女王签署了列强确保丹麦领土完整的条约。女王再也无法容忍，决心搬掉这块顽石。她通过内阁首相转给帕麦斯顿一封亲笔信，措词相当严厉： 朕以为有理由为了预防将来的任何误会，将朕对外交大臣之期望做一简略的说明。朕要求： （1）他将清楚地陈述他在一个既定事件中的企图，以便朕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批准的是什么； （2）一切方案，一经朕批准，大臣便不得擅自更改或修正，发生这种行为，朕将以为是对君上无诚意，理所当然地行使朕的宪法权力，罢免这位大臣。 阿尔伯特也出马召见了帕麦斯顿，年轻人决心以自己的理智与精谨来治治这个乱冲乱撞的毫无头脑的老家伙，他的问话暗藏机锋，直指对手：“你知道女王反对有关什列斯维希的草案，她所以这样做的理由你也明白。她的意见遭到了否决，表现着列强各国要求保证丹麦王国领土完整愿望的草案签订了，丹麦国王便以此为由而侵入什列斯维希，那里烽烟四起。如果霍尔施坦也受到侵犯——这里有可能——日耳曼便决不会坐视不救；而俄国已恐吓说如果什列斯维希人取胜的话，便要以武力干涉。如果出现这一非常情况（极有可能挑起一场欧洲大战）而它又很可能是当我们正在巴莫罗市，约翰勋爵在苏格兰的另一地，你将怎么办呢？鉴于你的先见之明，女王料想你对上述可能性已经有所注意，并要你对此假定的事件中自己该怎么办做一明确的回答。”正如阿尔伯特所预料的一样，帕麦斯顿的确无以回答，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只能是随机而行，而不可能事先有十分严密的方案。他说：“整个事情是极端复杂的，而殿下提到的那些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阿尔伯特坚持再三，整整一个小时费尽气力想迫使他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却毫无结果。“除非罢免他，否则将毫无办法”，阿尔伯特想。 帕麦斯顿应该从女王的信及阿尔伯特的问话中嗅到某种气息，但他的一向的政治态度与个人本性决不会使他的行为有任何改变。 几个星期以后，有一位奥地利的海诺将军来到英国。这个人因严厉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尤以鞭笞妇女而臭名昭著。在他参观一家酿酒厂时被一个刚刚从维尔那逃回来的工人认出，这位工人参加了奥地利革命，知道这位被称做“鬣狗将军”的人的底细，他旋即遭到了工人们围攻，工人们将他推来攘去，吼声四起，他挨了不少拳脚，他逃进一条胡同，居民们挥舞扫帚紧追其后，他拼命地逃进一家小酒店并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这一事件激怒了奥地利政府，奥地利要求英国道歉。帕麦斯顿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与于矛盾中去寻找均衡的政治态度，一向支持工人暴动，因此对此事从内心里十分高兴。虽然作为英国外交大臣，他不得不表示歉意，但他在这份道歉公文中却又加上一句说这位将军“于此时前来英国似乎不合时宜”，而这份关系重大的公文帕麦斯顿又没有让女王或首相过目。显然，对帕麦斯顿所加的那句话女王夫妇、首相极为不满，因为，这将给英国、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大的麻烦。 1851年10月，一位匈牙利革命的领导者科索兹流亡到了英国，对这样一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女王政府当然恨之入骨，而帕麦斯顿却表示要在伦敦的家里接待这位匈牙利的爱国志士。他们的矛盾再一次尖锐，帕麦斯顿甚至想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还是屈服了，但帕麦斯顿的同情革命政治态度却因此而远近闻名。几个星期以后，一个来自芬士伯雷和艾林顿的激进派团体求见帕麦斯顿并呈上一份请愿书，上面将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蔑之为“丑恶可憎的凶手”和“残忍的僭主与暴君”，作为君主下的英国大臣，帕麦斯顿当然在表面上对这些措词表示了反对，但这种反对是温和的，而且在这些温和的谈话中他听任自己真情实感以一种漫不经意的方式流露出来。 帕麦斯顿的言行立即招致了朝廷的愤慨与咒骂。维多利亚夫妇深感手下的这位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 1851年年底，女王夫妇的担忧达到了极点，这一年12月2日，巴黎发生了路易·拿破仑政变。路易·拿破仑又称拿破仑三世，是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企图恢复拿破仑一世的辉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曾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惟恐天下不乱的帕麦斯顿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即召见法国大使，对拿破仑行动表示了赞同。女王夫妇大为不悦，两天后她写信告诉他，对于法国事务，英国政府的方针是保持绝对中立态度。 然而不久，在给驻巴黎的英国大使的公文中，帕麦斯顿似乎把女王的告诫当作耳边风，继续表示了他对拿破仑的赞同。这份公文照例未呈送给女王，首相也不曾见到就发出去了。 一连串的事实终于促使女王夫妇下定决心，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 帕麦斯顿被免使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尤其是阿尔伯特，他曾多次感到与帕麦斯顿较量之艰难，他也意识到他与帕麦斯顿之较量实际上是英德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较量。理智战胜了热情，理性克服了感性。帕麦斯顿被挥到了一边，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三、克里米亚枪声一响，女王夫妇再一次深得民心。 帕麦斯顿的垮台，标志着阿尔伯特在维护王权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自从阿尔伯特跻身英国政治以来，他一直把自己所有精力与才智放在王权的巩固与扩大上。面对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黯然失色的君主立宪制，面对国王被看作一个傀儡只会按照大臣的意愿“或点头以示赞同，或摇首以表不许”的窘境，在男爵斯托克玛的指引下，阿尔伯特决不放弃维护君主合法地位的任何机会，在他看来，国王当有为其内阁会议永久之主席的权力，应处于终身首相之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惩戒权，国王甚至可以自始至终地参与政府的决策，他极其羡慕威廉三世的地位——他既主持其枢密院（相当于现今之内阁），同时又是一位立宪君主——尽管阿尔伯特的想法与当时时代的发展背道而驰，但他仍然坚忍不拔地努力将它付诸现实。 帕麦斯顿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挥到一边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由于阿尔伯特与帕麦斯顿的冲突远远地超出了俩人之间恩恩怨怨的范围而涉及到两个民族文化性格与整个时代主要矛盾之间的对抗，而这种对抗之间的胜负是很难分辨的。代表封建君主利益的阿尔伯特必然要受到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进步势力的扼制，而代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阿尔伯特又必然招致绝大部分英国从上层到下层的民众的围攻，而这种扼制与围攻随着帕麦斯顿的被免而变得更加厉害、尖锐。 阿尔伯特的胜利是短暂的。几个星期后曾与阿尔伯特站在一边的首相约翰迫于议院的压力被迫辞职。由辉格党人和比尔的追随者组成的联合内阁成立了，首相是前外交大臣阿伯顿勋爵，而帕麦斯顿再一次进了内阁。 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从帕麦斯顿事件中人们感到社会在倒退，君主地位重新上升，而这个地位正在上升的君主的职责在实际上却由一个在宪法上无明文规定的人物所行使，此人对于君主有着模糊而又无限的影响，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阿尔伯特也曾承认自己的责任是融自己个人的存在于妻子的生活之中……以弥补其作为一个女人，在行使其君主职责时难免会出现的各种缺陷，时刻密切地关注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使她得以在面临各种纷繁而艰巨的问题或职责时能随时给她以忠告和支持。这些问题或职责有时是国际事务方面的，有时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社交方面的，个人生活方面的。作为当然的一家之长，她的家务总管，私事助理、政治上的惟一心腹，以及她在和政府官员通信交结中的惟一助手，此外还是女王的丈夫，皇室子女的老师，女王的私人秘书以及她的终身大臣，他有这个义务。 “这是相当危险的”，国民却总是这样认为。 于是所有的怨恨一齐发泄在这个异国青年甚至还包括那个受异国青年控制的女王身上。当时正处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帕麦斯顿极力主张向俄宣战而阿尔伯特罢免了他，因此到处都在扬言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卖国贼，一个俄国的哈巴狗，他将英国的政策导向有利于英国的敌人的方向。所有的这些指控充斥了所有报刊，公众集会上的反复张扬，私人谈话中的细致渲染，使一切变得更加极端而离奇。甚至在伦敦街头叫卖的半便士一张的小报上也刊登有这样的打油诗： 土耳其战争将打响， 晦气已经撞上了， 那个陛下的老公小阿尔， 成了俄国佬。 老阿伯顿露了面， 愁眉苦脸黄又瘦， 还有约翰老牛挺大肚， 填满肮脏的俄国油。 上星期一夜里猛地一惊， 阿尔从床上滚下地。 德国小子满口呓语中了邪， 你听他怎样抱怨又抽泣！ 他抹泪告诉维：“我要逃， 一直逃到圣彼得堡。” 据说维翻身下床， 用睡帽将他抽了个饱。 这首诗有一个讽刺性的题目，叫做“可爱的阿尔伯特！” 到了1854年1月，风传阿尔伯特因犯了叛国罪被逮捕，还说要将他押解至国家监狱伦敦塔，甚至还有人说女王本人也一并被抓了起来，后来，也真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伦敦塔四周，期望有一天看到这对国家元凶走入监狱。 真是无稽之至，但它却说明一个事实，皇家夫妇已不得民心。 但1855年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为女王夫妇重树自己的威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1856年间由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一场狗咬狗的战争。俄国力图击败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而插足巴尔干半岛，于是1853年出兵土耳其。英法也企图控制土耳其，霸占近中东。虽然在阿尔伯特的影响下，罢免了一直力主参战的帕麦斯顿。阿尔伯特也因此遭到民众之谴责。但阿尔伯特本人在对待克里米亚战争上的态度与帕麦斯顿却是一致的。1853年10月，俄土战争爆发，11月俄军击溃锡诺普港的土耳其舰队，引起了英法极大的不满，1854年3月，在阿尔伯特的支持下，英王宣布对俄作战。 对俄宣战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人们这才发现他们误解了阿尔伯特，人们对阿尔伯特的爱国之心深表敬佩。更为称心的是，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在第二年即罢免了在战争中表现不力的阿伯顿勋爵而重新启用帕麦斯顿勋爵，帕麦斯顿替代了阿伯顿做了英国的首相。 一切又朝着向女王夫妇有利的方向发展。 克里米亚战争给克里米亚地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给维多利亚女王带来的却是种种新的令人高兴的体验，她有更多的机会在各种场合露脸，一展作为帝王之尊严。去教堂祈祷战争的胜利，接见各国因战争问题而频繁派来的特使，在各种有关战争的公文中签名，自我体味一番作为英国代表之自豪的滋味，特别是给战争中的“英雄们”颁奖更令她激动不已。她将自己的热情、赞美、怜悯与爱倾注在那些“亲爱的战士”身上，她写信给比利时国王说，这是些“多么高尚的人啊！说真的，我觉得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的心为他们而跳动，犹如是我的至爱亲朋。他们是那样感动，那样兴奋，我听到很多人哭了——他们竟不愿听从交出勋章以便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到上面的指示，为的是害怕将得不到由我放进他们手中的那同一枚勋章 ，这情景真令人感动。还有几个人来时带着重伤。”维多利亚被战士们对她的狂热的崇拜所陶醉了。 阿尔伯特却不满足于这种表面的荣耀，他考虑的是如何不懈地工作，以将战争一步一步导向胜利。 文件、公文、备忘录，从他那里源源不绝地发出来，对战争的分析与评论也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战争期间，他就东方问题发表的评议填满了50册对开本。他的忠告与建议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在最关键的地方；招募一支外籍军团，在马耳他建一个兵站，对塞巴斯特堡驻军的情况设定期汇报和表格说明，甚至在一份十分详尽的备忘录中他还勾勒出了对整个军队管理进行根本改革的轮廓……当同盟国胜利在望而阿伯顿勋爵却打算开始和谈的关键时刻，他对阿伯顿进行了充满火药味的攻击并很快鼓励女王罢免了他。女王夫妇经常骑马四处阅兵，鼓舞士气，作最后冲刺。1856年，塞巴斯特堡终于被攻下来了，正在巴莫罗的阿尔伯特在消息传来的几分钟内和穿着五花八门衣服的全体绅士们、仆从及全体村民——守望者、仆佣、工匠一起出动，游行庆贺，篝火燃起来了，风笛也吹奏起来了，还有排枪齐鸣。 正因为如此，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使英国人感到了自豪而他们也开始心甘情愿把功劳算在女王夫妇的账下，面对欢腾的民众，维多利亚心中涌动着成功的莫大喜悦。 应当指出，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实质上是英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的又一次得逞。在这场罪恶的战争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维多利亚夫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这场战争对于英国国民来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在国内得到了几乎一致的拥护。这也是19世纪英帝国主义全球殖民政策在国内所得到的一致态度。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在回答考茨基的询问时曾经指出：“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这也是本书在写到一系列以维多利亚为首的英殖民侵略事件时很少写到她在国内受到的抵制甚至还更多地着眼于这些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如何促长了维多利亚在国内的威望与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不管他普鲁士王子有怎样的惯例，可不是每天都有娶英国女王长女之事的。” 就在女王在国内赢得民心、树立了崇高威信的同时，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势力也日益增强。仅以对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而言，19世纪中叶，它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帮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在世纪末还参与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火烧圆明园，正是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抢我财宝，毁我文明，割我土地，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的香港就是1842年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的《南京条约》上割去的。《南京条约》内容除了割让香港外，还包括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抽收进出口税的税率须由中英共同议定，不得随意更改。也正是从《南京条约》开始，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帝国主义的强盛，更增长女王维多利亚傲视群雄的霸气，她感到哪怕是在当时一些有很强影响的帝王面前也高人一等。 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推翻路易·菲力浦王朝实施军事独裁，一年后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企图像他的伯父拿破仑一世一样去称霸全球。他也是一位野心勃勃、傲气十足的帝王。但在维多利亚面前，他却显得黯然失色。 本来，维多利亚十分厌恶这位在她看来应该是极不光彩的冒险家，特别是因为他与帕麦斯顿的臭味相投更加强了她的不满。但是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了同盟军之后，他们不得不走到一块。首先是拿破仑皇帝偕皇室访问了英国，拿破仑夫妇的来访完全改变了维多利亚以前的态度，维多利亚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她看到，正是这个在法国威风凛凛的帝王在自己面前却表现得那么文静、朴实、幽雅、谦虚，他似乎在寻找一切机会以讨得女王的欢心：骑马或是跳舞，或是带着最崇敬的专注坐在阿尔伯特面前聆听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俨然便是一个听话的小学生，他甚至公开宣称他还从未遇到过堪和阿尔伯特相匹的人。 皇后欧吉妮亚也使女王感到了自己的特殊的身份与特别的意义。是的，正值青春美貌的鼎盛期的欧吉妮亚风度翩翩，容貌倾城。一身典雅而高贵的巴黎精工制作的箍衬裙将她高挑而苗条的身段衬托得淋漓尽致，娴雅而又时髦。而维多利亚则已近中年，原本略胖的身材现在已因中年发福而更显臃肿，而那套大红大绿的服装也显得乡土气十足。但维多利亚并不显得难堪，更不至于妒火中烧。在阿尔伯特的影响下，她早已习惯了这份土气，它更显真实、自然、朴素，她想到的是，这个风韵异常的女子宁愿寸步不离的走在自己的身边，一步一趋，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那位繁饰而美貌的皇后只不过是女王内在的庄严的绝对力量的烘托物罢了。 更使维多利亚陶醉的是她对法国回访时所受到的隆重礼遇，这跟女王接待法王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皇帝在壮观的凡尔赛宫为她举办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各种各样的绅士名流都以结识英国女王为荣，一位后来成为普鲁士帝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的普鲁士绅士俾斯麦也挤进来和她交谈。她还发现她下榻的房间也极合她的胃口，就好像有人曾对她在温莎寝宫的房间做过专门考察似的，甚至在她访法三天后，她在英国的小狗也被带到她的居室汪汪地向着主人叫唤了，她知道那不过是因为她第一次来到房间时随便说了一句，如果她的小狗也在的话，她真正以为待在家中了。 1858年维多利亚的大女儿普西公主与普鲁士王子即将举行婚礼。一切都很顺利，但临到最后，围绕婚礼举行地点英普双方发生了分歧。普鲁士方面提出，按惯例皇家血统的王子必须在柏林结婚，而这一次也不得例外。这使得女王夫妇十分气愤。普西公主是女王夫妇的掌上明珠，她无论在哪方面都酷似她的父亲：她富于同情、聪明伶俐，对艺术和科学有极大的兴趣与极高的天赋，并对备忘录有着强烈的欢喜，而这些素质在留在身边的儿子身上却一点也不曾流露出来。因此女王夫妇十分钟爱她，做父亲的自不必说，即使是维多利亚也常常为在女儿身上发现阿尔伯特的影子而欣喜若狂，因为她也太爱阿尔伯特了，她对女儿的爱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丈夫的依恋，女儿要走，使她感到不仅仅是失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也部分地失去了阿尔伯特。正是这样一种感情，使维多利亚坚持女儿的婚礼一定要在伦敦举行，她要好好地操办操办。 她下了一道严厉的手谕训令外交大臣告诉普鲁士大使： 不要在这一问题上怀有侥幸……不论是为公还是为私，女王都决不会同意此事。那种觉得一位普鲁士王子前往英国迎娶一位大不列颠的公主为太过分了的想法，至少也应该说是太可笑了。……不管他普鲁士国王子有怎样的惯例，可不是每天都会有娶英国女王长女之事的，因此这一问题必须认作已经讲定，再无可言。 女王的语气十分坚决、生硬。她还特意在普鲁士与大不列颠底下加上着重号，目的在于提醒普鲁士人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在这场较量中，维多利亚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婚礼在伦敦的圣·詹姆斯教堂举行，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到处都张灯结彩，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女王还专门为新郎新娘举办了隆重的音乐会，在温莎滑铁卢厅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各界名流云集一堂，共致祝贺，“所有的人对维基都极力表示友好亲切，到处热情洋溢”维多利亚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女儿的婚礼完全按照她所设计的方案举行，甚至其热烈的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她从中感到了快乐和满足，她知道这样的一种热烈的场面完全是她作为英国帝王的威仪所致。她走入人群，向各界绅士名流、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大使和其他贵宾们纷纷致意，她的步伐稳重而傲慢，她以一种帝国至尊的居高临下的目光扫视一切。 五、皇室的生活井井有条、和谐幸福，义务德行淳朴取代了混乱、懒惰和诡谲，这一切构成了这个时代生活的典范。 从1840年2月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结婚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是维多利亚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在阿尔伯特的辅佐下，她极大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帝国至尊的莫大荣耀，她十分高兴地看到英国君主的权力正在一步一步的加强，尽管这过程中也遇到过种种挫折，例如与帕麦斯顿的艰难斗争，使女王常常生一些身不由己之感。但总体说来，她是满足的，有那位高大英俊、果断善思的丈夫挡在前面，她总是那么的安全。只有在他的面前，她，这个惯于居高临下的显赫的女王才显示出她作为女人的天性的至柔至弱的一面：她像一只依人的小鸟偎依在丈夫的身边。 除了刚结婚后那极短的一段时间有过一些不适应外，他们在一起的绝大部分时光是美满和谐的，他们的配合天衣无缝。在处理国务上，阿尔伯特总是竭尽全力地维护王室权力，而维多利亚也充分地相信这位才华出众的丈夫，在家庭生活中，他们严于律己，他们互敬互爱，他们的生活典雅有序而又不失浪漫。整个英国处在一个极其繁荣的时代，而人们已习惯于把这时代的繁荣与皇家生活的健康、纯正联系在一起，全英国社会都在称赞他们、羡慕他们，人们透过皇室的幸福生活看到了他们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人们喜欢这种由爱情缔结的婚姻，一切都是那样井井有条、和谐幸福，义务德行淳朴替代了混乱、懒惰和诡谲，人们愿意把它看作是这个上升的社会和时代的象征。 维多利亚对阿尔伯特的信任与依赖达到了顶点。 所有的呈件首先都必须由阿尔伯特过目，阿尔伯特认真翻阅这些呈件，并在重要处写下自己的建议或者写一份详尽的备忘录，这些呈件由阿尔伯特按轻重缓急分类整理，整整齐齐放在女王面前，由女王审阅、签名。维多利亚觉得丈夫的见解总是那么的正确无误，这使她省去了很多的麻烦，有时她甚至看也用不着看，签一个名也就放心了。在很多的情况下，阿尔伯特的意见就是女王的意见，而阿尔伯特对此也相当自信，有时，他交给女王一份草案让她签名，他或者会说：“这是我为你拟就的一份草案，看看吧，我想这样就行了。” 当然，阿尔伯特也决不会因为女王的信任就欺上瞒下，一意孤行。他是一个办事极其认真的人，他每天都必须阅读处理大量的呈件，为此他的娱乐时间越来越少，社交的愿望也被压缩到最小限度，即使参加也只不过是敷衍一下。每天早上，天还未亮，阿尔伯特写字台前的那盏绿色书写台灯就亮了，映照着阿尔伯特伏案工作的姿态，如同一尊雕塑，那么的专心致志，一丝不动。直到女王也早早地起床，轻手轻脚地来到紧挨着他的那张写字台的书桌前，然后点燃台灯，阿尔伯特方转过头去，与妻子相视一笑，然后埋头工作。维多利亚坐了下来这才发现，在她的桌上已经整整齐齐地摆着有阿尔伯特整理好的一大摞只待她签名的呈件。维多利亚拿过一份呈件，一边签名，一边从心底油然生起一股感激之情，她禁不住又朝身边的丈夫柔情地看了一眼。 天还没有亮。 女王夫妇每天紧张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 除了批阅呈件，夫妇俩还要处理大量的政府事务，如接见外国贵宾啦，为博物馆剪彩啦，参加医院的奠基仪式啦，在皇家农业协会上发表演说啦，出席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啦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夫妇俩人也总是把尽自己处理纷繁复杂的政府事务的职责当作自己的乐事。需要他们处理的事情越多，不正是说明了王权的强大么？要是什么事也没有，那又意味着什么？ 女王夫妇总是在处理这些事件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胆识与才能。特别是那个阿尔伯特总是会有一些令人惊喜的举动，例如他曾为国家美术馆拟定规章 ，并将所有的名画按其流派挂列，这一举动使得那些美术专家们也不能不对阿尔伯特的美术知识与鉴赏能力钦佩不已。又比如，他曾设想如何变污水为农肥，并获得长足的进展，他解释说，通过某种适当的装置，经过自下而上的过滤，便可以截留渍质并放出流污以浇灌，这一设计如果成功将比以往所有计划要节省数万镑。他还对平版印刷术原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女王夫妇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集中在孩子们的教育上，他们把对皇室子女的教育看作是自己的职责，也是国家的需要。因为皇室子女的特殊地位对英国未来的发展有着特殊之意义。 除了大儿子帕蒂（即威尔斯王子）、长女普西公主，1850年他们有了阿瑟王子，三年后有了利奥波德王子，而后又有了比阿特丽斯公主。子女越来越多而教育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都十分重视教育对于孩子未来发展的重大作用，因为他们俩人本身就是严格系统教育下的产物，而这些教育至今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是斯托克玛造就了阿尔伯特，是莱恩男爵夫人造就了维多利亚，现在他们也要为自己的子女寻找新一代的斯托克玛与莱恩。他们曾在一份备忘录里为挑选长子威尔斯王子的先生制定了“某些原则”，他们认为只有很好地遵循了这些原则的先生们才能像斯托克玛与莱恩一样对他们的子女们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备忘录说： 判别社会上一位绅士的素质是：①他的外表，其举止与服饰，②他接人待物的特点，③他于谈话中或其所置身的任何社交场合里应付自如的愿望及能力。 备忘录对这几点做了好几页的详细的阐述，最后总结道： 如果他们能充分认识其所处地位上的责任，以上述诸点为纲，能在一切场合都根据这些原则来发挥其自身的好见识，不以任何一个细节为过于琐屑而予以轻视，而是持之以恒地克守节操，他们便能对年轻的王子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而不辜负皇家父母选贤的美意。 这份备忘录寄予了皇家夫妇望子成龙的苦心。 然而令这对皇家夫妇遗憾的是，威尔斯王子，这个未来英国国王的继承人，这个皇家夫妇寄予希望最大的孩子却在体质、智力和道德诸方面都不尽人意。他对于一切要动脑筋的事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比如说，他曾在一个精选的导师团的陪同下，做了一次大陆旅行，出发前父亲要他写日记，记下最有意义之事，回来后，阿尔伯特翻开日记一看，却什么也没有，难道一个英国王子，一个未来的国王在对各地的访问中没有一件有趣的观感？威尔斯王子显然不像他的父亲，阿尔伯特不是对详尽严谨的备忘录情有独钟吗？他也不像他的母亲，维多利亚从13岁起就一日不停地写日记，在日记里反省自己的思想、情感。威尔斯王子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它们太费脑子了，他一天到晚不学无术，凭感觉生活，浪荡轻浮，追求物质感官上的享乐，他经常偷偷地与那些品行极差的常常恶作剧的孩子混在一起。后来阿尔伯特将他送往牛津学习，但他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和那些大学肄业生混在一起。 女王夫妇只能希望以更多的努力去挽救这根嫩枝，让他朝着健康的方向成长。最优秀的家庭教师被挑选进来，他们还亲自修改了课程，安排课程表，让孩子始终处在循环往复的示范、句法练习、纪年、谱系、海图等氛围之中，他们始终与教师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字条往来不绝，或是询问，或是汇报成绩，或是做详细的介绍，或是备忘录。这些字条都被女王夫妇仔细地分门别类地保存下来，在他们看来，这些字条都反映了王子成长过程的痕迹，都是调查对王子教育的极好的参考资料。女王夫妇特别注意王子的品行教育，他们认为，这位王位继承人应防止受到外界最小可能的污染，他只是偶尔地被准许邀请几个贵族子弟、品行端正的孩子和他一起在白金汉宫的花园里玩，而阿尔伯特夫妇则在一边一丝不苟地监督着他们的游戏。在王子17岁生日时，女王夫妇特意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告诫儿子已经进入了成年期，应从此履行作为一名基督教绅士的义务： 人生是由各种义务组成的，而得体地、严格地、欣然地履行这些义务乃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战士和一个真正的绅士的本色……一个新的人生领域正在向你展开，在那里你将被教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是一项你要学习的课程，较之迄今为止你所进行的任何一门课都更为重要。 一向满不在乎的帕蒂读到这里也被父母的良苦用心所感动，流下了眼泪。 与此同时，女王夫妇俩人的感情也日见深厚。他们常常忙中偷闲，寻得片刻的轻松与欢愉正反映出了夫妻俩人感情上的相互满足。餐桌上一向沉稳的阿尔伯特妙语连珠，异常活跃，维多利亚也常常在丈夫的风趣面前张口大笑。阿尔伯特总喜欢在钢琴上弹奏门德尔松的曲子，门德尔松所描绘的田园风光令夫妇俩人流连忘返。他们有时品评起卧室四壁上所挂的那些著名油画，他们尤其喜欢18世纪著名画家盖恩斯巴勒的风景画，而在整个房子里最醒目也最令女王夫妇陶醉的是德国画家温德哈德为他们俩人画的肖像，俩人的画像被置于正壁最居中的位置，画幅间隐隐地弥漫出一缕神灵之气。 有时得了一段时间的空闲，他们便去苏格兰高原旅游，在那里去寻求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欢乐世界。 苏格兰高原真是一个远离尘世的遥远的世外桃源。维多利亚自从于结婚之初和阿尔伯特去过一次以后，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心便留在了那个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地方。从此去苏格兰高原旅游便成为女王夫妇共同的嗜好。几乎是每个夏天，他们都要到那里去度假，他们的这种爱好，一直到阿尔伯特去世都没有中断过，每去一次，女王都会为新的感受而欣喜万分。一次他们攀上了一座山峰，望着眼前葱绿开阔的景色，女王几乎都快要陶醉了。她写道： 啊，还有什么可以比自然的美呢？我们在其中得到了何等的乐趣！阿尔伯特如 此地喜欢，他在这里简直要发狂了，我从未上过这样一座山，十足的浪漫风味！ 苏格兰拙朴、粗犷的山野景色使女王夫妇流连忘返。那远处随风飘来的苏格兰独有的风笛声仿佛把他们带到了世外桃源。他们在外出旅行时，常常假扮某个故事中的人物，一次他们给自己取名为“丘吉尔爵爷夫妇”，在他们的身后跟着牵马的苏格兰山民。 女王夫妇对这些淳朴、实在的山民怀有良好的印象，女王说：“高原人从不怕麻烦，总是高高兴兴，说走就走，说跑就跑，说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他们从不找麻烦，很快乐，又很和气，随时准备为你奔走，去做任何事。” 他们和山民们相处融洽，经常在一起愉快交谈。女王说：“我们总是爱和高原人攀谈，和他们说话，你能那么深地接触到高原”，渐渐的，女王夫妇对苏格兰的一切都喜欢起来，包括他们的服饰、习俗，还有他们的风笛。 一次，女王夫妇来到布列达尔彭爵爷家里小住，他们惊喜地发现这里有九位风笛手。每当他们进餐时，无论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这些风笛手们就轮流在室外吹奏风笛。有时一人吹，有时三人同吹，有时全部都来吹。女王夫妇对这一习俗感到又快乐又惊异，尤其是女王，她被这独特的进餐方式迷住了。从那以后，女王将这种就餐方式带进了王宫，一直延续不断，直至今天的伊丽莎白二世，仍保留了这种古老的王室规则：每天早餐都有一位侍从在室外吹奏15分钟的风笛。 1848年女王在那里挑下了巴莫罗别墅，这是阿伯丁郡荒原中靠近布雷玛的一处小庄园。四年后，她把这块地方买下了。她能更加自由自在地过着一种田园生活了。在那里，她可以每晚品味他们俩人的浪漫情调，也可以整日不受任何骚扰地沉浸于对阿尔伯特的情爱之中。庄园的环境十分迷人，他们住在两三间小起居室里，孩子们被安排在楼上，而随从的大臣则在一间极小的卧室里做全部的事情。夫妇俩人在这两三间居室里觉得非常安逸自在。在那里他们随心所欲地跑进跑去。他们常常把孩子和侍从丢在庄园，双双外出写生、散步、看奔跑的红鹿，或者走访村民，有时甚至冒险到阿特·纳吉乌河塞克的“堡塞”去住一两夜，去体验野居的荒凉与孤寂。他们常常去攀登群山，每登上一座山峰，他们便要搬来很多石头码成一个城堡的模型以示纪念，在这种纪念石堆的堆砌中他们感到回到了自己童年的那种无忧无虑地做着游戏的快乐。 最后，当那座我想总有七八英尺高的纪念石堆接近建成的时候，阿尔伯特登上顶部，放上了最后一块石头，这之后又是三声欢呼。这是一幅快乐，美妙而又动人的情景，我禁不住哭了。站在可爱的山巅极目望去景色是那样的美丽，天空是那样的晴朗，一切都是那样的惬意。 女王曾这样回忆起他们的那段颇有传奇色彩的生活。 后来，阿尔伯特推倒了这座旧的小庄园，而在原址重新建一座由他亲自设计的城堡。城堡于1855年竣工，外观宏伟，完全按苏格兰豪华的风格以花岗岩建成。有一个100英尺高的塔楼和数许小角楼，并圈以雉堞墙，它巧妙地建制在可以俯瞰周围的群山以及邻近的迪伊河最美的景色的地方。至于别墅的内部装饰，也充分体现了苏格兰情调：墙壁、地板、桌椅、帏幔等等，凡是能装饰起来的地方都铺上了苏格兰的传统格子花呢，女王还将亲手画的一幅水彩写生挂在了墙上。阿尔伯特则将在日耳曼猎获的一头野猪的猪头挂在了墙上。在大厅里，还摆放着一尊大小如真人的阿尔伯特身穿苏格兰高原服的塑像。 女王快乐极了，她写道： 我的心一年比一年更萦系这个乐园……现在一切都成了我爱的阿尔伯特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建筑，自己的设计……他的崇高趣味，他的亲爱的手痕，处处都印遍了！ 的确，在这里维多利亚度过了自己最幸福的时光。在以后的岁月里，她更多的是沉浸在对这一段生活的回忆之中，而每当她回首往事的时候，她总感到有一种光辉、一种脱俗而神圣的灵光，照耀在那些金色的时辰之上，每一个神圣的时刻都历历在目，美不胜收，意味无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亲王之死 一、她纤弱的手指感到他本已纤细的呼吸越来越弱，终于再也没有一丝进气…… 1861年的一天，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前往科堡访问。马车笃笃地向前行使，沿途的自然景色使得这对皇家夫妇的旅途变得十分的愉快，那些茂密的森林，那些开阔的河流，还有那不时与马车竞逐着的不知名的飞鸟，甚至使他们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工作上的访问，而好像是一次轻松的旅行。 他们一面欣赏着野外的迷人景致，一面愉快地交谈着。维多利亚照样是那样的伶牙俐齿，滔滔不绝，而一向沉默稳重的阿尔伯特也只有这个时刻才更使人想起25年前造访肯辛顿时的那个英俊青年，那个被高贵的少女称做是“最动人的”、“充满了和善与甜蜜”、“言谈聪明机智”的活泼男孩。 是的，作为女王的丈夫，作为19世纪世界最强盛帝国的亲王，阿尔伯特几乎是牺牲了自己人生深处许多本质的东西，肩上的责任不断地强化着他思维上的严密与生活上的严谨，他当然也弹琴，也喜爱名人的油画，但那不过是繁重工作间隙的一种调节与放松，他的身材与体态酷似一位浪漫而抒情的男高音歌唱家，但人们也越来越觉得那不过是徒有外表罢了。英国的绅士与贵夫人们总想在那些豪华气派的社交场合或者舞厅、或者剧院、或者赛马场找到那个风度翩翩的身影，他的身影几乎永远定格在白金汉宫那张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文件的办公桌前，那盏绿色的书写台灯下，躬伏的身子如同一座沉重的雕塑。 他的勤奋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那盏绿色的台灯是愈亮愈早了，信函往来也越来越广泛，阅览报纸也越来越尽可能的全面，他一直坚持着的备忘录写作也越来越细致、深刻、精辟、冗长，这一切几乎将他吞噬，或者说，他自己就如同一条饿龙，他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日日夜夜不断增加的工作量却仍感饥饿。甚至，他的娱乐也仅仅只是一种为了工作而迫不得已的义务，他按照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消遣，怀着颇为拘泥的热忱去猎鹿，在午餐时说些双关语，这些都是正经的事而绝非纯粹的娱乐与诙谐。 他的压力总是巨大的。这种压力不仅仅来自那雪片一样飞来的各式文件，更来自于这位严谨的德国佬自己的内心深处。是的，从表面看来，他是成功的，在维护君主制方面，在树立皇家威望方面，在推动大英帝国的强盛方面，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他私下里常常感到，他毕竟是个德国人，在这个沉闷、愚昧、涣散、混乱而又装腔作势的浅薄的国度，他的德意志民族的严谨、务实、理性又算得了什么？外相帕麦斯顿曾被他挥到了一边，然而不久，这个曾被约翰·拉塞尔勋爵宣称为“年事已高，怕不会再有多大作为”的老家伙不是又卷土重来当上了英国的首相吗？英国人从本质上需要的是帕麦斯顿而不是他阿尔伯特。这正是阿尔伯特心灵深处的隐忧，是的，对抗一个人是容易的，而要去改变一个民族的血统却是何其艰难，更何况这样的一种“改变”是由与这个民族性格相反的另一民族的代言人来引导。英国人依旧在她那令人无法忍受的老路上不可理喻而又自得其乐地笨拙缓行，谁敢把她引上严谨、务实、理智之路？ 阿尔伯特带着他的勃勃雄心，带着他的严格的目的，抱着必得的决心跳到这个庞然大物前进的路途中企图把它引向另一道路。可是，最终被挥到一边的不是那帕麦斯顿，而是阿尔伯特。 他如同塞万提斯手下那个与风车搏斗的唐·吉诃德，他的选择，他的勃勃雄心早已决定他只能是一个悲剧的人物。 但是，这种悲观的情绪并不能阻止这位坚韧的德国人坦克式的不断向前的步履。他忧心忡忡却又如同一架精密的机器，在干巴巴的精密组合中无数的齿轮永恒的转动、转动。 只是他的体力愈来愈虚弱了。20年前，那位眼睛明亮、肤色滋润的英俊青年如今已变成一个枯黄憔悴的中年人。他的原本挺直的身子也因长期的案牍之劳而至于腰弯背驼，肌肉松弛，他的头也完全谢顶……对此，维多利亚颇为担心。是的，就她个人而言，她的身体与精力与阿尔伯特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生机勃勃，人到中年却愈发风韵旺盛，她的突出的始终充满好奇的流盼的眸子，她的短小肥胖而能干专断的素手，她的快速而流转的话语，无一不在显示着这个女人旺盛的生命力。但她知道她的这份旺盛的生命力完完全全来自她丈夫的保护，他如同一把撑天的大伞，为她挡去了无数繁杂的事务，无数无聊的干扰，使她得以快乐的生活。现在，她明显地感到，这把大伞在风雨飘摇中多少有些支撑不住了，她多么希望能将自己独特的精力转输给那个近乎枯竭而萎靡之人！她努力地做着她所能做的一切，为了使他更加自信，她授予他亲王的头衔，她郑重地向社会声明“朕有权申明朕之夫君为英国人”，她和他一起工作，随时照顾他。她经常把他扯到奥斯本树林里去散步，去静听夜莺的啼鸣，每逢他生日来临，她总要煞费苦心地为他准备生日礼物，一幅比阿丽斯的油彩画像，一整套哥达及四周的风光照，或者一个由维基设计的用巴莫罗花岗石和鹿齿做就的镇纸…… 但是，一切的努力都阻挡不住那个异国人的寂寞与憔悴。 马车仍旧在通往科堡的路上飞驶，得得的马蹄声清脆地播散在辽阔而清新的旷野的时候，维多利亚与她的丈夫的说笑声也一同飞出窗外。特别是维多利亚看到经年辛劳的丈夫有如此好的心情与精致，她的心里轻松极了，她希望通往科堡的路程永远没有尽头。她侧过脸看看夫君漂亮的鼻子，动人的嘴唇，内心里油然涌起丝丝爱意。 正在这个时候，维多利亚感到车身猛然地抖动了一下，然后朝阿尔伯特一侧倒去。 马车的一侧车轮出了故障。好在有经验的车夫立即喝住了奔跑的马匹。女王安然无恙，而阿尔伯特却留下几处擦伤和青肿。 看看夫君那副孱弱和狼狈的样子，一股巨大的隐忧将她缠住。她总感到，这次失事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事实也正是如此。 1861年年初，维多利亚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突然患了重病，几个月后悄然长逝，这是维多利亚懂事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丧失亲人的切肤之痛，原本实实在在的熟悉的身体，原本生动具体的内容，忽然间说消失就消失而且无影无踪，这完全超出了女王的想象，君临一切的女王忽然感到了一种人生之悲哀。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11月底一个寒冷的阴雨天里，丈夫阿尔伯特在视察桑德伯斯特新军校的设施建造时淋湿了身体，得了风湿病。几天后，他拖着病体去剑桥了解长子即未来英王继承人威尔斯王子的情况又受了致命的风寒，阿尔伯特很快卧床不起。 维多利亚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她知道不到万不得已，阿尔伯特是绝对不会躺下的。因为，尽管这些年来，阿尔伯特一直被忧郁与病痛缠绕着，但从不曾间断过他的工作。 但现在，他是倒下了。 维多利亚成天守护在夫君身边。他的病情每况愈下，雄心勃勃的亲王在几十年不屈不挠的人生奋斗之后终于祭起了白旗。他把维多利亚叫到身边，说：“我并不依恋人生，我并不看重它，假若我患了重病，我将立即投降，我不会为着生命而挣扎，我没有生的执着。”维多利亚努力地安慰他，她在病人隔壁的房间安置了一架钢琴，让女儿比阿特丽斯公主在上面弹奏着阿尔伯特最喜欢听的曲子，那些古典的田园牧歌式的曲调使阿尔伯特想起了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故乡，那些清晨的鸟鸣，那些调皮的小伙伴，有时，维多利亚也俯在丈夫的身旁轻轻地朗读着他喜爱听的司各特的小说《顶峰的培沃里尔》，而他则努力地欠起身子一边抚摸着她的面颊，一面喃喃地重复着“liegesfrauchen”（可爱的夫人）和“gutsweibchen”（善良的妻子）。 维多利亚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她必须使病人从她的身上感受到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她总是对阿尔伯特说：“亲爱的，没有事的，詹姆斯·克拉克医生已好些次向我保证说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好”，那个固执的曾在黑斯廷斯小姐谣言事件中搬弄是非的克拉克医生的确不止一次这样说过。这个早该逐出宫廷的庸医却不知什么缘故深得维多利亚的宠爱，而现在该弄到维多利亚自食苦果了，当然她并不曾自觉到这一点，阿尔伯特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了。有人建议换一种治疗方案，而他总是对这建议嗤之以鼻，他总是说“用不着大惊小怪”，而事实是，阿尔伯特的病是一天也耽搁不起了。另一位高明的医生华生博士指出亲王已正处在伤寒的攫据之中，但他依然无法说服克拉克。克拉克仍在说：“我认为迄今一切都令人满意。” 事情就这么被耽搁下来了，阿尔伯特已病入膏肓，而维多利亚却仍旧蒙在鼓里。 1861年12月14日清晨，华生博士在看过了病人之后，一脸阴沉，他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赶快把亲人们找来和他告别吧，否则连这也来不及了。” 先是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的父亲身边默默走过，阿尔伯特的呼吸十分的微弱，双眼微闭，嘴唇偶尔微微扯动，似乎是在做着一个遥远的梦，孩子们噙着泪花不敢出声，他们被告知不要去打扰他们父亲，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去吧。 维多利亚终于明白了自己正站在一个可怕深渊的边缘。孩子们走后，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夫君身边。这时，阿尔伯特也似乎于冥冥之中感到了妻子的存在，他呢喃着什么，她努力把耳朵侧过去，仍听不清究竟说些什么。过了一会，他又努力地抬起手开始理起自己的头发来，这种动作平时只发生在去参加一次正式的会见之前，莫非此时的阿尔伯特也感到自己正在接近人生中那最庄重的一次会见，一次与上帝的相见？ 她看到他吃力的样子，维多利亚一面帮他清理着那稀松的头发，一面俯在他的身边，不断地安慰他：“esistkleinesfraucheu”（可爱的夫人就在这里），他似乎是听懂了，脸上露出一缕令人难以忍受的笑意，然后安静下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大约过了几分钟，过分的寂静终于使维多利亚有些不踏实，她将手伸到丈夫的鼻子边，她感到那原本纤弱的呼吸是越来越微弱，而终于是没有一丝进气，他的容貌也逐渐变得僵凝起来，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声长而凄厉的尖叫撕扯在幽深的宫廷，那么的可怕，那么令人颤栗。 亲王阿尔伯特终于抛开了自己的爱妻，那个高贵的女皇，一个人撒手而去，他走的时候才42岁。 二、亲王之死如同漫天的阴霾一下笼罩着维多利亚，她感到自己的真实人生已随着丈夫的生命终止了。 阿尔伯特的死不仅对维多利亚个人，也不仅仅是对于英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在他有生之年里，特别是在他辅佐女王20年来的时间里，他使自己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了无人可比的地位，在政治家们的核心集团中他已被作为政府机构的一名必须而有用的成员加以接纳。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与工人运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年代，在一个又一个封建君王纷纷倒台的岁月里，他却使英国成为整个欧洲君主制国家最坚强的堡垒与最厚实的靠山，他把普鲁士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性格一点一点地锲入大英帝国，尽管这种锲入是何其的艰难。 按照一般人的寿命，42岁的阿尔伯特至少还可以再活30年，也就是说他在大英帝国施展他自己才华的时间在他去世时还不到一半。人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如果阿尔伯特再活30年，他将干出多少惊人的事情？在未来的30年里，政治家们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台，但女王却只有一个。亲王也只有一个，亲王是永久的，只要不死，他将永远处于这个国家政治事务的中心。想一想，这样一个在英国人看来德操高尚、英明卓识，有着毕生从政的空前经历的人到19世纪末，将会获得一种怎样非凡的声望呢？而这种声望又将怎样地影响着英国人的生活呢？他能否像后来的首相迪斯累里所言？“这位日耳曼王子以我国历代君王所未曾表现出的睿智和精力统治了英国达21年……如果他能比我们这几位‘识途老马’活得更久，他将使我们有幸得到一个独裁政府。”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没有任何假设与条件，它是一次性的。真实的历史是，从此，英国的君主制如同汪洋中一条浮摇不定的破船再也无法达到阿尔伯特时期的辉煌；对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来说，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从此，欧洲的君主们却一夜之间失去了主心骨，纷纷落马；从此，他的妻子，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掉入了孤寂的深渊…… 是的，君王之死，损失最大的是维多利亚，只有维多利亚！ 在给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一封信中，她用一种呼天抢地的语气倾诉着自己的不幸： 生下8月便丧父的可怜孤女，如今在42岁又成了心碎肠断的寡妇！我的幸福人生已经终结！世事于我已如烟云！……啊，正值盛年便横遭剥夺——眼看我的纯洁、欢乐、宁静的家庭生活（惟此方使我得以容忍我那极可厌之地位），在42岁上便横遭剥夺——当时我还出自天生的虔诚希望上帝决不会拆散我们，将会让我们白头偕老（虽然他总是说及生命的短促）——这太可恶，太残酷了！ 阿尔伯特死后的第十天就是圣诞节。这个应该是属于这对皇家夫妇所共同拥有的日子，现在却由维多利亚一个人来细细咀嚼了。这是极其痛苦而漫长的一天。她无数次地想象要是阿尔伯特还在的话，那该是怎样的情境？她想得很细，很细，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细节都不曾放过。惟有在这种饮鸩止渴的想象中她才暂时忘却了悲伤与痛苦，她和丈夫阿尔伯特在一个极其遥远的世界里尽情游逛。 但这种游逛却是何其的虚空，有时，她猛然被教堂的钟声敲回现实，这时她才发现，什么也不曾留住，他的漂亮的眸子，生动的嘴唇，高大的身材，他的幽雅的琴声与稳重而不乏诙谐的谈话，他的……好几次，她俯伏在夫君的衣服上大哭不已。 接连的好几个星期，她都宣称自己无法上朝会见诸大臣，她的生活又重新变得与世隔绝起来，只是在过去，在肯辛顿她是被困在鸟笼里的鸟，而现在她是自己主动蜷缩在阴冷而孤寂的氛围中，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悲伤和痛苦，她乐意如此，只有这种悲苦凄凉的蜷缩才使她感到她与阿尔伯特仍旧息息相通，她成天披着厚厚的黑绉纱，凄凄楚楚地从温莎到奥斯本，又从奥斯本到巴莫罗，很少涉足京都，也拒绝参加任何国家仪典，她断绝了自己和社会、和臣民们最细微的联系，在臣民们看来，原先那个开明、正直、充满了乐观、自信的女王现在愈来愈被蒙上了一层难以明辨的薄雾，她深居简出，简直就是个典型的东方君主，神秘莫测。 然而这样的一种神秘莫测历来不受英国人的欢迎，人们像当初厌恶乔治四世、威廉国王等老朽一样对维多利亚过于长久的守丧、过于沉闷的气氛表示了极大的不耐烦，而把她刚上台时的亮丽动人情景早忘得一干二净。有这样一种说法，女王过久的蛰居生活不仅使上流社会罩上了一层阴影，也不仅是使大众再无缘见到那壮丽的景观，同时还对女装、女帽及女鞋诸行业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甚至到了1864年初还有传闻，说女王陛下就要除服了，全社会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浪漫的英国人渴望着生动充满活力的局面的到来，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完全沉醉于凄苦之中的妇人已无法走出来自夫君之死的巨大阴影，她甚至在报上辟谣宣称自己将坚定如故，以保持与夫君灵魂上的相会。 她感到阿尔伯特无时不在她的身边。她走进工作室，她坐在那张再也熟悉不过的绿色台灯下。她来得很早，也去得很晚，她不断地抚摸着那些被阿尔伯特叠得整整齐齐的文件。是的，从今以后，再也没有谁能这样了。他的深入浅出的解说，他的对是否好坏的精辟的分析，他细致的关怀与体贴，他的咄咄逼人的远见与才干，都将与她无缘了。堆积如山的文件匣将把这个可怜矮小的女人包围得透不过气来。她惟有孤零零地在写字台上阅读和批写。她甚至拒绝用她的私人秘书，这些私人秘书能代替阿尔伯特吗？ 这样的一种守丧，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三、固执与任性又回到了那个女人身边，她以一种近乎变态的自私的方式，纪念着她的夫君。 很长一段时间，维多利亚这个典型的英国女人，不知不觉中完全沉醉在那个高大而英俊的日耳曼男人的阴影中，连同她天性中的那份固执与任性，也消弥在那个非凡的男性的沉稳与严谨之中。 而现在，那个高大的形象轰然倒塌。空虚如同一只巨大的魔掌将她死死地攫住。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空虚、一种无所寄托的心境中，为着要找到一种精神寄托，她几乎是饥不择食，毫不费力地回到了从前。是的，阿尔伯特的缜密的理智与开阔的视野随着他那个实实在在的躯体的消失也已越来越遥远，不可捉摸。那个孱弱的女人只好回到她轻车熟路的老道，固执与任性，她潜伏多年的那种本性又一次抬起头来。 尽管在夫君死后，她曾反复地宣称，她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必须遵循亲王，但是，事实将证明维多利亚的这种遵循仅仅是限于对亲王所热忱的那些表面事物之遵循，而不是去继承亲王内在的精神，或许亲王的这种内在精神不是那个肤浅的英国女人所能透彻理解并掌握的。 一个极其明显的事情是，在阿尔伯特去世不到两年，在那场郁积了十多年的可怕的什列希维格、霍尔施坦争端越来越尖锐甚至几乎要导致一场可怕之战争的时候，维多利亚因为自己的偏见与固执，导致了一场外交上的重大失误。 维多利亚没有忘记，十多年前，在什列希维格、霍尔施坦两地归属问题上，她曾经和阿尔伯特一道与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她清楚地记得，她的丈夫是坚决地站在普鲁士一边而反对丹麦。现在这一争端再起的时候，她便毫不犹豫地坚持着阿尔伯特从前的立场，在她看来，阿尔伯特是永远正确，不可违背的，也惟有如此，她才对得起死去的夫君，才觉得自己永远与夫君同在。这也许是纪念夫君最好的行动，但她却忘了，此时的普鲁士与阿尔伯特在世时的普鲁士已决然不同，现在主宰着普鲁士的是那个好战的野心勃勃胃口极大的俾斯麦。她甚至更无法预见，一旦俾斯麦羽翼扩大对于大英帝国也将构成莫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女王以毫不退让的热情与帕麦斯顿唱着反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面对自己的大臣们，她的呼吁、抗议一如泛滥的洪水，毫无遮挡的倾泻着，她说：“对欧洲来说，保持和平的惟一机会是不要支持丹麦……”她还对一位大臣言辞恳切地说：“朕已被焦虑和不安彻底弄垮了，一心只思恋着朕亲爱夫君的帮助、忠告、支持和爱护”，她甚至“准备全力以赴”冒着即使会有外交大臣辞职的后果“也要力劝国家不要支持丹麦以陷入疯狂而徒劳的战争之危险之中”。 在维多利亚之努力下，英国牺牲了丹麦而成全了普鲁士。但最后的结果却最终教训了维多利亚：那个她本以为可以寄托着自己和平的希望与热情的俾斯麦在几个月后对奥地利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企图一举吞并奥地利再进一步扩张，这次在历史上被称为“七周之战”或“普奥战争”事件，打破了维多利亚天真的美梦。她的态度忽然间从一个极端转到了另一个极端，她现在要做的是敦促大臣们诉诸武力以支持奥地利。 但是，维多利亚对于夫君的崇拜与纪念都没有因此而打丝毫折扣，相反，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却越来越频繁。 在维多利亚看来，由于来自异国的缘故，阿尔伯特的才干与品行远没有在他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的英国臣民们所认识，而且，即使是有了某些印象，诸如万国博览会之辉煌，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微弱、渺茫。 她常常坐在阿尔伯特的钢琴旁，心里流露出莫大的恐惧。她有时偶尔碰响了某个琴键，声音清脆、悦耳，却又无可奈何它的最终的衰弱乃至消逝。作为一个君主，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她能把她所为之感动的一切都永远留下来吗？ 无论如何，她必须尽力，她的丈夫是那么的伟大辉煌杰出。生前，她出于许许多多的忌讳不便过分的宣扬这位在她看来简直是上帝派来的神明，而现在，死亡撤去了禁忌的樊篱，对一位死去的英雄的赞美谁会去怀疑其中的“自私”呢？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将那个伟大的神明昭示于天下了。 于是，在亲王死去不到一年，一部收录了所有亲王讲演的长卷出版了。随后，她又组织人撰写了一本亲王的早年纪事，她本人亲自拟定全书大纲，提供了许多曾经不曾披露的细节，并附加了难以数计的注释，直到1866年这本收录了从亲王出生到结婚、编辑工作历时四年之久的大作才告正式出版。 一段时间，维多利亚几乎是手不释卷地捧着这部纪事，回忆着亲王的每一个细节。失去亲人的悲痛使女王的记忆已大不如从前了，她甚至常常连阿尔伯特生活中一些最有趣最明显的情节也忘记了，她感到这本纪事太粗略了，应该有一部详尽的生平故事与之相应。于是，她立刻诏令马丁先生为亲王撰写一个完整的传记。维多利亚为传记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必须把传主写成一个无论在德行还是智慧还是美貌等方面都臻于完美的人物。在维多利亚心目中，阿尔伯特也的确是这样一位没有半点瑕玼的伟人。 马丁先生极其勤勉，竭忠效力，他时刻谨记女王之指示。他几乎是每写一章都要请女王过目。女王不断地提供了一些细节，也不断地提出一些建议及新的要求。凡是她认为对于阿尔伯特形象稍有不妥的地方她都明令删除，这还不够，她甚至连传记的语言也要求充满激情、充满神奇韵味，为此她诏令另一位作家，一位著名的桂冠诗人参加传记写作班子，以期使传记具有一种赞美诗的魅力。 作家们辛劳了整整14个年头后才出版了传记的第一巨册，而等到其余四册出齐，已经是1880年了。五部砖头一样的巨著摆在女王的案头，女王摩挲着书页，就如同触及了无限的往事，她的心里腾起了一股慰藉。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维多利亚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能唤起国民认识传主崇拜传主的著作除了在政府控制的舆论界有过一段喧闹以外，英国的老百姓的反应却极其的冷淡，好几次在公开场合，她有意提到阿尔伯特的名字，民众的表情没有丝毫狂热的样子，这令她十分懊恼。她不明白，她所要求在书本里所体现出来的那个过于完美的画像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那种过于完美的人物离他们太远，如同在天上，如同宣教课本里的媚人主角，特别是那种赞美诗样的老调，更让他们觉得做作、虚伪，对此，他们除了耸肩一笑或者不恭地嘘上一声掉头而去还能怎样呢？ 阿尔伯特是杰出的、非凡的，但那种杰出与非凡由于女王的挚爱使之成为一座无瑕的蜡像，于是那些个与杰出与非凡同在的紧张与痛苦、神秘与不幸，那些个常出漏洞而又充满人性之经历与品质也完全消失了。 事与愿违，维多利亚陷入失望之中。 但终日生活在丈夫亡灵的牵引之中的女王并没有因此而有过片刻的冷静的理智与思考，她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书籍这样一种纪念形式，她觉得，这种必须首先通过抽象的文字去唤起想象的纪念形式太模糊了。 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更为直观的纪念活动在女王的明令下展开了。为了使臣民们不管在何处聚会都能想起亲王，她要求在全国各地——阿伯丁、珀思、沃普汉普顿等地都竖起亲王的塑像，在她看来，这些由实实在在的青铜和石块塑成的人物将实实在在地闯入人们的肉眼，谁不会因此而想起那个杰出的人物呢？ 一座又一座的塑像耸立起来，女王一反常态，拖着臃肿之躯亲自参加这些塑像的揭幕典礼，发表几乎千篇一律但充满激情的讲演，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辞辛劳。 规模最大的塑像被置于阿尔伯特纪念堂之中，纪念堂位于肯辛顿公园最靠近万国博览会的地方，塑像及其纪念堂由英国最杰出的建筑家斯科特先生设计。斯科特说：“我在设计阿尔伯特纪念堂中的构想是建造一种穹盖以庇护亲王的塑像，其与众不同的特征是此穹盖将在某种程度上仿依古代神殿的法式。这些神殿均是想象中的建筑模式，实际上从未造起来过。我的构想便是以贵重的材料，镶嵌和珐琅等等将这些想象建筑中的一种变为现实。”整个纪念堂显得庄重、宏大、高贵、气派。单是那环绕堂基的中楣本身就是一件规模巨大的复杂的精美的艺术品。中楣上刻有170尊雕像，全部按人像自身比例雕刻，长度在200英尺以上。而中楣材料为当时所能采到的最硬的大理石。在纪念堂各个恰当的位置上都有象征阿尔伯特美德与才能之雕像，其中四尊代表崇高圣德，四尊象征伟大天伦，四尊代表阿尔伯特所酷爱的重要学科——天文学、化学、地质学、几何学、修辞学、医学、哲学和生理学——这些雕像皆精细、完美如同阿尔伯特本人，启人智慧。例如代表生理学的雕像被设计为一个高贵纯洁的少女左臂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以象征生理形态的最高最完美的发展；她的手指向一架显微镜，即用以观察动植物有机体之微观形态的工具。 为所有的这些精美的寓意深刻的附加建筑所簇拥的是阿尔伯特之塑像。塑造设计为阿尔伯特的坐姿，而这种坐姿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垂立两侧的大臣，而是一位尊贵的王者。他的右手持一小册子，那是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各国展品的目录，塑像质地为青铜镀金，重约十码。 纪念堂建筑花了整整七年工夫，总耗资12万镑，为英国一处辉煌的人文景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摇摇欲坠 一、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自由主义运动攻击的靶心。 1868—1874年被维多利亚称之为“骚乱不安”的五年。这正是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执政的五年。 1868年11月的大选，59岁的自由党党魁格拉斯顿获取全面胜利，这本身就说明在英国自由运动的再一次高涨。情况正是这样，在法国拿破仑的倒台和共和政体的建立之刺激下，整个欧洲自由运动突然变得比1848年以来更趋极端。在英国，从来被认为是属于下层阶级的宪章运动已被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所热忱谈论。早期宪章运动由于英帝国主义的繁荣而暂时陷入低潮，正如马克思曾经所说的“长期的繁荣已使工人丧失斗志，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劳动阶级。”但是这种繁荣所掩盖下的不平等、不合理随着时日之推移逐渐地凸现出来。到了19世纪中后期，宪章运动死灰复燃。现在，甚至连国会议员、博学的教授以及那些贵妇人也都明目张胆地宣扬起最具颠覆性之论调来，共和的论调到处泛滥，万国博览会广场正如建立之初有人所担心的那样，果真成了政治集会之中心，在那里成天有人在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君主立宪制不断地遭受着诘难与质问。 维多利亚首当其冲。一方面，她还无法从失去亲爱的伴侣的巨大悲痛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各种自由主义激进分子攻击的靶心。特别是由于长期的隐居，人们再也看不到以前女王与阿尔伯特双双为国家奔波之身影，人们不能理解更无法容忍她对社会的“远离”。国家每年给皇家38.5万镑的花费，而维多利亚拿它做了些什么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本《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制了上百万册到处流传。小册子称女王每年有6万镑的年俸供其私用；但她所得数额巨大的年金的其余部分，据条例所称乃供其“支付皇室的开销和维持国君的体面与威仪”。如今显而易见，亲王逝世之后，这两方面的开支必定大为减少，因此很可能出现如下结果：即每年有一大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她用，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而这笔私产据估算在500万镑左右。小册子的估算显然是过分夸大了，但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但人们却由此确信，维多利亚绝对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她不劳而获，作为一名超级富媪已是无法否认之事实。据后来的统计，维多利亚去世前个人财富确有200万镑。由此，进一步的指责接踵而来，有人公开宣称：“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那言下之意是什么？不是要废除国王吗？人们非但不能理解女王丧失亲人之后的深居简出并同她一起去缅怀那个伟大的亡灵，而反以此作为把柄来攻击诋毁她，这很使维多利亚恼火难堪。她还从来没有这样被臣民们所责难过。对比当初阿尔伯特在时所受到的尊重，真是心灰意冷透了。 维多利亚几乎举步维艰。1871年，皇室向国会要求给予路易丝公主3万镑以做同亚吉尔公爵长子结婚的嫁妆以及年金6000镑，顿时舆论大哗，对皇室的攻击如同火上浇油。女王不得已亲自主持国会，才使得皇室要求得以满足，但女王本人之形象却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几个月之后，阿瑟王子成年，按理，国家要给他1.5万镑的年金，这一次引起的非议更加激烈，到处都是攻击君主制诽谤女王的愤怒言论。激进的政治家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施展自己的“才华”，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在纽卡斯尔的集会上高声呼唤共和政体，而另一位风云人物布拉德劳斯面对特拉法加广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人群，把百姓们称做是“王侯的乞儿”，更具鼓动性，群众的激情如同点燃之干柴迅速在全国燎原泛滥…… 这是维多利亚一生最为凄惨的时刻。大臣们、报刊、民众合在一起激恼她、责备她、曲解她的所为，处处没有一点同情和尊敬，好像没有了阿尔伯特，她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不顺心，这个一向高傲的女人有时也真是有些消沉起来，她曾向那位为阿尔伯特作传的马丁先生袒露自己的哀伤，她声称自己是“一个惨遭误解的女人”、“十年来巨大的忧患和艰巨的工作，孤立无援之处境以及日益增加之年岁与日感不支的体力”，几乎将她压垮，好几次她默默地坐在阿尔伯特的写字台前，面对那盏浅绿色的台灯独自出神；难道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真的如同这陈旧的写字台与灰暗的灯光已黯然失色了吗？难道她真的将步法国拿破仑之后尘、永远脱下那威仪的皇冠皇服吗？ 她真的有些动摇了。 二、面对废除鬻买衔位的正式备忘录，维多利亚手中的御笔悬在空中哆嗦良久…… 作为自由党的代言人，格拉斯顿在1868年成为新首相之后加大了改革的力度，而这场必然触及君主利益和地位的改革风潮却更进一步把脆弱的维多利亚逼向难堪之境。 格拉斯顿在接到他被任命为新首相的御旨后曾说到：此事意义重大，万能的上帝似乎注定让我履行某种天意。他决心在其位置上施展自己的改革才能，以顺应社会的发展。自由党的理想是政府应该公平而公开。在扩大文官考试、重组军队及司法机构、以及改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时，格拉斯顿继承了这些理想并设法付诸实现。于是一系列的改革风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而来。 首先是重组军队。在自由党看来，当时的军队庞大、混乱、不公平，而有时又很残忍，鞭打士兵便是残忍一例。特别是军队出售职位给富有的贵族，往往不论其功绩，副长官们提名州郡民团的军官，其取舍着重社会阶级而不着重军事能力。格拉斯顿决心终止职位的买卖、废止和平时期的鞭打，将各州郡民团编在作战部队下，又使总司令部管辖所有陆军并直接对作战部长负责。面对这一系列的改革，维多利亚感到十分愤懑。在她看来，军队特别是陆军与王室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任何改革都将危及皇室之利益。她知道，阿尔伯特在军事事务细节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研究壁画工艺和为缺房贫民设计洁净农舍上的还要多。阿尔伯特在军队之建设上的细致深入思考使之在维护王室地位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一切都将遭到破坏，特别是将原先直接隶属于君王的总司令改为统属于国会和陆军部，那将意味着什么呢？维多利亚感到此项改革是对她个人地位的巨大威胁，也是对阿尔伯特个人地位的猛烈攻击。另一项改革也使她极为恼火，鬻买军衔原也是为皇室参与军队而特定之制度，鬻买委任状本是得到御准的，但现在也将废除，此项改革如同在她口腔里突然拔出一颗牙一样。维多利亚感到空空洞洞，像是失去了寄托似的，她努力地抗议、反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格拉斯顿的改革还包括中央司法系统改革。通过秘密投票权，工会法，以及废除政府对爱尔兰基督新教教会的支持等。1873年的英国司法行政法案，废除了旧日中古的高等法院，不关税收的民事法庭、民事诉讼法庭，而将其职权归于司法行政最高法庭所属的许多中央法庭。当时的口号是中央集权、现代化及效率。1871年的地方政府法案也有这些特色。这一法案整合并扩大监督地方政府的主要中央机构，组成一有力的“地方政府理事会”，格拉斯顿内阁同时坚持此后所有文官的任用应以文官考试的成绩为标准。自由党下决心要提高政府的效率，甚至少用贵族也在所不惜。他们坚持：在英国社会中能做事的人都有事做，不论他是哪一个阶级出身。 自由党也通过一些增进自由权的议案。1872年的一项法案制定了秘密选举权，使投票人在选举中不受地主及雇主的威胁。1871年的“工会法规”也使工人不受雇主的威胁。它逆转了“杭比控拆克罗斯案”为人所憎恨的判决，宣布职工协会为合法，而其经费与互助会的经费一样受到保障。废除政府的支持爱尔兰基督新教教会，也减轻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负担。基督新教教会的教徒虽然只占爱尔兰人口的1/8，但它加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负担很大。它长久以来即是爱尔兰国教教会，拥有肥美的土地及什一之税。格拉斯顿撤销了对它的支持，并减少了其收入。 格拉斯顿的改革使维多利亚如坐针毡，她深深地感到，这一切都在动摇君主立宪制之基础。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将被赶下那座金碧辉煌的金銮宝殿。现在她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怀念起她的夫君阿尔伯特来了。她当然无法知道，君主制的削弱，民主运动的勃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皇室的衰微是迟早的事，即使有阿尔伯特时期的中兴，那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她仍然深信，要是那个伟大的人物还活着，事情决不至于此，而且如同万国博览会那样的辉煌与荣耀，那样的君临一切之尊严将永远伴随着她。但是现在，那个伟大的亡灵怎么也无法召回了。万国博览会的旧址涌动着乱糟糟的高呼着自由与平等的平民们，而朝廷上，那个可恶的格拉斯顿也大凑热闹。在这一场喧嚣的大潮之中，维多利亚以她纤弱之躯抵挡着、反抗着。她经常在朝廷上大发雷霆。但是，她的声音是太微弱了，和那些洪水般与日俱增地向她袭来的各种有关改革之卷宗打交道的惟一结果是使自己心力憔悴，徒唤奈何。 时代的潮流对维多利亚极其不利，稍有不慎，这股巨大的洪流将把她吞噬。这便是当时维多利亚的真实处境。这个一向任性倔强的女人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个性，尽管她的抗议与叫嚷仍隐约可闻，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这所有的声音都化作了一声无可奈何之叹息，时代之潮以其自己的速度与方式，似乎未遇到任何阻力似的从容推进。 一个显著的事例是，当那份废除政府支持爱尔兰基督新教教会之议案摆到维多利亚的案桌上时，这个可怜的女人把议案连同格拉斯顿所写的满满十几张四开大纸的说明书烦躁地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她的内心十分愤懑也十分混乱，按她的性格恨不得将这议案与说明书一把火烧了变作一堆灰烬，而她还得尽自己的义务，作为国王她不仅非读不可，而且还必须亲自做出批注，而且这批注还必须持赞同态度，这不是叫她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但内阁的议案代表了政府之力量，她女王一个人算得了什么？想当初，在她即位不久，帕麦斯顿不是在未向她奏准的情况下照样发动了侵华战争吗？那时，她就应该感到她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想到这里，维多利亚心头闪过一阵冷气，她轻叹一声，然后提笔批注，她甚至还给当初和她站在一边的反对党写了一封信，力劝他们在此问题上有所节制，以免结局更糟。 惊人相似的一幕也发生在她面对废除鬻买衔位的一份正式备忘录的时候。鬻买委任状原是经过御准的，现在格拉斯顿打算废除鬻买军衔制度，而废除鬻买衔位之敕令仍将由女王来签署，维多利亚又一次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内阁呈示的正式备忘录已经摆在她的案前，她的选择是，要么欣然签字，那么她所极醉心的君权，哪怕是极其有限的君权将继续得到承认；要么拒绝签字，那么将面临着激怒民众最终被民众掀下王座之风险。 维多利亚手中的御笔悬在空中迟迟不敢落笔，抖动的笔尖把女王的犹豫与痛苦昭示无遗。许久许久以后，又是在一声哀叹中，那支曾激扬文字的御笔终于在备忘录下端之空白处写上了女王的名字：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字体歪歪斜斜，如同一排纤弱的杨柳在风中摇摇欲坠…… 三、“他对我说话犹如是对着一个公众集会”。 尽管格拉斯顿内阁的一切改革对维多利亚来说不啻是一场根本性的灾难，但格拉斯顿本人对维多利亚的态度却无可指责。作为首相在一切仪式上一切正规之场合对于自己君王的尊重与膜拜是绝对虔诚的。不论是在他和女王的谈话中还是在通信中，其态度无不毕恭毕敬。 格拉斯顿是透过一层近似宗教的敬畏之雾来看待维多利亚的：她是古老传统的神圣象征，是英国政体之决定因素，是国会法令所定的女王。她高高端坐在格拉斯顿面前，那么庄严肃穆，虽近在咫尺却不可企及。他对于女王之膜拜与忠诚从来不曾动摇。据说每次内阁开会，他总是要在开场白中大声地宣诵他所收到的女王就当前问题的来信。格拉斯顿的宣诵极其严肃、虔诚，强调的语气、猝发的惊叹、破格的语法，格拉斯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揣摸女王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微言大义。他惟恐读错一个词一个字。在他的感染下，所有与会者都鸦雀无声，一派虔诚地听着那一封又一封来自神圣宫殿的御信，一种神圣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厅。内阁的一切公事都是在这种神圣的气氛中方得以开始。 不仅仅如此，凡是那些从表面上看起来对维多利亚十分不利的事情，格拉斯顿都以一颗异常忠诚的心去努力化解。比如说在社会上沸沸扬扬要对女王之资产进行彻底清查的吵嚷中，格拉斯顿几乎成了女王的一道铁的屏障。他不赞成其信徒中的极端派。1872年，那个曾在纽卡斯尔广场出尽风头高呼共和政体的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再行在下院建议要全面查究女王的开销以期对王室年俸条例进行彻底的改革，对此，首相格拉斯顿极尽一切雄辩之能事，宣称女王的全部收入当由她自主地使用，并辩解说，抱怨皇室的节省只会鼓励皇帝的奢侈。正是在格拉斯顿的坚持下，路易丝公主3万镑的结婚嫁妆，6000镑的年金以及阿瑟王子成年后1.5万镑的年金得以在国会上几乎全体一致地通过了。 但是，维多利亚依然十分反感她的这位首相。这一面是因为她隐隐地感到，格拉斯顿的改革尽管表面上是在尊重王权的幌子下进行着，但从根本上却是不断地动摇着王权。当然，她不明白，这并不是格拉斯顿的错，而是整个时代潮流之必然，即使是换上那个老梅尔本又如何？即使是阿尔伯特在世，想必也会要去顺应历史之潮流了。事实上在格拉斯顿以后的另一位为维多利亚十分宠爱的首相迪斯累里所做的一切就是很好的证明，只不过迪斯累里做得更巧妙而不为维多利亚这个崇尚君权的女王所觉察罢了。维多利亚对于格拉斯顿的恶感更主要地还在于，在她看来，格拉斯顿太缺少一种人情味，换句话说，即便是他对于她的尊重，也过于严肃、庄重、循规蹈矩了一些。所有与维多利亚打交道的人都必须记住两点，维多利亚是一个女王，一个充满权力欲的任性而专横的统治者，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女人，一个浪漫、敏感而柔弱的女人。格拉斯顿只记住了第一点，把维多利亚当作一个制度之象征，一个至高无上之权力的象征，而从来不曾也不敢想象那端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原来也是一个极其普遍之女人，他更不曾以一个男人的心理去揣摩，玩味那个女人复杂而敏感的心灵。 正因为这样，同是首相，和梅尔本，和迪斯累里比较起来，格拉斯顿总是显得那么的蹩脚，那么的令女王伤心。那个和女王一起散步、跑马，一起大段大段地朗诵诗歌，甚至一起逗笑的老首相梅尔本连同他那高大的身材、斑白的须发、浓黑的眉毛、表情丰富的嘴巴、生动的钁铄的大眼睛都永远地消失了。只是，梅尔本的消失因为有了阿尔伯特的出现并没有在维多利亚心中激起更大的遗憾与伤感。但是现在，阿尔伯特也弃她而去，阿尔伯特是永远无人替代了，而失去梅尔本的遗憾却因此显得愈来愈强烈了。难道连梅尔本也无人替代吗？ 是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准确地说是九个月，有一个人如同梅尔本之再世，给了女王莫大的安慰与慰藉。1868年2月，首相德比爵士因病辞职而64岁的迪斯累里成为英国的首相。迪斯累里是一个多才多艺、感情丰富、热烈浪漫之人。他会写小说，他的演讲绝妙无比，他即便是在年轻失意之时也与两个已婚妇发生过恋情并娶了一个长他许多岁的富有寡妇，仅仅这些就足以说明他是如何的能深得人心。他深知女王长期为阿尔伯特之去世而悲伤，他如所有大臣一样，知道要取得女王之青睐与信任必须从这里突破，但他的方式却与众不同。一般的大臣总是在女王独自哀伤凭吊的时候努力做出一种伤感之表情，甚至还努力地挤下一两滴廉价的眼泪。迪斯累里却没有这么拙劣，他知道女王最需要的不是同情与怜悯，而是一个和她一样欣赏、崇拜阿尔伯特的同伴与她一起去虔诚地凭吊。他的整套吊慰采取了对亡者虔诚颂扬的形式，他以一种和女王息息相通之语气不厌其烦地谈论着阿尔伯特之完美。他说：“亲王是我迪斯累里生平所见惟一成为完美典型的人物，在我所认识的人中还未曾有谁接近之。在他身上男子汉的幽雅而高尚的简朴，骑士风度和雅典学院派的修养融为一体。在英国历史上惟一于某些方面还近似于他的是菲力浦·西德尼爵士：同样的情操高尚，同样的多才多艺，同样的温柔与热情相济，同样既有浪漫派的生气又有古典派之宁静”，至于他本人和亲王的相识，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大事之一；充满着纯洁优美的回忆，并按他的期望，在对自己的余生发挥着慰藉与鼓舞的作用。”迪斯累里的话正中维多利亚的下怀，这些被维多利亚称做“深刻而精湛”的话语使这个多年来孤独凭吊的女人忽然之间找到了一个知音与伴侣。维多利亚花费了那么大的努力去让人们了解、崇拜她的伟大丈夫却收效甚微。她常常是在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里生活着。现在，迪斯累里为她驱走了寒冷与寂寞，使她重新感到春天的气息。他们很快成了朋友，迪斯累里给他的女主人送去一本他年轻时候写作的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小说，他的公函也用他最擅长的小说体写成，似乎是一份份关于政治信息和社会流言的生动报告，充满了强烈的个人色彩。在维多利亚看来，站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毕恭毕敬的呆板的臣子，而是一个调皮幽默的男人，一个热情浪漫的朋友，从他的身上，那个孤独的女人找到了她多年来所不曾体验过的东西。她把自己新出版的《高原生活日记摘抄》送给迪斯累里，甚至在春天来临之际，亲手采摘几束鲜花送到那个热情的男人手中。 但是，这个春天是太短了。九个月以后，迪斯累里在大选中被赶下了台。1868年11月的大选是在严寒中进行的，大选的结果如同当时严寒的天气将维多利亚手中的鲜花冻得憔悴。古板的格拉斯顿无法走进这个女人的内心。女人的寂寞重又荡漾而起。“他对我说话犹如是对着一个公众集会”维多利亚曾这么评价格拉斯顿。 民众的怨言，格拉斯顿的改革以及作为一个女人的内心的寂寞在1868年至1874年的五年内使维多利亚如同在漫无际涯的长夜中独行，在她的旅途中似乎没有一丝亮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东山再起 一、迪斯累里的汤醉倒了女王也醉倒了自己。 有人说，如果维多利亚在1868年至1874年那骚乱不安的倒霉的年代里悄然死去，那么在世界历史上甚至哪怕是在英国历史上，维多利亚也顶多是一个普通的国王，一个无可奈何的失败者。 但是，命运注定维多利亚将要东山再起、再度辉煌。 如果说早期的维多利亚是靠了阿尔伯特的辅佐而冠冕堂皇、威加海内的话，那么在她的后半生，是首相迪斯累里造就了她的最后的辉煌。 1874年的大选再一次把迪斯累里推到了前台，以迪斯累里为代表的托利党（保守党）在大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击溃了以格拉斯顿为首的自由党。 对于维多利亚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女王与迪斯累里曾经在不同平常的九个月里所建立起来的微妙而牢固的关系现在将以一种更其热烈之方式持续下去，维多利亚无论是作为一个女王还是作为一个女人，所有的失意与寂寞将随着这个充满智慧的大臣与充满魅力之男人的到来而一扫而尽。 她像迎接一位凯旋英雄般地迎来了她的新首相。 春天再度来临，鲜艳的迎春花与生动有趣的公函再度在女王与迪斯累里之间传来递去。 迪斯累里仍旧以其特有之方式去接近女王，去博取女王之欢心。他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让这位其实十分脆弱的女王仅为他一人挥舞她的魔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迪斯累里是一个阴谋家，他正是企图以讨取女王欢心之途径来控制女王而女王却毫无察觉。 他的确有这样的能力。早在五年以前，他就掌握了征服女王之特有方法，那就是采取和格拉斯顿截然相反的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在他看来官气十足的慷慨陈辞与挥谈铺陈只能招致女王之反感，它永远无法深入那个女人之心灵。他着力于一路挥洒繁花，冗长的公文在他那里被压缩成风趣易懂轻松愉快的短句并以友好亲切和推心置腹的态度款款表达出来。他只以个人的面貌出现，他知道只有这样女王才有一种被人看作一个人一个女人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僵硬化身之轻松感。他从不允许自己与她的交往失去那种个人情调。即便是谈论国家大事也努力做到如同唠家常一样随和自在，娓娓动听。他对于女王的颂扬是非理智的，那热情洋溢的调子让那个爱慕虚荣的女人心满意足。他曾对女王宣称：没有任何荣耀、任何报酬，对我来说可以比得上获得陛下的惠顾。我本人的全部思想、情感、义务及爱戴如今都集于陛下身上，我的余生除侍奉陛下之外无复他求，假若未能侍奉至终，则将以回忆人生这一段最有趣、最迷人的时期来度过余年。 他还说，“我一生只为陛下而活着，也只为陛下而工作，失去陛下，便失去了一切。” 1875年5月24日，维多利亚迎来了她的56岁生日，由于自由主义运动的再次低落，维多利亚开始摆脱了来自自由运动分子的责难与质问，也由于迪斯累里的颂扬与安慰，她逐渐地从亲王之死的悲哀中走了出来，她的心情十分愉快，可以说这是自1861年以来心情最为愉快的一次。她的生日那天自然地迎来了不少高贵的客人，也接受了不少珍贵的礼品。迪斯累里的礼品却出人意料，那是一份以夸张的然而却又极其“诚恳”的谀词制作的贺词，贺词说： 今天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即迪斯累里——作者注）也许本当恭贺君上威加四海，疆域辽阔，海陆军威武强大。然而他不能，他别有一番心情。他只能在想，他的命运来得这等奇异，让他做了一个如此伟大君主的仆人，她那无限的仁慈，璀璨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使他得以担负起本将不堪的重任，她那不吝垂顾的同情，在困难的时刻犹如护符，处处给他以支持与鼓舞。对这统驭万邦万民的君主，愿万能的上帝赐以有智者所愿得，有德者所堪受的一切祝福！ 据维多利亚所称，这是她收到的最珍贵最令人愉快的礼物。 当然，聪明的迪斯累里总是不失时机地在他的这些甜蜜而空洞的言词中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许诺，他深深地懂得征服一个女人最好的办法是为她描绘一个美妙无比之前景，让她对那美好之景象永远保持一种激情，一份憧憬，自然，必要的适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许诺将使这种激情与憧憬更加热烈，甚至进入一种迷狂之状态。 于是，他不止一次地怂恿女王对自身君王地位之看重，他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将尽其所能去维护君王在政府机构中的领导地位，他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向女王郑重其事地保证，在这个国家女王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王位。这些宣称和许诺可以说正中女王下怀。多少年来，女王的落寞与其说来自亲王的死，不如说是来自亲王之后王权的旁落，自由运动深入人心而君王愈来愈成为傀儡，正是维多利亚之最大心患。现在，迪斯累里如同一个高明的医生切准了女王的脉搏，而且这位高明的医生行将开出自己的药方，这怎不令维多利亚欣喜异常呢？ 1875年，迪斯累里成功地买下了苏伊士运河。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因为苏伊士运河是由欧洲进入中东乃至远东的咽喉所在。其时，英国正在印度乃至中国大肆进行殖民扩张，苏伊士运河将在其殖民扩张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迪斯累里不失时机把这一切伟大的胜利之果实在言词上拱手送给那个充满权力的女人，让她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满足。签字刚刚结束，他便立即给女王写信，信中说：“此事刚刚办妥，您拥有了它，陛下……400万镑！而且几乎是转手之间。只有一家银行办得了此事——鲁兹恰尔银行。他们的表现颇佳，以低息贷款。埃及总督的全部权益如今归您了，陛下。” 迪斯累里的汤自然是令人亢奋、迷醉。正如迪斯累里所想象的那样，那个“可爱”的女人是完全被他所征服了。在经历了居丧的漫漫阴霾，又经历了格拉斯顿拘谨刻板的冷漠之后，她像阳光下的花朵在迪斯累里的热诚里开放了。迪斯累里生动短小充满热情幽默的解释与公函使她从长时间的繁杂琐细之公事中解脱出来，笑容回到了那个丰满之女人的脸上。迪斯累里所描绘的帝王气息使她心乱神迷。只要迪斯累里一出现在她面前，她的脸上那久已逝去的青春的光艳又焕发出来，她甘愿为他做任何事情。每逢圣诞节，迪斯累里照例要收到从温莎送来的一册带插图的簿子。春天里，女王常常亲自带领侍嫔们去奥斯本的树林里采集鲜花，而这一束束鲜花最终都插到了迪斯累里之卧室之中。她的温情与厚爱始终缭绕在迪斯累里之周身。迪斯累里曾向一位朋友谈起他觐见女王的情形，那情形足以说明女王在喝了迪斯累里“汤”后之醉态： “若要描述我的觐见，我只能对您说我真的以为她就要拥抱我了。她面带微笑，侃侃而谈，像只小鸟在房间里飞来飞去”，他还向另外一个朋友谈及另外一桩事：“刚从奥斯本来的约翰·曼奈思说起仙女（这是迪斯累里对女王的特殊称呼——作者注）只谈论一个话题，那便是她的首相。据他所说，承她的美意，有关我的健康政府将作为内阁议题来讨论呢。” 从迪斯累里这些沾沾自喜的语言中，我们除了看到女王那种迷狂之醉以外，又不能不发现，在迪斯累里那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他是这场游戏的导演与看客，他灌醉了女王而自己却十分清醒，正是这场游戏使他产生了巨大的成功感，也使他在政界中狐假虎威、如鱼得水。 但是随着这场游戏的深入，游戏的导演者也被自己的作品所迷惑了，如同梅尔本当初一面吻着年轻女王的手一面热泪纵横一般；迪斯累里也没有能抵抗住游戏成功所带来的巨大的诱惑，他飘飘然，甚至忘乎所以，一脚踏入了游戏之中。他分不清哪是虚伪的游戏哪是真实的生活了。 他怀着征服女王的目的，到头来却又被女王的真诚所征服，飘香的花朵使他晕头转向，得意忘形。女王送给他几束雪莲花，他竟感动得如同一个多情而浪漫的诗人： 昨天傍晚，在白厅花园里接到一个精美的盒子，上有御笔题字，当我打开它时，最初我以为是陛下恩赐我的殊勋宝星。而我也确被这一美妙的幻觉所深深打动。时值盛宴，满目皆是勋章绶带，我抵御不住诱惑，在胸前佩上几朵雪莲花，以显示我亦承蒙皇恩的宠幸。后来，夜半三刻，我突发奇想，莫非这一切皆是幻境，也许这仙女的礼物来自另一位君王：泰坦妮娅女王（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作者注），她正和她的臣属在一个风光旖旎、四周环海的小岛上采集鲜花，散播神奇的花瓣，得之者据说将心醉神迷。 如果说当初他许诺女王应当有一个“真正之王位”在某种意义上还只是吊吊胃口的话，那么随着他们交往之加深，他愈来愈觉得如果真的那样，对他迪斯累里来说只能是好事。他常常产生这样的幻想，威严的帝王高高在上君临一切，而只有他能与之自由散步倾心交谈，他甚至想入非非，想象侠骨柔肠的自己与仙女维多利亚将是如何亲密无间地融为一体，那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太虚幻境。“我爱女王，她也许是这世上惟一我爱的人”，迪斯累里向一位夫人这样表露，声音有些嘶哑。 所以迪斯累里终于由花言巧语走向实际行动，去怂恿支持女王拥有更多的权力与尊严。他曾以首相的全部威信怂恿女王说她拥有解散受下院大多数拥护之内阁的合法权利。他不仅将内阁日常事务的进程随时向女王报告，而且将每一个成员在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露给她。迪斯累里的举动令人大跌眼镜。因为按他的建议，女王也拥有解散由他组成之内阁的权力。但迪斯累里知道，这种理论上之可能在他这里却是不会发生的，除非女王之权力发展到可以取消内阁不设首相的地步，但那样一来岂不有更好的位置去等着他？岂不离他所梦想的太虚幻境迈进了一大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迪斯累里抛出了一个提案，说英国女王应成为印度皇帝。维多利亚如同服了一道兴奋剂，迫不及待地敦促首相立即将其提议付诸实现。而迪斯累里也冲破内阁之阻力，竭力促成此事。1876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加封维多利亚为印度女皇的议案；1877年1月1日，维多利亚正式宣布即位。一向简朴的维多利亚穿着珠光宝气的礼服，女王皇冠上那颗早年从印度拉合尔掠夺而来的叫做“科伊努”的重109克拉的巨大宝石闪闪发光。整齐的皇家仪仗队奏起了英国国歌。无论是维多利亚还是所有在场的大臣都被这雄壮而华贵的场面所浸染。他们为自己作为殖民者的无耻行径而沾沾自喜。迪斯累里更是陶醉其中。仪式结束后，他紧随着富贵的仙女前往温莎共享晚宴，他的华彩艳丽、激情充沛的致词以及飞扬的神采与举止已然表明，他当初端出的汤醉倒了女王也醉倒了自己。 二、一个妖魔被轻率地从魔瓶里召出，现在她要一显她那无边的法力了。 迪斯累里轻率地打开了魔瓶。维多利亚骨子深处的那种强大的权力欲与征服欲连同她那份无人能阻挡的任性重又被唤醒了，而且较以前更加疯狂与强烈。仙女变成了妖魔，独裁与专横之幽灵再次在伦敦之上空徘徊、荡漾…… 维多利亚矮胖的身躯裹着黑色丝绒的褶裙佩着平纹纱的饰带，颈项上挂着沉甸甸的珍珠。她的步子从容而傲慢，她的表情冷静而严肃，暗暗地透出一股专横之气，无法掩饰她那种咄咄逼人的霸王之相。 事实上，维多利亚对于政事之关注明显地较以前热心了。她开始从幽居中走了出来。她一开始还只是半正式地在伦敦露面，上救济院和音乐会，主持国会的开幕式，在奥尔德谢特检阅军队，颁发勋章 。其时，自由主义运动已然落潮，平民们企图从维多利亚的复出中找回大英帝国极盛时的那种感觉，找回一种精神上之慰藉。欢呼声响彻在女王耳边，而迪斯累里的汤又总是不失时机地端了过来，女王之激情在一片鼓噪声中开始膨胀。 1874年5月，刚将女儿嫁给维多利亚的次子爱丁堡公爵的俄国沙皇正在伦敦出访。根据预先的时间安排，沙皇20日离开伦敦，而维多利亚则于18日去巴莫罗度假。直到这日子一天一天逼近，人们才发现这个安排有一个极大的漏洞，作为主人的维多利亚怎么可以在客人要动身的前两天突然离去呢？何况这客人是尊贵而傲慢的俄国沙皇！ 但维多利亚却拒绝推迟自己的行期。从她的工作之紧迫性来看，她不是不可以推迟，她只是认定，那样一来岂不是屈从了沙皇吗？那她的被称做日不落帝国之女王的地位又何在？她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所有的劝解都失败了，无论是外相德比还是王子威尔斯，维多利亚都无动于衷，她已决定18日去巴莫罗，那就得18日非走不可。 直到迪斯累里出面，不知他又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花言巧语，终于说服了女王同意再在伦敦多停两天，以便送走俄国沙皇。但这件事所体现出来的女王之固执与蛮横已让那些大臣们惴惴不安了。 这决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三年后，即1877年1月1日，维多利亚喜不自禁坐上了新印度皇帝之宝座，把对遥远东方那个古老国度的殖民扩张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她似乎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英国女王而更倾心于做全球之统治者。在维多利亚的意识里，殖民扩张之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 与之呼应的是首相迪斯累里·比肯斯菲尔德伯爵。他奉行一种“生机勃勃的外交政策”，到处扩展英国的势力与威望，无论是亚洲还是非洲，是地中海还是加勒比海，是印度洋还是太平洋，他到处插手。 克里米亚战争后，英俄在土耳其之利益争端暂告一段落。但是，随着沙俄势力的日益扩大，也随着迪斯累里殖民主义之日益膨胀，他们在土耳其之争端再度被挑起。1877年5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这势必影响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赢得的既得利益。作为英国控制中东及远东的重要跳板，英国人决不容许他在土耳其的利益受到半点损害。在这一场周旋中，维多利亚再一次表现了她的激情与狂热。她力劝政府采取坚硬之态度并在必要的时刻不惜策动战争。她对沙俄的旧恨，在克里米亚战争时便已结下，现在又激发起来。她想起了阿尔伯特那不懈的仇恨，她想起1874年5月在沙皇面前的让步，她感到自身的尊严受到了强烈的挑衅，她一味地责成迪斯累里迅速采取激烈的行动，而将每一种策略都看作是软弱之表现。她狂热地相信战争，而不相信任何策略。当初她与亲王不正是凭此而使俄国人乖乖就范吗？ 她对那些在俄土争端中同情俄国人的反对党愤慨之至。当听到伦敦举行了反土耳其集会，韦斯敏特公爵和沙夫茨伯里勋爵为主持人，格拉斯顿及其他激进派要人也出席了时，她大发雷霆。声言“这是非法的，检察总长应该起诉他们！”面对政府的种种策略，她感到寝食不安，“朕感到万分焦虑，再拖下去就太迟了，会使我们永远失去优势，”“如果朕是一个男子汉，我将去把那些言而无信的俄国人狠揍一顿！我们不先打一场决定胜负，怕再做不成朋友了！”对俄国作战的建议受到前首相比尔的儿子，现任外相德比勋爵的反对。对此，维多利亚一而再、再而三以立即逊位来恫吓，威胁政府立即征战。她在给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信中说：“如果英国去俯吻沙俄的脚趾，朕决不有染英国的这一屈辱，而将放弃王位。”在另一封信里说：“这种拖延，这种犹豫不决正使我们失去在海外的威望与地位，而同时俄国却在步步进逼，很快就要打到君士坦丁堡之前了！届时政府将受到可怕的责难，朕亦将大受屈辱，如此朕觉得不如立刻逊位。要大胆啊！”她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呼唤了。她反复重申，“如朕前次所言，朕觉得无法再做听任国家去俯吻那个作为世界一切自由与文明之拦路虎的大蛮邦脚趾的国家元首。” 俄军打到了君士坦丁堡郊外，维多利亚如同热锅上之蚂蚁，她一天之内连发三封信要求开战。当得知内阁仅仅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加里波利之后，她宣称“自己的第一个冲动便是脱下王冕，因为朕觉得如果国家还是像现在这样子的话，再戴下去也毫无意思了。” 迫于维多利亚之压力，也出于迪斯累里自身骨子里扩张殖民主义之需要，迪斯累里罢免了德比外相，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奉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保守党人物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以强硬态度对抗沙俄。于1878年6月联合德、奥迫使沙俄一起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缔结了《柏林条约》，依据条约，英国从俄国人手里瓜分了大量从土耳其所侵占的利益。 这时，维多利亚的火气总算平息下来，而且另一个许诺又唤起了女王一个更大的梦想。索尔兹伯里在签署了《柏林条约》踌躇满志地回到英国后，他欢欣鼓舞地向维多利亚保证，她不久“将成为整个欧洲的女独裁者。” 维多利亚红光满面，她朝着那更大的荣誉与尊严一步一步迈去…… 三、“也许你该休息了吧，格拉斯顿先生”。 也就在这时，政治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迪斯累里在维多利亚面前游刃有余，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滑坡和国内社会改革却无能为力。作为保守党之领袖，他始终只与上层阶级密切配合，尊重基础稳固的机构与制度，敬重权威，珍爱过去的智慧，而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却极为不力，他的改革是盲目的，毫无计划的，事后的实行也极不彻底，其特性是自由放任而非集体控制。只有在取悦于特权阶级时，其改革才略有分寸。例如政府强调实施义务教育，那是因为英国国教教会所办的学校需要学生以便获得更多的经费。而与此同时，大英帝国在红极一时之后已开始走下坡路。经济增长速度极为缓慢，人们对生活感觉远没有以前那么自信。1879年，低廉的北美洲及东欧谷物造成了英国谷物价格的崩溃，英国农夫蒙受了重大损失，国内工人失业率又创新的纪录…… 1880年的大选即将来临，迪斯累里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演说才能，他的激情仍然无与伦比，但是激情代替不了现实，也敌不过格拉斯顿的雄辩。在英国人看来，格拉斯顿的演说雄辩有力，大快人心。他对罪恶的公开指责如雷贯耳，他的理想主义十分高尚，他的品德淳厚，他对工人阶级的称许洋溢着感情，他对残暴的土耳其人的义愤令人敬畏，他对英国社会上层人寻欢作乐的抨击又十分严正。他的演讲词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时人竞相传阅，一睹为快。 结果十分清楚，在这次大选中，格拉斯顿以352票对238票的绝对优势击败迪斯累里，再一次成为英国首相。 这样一种结果对于正雄心勃勃的维多利亚来说无异于当头泼上一瓢冷水。她的尊严，她的梦想只有迪斯累里能理解，也只有迪斯累里能帮她实现。但是现在，那个瘦小而精干的老头不得不离开她了，而代替他的又是那个呆板可恶的格拉斯顿，那个对她说话像是对着一个公众聚会的家伙！ 若干年前，正是在极度的失意中，她意外地迎来了迪斯累里。现在，她只能希望历史的故伎能够重演，迪斯累里·比斯肯菲尔德伯爵尽管年过七旬但仍旧精神钁铄，思维清晰，东山再起的可能依然存在。但是大选后不到一年，一个噩耗把维多利亚的希望击得粉碎，那个精明的老头忽然全身瘫痪不能动弹了，他一天一天地走近了生命之尽头。 她从奥斯本采摘了一些鲜艳的迎春花派人去送给那个曾给她信心与梦想的男人。她同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个礼拜我本想来看您，可一想还是让您静养，不说话为更好。我求您好自为之并服从医生，当我们从奥斯本回来的时候，我会来看您的，那不会是太久的……”这些安慰，与其说是安慰一个行将结束生命的老臣，不如说安慰那个愈来愈感失意的女王自己。 但是，女王的“不会是太久”的许诺也无法挽留住迪斯累里的生命。1881年，74岁的迪斯累里在自己的卧床上最后一次蹬直了自己的身子，然后一动也不动了…… 格拉斯顿又风风火火地走上前台。还是那些改革，还是那副过分恭敬的面孔，维多利亚依然无法容忍。只是这一回已不同于六年前了，那时维多利亚是内外交困，而现在她的君王之信心已因迪斯累里的兴奋剂而空前高涨，而因为自己的公开露面，群众对她的怒言已不再那么强烈，她决心决不退缩与格拉斯顿大干一场。 一次意外的谋刺案使维多利亚在格拉斯顿面前找回自己的尊严。1882年的一天，维多利亚在温莎下了火车，正准备步行前去乘马车的时候，一个名叫罗德里克·麦克莱思的青年从几码远的地方朝她开枪射击。就在麦克莱思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位忠于女王的少年用一把雨伞击开了麦克莱思的手臂，子弹还未出膛，罪犯却被立刻捉住。 在女王的整个一生中，她前后遭受了七次谋刺。都是青少年所为，但前六次他们的动机显然不是真正的谋刺，因为他们的枪里都没有装上子弹，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好奇与冒险。正因为如此，184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伤害女王的图谋为轻罪，处以七年的流放或是三年以下带苦役或不带苦役的监禁——犯此轻罪者，由法庭自行处理，加以公开或不公开的鞭笞，至于次数及其采用的方式将由法庭决定，不得超过三次。自此以后的几次谋刺都是依据此法律处置的。例如最近一次，1872年一个叫做阿瑟·奥孔诺的年仅17岁的青年在白金汉宫用未袋子弹的空枪朝女王射击，他立刻就被女王的贴身侍卫约翰·布朗抓住，并被判处一年的监禁和用桦树抽打20下。 但是当陪审团依据新法律对麦克莱思做出“无罪，只是精神失常，案犯将送交疯人院监禁，时间听凭女王陛下决定”时，维多利亚却极为不满，她大发雷霆，她质问陪审团，说麦克莱思无罪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分明是有罪的，她眼睁睁地看到麦克莱思向她开枪射击，而且那枪里装有真子弹。她感到这是格拉斯顿政府对国王存在的忽视与亵渎，她必须推翻这裁决以维护自身之地位与尊严。 女王看着她的法律顾问，希望法律顾问能帮她说些什么，但顾问只是无可奈何地向她提示英国的法律原则，说它规定不能随便判某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有犯罪动机。对此，维多利亚十分恼火，她反驳说，“如果那就是法律，这法律也必须改一改！” “法律也必须改一改”，虽是气话，但这不正是女王维多利亚所倾向渴望之权力吗？ 此时的格拉斯顿也陷入到一场困境中。美好的理想，激烈的抨击，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来改变内政经济上的不景气。爱尔兰的佃农由于被低廉的美洲谷物所毁灭，他们因付不起租金而被逐时，便发生了暴乱，他们焚烧房屋，杀死地主，并拥戴巴奈尔为领袖以争取爱尔兰的自治，巴奈尔领导着爱尔兰人与格拉斯顿周旋。1882年5月，新任爱尔兰首长卡文的希爵士及其次长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被爱尔兰极端主义者杀害。巴奈尔另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爱尔兰国家联盟”，并利用爱尔兰在国会议员中的86票与格拉斯顿讨价还价。而在外交上，格拉斯顿也屡有失误。1881年，在南非麻九巴山战役，有荷兰血统的波尔人击败了侵略的英队而赢得了特兰斯瓦尔的独立。在苏丹、在中国，英队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内外交困，格拉斯顿在王权问题上无暇顾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当维多利亚受到谋刺时，她的“法律也必须改一改”的气话却不可思议地付诸现实。1883年，居然通过了一项改变精神失常案件中裁决方式的法令。 格拉斯顿的行动并没有招得女王之欢心，因为她对格拉斯顿及其自由主义政策已恨之入骨，相反格拉斯顿的退让使维多利亚更加无所顾忌。1882年英国在占领埃及后旋即将其侵略的爪牙伸向临近的苏丹。英国人很快占领了苏丹并派曾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发迹沾满了太平军及中国人民鲜血、参与抢掠焚毁圆明园的英官戈登将军前往苏丹任总督，但英国人在苏丹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苏丹人马赫迪·穆罕默德起义军与英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戈登及其军队遭到包围，由于格拉斯顿与当时埃及的英国总督克若摩爵士以及英军指挥官渥尔斯来之间的步调紊乱，派出的援军迟迟不能到达苏丹。1885年1月戈登将军被马赫迪·穆罕默德的义军杀死于喀土穆。 戈登将军之死与英军在苏丹的失利激起了维多利亚的极大愤怒，她早就想赶走格拉斯顿，现在新的一选即将来临，维多利亚正好抓住把柄，怒斥格拉斯顿政府，她给格拉斯顿发了一封大加呵斥的电报，她还在给戈登小姐的唁函中激烈攻击内阁大臣的背信弃义，并将此唁函广为印发。她甚至把陆军大臣哈丁顿勋爵找来狠狠地痛斥了一顿。 维多利亚对于格拉斯顿的攻讦与当时国民对格拉斯顿失去信心深怀不满相呼应。1886年的大选，格拉斯顿遭到惨败。离开内阁的那天，格拉斯顿拜见了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她掩饰住满心之喜悦，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格拉斯顿先生，我想您现在是该休息休息了吧！”毫无表情的脸上所藏着的那份轻蔑与专横是那么的顽固，如同一座坚固之堡垒，巍然耸立着。 四、1897年，辉煌的顶点。 取代格拉斯顿的是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 索尔兹伯里奉行帝国扩张政策，反对国会过激的改革，维护王权尊严地位，这一切都正中女王下怀。维多利亚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段辉煌的时光。 在19世纪最后的18年中，帝国主义扩张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导纲领。索尔兹伯里担任首相长达14年，在他任职期间，英帝国主义又迎来了一个和平繁荣之时代。特别是在帝国扩张上，索尔兹伯里几乎是一帆风顺，以非洲为例，他在非洲为大英帝国扩大的范围比其他任何首相都多，在他1886—1892年及1894—1902年的内阁期间，苏丹、肯尼亚、乌干达、尼亚萨兰、东北罗德西亚及上奈及利亚均成为英国属地。 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也由于英国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这个国家需要一种象征，用它来代替英国的强权、英国的价值，来把各殖民地凝聚在它的统治之下，这个象征当然落在了英国的那顶王冠上。 在索尔兹伯里的安排下，维多利亚理所当然地享尽了作为大英帝国女王之尊严与欢乐。 就在索尔兹伯里上台不久，女王便和大儿子威尔斯亲王主持了一次殖民地及印度博览会。维多利亚正是欲把从各殖民地掠夺来的各种珍奇异宝，各种发明创造集中展示以显示大英帝国之光荣，以显示作为大英帝国一国之王的威仪与自豪。她的热情又重新回到当年与阿尔伯特一起参加万国博览会时的状态，甚至现在更其狂热。因为，这是在历尽长久的寂寞之后，在与自由主义分子进行了顽强较量之后的一次盛大聚会，维多利亚感慨万千，她决心把这次盛大聚会搞得极其隆重、热烈。博览会在南肯辛顿国家博物馆举行，说起来，博物馆的那块地还是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后用所赢得的16.5万镑的利润所买来的。现在又在这里举行博览会，真是意义重大。开幕式仪式特别盛大，女王兴高采烈地主持了开幕式，当维多利亚迈着雍容之步履款款走来时，管乐齐鸣，高呼万岁，英国国歌响彻云霄，维多利亚坐在从印度掠夺来的、用黄金打造的豪华御座上亲自致答词。随后，她立起身来，带着一派王者的风度走向前台，频频地向成千上万的群众屈膝致礼。自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之后，二十多年里人们第一次目睹了女王那迷人而威严的风采。 从迪斯累里时期开始，维多利亚逐渐地走出深宫，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而现在，索尔兹伯里的政策更令女王开心，她的各种社会活动更加频繁，她不顾已70岁的高龄，到处巡视，出席了各种公共场合，坚持审阅一切重大政务，她极大限度地行使作为国王之权力。她出现在会客厅、音乐会、阅兵式上，她主持各项重大工程的奠基礼，她前往利物浦为万国博览会开幕式剪彩，她乘坐的敞篷车在大雨中穿行，无数狂热的市民夹道欢呼，冰冷的雨水浇不灭女王心中的那份神圣感。她巡视了爱丁堡，在那里她再一次受到了较之利物浦更其壮观、热烈之欢迎。 1887年，是女王即位50周年。6月里，在伦敦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庆典。维多利亚身边簇拥着当朝的富官显贵，以及炫目轩昂的各国王公，女王的车队穿过首都狂欢的人群，前往韦斯敏斯特大教堂行感恩礼。到处是攒动的人头，到处是不绝于耳的欢呼声，维多利亚的敞篷车缓缓移动，女王一身素裳，她那肥胖而矮小的身体一动不动，威严、庄重，一双依旧炯炯有神的眼睛不断地向两侧扫视，内心里充满了狂喜、慈爱、感激、深深的责任感与无限的自豪感。 维多利亚极喜欢这种隆重的、宏大的聚会，正是这种奇特然而简单的方式使她明白并感受到整个英国、英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是属于她的。冗长的典礼结束之后，维多利亚回到了白金汉宫，她一面感到长时间的伫立所带来的劳累，另一面又更为那些热烈的场面所陶醉。当有人问及她感觉如何时，她说：“我很累，但是非常快乐。” 对维多利亚来说，她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莫过于1897年她的登基60周年的纪念庆典。由于索尔兹伯里十年的统治，英帝国主义形势相对缓和、繁荣。整个社会风尚又接近19世纪中期也就是维多利亚鼎盛期的传统，维多利亚在民众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所以这一次庆典较之十年前的那次庆典更加隆重、热烈。所有的殖民国家和地区都派出了重要人物前往伦敦参加庆典，5万左右来自“日不落帝国”每一个角落的军队组成一支壮丽、威武的仪仗队。军人们簇拥着女王，盛装华服，穿过斯特兰德街和舰队街到达圣保罗教堂。周围人山人海，欢声如雷。年老的臣民们回忆起60年前那个年轻、美丽、娴雅、充满朝气的姑娘；中年人的记忆里也再现出那个与阿尔伯特一起出席万国博览会的那位风韵楚楚而又不失端庄的夫人，他们发现，时间对维多利亚外貌的改变如同对他们自己的改变一样是巨大的，但这个女人身上所透露出来的勃勃的生气，她的活力、她的诚意、她的骄傲与直率却永远没有改变。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在那个老年妇人的身上，他们更感到一种神秘，一种诱人的神秘的魅力，他们一生下来就笼罩在这种神秘之气氛中，那个女人让他们崇拜、敬仰，人群中最狂热的欢呼正是来自他们中间。 队伍在圣保罗教堂前停了下来，80岁高龄的维多利亚缓缓地下了车，朝教堂走去，对她来说，她的人生的旅途快要走到尽头了，但是那个严肃精谨、野心勃勃的军纪官与那个坚忍、顽强的萨克思·科堡的公主所给予她的那种坚定的步伐却依然如故。她缓缓地、坚毅地朝着她的理想、她的辉煌之顶点走去。尽管她常常觉得她的地位与权力与她当初的理想相差甚远，但是现在，这欢乐的场面让她忘记了所有的不快。在这个时代，还有谁能享有她这样的荣誉与尊严？60年的宝座谁能与之匹敌？以后恐怕再也难找到与之相当之人了。 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眶，面对欢呼的人群，她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道：他们对我太好了！他们太好了！ 晚上她回到家里，她得知除了在伦敦、英国其他各主要城市，乃至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各个地方都在举行庆典，她的感情再一次达到。当晚，她的答谢传遍各地：“我衷心地感谢我所热爱的人民，愿上帝赐福于他们。”整个晚上，她都在向帝国各地发电报，感谢他们的庆贺。 她感觉自己如同一轮太阳，将自己的光辉——她的热情，她的荣耀，她的权力洒遍“日不落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大彻大悟 一、大臣在一旁费力地读着公文，女王双眼微闭，似睡非睡，似听非听，然后一声“照准”的批示从她嘴里发出，平静而惬意…… 也就在维多利亚在她的晚年不断地赢得自己作为帝国之荣耀与尊严之同时，她对于她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认识也逐渐地加深了，或者说，她晚年的东山再起本身就是她自己与这个对她来说极其反感的时代进行调和之产物。 早在亲王在世的时候，有一件事就深深地触动了她。激进而好事的帕麦斯顿曾被她和亲王经过艰苦之斗争挥到一边，当时，与他们站在一边的约翰·拉塞尔首相曾称帕麦斯顿“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可是几年后，这个家伙却再度发迹，一举成了英国的首相，而且，除了一次极短时间的中断，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整整十年。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使维多利亚大为不解，难道真是他个人有多么大的能耐吗？显然不是，帕麦斯顿当然是个能力非凡之人，但是在英国有这么大能力的又何止一个帕麦斯顿？那么，那个使帕麦斯顿成为“不倒翁”的理由是什么呢？ 直到她的晚年，在与格拉斯顿的较量中，她终于翻然悔悟。本书前面曾提到的两件事使她极为尴尬却又最终促使她对于这个时代，对于她个人与这个时代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一件是关于爱尔兰教会议案之处理，在她的加冕仪式上，她曾宣誓坚信爱尔兰新教，而现在政府却要废除对爱尔兰教教会之支持，按她个人的情感，她坚决反对此事，但是每次抗议与反对都使她感到势单力孤，而最后她倒是不得不反过来力劝她的那些同道们有所节制。因为她感到废除至尊，削弱贵族势力，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激进最得人心之思想，她不得不断地做出顺应这个潮流之姿态，否则她连现在这样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政府关于废除鬻买衔位之呈文中，她几经痛苦而终于同意签字。 在她看来，时代越来越混乱，那种优雅的贵族绅士风度已苍白无力。她终于明白，这一潮流事实上从帕麦斯顿当权时就已经相当强大了。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能力与权术之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律，他不可战胜。 现在是轮到维多利亚来做出自己的选择了。在她的骨子里，王权的荣耀与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而事实上，这种荣耀与尊严的保障——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正在被自由主义运动一点一点的吞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不能容忍权力过分集中的王权，但是，大英帝国这样一个日不落帝国却又需要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凝聚人心，而国王正是理想的象征物。这样，在这个社会，作为国王的权力与荣耀尊严被彻底的分离，国王可以拥有荣耀与尊严而权力却必须受到极大的限制。 维多利亚终于明白了这一切，她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与时代之潮流作你死我活之战斗，她只能是面对她不能赞成之事，她可以呼吁、抗议，甚至威胁，但最终她还得同意、支持。 她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她的固执与任性依然十分强大，但最后却都为顺从所代替。她乐于做一个象征物，一个体面国家之摆设，因为这是她博取荣誉与尊严的惟一途径了。她乐于四处巡视，她乐于在各种呈文上签字，她乐于参加各式各样的规模宏大的庆典。正是在这些频繁的露面中，她获取了极大的虚荣。 有这样一种说法：许多原先由国王承担的签署军官委任状的责任，早在维多利亚中年时即已经国会明令免除，而现在，维多利亚却自愿重新担负起此义务。关于签字，许多人也曾劝她用图章代替，她总觉得不过瘾而坚决拒绝，她甚至觉得亲笔签字仍不足以宣示其王者之气魄。后来，一方面随着公文的日益繁多，另一面也出于自身虚荣之需要，她同意公文只要通过她的口头批准就行了。忠实的大臣在一边高声地宣读公文，维多利亚双眼微闭，似睡非睡，似听非听，末了，她不假思索，也用不着思索，一声“照准”从她嘴里发出，伴随着一种满足与惬意，在幽深的宫廷里久久回荡。 王室与帝国对于荣耀、尊严的共同需要，使得后期的女王与内阁之间的合作十分的默契。内阁在名义上把女王抬得极高，而女王却也乐得不去过多的干涉内阁的行动，她与索尔兹伯里的愉快合作便是最好的证明。和梅尔本与迪斯累里不同，女王与索尔兹伯里在个人交结上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索尔兹伯里的扩张政策正需要女王来凝固人心，女王也正是在索尔兹伯里期间获得极高的荣誉。即位50周年与60周年庆典把女王的尊严荣耀抬到了极点。而女王对于索尔兹伯里内阁的不干涉甚至是支持却正使索尔兹伯里在任期间的英国对外的殖民活动一帆风顺，而国内也获得了相对的繁荣与稳定。 二、细心的侍女们发现，女王帽子上与乌亮的饰物配在一起的紫色绒花一天一天地变大了。 对于时代精神与社会潮流的更其深入的理解，对于自身地位与作用的更其清醒认识，使维多利亚的个人生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少女时代的维多利亚原本活泼、开朗，后来大英帝国至尊的地位与尊严使她越来越趋于严肃端庄，特别是亲王死后，她的严肃端庄里更注入了一份阴冷的色调，她的爽朗的笑声消逝在幽深的宫墙之内，她的华贵的服饰为朴素的黑色褶裙所替代，她的与表兄弟们在一起时的光彩照人的表情在面对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臣子们面前荡然无存。她高高在上，她神秘莫测。 但是现在，当她悟透了在这样的时代，即使是国王之尊严与荣誉也无需靠一本正经循规蹈矩之行为来支撑了。 维多利亚的人生观念就这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发现，自阿尔伯特死后留下的统治外观正一点一滴地开始剥落。宫廷里严格的守丧开始松懈了。以前，维多利亚外出，所乘坐的马车都是严严实实的，马车的窗帘只偶尔的被掀开一角，一张神秘的面孔探了出来，旋即窗帘又被放下，一切又被幽闭起来。现在，女王乘坐的马车改成了敞篷，新鲜的空气随处可闻，而臣民们也随时可睹女王的尊容。 女王的穿着也越来越亮丽了，女王坐着敞篷马车从园子里驶过，细心的侍女们发现，每一次，女王的穿着都有新的变化，紧束的紧身褡使她肥胖的腰身不再那么显眼，而衬架撑起的满张的裙子如波浪般飘动着，给人轻盈活泼的感觉，女王帽子上与乌亮的饰物佩在一起的紫色绒花也一天一天地变大了，变亮丽了，人们的记忆又被带进了五六十年前维多利亚的少女时代。 紫色绒花在女王的头顶开放，年迈的维多利亚越来越流露出一种和蔼慈祥来。她的微笑曾一度是那样难得地在那愁眉苦脸上一现（只是在遇到迪斯累里时才偶尔一笑），如今正轻轻盈盈地从脸上荡开，那双蓝眼睛仍旧奕奕有神，只是更多的充满了一股妩媚与柔和，给所见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对待侍嫔们再也很难听到她的严厉的大声训斥了，她甚至成为了侍嫔们日常生活中热情的知心人，她与她们的交往变得频繁而平易。她的同情还延及宫中的仆佣，甚至于宫婢和尉役，她们都逐渐地成为了她细细的问候与深深挂念之对象。当她们的心上人被派去国外或者他们的亲戚诸如姑妈或者舅舅患了风湿病的时候，她也主动地去安慰他们，帮他们想办法，甚至还送去一些药物。 是的，她的生活态度是彻底地改变了，她一面高居宝座，一面又常常走下御台，她明白这上上下下之间的内在联系。宫廷的生活一向是单调的，而长久侍立又总是令人疲倦之至，但是现在，单调、寂寞与疲劳已被女王的和蔼问候与爽朗的笑声所淹没。侍嫔们怀着敬爱之心侍奉着主人，侍奉这位非凡之主人的光荣抹去了千种百种烦恼，她们自觉地在履行一种神奇的使命，她们忘却了在温莎那无尽的长廊里已经站痛的双脚，她们也忘却了在巴莫罗的严寒中已经冻青了的裸露的两臂。 即便是在堂堂朝廷，在那些一切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秩序与仪式的最正式的场合，维多利亚对于社会、人生之新认识与新态度也越来越多的渗透进来。朝仪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在女王的宴会上面对缜密的典律，即使是那个自信与女王私交极密切的梅尔本勋爵也曾紧张得僵直在沙发上，而一般的大臣更是只能围坐大圆桌旁屏声敛气，他们的座位也被严格地指定，不能有丝毫改动。每天傍晚用餐过后，壁炉前那块专属陛下的地毯，便在一片逼人的光华中赫然地呈现在那些凡夫俗子们面前，谁也不敢靠近。女王的问话也是机械的，礼节性的，这一点格里维尔先生曾深受其苦，但是现在，情况大为改变，女王的地毯撤去了，女王亮丽的衬裙在宾客间飞来荡去，女王的问话不再机械、生硬而充满了发自内心之关切，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舒适而充满生气。 女王与大臣的接见较之以前气氛也宽松多了。按朝廷规矩，大臣在女王接见时，必须站着，这条规矩被严格地执行了几十年。曾经有一次首相德比在一场大病后觐见女王，德比勋爵的身体看得出还极其虚弱，女王想让德比坐下但一念及自己的尊严与朝廷规矩，便立即放弃了这一念头，她对德比勋爵说她很抱歉不能让他坐下。而现在，维多利亚在面对同样情形时，处理却迥然不同。一次刚刚发过痛风症的迪斯累里来觐见，女王赐给他座位，当然一向深谙女王心里的迪斯累里最后谢绝了这一“殊荣”，但给臣子赐座对权力欲极强的维多利亚来说却是破天荒之举。 也许人们认为维多利亚的赐座只是说明她与迪斯累里关系非同一般，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但是很快另一件事却不能不使人们对维多利亚另眼相看。格拉斯顿、女王晚年政治上的对立者，当后来他觐见女王时，女王念他年事已高，一律赐座。格拉斯顿以后的索尔兹伯里勋爵任首相期间也因年事较高而享有同样的特殊待遇。 三、五十多个人的王室大家庭济济一堂，簇拥着神情和蔼的女家长，维多利亚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也开始把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她的庞大的家族之中。 晚年的维多利亚在政治上找到了一条达到辉煌顶点之捷径，她与内阁大臣们的默契使她有精力来关心政治以外的许多事情，家庭便是其中之一。 随着年长子女的陆续婚嫁，女王的家族范围越来越大。日益庞大的家族曾经以利奥波德国王为轴心，现在，利奥波德已经死去。而他在一大帮日耳曼和英国亲戚中的轴心地位与顾问职责自然地落到维多利亚身上。 但是，在利奥波德去世最初十来年里，维多利亚在政治上正处于极其尴尬之时机，她的职责很难彻底深入地履行。现在，她赢回了往日之尊严与荣耀，她对生活之认识有了深刻之变化，她的时间也较前要充裕一些，她决心孜孜不倦地履行家长之职。 事实上，对维多利亚来说，她的收获不仅仅是维系了这个庞大家庭的联系与和睦，她更多的是在这个庞大的家庭中享尽了天伦之乐。这种天伦之乐只在阿尔伯特在世时在工作的间隙里偶尔闪现过，现在她是体验得更加充分与深入了。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她特别喜欢孙辈们，对他们，她表现出他们的父辈从未享受到的溺爱。她有时也依旧很严厉，孙辈中普鲁士的小威廉王子是一个极其任性的孩子，有一次，在奥斯本，维多利亚——他的外祖母叫他向一位来宾鞠躬，他居然当场拒绝，外祖母于是生气了，慈祥的面容顷刻间变得异常可怖，她再一次叫他，不，是严厉地命令他应该怎么做。小王子吓坏了，只得顺从，深深地向来宾鞠了一躬。而这时，那个可怖的外祖母又变得慈祥温和起来，一把搂过小王子，满面笑容在他的头上不停地摩挲着…… 当然，对于年长的孩子，维多利亚也同样充满了关怀与爱护，在她的眼里，无论年长年幼，都是不懂事的孩子，都需要管教与爱护。她的长子威尔斯王子其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这位纨袴子弟历来就使做父母的操尽了心血，阿尔伯特就是因为不放心在剑桥大学的儿子而前去亲自管束时染上了致命的风寒而命归黄泉的，但是，这位不争气王子依然我行我素，风流倜傥，生活糜烂、轻浮、放荡，维多利亚无法阻止儿子的堕落，她所能做的只是一面坚决不许他对政府事务有一丝一毫的干预，另一面只有借助于舆论来抨击社会之罪恶以此来唤醒民众也包括她那个不争气的逆子。她曾给《泰晤士报》的主编德兰先生写信，请他“经常写些文章以指出上流社会极其无聊轻浮之见解和生活的无比危险与罪恶”，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所有的人中，威尔斯王子也只害怕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在这位可畏的长者面前，他那男子汉的翩翩风度便可怜巴巴地匿形敛迹了。有一次，女王在奥斯本举行宴会，威尔斯王子迟到，了，尽管迟到确有原因，过错不在王子，但王子依旧吓得要命，他急急忙忙赶到大厅，却不敢立即去见女王，而是先躲在一根厅柱后面，拼命地擦着汗水，汗水总擦不尽，一面是因为刚才的奔跑，另一面也确是紧张所致。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定下神来，鼓足勇气去见母亲，听了王子的解释，严厉的母亲只向他生硬地点了点头，王子旋即飞快地转过身立刻隐没在另一根厅柱后面，他脸上的细汗又冒了出来。在那里他一直待到宴会结束不敢露面。 在处理家事活动上，维多利亚也显得更加开放、民主。女王的家事活动有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过去，女王总是从王位、政治方面加以考虑。但是后来，女王改变了观念。1888年女王的大女儿成为了普鲁士的新皇后，新皇后的女儿，维多利亚的外孙女与巴登堡的亚历山大王子订了婚。亚历山大王子另有两个兄弟，哥哥娶了女王的另一个外孙女，而弟弟则是她的女儿比阿特利斯公主的丈夫，亚历山大王子年轻英俊，在三兄弟中最为漂亮，外孙女十分喜欢他。但是由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与普鲁士新国王政见不合，他竭力地拆散此婚姻，说这场婚姻将会破坏德国与沙俄之间的友谊，其理由是亚历山大王子新近触犯了沙皇。在这场纠纷中，维多利亚一直尊重外孙女的选择，而且也十分乐意这桩婚事，因此她不顾政治上的牵牵扯扯，坚决站在外孙女一边，甚至怀着对自己女儿与外孙女的敌人的无比仇恨赶到夏洛登堡加入了这场争执。俾斯麦衔着烟斗，手提啤酒瓶，攻击女王想离间德俄关系，说在家庭事务上，她素不惯于有人作梗，她会“将牧师装在她的旅行袋里，将新郎装在她的皮箱里，使婚礼随时随地都可以举行”，俾斯麦的攻击是刻薄的，但这刻薄的攻击里却正看出女王对于家事的巨大热情，以及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处理态度。 正是由于女王对于家庭倾注的巨大热情与精力，女王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她当时在政治上的荣耀尊严一样达到了顶点，庞大和睦的家庭使她享尽了天伦之乐。她的所有的子女都已成婚，她的孙辈、曾孙辈也在迅速增加，在她晚年，其曾孙辈已达37人，有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女王的在温莎的卧室里，那是一张全家福，五十几个晚辈济济一堂，簇拥着他们的长辈维多利亚，维多利亚面显微笑、和蔼可亲、踌躇满志…… 四、女王从她们收藏的无数细小物品中随意挑出一件，摩挲着、品味着，她从这些小东西的奇妙的折光中看到了自己…… 女王的个人生活较之她的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丰富了。 政治态度与人生态度的改变使维多利亚的晚年更看重个人生活之意义与价值。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军纪官的女儿，作为那个精谨务实的日耳曼青年的妻子，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国之主，维多利亚一生中真正属于个人的乐趣是极其有限的。她原本是一个热情浪漫之人，但她的这份热情浪漫从来没有充分的展示与流露。17岁以前，她的母亲，同样的一个日耳曼人的刻意塑造使她的天性如同一块巨大石头下的嫩芽，只能是曲折缓慢地延伸，她上任的最初几年，梅尔本勋爵使这根嫩芽有了自由延伸之机会，但很快它又自觉自愿地投身到精谨的阿尔伯特的影子之中，个性消弥在狂热的崇拜之中，消弥在繁忙的国家事务之中。这期间，迪斯累里也曾以自己的幽默与对女人心理的奇妙把握使女王毫无顾忌的笑声又响起在森严的大厅，但这一对君臣的默契配合也同样是太短暂太短暂了，从奥斯本折回的迎春花活不了几天就叶黄花萎了。现在，女王似乎是要把一生中所有的压抑与委屈统统抖掉，她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充满了个性。 维多利亚一直喜欢演出，一场音乐会、一场歌剧，甚至是一场话剧。但阿尔伯特死后，她的这一爱好几乎被人们忘记了，不，应该说是连她自己也几乎要忘却了。现在，在中断了30年后，这一切又终于恢复了，她开始把伦敦的戏班子召到温莎堡来演出。每逢这种场合，她就显得特别的高兴，她喜欢演出，喜欢精彩的情节，尤其是滑稽戏，舞台上的打打闹闹常常使女王开怀大笑。她像一个孩子一样，目光紧盯着舞台表演，表情随着剧情之变化或笑或怒，或悲或喜。有时她边看边在心里推猜剧情的结局，而当结局与她的猜想偶尔合拍时，她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得意地向旁边的大臣或侍从夸耀：瞧！你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吧，怎么样？ 女王的晚年对于音乐、绘画、文学也表现了相当的兴趣。她依旧喜欢听门德尔松、兰西尔和拉布拉什时代的乐章 ，她记得还是阿尔伯特在世时她偶尔有这样的一份闲心和丈夫一起静静地欣赏过。现在，她几乎每天都听听这些悠扬、古朴，充满田园气息的牧歌，这田园情调与她日前的生活观念是那么的合拍，她现在似乎是较以前更能理解这些音乐的真谛了。相对于音乐，她对于绘画的鉴赏力要强得多，她能一口气的谈起埃德温爵士、莱顿勋爵、瓦莎先生画风的不同与优劣。每次当画家们送来自己的作品时，她也总是能一眼看出作品的毛病并指示如何加以修改，而这些见解总是让画家们心服口服，在文学方面，她很喜欢丁尼生勋爵的作品，也认真读过乔治·艾略特的《密都马契》（middlemarch），但总的来说女王于文学方面的兴趣有限，其文学观念也相对保守。 在维多利亚晚年生活中，她最感兴趣的是旅游与收藏。 她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都要去苏格兰高原的巴莫罗隐居一段时间。大臣们总是倍加阻拦，其理由是女王年岁已大行动不便；相隔600英里给处理国务增添负担，侍嫔们也不愿长途跋涉，但女王每次都婉言拒绝劝告，苏格兰高原的晴空、山民们的淳朴总是那么诱人地召唤着她。 由于女王担心打破巴莫罗的宁静，女王一直不同意将铁路修到那里。每次出游，下火车后，必须要坐很长一段时间的马车才能到达那里。在下火车的时候，女王带箍衬的撑得像伞一样的裙子使得行动极为不方便，特别是碰上大雨的时候只得靠贴身侍卫，那个高大威武的约翰斯顿先生和苏格兰铁路局总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是抱了下来，尽管这样，女王依旧兴致勃勃，她快速地钻进马车恨不得立即就能站到巴莫罗的山顶。 晚年的女王越来越喜欢回忆。每一次回忆都使她对过去的生活重新咀嚼一遍，在这种不厌其烦的咀嚼中，她发现她才能真正地面对自我，才能无视自身之外的喧嚣。 到巴莫罗隐居，一面自然是去体验宁静、素朴的气氛，另一面也是为了回忆。她热爱那个地方，那里曾填满了她的幸福与快乐。在巴莫罗，那些关于往事的标记是那么的坚实、那么的丰富，随时都能把思维导向遥远的快乐的日子。女王每次到达，都要举行一次视察与沉思的庄严巡礼，那些尖碑、方塔、墓石、塑像、石堆雕花的花岗岩石都是对于长眠者的无尽的思念。那些鲜艳的花草，那些石垒的“城堡”，那些古朴的房屋，那些熟悉的山民们的面孔，都与那个杰出的人物相联——阿尔伯特，他的一切都能在这里找到注脚。维多利亚所睡的每一张床，或在靠背上，或在右手一侧，或在枕头上方，总有一幅阿尔伯特遗容的半身肖像，顶上覆盖着一个蜡菊花环。每年的8月26日，阿尔伯特的诞辰日，女王都要亲率她的一家、她的延臣、她的仆从甚至佣户都聚集在他那身着苏格兰高厚服装的青铜塑像脚下，举杯凭吊。 置身巴莫罗，她觉得这才是真正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与阿尔伯特一起生活的家，她与阿尔伯特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这里，繁重的国务曾使他们忘却了自我，而只有来到遥远的巴莫罗，他们的这份自我才又真正地凸现出来。 可以说维多利亚与其是来凭吊他的夫君，倒不如说她是来寻找自我，寻找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也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维多利亚在最后若干年里特别酷爱收藏。维多利亚不仅拥有广袤的地产，使她得以四处旅游、隐居，她同时还拥有无数的物产。一面她继承了皇室大量的家具、摆设、瓷器、金银餐具和其他各种珍贵物品，另一面，作为大英帝国女王，作为世界各殖民地的朝拜对象，她一生当中接受了来自众多殖民地从欧洲到亚洲，从非洲到美洲、澳洲等无数的朝贡，万国博览会上展出的那些奇珍异宝即足以显示这笔庞大的财富，此外，女王在无数次的旅行与出访中随时购买的各种珍品也数目不小。这使得维多利亚不经意中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家之一。 如果说，早年维多利亚是在一种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一位事实上的收藏家的话，那么到了晚年，随着生活观念之改变，她是有意地去收集、整理那些缤纷繁杂的珍品了，她俨然就是一位专业收藏家。她下令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许扔掉，一抽屉又一抽屉，一柜子又一柜子，满放着七十年来的服装，一件也不能随意挪动。甚至连皮裘、斗篷、小件的花边饰带、皮手简、阳伞、雨帽这些毫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也全部按年代顺序排放，日期分明，详备无遗。 她有时把成天的时光便泡在对这些物品的整理、安置之中，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的脑子特别的清晰、安静，一个大橱被用来放玩偶，上层是她自己孩童时代的，下层是她的孩子们的，同样，在温莎的瓷器室里，她自己孩提时代用过的杯子和她的孩子们用的杯子也同样摆在一起。 这都是一些极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是的，与那些奇珍异宝比较起来，维多利亚更看重这种更能唤起人们回忆与想象的东西。亲戚们的照片堆放在每个房间的桌子上，每个房子的墙上则挂满了展示他们各个时代的容貌的肖像画，而那些长逝者，他们的形象也都被赋予坚固的大理石雕像或者全银塑像或者是袖珍画、瓷绘，都摆放在最恰当的位置，它们与周围的环境那么的和谐、融洽，一起带动人们的联想与回忆。在怒放的花丛间，并排卧伏着女王最心爱的马和狗——鲍伊、鲍兹的青铜雕塑，是的，正是在这里，女王与它们互相逗乐、奔跑，那些快乐的时光如今被那两尊永不褪色的青铜塑像所凝固着，随时都能在主人刹那间的触目中活跃起来。 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密密匝匝地环置在她的四周。维多利亚不容许有丝毫的破坏。为了以防万一，女王所拥有的一切物品都分别从好几个角度拍成照片，这些照片呈送女王陛下，经她仔细的审查，确认无误后，再在每张照片的背后做一条目，说明此物品的编号，放置此物的房间号码，它在房中的确切位置以及它的全部主要特征，然后便被放入一盒装潢精美的相册中。所有的物件都不许随意更换位置，每块印花布，每条地毯，每幅窗幔都不许以别物替换，或者由于长年的使用到了非换不可的地步，则在质地和式样上必须仿制得一模一样，即便是让最锐利的眼睛来审视，也看不出任何异样才行。在温莎，任何新画都不能上墙，因为墙上已有的那些画是阿尔伯特亲手挂上去的。有谁能代替阿尔伯特吗？阿尔伯特在温莎住过的一套房间，房内一切都按阿尔伯特生前的原样保留着，除了自己以及最受宠爱的人外，谁也不知道它的位置，更不用说能够进去了。 女王以极大的热情收集、整理、看管着她的物品，而且她的方式是那样的独特、奇异，越到晚年，越像是一个守财奴。 是的，她确实是想把一切都守住，她的财产，她的幽幽的情思，她的美好的生活，她的辉煌耀眼的权势。她知道自己的未来的日子并不太多；她知道，自己与阿尔伯特中年时候的那种权威永远不可能真正达到；她知道，她的晚年的再度辉煌不过是一轮虚假的光环。她仅仅是一个象征、一尊摆设、一件工具。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王权的时代，她真正拥有的只有过去，只有自己的生活，那些过去了的个人生活中哪怕是支离破碎的细节，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用具，才真正属于自己。在奥斯本灌木丛中有一块花岗岩石板和一尊猎犬的雕塑，石板上刻着：“瓦尔德曼，维多利亚女王心爱的小猎犬，于1872年4月自巴登携归，死于1881年7月21日。” 是的，只有在对过去的无尽的回忆中，她才真实地感到自己的存在，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她从她所收藏的无数细小的物品中随意抽出一件来，反复地摩挲着、品味着，脸上一片宁静与平和，偶尔流出一丝难以觉察的满意的微笑，她从这些小东西的奇妙的折光中看到了真正的自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帝国丧钟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但是，大英帝国的繁荣与辉煌却并没有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显示出任何继续的势头，帝国的需要、帝国的野心在无休无止的南非战争中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与失败。在那场战争中，英国付出了惨重的伤亡，而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经济也开始衰退。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在世界经济上仍是一个强国，但它的许多动脉已经老化，以至于它的优势受到年轻的美国及德国的挑战。仅以钢为例，1880年，英国生产全世界1/3的钢，而1902年只生产其1/7，已远远地落后于德国，这一时期，当英国国民生产毛额一年仅增加2.1％时，而德国却增加4.1％，几乎是英国的两倍。工人的失业率也越来越高，1884—1889年，即使是技术工人平均失业率也达到7％，而非技术工人的平均失业率就更高了，工人运动愈来愈高涨起来，他们成立了工会，为增加工资而不断地举行罢工，并组成了社会主义及劳工政党，妇女因得不到选举权而走上街头，爱尔兰因得不到自治，斗争也异常激烈。 危机四处潜伏着，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一场新的危机也即将爆发。 这一切也同样体现在女王身上。一向自以为身体健壮的女王也开始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风湿性关节炎使她不得不用上手杖，后来又只得坐上了轮椅，在翻阅各种纪念相册或者凝视各种纪念物品时，也常常有些模糊不清的感觉，1898年经检查她患了白内障。1900年夏天，更为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她一向引为自豪的强健的记忆力也开始衰退，她甚至记不起她与阿尔伯特第一次见面时穿的是什么衣服，或者连梅尔本充满磁力的宣读声也模糊难辨了。 紧接着是失语症，一开始还能让人从断断续续的言词中猜出某些意思，而后来干脆什么也说不清了，常常是手颤颤巍巍地指向某样东西，而努力地张开着的口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但维多利亚凭着她的坚强的意志努力地维系着自己的生命，而且努力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虽然不能说话，但她一直坚持着在文件上签字。顺便说一句，尽管此时的维多利亚已经大彻大悟，但这种彻悟只体现在其对王权的态度与个人的生活方式上，而她对于一直视为当然的殖民政策的认识却一如既往，就在她逝世的前一周，她还支撑着身体，坐在轮椅上接见了刚从南非“凯旋”归来的罗伯茨勋爵，她用手势及书写的方式询问了有关战争的一切细节。自始至终没有露出一点倦意。但是罗伯茨走后，女王彻底垮下来了，她被抬到床上，已全身瘫痪。那是1911年1月14日，第二天的诊断结果表明，女王已毫无希望了。 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维多利亚再也没有起来，她平静地躺在病榻上，除了一丝微弱的呼吸外，她一动不动，任侍嫔们在周围轻手蹑足忙忙碌碌，亲人们不断地来看她，希望她微闭，的眼皮偶尔张开，一露那双曾炯炯有神的目光，也希望那紧合的双唇能微微开启对她的子孙做最后一次哪怕是极简短的嘱咐，但是一切都令人们失望。有时，细心的人们也会发现，女王端庄的面容里也不时地露出一痕淡淡的笑意，那是看到了迪斯累里·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卧室里的来自奥斯本春天森林里的迎春花吗？那是对殖民帝国凌驾四海的威严的深深眷恋吗？那是对帕麦斯顿古怪的着装与傲慢的神气的轻蔑吗？那是听着了紧随在身边的梅尔本勋爵的那头高大骏马于充满阳光的林上发出的欢快的嘶鸣吗？或者是坎伯雷大主教黎明时的跪祈，老国王雄火鸡般的喊叫，利奥波德舅舅在克莱尔蒙特的轻言细语？也许在她的眼前浮现的是莱恩的地球仪，是母亲帽饰上的拂在她面上的长长的羽毛，是父亲的一块装在玳瑁匝中的硕大的老式自鸣表，是肯辛顿宫一块黄色的小地毯，几道亲切的花布荷叶边或者一方高大的树林与青青的草地，几个玩偶在上面跳来跳去…… 1月22日，这些偶尔露出的笑容连同那轻微的呼吸彻底地消逝了。有人还记得，81年前女王的父亲爱德华肯特公爵也是在同一天离开人世的。 只是女王走得更坦然，她平平静静，不存任何愧疚，也不存任何的留恋走了。 这一年，她82岁。 是的，维多利亚以后，新的国王又会接踵而至，但英国人还是隐隐地感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强大与繁荣将和维多利亚本人一起一去不回。维多利亚时代，由于殖民政策频频得手，国内的各种矛盾都暂时隐而未发。凭借着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英国获得了经济上的繁荣，凭借着对工人平民的小恩小惠与欺骗政策，国内政治从整体上也基本是一团和气。但时代的发展终有一天会将这一切罪恶暴露无遗。事实上在维多利亚死后的近100年里，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不断地取得胜利，英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诸多殖民地近如爱尔兰、苏丹远如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相继独立，曾经作为英国侵略扩张的重要哨站的中国香港也于1997年7月1日回归她的祖国……而殖民地人民的觉醒与纷纷独立必然激化英帝国内部的潜藏已久的种种矛盾与斗争，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英国在丧失殖民地垄断地位时，资产阶级对于无产者的所有欺骗将原形毕露，工人运动将真正蓬勃发展，英国将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 因此，对于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臣民来说，女王的死带走的将是一个繁荣稳定的时代，他们无不为女王之死而哀痛。 遵照女王的遗命，她的葬礼用陆军仪式。2月1日，星期五，皇家快艇阿尔伯特号穿过在鸣放最后一次礼炮的两长列军舰，将女王的遗体自考茨运送到朴次茅斯。2月2日送葬的行列行经伦敦。一驾炮车装载着这小小的棺木。丧主新的英王爱德华第七骑马紧随其后，由康诺特公爵和德皇两旁扶持，他的那种明显的哀痛之情使得成千上万的观看殡仪的人们都感动不已。希腊王和葡萄牙王以及欧洲的每一个皇族的成员都参加执绋。丧仪当日下午在温莎的圣乔治礼拜堂举行，2月4日，星期一，女王的遗体安葬在佛洛哥摩尔皇陵阿尔伯特亲王之侧。 丧钟在温莎的圣乔治礼拜堂敲响，雍长而沉闷，响彻整个伦敦乃至整个大英帝国。这是到来不久的新世纪给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大英帝国的一份颇有深意的礼物。它告诉人们，在新的未来世纪里，维多利亚时代将随同它的主人维多利亚一同消失，永远地在历史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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