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传》


 第一章 诞生与成长

    引言

    1791年7月1日清晨，巴黎市民成群结队，早早来到了庄严肃穆的圣吉纳维夫教堂。这是一座1757年修建的宏伟建筑，具有典型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它平面呈十字形结构，交叉处有高高耸立的穹隆顶，四翼是较低的覆有坡屋面的扁平穹顶，正面仿照罗马万神庙的形式设计建造，东翼是科林斯柱式的柱廊和三角形心花。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把这里改作安放革命党崇敬的伟人的先贤祠。

    一个多月前，大革命后成立的国民议会曾两次发表公告，决定把一位遭旧制度迫害的伟人的遗骨迁葬先贤祠，并在这里补行国葬。今天，巴黎市民倾城出动，正是为了亲眼目睹这一非同寻常的葬礼。

    突然，先贤祠外肃立的人群骚动起来，远处的大路上，一辆运着黑色棺木的马车正朝这里匆匆驶来，人们猜想，这可能就是星夜兼程从香槟省赶来的灵车了。随着灵车的靠近，人们发现灵柩两边还有两幅黑色的挽幛，挽幛上写着非常醒目的两行大字：

    他为卡拉、拉拜尔、西尔文和蒙巴义洗刷了耻辱。

    他是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他使人的理性飞速发展，他为我们的自由铺平了道路。

    “卡拉的恩人来啦！”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人们终于盼来了他们崇敬的伟人。人们真诚地为他的亡灵祈祷，为他能在巴黎先贤祠安息而欢呼。

    灵车在人们的欢呼和抛洒的鲜花中缓缓驶向先贤祠，黑色的灵柩在雄壮的《马赛曲》中徐徐入墓。

    人们安葬的这位伟人就是伏尔泰。

    有人说，中世纪是上帝的时代，17世纪是君主的时代，而18世纪则是伏尔泰的时代。伏尔泰一生致力于揭露和批判黑暗的封建制度和宗教统治，“为行将到来的革命而开导人们的头脑”。被人们誉之为“欧洲思想界的泰斗”，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伏尔泰在84载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享有崇高的荣誉。他刚刚20出头就成为著名的悲剧作家，被誉为“高乃依和拉辛的继承人”。此后，他在哲学、史学方面又先后写出了多部震惊世界的巨著。1743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46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曾一度成为法国国王和王后的宠臣，普鲁士国王、俄国女皇和波兰前国王等也和他有十分友好的关系；他出入上流社会，王公大臣、贵妇名媛都把他敬为上宾；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担任国家要职，他与许多贵夫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但是，他也经受过无数次痛苦的磨难。在18世纪受迫害的自由思想家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伏尔泰这样受到如此之多的“殊荣”，有案可查的流放或“自愿流放”--逃亡，就有七八次之多，最长的一次竟达29年之久。他两进巴士底狱，这是孟德斯鸠、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诸辈，甚至卢梭也没有“享受”过的。就连《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也只进过一次监狱，还不是“最高档次”的巴士底狱，而仅仅是文森监狱而已。伏尔泰不懈地为争得生活与精神的自由、正义和法律而呼唤。他是反暴政、偏执和酷虐的斗士。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整个杜会都倾听着他的声音。如果单就其赫赫威望而言，他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就远比同时代的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要大得多。与他同时代的评论家杜威尔纳说过：“任何国君也不能有如此类似的威望来控制舆论。”伏尔泰以他毕生的斗争经历证明，他是一个健全而伟大的人，是他的时代的肖像。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说的那样：“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的雄辩天才和嬉笑怒骂的嘲讽才能，曾经令反动教会和统治者闻风丧胆，自由思想家和进步人士则对此万分崇拜和钦佩。他的这一非凡的才能，时至今日仍无人能望其项背。他一生都在不停地思考，不屈地斗争，不倦地写作。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遗产。他90多卷的浩繁著述，涉及到自然科学、历史、哲学、文学、政治、法律、美学等各个领域，并且在诸多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之王，他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巨人！

    灵魂总是有生有灭的，但是塑造一个时代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伏尔泰死后，他的心脏被人们精心地装在一只盒子里，存放到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刻着他生前一句最能体现他的性格的话：

    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法国人民为法兰西民族拥有伏尔泰这样一颗伟大的心灵而骄傲和自豪。尽管伏尔泰预言的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200多年，但是伏尔泰不朽的英名仍在法兰西广泛传颂。伏尔泰作为世界文化巨人也必将永远活在世界人民心中。

    但愿我们的青年朋友都能像伏尔泰那样，孜孜不倦地追求自由、平等，崇尚科学、理性，奋力进取，勇敢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以饱满的热情豪迈地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

    当他是婴儿时，每天早晨他的保姆下楼告诉他母亲的话常是：“这孩子活不过一个小时了。”然而，在他3岁时，就已能背诵《摩西亚特》全诗。读中学时，他就“喜欢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称称。”他从小就敢说敢做，桀骜不驯。中学的神甫教师诅咒他：“坏家伙！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法国自然神论的宣传者。”这个诅咒竟成为灵验的预言。

    1. 难以活过一个小时的婴儿

    法国首都巴黎，素有“花都”之称。早在17世纪路易十四执政的时代，它就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橱窗，雍容华贵，多彩多姿。清澈明媚的塞纳河蜿蜒穿过繁华的市区，巍峨壮美的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矗立在城区的中央。举世闻名的法兰西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喜剧院鳞次栉比。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先在这里崭露头角，而后享誉全球。数不胜数的外省政治家、哲学家也纷纷慕名前来，假如时来运转的话，说不定那天就能得到贵胄名流的赏识，一举成名也许就在一夜之间。

    伏尔泰得天独厚，他便诞生在这繁华的“花都”——处处都有成功机遇的巴黎。

    1694年11月21日，在巴黎新桥附近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又添了一个小男婴。洗礼时，父母给他取名为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ncoismariearouet）。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上了年纪的父母，并没有为这个男婴的出世而感到高兴。他们已深感暮年来临，精力不济。尤为令人焦虑的是这个孩子先天不足，出生时非常虚弱，甚至不能送到教堂接受洗礼，因而洗礼仪式只能在家里举行。每天早晨他的保姆下楼时告诉他母亲的话常常是：“这个孩子活不过一个小时了。”孩子的教父夏托纳夫神甫每天都来商量维持这个孩子生命的办法。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经过多方的努力，这个孩子不仅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还经历了84年的漫长人生旅程。这就是后来以笔名伏尔泰蜚声世界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泰斗——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伏尔泰的父亲弗朗索瓦·阿鲁埃当过皇家顾问，做过巴黎夏德莱区的法律公证人，后来担任审议院的司务。在贵族、僧侣主宰一切的封建社会里，他们不属于名门望族，而属于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伏尔泰的母亲叫玛丽·马格丽特·德·阿鲁埃，娘家姓是德·奥马尔。虽然出嫁前她是个穷姑娘，但她姓前的“德”字表明她有贵族的血统，因而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少荣耀。伏尔泰有三兄一姐一妹，其中只有比他大10岁的哥哥阿尔芒和比他小5岁的妹妹玛利亚长大成人。

    伏尔泰尽管生来体质纤弱，但却精力旺盛，聪明过人。3岁时，他就能在教父夏托纳夫神甫的教育下背诵拉封丹的寓言诗。童年的文学熏陶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夏托纳夫神甫还教他背诵关于摩西的圣诗《摩西亚特》。这是不可知论者卢德写的，在法国公开攻击宗教的第一首诗。该诗中的摩西根本就没有看到过神，也不知道神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却煞有其事地说自己某次曾看到了神灵的显示，他把自己的东西和政治观点以欺骗的手段贩卖给轻信的群众。该诗揭露了摩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诗中有这么一段：

    基督徒，暹罗人，大家都研究推敲，

    有人说白，有人说黑，总是不一致。

    无聊与盲信之徒，

    会轻易接受最荒诞的神话。

    夏托纳夫神甫曾经很得意地对他的老友尼侬夫人夸耀伏尔泰的才能，他说：“他只有3岁，已能背诵《摩西亚特》全诗。”这首哲理诗在伏尔泰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怀疑论的种子，对他后来的思想形成有深刻影响。当时，伏尔泰的哥哥阿尔芒是冉森教派的虔诚信徒，狭隘宗教的崇拜者。夏托纳夫神甫之所以选择这样一首反宗教的诗，其目的就是想刺激一下阿尔芒。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首诗却启发了伏尔泰长大后厌恶盲目的宗教狂热，勇敢地蔑视一切精神权威。

    伏尔泰7岁时，母亲去世。他的父亲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经常告诫他们要学会了解并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立足，就要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和胆识；在心灵和知识上要超越那些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但决不能溢于言表；要调节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适应环境，不能让那些人觉得我们有什么优势，更不能让他们感到我们的存在是他们潜在的威胁。伏尔泰却把父亲的忠告当作耳边风，他渴望与出身高贵的人平起平坐，同享荣华，并且丝毫不掩饰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性。伏尔泰与哥哥阿尔芒的性格、气质完全不同。他快活、机敏、诙谐、不虔诚，而阿尔芒严肃、稳重、迷恋于宗教狂热。夏托纳夫神甫常常让兄弟俩编讽刺短诗相互逗乐取笑，而年龄小得多的伏尔泰常常出口成章 ，使他的哥哥望尘莫及，尴尬不已。他的父亲对两个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大儿子正在一种有可能马上会被取缔的宗教上糟蹋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小儿子却尽情玩乐，随心所欲。鉴于阿尔芒过分虔诚的教训，老阿鲁埃再也不敢把小儿子送到阿尔芒曾经呆过的奥拉多利安修道院。因此，只好一直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他要亲自管教这个性格独特的孩子。

    老阿鲁埃是18世纪典型的中产阶级，他像其祖辈一样，循规蹈矩，勤勤恳恳地工作，讲求实际，头脑精明，但是缺乏想像力，不敢抛头露面，更缺少文学艺术的细胞。他虽然也尊重文学和艺术，但却把时间和全部精力倾注到了自己的账簿中，一心一意地考虑着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的舒适。他性情暴躁，不过处事公道，也还讲道理。伏尔泰后来在自己的一封信中曾谈起过父亲的一段轶事：一天老阿鲁埃对家里的园丁大发脾气，当时剧院正在上演一出名为《爱发牢骚的人》的戏，伏尔泰硬要父亲带他去看戏。事先，他悄悄串通演员在独白中加上他父亲斥责园丁的话。看完戏后，老阿鲁埃受到启发，承认自己的过失，表示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对待他人了。老阿鲁埃除了带给伏尔泰一个精明的商业头脑外，几乎没有在其他方面对伏尔泰产生影响。对伏尔泰影响最大的倒是在圣路易中学的一些老师们。

    2. 圣路易中学求学

    伏尔泰10岁时被父亲送进了耶稣会主办的圣路易中学学习。这是一所为贵族子弟办的学校，也是当时巴黎少数几所名牌中学之一。老阿鲁埃不属于贵族，但是他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儿子的前途着想，认为只有上这个中学儿子才有成才的希望。

    圣路易中学是一所既开明又守旧的学校。一方面，它继承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进步传统，常在校园内举办拉丁语或法语的戏剧表演。这使得伏尔泰从小就对丰富多彩的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学校又恪守贵族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它是一所寄宿学校，在这里就读的大臣、贵族子弟可以带着仆人住单间，而普通资产阶级的子弟只能挤在集体宿舍。这种以门第、财富来区分贵贱的习俗，一直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年少的伏尔泰对此常愤愤不平，在他那纯洁天真的意识里，逐渐孕育着立志抗议社会不平的种子。

    在18世纪初期，圣路易中学采取的是规范化的传统教育。它的课程除了神学之外，还有希腊文、拉丁文、修辞学、诗学、医学、历史和戏剧，注重培养学生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耶稣会讲究礼仪，注意教育学生熟悉上流社会的礼节。耶稣会教育虽然在当时名重一时，但是由于他们过分因袭旧的传统，很少开设反映当时先进科学和技术的课程。伏尔泰后来曾抱怨说“我不知道帕维亚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出身地的情况。我既不知道我的祖国的制度，也不了解祖国的利益；没有数学，也没有健全的哲学。我学会了拉丁文和大量无意义的东西。”①

    ① 参见《伏尔泰全集》（法文版），第1卷，第471页。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圣路易中学呆板守旧的教学并没有束缚住伏尔泰的才华，他思维敏捷，学习勤奋，常常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高论。在圣路易中学学习期间，他的文学天赋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2岁时，他居然根据古罗马传说写出了一出题为《阿穆利乌斯和努弥托耳》的悲剧。他能轻而易举地写出辞藻华丽优美感人的诗句。传说有一天，一位老兵来到圣路易中学请求教士给他写一首恳求上帝之爱的诗，以献给自己服役部队的王爷，学校的卜莱神甫把这件差事交给了小伏尔泰。伏尔泰沉吟片刻后，挥笔写下了几行优美动听的诗句，那位王爷读后深受感动，破例发给那位老兵一笔可观的年金。

    圣路易中学的教师对伏尔泰的学业有较高的评价。卜莱神甫曾夸奖伏尔泰说：“他喜欢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称称。②”保罗神甫也称赞说：“他的智力非常训练有素，他的文体非常优美，他的思维方式大胆、富有想像力，……”他的启蒙老师夏托纳夫神甫曾把他的一首诗作拿给尼侬夫人看，这位80高龄的老夫人非常欣赏小作者的才华，立即要求神甫把作者带来见她。当夏托纳夫神甫把伏尔泰带来时，她与伏尔泰交谈了一些有关文学和冉森教派的问题，她发现这位少年非常聪明伶俐，胆识过人，因而对其十分赏识，视其为神童。她在1705年去世前，还念念不忘这位仅有一面之交的神童，她留下遗嘱给伏尔泰一笔数目为2000利弗尔的赠款，作为他购置书籍之用。

    ② 参见安德烈·莫洛亚：《伏尔泰传》，载《傅译传记五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23页。

    伏尔泰虽然聪明过人，深得学校老师的赏识和好评，但有时也令他的老师们烦恼。这位中学生毕竟还是个孩子，因而难免也有顽皮或跟老师捣乱的时候。根据路易中学的惯例，往往要等到小礼拜堂圣水缸里的水结了冰，才肯给学生们生炉子取暖，而体弱怕冷的小伏尔泰却乘老师不注意时把院子里的冰块拣来，悄悄地放入圣水缸里。伏尔泰的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这种恶作剧可说是他命运的先兆。”

    少年的伏尔泰，并不爱读中世纪的冒险传奇故事，他与同龄的学友不同，从小爱读成人的读物。他熟读了一些宣传自由思想的书籍，尤其是哲学家毕耶尔·贝尔的著作，引起了他的浓烈兴趣。贝尔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他因反对教会而被路易十四放逐。贝尔在他的《历史和批判词典》等哲学著作中，运用大量的事例，论证了教会的贪婪、残暴以及天主教义的伪善本质。他主张把哲学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人类。少年的伏尔泰也许还不可能真正懂得这些书中所阐述的哲学原理，但是，贝尔那种以哲学中的怀疑原则，大举向宗教狂热和宗教教义挑战的精神，却对伏尔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敢说敢做，桀骜不驯。在圣路易中学的一次激烈争吵中，伏尔泰向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喊道：“滚开，否则，我就把你送到‘普鲁通’（可能相当于中国神话中的阎罗殿）那儿去烤火！”他的同伴反驳说：“为什么不送到地狱去？那里不是更热一些吗？”伏尔泰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谁见过这些，它们是不是真的存在啊！”还有一次上课时，圣路易中学的教师雷亚神甫又被这个小孩讽刺性的反驳气得恼羞成怒，他跳下讲坛，气冲冲走到伏尔泰的座位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大声训斥道：“坏家伙！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法国自然神论的宣传者！”当时谁也不曾料到，这位耶稣会神甫的斥骂声，竟成了伏尔泰日后思想发展的神奇预言。

    伏尔泰在圣路易中学学习，生活在出身豪门贵族之家的子弟中，这对他后来在政治激流中得以生存获益不少。在这里，他与贵族子弟相处甚好，有些还成为他的终生好友，如达让塔尔伯爵、皮埃尔·罗伯特·西德维尔、达让松兄弟、里舍利厄公爵等。

    3. 诗人梦

    1711年8月，16岁的伏尔泰中学毕业。他向父亲声明要做一个诗人，这个良好的愿望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在身为资产者的老阿鲁埃看来，诗人就等于废物，既不能养家糊口，又对社会毫无益处可言，其结果只能是拖累家庭，危害社会。在那个时代，摆在非贵族出身的青年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念神学，背《圣经》，做教士，走教会的道路；要么学法律，考律师、当法官，走政界的道路。伏尔泰早就对读《圣经》、穿教袍深恶痛绝，因此，父亲只得将他送进一所法科学校，希望儿子将来能晋级升官，光宗耀祖。

    在法科学校里，伏尔泰根本无心学习法律。那一本本用僵死的拉丁文编写的法典简直像天书一样晦涩难懂，折磨着年轻人的心灵，它们实在太枯燥太乏味了。这种呆板的生活使伏尔泰厌倦，他常常旷课，有时干脆逃学。伏尔泰的父亲看到孩子如此不成器，就打算用金钱给他买个荣誉官职，装点门庭，但却遭到儿子的拒绝。伏尔泰对父亲说：“买来的荣誉我不要，我自己会得到荣誉。”他想：钱也许可以买到官职，但决不能做诗，而自己要做的是诗人。诗是一种天才的创造，那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志大才高的年轻伏尔泰，义无反顾地选定了自己的终生职业，并开始为其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伏尔泰虽然在耶稣会学校生活了七年，但并没有改变他自幼养成的放荡不羁的性格。还在圣路易中学读书的时候，伏尔泰便由教父夏托纳夫神甫介绍，认识了菲力浦·德·望笃姆公爵。这位公爵是法王亨利四世私生子的后代，当过将军，当时是法兰西大修道院院长。在他的寺院里，经常有一些失意的王公贵族聚集在一起，以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为信条，过着奢侈放荡的生活，人们称其为“圣殿集团”。加入圣殿集团的人还有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当然，这样一群人聚集在巴黎著名的圣殿里决不仅仅是为了吃喝玩乐，他们在觥筹交错间也评议朝政，针砭时弊，甚至还发表一些富于思想性的敏锐政见。

    伏尔泰很乐意与这些贵族交往，常常出入于“圣殿集团”的寺院，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饮酒赋诗。他谈锋犀利，妙语连珠，非常引人注目。一些风流女子时常把她们蹩脚的诗文拿来请他修改，他也乐此不疲。伏尔泰还常常应邀参加晚宴会，在有公爵、伯爵、侯爵和他们夫人参加的晚宴上，他给大家朗诵自己最新创作的诗文，每次都赢得大声喝彩和阵阵掌声。这往往使得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得意的神情。有一次，他甚至当着孔蒂亲王的面快活地讲：“我们在这里都是王子，都是诗人。”

    这一情况不久就被老阿鲁埃察觉了，他担心儿子会惹出祸端，给家庭带来不幸。因此，他要设法寻找一个严肃的环境，先把这个“放荡公子”教养成安分守法的顺民。

    机会终于来了。

    1713年6月，正巧伏尔泰教父的兄弟德·夏托纳夫侯爵出任法国驻荷兰大使。为了给老阿鲁埃分忧，他同意接受伏尔泰做自己的随员。伏尔泰也为自己年纪轻轻就有一个出国任职的机会感到沾沾自喜。因为父亲的管束已使他非常厌烦了，他也希望换个自由宽松的环境。

    4. 海牙初恋

    1713年9月，19岁的伏尔泰跟随夏托纳夫侯爵来到了荷兰海牙。当时的荷兰已是欧洲著名的思想自由之邦，海牙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心。在这里，伏尔泰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形体瘦削的年轻的伏尔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他终于摆脱了父亲的约束，第一次赢得了独立生活。

    伏尔泰喜欢读法国禁止的报刊书籍，热衷于搜集在荷兰出版的所有这类出版物。到海牙不久，他就注意到一份充满对法国王公大臣非议的小报，好奇心的驱使使他探听到了这份名叫《精华》小报编辑的底细。原来，这是由一位流亡荷兰的法国新教徒迪努瓦埃夫人所办。她是法国南部尼姆市人，为了免遭迫害，离开了虔诚的天主教丈夫，带着女儿逃到海牙，因而只能靠出版定期发行的黄色小报，写些诽谤文章 ，维持生计。这位迪努瓦埃夫人专门收集上流社会各种人物放荡生活的轶闻，然后把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行诸文字，当作独家新闻四处传播。伏尔泰从心底里鄙视这位太太的所作所为，然而，一见到她的女儿奥琳波，他却一下子坠入了情网。奥琳波也属于胡格诺新教派，她美丽、质朴、多情。原先她也爱过另一位法国驻海牙的官员，不久前被这位官员所抛弃。伏尔泰是在街上遇到奥琳波的，那天伏尔泰正漫无目的地在海牙街头闲逛，突然一位活泼、漂亮的少女闯进了她的视野。他被少女娇媚的面容、婀娜的身材、热情奔放的举止所吸引，倾慕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偷偷尾随于后，终于发现她原来就是迪努瓦埃夫人的女儿。从此，他就开始给她写情书，并由他的仆人勒费弗尔交给少女的心腹女仆——泼辣的莉斯贝兹。

    两位忠实的仆人为他们设计了一次别出心裁的约会，地点选在一家鞋店。当奥琳波正在试穿皮鞋时，大使秘书“碰巧”赶到，他看到奥琳波左试右试好似都不中意，正在这位小姐沮丧、懊恼之际，伏尔泰走上前去，亲切地鼓励她再进一步挑选，并借机向她大献殷勤。姑娘被身旁这位聪明伶俐的青年所感动，于是仔细打量起这位“护花使者”来：只见他身穿镶着饰带的华丽外衣，襟饰浆得笔挺，衬衣柔软精致，脚穿丝袜，身佩宝剑。虽然比较瘦削，但也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姑娘的芳心萌动了，她也深深爱上了这位善解人意的年轻人。此后，他们频繁约会，情书不断，伏尔泰亲昵地称他的心上人为潘贝特。他在信中说：“亲爱的潘贝特，我将永远爱你。虽然最不忠实的爱人也会这样说，但他们的爱情决非像我的那样基于完满的敬爱之上。我非但爱你的人，且亦爱你的德性。”①

    ① 参见安德烈·莫洛亚：《伏尔泰传》，载《傅译传记五种》，第627页。

    迪努瓦埃夫人发现他们的隐情后，操之过急地出面干涉这桩本来可能会自生自灭的爱情。她不相信伏尔泰会真心想成为她的女婿，她更不能容忍的是女儿要找个没有任何经济实力的天主教徒作丈夫。迪努瓦埃夫人不仅狠狠教训了不服管教的女儿奥琳波，还找到法国大使夏托纳夫侯爵，苦苦哀求他处置伏尔泰。大使迫不得已便把伏尔泰软禁在使馆里，伏尔泰白天当然只能遵守禁令，但到晚上他又想方设法溜出去与情人幽会。后来，夏托纳夫侯爵把他完全管死了，即使在晚上也不准他利开使馆半步。坠入情网的这对年轻人并未善罢甘休，他们通过仆人和制鞋商人继续暗中传递着情意绵绵的情书，藕断丝连。为解相思之苦，伏尔泰约他的“潘贝特”来使馆见面，他派人给奥琳波送去一套宫廷侍卫的服装，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奥琳波便女扮男装到使馆来与情人幽会。她足登漂亮的软靴，头戴插着羽毛的毡帽，身穿丝绒齐膝的紧身外衣，腰佩一柄短剑，英姿飒爽，别有风韵。有一天，夏托纳夫侯爵在楼梯上遇到这位风度翩翩的火枪手时，便打听他的名字，于是这对情人精心策划的爱情把戏终于被大使识破。这次夏托纳夫侯爵确实生气了，他大发雷霆，决定立即把不听劝阻、我行我素的伏尔泰遣送回法国。1713年12月18日，伏尔泰怀着愤懑的心情登船利开了留有他美妙初恋的荷兰。临行前，他还在制鞋商人的帮助下见了奥琳波最后一面，他规劝奥琳改变宗教信仰，皈依天主教。他说，如果她能这样做，他就可以借用教会的力量使她摆脱母亲的纠缠，前往法国。性情浪漫的奥琳波很赞成这个计划。伏尔泰回到法国后马上四处活动，一方面求助于他以前的老师耶稣会修士杜尔纳米神甫，另一方面敦促奥琳波给她的表叔戴弗尔主教写信，请他以“国王希望胡格诺教徒改变信仰”为名，帮助她改信天主教，到法国修道院当修女。夏托纳夫侯爵闻讯后进行了干涉，他认为，此举将会引起外交纠纷，直接影响法荷关系。杜尔纳米和戴弗尔神甫的努力没有成功。

    海牙的恋爱喜剧就这样结束了。奥琳波是伏尔泰一生中惟一试图使其改信天主教的人，很明显，这仅仅是出于想得到这位姑娘爱情的目的，丝毫不说明他对天主教有好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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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反政府诗人

    1. 初入巴士底狱

    1713年底，当伏尔泰失魂落魄地回到巴黎时，他的父亲收到了夏托纳夫神甫写来的告状信，老阿鲁埃怒不可遏，他托人搞到国王的一道密札，准备随时把荒唐的儿子送进监狱。随着时光的流逝，伏尔泰渐渐把奥琳波忘了，老阿鲁埃也动了恻隐之心，没有过分惩罚“迷路”的儿子。

    1714年初，老阿鲁埃又通过熟人将伏尔泰安排在巴黎一家律师事务所任见习律师。伏尔泰讨厌律师办公室里的账房气味，常常去找以前“圣殿集团”的那帮朋友寻开心。这时候的伏尔泰刚满20岁，正处在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华，他以写讽刺诗为起点，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活。1714年他写了一首讽刺诗《反鸡奸》，描绘从希腊到巴黎的同性恋的发展。他把这首诗题献给当时法国著名的女喜剧演员阿德烈娜·勒库弗勒小姐，尽力讨好这位女演员。同时他也注意与其他男女演员都搞好关系，刻意培植私人情谊，为自己将来的作品公演做准备。同年，伏尔泰还写了另一首讽刺诗《污泥潭》。他的诗作言辞锋利，满篇警语，即使是那班贵族纨袴子弟，也乐意邀请他去为他们的聚会助兴。伏尔泰最初撰写的讽刺即兴诗，首先在这个圈子里传开了，人们称赞他为“诗人”。

    伏尔泰的父亲又得知了这一情况，他惟恐儿子舞文弄墨会闯出祸端，于是又急忙把伏尔泰委托给自己的朋友德·古马尔丁侯爵教养，并请他把伏尔泰带到巴黎郊外的大别墅去居住。这种无情的驱逐，对于喜爱巴黎生活的伏尔泰来说却是因祸得福。古马尔丁侯爵是一位资历颇深的政治家，在路易十四王朝的鼎盛时期，他曾担任国家枢密官，因而非常熟悉宫廷的历史和人物，接触过大量外人无法接触的史料。他虽已风烛残年，但记忆力依然惊人。伏尔泰把父亲要他跟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学法律的教诲忘得一干二净，他感兴趣的是听这位80岁的老人讲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朝廷的历史掌故。他的史诗《亨利亚特》和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就是在这位老人的启发下构思的。这段难得的乡居时间，给伏尔泰带来了埋头创作的机会，他开始着手写作长诗《亨利四世》和悲剧《俄狄浦斯》。

    1715年9月1日，显赫一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人民的怨声载道中去世了。这位“太阳王”统治的早期曾有过一段辉煌，但后来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对外战争频频受挫；废除南特敕令引起胡格诺教徒不满；理财家柯尔伯死后，国库空虚；屡遭天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路易十四死后，伏尔泰回到了巴黎，他亲眼看到巴黎人民在渴望自由的空气里重重舒了一口气。路易十四葬礼那天，伏尔泰在去圣特尼的路上，看到沿途乡间的小酒店里顾客盈门、开怀畅饮的情景，使他感慨万千，深感自由的可贵。当时，路易十五刚满5周岁，乳臭未干就宣布继位，他根本不懂世事，无法管理朝政，王室决定由路易十四的侄子奥尔良公爵摄政。

    奥尔良公爵在没有摄政之前，经常混迹于圣殿集团的纨袴子弟中间，挥霍无度，荒淫糜烂。对此，伏尔泰了如指掌。摄政之后，他生活进一步腐化，卖官鬻爵，政治黑暗到了极点。伏尔泰对此非常痛恨，他一气之下挥笔写下了两首讽刺摄政王的诗，其中一首居然公开指责摄政王与自己的女儿德·裴利公爵夫人的关系。这一惊人的举动，被王朝视为大逆不道，摄政王更不能容忍这种冒犯行为，他命令立即把伏尔泰流放到远离巴黎300英里的一个偏僻小镇。老阿鲁埃连忙出面求情，并请人从中斡旋，最后改为流放到离巴黎不远的舒里。

    1716年10月，伏尔泰获准返回巴黎。他公然放弃了法律的学习，继续写作一些批评时政的诗句。1717年春，伏尔泰又发表了一首题为《幼主》的讽刺诗。该诗从7岁的法王谈起，继而涉及那个摄政而的人，结尾是“法国将要灭亡”。摄政王大为恼怒，5月17日，伏尔泰被关进巴士底狱，在狱中囚禁了11个月。

    坐落在巴黎东南部的巴士底狱，是法国封建统治的象征。长期以来，它以关押反封建的进步人士、革命者和异教徒而闻名于世。这里戒备森严，暗无天日，塔楼上的大炮时刻威胁着全城，庞大的牢门如虎口在吞噬善良的人们。伏尔泰在他的小说中曾经描述道：“卫兵们一声不出，像抬死人进墓园似的，把他抬进牢房……随即把大锁锁上，牢门十分厚实，装着粗大的栅栏。两个囚徒就此和整个世界隔绝了。”①

    ① 伏尔泰：《天真汉》，第10章 ，参见《伏尔泰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2. 《俄狄浦斯》一举成名

    巴士底狱的牢房，只能囚禁伏尔泰的身躯，却不能囚禁他的意志。他利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间继续撰写他于三年前就开始构思写作的史诗《亨利亚特》。在此期间，他最终完成了悲剧《俄狄浦斯》的写作。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描述自己处境的诗，发泄自己的不满之情，其中有《巴士底狱》等较为有名。

    1718年4月11日，伏尔泰获释，附加条件是必须离开巴黎，返回老家夏德莱（离巴黎6公里的郊区），由家长监管。爱子心切的老阿鲁埃再次出面求情，得到达官贵人的谅解，不久摄政王允许伏尔泰返回巴黎。他回到巴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第一次以“伏尔泰”的笔名刊印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悲剧《俄狄浦斯》。此后的60年生涯中，“伏尔泰”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俄狄浦斯》是以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里斯的同名悲剧为蓝本写成的。相传古代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娥卡斯生下了一个儿子，根据神灵预言，这个后来取名为俄狄浦斯的儿子将犯“杀父娶母”之罪。国王与王后大为恐慌，为了摆脱可怕的厄运，他们决定将俄狄浦斯弃于深山林海之中。牧羊人怜悯这个无辜的小生命，便在深山里将这位婴儿转交给科林斯国王的牧羊人。由于当时科林斯国王无子嗣位，因而也乐于将婴儿留下。

    当俄狄浦斯18岁时，一个醉汉偶然告诉他，说他并不是科林斯国王的亲生儿子。俄狄浦斯不信，便亲自去问太阳神阿波罗，太阳神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告诉他“你将杀父娶母，并留下可恶的子孙留传后世”。俄狄浦斯万分惊恐，害怕在他自认为是亲生父母的身上得到应验，便悄悄离家出走，到底比斯城去。

    在从科林斯到底比斯的途中，他遇上了一位年迈的老人，这老人求神心切，恼恨俄狄浦斯不给他让路，便举棍殴打，俄狄浦斯夺棍自卫，谁知一棍下去，老人应声倒地，一命呜呼。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杀死的正是他的亲生父亲、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俄狄浦斯继续前进，来到了底比斯城下。

    这时，底比斯城正为狮身人面的妖怪斯芬克司肆虐所患，全城上下没有一个人能猜中她的疑难之谜。俄狄浦斯决心拯救人类，自告奋勇去降伏这一怪物。那个怪物果然要他猜谜，斯芬克司问：“什么东西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俄狄浦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是人呀！在生命的早晨，人是软弱无助的孩子，用两脚两手爬行。在生命的中午，他成为壮年，用两脚走路。临到暮年，他拄着拐杖，作为第三只脚。”斯芬克司听到俄狄浦斯回答对了，羞愧万状，纵身投崖而死。

    深受感动的底比斯人都推选俄狄浦斯为国王。由于底比斯的先王被人打死，因而俄狄浦斯与王后结婚，并生下了四个孩子。这王后正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有一年，底比斯城瘟疫蔓延，尸横遍野，人们向俄狄浦斯求救。他派人前去请求神谕。太阳神答道：“只有及早找到杀害先王的凶手，才能阻止瘟疫的进一步流行。”当时有人建议请问先知蒂里西斯，先知支吾其词，不敢明说，俄狄浦斯强令他把凶手的名字说出来，这样，他才直言相告凶手就是国王自己。俄狄浦斯勃然大怒，王后又嘲笑神谕不灵，当她讲到先王不幸身死的经过时，俄狄浦斯大为惊骇，他想起自己曾在三岔路口打死过一个老人，其情形与王后所讲的居然完全一样。接着，科林斯的牧羊人也原原本本地说出了当初的真实情况。于是，真相大白，俄狄浦斯终于看到神谕的应验，他愤怒地戳瞎自己的双眼，自愿放逐出国。这位曾解释过最难谜语的人在解开自己的生命之谜时却已太晚，他像乞丐一样离开了自己的王国。

    《俄狄浦斯》这一悲剧，曾经被许多著名戏剧家改写过。在伏尔泰之前不久，他所敬仰的大师高乃依就曾写过同样题材的悲剧。但是在伏尔泰改写的悲剧里，故事情节和剧中人物有了变化，他把自己的一些政治理想糅合进去，增强了时代气息。在伏尔泰的笔下，俄狄浦斯是一个勇敢高尚、富有智慧、敢于向命运抗争的英雄。他竭力要逃避神灵预言的厄运，但最终仍然逃脱不了神的捉弄，犯了可恶的“杀父娶母”之罪。剧本对神灵恶意愚弄人类提出了抗议，作者借用剧中主人公之口喊道：“残酷的神啊，我的罪孽完全是你们造成的，而你们却要根据这些罪孽把我处死！”伏尔泰力图告诉人们的是，剧中的罪恶决不是主人公自己的罪恶，而是神的罪恶。人们看了这个悲剧之后仍然热爱俄狄浦斯，而万分痛恨那个至高无上的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伏尔泰由敬神而否定有人格的神，把抨击的炮火直接指向了神和欺人的宗教，他的开明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了。

    1718年11月18日，《俄狄浦斯》在巴黎法兰西喜剧院首次公演。人们知道作者曾经是“诗人”，并且刚刚从巴士底狱释放，因而都想看看这个悲剧有何惊人之笔。出乎伏尔泰的意料，演出大获成功，一时间连续上演了45场，场场爆满，观众达2.7万人之多。他的父亲阿鲁埃也悄悄来到剧院，藏在人群中，他悲喜交加，老泪纵横，不住地赞叹自己小儿子杰出的艺术才华。他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桀骜不驯的儿子也有出人头地之日。

    从此，伏尔泰名声鹊起，获得了“高乃依和拉辛继承人”的美誉，被人们称为“法国最优秀的诗人”。

    3. 不敬上帝的《赞成和反对》

    1722年，伏尔泰的父亲去世。老阿鲁埃除了留给他一笔可观的遗产外，并没有再留给他多少难忘的印象。

    这年夏秋季节，伏尔泰偕同女友德·吕贝勒蒙德夫人前往欧洲各国旅行。这位女友是个自然神论者，她对伏尔泰的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旅行中，伏尔泰为女友写了一首哲理诗《致乌拉尼诗简》，后来整理出版时题目改为《赞成和反对》。这首诗初步阐述了他的自然神论的基本思想。他在诗中猛烈抨击上帝和教会，完全否定上帝是至善至美的圣人：

    他糊里糊涂地施恩，

    他糊里糊涂地逞凶；

    他费尽全力创造人，

    他又马上给他们送终。

    七年后，伏尔泰匿名发表了这首诗，当局以“不敬上帝”为由将他拘捕。机智过人的伏尔泰马上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他说这首诗是亡友所作，当局由于抓不到十足的证据，最后只好将他无罪释放了事。当时有位官员因抓不到伏尔泰犯罪的把柄，又不能限制他写作，因此十分恼怒，他恶狠狠地说：

    “必须把伏尔泰关在一个永远没有笔、没有墨水、没有纸张的地方。”

    4. 轰动巴黎的《亨利亚特》

    1723年，伏尔泰将其1721年10月完成的长诗《亨利亚特》在里昂秘密刊印，后又偷偷运至巴黎，很快便在大街小巷流传。

    这是一部长篇史诗。它歌颂法王亨利四世（1589—1610）颁布了允许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宗教战争。后来亨利四世被宗教狂热分子所刺杀。伏尔泰希望以此诗来填补法国民族史诗的空白，宣扬他启蒙思想的理性原则，颂扬亨利四世为消除宗教争执的献身精神。尽管这部史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还不够成熟，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由于这部长诗气势恢宏，题材独特，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诗人从此受到上层社会的推崇，巴黎的贵族命妇、文人学者竞相拜访他，千方百计地向他讨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也企图拉拢他为自己效力，于是用巨额的奖金、津贴和权位来引诱他，但均被他婉言谢绝。从自己的亲自经历中，伏尔泰已深深体会到宫廷的恩宠和权贵们的青睐是靠不住的，他强烈希望自己能独立生活，不必依赖他人。

    5. 再入巴士底狱

    1725年12月的一天，伏尔泰与勒库弗勒小姐一起在歌剧院的包厢里与法国最有权势的贵族浪子罗昂骑士相遇。罗昂早就对伏尔泰在巴黎上流社会受到尊敬忿忿不平，并且也正在追求这位在巴黎红级一时的女演员。当他看到伏尔泰志得意满的神气，忍不住妒火心烧，他一定要当众羞辱一下这位得意忘形的诗人。于是，他傲慢地走到伏尔泰的面前，厉声喝问道：“伏尔泰先生，阿鲁埃先生，你的姓氏究竟是什么？”伏尔泰不卑不亢地回答：“骑士先生，我虽然没有一个煊赫的姓氏，但我知道怎样使它煊赫起来。”罗昂骑士是罗昂公爵惟一的孙子，习惯于养尊处优。处处受人阿谄奉承的他，怎能容忍一个小小的平民顶撞自己，于是手按剑柄，步步向伏尔泰逼近。伏尔泰毫不示弱，也按剑怒目而视。勒库弗勒小姐害怕出事，赶紧站在他们中间保护伏尔泰，罗昂骑士一时也无可奈何，愤然走出了包厢。

    几天后的一天中午，伏尔泰正在舒里公爵家吃饭，忽然一个仆人告诉他，有人正在门口等他，要他赶快出去一下。伏尔泰走到外面，只看见一辆马车停在那里，并不见有什么人找他，正在他准备寻找的时候，突然窜出两个流氓，一把抓住他，用木棒狠狠地打了他一阵。这两个流氓正是罗昂骑士雇来教训伏尔泰的，当时罗昂自己正坐在那辆马车上，他一边得意洋洋地看伏尔泰的狼狈相，一边大声命令两个流氓道：“不要打他的脑袋，它会制造些好东西出来的。”伏尔泰衣冠狼藉，遍体是伤，他慌忙逃到舒里公爵的餐厅，诉说他自己的不幸遭遇，恳请公爵陪他去警察总监那儿投诉。公爵不想得罪这个最有权势的家族，不愿为他出力，再说这无非是一位贵族揍了一位诗人罢了，这在他看来已是司空见惯的纠纷，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伏尔泰还想求助于其他的贵族朋友，结果都表示爱莫能助。他终于认识到，他在贵族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受雇于人、装点门面的演艺者。

    无端受辱，申诉无门。伏尔泰确实难以咽下这一口气，他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找这个无赖算账！为了报仇雪耻，他悄悄结交一些下层社会的人，并跟一位武术教师学击剑。他虽体弱多病，但勇敢和复仇的决心促使他的剑术提高很快。

    1726年3月，伏尔泰提出要与罗昂骑士决斗。骑士虽是官衔很高的军人，却不敢与伏尔泰决斗，他佯装应诺，暗地里却派家人向国王报告，申诉伏尔泰的暴烈行为威胁国家的安定，建议把他投入监狱。

    巴黎当局早就对伏尔泰的行为不满，也想伺机制伏，刚巧接到罗昂家人的密告，于是立即下令拘捕了伏尔泰。3月28日，国王签署命令把他关进巴士底狱，伏尔泰再度成为了巴士底狱的囚徒。

    这一事件，似乎纯属个人纠葛，其实不然，它是伏尔泰与法国政体长期冲突的结果。这次伏尔泰只蹲了几天监狱，他意识到自己无力对抗强大的敌人，辽阔的法兰西疆土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他向国务大臣莫勒伯申请出国去英格兰，他获得了释放，条件是不准进入巴黎50英里以内，不再向罗昂骑士挑衅。5月初，他被押送到加莱，几天后渡过加莱海峡前往英格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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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亡命英伦

    1. “笼中鸟”眼界大开

    1726年5月，伏尔泰乘船溯泰晤士河而上。他兴致勃勃地站在船舷上，贪婪地感受着扑面而来的异国风光：泰晤士河两岸青山绿水之间一排排红砖白瓦的农舍约隐约现，伦敦城圣彼得大教堂的白色拱顶光彩夺目；泰晤士河各国商船往来穿梭，到处可见的米字旗在随风飘荡。登岸后，他发现伦敦街道熙熙攘攘，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拿着伞或拄着文明棍的绅士挽着他们迷人的太太在街上或公园里悠闲散步。美丽的岛国给伏尔泰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

    英国早在1640年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于1688年正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英国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为欧洲大陆成千上万的先进人士所景仰。从路易十四之死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两代人期间，法国各界杰出的人士差不多都拜访过这个美丽的岛国。伏尔泰与自己的众多同胞一样，从海峡对岸制度的鸟笼中飞来，现实的对比使他顿时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他终于能在自由、清新的空气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了。

    流亡英国的伏尔泰，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在离伦敦市中心大约5英里的一位英国商人埃弗拉德·福克纳的乡村别墅里。福克纳对伏尔泰真诚、热情而慷慨，他们从前在巴黎曾有过一面之交。福克纳的父亲是绸布商，他的祖父是杂货商。从出身来讲，他们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因此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对于这位异国朋友的无私帮助，伏尔泰一直心存感激。1733年，他曾将自己写成的悲剧《查伊尔》题赠给福克纳：“献给英国商人福克纳先生——亲爱的朋友，你是英国人，我是法国人，但爱好艺术的人都是同胞……所以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或知己的友人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地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祖国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①”把一部悲剧题赠给商人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大概只有伏尔泰有胆量这样做。

    ① 莫洛亚《服尔德传》，参见《傅雷译文集·老实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由于有在法国相识的另一位英国朋友博林布罗克勋爵的帮助，伏尔泰到伦敦后广泛接触了英国文学界的著名人士。他除会见了杰出诗人蒲伯，著名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著名剧作家康格里夫之外，还拜访了诗人汤姆森、杨格和剧作家盖伊等人。在与英国文学界的广泛交往中，他了解到英国文学的发展现状，惊叹于英国文学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一边汲取英国文学艺术的丰富营养，一边积极向自己的同胞宜传介绍。他是第一个把莎士比亚介绍给法国人的作家，在伏尔泰把自己所了解的莎士比亚告诉自己的同胞之前，海峡彼岸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世界剧作大师。伏尔泰高度赞扬英国文学的繁荣，并把这种繁荣的状况归因于文人在英国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一直主张文学才能高于高贵的出身，杰作比姓氏更为荣耀，他终于在英国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

    1727年3月，伏尔泰有幸参加著名科学家牛顿的葬礼，他的遗骸被安葬在神圣的西敏寺内，首相和大臣们带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为他送行。伏尔泰对这位科学家受到的厚遇感慨系之，他曾在后来发表的《哲学通信》中说：“牛顿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受到尊崇，死后也得到了他应有的荣誉。国家要人互相争夺执拂的荣幸。请您走进西敏寺去。人们所瞻仰赞叹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争光的最伟大人物所建立的纪念碑。您在那里看到了他们的塑像，犹如人们在雅典看到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的塑像一般；而我深信只要一见这些光荣的纪念碑决不止激发起一个人，也决不止造就一个伟大人物。”

    在英国时，伏尔泰还亲眼看到了英国当时最著名的女演员奥尔菲尔德小姐的葬礼。这位女演员得到了与牛顿一样的崇高礼遇，她也被安葬在著名的西敏寺内。相比之下，法国演员的遭遇却令人寒心。1730年3月，伏尔泰的亲密朋友、法国著名女演员勒库弗勒小姐在悲愤中死去，她在临死前没有人给她做最后的宗教仪式，死后教会当局也不准她葬入圣地，她的遗骸只能被朋友们葬在塞纳河畔的一片荒野上。伏尔泰对这位伟大艺术家死后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震惊，送葬之后他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一首优雅而哀婉的挽歌《勒库弗勒小姐之死》。在这首著名的挽歌里，伏尔泰把奥尔菲尔德与勒库弗勒小姐所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作了尖锐对比，热情歌颂了英国对文人的尊重：

    啊，难道我的国家永远没有确定的志愿，

    永远要贬辱她所钦佩的人？

    我们的风俗永远和我们的法律抵触。

    难道意志不定的法国人长此耽于迷信？

    什么？难道人们只有在英国才敢自由思想？

    噢，伦敦！你这可以媲美雅典的名城，你这尘世的乐园，

    你会扫除引起纠纷的偏见，好似驱逐的魔王一般。

    在此大家才无话不谈，无功不赏；

    没有一种艺术会受轻蔑，没有一项成功不获光荣，

    崇高的特列邓（按：系英国诗人），明哲的阿狄生（按：系英国大批评家），

    还有那不朽的牛顿，纪念堂中都有他们的份；

    要是勒库弗勒生在伦敦：一定也会，

    在哲人贤士英雄明主之旁有她的墓坟。①

    ① 参见《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23-424页。

    伏尔泰在流亡英国之前，他的好友英国驻法大使霍雷肖·沃波尔就给他写好了许多介绍信。这位驻法大使是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勋爵的兄弟，由于这样一层关系，伏尔泰到伦敦后也很快进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他曾受到首相和首相夫人的热情款待，会见了许多政界要人和社会贤达，拜访过哲学家贝克莱主教和克拉克。在接识自然神论思想家切斯菲尔德勋爵之后，伏尔泰与上层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正是由于这位勋爵的帮助和引见，伏尔泰认识了卡洛琳娜王后。伏尔泰模仿笛卡尔把《哲学原理》题献给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他把自己的《亨利亚特》英文版题献给卡洛琳娜王后。王后派人给伏尔泰送来了两枚金质奖章 ，作为尊敬他诗才的纪念。1727年1月，他还受到英王乔治一世的接见，国王赐给他2000克朗作为出版《亨利亚特》的赞助。

    伏尔泰在与英国文学界、政界及其它社会各界的广泛交往中，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终于在伦敦公开出版了《亨利亚特》的英文版。在出版之时，伏尔泰还对以前发表过的部分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进一步补充了很多诗篇，这部史诗也因此而显得更加完整、恢宏。这部在法国不得不秘密出版的作品，在英国却大受欢迎，头三个星期就印了三次，全部销售一空。由于《亨利亚特》的出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伏尔泰不仅赢得了上层社会的尊敬，而且也得到了英国人民的普遍赞扬。

    在英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伏尔泰对英国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有一天，伏尔泰在泰晤士河边散步，偶尔碰上一位水手，彼此攀谈起来，那个水手自豪地赞叹英国的“自由”。可到了第二天，他却被戴上了手铐。后来这名水手再次遇见伏尔泰时，他把事件的真相告诉了这位法国流亡者。他说：“这个可恶的政府要招募我到挪威国王舰队去当水兵，使我抛妻别子。为了使我无法逃跑，他们给我戴上了镣铐，并把我关进监狱，一直关到出发的那一天。①”水手的头脑冷静了，伏尔泰的认识也深化了，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发出感叹：“大地上完全没有自由，在英国有权有势的投机商和骗子占了统治地位。”②

    ① [苏]c·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26页。

    ② [苏]c·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26页。

    2. 投向旧制度的第一发炮弹：《哲学通信》

    伏尔泰流亡英国期间，由于和上流社会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享受到了某些在他自己的祖国所不能享受到的政治或宗教上的自由。在这里，他可以与名流权贵展开平等的争论，可以出入各大剧院欣赏英国著名戏剧家的作品，并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对其评头品足，不必像巴黎那样需要时时提防戒备。在这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伏尔泰在汲取英国先进的思想文化滋养的同时，埋头进行着辛勤的创作。

    1727年，伏尔泰完成了《论法兰西内战》的历史论文，由于篇幅不长，他将其作为《亨利亚特》的附录一同出版。这篇短论简要地叙述了法国内战的主要事件和一些轶事。后代史学家们认为这篇论文没有什么创见，缺乏深刻的分析。

    1728年，他花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成熟的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这部著作按年代顺序记叙了查理十二即位，到波兰战争，俄罗斯兵败，土耳其人的囚徒以及最后在1718年逝世。它细致地描绘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盛极一时的瑞典国王穷兵黩武、身败名裂的一生。

    《查理十二史》因涉及到路易十五的岳父——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而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出版许可。伏尔泰不得不采取出版《亨利亚特》的老办法，求助于里昂市长西德维尔，1731年10月在那里秘密出版，然后偷偷运回巴黎销售。《查理十二史》出版后，伏尔泰根据后来收集到的材料不断地修改、完善，并连续出了好几版。他也听取了不少批评意见，正是这些客观公允的批评意见对伏尔泰的史学观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他开始意识到历史事件中存在着的“本质真实”，着眼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实的分析。从此开始，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这就是后来在史学上有重要影响的启蒙主义历史学。

    伏尔泰在英国居住了三年，这个国家在他心中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为了向自己的同胞介绍他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诉说自己真切的感受，他于1728年开始动笔创作《哲学通信》，回到法国后最后定稿。1733年，洛克曼根据手稿译成英文首先在伦敦出版，当时书名为《英国通信》。

    这是一部以书信体形式写成的著名哲学通信集，也是18世纪法国思想界接受英国影响的滥觞。全书由25封信组成，其中前7封信讨论英国的宗教信仰，第8、9封信研究英国议会制度和政体结构，第10封信赞扬英国的商业成就，第11封信介绍种牛痘的好处，第12至17封信评述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第18至22封信介绍英国诗歌和小说家，第23、24封信论述英国文人的地位，第25封信是全书的附录，逐条批驳帕斯卡《思想集》中的57条谬误。

    作为哲学家的伏尔泰，他的基础是在伦敦岁月里奠定的。在这里，他研究了唯物主义的哲学，熟悉了英国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牛顿的著作，给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哲学上，伏尔泰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体系，基本上是个洛克和牛顿的信徒。他极为佩服洛克头脑的明智，逻辑上的严谨，他向法国同胞介绍洛克如何反对天赋观念，承认人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觉和经验的唯物主义思想。

    把洛克和牛顿的学说加以通俗化的解释，这是伏尔泰完成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由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和光学原理深奥难懂，伏尔泰用最通俗、浅显、明晰的语言，向法国人民解释牛顿学说，使大家听懂牛顿的话。这样，牛顿的大名才传遍了整个巴黎。

    1734年，蒂埃里奥将《英国通信》从英文译成法文，在法国里昂秘密出版，并将书名改为《哲学通信》。由于在书中赞赏英国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推崇英国的科学和文艺成就，批评法国政府，法国当局大为震怒，高等法院下令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通缉作者，伏尔泰被迫逃亡洛林避难。不久该书转移到荷兰出版。法国著名现代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古斯塔夫·朗松曾把《哲学通信》形象地称之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发炮弹”。现在这发“炮弹”既然已经引发，那么愈是给它禁锢，它爆炸的威力就愈大。一年之内，该书居然连续再版10次，均很快销售一空，引起了欧洲文化界的广泛重视。

    《哲学通信》是伏尔泰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它不仅是他旅英三年所见所闻的心得体会，也是他多年来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积淀起来的思想结晶。它的出版标志着35岁的伏尔泰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成熟，也标志着声势浩大的启蒙思想的宣传运动正式拉开序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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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归国之后的动荡与漂泊

    1. 最富有的文人

    1729年2月，伏尔泰得到法国当局的默许，回到法国。三年前，他负辱离开故乡，现在他却带着炽热的理想重新踏上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他风尘仆仆，行装简陋，除了出版《亨利亚特》英文版赚得的大把钞票外，他带回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三部著作的手稿：《查理十二史》、《哲学通信》和悲剧《布鲁图斯》。

    由于路易十五的放逐令还没有撤销，伏尔泰不能明目张胆地进入巴黎50英里的范围内，他不得不在乡下四处躲藏。2月底，又悄悄移居巴黎郊区的圣日耳曼。4月1日，他冒险溜进城内里舍利厄公爵府，请求这位好朋友帮忙疏通关节，8天后，他终于得到当局许可，可以自由进入巴黎。

    英国的流亡生涯，不仅使伏尔泰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逐渐成熟，也使他的人生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英国的社会实际中，他懂得了金钱和财富可以保障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如果要在思想上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回国以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尽快富有起来。他有致富的条件和资本，父亲精于算计的商人头脑给了他良好的遗传，早年从律师事务所里学到的法律和经济知识又增长了他的智慧和才干，父亲留下的遗产、政府的年金、友人对《亨利亚特》的赞助及其出版后所赚得的钞票构成了他经商的资本。

    在刚回到法国的几个月中，他一时还找不到经商的门路，便想买点彩票碰碰运气。不知是时来运转还是他真有玩彩票的天才，一连几次他都中了大奖，一阵下来，他居然不费吹灰之力赚了50万法郎。

    资本的增加，并没有使伏尔泰飘飘然，他反而更加谨慎、更加稳重、更加注意选择增加财富的方式。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更多地赚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着机会。不久，他在巴黎结识了银行家巴利斯兄弟，他们劝伏尔泰做些投资事业。在巴利斯兄弟的帮助下，他钻政府机构办事拖拉、法令不严的空子，投机作军粮生意和对美通商贸易，结果也运气很好，又发了一笔横财，据说至少有60万法郎落入他的腰包。他的财富增加到一个文人从未有过的地步。他的皮包中常常装满了合同、汇票、期票、国家的债券等，这似乎与一个文人的身份不符，但是正是这些成功的事业使他最终摆脱了经济问题的困扰，使他后来不依附任何人，而能特立独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思想启蒙和繁忙的创作之中。

    2. 《奥尔良少女》

    伏尔泰返回法国后，尽管对经商赚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仍然钟情于自己的生花妙笔。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他又开始另一部史诗《奥尔良少女》的创作，1729年下半年诗作完成。

    《奥尔良少女》塑造了法兰西民族女英雄贞德的形象。少女贞德生活在15世纪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实力雄厚的英国觊觎法国的经济繁荣，屡次进犯法国，试图夺取法国王位。战争连绵不断，法国人民颠沛流离，田野荒芜，城市萧条。不幸的人民企盼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期望有神奇的力量来摆脱战祸造成的困境。这时，神奇的贞德被宗教界发现。她是一位虔信宗教、忠贞爱国的农村少女，她把祖国看成与她度过童年时代的洛林省的东端米小村庄一样。她相信梦境，相信奇异的幻觉和力量，自称负有使法国免于外族入侵的使命。教民们都虔诚地相信她，国王查理七世在奥尔良城即将陷落的时刻向她求助，国王亲自给她穿上白色骑士的甲胄，授予她一面象征国王的百合花白旗，命令她统帅军队。士兵们都把贞德看成是从天而降的天使，满怀热情地跟随着她。在对英军的战斗中，贞德披坚执锐，奋勇当先，全军士气大振，终于一举击退了围攻奥尔良城的英军。奥尔良战役后，她又率军收复了北方许多城市，创下了无数英雄奇迹。后来贞德被敌军俘获，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并以“使用妖术”之罪，在里昂处以死刑。临死时，她还不到20岁。贞德死后，法国教会宣布她为圣徒，人民歌颂她的战功，亲切地称她为“奥尔良少女”。

    伏尔泰的这首叙事长诗，是根据17世纪法国诗人让·夏普兰同一题材的史诗《少女》改写的。他一反过去的传统，生动地描绘了少女贞德的爱情、分离和磨难，而诗中出现的僧侣都被刻画成了贪得无厌、淫荡和残忍的人物。该诗虽然直到1755年才公开出版，但是20多年中，他的手稿一直在人们中间争相传阅，出版之后又畅销全国，成为伏尔泰最为流行的作品之一。

    1730年，伏尔泰将在流亡英国时创作的政治题材的悲剧《布鲁图斯》搬上舞台。这部悲剧取材于古罗马时期共和派与贵族派的政治斗争，它描写的是一个维护共和政体、反对贵族企图复辟统治的英雄人物布鲁图斯。由于伏尔泰在执导时大胆采用了英国舞台艺术的新观念，因而公演也获得较大的成功。

    归国后的一系列成功，并没有改变伏尔泰担惊受怕的心理，他就像一只惊弓之鸟，一有危险便逃之夭夭。

    1731年初，他愤愤不平为悼念亡友所写的《勒库弗勒小姐之死》一诗，被友人蒂埃里奥带到巴黎沙龙传开。不久诗作便传到了当局手里，备受指责的法国政府极为震惊。正在当局思考怎么处置这位“劣迹”难改的诗人的时候，伏尔泰从一位贴心朋友处得到了消息，他大惊失色，急忙逃到诺曼底躲藏起来。不久他又伪装成英国绅士，到里昂找西德维尔市长，秘密商议《查理十二史》的出版事宜。风声一过，伏尔泰又回到了巴黎。一会儿还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高谈阔论，一会儿又要急急如丧家之犬仓皇逃命，伏尔泰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如浮萍般漂泊流浪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

    1731年冬季又要来临了，正在愁于无处安身的伏尔泰结识了泰纳·马尔代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的宅第位于巴黎相对安宁的好孩子大街，漫步庭园，可以遥望罗浮宫花园的似锦繁花。伏尔泰迷恋于这里静谧的气氛和赏心悦目的庭园，他与男爵夫人商量，他愿意以每年4万利弗尔的租金寄住在这里，已快步入穷途末路的男爵夫人当然求之不得。从这年冬季开始，伏尔泰就俨然像主人一样住到了老夫人的家里。为了能愉快地生活在这里，聪明的伏尔泰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主人效劳。男爵夫人经常举办晚宴会，在这些晚宴上，多才多艺的伏尔泰就经常指导客人在客厅里排演自己写的剧本，有时甚至亲自客串某些角色，气氛非常热烈。老夫人感到非常快乐，常常为此激动不已。当然，这并不完全是逢场作戏，从小就热爱戏剧的伏尔泰也把这作为展现自己才华、试演自己最新创作剧本的舞台，因而，他也对这项工作非常感兴趣。

    吃过多次苦头的伏尔泰，现在很少再写“歪诗”去直接刺激统治者了，他已开始明确地以启蒙为目标，用他的哲学、历史、诗歌、戏剧等多方面的著作，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公开揭露统治的要害，唤起人们的良知和觉醒。伏尔泰住进马尔代男爵夫人家里后就开始撰写他的第二部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和悲剧《恺撒之死》。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悲剧《爱丽菲勒》和《查伊尔》的创作，并设法得到了公演。此外，他还完成了《趣味的圣堂》的写作。

    3. 爱情剧《查伊尔》的巨大成功

    伏尔泰有一句口头禅——“我遭受苦难，我以写诗为乐”。他不断受到迫害，在颠沛流离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戏剧，《查伊尔》就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剧本。在他一生写成的15个悲剧中，只有《查伊尔》算得上是真正的爱情悲剧。

    伏尔泰早已是享有盛名的悲剧诗人，可是有些饶舌的批评家却骨里挑刺，指责他不会描写爱情，说他所描写的戏剧冲突枯燥无味。伏尔泰是个从来不服输，也不甘为人之下的人。他听到这些批评后拍案而起，愤然起誓：“这一次准有爱情了，但不会是风流旖旎的爱情①。”在极为激动的情绪下，他仅用20天的时间就创作出了一部情节曲折离奇、矛盾冲突扣人心弦、感情真挚动人的爱情悲剧。

    ① 参见丁子春著《伏尔泰》，《外国文学评介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查伊尔》的情节与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非常相似，只是换了东方异国情调的背景，人物变成法国武士与耶路撒冷的帝王。在十字军东征时，耶路撒冷的苏丹奥洛斯曼纳与女俘查伊尔相爱。在查伊尔的心底里，奥洛斯曼纳不只是主人，更是一位勇敢、豪爽的英雄。但是，她的女伴法蒂玛却经常提醒她，一个年轻的女基督徒不能与一个伊斯兰教徒相爱，这是严格的宗教戒规。这时，从欧洲来了一位基督教骑士纳瑞斯坦，从前，他也是奥洛斯曼纳的俘虏，因这位苏丹赞赏他的勇敢精神，允许他回国索取自己的赎金。现在，纳瑞斯坦带来了大量黄金，不仅可以将自己赎出，而且还想赎回10个基督徒。宽宏豪爽的奥洛斯曼纳却决定不收分文，无偿释放100个基督徒。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吕西央的老人，他在耶路撒冷遭受了20年的折磨和奴役。这时候，已深深爱慕着奥洛斯曼纳的查伊尔，拒绝与被释放的同胞同行。查伊尔的叛教，使纳瑞斯坦大为震惊。老人吕西央也已认出查伊尔和纳瑞斯坦就是自己早年失散的儿女，女儿的叛教使他异常痛苦。他向女儿讲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描绘了他们祖国的美丽富饶，并要求她向自己保证不改变信仰。虽然父亲的劝告，使查伊尔深为感动，但是现在她挚爱着奥洛斯曼纳，又怎能忍心离开呢？吕西央和纳瑞斯坦只好匆匆先行了，查伊尔仍在犹豫不决，痛苦万分。

    纳瑞斯坦离开耶路撒冷后，于途中给查伊尔来了一封信，这封信被苏丹手下的人截获。奥洛斯曼纳不清楚他们是兄妹关系，看了信后既痛苦，又嫉妒。他对查伊尔起了疑心。查伊尔感到非常委屈，她热烈地向苏丹吐露爱情，反而使奥洛斯曼纳觉得她真的变了心。他把纳瑞斯坦的信交给查伊尔，以探虚实，查伊尔表示想与纳瑞斯坦见面。想不到这却引得奥洛斯曼纳醋劲大发，立即下令把纳瑞斯坦抓回来。查伊尔想拯救兄弟纳瑞斯坦，大声呼喊他的名字，这时，被激怒的苏丹一刀将查伊尔杀死。纳瑞斯坦戴着镣铐被押回来，说明了真相，奥洛斯曼纳追悔莫及，拔剑自刎。

    1732年8月，《查伊尔》正式公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连一向批评他甚至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查伊尔》的巨大艺术魅力。第一次演出结束的晚上，当伏尔泰出现在包厢里的时候，热情的观众向他热烈欢呼，掌声雷动。面对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伏尔泰深深感动了，他非凡的艺术才能终于再一次得到人们的认可。面对这一巨大的荣誉，伏尔泰突然醒悟了：自己这些年来所吃的那些苦头又算得了什么？！

    《查伊尔》后来还多次公演，观众的热情经久不衰。伏尔泰也一直偏爱这个给他带来荣誉的剧本，在以后的生活中，时常在家里举办的私人演出往往选择这个剧本。他高兴时还亲自扮演吕西央或奥洛斯曼纳。

    伏尔泰同一时期的另一作品《趣味的圣堂》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趣味的圣堂》是一部讽刺作品，其中有诗，也有散文，它激烈地批判了整个文学评论界。在这部作品中，伏尔泰描述自己被一位开明的朋友、天主教神甫波利克红衣主教引导，穿过圣堂，检阅了前几个世纪和当时法国的知名作家、艺术家以及一些纪念物，并对这些人和物一一做了评论。他描绘巴黎圣母院被毫无作用的旧装饰弄得杂乱不堪，讲述评论家们被书上的尘土和墨水弄得很脏，把他们都说成是怯懦的迫害者。这一下可捅穿了马蜂窝，立即遭到集体的围攻，即使伏尔泰最好的朋友也对他不能理解，巴黎喜剧院甚至还上演了一些讽刺剧攻击《趣味的圣堂》，丑化、谩骂他。伏尔泰对此既感到恼火，又感到失望。

    1733年1月，马尔代男爵夫人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身体在一天天消瘦下去。伏尔泰感到老夫人可能要不久于人世了，他告诉垂危中的老人，他对她病情的日益恶化已无能为力。他惟一能为老夫人效劳的大概只能是准备操办后事了。奄奄一息的老人说，她不想在临死前见到身披黑袍的可怕的神甫。伏尔泰不敢照老夫人的吩咐办，因为他担心，如果这位老夫人不敢做临终宗教仪式的话，人们一定会认为是伏尔泰阻止老夫人这样做，他不想再为自己找麻烦了。于是，他坚持找来一位神甫，为老太太举行了临终仪式。伏尔泰内心并不喜欢这位老夫人，只是对老妇人在他落难无处安身时搭救过他心存几分感激。男爵夫人终于在神甫的祷告中寂寞地死去了，伏尔泰心头涌起一丝悲哀。他感到最为遗憾的是自己再也不能住在这幢漂亮的房子里了，他的生活又面临着新的动荡与飘泊。何处再找安身之处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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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隐居西雷

    1. 与夏特莱侯爵夫人相识

    马尔代男爵夫人去世后，伏尔泰只得另觅住处。好在他现在并不缺少钱，1733年5月，伏尔泰花钱买下了圣热尔韦教堂对面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周围的环境不是很好，因为这里是巴黎最为贫穷的一个区，路上往来的大多是愁眉苦脸的穷人，穿着破烂的孩子们经常聚集在马路边玩泥巴，教堂里的钟声震耳欲聋，即使到了夜深也不能教人安生。伏尔泰之所以选择这栋房子作住宅，据说有多种原因，一是《趣味的圣堂》引起的风波使他烦恼透顶，他想离巴黎上流社会那些灯红酒绿的沙龙、晚宴远一点，免得再惹祸上身。他曾在《趣味的圣堂》里称赞过圣热尔韦教堂的大门，他环顾大门上的绘画和建筑风格之后，称之为设计的杰作，因而，选择在这里居住有一种亲切感。另一个原因是与伏尔泰有较多业务往来的代理商住在附近的房子里，与这样的人作邻居，商洽业务比较方便，不至于过多地耽误自己的时间。购好房子后，他花了一大笔钱对房屋进行全面装修，一阵紧张的忙碌后，陈旧简陋的房子焕然一新，房间内部更是装饰得富丽堂皇。为了给自己的工作和待客创造典雅舒适的环境，富有的伏尔泰是不吝惜花几个小钱的。

    多年来的动荡与漂泊既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又使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创作的大量诗歌和戏剧不仅蜚声文坛，而且也深得上流社会的赞赏。在风流浪漫的巴黎，伏尔泰成了夫人小姐们崇拜的偶像。法国当代史学家勒诺特尔在其著名的《法国历史轶闻》中这样描述道：“年轻的妇女们见到伏尔泰先生就顶礼膜拜，已成为一种时尚。就连最轻浮饶舌的人也以能背诵这位诗人的作品为荣。”生性放荡不羁的伏尔泰也乐意与这些女人们交往。他回到祖国以后的几年里，就先后有多名上流社会的女人成为他的亲密朋友，有些贵夫人甚至还千方百计地争做他的情妇。不过夏特莱侯爵夫人却似乎有些例外。

    1733年盛夏的一个晚上，伏尔泰的情妇圣皮埃尔公爵夫人陪伴一个女子来到了圣热尔韦教堂对面的这所住宅，伏尔泰像对待其他前来拜访的女人那样，热情地接待了她们。他仔细打量着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年轻女人：高高的个儿，端庄的容貌，嘴角带笑，浓密的长发卷起来高高地堆在洁净明丽而又宽阔的额头上。虽说不上很漂亮，但却热情大方，朴实可爱。伏尔泰对她甚至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这些天来，他正因《趣味的圣堂》一文受到围攻，心情郁闷，搬到这栋偏僻的房子居住后，拜访者明显少了。她们能在这个时候光临，对伏尔泰来说确实是一种慰藉。他把女友带到窗前，指着对面的圣热尔韦教堂大门激动地说：“那就是《趣味的圣堂》使我结交的惟一的朋友。”他转过头来温和地看了一眼新来的女友，轻轻地说：“不过现在好了，天使已经降临到阿伯拉罕的面前。”女友被伏尔泰诗一般的俏皮话逗乐了，初来时的紧张情绪彻底消失了。

    圣皮埃尔公爵夫人带来的这位女子就是后来对伏尔泰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夏特莱侯爵夫人。

    她是前宫廷礼宾官布雷德伊·普勒伊利男爵的女儿，时年27岁，出嫁前名叫爱米莉，1725年嫁给一位军官夏特莱侯爵，已生有一儿一女。

    爱米莉是当时法国较有名气的才女，她精通物理、数学、化学、天文学，懂英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她翻译过维吉尔的史诗，撰写过关于莱布尼兹哲学和牛顿微积分的论文。她智慧超群，风流自赏。交际场上，她有举止高雅的贵妇人风度；说文谈诗，她又有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气质。她结婚前曾在父亲那里见过伏尔泰，当时，他还只是个稍有名气的年轻人。俩人曾有过不多的书信往来。随着年龄的增大和伏尔泰声望的提高，她越来越崇敬他的学识和人品，与夏特莱侯爵结婚多年以后，他仍对伏尔泰崇拜不已。她央求圣皮埃尔公爵夫人一定要带她去见一见这位大名人一面。

    想不到第一次见面竟是这样的愉快。他们一起谈诗歌，谈戏剧，谈历史，谈牛顿，谈洛克……爱米莉对伏尔泰渊博的学识、机智的谈吐和风流儒雅的举止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发现自己完全被他征服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伏尔泰的崇敬已变成执著、浓烈的爱情。她在离开伏尔泰之前，居然情不自禁地扑入这位39岁的成熟男人的怀抱，紧紧搂住他的脖子，热烈地亲吻他。她已顾不得尚在眼前的圣皮埃尔公爵夫人的愠怒脸色了。

    伏尔泰觉察到了热情的爱米莉对自己的爱情，他也钟情于爱米莉与众不同的智慧和才华，他似乎觉得以前与他交往的女人都只是逢场作戏的匆匆过客，爱米莉才是他真正要寻找的红颜知己。

    他从英国回来后，思想中一直充满着牛顿的科学发现和洛克的哲学原理，一天到晚张嘴闭嘴都是这两位英国人的名字。在巴黎很少有人能够与他讨论这些问题，而女人中竟有爱米莉能够与他交谈，这如何不教他刮目相看、欣喜异常！在爱米莉和圣皮埃尔公爵夫人来访的第二天，伏尔泰通过公爵夫人转交了他给爱米莉的求爱信。一对相见恨晚的情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继续进行着初次晤面尚未深入的交谈。法兰西学院的科学家们多属笛卡尔派，对英国的新思想深表怀疑，而爱米莉年轻、热情，又具有出色的科学头脑，她不仅理解他所谈论的一切，而且也钦佩他的论点。她非常好学，他们不仅仅是情人，也还保持了一种师生关系。伏尔泰对自己能结识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知己感到高兴，当然，他也为有一位像爱米莉这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在宫廷享有极大特权的情人感到满意。

    伏尔泰很重视朋友之间的情谊。1733年冬天，他在爱米莉的斡旋下，为他的同窗好友里舍利厄公爵操办了一场空前隆重的婚礼。他亲自做媒，将夏特莱侯爵的亲戚玛丽·伊丽莎白·吉斯小姐介绍给公爵，不久她就幸福地做了公爵的新娘。当时，法国正在与奥地利和俄国就波兰王位继承权问题发生激战。饱具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里舍利厄公爵没有沉醉于新婚的喜悦中，婚札过后才几天，他就带着自己的70匹骡子、30匹马以及一些家丁，赶赴前线，投入战斗，积极支援法队。在一次战斗中，里舍利厄身负重伤，消息传来，伏尔泰焦虑不已。为了不让刚做新娘的公爵夫人担心受怕，他毅然赶到战场，由于他走得匆忙，没有办理有关的身份证明，在通过战线时被法军孔代军团的士兵当作奸细抓了起来。正准备把他吊死时，一个军官走过来突然认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查伊尔》的作者，于是把他从绞索下救下来，问清原委后，好好款待了他一番。伏尔泰不顾个人安危，终于把里舍利厄公爵从枪林弹雨的战场运回蒙热家中，新娘感激涕零。

    当参加婚礼的客人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时候，一条来自巴黎的消息又使伏尔泰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同意在法国出版的《哲学通信》被出版商若尔在里昂秘密出版，偷运到巴黎的1500本已被抢购一空。作者伏尔泰的大名显赫地印在封面上，他已无法否认这是自己在英国写的书。他赶紧提起笔来给他所知道的可能给自己帮助的人写信，以求摆脱困境。

    由于《趣味的圣堂》得罪了不少人，伏尔泰能从朋友处得到的帮助很少。他每天焦急地等待着邮差，然而消息越来越坏：出版商若尔被关进巴士底狱；巴黎圣热韦尔教堂旁的住宅被搜查；内阁文人正在猛烈抨击他；巴黎高等法院把《哲学通信》列为，并以违反宗教、有伤风化、不敬权威为理由，将查缴到的所有存书堆在王宫前面的大石梯下，一把大火将其焚毁。伏尔泰坐立不安，危险一步步逼近。

    正当伏尔泰面临被逮捕的时刻，热情、勇敢的爱米莉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告诉伏尔泰，夏特莱侯爵在东北部香槟省西塞镇的布莱兹河谷有一处产业，它是一座13世纪的古堡，名叫西雷庄园。那里离比利时边境很近，一有风吹草动，逃到国外十分容易。因此，可以作为伏尔泰的逃生之地。爱米莉立即找到夏特莱侯爵请求他的理解与支持。侯爵豁达大度、通情达理，对妻子的移情别恋毫不介意，居然同意把西雷别墅提供给伏尔泰和爱米莉使用。

    1734年5月，伏尔泰动身前往西雷避难。

    2. 奇特的科学情侣

    伏尔泰逃亡西雷，爱米莉并没有马上陪伴到他的身边。当伏尔泰离开不久，爱米莉从蒙热回到了巴黎。当时巴黎的上流社会正对爱米莉与伏尔泰的关系议论纷纷，有的羡慕，有的称赞，但更多的是嫉妒和非难。幸亏伏尔泰已听不到这些议论了，他巧妙地把自己的行踪隐藏起来，他的信件都托人带到第戎或巴斯尔寄出，巴黎几乎没有人知道伏尔泰落脚的确切地址。爱米莉有自己的主见，她对别人的议论不屑一顾，泰然自若地继续着往日的社交，唱歌、跳舞、打牌赌博，她尽情享受着巴黎上流社会的荣华生活。除此之外，她还一直跟莫伯都依认真地学习着数学。

    莫伯都依是当时法国著名的科学家，比伏尔泰小4岁，曾当过滑膛枪手和龙骑兵队长。他年轻漂亮，风度出众，意志坚强，对女人很有吸引力。伏尔泰完全有理由嫉妒莫伯都依，他们几乎同时去的英国，而莫伯都依却成为英国皇家协会的成员。莫伯都依同样为牛顿的崇拜者，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他对牛顿的科学思想比伏尔泰理解得更为准确。他也写过许多推介牛顿的文章 ，力图使法国人对笛卡尔的偏爱转向牛顿。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却深得社会的宠爱。后来，当伏尔泰到达德国时，莫伯都依已是柏林科学院院长，他们由于观点和性格的差异而成为敌人。但现在他们还是以礼相待的朋友。

    1734年10月，爱米莉离开巴黎，来到了西雷伏尔泰的身边。她一下子还难以适应这里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她太喜欢灯红酒绿、浪漫奢华的巴黎社交生活了。圣诞节即将来临，她实在耐不住寂寞，又离开西雷来到了巴黎。夏特莱侯爵经济并不宽裕，因而她以前还能注意节俭，不敢过分奢侈。可是与富有的伏尔泰相识后，她感受到了奢华生活的乐趣，她大肆挥霍，日日邀友，夜夜饮宴。伏尔泰只能一个人寂寞地住在西雷，每日除了与两位可爱的邻居逗乐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写作。

    沉醉于风花雪月的夏特莱侯爵夫人并没有忘记她的落难情人，在巴黎的社交中，她也在积极为伏尔泰斡旋。她的努力得到了伏尔泰在圣路易中学的同窗、时任巴黎警察总监的勒·埃罗及里舍利厄公爵的帮助，1735年3月，国王撤销了对伏尔泰的密札通缉。3月底，他回到了巴黎。

    伏尔泰不在巴黎的10个月中，莫伯都依在上流社会出尽了风头。沙龙里戏剧、诗歌谈论得少了，贵妇们附庸风雅，纷纷对科学发生了兴趣。她们争先恐后投到莫伯都依的门下，听莫伯都依讲科学趣闻，跟他学教学运算。莫伯都依甚至还成了凡尔赛宫的常客。对他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自视甚高的伏尔泰十分气愤，他开始极力贬低他，并准备拿出自己更多的作品与莫伯都依一比高低。伏尔泰刚刚从英国回来时，曾经模仿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写成悲剧《恺撒之死》。它描写的是罗马历史上忠于共和的布鲁图斯等人合谋杀死独裁统治者恺撒的故事。伏尔泰没有按照历史事实塑造人物，而仅仅想借用与共和的名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恺撒之死》完成后，他自己并不满意，剧情中没有女人，并且相当罗马化。伏尔泰这次到巴黎后，哈尔库尔中学的学生们提出要排演这个剧本，他正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压一压莫伯都依的嚣张气焰，他便把剧本交给了这个业余剧团。

    1735年8月21日，《恺撒之死》首次公演，获得成功。伏尔泰的朋友和学生的家长们都疯狂地为它喝彩，有两个专业演员出身的观众甚至还称赞说，业余剧团的表演完全可以与法兰西喜剧院相媲美。

    公演的成功仅仅带来了短暂的快乐，新的烦恼又紧紧地困扰着他。还在《恺撒之死》正在哈尔库尔中学排演时，学校的一位老师得到了《恺撒之死》的副本，他居心不良地加上一些自己的歪诗，寄给了出版商，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单行本。伏尔泰看到书后，暴跳如雷，大肆抨击这可卑的行径。为了挽回影响，他给德丰丹纳神甫写信求援，希望他能明察真相，不要再给他捅乱子。然而，这位神甫毫不买账，他攻击伏尔泰宣传公谊会的思想与社会公共道德相悖，指责剧本有危险的煽动性，鼓励弑君篡权。更为可耻的是，他还把伏尔泰从西雷寄给他的信公诸于众。这些信的白纸黑字告诉人们，伏尔泰住在西雷，在夏特莱侯爵祖传的房子里与侯爵夫人一起生活。这一背信弃义的做法使伏尔泰窘迫不堪。

    伏尔泰早已知道德丰丹纳神甫不是好东西，他曾宽恕过神甫的无聊、可鄙的小人行为，甚至还帮助他从被判死刑投入地牢的绝境中解放出来。但是他在巴黎居然处处与伏尔泰为敌，从不放过攻击恩人的机会。伏尔泰本希望他能良心发现，想不到这位忘恩负义的小人又要落井下石。他痛恨自己真不该结识这个卑鄙的小人。

    除了《恺撒之死》带来的烦恼外，《奥尔良少女》也惹了一场不小风波。在他回巴黎时，当时的警察总监曾经忠告他，要做一个成熟的人，不要老是惹是生非。没过几天，他就把这些忠告忘到脑后。他悄悄地在沙龙中传阅他的《奥尔良少女》，这又引起了当局的愤慨，司法大臣威胁道，“如果胆敢把那些诗篇印出来，一定把他活埋在牢里”。伏尔泰看到风声不对，便匆匆忙忙逃到洛林，躲藏起来。直到爱米莉和里舍利厄公爵从国王那里得到消息，保证他可以自由生活在西雷，他才回到布莱兹河畔那座庄园。爱米莉出于对情人的爱，不久也来到西雷，开始陪同伏尔泰度过难忘的隐居生活。

    此时的伏尔泰已和爱米莉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白天他们分别到自己的房间，一个沉吟赋诗，一个求解论证；一个潜心写自己的著作，一个专心做自己的实验。大厅里到处堆放的都是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方面的仪器。晚饭后，他们在一起喝咖啡，交流一下各自的工作进程，然后又分头钻进自己的工作室，直到深夜才相聚到一起。在这里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有爱米莉的一对儿女和孩子的家庭教师林南先生，而此时的夏特莱侯爵却远在法德战争的前线。

    伏尔泰与爱米莉亲密无间的共同生活，像爱米莉最初希望的那样，一帆风顺地得到了自己丈夫的认可。夏特莱侯爵既没有对伏尔泰这位第三者插足感到憎恨或提出决斗，也没有乘人之危驱赶这位当局的“罪人”。他反而对这位杰出的作家十分尊敬，并把他当作知心好友看待，就好像他的妻子与这样一位有名望的文人一同给他戴的绿帽子是一顶荣誉的桂冠。与侯爵同在前线战场的里舍利厄公爵曾经担心德丰丹纳神甫在巴黎的卑鄙行为会使夏特莱侯爵的自尊心受到损害，因而设法去劝告侯爵要宽宏大量，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担心原来是多余的。

    侯爵先生有时也从部队回到西雷，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但他从来不干扰妻子和伏尔泰之间的事情，他们能在一起友好地相处，愉快地交谈。当伏尔泰和爱米莉各自钻进自己的房间工作时，侯爵就和林南先生及孩子们一起玩耍、吃饭。

    伏尔泰对戏剧可谓情有独钟。在巴黎时，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戏。西雷当然没有这个条件，他要设法凑成一个业余剧团排几个戏，过过戏瘾。伏尔泰雇请工人把阁楼改成小剧场，欢迎西雷镇所有感兴趣的居民都来参加。一时间住在临近左右难以去城里看几场戏的居民们经常来西雷庄园看稀奇、赶热闹，演的演、看的看，热闹非凡。有时一出戏还正在预排，但排着排着便成了正式演出，因为观众已经围了一大圈。两位美丽的邻居诺韦尔伯爵夫人和尚鲍南夫人常常被伏尔泰指定为主要演员，临时来拜访的客人有时也被指派一个角色，爱米莉的小女儿是出色的小演员，而拙于表演的夏特莱侯爵也常常要登台表演，不过他一上台，便成为大家的笑料。

    伏尔泰和爱米莉是与众不同的一对。爱米莉博才多艺，思想敏捷，风流洒脱，她追求过的男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几乎都是比较有学问的人，像里舍利厄、莫伯都依、伏尔泰以及后来的圣朗贝。伏尔泰对女人的态度胜过其他的自由思想家，他说“女人有能力做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她们与我们惟一不同的地方是她们更和蔼可亲”。他与爱米莉互敬互爱志同道合，是恩爱情侣，也是事业上的战友。由于伏尔泰的原因，他们的恋爱几乎成了柏拉图式的爱情，但是他们也乐于保持这种“哲学式的爱情”。当然，在这个家庭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矛盾。爱米莉脾气暴躁，喜欢独断专行，而伏尔泰虽然文质彬彬，但也容易激动。因而，他们也经常为一些小事而发生争执，一旦争吵起来，彼此都会大喊大叫，好在事后都不记仇，重新和好很快。争吵过后，他们还用英语彼此讲一些慰藉的温柔话，他们甚至以这种方式寻开心。一次晚宴上，伏尔泰本来答应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因爱米莉不让他喝一杯葡萄酒，一气之下，拒绝履行诺言，爱米莉也板起脸来，客人们非常尴尬。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伏尔泰还是朗诵了他的诗，在客人的喝彩中，爱米莉走上前去，一把搂住伏尔泰的脖子，狂吻不停，晚宴的气氛顿时又变得热烈欢快，大家感到很惬意。

    18世纪的法国，崇尚古典主义的思想还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不但文化上的尚古主义盛行，生活上的尚古主义也蔚然成风。伏尔泰倾向文化上的尚古主义，而反对生活上的尚古主义。1736年，他写了一首反对生活尚古主义的哲理诗《摩登人物》。在这首诗中，他巧妙地为现代奢侈生活辩护，嘲笑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和基督教的伊甸园，讽刺冉森主义者所鼓吹的简朴生活的道德观。在伏尔泰看来，人类早期缺乏精美艺术和舒适生活，这并不是美德，而是愚昧无知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一切东西都归集体所有，这并不是人类就有那么高尚无私，而是为生活需要所迫。他们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也是由于他们一丝不挂，一无所有。在伊甸园中，教会神学家肉麻地鼓吹那种纯洁的爱不过是兽欲而已，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种动物的本能。与此相反，伏尔泰称赞了现代社会中许多博学大师，他们住在装饰精美绘画的豪华宅第里，出门香车宝马，会朋邀友，兴趣所至，还可经常出入歌剧院，演出结束后再在珠光宝气、香水扑鼻的妖艳情妇陪同下享受美味佳肴，乐以忘忧。伏尔泰成名富有之后，也钟情于豪华奢侈的生活，在诗中他称赞厨师是有道德的牧师，“人间乐园是我生活的地方”，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喜欢奢侈生活。

    18世纪上半叶还有两部比较有影响的为人的舒适生活辩护的作品，一部是英国作家德·孟德维尔写的《蜜蜂的寓言》，它否定传统道德，1736年初，爱米莉将其译成法文；另一部是让·弗朗索瓦·梅隆写的《论商业》。他们都是从经济基础着眼，把奢侈生活看成是增长财富，促进商业发展的手段。而伏尔泰则把其看作是艺术上和上的享受工具，认为奢侈生活的历史发展体现了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物。实际上，伏尔泰是想借此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和向往幸福生活的人道主义。

    《摩登人物》写成后，他谨慎地保存着手稿，只把副本送给少数几个在他看来最可信赖的朋友，并特别叮嘱他们不要外传。他吃过多次作品贸然外传惹祸的苦头了，他再也经受不起这种折腾。然而，一个极为意外的机会，还是使其中的一本流落到了当局手里。他的朋友吕松主教德比西伯爵突然暴病身亡，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伏尔泰这首哲理诗。当局的检查官认为这是一部恶意中伤、异教的作品，因为它居然敢亵渎圣灵，暗示什么亚当从没有修过胡子，剪过指甲，皮肤裸露被太阳损害，还享受着与夏娃的关系。

    1736年12月22日，里舍利厄公爵夫妇的一封告急信匆匆寄给了伏尔泰和爱米莉，公爵夫妇告诉他们，当局对《摩登人物》极为不满，劝他们要想办法暂时避避风头。伏尔泰马上与正在家中居住的夏特莱侯爵商量对策，侯爵请伏尔泰先出国躲避一下，再慢慢为他想办法。此时此刻，屋外正大雪飞舞，寒风刺骨，黑夜即将来临。心急如焚的伏尔泰一刻也不敢耽误，匆匆搭乘邮递马车，连夜赶往荷兰，爱米莉恋恋不舍地把他送过了法比边境。在去布鲁塞尔的第一站吉维特镇，对爱米莉牵挂不下的伏尔泰给邻居尚鲍南夫人写了一封信，请求她常去看望爱米莉。爱米莉也时刻惦记着他的情人，担心恶劣的气候会使他的身体变坏。

    不久，逃亡中的伏尔泰来到了布鲁塞尔，在这里他见到了令他讨厌的让·巴第斯特·卢梭，由于他对布鲁塞尔没有什么好感，只呆了一晚又匆匆忙忙赶往荷兰。

    荷兰海牙是他的初恋之地，对此他还很有几分亲近的感觉，在这里，他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普鲁士的一位大臣在前往伦敦的途中恰好住在这里，见到大名鼎鼎的伏尔泰，他特意把自己住的舒适房子腾出来，好让疲惫不堪的伏尔泰好好歇息休养。二十多位正在海牙的英王室成员也前来拜访这位对英国抱有好感的著名人物。莱顿大学哲学教授、著名的牛顿主义者哥拉夫沙德也热情地款待了他。伏尔泰出席了哥拉夫沙德的讲演会，并和这位教授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当地的出版商纷纷要求与他签订出版合同，友好地挽留他多呆一些日子。此时，流亡异国他乡的伏尔泰，一点也不感到寂寞，他甚至忘记了烦恼。在海牙，他又努力工作起来，重新修订已经发表过的一些著作。丰富的人生阅历，进步的思想积淀，娴熟的艺术技巧，使他的作品更加完善起来。

    夏特莱侯爵也没有食言，在伏尔泰出逃后，他在西雷不断给国务秘书弗勒里红衣主教写信，请求设法使伏尔泰得到赦免。里舍利厄公爵夫人也为伏尔泰四下活动，疏通关系。由于多方面的努力，逐渐有了些眉目。这个案子被交给警察总监埃罗经办，他看在老同学的面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737年2月，伏尔泰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返回西雷居住的许可。3月初，他终于又回到了他的“世外桃源”，恢复了三个月前平静、幸福的生活。

    与爱好自然科学的爱米莉朝夕相处，伏尔泰也潜移默化，逐渐对自然哲学发生了兴趣。早在他逃往荷兰的一个时期内，他就开始与爱米莉一起潜心研究牛顿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然而，许多朋友对他的兴趣的突然转变表示遗憾和不解，都不赞成他放弃自己擅长的诗歌和剧本。有些朋友甚至还气愤地质问他：“你知道了土星的重要又能得到了什么呢？”达让松侯爵要他慎重考虑，他说有很多人投身研究物理科学的世界，结果到头来一无所获。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也给他来信，强烈要求伏尔泰为他们写新剧本。伏尔泰习惯于我行我素，他认为这些都是目光短浅的表现，他根本不予理睬，他的头脑中正装满了牛顿的物理学思想。他经常躲在暗室里，参照牛顿的光学理论，用朋友送来或自己购买的仪器做光学试验，并开始边试验边着手撰写《牛顿哲学原理》。

    当时，英国以外的国家，还很少有人能理解牛顿的科学理论，他的著作是用拉丁文和代数写成的，深奥晦涩，普通人根本不能理解。《牛顿哲学原理》是伏尔泰把牛顿思想通俗化的一种尝试，他声称写该书的目的是要把牛顿原理解释得像拉封丹的寓言故事一样清楚明白。他还说，他的这部著作不是为聪明人写的，而是为他自己也荣幸地属于的那个无知平民阶层而创作的。他的一生并没有在科学上作出什么新的创造和发现，因而他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于关心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像爱米莉讲的那样，他太爱历史了。伏尔泰在西雷的科学研究并不像他的巴黎朋友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浪费时间，虚度年华。恰恰相反，这些研究却有益于他开拓眼界，探求真理，激发思辨灵感。使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738年，《牛顿哲学原理》首次在荷兰出版，伏尔泰把它题献给了他心爱的爱米莉。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荣誉，因为她是受之无愧的，伏尔泰是靠她的帮助才真正走出牛顿科学思想的迷宫的。爱米莉关于牛顿科学思想的知识虽然最早来源于伏尔泰和莫伯都依，但是她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数学、物理学和光学的知识基础要胜过伏尔泰，伏尔泰能完成《牛顿哲学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爱米莉的鼓励、帮助和直接参与。

    1737年6月，法国科学院宣布举行一项有奖征文，主题是关于火的性质及其有关知识的普及。伏尔泰和爱米莉相互保密，分别悄悄地准备论文，伏尔泰写的是《论火的性质》，爱米莉准备的是《关于火的性质和火的传播》。伏尔泰白天躲到实验室里做试验，测试火是否有重量；爱米莉则利用夜间抓紧工作，在最后突击的八天中，她居然坚持每晚只睡一个小时。可是，在他们充满希望把精心撰写的论文寄到科学院后，却如泥牛入海，一直得不到任何消息。后来才知道科学院通过无记名投票已经把奖金授予其他三位参赛者，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实验，只不过是根据笛卡尔的原理进行了一番推论和演绎。伏尔泰和爱米莉闻讯后感到非常气愤。当时，在法国科学界是笛卡尔派占统治地位，牛顿的引力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竞赛评选被笛卡尔派所操纵，伏尔泰和爱米莉的双双落选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3. “哲学家王子”的青睐

    1736年7月，当伏尔泰和爱米莉正在西雷古堡忙于研究牛顿自然哲学时，他突然收到了一封邻国王子的来信，他的信充满了对牛顿本人及其哲学思想的赞扬。随信他还寄来了一本书，它是莱布尼兹哲学的继承人、法国著名哲学家克利斯坦·沃尔弗论文集的法文译本，他请求伏尔泰看看，并给予适当的评论。

    这位王子就是当时只有24岁的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他后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或弗里德里希二世。他在位达46年之久，一生南征北讨，励精图治，使国家由弱变强，因而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弗里德里希1712年1月24日生于柏林，父亲是普鲁士第二代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祖父是开国之君弗里德里希一世。威廉不希望儿子舞文弄墨，充当什么文人学者，而希望他成为能开疆拓土、威震沙场的军人和征服者。他的母亲索菲·德里蒂娅是英王乔治二世的妹妹，性格贤淑，求知好学，对儿子有很大的影响。弗里德里希在母亲的熏陶下，自幼酷爱读书交友，与许多名人学者来往密切，被人称为“哲学家王子”。

    伏尔泰不知自己何以得到这位王子的青睐，但是工于心计的伏尔泰感到与这位未来国王发展友谊有利于自己在与法国当局打交道时抬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当时的伏尔泰正处在《哲学通信》和《奥尔良少女》所引起的麻烦中，因而更急于得到邻国王子的友谊和支持，以期得到庇护。于是，他立即给弗里德里希回信，投桃报李，对王子也进行了一通赞扬。

    伏尔泰与普鲁士王子取得联系后，来往的信件迅速增多。他们都千方百计地吹捧、恭维对方，都称赞对方的宽容精神和自由思想。弗里德里希从小也喜欢写几句歪诗，自认为是了不起的大诗人，因此也常寄来一些诗简。伏尔泰不管这些诗的优劣，都一律奉承、吹捧，好像都是伟大天才的作品一般。爱米莉在这些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伏尔泰的每封信都以爱米莉的名义向这位王子表示敬意，王子为了讨好伏尔泰，也肉麻地赞扬爱米莉的美貌和哲学上的才华。

    弗里德里希虽说被伏尔泰恭维成一个有哲学头脑的王子，是一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哲学家王子，但是伏尔泰对王子要他去普鲁士供职的想法并不感兴趣，他在信中婉转拒绝了王子的请求。不过弗里德里希并没有因此而恼怒，他仍频繁地与伏尔泰联系。伏尔泰一直把结交达官贵人、王公名媛看成是一种荣耀，但是他人品清高，崇拜理性，他希望保持独立的人格，不愿屈做王子的仆从。

    几天以后，弗里德里希寄来了一只镶有苏格拉底胸像的手杖柄，意在把伏尔泰比作苏格拉底。在18世纪，人们都喜欢把启蒙思想家比作苏格拉底，认为苏格拉底对古希腊盛行的宗教提出质疑而受到误解和诽谤，最终成了自己学说的牺牲品。伏尔泰宣称自己不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只不过是一个胡言乱语的雅典人。拒绝接受王子给他的荣誉，王子心里很不快活。

    1736年12月，当伏尔泰因《摩登人物》惹祸而逃往荷兰时，曾准备到普鲁士住一阵。弗里德里希得知后立即托人给他带信，婉转而礼貌地表示自己还没有能力在普鲁士接待一位漫游的哲学家。爱米莉非常反对伏尔泰去普鲁士，她认为这种为了虚荣的镀金旅行在生活上没有保障，缺少实际意义；体弱多病的伏尔泰不能适应普鲁士恶劣的气候；普鲁士王子在父亲的严格管束下自身难保，如果要接待颇有争议的伏尔泰就更加力不从心。爱米莉考虑得非常正确，弗里德里希不仅没有能力为伏尔泰提供保护，也根本不想这么做。因为他的父亲威廉已强行把伏尔泰与他谈论有关形而上学思想的信公之于众，为法国当局迫害伏尔泰提供了新的口实。

    1737年下半年，伏尔泰在法兰西科学院有奖征文中落选后，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文学上。年底，他开始创作以母爱为主题的悲剧《梅洛普》。

    这部悲剧是根据同时代意大利作家西皮尤纳·马菲依的同名剧本改编的。它讲的是某国某一时代所发生的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凶恶的奸臣波里奉用阴谋手段杀死了国王和王子，篡夺了王位，只有太子一人幸免于难。为了使夺取的王位披上合法的外衣，他决定娶王后梅洛普为妻。梅洛普知道他是仇敌，执意不从，但这个王权的篡夺者恶毒地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要么成为仇人的妻子，要么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杀。梅洛普犹豫不决，陷入痛苦和恐怖之中。最后，为了儿子，她违心地屈从了篡权者。

    1742年2月20日，这一悲剧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次上演，取得了空前的轰动。作者细致入微地揭示了母爱的复杂心理，引起了观众的理解和同情，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当剧终的帷幕落下时，观众强烈要求演员们谢幕。伏尔泰当时正和两位公爵夫人坐在包厢里，激动不已的维拉公爵夫人也来到伏尔泰的包厢，她希望与杰出的剧作家共同分享这成功的喜悦。这时，观众大喊大叫，一致要求维拉公爵夫人代表观众亲吻他们崇敬的作家。公爵夫人拥起略带羞涩的伏尔泰忘情地亲吻起来，剧场里一下子沸腾起来了，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梅洛普》连续公演15场，场场爆满，一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1738年至1739年间，伏尔泰还完成了哲理诗《诗人》、《路易十四时代》导言和短篇哲理小说《米克罗梅格》（又译《小大人》）等作品。《米克罗梅格》明显受到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的影响。米克罗梅格是天狼星座中一颗行星上的居民，身高12万英尺，他与土星上的一个身长只有6000英尺的居民一起到地球旅行，小说描写的正是这两位天外来客在地球上的奇遇。这篇小说是伏尔泰在西雷进行科学研究的产物，它赞扬当时科学成就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它还试图论证，任何东西的大小都是相对的，可居住的世界决不只有一个地球等观点。《米克罗梅格》初稿完成于1739年春，直到1752年才发表。伏尔泰曾将手稿寄给弗里德里希欣赏。

    1739年春，喜欢新奇生活的爱米莉看中了圣路易岛附近属于查尔多利斯家族的兰贝尔宫，她央求伏尔泰买下来。伏尔泰却觉得这个地方不方便，他抱怨说这不是买一座宫殿，而是买孤独和寂寞，住在这里没有人会愿意来拜访他们。但爱米莉态度坚决，为了自己钟爱的情人，伏尔泰还是痛快地花去20万利弗尔。

    在宽敞幽静的兰贝尔宫刚住过一阵子，爱米莉又觉得闷闷不乐了。伏尔泰看着郁郁寡欢的爱米莉感到担心，于是，他决定带她出国旅行，最初的目标是布鲁塞尔。

    1739年5月8日，爱米莉的代数教师柯尼希陪同他们一起上路了。夏日的旅行是令人激动而愉快的，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舒适的驿站。在瓦朗西安要塞，他们兴致勃勃地参加当地舞会，观看芭蕾舞和喜剧。他们还特意躲到夏特莱侯爵所有的一座破败古堡里住了一段时间。这里林木茂盛、空气清新，有许多蜿蜒曲折、幽静秀美的林阴小路，白天，爱米莉坐在树林下专心致志地演算代数的模样就像一道迷人的风景，赏心悦目。伏尔泰和爱米莉感受到了生活的舒适和满足。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经过漫长的旅行，他们终于到达布鲁塞尔。刚在拉格罗斯·图尔街租下一处房子，人困马乏还来不及安顿，他们又各自投入了自己的工作。伏尔泰开始创作悲剧《穆罕默德》，并继续撰写《路易十四时代》；爱米莉则在柯尼希的指导下钻研代数，并开始学习法律知识。

    天高气爽，艳阳高照。转眼已到了8月，伏尔泰一行又告别布鲁塞尔转而向南旅行，因为热衷于巴黎生活的爱米莉想去巴黎过一下上流社交生活的瘾，他们又到巴黎作了短暂停留。伏尔泰对巴黎这座使他成名又使他遭殃的城市，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对人说，“我爱巴黎，但我恨在那里受到的迫害”。他暂时还没有在巴黎生活的勇气，9月份，他们回到了西雷。

    1740年5月31日，年仅50岁的威廉国王突然驾崩，王储弗里德里希继任普鲁士国王，号称弗里德里希二世。他喜形于色地向伏尔泰通报了自己登基的盛况，并要求伏尔泰把他作为一位热情的公民、一位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哲学家和真诚的朋友看待，真诚地希望伏尔泰也像他一样鄙视爵衔、门第和奢华，只作为一个人给他写信。正在西雷埋头写作的伏尔泰受宠若惊。一位年轻的国王对他如此的推心置腹，视如知己，真使他有点飘飘然起来，他兴奋地宣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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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与狼共舞

    1. 身份特殊的民间大使

    欧洲以开明君主自居的国王，常常都注意笼络一些社会名流到自己的身边，以使他们富丽堂皇的宫廷更加高雅气派、流光溢彩。瑞典的克利斯蒂娜女王、俄国的叶卡特琳娜二世都以此引为自豪，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国王当然也不甘示弱。

    当时的普鲁士就像后来的俄罗斯一样，上流社会都崇拜法兰西文化，语被看作是有教养的表现。弗里德里希少年时代的老师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法国人，登基之后，他又网罗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来到自己的宫廷，如法国哲学家沃尔弗、意大利科学家阿加罗特、法国科学家莫伯都依、无神论思想家拉美特利和文学家阿尔芒等人。他还渴望把大名鼎鼎的伏尔泰也罗致到自己的门下。他很早就写信，盛情邀请伏尔泰到柏林来。他还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也乐意接纳爱米莉，不过他又暗示伏尔泰最好是不带来的好。这时，伏尔泰和爱米莉正在布鲁塞尔旅行，他们都不愿意去柏林过寄人篱下的生活。

    弗里德里希与伏尔泰神交甚久，可是还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他非常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法国知识界的大名人，他甚至急不可耐地表示，假如有机会能到法国一行，他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伏尔泰先生的住处。

    1740年夏末，莫伯都依和阿加罗特陪同弗里德里希作匿名旅行，他写信告诉伏尔泰说，他可能会到布鲁塞尔和巴黎作短暂停留，假如方便的话，他将去拜访伏尔泰。伏尔泰激动不已，因为他也渴望着与这位年轻的普鲁士国王会面。他马上和爱米莉积极张罗起来，准备迎接贵客光临。他们写信给穆西诺神甫，请他帮助立即收拾布置好兰贝尔宫，需要添置什么物品尽量添置，一定不能怠慢这位高贵的客人。由于行程有变，弗里德里希又告诉伏尔泰和爱米莉，他们只能在布鲁塞尔会面。于是伏尔泰带上爱米莉又匆匆提前赶往布鲁塞尔恭候，他们把在去年夏季旅行中租下的拉格罗斯·图尔街的房子布置一新，然后焦急地等待着普鲁士国王的光临。

    几天后，邮差匆匆送来了一封弗里德里希的来信，他说，他们一行已经到了离布鲁塞尔150英里的地方，因自己身患疟疾无法继续前进，他请求得到伏尔泰和爱米莉的谅解，并希望伏尔泰一个人来蒙斯特附近的一个叫克利夫斯的小镇上与自己会面。伏尔泰对普王的一再变故感到不快，爱米莉对弗里德里希对自己的公然冷淡则更为恼怒，她甚至不准备让伏尔泰去与这位傲慢的君王见面。不过，最后她还是同意伏尔泰成行。

    9月11日傍晚，伏尔泰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克利夫斯，他在一处被遗弃的莫依兰古堡中找到了微服旅行的普王一行。国王的私人秘书正在门外溜达，他穿着肮脏的宽大亚麻布衬衣，手里托着一顶破烂的帽子，头上戴的是早已过时、糟糕透了的假发，一只辫子塞在上衣的兜里，一只辫子长度却不到肩膀，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问过姓名之后，秘书把伏尔泰领到了弗里德里希的房间，这是一间除了光秃的四壁之外再无它物的空房。伏尔泰借着微弱的烛光看见一个角落里有一张大概有两英尺半宽的行军床，床上躺着一个身罩粗糙蓝布睡衣的人正虚汗淋淋，浑身发抖。伏尔泰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他心目中英武神勇的普鲁士年轻君王。他合乎宫廷礼节地向国王深深鞠了一躬，轻轻地向神交已久的朋友请安，弗里德里希赶紧从床上起来，似乎伏尔泰的到来给他增添了神奇的力量似的。晚上国王陪同伏尔泰与莫伯都依、阿加罗特等一同共进晚餐。在餐桌上，国王还兴致勃勃地和哲人们讨论了灵魂不死、意志自由和柏拉图之类的问题，相处得非常愉快。伏尔泰在克利夫斯呆了整整三天，弗里德里希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亲切地称这位国王是“北方的所罗门”。虽然他暂时还不愿寄居国王的门下，但是他乐意为他效劳。

    早在1738年，当时还只是王储的弗里德里希就写了一本驳斥马基雅弗利《君主论》的书——《反对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主张君主应集狮子和狐狸的特性于一身，不怕诉诸暴力和欺诈，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弗里德里希在他的著作中强烈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这种政治主张有损国王的形象，君王应以公道、仁慈和博爱治国安邦，“国王应是国家的第一仆人”。

    1740年1月，伏尔泰收到王子寄来的手稿，他对这位未来国王的政治主张十分赞赏。应王子的要求，伏尔泰对全书进行了修改、润色，并欣然为之作序，热心将其介绍给出版商，筹备出版。可是弗里德里希继承王位之后，他却不想出版这部著作了，耀武扬威的国王生活使他改变了原有的看法，他预感到不久就会把自己激烈反对的马基雅弗利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他写信恳请伏尔泰为了上帝的缘故，买下全部版权。伏尔泰立即前往荷兰海牙与出版商联系，出版商认为这本书肯定会畅销，因而坚决不同意出卖版权，只允许对手稿作必要的校正。为了使弗里德里希的著作缩小影响，伏尔泰只好在手稿中又加进一些毫无意义的词语、句子和段落，尽可能使原书锋芒毕露的思想模糊不清。后来社会上流传着几种不同的版本。

    弗里德里希继承王位后，承继父王热衷于开疆拓土的衣钵，抓紧操练军队，积极准备侵略扩张。他迅速把军队由8.5万人扩展到20余万，军费开支占了国家总开支的五分之四。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匿名旅行回柏林之后，又连连给伏尔泰写信，盛情邀请他来柏林居住，指导柏林文化艺术的建设和发展。伏尔泰再也找不到推辞的借口了。1740年11月19日，伏尔泰终于接受普王的一再邀请来到了柏林。弗里德里希在王宫举行盛大晚会，欢迎伏尔泰的光临，并热情地把他介绍给普鲁士的王公大臣、贵妇名流。他受到了国王破格的礼遇。伏尔泰对弗里德里希的热情招待感激涕零，兴奋不已，他后悔没有早点接受国王的邀请，仿佛自己心里有愧似的，不断暗暗责备自己。到柏林之后，弗里德里希自豪地告诉伏尔泰，他将在柏林兴建豪华的宫殿、学术会堂和可与法兰西歌剧院媲美的皇家歌剧院。国王谦虚地请求他为普鲁士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出谋划策。弗里德里希重视社会文化建设、关心艺术发展的言谈举止，使伏尔泰不得不再一次对这位年轻的国王作出新的评价。他觉得他理想中的、一辈子都在寻找的开明君主就是弗里德里希。

    伏尔泰没有料到，战争的危险正在一步一步逼近。1740年下半年，奥地利国王查理六世去世，长女玛利亚·特利萨继承王位。法国、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撒丁和普鲁士都拒绝承认玛利亚·特利萨的合法继承权，因而，联合发动了争夺奥地利帝位继承权的战争。正当伏尔泰还在称颂弗里德里希治国安邦的文治武功之时，弗里德里希在法国的支持下，发动了西里西亚战争，悍然出兵夺取了奥地利重要的工业区西里西亚。一时间，战火弥漫，兵荒马乱。伏尔泰赶紧逃离普鲁士，由于要想办法绕过交战的地区，他在路上走了很长的时间，直到1741年元旦，才与在布鲁塞尔焦虑等待了一个多月的爱米莉重逢。伏尔泰反对弗里德里希的侵略扩张政策，他给这位好战的国王写了很多信，婉转地指责发动战争的国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阐述自己人道主义的理想。不过这时的伏尔泰还只亲身体验过宗教和盲目宗教崇拜的可怕，他认为教权主义、制度化的宗教，比军事征服危害更大，“我不怕国王，我怕教士”。他仍然与弗里德里希国王保持着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关系。

    1740年，伏尔泰完成了一部新的悲剧《穆罕默德》。这个剧本描绘的事件发生在圣城麦加，讲述的是穆罕默德与两个年轻的奴隶赛义德和帕尔米尔的故事。

    1741年1月初，伏尔泰和爱米莉在布鲁塞尔会面后，一起去里尔看望他的大外甥女德尼夫人和她的丈夫德尼先生。在里尔剧院看戏时，他们认识了剧院导演和一位著名演员，伏尔泰便将刚刚完成的《穆罕默德》交给他们排演。4月10日，《穆罕默德》在里尔剧院公演，受到热烈欢迎，并连演了四场。初步的成功使伏尔泰有信心把它送到巴黎公演。当年夏天，他把手稿寄给老同学达让松侯爵，请他代自己与剧院联系。但是剧本在排演中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土耳其驻法大使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说它故意丑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德丰丹纳神甫也如获至宝，以为找到了攻击伏尔泰的口实，别有用心地指责它对基督教不敬。而国务大臣弗勒里红衣主教和新的警察总监马尔维尔却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决定对《穆罕默德》的公演采取宽容态度。他们认为伏尔泰与弗里德里希的友好关系有利于法国外交，因而暂时不必得罪这位大名鼎鼎的人。这样《穆罕默德》于1742年8月19日在巴黎顺利得到公演，许多王公大臣也观看了演出。聪明透顶的伏尔泰也清楚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不过分刺激当局，只演了三场，他便匆匆撤回了剧本。

    演出草草收场，伏尔泰当然不甘心，他要利用这个剧本做点其他有用的文章 。考虑再三之后，他决定把剧本题献给罗马教皇。他托达让松侯爵征求教皇本笃十四世的意见，侯爵却认为这明显是想将政治事务与宗教事务搅拌到一起，混淆视听，他不愿做这个中间人。伏尔泰则一意孤行，坚持要这么做，他又委托托利扬神甫把自己的剧本转交给了教皇，还附有一封长信，说明自己非常尊重高贵的教皇陛下，并渴望得到镶有教皇肖像的奖章 。聪明的教皇当然没有被这个剧本的表面文章所迷惑，他很清楚这位作者的真实意图，但为了笼络这位大名人，给外界留下自己宽厚儒雅的美名，也故意装聋作哑，同意接受《穆罕默德》的题献，并欣然颁发给伏尔泰两枚奖章 。达让松侯爵得知教皇的举动后也改变了看法，还主动委托法国驻罗马大使又为伏尔泰申请到了一枚更大的奖章 。工于心计的伏尔泰千方百计讨好罗马教皇，目的很清楚，他不仅需要得到强大邻国君王的庇护，也需要教皇为他披上能保护自己的圣衣，堵住可恶的教会人士的嘴。

    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并不是真正要攻击伊斯兰教，而是想借剧中主人公赛义德的形象批判法国天主教会的狂热。他说过，像赛义德那样为了上帝而杀死自己父亲的人，在法国并不罕见，如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都是被狂热的教徒杀死的。不过，伏尔泰还希望人们从他的这一剧本中悟出一个简单的道理：宗教的产生就是因为愚昧和欺骗。这也是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家的普遍看法。

    1741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出兵侵占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后，为了换得合法的永久占领权，他与玛利亚·特利萨达成秘密交易，率先承认了她对王位的合法继承权，而废除了与法国的联盟。此时，英法之间的争执也逐步升级，法国对此深感不安。1742年底，法国首相弗勒里红衣主教紧急召见伏尔泰，希望他利用与普鲁士王的友好关系，迅速前往柏林斡旋。伏尔泰对法国当局并没有多少好感，但是他也为法国的危机担忧。他接受了首相的派遣，充当一名民间大使匆匆前往普鲁士。

    弗里德里希尽管正忙于战事，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伏尔泰，并且一有机会也乐意与他交谈。在谈文论诗中，伏尔泰也恭维弗里德里希的雄才大略，赞美他的文治武功。当普王听得心花怒放的时候，他又分析当前的局势，指出普鲁士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形，希望他们不要与英国结盟。伏尔泰还向弗里德里希夸耀法队的强大和勇猛，设法使普王在英法之争中保持中立。伏尔泰的游说虽然不能直接影响弗里德里希的对外政策，但是，普王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也不得不三思而行，不敢过分胆大妄为。

    伏尔泰蜚声文坛后，很想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它由起源于17、18世纪的几个皇家学院组成。最早成立的是法兰西语言学院，成立于1636年12月12日，主要任务是整理辞典资料、研究语法，推进法语的规范化。院士多为文学家，但也有一些著名文豪如狄德罗、巴尔扎克、福来拜、左拉等被拒之门外。法兰西学院后来还先后建立了金石和文学院、科学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院、艺术学院。法兰西学院院士名额是固定的，只有名额空缺时才重新增补，新院士必须得到国王的认可，因此，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把荣誉和声望看得高于一切的伏尔泰，当然对此梦寐以求，他为此曾作出过不少的努力。

    1736年，法兰西学院出现两个空缺，伏尔泰当即提出申请，由于宫廷的反对，他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得到。1743年1月29日，法兰西学院院士、首相弗勒里红衣主教去世，又留出了一个空缺，伏尔泰又申请递补。虽然舆论认为，法兰西最伟大的作家不能成为院士，这是非常荒唐的事，但原有的院士都不希望与这位使自己相形见绌的人为伍，只好提交国王定夺。这时，路易十五对伏尔泰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他游说弗里德里希也获得了国王的好感，国王的情妇夏多罗夫人热情支持伏尔泰，里舍利厄公爵也四处疏通。但是由于教会和一些大臣的坚决反对，伏尔泰还是落选了，空出的席位被贝叶主教德卢安神甫获得。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得知伏尔泰竞选院士落选既同情又暗自庆幸，他立即写信给伏尔泰阐明自己的观点：伏尔泰得到整个城市崇拜，却被宫廷蔑视；受到剧院观众的喝彩，却被学院拒之门外，这样的国家不应呆下去。他再三邀请伏尔泰定居柏林，他说这个伟大的城市对天才将有正确的评价和崇高的礼遇。英国人对伏尔泰有良好的印象，他们尊敬这位英国文化的传播者，当他们听说伏尔泰的遭遇后，于1743年11月向他伸出友好之手，正式接纳他为英国皇家协会会员。

    进入法兰西学院的希望落空之后，伏尔泰闷闷不乐，他甚至有些痛恨这个不肯给他出头之日的国家了，他希望到对他表示好感的邻国去散散心。为了得到国王的恩准，他托里舍利厄公爵向国王和大臣们解释，他最近在巴黎受到的一些挫折，会使弗里德里希对他的出走深信不疑，他便有机会去普鲁士了解情况，摸清弗里德里希的军事意图。里舍利厄公爵通过路易十五的情妇夏多罗夫人把伏尔泰的想法告诉了国王本人。此时，法国与奥地利的战局十分不利，普鲁士、英国和奥地利的玛利亚·特利萨都从战争中捞到了好处，而法国在波希米亚战争中由于指挥失误、准备不足而连遭败绩。路易十五和他的大臣也想利用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的友好关系，劝说弗里德里希恢复被他废除的普法联盟，于是，国王批准了伏尔泰的出国申请，并指示他要当好业余侦探。

    1743年6月，伏尔泰从巴黎动身后先到了海牙，在这里他与一位年轻的普鲁士大臣交上了朋友，由于相处的时间很久，这位大臣向他泄露了一些普鲁士的军事秘密。8月23日，伏尔泰与这位大臣一起动身前往普鲁士，七天后到达柏林。伏尔泰的再次到来，又受到弗里德里希的崇高礼遇。他在王宫的花园里热情接待了他，还陪同伏尔泰一起散步，参观他刚刚买来的古代雕塑。晚上又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并把伏尔泰的下榻处特意安排到自己的隔壁。

    伏尔泰在柏林的日子安定下来之后，他便开始派人回巴黎，用密码报告他所掌握的一些重要情况，如荷兰的军费开支、弗里德里希对法队的看法等。他还热情地向法国政府陈述普法联盟的好处，奉劝路易十五采取友好行动改善两国关系。他表面上尽量装出是在为弗里德里希努力工作，而不是执行法国政府的秘密使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位反应机敏的年轻国王，他一眼就看出了伏尔泰此行的真正目的，因此，他与伏尔泰不谈论政治、军事和外交上涉及实质性的问题，总是把谈论的话题限制在哲学、宗教和诗歌、戏剧之上。

    弗里德里希实际上已在考虑重新缔结普法联盟，打击英、奥两国，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他不想与伏尔泰谈论这些问题，唯恐伏尔泰达到此行的目的，赢得法国宫廷的宠爱，使他想把伏尔泰据为己有的希望落空。为了使伏尔泰进一步与法国宫廷结怨，以致走投无路，最后只能投靠到自己的门下，弗里德里希还听从谋臣的计策，伪造了一封伏尔泰的信件交给法国大臣布瓦埃。在这封信中，伏尔泰对路易十五和他的大臣们不屑一顾，公然攻击法国朝廷。后来，伏尔泰察觉了弗里德里希的卑劣行为，他怒不可遏，气愤地说：“我宁愿在瑞士的一个小村庄生活，也决不在用如此卑鄙手段诱捕我的那个人的宫廷中生活。”①

    ①　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139页，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114页。

    伏尔泰这次来柏林的外交使命没有完成，甚至还差一点中了弗里德里希的美人计。他和弗里德里希在一次旅行途中来到了德意志的一个小国拜罗伊特，国王有意安排这个小国的公主玛格雷维纳照料伏尔泰。他发现这个小宫廷的生活比沉闷压抑的柏林自由多了，他甚至觉得这里简直就像法国的庄园，舒适、幽静、秀美，还有在柏林皇宫很少见到的女人。年轻美貌的玛格雷维纳小姐很快就使伏尔泰神魂颠倒，他戏称她是哲学家公主，公主也很钟情于他。他甚至想长期住在这个世外桃源，乐得逍遥自在。

    弗里德里希伪造信件的事件败露后，伏尔泰识破了弗里德里希的美人计，他决定离开普鲁士回到法国。但是他又担心弗里德里希不让他回去，他立即给法国首相写信，要求执行原来制订的计划。布瓦埃迅速回信，表示伏尔泰在凡尔赛宫已再次受到尊重，请他马上回国。伏尔泰收到信后，如获至宝，立刻出示给弗里德里希，准备告辞。弗里德里希还想挽留他，并答应给他一幢带有豪华装饰和家具的房子，伏尔泰没有接受。1743年10月19日，他离开柏林。在动身前他问普鲁士国王，是否有什么话要捎到凡尔赛宫，弗里德里希仍没有对普法重新结盟之事表态，而仅仅让伏尔泰带给路易十五一首颂词。

    伏尔泰在普鲁士呆了五个月。在这期间，他很少给爱米莉写信，以至引起她极大不满，但她仍深深地爱着他，当她听说伏尔泰回国时，便急忙赶到布鲁塞尔去迎候。11月6日，当伏尔泰到达布鲁塞尔时，爱米莉忘掉不快，热情地投入了伏尔泰的怀抱。

    2. 路易十五的侍臣

    曾经不断使伏尔泰难堪的法国首相弗勒里红衣主教死后，布瓦埃担任了首相，他的同学达让松侯爵担任了外务大臣，伏尔泰的处境逐渐有了好转。伏尔泰出访柏林期间，爱米莉到处托熟人找关系，在达让松侯爵的帮助下，通过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的疏通，法国政府正式赦免了伏尔泰，允许他从西雷返回巴黎居住。

    1743年冬天，伏尔泰和爱米莉在巴黎自由自在地生活着，而此时的夏特莱侯爵却一个人孤寂地住在西雷庄园。他写信到巴黎，希望长年不归的妻子回家住住，陪伴一下自己的丈夫。刚刚名正言顺地回到巴黎居住的伏尔泰不想这么快又离开这座令人欢喜令人忧伤的城市。不过他也很喜欢西雷幽雅、恬静、容易激发灵感的创作环境，他正还有一些东西要写，爱米莉央求他陪自己回去小住一段时间，她认为伏尔泰正好可以在那里避开干扰，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伏尔泰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744年1月初，他们又双双来到了西雷。在这里，他们一个埋头写戏作诗，一个精心研习数学物理，又度过了一段愉快而充实的时光。

    1744年秋，伏尔泰和爱米莉应里舍利厄公爵的邀请，返回巴黎参与筹办王太子的婚礼。里舍利厄早已升任国王的首席侍臣，他奉命策划在凡尔赛宫举行的盛大结婚仪式。路易十五和大臣们抱怨公爵过去筹办的招待会缺乏趣味，平淡无奇。皇太子大婚，这是法国宫廷最大的喜事，里舍利厄公爵不敢怠慢，他马上想到了好友伏尔泰，他要请这位法国文坛的第一高手为婚礼创作文艺节目，供王公大臣消遣。

    伏尔泰很早就被人们称为是“高乃依和拉辛的继承人”，并已在悲剧创作中取得杰出的成就，但是现在要为王太子婚礼创作一部能引起轰动的应景之作，他确实有点犯难了。他绞尽脑汁构思了一个名叫《纳瓦尔公主》的新剧本，他和著名作曲家拉摩合作，准备把它写成一个小歌剧。这年秋冬两季，伏尔泰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上。他不断修改，一次又一次地把草稿送给里舍利厄公爵过目，虚心听取意见，但是他不愿意让别人过早地看到而不负责任地评头品足。经过紧张的工作，剧本总算大功告成。具有很高艺术鉴赏力的爱米莉对这个剧本不是很满意，她认为它还没有达到伏尔泰以前创作的任何一部悲剧的水平。伏尔泰本人也没有奢望它会取得成功，他本来就是把它当作一件苦差事来完成的，根本就没有创作的激情。

    在伏尔泰全神贯注创作《纳瓦尔公主》的时候，他与德尼夫人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

    早在1735年，伏尔泰就开始承担照料两个外甥女的责任。他的妹妹、妹夫相继去世，留下了这两个已快成年的女儿。伏尔泰把她们一天天抚养大之后，又为她们的成家操心了。他首先为大外甥女路易丝介绍了一个对象，但路易丝说她自己已看中了一位名叫德尼的军官，伏尔泰尊重她的选择，同意他们结合。1738年2月他们在巴黎完婚，伏尔泰当时在西雷，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但他慷慨地送给路易丝3万法郎作嫁妆，大舅阿尔芒参加了婚礼。4月份，德尼夫妇来西雷度蜜月，伏尔泰对新郎很中意，而德尼夫人对热情爽朗，善解人意而又深得舅父钟爱的爱米莉产生了微微的妒意。1739年6月，小外甥女伊丽沙白在老家结婚，他也给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嫁妆，不过他也未能参加婚礼。以后的日子里，他与伊丽莎白的联系不是很多。

    1744年3月，年轻的德尼先生不幸病故，伏尔泰真诚地同情自己外甥女的不幸遭遇，他设法为德尼夫人安排好生活，使她尽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出钱为她在巴黎帕维街租了一所房子，并邀请他巴黎的朋友经常去看望德尼夫人，使她寡居的日子增加生气和活力。后来这里成了伏尔泰与他的资产阶级朋友聚会的沙龙。

    德瓦夫人年仅32岁，个头很小，长得不漂亮，但玲珑娇巧、讨人喜欢。由于舅舅的一再帮助，她逐渐摆脱了烦恼，重新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她对伏尔泰的感激逐渐变成了深深的爱慕。伏尔泰对这位娇小的寡妇也产生了好感，他到巴黎后，经常乘爱米莉外出赌牌或参加他未受邀请的晚宴时溜到德尼夫人处寻开心。他的爱情并不热情奔放，隐藏得很好，他的同时代人，甚至他的贴身男仆都不知道有这段不合情理的风流韵事。

    1745年2月18日，伏尔泰一生中与其交往不是很多的阿尔芒病逝。阿尔芒在遗嘱中把自己财产的一半分给两个外甥女，一半留给了弟弟。家里亲人的纷纷去世，使伏尔泰感受到了莫可名状的哀伤，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了阿尔芒的葬礼。此时，离太子大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急急忙忙地赶到凡尔赛宫，准备进行庆典节目的最后彩排。

    2月23日，王太子和西班牙公主豪华奢侈的婚礼在隆重、热烈、欢快的气氛中举行。婚礼庆典演出丰富多彩，激动人心。在最后上演压轴戏《纳瓦尔公主》时，国王、王后、王太子、太子妃以及全体大臣坐到了舞台前，伏尔泰特邀的一些朋友如德尼夫人等也前来捧场。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这一糅合了歌剧、喜剧、芭蕾舞等形式的音乐喜剧，激起了王公大臣们阵阵热烈的掌声。媚俗的《纳瓦尔公主》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好评。面对王公大臣的一片赞扬之声，51岁的伏尔泰却感到浑身的不自在，他为自己沦落成替国王寻乐的小丑而羞愧。

    伏尔泰一再取悦凡尔赛宫，终于得到了路易十五的回报。通过达让松侯爵的推荐，在路易十五的新宠蓬巴杜夫人的帮助下，1745年4月1日国王签署命令，任命伏尔泰为宫廷史官，年俸2000法郎，并在凡尔赛宫分配给他一套房子。一直被法国宫廷视为难以容忍的危险人物，在受尽迫害、老之将至的时候，却突然走起红运，成了国王的近臣。伏尔泰自己也觉得啼笑皆非，不过，宫廷对他的友好表示他又觉得荣耀和宽慰。他赞同君主制，对开明仁慈的君主一直怀有美好的感情，路易十五不是正在逐渐走向开明吗？

    1745年，路易十五亲率大军赴丰特诺瓦与英国—汉诺威联军激战。伏尔泰到埃蒂奥尔小住，他在埃蒂奥尔侯爵夫人家里度过了这年夏天的大部分时光，直到国王班师回朝。埃蒂奥尔侯爵夫人即是路易十五宠爱的蓬巴杜夫人，在夏多罗夫人死后，她做了国王的情妇。她情趣高雅，知识丰富，有一定的艺术鉴赏力。伏尔泰像许多人一样，钟情于蓬巴杜夫人，而她也爱他，理解他。她把这个杰出的男人当成年轻人看待，他们成了知心的朋友。当伏尔泰把自己与这个美人愉快交往的情况写信告诉爱米莉时，爱米莉气得醋劲大发，她甚至要求伏尔泰赶紧跟她到西雷去居住。因为她知道，只有在西雷，伏尔泰才真正归她所有。

    5月15日，法队在丰特诺瓦重创联军。胜利的消息传到埃蒂奥尔和巴黎，法国人兴高采烈，法兰西军队在这个世纪终于第一次打败了称王称霸的英国人。达让松侯爵从前线给伏尔泰写信报喜，他激动叙述了战斗的惨烈和法军的英勇善战、勇猛顽强。他把这场难得的胜利归功于国王陛下的御驾亲征、指挥若定和法军先进的装备。身为宫廷史官的伏尔泰意识到该是自己大唱赞歌的时候了，他立即用史诗体裁写下了颂诗300句《路易十五取得反对联军的丰特诺瓦战役的胜利》（后来简称《丰特诺瓦》）。他彻夜不停赶写出初稿，马上送去出版。后来又根据源源不断得来的材料加以修改、补充，到5月26日短短10天之内，《丰特诺瓦》竟已出了五版。

    路易十五得胜凯旋，巴黎人倾城出迎，举国欢腾；凡尔赛宫大宴宾客，歌舞升平。志满意得、神采飞扬的国王听说伏尔泰为他写了一首很不错的颂诗时，他急忙请人把《丰特诺瓦》找来，并为他朗诵。他惊叹作者的才华，对赞美自己的诗句非常满意，认为这个作品的确很不错。伏尔泰得知国王称赞自己的诗作很为高兴，甚至还沾沾自喜起来，觉得自己在宫廷的地位正在一天天提高。

    1746年，法兰西学院又空出了一个席位。伏尔泰尽管几次申请获得院士头衔受挫，但热衷于名誉和地位的他决不会就此罢休，他想得到的，他就要千方百计地争取。当他得知消息后，马上托达让塔尔帮他说情，又请蓬巴杜夫人给国王吹枕边风。为了防止教会人士的再一次反对，他一边大肆渲染教皇与自己的友好关系和对《穆罕默德》的支持，一边四处散发自己的一封信，阐明自己宗教思想的正统性，他声称“如果在有我名字的一页纸上发现诽谤哪怕是教堂司事的文字，我也愿把它销毁”。他敢于这样大胆地表态，是因为他早就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他的自然神论和反教权主义的作品都是匿名发表的。

    伏尔泰近年来主动为法国宫廷效劳，给国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丰特诺瓦》和《纳瓦尔公主》又使路易十五非常满意。因此，他这一次明确表示支持伏尔泰当选。由于伏尔泰在宫廷中的朋友们做了大量工作，1746年4月，法兰西学院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29位院士一致同意接纳伏尔泰。他终于得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最高荣誉，他认为自己当之无愧。不过他对自己当选的过程和背景感到气愤，他实在对这个不公道的世界不满。为什么自己有价值的作品无人问津，而为拍马屁而写的拙劣之作却博得青睐？为什么凭真才实学进不了国家的最高学术殿堂，而非得处处疏通，甚至使出不光彩的手腕？！

    按法兰西学院的传统习惯，每一位新院士在接受席位时，必须发表对他所继承席位的前任院士和本学院的奠基者黎世留红衣主教的颂词。伏尔泰曾经在《哲学通信》中专门抨击过这种刻板的形式，说这是使公众讨厌的传统惯例，会使最伟大的天才发表最糟糕的演说。现在，当伏尔泰被接纳为院士时，他也没有勇气真正打破惯例，而只得老老实实地按规矩在正式仪式上发表演说。颂扬他的前任布依埃尔以及黎世留主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常常逼迫他做一些违心的事。

    1746年底，伏尔泰在巴黎结识了两位风华正茂、文采初露的年轻人马尔蒙代夫和让·雅克·卢梭。马尔蒙代夫刚刚20出头，在图卢兹的家里进行文学创作，他写出的诗歌经常受到当地文人的嘲笑和反对，甚至说他根本就不是当文人的料。年轻气盛的马尔蒙代夫不信邪，他慕名把他的诗作寄给了伏尔泰，得到这位名作家的好评。伏尔泰赏识年轻人的才华，他特意把他叫到巴黎见面，劝他尝试写更容易成名的剧本，并进行具体指导。后来马尔蒙代夫果然写出了比较受欢迎的剧本，还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卢梭也是通过伏尔泰的提携而成才的。当时，里舍利厄公爵准备重新修改以他自己为男主角原型的《纳瓦尔公主》，由于伏尔泰和拉摩都在忙各自的工作无法抽身，公爵请卢梭来完成这一工作。卢梭时年34岁，在文学和音乐上都显露出很高的才华，多年来，他也一直崇拜着伏尔泰，密切注视、钻研着他的最新作品。当他诚惶诚恐地接受这一任务后，仔细揣摩作者的意图，精心修改敲定每一个细节，使原作增色不少，他出色完成了这本来应该由伏尔泰和拉摩两人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伏尔泰从此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不过，他也开始有了一位文学上的强劲对手。

    住进凡尔赛宫之后，伏尔泰一再地讨好国王、王后、大臣和国王的情妇，积极为国王效劳，开始赢得国王的赏识。1746年11月，伏尔泰在枫丹白露接受任命，充当国王路易十五的侍臣。这在法国宫廷里是一个十分荣耀的头衔，伏尔泰当然感到非常荣幸。对国王的不断宠幸，他开始飘飘然，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他经常把国王侍臣的头衔洋洋洒洒地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这引起了某些贵族的嫉妒和恼怒，他们认为这位资产阶级出身的诗人，不配享受这种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荣誉。春风得意的伏尔泰也反唇相讥，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不学无术的贵族的蔑视。伏尔泰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生活的环境中正处处潜伏着危机。

    果然，一件小事差点断送了伏尔泰的朝臣生涯。事情是由爱好打牌赌博的爱米莉引起的。有一次，她和伏尔泰在枫丹白露时，又忍不住赌瘾发作，要坐到牌桌上一显身手。可是一连几个晚上都手气不佳，她不仅输光了自己的钱，也输掉了伏尔泰所带的钱。接着她又从朋友和高利贷者那里借来很多钱，同样也输得精光。赌红了眼睛的爱米莉仍然不肯罢休，伏尔泰又急又气，迅速走到她身边轻轻用英语对她说，不要责怪自己运气不好。过度的激动已使她看不清正在和她赌钱的是一群骗子，伏尔泰劝她赶快收场，离开这些坏蛋。爱米莉不听，甚至还和伏尔泰激烈争吵起来，气愤之中，俩人还讲了许多使在场的人难堪的话。参与赌博的都是贵族男女，当时赌博游戏是得到宫廷赞同举行的，伏尔泰这样说，可以被看作是诽谤朝廷。虽然他是用英语讲的，他们的争吵也是用的英语，但是敏感的爱米莉突然发现了大家愤怒的骚动，一些旁观者已经听懂了伏尔泰的话和他们的争吵。他们连忙回到了住所，静下心来，他们越想越害怕，担心那些过去与伏尔泰作对的贵族马上会去向国王告发，将他送进巴士底狱。于是，他们决定连夜逃出巴黎。

    伏尔泰和爱米莉在夜深人静之后，急忙叫醒仆人，找来马车夫，随手带上几件简单的行李就匆匆出发了。想不到出城没走多远，马车就坏了。在黑咕隆咚的郊外很难找到修车人。更为焦急的是，此时伏尔泰和爱米莉都已身无分文。在初冬凌晨最黑暗的时候，冷风嗖嗖，寒气逼人，焦虑慌忙中的他们只能作无奈的等待。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等到清晨终于盼来了一个巴黎过来的熟人，他借了些钱给他们，修好了马车又准备上路。这时，在担惊受冻中熬过了一夜，已显得疲惫不堪的爱米莉再也经受不了这样的折腾，她提出要回巴黎。吃足了苦头的伏尔泰却不敢到巴黎去露面，于是他们只能暂时分手。伏尔泰在附近一个小村庄里躲藏起来之后，立即派人给住在巴黎郊外索宫的曼纳公爵夫人送信，告诉她昨晚发生的事情，问她是否同意自己在她的府上躲避几天。

    曼纳公爵夫人是孔代亲王的孙女，他的丈夫曼纳公爵是路易十四与情妇蒙特斯庞侯爵夫人所生，是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内弟。曼纳公爵夫人个头很矮，行为古怪，但办事很有魄力，敢作敢为。路易十四去世前，她极力怂恿胆怯的丈夫去争取王位，当时还很得到一些人的拥戴，路易十四在遗嘱中也的确很想成全他们，但终因王室的反对而未能如愿以偿。争取王位失败以后，公爵夫人移居到远离法国宫廷的索宫。在这里，她招贤纳士，议论朝政，以“在野爵府”的小朝廷自慰。公爵夫人学问渊博，谈吐风趣，雅爱诗文，常常喜欢与门下食客吟诗唱和。大名鼎鼎的伏尔泰前来投靠，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好事，她的小朝廷又可以借机风光一番，她急忙派车将伏尔泰接进了自己的城堡。

    伏尔泰躲到索宫之后，仍不敢明目张胆地抛头露面。他住在索宫最偏僻角落的一间房子里，白天呆在自己的房子里写小说，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才敢出来到曼纳公爵夫人的卧室用餐、叙谈。公爵夫人非常健谈，她很高兴与伏尔泰交谈，每当这时，公爵夫人就在自己的床上放个小桌子，摆上酒菜，兴奋地与伏尔泰边吃边谈。她眉飞色舞地讲一些她公公路易十四及其宫廷的奇闻轶事，伏尔泰由于正在写《路易十四时代》，因而，对这些一手材料非常感兴趣，常常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他也兴致勃勃地谈古论今，机智幽默、滔滔不绝，深得公爵夫人的赏识。为了取悦女主人，他还把白天关在屋里写出的小说，一章一章地念给她听，很多小说就是伏尔泰特意写给公爵夫人消遣的。《如此世界：巴蒲克所见的幻象》、《查第格》（或《命运》）、《门农》、《米克洛米加斯》等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哲理小说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天一天地写成的。

    《如此世界：巴蒲克所见的幻象》是伏尔泰的第一部哲理小说。它的基本构思形成于伏尔泰当朝臣的踌躇满志时期，初稿于1746年写成。这是一个神话式的故事，表面上描写的是波斯和印度太监为了一己私利发动战争的罪行，而实际上是在影射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五时代一连串的对外战争。它揭示了上流社会男女关系混乱、买官鬻爵、教派纷争、社会风气污浊、舆论欺善怕恶、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等丑恶现象，这些都是法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小说主人公巴蒲克认识到祭司可恶，赞扬新兴资产阶级子弟，提倡由贤明政府、开明君主领导。这些思想正是伏尔泰早期的政治主张。这是一部以文学体裁评点朝政的政治著作。

    《查第格》完成于1747年。它以古代的东方为背景，富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和异国情调。故事讲述的是古代波斯巴比伦有一位名叫查第格的青年，他品格善良，明哲保身，但灾祸总是接连不断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当爱人赛弥尔要被贵族子弟抢走时，他挺身而出誓死保卫心上人，结果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由于面貌变得丑陋遭到爱人的背叛。他还因为司法黑暗而两次无缘无故被捕入狱，他得到国王的信任和王后阿斯达丹的爱情后，又受到陷害，不得不仓皇出逃，在逃亡中吃尽了苦头。最后国家动乱，国王被杀，他靠自己的本领被推举当了国王。在这一小说中，伏尔泰所采用的仍然是托古讽今的手法，他揭露法国社会的黑暗和，抨击宗教狂热，宣传宗教宽容和自然神论的思想，抒发了自己向往开明君主制的理想。这部在龟缩索宫惊恐不安时期写出的作品，与《如此世界》相比，对法国现实的看法显得更为消极。

    清楚伏尔泰藏身索宫的只有爱米莉、达让松侯爵和德尼夫人，别的人都以为他已出国。爱米莉在巴黎的日子也非常艰难，她不断地想办法凑钱，偿还赌债。11月底，当她偿还完最后一笔债时，伏尔泰觉得可以重返巴黎正常生活了。他当朝臣的生涯虽然结束，但还没有与宫廷公开决裂。回到巴黎后，伏尔泰仍然到宫廷供职，但是，他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受宠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无论在巴黎还是凡尔赛宫，他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伏尔泰见风使舵，干脆放弃自己在凡尔赛宫的住所，带上爱米莉一起住到了曼纳公爵夫人的府上。

    在索宫，他们的生活快活而充实。为了表达对公爵夫人的感谢，伏尔泰又创作了许多戏剧和小品，由府上客人充当演员排演，供女主人消遣开心。爱米莉在伏尔泰的熏陶下，演戏的天才很好地发挥出来，她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充当艳丽多情的女主角。每当她一出场，身材矮小、相形见绌的公爵夫人就嫉妒不已。在索宫住的时间一长，他们又有点忘乎所以，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为了赢得更多的观众，伏尔泰往往在未与公爵夫人商量的情况下，就擅自邀请在巴黎的朋友和熟人来索宫看戏。有天晚上，公爵夫人发现有500多位完全陌生的客人涌进了她家，她看到容光焕发的伏尔泰居然像主人一样在接待他的客人，更糟的是，他还告诉客人们不必与女主人打什么招呼。公爵夫人拉长了脸，明确表示出自己的不满。不久，她就毫不犹豫地给他们下了逐客令。

    伏尔泰得罪公爵夫人的同时，也无意中把王后给得罪了。他住在索宫时也偶尔去一下巴黎或凡尔赛宫，有一次他到凡尔赛宫组织演出他早年写的喜剧《浪荡子》，蓬巴杜夫人和宫廷显贵要人亲自充当演员，极力取悦国王。演出结束后，蓬巴杜夫人好意地把他引见给这些宫廷“业余演员”，试图让他弥合与王公大臣的裂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伏尔泰对蓬巴杜夫人的良苦用心非常感激，为报知遇之恩，他热情洋溢地给这位国王宠爱的情妇写了一首赞美诗，在诗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你的珍贵的日子来自这个喜庆节日！

    路易从战场给我们带来和平！

    敌人减少，朋友增多，

    二者都注视着你的征服。

    这首诗把路易十五征战的胜利与情妇联系起来，大大丢了法国宫廷的面子，王后对此怒不可遏，激烈地谴责伏尔泰的胆大妄为。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伏尔泰在巴黎又呆不下去了。1748年元旦，伏尔泰和爱米莉又如惊弓之鸟一般重返西雷。

    3. 圣朗贝引起的悲剧

    伏尔泰和爱米莉回到西雷后，有一件事又使他们沾沾自喜起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结识了住在吕内维尔的法国王后的父亲——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他们殷勤地与他交往，渴望建立良好的友谊，并通过这种友谊逐步改善与法国王后的关系，以改变近来的不利处境。斯坦尼斯瓦夫对这一对法国名人的深情厚谊极为感动，他赏识伏尔泰出色的才华，不久，他就发出邀请，请伏尔泰和爱米莉到他吕内维尔的小朝廷居住。

    1748年4月，他们应邀来到了吕内维尔的斯坦尼斯瓦夫一世的宫殿。由于近来过度疲劳的辗转奔波，伏尔泰一到吕内维尔就病倒了，爱米莉非常焦急，积极为他求医弄药，精心照料。斯坦尼斯瓦夫一世也关怀备至，经常前来探望，并多次嘱咐仆人为伏尔泰改善伙食，补充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伏尔泰病情开始好转，并一天天健康起来。病愈后，他又开始忙于自己的创作，当然，也逢场作戏为这里的宫廷贵妇们写些艳情诗，讲讲传奇故事。兴致来了，他还指导宫廷里的人排演自己创作的剧本，刻意取悦波兰前国王。他们还经常组织音乐会、庆祝会、游艺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沉闷、单调、清冷的小朝廷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天天洋溢着欢快、喜庆的气氛。

    1748年5月，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前往巴黎看望自己的女儿，爱米莉和伏尔泰陪同前往。他们满以为看在父亲的份上，王后对伏尔泰的态度会有所转变，但是王后对他们的讨好卖乖根本不买账，伏尔泰写给国王情妇的那首赞美诗深深刺痛了她，她还想让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再受一阵冷遇。凡尔赛宫碰壁之后，伏尔泰带着爱米莉悻悻返回西雷居住。8月份，《塞米拉米斯》要在巴黎公演，他们又不得不再一次来到巴黎。

    《塞米拉米斯》是伏尔泰在1746年底至1747年初写成的，像《俄狄浦斯》一样，它也取材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塞米拉米斯是女神耳刻托的女儿，但女神一生下她后却悄悄把她遗弃了。一些鸽子发现后便从邻近牧人家偷取乳汁喂养她。长大后，亚述国王尼诺斯的谋臣翁涅斯娶她为妻。她智慧超群、勇敢机敏，经常为作谋士的丈夫出谋划策。在尼诺斯征服大夏时，她成了军队的统帅，并亲自率兵攻占了大夏人的都城。尼诺斯为她的美貌、智慧和勇敢所倾倒，便向翁涅斯建议，用自己的女儿换取塞米拉米斯做自己的妻子，但遭到拒绝。于是他以死刑威逼这位谋臣，翁涅斯终于在悲愤绝望中自杀。塞米拉米斯成了王后，并生下了儿子尼倪阿斯。尼诺斯死后，她做了国王，并亲率大军征服了米太、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等地。最后，她变成鸽子飞到天上成了天神。

    国王的检查官是伏尔泰文学上的对手克雷比永，他坚决反对这个剧本公演，伏尔泰却从警察总监处得到了公演的许可。上演的那天晚上，法兰西喜剧院几乎成了战场，伏尔泰给他的支持者送了400张票，而克雷比永也组织了很多人去喝倒彩，不大的剧场里挤满了1000多人，两派的支持者甚至把舞台都挤得水泄不通，不过演出仍然获得了成功。由于观众的要求，这个剧本连续上演了15个晚上，10月份还到枫丹白露为王室成员作了专场演出。

    伏尔泰曾给布雷西亚主教、梵蒂冈图书馆保管员基里尼红衣主教写过一封谈论悲剧的信，1749年《塞米拉米斯》正式出版时，伏尔泰决定将该信作为这个剧本的序言一同发表，以便让读者、观众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创作意图。这封信突出地反映了伏尔泰的美学思想，后来他著作的编辑者们常把它单独列出，称为《论悲剧》。

    《塞米拉米斯》公演成功后，伏尔泰和爱米莉应布弗列尔夫人邀请，离开巴黎到洛林作短暂停留。新的变故又即将从这里开始。

    伏尔泰与爱米莉已经共同生活了多年，他们相亲相爱，互相体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活的磨难。在爱米莉的帮助下，伏尔泰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活动，完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伏尔泰毕竟已是50多岁的老人了，年龄和疾病正在威胁着他们美妙的爱情。

    一个时期以来，伏尔泰尽管和爱米莉生活在一起，但他晚上已很少到她的房间与她同床共枕，伏尔泰已不能满足她仍旺盛似火的，浪漫风流的爱米莉忍受不住感情的饥渴，她注定又要向别的男人投怀送抱了。到洛林后，她一眼就看中了布弗列尔夫人的情人圣朗贝侯爵。

    圣朗贝是伏尔泰和卢梭的崇拜者，他写过许多诗歌，但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很少把他作诗人看待，而只知道他是一个能使所有女人神魂颠倒的情场老手。他曾从卢梭手中夺走了欧戴多夫人，到洛林小宫廷作客时又与布弗列尔夫人私通。他爱情妇的时间没有她们爱他的时间长，布弗列尔夫人忍受不了他与自己相好时又到别处沾花惹草，因而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圣朗贝受到布弗列尔夫人的冷遇又转而向爱米莉大献殷勤，爱米莉经受不住年轻、英俊、风度翩翩的圣朗贝的诱惑，很快就坠入了他的情网。她深深爱上了圣朗贝，宣称自己打算和这位风流倜傥的情人度过余生。圣朗贝考虑到爱米莉与伏尔泰的关系，本想逢场作戏，不涉足太深。没想到对伏尔泰和爱米莉心怀嫉妒的布弗列尔夫人却别有用心地为这对新情侣牵线搭桥，引诱他们私通，她给爱米莉一间秘密卧室的钥匙供他们幽会时使用。当圣朗贝发现他的客厅竟成了名副其实的风流韵事时，这位情场高手居然也窘迫不堪，毕竟爱米莉不是一般的女人，万一被伏尔泰发现就不好收场了。

    爱米莉当时正在翻译牛顿的科学著作，与圣朗贝私通之后，她由于过分激动，再也难以静下心来从事这项枯燥无味的工作。虽然已经是43岁的半老徐娘，她仍然像女学生一样悄悄向圣朗贝写情书，甚至还经常托布弗列尔夫人递纸条给圣朗贝，不停地约他幽会。圣朗贝生病后，爱米莉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悄悄溜到他的房间悉心照料他，陪他打发寂寞的时光。她执着、浓烈的爱情终于深深感动了逢场作戏的圣朗贝，他抛弃了所有顾虑，大胆接受爱米莉做自己的情人。但是，好景不长，圣朗贝很快就对比自己大10岁的爱米莉厌倦了，并对她日渐冷淡，爱米莉很伤心。不过他们仍旧时断时续地维持着情人关系。

    伏尔泰对爱米莉与圣朗贝的接近并不怎么在意，就像她对他与德尼夫人的接触一佯。前一个时期，爱米莉经常闷闷不乐，而现在她却逐渐变得快活起来，天天有说有笑。伏尔泰见惯了她的性情多变，没有觉察到这次的反常，甚至还为她感到高兴。他们在吕内维尔、西雷、巴黎、凡尔赛之间穿梭旅行，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一起，伏尔泰不相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会出现什么风流韵事。

    在洛林南希小宫廷与布弗列尔夫人和圣朗贝相处一阵后，伏尔泰和爱米莉又回到了西雷。在西雷，饱受爱情煎熬的爱米莉无法进行计划好了的工作。布弗列尔夫人不久后来信告诉她，她仍爱着圣朗贝，她要利用自己的魅力和手腕使他再一次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爱米莉更加对情人放心不下，她一封接一封地给他写信，热烈地倾诉相思之苦，力图保持圣朗贝对自己的爱。

    1748年10月中旬，他们又回到吕内维尔的科摩尔西镇，在这里，爱米莉又与圣朗贝会合了。为了把自己与圣朗贝的私通关系长期维持下去，她设法使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在这个小朝廷中给夏特莱侯爵任命一个职务，并给国防大臣达让松伯爵写信，恳求凡尔赛宫批准这一任命。正在爱米莉精心地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一次偶然的“失误”，搅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一天晚上，伏尔泰想在晚餐前找爱米莉说几句话，前厅里没有仆人，他像往常一样，径直向爱米莉的卧室走去。一进门，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爱米莉正和圣朗贝紧紧抱在一起，干见不得人的好事！伏尔泰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原来总认为他们经常在一起是谈论诗歌和哲学，想不到是干这种无耻的勾当！他虽然有时情愿放弃自己对爱米莉爱的权利，但是这样公然在他眼皮底下挑衅，他简直无法容忍。圣朗贝毫不在意，他冷冷地说：“如果伏尔泰先生觉得难堪的话，可以离开这间房子，离开科摩尔西，用你选择的武器到任何地方与我会面。”伏尔泰不愿意与这位年轻气盛的军人决斗，他愤怒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吩咐秘书朗格曼备车，准备连夜赶往巴黎。朗格曼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按照爱米莉的吩咐设法稳住伏尔泰，他推说到处都找不到马车，只能等天亮了再说。烦躁透顶的伏尔泰根本睡不着觉，凌晨两点还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这是爱米莉所不愿看到的。她觉得现在自己应该更加冷静，只要心平气和地和伏尔泰说清楚，她相信他是会理解并原谅的。看着伏尔泰房间里还亮着灯，一直未眠的爱米莉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伏尔泰的房间。她忍受了伏尔泰劈头盖脸的质问和指责，当他发完火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她开始慢慢地向他解释，他的病和精力的衰竭已经不能对她有过多爱的表示，她理解他保养自己的意愿，但是她希望他也考虑她的需要，考虑她作为一个女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因而没有理由反对圣朗贝接替他不能承担的责任。伏尔泰无言以对，他只能接受爱米莉似乎还合乎情理的辩解，他说：“啊，太太，你总是对的！但是你确实应该设法使这些事情不在我眼前发生。”伏尔泰决计息事宁人，网开一面了。爱米莉高兴地吻了吻他，然后轻轻地说：“我仍非常非常的爱你，我不希望圣朗贝杀死你。”伏尔泰愤怒的脸上终于有了一点笑容。

    第二天一早，爱米莉又和仍准备与伏尔泰决斗的圣朗贝谈话，她说伏尔泰是一个老人，在事业上已非常成功，应该尊重他，不要和他决斗，并劝他赶紧向伏尔泰道歉。伏尔泰已很坦然了，他宽厚地对前来道歉的圣朗贝说：

    “不，我的孩子，是我的错误。你仍然处于能够爱和被爱的幸福年龄，尽力而为吧。像我这样一个老弱多病的人，不能奢望这些幸福了。”他们又重新和好，一场不小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1749年初，伏尔泰和爱米莉又从吕内维尔回到了西雷。刚刚安顿下来没几天，伏尔泰发现爱米莉又有点不对头，她整天精神恍惚，心不在焉，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原来，将近44岁的爱米莉居然还怀孕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实在感到不快，但是一看到爱米莉可怜巴巴的样子，他又只好把不快埋在心底，尽量减轻她精神上的痛苦。为了进一步安慰她，他又派人送信给圣朗贝，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并要求他马上赶来西雷。

    圣朗贝到西雷后，三个人开始紧张考虑如何向外人解释将要出生的孩子是谁的这一难题。伏尔泰不会承认自己是这个孽种的父亲。圣朗贝既不是爱米莉的丈夫，又不是其公认的情人，承认这个孩子是自己的，不仅他本人会名誉扫地，爱米莉也会无地自容。她与夏特莱侯爵已有17年没有同床共枕，很难让他承认这是自己的孩子。精明的伏尔泰想出了一个可以两全齐美的主意。他授意爱米莉马上给在第戎军营中的丈夫写信，表示她想念长年不归的丈夫，如果脱得了身，她请求他回家小住。

    善良的夏特莱侯爵信以为真，匆匆忙忙地赶回了西雷。伏尔泰、圣朗贝和爱米莉热情地欢迎他，并为他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和精彩的文艺节目。第二天，大家照样这样热情，晚饭时，精心收拾了一番的爱米莉身着华贵高雅的曳地长裙，在珠光宝气的首饰映衬下更加神采飞扬、娇艳迷人。她亲热地坐到丈夫身边，不停地为他夹菜斟酒，还鼓励他讲军营里的奇闻轶事。侯爵先生兴致很高，他一边讲着一些本不允许在家里讲的故事，一边用爱慕的眼光打量着热情诱人的妻子，他甚至也像年轻人一样，对自己的妻子献起殷勤来。伏尔泰和圣朗贝看在眼里，暗暗庆幸。晚饭将近结束，侯爵急不可耐地想同爱米莉亲热一下，她却假装吃惊，不相信这位名义上的丈夫还有这份“雅兴”，她想故意吊一下他的胃口，她没有马上同意丈夫的要求，而是要他陪自己跳舞。夏特莱侯爵在众人的欢呼中搂着自己的妻子滑入了舞池，伴随着轻快的乐曲，他们如醉如痴地翩翩起舞。在璀璨闪烁的烛光下，夏特莱侯爵看着含情脉脉的妻子似乎更加显得仪态万方，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从未有过的诱惑，当客人们仍在开心地旋转的时候，他带着爱米莉悄悄退出了客厅。这样，他们又开始了第二个蜜月。一个多月后，爱米莉告诉丈夫，她怀孕了，侯爵听后异常高兴，立刻向客人们宣布这一喜讯。客人们热烈向他表示祝贺，夸奖侯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一个难题就这样解决了，人们都皆大欢喜地各奔前程。伏尔泰和爱米莉到巴黎，圣朗贝去南希，夏特莱侯爵又回第戎军营服役。

    在吕内维尔和西雷穿梭旅行期间，伏尔泰又创作了两部剧本，一部是喜剧《纳尼娜》，剧中有伏尔泰和圣朗贝在科摩尔西冲突的影子。另一部是悲剧《得救的罗马》，伏尔泰在政治生活上的挫折，使他把自己的理想倾注到了主角西塞罗身上。他希望通过历史上的文人行为来展示现实生活中文人的理想。他认为这一剧本是写给有教养的、博学的人看的。他在剧中塑造的平民形象都比贵族高大。但是，它的主题是法律和秩序，而不是革命，他反对那些国家、法律、道德和宗教的破坏者，的强权统治胜于宗教狂热。伏尔泰非常喜爱他所塑造的西塞罗的形象，在后来的一些家庭即兴演出中，他常常亲自扮演这一角色。

    1749年6月初，伏尔泰和爱米莉来到巴黎。伏尔泰出席《纳尼娜》的公演，爱米莉则和她的合作者最后完成牛顿著作的译稿。爱米莉肚子越来越大，行动愈来愈不方便了，他们要找一个能有利于孩子出生的地方，原来准备去西雷，后来觉得那里生孩子可能不方便，7月初，他们来到了吕内维尔，爱米莉做好了在这里分娩的准备。

    爱米莉在怀孕以后的几个月中，尽管妊娠反应严重，常常头重脚轻，心情郁闷，但是她仍然坚持着翻译牛顿著作的工作。她克制自己不与圣朗贝见面，以便能安下心来完成每天的计划。她甚至还有一种死的预感，她每天加班加点，经常在书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忙碌，她盼望能早日把手边的工作做完。

    9月3日晚上10点左右，爱米莉像往常一样，正坐在书桌旁写关于牛顿的东西，突然，她感觉到有些不适，可能是孩子要出生了。她大声喊贴身女仆的名字，可是仆人还没有进门，一个小女孩已经生下来了。女仆慌慌张张把小女孩放到一本几何书上，赶紧扶爱米莉上床休息。44岁的爱米莉顺利分娩，这使一直紧张兮兮的伏尔泰终于松了一口气。他高兴而诙谐地向朋友们通报了喜讯，他说自己创作一部悲剧要比这位幸福的母亲生一个孩子困难得多。

    这年夏天，天气出奇的热，产床上的爱米莉更感酷热难受，她坚持要喝冰冻大麦茶降温解渴，而这正是产妇的大忌。四五天后，她突然高烧不退，国王的御医来给她诊治，不见效果。9月10日，又从南希请来两位妇产科医师，他们给她开了些镇静药，准备让她先服下再想别的办法。服过药后烦躁不安的爱米莉渐渐安宁下来，似乎已经入睡。伏尔泰和夏特莱侯爵没有那么担心了，他们决定抽时间出去办点事，留下圣朗贝、朗格曼、女仆和爱米莉的朋友蒂尔小姐照看。伏尔泰他们刚走不久，照看的人突然听到爱米莉大叫一声，等众人赶上前去，她的呼吸已经非常微弱。人们迅速把伏尔泰和侯爵追回来，可是一切努力都已无济于事了。

    伏尔泰绝望了，他发疯似地摇着他情人的身体，希望她能苏醒过来，哪怕再和他说上半句话。一辈子受过无数磨难和打击的伏尔泰还从来没有这样悲恸过，他恍恍惚惚地离开城堡，跑到郊外，跌跌撞撞地倒在了路边。圣朗贝怕出意外，匆匆尾追而来，一把将他扶起。他看到是圣朗贝，悲愤交加，他一边啜泣，一边怒吼：“就是你杀死了她……你怎么敢给她一个孩子！”第二天，他把自己紧紧关在房里，悲切地给朋友写信，连续几晚他不能入睡，他像幽灵一样，从这个房间穿到那个房间，凄凉地呼唤着他心爱的爱米莉的名字。他告诉德尼夫人，“我失去的不是一个情人。我失去了半个自己；失去了构成我的灵魂的那个灵魂，失去了20年的朋友”。

    爱米莉对伏尔泰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她的影响和帮助下，伏尔泰研究的领域空前扩大，创作的激情奔涌不息，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6年中，他完成的著作要远远超过其他时期。虽然有些杰出的著作是在她死后发表的，但是这些作品在他们西雷生活中已经酝酿成即将开放的蓓蕾。爱米莉勤奋、刻苦，钻研问题锲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这些都时刻鞭策、鼓励着伏尔泰埋头刨作，笔耕不止。爱米莉利用自己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为伏尔泰提供保护伞，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摆脱困境，转危为安。伏尔泰痛苦地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失去了患难与共的朋友。

    葬礼结束后，夏特莱侯爵带着孩子在圣朗贝的陪伴下返回西雷。没有爱米莉，伏尔泰不想再见到曾经给自己带来无比快乐和幸福的西雷。他要永远离开西雷了。

    4. 普鲁士国王的“贵宾”

    爱米莉死后，伏尔泰准备到巴黎定居，但他又担心那些游手好闲、喜欢探究别人的人用爱米莉的事打搅自己，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1749年10月初，他终于从吕内维尔来到了巴黎。

    初到巴黎，他怕触景生情，引起悲痛，不敢住进他与爱米莉购买的房子，他甚至准备重新购置一处住宅，寻访了数日，也找不到一处理想的地方。无奈之中，他还是只能搬进这栋人去楼空的房子。由于生活无人照料，1750年1月，德尼夫人搬了进来。

    德尼夫人在里尔和丈夫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已是有名的家庭主妇，她温柔随和，热情好客，持家有方，曾引起许多文人政客的好感。她在巴黎的住所常常高朋满座，在丰盛的晚宴上，朋友们饮酒作乐，气氛甚为热烈、愉快。刚刚摆脱痛苦的伏尔泰正需要这些激发自己的热情，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德尼夫人崇拜自己的舅舅，她竭力取悦这位已经53岁的男人。伏尔泰也很喜欢这个与爱米莉性格、气质完全不同的女人，但并没有打算和她结婚。他虽然不在乎她是寡妇，或是自己的外甥女，但害怕这样做会引起流言蜚语。

    德尼夫人搬进伏尔泰房子不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又开始更加殷勤地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供职，他保证把整个夏天的时间都用于陪伏尔泰和学习上。这位国王清楚，一再阻碍伏尔泰和自己交往的爱米莉已不在人世了，伏尔泰在法国也没有什么值得挂牵的。弗里德里希暗自高兴，把伏尔泰据为己有的机会真正来了。果然，3月中旬，伏尔泰回信了，他表示接受普王的邀请，在夏季到来时赴柏林。伏尔泰的抉择，显然是弗里德里希的信件发生了作用。这位普鲁士的君王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尊敬您，尊敬您这位口若悬河的老师。我爱您，爱您这位善良的朋友。您到这个国家里来，就如同在您的祖国，在一个怀有崇高心意的朋友家里一样，会受到器重。您在这里还怕什么奴役、什么不幸和什么改变呢？①”在这种恭维、谄媚和诱惑中，伏尔泰一时感情冲动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事实。他说：“我们的兄弟、作家们通常不得不向国王谄媚，但这一位国王，他本人却自顶至踵无所不至地赞扬着我。”①

    ① 参见丁子春著《伏尔泰》，第37页。

    ① 参见丁子春著《伏尔泰》，第37-38页。

    但是，促使伏尔泰走进普鲁士王宫的主要动机，还不是出于个人的自尊心，也不是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是由于他天真地相信世界上可能存在着开明君主制的王国，他希望利用自己国王教师的身份，借助这位哲学家国王来推行为本民族幸福而进行的重大社会改革。

    1750年6月，伏尔泰离开巴黎经丰特诺瓦和克利夫斯前往柏林。当他离别时，他最后一次拜见了路易十五，他客套地问国王陛下有什么指示。路易十五冷淡地说，他同意伏尔泰在任何时候自由地离开或返回法国。当伏尔泰走出宫廷之后，路易十五高兴地对他的大臣说，现在好了，普鲁士宫廷多了一个疯子，法国宫廷少了一个疯子。

    伏尔泰来到普鲁士受到弗里德里希前所未有的礼遇。国王把他安排在波茨坦城郊的豪华夏宫——莫愁宫下榻，这里离柏林十几英里，环境优美，建筑华丽，是弗里德里希登基后修建的他最为欣赏的宫殿之一。国王选在这里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当众宣布为伏尔泰提供2万法郎的年俸。如果德尼夫人来此照顾他，在他死后，她也可享有4000法郎的年俸。弗里德里希一切都为他考虑得很周到：他在宫内用餐，国王的御厨听候他的吩咐；他出门旅行，可以骑国王的御马。伏尔泰从来还没有享受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在给法国朋友的信中，他盛赞普王的礼贤下士、热情好客，痛斥那些打击迫害他的法国人。一时的兴奋又使他忘记了以前与弗里德里希曾经有过的不快。

    普鲁士国王虽然赢得了伏尔泰的好感，但他还要试探巴黎当局的态度。他指示驻法大使询问路易十五是否同意伏尔泰在普鲁士朝廷任职，是否同意普王授予他勋章并长期让他在普鲁士住下去。法国宫廷明确表示，不反对弗里德里希的所有安排，甚至还允许伏尔泰保留法国的年俸和财产，但史官的职位除外。弗里德里希心满意足了，他终于把伏尔泰据为己有了。他立即赐封伏尔泰为宫廷侍臣，并亲自把象征国王侍臣的金钥匙交到他的手中。

    在弗里德里希看来，能邀请身为一代思想主宰、文学巨擘的伏尔泰为王朝的“上宾”，无论如何，在舆论上对普鲁士宫廷是极为有利的。曾经与弗里德里希有过几次交往的伏尔泰，此时并没有完全看清他的本质。在他的刻意迎逢、吹捧中，伏尔泰又对他信赖起来，并知恩图报，积极为国王删改、润饰文稿。他还以殷勤的口吻，华丽的颂词，称赞普鲁士王朝的生活是“柏拉图的筵会”，逐渐为这位国王争得了“开明君主”的美誉。

    伏尔泰与普王的“蜜月”不长，到柏林后不久，他就开始对新的环境评头品足了。他发觉，自己在这里除了给这位国王修改一些拙劣的法文诗稿，整理洋洋大观而又杂乱无章的哲学论文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事情可做。国王的内政外交政策根本就不和他谈起，也从来不愿意别人过问。他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这位开明君主来实现的愿望逐渐落空了。他还发现，弗里德里希也并不像他自我标榜的那样是“国家第一仆人”，他根本不体察民间疾苦，开明有限，过度，一个人牢牢控制着整个国家。伏尔泰对自己曾寄予很大希望的这位“开明君主”开始感到厌恶和失望。弗里德里希对伏尔泰的看法也大大改变，他逐渐认识到伏尔泰除了超人的哲学头脑和艺术天才外，还有深刻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嬉笑怒骂，敢作敢为，气度不同凡响。这些使这位国王感到不安，由最初的敬重变为反感，尊贵的国王看不惯这位名人的傲慢习气。后来的一些不愉快事件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

    一天，弗里德里希的御医拉美特利曾悄悄告诉伏尔泰，当他某次与国王谈及伏尔泰在宫廷中的特权地位和由此引起的嫉妒时，国王冷淡地说：“我最多还需要一年，桔子汁挤干了，皮就要扔掉。”伏尔泰如梦初醒，他知道自己名义上是王室的“上宾”，实际上只不过是国王的御用工具而已。

    伏尔泰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他敢于利用自己在普鲁士宫的特殊地位做一些不太检点甚至使弗里德里希难堪的事。例如，贸然拜访俄国大使打乱国王的计划，参与犹太商人的投机倒把，不光彩地卷入普鲁士情妇的家庭纠纷等等。弗里德里希非常气愤，一再提出警告。1752年，他还写了一本不署名的小册子讽刺伏尔泰。桀骜不驯的伏尔泰当然受不了这口气，他立即针锋相对地编了一本《君王用的小辞典》，列出一些条目对弗里德里希冷嘲热讽。如：

    “我的朋友”作“我的奴隶”解。

    “我将使您幸福”的实际意义是“当我得到您的时候，您将吃苦”。

    “今晚您和我一起进膳”等于“今晚我要使您难堪”。

    既然伏尔泰对弗里德里希完全失望，他就需要把自己对普鲁士王朝和对刚愎自用的国王的态度公诸于世。伏尔泰的前半生，已经证明他是一个为反抗中世纪的黑暗势力、宗教偏见而不懈斗争的勇士，那么，他的后半生又该怎样度过呢？他正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作出回答。

    当时，柏林科学院院长莫伯都依写了一篇题为《论宇宙学》的论文。在该文中，他试图用数学公式来论证神的存在，提出“最低限度律”原则，认为自然界总是以最低限度分配各种原动力，并洋洋自得地企望用这个原则对宇宙中的一切运动作全面的解释。曾作过爱米莉科学教师的柏林科学院院士柯尼希不同意院长的论证，并坚决予以了驳斥。莫伯都依珍视自己的荣誉，不允许别人与他为敌，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柯尼希实行打击报复，逼迫他辞去了柏林科学院院士的职务。伏尔泰对这一霸道学阀作风极为不满，立即撰文对其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弗里德里希为了维护他所器重的柏林科学院的名声也亲自披挂上阵，为莫伯都依辩护。

    正当这场争执激烈进行的时候，莫伯都依又为伏尔泰送来了攻击的靶子。他发表了一部论文集和一个小册子《关于科学的进步》，他又提出了许多大胆的科学设想，但似乎有些荒诞可笑。如他建议建一座城市，城中的人只说拉丁语，减轻科学家语文研究的负担；在地面开掘通往地心的通道；通过梦和占星术预测未来；当市民患病时，就在病人身上涂上树脂，以防止消耗他们的生命力，等等。伏尔泰抓住这位堂堂柏林科学院院长的奇思异想，大力攻击普鲁士官方科学的愚昧无知。他伪造他人的名义，迅速写了一本题为《阿卡基亚博士的驳议》的小册子，自己设法印刷出来，四处分发。在这本小册子里，伏尔泰以绝妙的讽刺手法，尽情嘲讽莫伯都依的愚蠢荒谬，把弗里德里希门下这位装点门面的宠臣挖苦得淋漓尽致。莫伯都依成了笑柄，整个普鲁士的官方科学机构都成了众人趣谈的佐料，为伪科学辩护的“开明君主”也成了世人取笑的对象。

    弗里德里希被伏尔泰的行为气得发狂，他急忙派人将伏尔泰散发的小册子一一搜集起来，堆放到伏尔泰的窗下，付之一炬。伏尔泰忍无可忍，他知道，跟弗里德里希公开决裂的时候到了。1753年元旦，他把象征宫廷侍臣的钥匙和授予的勋章退回给普鲁士国王，并附了一首简短的别辞：

    我接受时满心欢喜，

    我璧还时一腔悲苦，

    正如一个妒忌的情人，

    在愤懑时交还情妇的肖像。

    弗里德里希害怕影响到自己开明君主的名声，不想让伏尔泰这样离开柏林，他拒绝接受伏尔泰退还的官符，甚至还和颜悦色地规劝伏尔泰回心转意。但伏尔泰决心已定，他要离开这个已使他生厌的国家。

    1753年3月26日，伏尔泰整顿行装，匆匆离开柏林。临行前，正在观看部队操练的弗里德里希礼节性地说了一句：“先生，祝您旅途平安。”伏尔泰惶恐地在凄凉、清冷的早晨登上了远行的马车。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回想起自己初来乍到所受到的隆重热闹的欢迎场景，伏尔泰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由于途中走走停停，直到5月31日傍晚他才抵达法兰克福城，谁知刚刚住下，厄运又要临头了。第二天清早，弗里德里希派亲信尾追而来，要他交出国王的诗集和官符，可是，这些东西还留在莱比锡的行李中没有运到，伏尔泰被拘禁起来。他之所以要保留弗里德里希的这些诗作，并非因为它们是什么流芳千古的篇章 ，而是想把它带到法国公诸于世，让这个暴虐、愚蠢、假充风雅的君王在世人面前丢丑。弗里德里希知道伏尔泰的意图后，急忙派警察追赶，并将其拘捕达五周之久，直到诗稿强行索回，才让伏尔泰离开。弗里德里希认为，既然伏尔泰不能驯服地做自己的御用文人，就得让他灰溜溜地离开普鲁士。伏尔泰这次终于看清了这位名噪一时的“开明君主”的本质。

    在普鲁士的三年，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他便把大量的时间花到了对历史的研究中。当他与弗里德里希关系变冷之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在西雷隐居以前就已开始撰写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的写作。1751年上半年，伏尔泰经过20个春秋艰苦撰写的巨著《路易十四时代》终于完稿，并在柏林首次出版。

    《路易十四时代》突出体现了伏尔泰启蒙主义的历史观，在他以前，历史著作是以纪传体为主，侧重记述政治和军事，几乎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罗列。伏尔泰认为应该把历史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来评述，记叙的重点应放在财政、贸易、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等方面，要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应有的地位上。正是在这些观点的支配下，他把《路易十四时代》写成了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它脱稿后，接连在普鲁士、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等地出版，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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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狡兔三窟

    1. 安家日内瓦

    1753年7月8日，伏尔泰终于逃出弗里德里希控制的普鲁士，来到了与普鲁士一水之隔的法国美因兹地区。德尼夫人忍受不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途中又流产了，只得先到巴黎休养。

    伏尔泰在美因兹休整了三个星期，经过沃尔姆斯到达斯特拉斯堡。10月初，又在法国孚日山脉的科尔马安顿下来，他准备在这里隐居一个冬天再说。

    年老体弱的伏尔泰越来越害怕孤独和寂寞，蛰居在孚日山脉过冬的几个月里，他异常的沮丧和消沉。他告诉西德维尔，大家都漂浮在一艘失事的船留下的木板上，每个人都为自己，而他却远离海岸，无人搭救，只得自己挣扎着爬上岸动手拧干浸湿的衣服。这大概就是他当时寂寞无助心境的真实写照。隆冬的科尔马，大雪封门，交通阻塞，既没有友人来访，又无娱乐消遣，甚至连可读的书籍也找不到。伏尔泰无聊、郁闷、烦躁到了极点，他甚至想到用自杀来了却残生。他表面上在整理出版《帝国编年史》，而心里却在总结他与弗里德里希交往的痛苦经历。他觉得自己必须向世人交待清楚这段经历的是是非非，于是，他开始写自传，题目是《伏尔泰先生本人写成的他的生平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并没有对其整个生平作详细介绍，而主要侧重介绍自己与普王的交往，1759年才最后完成。他死后由德尼夫人交给博马舍，1786年公开出版。伏尔泰在这本回忆录中曾深有感触地写道：“在自由的国家有一百金币比在国家有一千金币更有价值。”

    冬天的严寒和孤寂使伏尔泰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他终于病倒了，即使到1754年的春天到来，也没有痊愈的迹象。他想作出某种姿态，试探一下法国当局的态度，如果可能，他认为晚年还是到巴黎过日子好。因而，在复活节的前一天，伏尔泰装模作样地作了一次忏悔，他请来一位方济各会的托钵僧作领忏神甫，他对神甫说，他的罪仅仅是与一位耶稣会教士非常不和。这位神甫说，如果仅仅反对耶稣会教士，还不足以构成罪恶。第二天，伏尔泰从病床上爬起来到教堂做了弥撒。没想到，他违心伸出的橄榄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没有得到法国当局让其返回巴黎的许可。

    7月4日，伏尔泰抵达布隆比埃尔与他的两个外甥女会面。不久他们发现那里的水质不利于他的健康，月底，在大外甥女德尼夫人的陪伴下，又返回科尔马。在这里，伏尔泰除偶尔访问斯特拉斯堡和洛兰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完成了新的剧本《中国孤儿》。11月初，伏尔泰到里昂会见里舍利厄公爵，希望这位老友能为他返回巴黎做些工作，里舍利厄非常同情这位知心好友的不幸遭遇。尽管他在法国宫廷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势，也曾经多次帮助伏尔泰渡过难关，但是，这次他也表示无能为力了。因为路易十五和王后已经对桀骜不驯的伏尔泰耿耿于怀，他们不愿意再看到这位胆敢不断冒犯自己的名人在的自己眼皮底下生活。

    伏尔泰对法国当局既存幻想，又不存完全的希望。自从离开柏林后，他一直在不停地考虑他和德尼夫人能够一起永久居住的地点。1753年8月30日，他给德尼夫人的长信中，倾诉了自己的孤独感和对她的思念，他说，像他这样一只老鸟不能没有巢。他们离找到自己的巢已经为期不远了。

    1754年12月12日，伏尔泰和德尼夫人由里昂到达了日内瓦。日内瓦是瑞士联邦的一个小共和国，风光旖旎，交通便捷，政治气氛比法国和普鲁士都要稳定、宽松。伏尔泰早就和那里的出版商格拉梅兄弟建立了良好的业务联系，他们曾多次邀请他来日内瓦著书立说，并答应给予可靠的帮助。12月14日，他和德尼夫人在日内瓦城和洛桑城之间的普兰京斯暂时安家。伏尔泰刚到日内瓦就和日内瓦城甚至是当时欧洲最有名望的医生特罗香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这位医生后来成为他的私人医生。

    由于伏尔泰和德尼夫人走得匆忙，行李没有随身带来，他们到普兰京斯安顿下来后就开始焦急地等待行李，一直等了好几个星期，德尼夫人觉得生活极不方便，牢骚满腹，即使仆人也对普兰京斯不满起来。他们呆在这里生活单调，可谈得来的朋友很少，令人生厌，于是他们决定重新再找个好点的地方住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寻访，伏尔泰看中了日内瓦城墙外不远的一所豪华住宅。考虑到日内瓦法律的限制，他便以刚结识的朋友特罗香医生一个家庭成员的名义将其买下，虽然表面上他是以租赁的形式拥有使用权，而不是所有者，但成交之前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市政当局害怕他反宗教的倾向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因而要他先作出虔诚的保证，聪明的伏尔泰用机智的外交辞令答复说，他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痛恨褊狭和狂热，热爱所居住的国家。他表示他已年老多病，不可能再对年轻人产生任何影响。日内瓦当局对他的表白表示满意。因而，他的购房计划也得以顺利执行。

    伏尔泰购下的这处住宅原名叫圣约翰山庄，他讨厌带有圣者的名字，于是为它重新取名为德利斯，意思是快乐山庄。伏尔泰之所以对它满意是因其位于俯瞰雷曼湖的一块高地上，山清水秀，视野开阔，气候宜人，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办好购置手续之后，他立即对房子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和装修，添置了一些高档家具，悬挂起刚刚购得的名家油画，整个房子布置得华贵高雅、舒适气派。同时，他又请人将荒芜的花园重新开垦出来，精心种上了一些树木花草，如橘树、罂粟、玫瑰等。当这些树木成活，草绿花开之时，他们营造安乐窝的工程终于完成，1755年初夏，他们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居。

    在自由的土地上找到了理想的安身之地，伏尔泰的心情异常的激动和喜悦，逃离普鲁士带来的惊恐、抑郁、孤寂、沮丧以及一连串的不愉快都已一扫而光。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系列的颂诗，并立即结集以《伏尔泰关于1755年5月乔迁日内瓦湖畔的住宅献诗》为书名公开出版。

    伏尔泰在宠爱的外甥女的陪伴下，在德利斯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有万贯家财，舍得花钱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为了生活方便，他雇请大批仆人，甚至还为德尼夫人另外准备了一班侍候人马。他买下了四辆马车，还专门建造了一座小剧院。流浪漂泊了大半辈子的伏尔泰，准备在这里好好住下来，充分享受富足自由的晚年生活了。

    没过多久，伏尔泰与他的意大利籍的秘书科利尼关系紧张起来。他们从科尔马到里昂时，曾为在马车上携带多少行李的事发生过争吵，科利尼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到日内瓦准备在普兰京斯安家时，他又喋喋不休抱怨生活艰苦，引起伏尔泰的不满。1755年夏天，科利尼到巴黎休假，在那里他不但放荡不羁，天天寻花问柳，而且还爱搬弄是非，对伏尔泰说长道短，伏尔泰极为反感。科利尼平日在家工作也散漫马虎，不能及时完成主人交给的工作，还勾引主人的女客人，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在给自己的情人写信中居然轻浮地讲一些德尼夫人的风流韵事。德尼夫人偶然在桌上看见了这封尚未发出的信，她非常生气，伏尔泰也气愤不已，他立即决定辞退这一不安分守己的秘书。他们最后分手还差一点闹出了麻烦。因为科利尼临走前，伏尔泰怕他带走不利于自己的东西，便私下彻底检查了科利尼的行李。科利尼外出归来发现了这一情况，他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现在更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一气之下拔出剑来非要和伏尔泰决斗不可，在很多人的劝解下，他才平静下来。为了息事宁人，伏尔泰在科利尼离开时又给了他很大一笔钱。接替科利尼职务的是一位名叫瓦格尼埃的小男孩，他是两年前跟随伏尔泰的，当时年仅14岁。伏尔泰很喜爱这个聪明诚实的孩子，经常教育他要好好读书做人，甚至还不顾年老体弱，亲自辅导他学习拉丁文。在以后的22年中，瓦格尼埃一直是伏尔泰忠实的朋友和非常称职的秘书。

    快乐山庄没有取暖设备，因为伏尔泰不愿意为修壁炉而破坏整栋房子的外观和结构，而他和德尼夫人又忍受不了冬天的寒冷，所以1766年冬天，伏尔泰又在洛桑附近租了一所有取暖设施的房子，第二年春天，他和房主签订了为期9年的租赁合同，以后便常常在这里过冬。

    定居日内瓦，伏尔泰感受到了生活的平静、自由和安逸，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仿佛置身在“世外桃源”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国王，没有监督者，没有耶稣会教士，除了自己的愿望之外，没有其他责任，只看见步行到此吃饭的统治者，我们尽情地愉快生活。”①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37页。

    2. 中国文化的赞美者

    伏尔泰到达德利斯安家不久，便收到卢梭派人送来的刚刚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他以前曾拜读过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一文，这是在第戎科学院关于“科学和艺术的重建是否对道德的纯洁有所贡献”的有奖征文中获奖的文章 。伏尔泰指责第戎科学院提出的题目是学童的作文题，他没有直接批评卢梭对这一问题的否定，但是他认为如果因社会存在弊端而否定社会发展与进步，就如同人们因消化不良而不吃东西一样荒诞可笑。在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伏尔泰是坚定的反保守的人物，他不屈服时尚的原始主义或尚古主义，毫不含糊地坚持非自然状态的社会组织、科学进步以及艺术日趋精致优雅的原则，攻击广泛被人接受的自然状态的神话。

    收到卢梭的赠书后，伏尔泰并没有对《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发表评论，而是借机给卢梭回了一封信，反驳其在第戎征文中的原始主义观点。他说，他不喜欢像动物那样用四条腿走路或像印第安人那样生活，因为不开化的印第安人像文明的欧洲人一样邪恶。他半开玩笑地对卢梭说，文学所附着的蒺藜实际上是与地球上到处泛滥的罪恶相伴的花朵，大的罪恶却是著名的无知之徒所犯下的。

    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中，曾以中国文明为例，证明他的“文明否定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和艺术都很发达，但文明未必是幸福，文明进步并不能矫正中国人的恶德，也不能使中国人免遭异族的征服。“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艺是为人尊崇、摆在国家的第一位。如果科学可以淳化风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增长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且是不可征服的。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如果无论大臣们的见识或者法律所称号的睿智或者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所堆砌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就是住满了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①”？

    ① 参见让·雅克·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页。

    伏尔泰反对卢梭的“文明否定论”，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着深挚的爱好，对中国的政治和教育思想有较深的研究，他曾经认真阅读过译出的儒家经典，认为儒家的学说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孔夫子只诉诸道德，而不宣扬神迹，很值得西方人借鉴。他把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道德作为启蒙运动的有力武器。

    为了宣扬中国的传统道德，反驳卢梭的“文明不是幸福”的主张，伏尔泰在科尔马逗留期间，完成了一部别具一格的悲剧《中国孤儿》，他还给其加上了一个含蕴深刻的副标题——“五幕孔子伦理学”。这个剧本以我国元朝剧作家纪君祥所作的元曲《赵氏孤儿》为蓝本。原作叙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一家，并搜捕孤儿赵武，妄图斩草除根。可是，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设计救出赵武，由程婴抚养成人，最后报仇雪冤。伏尔泰按照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原则，把该剧时间跨度由20多年缩短为一昼夜，删除了原作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除奸、报仇等情节，加上一些爱情穿插，改编成了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悲剧。

    我国元曲《赵氏孤儿》传入法国，约在1732年至1733年间，这是传入法国的第一个中国剧目，就18世纪的整个欧洲来说，它也是独一无二的。伏尔泰最先是从巴黎的《法兰西信使报》上看到有关剧情介绍的，后来他又在法文对折本四厚册的《中国通志》里读到《赵氏孤儿》的译文。当时已40多岁的伏尔泰，被这个具有浓郁中国民族风格的戏剧所吸引了，他决定将它改编成新剧目。但由于生活长期动荡不安，这个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现，直到他已年逾60，历经坎坷人生的折磨，且又准备与卢梭论战时，才下决心动笔改撰。

    伏尔泰完成的《中国孤儿》将故事背景从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后移到13世纪的宋末元初，将诸侯国家内部的文武不和改编成为两大民族之间的文明与野蛮之战。其大致情节为：成吉思汗率领鞑靼大军灭金以后，侵入中国北部，并占领了黄河以北地区。当他以征服者的身份回到北京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以前钟情的女人依达姆嫁给了一个达官贵人盛悌，正是这位盛悌曾冒死从入侵者手中救出了王室最小的儿子，使大宋王朝保住了一根独苗。成吉思汗嫉恨不已，他胁迫依达姆作出选择，要么与丈夫离婚嫁给他，要么和他的丈夫、还有那个孤儿一起被杀死。依达姆和盛悌宁死不屈，并准备以自杀表明决心。后来成吉思汗终于发了慈悲，释放了他们和那个孤儿。

    伏尔泰在这部悲剧中大力宣传了中国文化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剧中第四幕第四场，依达姆说：“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上，伦常的忠信上，正义上，荣誉上，和守约的信义上，换一句话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国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翻，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不会灭亡理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你可以把这些宝贵的教训讲给我的人民听，现在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胜仗的君主了。忠勇双全的人是值得人类尊敬的，我要以身作则，从今起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大宋王朝虽已灭亡，但是征服者被融化在被征服者的文化和道德中。这正是伏尔泰所极端推崇的中国文明的伟大业绩。

    ① 伏尔泰《中国孤儿》，见《伏尔泰全集》（英文版）第8卷上册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189页。

    1755年8月，《中国孤儿》在枫丹白露首次公演，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伏尔泰虽然对中国的戏剧艺术传统理解不深，他只能按照欧洲的古典主义法则来衡量与改造中国艺术。但是，他敢于大胆地把中国的历史故事搬上法国舞台，这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一项创举。剧本改编的成功，不仅给伏尔泰带来了极大的声誉，而且也直接激发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兴趣。

    17世纪开始，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除传教布道之外，还广泛研究和了解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风貌，他们利用自己的书信和翻译的中国作品，向欧洲人展示了一幅陌生而富有魅力的画卷，为他们打开了了解中国的窗口。由于与中国有关的一些书籍在欧洲流行，很快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的重视，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伏尔泰非常注意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他经常留心报刊中有关中国情况的介绍，对一些感兴趣的中国问题，他不满足于肤浅的了解，他尽可能地找到一些传教士出版的书信集、介绍中国文化的专著或译著等进行认真的钻研，力求作全面深入的理解。对中国文化研究得愈深愈透，他就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厚广博，也就愈来愈崇拜中国的思想文化。他对孔夫子赞扬备至，认为孔子不以神或预言者自命，不讲迷信，只谈道德，不把真理与迷信混同。与孔子的学说相比，基督教是虚伪的、迷信的，伏尔泰主张根本废弃这种宗教，而儒教是人类的幸福和和平的再现，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他推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认为西方的格言和基督教理根本无法与这种纯粹的道德说教相比。他相信，倘若人们履行孔夫子学识的仁义道德，世界上就不会有罪恶的战争了。伏尔泰简直对孔夫子着迷了，他说孔夫子不媚帝王，不好淫色，实为天下惟一的师表。他甚至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幅这位中国古代圣人的画像，曾虔诚地将其悬挂在自己的书房内，天天与其进行默默的心灵对话。

    伏尔泰对中国的古代文明作过深入的研究，他熟悉中国的文明史，对古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军事、宗教、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人口、城市、地理概貌及风俗习惯等，都有较为详细的了解。他在其卷帙浩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中都把中国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来进行介绍和论述。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中，他用一章专门来讨论了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引起的礼仪之争，抨击基督教给每个国家都带来了不安。在作为《风俗论》导论的《历史哲学》中，他用了整整一章来介绍中国的悠久历史、可信的历史记载和古老的文明。在《风俗论》中，他又用开头的两章来赞扬中国的文明，介绍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伏尔泰在《无知的哲学家》、《中国通信》、《哲学辞典》、《咏自然法则》等其他一些著作中也多次论述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古代文明。他崇拜中国文明，但又能客观地评价和看待中国的思想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在哲学和文学方面，大约领先于欧洲200年，中国人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上属于世界一流水平，但由于2000多年来的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所以在科学发展上又远远落到了欧洲的后面。

    伏尔泰真诚地了解中国、研究中国，赞美中国文化，但他对中国的了解也有一些是错误的，有时他甚至是故意曲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借东方的伦理观来表达他自己的启蒙理想。伏尔泰正是由于研究了中国和东方各国的文明，比较了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状况，开拓了视野，才逐步形成了自己进步的政治思想。孔子及儒家关于伦理道德和注重教育的学说，在思想精神上大大鼓舞了以追求理性和智慧、反对愚昧与盲从为宗旨的启蒙运动。伏尔泰也正是从这些优秀的中国思想文化中找到了反对法国政体和封建教会的斗争武器。

    3. 别具一格的人类智慧史：《风俗论》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强烈地震，12月初又出现余震。地震之后引发熊熊大火，房屋倒塌和烧毁不计其数，居民先后死伤三万余人。

    第一次地震那天正是基督教的万圣节，教会人士借机大作文章 ，把责任归咎于无神论者得罪了天神，疯狂围攻进步思想家。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活动尤为猖獗，他们不顾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用上帝对人类惩罚的谎言来恐吓群众，还在里斯本举办功德会，用活活烧死无辜的百姓来奉祭天神，以期得到天神庇祐，阻止地震的再度发生。一时间，欧洲各国舆论大惊，人心惶恐，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在进步思想家中也引起了疑惑和不安。

    伏尔泰得知这一情况后，激愤不已，他挥笔写下了一首哲理诗《咏里斯本灾难》，副标题是“对‘一切都完满’公理之检讨”。在这首著名的诗里，伏尔泰猛烈抨击了教会人士的别有用心，他坚信里斯本的灾难决不是因为那里的人罪恶深重而招致上帝的惩罚，教会宣传的那种上帝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里斯本悲剧的原因应该在自然界，在自然法则中去寻找，而不应在上帝的旨意中去寻找。他还反驳了蒲伯的世界完满论，他宣称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很美满的人，明显是在撒谎，里斯本的废墟就是对这种谎言的最好驳斥。

    《咏里斯本灾难》发表时，伏尔泰还同时发表了另一首哲理诗《咏自然法则》。这首诗阐述了伏尔泰自己的自然法则理论和自然神论主张，指责基督教的迷信、狂热、崇拜和教派争吵严重地违背了自然宗教的原则，宣传了宽容精神。《咏自然法则》和《咏里斯本灾难》两首哲理诗之所以一同发表，是因为二者是有机联系、相互补充的，它们是伏尔泰哲学思想、宗教观念和人生理想的生动写照。

    伏尔泰《咏里斯本灾难》和《咏自然法则》的发表，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咏自然法则》在1756年一年内至少就出了18版。但是他也受到反动人士的攻击，甚至同为启蒙思想家的卢梭，也不同意伏尔泰的观点。卢梭在读到这首诗后，对伏尔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给伏尔泰寄来了一封论《咏里斯本灾难》的长信，他认为，伏尔泰把里斯本的灾难说成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这种学说比摩尼教还残酷。自然中的一切罪恶与人无法分开，因此问题应该是人为什么不幸福，又为什么要存在。罪恶来源于人本身，因为他们运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里斯本的灾难同样属于人的错误，因为他们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个拥挤的城市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卢梭宣称，人们应该区分一般的罪恶和个别的罪恶，每一事物并非都是绝对善的，但一般地讲，宇宙的体系是完美无缺的。

    伏尔泰热情而真诚地给卢梭回了信，他说哲学讨论只是为了消遣娱乐，不必过分认真。他这时所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和德尼夫人的健康，不想为这些额外的论战耗费精力，他甚至还主动邀请卢梭来自己德利斯的家里作客。但卢梭并没有理睬伏尔泰的友好举动，而继续对伏尔泰的一些观点进行攻击，他们的思想已尖锐对立。1760年6月，佛尔梅出版了卢梭的这封论《咏里斯本灾难》的长信，这引起了伏尔泰对卢梭的极大不满，毅然决定不再跟卢梭联系和交往，这样，同一阵营的两位著名启蒙思想家开始分道扬镳。1756年，伏尔泰最后完成了他一生中另外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试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简称《风俗论》），它被称为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姊妹篇。

    《风俗论》构思、动笔于西雷隐居时期。伏尔泰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为夏特莱侯爵夫人爱米莉学习历史准备一本通俗有趣的教材。爱米莉对自然科学和哲学颇感兴趣，但对历史却兴味索然，伏尔泰为了使她相信，历史也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使人感兴趣，便亲自动手为她写一部通史。1739年，写出部分初稿，40年代在《法兰西信使报》上陆续刊出过。爱米莉死后，伏尔泰已没有信心继续写下去。在普鲁士王朝任职的时候，内奥尔以《通史概要》为题盗印了伏尔泰的手稿，这个版本错误百出，还增加了其他人写的一些反王权的段落，伏尔泰气愤地称它为“讨厌的版本”。由于这一事件的刺激，他开始觉得应该在适当的时间将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接着写下去，应该给世人留下一部真实而完整的历史著作。逃离普鲁士后，在科尔马不愉快的日子里，他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到了这部著作的撰写上，1756年终于最后完成并在日内瓦公开出版。此后，他仍不断审阅、不断修改完善，甚至在他去世那年，还对该书有所增补。1739年的初稿《通史》仅仅是这部煌煌巨著的序言；1763年，他补充了《路易十四时代》和其他涉及最近事件的一些章节，以修订本发表，这些补充的部分后来独立成书，称为《路易十五时代概要》。1765年，他完成了《历史哲学》一书，1769年《历史哲学》代替《通史》成为《风俗论》的导论。

    伏尔泰说过，“我写历史更多的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①”《路易十四时代》虽然也显示了这种努力，但是它未完全离开它的主角路易十四，而且也过分强调了路易十四个人的成就。在《风俗论》的写作中，伏尔泰的指导思想越来越明确，他的启蒙主义的历史观也正式形成。他指出：“我的主要想法是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和研究人类的精神。我把历代国王继承的顺序视为撰写历史的指导线索而不是目的。②”欧洲的历史，尤其是中世纪欧洲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宗教思想统治人们精神生活的兴衰史，是教权与王权既相互利用又彼此斗争的历史。宗教问题渗透到政治、军事、财政、贸易、哲学、文艺、科学等各个领域，又是许多历史事件的重要起因。《风俗论》以此为重点旁及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指出了人类从愚昧进步到文明的艰辛历程，从而揭示出人类必然走向理性时代的美好前景。

    ① 参见伏尔泰：《致赫维勋爵的信》，引自《路易十四时代》中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

    ② 参见伏尔泰：《科尔玛公证文书》，引自《风俗论》中译本译者前言。

    过去的世界古代史主要涉及希腊、罗马和犹太，其余民族很少提及，伏尔泰扩大了欧洲人写历史的时间和空间，摆脱了前辈狭隘的民族偏见。他在《风俗论》中不仅赞扬了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哲学精神、荷兰与瑞士的艺术和公民自由权，歌颂了开明君主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和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而且还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除犹太人外的非西方民族，尤其在介绍中国时往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赞美。他的思想深度和对世界文明史的认识，已远远超过他的前人或同时代的重要史学家。

    《风俗论》虽是为夏特莱侯爵夫人学习历史而写的，但伏尔泰也是有所感而发。当时法国不少史书，特别是博絮埃的《世界史讲话》，按教会和国王的利益编造历史，把一切历史事件归为神的意志的结果。伏尔泰把这些历史著作斥之为“撒谎的作品”。但他不屑于以笔战来驳斥这些著作，而是想以撰写《风俗论》这部纪念碑式的鸿篇巨制来取代它们。果然，1756年《风俗论》初版便印刷了6000部，这在当时的历史著作中是空前巨大的印数。

    《风俗论》用大量事实揭露教廷的黑暗和腐朽，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和教派斗争，并以犀利的文笔、磅礴的气势，上下数千年，纵横几大洲，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各重要民族的精神和风俗的宏伟画卷。伏尔泰不仅把《风俗论》写成了一部社会历史，而且还对历史的经济因素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同时，他还开始把历史著作用于倡导宽容精神和消灭败类的思想启蒙宣传运动。枯燥无味的历史，在文学和启蒙思想大师伏尔泰的笔下有了生气，有了思想，有了灵魂，有了非凡的感染力和号召力。《风俗论》作为伏尔泰根据自己的思想精心撰写的一部划时代的“人类智慧史”，成为他宣传启蒙思想的重要作品之一。

    4. 呵护《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最初是由狄德罗和达兰贝尔联袂主编的。它卷帙浩繁，图文并茂，几乎囊括了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所取得的全部科学成果。它立足于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最高水平上，对各个领域的学术和技术做了一次全面总结。它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宣传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百科全书》的问世及其不断编辑出版，与伏尔泰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们很早开始就得到过伏尔泰的鼓励和帮助。

    1749年6月，伏尔泰在巴黎意外地收到了一位法国作家的信和礼物。这个人就是后来《百科全书》的主编，当时年仅35岁的德尼·狄德罗。狄德罗出身于一个制刀剪的富有作坊主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只因不满意父亲为他安排的职业而与家庭断绝了经济来往，只身在巴黎过着贫困生活。伏尔泰在无意之中把这位年轻人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天，无所事事的狄德罗带着情人巴布蒂小姐从咖啡馆悠闲地走出来，他们一路溜达来到了繁华的奥古斯坦码头街。不名一文的狄德罗不敢带自己的情人逛商店，正好路边有家书店的门开着，他拉着巴布蒂小姐钻了进去。在琳琅满目的书架边，他随手取下一本书——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埋头翻阅起来。一下子他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边的女郎，忘记了吃饭，他一口气看了两个多小时。英格兰自由的天空，清新的思想和文化，理智、刚毅的民族精神都令他神往不已，他从此记住了伏尔泰的名字。

    在伏尔泰思想的启发下，狄德罗成了一名反封建、反宗教的英勇战士，他追随伏尔泰也开始了启蒙思想的宣传。不久，他完成了《哲学思想录》和《怀疑论者的漫步》两部著作。他这次送给伏尔泰的礼物是自己的新作《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这部著作以唯物主义观点讨论了认识的来源和范围问题。伏尔泰赞赏这位年轻人的才华和思想，他给狄德罗写了一封热情的回信，称赞这本书坦率而深刻，表示同意作者的基本观点，但对作者的无神论也提出了质疑。伏尔泰还邀请这位青年哲学家来看他，共进一顿“哲学的便餐”。狄德罗对德高望重的伏尔泰更加由衷的敬佩，从此，他开始更加密切地与伏尔泰联系。

    在伏尔泰收到狄德罗的信和礼物三个月之后，狄德罗因《谈盲人的信》遭逮捕，囚禁于文森监狱。伏尔泰得知消息后，立即设法进行营救和帮助。文森监狱的管理员是夏特莱侯爵的亲戚，伏尔泰让爱米莉给那位亲戚写信，请他想办法多多关照狄德罗，尽量不要让哲学家吃亏受苦。伏尔泰还亲自给让塔尔写信，请求他为狄德罗疏通，尽可能让他早日获释。

    伏尔泰与另一位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达兰贝尔联系较早。达兰贝尔是欧洲知名的数学家，他在哲学、文学、历史、音乐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著作的内容极为广泛，他曾将自己的《关于风的一般起因的思考》一书寄赠给伏尔泰，伏尔泰对他十分赏识，曾称他为当代第一位作家。爱米莉死后，伏尔泰在巴黎常去德芳夫人的沙龙和在圣奥诺莱大街的达兰贝尔的住所，因而与达兰贝尔交往密切。当时达兰贝尔已和狄德罗着手编纂《百科全书》的工作。

    《百科全书》的编纂其实也是一次偶然的机遇引起的。1728年，英国作家钱伯斯出版了一部《艺术与科学大辞典》。1745年，旅居巴黎的英国商人米尔斯灵机一动，想将它译成法文，在法国推销牟利。他决定下来之后，便将要出版的书定名为《艺术与科学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发出蛊惑人心的新书广告，很快就招徕大批订户。但是，他所雇请的译者交来的却不是译稿，而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读书笔记，预订者获悉后纷纷要求退货。米尔斯又急又气，慌忙之中找到狄德罗，希望他能为自己解危。

    1749年10月21日，狄德罗在多方的帮助下，终于从文森监狱获释。出狱后，他正式开始了米尔斯委托的工作，他意识到仅凭自己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完成这样工程巨大的工作，他找来达兰贝尔合作。他和达兰贝尔认为翻译钱伯斯已经过时的辞典没有实际的意义，他们准备移花接木，把它搞成一部自己编写的、具有现实参考价值的《百科全书》。编纂原则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便着手进行分配辞条的工作。这一工作得到了当时许多知名人士侥支持，卢梭、伏尔泰、马尔蒙代夫、霍尔巴赫、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孔多塞、孟德斯鸠等都先后加入了编写辞条的队伍。由于囊括了当时所有著名的哲学家，因而这一些人当时被称为“哲人党”，后来他们又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的形成，标志着像伏尔泰等人单枪匹马地与旧制度战斗的时期从此结束。

    伏尔泰虽说跟狄德罗有过一些联系，但是，他们并未直接见过面。他跟达兰贝尔已经非常熟悉，伏尔泰向达兰贝尔表示，他将全力支持《百科全书》的事业。伏尔泰敏锐地感觉到“这项事业将是法国的光荣和它的非难者的耻辱”。狄德罗和达兰贝尔正在建造一座不朽的大厦，而他本人将不遗余力地给他们添砖加瓦。

    1751年6月，狄德罗和达兰贝尔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百科全书》第1卷（a字条目）编纂完毕，并在巴黎出版。尽管他们在编纂中小心从事，尽量避免当局找麻烦，但是贝蒂埃神甫控制的耶稣会机关报《特雷沃尔报》从一开始就与哲人党过不去，千方百计找茬儿，破坏《百科全书》的出版。1752年1月，《百科全书》第2卷（b、c字条目）出版，这时反对派终于找到了攻击的口实，他们抓住普拉德神甫事件大做文章 ，《百科全书》的继续出版面临严重困难。

    普拉德神甫是为《百科全书》积极撰稿的神学家之一，他写的“确实性”条目曾经引起很大的轰动。他曾在圣絮尔皮斯神学院学习，在学习神学的同时，他也受到英国经验论者及其法国继承人的影响。1751年11月18日，他向索尔邦学院提交了自己用法文和拉丁文写的博士论文《天国的耶路撒冷》。这一长篇论文并没有明确表明他想抵制宗教，恰恰相反，他在这里还想证实圣约的可靠性。但是索尔邦学院的一些卫道士仍不满意，因为普拉德试图对奇迹作合理的解释，并把福音书中的神奇医术同希腊神话中的医术之神艾斯库拉普的医道相比较。尤为不能容忍的是，他阐述了社会的自然状态思想，并追逐洛克否认天赋观念。这些观点恰恰很接近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他的博士论文中有很长的几段甚至与达兰贝尔为《百科全书》写的“序言”非常相同。因而，他的论文不仅得不到通过，还遭到查禁。1752年1月底，巴黎大主教下令将这篇宣传“异端邪说”的论文烧毁。普拉德神甫被索尔邦学院除名，失去了职位，又遭通缉，他只好匆忙逃往国外避难。

    耶稣会士和冉森派教徒在对普拉德神甫进行打击迫害的同时，又借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百科全书派，他们对狄德罗、孟德斯鸠和布丰等启蒙思想家实行口诛笔伐，到处散布谣言，说普拉德的博士论文出自狄德罗的手笔，连篇累牍地发表诽谤狄德罗的文章和小册子。在他们的横加干涉下，已出版两卷的《百科全书》被当局查禁。

    《百科全书》所面临的困难，引起了伏尔泰的同情和不安。他虽与这部巨著的前两卷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佩服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的非凡胆识，对他们两年多来卓有成效的工作非常满意，他曾在自己刚刚完成的《路易十四时代》中称他们主编的《百科全书》是“巨大而不朽的著作”。身陷困境的《百科全书》主编没有忘记这位享有很高声誉的前辈的支持，当普拉德神甫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达兰贝尔给尚在普鲁士任职的伏尔泰写了一封紧急求援信，希望他能为这位遭受厄运的神甫找到暂时的栖身之地。伏尔泰饱受亡命之苦，深知普拉德神甫处境的艰难，他当即决定要凭自己与普王的友好关系来帮助神甫。由于当时弗里德里希出巡未归，伏尔泰焦虑之中只能先斩后奏了。他擅自邀请普拉德来普鲁士，保证为普拉德提供食宿和波茨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并许诺说服普王给普拉德以牧师的俸禄。弗里德里希回柏林后，伏尔泰把所发生的事情如实禀报，为神甫争取到了御前侍读的职位。1752年夏天，普拉德到达柏林。

    通过普拉德神甫事件，伏尔泰与百科全书派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他也开始更多地考虑《百科全书》的前途。他认为《百科全书》事业不能半途而废，既然在法国遭到查禁，就应该重新寻找战斗的阵地。他准备邀请达兰贝尔和狄德罗到柏林继续编辑出版《百科全书》，他认为，在普鲁士的宫廷，可以避免狂热的宗教卫道士和嫉妒成性的文人的骚扰和迫害。但是，由于普鲁士缺少从事这项事业的基本条件，狄德罗又不愿向反对派低头，拒绝出国，伏尔泰只能放弃这一念头。

    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留在巴黎，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百科全书》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不顾当局的禁令，继续编辑出版新的《百科全书》。1753年8月至1757年10月，《百科全书》已经出版到了第7卷。伏尔泰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着《百科全书》的事业，他一方面尽快完成自己承担的一系列条目的撰写，另一方面，积极为《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出谋划策，他和达兰贝尔在这个时期的通信中几乎全都是谈的《百科全书》的问题。

    随着《百科全书》的陆续出版，百科全书派在社会上的影响和知名度越来越高，巴黎当局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1756年1月21日，由于多方面的努力，在同情百科全书派的蓬巴杜夫人的帮助下，国王颁布了允许《百科全书》继续出版的特许诏书。尽管诏书要求《百科全书》出版前必须通过检查机构的严格审查，但百科全书派总算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

    正当《百科全书》的事业峰回路转，刚刚步入柳暗花明之境的时候，《百科全书》第7卷中的一个条目却引起了百科全书派的内讧。

    达兰贝尔承担了《百科全书》“日内瓦”条目的撰写任务。为了写好这一条目，1756年8月，他亲自到洛桑拜访伏尔泰，听取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对日内瓦的看法。伏尔泰有目的夸张地描绘了日内瓦的宽容风气和新教牧师的理性主义态度，达兰贝尔把这些看法写入了“日内瓦”条目中。1757年，《百科全书》第7卷一出版，立即引起日内瓦当局、法国当局和百科全书派内部对这一条目的强烈反对。通常，列入《百科全书》的地理条目一般只占一栏，而“日内瓦”条目却占有四栏之多。达兰贝尔极力赞扬日内瓦，使人怀疑他可能是别有用心，即是想通过吹捧日内瓦而贬低巴黎，以此批评巴黎的时政。大概是伏尔泰的要求，达兰贝尔还在条目中批评了日内瓦的文化生活。日内瓦由于历史的原因，不设剧院，不准演戏，这使戏迷伏尔泰不能忍受。达兰贝尔在他撰写的条目中认为，日内瓦没有剧院，并不是那里的人们不喜欢舞台演出，而是害怕演员的生活习惯对年轻人产生不良的影响，他建议设立剧院和剧团，并通过法律来防止出现那里的人们所担心的后果。达兰贝尔还断言，日内瓦的一些牧师是完美的索齐尼主义者，他们反对一切属于神秘的东西，相信真正宗教的第一原则是不提出与理性相对抗的信仰的。

    伏尔泰认为，这一条目高度赞扬了日内瓦的宽容。但是日内瓦的部长们认为他们受到了诽谤，议会专门召开会议，考虑要向法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牧师协会则指定一个委员会郑重起草一份抗议声明。日内瓦掀起了一个反对百科全书派的浪潮，报刊上也经常出现一些讽刺诗，指责狄德罗、达兰贝尔和伏尔泰。伏尔泰忍无可忍，被迫奋起反抗，用他的诗抨击日内瓦的狂热分子。达兰贝尔厌恶“日内瓦”条目引起的激烈争吵，打算退出《百科全书》的工作。伏尔泰为了《百科全书》的事业，极力劝说达兰贝尔保留编辑职务，并给狄德罗写信，请他设法挽留达兰贝尔。然而，达兰贝尔仍然表示忍受不了法国政府的敌意行动及反动文人的诽谤和攻击，不顾伏尔泰的劝告，毅然放弃了《百科全书》的职务。

    另一百科全书派的主将卢梭也对达兰贝尔的“日内瓦”条目不满。他收到《百科全书》第7卷后，称达兰贝尔的文章写得巧妙而又有艺术，但是他抓住达兰贝尔要在日内瓦建立剧院的主张大做文章 。他于1758年10月20日写了一封信，这就是后来称为《致达兰贝尔论戏剧的信》。在这封信里，他严厉指责戏剧对社会和个人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他认为，戏剧是贵族专有的东西，是封建社会不平等的象征，被资产阶级所痛恨。他把自己看作是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强烈指责伏尔泰在日内瓦极力推广戏剧是为贵族服务，是用巴黎上流社会腐朽而糜烂的东西，来腐蚀自由平等的日内瓦共和国。卢梭在信中还对戏剧大加挞伐，他说，戏剧像演员的行为一样是不道德的，剧院给人们提供了逃避现实的场所，败坏了社会道德；喜剧会给日内瓦人带来可怕的混乱，甚至还会成为党派斗争和报私仇的工具。

    面对卢梭的责难，伏尔泰愤然称其为疯子和玩世不恭者，他正告卢梭，一个哲学家首先应该反对当时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最为壮观的戏剧表演——七年战争，反对军事屠杀，而不该把自己的纸和笔用于在日内瓦的戏剧问题上反对自己的朋友。狄德罗和达兰贝尔对卢梭的无理指责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百科全书派内部的分裂已不可避免，卢梭毅然断绝了与百科全书派的关系。

    在达兰贝尔、卢梭先后退出《百科全书》的工作后，魁奈、杜尔哥、马尔蒙代夫和杜克洛也相继离开了哲人党的阵营。法国当局加紧了对百科全书派的迫害。1759年2月6日，御前咨议会和高等法院作出判决，下令公开烧毁伏尔泰的《咏自然法则》、爱尔维修的《论精神》等8本进步书籍，并委派神学家对已经出版的7卷《百科全书》进行重大修改。1759年3月6日，咨议会又决定吊销《百科全书》的出版特许，指责它的作者们滥用国王的仁慈，胡说这类作品丝毫没有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反而宣传“异端邪说”，有损道德和宗教。

    在《百科全书》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刻，伏尔泰强烈地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要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保卫这一神圣的事业。他一方面给狄德罗写信，鼓励他要坚定地面对攻击和诽谤，一方面亲自写文章反击反动人士对《百科全书》的攻讦和诬蔑。他还试图动员《百科全书》的3000名赞助者向政府施加压力，逼其撤销对该书的禁令。为了《百科全书》的新生，伏尔泰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说：“当我身上还有生命的火花时，我是会为《百科全书》光荣的工作者们效劳的。如果我能够将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到这个最伟大、最美丽的民族和文化的纪念物中去，我将引以为自己崇高的荣耀。”①

    ①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46页。

    日内瓦当局和教会对《百科全书》的攻击，引起了伏尔泰的不安，他对日内瓦日渐抬头的宗教狂热有所警惕。为了长远打算，他决定在日内瓦—法国边境附近购置房产。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的伏尔泰不希望晚年再流离失所，因此，尽管他觉得与其他国家相比，日内瓦的政治自由是有保障的，但是他也得防患于未然。1758年4月，他开始和中间人谈判，打算在费尔内和图尔内购置两处房产。费尔内是位于莱蒙湖北岸的一个法国小镇，距日内瓦很近，居民不多。这年年底，他以德尼夫人的名义买下了费尔内整个一所庄园，并立即出资重建费尔内庄园，修建了一幢别墅，一个教堂，一所剧院。1760年后，他和德尼夫人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与此同时，他又买下了图尔内伯爵德布洛斯的领地。1758年圣诞节，他正式成为图尔内的新主人，他立即在信中采用“图尔内”的头衔，表示他也是有了采邑的“贵族”。

    奔波劳碌了一生的伏尔泰，现在不仅有了安乐窝，而且还有了多处避难所。在瑞士有德利斯和洛桑，在法国有费尔内和图尔内。他兴高采烈地说，他感受到了在他这样的年龄能够享受到的最完满的幸福。他似乎有了四条腿，面对现实，他已可进退自如。狡兔三窟的安排，使他享受到了别人不可能享有的独立和自由。他已对一切都无所畏惧了，他准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作出辉煌的一搏。

    5. 戳穿“先天和谐论”的画皮：《老实人》

    1753年，柏林科学院宣布1755年该院悬赏征文的主题是：关于蒲伯和莱布尼兹的乐观主义。康德、孟德尔松、莱辛、维兰德等德国哲学家和诗人都纷纷撰文应征。伏尔泰也以此为主题写了《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年，他伪称译自德国拉尔夫博士的作品，予以公开发表。

    《老实人》是伏尔泰哲理小说中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一个中篇，启蒙思想的特点表现得更加深刻有力。如果说，《查第格》是假借古代东方的题材影射西方的社会现实，那么，《老实人》则是直接描述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它是以贬斥时弊，嘲讽盲目乐观的“先天和谐论”哲学为主要内容的。

    小说主人公老实人，寄居在德国威发里一位男爵的府上，他受到府上家庭教师邦葛罗斯的教育。邦葛罗斯是一位哲学家，他鼓吹一切皆善，宣传“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然是最完美的归宿”。老实人首先虔诚地相信邦葛罗斯的观点，但是他后来在这世界上的种种奇遇恰恰证明，这个世界并不是尽善尽美，而是充满着丑恶与不幸。老实人因为和男爵的女儿居内贡小姐自由恋爱被贵族偏见极深的主人一脚踢出了爵府；他被抓壮丁到兵营训练，又因为目无纪律自由行动而惨遭毒打；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他看到双方士兵互相残杀，奸淫掳掠，惨无人道。在流浪漫游中，老实人几乎很少碰到好人，所见到的不是宗教狂热分子，就是偷鸡摸狗的神甫和敲诈勒索的法官。他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先被误认为是异教徒，差一点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后又在巴黎被骗子神甫等人盘剥一空。他的情人居内贡小姐的遭遇更为悲惨，在战祸中她的家人被杀，自己被敌兵强奸，后又被一位军官霸占，这位军官厌倦之后又把她作为奴隶出卖，最后娇艳可爱的爵府千金变成了相貌奇丑的洗衣妇。口口声声宣称“天下尽善尽美”的邦葛罗斯，也被无情的现实狠狠嘲弄了一番，先是染上梅毒烂了半截鼻子，后来又在里斯本大地震时被宗教裁判所施加火刑，以慰天神，差一点被活活烧死。老实人和居内贡小姐的同伴的经历也无一是幸福美满的。面对着人世间的丑恶与不幸，老实人最后清醒了，他对邦葛罗斯叫道：“得啦，得啦，我不再相信你的乐天主义了。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难啊。”

    当时的欧洲，盛行着一种唯心主义的乐观哲学，法国的莱布尼兹，英国的博林布洛克等人，都是“一切皆善”的哲学鼓吹者。他们认为恶是暂时的，善是永久的，现实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更完美更崇高的和谐。这一哲学观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的。17世纪，欧洲的反封建斗争遭到挫折，随着君主统治的加强和唯理主义的盛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封建王权的谦让、妥协倾向日趋明显，鼓吹安于现状、忍辱求生、知足常乐的盲目乐观主义哲学也就应运而生。它成了束缚人们头脑的一种新的精神枷锁，严重阻碍着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针对这一现状，伏尔泰觉得非常有必要戳穿“先天和谐论”的画皮，提醒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决定采用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斗争工具——讽刺小说来批驳这一为旧制度辩护的哲学，并借机宣传启蒙思想。伏尔泰在《老实人》中，通过对老实人、居内贡、邦葛罗斯等人苦难历程的描绘，深刻揭露了欧洲封建社会和教会制度的腐朽黑暗，无情地嘲笑了乐观主义哲学的盲目性和虚伪性，同时也批判了这种哲学给人们精神所造成的危害。伏尔泰在小说中还刻画了一位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玛丁，他坚持“人类只是在焦灼不安和无聊昏睡中生活一世”的悲观论调，坚信灾难、卑鄙行为和无聊之事主演岁月。这也是伏尔泰所不赞成的消极处世哲学，他主张启迪人们的智慧，正视现实，积极谋求新的变革。小说的最末一句话：“种咱们的园地要紧。”这句名言，构成了伏尔泰全部哲学思想的真谛。它说明，人类社会并不美好，要改变现状，不能坐等天赐恩泽，一切都得从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开始。

    伏尔泰最擅长、最能体现其诙谐幽默的性格特点的是讽刺。在《老实人》中，他讽刺的笔锋从德国到英国、从法国到西班牙，横扫整个欧洲。他嘲笑荒淫无耻的贵族和教士时更显得辛辣无情。当小说写到邦葛罗斯身染脏病的来历时，伏尔泰突然不动声色地抖出了一份神秘的“家谱”：邦葛罗斯是从使女巴该德那里染上了这个病，巴该德的病“是一个方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时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①”短短一段描述，把贵族和教士可耻的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

    ① 参见伏尔泰《老实人》，《伏尔泰小说选》，第86页

    伏尔泰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他用自己的小说抨击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的同时，也积极宣传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老实人》中，作者如实描绘了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的灾难。当时，反动教会有意利用唯心论愚弄民众，他们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还要用“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之类的谎言来恐吓群众。伏尔泰通过对里斯本举办功德会，以人祭禳解地震场景的真实描绘，有力地揭露了制度的黑暗和宗教势力的猖狂。一个个无辜的异教徒被活活烧死了，可是地震照样发生，这是对教会神权邪说的绝妙讽刺。伏尔泰力图启示人们：自然规律是不受人们的善恶观念驱使的客观存在，自然界对人类造成的灾难决不应看成是神灵对人类的惩罚。如果说《咏里斯本灾难》是用严肃的哲理诗来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反对愚昧的乐观主义，那么《老实人》则是用风趣十足的讽刺文学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种种丑恶，一层一层地戳穿“先天和谐论”的画皮。

    《老实人》中，伏尔泰精心安排了一个老实人在威尼斯巧遇六位失去王位的国王的情节：这些曾经嚣张煊赫一时的国王们，在威尼斯度狂欢节时，竟然现出了付不起饭钱的穷酸相。敏锐的伏尔泰已经从封建势力的疯狂猖獗中，预感到它穷途末日的来临。30年后的1789年，一场荡涤封建残渣余孽的革命风暴，终于如火如荼地爆发了。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不仅揭露了制度和封建教会的腐朽与黑暗，而且也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老实人无意之中来到了黄金国，在这一自由的国度里，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既无迫害，又无牢狱；有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建筑，有摆满数学和物理仪器的科学馆。国王英明有为，民众虔诚和睦。显然这一理想中的黄金国，只不过是伏尔泰乌托邦式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的图解，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国。然而，它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照物却也显得赏心悦目。伏尔泰正是希望通过黄金国的理想生活图景，来激励人们解放思想，崇尚科学，追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远大理想。

    《老实人》是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代表作，它以朴素的题材，鲜明的形象，生动地概括了17、18世纪欧洲各种哲学派别的论争，并把这种争论从谈玄说理的神秘迷雾中解放出来，使之面向现实社会，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浓厚的哲学含义。它所描写的荒唐可笑、奇异怪诞、幽默有趣的故事表明，伏尔泰作为古典主义的文学大师，也开始娴熟地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和技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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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费尔内的抗争

    1. 消灭败类

    几十年来，伏尔泰一直坚持不懈地与宗教迷信、狂热、褊狭或不宽容作斗争，宣传启蒙思想，但是他明目张胆地公开抨击教会势力的时候毕竟很少，他比较讲究斗争的策略，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间接的、隐秘的手段与他们作斗争的。

    1758年10月，《瑞士报》登出一篇匿名文章 ，这篇文章宣称伏尔泰即使不是无神论者，也是被自然神的兴趣冲昏了头脑的疯子。对这一无耻的攻击，伏尔泰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同年12月，他也在《瑞士报》发表署名文章 《斥一篇匿名文章 》，公开地向宗教势力发出了挑战。这时的伏尔泰之所以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直截了当地抨击宗教的罪恶，首先是由于法国和瑞士当局勾结教会势力，恶毒攻击《百科全书》和他的一些著作，使他怒不可遏。其次或者说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在瑞士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信心。以前，他一直是在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的庇护下侥幸求安：年轻时，他仰仗贵族中的熟人和朋友；在英国，他得到权倾朝野的社会名流的支持；在西雷古堡，夏特莱侯爵夫人、里舍利厄公爵和法国王后的父亲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等人经常保护他；在普鲁士，他又得到普王弗里德y希的荫庇。现在，他在日内瓦、在洛桑、在费尔内或图尔内，都有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同时，他已是众望所归的欧洲知识界的元老，海内外慕名而来的造访者不计其数，即使是日内瓦的政府首脑或各地权贵也常常成为他的座上客，他已不必像以前当朝臣时那样诚惶诚恐、阿谀逢迎，用自己的人格去换取一时安乐。现在他可以为自己的利益与权利同别人抗衡，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因为他已无坐牢或死亡的危险。

    伏尔泰在费尔内时期发现了一个新的敌人的名字，或者说他给自己的敌人取了一个新名字：败类。“消灭败类”成为了他这一时期工作的主要内容，他在致哲人党朋友的信中都要署上他们的战斗口号：“消灭败类”（écraserl’infame）。有时干脆缩写成“ecr.linf”，以致有一位拆看他们信件的检查官以为这些信的作者是ecrlinf先生。

    1759年，伏尔泰完成了民族历史题材的悲剧《唐克莱德》和悲剧《苏格拉底》。《唐克莱德》1760年秋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由克莱龙小姐和勒坎主演，获得成功。

    《苏格拉底》是伏尔泰“消灭败类”战斗中射出的一发重磅炸弹。剧本按照自然神论的观点，把这位希腊著名哲学家描绘成了一位宗教宽容斗争中的殉难者。伏尔泰自信他的这部悲剧会使宗教狂热者发抖。他在剧本中赞扬了苏格拉底的宗教观念，坚信它是以道德，而不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苏格拉底在崇拜神性，给人类以帮助、培养友谊和学习哲学时，自以为已经履行了责任，所以遭到当时的僧侣诅咒。这一剧本还公开讽刺了百科全书派的死敌、耶稣会机关报《特雷沃报》的主编贝蒂埃神甫。

    1759年11月，贝蒂埃神甫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咏自然法则》和《百科全书》，伏尔泰立即写了一篇尖酸刻薄的反驳文章 《耶稣会士贝蒂埃患病、忏悔、死亡和显灵的记录》。他在文中写道，贝蒂埃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太多的恶毒言论而中毒，还染上了瞌睡病，不停地打呵欠。为了医治这一怪病，医生建议他吞下一页《百科全书》，但病情只能稍稍缓解。贝蒂埃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令人讨厌的，最后，他在平静中死去了。死后，他又奇迹般地显灵，他告诉噶拉斯神甫的侄子，他在被认为是谦卑和温和的人之前，一直处于地狱之内，噶拉斯神甫的侄子后来告诉《特雷沃报》的编辑同仁，他从贝蒂埃的显灵认识到，骄傲是最致命的罪恶，是耶稣会士最害怕的东西。伏尔泰在这里把他痛恨的贝蒂埃神甫及其耶稣会士狠狠地戏弄了一番。

    报刊专栏撰稿人佛勒龙也是反对狄德罗和伏尔泰的重要干将之一。1754年，年方35岁的佛勒龙就当上了里热、蒙多邦、南锡学院院士。他长着鹰钩鼻，有一张渴望肉欲的嘴和一双机灵而不明亮的眼睛，一副学究派头。他贪图享乐，生活奢靡，早年因冒犯当局蹲过文森监狱和巴士底狱，曾在圣路易中学教过书。1754年8月，他在《文学年鉴》上辛辣地讽刺伏尔泰，1755年又抓住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第5卷卷首撰写的纪念孟德斯鸠逝世一周年的文章 ，攻击作者，指责整个《百科全书》。1756年，又在《文学年鉴》上大肆攻击狄德罗的《私生子》。1760年，他又胡说什么伏尔泰的作品没有普遍性，嘲笑这些作品只能在法国昙花一现。

    伏尔泰对佛勒龙的恣意妄为早已恨之入骨，1760年7月，他把刚刚完成的喜剧《苏格兰女人》交给巴黎喜剧院公演。这是一部挖苦讽刺佛勒龙的喜剧，伏尔泰希望借此出出心里憋了很久的怒气。在剧中，佛勒龙被刻画成一个热衷于诽谤而生活的人，他居然宁肯作假证也不放过一个使他反感的无辜女孩。他自诩“是一个杰出的编辑”，无耻地宣称“我称赞低能者，我蔑视真正的天才”。佛勒龙厚着脸皮出席了该剧公演之后，马上动笔反击。他发表了一封臭名昭著的公开信，对伏尔泰进行恶毒攻击和责难。伏尔泰也激动起情绪来，不肯善罢甘休，第二年初，他发表了《佛勒龙轶事》，对他展开人身攻击，指责他把侄女当情妇，使她两次怀孕，并在第二次怀孕时把她匆匆嫁给了别人。

    1759年9月，法兰西学院任命小诗人蓬皮尼昂接替莫伯都依的职位。1760年5月10日，当他出席就职仪式发表演说时，突然恣意攻击哲人党，指责法兰西学院对一些危险学说的宽容。他首先就对伏尔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伏尔泰进入法兰西学院时的就职演说是以种种伟大的大拼盘拼凑出的最平庸、最无味的演说词。接着他肉麻地吹捧莫伯都依、黎世留、路易十四都是伟人。他演说的其余部分都是对当代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咒骂。

    蓬皮尼昂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大放厥词，引起了伏尔泰的愤怒，他立即以克洛多雷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何时》的文章 ，嘲笑蓬皮尼昂的放肆和无知。随后，百科全书派的莫尔莱神甫也写了《如果》和《为何》进行驳斥。伏尔泰意犹未尽，又以德利斯的笔名续写了《是》和《否》。这些文章像一连串的炮弹，对启蒙哲学的政敌进行猛烈轰击，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小品词大战”。蓬皮尼昂恼羞成怒，便写了一篇《陈情书》呈交国王，希望得到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同情和支持，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

    启蒙思想家们还有一名危险的敌人帕利索。他像佛勒龙一样，对百科全书派咄咄逼人之势甚为不满，曾抛出一篇题为《论大哲学家的几封小信》的文章 ，责备哲人党夸张偏执，互相捧场，对敌手妄加中伤。还对狄德罗的《私生子》大加讽刺。1760年5月，帕利索精心炮制的一出喜剧《哲人党》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这一闹剧把哲人党的理想描绘成了有害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东西。它的上演虽然遭到法兰西喜剧院著名演员克莱龙小姐等的抵制，但是得到王室的认可，帕利索的保护人罗贝克公主在公演时亲临剧场以示支持，王储也表示欣赏。教会人士更加拍手称快。由于它具有一定的煽动和欺骗性，当时颇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因而对哲人党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一时间，它成为巴黎上流社会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客观地讲，这部喜剧如从艺术的角度加以评价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剧情安排和人物性格刻画都很一般，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其对启蒙思想家进行了别出心裁的人身攻击。剧中的克里斯潘被描绘成四只脚走路的人，这显然是代表崇尚原始主义的卢梭；罗狄德明显是狄德罗的代名词，他被刻画成为无耻的骗子，经常利用自己关于人性的丰富知识，来骗取天真无知的妇女，他还在七年战争中表现出不热爱祖国的情绪。《哲人党》还影射了杜克洛、爱尔维修、格里姆等一大批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帕利索为伏尔泰的崇高威望所迫，不敢在剧中对其妄加攻击，达兰贝尔大概是因为退出了《百科全书》的编辑队伍，也得到了帕利索的“饶恕”。

    帕利索侮辱哲人党，损害启蒙思想家的恶劣行径，激起了百科全书派的极大愤怒。狄德罗开始撰写《拉摩的侄儿》，他搜集了帕利索的种种卑劣言行，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一向温文尔雅的百科全书派重要成员莫尔莱神甫也一反常态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出版了《作为喜剧〈哲人党〉前言——夏尔·帕利索之幻想》一书，严厉谴责帕利索，甚至还直接指责其宫廷的庇护人罗贝克公主，并暗示她末日将要来临。国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冒犯行为，莫尔莱神甫不可避免地被关进了巴士底狱。

    帕利索一直非常尊重伏尔泰，他在《哲人党》序言中宣称，他和伏尔泰关系很和睦，他把剧本寄给伏尔泰并声明，他攻击的只是哲学中的弊端，而不是像伏尔泰这样真正的哲人。伏尔泰虽然对这位坦率的学生抱有好感，但是他把启蒙事业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事业，把对这项事业的责任和对同志的义务放在个人感情和礼节之上，坚定地反对帕利索对哲人党的挑衅行为。在给朋友和支持者写信时，伏尔泰表示，他坚决反对帕利索在舞台上嘲笑哲人党，他认为全体巴黎人民应该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团结起来反对帕利索可耻地歪曲哲人党的理想。在与帕利索的通信中，伏尔泰也毫不隐瞒自己与《百科全书》的密切关系，承认自己为它写了12个条目，认为这一杰作是教育人民和维护国家荣誉所不可缺少的，他拒绝帕利索对百科全书派及其自由思想的一切批评。

    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尔、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基础、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上存在差异，因而难以形成稳固的统一战线。卢梭第一个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伏尔泰在《哲人党》的问题上，对帕利索只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批评态度，远远没有达到狄德罗和达兰贝尔所希望达到的激烈程度，这又引起了他们之间新的一轮争吵。伏尔泰抱怨哲人党们对帕利索的攻击持观望态度，没有积极反击。达兰贝尔则反驳伏尔泰作为哲人党的众望所归的领袖，没有很好地保护和引导哲人党，为受辱的同志雪耻。伏尔泰此时虽已无所畏惧，但是为了整个启蒙事业他还必宣考虑斗争的策略，他不愿意让人们把哲人党与“阴谋集团”等同起来。他认为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因此必宣注意培养与他们的友谊，不论是外国君主、本国君主，还是王公大臣，如果他们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就可以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建立开明政权，消灭败类。达兰贝尔和哲人党其他代表人物则认为王公贵族是敌视启蒙事业的，他们不可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因而不能信任和依靠他们。达兰贝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哲人党的声望和荣誉，从气势和影响上压倒对立派，然后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通过自身的影响左右舆论，实现社会变革。

    尽管伏尔泰与达兰贝尔等哲人党的代表在斗争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具体斗争的方式上，他却是非常激进的。他在反对斗争中一直冲锋在前，不心慈手软。按照达兰贝尔的解释是因为伏尔泰有独立而殷实的财富，有极高的声望，又远离统治的中心，因而无所顾忌。而达兰贝尔他们没有这些条件，他们只能采取相对委婉的、间接的、尽量不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来逐步实现启蒙思想运动的理想。伏尔泰感到达兰贝尔在“消灭败类”的斗争中有些踌躇，便热情地鼓励他：“勇敢而有力地讲出心中的话吧。打击后把你的手藏好。我完全相信他们是机敏的，有良好的嗅觉，会认出你的手，但是他们不能判你有罪，你将和好伙伴一起摧毁空谈家的帝国。一句话，我把败类交给你。①”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写道：“行动起来，为人类效劳吧；消灭宗教狂热……我知道你们能够为理性复仇，……在我死之前，让我满意吧！”②

    ① 引自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75页。

    ② 参见《伏尔泰全集》（法文版），第41卷。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25页。

    伏尔泰认为，反击帕利索等人对哲人党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设法把狄德罗选入法兰西学院。他设想，只要狄德罗能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反对派对哲人党的非难便会不攻自破，他们也不敢再为所欲为。但是，远离制度统治中心的伏尔泰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现实斗争的残酷性，他过高估计了他的贵族朋友们的能力，法兰西学院的大门不可能向《百科全书》的主编洞开。在支持狄德罗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活动失败之后，伏尔泰认识到自己依靠贵族和宫廷帮助的斗争策略存在问题，他逐步与其他哲人靠拢，更多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1760年6月，杜尔哥等哲人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他们就启蒙运动的走向和斗争方略进行了促膝长谈，伏尔泰更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而更加赞同哲人党兄弟们的远见卓识。伏尔泰开始把“消灭败类”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对宗教狂热、迷信和偏执的抨击上。

    为了推动法国的启蒙运动，更好地启迪民众、动员民众，让人民自觉地起来向野蛮、愚昧的宗教习俗作斗争。伏尔泰一直想寻找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材料。1762年初，他终于在自己的家里把它找到了，这就是天主教神甫让·梅里叶的《遗书》。这份职业宗教家自我暴露的材料，原是梅里叶生前的手稿，伏尔泰将它保存了29年。现在他要把《遗书》的某些部分公诸于世，把它作为自己掀起的“消灭败类”宣传运动的秘密武器。

    让·梅里叶1664年出生于香槟省马泽尔尼村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他曾遵照父母之命走上了传教布道之路。1687年，他从里梅宗教学校毕业后，便开始担任教职，起初在马尔尼当神甫，1698年开始负责埃特列平低级教区的宗教事务。1729年5月自杀身亡。他从事宗教工作不久便发现，自己向教民所宣传的那套教义，全是欺骗人类正常理智的胡言乱语。这个生前默默无名的神甫，运用自己的智慧孜孜不倦地、秘密地从事着暴露教会内幕的工作，但他自己没有勇气站出来做公开的揭露，向人们承认自己在讲坛上传道时所说的谎话。因此，他痛苦万分，夜不能寐，他想，即使自己生前不敢揭露自己，也要在死后让人们认识自己，了解教会的真相。于是，这个忍受巨大精神折磨的神甫在自杀前，利用无数漫长的不眠之夜写下了自己心灵的独白——这就是他死后震惊世界的《遗书》。在这部洋洋70余万字的巨著里，梅里叶阐述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无情地戳穿了宗教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质，愤怒揭露出封建制度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苦难。这位天主教神甫承认，世界是永恒而无限的物质，根本不存在什么“救世主”，一切宗教义务都是谎言与欺骗。他痛斥社会的不平等，他说，一部分人享受着人生的欢乐，残暴地统治着别人，而另一部分人则充当奴隶，受苦受难。他把教士、包税人、官吏和投机商统统斥之为富足的懒汉，而王权和封建主则是魔鬼与寄生虫。在《遗书》中，梅里叶还真实地描绘了自己的胆怯而又悔恨的矛盾心理，他写道：“当我被迫向你们传道而说谎时，我的内心是多么地痛苦啊！你们的轻信引起了我心中多少悔恨。千百次我准备当众忏悔，但是我力不能胜的恐惧心理阻挡了我，使我不得不缄默下来，直到我的死亡。①”他真诚地希望人们赶快觉醒，奋起斗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暴君和僧侣贵族的统治，打碎精神枷锁，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①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7页。

    梅里叶逝世之后，他的《遗书》手抄本开始在法国流行，1735年，伏尔泰从友人季里奥处得知了《遗书》的内容，他对梅里叶十分赞赏，认为他是像洛克一样伟大的哲学家。他请季里奥设法搞到了一份《遗书》的手抄本。1762年，伏尔泰编辑了《遗书》的摘要本，在日内瓦匿名出版，题为《梅里叶号召教区人民反对腐朽透顶集团的呼吁书》，它仅仅是根据原书的第一部分选编的。伏尔泰最感兴趣的是书中评论基督教主要根源和批判基督教教义的部分。他根据“消灭败类”斗争的需要，对原书断章取义，把具有坚定的无神论信仰的梅里叶改变成了激烈谴责宗教迷信但却信仰上帝、害怕上帝发怒的自然神论者，他突出选编了梅里叶遗稿中揭露教士假仁假义、贪得无厌，对人民痛苦麻木不仁的内容，但却删除了梅里叶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论述。尽管如此，这个摘要本仍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欢迎，并连续再版了好多次。伏尔泰以天主教神甫的现身说法给政体和天主教会以致命的打击。

    伏尔泰作为自然神论者，他不赞成梅里叶的无神论，不反对宗教，但是他反对天主教这种制度化的宗教。他拥护和赞扬梅里叶对基督教的揭露和控诉，他认为，“消灭败类”要坚决攻击超自然的宗教和基督教。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基督教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是真正宗教的敌人。基督教反复向人民灌输迷信，而迷信是引起宗教灾难的祸根。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写了大量反基督的小册子。

    1762年发表的《五十个说教》是伏尔泰的宣战书。他认为《圣经》是最不确实、矛盾最多的书。书中有关奇迹的记述只不过是东方民族的民间传说，使面包和酒变成肉和血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说犹太人的上帝是、残酷、自私、爱报复和爱虚荣的，真正的上帝决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自然神论的“钟表匠”，是秩序和爱之神，是正义、善良和无限之神，是一切人的慈父。他的宗教思想也像他的政治学说一样，上帝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开明君主。

    为了宣传自己“消灭败类”的主张，伏尔泰在发表《五十个说教》、出版梅里叶《遗书》摘要之后，还先后撰写了一大批著作。1763年发表《论宽容》，1764年出版《哲学辞典》，1767年发表《英国绅士博林布罗克的重要研究》，1770—1772年撰写了《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年出版《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等，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以“消灭败类”为主题的。除此之外，他还注意采用玩笑、对话、论辩等多种机智而风趣的形式，向人们反复灌输他矢志不移“消灭败类”的思想。

    2. 卡拉的恩人

    1762年3月中旬，也就是在伏尔泰公开发表反对基督教的第一部著作《五十个说教》约两个星期之后，一位到费尔内访问的法国人告诉了伏尔泰最近发生在图卢兹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案。正是这一事件，使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变成了与教会势力的直接对抗，使他对正义和法律抽象的要求变成了具体的行动。他终于走到了实际斗争的第一线。

    在图卢兹著名的维尔饭店附近，有一条小有名气的菲拉蒂埃大街，这条街道虽然拥挤狭窄，但却每天都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因为这里是图卢兹的商业中心。在这条街道的16号内住着一位绸布店主，他专门为贵夫人做衣服和装饰布而印制鲜艳的平纹花布。他就是在当地以善于经营小本生意而闻名的约翰·卡拉。

    卡拉是胡格诺教徒，为人和善，待人宽容，老实朴素。他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已成年。1761年夏末秋初，图卢兹气候反常，仍然酷热难当，许多人还在卡罗那谷地或比利牛斯山下度暑。卡拉不愿耽误良好的生意，一直坚持正常营业。当时，他把两个女儿送到了乡下，三儿子路易在外地经商，四儿子多纳也在尼姆给一个商人当学徒，家里只剩下老俩口、大儿子马克·安东尼和二儿子皮埃尔。

    马克·安东尼·卡拉这年已29岁了，他一直性格抑郁、落落寡欢，总有怀才不遇的感觉。由于他是新教徒，故不能进大学学习法科，走从政之路。他又不愿像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们一样，经商混日子。他喜欢古典作品，尤其是塞涅卡和普罗塔支的作品，他也喜欢读蒙台涅和莎士比亚的著作，哈姆莱特有关生与死的独白使他尤其着迷。他常常爱发奇思异想，对一些论自杀的戏词也津津乐道。

    1761年10月13日，皮埃尔的一位名叫高培尔·拉瓦依斯的朋友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劝说皮埃尔和马克·安东尼放弃胡格诺教，改信天主教。不过这天他不是为这事而来的，他的家人都到乡下度假去了，他是来这里散散心的。卡拉夫妇热情招待儿子的朋友，并留他一起吃晚饭。卡拉在店铺关门后便陪客人吃饭，女仆让娜仍在厨房里忙于做菜。饭桌上话题沉闷，缺少朋友光临的欢乐气氛。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卡拉试图把话题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上，他提到了维尔饭店最近改建的一些趣闻。坐在饭桌上一直沉默不语的马克·安东尼听到提起维尔饭店，便马上来了热情，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一些他自鸣得意的见解。他的弟弟皮埃尔很看不惯他自以为是的样子，便嘲笑他是不懂装懂，故弄玄虚。马克·安东尼颇感不快，当女仆让娜为客人端上甜点心时，他借故离开了餐桌。

    因有客人在家，卡拉夫妇没有介意大儿子的不快。再说他们也了解这位儿子的古怪脾气，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处。吃完饭后，他们和皮埃尔继续陪客人喝咖啡，晚上9点多钟，客人拉瓦依斯起身告辞了，女主人要皮埃尔送客人下楼。皮埃尔走到楼下，吃惊地发现店铺的大门洞开，他以为屋里进了小偷，赶紧走进柜台内点上蜡烛，烛光下的景象使他惊呆了：哥哥马克·安东尼居然吊在折门框上！他慌忙地尖叫起来，卡拉夫妇和拉瓦依斯也应声而来，他们一边割断绳子把马克·安东尼放下来，一边喊来医生进行紧急抢救，但由于为时太晚，谁也不能使马克·安东尼起死回生了。

    开始，约翰·卡拉还以为他的儿子是被人谋杀的，当他确信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是自杀时，他恳求皮埃尔及其朋友为了自己家庭和死者的名誉不要向外人透露事情真相，因为天主教的法律是严禁自杀的。他一心只考虑到活着儿女的前途，却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厄运正在向自己扑来。

    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邻居们挤满了他的店铺，这时，有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乘机造谣中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诬蔑说，马克·安东尼肯定是被他的亲生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是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允许他改教的。他们立即请来警察，逮捕了卡拉一家和拉瓦依斯。

    其实，胡格诺教从来就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狂热的天主教分子的指控完全是空穴来风，蓄意为人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了解卡拉一家的人都向当局证明，约翰·卡拉是一个仁慈、宽厚的父亲，对子女的宗教信仰并不加以干涉，他的那个名叫路易的儿子，不久以前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而改信天主教，卡拉并没有责怪他，甚至连这个爱管闲事的女仆也没有更换。笃信天主教的让娜也极力为她的胡格诺教的主人辩护，她说，一个60多岁的老人决不可能把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人缢死，况且，在这所房子里还有她和拉瓦依斯两个天主教徒在场，他们不可能帮助主人杀死他们的嫡亲骨肉。

    宗教狂热分子的无稽之谈，竟然被教会当局当作真凭实据。这个本来就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身亡的人被教会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他的尸体被抬到教堂里，教会当局欺骗盲从的教徒们说，他的尸体将因神灵而复活。教会还装模作样地为马克·安东尼举行了庄严的弥撒祭，图卢兹大部分居民都出席了这一仪式。教堂中张着白幔，挂着一幅从外科医生处借来的骷髅，作为马克·安东尼的化身，它一手握着棕榈叶，作为殉道的标志，一手握着一张大书“弃绝异端”的纸条，作为安东尼因改信天主教而被谋杀的证据。一时间，图卢兹笼罩在狂热的气氛之下，宗教狂热分子和盲目的民众都把马克·安东尼视为圣人，虔诚地对其顶礼膜拜，有人为他祝福，有人向他祈祷，求他作出奇迹。许多人甚至还绘声绘色地传播着他带来的奇迹。

    卡拉案件提交给图卢兹地方法院审理，法院控告卡拉犯有反对天主教会之罪。卡拉全家和拉瓦依斯都被轮番带到法庭受审，他们都坚持拘捕入狱前的口供，其他证人也都为卡拉一家辩护。由于许多狂热的天主教徒向法官施加压力，尽管卡拉谋杀马克·安东尼一案证据不足，图卢兹法院仍在1762年3月9日以8票对5票作出了最后的判决，判处约翰·卡拉车裂死刑，皮埃尔放逐，其他人无罪释放。3月10日，卡拉被押往刑场，当他途经自己生活了40多年的图卢兹大街时，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即将与自己的亲人永别之际，他内心非常平静，他不住地大喊“我是无辜的”。残忍的刽子手用铁棒打断了这位老人的臂骨、腿骨和肋骨，然后把他绑在车轮上让他慢慢死去，最后再在大庭广众之下焚尸。临死之前，卡拉对身边的神甫说：

    “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子和孩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尤其觉得遗憾……①”卡拉的从容赴死，使在场的天主教教士都觉得他是无罪的，他们说卡拉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是完全一样的。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74页。

    当伏尔泰听完这一宗教迫害事件的介绍之后，惊诧不已。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不论是图卢兹法院的判决，还是卡拉有罪，祸根都是宗教狂热，他一生中写过不少揭露宗教狂热危害的悲剧剧本，但是还没有一个剧本比得上现实舞台上的这个悲剧更使人毛骨悚然。他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开始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决心要弄清事实真相，以便伸张正义，保护无辜的人们。

    当伏尔泰正在紧张地调查卡拉案件有关详情细节时，卡拉的两个儿子逃难到了费尔内附近，住在日内瓦。他马上派人把他们找来，交谈询问了几次之后，他确信约翰·卡拉是无辜的。他向卡拉的儿子表示，他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财力、自己的笔和自己的声誉，纠正图卢兹八个法官的致命错误，替卡拉伸冤。

    伏尔泰积极为卡拉的平反昭雪而四下活动。他给许多有名望有地位的朋友写信，表面上是希望他们提供消息，实际上是想通过明确表白自己的态度，对他们施加影响，谋求他们对这一工作的支持。他还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有名的律师在内的15位律师都表示愿意为卡拉一案进行辩护，并分头取证，准备充分的材料。卡拉死后，他的女儿被关进了修道院，儿子亡命他乡，孤苦伶仃的卡拉夫人为了替丈夫伸冤只身前往巴黎，准备直接向国王申诉。当伏尔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写信动员巴黎的朋友对其进行照顾和帮助，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马利埃特亲自代卡拉夫人写了正式的申诉书。卡拉夫人在巴黎得到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同情和帮助，由于德高望重的伏尔泰奔走呼号，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也为之声援。卡拉一案轰动了整个欧洲。

    在伏尔泰和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同意复审卡拉案件。1763年3月7日，凡尔赛宫举行国务会议，讨论卡拉案件的处理问题，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枢密大臣主持，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详细介绍了卡拉案件的有关情况。会场外挤满了同情卡拉的各阶层人士，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务会议的决定。最后，国务会议派一位代表到国王的房间通报会议的决议：对图卢兹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决约翰·卡拉死刑的正当理由。国王表示同意这一决议。1764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无理判决，伏尔泰为卡拉伸冤翻案的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1765年3月9日，即卡拉惨死三年整的这一天，法国枢密院正式宣布为卡拉一家完全恢复名誉，国王路易十五赐给卡拉夫人3.6万金币作为抚恤金。

    在卡拉一案沉冤大白之时，许多法国人也因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人们走上街头，汇聚到广场，庆祝理性和社会正义的胜利。30年后，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甚至还把卡拉作为革命的先烈来进行纪念和缅怀，革命之后成立的国民大会专门作出决议，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图卢兹广场建立一座大理石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国民大会奉献于父爱，奉献于自然，奉献于狂妄迷信的牺牲者卡拉。”①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75页。

    伏尔泰说过：“如果你要做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就要做一个殉道者，而不要做刽子手。②”他为被压迫者仗义执言的行为，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卡拉的恩人”。

    ②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5页。

    卡拉案件使伏尔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宗教狂热的巨大危害，他认为不宽容或褊狭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大力提倡宽容精神。在争取为卡拉冤案平反昭雪的过程中，他开始撰写又一部重要的著作《论宽容》。这部匿名发表的著作详细叙述了卡拉案件的始末，概括了作者对卡拉事件的看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宣传了他的自然神论和社会宗教的主张。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不仅仅只批判天主教的狂热分子，他还抨击一切宗教的狂热。他对天主教和新教都没有偏见，他一视同仁地批判它们的狂热和褊狭，只不过是因为天主教在法国是强者，作恶较多，因而受到的批判更多一些。在《论宽容》中，伏尔泰还倡导捍卫人民的权利，尊重人格的尊严。他认为，无论何人都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任何言论，只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任何政府没有权利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处罚他们，只要这些错误不是犯罪。

    《论宽容》的出版，成为启蒙运动又一重要的宣传材料，在以后的再版中，伏尔泰又陆续作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3. 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

    卡拉事件是伏尔泰晚年亲身投入“消灭败类”实际斗争的第一起，后来他还为西尔文、拉拜尔和蒙巴义等人的冤狱而奔走过。他致力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不断地向弱小者伸出援助之手。

    与卡拉案件几乎同时，1762年1月图卢兹法院管辖下的一个小镇卡斯特尔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恐怖案件。伊丽莎白·西尔文是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姑娘，神情呆板，反应迟钝。一天，她离家外出后，一直没有回家。他的父亲保尔·西尔文到处寻找也没有结果，他心急如焚。几天后，该镇主教召见西尔文，并告诉他，他的女儿曾经到主教府上寻求庇护，现在已被送到女修道院监护。保尔·西尔文先生确信他的女儿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她肯定是被不怀好意的天主教徒绑架的。但是，这位软弱的胡格诺教徒没有能力解救自己的女儿，只能默默忍受心中的痛苦，听天由命。伊丽莎白在修道院里受尽虐待，以致引起精神错乱。7个月后，她被送回家里，但已是整天疯疯癫癫，无法正常生活。没过多久，这位疯姑娘又失踪了，一位准备取水的居民在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很明显，她是在精神失常中自杀的。

    但是，教会却指控这个胡格诺教家庭杀生祭神，并建议司法当局逮捕西尔文夫妇和另外两个女儿。西尔文夫妇预感大祸临头，慌忙带着孩子逃离家乡。当地法庭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西尔文夫妇绞刑，两个女儿必须目睹执行死刑。判决之后，刽子手当众烧毁了西尔文夫妇的模拟像。

    伏尔泰为卡拉冤案争取平反的消息当时已传遍了整个欧洲，保尔·西尔文也早有所闻，他们逃到瑞士之后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西尔文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冤情，请求伏尔泰帮助。伏尔泰同情这位父亲的悲惨遭遇，并真诚地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他慷慨地资助他们生活，积极为他们安排向巴黎高等法院申诉，并于1766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猛烈抨击宗教狂热，为西尔文伸张正义。在伏尔泰的努力下，西尔文案件很久以后也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伏尔泰《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发表不久，亚眠附近阿贝维尔小城又传来了一起宗教迫害案。

    阿贝维尔城修道院有一位品行端庄的女院长，当地法庭一位年近60的风流小警官贝尔法对其垂涎三尺，一直热烈地追求她。女院长多次表示拒绝，贝尔法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

    女修道院长有一个19岁的侄子骑士拉拜尔，生活在她身边。他住在修道院外，但常常和几个朋友到院里用晚餐。贝尔法得知拉拜尔和他的朋友戴塔隆德在某次宗教仪式出巡时，没有向圣像下跪，而且还哼着下流小调，便联系几个星期以前一座桥上的十字架被人悄悄破坏一事，指控他们犯有亵渎和毁坏圣物罪。拉拜尔和戴塔隆德受到法庭传唤。戴塔隆德自知情况不妙，一听到风声便溜走了，他逃到普鲁士，加入了弗里德里希的军队，但拉拜尔落到了当局的手里。亚眠法院不负责任的法官立即判决拉拜尔死刑，并决定斩首后再行火刑。对逃亡的戴塔隆德则判处连根割掉舌头，在教堂门口斩下右手，然后缚在柱子上用文火烧死。

    逃亡中的戴塔隆德到费尔内向伏尔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当伏尔泰得知法院的处罚方式后，他拍案暴怒，反动教会和司法当局竟残忍到如此程度，上帝的子孙不是变成野兽了吗？他决不能饶恕他们的胡作非为，他哀叹光荣的法兰西民族竟能允许这样的宗教迫害事件屡次发生。年迈体弱的伏尔泰实在不能平静下来了，他要为这一新的冤狱再次翻案！

    伏尔泰立即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写信，请求他设法解救拉拜尔并关照已加入普军的戴塔隆德。

    拉拜尔在亚眠法院判决后，被押往巴黎复审。在巴黎，他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检察长认为拉拜尔确有冤情，建议撤销亚眠法院的原判，但最高法院25位法官在最后表决时，有15人坚持维持原判，这样，拉拜尔又重新被押回阿贝维尔，1766年7月1日，按照原判拉拜尔被斩首并处以火刑。在逮捕他时警察从其身上搜出的一本《哲学辞典》也被当作他的罪证投进火堆焚毁。

    当伏尔泰弄清这一案件的细节时，拉拜尔已被处死。当初，他认为天主教徒拉拜尔只不过是个玩世不恭，不安分守己的年轻人，不相信他对宗教的挑衅行为有任何哲学背景。他听说拉拜尔读过《哲学辞典》这类自由主义书籍时，认为这是敌人别有用心的宣传。当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正式宣称拉拜尔亵渎宗教，原因是他看了现代哲学书籍，受到自由思想家的影响，并点了伏尔泰的名时，伏尔泰才相信这一案件与卡拉和西尔文不同，确实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背景。他非常恐慌，担心马上会牵连到自己，便赶紧离开了费尔内。离开几天后，他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于是又勇敢地回到了费尔内的家中。他又积极投入为拉拜尔冤案平反的斗争，7月中旬，他激愤地写下了《记拉拜尔骑士之死》一文，严厉指责法国司法制度为宗教狂热分子服务。

    拉拜尔事件引起了伏尔泰对自由思想家在法国处境的担忧，腐朽的司法制度和狂热的教会当局既然连一个不满20岁、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的轻微鲁莽行动都不能饶过，那么他们能饶过早已如芒刺在背的自由思想家吗？他准备为哲人党兄弟们寻找安全处所，不过，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哲人党们不想离开启蒙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法兰西。

    伏尔泰对公众在拉拜尔事件上的麻木态度甚为不满，他对达兰贝尔说，人们只是随便谈论几句这件事，便聚集到歌剧院寻欢作乐，而把无辜惨死的青年早已忘到脑后。他不能昧着良心随波逐流，他拖着赢弱的身躯不屈不挠地为拉拜尔和戴塔隆德的冤狱平反而奔走呼喊了十多年，由于巴黎高等法院赞同亚眠法院的判决。国王路易十五也表示支持，伏尔泰的努力最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对此，他十分遗憾，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愤慨地写道：“这些小花脸！吃人者！……你们从跳舞的篝火场边和从演滑稽歌剧的格雷弗广场赶来，车裂卡拉，烧死这可怜的青年，我简直不愿意同你们呼吸同一种空气。”①机智、爱说笑话和喜欢嘲讽的伏尔泰，现在暂时放弃了他惯用的武器，因为在与杀人犯的斗争中需要的不是这个武器，这里需要的是人民代言人的像钢和剑一样锋利的语言。他说：“不！不！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在屠宰场上讲究机智是不适当的。”①

    ① 参见王子春《伏尔泰》，第55－56页。

    ① 参见c·阿尔塔莫洛夫《伏尔泰传》，第36页

    为拉拜尔伸冤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伏尔泰并没有心灰意懒，他仍然十分关心那些蒙受冤屈的人们，并积极为他们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因他的帮助而得救或得到昭雪的人很多。1769年，一个名叫马丁的农民被诬告杀人而受车裂，后来真正的凶手招认了，伏尔泰设法争取为马丁平了反。1770年圣奥曼地区的蒙巴义夫妇被诬告杀害自己的母亲，法院把蒙巴义夫妇判了死刑，蒙巴义被当场处死，妻子缓刑。伏尔泰照例为他们仗义执言，他发表了题为《阿拉斯法院的谬误》的小册子，猛烈抨击的司法制度草菅人命。在伏尔泰的出面干涉和争取下，蒙巴义的妻子终于获释，法院承认死者是无辜的。后来法属印度总督拉里·笃朗达勒又被诬告叛国通敌，法院在严刑逼供之后对其处以死刑，伏尔泰了解真相后又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反对这种轻率的判决。他得到了公共舆论的一致响应，拉里伯爵的冤案又得以平反昭雪。

    伏尔泰就是这样以罕见的胆略，不懈的斗争精神，为不幸的人民奋力抗争，维护永恒的理性和正义。他的行动，使法国政体的威信每况愈下，人民大众对封建和宗教狂热的仇恨情绪与日俱增，费尔内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当时的进步人士都尊敬地称伏尔泰为“费尔内教长”。这是伏尔泰的荣誉，也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维克多·雨果曾激动地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②

    ②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8页。

    4. 欧洲客栈的老板

    1760年底，伏尔泰收到巴黎一位朋友勒布朗的信，信中说17世纪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亲戚玛丽·高乃依小姐十分贫穷，在一个女修道院里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勒布朗请求伏尔泰以慈悲为怀，把他在文学作品中蕴涵的仁爱之心和挚爱人类之情倾注给这位不幸的名人后裔。伏尔泰经过慎重考虑，动了恻隐之心。12月10日，他写信答复勒布朗说，虽然自己已到垂暮之年，不能再做什么事情了，但是他的外甥女有很好的教养，可以担当玛丽的监护人，他做玛丽的教父，德尼夫人做玛丽的教母，并愿意负担全部费用。

    在勒布朗给伏尔泰写信之前，佛勒龙也从别的渠道了解到了玛丽的情况，他准备劝说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为玛丽举办一场救济义演。当他听说伏尔泰的计划后，对其动机和意图表示怀疑。伏尔泰不顾佛勒龙和一些宗教狂热分子的阻挠，毅然履行自己的诺言，1761年元旦来临之际，玛丽小姐来到了德利斯，她开始跟随伏尔泰生活。尽管她当时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但是伏尔泰对他的养女的面貌和个性表示满意。他特意为她雇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本人也亲自关心玛丽的教育，他和家庭教师首先对她进行语言训练，使她很快就能够讲一口优雅流利的法语。伏尔泰还规定玛丽每天写一篇文章 ，并亲自动手为她修改，玛丽心灵手巧，不久还学会了微针刺绣。她到费尔内后，伏尔泰经常陪她去教堂望弥撒，为此，他招来了许多流言蜚语，他的敌人乘机诽谤他企图破坏玛丽的童贞。

    这位怀有善良动机的长者，并没有被敌人的诽谤和无耻攻击所吓倒，他决心要更好地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在对玛丽进行教育培养的同时，他又为玛丽的未来操心了，为保证她以后有一笔稳定的经济收入，他决定赞助出版高乃依著作的豪华本。当时，法兰西学院提出重新整理出版法国所有古典作家的著作，伏尔泰立即给学院秘书杜克洛写信，除表示赞同外，他还建议这套著作最好从高乃依出起，因为高乃依是第一位使法兰西文学在国外得到尊重的作家。他提出这个版本由自己赞助出版，收益由出版商和玛丽平分。法兰西学院确定下来以后，他马上认购了6部，后来增加到100部。他还通过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争取到许多人认购这部巨著。为编辑好高乃依的著作，伏尔泰呕心沥血对其所有剧本都详细地撰写了评注。这些评注全面、深刻，其数量也非常巨大，后来在莫兰版的《伏尔泰全集》中居然占了整整两卷的篇幅。

    玛丽成年之后，伏尔泰和德尼夫人又关心起她的婚事。他们衷心希望玛丽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但是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标准来束缚玛丽对意中人的选择。费尔内先后来了多位求婚者，玛丽看中了潇洒多情而又非常富有的骑兵军官杜比依。伏尔泰立即根据法律规定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原则，为他们定好了婚约，并允许他们在费尔内居住。1763年2月，由他一手操办的婚礼在费尔内隆重举行，伏尔泰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他终于把一位无依无靠的女孩子抚养教育成人，如今她又找到了幸福的归宿。现在他可以自豪地说，他对得起伟大的高乃依。

    1768年，伏尔泰在给德芳夫人的信中诙谐地说，自从他到日内瓦定居后，他就当上了欧洲旅店的老板。事实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在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别墅是欧洲各国旅行者巡礼朝拜的圣地，他们之中有些是来此求助于这位名声显赫的欧洲知识界元老帮助解决难题的，也有一些纯粹是出于好奇，想来此亲眼见识一下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大师。当然，他接待更多的还是一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启蒙思想家。

    来访的客人中，最有名的是西班牙启蒙思想家威安·巴勃罗·奥拉维德。1762年初，他在德利斯住了10天，深受主人的赞赏。伏尔泰像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很瞧不起西班牙人，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曾经指责西班牙人愚昧、野蛮、宗教迫害登峰造极。伏尔泰也经常对客人讲西班牙人的坏话，他认为那个国家是欧洲最为野蛮的地区，但是对奥拉维德他却抱有好感。后来，他还向巴黎的朋友极力推荐奥拉维德，说他是一个知道怎样更好地思维的西班牙人，肯定他不同于野蛮的同胞，勇于承认天主教和宗教审判所是有害的，伏尔泰夸张地说，如果马德里有100个他这样的人，它将成为另一个巴黎。奥拉维德是启蒙运动的殉道者，1778年被残酷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以火刑处死。狄德罗在《文学通信》中曾经写了一篇感情真挚的祭文，热情赞扬他保卫自由的英勇行为，无情地揭露了宗教当局的惨无人道。

    到费尔内访问的客人之中，有一位小孩子很讨伏尔泰的欢心，这就是夏特莱夫人和伏尔泰在吕内维尔的朋友布弗莱尔侯爵的儿子德·布弗莱尔骑士，当时他年仅10岁。伏尔泰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对他非常爱护和体贴，关怀备至。布弗莱尔骑士也非常崇拜这位充满智慧的老人，他从费尔内给母亲写了许多信，称赞伏尔泰是仁慈家长的集中体现，认为他是其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父亲和国王，给生活在他周围的每一事物都带来幸福和快乐。布弗莱尔还以赞美的口吻说，伏尔泰是最伟大的诗人，他永远是他的著作的最好版本。他太伟大了，以至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国度的限制，他是大自然给整个地球的礼物。

    大概在同一时期，一位年轻漂亮、举止优雅的贵夫人也慕名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这就是后来成为女作家的德·让利夫人。1782年她发表了一部三卷本的有关教育的著作。她在其著作中记述说，老年的伏尔泰非常容易激动，他常对仆人大喊大叫，动不动就训斥园丁。他发脾气时，总是声嘶力竭地冲他们大吼。不过，脾气过后他仍是非常和善可亲的老人。由于经常是这样，仆人也了解他的为人，因此，并不介意。他还带让利夫人到费尔内散步，兴致勃勃地请她参观自己建造的房屋和创办的工厂。他希望自己晚年所从事的著书立说之外的工作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1763年夏天，正从威尼斯回国途中的奥地利王子查尔斯·约瑟夫特意绕道来到费尔内，向伏尔泰表示敬意。这位王子是在普鲁士长大的，童年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伏尔泰欣赏他的翩翩风度和良好的教养，他们促膝长谈，甚为愉快。当话题慢慢谈到小说《老实人》时，王子很抱歉地表示，他还没有读过这一大作。爱好虚荣的老人觉得很失面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竟然还没有引起这位王子的注意，他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王子是第一次见到伏尔泰，这位睿智老人的谈吐举止和贵族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对伏尔泰当时的穿着打扮还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伏尔泰喜欢穿灰布鞋和铁灰色长袜，身上一件凸纹条格平布的背心一直长过膝盖，头上盘缠着假发，戴着黑色天鹅绒的小帽。星期日由于来访的客人多，他的穿著更加讲究一些，一般是穿上精致的褐色平纹布外套、背心和短衫，背心的下摆很长，镶着金边。

    1764年9月，伏尔泰接待了两位远道而来的英国客人，他们是大西洋彼岸费城医科学校的奠基人约翰·摩尔根和费城最后一任殖民统治的市长撒缪尔·鲍威尔。伏尔泰为两位贵客准备了欢迎晚宴，并邀请法国和瑞士一些名人作陪。老年的伏尔泰仍然十分机智、风趣。当宴会正在进行时，一只小狗来到了餐厅，在主人面前摇尾乞怜。伏尔泰突然问鲍威尔：“你认为这个小狗怎样，它有灵魂吗？英格兰人现在对灵魂怎么看？”鲍威尔不清楚这位尖刻哲人的真实意图，不敢贸然作答，他以外交辞令搪塞道，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伏尔泰不想这样收场，他开始赞扬博林布洛克勋爵的作品。鲍威尔以自己没有读过博林布洛克的书为借口，再次岔开了话题。伏尔泰仍然不停地谈论着英国人，他还说了一段使两位英国客人及后来许多人都难以忘怀的话：“如果我能死而复活，或者说能够第二次来到地球上，我祈求上帝让我降生在英格兰那块自由的土地上。我所景慕的有四件东西，它们都是英国人引为自豪的，即自由、财产所有权、牛顿和洛克。①”摩尔根还谈起了著名科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杰出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伏尔泰很敬仰这位美国人，赞扬他是电的发现者和改进者，是功绩卓著的天才和伟大的、天生的哲学家。在起身送客时，伏尔泰当着他们的随从的面劝诫他们，应该仇恨虚伪，仇恨弥撒，仇恨僧侣。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5页。

    狄德罗的好友、英国人约翰·威尔克斯1765年也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他是英国政治激进派的代表，对伏尔泰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伏尔泰在劝说人们实现普遍宽容、人道和仁爱上所做的工作，比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贡献还多。他在卡拉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比大多数圣人的整个一生还值得称赞。

    另一位英国人詹姆斯·鲍斯威尔大概是真正把伏尔泰看成旅馆老板的那种人。1764年圣诞节前夕，他来到伏尔泰家作客，饭后，他极力讨好德尼夫人，夸奖她的果酱饼做得特别好吃，然后请求她向伏尔泰说情，希望能留他住在费尔内。他称伏尔泰是杰出的房东。他对主人给自己安排的住宿不满，伏尔泰尽管对他的讨好卖乖、生活挑剔感到不快，但还是设法满足了他的要求。鲍斯威尔常常不知疲倦地听伏尔泰讲英语，背诵德莱登的诗，无事可干时，就一头钻进伏尔泰的图书室。这里有许多使他感兴趣的书，如宣传冉森主义的书《基督教的回忆》，伏尔泰重新装订后将其改名为《教会的愚蠢》，还有一本包括英国作品在内的剧作集《野蛮的悲剧》。鲍斯威尔在费尔内聆听哲人的教诲，观察一代大师的日常生活，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化巨人的丰富藏书，在这里，他免费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良好的教育。

    许多来访者都注意到，在伏尔泰的家中生活着一位特殊的成员，这就是安多万·亚当神甫。他以前是耶稣会教士，耶稣会被法国驱逐后，伏尔泰收留了他。亚当神甫是一位性格温厚的老人，他穷困潦倒，但擅长下国际象棋，伏尔泰喜欢他的性格，常常与其切磋棋艺，也乐意利用他的好脾气，拿他开心。例如，他对客人讲，这个神甫姓亚当，但很可惜，他不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因而不能同夏娃共尝禁果。伏尔泰对耶稣会教士是很不客气的。有次，他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其中有两位耶稣会士，他询问了他们对教会的看法，强迫他们发誓做普通公民，如果会长或教皇的命令与国王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服从国王。伏尔泰也同样询问过亚当神甫，亚当神甫是被迫作了肯定的表白之后，他才收容的。他一开始就向这位神甫表明，如果敢于和一位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甚至强烈痛恨宗教狂热的人一起生活，那就可以大胆地来到他的身边。

    这位神甫虽然在宗教问题上并没有给伏尔泰带来麻烦，但却在生活上使得他很难堪。亚当神甫爱上了厨房女仆，有一天，他冷不防跪到女仆面前向她求爱，女仆大为感动。伏尔泰碰巧看到了这一戏剧性的场面，不过，他悄无声息地走开了。吃晚饭时，伏尔泰把他白天看到的又好气又好笑的情景编故事般地告诉了新来的一些客人。他说：“今天在别墅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亚当神甫冷不防地被人看到，……对，冷不防地被人看到他跪下……为我向上帝祈祷。①”正恨不得地面有个洞快钻进去的亚当神甫，听到伏尔泰最后讥诮的嘲弄才慢慢松了一口气。从此，他再也不敢给主人留下任何口实。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德利斯和费尔内成了欧洲进步思想的中心，达官贵人、文人骚客纷纷慕名拜访和登门求援者不计其数。据伏尔泰自己讲，他接待过的英国客人就远远超过200人。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2页。

    5. 启蒙运动的导师

    启蒙运动是任何一个摆脱封建生活方式的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所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和获取知识，使自由发展个性的理想成为普遍原则。启蒙运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建立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它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激励人们的心灵，追求人人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甚至在他人面前的一律平等。

    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同迷信、宗教狂热、宗教偏见以及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还要进一步推崇和宣传理性，用自己的思想和革命行动来进一步擦亮人们的眼睛，使人们看清自己的弱点和使命，推动人们迈向通往真理的大道。

    嬉笑怒骂是伏尔泰特有的锐利武器，尤其是讽刺和嘲笑已成为他反对迷信、狂热、不公正，宣传自己理想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揭露敌人，刺激敌人，挑逗敌人，向敌人无情地倾泻他的愤怒。伏尔泰认为，生活太短促了，人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大量的鸿篇巨著。在“消灭败类”、宣传启蒙思想的运动中，他喜欢用短小精悍的讽刺短诗、短文来说理论事，反驳政敌，提纲挈领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主张。它们像一把把犀利的匕首投枪，猛烈地向社会中一切不正义的联盟宣战，把教会和基督教信仰体系刺得体无完肤，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不安和惶恐。玛丽王后对他尤为恨之入骨，临死之前还请求路易十五惩办伏尔泰。可是对伏尔泰，国王现在已是鞭长莫及了，他无可奈何地对王后说：“你要我怎么办呢？倘若他在巴黎，我倒是会将他赶到费尔内去的。”1768年9月24日，巴黎高等法院下令收缴伏尔泰挖苦嘲讽封建影响巨大的作品《有四十金币的人》，并当众烧毁，凡是出售此书的书商也一律处以枷刑。有的法官对这种处理方式仍觉不解恨，甚至在法庭上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我们烧掉这些书就算了吗？”

    伏尔泰晚年在德利斯和费尔内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这是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文人所不能奢望的。狄德罗和卢梭的生活都极度贫困，常常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四处奔波。而伏尔泰相当富有，仅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地租收入就已相当可观，他还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他每月给德尼夫人2400法郎，而可供自己支配的则高达6000法郎。富足而稳定的生活，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全盘考虑启蒙运动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他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千奇百怪。

    伏尔泰在他的费尔内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他特意用他的四个论敌的名字给它们起名，称它们为：佛勒龙、博麦尔、农诺特和蓬皮尼昂。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它们，当它们吃饱喝足之后，他常常再赏它们一顿拳脚，拧一下它们的耳朵，用针刺一下它们的鼻子，踩一下它们的尾巴，甚至还给他们带神甫的高筒帽，用最难以想像的卑劣方式来对待它们。他要用这种幽默狠毒的方式来发泄他对“败类”的仇恨。

    耶稣会在法国的势力很大，倚仗罗马教皇的支持，有恃无恐地从事阴谋活动。耶稣会士骄横跋扈，作恶多端，不仅招致其他各修会的嫉妒与反感，而且也为世俗的政权所痛恨。法国高等法院同情高卢教会派和冉森派，憎恶耶稣会，一直在寻找机会清除这一国中之国。1761年，马赛一个由耶稣会士经营的商行破产，法官们以此为借口，宣布耶稣会的章程与国家的法律相抵触，并查封了一些耶稣会学校。虽然法国宫廷也倾向高卢教会，但是为了对抗胡格诺教派和冉森教派的信徒，谋求在对外战争中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宫廷一直对耶稣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并给予保护和支持。耶稣会士忠于教皇，不服从法国国王，他们为所欲为严重影响宫廷的利益，并冒犯了国王的尊严。受启蒙思想家影响较大的舒瓦瑟尔掌握大权之后，在蓬巴杜夫人的支持下，于1762年下令解散耶稣会，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国。

    百科全书派的兄弟们听到耶稣会士将要从这个国家被驱逐的消息后，欢欣鼓舞。达兰贝尔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杀死耶稣会士的不是冉森派教徒，而是哲人党，是《百科全书》杀死了上帝。他还乐观地估计说，耶稣会士受到致命的打击后，下一个该轮到冉森派教徒了，一个宽容建立、僧侣结婚、忏悔废除、败类灭绝、新教徒回国的美好明天即将到来。伏尔泰也认为，耶稣会士被驱逐是启蒙运动取得很大进步的迹象。但是，他没有达兰贝尔那样乐观，他清楚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看到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的敌人决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的教派，而是一股反动落后的势力，他形象地说，“如果把我交给狼的话，从狐狸手里被救出来又有什么好处呢？”①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88页。

    伏尔泰坚定地认为，17世纪是天才的世纪，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在17世纪中，文学天才是卓越超群的，而在18世纪哲学思想的进步则是以往的世纪所不能比拟的；启蒙世纪虽然在文学上稍逊于天才的世纪，是小人物的时代，但是如火如茶的启蒙运动比天才的时代对人们心灵、对社会风尚、对政治结构的影响要大得多。

    法国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宫廷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教会凶狠残暴，法官草菅人命，百姓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恐怖、阴森的社会现实，许多人对启蒙运动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有人在信中责问伏尔泰这位启蒙运动的主将：“这难道就是您所粉饰、您所教导的那个启蒙运动的时代吗？每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彼此一样，并将永远这样下去。”面对这种尖锐的指责，伏尔泰无言以对，他自己都一度对启蒙运动的前途感到悲观。1762年6月19日，他所尽情赞美的日内瓦政府居然也像法国当局一样公开谴责卢梭刚刚出版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他不赞同卢梭的思想和主张，但是他同情卢梭的不幸遭遇。他对一向以思想自由、政治环境宽松著称的日内瓦也失去了信心。他十分痛苦地发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矛盾的。他断言，由于穿着黑衣服的巫士在日内瓦不断活动，试图把人变成野兽，这个城市尚存的微弱理性火花也将熄灭。他甚至失望地预言，狂热战胜理性的时刻到来了。

    不过，伏尔泰并没有向黑暗势力低头，他很快从低落、失望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又不屈不挠地站到了反对败类、宣传启蒙运动的最前列。他年事愈高，消灭败类的决心愈坚定。1763年，他在给爱尔维修的信中，追述了从丰特诺瓦以来，理性在法国取得的节节胜利，赞扬了英国对法国的影响。法兰西民族不仅从海峡彼岸学到了科学真理，吸收了经济学原理和工商业知识，而且还接受了他们高尚的自由思想和他们对经院哲学的蔑视。法国的现状虽然还不尽人意，还存在着狂热、褊狭和不公正，但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已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传播并深深扎根，为数众多的自由思想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由于年龄逐渐增高，精力不济，伏尔泰担心自己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将不断减弱，便积极敦促他的志向道合的年轻朋友们，要更加积极、更加努力地去工作。他指责达兰贝尔没有采取公开的立场反对败类，而仅仅只是默默地对它表示轻蔑，作为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应该为此感到惭愧。伏尔泰对才华出众、敢作敢为的年轻哲学家爱尔维修比较赏识。爱尔维修与达兰贝尔不同，在反对败类的斗争中非常积极热情，没有瞻前顾后的犹疑和胆怯，在出版宣传自由思想的《论精神》一书时，大胆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现出巨大的魄力和勇气。由于对达兰贝尔的不满，伏尔泰曾一度选择爱尔维修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在大力宣传启蒙思想的时候，启蒙思想家们在启蒙运动的对象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伏尔泰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前后不一而且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这个宣传运动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必须使所有的宣传品简单明了，让大多数普通人能够理解。他希望哲学家们写的东西要通俗一些，要尽可能地影响到普通百姓。1766年，他在《无知的哲学家》中写道，少数人满意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衡量启蒙运动的成效时，算数的不是群众而是文人和那些进行统治的人。他甚至还提出，启蒙运动是针对社会特权阶层而言的，他不希望把这种思想解放运动涉及到仆人和普通劳动者。需要启蒙的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头脑简单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居民。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对普通劳动者还不是十分信任。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伏尔泰在致力宣扬启蒙思想的时候，还积极参与日内瓦的政治斗争。60年代以来，日内瓦政治生活被日益严重的对立空气所笼罩。日内瓦政府代表资产阶级，25人议会和200人议会则倾向维护贵族的特权，大量没有政治权利的下层人民也意见不统一，有的人呼吁实行更大的民主，有的人则主张维持现状。对立的双方互相攻击，毫不妥协，矛盾空前激化。胸有成府、深谋远虑的伏尔泰，表面上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调停者身份从中斡旋，但是，他实际上暗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贵族，支持手工艺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他的费尔内别墅成了各派政治思想家聚会的场所，他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大力宣传启蒙思想，倡导自由和平等，力主建立理想的政治体制。日内瓦许多政治斗争的武器和策略都是在这里酝酿出笼的。伏尔泰幕前幕后的积极活动引起了日内瓦当局的不安，他们不得不严正警告这一名望如日中天的老人，敦请他要自珍自爱，不要涉足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政治事务。

    日内瓦的政治斗争，给伏尔泰提供了集中思考政治问题的机会，他在这些年中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为激进的论著，除《哲学辞典》和《有四十金币的人》之外，1765年还完成了《共和思想》，1768年完成了《日内瓦内战》和《甲乙丙对话录》，1769年完成了《巴黎高等法院史》，1770年出版了《关于百科全书问题》。这些重要论著集中阐述了伏尔泰有关自由平等的主张和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思考。他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也逐渐客观起来。这些，标志着伏尔泰的思想开始转变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伏尔泰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是从自然法原则出发的，他把自然在各个时代为了正义而为人们指出的那些法则叫做自然法则，这些法则符合人类利益和理性的法则。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他认为，自由就是只服从法律，除了人们共同制定的、代表其共同利益的法律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侵犯人的权利。作为18世纪首屈一指的自由思想家和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不仅在理论上，从自然法和人道主义的原则上论证了自由的合理性和人享有自由的权利，而且还在实践上孜孜不倦地为捍卫人的自由，同反动的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他愤怒谴责奴隶制，指责法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中世纪奴隶制的残余。他认为自由首先就是要争取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其次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攻击日内瓦当局下令焚烧卢梭的著作，强调一两本书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或一个重要事件的进程。他举例说荷兰曾出版了五六千本反对路易十四的小册子，但是没有一本导致路易十四在战场上失利。失利有其他原因，它是由事物的内在必然性所决定的。

    费尔内时期，伏尔泰越来越感觉到教会的剥削、不平等税制的掠夺、富人的挥霍都是与人性相悖的不公平形式。他严厉谴责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反对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认为世袭的特权者是人民的额外负担，应该予以消灭，不应该有任何例外、特权和门第。他热烈地主张社会的平等，政治体制的平等。他坚信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过由于人类财富的匮乏，还不可能马上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种罪恶，但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伏尔泰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直接为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6. 袖珍的《百科全书》：《哲学辞典》

    1764年7月，伏尔泰在费尔内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哲学辞典》出版了。当时是以匿名刊印的，称为《袖珍辞典》。

    老谋深算的伏尔泰当初对自己最为亲密的朋友也保守着秘密。他对达兰贝尔发誓说，这部讨厌的小辞典决不是他写的，而是撒旦的作品。他请求达兰贝尔使所有人相信他与这部辞典无关。其实，这部《袖珍辞典》确实出自伏尔泰的手笔，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的，他担心，万一这部辞典受到指责的话，不怀好意的人肯定又会把矛头指向《百科全书》。他认为《百科全书》已经屡遭厄运，再也受不起无辜的株连了。

    编写这部辞典的念头，最初是在普鲁士国王那里一次吃饭时偶然想到的，后来曾几次想动笔都未能如愿以偿。到费尔内定居后，生活安定，无牵无挂了，伏尔泰有了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一夙愿。单从书名来看，这似乎只是一部工具书，实际上，它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颇有趣味的哲学著作。它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概述了伏尔泰本人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和要求。这部《袖珍辞典》继承培尔《历史和批判辞典》的传统，借鉴《百科全书》的形式，按照学科分列单元，按词首字母顺序排列，涉及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容丰富，体系博大。伏尔泰花了整整10年功夫才将它编纂完成。

    在“哲学家”辞条，伏尔泰用古希腊人对这个辞的解释认为哲学家就是爱智慧，即爱真理的人。古代哲学家都对人类作出了道德上的榜样和伦理真理的教训。他认为“哲学家不是狂热者，他们没有把自已抬高为先知，没有把自己表现为受到神的启迪①”。古代的琐罗亚斯德、赫米斯等人自称是神的儿子，甚至把谬误当作真理，装模作样地来教训别人。伏尔泰觉得他们根本不配哲学家的称号，至多是谨慎的说谎者而已。能够称得上真正的哲学家的，伏尔泰只提到中国的孔夫子，“那个圣人是孔夫子，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因而不必屈尊去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①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哲学家”条目，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4页。

    在“物质”辞条，伏尔泰是用对话体的形式表述“物质”的不可知的：

    着魔的人：什么是精神？

    哲学家：我不知道。

    着魔的人：什么是物质？

    哲学家：我不知道。我相信它具有广度，硬度，不可入性、重力，可分性，运动性。上帝可以给它一千种我们不知道的性质。

    ……

    哲学家：上帝的力量超出我们的理解力。

    着魔的人：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力量！你像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一样讲话。②

    ②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物质”、“观念”条目。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6页。

    伏尔泰认为物质是永恒存在的，广延和运动是物质的必然属性，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但是他承认我们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他说：“物质是由虚幻构成，这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但不要自认为可以说明它；哲学不可能对每一事物都予以说明。许多不可理解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

    在“观念”辞条中，伏尔泰指出观念是人大脑中的映象，“因为最抽象的思想都只不过是我们感知对象的结果。我说出一般的‘存在’，只是由于我曾知道具体的存在；我说出‘无限’这个词，只是由于我曾见过某些有限的东西，由于我在心中尽其所能把那些界限推得很远。我在大脑中有观念只是因为我曾反映”。伏尔泰同时还提出，我们对反映的性质和过程，对反映的能力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上帝没有把那些秘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理解怎样感觉，怎样思想。这虽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观念通过感觉而来。伏尔泰承认观念来源于物质，但是还不能了解认识的机制。

    在“灵魂”辞条中，伏尔泰认为灵魂意味着生命，是人与动物所共同拥有的，只不过人很骄傲，特意为自己设立了一种特有的实体形式，便称之为灵魂。1764年，当英国人鲍斯威尔访问费尔内时，曾与主人讨论什么是灵魂，伏尔泰主张，在争论它是否存在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恰恰我们又对它一无所知。鲍斯威尔离开费尔内后，还试图进一步与伏尔泰讨论这个问题，伏尔泰觉得无聊透顶，在回信中他不无嘲讽地写道：“我明言，我对它一无所知。不知它是否存在，不知它是什么，也不知它将是什么。初出茅庐的学者和僧侣们完满地知道它的一切。而我仅仅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①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8页。

    在《哲学辞典》中，篇幅最大的内容是关于宗教问题，这大概与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有关。在“褊狭或不宽容”辞条中，伏尔泰用一段褊狭者绘声绘色的自白嘲讽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肮脏的灵魂。那个可卑的褊狭者把牛顿、洛克、弗里德里希、叶卡特琳娜、弥尔顿、丹麦君主、莎士比亚、瑞典国王、莱布尼兹、中国皇帝、英格兰议会、莫卧儿王朝的枢密院等分别斥之为异教徒、收税人、无赖或魔鬼。原因是他们都不相信他讲的神学。伏尔泰摘引了一段这位褊狭者冠冕堂皇的胡言乱语，“因为我是正确的，你们是错误的；我有恩惠，你们没有……我用鱼市的语言谩骂哲学家，而你们保护、模仿哲学家，或者就是哲学家……因他，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切掉右手，割掉舌头，严刑拷打，最后用文火烧死，因为上帝是仁慈的②”。伏尔泰辛辣地挖苦道，这就是褊狭者的箴言，是他们所有书的概要和主旨，与这样善良和蔼的人一起生活是多么快乐呀！

    ②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褊狭或不宽容”。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9页。

    伏尔泰还详细系统地论述了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问题，他不同意霍尔巴赫主张彻底消灭宗教的思想，而认为宗教是人的生活信心的基础，就像在看不到岸的大海中游泳的人一样，假如有人突然告诉他：别费劲了，这个大海是绝对不存在岸的。那么这个游泳者就肯定不会再有继续游下去的勇气了。伏尔泰认为，社会的两极，即君主和百姓绝对需要宗教，“无神论在被统治的人中是最有害的怪物”，“宫廷的无神论者，无神论君主会给人类带来苦难”，人们没有约束就不能很好地生活在一起；法律只惩罚公共罪恶，无法约束私人的罪恶，必须有一个行使奖惩的上帝，在现世或未来处罚那些逃脱人类正义审判的那些人。这个上帝，就是他所宣扬的自然神论中的“钟表匠”，即秩序和爱之神。

    《哲学辞典》还全面阐述了自由、平等的概念，详细描述了他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社会平等、政治权利平等的主张，还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改革的思想。

    《哲学辞典》仅仅缺少《百科全书》中有关科学技术的内容，它以深刻的思想、生动活泼的形式、精辟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启蒙思想的精粹，是启蒙运动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宣传资料。它完全可以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相媲美。由于它的篇幅短小，通俗明了，而又携带方便，因而更容易在普通人中传播开来。《哲学辞典》像《百科全书》一样，它在启蒙运动中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7. 被“北方的塞米拉米斯”征服

    伏尔泰的声望越来越高。他的老友、盲女人德芳曾经写信告诉他，有一次她在沙龙里向朋友们问起，谁是这个世纪第一位的人，大家毫不犹豫地一致回答说：“伏尔泰。”他们绞尽脑汁也提不出第二位是谁。这使伏尔泰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尤其让他高兴的是北方还有一位年轻的女皇也在崇拜他，吹捧他，甚至还在将他的一些理想付诸实现，这就是被伏尔泰称为“北方的塞米拉米斯”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

    50年代初期，当俄国皇位还在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手中的时候，刚刚嫁到俄罗斯的叶卡特琳娜就野心勃勃，时刻觊觎着俄国的大权。她原来是普鲁士一个小邦的公主，她知道，要成为俄罗斯未来的主人，必须首先使自己俄罗斯化，要变成一位彻头彻尾的俄罗斯女人。她毅然放弃天主教信仰而改信俄国东正教，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熟悉俄罗斯的风俗习惯。她很快便以聪明好学、忠诚爱国的形象获得了俄国贵族和普通百姓的信赖。她开始设计她有朝一日君临天下时的宏伟蓝图。这位深谋远虑的年轻女人认为，如果她想在俄罗斯建立像彼得大帝一样的功业，就必须使自己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向西方学习，缩小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与其他欧洲列强平起平坐。

    在继续学习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的同时，叶卡特琳娜还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风俗论》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她对《论法的精神》极为推崇，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圣礼书，并夸张地说它应该是每一位头脑健全的国君的案头必备书。她认为自己像孟德斯鸠一样，有一个共和主义的灵魂，但她不知道孟德斯鸠的共和主义意味着现存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她赞同孟德斯鸠对制度的那些警告，喜欢自由主义，因而她嘴上经常挂着一些孟德斯鸠的名言，这引起了很多欧洲君主的震惊和不安。

    叶卡特琳娜感到，对制度的仇恨与她自己梦寐以求的君主的地位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伏尔泰主张理性统治世界和开明君主制，这为她提供了解决矛盾的办法。她如饥似渴地钻研伏尔泰的著作，努力吸收其一些著名的思想和主张。她把伏尔泰视为自己的老师，她的良知和思想的最高统帅；她赞赏伏尔泰对宗教狂热和褊狭的攻击、对当时不良风俗习惯的冷嘲热讽以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和宽容精神。

    1761年底，伊丽莎白女皇病逝，叶卡特琳娜的丈夫彼得三世继位。彼得三世是一位愚蠢透顶、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他崇拜普鲁士军队，迷恋于傀儡兵阵争斗游戏。他上台后一系列缺少理智的行为，引起了贵族和中下级军官的不满。叶卡特琳娜和彼得三世一直是貌合神离，从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夫妻感情，她当时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嫁给弱不禁风、无德无能的彼得大公，正是日后想利用他作为命运的跳板。苦苦期待了许多年，现在她终于有了取而代之，登上皇位宝座的机会。叶卡特琳娜巧妙利用贵族和军队的不满情绪，于1762年6月28日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彼得三世，终于戴上了她朝思暮想的皇冠。随后，她又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消灭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俄罗斯历史上继彼得大帝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1762年8月4日，叶卡特琳娜为了替自己杀夫夺权的行为进行辩解，争取启蒙思想家的同情和支持，指使日内瓦人皮埃尔·皮克戴给伏尔泰寄去一份关于彼得三世种种失误的报告，并告诉他，俄国人民已成功地摆脱了彼得三世的愚蠢统治，现在正在“曾统治过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女皇”领导之下。叶卡特琳娜还做出姿态支持启蒙思想运动。她对卡拉案件十分关心，甚至还积极从舆论上支持伏尔泰为这个不幸的家庭争取平反昭雪的活动。

    叶卡特琳娜登基三个月之后，委派舒瓦洛夫向达兰贝尔提议，请他承担保罗·彼得洛维奇大公的教育工作，达兰贝尔不愿意接受这一荣誉。她又通过伏尔泰向狄德罗提出，由她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请狄德罗到彼得堡去完成《百科全书》的编纂，狄德罗也表示拒绝。后来，俄国驻法大使从格里姆处了解到狄德罗多次想变卖自己的藏书，以便给自己心爱的女儿昂热丽克置办嫁妆。这批藏书近3000册，主要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作品，还有哲学、科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它们是狄德罗早年用出版商的经费为编《百科全书》而购置的参考资料。尽管狄德罗非常不愿意变卖，但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出此下策。他的出让价为1.5万利弗尔。俄国大使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叶卡特琳娜作了汇报。1765年3月16日，俄国皇家建筑学院院长贝兹基给格里姆写信，他说，女皇非常遗憾地看到学术界如此著名的哲学家竟处于这样的境况，居然要为了父爱而牺牲自己的乐趣、自己著作的源泉、自己闲暇的伴侣。因此，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并鼓励他继续工作，女皇陛下愿意以1.5万利弗尔之价购下这批图书。惟一条件是只要这位名作家还健在，他的这批善本书就不利开他的屋子。女皇认为：“让一位学者同他的藏书分开是残忍的。”①这样，狄德罗足不出户就成了女皇的图书管理员，他除得到女皇的购书款项外，每年还另外可领到1万利弗尔的薪俸。为了避免在支付中的拖欠，叶卡特琳娜提前50年付完了这笔钱。

    ①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著《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叶卡特琳娜这一重要举措，获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好感，伏尔泰和达兰贝尔交口称赞女皇陛下的贤明和仁慈，并把这一行动解释成保护整个启蒙运动的象征。伏尔泰给她写信说：“受到阁下您恩惠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非常感激您为狄德罗、达兰贝尔和卡拉一家慷慨的作为。欧洲每个文人都应该在您的支配之下。①”狄德罗更是感激涕零，他给叶卡特琳娜写信说：“在巴黎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有良心和理性的人不是陛下的崇拜者。②”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99页。

    ② 参见c·阿尔塔莫诺夫著：《伏尔泰传》，第54页。

    叶卡特琳娜掌管俄罗斯大权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伏尔泰所倡导的宗教宽容的思想。一次，莫斯科的耶稣会士拒绝为一个法国人举行葬礼，原因是他死前没有接受圣礼。叶卡特琳娜闻讯后，立即下令把这些教士驱逐出城。事后，她给伏尔泰写信，夸耀自己的举动，慷慨激昂地痛斥一切可耻的偏见。她在回答对修建清真寺的指责时说：“世上最高尚的上帝，能够容忍一切信仰、语言和宗教。所以，她根据同样的原则，遵循上帝神圣的意志，采取同样的行动，只希望在她的臣民之间永远是相亲相爱、和平共处。”③当然，她的开明程度毕竟有限，她也做过许多违反宽容原则的事，残酷迫害过东正教的分裂派。

    ③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著：《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

    叶卡特琳娜从加强君主国家出发，表示愿意实行“开明”，试图在欧洲造成她“贤哲”君主的假相，她宣称，要把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圣哲的主张作为她对内政策的箴言。1765年，她在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表示，要依照自由思想家的原则，修改俄国法律，颁布一个《敕令》。叶卡特琳娜根据伏尔泰关于建立开明政体的主张和有关改革法律思想，拼凑了一个敕令草案。1767年，这个给立法委员会的《敕令》正式发表，并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由贵族和城市富商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议订新法典。女皇在《敕令》中指示“要有一个禁止富人欺侮穷人的法令”，还提到平等和自由，自然权利与国家权利之间的冲突，反对严刑逼供，谴责死刑，只有在国家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允许执行死刑。《敕令》证明制度是最好的统治形式，拥护贵族特权，对第三等级态度暧昧，对农民的利益只字未提。《敕令》尽管照顾到俄国保守派的利益，但它是以女皇个人意志代替俄国立法代表们的集体意志，因而没有得到俄国贵族的支持。

    叶卡特琳娜颁布《敕令》，成立立法委员会，重新制定法典的举动，得到了伏尔泰的肯定和赞赏。1769年2月26日，伏尔泰在给女皇的信中，对敕令草案大加赞美，称其是“真诚的、精确的、公正的、严格和仁慈的”。他认为像叶卡特琳娜这样的立法者，应该得到整个欧洲的拥护和支持。1768年1月23日，伏尔泰给达让塔尔写信，请求他出面支持叶卡特琳娜：“我们必须在巴黎重建她的声誉……我乞求您为叶卡特琳娜多讲好话。”①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00页。

    伏尔泰清楚地看到，叶卡特琳娜在俄国的处境就像当年路易十四在法国的处境，面对强大的贵族集团的挑战，她力图巩固和加强王权，削弱贵族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君主政权，女皇的《敕令》就强烈地反映了这种要求。这与伏尔泰本人在《圣贤和百姓的声音》中的主张完全一致，伏尔泰感到终于有一位君王来实现他的“开明君主”的理想了。他开始全力支持叶卡特琳娜的主张，称赞她的内外政策。1771年6月，在给女皇的信中，他肉麻地吹捧《敕令》是“这个世纪最美的纪念碑”。当叶卡特琳娜发动与土耳其的战争时，他热情赞美她的功绩；当叶卡特琳娜准备入侵波兰时，他又极力为其辩解，他说，她并不想要一寸外国的土地，她的外交政策完全是哲人精神的，她不仅自己宽容，而且也要她的邻居宽容。

    伏尔泰似乎完全被叶卡特琳娜迷住了。其实，他对叶卡特琳娜的支持还是有原则的，即使有时离开了原则，也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他非常了解叶卡特琳娜本人的缺点和她统治的弊端，他没有到过俄罗斯，也决不盲目相信她所说的俄国人民的生活是幸福的神话。有一次，他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谈到叶卡特琳娜时曾说：“应该承认，哲学不能夸耀这样的拥护者。可是怎么办呢？只得爱护和关心一个有各种缺点的朋友。①”如同叶卡特琳娜需要启蒙思想家为她装点门面，达到压制国内反对派的政治目的一样，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为了宣传开明的君主政体的思想也需要利用她。由他们加以理想化了的“开明的”俄国女皇，是作为证实他们理论“正确”的有力证据。

    ① 参见c·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第55页。

    叶卡特琳娜越来越背离了她年轻时热情信奉的自由主义，对内实行残酷的统治，对外热衷于侵略扩张。1772年，她第一次瓜分了波兰。1773年至1774年，她又残酷镇压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伏尔泰对她的认识有了明显改变，并彻底认清了这位开明君主的本质，逐步与她疏远。

    伏尔泰一度被叶卡特琳娜的“开明”形象所征服，这位煊赫一时的女皇也曾迷恋于伏尔泰的思想和主张。伏尔泰死后，叶卡特琳娜在给格里姆的信中真诚地流露了她对这位一代哲学巨匠的尊重和崇拜，她说：“他是我的老师，正是他或者说是他的著作，形成了我的思想和我的判断……我是他的学生；我年轻时，喜欢讨好他，在我对值得向他报告的任何行为感到满意时，我总是立即告诉他……”①

    ① 参见叶卡特琳娜：《1778年10月1日致格里姆的信》，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00页。

    8. 宽容的实验室

    伏尔泰成为费尔内的主人之前，这里十分落后，是典型的农村经济。当地官吏严格控制着农产品的价格和税收，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很多人不得不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些无辜的居民还要莫名其妙地遭受牢狱之苦。伏尔泰对这些居民的悲惨处境深为同情和忧虑。他积极从事慈善事业，设法减轻这些衣不蔽体，仅以黑面包糊口的人的痛苦。他出资排干沼泽地的积水，帮助农民开垦处女地，增加收入。他还无息贷款给当地穷人，使他们渡过生活难关。为使当地穷人的孩子能上学念书，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还设法建起了几所比较像样的学校。

    伏尔泰还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准备在法瑞边境建立一座新兴城市，这一想法与法国大臣舒瓦瑟尔的打算不谋而合。由于在费尔内最初建立的工业工场是缫丝厂，伏尔泰便把这个设想中的城市命名为沃尔舒瓦，意为“蚕茧”。为了体现宽容精神，沃尔舒瓦将是第一个允许新教徒合法结婚的法国城市。伏尔泰为这个未来的城市划出了很大一块地皮，并投资建立了缫丝和制表工场，从日内瓦请来了技术熟练的工人，大批农民也被伏尔泰动员参加工业生产。伏尔泰先借钱给这些不名一文的工人，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不久，这些制表和纺织工厂便有了一定的技术和规模，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他们生产的钟表被不断地运往加第斯外销，长筒丝袜甚至还打进了巴黎市场。1769年秋，伏尔泰给舒瓦瑟尔夫人寄去了一双精致的长筒丝袜样品，得到这位大臣夫人的高度评价。为了这项全新的事业，伏尔泰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看戏演戏的嗜好，腾出他的剧院移作钟表车间和蚕茧养殖场。并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工厂的经营和管理之中。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努力，费尔内成了远近闻名的工业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当地居民和伏尔泰本人获得了不少好处；也使在这块土地上担惊受怕的胡格诺教徒逐渐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工作；一些逃亡国外的胡格诺教徒闻讯后，也纷纷返回家园，投奔费尔内工业村。伏尔泰到费尔内后，先后有50多个胡格诺教徒家庭返回了祖国。伏尔泰在给一位红衣主教的信中开玩笑地说，他几乎使他的工人改变了信仰，他们不再参加新教的仪式，也不去望弥撒。

    1764年，路易十五宠爱的情人蓬巴杜夫人去世后，支持伏尔泰的舒瓦瑟尔也逐渐失宠。1770年他下台后，新政府不再支持把沃尔舒瓦建成新兴工业城市的设想。伏尔泰的雄伟计划也被迫搁浅。但是，他继续发展他的工业，把自己致力建成的工业村看作是宽容的实验室，是启蒙精神的体现。到70年代中期，费尔内这一法国边陲的荒凉之地——曾经是40多个不满日内瓦当局的新教家庭的庇护所，已发展成为拥有1200多居民的富裕村庄，并且这些昔日穷困潦倒的居民绝大部分都已变成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的熟练工人。工业村还增设了花边工场和机械制造车间，伏尔泰还向工人提供住房资金，资助修建了公共剧场。费尔内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较大改善。许多朋友都高度赞扬这一项直接造福于民的事业，有人称伏尔泰是“欧洲的孔夫子”。弗里德里希也真诚地赞扬道，“照耀世界的光明来自与瑞士相邻的一座名叫费尔内的村庄”。

    伏尔泰在费尔内虽然大力发展工业，创办了兴旺的缫丝、制表业，但是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当当地居民都纷纷改行而准备当钟表匠时，他又进行耐心的劝阻，认为“我们更需要的是犁而不是钟表”。他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张把教会的土地分给私人占有，称财产和自由是自然的呼声。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尔哥任财政总监之后，实行经济改革，积极推行重农主义的主张。这得到了晚年具有重农主义倾向的伏尔泰的支持，他经常给重农学派的期刊《国民历书》写文章 ，赞同农业是社会的基础，热情称赞杜尔哥的改革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支持重农主义纲领。他强烈要求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利用与杜尔哥的友好关系，积极争取农业大臣的支持，终于与法国当局达成了一项减轻农民负担的协议：费尔内所在的日克司地区每年只需向法国政府总交一次数目不高的赋税。受尽各种税收盘剥的当地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1775年，日克司地区举行三级会议通过与法国当局订立的协议，伏尔泰被请去主持庆祝仪式。他在典礼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把法国农民的境况比作美洲法属殖民地上的黑奴，愤怒谴责罪恶的奴隶制度，热烈赞美自由、平等。他在市政厅窗口向欢呼的群众行礼，并高喊“自由万岁！”激动的人民也禁不住高呼“君主万岁！伏尔泰万岁！”伏尔泰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费尔内12名龙骑兵，站在会议室前向他举剑致敬。当他乘车回家途经四五个村镇的时候，感激的群众也纷纷列队向他欢呼，向他致敬，并把月桂雨点般地抛洒到他的车上，他的整个身体都被荣誉的月桂簇拥着。费尔内的居民更是载歌载舞，欢迎他们慈祥善良的主人凯旋。这时伏尔泰非常快乐、非常自豪，全不觉得自己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

    伏尔泰在费尔内生活期间，在致力于工业村的建设、进行宽容实验、逐步推行自由、平等主张的同时，又完成了一些悲剧的创作。1766年，他开始创作悲剧《斯基泰人》，它讲的是文明社会中的波斯父女二人到处于原始社会的斯基泰人部落避难的故事。该剧1767年出版并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1769年，他完成了另一部悲剧《妖教徒》，这一剧本以宽容为主题，猛烈抨击教士的罪恶，极力为受宗教迫害的人伸张正义，坚决维护他们做人的权利。他的哲理小说的创作也取得重大收获。1767年，他完成了著名的中篇哲理小说《天真汉》，1768年，又完成了《巴比伦公主》和《有四十金币的人》。

    《天真汉》讲述的是一位在加拿大未开化部落中长大、有法国血统的青年人天真汉来到法国以后所发生的一些奇怪故事。他有想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天真习惯，他这种纯朴的言行举止常常和法国现实社会的风俗习惯发生尖锐的矛盾。人家教他念《圣经》，他便天真地按《圣经》上所说的行事，却偏偏又招来惊世骇俗的后果。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每天都发觉《圣经》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少，《圣经》叫人做的事，大家倒一件没做。”

    天真汉和圣·伊佛小姐相爱，他自以为这完全是二人之间的事，但人们告诉他，这件事应由双方的家长来决定。他在受洗礼入教时，他的叔父和姑母推荐圣·伊佛小姐做了他的教母，和教母结婚是犯了弥天大罪，为教内教外法律所不容的。人们告诉他，倘若真的要和教母结婚，就必须得到国王允许或跑到1600里以外的地中海那边，去征得教皇的恩准才行。天真汉莫名其妙，认为这简直可笑极了，要与近在咫尺的人结婚何必还要跑那么远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天真汉帮助当地民团打退了英国人的入侵。他听信别人的劝告，准备到凡尔赛宫去领赏，他想皇上肯定还会恩准自己与圣·伊佛小姐完婚。在去巴黎的路上，天真汉碰上了几个胡格诺教徒，他和这些人对教会和朝政进行非议，被乔装打扮的教会特务发觉并向国王告密。他一到巴黎就被警察抓起来投进了巴士底狱。和他同受牢狱之苦的是一个冉森派教徒，这个教徒只不过是认为教皇不过是个主教，就在阴森恐怖的牢房里受了数年之苦，并且还毫无出头之日。天真汉的叔父企图通过教会的门路营救他出狱，但在的教会机构里却处处碰壁。他去找国王的领忏师拉·希士神甫，这位贵人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他去总主教门上，总主教正在和美丽的特·莱提几埃太太商量教会的“公事”；他赶到摩城主教的别墅，这位主教又在和特·莫雷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所著的《神秘之爱》。

    多情的圣·伊佛小姐也急忙赶到巴黎搭救天真汉，她走的是大臣的门路。权倾一时的波安越大人答应释放天真汉，但却“友好”地提出要以圣·伊佛小姐付出贞操为代价。她请教万事灵神甫，神甫安慰她说，倘若用意纯洁，行动就不成其为罪恶。世上没有一件事比救出自己的爱人更纯洁了。神甫还告诉她，波安越大人是诚实君子，决不会欺骗她。她惊慌地回到女友家，女友甚至更露骨地宣称，这种事在宫廷是必不可少的，妻室最漂亮的丈夫才有官做，如果圣·伊佛小姐为德行超群而，只会获得大家的喝彩。面对着四面八方的陷阱，圣·伊佛小姐只得屈从波安越大人的无耻要求，忍辱救出了天真汉，而自己却在悲愤痛苦中死去。

    《天真汉》展现了18世纪法国现实生活中的一场爱情悲剧。在这里，伏尔泰怀着满腔的愤怒心情，用犀利如刀之笔剖析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控诉了教会的凶残与黑暗。伏尔泰用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是人民幸福生活不共戴天的敌人；封建的禁欲主义，是建立在愚昧主义基础之上的；贵族阶级教训天真汉绝对的禁欲，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淫欲；那些道貌岸然的大圣徒，实际上都是无恶不作的淫棍和色鬼。

    在伏尔泰的笔下，天真汉是理性主义的化身。他的成长道路体现了启蒙思想家重视运用知识启迪蒙昧的创新精神。伏尔泰反对卢梭的尚古主义，他希望用天真汉这一艺术形象来证明：自然人应当文明化，一个文明的民族必定胜过于未开化的野蛮民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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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辉煌的最后岁月

    1. 德尼夫人情变风波

    1765年，一位年仅18岁的剧作家来到了费尔内，受到了伏尔泰的热情欢迎。一年后，他和一位演员出身的漂亮小姐喜结良缘。新婚之后，他又带着新娘再次来到了费尔内。伏尔泰不仅欣赏这位年轻有为的剧作家，而且对他善于演戏的妻子更是夸赞不已。他们愉快地住在好客的主人家里，年轻人把伏尔泰称为“伟大的爸爸”，而伏尔泰则亲切地称他为“小孩子”。“伟大的爸爸”和“小孩子”亲密无间，相互尊敬，他们或者一起争论感兴趣的问题，或是共同修改一些诗作、剧本。

    这位年轻的剧作家就是拉阿尔普，他是伏尔泰晚年生活中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767年，他的剧作《瓦尔维茨》因在法兰西喜剧院公演而小有名气。1772年11月23日，与伏尔泰结交了近60年的老友蒂埃里奥去世了，他是伏尔泰早年从荷兰回国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认识的。蒂埃里奥没有文学才华，也不是很勤奋，但文学功夫还比较好，办事干练，伏尔泰成名后，他一直充当伏尔泰的代理人。蒂埃里奥的不幸离去，使伏尔泰失去了事业和生活上的帮手，他必须重新寻找新的代理人，而年轻有为、与巴黎上流社会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都有较好关系的拉阿尔普便成了伏尔泰比较中意的人选。但是，在他正式成为伏尔泰的代理人之前，他曾引起伏尔泰和德尼夫人之间一场激烈的争吵，险些导致这对共同生活了26个春秋的“甥舅”决裂。

    拉阿尔普住到费尔内的伏尔泰家中不久，德尼夫人便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她把他看成知己，经常对他讲些心里话。她说自己一直向往繁华的都市生活，厌倦乡间的寂寞无聊，与年迈体弱的舅舅之间又缺少应有的感情交流，她感到十分苦闷和孤独。拉阿尔普同情德尼夫人的遭遇，常常被她充满感情的诉说所感动，他真诚地安慰她、关心她，并试图从感情上给她慰藉。不久，拉阿尔普成为德尼夫人的情夫。作为对情人的报答，德尼夫人把伏尔泰的一些手稿，包括《日内瓦内战》和《回忆录》交给他，这些手稿虽用笔名发表，但传出去肯定会给伏尔泰带来不少麻烦。1768年初，敏感的伏尔泰开始怀疑德尼夫人与拉阿尔普之间存在某种不正当的关系。他经常指责德尼夫人过分袒护拉阿尔普，但德尼夫人却不以为然。

    1768年元月底，拉阿尔普前往巴黎旅行，他带走了《日内瓦内战》手稿，不久，这一手稿便在巴黎传开。消息传到费尔内，伏尔泰非常气愤。当拉阿尔普回到伏尔泰家中，伏尔泰严厉指责他偷窃自己手稿的不端行为，他辩解说，他是从巴黎住所附近的一位雕刻家那里得到的。伏尔泰知道其中必有原因，他不能就此放手。于是他马上托巴黎朋友达米拉维尔去与那位雕刻家对质，结果证明，拉阿尔普在撒谎，他与德尼夫人的暧昧关系得到确认。2月28日，伏尔泰严厉批评外甥女轻率而不负责任的行为，公开抨击她与拉阿尔普的不正当关系。德尼夫人大为恼怒，针锋相对地与伏尔泰发生激烈争吵，甚至还威胁说，要离开可恶的费尔内回到自由的巴黎。

    第二天早晨，伏尔泰起床忙过一阵之后仍不见德尼夫人起床，上午10点左右他去敲她的房门，仍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以为是外甥女还在与自己赌气，也没有在意，便到花园散步去了。中午时分，当他回到家中，仆人告诉他，德尼夫人、拉阿尔普和高乃依小姐已于清早离家出走。伏尔泰匆匆赶到拉阿尔普的卧室，果然人去楼空，但放在写字台上一封尚未封口的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拿起来一看，原来是留给自己的，不看则已，一看简直令他肺都要气炸，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竟敢傲慢无礼地指责自己这位名高望重的老人。他大发雷霆，大骂拉阿尔普和自己不争气的外甥女。他向前来拜访的瓦格瓦埃抱怨并声明说要立即废除已签署的给德尼夫人年金的文件。激动的情绪过后，他又陷入了极度的失望和沮丧之中，他心灰意冷，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多余的了。当天晚上，在写给里舍利厄公爵的信中，他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奄奄一息的人。数日之后，他的怒气渐渐消退了。他给德尼夫人写信，请求她回到费尔内，他说，没有她的费尔内是令人厌烦的，如果她不立即回到费尔内，他将开放自己的别墅，作为贫困哲学家们的旅店，以便减轻自己的孤独。伏尔泰又给朋友写信，表示愿意原谅拉阿尔普的错误，希望他们规劝德尼夫人回心转意，并保证暂时仍为她提供年金，一切事情可以重新协商。

    德尼夫人到巴黎后，便立即选准一处优雅的住所进行装修，不明真相的人们以为伏尔泰马上就要返回巴黎了。伏尔泰本人的确一直想回到阔别已久的首都，德尼夫人也早已不想呆在边陲的凄凉小镇，她曾劝告舅舅直接向外务大臣舒瓦瑟尔申请返回巴黎。在晚年已把名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伏尔泰不想让别人产生他向政府乞讨的印象，因而坚决拒绝了外甥女的要求。这次她只身来到巴黎后便积极四处活动，她首先通过好友向国王的新情妇德巴利夫人说情，请求路易十五允许伏尔泰回到巴黎。路易十五根本就不想让伏尔泰回到自己的眼皮底下，尽管他宠幸的新情妇讲情，也无济于事。德尼夫人转而又求舒瓦瑟尔公爵夫人帮忙，公爵夫人胆小怕事，不愿涉及与伏尔泰有关的事，惟恐这样做对丈夫的前程不利，因而她也婉言回绝了德尼夫人的请求。一系列的努力失败之后，德尼夫人非常懊恼，在巴黎留也不是，走也不是，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伏尔泰的崇高声望和巨大财富，使德尼夫人不可能与她舅舅脱离关系。她不得不给费尔内的舅舅写信，为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她说，她是被伏尔泰逼走的，她曾孤独地依附他26年并始终忠诚不渝。她还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她建议他们既不到巴黎也不再住到费尔内，而搬到日内瓦住到法国驻日内瓦领事马歇尔·汉尼的“法国公馆”里，这样，不但可以享受浪漫多彩的城市生活，甥舅俩仍可相依为命。德尼夫人暗示，他们在日内瓦将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自由。德尼夫人早年与汉尼先生也有暧昧关系，伏尔泰曾略有所闻，为了避免爱米莉的悲剧重演，他坚决拒绝了德尼夫人的建议，并在给她的信中明确提出，她要么在巴黎待下去，要么回到费尔内，没有第三种选择的余地。

    无依无靠的德尼夫人迫不得已，只好同意回到费尔内。她表示讨厌费尔内缺乏教养的男仆，特意从巴黎雇了一位穿白衬衫、身无异味、举止乖巧的仆从。1769年10月27日，她悻悻不乐地回到了伏尔泰的身边。

    已经75岁高龄的伏尔泰，健康状况良好，甚至连视力和听力均没有减退。这与他独特的养生之道大有关系。他每天工作20个小时，睡眠很少。由于他改不了爱吃肉馅饼和甜食的习惯，只得喝大量咖啡来助消化，有时一个下午就得喝20杯左右，这大大影响了他的睡眠。他吃得很少，午餐非常简单，仅吃点巧克力，喝点咖啡充饥。他惟一的主餐是晚上9点或10点的晚饭，当然，偶尔也有例外，如有客人来访的时候。他最爱吃小扁豆，爱喝味道鲜美的汤，稍微吃一点羊肉，对糕点不太感兴趣，因病忌食时，只吃点鸡蛋和乳清。他得过胃病，消化不良，一直胃口不好，没有享用传统大菜的口福，无法忍受酱汁牛肚的味道，也难以咽下野鸡、家兔、野兔的肉末。他不喜欢吃烤鸽子，也不愿吃不带干皮的面包，习惯饮用一点点酒。伏尔泰自信，晚餐吃些粗菜淡饭易于消化，使人睡得香甜。他睡觉的习惯很特别，一般情况下，他吃过晚餐便马上就寝，只睡四五个小时，不过也有在床上躺十七八个小时的时候。他的枕边彻夜点着三支蜡烛，床上堆满了书籍，紧靠床边放着一张雅致的桌子，上面摆着开水、牛奶、咖啡、文摘卡片、纸张及文具盒。他想到一个问题，或者产生某种灵感，马上就拿取纸笔不停地写起来。他晚年很多犀利的政论文及一些文学作品就是这样写成的。

    2. 法兰西和这个世纪的荣誉

    1764年后，伏尔泰先后过了七十、八十的高龄，他的影响愈来愈大，声望越来越高。他不仅是法国文坛首屈一指的巨匠，在欧洲知识界也成为举足轻重的元老级人物。大家不再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而把他视为法兰西智慧的象征。即使是一些著名宗教人物，也不会因他不顾教会的反对而上演某个猥亵的喜剧而贸然向朝廷控告他；在从前会把他监禁起来的大臣，此刻也得考虑对他处理不慎可能招致的不良后果，最多也只不过是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他提出批评而已。

    伏尔泰年岁越大，他得到的荣誉也越多。有些荣誉简直就像从天而降，连他自己也莫明其妙。1770年2月，伏尔泰突然收到罗马方济各会托钵僧会长的几封信，会长决定吸收他为该团体成员，以感谢他对他所生活的地区教徒的帮助。授予他的荣誉称号是：“圣方济各会精神的儿子和人世间的教父。”伏尔泰之所以得到方济各会的青睐，据说是由于舒瓦瑟尔公爵从中斡旋的结果。伏尔泰得到这一荣誉，尽管出乎意外，但也非常高兴。他给达让塔尔、达兰贝尔、弗里德里希写信，兴奋地告诉他们这一消息，并且宣称他一直有自己独特的托钵僧的习惯。

    1769年，圣朗贝发表了题为《四季》的叙事诗，高度称赞伏尔泰一生的文学成就。他还着重肯定了伏尔泰在《亨利亚特》等史诗上的伟大成就，认为伏尔泰在戏剧创作上的贡献，要超过拉辛和高乃依，他的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描绘了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风俗，第一次把人类的智慧史作了系统的总结。伏尔泰不仅是自己所生活时代的巨匠，而且如果在以前的任何时代也是第一流的大师。

    伏尔泰对自己以前的情敌突如其来的称赞不知所措，在给圣朗贝的感谢信中他说，他已很久没有读到如此使自己快乐的东西了。四季变化的题材以前曾被英国作家汤姆逊写过，圣朗贝也承认自己受到过这位英国诗人的启发。1769年7月，伏尔泰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文章 ，认为圣朗贝要优于汤姆逊，因为后者的田园诗只简单描绘了四季的特色，而前者却解释了人们在每一季节应该做什么。法国四季变化比英国复杂得多，因而用诗歌也难以很好地进行描绘，何况圣朗贝是用韵诗的形式写的，这与汤姆逊的无韵诗相比，难度更加大一等。但是圣朗贝的《四季》诗仍然写得很优美。伏尔泰甚至还夸大其词称它是超时代的作品。很明显，这些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辞主要是为了报答圣朗贝不计前嫌、仍然对伏尔泰无限景仰和崇拜的友好情谊。伏尔泰与圣朗贝的关系虽然一度因为爱米莉的死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关系并没有中断，在后来的岁月里，尤其在伏尔泰的晚年，他们一直是好朋友。

    受圣朗贝《四季》诗的影响，伏尔泰沉寂了多年的诗兴又开始勃发。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放下了手中许多工作，把精力集中到了诗歌的创作上，接连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诗篇。这些诗篇生动描绘了乡村的恬静、优雅的隐居生活，抒发了自己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在一首《致圣朗贝先生》的诗中，他称《四季》这首感人肺腑的诗歌增加了他对乡村生活的热爱。15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这远离闹市的乡野，对这里的土地和纯朴的乡亲，已有了一种难舍难分的感情。他表示他倡导和支持的移民开垦土地的工作，将比自己的文学作品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普通劳苦大众来说，物质生活的脱贫致富比精神生活的充实更有吸引力。

    伏尔泰在领导启蒙运动的同时，还在费尔内致力为当地普通人谋福利，这一工作使他成为第一位身体力行的启蒙思想家。他积极宣传自己的启蒙理想，努力实践自由平等的主张。他在费尔内的一举一动不仅引起法国舆论的关注，而且也为整个欧洲所瞩目。他被宣布为法国的天才和法兰西民族的骄傲，他的巴黎友人发起了为他建造纪念像的活动。

    1770年初，在日内瓦驻法国外交代表雅克·内克尔的家里，17位哲学家欢聚一堂，他们包括达兰贝尔、絮阿尔、爱尔维修、狄德罗、马尔蒙代夫等著名人物。在餐桌上，支持启蒙事业的内克尔夫人提议，为了向伏尔泰表示崇高的敬意，大家集资为这位老人塑像。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在场哲学家们的一致赞同。他们决定把这一工作委托给当时法国最优秀的雕塑家皮加尔。1770年4月，内克尔夫人正式向伏尔泰通报了这项荣誉，她说，这一活动已经得到40多位朋友或崇拜者的捐款。卢梭听到这一建议后，也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虽然他与伏尔泰长期不和，但是他仍尊敬伏尔泰在文学上的成就，他认为为伏尔泰雕像“这是法兰西和这个世纪的荣誉”。后来，俄罗斯女皇叶卡特琳娜、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和丹麦国王也先后加入了捐款人的行列。伏尔泰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尤其使他感到满意的是居然还有这么多欧洲国王为他捧场。他幽默而又不无遗憾地说：“我有了一手的王，但我应当胜这一局。这个荣辱交错，黑白相映的生涯，你不觉得敬佩么？在我的四王之中没有一个南方之王，你不觉得遗憾么？①”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81页。

    弗里德里希可能是考虑过去确实有负于伏尔泰，他对捐款塑像的工作尤为热心。他不但迅速寄来了捐赠款项，而且还写了一封信对伏尔泰进行高度评价，他请求达兰贝尔在法兰西学院宣读这封热情的来信。弗里德里希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伏尔泰得到的最美的纪念碑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他的著作将比圣彼得教堂、罗浮宫或人类的虚荣曾献给永恒未来的一切这样建筑都会存留得更为长久。”②

    ②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28页。

    雕塑家皮加尔与伏尔泰一样，是古典主义的崇拜者。他把为伏尔泰造像看成是国家和人民的重托，认为伏尔泰的塑像必须完美体现法兰西民族的智慧，展示给人们的应该是一位智者的形象。经过多次精心的构思，皮加尔为伏尔泰设计了一座坐像。

    晚年的伏尔泰格外消瘦干瘪。对他干瘪的程度，后来撰写《法国历史轶闻》的勒诺特尔有过夸张的描绘。他说伏尔泰死后若干年，当人们开启他的棺柩捧出骷髅时，在场的人居然还认得他。

    皮加尔最终完成的雕像是一位一丝不挂、半坐着的形销骨立的老人。它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伏尔泰的相貌气质，成功地展示了一代哲人的风采。伏尔泰本人对塑像也感到满意，他自我解嘲地说，不论穿衣还是，他的干瘪的身体都不会再对夫人太太有丝毫挑逗。马尔蒙代夫为这尊雕像题献了一首诗，他热情称赞皮加尔把伏尔泰塑造成了一位反对无知、反对狂热哲学和狂热人类的健壮的运动员。

    在伏尔泰生命的最后时光，还有两位著名的雕塑家曾经为他塑像。1776年，罗马教皇派弗朗索瓦·马丽·彭赛到费尔内，为伏尔泰制作一尊胸像。这尊胸像是以白色大理石为材料、以真人同等尺寸塑制的，它的胸部和肩部裸露，其他部位缠着衣饰，体现的是另外一种古典风格。当这一作品的复制品送到费尔内时，它的原型已经在巴黎与世长辞了。狄德罗非常敬仰这位启蒙大师，他晚年曾在自己的写字台边放着这尊伏尔泰胸像的复制品，可能是心理作用在作怪，每当他把眼光转向这位已经故去的伟人时，他都禁不住感到，伟人正在嘲笑自己写作的东西。后来，他不得不让人把这尊雕像请到了别的房间。伏尔泰的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甚至让狄德罗也畏惧三分。

    1777年，曾经为狄德罗、卢梭和达兰贝尔等人塑像的著名雕塑家乌东也开始为伏尔泰塑像。1778年2月，当伏尔泰回到巴黎时，他征得老人的允许，抓住时机先为他翻制了面模。此后，他怀着对这位伟人的无比崇敬之情，夜以继日地工作，迅速完成了几件伏尔泰的胸像和全身坐像的创作。乌东于1781年完成的伏尔泰坐像，分别赠送给了法兰西喜剧院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后来人们对这些座像评价很高。伏尔泰端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身披古罗马式的长袍，从衣褶下可明显看出他瘦弱的体形，稀疏蓬松的长发自然地沿耳际垂到肩上，头上绕着的缎带，象征着法兰西喜剧院给他的荣誉桂冠。他那戏谑、刻薄的表情，仿佛正在仔细地倾听着什么；他身体略向前倾，双手按在椅座上，好像随时准备跳起来，为人们打抱平，嘲讽人间的罪恶。

    3. 壮心不已

    1774年5月10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因染天花而一命呜呼。这时，一些趋炎附势的权贵纷纷用17、18世纪盛行的颂诗来哀悼这位国王。当这些虚情假意的无聊颂诗铺天盖地地涌入巴黎时，伏尔泰坐不住了，他认为这种竭力抬高、吹捧死人的颂诗是以赞扬死人为借口暗指活人。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伏尔泰发表了《悼路易十五》诗。在这首诗中，他客观地叙述了这位国王整整一生的有关情况，大胆地指出了其统治的功过是非，特别是对其性格和主要缺点的揭示，非常清楚明确，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位故去的国王。此外，他还写了一篇题为《路易十五和命运》的文章 ，以路易十五染天花亡命这一活生生的例子，从科学上论证了种牛痘的好处，反驳了教会人士认为种牛痘是干涉天意的无稽之谈。

    路易十五之死，并没有给法国启蒙运动带来有利的外部环境，恰恰相反，刚刚上台的路易十六甚至比他的前任更难打交道。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曾告诉伏尔泰，凡尔赛宫的新主人正在策划一个威胁哲人党的阴谋。当年年底，路易十六下令，当伏尔泰死后，他的手稿全部没收，加盖封印，永远不得传播。已经快到生命终点的伏尔泰，逐渐感到体力和精力不支，他逐渐把启蒙事业的发展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作家和哲人们。

    伏尔泰最先发现的一位继承人就是年轻的博马舍。博马舍从1773年就开始陆续发表《回忆录》，揭露法院受贿丑闻的内幕，引起进步舆论的广为关注。伏尔泰十分赏识博马舍的行动，高度赞扬他敢于单枪匹马战斗的大无畏精神。伏尔泰曾对达兰贝尔说，博马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一批新作家中的一个，因为他能够把滑稽、严肃、理性、快活、力量和情感融为一体。伏尔泰觉得博马舍和孔多塞是新一代人中最能体现自己文学和社会理想的两个人。他们两人也的确没有辜负伏尔泰的期望，他们后来也致力于启蒙思想的宣传并成为18世纪后期重要的进步思想家。他们对信任和赏识自己的前辈、老师也十分崇敬和爱戴。伏尔泰死后，他们负责编纂完成了第一部伏尔泰全集，为世界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年轻的作家絮阿尔也是伏尔泰寄予巨大希望的人物。絮阿尔是《外报》主编，1774年8月被法兰西学院接纳为院士。他在就职演说中勇敢地站在孔多塞、达兰贝尔、拉阿尔普等自由思想家一边，反对理性的敌人。他认为最杰出的文学家都是哲人党，比如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高度赞扬伏尔泰“生而具有诗人的灵魂和哲学家的头脑”，他所领导的启蒙运动宣布了时代黎明的到来，“他的思想依赖启蒙时代积累的所有知识而繁荣兴盛”，他的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并“在未来许多世纪中带来更多崇拜者和朋友①”。伏尔泰获悉这一演说的内容已是近半个月以后的事了，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并没有那样伟大，他根本就不是絮阿尔赞扬的那个人。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41-342页。

    絮阿尔非常崇拜他所赞扬的这位老人。由于自己一时从巴黎抽不开身，1775年春，他派人送自己不满20岁的新娘去费尔内拜访伏尔泰，表示自己的敬意。絮阿尔夫人被伏尔泰的渊博的学识、睿智的谈吐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感染，她也衷心爱戴和敬仰这位老人，三个星期后当她要离开费尔内时，她竟然有些恋恋不舍了。

    1775年4月，在北美英国殖民地爆发了反抗宗主国的民族独立战争。消息传到法国，伏尔泰对宾夕法尼亚人民建立军队反对宗主国的行动感到不安，但是他赞成他们提出的解放黑奴的主张。美国独立战争的政治含义逐渐明朗之后，伏尔泰也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他认为美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主张是无可厚非的。1776年7月14日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后，伏尔泰对起义者采取了同情的态度，拥护法国政府支持美国独立的宣言，他表示他非常喜爱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反叛者。

    伏尔泰一生致力于传播知识、启迪智慧、宣扬理性。到了晚年，他也希望对自己为之奋斗、追求了一生的理想作一小小的回顾和总结。他要通过对理性的回顾和展望来鼓舞后人继续高举启蒙的大旗，勇敢追求更加灿烂而美好的明天。1775年，伏尔泰完成的《理性史赞》就基本上了却了这一心愿。在《理性史赞》中，他简要分析了近代历史，指出理性之光已由星星之火汇成燎原之势。由于受到理性的影响，耶稣会已被解散，威尼斯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已得到约束。普鲁士、瑞典和俄国采取宽容政策，标志着理性已经逐渐深入人心。伏尔泰断言，理性已越过边境进入黑暗的法兰西，她的到来将给法国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禁止严刑拷打，承认新教婚姻，废除规定亵渎罪的法律不久就会制订实施。他乐观地相信一个开明的、理性取得最后胜利的社会就要到来。

    伏尔泰尽管已接近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是他仍坚持不懈地为受迫害的人进行伸张正义的斗争。1776年，他再一次试图为与拉拜尔骑士一起被指控犯亵渎宗教罪的戴塔隆德恢复名誉。在弗里德里希的支持下，他安排戴塔隆德请假到费尔内积极准备重新上诉，与此同时，他还指导这位狂妄无知的年轻人学习数学和军事。尽管他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一工作仍然没有任何成效。无计可施的伏尔泰只得再次与弗里德里希商量，请求他提升这位年轻人为工程师和队长，并把这个消息公开登在报纸上，以示对反动当局的报复。

    伏尔泰晚年始终是一位仁慈的长者，他积极为那些受欺凌受损害的人鸣冤叫屈，也经常慷慨地向一些生活困苦的同胞伸出援助之手。1776年，一位年轻小姐慕名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她叫德瓦利库尔，虽然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但家境十分贫困，快到出嫁的年龄了，家里根本没有能力为她准备嫁妆，她心灰意冷，本打算拜访伏尔泰后就进修道院的。她到费尔内后，对伏尔泰格外尊敬和崇拜，伏尔泰也很喜欢这位聪明伶俐的漂亮姑娘，当他了解到她的情况后，便留她在费尔内住下。他不愿意看到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把美好的青春葬送在几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他要设法使她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恰巧在德瓦利库尔小姐住下不久，维莱特侯爵也前来费尔内拜访伏尔泰，他出身贵族，家庭很富有。他母亲过去曾是伏尔泰的情人，因而，他认为自己一定是伏尔泰的私生子。但伏尔泰并未予以承认，不过，他还是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伏尔泰想做月下老人，于是把他介绍给德瓦利库尔小姐，没想到他们竟然一见钟情，很快就把终身大事定了下来，不久，便在费尔内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伏尔泰为自己撮合了一桩好事而欣喜不已，他认为这对年轻人是般配的，德瓦利库尔小姐虽然身无分文，却天真纯洁、有良好的教养，并且十分漂亮，她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伏尔泰看着他们相亲相爱，非常高兴，他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关心他们、疼爱他们，在分配财产的遗嘱中，伏尔泰也没有忘记给他们留下一份。

    1776年3月，皮埃尔·勒图尔内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的法文译本的头两卷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引起了伏尔泰的极大不安。他看到，不仅像自己这样的文人认购了这套书，而且认购者还包括了欧洲最著名的人物，如法国和英格兰的国王和王后，还有俄罗斯女皇等。一时间掀起了小小的“莎士比亚热”。译者在序言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伏尔泰，他宣称没有任何天才比莎士比亚用语言更有力地表达了人的各种激情。正处于荣誉巅峰的伏尔泰不能容忍一个已经去世一个多世纪的外国人来突然取代自己的地位。1776年7月19日，被莎士比亚崇拜风深深刺痛的伏尔泰异常愤怒和不满，他立即在《政治和文学秘密通信》杂志上发表一封致达让塔尔的信，强烈攻击勒图尔内。1776年8月25日，达兰贝尔根据伏尔泰的要求，在法兰西学院宣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伏尔泰在信中首先叙述了自己在介绍和传播英国文学和哲学思想上所做的工作，批判了勒图尔内在翻译中的一些不得体的作法。伏尔泰坚持认为勒图尔内是存心抬高莎土比亚，贬低法国作家，使自己的国家蒙受耻辱。在这封信中，伏尔泰批评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甚至带着不应有的情绪攻击莎士比亚本人是一个醉汉和讨厌鬼。

    当然，伏尔泰的这些信主要是针对勒图尔内的，对莎士比亚的批评并没有超过他自《哲学通信》以来对这位英国文豪的看法。这场笔墨官司表面上看似乎是老年的伏尔泰气量过于狭小，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庭抗礼。作为一代古典主义的大师，伏尔泰对浪漫主义的艺术技巧和审美趣味还缺乏正确的认识。

    4. 凯旋巴黎

    在费尔内，伏尔泰虽然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但他心中依然常常惦记着繁华而浪漫的巴黎。因为那里是他生长的地方，也是他初露头角的地方。碧波荡漾的塞纳河，留给了他许多美好的记忆；迷人的花都之夜，激起他无尽的遐想；恢宏的法兰西喜剧院，给他带来了数不清的荣誉。爱米莉去世后，伏尔泰已有29年没有到过巴黎了。自从他离开学校，走上人生道路之后，还从没有在哪个城市连续生活过两年以上的时间。他认为自己还远不如普鲁土、英国、瑞士、荷兰等国的旅行家熟悉那座欧洲的橱窗。伏尔泰想趁暮年之际再度探望巴黎。虽然官方没有正式禁止他回巴黎，但是路易十五曾多次对伏尔泰这样的愿望置之不理。现在这个专横暴虐的国王已经不在人世了，刚继位不久的路易十六，虽然也是一个胸怀狭窄的人，从路易十五那里承袭了对启蒙思想家的仇恨，可是鉴于国内财政的枯竭，人民怨声载道，他已无法阻挡伏尔泰返回巴黎的行动了。

    1776年，伏尔泰为了给德尼夫人检查身体，曾想实现这一计划。特罗香医生从伏尔泰的健康角度考虑，劝他不要贸然去巴黎，他正告这位老人，在那里等待他的不仅仅是荣誉，而且还可能有生命危险。1777年底，伏尔泰度过83岁生日之后，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了，因而，他实现回巴黎的愿望也就越迫切。只要能在临死之前再回巴黎一趟，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了。

    1778年2月初，德尼夫人和维莱特侯爵先期动身前往巴黎。两天后，在瓦格瓦埃的陪同下，伏尔泰乘坐他的可卧式马车，带着一只长柄炭炉出发了。当他到达巴黎郊外的入城关卡时，稽查人员请他停车检查，并询问他是否携带了违反国王命令的东西，这位老人幽默地说，“这里除了伏尔泰之外，没有其他违禁品”。

    2月10日傍晚，伏尔泰终于来到了他梦牵魂绕的巴黎。启蒙泰斗的骤然降临，一下子轰动了全城。妇孺老幼奔走相告，成群结队的市民热烈地欢迎伏尔泰的凯旋归来。人们在咖啡馆、在公园、在街上、在自己的家里都在谈论着伏尔泰。昨天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有关战争的消息、宫廷的绯闻、皮奇尼派和格吕克派的论战，现在全都被人抛到了脑后。伏尔泰最初住在维莱特侯爵的府邸，临近的波纳路和塞纳河沿河路成为了巴黎最为热闹的街道。成千上万的居民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都想亲眼一睹“费尔内教长”的风采。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前来向他们敬仰的大师表示敬意。法兰西学院打破惯例，派遣代表赶来拜谒；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集体前来拜访伏尔泰，向这位为他们写过20多部剧本的文坛巨匠致敬。许多自由思想家，如内克尔夫人、杜尔哥、里舍利厄公爵和狄德罗、达兰贝尔、马尔蒙代夫等也纷纷前来探望他们的精神领袖。维莱特侯爵的府邸一时被朝拜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伏尔泰在巴黎还接待了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来访。富兰克林当时正在法国访问，试图协调美法关系，缔结共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同盟。伏尔泰过去还没有见到过富兰克林，只收到过别人带来的一封信，他也曾托德波卡哥夫人转寄给富兰克林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起义者的同情和支持。当富兰克林带着孙子本杰明·富兰克林·巴赫前来拜访这位欧洲元老的时候，他要巴赫跪在伏尔泰的面前，请求老人为他赐福。老态龙钟的伏尔泰万分激动，他颤抖着地用英文说道：“我的孩子，上帝和自由，记住这两个词。”然后紧紧地拥抱了这个可爱的孩子。欧洲第一名流与富兰克林父子戏剧般的相会场面令在场的20多位宾客感动得热泪盈眶。

    4月29日，伏尔泰和富兰克林又在法兰西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不期而遇，人们认为他们分别是旧世界和新世界宽容的代表。他们在会上亲切地握手，但是激动的人群还觉得不过瘾，四面八方的人们一致叫喊着，要求他们按照法兰西的礼节，来一次热烈的拥抱。两位新旧时代的伟人，按照人们的要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吻着对方的面颊。顿时，宽阔的会议大厅内掌声如暴风雨般响起，欢呼、叫好声连绵不绝。后人曾将此次相会说成是“民主政治与自然神论的握手①”，是“梭伦和索福克勒斯的拥抱②”。

    ① 参见a·莫洛亚：《伏尔泰传》，载《傅译传记五种》，第706页。

    ②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401页。

    伏尔泰在离开费尔内之前，又完成了一部悲剧《伊莱娜》的创作，他将其交给法兰西喜剧院排演。这部悲剧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君士坦丁堡一位篡夺王权的阴谋家强迫公主伊莱娜和他结了婚，而伊莱娜却热烈地爱慕着合法的王位继承人阿雷克西，阿雷克西也爱恋着伊莱娜。阿雷克西后来在人民的支持下，起兵清除了篡权者，重登王位，他准备娶伊莱娜为妻。但伊莱娜做僧侣的父亲坚决主张他的女儿必须遵循国家的风俗，丈夫死后不得再次改嫁，而必须进修道院以终其身。伊莱娜不能与自己理想的意中人结合，又不甘心进修道院了此一生，结果，她只能悲愤地自杀殉情。

    《伊莱娜》在排演时，演员们的意见分歧很大，伏尔泰担心公演会受到影响。假如《伊莱娜》公演失败，他肯定会遭到人们的耻笑，而这是这位正处于荣誉巅峰的老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回到巴黎后，他亲临排演现场，设法统一演员们的意见，积极指导排练。他写信给弗里德里希说，“我竭力在巴黎避免两件事：嘲笑和死。我在84岁上要能逃过这两种致命的疾病才是有趣的呢①”。3月11日，法兰西喜剧院隆重上演经过精心准备的《伊莱娜》，盛况空前。伏尔泰并未受到人们的嘲笑，恰恰相反，人们更加如醉如痴地追随着他，赞美着他。他本想去观看首场演出的，但因身体不适，未能如愿以偿。

    ① 参见a·莫洛亚著：《伏尔泰传》，载《傅译传记五种》，第70页。

    3月30日，伏尔泰觉得身体恢复，可以外出了。下午，他先到法兰西学院参加会议，他乘坐一辆绘着金星的蓝色马车来到会场。由于大家都知道伏尔泰要出席这次会议，40位院士中，除了兼任神职的院士有意回避外，其他人都等在门口迎接他的到来。当他到达学院时还有2000多人聚集在罗浮宫的庭院里，他们高喊着：“伏尔泰先生万岁！光荣啊，世界的伟人！”伏尔泰从欢呼的人墙中走过，院士们陪同他来到了会场，会议开始后，院士们以鼓掌通过方式选举他为以后三个月的会议主席。伏尔泰非常高兴，虽然已到风烛残年，但依然充满着年轻人的活力。他与院士们亲切交谈，并草拟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他建议由法兰西学院牵头编纂一部法文大辞典，这一提议很快获得通过，伏尔泰自告奋勇地承担了a字条目卷的编纂任务。

    当天晚上，伏尔泰又赶赴法兰西喜剧院，观看《伊莱娜》的第六场演出。当人们发现这一悲剧的作者到场时，观众席上欢呼之声不绝于耳，人们一致要求给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翁戴上诗人的桂冠。演出结束时，演员们在舞台上摆出一尊戴有桂冠的伏尔泰大理石半身像，全体观众则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表示对这位功成名就的诗人的祝贺。

    戏早已散场了，而热情的观众依然恋恋不舍，他们聚集在剧院的门口，无不以一睹这位大文豪的风采为荣。夜已经很深了，但是人们的心仍在沸腾，他们欢呼着把伏尔泰护送到维莱特的府邸。一路上，热情奔放的妇女们有的扶着他，有的搂着他，有的差不多把他抱在怀里，甚至把他抬了起来。伏尔泰实在难以应付这样友好的折腾，他苦笑着说：“夫人们，你们让我高兴得连生命都要送掉了。”女人们用欢笑声回答：“伏尔泰万岁。”

    他很晚才从剧院回到维莱特家中，整整一天他都是在兴奋、激动和荣誉、赞美中度过的。自古以来，一位作家还从未受过这样崇高的礼遇，他沉浸在无比的快乐和满足之中。不过，这位古稀老人对荣誉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表示，如果早知道有这么多为他发狂的人，他是不会去剧院的。有人对他说：“成千上万的人对您喝彩啊。”他答道：“嗳！要是我临刑的时候，也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呢！”①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88页。

    伏尔泰返回巴黎产生了空前轰动的效果，举国民众莫不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赞美老人辉煌的业绩，衷心祝福慈祥的老人健康长寿。但是对伏尔泰凯旋式的返回，凡尔赛宫却似乎无动于衷，宫廷成员没有人来看望他，除了同窗好友里舍利厄公爵和达让塔尔外，其他贵族也很少露面，这使伏尔泰非常失望。他甚至还对路易十六寄予过希望，满以为他会不再计较自己与他父辈的恩恩怨怨了。作为三朝元老，他完全应该来看看自己，至少可以派王后前来探望一下，然而，路易十六根本就没有这样作。一辈子寄希望出现开明君主的伏尔泰又一次失算了。

    5. 巨星陨落

    1778年2月25日，伏尔泰在指导法兰西喜剧院演员们排演《伊莱娜》时，由于奔忙过度，开始吐血。没多久，血从他的鼻子和嘴里像喷泉一样涌出，在场的人惊慌失措，都以为这位老人的大限就要到了。然而，伏尔泰在巴黎医生的全力抢救下，居然转危为安，一个星期后竟基本康复。特罗香医生劝他尽快回到费尔内去，以避开维莱特府邸的紧张生活，摆脱劳累的应酬场面。这位医生说如果伏尔泰仍呆在费尔内的话，还能再活十年，人们不能移栽一棵90岁的老栎树。但是德尼夫人和维特莱侯爵还不这样想，他们一心只想利用伏尔泰崇高的声誉，使自己得到旁人的尊敬，因而坚持不同意把这位八旬老人再送回费尔内。伏尔泰本人也陶醉在一片恭维声中，不肯听从特罗香医生的劝告，执意留在巴黎。

    但是，巴黎频繁的社交应酬活动，使伏尔泰应接不暇，接踵而来的巨大荣誉又使他的感情受到强烈的震动。身体虚弱的老人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样过分的劳累和刺激。不出特罗香医生所料，没过多久伏尔泰又病倒了。他躺在床上，过着身不由己的生活。报纸上常常出现他已死亡的消息。特罗香医生为了辟谣，便通过维特莱侯爵向外界发布伏尔泰的病情公告，刊登在《巴黎报》上。伏尔泰开始预感到自己不会久留人世了。为了对世人有所交待，他抱病写下了一首不长的抒情诗《与生命诀别》。在这首著名的短诗里，他回顾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道路，发出了对教会仇敌的诅咒，为学究、宗教狂热者和伪善者画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同时也表示了对自己身后命运的担忧。

    伏尔泰写道：

    光荣的世界舞台上，

    们所起的作用都不大，

    们全都迂回曲折地走去，

    们都要受到世人的嘲骂。

    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

    家都同样地痛苦和悲愁：

    主教，司法官，

    于礼节的乡愿。

    看守圣器的人在感到临终的征兆后，

    高举着铃铛，

    匆跑到床旁，

    主任祭司为受了委屈而迷惑的灵魂，

    临终的祈祷——

    种庄严的样子对人们来说真是滑稽可笑；

    们在任意诽谤中伤之后，

    个一天都说一些无聊的闲话，

    到明天他们就会把你忘掉，

    剧也就在这儿完结了。①

    ① 引自王子春著《伏尔泰》，第61-62页

    这铿锵有力的诗章 ，是一代哲人对生活哲理的剖析，也是伏尔泰一生的自我总结。他德高望重，却不居功自傲；他为社会正义不懈地战斗，但从不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垂危，但他仍不放弃对宗教伪善的揭露与嘲讽。

    伏尔泰虽然不能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敏锐的老人已经预见到了革命风暴的必定来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发生将不可避免，不过，我怕是没有福气看到它了。②”伏尔泰真诚地把法兰西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他为法国启蒙运动的胜利，为法国人民的觉醒引以自豪。伏尔泰说：

    ②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62页。

    “法兰西人凡事都落后，但是现在总算是赶上了。这光明已散布在远近各处，时机一到，革命立即就要爆发。那时候，该多么热闹呀！年轻人真幸福，他们将会看到不少的大事。”③

    ③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62页。

    有关伏尔泰生病和病情危急情况的传说很快就传遍了巴黎。神甫和信仰上帝的人兴高采烈，而所有正直的人们却为此感到深深的悲伤。一些宗教狂热分子开始给巴黎大主教写信，要求如果伏尔泰去世的话，不能把他的尸体安葬在巴黎。大主教郑重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威胁说，要像以前对待女演员勒库弗勒小姐那样，把伏尔泰的尸体抛到塞纳河边的垃圾场上。

    3月底，伏尔泰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享受到了《伊莱娜》演出和出席法兰西学院会议的快乐。他对编纂法语大辞典的工作十分积极认真，认为自己不应辜负众人给予的荣誉。但是，他已明显地感到力不从心了。为了提神应付工作，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咖啡，有时一天甚至要喝下20多杯。他严重失眠，神经衰弱，排尿困难，周身疼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服用鸦片剂，以求得片刻的缓解而继续自己的工作。他预感到自己快要离去了，因而，特别嘱咐达兰贝尔在他死后要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决不能半途而废。

    5月11日，伏尔泰病情再度恶化，高烧一直不退，并时常神志不清，他的亲朋好友开始为他的后事作准备了。在伏尔泰生命垂危之际，教会人士企图按照基督教习俗强迫他进行忏悔并做临终仪式，但伏尔泰坚决予以拒绝。他的朋友们担心，因为伏尔泰最后都不肯与教会达成妥协，他死后教会肯定会拒绝让其遗体安葬到教堂墓地，为自由和平等奋斗了一辈子的伟人即将面临着死无葬身之地的厄运。正在伏尔泰的亲属和朋友们焦虑的时候，德尼夫人告诉大家，她有个兄弟在香槟省塞里耶尔修道院当神甫，可以与他取得联系，请求他的帮助。维莱特侯爵火速赶赴香槟省，并很快与德尼夫人的兄弟达成了协议：伏尔泰死后，人们将把他的遗体秘密运回费尔内，在路上涂油，然后转移到塞里耶尔修道院，让伏尔泰最后在那里安息。

    5月30日晚上七点多钟，巴黎高尔蒂埃和圣苏尔庇斯区两位神甫一起来到了伏尔泰的病床边，他们是自己找上门来为伏尔泰作临终忏悔的。

    床上的老人已僵卧不动、气息奄奄。神甫们希望临终的伏尔泰能对自己一生对基督教的不敬“幡然悔悟”。忏悔师戈特神甫别有用心地问道：“我的孩子，您是否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呢？”伏尔泰默默不作回答。这时候，站在他身边的朋友德·维耶威尔应主任祭司特尔萨克的请求，在这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耳边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伏尔泰似有所悟，他身子动弹了一下，拖着嘶哑的声音反问道：“谁问这个？”原先以为如同死人对话一般的德·维耶威尔突然被伏尔泰的话声所震惊，这犹如来自地狱般的声音使他不知所措，他只得后退几步，连忙应道：“是戈特长老，您的忏悔师。”

    伏尔泰得知是戈特长老，他生气了，嘴里反复地说着：“唉！这是戈特长老，我的忏悔教士，请向他传达我的问候吧。谁和他在一起呢？”维耶威尔回答说：“您的主任祭司，特尔萨克先生。”

    伏尔泰听了这话，便使劲地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他颤抖着将手伸给特尔萨克，让他吻着。伏尔泰说：“那么，劳驾您，让我安静些吧。”他讨厌这位神甫的啰嗦。但是，毫不知趣的主任祭司还是赖着不走，他们既然来到这里，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位弥留之际的老人的。神甫反复地问道：“我的孩子，您是否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呢？”主任祭司总想得到他们满意的回答才肯罢休。

    其实，神甫们是大大失算了。虽然伏尔泰生前也曾和神学妥协过，甚至晚年还在费尔内建造过一座小教堂，但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强迫他和基督妥协。他是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世界是由神创造的，但是他始终怀疑耶稣基督的存在，并强烈反对由此引发的宗教狂热。当这个喋喋不休地向这位毕生与封建教会和宗教狂热分子作殊死斗争的老人提出这一愚蠢的问题时，弥留之际的伏尔泰实在再也难以忍受心头的怒火，他骤然伸出手臂，张开手掌，绝望地叫道：“让我安静地去死吧！”但是不识时务的祭司还一再坚持要伏尔泰作答，临死的老人被逼得狂怒起来，他使出自己最后仅有的一点点余力，握紧拳头狠狠敲打着床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谁也听不清他在呼叫着什么。然后，他在最后倒下去的时候，留下的一句话却让在场的人都听得很清楚：“请永远不要向我谈到基督！”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语，成了伏尔泰留给世人的最后嘱托。

    当晚11点整，一代大师伏尔泰带着他对人世间美好事物的深深眷恋，带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溘然长逝了！一颗辉耀了84年的巨星终于从法兰西的天空上陨落。

    伏尔泰逝世后，自由思想家的敌人果然没有放过他，教会宣布他为无神论者，政府和教会都不同意把他葬在巴黎。亲友们只得按照事先的计划秘密将其遗体运到香槟省，安葬到了塞里耶尔修道院。如果说九泉有知的话，伏尔泰也许不会感到寂寞。因为，他虽然不能安息在生他养他的巴黎，但是，他的长眠之地离他与爱米莉幸福生活过的西雷不远，两个曾经心心相印的亡灵也许又会重新相聚西雷古堡，继续编织他们人世间尚未完结的浪漫故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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