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 第一章 贫困的童年与音乐世家 引言 贝多芬——一位无与伦比的音乐大师。 我们可以如数家珍般地开列出一个长长的作品目录单：《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合唱交响曲》、《热情奏鸣曲》、《爱格蒙特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月光奏鸣曲》、《致艾丽斯》等。 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经典之作。 显然，“家珍”一词还用得过于谨小慎微，应当称之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珍珠、人类艺术之苑的珍宝。 贝多芬的一生是苦难的。他经受着“情感”、“疾病”、“穷困”那炼狱般的煎烤。 众所周知，大凡从事艺术的人都是情感丰富、情绪外泄的人。贝多芬渴望爱情、付出爱情，也曾经有过数次如醉如痴的恋爱；可惜，他终于只能孤身一人走完人生的旅程。在他的遗物中，人们找到了他那“不朽的恋人”的肖像……纪录着贝多芬刻骨铭心却又懊悔不已的爱。 疾病（耳病）在贝多芬尚年轻时就缠上了他。到中年时，他失聪了。这是人生的黄金季节、创作的鼎盛时期！痛苦、愤怒之余，贝多芬从此就只能用心灵去感受音乐、创作音乐，去与听众进行心灵之间的倾诉。 贝多芬穷困的家庭中出生、又在穷困中生活了一生，他却以常人不可思议的力量为人类贡献了一份不可估量其价值的精神财富。 贝多芬在他的一生中创作了数以百计的乐曲。 《命运交响曲》（c小调第五交响曲）被人们称颂为贝多芬与“命运”搏斗、并获得胜利的壮丽乐章 ，是其一生的忠实写照。 贝多芬在与学生辛德勒谈到《命运交响曲》时，说这是“命运在敲门”，自己“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吹响了与“命运”搏斗的冲锋号，可以视作贝多芬精神力量、人格力量的凝聚与浓缩。 《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前4小节产生了如此撼人心魄的震荡——唤起千万个灵魂共同呐喊！ 这部哲理性很强的音乐作品，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及通过斗争获得胜利的信念。它最能代表贝多芬的艺术风格，是世界交响曲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其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任何一部古典交响曲。 贝多芬创作的交响曲气势恢宏博大，情绪激昂，音乐主题极具鲜明，而又手法精练，形象生动，层次清晰，结构严谨、均衡，各乐章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热情奏鸣曲》（f小调钢琴曲）中，贝多芬同样表现出他那种百折不回的意志和无畏的英雄气概，充满了热烈奔放的感情，被评论家比作“火山的爆发”、“火山般的热情”。 列宁曾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比《热情》更好的东西了，我简直每天都想听它。这真是奇妙而非凡的音乐。我常常用自豪的、也许是幼稚的心情想：人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啊！” 当然，在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里，也有“月光下的琉森湖”，轻舟荡漾，如诗如画，朦胧神秘；更有“乡间雨后的田园”，夜莺、鹌鹑、布谷鸟在尽情嬉戏、悠然长鸣，相互应答，一派生机。 一个欧洲的君主说：我要用剑与火征服世界。他没有做到。贝多芬没有说过要用音乐征服世界的话，但他却做到了。 波恩，一个位于德国中西部的美丽而古老的城市，是世界音乐史上鼎鼎有名的圣地。 童年的贝多芬就生活在这个一年到头空气中都流淌着音乐的城市里。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于1770年12月26日出生于这座城市的一个破旧的阁楼上。 音乐之都云集着各路音乐名流。从市场往北、直至科隆坡门的一条狭窄而细小的小街两边，住着约翰·庞姆、宫廷小提琴手弗朗兹·兰兹、宫廷号角手尼古拉斯·辛姆洛克，还有另一位宫廷小提琴手约翰·沙罗蒙。而这条街上的另一位居住者则是贝多芬的祖父——皇家乐队的指挥、一位杰出的音乐家。若干年以后，这条小街上出了3个有名的、与音乐有关的人物——音乐出版商辛姆洛克、伦敦音乐家沙罗蒙、另一位就是闻名世界的贝多芬。 童年时代的贝多芬有过一段充满着欢乐的时光。在宫廷里，音乐包围了他。当他需要音乐上的帮助时，仁慈而又耐心的音乐家们理所当然地、尽心尽力地向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然而，贝多芬的家境却是如此的清贫、凄苦；虽然他祖父的地位有所变化，但其家庭生活却并没有任何改观。 贝多芬5岁的时候，他的全家从克莱逊先生家搬出，迁居到莱恩街的倍科·费斯恰的家里去了。这个新居对于童年的贝多芬而言自有其妙不可言的乐趣。阁楼上有一个临街的小窗户，幼小的贝多芬常坐在那儿，凝望着窗下热闹的街市，远眺着幽静而葱茏的山麓；美丽的莱茵河轻轻流过，河中的小船顺流而下，或挣扎着逆水上行；岸边有粗大的缆绳，纤夫肩荷纤牵、手握缆绳，艰难地行走着；两岸是宽阔的平地和碧绿的葡萄园…… 面对着这熟悉的、生机盎然的一切，贝多芬那双充满着稚气的眼里，时常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茫然和一种不可捉摸的灵气。 波恩居民有着特有的习俗。每当节日来临，这个城镇的大钟在同一时间里全部敲响。洪亮而浑厚的钟声给教士们、绅士们、百姓们带来了欢乐，人们穿着华丽的丝织品或新颖的服装走上街头。装饰豪华、气派十足的皇家马车缓缓驶过街道，驶向皇宫时，街上的平民百姓则会谦逊有礼地让开一条足够让马车顺利行驶的通道。 少年贝多芬早在13岁时就享有了一种皇室所给予的特殊光荣——他可以吻皇上的手。当然，此时的他已经像一个（至少外表看上去像一个）宫廷乐师的样子：他穿着闪烁着丝织物光泽的服饰、腰上佩戴着一把宝剑，头上戴着一顶三角形的帽子；而那张脸上却还洋溢着少不更事的“半大人”的稚嫩之气。 平心而论，儿童时期、少年时期的贝多芬对眼前的这一切，不仅是完全能够接受，甚或是欣欣然的；自然地，对于他而言，也就谈不上任何的叛逆。但是当他成年以后，他的思想、言行却充满了反抗。贝多芬不仅对儿童、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一切产生了怀疑，而且对于世界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也许正是这些思想叛逆的火苗点燃了他那如烈火般熊熊燃烧的音乐创作的才华。 在家里，贝多芬知道所有的人都认为神是不可侵犯的、不可侮辱的。而他却忽发奇想认为如果有机会去揭开天主教神灵的礼服、看一看那里面的躯体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发现神灵也和普通人一样，是一个平凡的身躯，并无任何神异之处；若除却那一套华丽的神服，任何人也不会对神灵多看上一眼。贝多芬的这些想法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可说是惊世骇俗的。 贝多芬憎恶那些教堂里的宗教仪式。他认为这些繁文缛节实在是荒谬而无用的；若让他选择的话，他会义无反顾地撇下那些虚伪、浮华的仪式，以期省出一些时间与精力，去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歌剧演出。 对贝多芬家族作一下适当的介绍，将有助于人们对贝多芬辉煌一生的了解。 当腓特烈皇上登基的时候，宫廷乐师中有两个贝多芬：49岁的路德维希·贝多芬（贝多芬的祖父）和21岁的约翰·贝多芬（贝多芬的父亲）。他俩都是宫廷歌手。尽管老路德维希还是宫廷歌咏队的指挥，有着相当高的地位，但他仍然兼任了歌手。 贝多芬这个名字，在比利时是很普通的。最先流行于该国的劳文一带，时至今日仍能在荷兰的某些地方找到。 贝多芬的父亲只略通文墨，因此在书写自己名字的时候，往往是混乱的，写过“biethoven”、“biethoffen”；但不论其如何变化，却总是将“贝”这个音节一成不变地、固执地保留着。 贝多芬的祖父老路德维希，早在1733年起，就是一个音乐造诣精深的风琴家，同时也是一位名噪四方的、颇受欢迎的歌唱家。他从列日来到波恩，在科隆宫廷的乐队中任职，并在教堂和歌剧院中主唱男低音。 老路德维希·贝多芬到波恩才5个月光景就成了爱神丘比特的俘虏。他一见倾心地爱上了一位19岁的德国姑娘。这位浪漫的男子闪电般地与她结成伉俪，并把家安在了波恩。 老路德维希的第一、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他深感惶惑和不安。 第三个儿子约翰（贝多芬的父亲）出世了，并顽强地活了下来。老路德维希摆脱了心理上的阴影，又潜心投入了他所热爱的音乐之中。 一个少许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实：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留下有关贝多芬祖母的多少情况，人们只知道她的芳名叫马丽娅·约瑟夫·波儿，还知道她特别嗜好杯中之物。这在当时的女性中是十分罕见的。 当老路德维希去世后，她就被儿子约翰送到波恩的一座教堂里，以度残年。约翰只能这样做，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好酒之徒，且比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这一几近劣行的嗜好使得家庭经济每况愈下。 足以让年幼的贝多芬自豪的是祖父。他是一位美男子。祖父留给贝多芬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成年后每当谈起他时，贝多芬还要以炫耀的口吻赞美他一句。 宫廷油画家雷特克斯为贝多芬的祖父画了一幅精美的肖像画：老路德维希身着一件果绿色的、衣边上镶着珍贵毛皮的礼服，头上戴着一顶做工精美的、为艺术家所特有的天鹅绒帽；双眼炯炯有神、面额容光焕发、鼻梁长而直、神情潇洒，洋溢着一股艺术家所特有的气质。老路德维希与孙子贝多芬在容貌上的差异简直有如天壤之别。众所周知，贝多芬是一个像貌丑陋的男人。 1773年的圣诞之夜，老路德维希这位竭尽全力支撑家庭的家长和慈爱的祖父却溘然长逝。 贝多芬时年3岁。他已能记得住祖父，更何况还有那幅挂在客厅中的、栩栩如生的油画不断地巩固着他的记忆；祖父的友人和家人神采飞扬的回忆也不断地充实他的想象。 每到老路德维希的忌日，后人们便特意用月桂树枝编织的花环来装饰那幅珍贵的油画；每逢此时，作为孙子的贝多芬内心则泛起自豪。因父亲没有出息而产生的羞耻感也在贝多芬的心中油然而生，并时常引起一种莫名的隐痛。 穷困简直压得全家透不过气来。 说来可悲，老路德维希根本不承认约翰·贝多芬是自己的儿子。当然，这不是一种血缘关系上的否认，而是一种音乐天赋、音乐才干意义上的否定。约翰让老路德维希伤透了心。与此有着密切关联的是，没有任何音乐界的友人承认过约翰的才华。自私、酗酒、庸碌无为地生活，是约翰终其一生的主旋律。 约翰早年即跟随父亲学习演唱，学拉小提琴。在这种父子间进行的、类似于私塾式的教学活动中，约翰的学业平平。到16岁时，他才被允许进入宫廷，在合唱队中唱男中音，或在歌剧中饰演配角。时常有这样的场面，父子俩在同一剧目中、同一舞台上、同一场景里演出。然而，不容否定的是，约翰的表演才能并不突出，对于饰演的角色，他只能勉强担任。一句话，他在舞台上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平庸演员。那么，他没有受到观众的赞扬、没有出名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 27岁那年，约翰娶了一个来自爱伦白拉特斯坦的女子。这个小镇离波恩并不太远。 马丽亚·麦达利娜·凯宛丽丝这年21岁。她的父亲是宫廷的一等厨师。尽管两家都是皇帝的仆人，但老路德维希并不喜欢这个地位比自己更为低下的厨师的女儿来作儿媳妇。他既讨厌儿子的平庸，也同样讨厌儿媳妇的唯唯诺诺。 老路德维希搬家了。他住到了旁加若，并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喜好布置了他的新住所。卧室清洁而明亮，棉织品也是使用高档次的，茶盘上摆着擦得锃亮的、刻花的银质茶具。 老路德维希也由此而拥有了一份较长时间的好的心境。 其实，贝多芬的母亲——凯宛丽丝——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刚满17岁，她就嫁给了一个男仆；不久，丈夫却命赴黄泉。艰难的生活迫使她改嫁。而这桩与宫廷歌手的婚姻也并不完美，婚后不久，她的父母相继去世。 这位年轻的母亲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此之前，她还只是一位可爱的、依赖性很强的女人。过早地自立门户、独当一面的家庭生活对于她而言，还是一道来不及认真思考的难题。 她骤然间明白了，自己不过是一个外表漂亮的、却无多大生活能耐的宫廷歌手之妻。而这位歌手每次从酒店里归家时，总是囊空如洗、满嘴胡言乱语。 凯宛丽丝陷入了一个十分为难的境地。她既要维持小家庭的生计，又要应付财主和杂货店频频送来的账单。 这些已经让她穷于应付，而更难以招架的是生儿育女。从1769—1781年的这12年时间内，她曾先后生育了6个孩子，但只有3个活了下来。第一个孩子生于1769年4月2日，教名为路德维希·马丽亚，她只活了6天。第二个孩子生于1770年12月26日，亲朋好友都把这孩子叫做路德维希（即贝多芬），大家都觉得让这个新生儿叫祖父的名字是一桩十分荣耀的事情。或者，这一取名时的美好愿望预示了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 一位音乐天才诞生了。贝多芬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了祖父所有的音乐天赋，并将这种天赋全力以赴地推到了一个人生的、甚或是人类音乐才智的极致与顶峰！ 酒店小老板庞姆的妻子是一个热心肠的女人，当了贝多芬的教母。她特意为贝多芬举行了一个定教名的小型宴会。这位善良而慷慨的教母认为克莱逊房子后面的地方太狭小、太晦暗，完全不合适举行如此严肃而隆重的仪式，便改在另一位教母的宽敞而漂亮的家中进行。 充满喜庆气氛而又饱含着庄严色彩的“定教名仪式”举办得相当成功，完全可以这样说，这一良好的开端是贝多芬辉煌人生的第一个起点。 贝多芬家搬到费斯恰家居住已有一些时日了。这条河边上的小街是童年贝多芬的主要居住地。家中的孩子在不断地增加，家庭的经济状况自然是每况愈下，越发艰难。 父亲约翰酗酒的程度与日俱增，每每喝得酩酊大醉。他也曾多次请求宫廷给自己加薪以应付庞大的开支。但是，他没有得到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答复。 皇帝对他的父亲老路德维希却是另眼相看，非常仁慈、温和，恩宠有加，将老路德维希留在宫廷乐队指挥的职位上。直到他61岁时去世为止。 可怜的凯宛丽丝终日忙于筹划。她要给孩子们必需的衬衫和裤子、足够的土豆和肉酱，以保证他们的健康和营养。 这几个头发蓬乱的孩子性格活泼得近乎狂野。母亲整日围着他们忙碌。幼小的贝多芬心中明白母亲的辛劳。在他的心灵深处，同情心与坚强、固执在日甚一日地成长。 有时，小贝多芬会恳求母亲讲讲祖父的故事。往往在这种时候，小贝多芬的言行中会流露出一种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执拗。当然，在母亲的心中，祖父是那么值得赞颂。邻居们也都认为凯宛丽丝是一个孝顺、温和的好媳妇——她用女人一点一滴的微弱力量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 房东费斯恰曾经写道：“约翰夫人，终日在织补缝纫。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她的勤劳与节俭，这一家人的生活才逐渐显得快乐、充实，房租和面包钱她是从不赊欠的，而且，她从不支付酒帐。” 不言而喻，凯宛丽丝是一位品格高尚、任劳任怨的好主妇。她有着自己的处世法则和人生观。 儿子们非常信任她。她从不好高骛远，只想切实可行的、于家庭和孩子有补益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奉行着一种朴实无华的人生哲学，她要堂堂正正地生活下去。这些美德犹如太阳的光辉从小就照耀着贝多芬的心灵。 贝多芬父亲的性格越来越坏。他好说漂亮话，喜欢饶舌，没有多大的能耐却又常常沾沾自喜；终日在外游荡，不愿回家；夜晚迟归时，又爱大声嚷嚷，甚或狂叫。但是，约翰夫人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征服了丈夫，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使他再也不能狂喝滥饮了。 3个儿子也是诚实、善良的。如果看到父亲在外酗酒，他们就会围上去，用那稚嫩的童音，好言规劝父亲回家。父亲也从不反对，他并不是天生好酒，而是自认为怀才不遇，喝上几杯酒只不过是为了寻找刺激、快乐，抑或是借酒浇愁罢了。也许正是这一缘故，家人们、友人们常常原谅了他。 当然，约翰也没有完全忘记自己作为父亲的义务和职责。他先教长子学拉小提琴和弹奏钢琴。他所传授的技法和技巧都是从老路德维希那儿学来的。一段时间过去，他不无遗憾地发现，次子和三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音乐的悟性比较欠缺，似乎前途渺茫。但贝多芬却屡屡让他意外、惊诧：小贝多芬能很自然地驾驭五线谱，轻松而灵巧地处理好每一个音乐细节！ 看到贝多芬，约翰的亲朋戚友马上会想到最近发现的一个音乐天才——莫扎特。人们隐约感到：眼前的这块璞玉终究有一天会要琢磨成惊世骇俗的大器。 大约在1774年间，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约翰策划了一个新奇、大胆的活动。一天，在当地的报纸上登载了一则醒目的广告，内容大致如下：约翰之子贝多芬及学友阿弗唐克准备办一个合奏音乐会，一位年仅6岁（实际只有4岁）的贝多芬将给各位太太、先生带来无穷的欢乐和惊喜；他俩将演奏风格迥异的风琴协奏曲和三重奏……将给整个宫廷带来极大的荣耀！ 这则广告的推出，使整个波恩为之震惊。 邻居们清楚这则广告里所包含的内容，贝多芬学习音乐、练习演奏的活动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贝多芬还很小，父亲约翰就强迫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自从搬到费斯恰家之后，他更是强制性地督促贝多芬练习钢琴，贝多芬手指麻木了，可还得继续不间断地弹奏……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他的小脸盘流下。这一段时间，维格勒和他的同学也正在后楼练琴，他们都看到过贝多芬这样的遭遇。 嘉·费斯恰（房东的妹妹）记得：一个幼小的孩子，站在风琴的踏板前，受着父亲严厉的训斥和无情的棍击；而那孩子则只能站在高大的风琴前，伤心地流泪。 似乎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轻率地评论这种教学方法的得失。 贝多芬对当时学校的教学方式和内容极为反感，曾先后两次转学。后来，他再次转到一所拉丁文学校。他所学到的拉丁文知识对他后来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他从未学过数学，所以，他终身对这门课程毫无了解。 在歌剧创作中，贝多芬能流利地使用法文，而且运用得相当出色；因创作而需要的意大利文，他也颇为熟悉。他对学校灌输的知识，总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发挥、理解。 父亲约翰早就注意到，其他孩子的演奏技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他的管教很严格；但贝多芬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只是还难以作公开的演出。约翰的教材中有指法训练和音乐理论，并对指法的灵活性和准确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孩提时代的贝多芬不乏顽皮的天性，常在练习演奏中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指法上也时不时有几个错误动作。若长此以往，只能是白白浪费时间与精力。 房东费斯恰不失时机地向约翰提出了一个建议：演奏是一门特殊的技艺，老师必须先详尽地讲解每一个细节；不然，学生将无所适从。 这次，约翰失去了他的忍耐，大声地反驳费斯恰的忠告：你这个家伙在捣什么鬼？让你的高见见鬼去吧！以后你还是少来些胡说八道！ 约翰对儿子的行为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把他送到宫廷乐队去演奏。当时的乐队指挥是路奇雪，一位富有经验而出色的音乐家。但他也是一个傲慢狂妄的人，根本就没有把贝多芬放在眼里，他认为贝多芬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学生而已。后来，贝多芬的演奏技巧大为提高，他就按自己的意愿开始了创作。父亲大失所望，自己心中的空中楼阁彻底坍塌了。 看到父亲失望，贝多芬也觉得难过。他并不憎恨自己的工作，音乐在他看来，仍是美好的。有时，他也恨父亲。上课对贝多芬而言，简直是一种折磨，他极不愿意接受不合理的谴责。但是，酗酒的父亲却毫不留情地扼杀他的想法，可怜的贝多芬只能在内心藐视这位不公正的、不受尊敬的老师。贝多芬对父亲的每一个挖苦的字眼，都无能为力。不公正的际遇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情。父亲对他的眼泪根本无动于衷。他不允许儿子有任何出格的思想渗入到器乐演奏中去。贝多芬所需要的是真正的指导和详细的解释，而这些，贝多芬的父亲却根本做不到，结果当然是格格不入，经常发生冲突。贝多芬却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职业音乐家中学到了很多知识。这给他日后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贝多芬曾试图回想，在童年时代，自己究竟跟谁学的？究竟学了一些什么？究竟是哪个流派的？对此，他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因为，他是集音乐大成的开拓者，无所谓师从，而又无不师从。 男中音歌唱家波法弗在1779年跟随格鲁斯曼歌剧团来到波恩，不久，便与贝多芬相识，并且住在一起。他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成了贝多芬的老师。贝多芬说：“常常是我们在等父亲深更半夜从酒馆回来后，急急忙忙从睡梦中爬起来，开始练琴，直到第二天东方露出晨曦。” 贝多芬8岁时，就跟随宫廷风琴家艾登学习。艾登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音乐家。是他，启发了贝多芬对乐器奥妙的了解。当贝多芬长高到能用手触摸到琴键并用脚踩到风琴踏板时，他就转到波恩的一座修道院，接受科学的指导；另外，还接受修道院另一位风琴师的指导。这里的风琴比以前用过的更大，键盘更多，贝多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贝多芬刚10岁。 贝多芬刻苦勤奋地学习，一切有条不紊。贝多芬音乐学习的永无止境，有的课程他早已学完。 对于独奏乐器，贝多芬并不十分喜欢。他独独钟情于复杂的钢琴、配器、和声。“这种愿望是有益的，”老师们谆谆教诲他说。他对各门功课有了深刻的了解后，立刻把精力投入到了创作之中。 贝多芬曾经说过：“我不是没有错误的，因为从孩提时代起，我就非常敏感，往往当灵感到来时，我还不知道，一旦记录下来，却是十分成功的旋律。” 他在柴萨的门下做学生时，创作了一首风琴曲。柴萨大为惊异，像他这种年龄的儿童，是不该搞创作的。 艾登去世后，歌·尼法在1781年任宫廷风琴师。他也教过贝多芬，并在波恩住了两年多，对贝多芬的影响很大。他青春焕发、朝气蓬勃、才思敏捷，有着严谨的、详尽的教学方法。他使性格暴躁、学识尚浅的贝多芬有所克制和收敛。他正是贝多芬所渴望和急需的那类老师。他扩展了贝多芬的眼界、丰富了贝多芬的知识、充实了贝多芬的头脑。 尼法教给了贝多芬许多宫廷中学不到的东西，如依·巴赫的奏鸣曲，萨·巴赫的序曲和随想曲。老师对这个幼小儿童读谱视奏的才能大为赞赏。为了奖励他，又额外对贝多芬增加了一些课程，而贝多芬都能轻松地吸收、消化。对音乐，贝多芬从来没有降低过热情。在众多的作曲家中，贝多芬最崇拜亨德尔和莫扎特；到晚年，他又深深地喜爱巴赫的作品。 尼法曾鼓励贝多芬创作了三首钢琴奏鸣曲，是献给皇帝的。当时，贝多芬年仅10岁。 一年后，尼法受皇帝之托，创作一幕歌剧。这段时间里，贝多芬就协助尼法进行歌剧创作。 费斯恰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常能看出一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恰如其分地将其点破。他表现出一种超乎常人的善解人意。他语重心长地对贝多芬说：“你还没有达到创作写曲的水平，你必须把基本功练好，严格地按照曲谱要求，演奏好每一个小节；当你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你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随意发挥，但这些还是以后的事情，我知道，你是能够做到的。” 从此，约翰只教贝多芬拉小提琴。他希望儿子能够演奏得十分出色。 事与愿违，贝多芬的小提琴演奏仍是技艺平平。 贝多芬自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钢琴特别敏感。如果让他自由选择的话，第一选择是钢琴，第二选择还是钢琴。任何一首钢琴曲，他只要看看前面的几个小节，后面的乐曲他立刻就会知道了，好像他早已演奏过这些钢琴曲一般。 一种超常的灵气通常是一个辉煌的先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聪明、顽皮的音乐少年 皇帝驾崩后，新王位是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目标。4年前，皇妃玛丽亚·茜丽莎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她最宠爱的儿子马克雪比林·弗朗兹身上。1780年，弗朗兹在他母亲的策动下，被选为科隆的公爵。他首先进了科隆的一所教会学校，仅经过了3个星期的短暂培训，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一位虔诚的教士。 1784年圣诞之夜，弗朗兹在波恩的法格林教堂里，披上了庄严的礼服，正式接受洗礼之后，名正言顺地登上了皇位。 新皇帝仁慈的、宽宏大量。在饮食上，他有着特别的嗜好。他喜欢参加私人宴会，却不大喜欢在众人面前发号施令、行使自己的权力。其实，他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人。他去凡尔赛宫访问他的妹妹玛丽·安冬妮，她很赞赏哥哥随和的态度。 弗朗兹皇帝对自己肩负的重任漠不关心，不理国事。但是，他母亲茜丽莎却是政坛高手，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她垂帘听政，皇帝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她的意志。弗朗兹皇帝忙里偷闲，到维也纳学习。虽然他是一位不大过问政事的国君，但不可否认，他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帝王。他的兴趣，全放在培养艺术人才和发展艺术事业上。他莅临波恩，犹如一股清风吹来，掠过了这默默无闻的城市。后人应该衷心地感谢他，是他，使波恩从此成为世界闻名的音乐之城。 弗朗兹把维也纳的流行音乐带到了波恩。他曾经坦率而又自豪地宣称：自己能唱优美动听的男中音，还能熟练、准确地演奏中提琴。可惜的是，因身居高位，他没有机会把自己的天才在公众面前展示出来，因而世人无法知晓。他的艺术才能被淹没了。 但是，弗朗兹为世人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在执政时期，他为了拓展艺术事业，倾尽全力，收集了所有的音乐书籍，创办了一个国立图书馆。在他的倡导下，波恩被音乐陶醉了。在那样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贝多芬如鱼得水。正是这样的音乐氛围，哺育了贝多芬。 皇帝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了解宫廷中每一位乐师的才干，并调查他们的各方面情况。 在男中音歌手约翰·贝多芬的档案中，如此写着：“他的声音能持续很久，并已在宫廷中服务多年；家境困苦，但其为人正直、举止端庄。” 贝多芬当时已在宫廷乐队中任第二风琴师。在他的档案中，有如下记载：“路德维希·贝多芬，年龄13岁，生于波恩，在宫廷中已服务两年，尚无薪金；在乐队指挥缺席时，由该人顶替，很有才干，乐队中，数他年龄最小，举止文雅，但很穷。” 在花名册中，也写明了尼法被辞退的缘故：“此人并不熟悉风琴的演奏。”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挽留了他，对与他情况相似的乐师也是这样处理的。 皇帝特意把贝多芬父亲的薪金，拨了三分之一给贝多芬。 贝多芬在风琴或钢琴独奏中，表现得潇洒而流畅，很少有过失误。即使才13岁，贝多芬却早已充满了自信。他认为，自己的才能远远超过现在担任的职务。而目前的所为，于他而言，实在是屈尊而就，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于是，在演奏过程中，他又表现出了“顽皮少年”的一面，擅自随意地修改曲谱，即兴变奏，发挥想象，把自己的创作渗入到作品中去。 韦革勒说：在这一年圣诞礼拜演奏时，这个勇敢的小孩，将弗·海勒的《依里米亚之悲哀》的旋律进行了修改。演奏时，从他稚嫩的手指下，流泻出优美动听的旋律；他弹奏得太美，太流畅了。事后，海勒很不高兴，他去觐见了皇帝，对贝多芬的随意修改提出了抗议，他讥讽这种修改为“小聪明”。 辛德勒后来在贝多芬传记中是这样记述的：“皇帝颇为宽宏地指责了贝多芬，不允许他今后再玩这种即兴演奏的把戏。” 然而，也就是这一次，贝多芬的创作天才如初发芙蓉，艳丽异常；他的伙伴都支持他、鼓励他、钦佩他。 1781年，英国驻德国宫廷大使格里桑纳去世，贝多芬专为他写了一首哀乐，因为，他是贝多芬家的好友。宫廷乐队指挥路奇雪简直被这支曲子迷惑了。大提琴家莫勒是这样描述的：“在第一次公开演奏时，贝多芬新颖的创作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经过几次演奏后，他的名声日益增大；最后，他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 到1787年春天，贝多芬和母亲离开波恩，沿莱茵河去荷兰旅行。之后，他又独自前往维也纳，拜访伟大的音乐天才莫扎特，想把自己的演奏展示（或者说是呈献）给莫扎特。这是贝多芬生命旅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页，但是，历史记载上对这次重要拜见的记载却只有十分简单的、寥寥数行的记述。 贝多芬的父亲对此事却充满了热切的期望。他希望莫扎特把自己的儿子当作16岁的少年音乐家来接待；而事实上，贝多芬的真实年龄却是14岁。 莫扎特请他随便弹奏几支曲子听一听。 听完，莫扎特的反应很冷淡。而贝多芬也明确地感受到了对方的冷漠。贝多芬进而提出请莫扎特给一个主题，让自己即兴作曲演奏。因为贝多芬在受到外界刺激后，往往演奏得更加出色。现在，他被自己敬仰的大师轻视了，自尊心受到伤害，心里倍感难受。莫扎特给了他一个主题，于是，他的手指流畅而快速地在琴键上跳跃飞舞起来。他的即兴曲使莫扎特的面部表情逐渐明朗起来……琴声戛然而止，四周静寂无声。莫扎特对在场的几位朋友脱口而出：“注意！这个孩子日后将让世界发生震撼。” 一个多月之后，贝多芬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告之母亲病倒了，要贝多芬赶快回家。母亲的病情严重，终日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而家中的费用根本不够开支，所剩不多的几样家具也典当出去了。 贝多芬正准备去奥格斯堡。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向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借了一些钱，疲劳而又匆忙地赶回了波恩。 回到家中，他看到母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命在旦夕。而年仅1岁的妹妹玛格丽斯睡在摇篮中细声地啼哭着，病得如同母亲一样厉害。房间肮脏昏暗，无人打扫。家里连一点钱也没有。两个弟弟呆坐在父亲的身边，不知所措，长吁短叹。 贝多芬母亲的一生都是在穷困、抑郁中度过的。严重的营养不良、过度的操劳、多次的生育影响了她的身体健康。 1787年7月17日，肺病残酷地夺去了贝多芬母亲的生命；同年11月25日，小妹妹也在贫病中死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初涉社交圈与爱河 在母亲去世后的一年里，贝多芬的胸中孕育着更大的希望，甚或可以说他“有点野心”；而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雄心勃发的时期。他很快就得到了比“宫廷副琴师”更好的职位。他的即兴演奏天才使大家感到惊异，这象征着一种新的力量的产生，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把自己的音乐完全表现在纸上。他费尽力气谋生，因为他毕竟还要负责一个家庭的生活费用。 当然，贝多芬在皇帝面前是幸运的。弗朗兹皇帝迅速地将宫廷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艺术中心，并将相当一部分财力、有条理地、接连不断地用在音乐艺术上。 1788年，弗朗兹皇上设立了一个大型的歌剧团，演员都经过了十分严格的挑选，演奏者也是如此。经过精心的重新组织后，贝多芬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相当突出了。他俨然是一位宫廷的钢琴家、音乐家，而尼法却反而处于陪奏者的位置。 贝多芬在歌剧院和乐队里经常担任中提琴手，他与乐队的演奏员相处得融洽、愉快。乐手安特里阿斯精于小提琴、贝哈特精于低音提琴，两人都是作曲家；安东·洛卡担任笛手，也精于作曲，年龄与贝多芬相近。贝多芬为有这些各有所长的朋友而兴奋，并从他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器乐方面的知识。因此，贝多芬也就取得了异乎寻常的长进，为日后音乐创作的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弗朗兹皇上极为喜欢莫扎特的歌剧，如《茜拉尔的私奔》和《费加罗的婚礼》等。贝多芬在这些剧目中担任乐队的中提琴手；每一次演出，他都能学到许多新东西。 贝多芬在有了一定的艺术积累之后，写了两首歌谣曲，又作了一首芭蕾舞曲《骑士舞曲》。《骑士舞曲》是受华尔特斯坦公爵之托而秘密创作的，是贝多芬为数不多的舞台音乐作品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曲子已经遗失掉了。看来，贝多芬对这几首曲子也很不满意。他终日忙于写作一些小曲目，而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创作大作品。他写的一些钢琴曲目多是变奏曲，歌曲和室内乐曲。当时，这些曲目还没有出版；到后来，因贝多芬的弟弟卡尔的热心帮助，这些曲目才在波恩被陆陆续续地印了出来。 皇帝在出访时是经常带着乐队同行的。贝多芬也在其中。他像别的乐师一样带上了假发，穿着红色的制服，束上鲜艳的饰带；偶尔，他也不演奏中提琴而去演奏钢琴。 当乐队在凯居堡的教堂里开一个演奏会时，贝多芬遇到了业余音乐家容克。贝多芬是从不进行公开演奏的，但这次却终于被说服，为容克作了一次专门性的个人演奏。容克大大地赞美年轻而技艺日精的贝多芬。他在孟海姆听过爱比·伏格勒的演奏，却认为其远不及贝多芬出色： “贝多芬的演奏，严格地说起来比较清晰，有思索力，且富于表情，欣赏者的耳朵能证明这一点。他为人直率、坦白，一点也不虚假。” 说实话，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在陌生者面前是比较羞怯的，并从内心深处厌恶那种将演奏者当作稀奇看待的人。 1791年11月，宫廷中的四位音乐家兰兹、朗博、辛姆洛克、贝多芬结伴而行，旅行到阿雪芬堡去拜访极有名望的钢琴家艾比·斯图加。 艾比·斯图加演奏了自己所特有的、愉快而明朗的曲子。贝多芬听呆了。他平心静气地听着，如此地投入。一曲终了，他又请求让自己也试弹奏一会儿。艾比·斯图加注意到贝多芬所弹的变奏曲是自己喜欢和熟悉的，并且认为是最难演奏的曲子。贝多芬还弹奏了许多他能记起来的变奏曲，并即兴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 人类的温情和良知开始逐渐被贝多芬用音乐表现了出来。他喜欢一个人独自沉思，而不管是否有人来打扰他。他需要一种从未有过的友谊来安慰他。尽管不同的环境也能影响他的思想，但他理想化的意念却一定要获得一些确切的、认同的回应。他在音乐天地里热情地、倾尽全力地学习，这无疑有助于他世界观的形成。而这些对于一般人而言却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有人让他振奋，并以此来拓展他的认识空间，而不再在一个有限的小圈子里原地打转。 贝多芬扩大了交友的范围、增加了交友的时间。友人们所具有的优点极大地丰富了贝多芬的心灵；他吸取了更多的精神营养。贝多芬在波恩的最后5年中（17—21岁之间），与友人、各界的频繁交往，改变了他那怕羞的习惯，并极大地发展和充实了他的才能和智慧。 在波恩这个小镇的社会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种富于艺术气息的生活，各个住家常举办一些富于特色的活动：音乐演奏会、诗歌朗诵会、哲学讨论会……贝多芬热情地参加了这类集会，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他那和蔼的态度、得体而整洁的衣饰很能引起别人的好感。贝多芬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波恩那些有修养的音乐家、艺术家所看重了。 贝多芬在出席这类集会时，常会出现这样一种让人兴奋的情形：他自己在兴致勃发地演奏，而将陪奏者置于一边，并以个人演奏的特征而即兴发挥成一首极为精致的旋律……随之而来的是掌声四起。 在贝多芬的一生中，有两个家庭对于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其中之一就是冯·勃朗宁夫人家。这个家庭中有4个孩子，尤其值得一的是女儿艾兰诺拉，昵称“劳欣”。从15岁时开始，贝多芬就开始教劳欣学弹钢琴。 贝多芬在自己的家中可以称得上一个尽职尽责的兄长。他总是很亲热地将卡尔和约翰这两个弟弟并称为“大弟弟”，并尽力保护着年幼的弟妹，让他们尽可能地与现实生活中的丑恶隔离开来。 贝多芬家庭生活中的许多变化与收获正是这所房舍的女主人冯·勃朗宁女士对贝多芬一家悉心照料、精心管理的结果。她贤淑、聪慧、机敏、能干而富于朝气，并博得人们的交口赞颂；而她博大的同情心则更是贝多芬家庭的庇护神。 早在1777年，冯·勃朗宁女士27岁时就失去了丈夫——伊迈纽·冯·勃朗宁——他是在一次宫廷失火中丢掉性命的。那时的救火设备还很落后，所以，只能让大火一直烧下去，烧到第二天夜里；伊迈纽眼看就要烧到宫廷机要文件室了，就邀集了一群志愿市民去救火，但一堵在火中烧得发脆的墙坍塌了，砸在他们身上，他们无一幸免。冯·勃朗宁夫人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着。她将精力完全集中在培养孩子上，并从不感到孤独。她的哥哥亚伯拉罕·冯·凯利舒是波恩的一个牧师，他常去她家；她也将自己丈夫的兄弟洛朗士（也是一位牧师）介绍给了凯利舒。两位牧师很快成了朋友。而他们两人的道德水准都是很高的。 贝多芬很高兴与他们相处。韦格勒写道：“贝多芬立刻成了冯·勃朗宁女士家庭中的一员了。他不仅只是常常和他们一起度过白天的时光，而且有许多晚上也共聚一堂、畅谈欢述。他在这里觉得自由，摆脱了一切束缚，每桩事情都让他愉快，并且松弛了他的神经。洛朗士牧师以最浅近的句子来读荷马和柏露泰舒的诗给年幼的孩子们听，贝多芬也交叉着手、静静地听着，想从牧师的身上得到些什么……” 这是一段让贝多芬不断充实的时光。 他对文学的认识也加深了，知道了许多或好或差的散文、诗歌，他尝试着创作了一些短歌剧，还能用德文讲述席勒、莱辛、莎士比亚或谢立丹的戏剧。 应当说贝多芬是幸运的。他担任了管风琴师聂费的助手，并跟他学习音乐。 聂费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足以成为贝多芬个人品德上师从的楷模；他又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音乐家。他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使贝多芬熟悉了德国古典艺术的一系列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并巩固了贝多芬对崇高目的的理解，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又是一个言辞风趣的人，擅长引导贝多芬以游历的24方式来交朋友、长知识、博见闻。 贝多芬在波恩时期（1782—1792年）的创作还处于一种尝试期，其作品大都是些小型的钢琴曲、重奏曲、歌曲等。这一时期，可以说他正经历着学习音乐知识、积累生活感受与心理准备的过程。 在这一时期，贝多芬与许多著名的学者、作家、音乐家接触，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受到了“狂飙运动”思潮的影响；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意识又给了他更多的启发，使他的世界观获得了一种可贵的、阶段性的进步，从而奠定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与个性自由，憎恨封建制度的压迫。 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对“罗曼蒂克”一词是不经意的。他的音乐创作风格和作品演奏技巧是趋向于诗一般的热情，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正因为有了这种可贵的情感，所以他的作品更能发出光辉来，且不必经过那样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他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的内在力量。看到某一题目，他立即就能直接领悟。他没费多少时间就懂得了荷马的光荣业绩，了解了莎士比亚辉煌人生的奥秘，看到了歌德善于为自己辩护的个性，把握了他们伟大的人格特征并将其融会于自己的音乐创作中。 冯·勃朗宁女士极爱护贝多芬，如同爱护自己的子女一般，使他在自己的家里感到极大的自由和愉快。受了这种影响和感化，贝多芬有时也流露出一种对女性感兴趣的态度来。冯·勃朗宁夫人只比贝多芬的母亲小4岁，由于注重健康和保养，所以冯·勃朗宁女士在外表上看仍保持着她的青春。 贝多芬所需要的，冯·勃朗宁女士总是尽可能地供给他。要知道，从一个环境恶劣、生活艰苦的家庭中突然转入气氛融洽、温和的家庭生活中，该是一种多大的变化、多大的享受啊！贝多芬仍对许多事情难以了解，所以在他教育学生时，常显得有损于自己的尊严。到17岁时，贝多芬还时常浸泡在想象中；而当他得不到某种适当的解释时，他就会发很大的脾气。对于父亲轻贱母亲的行为，贝多芬是不能原谅的。母亲去世在他心灵中留下的创伤和阴影，有如一层黑暗的雾霭。他总是对别人讲起自己的伤感和忧郁，甚至对他所深爱的人也不例外。 当贝多芬与冯·勃朗宁夫人的孩子在一起时，她会尽力用合适的方式来融合他们的情感，从而使贝多芬受伤的心灵得到天真无邪的孩子的慰藉。贝多芬时常在同伴中表现出某些粗鲁的言行，其结果却只有使他自己感到心碎。仁慈的夫人总是用得体的言语劝导他，使他在自责的情绪中慢慢地清醒过来；这种劝导常令贝多芬感到身心愉悦。他也逐渐明确了：要尽快地、尽量地让自己变得文雅且富于尊严。 当贝多芬从对音乐的陶醉中转入独自沉静的思索中时，冯·勃朗宁夫人就会轻轻地耸动肩部，温柔地说上一句：“瞧，老脾气又发作了。”这个简单的、被重复过多次的动作在贝多芬的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冯·勃朗宁夫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使贝多芬终生受益。辛德勒在贝多芬回忆录中写道：“到后来，他仍称冯·勃朗宁夫人家的每一个成员为庇护神；同时还记得女主人无数次规劝他的愉快情形。”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时光的推移，爱情如期而至。 冯·勃朗宁夫人的客厅中常有贵客光临，贝多芬也就常有机会和年轻的小姐见面。他常被小姐们美丽的容貌所吸引，改变了怕羞和寡言的习惯，主动地、风趣地讲述自己是如何爱好音乐和诸如此类的趣事。韦格勒的笔下，贝多芬堕入爱河后的热情是如此之高：“他热爱蒂洪娜丝和韦思特·荷尔特小姐的程度，从年轻时一直延续到成年时代。贝多芬总是在渴望着‘爱’的来临，并愿想尽一切办法得到它，但这往往又是不可能的。” 韦格勒所注意到的蒂洪娜丝小姐是劳欣的好朋友。蒂洪娜丝从科隆来到波恩，预备在冯·勃朗宁夫人家小住一星期。“她极为美丽、活泼，”韦格勒说，“肤色很调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她非常喜爱音乐，且有尚为圆润的歌喉。” 当然，贝多芬常常陪她在一起。回科隆之前，蒂洪娜丝为贝多芬唱了一首悲哀的小曲，以表示他俩分离的苦楚“远远超过她内心能忍受的程度”。她的离去，带给贝多芬许多怅惘。但后来，她的芳心却被一位科隆的军官赢去了。 韦思特·荷尔特小姐是贝多芬的钢琴学生，一位宫廷退休参事的掌上明珠，并生有一头长而黑的卷发，一直垂到胸前。兰博说，贝多芬对于韦思特·荷尔特的爱是“疯狂”的，但在1790年，她却嫁给了一位男爵。她可能是波恩最漂亮、贤能的小姐了。 不久，贝多芬又追求一个地主的女儿科舒。他以为得到她的垂青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贝多芬与劳欣的恋爱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师生之谊、年龄彼此只相差两岁，足可以使双方都有进一步的表示，但这桩良缘也没有缔结成功。 在永久地迁出波恩之前，贝多芬与劳欣发生了争执，其裂痕竟扩大到使他与冯·勃朗宁夫人家的关系不得不宣告中断；而其中的原因却是外界的任何人所根本无法了解和弄明白的。后来，虽然冯·勃朗宁夫人出面作调解人，劳欣和贝多芬两人的关系也曾一度修好过；劳欣还送了一条丝围巾作为和好的礼物给贝多芬。 贝多芬也为此深为懊悔，写了一首变奏曲给她，并写道：“由你亲手织成的丝围巾送到我的手中，的确使我感到极大的惊异。它使我从悲哀的情绪中惊醒了。对这份礼物我表示极度的感谢和欣慰，它使我回忆起往事。而你宽大、仁慈的态度使我感到羞愧。真的，我没有想到我能被你再次记起。噢，假若你能够看见我昨天为了这件事而受到的打击的话，你一定会责备我是言过其实的。我坦白地告诉你，我能够出现在你的记忆中使我感到非常之悲伤，以至于号啕大哭。我的朋友（让我继续这样称呼你们）！我已忍受得够了，现在仍在忍受着这难忍的苦楚——失去你们的友谊，我将不会忘记你及你的母亲，你是如此的忠诚；我知道我的过错和你对我的感情！” 然而，这一次修好并不十分完美。日后的某一次，当贝多芬在维也纳再次见到冯·勃朗宁夫人和劳欣时，双方的情绪都很紧张。人们日后才知道，贝多芬对此十分悲哀。他突然发觉自己不应当受到她家的恩惠，便说了一些比较粗鲁的话，等到他觉察到自己的失态时，却是悔之晚矣。他的某些言语在真诚的友谊面前是难以得到宽恕的。尽管他在初到维也纳的第一年里是如此的骄傲，并固执而狂热地表现自己。此刻，他才真正地发觉了自己的错处：对性情优良的人缺乏忠实的情感，尤其是对劳欣这样可爱的年轻女性。 对于劳欣这位亲密而富于忍耐精神的朋友，贝多芬向她表示了衷心的忏悔。他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是如此开头的：“我的最亲爱的朋友艾兰诺娜（即劳欣）：维也纳，1793年11月2日。我在首都住了一年了，但只收到过一封信。然而，我是时常想念着你的，真的，常常如此。我常常跟你谈话，涉及到了你的家庭，但大部分的时间中，我的头脑却不能安静下来，而我正需要安静。之后，就发生了那场可怕的争吵，我那种不应该有的生硬态度就完全暴露了出来。我怎样才能改变以前的那种不良态度？它与我的性格是矛盾的。环境上的许多隔阻，使我们之间有了一个相当大的距离。据我的猜想，这完全是因为双方谈话时过于客套，故不能达到真正的和好。你和我都相信自己是被对方所说的真理而征服了。虽带有一些怒意，而我们却被骗了过去。你那良好而自尊的性格对我而言的确是一个保证，而你则是一定能宽恕我的。” 在波恩时代，年轻的贝多芬并不缺少显贵的朋友。皇帝对于他的天才也表示特别的赞赏。当宫廷钢琴师告诉大家将有贝多芬的音乐会时，便立刻就会听到众人的喝彩。 有着奥地利血统的华尔特斯坦公爵与皇帝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极力地维护着贝多芬。1788年6月17日，皇帝在他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工作完毕后，让人送了一架钢琴到温萨尔加沙的一间小屋里去，他想经常听听贝多芬的演奏。华尔德斯坦也尽可能地保护贝多芬，经常送钱给他花，使朋友都感到贝多芬的钱是从皇帝那里得来的。 贝多芬到维也纳去正是在1792年。他很有可能是应华尔德斯坦公爵的邀请而赴维也纳的（这一年，莫扎特去世），以便接受伟大的海顿的指导。这正如同一只幼小的鹰需要一个比莱茵镇更大的地方来伸展自己的翅膀一样。华尔特斯坦公爵又请求皇帝允许贝多芬不因离开职位而停领薪金，这样才不至于使他在宏大而举目无亲的维也纳城受到饥饿和寒冷的威胁。 海顿也明白贝多芬的前程是无可限量的。当海顿于1790年圣诞节经过波恩时，他让音乐会的管事约翰·彼得·沙罗门与自己一道前往伦敦。这次，贝多芬是否已被介绍给海顿，已经弄不大明白了。但海顿从伦敦返回时仍经过了波恩，并被邀请到哥德斯堡参加了皇家音乐会。贝多芬在他面前演奏了一曲，而此曲目则正是海顿所熟悉并赞美的。经过短暂的思索，海顿就决定给这个少年钢琴手授课。 这正是贝多芬求之不得的。他希望从海顿的身上学到更多的音乐艺术的精髓，自然不会轻易地放弃眼前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更不会让这宝贵的学习时光虚度。在未成为旅行钢琴家前，他只有孜孜不倦地进行较系统的学习：自然，在此期间他也没有音乐创作的作品问世。 华尔特斯坦公爵一眼就看出了事态变化的趋势。也许，他可以称作一位“业余的预言家”。在离开此地的晚上，他让一位朋友向贝多芬转交了一张留言，叮嘱他以后应做的那些事情： 亲爱的贝多芬：你应当到维也纳去实现你的抱负了。……经过海顿的教诲，你再找一个适当的合作者，有了这些人的热心帮助，你将从海顿的手中接过莫扎特的精神。 你的忠实朋友华尔特斯坦 波恩1792年10月29日 如此崇高而伟大的理想，是一般人所不能想象的。而贝多芬却在梦想着去实现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在“音乐之都”——维也纳的前三年 贝多芬正要动身开始他的旅程，战争在法国暴发了。战事逐渐蔓延到莱茵州并进而影响到贵族们的生命和财产。军队向前线行进，许多贵族已在撤退了。科隆的皇帝也是其中之一。宫中的一切贵重财物都被移到了杜塞尔多夫，为的是不遭到战争的破坏和劫掠。 毫无疑问，贝多芬对于这种社会的大变动不十分在意。他在科朴伦斯遇到的混乱情形，才使他注意到莱茵州已经烧起了战火。 经过爱伦白拉特斯坦（这座他母亲诞生的市镇）时，贝多芬对哺育他成长的莱茵河投下了最后的一瞥；随即，他日夜兼程，经过巴伐利亚，跨过纽伦堡，到达了奥地利边境的巴萨、多瑙河的林堡；一周后，他抵达了维也纳。 气宇轩昂、雄伟宏大的城市对于一个波恩小镇的市民而言，是何等的辉煌、壮观啊！ 帝王的宫廷、国家图书馆、大学的校园、宽敞的广场，比起莱茵河畔的景致自然又是一种风格。圣·司蒂芬大教堂美丽的塔尖有如一位傲视群雄的巨人。它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建筑，与科隆大教堂一样高耸入云。 贝多芬为了节省经济上的支出，便在阿尔萨郊外的一个印书店主施特劳斯家里住了下来。 施特劳斯的家接近古城堡。城堡的墙高达16米，站在这里可以俯瞰维也纳城。绿色的草地、密密的丛林让人心旷神怡；清新的空气，狭长的道路适宜人们作悠闲的散步……从田地中辛勤劳动归来的农夫正在忙着卸下刚收获的粮食和干草。若到远郊去走一走，会看到更广阔的农田和丰收的葡萄园…… 贝多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熟悉这个郊区的小镇，并做好一些必不可少的生活准备。他租了一架钢琴，买了一张写字台，一些咖啡和引火柴，并且第一次买了一件外衣、假发、鞋子和丝织物——他现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物品较之5年前好多了。他不像某些青年音乐家那样，一到了音乐之都就有些糊涂起来。 22岁的贝多芬再不会轻易地产生自我羞愧感，言语也更为流畅，他能很自信地出入显贵的家庭，使人对他产生兴趣和好感。 华尔特斯坦没有写引荐信给自己在维也纳的任何朋友，而是让贝多芬自己去努力，去打开局面，尽管贝多芬多次受到海顿的称赞。 然而，贝多芬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走在街上没人注意了，时常，回到家中他还可以数一数自己挣来的银币。 贝多芬的外貌实在是平淡无奇，短小的身躯，外衣和裤子都是灰黄色的，脸上长着红红的青春痘，围巾也不时髦，且显得有些搭配不当，衣饰虽有了改变，但仍显寒碜。他从不为自己穿了廉价的毛衣和讲一口土气的莱茵话而产生羞怯。他头上戴着黑亮而蓬松的假发，看上去似乎严肃有余——这对于一个22岁的年轻人而言，多少有点令人发笑。然而，就在这个略显生硬的外表下潜藏着一股粗犷力量，而让人刮目相看。然而，他毕竟不是那种长久地坐在家中等待幸福来临的笨汉，充任钢琴师，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 在维也纳住了一年之后，贝多芬在给劳欣的信中谈及回家乡的可能性已很渺茫。他告诉劳欣：“你可知道你的朋友的生活已渐趋佳境，而他的幸福将扫去过去一切可怕的回忆？” 贝多芬与劳欣谈及这一年中所见到的、感受到的华丽而罗曼蒂克的生活。的确，他在维也纳交上了好运，这似乎补偿了他幼年时所遭遇到的苦楚。而维也纳所带给他的幸福，恐怕不是世俗的敏感人士所能想象得出来的。 据朋友们说，贝多芬在维也纳，除了第一年中时常发脾气外，其余的时间则全部忙于音乐。 韦格勒在1794年来到了维也纳。他在法队攻入莱茵河谷之前就避难来到此地，科隆王国被永远地消灭了。他对贝多芬在维也纳的生活感到十分惊异：贝多芬虽然失去了波恩方面支付的每月生活费用；然而，他已经在经济生活上自立了。 贝多芬的父亲是在1792年11月份去世的，当时，贝多芬到达维也纳才一个月。皇帝的信札中记载了此事：因为贝多芬的离去，父亲的酒钱再也没有着落，所以，他便在抑郁中亡故。 卡尔和小约翰也跟随着哥哥来到了维也纳。但他俩并没有依附在哥哥的身边，而是彼此协作，共同劳动，如同他们在波恩遇到生活中的困难时一样。小约翰去当了一名药剂师，卡尔则有着如同兄长一样的愿望，一心一意想成为音乐家。在韦格勒的眼中，三兄弟的生活还颇过得下去，而贝多芬的穿着亦比较入时，与两个弟弟相处得很和睦，他的住所和城里的房舍没有多大的区别。贝多芬已搬到一个青年音乐爱好者卡尔·里区诺斯基王子的住宅里。 里区诺斯基王子既会拉小提琴又爱弹钢琴。他的兄弟莫里兹是莫扎特的学生。他那可爱的妻子也是一位钢琴家，芳名玛丽·克里丝蒂娜，比贝多芬小两岁，被人们称为维也纳的“三娇”之一；她的父亲就是弗朗兹·约瑟夫·冯·生公爵。 音乐是里区诺斯基王子的最大爱好，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在音乐上花费的钱财简直难以计数，规模或大或小的音乐会，几乎每天都在里区诺斯基的家里举行，而维也纳的音乐家则无一例外地会在这些音乐会上露面。 其中在每周星期五举行的早晨音乐会上，四位年轻而有才华的音乐家的四重奏演出最引人注目。依格拉斯·休本柴是第一小提琴手，才16岁。1792年，贝多芬和他们相识。可不要小看了这位少年，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演奏者，并指挥过奥加登的音乐会，且相当成功。 第二小提琴手路依丝·辛纳、中提琴手弗朗兹·魏斯和低音提琴手尼古拉斯·克莱夫特，年龄都相差无几（克莱夫特才14岁）。有时，里区诺斯基王子自己来代替第二小提琴手；有时，柴姆斯加尔掉换克莱夫特的位置；更有趣的是，克莱夫特的父亲也担任过这一乐手。安东·克莱夫特是一个出色的大提琴家，并与埃斯特海兹和海顿的配合非常默契。有了这么多的优秀演奏者，每一次四重奏的演出都可以更换新曲目或让演奏者互换位置。 贝多芬静心地倾听着他们的演奏，尽管对于三重奏或二重奏的钢琴部分他也可以愉快地胜任，但尽情地学习着。 贝多芬是里区诺斯基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王子的午餐是习惯在下午4点钟吃的，但贝多芬的生活却不像他那样有规律，所以，他常到附近的小食店解决他的中餐。 里区诺斯基的住宅是贝多芬居住得最久的地方。约瑟夫·金斯基王子也成了他的忠实支持者。富裕的埃斯特海思·弗朗兹公爵也帮了他不少的忙。宫廷顾问冯·基斯每星期在他的住所中举办两次音乐会，海顿、史特思道夫也聚集在那边听他们的交响曲。现在，轮到贝多芬来创作交响曲了。舒怀顿男爵很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创作成果。 逻辑和习惯上的限制使舒怀顿男爵对音乐上的选择比较严格。“我最崇拜亨德尔和巴哈，”他写道。当他70岁时出任奥地利驻柏林大使时，他还举行星期音乐晨会，来颂扬、传播那种音乐艺术创作上的崇高精神。 亨德尔和巴哈两人也是功不可灭的。莫扎特也曾在这类音乐会上写过一些严肃的曲子。他看不起那些无知的吹捧者，所以，付给他的酬金极少；甚至在莫扎特死后，舒怀顿男爵也只为他支付了11弗洛林（德国银币）和36克隆能（丹麦银币）。 相反，舒怀顿男爵却将亨德尔和巴哈带到了维也纳，请来宾客，让他俩弹奏人们根本不喜欢、不熟悉的风琴曲；而他却是最喜欢这些曲子的，常坐在前排静听，当舒缓的音乐渐渐响起的时候，若有人不慎发出细小的响声，他就会站起来，怒目注视着声音发出的地方，直到声响停止，他才慢慢地坐下去。 贝多芬的朋友和舒怀登等人并不喜欢贝多芬的创新作风，对他的顽固和反复无常只能摇头叹息。但贝多芬有自己的想法，且容不得他人的侵扰。对于莫里兹·里区诺斯基、卡尔·阿蒙达和劳勃高维兹王子这些年轻人，贝多芬却又表现出一些宽容。劳勃高维兹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终于同贝多芬成了极好的朋友。这个理想主义者也与里区诺斯基一样容易冲动，常将金钱花在音乐上。 美妙的音乐、公开的和私人家庭中的音乐会在首都维也纳从不间断，为这个好学的年轻人提供了许多积累经验的极好机会。歌剧演出通常是豪华的、声势浩大的。公开的音乐会虽少，但私家的音乐会却到处都有。这种潮流影响了都市的社会生活。每一座大厦里都有一些与音乐有关的陈设；即使是一个男仆或者是一位听差，只要会拉四弦琴或吹笛子，那么他就有可能被派去参加一些简单的音乐演出了。有钱的显贵们的家中常雇有30人以上的乐队，若想扩大队伍的话，则只要到邻家随便叫来几个人就行了，一场交响音乐会或宗教音乐会即可进行。能够找到8个人，那么就举行一场用管弦乐器演奏的八重奏午餐音乐会；即使三个、四个人也行，那么不妨进行一场轻松的、不拘形式的三重奏或四重奏。如此广泛的音乐活动便形成了许多小型的音乐组织。 交响音乐会是很少举办的，交响乐曲也被当作室内乐曲演奏。家庭的小剧场和舞厅只要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乐师就可以开音乐会，听众是从来不会缺少的。当冬天音乐季节来临之时，显贵们纷纷从各地匆忙赶往维也纳。他们都带来了各自的音乐指导，足够让几个交响乐队同时演奏。 欧洲正盛行着维也纳的器乐音乐，不论是在巴黎，还是伦敦都在演奏莫扎特、海顿的交响曲和四重奏。一个显而易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维也纳是居首位的城市；而此荣誉又是与众多著名的作曲家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尽管维也纳的显贵们对听音乐之重要性的认识还并不十分明白，但他们还是在听着。 1792年的维也纳人对五重奏、四重奏和奏鸣曲充满了极大的兴趣。 许多事实都说明贝多芬对贵族阶层是十分轻视的，曾公开地向他们挑战。贝多芬曾对里区诺斯基这样说：“你不过是一个王子，而我，却是贝多芬！”他很看重艺术家的地位，反对暴君制度，但贝多芬所指的暴君是好战的暴君，而普通的贵族还不在这一行列。总而言之，他反对利用个人权力和为了个人利益而使大众遭受损害。从这点出发，他本人成为贵族阶层的从属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贵族们提供了贝多芬所必需的生活来源、音乐方面的许多经验和足够的成长条件。勃朗宁和华尔特斯坦公爵提醒了他，并引导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维也纳，他生活圈子里的贵族为他提供的方便就更多了：供给他各种费用，还有额外的帮助，而里区诺斯基王子还给了他一个每年可以挣600弗洛林的职位。当然，他们早已是相当了解和信任的朋友了。 贝多芬接受了他们的恩惠，为了报答他们，他创作了大量的乐曲，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他所提出的要求。这似乎也是贝多芬的一种义务。假若他处于一种与他们敌对的地位，那么贝多芬就成为友谊和情感的叛逆了。 民众在注意着贝多芬的生活和成长。他们对他的尊敬和他那罕见的音乐才能使他的社会地位明显地提高了。这是任何人也不必感到奇怪的一种必然趋势。贝多芬发现有人已经为民众对音乐的热爱和对音乐家的尊重铺平了道路，而先驱者就是莫扎特和海顿这两位天才。音乐氛围的形成已超过了其他的世俗观念，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类似于对宗教和荣誉的崇拜。音乐最先促成了绅士的风流，超过了其他事物和习俗对这一些人的影响；他们之间甚至彼此以高水平的音乐会来竞争，而不论其代价如何。 从波恩来的音乐家也无需出示他们的资历证书和介绍信，他所要做的，就是在钢琴的键盘上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水平。 维也纳的音乐理想主义风气使贝多芬滋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把他的性格改变得十分平和、温顺，使他放弃了粗鲁和勃然大怒的习惯；当然，他也没有理由再那样任性地让坏脾气发展下去了——他已被众人的尊重所包围，各方面的发展都很顺利，惟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没有结婚。所有事情都按照贝多芬的意愿发展下去，他充分享受着音乐给他带来的便利，既演奏又创作，还执教培育新人。 贝多芬已表现出较多的绅士风采。他接受公开的喝彩远比他得到的钱财更多。这种甜蜜的声音养成了他的自尊；他若单纯地自高自大而缺少必要的素养、气质和技能的话，是不可能获得这些光荣与成功的。 从维也纳起，贝多芬走上了一条成功的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富于个性的“即兴演奏家” 贝多芬在维也纳的最初3年中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他去维也纳的目的十分明确，从来也没有忘记过。他知道要如何去创造他的成功。 华尔特斯坦公爵明确地告诉他，要用不可思议的方法“从海顿手中获得莫扎特的精神”。 经过一番纸和笔的交往，贝多芬不久就感到了失望：海顿这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家创作了许多的乐曲，但也养成了一个怪癖。如此一来，这位音乐前辈对那种天赋极高的音乐青年而言，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最初，贝多芬从海顿处所学到的东西还只是一些小夜曲。而小夜曲缓慢的乐章又渐次发展到思想上的解放，回旋曲的快速转变——这些都是从海顿那里学来的。事实上，贝多芬所选择的是行动，而不是纸上谈兵。他在海顿身上所获得东西是基于友谊上的帮助和艺术上的立场。 贝多芬并没有师从海顿学习作曲，以后，他却成了一个作曲家，并且是一个完美的作曲家。他从波恩带来了许多手稿。他的音乐创作也不按海顿的步骤走，所以显得十分奇怪。然而，他内心还是十分钦佩、甚至可以说是崇拜海顿的。他知道海顿精神上的毅力一天比一天坚强，而其音乐表现力也一天比一天丰富。贝多芬迫切需要的是作曲的所有方法和音乐创作的思想，但是很显然，海顿没能满足他的要求。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对贝多芬那种音乐创作技巧之外的内容是不感兴趣的。 当贝多芬刚抵达维也纳时，海顿很难立即将其收纳于门下进行教育，但不久后又教给他练习一些古老而简单的宗教音乐。假如诺特博姆没有记错的话，海顿还曾打算从头教给他音调和和弦的初级知识呢！只过了半年，困难的象征出现了，事情似乎进展得太慢，忙碌的海顿从来也没有改正过贝多芬的错误，好像他从没有出过差错似的。 贝多芬私下里和舒怀顿谈过这些情况，但对海顿却从未开过口。 贝多芬又听从了另一位朋友的劝告，师从约翰·舒乃克学习作曲方法。这样，他就开始了为未来的辉煌大厦和崇高事业奠定基础的工作。 舒乃克在自传中写道：“次日，我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去拜访一位叫贝多芬的、尚未成名的音乐大师。他已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地位。在他的写字台上，我看到了他第一课时所学到的东西。只需粗看一眼就知道，那其中有许多明显的错处。” 海顿第二次从伦敦载誉归来以后，就致力于交响曲的创作；而贝多芬什么也没做，舒乃克深知这个青年的性格，便教了一些让他印象更深刻、兴趣更浓厚的东西。“我现在知道一定要尽力帮助我所热爱的学生。我愿意加倍补偿你在海顿处所没有学到的东西，但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保密。”出于一种职业习惯，舒乃克开始了他的工作。 就这样，贝多芬开始走上了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写下不朽作品的旅程。 师从舒乃克的学习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舒乃克不再对他有所帮助时为止。 1794年1月，舒乃克离开了他的学生去伦敦，将贝多芬交给了有名望的阿尔伯莱赫斯伯格。但他也像海顿一样，对贝多芬并不十分留意，所学的内容于日后的音乐生涯并无益处。尽管如此，贝多芬至少在他这里学到了柔软音质的运用；否则，他将真是一无所获了。 弗朗兹的儿子兰兹与阿尔伯莱赫斯伯格十分熟悉，并告诉他：这位学生是难以约束的，按个人意愿行事是这年轻人的习惯；假若灵感来临的话，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他，而只能让他自由自在地发展。 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贝多芬的想象力却还是渐渐地变得有生气起来，有如一个可以看见的，美丽的形体一般。当然，贝多芬没有从阿尔伯莱赫斯伯格那儿得到改正错误的指导。 贝多芬在尚勒利处的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尚勒利是皇家乐队的指挥。尽管他不指挥歌剧，但仍是一位作曲家。因为他富有经验而又技艺娴熟，所以受到音乐界人士的普遍尊敬。 贝多芬师从他学习声乐，并请他讲授意大利语，而这种教学却是不收费的。 贝多芬尽心尽力地学习着有关歌剧的知识，学习朗诵时的声调与表情。而意大利语的歌曲则是当时的音乐会必不可少的。他带了这类作品去尚勒利家，请求指导。 海顿也被请去听贝多芬的三首三重奏曲。含有决定一生命运性质的第1号作品《三首钢琴三重奏》，是1793年在里区诺斯基家中进行首次评定的。这位年老的音乐家从来没有听过类似的乐曲。他听得津津有味，似乎感受到了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东西；而旁人也都在注意着他面部表情的变化。 兰兹，日后贝多芬的学生，记下了这次鉴定的情形：“大部分艺术家和音乐爱好者都被邀请到了，特别是海顿。大家高兴地等待着。三重奏终于开始了——立刻激起了大家的注意。海顿也说了许多关于这些曲子的优点的话，但他也对贝多芬提议说：在第三乐章中不要用c小调。他的这句话让贝多芬十二分地惊讶，因为在他的想象中，第三乐章是最为精彩的。总的来说，贝多芬对大家的赞美表示深深的感谢。从这以后，海顿的批评给贝多芬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在他的心目中，海顿对自己是怀有嫉妒的私心的。当贝多芬对我这样说时，我表示了赞同，但又有些懊悔。后来，有机会时，我问过海顿，证实了贝多芬的说法是对的。海顿说，我不相信三重奏能如此轻易地被大众所了解。” 假若海顿的话不能被看作是嫉妒的话，那么，至少他对贝多芬的这次成功也是非常羡慕的。乐曲中那种自由的观念、进取的力量，恐怕是对海顿个人风格的一种反叛。海顿有自己的经验，但是，当另一个人要进行音乐上的革新时，他的判断就可能有失偏颇了。 贝多芬没有了对海顿的崇拜。当海顿要贝多芬在曲谱的署名前冠以“海顿的学生”时，贝多芬认真地、断然地当面加以拒绝。他认为自己在海顿那儿得到了一些指点，但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 贝多芬完成了《三首钢琴三重奏》（作品第1号）之后，将手稿一直保存着，到两年后（1795年），才将其出版，并印上了“赠里区诺斯基王子”。贝多芬没有接受海顿的“忠告”，未对作品进行修改。 一年以后，他写出了《三首钢琴奏鸣曲》（作品第2号），并言明是奉献给海顿的。 海顿对此非常烦恼。他知道，自己可以带着这个年轻人到伦敦去，并让他成为一个钢琴家，但这对两个人都不利。海顿自己就是在伦敦成名的，并因此而誉满英伦三岛和欧洲，且收入丰厚。 年轻有为的钢琴家冯·甘莎小姐本想去里区诺斯基家中参加演奏的，但看到贝多芬的外表与华丽的陈设很不相称，便心中颇为不快。“他的衣饰极为普通，特别是在我们这一群中就更显得落伍了。除此之外，他说一口外乡土语，对自己的一些不足也没有什么表示。真的，他的言谈举止中很少显现出文雅的态度；换言之，他看上去显得相当粗鲁。”在她的记忆中，某些事情还恍若眼前：“我很清楚地记得，贝多芬的两位老师——海顿和尚勒利静静地倚在音乐厅一角的沙发上，都精心地穿上了最好的衣裳，头上戴了假发；而贝多芬穿的则是莱茵式的衣服，但他却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可以想象得出，师生之间在相互对视着，贝多芬富有生气的目光，似乎在指责那虚伪的服饰让人失去了天然的本色、失去了人的恭谦；而贝多芬接受大众喝彩时默然的神态让海顿感到万分恼怒。海顿那勉强的笑容对贝多芬而言，简直是一种讽刺。海顿在私下里以一种不屑的口吻称贝多芬为“我们伟大的人物”。 维也纳人对贝多芬最初的看法是平淡的，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作曲家；过了不久，他就赢得了“即兴钢琴演奏家”的称号。作为一个钢琴家，贝多芬经常演奏一些协奏曲、奏鸣曲或是三重奏，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是集中在他的演奏技巧上。然而，贝多芬也时常演奏他的降b长调钢琴协奏曲。但他对于第一首用管弦乐伴奏的乐曲不满意，甚至到了1801年，经过了屡次修改后仍然如此。 贝多芬开始了第二首《c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15号）的创作，并于1798年首次在普拉格公开演奏。 贝多芬所写的这首协奏曲在风格上接近莫扎特，保持了让管弦乐队作长时间演奏的习惯；但此曲中号角的运用却是贝多芬有别于莫扎特的一个鲜明特征。 他好像不能停手。不久，他又开始创作另一首《c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37号）。 此曲的首次演奏是在葡萄剧院进行的，由贝多芬自己担任钢琴独奏。这首宽广而富有感染力的协奏曲显示了贝多芬在创作技巧上的进步。管弦乐队的大量运用使人感到作曲家的意图是在拓展其表现力的范围。 兰兹描写了当时的情形：“贝多芬坐在钢琴的前面，听众们在耐心地、静静地等待着；他俯下身去，看着潦草的c小调协奏曲的手稿，又稍微低了一下头，以便看得更清楚些。他极少看乐谱，因为大部分的音符似乎不是写在乐谱上的。我看到这些乐谱时，甚感模糊。而作曲者自己看着却很高兴，在他眼中，一小节接着一小节，十分明朗、清晰！” 1796年，贝多芬作了一次音乐旅行，但只到了两个城市。普拉格城热烈地欢迎他。 贝多芬在给弟弟的信中流露出兴高采烈的情绪：“我进行得很顺利，我的艺术赢得了朋友和尊重。我还需要什么呢？这一次，我会有更多的钱了。我预计在此地再住一个多星期，随后去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 他到达了柏林，在普鲁士皇宫进行了数次演出，因为威廉二世是一位提琴家。贝多芬为他写了两首低音提琴协奏曲，也就是第5号作品。 他与皇帝的大提琴家杜波特进行了合奏。对这一次成功的合作，皇帝送给作曲者一只金鼻烟盒，以作纪念。 卡尔·采莱的言语中谈及贝多芬作品的难度：“没有人能够演奏像他那样快的音阶，双颤音和跳跃的速度甚至连赫梅尔也不能同他相比。他演奏的能力是极端的幽静、高贵和华丽，面部连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只有在听不见的时候，头才稍向前倾了一点）；他的手指并不长，但富有力量，指尖因弹奏和练习过多而显得宽了一些，他告诉我那是因为年少时常练习到深夜所造成的。” 在维也纳的第一年，贝多芬可说是独步一时。大众钢琴家萨尔斯堡·约瑟夫·弗范尔是26岁时成名的，当他于1799年到达维也纳时，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立即就向贝多芬挑战。 兴加尼德剧院的年轻指挥家西弗拉特作评判者，并将两人请来对阵；权贵们也分成了两大阵营，里区诺斯基的一边拥护贝多芬，惠兹勒男爵的一边则相反。 1799年，另一个钢琴家也到了维也纳，他就是约翰·克莱默牧师。他是生于德国的英国人，也是克莱蒙蒂的学生。克莱默的艺术水准比弗范尔更好，不久后就成了欧洲第一流的钢琴家。其演奏水平与贝多芬相比也难分伯仲。克莱默惊异于他那精彩而完美的弹奏，果敢而富于煽动性的想象力。 贝多芬尊重克莱默，与他做了要好的朋友，并请教于他。克莱默是一个注重形式的人，很难于接受贝多芬这突然的转变。两人之间有一件趣事：有一次，克莱默去贝多芬的住所。他听见这位新朋友正沉浸在钢琴演奏的佳境之中，他便静静地站在室外的走廊上，足足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完全听入了迷；末了，他踮起脚尖，轻轻地溜了出去。 兰兹还谈到贝多芬在1797年完成的《降e大调五重奏》（作品第16号），“这支曲子被安排在4月6日休本柴音乐会上作首次演奏，但贝多芬却临时加了一段。他的伴奏者有些不高兴了，笛手雷姆真的有些发脾气了：这对于殷切期望着的听众实在是一出滑稽剧。我随时准备着演奏，却一次又一次地将放到唇边的笛子静静地放了下来。最后，贝多芬感到满意时，便转入了回旋曲，所有的听众都为之震惊。”此曲于1801年出版。 当1796年贝多芬在普鲁士皇宫演奏时，他给听众留下了一个极深刻的印象，所以，卡尔·采莱在几年后写道：“贝多芬对听众的影响，可以从每个人的眼部都是湿润的这一点上就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了；很多人甚至在有响声地啜泣着，因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感动了他们。他那种精神上的、思想上的美丽和新奇使听众大受感动。像这样的即兴演奏之后，当贝多芬看到众人情绪上的冲动时，会大声地发笑，并且揶揄他们： ‘你们好蠢啊！’有时，他又觉得被这种同情所侮辱了，说：‘有谁能生活在这些伤心的孩子的心中？’他自己又要哭出来了……”很容易想象出贝多芬烦恼而伤心流泪的情形。不过，采莱没有说明白，贝多芬是否在皇帝面前也称其宾客“愚蠢”。 贝多芬有一次参加了某一个音乐会。他在1801年时告诉伯兰坦诺说，我在弹奏完毕以后，并没有听到喝彩和拍手，听众却聚集在钢琴旁饮泣着。“这不是我们艺术家所希望的，”伯兰坦诺引述贝多芬的话说，“我需要的是喝彩。”由此可见贝多芬的兴趣所在。 贝多芬在“即兴”方面的天才是够惊人的。“重复”对作曲家而言，可以说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一段长长的演奏中，他只要记住某一段就可以了。对于贝多芬而言，让人惊异的是他脑中的选择能力竟是如此的迅速而强大。他不像莫扎特那样，莫扎特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人，有灵活的想象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出些什么来。而贝多芬特别擅长于变奏曲的一种演奏方式，当某一个主题需要加以改变时，他照例信任自己的直觉与技巧，并用天才的、熟练的手法去获得成功。 事实上，有一种新奇的，不仅只是18世纪所特有的东西让贝多芬的听众流泪。 有人说，那是因为慢板的气氛不断增加；同时“展开”的结尾是如此轻微地将其带过。这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并不容易做到，但对贝多芬来说要做到却十分轻松。 采莱说贝多芬“即兴”的形式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变奏方式，奏鸣曲变为回旋曲是第二种，第三种则是第一乐章中的幻想形式。他会同时演奏两个主题，然后展开它们，他对于演奏的动作毫不拘束。我们知道，这主题对贝多芬来说是很容易的。他的即兴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个人对音乐有一种极大的磁力，几首未完成的作品，甚或能够同时在他脑海的音乐思维中逐渐明晰，然后流泻到他的手指下完整起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朋友的交情与女友的恋情 波恩仍旧同维也纳的贝多芬保持着关系。1797年，他的堂兄朗堡到这座奥地利的首都来拜访他，跟他住在一起，共同参加音乐会的演出，然后相互讨论。 兰兹·冯·勃朗宁也一同到达维也纳城。兰兹和司蒂芬一直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离去。贝多芬对他俩的依赖颇多。1798年，兰兹的去世对贝多芬而言是一个很严重的刺激。 朋友们发现贝多芬的自大情绪比外间传说的更厉害了，不过，还是比较容易亲近。 贝多芬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家，在宫廷中尤其受到尊敬。他几乎从不肯安静下来，也不肯让自己的心宁静片刻。司蒂芬·冯·勃朗宁在1796年也到了维也纳，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发现贝多芬有一股比坚强更强大的力量……这恐怕是因为他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吧！自从他旅行以后，他赢得了大量的朋友。”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害羞了，能与各方面的人交往，而且很容易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并周旋于维也纳的很多音乐家之间，学习一些处世之道，又用于个人的生活之中。” 司蒂芬所说的贝多芬具有“一股比坚强更强大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他有了敌对的对手。维也纳人士那种温文尔雅和殷勤的态度于他是有益的。他对于素质良好的优秀艺术家十分尊重。但是，若有些一般的音乐家自以为处于重要的地位，无疑就会遭到他的公开攻击。 贝多芬和知己的朋友在一起时，会将一切礼仪都丢之脑后。大多数朋友对他这种亲热和随和的处世方式都持一种欢迎的态度。贝多芬与劳勃高维、里区诺斯基、休本柴是最要好的朋友。宫廷秘书柴姆斯加尔很热心地帮助他们。有这么一件密友间的趣事：柴姆斯加尔并不是贵族的一员，而贝多芬却别出心裁地给他冠以“光荣的男爵”、或“音乐的伯爵”之名，使他自己也感到迷糊起来。 忠诚的柴姆斯加尔不但没有一点脾气地接受了那些潦草的乐谱而从不提出任何异议，并且很小心地将其保存下来，使其得以永久地流传下去。他有“公爵中的普通人”、“最高贵而性情最好的人”、“可爱的公爵”等好名称。 贝多芬有时用一种高傲的举止让自己感到非常的伟大。他在给柴姆斯加尔的信中写道：“昨天听到你的喋喋不休的话语，我非常悲伤。魔鬼好像抓住了你，我不再要你的修身之道。力量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它笼罩一切，而这力量也就是我。”这种高傲的态度，就是一个艺术家凭借自己的魄力，创造出的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声望的外在表现。 贝多芬相信自身内在的力量。他很自信地说：即使在陌生人面前，我也没有必要像普通人那样保持一种虚假的谦虚态度。 一次，他在里区诺斯基家中对一个陌生人说：我希望找一个永久性的出版商，有一定数额的收入；那么，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曲了。他曾一度相信，歌德和亨德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安排。 曾有一位年老的陌生人握着贝多芬的手说：“亲爱的年轻人，你没有必要诉苦，你既不是歌德、也不是亨德尔，也不必妄想成为两者中的一位。因为如此伟大的人物是不会再出现第二个了。” 贝多芬听了之后，变得严肃起来，以他那特有的高傲神态沉默着。过了一阵，里区诺斯基安慰他说：“我是这样看的，往往有些人只知道眼前，却无法预测远大的将来。” “人家说了我这么多坏话。”贝多芬说道，“他们不相信我，都是因为我还没有成名。我现在当然没有什么话可说。”他说得如此自负。这实际上是贝多芬单纯的真诚：他深信伟大的音乐离自己已经不远了。有了这种坚定、自信的直觉，他终于崛起了，成功了，与老人的预言恰好相反。 这种力量的感觉一天天地变成了真正的事实。贝多芬能够随心所欲地调配音乐世界里的一切，但却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地应付世界。他觉得人的世界要比音符的世界复杂得多。他不像一般人那样穷于应付各种小事，并对此非常的耐心，所以，他有时看上去是一付恶狠狠的样子。有钱人总是看不起艺术，他们以为没有他们艺术就难以生存下去；而普通人因为理解力的迟缓，所以看起来他们好像又忽视艺术。对别人说好话，在贝多芬看来是一种虚伪的行为，因而，奴才们也就等于虚伪的流氓；他并不指望在奴才们那里得到些什么，所以那些人也就尽可能地给他以不公正的、最差的待遇。 似乎是贝多芬在自己四周筑起来了猜疑的墙，但那些喜好环绕在“名人”周围的、无知的人们却常常干扰他的独立生活。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比较粗鲁的态度和言行来阻止这类干扰。他不像一般的名人那样擅长使用“小礼貌”来作为防御物；至于如何取悦于他人，如何使用缓和的语调，他也从来不会。 贝多芬认为音乐是从这世界上的人类的感情冲动中流淌出来的。当然，作曲家应是人类情感中的善良者。他看得很明白，对巨大的成功抱有莫大的期望，甚至就如同放在了他的面前，只待他伸手去抓住它、握紧它一样。 贝多芬赢得了朋友的热情，并从其中获得了许多安慰，从而得到一些短暂的休息。朋友们变成了他音乐激流的“出海口”。 人们知道，在贝多芬的性情中，仇恨代替了平静，如汹涌的怒潮冲破了他感情上的控制能力；皱眉的动作流露出他内心的痛苦，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侵犯者的一种挑战。他那紧握的手和下垂的嘴唇是不会流露出一丝笑容的，但他一定会突然地狂笑。这种纵情的笑也只有当音乐这个精灵有如他的心脏般搏动时，才能使贝多芬笑出来。盲目的发怒、发疯般的狂欢、精神的沮丧——这些都是他常遇到的。他的朋友都知道，在贝多芬那奇怪的、丑陋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情感。他们看到的是他坦白而毫无做作的举止。这是一种对艺术的忠诚，以及一种博大的胸怀。能看到他这些优秀品质的人都能理解他、同情他、尊重他、热爱他。当他们之中的某一位挚友被贝多芬指责时，他们知道，事后贝多芬又会为自己失礼的行为而追悔莫及。 有几封信可以间接地证明他的发怒和懊悔常是连接在一起的。 1799年的某一天，17岁的钢琴家赫梅尔收到贝多芬的两封信，是在同一时刻收到的。第一封信写的是：“你不会再到我这里来了。你简直是一只叛逆的狗，希望有人将叛逆的狗丢掉。”而第二封信的内容却为： “赫梅尔，你是一个忠诚的伙伴，现在我知道你是对的，请你于今天下午到我这里来；在这里你可以见到休本柴，我们两人将使你的心感到愉快和明亮。吻你，你的朋友贝多芬。” 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大约在1795年）中说： 最亲爱的！最可爱的！你在我的面前所发出的光彩是多么让人讨厌啊！我承认我没有好好保持我们的友谊，你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合乎理想，当我第一次和你作比较时，我觉得跟你差得太远了！啊，我几乎让我的朋友感到不快足足有一个星期之久！你可以想象得出我的心里是多么的失意。但我得感谢上天，幸而我不是故意做了对你不应该做的事，那是因为我缺乏必要的判断力，使我不能看清楚一件事的真实的那一面。啊，我在你的面前感到多么惭愧啊！不但是在你那一方，同时也在我这一方。在此，我恳求你，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的友谊。啊，韦格勒，我最可信赖的靠山，你基本上从幼年时代就了解我，一直到现在你都了如指掌。哎，让我为自己辩白几句，我有很善良的一面，而且常想使我的行为正直而忠诚，否则，你怎么会爱我呢？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我会不会变得如此的可怕？不可能，这种善良的感觉和真实的爱好，在这一刹那间几乎让我失去自我。不，决不，韦格勒，我最亲爱的，请你再冒一次险，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信任你所发现的、那个有善良品质的‘他’。我可以保证神圣而纯洁的友谊之塔，犹如用你的手所建立起来的丰碑，将永久地保存下去，决不会有任何意外，暴风雨动摇不了它的基石，——坚固——永久——我们的友谊；一个枯萎了、消沉了的友谊之树又将重新鲜活起来。啊，韦格勒，请你不要拒绝我的修好要求。啊，上帝！我将重新和你拥抱，请接受我这个朋友，你的宽宏大量将使我永远不会遗忘！ ——贝多芬 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影响有如此之大，就连卡尔·阿蒙达也不能例外。阿蒙达于1798年到达维也纳。当时他是一个26岁的、刚毕业的神学院学生。尽管忠实于上帝，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极佳的小提琴手，也不会减弱他对音乐的爱好。他忠诚地希望能和贝多芬接触并了解其人，所以，他在筹划着如何结识贝多芬，然而，在他的个性中有着明显的害羞心理。他知道，只有音乐才能使自己和贝多芬聚集在一起。 这一点从阿蒙达家庭所记载的事实中可以得知：有一次，阿蒙达在一位朋友家举办的四重奏音乐会中充任第一小提琴手；当一个陌生人走近他，为他翻乐谱时，他惊慌失措，因为此人就是贝多芬。次日，他们的主人就去问阿蒙达：“你到底演奏了什么？你已赢得了贝多芬的注意了！他说你和你的演奏使他感到高兴！” 阿蒙达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匆匆赶到贝多芬的住处，立刻请求贝多芬与自己一同演奏。过了几小时，阿蒙达回家去，贝多芬又一直陪送他回家。而在阿蒙达的家，音乐又再度响了起来。末了，贝多芬打算回家时，又对阿蒙达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到我那儿去吗？”阿蒙达答应了。两人一直在贝多芬住所呆到傍晚。贝多芬再次将阿蒙达送回家。他俩就时常像这样相聚，并时不时地互相访问。以至于朋友们在街上或某个场所只见到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时，便会有人问：“哎呀，另一个人在哪儿呢？” 他们相互信任对方，彼此倾吐衷心之言；对于贝多芬而言，很少有人能赢得他的这份友情。一年之后，卡尔·阿蒙达离开了维也纳，回到了他的故乡——巴尔底海岸的考尔兰特。 魏什尔·克伦福尔兹曾一度是海顿的学生，他教给了贝多芬许多小提琴方面的学识。贝多芬很想在这种乐器的演奏上掌握更多的东西，但他却并没有精通。 阿蒙达也讲过一些劝说贝多芬来拉小提琴的话，谈来谈去，两人一阵哈哈大笑而不了了之。 当然不能忘记休本柴和他的老搭档里区诺斯基的四重奏。辛德勒告诉大家，音乐家法拉特罗斯基、约翰·威尔士·斯特舒、卡尔·史高尔都教过贝多芬，让他研习簧箫、铜号和笛子的结构、特色以及乐谱的书写方法。如此一来，贝多芬就将他在波恩所学到知识更进一步地完整起来。 贝多芬与低音提琴家特拉格莱蒂也有过多次交往。特拉格莱蒂在他面前演奏了一两个曲子。听完之后，贝多芬狂喜得将演奏者和他的乐器一起拥抱了起来。从那以后，贝多芬对低音提琴的演奏部分也就谱写得更生动了。 贝多芬在维也纳的第一年中，因为没有得到女性的崇拜而深感不满。 “贝多芬随时准备接受任何一个女性对自己表示的崇敬，”兰兹写道：“有一次，我与他谈及征服一个漂亮女人的事，他认为可以维特一段很长的时间，而结果呢，却只有7个月。” 他宁可没有一个听众，但却不愿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只肯为他付出一半的爱。他常用缓和的慢板来表现自己的某种情绪。贝多芬的感情比他的心愿要清晰得多。他不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导师，因为他常对自己的学生漠不关心，厌恶有人来打扰他的音乐思绪，更不愿意亲手去纠正学生们迟钝的手指和回答在他看来是愚蠢的问题。 伯蓓拉·凯格丽维克丝是一位匈牙利公爵夫人，美丽动人。她接受了贝多芬的题赠曲——《降e大调奏鸣曲》（作品第7号）和《c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15号）。对于吉丽达·瓜茜阿蒂，贝多芬总觉得她只是一个温存的女孩子，她还只有16岁，1800年第一次从里阿斯德来到了维也纳，经她堂兄冯·勃朗斯维克的介绍，贝多芬认识了她。她也是第一个引起他注意的女性。她们一家人于3个月之前才从玛东伐沙搬到维也纳来。他们住在祖先留下来的、匈牙利式的别墅里。那里是贝多芬经常去拜访的地方。 勃朗斯维克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养成了他机敏的性格和聪明的头脑，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位天赋极高的人；而他的某些怪癖也是在幼年的时候就养成了的。 茜丽莎是奥地利皇帝最宠爱的、最大的妹妹。她的个性比起兄弟姐妹来更稳定、更温顺。18岁时，她的父皇就去世了。她从父皇身上学到了对音乐、诗歌和文学的爱好，而母后又非常关心她们的上进；1799年5月，母后将她们姐妹、两兄弟送到了维也纳的一家大旅馆里居住。这一年，茜丽莎正满24岁，约瑟芬22岁，弟弟弗朗兹20岁，卡洛林17岁，都是音乐爱好者；特别是两个年长的姐姐贝比和泰茜都是钢琴家。她们的演奏才能在维也纳也得到了极好的证明。她们听到了有关贝多芬的许多轶闻。然而，他却不是那种公爵夫人一招即来的音乐大师。 遵照公爵夫人的旨意，三姐妹召开了一个音乐会，茜丽莎、贝比、泰茜选了贝多芬作的一个曲子，边走边演奏着，进入了音乐厅。“像一个小孩刚开始学习似的，”她这样写了下来，“亲爱的，伟大的贝多芬是多么友好啊！他如此彬彬有礼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将我带到钢琴前，我立刻开始弹奏，弹得非常的猛烈，由大提琴和小提琴伴奏着。” 贝多芬并没有感到惊奇，但很高兴与这几位年轻而美丽的匈牙利小姐交往，并平静地听完了三姐妹演奏的自己创作的三重奏。 “他用愉快的语调答应我们，每天到我们住的旅馆去一次。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他时常在我们这儿逗留四五个小时……有一天，已是下午5点了，我们都觉得有些肚子饿了，我们就请他同母亲一起进膳，但旅馆里的人都发脾气了。” 贝多芬每天都来替她们安排功课，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好呢？她们住在维也纳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促了，而且还有许多社交活动要参加——赴约、乘车、去舞会、晚上的晚宴，真是让人进退维谷。如果她们去参加那些活动的话，岂不是把贝多芬扔在旅馆里无人理睬？ 贝多芬对这种情形大为不满，狂怒地将乐谱撕成了纸片，并抛在地上。泰茜是她们姊妹中比较细心的一个。她也就不再外出，努力地练琴，以解决这一难题。 后来的一次，却是旅馆中的住客发怒了。大家的愤怒都集中在贝多芬一人身上。这样不愉快的事引发的痛苦，简直使贝多芬无法忍受下去。 除了贝比和泰茜两人最崇拜贝多芬之外，她们的弟弟弗朗兹也是一个热情的崇拜者。他们一家都喜欢和贝多芬接近，而贝多芬也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热爱和温情，并在冯·勃朗宁夫人家里享受着欢乐。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密起来，一年后，他们一齐跨进了情爱的圈子。 但在1800年，终于出现了风波。急性子的母亲要将贝比嫁给年已50岁的冯·但姆伯爵。这下可苦了贝比。她知道自己和伯爵毫无情感可言，内心中意的是贝多芬。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她的无可奈何和对贝多芬的渴望。 就在年底的时候，吉丽达插入了一出小戏。她只有16岁，是一个颇令人心醉的、却训练有素的“小姑娘”：娇嫩而俊美的外表、细长而卷曲的黑发（这一点颇具有意大利姑娘俊俏）。茜丽莎的外表也很悦目动人，但有点驼背，美中不足。约瑟芬是一个美人，长得娇小玲珑，使人产生一种亲密的快慰之感，围巾很随意地系在颈上，但她还是不能与美丽的吉丽达相比。 就在此时，贝多芬被吉丽达的美丽迷住了，虽然他新收的几个学生都深爱着他；但吉丽达的美却是贝比和泰茜所没有的。教师成了谈爱者，他向吉丽达献出了自己的心，她对他深为同情，至少贝多芬是这样认为的。 贝多芬在1801年11月写给韦格勒的信中泄露了自己沉浸在爱河中的秘密，这是关于吉丽达的内容： “我的生命又显得快乐了，更为充实……因为我混入了社会，这个变化是一个可爱的、富于魅力的女孩子带给我的；她爱我，我也爱她。” 贝多芬认为结婚“是快乐的道路”，但他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吉丽达不是他生命中所应得到的。 假使吉丽达的亲人中意别的年轻男子，并以那个人来抵御这个30岁的粗野的音乐大师的话，人们也许是会认可那个人的。而女孩子碰到这种情形往往只能用垂泪来代替她所要说的话。 贝多芬在1802年献给吉丽达《升c小调奏鸣曲》。这首奏鸣曲后被错称，即为人们所熟悉的《月光奏鸣曲》。本来，贝多芬是献给她一首g调慢板曲的，后来又收了回来，换成了这首。此曲又称《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优美的旋律有如轻舟荡漾在月夜的琉森湖上，景色迷人，令人陶醉。 往后，吉丽达碰到了加伦堡伯爵，立刻就将贝多芬忘记了，并于1803年嫁给了伯爵。伯爵的年龄和地位都与她相称，他又自称为音乐家、作曲家。但他同贝多芬比起来又是多么渺小啊！ 在吉丽达结婚的那个晚上，贝多芬写下了如此悲伤的句子：“啊！这是生命中多么可怕的时刻！但我却不得不接受它！” 这场婚姻是不愉快的。到1823年，贝多芬在与辛德勒的交谈中还谈及：“吉丽达非常爱我，甚至超过了对她丈夫的爱。”辛德勒写道：“他显然不是故意谈及这些的。” 不久之后，吉丽达回到了贝多芬的身边，哭泣着，向他倾诉，但他拒绝了她。 贝多芬去世后，人们找到了一块刻有吉丽达肖像的金牌——贝多芬一生中所保存的仅有的一幅女性像。尽管日后，贝多芬在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的油画上也题赠着这样的句子：“此致无比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上帝的女儿——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 许多证据表明，在贝多芬的心目中，吉丽达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人；她的美丽深深地扎根在贝多芬的脑海中，比他日后爱上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伯爵夫人的情感更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音乐创作上的探索 年轻的音乐家不断地充实着自己。他健康、快乐，从朋友处得到了充分的鼓励，因而作品甚丰。贝多芬到维也纳时所带的草稿本都是一些作品的构想，如第1号作品《三首钢琴三重奏》就可能是从波恩带来的；否则，第2号作品《三首奏鸣曲》为何来得如此之快？当他对某种新学习的东西作出适当的安排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其写在纸上了。他在1796年送给劳欣的一首奏鸣曲就只有两个乐章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贝多芬那时还没有达到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步，但是，必须承认，这两个乐章也还是优美而轻松的。应当看到，这个奏鸣曲一半像海顿，一半像作者自己，若将它放在第1号作品旁，它就显得夸张、轻薄而分量不足了。 辛姆洛克在波恩从事出版事业。他接到过几首贝多芬所作的变奏曲，但直到1795年才在维也纳接到他的真正的第1号作品，以后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到1798年，作品号数已增加到第9了。 从1798年到1801年，贝多芬将作品交给了阿尔泰利亚，并委托更多的出版商，如玛罗、艾达、脱拉格，在莱比锡也有两家——克恩、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贝多芬在那一年中写着：“我有6个或是7个出版商，若我愿意的话，还可以多选几个。”他的这些话无疑是真实的。 贝多芬的乐谱出版后，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贝多芬在维也纳头十年（1792—1802年）的创作，处于一种起步的探索的时期，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悲怆奏鸣曲》（作品第13号，别名为《c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1799年正式出版时，作曲家将其定名为《激情的大奏鸣曲》）、《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又名《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克鲁采尔奏鸣曲》（作品第47号，别名为《a大调第九小提琴奏鸣曲》）及《c小调钢琴曲协奏曲》（作品第37号）等。 在这一时期内，贝多芬对社会与政治等诸多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能逐步在个人意识中寻找努力奋斗的目标。 新的转变正在酝酿中。 贝多芬在1796年所作的歌曲中充满了情感的表述，1797年的钢琴和管乐五重奏中出现了缓慢的乐章 。《田园奏鸣曲》的抒情气氛极浓，富于田园色彩，首末两个乐章更是如此；而慢板则发展得更富于伸缩性——这些作品掀开了音乐史上新的一页。 贝多芬那渴求创新的手指在钢琴琴键上按自己的愿望、意志，并服从他心灵的指挥，弹奏出了动人的乐章 。他找到了新鲜的、引人入胜的、富于表现力的和弦，松弛了几乎断裂的弦线和曲辞过长的紧张程度，令人回肠荡气的谐谑曲替代了旧的韵律。贝多芬致力于创作，就在179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曲》、第18号作品《六首四重奏》，尽管都还带有海顿的风格。 贝多芬的谨慎是基于对莫扎特和海顿的尊重；对他俩所作的交响曲和四重奏的高度成就，这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作曲家心存敬畏。 贝多芬不做不能实现的事，也就不可能有凌乱的思想。那时，他不过是在耐心地等候着。舒怀顿的催促并不能让他匆忙地完成一首交响曲，在没有得到灵感之前，他连一首四重奏也作不出来；而灵感一至，他立刻就写成了6首。《六首四重奏》（作品第18号）问世以后，贝多芬的奇异革新被认为是一种天赋的特性，评论界认为他能立即抓到音乐的主题和宗旨，但还没有充分的自信心。 人们都知道，莫扎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且富于音乐创作的经验。他的《g小调交响曲》缓慢乐章是如此动人，使人深受感动。莫扎特像贝多芬一样具有极强的判断力，而敢作敢为却是海顿所缺少的。 海顿被人们称之为“交响曲之父”，从不轻易地越出自己所熟悉的范围一步，有时如同一只驯服的绵羊；有时，他又好像去掉了这些缺点，热情高扬起来，如《惊愕交响曲》（作品第94号）和《军队交响曲》（作品第100号），作曲家的激情被极富冲击力地表现出来，既令人振奋而又妙趣横生。这也就是贝多芬日后与海顿直接联系的情感因素。海顿的出发点常常是以这种力量到达。他犹如一个宴会中的总监，经常地让人知道他的在场。当然，他的作品是美丽的，而且用纯熟的作曲手法来进行处理。贝多芬早年时也学习他的这种方式，但贝多芬却弄得很紊乱，而海顿却从不会如此。贝多芬学不到他所崇拜的大师的方法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海顿的主题，如音乐的结尾常喜欢用少数的弦乐器，以得到直爽而动人的结尾。 贝多芬一心一意地学习着。他从没有失去对海顿崇拜的信心，但也没有放弃主要乐章的形式，甚至日后他还以丰富的想象力，大大地拓展了范围。他那极为熟练的技巧，以及新颖的特点，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他的作曲也步入了新的道路，各种乐器已经有了它一定的任务，颤声的弹奏已不再只是作装饰之用了，它可以支持整部乐曲；愉快的音乐旋律在乐曲中也占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有了这些新特色，旧的东西就被淘汰了。除了音乐之外，贝多芬的信念是直率的。人们可以感觉到，在他的乐曲中有一种理想化的、感情上的经验比音乐更明确，因而他的比较重要的作品被人们描述为直接的、纯洁的、崇高的、诱人的、自然的、可爱的、自由的。 对此，贝多芬也深信不疑，他的深信不疑是以他对音乐的热爱为出发点的。人们知道，他的生活一度非常完美、良好，并且将一切不重要的和痛苦的思想压缩到了最小的程度。 除了音乐之外，贝多芬似乎不需要其他的知识。他的哲学理念或许是属于柏拉图哲学范围的。他能理解文艺作品的意境，而这些东西正是他所需要的，也能增强他的音乐表现能力。文学稍稍震动了贝多芬，让他知道要做什么。 韦格勒写道：“贝多芬知道要去建立什么。”他那坚强的信念是幼小时培养起来的，并吸取了别人品格上的优点；从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未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具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品格的人。许多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保持了幼时的性格。威逊·巴哈写道：“在我的一生中，从未遇到像他这种个性坚强的人；他又颇为孩子气。他内心所表达出来的，既美好又善良，而其所受的教育就差多了！他的情感易冲动，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轻信的习惯和无能的态度（是指对妇女而言），这些也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 贝多芬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使热爱他的人整整追随了他一个世纪之久——那就是富有原始的、活泼的生气。他的音乐经验是全新的，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十分的了解它。辛德勒有一次称赞他的单纯说：“他遇到了最困难的问题后，突然会心血来潮地将其解决。”这正是贝多芬式的单纯，完全是因为他能直接从自己的园地中取用。 大胆而不按常规发展的贝多芬使那些一生都谨小慎微而又合性狭隘的音乐家迷惑起来；他们极力反对这种“不相称”的体例、程式。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批评贝多芬的钢琴变奏曲在某些方面太粗糙了一些，说他一定要继续研究一些乐器，而慢一些动笔从事作曲。他的单簧管三重奏被认为稍微好一些，然而，要想成名则没有希望，除非他写得更为自然。他的《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第12号）被称为“过分的难于演奏”。这也许是乐曲中使用回旋曲过多的缘故。但贝多芬仍照自己的步子走。 贝多芬不需要别人来提示好或者坏。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想让世人知道贝多芬是一个错误的人。1801年1月，贝多芬写信给莱比锡的地方长官说：“关于莱比锡这件事，让他们说去吧！当然他们不便凭空使每个人都不朽，同时要侵害一个阿波罗所信任的人。” 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在两个月后回答他说：“你一定要当心你自己和你的智慧！”别人的狂妄只不过是让贝多芬暂时地黯淡下去，但他不能发怒，因为“那些人还不能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 或许，这封信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一个不易弄懂的“暗示”。 贝多芬新出版的两首钢琴协奏曲并没有受到人们的赞誉。他又作了一首新的《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第37号）。他感受到了收入短缺的痛苦，不明白自己的危机即将来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首钢琴协奏曲的创作技巧比之《c大调第一首钢琴协奏曲》（作品第15号）则是大大的提高了。 贝多芬最大的仇敌莫过于保持传统习俗的莱比锡和各个城市。那里的人们仇视任何超出他们习惯以外的改变。依格那兹·莫斯谦勒斯是一位年仅10岁的音乐爱好者。他受到韦勒的警告，不许欣赏贝多芬的作品。韦勒就是那位贝多芬在普拉格斯接受训练时的顽固的教师。当莫斯谦勒斯带了一份《悲怆奏鸣曲》的谱子到他老师那里去的时候，韦勒大发脾气，严厉地训斥他，以后不准再有此类情况出现；并告诉他，基本功的训练要从更具体的巴哈和莫扎特或克雷孟特入手。莫斯谦勒斯却暗中收藏了贝多芬的每一首奏鸣曲。每当贝多芬的作品出版之后，若没有钱买，这孩子就将它用手抄了下来。 贝多芬的音乐就是这样获得了如此之多的听众。事实证明，即使官方人士不同意，不喜欢，但这并不影响平民百姓中的热心者；于出版商而言，他们唯利是图，这也就更证明了老百姓的需要。 贝多芬此时已巩固了他的地位和荣誉，一个剧院请他作一首芭蕾舞曲，向玛丽亚·茜丽柴致敬。他就创作了一首《普罗米修斯》，在1801年3月里演出，反映甚佳。这证明了贝多芬有能力为剧院作曲。他想试图再进一步，与其他的作曲家竞争。 假若贝多芬对官方授予的荣誉感到满足而止步不前、只去写一些抒情的歌剧，那么他可以生活得很轻松而惬意；若继续写一些如《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中那种凄婉动人、催人泪下的曲子的话，他可以变得很有钱并成为欧洲每个人心灵中的偶像。但是，他的使命并不是如此。在他的缓慢乐章中又流泻出新的热情来。这显然是深奥而艰难的处理，神经过敏的崇拜者对于贝多芬的固执感到失望。他那自负的精神支柱看起来对他有可能造成某些挫折。然而，这些人又怎么能知道在贝多芬的精神支柱中还有其他的内容呢？ 为了艺术的目标，贝多芬站在谦虚的立场上，很善于吸收、消化于他有益的东西。当他的感情发泄到外面时，他就会暴躁起来，并将所有的注意力也转到了那一方面去，仔细地体会心中的感受，并找到更为丰富的音调；同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技巧和展示的程度也更为一致。 贝多芬在1801年秋季写信给韦格勒说：“日复一日，我已接近了我所了解而不能描摹的目的地。就是为了这些，所以你的贝多芬仍要继续生存下去。请不要告诉我其余的事情，我除了睡觉以外，别的什么东西也不想知道。” 31岁的贝多芬对于音乐力量的把握更为坚定而富于弹性了，大大地增加了对未来的警觉性，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这边来，并称赞他所走过的这条道路。他的幸福是不会再继续下去了，他在维也纳第一年平静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仇恨、奸诈、阴谋、威胁破坏了他的计划，终于让他受到了攻击和中伤，并一度影响了他的名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耳疾：征服命运的契机 3年前，贝多芬第一次注意到耳朵中有些嗡嗡的响声。这似乎是长期侵扰他的慢性痢疾所致。他从未跟别人谈起过这些，除了在法兰克和梵令医生面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冷水浴而引起的，改用热水浴之后情形有所改变，但杏仁油和甘草油这一类药物敷在他耳中也没有什么效力。偶尔，乐器较低的声音在隔一段距离时，他就听不清楚了；随后，他的听觉又可能恢复正常。可是，一阵剧烈的肠疝气痛发作后，他的耳朵里又嗡嗡响成一片。 安静地谈话时，没有音乐的声音，贝多芬的听觉还正常，但说话人音调高低的变化也能给他带来不可言状的痛苦。 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朋友们都知道了贝多芬的耳疾。大家都知道他颇健康，所以也并不在意。 贝多芬去看医生时，总是很秘密地去。当医生对他日趋严重的耳疾表示担忧，并告诉他治愈的可能性不大时，贝多芬深感烦恼，异常痛苦。 最初，贝多芬想将一切对音乐的思念加以断绝。但他内在的音乐力量却是如此激荡和冲动。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仍没有将病情告诉任何人。最后，他终于担当不起这个重负了。 贝多芬最先将此事告诉了卡尔兰特的卡尔·阿蒙达——这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对这位仁慈的牧师是如此信任。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完全告诉阿蒙达真实的情形。他的这封很重要的信是1801年春季写成的。这是一封很动人的信件，贝多芬还告诉阿蒙达，自己还给他写信，告诉他“最新的情况”，而不论他是否感兴趣。 贝多芬写道：“我时常将自己的思想建筑在我所最忠诚的朋友上。是的，有两个人占有了我全部的爱，其中一个人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第三人，也是我慎重选择的。” 占有贝多芬“全部的爱”的两个人，其中一人无疑是兰兹·冯·勃朗宁——他已在两年之前去世，另一个人是韦格勒·兰兹。 两个月后，也就是同年的6月份，贝多芬在另一封信里倾吐了心中之言。 6月1日，他在给阿蒙达的信中写道： 我是多么希望常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的贝多芬是在不快乐地生活着，终日与大自然的造物者争吵不休，尤其该诅咒的是它加在我身上的不幸。它可以折断和毁灭一朵最美丽的花朵。你知道，我最可贵的财富——我的听觉，现在已受到极大的损害。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已患上严重的炎症，但我仍旧保持沉默；现在，病情日甚一日的严重，它能否医治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听说这个病与我的内脏有关，我若能恢复健康，那么，这病也就会消失的。我当然十二分地希望重新恢复我的听觉，但我又常常怀疑这病实质上是不能治好的…… 呵，假使我能够恢复我的听觉，那我将会多么快乐啊！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也许将不得不与音乐事业绝缘，我生命中最灿烂的一页将随之消逝。我再也顾不到自己的天才和力量了，我一定得忍受惨痛的遭遇，尽管我已排除了不少的障碍，但这并不够。是的，阿蒙达，如果在6个月之内，我的疾病不能治愈的话，那我就会到你那里去。你一定得放弃一切和我在一起。你一定是我的良伴，我知道幸福不会丢弃我，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自从你离开之后，我写了各式各样的音乐作品，除了歌剧和宗教音乐之外。你不能拒绝我，应帮助你的朋友分担一部分痛苦。我接到了你写的所有信件，虽然我给你的回信甚少，但我经常地将你放在我的心上，永久地。我恳求你保守这个秘密——关于我耳聋的事情，不论是谁，请不要告诉他！ 再会，我亲爱而忠诚的朋友，若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请告诉我。 你诚恳而忠实的朋友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贝多芬既有强烈的自立精神，又有无望的意念，这是很奇怪的。谁同他亲近，谁就得同他住在一起，站在他的旁边，去代替周围的人物。他只需要单纯的友情。 幼年的生活涌到了他的回忆之中。贝多芬对韦格勒写道：“我真实的、完美而勇敢的朋友，请不要相信我已忘记了我所亲近的朋友。不会的，总有一天我会和你在一起。我的故乡，当我第一次看到了光明我就觉得其可爱。我将在生命中最愉快的一天与你一起，去欣赏这伟大的莱茵故乡。这一天的来临，我将不知怎样去迎接它。但是我可以向你说：你再看到我的时候，我将成为一个成年的男子了。”他得意地叙述着他在维也纳的成功，然后就转到了他所面临的悲剧：“魔鬼将我带上了苦难的道路，我的健康成了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听觉在一年之中已渐趋恶化了。”他说出了医生关于他病情的状况。“我的身体的确是强健的、完好的，只是耳朵中常有嗡嗡之响，日以继夜；我有时觉得是在度着残破的生命，足足有两年了。我避开了社会上的一切集会，因为这种情形不可能去告诉别人——我是聋子。假若我是干别的职业，那就容易办了。在我们这个行当中，耳聋是可怕的情形；更为恼人的是因为我的仇敌不在少数，他们将说些什么？……我常常诅咒我的生存，可能的话，我要向命运挑战！虽然我的生命不是很长了——若我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将在明年春天到你那里去，你可以在乡村中美丽的地方为我租一所房子。过半年，我将变成一个农夫。这也许有助于改变一下我的身体状况。放弃职业，多么破碎的庇护所！恐怕那仅仅是对我而言。” 韦格勒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劳欣·冯·勃朗宁成为他的妻子以后也没告诉她。 11月16日，贝多芬又写信，感谢这位朋友的忠告，并通报了病情： “自从我降临人世，我就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但你很难知道在过去的两年之中，我的生活是如何孤独和凄凉。我这变坏的听觉像一个魔鬼到处追逐着我；我从人类中逃避开来，宛如一个厌世者。” 贝多芬现在学到了如何去接受痛苦的现实，他觉得世界上没有多少温情了，连一个愿意为他牺牲一切而成为他妻子的女孩也找不到。他以为得不到任何帮助，面对的只是一个孤独而寂静的世界。韦格勒请他到自己与劳欣的住所去。贝多芬是怎样回答的呢？“请不要相信我能与你快乐地相处在一起。再有什么事情能使我快乐呢？甚至你的关心亦会带来痛苦。我时刻都想到你对我所表示的同情，但却总也不能感到快乐。” 贝多芬再也记不起莱茵平原的一切了，所要应付的是眼前的生活和将来的痛苦。他又说：“哎，假使我能避开这个痛苦，我将拥抱整个世界！我将觉得自己的青春正在开始，并且在猜想着：我不会再碰上困境了吧？从痛苦中，我只能希望得到一半的自由。等我变成了一个完全成熟的人以后，我将再一次地回到你的身边去，恢复我们之间固有的友谊，你定能看到我非常快乐，不会像在此地一样郁郁寡欢。不！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同命运搏斗。它不会征服我的。啊！继续生活下去是多么美妙啊！值得这样生活一千次！我觉得不应当生活得如此的平静。” 真的，他不会，也不曾注意“告退”这个词。 贝多芬为了治疗耳疾，改善听觉状况，也作了一些积极的努力。 当梵令医生答应他“若不能完全治愈，至少要有所改善”都没能实现的时候，贝多芬又调换了一个医生舒密特。舒密特叫他住到比较僻静的地方，听觉也许能逐步恢复。贝多芬遵照医生的嘱咐于1802年春季住在海林根城的一所平民住宅中；然后，又转到维也纳城外杜柏林的山谷中住了下来。这是最理想、最适宜的地方：穿过静谧的森林，就踏上了宽阔的草地。 贝多芬仍旧没有钻出音乐的圈子，他的朋友时常来看他。弗朗兹·兰兹也时常到海林根城来接受早晨的教程。大约在8点钟吃过早餐以后，兰兹便会说：“来，让我们作一次简短的散步。” 对此，兰兹还有如下详尽的记述：“我们一同走，时常到下午三四点钟还不回家，而在别的村庄里午餐。在某一天的散步中，我第一次证实了他失去了听觉。我叫他注意一个牧童正在吹笛，吹得很动听；过了半个小时之久，可贝多芬一点也没有听见。虽然我保证他和我一样（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变得极端的生气，平时，他快乐的时候也是暴躁的，但现在却不是那样的了。” 西法拉特·柴姆斯加尔在这一年中也常见到他，知道他失去了熟悉的音调，也常表现出静静的愠怒。当贝多芬跟不上众人的谈话时，柴姆斯加尔会假装成心不在焉的样子，但这并不起作用。众人发现要装作不知道，不在乎的样子是十分困难的。波恩的韦格勒和考尔兰特的阿蒙达就完全不知道贝多芬的这种痛苦。 朋友们之间的谈笑加深了贝多芬的失望。因为他不能加入众人之间的交谈。他沉浸在这样一种可怕的思绪中：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伪的。他离开了谈笑的友人，大踏步地回到海林根城的家里去了。 音乐的思维却比从前更丰富地在贝多芬的脑海中涌动起来了。这种具有极大冲动的力量使他能够产生战胜命运的信心，他为自己所独有的这种力量而感到荣幸。 贝多芬写信给韦格勒和阿蒙达，说自己的音乐是从各方面聚合起来的，它给了自己以荣誉和金钱。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对某些失礼的言行写下了一些道歉之词，而他在音乐创作中却是另一回事了：“我是生活在乐曲之上的，当我作完一曲，另一支曲子又在脑海中出现了。我现在常同时在作三四首曲子。” 人们在这几句话中看到的是一个创造人类精神财富的精灵在翱翔、在飞升…… 朋友们都知道，在1802年夏季，贝多芬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演奏和音乐创作上的。有时欢乐，有时暴怒，但大部分时间内精神都很好。那年夏天，贝多芬的身体状况与以前迥然相异，当秋季来临的时候，在海林根城，那可怕的、难以形容的情形就降临了。他的夏季工作计划可以说全部完成了，但维也纳的快乐时期似乎已一去不复返，将来的局面如何尚难以预料。 经过沉思，贝多芬觉得自己的理想和誓言已不太明确了。因而，他更愤恨命运对他的残暴和不公正。 贝多芬去世后，在他的许多书面记录中发现了一大叠文件，字写得极为紧密，上面注明——海林根城，1802年10月10日——它们是封住了的，在最后一页上写明了： 致我的弟弟卡尔和×××（此处所删去的约翰的名字从未加以说明），在我去世以后才可折阅：你们或许都会这样想、或这样说，贝多芬是可恶的、顽固的、厌世的。你们把我估计得大错特错了。你们不知道我的观点不轻易示人的原因。从幼年时起，我的心和思想就是趋于仁慈和善良的，我极愿意做出一些伟大的事业来，但是我现在陷入了绝望的情况中。那是由于无知的医生使我的病情加剧，年复一年，他们欺骗我，说我的病情能有所改变，最后，面对着的却是一种不可医治的绝症（尽管多次治疗仍不见效果）。我出生后的性情是热烈而温顺的，当然也感受到了社会变化的反复。幼时，我被迫与人隔绝，孤独地生存着。我想冲破这种环境，但受了两次惨痛、悲伤的听觉影响而遭到惨败。但我不能向人明说：请大声些，请大声地叫喊！因为我是一个聋子啊！我怎能让某种个人感觉存有虚弱，而这感觉在我是比别人更为敏感的！我的听觉曾是十分完美的，而这完美不是生活的快乐所能比拟的——呵，我不能想它。假若我又回到家中居住的时候，请你们原谅我；而我将很快乐地跟你们生活在一起。我不幸遭遇中最使我感到加倍痛苦的，就是我走向了一条不了解世事的路；不可能有朋友和我重归于好了，没有适宜的交谈，没有思想上的交流，在社会上我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生活得有如一个逃亡者，若我走近一个人的身边，恐怖立即占据我的整个身心——这就是我在上半年避入乡间的原因。听了“聪明的医生”的命令，我过着僻静的生活，他说我的听觉会恢复的，我也是如此希望的。虽然我是如此地热爱社会，但这是一个多大的耻辱：当一个人站在我的身边听着牧童在歌唱，而我却“听不见的”时候；不远处响着笛声，我“又听不见”的时候，这种状况带给我的痛苦是何等巨大啊！我似乎感到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只有艺术让我没有白头！呵，在我没有将我所知道的、体验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之前，要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又继续这残破的生存——真正的残破，一颗富于灵感的心受到某种打击之后，立刻会从最佳的状态跌落到最差的状况。忍耐——我现在一定要将其选作护身符。我是这样做了，我的决定或者能使我改变一些，或者也不能——我是作了这种准备的。我在28岁的时候几乎成了哲学家，呵，这不是容易的，至少在艺术家看来是困难的。上帝，你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你知道爱人类，会继续让我好好地生存下去。呵，人类，总有一天你们读到我写的文字时，就会知道错待了我。我能不能得到一个了解我的人来安慰我的不幸？不管世界上的一切阻碍，尽你的力量去做，你，我的弟弟卡尔和×××。等我死后，若舒密特教授仍活着的话，用我的名字去告诉他我的病症，并附去这张病症加剧的证明，此举才可以使世上的人在我死后跟我重修前好。同时，我宣布由你们两人继承我微小的财产（假使能被这样称的话），公正地将其平分开来。彼此要互助，你们从前所做的对不起我的事，从此以后都可以得到宽恕了。又致卡尔弟弟：我特别地感谢你后来为我做的事，我希望你的生活比我更好更自由。善良地照顾你的孩子，单是他就可以给你带来快乐，而不是金钱，我讲这句话，是从经验中获得的。我的孤独也是无可奈何的。再会，请向各人表示我的谢意！我感谢我所有的朋友，特别是里区诺斯基王子和舒密特教授。我希望里区诺斯基王子赠给我的那架钢琴，随便由你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位保存着，不要为了它而争执起来，请不要将它卖掉，若我在墓中仍能帮助你们的话，我将是多么的快乐啊！我即将很快地步入死亡之路，但它于我而言仍是来得太早。不管我的命运如何，我还是希望死亡到来得迟一些，虽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能忍耐，忍耐能否让我从不尽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假设痛苦要来的话，我将勇敢地抵御它们（不尽的痛苦）。再会，在我死后，不要忘记了我，我恳求你这点，因为我活着的时候，总是想使你如何的快乐。就这样吧。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海林根城 1802年10月6日 我再度地向你道别——真是非常的悲痛。是的，那可爱的希望——当我来此地，并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治疗——我一定得完全放弃它。深秋消逝，我也随之枯萎了，我的希望完全地消逝了。我怎样地来，也就怎样地去——甚至用了最大的勇气。那常常引诱我的美丽的夏天，已消失了。呵，上帝！请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让我有一个纯粹快乐的一天，它相距我已是很长的日子了。呵，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上帝，我能不能在人类和自然中再得到它？永不？不，呵！那是太难说了。 海林根城1802年10月10日 这是一份奇特的文件，彻底忏悔的文件。当时，贝多芬完全没有想到他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么长久，在附录里充满了抗议和愤怒的字眼，他那似诗的词句如“深秋消逝”，仍在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对生命的完全忠诚。这个年轻人的尝试已超越了平庸，信中又充满了绝望的字句，似乎想自杀。 尚耶推测海林根城的文件是长期沉默的结果。贝多芬诅咒医生的错处，将他送到乡间去，以为可以隔绝了喧扰的声响；结果，却使他的脑海中长久地不能平静下来！惨痛的忏悔，也没有能够解除这份痛苦。海林根城的居民是热爱贝多芬的，出版商经常印出他的作品来。他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作曲的思维之中。 仔细地分析一下贝多芬在海林根城夏季里所做的一切，人们就会发现他所得到的收获竟是如此的丰富。他的记事册上写着：三首钢琴奏鸣曲（作品第31号）、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第30号）、变奏曲，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交响曲》也是在此地完成的。 这首交响曲从头到尾都是愉快的。 尽管贝多芬的精神生活（恋爱）、物质生活及身体状况均十分糟糕，但他仍坚强地生活着，并没有倒下；在写下遗嘱后，他还生活了25年。 这部交响曲表现了贝多芬坚忍顽强的意志，充满了他追求幸福的人生信念，生活中的忧愁都被他不可抵挡的力量一扫而空。他在用音乐的语言告诉人们：我决不向苦难低头，只要还活着，就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希望。整部作品洋溢着优美的旋律，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同时还富于幽默的气息。尽管在风格上还受到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但作品已明白无误地流露出贝多芬倔强的个性和大胆的创新，表达了他对生活的严肃态度和乐观精神。 当贝多芬在海林根城表述着他的愿望时（他说：“那已是很长的时期了，自从真正的快乐从我心中回荡出来时，我又发现了音乐的新天地。”），产生的代表作便是那三首钢琴奏鸣曲（作品第31号）。其水平是以前的同类作品所不能企及的。暴风雨冲过了第一首和第二首曲子，奏鸣曲中所表现出来的悲哀远不及近几年来郁积在贝多芬胸中的所有烦闷。第二首曲子中的快板部分是非常轻快的浮了过去。而在第三首《降e大调奏鸣曲》中，他却运用了缓慢乐章 ，并且写下了一段谐谑曲。纵览全曲，快板是流动而欢畅的，诙谐曲活泼而轻松，小步舞曲则缓慢而优雅……总之，一切轻松、愉快。此曲一直被贝多芬视作得意的杰作之一。 欧洲快乐的夏季似乎是颇为短暂的，秋天仿佛在一夜之间便突然降临了。 秋风萧萧。贝多芬封紧了他所写的忏悔文件，像是要让它们远离人类的智慧，远离自己的思想。停滞着的黯淡也好像突然地离他而去。 11月份，他回到了维也纳，周旋于朋友和音乐之间。他教授音乐课程，接受邀请，一会在这里，一会在那里。多时不见的贝多芬好像经过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从他的灵魂中、躯体内释放出新鲜的生命力量。痛苦、忧郁、沉思好像已转嫁给别人。外来的灾难带给了他内在的力量，一种崭新的、坚定的表现手法、深刻明朗的变化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第二交响曲》所表述的坚定意志，挫败了失意和软弱。 贝多芬对于自己内在的新生力量感到大喜过望。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去获取人类精神中最崇高的东西。 他谱写的是一首征服交响曲。作曲家经过数月的劳苦后宣布：已获得了一种无敌的力量，无论什么都不能击溃他，他终于学会了“如何去征服命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英雄”——独领风骚的年代 贝多芬沉溺于极度狂欢之中，创作热情相当高涨。他所作的弦乐五重奏有三家出版商争着要出版，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的听觉有些不完全。但是耳聋并没有使贝多芬放弃他的追求。采莱写道：“虽然他从1800年起遭受了耳疾的苦痛，但直到1812年，他仍能很完全地听到他人的谈话和音乐。”西弗拉特也这样说过。 经历了1803年的变异，到了1804年，贝多芬向小提琴家克伦福尔兹说：“我至今不能满意于自己的作品，从今天起，我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克伦福尔兹只感到惊奇。眼下，贝多芬对各种乐曲已能够纯熟地运用；他完成了《神乐橄榄山》。在1804年4月里的公开演出中，同时演奏了他已完成的两首交响曲和他新作成的《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第37号）。这次音乐会使他的袋中多了许多金钱。第一交响曲在德国各城镇中演奏而博得很好的声誉。一个月之后，贝多芬又匆忙地作成了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后来题赠给克莱逊），让从伦敦来的小提琴家勃立其塔布演奏。那缓慢的乐章完全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 所谓“新的道路”，并不是继续走他那固有的光明灿烂的路、贝多芬抓住了另一种新的力量，反映在他的《英雄交响曲》（作品第55号，又称《第三交响曲》）中，则是那震撼人心的、明朗而迥异的开篇乐章 ，在无数的号乐中出现了基本的、成功的主题。这种将许多力量突然地集中在一起的表达方式，他已等候了许多时日。 贝多芬日后如此写道：“我的习惯是从小就养成的。当我想到了什么，就立刻写了下来。”这就使他找到了许多不同革新的源流，偶尔灵感一至，就将主题记入了乐谱薄。有许多主题就这样不再继续下去而任其放置着，或者经过一年以后，他会再写下去。在创作热潮中，他终于得到了一次最大的成功。 1802—1812年的十年，可以称为贝多芬的“英雄年代”，其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 贝多芬音乐创作的成熟过程从表面状况看相当迟缓，却是稳固地发展着。他30岁时才开始创作第一部交响曲，而莫扎特在这个年龄时所创作的交响曲已达40部之多。 当他确信耳疾无法治疗时，痛苦和失望笼罩着他。然而，他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使他度过了精神危机，苦难变成了他音乐创作的力量源泉。 英雄，这样一个人类进步的先驱者，出现在贝多芬的脑海中；或者，他战胜苦难的过程中产生的自信心使他将自己也视为一位力量超凡的英雄。 1802年，贝多芬开始创作这一主题的交响曲。在一定程度上，它宛如贝多芬个人经历的一部自传；而这种英雄主义则是贝多芬所特有的、历万劫而不变的坚毅精神的音乐化表现形式。此曲标志着贝多芬音乐创作中“英雄年代”的开始。 当初，贝多芬打算将此曲奉献给他所崇拜的拿破仑。全曲完成于1804年。当年春季，兰兹看到了放在贝多芬桌上的原稿，其扉页上有“波拿巴”的字样。过了一个星期，贝多芬发现有人在那后面加上了“皇帝”两字，便愤怒地将扉页一撕为二。此时，拿破仑称帝之事已为人所共知了。 贝多芬勃然大怒地喊道：“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现在他就要践踏一切人的权利，只顾自己的野心了，他就要高踞于所有人之上做个暴君了！” 里区诺斯基目睹了这一切。 8月12日，贝多芬将《英雄交响曲》总谱交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出版。10月，总谱正式发行，题目已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作”。 这首曲子是贝多芬创作生涯中，也是交响音乐史中的伟大里程碑。它第一次展示了作曲家的英雄主义创作思想。作品的篇幅极其庞大，情绪激昂，音响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1821年，当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荒岛时，贝多芬就说：“早在17年之前，我的音乐就预示了这个结局。”他的意思是指《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葬礼进行曲》。 《英雄（第三）交响曲》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其光辉思想比起《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来，大大跨进了一步。在第一、第二交响曲中，贝多芬还只是继承了前辈海顿、莫扎特的创作传统风格和思想，而在这首交响曲中，他则是用新的形式和音乐思想的概括力量，着重表现了英雄为争取人类的未来幸福而献出生命的悲剧精神。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标志着贝多芬的创作已进入了成熟期。 全曲共分四个乐章 。 第一乐章揭示了英雄性格的各个侧面以及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第二乐章则是悲壮的挽歌，习惯上又称之为《葬礼进行曲》。罗曼·罗兰曾说：这是“全人类抬着英雄的棺椁”。乐曲从小调性的旋律开始，缓慢的速度配合着送葬者沉痛的步伐，以附点音符节奏为特征的悲哀曲调，表现出民众悼念烈士的心情。 第三乐章是与前乐章形成鲜明对比的一首谐谑曲。音乐充满了活力和乐观的情绪，前后两部分是闪电般急速迅猛的音调，中间部分则是象征着光明未来的号角声，它表现了民众在英雄之后的前仆后继。 第四乐章表现了民众庆祝胜利的场面。终曲的规模和戏剧性内容只有在20年后贝多芬所创作的《第九交响曲》的终曲，才能与之相比。《英雄交响曲》终曲的基本主题是表现整齐的民众方队在英雄纪念碑前献花致敬，以及庆祝胜利的狂欢。 贝多芬把《英雄交响曲》称为他最心爱的产儿。当他已经写出八部交响曲之后，他仍然认为自己最喜爱的是《英雄交响曲》。 1805年，《英雄交响曲》第一次试奏后，听众又有什么反应呢？往常，人们欣赏到的交响曲是结构精致、声音悦耳的，而这首交响曲第一次演奏后立刻就遭到了诅咒。有人说：“音乐，一定要使我们得到快乐。”有的皇室贵族甚至说：“只要停下来不再演奏，我可以再多给一个铜板！” 很少有人在第一次听到《英雄交响曲》的时候，会静心屏息地欣赏它，并进而思考它为什么会带给贝多芬如此崇高的地位、名声。 此曲经过了数年演出，但乐师始终摸不清其真正的意图，所以总没有很好的演出成绩，甚至连贝多芬最忠实的朋友也不能了解。 第一次公开演出后的危机似乎很严重，各方听众的意见约可分成三种。有的人以为它没有多少“艺术上的价值”，只不过是“未成熟和不成功的奇异演奏”，用一种“奇怪的音调和剧烈的转变”，得到了“超常而幻想的结果”；第二种意见虽认为此交响曲很美，但不可能长久，并为作曲家离开了c大调、d大调交响曲和降e大调七重奏所走的路而惋惜；第三种人（包括了贝多芬的知心朋友），却毫不动摇地说：“这首交响曲正是大师之作，也是真实的古曲音乐，现在不受到大众欢迎的缘故，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受到足够的艺术教育，以致未能吸收其精髓，许多年之后，它的价值会被证明的。” 虽然《英雄交响曲》用去了贝多芬的主要精力，但各式各样的小作品仍时有问世，因为自己耳聋的原因，他一刻也不愿意休息。这也许是他考虑了外界批评而对自己作了一番重新调整的缘故。他继续不断地写了许多奏鸣曲和一些小作品。出版商所印刷的乐谱出现了许多处错误，但他们又不进行更改。这使贝多芬勃然大怒，因为他的手书乐谱是准确的。他写下了严肃批评这些人的话：“错误之多，宛如海洋之鱼。” 事实很明白，出版商对他漠不关心，不像贝多芬日后成了名之后的另一种态度。贝多芬时常向他们提抗议，索回自己的乐谱以作修改；有时，他也无法如愿以偿。后来，他干脆称这些人为“狡猾的骗子”。这种掠夺式的交易，在当时是很盛行的。 贝多芬为了表示自己的恚恨，就跟他们开展了一场无休止的辩论。他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第29号）就这样拖了两年之久。这些事使贝多芬陷入了更为困难的境地。 这首五重奏是由白莱特托夫和哈代尔在1802年11月原版印出的。同时，阿尔泰利亚出了重印本。隔了不久，这部五重奏又被莫里兹·弗拉斯伯爵购去作为私用；根据当时的习惯，即使过了一些时日，该曲的所有权仍应归还作曲者。无赖的阿尔泰利亚用了卑劣的手段，从伯爵手中取到了拷贝，立刻就出版了。贝多芬不得不在莱比锡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阿尔泰利亚印的乐谱从未和自己接洽过，而且是“不正确的、对演奏者无用的”。结果却是意想不到的：阿尔泰利亚提出了合法的抗议，因为贝多芬在技术上已给乐谱作了一些改正；他在这件事上并无过失，是贝多芬诽谤了他。 贝多芬只能收回他的声明，向对方作了道歉。 所有遇到贝多芬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奇怪，他的个人吸引力已增加了。随着气候的变化，他常在街上和田野里走一走。他的面部宛如带了一个面罩，只有双眼喷射出生命之火，但他的心是更为活泼和有计划了。他的日常生活显得无规律起来，他常掉换住所，不论是换到什么地方，屋内总是显得乱七八糟的。西弗拉特说：“书本和乐谱撒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这边有残菜剩饭放着，有半空的瓶子；那边还有一首四重奏的草稿，钢琴上放着纸张和碎屑……这些材料都是一些光辉的交响曲的胚胎，朋友的和生意上的信件撒满一地。” 兰兹也曾说起，1804年夏季的一天，当他到贝多芬的寓所去听课时，贝多芬希望和他散一次步。贝多芬带着他年轻的学生走到极远的地方，直到晚上8点钟才回家。他口中喃喃而语，又像在呜咽，忽高忽低，没有唱出任何肯定的、明确的主调，我问他那是什么？他回答我说：“那是我想象中的一首奏鸣曲最后一乐章的主题。”当我们重新踏入房间，他立刻跑到钢琴边，连帽子也不脱，写了起来；我只好拿了一把椅子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他已完全忘记我。整整一个小时，他发狂地写着，完成了那首美丽的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最后，他站了起来，看见了我，似乎是很惊奇、很遗憾地说：“我今天是不能给你上课了，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这就是《热情奏鸣曲》的诞生。 它和次年所作的《华尔特斯坦奏鸣曲》一样都非常成功。贝多芬的音乐创作突破了钢琴本身的限制。他的作品已使所有的钢琴不能弹奏了。那时所造的钢琴只能供弹奏轻快而华丽的乐曲用。没多久，他就从钢琴制造者安德列斯·史特利却手中得到了回声和弹性更大的钢琴。这首《热情奏鸣曲》所表现的力量太强大了，本来是不预备作公开演奏的，所以直至作曲家进入墓地后12年才见诸于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菲岱里奥》：歌剧创作的尝试 1801年，贝多芬在致韦格勒的信中告诉他：在音乐体裁中除了歌剧及宗教音乐之外，自己都得到了成功。他谈到过自己的愿望，一定要试作歌剧。他终于在1804年有了一个尝试的机会。 贝多芬对于歌剧的知识是很少的。他在尚勒利那儿学了声学写作，从恰罗比尼、米罕尔那儿学习了关于舞台方面的知识，他自己在维也纳歌剧院中也直接看到了不少东西。 歌剧的演出很受大众的欢迎。贝多芬觉得那些人的才能和自己相差得太远了：恰罗比尼在巴黎极受欢迎和尊重，那不勒斯的柏西罗和德累斯顿的比尔等人也如此；在维也纳，这样的人就更多了，如尚勒利、伏格勒、西弗拉特等演出了许多歌剧，获得了极佳的评论。 贝多芬希望自己也能实现创作歌剧的愿望。维也纳的歌剧班管事记得，贝多芬为芭蕾舞《普罗米修斯》谱曲后演出获得成功，他们认为他的名字将引起大众的注意。 自从歌剧成为维也纳仅有的一种音乐剧之后，它即能赚钱了。恰罗比尼在维也纳被称为极有才能的歌剧剧作家。到1803年，恰罗比尼已替巴黎和意大利写了20年歌剧了。葡萄剧院的舒卡尼达和班格剧院的勃朗男爵同时惊奇地发现有一个良好的机会放在自己的手中。 舒卡尼达告知贝多芬，有一出歌剧，也曾是自己想写的，但可以让他来写。贝多芬很高兴地接受了下来，并搬到歌剧院里去住；他们给他一间住所供他自由使用。不久，勃朗男爵将此剧院买了下来，舒卡尼达也被辞退了，但随后，舒卡尼达又被召回来管理这个剧院。贝多芬也重新回到了他的老住所来进行这个歌剧的创作。贝多芬又开始了艰难而持久的搏斗。他得运用丰富的思想和乐器上的特性，以击败他的对手。他已完成了不平凡的草稿，舞台的情况他已熟悉；可是为了演唱的成功，只能将他所器重的管弦乐队降到陪奏的地位，并且还要采取18世纪的歌唱方式，并要求有逼真的动作和戏剧化的气氛。这样，就要求有一个知识很丰富的人才能进行创作，至少要像莫扎特一样。贝多芬有时也能演出奇迹来，但是他的特长却不在这上面。莫扎特经常和歌剧院保持接触，一个无所谓的故事到了他的手上之后，可以从容地变成一首不朽的音乐。贝多芬在歌剧创作中，则勤奋而缓慢地接近着他的目标。 贝多芬所作的第一个剧本是很特别而愉快的。它以法国革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反对暴君，争取自由的动人故事。这类题材很容易使贝多芬将其感情完全融会进去。故事说的是弗洛斯坦被他的政敌关入牢狱之后，他的妻子丽奥诺拉冒了生命的危险，假扮了一个犯人，去营救她的丈夫出狱。这本书十分畅销，共有3个版本。比尔用意大利文的剧本在其本国演出，1804年又在德累斯顿上演。贝多芬约请松立斯纳替自己翻译了此剧本，并将题目更换为《菲岱里奥》（又名《夫妇之爱》），以免与比尔的歌剧相冲突。贝多芬显然不好用女英雄的假名，他为自己两首不同时期所作的序曲题名为《丽奥诺拉序曲》。 贝多芬所要做的并不是营造原文中富有的罗曼蒂克的气氛。他不喜欢那种气氛，而集中精力表现恶势力对这对忠实夫妇的残酷压迫：可怜的弗洛斯坦在牢狱中虚度了他的岁月，没有一丝曙光，他的面容苍白而疲倦。贝多芬也曾一度有过相同的遭遇，因而对男主角表示了极度的同情。丽奥诺拉是女人中的最可贵者，诚挚而幽静，既无犹豫，又不莽撞。 贝多芬很有规律地创作着这部歌剧，保持了他自己的思想，将它不断地发展开来，许多页草稿簿上涂满了只有他才明白的音符。 1805年夏天，贝多芬回到海真道夫去，完成了最后一幕的创作，然后重返维也纳的葡萄剧院里的寓所。他将剧本交给了萨伯斯金·米尔。不久，就公开演出了。 《菲岱里奥》一剧早期的演出中有一段不幸的插曲。当首次的公演日期宣布之后，所有维也纳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一个可怕的事件：法国的军队迅速地跨过了莱茵山谷和德国南部，奥地利已经暴露在他们的面前，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城自然是拿破仑必攻的目标。乌尔姆在10月20日陷落了，10天以后传来了法军已越过边境的新闻，萨尔斯堡被占领了，法军继续向多瑙河下游推进。 维也纳一个世纪以来从未遭受外来势力的蹂躏，因此在入侵者面前毫无抵抗能力。贵族们将自己的珍宝装在马车上，加入了逃难的行列，拥向勃鲁姆或贝莱斯堡。 11月13日，正是预计公演前的一个星期，法队开入了维也纳，拿破仑自我介绍说，他的到来，乃奥国人众望所归，他能保护他们不受俄国野蛮主义的侵害；维也纳人将受到他的礼遇。 市民们不知如何去迎接这位入侵者。法军进入维也纳城的情形简直是一组奇怪的镜头：市民们静静地看着，法国入侵者也保持着沉默；骑兵们炫耀着精美的服饰，为自己发亮的盔甲而骄傲。但是，他们所骑的马却显得很疲倦；步兵满身都是泥浆，胡须也没有刮去，许多人手上拿着面包，枪刺上挑着一块肉，狼吞虎咽般地吃着。队伍长长的，好像没有尽头，日以继夜地向匈牙利前进。有的部队在城外驻扎了下来，长官们占领了城中的皇家宫殿。不远处的炮声隆隆作响。据报告，法队正在和俄军进行激烈的交战，从奥地利向南去的法军则被意大利人消灭了……但是，这些都未能被证实，因为新闻也受到了严格的检查；所不能遮掩的事实则是法军的伤兵成群结队地从前线撤了下来，但他们也不能提供准确的消息。村庄被毁坏了，人民住在破房子里，在挨饿…… 长官处命令市民们不要管战事进行得如何，同时忘记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而像往常一样地生活。快乐的人在公园里游玩，宫廷剧院被命令重新开演，在占领前的一个晚上还演出了《奥赛罗》，但没有一个观众。 《菲岱里奥》演出后，接着是恰罗比尼的歌剧。 《菲岱里奥》的演出当然并没有使人感到惊奇，更不必对它抱有期望，贝多芬的朋友差不多都离开了此地，有的也在忙着别的事情。演出的节目是不固定的，战争给维也纳带来了不幸，贝多芬可以从巴斯瓜拉蒂的房屋的窗口看到海真道夫和舒伯伦公园。不久前的炎热的天气里，贝多芬在这里构思了《菲岱里奥》；而现在，舒伯伦是被重兵守卫着，因为拿破仑在那里接见各地的代表。拿破仑不知道这出歌剧的诞生地正是在那皇宫的窗下，那儿现在却站着哨兵；他绝不会知道：一个矮小而热情的作曲家曾经在一首交响曲上题有“波拿巴”的字样，并对他充满着希望；而这位作曲家眼下却又静静地望着遭受蹂躏的皇宫，在深深地思索着。 这位作曲家的力量和对人类的影响，远比拿破仑大，但拿破仑对他不感兴趣。在拿破仑的眼中，音乐只不过是暂时松弛一下神经和给人快乐的东西，只有恰罗比尼比较合他的口味。他之所以对恰罗比尼产生好感，不仅只是恰罗比尼外表好看些，而且也是因为在他的四周需要一些文化艺术的点缀。 1805年11月20日，《菲岱里奥》首次在法官面前演出。这是因为剧院受命重新开演，而此时又没有别的剧目可供演出。 然而，法官们只愿意听一些轻松而华丽的音乐，而不愿意看到这种情绪低沉的歌剧，悲痛的故事使他们心里不舒服。 第二天晚上，从爱丁堡来了一位年轻的医生亨利·里弗。他描述了观看《菲岱里奥》时的情形：“贝多芬管理着钢琴。他是一个矮小黝黑的青年，戴了一副眼镜。”在里弗的感觉中，该剧的剧情是沉闷和罗曼蒂克的混合物，音乐是值得称赞的。许多人误以为贝多芬写了一出愚蠢的歌剧。没有人看到，这部歌剧已铺开了不可低估的成功之路。 到了12月份，“短暂的不幸时期”已经过去了。勃朗男爵决心让此歌剧重演一次，并估计最初花去的费用可能赚回；但他觉得第一幕太松散，需要删去。他在里区诺斯基的家中安排了一个集会，表演完这幕之后，众人就与贝多芬讨论。说来有趣，伟大的作曲家从来不允许别人对他的作品发问；对于舞台上的种种问题，他是从来不请教别人的。而这次，他却很谦虚地接受了别人的提议。 剧院里的屈拉斯加和米尔也来到了里区诺斯基的家中，克莱蒙蒂为小提琴的首席，柯里兰奥的作者范·柯林、编剧兰加为文学指导，还有男中音洛格尔——一个只有20岁的青年人，卡尔·范·贝多芬和剧院的指挥西法拉特也是贝多芬的朋友，当然是要到场的。 洛格尔记下了当时所见的情形“米尔替我准备了即将演出的手续，我在第一幕中要出现三次。我到维也纳也只有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贝多芬。当全剧演出进行的时候，我们都直接参加了工作。里区诺斯基弹着大钢琴，克莱蒙蒂坐在房间的一角，用小提琴伴奏着全剧的主题音乐，时而又独自换奏其他的乐器——他的这种特有的才能，其他人都知道，不感到惊奇，只有我一个人例外。米尔和我担任了演唱，他唱低音，我唱高音，我们尽可能唱得好些。虽然贝多芬的朋友尽力为他做着演出的准备工作，但他们却从没听过贝多芬表示感谢的话。里区诺斯基简直是贝多芬的第二个母亲，各位朋友也绝对信任他。” 贝多芬尽了比平时加倍的努力来改正这部歌剧的失误，而修改后的效果的确很好。 洛格尔接着作了如下描述：“经过了不断的努力，从上午7点钟起一直忙得过了下午1点钟，结果终于将其中的3段删掉，而我们已精疲力尽，又饥又渴；然后，大家又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恢复精神。没有人更比贝多芬那样高兴和快乐了。他的愤怒为欢乐所替代，他坐在我的对面，看着我，极诚恳地端给我一个盆子，问我吃些什么？我回答说不知道。他像狮子般地吼了起来：‘他狼吞虎咽，却不知道吃了些什么东西！嗨！嗨！嗨！’” 司蒂芬·冯·勃朗宁将剧中的台词作了必要的缩减，而贝多芬也将舞台上不必要的场面删去了。他将三幕改成了两幕，同时被催促着去重新写作剧前的这首序曲，拟使用的是丽奥诺拉序曲第二首。他忘记了别人的忠告，对他说若能按规定做，则他所深爱的《菲岱里奥》一剧将使他成为成功的歌剧作曲家，那也正是他所期望的。但他不愿意离开他所钟爱的管弦乐队，他在那里发挥出了真正的力量，他作了一首协奏式的序曲，而且比旧作更为有力、更有生气。这首新的序曲（第三首）偏离了剧院对此剧的要求，与第二首有相冲突之处，它更加交响乐化了。之后，他没有再作第四首，因为他觉得第三首已经很满意了。 《菲岱里奥》经过重新整理以后，预备作第二次上演，在第一天公演时（3月29日），似乎有受到欢迎的迹象，但事情的变化却不像预计的那样好。第二次公演，贝多芬就拒绝担任指挥，他说因为乐队不注意自己的指挥在演奏。 经过这番公演之后，这部歌剧的演出活动就停止了。但《菲岱里奥》停演之时，同时也出现了不利于它的公告，说他的序曲是绝对禁忌的。 勃朗宁将过失归咎于乐队不听作曲家的指挥。人们很容易想象得到贝多芬是如何的不快和愤怒。 到了夏季，《菲岱里奥》又重新上演，尽管观众已有所增加，但是，贝多芬却深信没有按他自己的原意在演出。他到勃朗男爵的办公室提出了抗议，虽经男爵再三解释，也不能消除贝多芬的疑心病。 “我的剧本”，贝多芬吼道：“立刻归还我的剧本，以后再也不准它演出！” 男爵按了一下铃，命令将剧本立刻归还给原作者。贝多芬暂时关上了他那一度勃发的歌剧创作的雄心壮志之门。贝多芬能够很骄傲地告诉自己，他所写的东西已经能得到外界极佳的评价。他已熟知了这条道路，甚至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了。贝多芬告诉男爵他不是为群众而作的，但他还不如说，他还没有能完全把握住自己的思想；他要等候思想的渐渐长大，并发展到较为成熟的地步方能为群众而写。 《菲岱里奥》终于在六年之后为人们所普遍了解。 贝多芬为了使这部戏能圆满地演出整整花去了10年光阴。自1803年末，他写成草稿，一直到1814年完成了第二次修改，从来没有一首乐曲值得他耗费这么多的时日。当他一病不起的时候，将《菲岱里奥》的手稿送给了辛德勒，上面写着：“我所有的朋友，这使我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带给了我极度的忧郁；这也是使我最怜爱它的一个原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为生存的授业与为事业的创作 1804年即将来临之季，贝多芬收了一个不平凡的学生——鲁道夫·约翰·约瑟夫·雷纳，奥地利的大公爵，是皇帝的堂兄弟，只有16岁，却有着高贵的地位。贝多芬答应收纳他做学生，并让他在教堂举行了仪式。 鲁道夫已到了法定的年龄，可以自由地选择教师了。他离开了宫廷作曲家而到贝多芬那儿受教育，大约是缘于他在维也纳贵族中听到了有关贝多芬的赞颂之词，而且又常常在里区诺斯基、李索顿斯坦、劳勃高维兹或雷苏莫斯基家里碰到他。 贝多芬很喜欢这个孩子，想在音乐上带他上进。但此时的鲁道夫却远不及贝多芬眼下的学生采莱和兰兹，他只能算作爱好音乐的人，还不能称为专业音乐家。有人问仁慈而宽厚的贝多芬说：“鲁道夫大公爵真实演奏水平到底有多高？”贝多芬会笑着回答：“他的感觉无疑是对的。” 贝多芬答应教他弹奏自己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第37号）。尽管教了一年，但钢琴部分他仍弹奏得不理想。此后，贝多芬也题赠给他不少的作品，以表示对他的关怀与爱护已到了极为特殊的程度。 在贝多芬的面前，鲁道夫还很可能试奏过如下贝多芬的作品：《第四钢琴协奏曲》（作品第58号）和《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第73号）、《再会》和《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6号，又称《槌子键琴奏鸣曲》）、《g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第96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第97号）、《弥撒祭曲》（作品第123号）和作曲家最后一年所作的弦乐四重奏《伟大的追逸曲》（作品第133号）等，但像《皇帝协奏曲》（作品第73号，又称《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是不可能从这个大公爵的手指下流畅地弹出来的。 而兰兹却幸运多了。因为他能够经常地、自由地到老师家里去，从那里可以学习到比课堂里所能读到的书本更多的知识。鲁道夫大公爵却从不能到贝多芬那里去——他尊贵的地位限制了他，而鞠躬的礼节又让贝多芬大伤脑筋。 大公爵为此而特别下达了一道命令：从今以后，这位缺少忍耐之心的教师可以不必经过任何通报而直接到音乐室里去。 贝多芬很注意校正鲁道夫的指法，有一次甚至打了一下他学生的手。贝多芬很得意，因为他责罚了皇族；日后，他还很神气地向别人谈及此事。 贝多芬屡次在信中说明自己的这种举动是出于好意，而不是一种冷淡的、自娱的、不理智的行为。他所讲的谁能说不对呢？鲁道夫是他的主要恩人——也是“他收入的惟一来源”。在皇宫中有贝多芬音乐作品的演奏，音乐图书馆中有贝多芬新作的每一首乐曲。贝多芬的心中是多么感激他！没有人能够想到其真正的程度。 教学持续了一年，他们之间的感情随着时日的推移而逐渐深厚，所以，对于教程上的延误也就成了寻常之事。日后，贝多芬出了一道主题令其作曲。他的学生就写了一组变奏曲，送给他作为新年的礼物。 贝多芬接到这组曲子后说：“这伟大的变奏曲……我这崇高而尊贵的学生，你给我带来了恩爱和惊奇，我不知怎样用语言和文字来表示我的感谢，因为我的地位与你是太不相称了。我要做的是新作一曲以报答你。我祝福殿下健康。此致崇高的殿下。深切的爱慕和尊敬来自你最谦逊的仆人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贝多芬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一首新的《槌子键琴奏鸣曲》；同时宣布正在作一首伟大的弥撒曲以表示对鲁道夫的尊敬，这就是有名的《弥撒祭曲》。 在《菲岱里奥》停演的那一年，勃朗男爵所管理的两座剧院转给了勃劳高维兹·舒怀珍堡和埃斯特海斯王子。剧院虽经埃斯特海斯伯爵和巴尔凡·齐希、劳特龙伯爵共同管理，但时间证明了这几个贵人并没有比勃朗男爵有多大的改进。而贝多芬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兴的，因为他所憎恨的男爵被罢免掉了，而转入了富有歌剧才能的埃斯特海斯和劳勃高维兹的家属手里去了。新的指导在接手不几天后（1807年元月），就接到了贝多芬关于自己事业的一个长长的请求，他希望能够安定的生活下来，以便将整个的生命献给艺术。因为他现在受到了生活的压迫，他暗示自己即将离开维也纳，而诱导他们挽留自己。他的条件是要在剧院中有一个固定的职位，年俸为2400弗洛林；他的工作则为每年有一出伟大的歌剧，同时作一出短歌剧，一些应时的歌曲、合唱曲。这些都可以根据剧院指导的意见进行创作。 这群管理者，刚确定了他们在剧院中的分工，当然是不会轻易答应的。贝多芬过度的允诺出了名；《菲岱里奥》的失败使这些人不能大意；同时，他们认为贝多芬不能和歌剧团的其他人和平相处在一起。贝多芬所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工作和稳定的、安逸的生活。他的期望值并不是太高，因为贝多芬这个名字在音乐气息浓郁的维也纳的确是一种荣誉。但是这些管理者知道他不喜欢维也纳，他们又不是像劳勃高维兹这类喜欢贝多芬的人。劳勃高维兹的热心是很让人称道的，甚至在《菲岱里奥》第二次公演失败后，他都想由私人赞助来再次举行演出，但由于其他的管理者都不表示赞同而拒绝了这个想法。这些人的做法显然激怒了贝多芬。他在5月里写给弗朗兹·冯·勃朗斯维克的信中说：“我不再在这里与那班王子所管理的剧院中的暴徒们生活下去了。” 自从这伙受到责骂的管理者拒绝了贝多芬的请求之后，他们不明白贝多芬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那是在1806年末，在最后6个月中，他贡献给世界一首伟大的乐曲。他的生活，也是一个艺术家所独有的；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些什么，甚至最亲近的人也只能猜测他又有什么新的发展。司蒂芬·冯·勃朗宁以为贝多芬自《菲岱里奥》失败后，他的才思已经枯竭了。初夏之时，勃朗宁这样写道：“贝多芬已失去了他对作曲的兴趣和爱好。”当他正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贝多芬已走在另一条新奇而无人尝试的路上了，那就是应用一首弦乐五重奏。 引人注意的是贝多芬在夏季里没有外出避暑。显然，他在倾尽全力致力于自己的创作。他寓居在玛登伐萨的心地善良的勃朗斯维克兄妹家中。 在这个友好的、温馨的家庭里，贝多芬完成了一首出色的奏鸣曲。弗朗兹·茜丽莎的钢琴技巧远比她的兄长出色。她非常喜爱贝多芬的作品。兄妹俩都被允许看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的曲谱。 贝多芬拿了此曲回到了维也纳城，但手稿完全被淋湿了。那天晚上，他离开了西里西亚，与里区诺斯基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便冒雨赶到了居劳伯。毕高特夫人——雷苏莫斯基伯爵图书馆员的妻子——更惊异于这首混合着华丽和狂暴的乐曲，宛如大风雨之后紧接着另一场暴风骤雨！ 夏季过去了，接下来的作品趋于活泼而轻松。《热情奏鸣曲》、《g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58号）和献给雷苏莫斯基的第59号作品三首四重奏（开始于5月，在11—12月间完成），这些都在年底以前完成。但很难说《第四交响曲》（作品第60号）是在这时完成的，这首曲子在完成了前半部后就沉默了下来。那么，是不是1806年他的罗曼蒂克和休养的生活阻止了他完成这首更有生气和力量的交响曲？ 罗曼·罗兰称《第四交响曲》为情歌，是作曲家对茜丽萨·冯·勃朗斯维克爱情火苗滋长的反映。 茜丽萨体会到了贝多芬的意思。在她的日记中很奇怪地写着：“他所需要的是力量，但是他只希望善良……对待女人，他总是表示特别的关心，而他对于她们的感情也如处女般的纯洁。”这是在谈论作曲的贝多芬，她所指的需要力量的可能是他的《降b大调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的别称）。 贝多芬的这个“夏日梦想”当然是建筑在结婚的基础之上的。丰富的音乐是他的自信力，而他正在找一个收入固定的职位，使他想到结婚是有可能的。他对有“固定收入”一事特别关注，更说明了他有结婚的念头。诸如年底的“请求”，以及次年夏季写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的信里提议他们为贝多芬德文作品的代表，但必须有一个生活安定的条件。 1806年夏天，玛东伐萨并没有什么大事值得一提，但很多人却在关注着贝多芬和茜丽萨·冯·勃朗斯维克的罗曼史。不幸得很，茜丽萨的日记被人观看了以后，发现茜丽萨的怜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有的；而她对贝多芬的感觉也只是美好而温暖的友谊。另一方面，贝比——一个26岁的寡妇，茜丽萨写道：她对贝多芬产生的好感则有点危险了。 贝多芬在1806年创作的音乐作品，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几个年份。三首四重奏第一首的慢板是真实的情歌，也是那个夏季最丰硕的成果。《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第59号）的十二乐章中反复变化着的长音阶，这就是他经过了长期沉默后所获得的结果。在第三首的最后一乐章喧哗的追逸曲中，他用自己控制自如的力量，将其连成一个悠长而圆润的总结。用这一种手法而完成了三首四重奏是多么的成功啊！但是它很久没有被人称赞过；若有什么表示的话，则是些讥笑和讽刺。 贝多芬在秋季的音乐会节目单中除了交响曲、四重奏和钢琴乐曲之外，再加上了《三十二首c小调钢琴变奏曲》。这些变奏曲有它的特点，但是完成后贝多芬又不满意了。他有更伟大的创造力，能够有更好的杰作。他预备接受一切的要求，不论是为葡萄剧院一年一度所写的大歌剧或是一些小的舞台剧，甚或是为爱丁堡的佐治·汤姆逊所写的一些室内乐曲；他答应为苏格兰的主顾写3首三重奏，3首弦乐五重奏、3首四重奏、1首五重奏和2首二重奏奏鸣曲；同时，他还答应替他们将苏格兰的歌曲改编一下。 12月23日，葡萄剧院的第一小提琴手弗朗兹·克雷蒙第出现于某一个音乐会中，贝多芬也在场。音乐会演奏他所作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 听众在迷人的音乐的感染下如醉如痴，大声地欢呼“再来一曲！”这替贝多芬铺下了一条新的道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宗教音乐——创作的新领域 到了1805年末，安德理亚·雷苏莫斯基伯爵已成为贝多芬的保护人。接着，贝多芬就有三首新的弦乐四重奏问世，并且作了一次演奏。伯爵跟贝多芬在维也纳住得一样长久（除了暂时的离开之外）。他是俄国驻奥国的大使，他的财产和声望是惊人的，甚至在维也纳也如此。当他要求贝多芬作一些三重奏曲后，他又动工在唐纳运河旁兴建一座新的宫殿，宫殿中有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和许多艺术珍品；他还供养了一批被誉为全欧洲最佳的四重奏演奏者。这么多的善举也许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冯·孙公爵夫人促成的，因为她是贝多芬的挚友和最亲密的崇拜者里区诺斯基的妹妹。伯爵在里区诺斯基那里得到了两个出色的演奏者，休本柴成了他终身的第一小提琴手，惠斯是他的中提琴手，林佳是大提琴手；有时，第二小提琴手由他自己担任。 这回，贝多芬也不甘落后了。他要在宫殿未建好之前，或者说在出色的演奏者没有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完成他的音乐创作工作。其中两首曲子的主题，具有真正的俄国风格，这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潮流。 休本柴为贝多芬所创作的这几首新曲子作了第一次判断性的演奏。在场的其他演奏者都放下了乐器，以为贝多芬在同他们开玩笑。 看来，贝多芬的这次尝试是不成功的。 1807年，新的要求不断地从宫廷传了下来，贝多芬也都接受了。尼古拉斯·埃斯特海遂王子要求贝多芬在他的公主定名的那一天，创作一首弥撒曲。贝多芬正在赶紧完成他的《命运交响曲》（作品第67号，又称《c小调第五交响曲》）。他预计在埃森城准备完毕，并于1807年11月13日作公开演奏。这个区域以前就是海顿所演出的范围，海顿在那时也有相同的使命，如今日的贝多芬一样。《c大调弥撒曲》（作品第86号）给人的印象不及《橄榄山上的基督》（作品第85号），因为他没有把握住主题的深刻意义。不仅贝多芬如此，海顿和恰罗比尼也不例外。 贝多芬将这首弥撒曲寄给了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表示只要此曲能出版，他就情愿送给他俩作为一件合适的礼物。贝多芬的态度显然是处于防御的一方；同时，他受托所作的曲子也得赶快完成。这整整的占有了他夏季里两个月的时光，使他对于《命运交响曲》没有更多的时间思索。 贝多芬不断的接受别人的委托作曲，影响了他自己创作的主流。以《命运交响曲》而言，它很可能在1805—1807年就可以完成了。但是有《菲岱里奥》、雷苏莫斯基的四重奏和《c大调弥撒曲》的阻挡，当然他不会因以上的阻拦而失去其原有的力量。第一次在他的草稿中出现的开首主题是平淡而无刺激的，换一句话说，他那时要完成其作品还没有准备。直到第一乐章主题力量集中时，才驱散了一切疑虑的云雾，呈现出直接而清晰的风格。 贝多芬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他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他的想象也逐渐的丰富，形成了《命运交响曲》的轮廓。这首乐曲突然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在他的心灵中自由地发展着，变成无数不同的形体，一点也不放松，直到完成了谐谑曲和最后一个乐章 。 当贝多芬那丰富的想象力还没有发展到一个相当活泼的程度时，那种力量的选择和方向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他的草稿簿上是一团胡乱而没有规则的符号，许多计划都无声无息地消失掉了。在这种情形下，也产生了《第九交响曲》（作品第125号，又称《合唱交响曲》）的一部分影子。他的头脑中储满了音乐的思想，要应用的时候，他才会搬出其中的一部分来。在18世纪的最初8年中，贝多芬先后完成了六首交响曲；这些乐曲在创作时间上的距离都相差无几。 贝多芬所作交响曲曲目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当曲目数序为奇数时总是比较庄严，甚或是狂妄大胆而敢于创新的；为偶数时则比较温顺、颇为愉快。休蒙说《第四交响曲》犹如“一个温柔的希腊少女，处于两个罗萨巨人之间”。接着《命运交响曲》以后就是富有田园风味的《f大调第六交响曲》（作品第68号，即《田园交响曲》）。4年以后，又是有一定联系的第七、第八交响曲，都是1812年完成的。此后足足隔了10年之久才出现了伟大而庄严的《第九交响曲》。 除了他丰富的管弦音乐作品之外，歌剧班管事和剧作家总是幻想着贝多芬一定会带给他们一出伟大的歌剧。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如愿以偿，因为剧院不是他的天下。贝多芬当然也不愿意徒劳地耗费他宝贵的能量，去碰机会和试验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他要获得更多的财产，他要让自己的名声显赫于世，超过韦勃和恰罗比尼的成就。这才是他所要做的事。 到了1808年，贝多芬在葡萄剧院为自己安排了一场演奏。他收集了4年的作品，完全是外界闻所未闻的。节目的开始是《田园交响曲》，接着是一个独唱和c大调弥撒曲中所摘出的三段：第一节以第四钢琴协奏曲作结，钢琴由他自己独奏；第二节开始是《第五交响曲》（即《命运交响曲》），同时包括了《弥撒祭曲》中《神圣》一段和一曲钢琴独奏，最后以钢琴所奏的《幻想曲》作终结。 这次音乐会带给了众人以新的音乐观念，作品积聚得颇多，从最大型的到最小型的；几首交响曲集中了作者的力量，但这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一开始时就遇到了困难，那就是准备的节目太多了，对于演奏者当然不是适宜的。当贝多芬看到这种情形时就变得不耐烦起来了。他以为音乐一定要演奏下去，除非他在另一个地方。 交响曲演奏后利哈特与劳勃高维兹同坐在包厢内。利哈特说：“演出是如此的失败，使我们的忍耐到了最高的限度，乐队和歌唱者形成了一个极不调和的局面，看起来要完成这一次的演奏简直有些不可能，因为他们遇到了重大的困难。”音乐厅内充满了12月里寒冷的空气，听众们颤栗着，坐了整整4个小时；王子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平静态度，因为他们显贵的地位不允许他们在演奏完毕以前就离开。最不幸的是《幻想曲》的演奏完全走入了错误的道路；贝多芬停止了他的演奏，要求从某处重新奏起；演奏者却是死般的沉寂，不再继续他们的演奏了。这个音乐会若按照原稿演奏，恐怕是音乐中最美妙的声音；现在经过了他们错误的演奏，乐曲就变成了不受大众欢迎的音乐了。 恼人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地增加着，更使得贝多芬对于维也纳不满。他继续对这个首都发怒，尤其是在法队占领下的舞厅里。歌剧院里演出的都是一些卖弄风情的戏——这都是寻找快乐者欢迎的；在这里，交响音乐会和贝多芬华丽的音乐是没有地位的。但从别的城市来的消息说，贝多芬的交响曲已在各地奠定了基础，并且已趋于大众化了；莱比锡的琪凡特霍斯渴望着从贝多芬手上接到新乐谱，在那里，他的音乐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赢得了普遍的喝彩。好多地方都有与这相同的事情发生。他在音乐界的地位仅次于海顿和莫扎特了。人民对他是如此的热心和拥护。出版商是一支温度升降表，尤其是莱比锡的出版商。 从远处传来的这么多的佳音，更使得贝多芬不愿意在维也纳久留了。此时，他的《皇帝钢琴协奏曲》亦具雏形。他没有忘记当年在宫廷中请求谋取一个固定职位而遭到拒绝的事情。他的朋友还时常听到他唠叨着维也纳的无意义和王子们的吝啬。显然，他意欲离开维也纳，而且宣布在1808年秋即将动身。他立刻就接到威司特凡里亚皇帝奇罗米·波拿巴的召见。奇罗米只有26岁，依仗其兄拿破仑的权势作了此地的皇帝；但他却是一个无用的皇帝，也没有多少音乐知识；他的意图是将贝多芬召来之后以炫耀他的宫廷。 贝多芬每天只做极有限的工作，因而有时间可以作曲，同时还有一个可靠的生活来源。 贝多芬在卡塞尔安定的生活又因为自己的第五、第六交响曲而蒙上了一层阴影。在1809年1月7日，他写信给白莱特托夫和哈代尔说：“奇罗米强迫我离开了这最后一块德国属地，是使用了各种最卑劣手段的结果。” 当贝多芬不能再在卡塞尔住下以后，一个非官方的建议要他仍旧留在维也纳。他非常小心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字都仔细地考虑过。他说，希望能每年得到奇罗米所付给的那样多的薪金——4000弗洛林，而赠予者的名字将被题写在作品上；他可以在任何时期充任宫廷中的乐队指挥，每年他可以要求在葡萄剧院举行一次音乐会，同意由他指挥一个出色的乐队。如答应以上条件，他将不再离开维也纳。 各项要求在1809年3月1日获得完全的同意，并由下列三人共同出资：鲁道夫——1500弗洛林，劳勃高维兹——700弗洛林，费迪南·金斯基——1800弗洛林，总计4000弗洛林。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钱并不是公开给他的，也不是州法律所规定的，而是从三个仰慕他的贵人的衣袋中掏出来的。每个人都比他年轻，这的确是一个漂亮的回答，特别是劳勃高维兹的一份。他这一笔钱数目真是不大容易凑齐。总之，这笔钱足够贝多芬的一切所需了，另外还有从出版商那儿取得的收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婚姻——人生幸福的憧憬与幻灭 1806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贝多芬的情况是很难以捉摸的。 维也纳的佳肴和钱财于贝多芬而言已成为普通的事了。从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他的咒骂，他还习惯于在不快乐的时候猛力地拍桌子，这都是他有了钱以后才有的发泄行为。贝多芬真是太活跃了，差不多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和几个朋友一起一面喝酒，一面谈笑的情形。他时常在里区诺斯基、劳勃高维兹和雷苏莫斯基的家中出现；音乐厅则是不大去了。妇女们对他的兴趣也在日趋增加。他会将衣服穿得很整齐以取悦自己，他的结婚的念头又日甚一日了。但他又时常感到悲哀，假若他所期望的收入一旦失去之后，那情形又将怎样呢？他希望结婚，正如同任何一个普通的男人一样。他曾经发过誓，他的收入一定要达到能够维持一个妻子的正常生活时才结婚。可是，他又想到，万一遇到战争或日常的不幸事件的发生，没有谁来光顾那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音乐时，他怯懦了。看来，贝多芬患得患失的感觉是太强烈了，使他永远不能满足。 贝多芬的婚姻能否像他个人理想中的那样美满、快乐，实在是一个疑问。有许多情况都可以成为他不能结婚的原因。比如：贝多芬突然会从他的房间中消失好几个小时，午饭也不回家吃；回家以后，却又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会见任何一个人；或是风尘仆仆地走在维也纳和巴登道上；或是突然地离开了他的寓所而直奔匈牙利。 这几年中，贝多芬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爱护，名誉包围了他，人们尊重他，其基本的原因是他不断地有交响乐曲创作问世，还有四重奏、奏鸣曲等，并具有坚定的信心、敢于冒险的思想和永不枯竭的力量。 贝多芬一生中音乐对他的吸收力是无比巨大的。对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他一拿到手就都想要，甚或显得有些贪得无厌。他听音乐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耳朵凑上去，像是想吞下海顿、巴哈或莫扎特的作品；若有可能，甚或要用手去碰碰它。他所作的音乐，在当时是咒骂多于称颂。他贪得无厌地读着古代作家的作品和现代的诗句，那并不是为了文学上的颖悟，也不是为了言语上的美丽，不过是为了收集一些故事、戏剧和贵族们的观念。在这些东西中，他时常搜寻歌剧的题目。诗句对他也是很有用的，不但能配在歌剧里，而且还能用在启迪乐思方面。 贝多芬的一位医生经过了长久的调查，终于完成了一个报告，称：贝多芬曾经染过性病，问题就在于他是何时才传染上这类疾病的。但是，这个原因终究不能探察明白。 该报告接着议论说，贝多芬的耳聋一病的起因可能就是性病，但也不能完全确认这种说法。 1826年，第·哈伐赛公布了一份备忘录，他相信是贝多芬在1819年写的，贝多芬的意思是要一本“关于所有性病的知识和医治的书籍”。西奥道·冯·弗利梅尔在1812年也说过贝多芬“有一种不知名的疾病”。佐治·格鲁夫爵士写道：从尚耶那里得到的可靠消息说，贝多芬是有过这种病。而这消息又是尚耶从贝托里尼医师那里得来的。 还有一件关于两张药方的事，但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资证明。在贝多芬去世以后，贝托里尼便将这两张药方毁掉了。这药方开出的日期大约是在1806—1815年间。那时，贝多芬与贝托里尼有着深厚的友谊，医生当然有将它毁掉的理由。贝托里尼慎重地处理此事，能够得到别人的敬重，但因为他这样做了以后，遮掩了事实的真象，迷惑的种子招来了更多的猜疑和过分的好奇。欧内斯特·纽曼在“无意识的贝多芬”中说，贝多芬在严重梅毒的威胁之下，产生了“不健全的性迷惑，”因为从“1796年直至他的生命终结之时，他没有亲近过女人”。 结论是有趣的，但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实这个假说。谈到他患性病已有30年历史，但是没有理由可以说他患的疾病一定是梅毒或不可医治的。假设他患的梅毒的话，他的听觉也就因此病的侵袭而丧失了，可是他仍旧企图结婚足足有四年之久，正式提出来至少也有三次。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一定知道的——不必再听信其他医生的传言。 贝多芬的音乐艺术是爽直而富有朝气的，绝不似社会上的无赖。他的理智又很健全，所以直至如今，这个问题仍是一个谜。 贝多芬的艺术思想是那么的高尚，纯洁而美丽，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高傲自大。他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上至大主教，下至普通的平民，绝无例外。据观察，他的高傲自大的态度是维持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地位所应采取的态度。他不喜欢处于防御的地位，费迪南·兰兹常避开贝多芬的直接发怒。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任性的强横。这也是他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大约是在1804年，贝多芬为华尔特斯坦作了一首奏鸣曲，但在出版的时候却将它分了开来。“当贝多芬第一次弹奏给我及我们的朋友克伦福尔兹听的时候”，兰兹写道：“它使我们非常的愉快，而且吵着要他再弹奏一遍，他答应了。在归家途中，我经过里区诺斯基家的门口，跑了进去对王子说，贝多芬所作的一首曲子真是清新明丽。听罢，王子叫我将所能记得起来的乐曲弹给他听，叫我弹了一遍又一遍。就这样，王子也学到了此曲中的一部。为了让贝多芬吃惊，次日，王子就去见贝多芬，并说自己作了一些曲子，似乎不难听。贝多芬说不想听，王子则不管这些，坐了下去弹出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贝多芬听了大为发怒。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从此以后我再也听不到贝多芬预先为我弹奏他的作品了。” 虽然贝多芬非常喜欢小孩。但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他仍不能做到“仁慈”一点。有一次，兰兹离开他而去了西里西亚一趟。回来时，兰兹正碰上他剃胡子，两人因久别而施亲吻礼，兰兹的脸上也粘上了肥皂泡，两人就相互大笑起来。但是当贝多芬演奏他的歌剧《菲岱里奥》给他的一群朋友听的时候，兰兹却被严厉地拒之门外。 有一个朋友也同样因此而险些铸成大错。此人有一次弹奏他自己所作的一首进行曲，当一位有地位的夫人要知道谁是作曲者时，这人答道： “这是贝多芬新近作的一首进行曲。”夫人立刻就说此曲非常的美。日后，贝多芬在场的时候，这位夫人为他的“新进行曲”而表示祝贺。“什么新进行曲？”贝多芬听了，立刻就起了疑心。这位夫人就叫那开玩笑的人再弹了一遍。他便立刻向贝多芬打了一个招呼，告诉了他自己所讲过的话。贝多芬正要发怒，但望着眼前的这位有身份的夫人则又不好意思；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 贝多芬在贵族的住所内对有地位的人，喜欢毫不留情地进行嘲弄，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一次，贝多芬到里区诺斯基在西里西亚的别墅去，在那儿有一群法官。他们要贝多芬演奏一些曲子，也许是希望贝多芬给他们弹奏新作的奏鸣曲。但是，贝多芬不乐意为他们弹《悲怆》奏鸣曲，他对法官没有好感，甚至于对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亦是如此。贝多芬说，我不是任何人的仆役，更不是任何人命令我弹我就会弹的。那些法官恐吓他说，若不为他们弹奏一些曲子的话，就将把他禁闭起来。贝多芬就跑出了这间房子，尽管天色已经很晚，还下着很大的雷阵雨。他独自走到了屈劳伯，然后乘车尽快地返回了维也纳。里区诺斯基不久之后也就原谅了他、忘记了此事。 贝多芬和司蒂芬·冯·勃朗宁的友谊是长久的，但也不可能不发生任何争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司蒂芬有缄口不言的习惯和特殊的忍耐心。1804年，他同贝多芬因他们的共住寓所而发生了争执，尽管朋友、亲戚们作了调解，但毫无收效。不久，勃朗宁以为纠纷已经完结了，便要求恢复他们之间的交往，并在没有得到贝多芬的认可时让兰兹作调解人。贝多芬给兰兹写了一封长信，作了一些自责，尽管争执已是七个月之前的事了。贝多芬在给兰兹的信中又提及此事：“在许多事件中，我能够隐蔽自己的感觉，但是当我正在烦恼，特别是使我容易发怒的时候，我所发出的暴怒，其程度会比任何人都厉害。” 按照兰兹的说法，司蒂芬没有得到贝多芬的谅解。差不多过了一年，他们又偶然相遇。贝多芬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司蒂芬，要求恢复两人之间的友谊。“让我们将那件不愉快的事永远埋葬，我亲爱的司蒂芬，我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又做了些什么？我知道我伤了你的心，我内心的痛苦也是难以想象的。它已责备够了我；我觉得你并不坏，不，假使我再如此，我将不值得成为你的朋友了。这都要你宽大为怀，而不是我。‘猜疑’不应当再存在于你我之间，我忠实、亲爱而华贵的司蒂芬！请你原谅我所给你带来的创痛，我也非常地难过，自从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以后，我第一次觉得你的心是多么的仁慈而今后也不会有所改变。” “我敢确认你在不久的将来会回到我的怀抱里来。” 能够了解贝多芬个性的人，只要等待他的暴怒过去即可相安无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如此。有如暴风雨过去后的平静一般，贝多芬也在大发脾气之后又恢复热情、高贵而又可爱的常态，彬彬有礼，极富耐心地回答一切繁琐的问题。陌生人看见了会感到惊奇——这样的一个“恶人”，会如此诚恳而亲切地接见自己！ 当然，有一种情形又另当别论。若有某位不识相的来访者，在贝多芬整个身心被音乐所占据的时候进入他的房间的话，毫无疑问，他将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出来。 当贝多芬坐在钢琴旁的时候，他会忘记自己的所在，在许多宾客之前忘乎所以：不取下头上的帽子，口中时不时地发出“啊！”或“呵！”的声音，把钥匙拿在手中敲打。在他为吉丽达和茜丽萨独奏一段极缓慢的音乐时，贝多芬会不再弹奏那种平时易于为人所领悟的音乐。这音乐恐怕是从他自己隐密的内心中所发出的，甚或是梦境中最强大力量的反射。 1809年1月里，贝多芬住在匈牙利安娜·玛丽·埃柏特伯爵夫人的家里。她也是贝多芬的忠实支持者，并且每年付给他相当的薪俸，以使他有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她只有29岁，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小女人”。 伯爵夫人请他来别墅中居住，而贝多芬却是永远地在变更着住所。他是一个单身汉，无须顾虑一切，他一觉得不舒服或跟房东吵了架就可以立刻搬家。他对于仆人的问题最感到头痛，便雇佣了一对夫妇来照料自己的起居。 贝多芬在埃柏特住了两个月之后，他和佣人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伯爵夫人用金钱的方式想保持他们的平静相处，但没有什么效果。 贝多芬又流离失所了。两个月后，战争再度威胁到维也纳。皇族在1809年5月4日离开了此地，贝多芬的恩人大公爵也在内。许多名人也跟着在逃难。这些人的离去就是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作品第81a号，又称《降e大调钢琴奏鸣曲》或《再见、离别和归来奏鸣曲》）的起源。 鲁道夫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归来；永别的人很多。 到了5月10日，贝多芬发现这座即将被占领的城市中心已没有一个显贵的朋友，埃杜得也已离去，甚至柴姆斯加尔也找不到了。 法军在斯毕特尔堡架起了榴弹炮，于晚上9点钟时开始轰击法朗，成群的居民钻入了每一个可能避开炮弹的地下室。贝多芬住所的窗口正对着法军的炮阵，他就避到洛恩斯坦加萨的弟弟卡尔的家里去了，贝多芬蹲在地窖里，用一个枕头掩住了自己的头，以减少他那可怜的耳朵因剧烈的震动而受到的痛苦。 炮轰终日没有停过，许多住房都着了火，受伤的居民被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次日下午，维也纳陷落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拿破仑再度在勋勃萨皇宫住了下来。 幸运得很，贝多芬的两位恩人劳勃高维兹和鲁道夫已将他们应付给他的钱支付了。而现在他俩也不知去向，贝多芬的收入将断绝了。看着同伴一天一天地减少下去，纸币也在贬值，他惟一感到痛快的就是嘲讽并痛骂法国人。“啊！这不幸的法令宛如一个荡妇在引诱着。”他写给弗朗兹·冯·勃朗斯维克说：“我或许像尤里赛斯，将我的耳朵用蜡封起来，拒绝签署一切文件。”贝多芬有足够的时间去顾影自怜，常去的城镇早已被封锁了，海林根城变成了一所兵营，甚至兵营也关闭了；他只有在这座荒凉的城市中感到愤怒。 在这个夏天中，贝多芬为缺席的大公爵编纂了一本音乐教科书。年轻的勒斯特有一次看见他在一家餐馆边，向一个路过的法官挥动着拳头，狠狠地说：“如果我了解战略能和了解音符对位法一样清楚，我一定给一些颜色给你看看！” 战争并没有激起贝多芬为国家复仇的热情，只不过使他厌恶战争，而战争对他所施加的压力和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他写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的信中说：“在我的四周围绕着的是多么粗鲁的生命啊！除了战争、大炮、男人和各种令人沮丧的事以外，别的就一点也没有了。” 当年夏季的最后几天中，贝多芬到匈牙利去了，可能在那里拜访了勃朗斯维克。音乐的思想此时又重新涌了起来，他作了两首钢琴作品，是题赠给弗朗兹和他妹妹茜丽萨的。那是《c大调幻想曲》（作品第80号）和《升f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78号），完成的时间是10月。到12月，他又交给了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74号，又称《竖琴四重奏》）和一首新的钢琴协奏曲。他在1809年的草稿簿中，一页接一页地写满了乐号，也就是以后《第七交响曲》（作品第92号）的快板和最后一乐章 ，《第八交响曲》的第一和最后一乐章的大概轮廓。里面也有席勒的《欢乐颂》序曲的草稿，对席勒的兴趣可能是在宫廷剧院所演戏剧中的诗句聚集起来的。 早在1810年，人们又发现贝多芬的生活进入正常而舒服的阶段了。他又回到了巴斯瓜拉地住房的四层楼上安顿了下来。1804年，他曾来此地居住过。他颇为忙碌，精神也很好。这年的第一个月就完成了《爱格蒙特》序曲，同时在接洽和预备着它的演出。5月24日，在霍夫堡剧院演奏，他抱怨剧院的穷困，使他在这次演出中没有拿到一分钱。金斯基忙于作战指挥还没有回来，所以没有付给他薪金，劳勃高维兹和大公爵则忙于应付他们自己的事情。自从拿破仑严禁货币自由兑换之后，他好久没有收入了。最后，克莱蒙地从伦敦接济了他一些钱财。这一年中，他没有作多少乐曲。自从创作《爱格蒙特》（作品第84号，为戏剧配曲）以后，仅作了一首《f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95号），大约是在秋季里完成的。富有罗曼史气息的年头里，贝多芬再度开始考虑结婚的事。他在写给格拉夫·依格拉兹·冯·格立却斯顿的信中开玩笑说，“请替我寻找一位妻子，假若你能找到一个美丽的女性，一定请介绍给我，快一些去找吧，但一定得是美丽的，我不能爱不美丽的人，或者，我将爱我自己。” 格立却斯顿与司蒂芬·冯·勃朗宁都是军部里的副秘书，同贝多芬在一起相处已有了好几年。格立却斯顿介绍贝多芬到玛尔法蒂小姐的家里去——她的叔叔是一位医生。玛尔法蒂的家庭犹如维也纳许多充满了愉快的家庭一样，都受过良好的艺术和音乐教育。两个女儿茜丽柴和安娜年龄相差仅一岁。 贝多芬在1810年认识茜丽柴·玛尔法蒂时，她大约是18岁。她仿佛是突然地长大了起来，而且非常讨人喜爱。先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令人欣喜的。这个花季少女被引入了音乐和艺术的佳境之中。她喜欢静心地听着，也很有悟性，好像在眨眼之间就飞身进入了光明而繁盛的境地。 人们看到贝多芬在39岁时又做了一次求婚者。他写信给柴姆斯加尔要一面镜子，并让格立却斯顿代他买一些紫花布和几件亚麻衬衫，同时至少再买半打领带。信的最后写着：“祝贺你和我都有好运。我应该怎样祝福我们所爱的人才好？”格立却斯顿也被包括在内，因为他正爱着安娜。无疑，贝多芬的期望值不是很高的。贝多芬继续写道：“至少这几个问题是加在我的头上的。再会，祝快乐！但是我不。” 贝多芬当然被茜丽柴·玛尔法蒂的轻浮作风所迷惑。她的一幅肖像是如此的炫耀：宽大的袖口，一顶宽边的帽子，看上去都是很时髦的。她的妹妹说她有“一丛鬓发，黑褐色的眼睛，鼻头稍微翘起来了一点，还有聪明而热情的气质，她是顶愉快的”。 “我是惦念她们的。”贝多芬写信给格立却斯顿：“在她们的一群里，我是如此的快乐。谁刺伤了我的灵魂而遭受到创痛，我就可以在她们那边复原。”他为玛尔法蒂买了一架钢琴和一打精美的扣子，虽然他做的许多事情都违反了他自己的原则。 贝多芬很快堕入情网。 当年4月25日，贝多芬写了一首独奏的钢琴小品致给学生兼恋人的玛尔法蒂，曲名为《a小调巴加泰勒》，题赠为“赠特蕾泽”。此曲是由第一个为贝多芬写传记的德国音乐家诺尔在玛尔法蒂的遗物中发现的。诺尔将曲名录为《致艾丽斯》，后即以讹传讹，成为正式曲名。那就是献给她的。 此后的信件都是没有时间的。贝多芬第一次写信给玛尔法蒂大约是在4月底，她随全家搬到乡下住去了，贝多芬为此而感到忧郁。他谦逊而谨慎地写着，抑制着他真正的情感，好像是一个年老的人在给幼年的孩子以训导似的：“请你不要忘记了那架钢琴，至少从音乐角度说应该如此。你在这方面很有天才，为什么不将你整个地献了出来？你一定会感到它的美丽和优良，你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它呢？你将认识到艺术的华丽和崇高，而它所辐射出来的光线将照射在我们的脸上。”这虽然不是在讲道，但却是一种极为诚恳的忠告。那么，什么才是他心中所不能遏制的？“我是非常的孤独和冷静，我或许能再度震醒过来，但是自从你们离开此地之后，我体会到内心的空虚，不能感到满足，甚至我平时信仰的艺术也得不到任何的成功。”他提议送给她几本书，以作为乡间的消遣，如歌德和舒里格的作品。“你是多么的幸运，能够如此快乐地重返故乡。我自8岁以来就没有享受到这种快乐了。幼童时代，那是多么高兴啊！奔走于丛丛野草、浓密的树林之间，穿行于俊逸高大的山石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一样如此地钟爱和倾心于自己的故乡，那边不正是发出了我所渴望的回音吗？” 这封信中，贝多芬又以温和的口气请求玛尔法蒂允许他去作“短期的访问”。他的思想是很大胆的，没过多久——5月2日，他写给科布伦兹的韦格勒，要求给他出生年月的证件，信中没有说明原因，但很迫切。他的意思也是很明晰的了。他回顾了过去的一切，考虑到现状，将踏出生命中重要的一步。又一次，耳聋抵抗了他所做的一切，成为了他最大的障碍：“我将得到快乐，或者是人类中最快乐的一个，假使没有魔鬼占据我的耳朵的话。我不知从什么地方听人说：人不一定与他的生命在一起。哎，生命是如此的美丽，但它对我却含有毒素。” 贝多芬显然没有按自己的提议到乡间去，但他却托付格立却斯顿送了一件礼物，因为他怕受到当面被拒绝的打击。他将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慎重的格立却斯顿身上。因为这是一位与双方关系都十分融洽的最佳人选；再则，他已与安娜订了婚，只是没有公开宣布而已。 贝多芬给格立却斯顿写了这样一封信，同时附了一些关于他的命运的话。 “亲爱的朋友，希望你能够得到她们温暖的抚慰。可是，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一起去呢？再见，我们将在星期三早晨再相遇，这封信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全世界都要谈到它。假使你发现所用的纸不够清洁，请另换一张，因为我是在晚上写的，所以看不清它到底是否干净。再会，亲爱的朋友。” 次日，贝多芬为了释去前疑，又写了一封信：“你生活在安静和平的海洋之上，或者说是在安全的海港里准备了一切，你有没有觉得一个朋友的困难，他仍处于暴风雨之中——在维纳斯的群星中，她们将想象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们没有我在时又是如何地评论我的呢？我是如此的谦逊，在她们没有邀请之前，我将跟你一同前往，只要你对我坦白的表示，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再会，假使你不能来，让我知道事情是如何的演变。请为我而作想——我不能相信纸上所写的，更能表现我心中所想的。” 另一张纸条好像是因为他没有在贝多芬的寓所进早餐而写的。那一定是很不愉快的一幕，格立却斯顿也一定是被逼迫得伤了朋友的心，毁坏了他理想中所建成的大厦。 那时，贝多芬的确感到非常的痛苦，但还不至于到了极点；他仍旧如往常一样去拜访玛尔法蒂的家庭；甚至到1817年，茜丽柴·玛尔法蒂嫁给了冯·特洛斯帝克男爵以后。松立斯摩医师在日后描写玛尔法蒂说： “她是一个美丽、活泼、聪明的女人，一个极佳的钢琴手。除了她的叔叔（有名的医生）和贝多芬的朋友之外，别人一点也不知道她跟贝多芬有过一段多么亲密的关系；甚至一位男爵夫人的亲属也不知道她和贝多芬的友谊已达到接近谈婚论嫁的程度。” 温顺、善良的玛尔法蒂和她的家庭慎重而严密地保守了这个秘密，但韦格勒和勃朗宁从贝多芬索取出生证件一事知道了他有结婚的念头，他们也注意到了他日后的失望和沮丧。 1817年，格立却斯顿娶了安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恋人贝蒂娜与友人歌德 贝多芬对自己在外貌上的弱势是十分清楚的。他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话语：“我只能从自己的内心找到支持，在我的外表上，则是无一可取之处。” 就在贝多芬的巴斯瓜拉第寓所，这位天才的作曲家又谱写了一曲新的《罗曼蒂克之歌》。 某天，贝多芬正坐在钢琴前演奏。他的眼前却出现了一首新的歌谱，还有两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一个青年女子轻柔的声音凑近他的耳朵说：“我是贝蒂娜·白兰坦诺。” 贝多芬回过头来，看见了一张陌生的面孔。她是一个25岁的、让人赏心说目的女子，苍白的脸孔，衬以黑发和珍珠项链，身着一袭长而黑的礼服，腰部打了一个结。这衣着很漂亮，但让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是贵族的一员。黑亮的眼珠直视着贝多芬，像是在搜寻着、探索着什么似的。 贝蒂娜的名字很受人欢迎。她的家庭曾经很有名望，而且也与贝多芬有一定的联系，她是贝多芬的朋友弗朗兹·白兰坦诺的妹妹。弗朗兹娶了安东妮·冯·勃根斯朵克为妻。安东妮劝丈夫从法兰克福搬到维也纳来，跟自己患病的父亲住在一起。勃根斯朵克的宅邸是极华丽的，从窗口可以看到柏拉特和雷苏莫斯基家的漂亮的草坪。霍弗拉特·约瑟夫·冯·勃根斯朵克新近退休下来，造了一所巨大的住房，里面各种设备都极为完备。 贝蒂娜也到了这所房子里居住。她被许多铜雕像，油画，古代的纪念物，舶来品玩器和数不清的书籍迷住了。贝多芬也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地出入，是四重奏的演奏将他带到了这所住宅。有时，贝蒂娜的嫂子安东妮·白兰坦诺卧病躺在自己的房中，贝多芬就会直接跑到这住宅的接待室中，坐在室内的那架钢琴前，即兴作曲或演奏一番，然后默默地离去。白兰坦诺的孩子崇拜贝多芬，有时会跑到接待室中去，送给他一些小礼物。 贝多芬继续往勃根斯朵克的家里去看望、即兴演奏，当贝蒂娜听到了贝多芬的《c小调幻想曲》（也可能是《月光奏鸣曲》）以后，她就决定到贝多芬的住所去。她的家里人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贝多芬有三处住所，他常是躲在其中的某一处，且不愿见任何人的，就算找到了他，也不大可能接近他。 而贝蒂娜却不相信这些，仿佛凭直觉就可以在巴斯金的寓所中找到他。 贝蒂娜的到来正巧在一个十分美妙的时刻，贝多芬非常高兴地向她背诵起诗句来。 贝多芬对她说：“我刚好为你创作了一首美丽的歌曲，你想不想听？”他随即唱起刚完成的歌——歌德的《你熟悉此地吗？》。他有着耳聋人特有的粗壮而激动的声音，表情也十分活泼动人。“你喜欢吗？”他问。 贝蒂娜惶然地点了一下头，但没有作声。 他又唱了一首《明云》歌剧里的歌。他的眼睛盯着她，注意着她面部表情的突然变化，那双眼睛在闪闪发光。“啊！”他说数，“多数的人都接触过好的东西；但他们没有碰到一个可以被称作‘整体’的艺术家，他们从不哭泣。”然后，他又唱了起来，是歌德的词。 贝蒂娜完全被他的歌曲迷住了，贝多芬也为她具有那种对艺术的感受力而深感高兴。她完全地、直觉地接受了贝多芬演唱中的灵性，假如她的反应不是完全真实的，只要稍有假装，那么，贝多芬是一定不能容忍的。 贝多芬提议送她回家；她则提醒他说，在勃根斯朵克家中有一个午宴。 贝多芬欣然与她一同赴宴。她要婉言提示他应穿得整齐些。贝多芬在衣柜里选了好久，试穿了好一阵，逗得贝蒂娜笑了好久。 贝多芬和贝蒂娜并肩走上了街市。他说话的声音很响亮，还一边做着手势。而她则专心致志地听着，忘情地行走着，完全忘却了他们是走在街道上。 午宴过后，所有的客人都到屋顶的尖塔上去远眺；当众人都下来以后，贝蒂娜由贝多芬陪同着，留在后边。“别人都下去了，只剩下了我和他，他又唱了起来。”贝蒂娜在两年之后写的一封信中还谈及此事，足见两人当日感情之深。 贝蒂娜对这些还有长长的记述：“一个音乐家就是一首诗，那一双极富迷惑力的眼睛常显示出他的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心灵。在那座小小的尖塔上，美丽的5月正下着迷濛的细雨，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他说：从你的眼中，流入了我心中最美丽的主题，在我贝多芬停止指挥之后，它将使世界的面目为之一新。若上帝允许我再多留几年，我将再见到你一面。‘亲爱的、亲爱的贝蒂娜’，这个声音在我的内心中是不会消失的，虽然我的大脑可以决定我接受别人的爱，但我将选择你，你的嘉许是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更宝贵、更亲密的。” 日复一日，他们俩聚在一起。贝蒂娜陪伴着他游玩，激励着他交谈一些关于艺术的话题。贝蒂娜此时是正为贝多芬所需要的，她那活泼的天性改变了他。他们常谈起歌德的轶事。 到了8月，贝多芬又回忆起可爱的春天里和贝蒂娜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他写道：“从你的眼中透露出善良的心意，你的胸中充满了情感。在那几天中，你对我是多么的亲近啊！或者不如说是相互依靠在一起。我保存了你所写的一切光辉而可爱的回答。对于我这早已变坏的耳朵而言，这些回答是我最佳的纪念品了。自从你离去之后，我多了烦恼和阴暗的时间，我不能够再做什么事情。当你离开后，我整整在街头上徘徊了三个小时。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安琪儿能够那样让我眷念了。” 贝蒂娜给歌德的信对此也有详尽的记载：“贝多芬每天到我这里来，或者是我到他那边去。为了这些，我忘记了社交、集会、剧院，甚至忘记了圣·司蒂芬教堂。贝多芬对我说：‘你要在这里看些什么？我将侍候你直到傍晚的来临。’我们走过了薰勃伦的大道。昨天，我与他同去一个花朵盛开的花园里，所有的花都张开了，阵阵的花香多么醉人！贝多芬在炙热的阳光下停住脚步说：‘歌德的诗有一股极大的力量，它占有了我，不但是它的内容，而且还因为它的韵律；他的语言是崇高的，在我的作品中采用了它才会得到异常的、特有的音乐上的和谐。’” 这些交谈在贝蒂娜的胸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吸引了她的更多注意力和兴趣。她发现贝多芬很久以来就希望会见歌德，但不知如何去进行。她却要将这两位伟大的人物聚在一起，让歌德能对贝多芬有更大的帮助。她写信给歌德，述说贝多芬是如何称赞和钦佩他，并进一步介绍贝多芬如何解释自己内心的“音乐的成长”：“我追逐着那美妙的旋律，热情地俘虏了它。我有时看着它在飞翔，在频频的动荡中消逝了去。现在，我重振了我的精神，又占据了它，我被催促着赶快去把它发展开来，最后，我终于征服了它：看啊！一首交响曲音乐和真诚是智慧和敏感生命的媒介质。我很高兴地谈论此事，你懂我的意思吗？音乐是步入另一个世界的、无法向他人交谈的入口，它是了解人类的一种知识，但人类却不能明白它……每一种真正艺术的创造是独立的，较艺术家本身要有力得多。” 贝蒂娜将这些谈话录交给贝多芬看了以后，他惊讶地说：“我说过这些话吗？那我怕是有些发疯了！”但是，他并不反对，也没有阻止贝蒂娜将这封信寄给歌德。 贝蒂娜的这支善于辞令的笔让历史学家感到头痛：她感觉特别敏锐，善于纠缠事实真象。 歌德善于对付女人，故女友极多，如明娜·海兹里勃，她比贝蒂娜年轻，是一个纯朴的女孩子；还有如雪尔维·冯·齐加萨等等。 对于贝多芬，贝蒂娜觉得他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头衔，她没有去追求他。然而，她对于他的音乐的感觉却是如此美好，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外人哪怕是称赞过她一个字。她是贝多芬失去茜丽柴以后再次深恋的女人，一个软心肠的、清白的女性。 贝蒂娜虽然具有成熟的热情和严肃的感觉，但仍脱不了孩子气，好像比实际年龄25岁还要年轻。歌德称其为“孩子”，而她却骄傲地将这一头衔写在信上。她仍是一个“可爱的人儿”，虽然她同一个年龄相当的青年人阿恰姆·冯·阿宁订了婚，但她的未婚夫却只能耐心地等待，因为她还有更崇高的使命要去完成。她妥善地计算着，她好像是一个伟人的联络者。她要将作曲家和大诗人拉在一起。贝多芬给歌德写了一个极为有礼貌的短简，谈及了贝蒂娜，歌德回答得也同样地极为小心谨慎。贝多芬想送上自己的《爱格蒙特》序曲的乐谱，但是，出版脱了期，直到1812年1月里才收到。这时，贝蒂娜已和歌德断绝了交往，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为贝多芬和歌德安排会见，甚至连贝多芬也不愿意听到她谈及此事了。她又极力地与柴尔特进行争辩，因为他谴责贝多芬的作品《橄榄山上基督》，说它是邪恶的，败坏了艺术。 当贝蒂娜看到已无能为力的时候，立刻发出了尖锐之词。她在歌德的面前讽刺他的这个朋友既不帮助贝多芬，也不帮助自己。 贝多芬和歌德的见面终于得以实现。 1812年7月，歌德在偶然的机会中到泰伯立兹，得知贝多芬在那里治疗疾病，歌德立刻赶去见贝多芬。 歌德第一眼看到贝多芬时，就立刻感觉到他是一个具有异常特性的人。回到自己的房间，歌德立刻就给妻子写信：“我从未看到过一个艺术家的力量是如此地集中，具有这样强大的内在力量。”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两位当代精神上的巨人相遇、相聚在一起。 他们两人最初的相见似乎很愉快，因为他们第二天就一同步行去了比令。第二天傍晚，贝多芬又请歌德去谈话，星期三又谈了一次，然而，他们的友谊却并没有建立起来。他们相互交换意见，但因贝多芬的耳聋遇到了困难。贝多芬对于歌德的认识增加了一层，对他的尊重也增加了许多。 从歌德那文雅、慎重的谈吐中，贝多芬感到了自己的粗野和鲁莽；因为他的莽撞、唐突，使歌德变得十分拘谨。当贝多芬和他在一起玩乐时，歌德表现出一种虚伪的态度。贝多芬很痛苦地谴责他说：“你自己应当知道，赢得别人的喝彩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啊！假若你不认识我，你不同意我与你处于同一地位，谁愿意？”诸如此类的事件不断地多起来，使两人的关系又紧张了起来；歌德只对贝多芬钢琴“弹奏得很出色”这一点表示佩服。 贝多芬从孩提时代起就对歌德的诗极为崇拜，并希望有朝一日能接近他，但现在贝多芬感到了极大的失望。泰伯立兹一地有许多的达官显贵，歌德也时常到他们家里去；他对于这些人士的崇拜就远远超过了贝多芬。贝多芬的胸襟中尽是反叛，但是歌德却从没有这种“奇异”的思想和行为。 某一天，他们俩在一条街上不期而遇。远处，走来了一大群皇室成员，皇帝也是其中之一。贝多芬说：“让我们手挽着手前进，他们会让路的，而不是我们让他们！” 歌德没有听从贝多芬的意见，而是很谦恭地握着手中的帽子，深深地鞠着躬，站在道路的一边；而贝多芬却头上戴着帽子，向人群中径直走去，使得那群公爵和夫人们只好让开一条路来，让他过去。当然，所有的人对他们俩仍然是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 贝蒂娜是第一个说起上述这件为世人所共知的事情的人。在她和贝多芬的信件中，她也谈到了这件事。她是在7月23日到达泰伯立兹的，没有公开露面，也从没有与歌德谈过一句话。 贝多芬的这次成功使他颇为高兴。日后，他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响亮地、自由自在地夸耀自己。他在写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的信中说：“歌德喜爱宫廷中的风气，认为比他的诗更为高贵。” 贝多芬和歌德并不争吵，他们时常地通信。但当贝多芬于7月27日离开泰伯立兹到卡尔斯鲁去以后，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他和歌德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贝多芬在遥远的地方仍然读着歌德的优美的诗句，而歌德却仍如以前一样温文尔雅。 一个月后，歌德在写给柴尔特的信中谈及了与这位伟大音乐家的交往：“我已认识了贝多芬，他的天才使我惊异，但不幸得很，他缺少自制力，他认为世界是可憎恶的。无疑，他是对的，但他所做的却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对旁人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因为他的听觉已很坏了。这困境给他在音乐上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在社会生活上的损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不朽的情人：永恒之谜 下面应重点介绍贝多芬的三封情书。 当贝多芬去世后，司蒂芬·冯·勃朗宁突然在他的写字台上的一只秘密抽屉里寻出了这几封信。这几封信是纯属偶然得到的。勃朗宁在查阅有关信函、文件时，被附页上的几行显得奇特的字引起了兴趣：“我的思念跑到你那儿去了，我至上的爱人。” 字是用铅笔写成的，字迹差不多完全是用密码的形式写成的，且看不大清楚；这几封信到底是否寄出过，是退了回来，或者只是复写件？也许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谜。 1812年，贝多芬所尝到的爱情之果，已经不是年轻时的那一种了。至少在过去的6年中，他是希望得到一个永久的结合的。这可以从他渴望一份固定的收入这一点上看到。他祈盼有一个中产阶级式的家庭，特别是在他的耳聋日甚一日的情况之下，他更害怕将来成为一个永久的单身汉。他对于日常生活无力处置，只好将责任放在朋友的肩上；他渴望着有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女人。他已有31岁了。他的爱情已达到精神境界的最高地步，同时也激发了他所贮存的巨大的能量。《第七交响曲》就是在热恋的5月里完成的。他对所爱的人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实际交往情况则不得而知。 我的安琪儿，我所有的一切，我自己： 今天只有这几个字，而且是用铅笔写的，到明天才离开我的房间。这种事是多么的浪费时间啊！为什么要讲这些忧愁的事呢？ 我们的爱情怎样才能免去牺牲而继续下去？你可不可以完全属于我，我也完全属于你？呵，请看大自然中的美丽，用一种不可避免的感觉抚慰了你的心。爱是需要一切的一切，它是不会错的；它是不是存在于你我之间，或我你之间？只有你使我这样的难以忘记，我一定得为你而生存下去。我们可否结合在一起？而你所感到的痛苦，是否和我的一样大？我的旅程是可怕的，我只在昨天早晨4点才到达了此地，因为他们缺少马匹，所以车子就选择了另一条路线，但那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路啊！在最后一段行程中，他们警告我不要在夜间赶路，但我仍旧继续前行。路面是崎岖的，一条典型的乡间道路，我没有带马车夫；埃斯特海斯走着另一条路，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有8匹马，而我只有4匹。它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快乐，我们不久即将遇到了。我现在不能完全告诉你过去几天我的思想如何。假使我们的心能结合在一起，我将不再有这种思想，我心中有许多事情想说。啊！有时我觉得那种言语是无力的，有勇气仍旧有我的真诚，我仅有的宝贝，我所有的一切！！！我们将做些什么和应当做些什么？ 你的忠实的路德维希 你遭到了不快，我亲爱的人儿！我刚发现这封信应当早一些寄出，星期一是邮件从这里到k地仅有的一天。你遭受得够了，啊！无论我在什么地方，你总和我在一起，我将为我们两人布置着，我也在计划使我能与你同住在一起，那是什么样的生命啊！ 你在星期六晚上之前不会从我这里得到最新的消息。虽然如此，你是非常爱我的，我对你的爱还要强烈得多！但是不要在我面前遮去你的思想。晚安，我要去洗澡了，我还得上床去，呵！上帝！如此的近！如此的远！我们的爱情是否真正是天国之柱，稳定如苍穹般的。 星期一晚，7月6日 7月7日晨 虽然我睡在床上，我的思想却飞到你那边去了，我神圣的爱人。我有时是快乐的，忽而又感到悲哀，等待命运的降临，它会不会怜悯我们？我想长久地同你住在一起，或者少几天。是的，我将到远地去游历去了，直至我能飞到你那里去；同时，我也深感只有跟你住在一起，我才拥有了一个真正的家庭；当你遮没了我，我便能够将自己的灵魂送入到精神的领域里去。是的，没有别的再能够占有我的心了。不，决不！啊，上帝！为什么一个人要离开他的爱人呢？目前，我在维也纳的生命是可怜的，你的爱使我变成了一个最快乐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最苦恼的人。像我这样的年龄，我需要安静而稳定的生活。在我们能否存在这种情形？我的安琪儿，刚才听到每天都来的邮差的声音，所以我也得停下笔来了，这样你才不会推迟收到我的信。安静一些，只有静静的想着我们的生存才能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有所帮助。安静吧！爱我——今天——明天，我是如何地希望着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着我，不要误会了你所亲爱的人的心。 你所爱的路德维希 无论是我！无论是你！无论是他！ 贝多芬如此的热情，却毫不客气地向所有朋友隐瞒了，而没有一点一滴泄露出来，但是他忘记了隐瞒他的后辈。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他那意义深远的字句、文章 。猛然间完结的这封信，上面飘动着一层不可能结合的阴云。贝多芬知道他急欲得到的东西是不可能得到的，然而，眼前的欢乐情绪占有了他的心；这回，他所爱的人并不像茜丽柴·玛尔法蒂似的，也不像身份相差甚远的穷人。他对她充满了很多希望，他可能认识她并不久，他一定在维也纳看到过她的。有人希望找到贝多芬在1812年感情危机来临时候的某种暗示和象征的纪录。贝多芬常将自己较深的爱情保守秘密，遮去了一切痕迹，恐怕没有第三个人可以知道这些内情。 很确切，在这封信所标示的日期上，就是贝多芬到达泰伯立兹的那一天。让人们再跟着他到幽静、美丽的波希米亚浴场去：小小的山，四周围着草地和宽大的散步场，弗朗兹皇帝和皇后就住在这里。在他们的四周住的全是一些达官贵人——法国的玛丽·路易莎，萨克松尼的皇帝、公爵、王子和男爵，其中有贝多芬所熟识的金斯基和里区诺斯基王子。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起来，因为政治空气太沉闷、令人皱眉。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法队聚集在一起过，它包括了马队、炮队和无数的步兵，跨过了法德、德奥边境，缓慢地前进着，一点也没有遇到抗抵就到达了俄国边境。 拿破仑向俄国宣战了，尽管拿破仑和俄国皇帝是私人朋友，而且现在仍然是朋友。侵略者展开了所有战争中最伟大的一个序幕，拿破仑直接向俄国推进，因为他毫无后顾之忧。亚历山大是欧洲大陆上最后和最坚强的一位帝王了，拿破仑所梦想建立的欧洲联盟，不征服这个巨大而幅员辽阔的帝国是难以实现的。 贝多芬一定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了泰伯立兹的领主们之间的紧张和忧虑。而贝多芬自己则更是忧郁的。他写信给朋友凡哈根说：“不要再多说关于泰伯立兹的事了，除了这些人之外就没有任何差异。而我生活得却非常孤独！孤独！孤独！” 一年之前，贝多芬在泰伯立兹同凡哈根及许多朋友在一起时的语气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其中一定有难言之隐。那三次重复的词——孤独，表明了他的内心是多么空虚和痛苦。 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线索。在贝多芬的日记中有两段记载：第一段是写于1812年的，但没有注明确定的月、日，文字则好似让人哀怜的呼喊：“服从，完全服从于你的命运……，”“你不是或许不再成为一个男子，但他人却不这样，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快乐和艺术。啊，上帝！请赋予我力量来重振自己，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住我的生命……” 第二则却写明了确切的日期——1813年5月13日。他的心是碎了，他的沉思已变成了清晰的言辞：“我想做一件伟大的事，可是它却依然停滞不前。外面可怕的环境不能压服我在家里的感觉，但谁来制服呢？啊，上帝，上帝能看到命运不济的贝多芬，请不要延长了这条路。” 那么，谁是贝多芬眼中、心中的“不朽的爱人”？ 贝多芬掩饰得非常之严密。这一封信是偶然地逃出了被毁灭的命运，里面所写的全是令人深思的。 辛德勒一个曾为贝多芬写自传的人，他也保存着贝多芬的一些信件。辛德勒说：贝多芬“不朽的爱人”可能就是吉丽莎。那一年可能是1806年。辛德勒在贝多芬传记经过最后一次校阅时（1860年）说：“这封信的日期和属于人、所有者，收信人还未能确定。” 尚耶用他那冷静而有条理的头脑来推想过这件事。他查证此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写信的日期：星期一，7月6日；星期二，7月7日。信件没有载明年份，是从波希米亚浴场寄出的。贝多芬可能再到另一个地方去，而他用“k”字来标记着，去会见他的情人。但是在那一年的夏天，贝多芬难道不在波西米亚浴场？这许多夏天中到底是哪一个呢？另一个地点“k”，可能是“克隆巴”（korompa），在那儿有一座勃朗斯维克别墅。除了以上所述的要点外，疑点则是：在哪一年中的“7月6日”正巧是星期一？ 尚耶查过日历以后，知道那几年是1795、1801、1807、1812、1818年。 1795年是不可能的，因为贝多芬在20岁的时候是从不到遥远的浴场去的，而且决不会写：“像我这样的年龄，我需要安静而稳定的生活。”1801年7月，他是消磨在海真道夫的，1807年在巴登，1818年在谬特林，所剩下来的就只有1812年了；尚耶又删去了这一年，因为贝多芬在这年的7月到泰伯立兹去了，所以，尚耶意识到除非是贝多芬错写了信上的日期，正如同他平时的所作所为一样。 尚耶最后确定这封信写于1806年，日期则可能是错写了。他以此认为“不朽的情人”是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这其中重要的依据是在那一年的7月份中，贝多芬到玛东伐萨拜访过。许多人都同意尚耶的“错写日期说”。克里皮尔支持他，拉·玛拉也同意他的这个结论，并认为贝多芬的确中意于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日后，他又移情于茜丽莎的妹妹约瑟芬·苔姆伯爵夫人。传记作家诺尔则以为这位情人是吉丽达；卡立斯却赞成这种意见，克里皮尔——尚耶传记的作者，发现“茜丽莎说”在新的证据面前愈来愈站不住脚了。但尽管如此，事实的真相如何，仍只能是一种猜测。 有许多说法都是凭一己之见而言过其实。每一个事例都是建立在假定和可能性之上的，若其中一个有错误，那别的假定都要被推翻。 还有两个比较完整的报告，即1909年出版的华尔夫盖格·爱·汤姆斯·山·加里医生的《贝多芬不朽的情人》一书和1910年出版的马克思·翁格的《贝多芬不朽的情人所留的痕迹》一书。他们两人各自做了不少认真的、扎实的工作，但两人所得的结论却各不相同，分别提出的“这个人”是吉丽莎和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 为了弄明白事实，汤姆斯·山·加里从1795年—1818年，把每一年的资料加以细细研读，发现了一个不可更改的证据：也就正是1812年，符合那封信上所写的年份，贝多芬在1812年7月5日当然是在泰伯立兹，但他从那里又去了卡尔斯本，信中所含的暗示很值得研究，诸如下雨的天气、泥泞的路、驿车、以及埃斯特海遂在卡尔斯本的出现等。 有些作者之所以不愿意放弃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的原因，是因为她变成了大众所公认的“情人”了。比如玛利恩·苔格在她所著的书中就极力推崇贝多芬和茜丽莎之间的深切爱情，但这本书却完全不可信任。第·哈伐赛在1909年亲眼看到了茜丽莎的日记，说她的生命中“占有两大爱情”，但没有指及贝多芬，因为在许多字里行间她只是对贝多芬表示温情的关心而已。 还有谁能代替这两个人的位置呢？当然不是贝蒂娜，1812年她去泰伯立兹的时候，贝多芬已经在那里了，但是，她是跟自己新婚不久的丈夫一道去的。她也不会去卡尔斯本的，因为这个原因，翁格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汤姆斯·山·加里的说法就不同了：一个24岁的、名叫阿美里·茜勃尔特的女子在这年之前进入了贝多芬的生活；据卡尔·玛丽亚·冯·韦勃所说：一年之后，贝多芬完全被她迷住了。阿美里有圆润而嘹亮的歌喉，黑眼，身材适中，美丽而迷人。从1812年9月里，贝多芬写给她的一连串的短简中就可以知道：阿美里是一位有实力的候补者。汤姆斯·山·加里聚集了一切关于贝多芬和阿美里的消息，而这些综合消息的作用相当重要。 1812年7月17日，也就是这封著名的信件写出后几天，贝多芬从泰伯立兹写信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请他们送一些歌曲和自己的作品到柏林的阿美里家去。番南·琪阿拿塔西奥·台弗尔里荷——贝多芬侄子卡尔在1816年的保护人，听到贝多芬与他父亲之间的一次谈话，所以她记录在日记里。在谈话中间，贝多芬表示“在5年之前认识了一个女子，能够认识她并能和她结合在一起的话，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乐事，但事情却不尽如人意。我的脑海中常如此地想着，我怎么也不能将这些事情忘掉！” 这件牵涉到一位26岁女子的罗曼史是不能被相信的。事情发生在1811年，也就是贝多芬与阿美里第一次相遇的年份。那年，贝多芬拒绝对外宣布任何个人的情况。这样一来，事情的真相就更令人迷惑。从贝多芬手中出来的许多文件也更让人不解。他在同年写信给兰兹说：“对你的妻子，我表示敬意。不幸得很，我可没有福享受这些，我发觉有一个人颇合适，但她不再是我的了。” 在1812年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行奇怪的字句：“与a同一条路即是使一切趋向归之于毁灭的路。”这一句话给汤麦斯·山·加里似乎带来了对他自己的一种说法的支持。贝多芬所写的“a”也正是在1812年9月里所写给阿美里的第六封信中的第一个字母完全相同！假使他们俩结了婚，那么真的，一切可能归之于毁灭之道。试想，一位年轻的女歌手，时常在四处演唱、旅行；对于贝多芬而言，她只是做出了一些微小的帮助而已。尽管这个证据仍是可疑的，但是原来信上贝多芬所亲手写上去的“a”字却是无可怀疑的。 汤姆斯·山·加里这种自信的结论并不能完全地被接受。对于这件事的复杂经过，奥斯加·琪·松乃克在他的《不朽情人之谜》一书中，也采纳了汤姆斯·山·加里的意见，将阿美里·茜勃尔特写了进去。在贝多芬去世以前，没有多少人与他接触过；不幸得很，在贝多芬和阿美里之间仅有的几个朋友又都是一些“短命鬼”。 贝多芬是在1811年经过诗人迭日的介绍而认识阿美里的。随后，由迭日转信给她。“在没有人的时候，我赠你以热吻。”这种半是诙谐半是真实的言语表明恋爱处于初期。阿美里保存着贝多芬的一首沉闷的诗，并附有一绺他的头发。 1812年9月间，贝多芬在泰伯里兹写的第七封信是找不到了，这或许是怕泄露了某些秘密而特意毁掉的。 下面这封信正是两人恋爱期间的信件中的一封，其内容并没有特别的东西。 “亲爱而善良的a：自从昨天离开了你以后，我的情形是变得很坏的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离开我的床榻；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些我的话，同时，我又想它们是你所不能给我的。为了它，我们已讨论了数月。亲爱的a，我希望我的出现带给了你安静和幽逸，而你也更为信任我。我希望明天身体能够好些，在你到达此地以后，我们又可以有相互在一起的、几小时的快乐了。晚安，亲爱的a，非常感谢你对你的朋友所做的一切。从迭日那里转来的信件，我将极高兴地阅读它。” 其余的信件也都缺少强烈的感情，或者说是缺少“超过友谊的感情”。 贝多芬在泰伯立兹患了病，由一个甜美的女孩殷勤地看护着他，她称贝多芬为“暴君”。虽然他感到快乐，但仍对此提出了抗议。在他们之间，似乎也有一类的事。贝多芬更快地步入了“热恋”，但是他非常小心，不让她的芳名为外人和后人所知晓。在信中所写的“你”，是不值得惊奇的；他们之间，用这种称呼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贝多芬在过去了的夏天中所写的“你这样地爱我，我将更为爱你”，“我们的爱情不能建筑在天国的大厦而坚固得宛如太空苍穹吗？”这又是对谁说的呢？ 如此看来，这个“不朽的情人”恐怕仍是无名的，这也正是贝多芬所希望的。长此以往，作传记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将永远只能用上一个“？”。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摆脱生活困境的努力 贝多芬在1812年写给柴姆斯加尔的信中曾十分得意地宣称：“关在迷宫中，发明了翅膀进而飞到天空中去了吗？那么，我也将找到这样一对翅膀。” 两首交响曲的加速完成就充分地展示了他的翅膀。他从来不与任何一个人谈及他那失败了的计划。 贝多芬的身体在这年的夏季受到了损害，但更使他忧心的是收入成了问题，一个固定而可靠的收入是他的梦想。奥地利的那些慷慨之人已将他每年4000弗洛林的费用减少到1600弗洛林。他曾愤慨地说：“我的国家，是建筑在纸张上的。” 劳勃高维兹将自己的钱用在剧院上，而且还牵涉到了诉讼问题；所以，他不能再在经济上给予贝多芬以任何帮助。为了要求某些补偿，贝多芬在1812年到了金斯基那儿，仍旧要求恢复其每年所付给的金钱，然而，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王子却因从马上掉下来而身亡。贝多芬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 贝多芬只剩下了鲁道夫这惟一的财源。他及时地与鲁道夫再次确认了支付自己的薪金的事。 在这一段时间中，金钱对于贝多芬而言是非常珍贵的。钢琴制造商拿纳达·司达立却女士描述了贝多芬处于一个何等穷困的境遇：“说到他的衣饰和家庭，他不但没有一件好外衣，而且没有一件完整的衬衫。”她和丈夫曾劝告贝多芬采用储蓄的方式以备未来之用，而贝多芬却对此不以为然。 路易·斯波发觉他仅有一双鞋子，若被穿坏了以后，就只得待在家中，直至修好才能出去。 持续不断的战争已使贝多芬感到厌恶。他告诉弗朗兹·冯·勃朗斯维克说：“若战争的洪水更接近此地的话，我将去匈牙利。无论在任何事件中，我要当心自己可怜的生命。没有疑问，我将克服一切困难，将那高贵而远大的计划，向无穷尽的地方推进，最后终得天下一家的。” 贝多芬写出了他的《第七交响曲》。那是在5月13日完成的。作曲家在秋季回到维也纳前的四个月中，完成了《第八交响曲》。犹如《第二交响曲》一样，贝多芬遭受到了精神上的痛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因而倾吐了柔情；《第八交响曲》也同《第二交响曲》一样，都是松弛心情的作品。 贝多芬的耳聋日甚一日地严重，更让他感到前途的黯淡；他已不再在大庭广众之前演奏钢琴了，避开了任何形式的“音乐集会”，而那些美妙的音乐也似乎离开了他。他也逐渐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他说话的声音过于响亮，陌生人已在不断地注视着他、惊讶于他了。他不再到别的酒店去，而只是在那间名叫“天鹅”的熟悉酒店里的那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他发现自己和社会在慢慢地隔离开来，耳聋使促成了这些变化，但却不能让他枯萎下去，反而对他有一种别人所无法理解的帮助，使他完全与社会、与外界隔绝。 也许是一桩幸事，贝多芬的心灵不必再牵涉到这个混乱的世界上的一切社交了。然而，音乐在他的理念上仍旧是漫无止境地在发展着，每一个难题都可迎刃而解，从不会遭到挫折。 《第八交响曲》变成了美丽的化身，明朗而愉快，每一段都在非常欣慰地唱和着，一点也不深奥，快板部分更显得愉快而活泼。 原稿上曾写着“林兹，1812年10月”。贝多芬在当月从法拉真斯勃隆到了林兹，在弟弟约翰药剂师的家里住了下来。约翰说贝多芬写的这部交响曲在贝斯得林堡已完成了大部分，所以可证明在泰伯立兹之前已开始了这首交响曲的创作。 约翰的家里新来了几位房客，有一位也是从维也纳来的医生，还有他的妻子和他的妹妹。那个妹妹的名字叫茜丽莎·奥利梅耶。她从房客一下子就变成了房屋管理者。 贝多芬听到了这些事，他的纯正和家庭的理念被破坏了。他火速赶到林兹，放肆地、大声地责骂弟弟约翰，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当约翰拒绝改变自己的生活以顺从兄长时，贝多芬则动用了警察来强迫这“可恶”的女人离开林兹。约翰觉得要自己顺从兄长的愿望，那就只好放弃自己的好伴侣，或者娶了她而使兄长感到烦恼。最后，他决定还是马上娶了这位女子做妻子。 贝多芬的计划完全被破坏了。他对这个女子除了愤怒之外，再无别的任何办法，这样一个弟媳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约翰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受了妻子的气，他有时就去指责兄长贝多芬。 贝多芬和谬塞尔的友谊是很奇特的。他们有一点很相同，即缺少钱。贝多芬深深地感到谬塞尔有很强的聚财本领，谬塞尔特别善于捕捉获取利益的时机。他们可以同去英国。 贝多芬的名声早已远播四方，在欧洲各国建立了稳固的基础。在英国，他已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显然，英国是他的“一个掘金宝地”。 两人是在数年之前相识的。1809年，谬塞尔还在勋伯伦皇宫中当机械师。他的“自动弈棋机”曾迷惑了拿破仑。后来，有人又在城中另外的地方发现了他，他在史达立却的钢琴制造商家里设了一个试验室，谬塞尔的实验使店中的人为之惊异不已，贝多芬对他也很佩服。比方在瓶中有一条细线而产生少许光亮。“电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非常奇怪而且从未见过的，它被认为是“光源的秘密”。贝蒂娜描述贝多芬的音乐也如同“电力”一般。谬塞尔也将他的天才转移到未来的音乐艺术上去了。 贝多芬、尚勒利、赫梅尔和其他出名的音乐家都去拜访过这个善作奇异东西的机械师，听他讲他过去所做的及将来所要做的事；不幸得很，贝多芬并不能从谬塞尔那儿得到多少东西，尤其无法了解谬塞尔的音乐。 谬塞尔做了一种圆锥形的仪器，以帮助贝多芬的听觉。他做了一个“机械喇叭手”来帮助贝多芬演奏钢琴，更新奇的是一个被称为“机械铜鼓乐队”的东西，完全装在一个盒子中，经过一个风箱而吹奏出乐音，而乐号则是由一个旋转的铜圆体和哨子所控制的，再与其他产生音响的部件合并起来就可以演奏恰罗比尼的序曲和海顿的军事交响曲。 谬塞尔关注着时代的潮流，预备营造出一个狂欢的浪潮涌遍全欧洲。当时，拿破仑的军队由他的兄弟带领着，在西班牙被联军击败了。英国举国狂热地崇拜着惠灵顿公爵。这位维多利亚的英雄，终于击败了拿破仑——欧洲的暴君。 谬塞尔马上意识到急需一首歌曲来庆祝胜利。他拟定了一个计划：由贝多芬特别为“机械铜鼓乐队”而写作一首歌曲，再在英国将它展示了出来，并附上了贝多芬的名字，因为将作曲家的名字公布出来于双方都有利。贝多芬又一次接受了他的建议。 谬塞尔肯定将这个机器能做的事和不能做的事都告诉了贝多芬。但维也纳人对谬塞尔的自动机器已不感兴趣了，因为这类东西已显得有些古旧了。他也只能改弦易辙，将所有的赌注似乎都押在伟大的贝多芬身上，认为金钱一定可以在这位作曲家身上找到。贝多芬有一首新的、从未演奏过的交响曲——《第七交响曲》；还有《维多利亚战役》，若由熟练的演奏者演出，一定可以使各方面骚动起来。他在12月8日组织了一个慈善音乐会（可以减少一些费用），在他的预想之中，一定会获得极大的成功，而在以后的演出中就可以赚大钱了。这首新的交响曲带来了新音乐的“维多利亚战役”，并用来慰问受伤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战士，以提高他们的爱国热情，并表达筹办者的好意。 维也纳的著名音乐家都对这次音乐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自愿地为它尽力服务。休本柴作第一小提琴手，尚勒利作喇叭手，赫梅尔管铜鼓，贝多芬自己担任指挥。路易斯堡说，耳聋使贝多芬成为一个很滑稽的人物，在音乐奏得极柔和的时候，他的身体几乎完全蹲在指挥台的下面了，但音乐渐次增强的时候，他的身体几乎上升到了最大的限度，因为他不能听见在演奏着什么。某一次，当乐队正奏得柔和时，他却激烈地挥动着他的拳头。 在12月8日和12日的两场音乐会中，共收到慈善金4000弗洛林，《第七交响曲》受到了普遍的喝彩。在这么多的听众中，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听到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而那些对此尚存疑虑的人，从此也深信贝多芬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了。 贝多芬被允许到皇家宫廷的大厅，在次年1月2日作另一次演出。因为此厅特别适宜于进行“维多利亚战役”，而这一次的收入则完全归他自己所有。他再度充任指挥一职。这次演出同样成功，享有“喝彩之声”美誉的演唱者弗朗兹·惠尔特写道：“演出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辛德勒写得更有趣：“狂热的心情被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的爱国情绪推向了。” 这几次演出中有一个重大的改变，那就是机械的音乐被贝多芬的交响曲所替代了。贝多芬又加入了一首《雅典的废墟》（作品第113号，为戏剧配乐）。每个听众的兴趣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贝多芬的身上。 2月27日，贝多芬在原厅中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演奏会。除了《维多利亚战役》（作品第91号，又名《威灵顿的胜利》）和《第七交响曲》以外，又加入了一首崭新的《田园交响曲》。它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但《第八交响曲》夹在雄伟的战争音乐之前和骚扰的《第七交响曲》之后，似乎使听众感到很不协调。 谬塞尔仍旧在等待着机会带贝多芬同去伦敦。他一再与贝多芬磋商和交涉，但都没有效果。谬塞尔被逼得无计可施，决定先救助自己，从艰难的环境中跑了出来，将道德放在了一边。他重作了一首类似贝多芬的作品，离开了维也纳。贝多芬听见谬塞尔两次在慕尼黑演奏自己的《维多利亚战役》，大为发怒，立刻向他提起诉讼。于是，出现了一个疑问，谬塞尔发明的“机械铜鼓乐队”是否有权利演奏别的乐曲。在当时，这一个复杂的问题争执了许多年之久，结果判决各人应有一半利益。 《维多利亚战役》大众化之后，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菲岱里奥》的再度崛起。卡逊莱塞剧院的经理居拉斯加与贝多芬商量演出的计划，并且劝他将乐谱加以修改。贝多芬为了这个自己所钟爱的“歌剧婴儿”，再度服从了居拉斯加的劝告，并将这份原稿很信任地交给了居拉斯加。 居拉斯加说第一幕的开头和结尾必须迥然各异，可以用二重唱或三重唱；第二幕应当在宫廷里结束以取代黑暗的牢狱，这一幕的确是很重要的。居拉斯加很坦白地告诉作曲家说，在这一幕的开头，弗洛斯坦的歌曲是不能插入的，可以用一个人饥饿欲死去代替它，效果会好些。 贝多芬于晚上到了居拉斯加那里。居拉斯加递给他一首刚写完的诗，描述弗洛斯坦失去了公正的世界和他的爱妻之后所有的悲哀情绪，它是临终前的回光返照。 居拉斯加有一段话记载了这件事对于贝多芬的影响：“我现在所想起的亦将永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他读了以后，在室中踱来踱去，口中喃喃而语，忽然咕噜地呓语着。这是他的习惯，用此代替了歌唱，同时弹起钢琴来了。今天，他将原文放在面前，同时开始了惊人的‘即兴创作’——音乐在他看来似乎很容易，他好像着了魔一般，一个钟头已经过去了，他还在继续工作着。他所喜爱的晚餐，我们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但是，我们不去惊扰他。过了很久，他拥抱了我，没有进餐就匆匆地赶回家里。次日，这出歌剧便修改完毕。” 重新改正后的作品并没有到达如上所述的程度，贝多芬对于重新修改后的作品显然极感兴趣。他写道：“所以，我决定去重建古堡的墙壁。”但是，他的修改却不怎么理想。他逐渐对于从前的原稿和修改过的文稿不满起来。 贝多芬写下了一则给居拉斯加的短简：“它不能进行得如我在作一些新的曲子时那样地快。”他写了一首新的序曲，同时预言：“它是最容易的，因为我能全新地作成它。”5月23日作了预演，《菲岱里奥》序曲很受欢迎；两天后，作了第二次演出，在过去的一个月演出六次，虽然歌剧的季节过去了，8月18日贝多芬又作了另一次公演，效果很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孤独晚年与侄儿卡尔 无可否认，维也纳的一切都是华丽而诱人的。1814年，在国会议政厅招待全欧洲皇帝和权贵人物时，就指定演奏贝多芬的作品。雷苏莫斯基伯爵在他的宫殿里安排了许多社会节目，“贝多芬所行之处，每人都对他表示尊敬”。辛德勒写道：“他由雷苏莫斯基伯爵介绍给每一位贵族，他们对贝多芬的尊敬都到了最高的地步。俄国沙皇想独自对他表示敬意，这个介绍仪式在鲁道夫大公爵的房间里举行。在那儿，贝多芬又碰到了许多别的高贵人士；看起来，鲁道夫是经常邀请邻国有名之士来庆贺他的伟大教师的胜利的。” 贝多芬也不预备拒绝别人的尊敬，他想很合适地回答他们。他为俄国沙皇写了一首《波兰舞曲》，同时又作了一出短歌剧《灿烂的一刻》。 《菲岱里奥》在9月间重新上演，并且持续到10月。11月，又在皇宫大厅中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聚集了许多重要人士，在《维多利亚战役》演奏之后，许多戴着白手套的人都鼓起掌来。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欧洲各界人士对于交响乐的兴趣都大大地提高了。这个音乐会在12月又举行了两次。 贝多芬就这样被大众看重着、关注着。他又创作了一些令人惊异的作品。1月20日，在皇家的“骑士厅”中举行了一个音乐会，最后一个节目是从《菲岱里奥》中抽出的一个四重唱《我是如此地可惊》。贝多芬听到的是众人尽情的掌声。突然，他冲到了钢琴前，当着许多皇帝、皇后、王子和大臣、显贵们的面“即兴演奏”起来，并十分地动情、投入。这是他在公众场合最后一次以钢琴家的身份出现的。 贵客们拥挤地穿过雷苏莫斯基公园，前往立着粗大白色石柱的皇宫。这座巨大的建筑物难以容纳下如此众多的观众，于是，在12月31日除夕之前，特地在皇宫的侧边赶建了一个足以容纳700多人的大厅。不幸的是，在元旦的早晨，这一临时大厅发生了火灾。而这个木材建的大厅烧得很厉害，根本无法控制火势；到中午时分，就连皇宫的大部分建筑也被火焰所毁。耗费了20多年时间收藏和积累起来的艺术宝库、图书馆均化为灰烬。 俄国沙皇送给雷苏莫斯基大公爵40万卢布，让其另建一所皇宫，但这些钱并不够用，特别是那些珍贵的藏品、藏书都不可能再找到替代品了。这场大火带来了极大的骚动和叹惜。另一个更让人担心的消息传了过来，那就是拿破仑已从圣·赫勒拿岛上逃了出来，并且已经到达法国。 国会一解散，维也纳文化艺术的一个鼎盛时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当然，宫廷中的活动也相应减了许多，这也影响到了贝多芬的音乐生存。里区诺斯基的私人交响乐队也不复存在了，他在4月间去世。雷苏莫斯基乐善好施的时期也至此告一段落，四重奏乐队亦随之解散。原里区诺斯基乐队的四重奏演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没有人再举办此类活动。 劳勃高维兹为免去债务的烦恼，也隐退到布拉格去了。鲁道夫成了贝多芬仅有的恩人，仍旧住在皇宫里。贝多芬也常常见到他。勃根斯德克的官邸也不再有友谊和音乐的温情了。弗朗兹和冬妮·白兰坦诺都回到了法兰克福，他们的父亲已去世。贝多芬的异性朋友除了斯达丽却以外，很少有人再去看他。就连埃杜特也不再是他的邻居，而在1815年迁居到约特娄萨去了，不久又迁往克罗地亚。贝多芬也从谬尔格巴斯达的寓所搬到山娄斯丢达一所新公寓的三楼里。窗外射进充分的阳光，贝多芬的视线可以越过格拉雪斯和维顿，直达多瑙河，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更远处的卡本西亚。 孤独侵袭着贝多芬。“每一样东西都是虚幻的，”他在1815年4月写信给卡恩加律师这样说，“友谊、帝国、贵族们，每一样东西都像雾一样被一阵风吹散了！”四天之后，他又产生了新的念头，逝去的岁月、对友人的思念、对友情的回顾激起了他写书的念头。 经过了一年的沉思，贝多芬写信给卡兰特的卡兰·阿蒙达：“我不断地想到你，我多么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但是命运不允许我实现这个愿望。我可以说是孤独地居住在这个德国最大的城市里，被迫与我所爱的人分离开来。” 从前的矛盾仍不时地打击着贝多芬。他需要朋友，特别是亲密的朋友；他也尝试着不与他们交往。“更多的是孤独！”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终究是不会令人满足的。我想离开此地，住在乡里，或者住在幽静而甜美的森林中！”但时隔不久，他又觉得“孤独的生活是有害的”。 贝多芬不再周旋在贵族的客厅里了，也不再去教导他们的子女；罗曼蒂克的生活不再为他的生命所有了，真诚的朋友仍徘徊于他的四周，尽管他们是忠实的，但他们暗中仍不愿意光顾他独身而不整洁的寓所。 1818年，贝多芬仍然见到过他所钟爱的女人坐在马车里从眼前路过。这使他充满了痛苦、怅惘。 耳聋仍在折磨着贝多芬。“我比任何人都敏感，诅咒着自己早已被损坏的听觉，当我在人群中时，我只能感到难受。” 贝多芬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脾气，也不需讲什么礼节。贝多芬也不遮掩自己的耳聋。朋友们都知道将嘴放在他的左耳边，以合适的声音同他说话。司蒂芬·冯·勃朗宁没有杂在其中，因为他再次与贝多芬发生了一次争吵。林加在克罗地亚教小埃杜特学拉大提琴，兰兹在伦敦，但仍有许多朋友跟他在一起。 那些音乐上的轶事对贝多芬而言没有什么价值。假使有一个不识趣的人想阻碍他的思想，那他就会“碰一鼻子灰”。贝多芬音乐的想象力多记载于他的草稿簿。休蒙说：“贝多芬在创作乐曲时，常使用他草稿簿中的‘警句’，只需将它们重新组合、整理以后，就成为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了。” 查理斯·乃达，一个年轻而富有志气的英国人，1816年6月到达维也纳，立刻得到了贝多芬的爱护。另一个年轻人就是辛德勒，是继柴姆斯加尔之后主要书写贝多芬生平的人。辛德勒很高兴接受音乐大师的慈光照射，而以身为他的关门弟子为荣耀。贝多芬对他很器重。贝多芬常坐在有名的“玫瑰树”啤酒店的角落里，辛德勒下午从大学里上完课之后，常发现他坐在那儿读报，并等待着自己。 贝多芬要冯·卡恩加律师替他解决一个重大的冲突事件（关于金斯基的），继续不断地用叠句写信给他：“当我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极佳的时候，我就能在艺术境地中找到快乐的一刻，但凡俗的精神将我拖了下来，那是为了两桩诉讼事件。”无休止的争论剥夺了他的快乐，他为了收入短少而起诉，为了基金之多少与人交涉，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将他从美妙的精神状态中拖到了平凡的世界上。 在1814年，除了重新修改后的《菲岱里奥》之外，还有为纪念巴斯瓜拉蒂妻子而写的《悲哀的歌》和《e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90号），它是为莫里兹·里区诺斯基订婚而写的，大约在埃杜特家里由林加作了首次演奏。 贝多芬等候着法律的判决，因为有三件诉讼的案子同他牵连着。他烦恼，但只能逗留在维也纳城中。他会手中拿着记事册，漫游过谬特林和纽斯道夫。谬塞尔的不义使他感到沮丧，或者咒骂着“不害羞”的金斯基。听到他的声音，别人还以为他是一个可怜的牺牲者。他胡乱地骂着每一个人，只有鲁道夫除外。这位真正的恩人答应了他一切可能的要求，甚至不必管的事也会代为力争。贝多芬骂劳勃高维兹为“流氓王子”，那是很不公平的，他忘记了是王子第一个推荐他的。劳勃高维兹仍保持着和顺的态度，金斯基也不说什么。但是，他不能宽恕金斯基的就是因为金斯基没有完全实行他口头上所答应付给他的金币。但是，金斯基在暗中指示他不要接受琪罗米·波拿巴的金钱。 1815年1月，这个关于金钱问题的案子终于解决了；到了3月里，贝多芬接到了自1812年11月起所拖欠的2500弗洛林。此后，金斯基每年付1200弗洛林，劳勃高维兹每年付700弗洛林，直到贝多芬去世为止，总计每年可得3400弗洛林。 然而，贝多芬仍在抗议着他的穷困。他的《菲岱里奥》不断地演出，已经公演了16次，的确已达到了大众化的地步，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他的雕像，从汤姆逊和施坦纳等地常有人给他汇款。 到1816年，贝多芬已很有购买力了，在七个国家银行中的存款（到他去世时）已有7400弗洛林之多。这一个数目是别人所赠和音乐会的利润所积累起来的，同时加上了付给他的每年所欠的款项。但是，他在写给卡恩加、兰兹和给别人的信中所写的却是一连串矛盾的问题，说自己处于一个多么穷困的境地；他说在1815年不能付给他生病的弟弟一些金钱，不能付房租和税款，那一年他还向斯坦纳和弗朗兹·白兰坦诺借过钱。 贝多芬的弟弟卡尔的肺结核病已到了晚期，活不了几个月了。贝多芬对他只有无可奈何的怜悯，便把关心转到了侄子小卡尔身上。那是一个9岁的孩子，查尔斯·莱德描述他是一个非常美丽而聪慧的孩子。在卡尔去世之前，贝多芬还分几次偿付了卡尔家庭所负债务。他在给兰兹的信中说已替他的弟弟付了1万弗洛林的债务，“这样就可以让他生活得安逸些”。 贝多芬对这个孩子的兴趣一日甚于一日。他不信任他的母亲。这个孩子也许是他终身惟一值得投资的对象，他对他的前途忧心忡忡。 1815年11月16日，卡尔终于去世。遗嘱是在两天之前写成、由贝多芬记录的。贝多芬显然也提起自己愿作小卡尔的保护人。但是，他说得太远了，使卡尔的心中充满了疑虑，并在遗嘱的附录中注明了以下的字句，日期亦相同。 “我从我的兄长路德维布·范·贝多芬口中知道他要在我去世以后将全权管理我的儿子卡尔，并完全从他母亲的管理之下解脱出来。因为我的兄长和我的妻子之间的感情并不十分和睦。我发觉自己的愿望是不要让儿子离开了他的母亲，而且以后亦将永远地受着母亲的管教。至于说到保护权，则由我的妻子和贝多芬共同执行，只有合作才能使我的儿子得到幸福。我感谢我的妻子，同时更对我的兄长表示敬意，为了我儿子的幸福，希望上帝能使他们两人和谐。这是即将逝去的‘丈夫’和‘兄弟’的最后一个愿望。” 正因为是这个逝去的人造成了这个让人进退维谷的局面，所以，卡尔的妻子很不负责任，加之她没有适当的亲戚，但只要她痛爱自己的儿子，她就有母亲的权力管教他。贝多芬也同样爱这个小孩，能够为他做更多的事。但是他不可能比她更亲近孩子，这个女人在他眼里是很下流的，这已足够他忍受的了，所以贝多芬称她为“母夜叉”。她是莫扎特的情妇，假使贝多芬能够和她和睦地相处在一起，那简直是一个奇迹。事实上，小卡尔对他的伯伯并不是很信任。 卡尔死后八天，贝多芬就请求奥皇承认他的完全保护权，因为这个母亲太不适宜而且信邪教；在次年1月9日，他的请求被批准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贝多芬能为卡尔做些什么事情。他的寓所没有足以容纳这个小孩的地方。他途经格拉雪斯，带着这个孩子，去拜访了城外的私立学校的琪阿拿达西奥。琪阿拿达西奥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是仰慕贝多芬的音乐爱好者。贝多芬很爱这个家庭和这所学校，而这个小孩也很可爱，所以在2月2日，小卡尔从公立学校中转入了这所私立学校。 紧接着，矛盾就纷至沓来。小卡尔的母亲常到学校来看他；贝多芬请求不准她去看。但根据有关条例，她在保护人所指定的第三人在场时是可以看孩子的。所以，贝多芬和琪阿拿达西奥在考虑着完全不让她看儿子。 小卡尔的母亲就赶到贝多芬的寓所向他提出了抗议。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几近白热化的争执。 贝多芬在7月底到巴登去了一次，并计划在他侄子读完这个学期以后，将他转出这所私立学校。 琪阿拿达西奥对此没有异议。贝多芬便在5月里写信给埃杜特伯爵夫人。 信中说：“我弟弟的死是对我的一个极大打击。要从弟媳妇手中挽救出我那可爱的侄子，的确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我成功了，但是我对他所要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将他送入一所合适的学校中去，在我的管理之下。怎样的一所学校才是合适的呢？为此事，我正在思索着，我脑中盘旋着一个又一个的计划，设法如何使这个可爱的宝贝接近我，如此我在他的印象中才会加速好起来，但要做到这一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伯爵夫人当然知道贝多芬要安置这个9岁的、生气勃勃的孩子是会遇到困难的。贝多芬花去了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布置这个比较合适的家庭。他深深地体会到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不容易解决。柴姆斯加尔常常帮助他。 贝多芬在9月5日说要另找一个佣人，“他的脾气一定要好而有规律，并且要有可靠的推荐书，已结了婚。如此，我才会觉得安全些，因为我希望活得更长久一些。” 但是，没有一个佣人能够忍受得了贝多芬那种不规则的生活烦扰： 辛辛苦苦地为他预备了饭菜而不吃，或者很凶猛地回绝或者索性不在家。如此折腾一番，厨师就不再正常地供应他的食物了。贝多芬会长久地睡在床上不起来，没有一个人陪伴他，独自冷冷清清地住在屋子里。自愿服务的异性朋友如史达丽却能使他变得有秩序和清洁，她替他将肮脏的室内和污秽的衣物清洗干净，使他感到舒适。 贝多芬在9月里从巴登写信给琪阿拿达西奥和他的家人，请他们光临自己的“新家庭”，并且带小卡尔同来。一张从贝多芬家中寄出的特别请柬，也许是意在陈述他家庭的舒适吧。 番南·琪阿拿达西奥描述他们被招待的情形：贝多芬并没有为他们准备食物，而是请他们到一个酒店里去进餐。他从侍者手中取了每一份菜单，这是因为他听觉早已损坏的缘故。侍者大声地在他耳边呼叫着，并注意到他的耳朵的一部分早已被灰白的头发遮盖了。 贝多芬很抱歉地说：“我一定将我的头发剃去。”并伸手将头上粗长、刚直的头发摸了摸，头发便向各一个方向伸展开来。他再次歉意地说，自己的外衣不合身。 回到家里，当客人即将就寝时，贝多芬还在道歉说，没有为客人们准备休息的用品。而那位可爱的女儿却情愿整夜地练习钢琴，不去睡觉，以便受到贝多芬的指导。贝多芬就睡在长沙发上，解决了睡眠问题。 贝多芬又对琪阿拿达西奥说，自己还没有做好接待小卡尔的准备，琪阿拿达西奥对此也不感惊奇。 贝多芬将这些归罪于佣人。“我的家庭像一只破碎的船或类似的东西，有关我侄子的所有计划与安排就全被这些人延误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烦闷中找寻出路——奏鸣曲 在领养小卡尔的一年中，贝多芬得到了经验：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善良的指导，都要从小就开始。 贝多芬的信札真实而可怜地证明了他的不胜任和失败。在将小卡尔从琪阿拿达西奥的学校接回以后的几小时里，他写信给琪阿拿达西奥说：“这小孩在学习态度上的假象，欺骗了别人，现在，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我发觉他在你那儿缺少学习，当我们在一起散步时，他的表现令人吃惊，他紧紧地捏住我的手，似有无限的渴望，但我没有回答他。在餐桌上，他很少吃什么东西，他说觉得不快乐；而我，却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来使他感到舒适；同时，我还与他讲着温和而友好的话。此刻，他变得温柔了，他这种性格使我对他的未来的希望大为增加。” 一个孩子当然是善良、正直的，但是他有一个愚笨的母亲和一个严厉的、又有些鲁莽的伯伯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两位长辈在各自说着对方的坏话，想对自己有利一些。这是何等矛盾的事啊！ 贝多芬有时也召唤朋友到他家里去，琪阿拿达西奥听着他诉说那讲不完的烦恼，好像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事情一样。 琪阿拿达西奥和柴姆斯加尔尽力帮助贝多芬。若贝多芬出现失误的话，他俩就会和颜悦色地劝诫他；贝多芬对此也不会多言，不会对小卡尔有何不利的举动。勃朗宁极力表示反对他拥有对小卡尔的保护权，所以在好几年中也受着他当面的诅咒，甚至贝多芬和琪阿拿达西奥也断绝过一时的关系。这尤其让琪阿拿达西奥的妹妹番南感到很大的痛苦，她崇拜这个伟大的人物，并愿帮他解决一些琐碎事和小难题，就像史达立却女士为他所做的那样。 然而，众人的帮助显然对贝多芬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别人也不能再对他有所帮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作出那些错误的、毫无意义的努力。 贝多芬对侄子的爱是真挚、深厚的。若离开他片刻，或是看到他和一些可疑的人在一起，贝多芬就会感到害怕。贝多芬衷心希望这个被母亲惯坏了的孩子在自己的照管下有所转变。他对孩子母亲所采取的方法差不多完全是责备和斥骂，但他又愿倾尽全力为孩子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也明白，她毕竟是小卡尔的母亲！贝多芬很清楚地记得，当自己像小卡尔这样年龄的时候，受到了那么多的母亲的宠爱；那么，小卡尔为什么又不能对母亲的爱充满了期望呢？贝多芬也承认这是嫉妒在作怪，并知道这与人的天性相抵触。把一个孩子从母亲身边分隔开来，而让自己这个关系略远的人来代替，并不十分合适。贝多芬惧怕小卡尔会反对自己，同时他还得证明他保护小卡尔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为这孩子尽到所有的义务，或给他应有的东西。贝多芬曾请过许多佣人，最后才找到这位富有耐性的琪阿拿达西奥。他在日记中写下的几句话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我的宝贝卡尔，我已作了巨大的牺牲……他为什么不能跟着我心中的意愿走呢？”贝多芬只能将早已拟定好的音乐训练计划搁在一边，想尽一切办法挣钱，好像音乐没有别的用途似的。 人们可以看到贝多芬似乎是在急躁地寻求着往其他方向发展，歌剧创作当然是他的第一个念头，他又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剧本。1816年，贝多芬为密西特女士写了一部作品。她要求贝多芬特地为她写一个新歌剧，而且要特别适宜在柏林的舞台上演出。他作了一首名为《英雄》的短歌剧，但距理想的目标仍很远。 同时，贝多芬抱着较大的希望去英伦三岛。这个寓言式的国家曾让海顿在很短的时间内积聚了一大笔钱财。 贝多芬同伦敦的关系很密切，只要继续保持下去即可。但是，从开始的情况看，离理想中的标准还是很远的。 在那年，贝多芬听到在某剧院上演《维多利亚战役》成功之后，他就写信给此事的主持人佐治·司麦脱爵士，给予对方在伦敦演出的权利；佐治爵士就通知伦敦交响音乐会主席沙罗门先生，请将贝多芬的作品放入他们的节目单之中。兰兹此时尽力为贝多芬工作着，在伦敦迅速地传播着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出版商贝却尔很愿意出版这些作品。 1815年11月22日，贝多芬写信给兰兹和贝却尔，与他们磋商手中所有音乐作品的出版问题；奈特也在夏季从伦敦来到了维也纳，并带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说他已经成为伦敦交响音乐会会员之一了；贝多芬在该会中有许多朋友，如沙罗门，他记得还是在波恩时遇到过的。当伦敦交响乐会试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沙罗门曾嘲笑过它；后来，他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正了以前错误的观点。佐治·司麦脱爵士演出了《橄榄山上的基督》以后，共获利达上千英镑之多。又如克莱蒙，一个可与贝多芬相匹敌的钢琴家；还有克莱蒙地，每次到达维也纳，贝多芬都热诚地招待他。在24次音乐会中，贝多芬的作品就有20次之多，交响曲也奏过了7次，最初的六首交响曲可能都演奏过了。这个音乐团体希望贝多芬为他们作三首序曲，而且愿意付200英镑作为酬金。 1816年1月里，奈特回到了他的祖国，带了贝多芬的乐谱去推销和出售，《第七交响曲》也在其中；同时，也附带了贝多芬为这个交响乐团体所作的三首序曲，但作品并不怎么理想。其中，《雅典的废墟》序曲很合乎他们的愿望，经过试奏后而出售了。优秀的序曲如《普罗米修斯》（作品第43号）和《爱格蒙特》（作品第84号）在他们的音乐会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注意。 一年之后，贝多芬又从伦敦得到消息，兰兹在1817年6月9日写信给他，提到了交响乐会的事情。他请贝多芬“至迟在明年1月8日以前抵达英国，并且带去两首雄伟的交响音乐新作”，以备音乐会中的特殊用途；同时，他还答应付给贝多芬300或400英国金币。 贝多芬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他被公众称为“钢琴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可以参加一些额外的音乐会，为自己获取一些利益。这次旅行不会有什么意外，在琪阿拿达西奥允诺了对小卡尔的教育和照料之后，贝多芬拟定了出行的计划。这趟旅行结束时，他可能带回一笔可观的财产，以满足他照顾侄子和自己安享晚年的愿望。 实在地说，这一次旅行，与其说是为了音乐，而不如说是为了金钱。 到了9月，离他们同意去伦敦的日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对那两首已应允创作的交响曲，贝多芬还没有动手。兰兹和伦敦的一帮音乐人士也醒悟到，从海顿那儿要求12首交响曲多么容易，而向贝多芬要两首交响曲又是多么的困难！ 有人担心贝多芬的能力：他能否胜任？能否在短短的四个月中慢条斯理地完成第九、第十、第十二交响曲呢？ 贝多芬在伦敦可能作出一首或两首交响曲，但伦敦的音乐人士却得等上一年、两年，甚至更多的年份。 困难充满了他的生命，但这把火不会将他的音乐源泉烧得枯竭。 只有一个因素可能使贝多芬感到失望，那就是别人不能从他艺术中深深地了解他。他的音乐境地在1812年以前从不为人深深地踏入过，自从第七、第八交响曲以后才渐渐地为世人所知晓。1810年秋季所作的《f小调四重奏》（作品第95号），那种悲伤、忧郁和恐怖的色彩似乎是他以前所作具有同样情调的四首四重奏的结束。从此，贝多芬走上了新的道路。他不能像别的作曲家那样永远保持一贯的作风，而在风烛残年时作一些安逸的曲子。他在培养他的精神园地。 贝多芬富于活力，这股力量使他的音乐汇成了一条活泼的河流，谁也不能遏制他。他会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泰然自若地行走，因为他富有爬上最艰难巅峰的经验。当暴风雨降临的时候，他又得默默无声地忍受着，一点也得不到外界的帮助，不知道应走哪一条路好。1813年、1816年是他音乐创作的“休眠时期”。而1817年春天是他人生的“悲剧时期”，诉讼案、孩子的困扰，迫使他往艺术中倾注更强大的力量，音乐常常成为他的患难朋友。 现在，贝多芬站在十字路口，无力而又迷惑，好像完全辨不出应走的方向，不断增加的忧愁使他缺少了音乐的创造力，尽管他在草稿中已草拟了《第九交响曲》的轮廓。他有许多理由可以继续完成此交响曲，因为他走向伦敦的路是非常明了的，但他没有继续下去。很显然，他还没有准备作一首交响曲，他仍旧紧握着一个歌剧作曲的计划。他想回过头去，以赢回侄子的爱；在日记中，他写得如此疑惑不决：“上帝哀怜我，帮助我，你看到世上的一切人都对我表示冷淡，我不希望做错任何一件事情；请听我的祈祷！只有同卡尔在一起才是我的将来，没有任何一条别的路可再去寻找了。呵，乖张的命运！呵，残忍的天命！不，不，我郁郁不欢的生命永不会终止的，我在夏季中工作也是为了可怜的侄子！” 但很快，贝多芬对自己写道：“除非你是掉转了头来，否则，你是不会得救的了。你只有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艺术岗位上去，而你现在却沉在庸俗之中，一首交响曲也跟着消逝了，去了，去了”。 贝多芬重振旗鼓的能力却并没有消逝，仅有的解释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在他与世界的交往一步一步被隔绝时，他的思想和观念渐渐地有了一个转变，他需要一个重新的、认真的、全面的自我检讨。不久，他就不再有这种痛苦了。他的振作最终使他面目一新。他又产生了一股新的力量，这股力量是经过了灵魂的再造以后才产生的。悲观论者也改变了他们的口气，寻找着从他内部所发出的光辉。贝多芬努力地使他的音乐主题趋向于未曾有过的简洁、纯朴；这样，他的音乐也就能流传千古而不朽了。 贝多芬已经找到了新的道路；但他不承认，这个改变在一年前的一首钢琴奏鸣曲中就可以看得出，那就是1816年所作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1号）。一种新的、紧密而曲折的音乐，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甚至对出版商斯坦纳而言，也是一种含义隐密的集合。 其他的作品也在贝多芬的生命中聚积起来，无论在纽斯道夫或在海林根城的四周，贝多芬在他的草稿簿上一页又一页地写着，许多新的计划产生了，甚至交响曲的乐号也显示出来了。在晦暗的环境中，他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新的工作继续从冬天推向次年春天，到夏天便完全进入状态了。 到1818年秋，贝多芬用二年时间完成了这首钢琴奏鸣曲。此曲有着惊人的长度，为以前认何一首奏鸣曲所不及。贝多芬题其名为《槌子键琴奏鸣曲》。新式钢琴所发出来的响亮音调远在其他乐器之上，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第一乐章富有交响曲的气息和性质，慢板部分好像是一个男人的愁思，他的心已经献给了一个小孩，而得到的回报却是痛苦，并且深深刺伤了他的心。在慢板中，虽然因为收回了恐惧，呈现出静默而略微得到些安慰，但只不过是暂时的。最后的追逸曲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示，他的这种追逸曲方式是从巴哈那里学来的，但是经过他的处理之后是多么雄伟啊！ 关于创作“追逸曲”，贝多芬有一次对霍尔兹说：“并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当我还在学习的时期，我就创作出一打有余，今天，一种新颖的、含有诗意的东西必须渗透到古旧的东西里面去。”他这种新的形式的作品如《降b大调变奏曲》和1815年《两首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第105号）等都是。但现在，他需要更大的柔和性和更集中的力量感。 这是新奇的。贝多芬不再为了他的侄子而牺牲音乐艺术；金钱的需要，他差不多也完全忘掉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他进入奏鸣曲的境地，促使他努力创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诉讼：为了卡尔的监护权 1817年的秋冬季，贝多芬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寓所，为侄子的监护权作着艰难的、长时间的努力。 到了1818年1月，正是小卡尔交给琪阿拿达西奥管理、教导后的两年，小卡尔带着他的衣服到达了一度被他称为“破船”的寓所；尽管贝多芬对这地方作了一番改善，但是比之“破船”的状况也只是稍有改善而已。 人们可以看到贝多芬为了家庭的琐事而作的一番艰苦的“奋斗”：刚从洗衣店取回家的一双短袜少了一只，午餐的问题还没解决，佣人又烦起人来。这些永远不会完毕的问题总是使贝多芬糊涂起来，同时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会忘记了吃饭的时间，将门关上不理别人；回家时又往往发现自己被关在门外，他便大骂佣人不忠实。而他们对他的责骂也厌倦了，并采取了报复性措施：不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而一个伟大的、高贵的音乐大师瞬间就成了恶劣环境的奴隶了。但贝多芬不能倒下来，因为他一倒下来，情形就将更加恶化。 贝多芬在1818年5月19日带了卡尔和两个佣人去谬特林。一个月之后，他写给史达立却女士的信的确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文件，它提到了两个“女叛徒”一长一幼，受到了卡尔母亲的贿赂，想伤害小卡尔。所以贝多芬大为烦恼，并写道：“每一件事都是乱糟糟的，虽然现在还不需要把我关入疯人院。” 当年轻的艺术家奥格斯特·冯·克卢堡到谬特林为贝多芬画像时，看到贝多芬已经恢复了平静的生活。贝多芬在心平气和地教侄子弹奏钢琴，而这钢琴是作为礼物刚从伦敦运送过来的。克卢堡同他谈话时，使用一只小的耳喇叭，而贝多芬则仍想凭耳朵听出小孩弹琴时的错处。所幸的是，贝多芬还能感觉到钢琴弹奏时所产生的声音。 克卢堡的油画是这样的画面：贝多芬拿了一本草稿簿和一枝铅笔，背景为谬特林的森林，风光明媚，他的侄子就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可惜这幅油画失传了，但有一段文字可以体会出这位画家的观点：贝多芬在谬特林的住房是非常简单的，那是他的住所，他穿了一件浅蓝色外衣，上有黄色的钮扣，白色的背心和领带，这也是当时很时兴的服装，但是都穿得很马虎；他的外表很健康，皮肤上似有一层疤痕，头发的颜色如微带蓝色的钢丝，那是一种从黑色转到白色的象征。他的眼睛呈灰蓝色，极有生气。一阵风将他的头发吹起来，宛如一个魔鬼似的。在友谊的谈话间，他表情柔和而有礼，特别是当谈话使他高兴的时候。他的灵魂可以从他那有力的外表上看出来。 贝多芬再度深入了音乐的境地，那时甚至连他的侄子也被遗忘了。卡尔因为没有人管教他，所以很高兴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高兴做的事。贝多芬将他交给了一个叫弗洛立舒的牧师去管理；过了6个月，弗洛立舒将卡尔交给了贝多芬，并表示对他无能为力。宗教上的训告对卡尔毫无作用，他常在教堂中扰乱正在进行中的礼拜仪式。 同时，邻居们也在抗议，抱怨说要不了多久，卡尔就会把其他12个孩子带坏了；最使众人感到惊奇的是卡尔在公开的环境中毫不在乎地诽谤他的母亲，而贝多芬又允许他这样做，还到牧师那里去帮侄子说情，说他母亲很贪心。 同以往的情形一样，若谁批评了卡尔却又不能有效地帮助他的话，那这人在贝多芬的眼中就是不可饶恕的。即使对这位温柔的牧师也是如此。于是，贝多芬将卡尔放入了一所管教严厉的公立学校，并请了一位教师；暑假，他又将孩子带到城里，经过考试并于11月6日入了学。此后的事似乎一帆风顺，卡尔在他的学习上又显示出一些良好的素质，敏捷而又仔细，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另外，卡尔还在学习钢琴、图画和法文，与琪阿拿达西奥的关系也恢复了，贝多芬预备在次年春天去英伦三岛。 平静的海洋终于起了波涛。在12月3日，贝多芬在琪阿拿达西奥的门口出现了，粗野而失魂落魄。卡尔逃走了，跑到他母亲那边去了，或许她带了他一同去了匈牙利，以便使儿子与贝多芬永久地分开来。贝多芬站在他的许多朋友之前，非常难受，泪水从他的眼中滚了下来，番南和其他人都对贝多芬深表同情和怜悯。 这件事重新又在法庭上提了出来。地方长官当然是帮贝多芬的，贝多芬则集中力量攻击弟媳的不贞。他们最初的假定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一定是一个不可靠的母亲。然而，她却深爱自己的孩子。她很高兴地用去了自己的一半金钱，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在有一个第三人的看顾的场合去看她的儿子。后来探视的时间减少到每月一次。当贝多芬到谬特林去以后，她就完全被隔绝开来。她的热情和急躁迫使她走上了仅有的一条路：向贝多芬的佣人探问自己儿子的消息；同时，秘密地看过儿子几次。但她从儿子那里感受到了恐惧，因为儿子变得越来越任性，并且对她也越来越不信任了；她又误听到一个消息说贝多芬要将卡尔带到一个距离相当远的学校去读书。她便到法庭里抗议贝多芬要将卡尔完全与自己隔绝。众人却以为仅有一个办法，就是彼此互相和平地相处在一起，才能挽救卡尔。然而，这并不是两个保护人的意见，双方都希望能够独自保护这个小孩。 有关团体都被召集到市政法庭中讨论此事件，并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这个法庭显然不受贝多芬的名声和崇高的地位所影响，在察看他身为保护人的条件时，贝多芬表示对此孩子是如何的深爱，唯恐他落入外界不良的影响之中。但是贝多芬在请愿书中大肆攻击这个寡妇。而她的保护人霍次契伐反驳说：“贝多芬作为副保护人，完全是要将卡尔与他的母亲隔离，将这个11岁的儿童交给一个耳聋、暴躁、溺爱和半疯的人去管理。” 经过了数月，仍不能调解。判决书在1819年11月17日发了下来。卡尔母亲的一方似乎比较有利一些，她在1811年的罪错被判为不成立；贝多芬要将这孩子送到远地的学校读书，是想使他的母亲痛苦而心碎。 地方长官也不知道她最近有了一个私生子。法庭决议让卡尔的母亲与市政府的长官利奥波特·纽司波克共同管理这个孩子。 贝多芬失败了。 贝多芬试图开始用全部的力量来夺回他所失去的。他请了约翰·巴哈博士为辩护律师，再度起诉。经过一冬一春的努力，无论是巴哈律师还是法官都感到精疲力尽了。这段时间中，贝多芬的《弥撒祭曲》也在创作。 最后，贝多芬胜诉。1820年7月24日，上诉法庭裁定：贝多芬和他的朋友彼得也享有对卡尔的保护权。 贝多芬在他的困难解决后自然十分高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弥撒祭曲》之轶事 对于卡尔的顾虑现在可以放到另一边去了。贝多芬正在创作《弥撒祭曲》。侄子的官司使他完全忘却了音乐，而现在，音乐的思维重新充满了他的脑海。 1819年夏季，凡是朋友们到谬特林去拜访贝多芬的话，结局都不会很妙。访客说不定会发现贝多芬的举止非常的狂野，常吼叫着，书写着他最伟大的《弥撒祭曲》。他从来没有像这回一样，如此集中精力和如此长久地维持着一种如醉如痴的热情。 此曲的题目是无限的，其过程十分痛苦而又有诸多障碍。辛德勒在描写那年的情形时说：“贝多芬真是一个喧哗如天空的雷雨似的伟大人物，特别是在秋季的时候。” 辛德勒还花了不少的笔墨描写自己在8月间与维也纳音乐家约翰·霍萨尔加同去拜访贝多芬时所经历的情形：“那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屋内以后，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就是在那天的早晨，所有的佣人都被辞退掉了。因为在先天晚上，他们之间有过一次争论并惊扰了邻居。我们只得自己准备床铺和膳食；当然，这一顿饭莱并不可口。在起居室里，我们听到大师正在唱着、吼着……当我们听了许久想要离开的时候，室门开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外观不雅的贝多芬。看上去，他在精神上是永无休止地在和他的敌人斗争着。” 一交谈，这两位朋友才知道，贝多芬已有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 另有一件有关贝多芬的趣事，是由霍凡尔教授记录下来的。他记得此事发生在离维也纳不远的一家酒店里，一个警官向正在进餐的警察局长报告说：“局长先生，我们抓到了一个人，他使我们不能安静，他不断地咆哮着说自己是贝多芬，但是，他却是一个流浪者，穿了一件旧外衣，没有戴帽子，没有一点像贝多芬的地方，无法证明他就是贝多芬。”局长命令将此人关到明天再说。于是，我们要求看看这个流浪汉到底是谁，但没有被应允。第二天早晨，我的朋友很焦急，欲知道事态将如何变化了。原来，局长在晚上11点钟时被一个警察推醒，他说这个犯人一点也不安静，并且要音乐会的指导韩曹格来证明他的身份。所以局长起了身，穿了衣服去叫韩曹格，并在半夜时赶到了监牢。韩曹格只看了一眼就说：“此人就是贝多芬，”并将他带回了家，让他睡最好的房间。次日，刑事官亲自登门作了深深的道歉。事实也就澄清了：那天贝多芬起得非常早，穿了件寒碜的外衣，没有戴帽子，外出散步。他沿着运河笔直走着，好像迷了路一般，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一直走到了运河的尽头才止步。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却靠在墙边从窗户看室内的情形，宛如一个乞丐。众人就叫来了警察抓他。他却说：“我是贝多芬。”而警察说，“当然啰，为什么不这样说呢？你是一个流浪汉，贝多芬一定不是你这个样子。”这就是事实的真象。韩曹格给了他一些衣服，而刑事官也将他送回到巴登去，让他住在客厅里。《弥撒祭曲》在贝多芬的心中酝酿了五年的时间。在作曲的时候，他忘记了鲁道夫大主教的就职日是在1820年3月20日。但乐谱却离完成之时相差尚远。它并不是为任何教堂或宗教性质的集团而写的。从响亮的全体合唱开始而结束在悠扬的独唱声中。这种音乐还从未有人尝试过。 贝多芬写道：“它出自内心，也可能重入内心。”这是题写在原稿上的。当这首《弥撒祭曲》产生了戏剧效果时，贝多芬也认为理应如此，因为它的题目是戏剧性的；贝多芬不只是向民众宣传宗教的福音，《弥撒祭曲》更是伟大的音乐。 有人说，《弥撒祭曲》本是发生在罗马教堂的事件，是贝多芬带了他的侄子去忏悔，并接受洗礼。但贝多芬否认此说，他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仔细的考虑，以保证其含义真正对人类有意义。 在草稿簿中，可以看出贝多芬的上帝观念受着时间的影响。他的信条和神学观念可能是从他自己以前所读到的东西中猜想出来的，诸如他所引用的康德的诗句：“人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律，头顶之上有灿烂的天空。”还有从歌德的诗文中所摘的一段，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写成的，开头是：“上帝是无形的，因为他不能被我所看见，他没有任何形状，但是从他所做的工作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永生的、万能的、全知的和无所不在的，他是多么的伟大，一切都没有，他是崇高的；没有人比他更伟大了。” 贝多芬的日记中也这样写着：“为了要写真正的宗教音乐，我看了大部分的教堂歌唱音乐和现代翻译的诗体，同时也研究了诗篇和赞美诗中的诗韵。为了艺术，牺牲一切不重要的社交活动，上帝在一切之上！因为他是永久的神，是全能者，指示出人类所作的善事和恶事……我将永远地信任他。呵，上帝！请你做我的基石，我的光明，你，永远是我信念所寄托的地方！” 贝多芬想再作进一步的音律探试，巴哈给他的印象当然很深。这从他向出版商要巴哈的《b小调弥撒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两首弥撒曲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巴哈的作品是抄袭从前旧作的形式与色彩，而贝多芬的作品始终带有一些交响乐色彩，情感集中，并富于力量。贝多芬对每一个字都是生动地加以利用的。 贝多芬看到合适的素材就采用它，从各种不同的弥撒曲、追逸曲和四重奏中采取下来，根据自己的手法和目的加以应用。 贝多芬与出版商“双重接洽出版”的所有作品，当以《弥撒祭曲》的接洽次数为最多，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对他最有野心的作品有过如此矛盾的允诺。 尚耶说这种接触，“如见了鬼一般的多”。 到了1820年3月18日，正是贝多芬的朋友鲁道夫就任奥尔姆兹大主教一职之前两天，贝多芬写信给出版商辛姆洛克，要求为了这首未完成的乐谱而寄给自己100弗洛林；同时也答应早日完成作品。但足足过了一年，出版商仍未收到乐谱。 在1821年11月12日，贝多芬写道：“这首《弥撒祭曲》可能即将送出，但它必须要由我再仔细地看过。”作曲家的意思是想把此曲的价格抬高，便不顾他已答应过的辛姆洛克的诺言；同时，他又写信给柏林的出版商舒里辛格，要其出版这首《弥撒祭曲》，并且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回音，舒里辛格也答应了。 1822年7月26日，贝多芬又写信给莱比锡的彼得，提起这首《弥撒祭曲》的事，并且说：“舒里辛格以后不再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的；他作弄了我，不说这一点，他根本不是接受这首《弥撒祭曲》的人。”但是，这几句话并没有阻止日后贝多芬与舒里辛格磋商出版的问题。 到8月23日，出版商阿尔泰利也接到了同样的提议：“我所能做到的就是选择了你，我不能信任其余的人。” 辛姆洛克仍旧在催促贝多芬。但他在1822年9月13日接到了贝多芬的一封惊人的信：“我有了4个出版商，其中最低的愿出1000弗洛林。”辛姆洛克的慷慨性格当然不会使他的工作受到亏损，虽然贝多芬和辛姆洛克商定的数目要比这小得多。但辛姆洛克还是接受了。贝多芬打算将《弥撒祭曲》交给他，并说：“我将立刻把原稿送到你那儿去，一个经过修改完善的乐谱或许会使你的出版事宜更方便些。” 不用说，乐谱是不会送去的。有两个出版商都表示愿意出1000弗洛林的价钱。贝多芬也不希望再超出此价。但他还是希望从辛姆洛克那儿得到1000弗洛林，因为他还是珍视波恩时代的朋友的友谊。 然而，贝多芬仍在重复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承诺。到11月间，他又写信给彼得说：“这一次，你一定能收到曲子。”此时的贝多芬已写了两首弥撒曲，他所要决定的是送哪一首去为好。辛姆洛克也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其中的一首。贝多芬如此答复他：“你当然将接到即将完成的两首伟大弥撒曲中的一首，其中之一是《升c小调弥撒曲》，另一首是d大调的。” 接着，贝多芬又有另一个弥撒曲的创作计划。在1823年1月或2月间，贝多芬写信给每一个欧洲的君王答应送给他们各人一份“伟大《弥撒祭曲》的原稿”，但需付他50个金币，以补偿昂贵的印刷费用。但是，它却始终未能出版。有10个国家君主或团体接受了这个提议（俄国、丹麦、普鲁士、萨克松尼、托斯克尼、海萨·顿姆城的公爵夫人，俄国加力金和拉雪维尔王子、法兰克弗的格雪立阿社团）。 《弥撒祭曲》第一次安排在俄国加力金王子那里进行演出，贝多芬很满意。但是，却招来正在等着乐谱的其他国家、公国的大臣们的抗议。尽管贝多芬也想出了一个新的理由来推却、遮掩出版延误的事，但任何一个皇帝、王公付了50个金币而仍得等待着一首未听过的弥撒曲，当然不会使他们高兴的。 出版商对于贝多芬的希望仍旧保持着，直到1823年3月，他才交给辛姆洛克出版。贝多芬写道：“除了你，另外有两个人都希望有一首弥撒曲，我至少要写3首：第一首已完成了，第二首还没有，第三首甚至于尚未动手；你若付给我1000金币，你将得到这首弥撒曲。” 贝多芬仍要增加他名单上的名字。他写信给兰兹请他在英国代找一个经纪人。在维也纳的大彼里立刻同他接洽，同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费用并接受了乐谱。当大彼里坚持要立刻出版的时候，贝多芬想起了他的众多的“皇家定户”。他说曲谱原作一定要立即退回。大彼里威胁说要控告他，但却没有这样做。 过了半年，到1824年3月10日，贝多芬才写了两封信给出版商，每一首“新颖而伟大的弥撒曲”要1000弗洛林，而另一首“雄伟的交响曲”则为600弗洛林。这两个出版商，是梅耶尼斯的儿子司各特和莱比锡的柏洛布斯特。他们立刻接受了他的条件，并且收到了《弥撒祭曲》、《第九交响曲》、《降e大调五重奏》（作品第4号）和另一些小作品。他在1825年才出版了《弥撒祭曲》。 平心而论，贝多芬从来不知道世界上的交易原则，但他在这方面却又任性而行，且决不是一个有计划的艺术家或是聚财的能手。人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辛姆洛克愿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高稿酬，而贝多芬又总是破坏自己的诺言；再不然的话，人们就可以这样说，贝多芬是为了图虚名，让一个又一个出版商跟在自己的后面，想从他那里得到这首闻名已久的《弥撒祭曲》。 贝多芬在1822年夏季写信给弟弟时这么说过：“他们为了能出我的乐谱而争夺着。”拖延时间已成了惯用的手法，无论对哪个经纪人都不例外。他对出版商们的要求都表示应允，从不说“不行”或“不大可能”之类的话，这么虚晃一枪的答复在他而言，实际上已成了习惯。 贝多芬所做的这类不合时宜的事情，若被出版商们集中起来，并加以起诉的话，那他一定会受不了。 沙利文先生写道：“贝多芬的道德是高尚的，但当然并不是说他在生意道德上亦是如此。反之，他的这类道德往往是变幻不定的、不协调的。他所创作的《弥撒祭曲》不是胡作非为的人所能出版的。但他情愿和你作着激烈的辩论而不愿轻易地摇一下头。只有了解了他的这种怪癖，人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做了。” 若更为仔细地观察贝多芬的行动，也就更能了解他的个性。他有着奇怪而曲折的理解力和特殊的生活道路，他的性格是从幼年时就已养成的。有人记得还在年幼时，贝多芬就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喜欢与世界相敌对，有时非常的傲慢，或突然地大发其怒，却不去辨明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现在他成了聋子，“孤独”将他放置于幻想的生命中，而幻境变成了现实和猜疑。他所传染到的曲意奉承的习惯使他具有了好嘲弄之癖。在朋友之间，他不时地轻视他们，对他们不信任已成了习惯，很少有例外，谁要同他商量《弥撒祭曲》的事，那简直是在做梦。 贝多芬对很多事情似乎都已绝望，对音乐的永不衰竭的自信心除外。他在1822年告诉兰兹说：“只要我在伦敦，我就可以为交响音乐会作曲！”谢天谢地，贝多芬是能作曲的，但是对别的事情，他就不能胜任了。 贝多芬的心中，“弥撒曲”是为上帝而创作的乐曲，也是为世界服务的乐曲。让有钱人来保证他的生活，他则可以自由自在地作曲，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时期”是不会有的，虽然他忠实的恩人曾经设想过、努力过，试图把他带入其中。为贝多芬所不能了解的是这个社会不能给他自由创作的条件。他的恩人和出版商也不见得比他的处境好一些，他们同样遭到了不幸。 有时，贝多芬所信任的人，甚至他所爱慕的人也用困惑的眼光来看他，所以在他的信中时常讲到他们的不正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第九交响曲》与《弥撒祭曲》的辉煌 贝多芬现在深居简出，变得更为孤僻了。过路人会对他感到惊奇：一个男子，穿了一件长大而陈旧的绿色外衣，袋中插了一个耳喇叭和草稿簿，蓬乱的、银灰色的头发在风中飘荡着，行色匆匆地走过街道……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寓所里的，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不愿接见任何宾客。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他会独自躲避到海真道夫或巴登去。 1823年秋，一个年轻的英国人邱理阿斯·贝奈蒂克特来到维也纳，请求会见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他们在海斯林加音乐店会晤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被贝多芬的外貌所吸引住了。随后，他作了如下翔实的描述：贝多芬是“一个矮小而强壮的人，红色的脸，小而深陷的眼睛，浓厚的眉毛，穿了一件极长的外衣，几乎到了他的脚踝……虽然他气色极佳的面颊和所穿的衣服极不协调，但那对细小而深陷的双眼及丰富的表情却不是任何一位油画家所能画出来的。” 邱理阿斯后来在巴登又遇见了贝多芬，又记下了他外貌的变化：“他的白发躺到了他宽大的肩膀上，有什么事情伤了他的心？他的双眉紧紧地皱在一起，有时则任意地狂笑着，这对于在他旁边的人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痛苦。” 休贝特，一个不出名的音乐家，那时他只有25岁，非常崇拜贝多芬。休贝特送了几首歌曲给贝多芬以作评判。休贝特非常怕羞，他要求会见一次贝多芬，虽然当时没有话说，后来听说贝多芬很爱好这几首歌曲，便不由得大喜过望。 休贝特逐渐地知道了怎样去见贝多芬，即需在他所常去的酒店和进食的时间去见他。在那里，贝多芬滔滔不绝地大声说话。日后，莱比锡的市民与贝多芬很投机，天南地北地谈着一切，大家都说贝多芬和蔼可亲。 在酒店里，贝多芬洪大的嗓音能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听见。低音喇叭手密泰格有一次看见贝多芬单独坐在一个角落里，好像在发呆。突然，他跳起来，呼叫侍者说：“我的账单！我的账单！” 侍者在他耳边大声地叫喊着：“已经付过了！” 柴尔特说：“有一次，我看见贝多芬坚持要给酒店付账，尽管他一点东西也没有吃过。” 尽管贝多芬对别人所说的话已根本不可能听见了，但他仍能从别人的口型上辨别得出一些意思来。辛德勒告诉别人说：“贝多芬在指挥《菲岱里奥》序曲时用了一只‘音乐钟’来帮助他。” 贝多芬也因此而感到高兴，说：“这比在卡斯莱萨剧院里所演出的音乐会更为圆满。”或许，这种钟摆式的震动能使他明白些。他的左耳差不多已完全失去作用了。 1822年10月3日在演出《圣屋》序曲时，由贝多芬弹钢琴，他却扰乱了这次演出，因为他听不到乐队指挥的指示。 一个月后，《菲岱里奥》又在卡斯莱萨剧院演出。贝多芬决定指挥这次演出。他不听朋友的劝告，所以幕启时台上就陷入了一遍混乱之中。贝多芬急于改变这种混乱，但是乐队与歌声已不能互相配合了。他一点也听不见这种混乱之声，也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茫然不知。乌姆劳夫几次阻止他，但他只是用惊异的目光望着他。 辛德勒如实地描述了事实的经过：“这出歌剧显然是不能再演下去了。但是该怎样对他说呢？主管杜勃特，或是乌姆劳夫都不愿意这样对他说：‘你回家去吧，这戏的演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你这可怜的人！’贝多芬也觉得非常的不安，向左右不停地看着，并从别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了应当停演的原因。剧场里四处一片寂静。我跑到他身边，他立刻掏记事册要我写下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赶快写了几个字：‘请不要再继续下去了，一切回家后再说。’他看了之后仅说了一句：‘快跟我回去！’便不停地跑着回到寓所，扑在沙发上，用双手掩住了面部，直到我们进餐时，他还是如此，一句话也不说。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感到无比的沮丧。餐后，当我想出去时，他请求我不要离开他，同时，他恳求我次日与他同去他的顾问医生史美泰纳那里，史美泰纳是一位有名的耳科医生。” 史美泰纳也同别的医师一样，不能对他有所作为。在他看来，他的耳疾是永远不能治好的了。 到1823年春天，贝多芬又从他的寓所里搬出来了，因为他与房东的意见不合。贝多芬永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房客。1820年，他从谬特林的哈夫纳住所被迫迁了出来，因为他在夏季中与佣人的剧烈争吵引起了邻居的抗议，辛特勒请求派一个警察跟在后面以作保镖。贝多芬到海真道夫租到了一所引人注目的别墅，但这位房东太客气了，每次遇到他总是鞠一个躬，直到这位音乐家房客忍受不了，不得不再度迁居。这一个夏季对房东们是够烦恼的了。 贝多芬仍没有放弃创作歌剧的野心。在维也纳，歌剧已成为音乐的主流，他在1823年整整一年中深深地思索着、探讨着一个歌剧的选题。这在他的信件和谈话录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没有一个剧目使他感到满意，直到格立尔柏萨提议用米留西那的神话之后，才引起他的注意，但是，当格立尔柏萨去拜访他讨论实施计划时，贝多芬反而摇起头来。 1823年，韦伯到维也纳来指挥他的新作歌剧《优耶萨》，贝多芬以拥抱礼来公开地迎接他。幕启的时候，贝多芬鼓掌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忠实的人！现在我一定要写歌剧，一个接一个地写。” 但是贝多芬对21岁的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却不肯给予如此的宽大。在谈到罗西尼时，他对西弗拉特说道：“罗西尼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舞台的画家’，若命运不给他不错的天资和可爱的旋律，则他从学校中学到的东西是一无所有的！” 1824年，贝多芬又写信给弗劳登堡说：“罗西尼是一个有天才而富于旋律感的作曲家，他的音乐是迎合时代的，出产量也是如此的大。” 罗西尼在1822年春天到了维也纳。他的《才尔密拉》也在此时完成，很引起贝多芬的注意；贝多芬极为称赞他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同时建议他保持喜剧风格。 4月间，又有一件趣事发生。采莱带了他的得意门生、11岁的匈牙利琴师弗朗兹·李斯特到维也纳作了一次公开演奏；并由辛德勒带着李斯特去拜见了贝多芬。贝多芬听了李斯特的演奏之后十分高兴，将他抱了起来，并亲吻了他。后来，李斯特成了驰名世界乐坛的钢琴家，但贝多芬却没有享受他成名的那份荣耀。 贝多芬不时地进出于维也纳。1822年夏天，他去了巴登和奥白杜勃林，后来，又去了海真道夫。但困扰和烦恼永久地跟着他，他的双眼视物时感到越来越吃力，而胃病也时常发作，使他不能安心地工作。尽管卡尔在他的监护之下，静心地学习着，但在假期中，他就得陪伴着卡尔，并为他筹措学费和一些开支。这样，贝多芬不得不定出更多更难的计划。他写信给朗堡说：“最近几年中，我很少有崇高的艺术作品问世。”在写给约翰的信中，他又说：“假若我的健康能够恢复那就好了。如果我的收入不能增加的话，我就要去创作伟大的交响曲、宗教音乐或是四重奏。” 然而，在旁观者的眼中，他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生活道路的一些琐碎事放弃。 大彼里提议他创作一些华尔兹的变奏曲。可是，贝多芬却不喜欢大彼里的这种“愚蠢的想法”，并称他作“补鞋匠”。为了戏弄他，贝多芬不停笔地写了许多变奏曲，一曲接着一曲，直到大彼里感到有些吃不消了才罢休。这些曲子的确让大彼里发了一笔小财。 让人意外的是，当这些变奏曲和苏格兰歌曲传到爱丁堡后，低调的评价随即产生。辛德勒向贝多芬述说了一个当地流行的传言：“贝多芬现在除了写这类歌曲之外，是不能再写别的曲子了，就如同老年时代的海顿一样。” 贝多芬听了之后，只不过笑了一下，平静地说：“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知道自己错了。” 在贝多芬一生的最后10年（1818—1827年）中，他耳朵全聋、健康状况显著恶化，生活十分困窘、精神上遭受折磨，但他仍以“英雄”的毅力和心智，花费了近六年（1819—1824年）时间创作了闻名于世的《第九交响曲》（作品第125号，别名为《合唱交响曲》），此曲在其全部交响乐作品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此曲是贝多芬“英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他个人在交响乐领域成就的总结。 《第九交响曲》以德国伟大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作为作品的核心，进一步深化了贝多芬的“从黑暗到光明”、“经过搏斗获取胜利”的典型思想。 1824年5月7日，在卡斯莱萨剧院，由耳聋的贝多芬亲自指挥，首次演奏了《第九交响曲》和《d大调弥撒祭曲》（在节目单上特别加印了如下字样：贝多芬亲自指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贝多芬自己并没有享受过欢乐，但是他把伟大的欢乐奉献给所有的人们！ 《第九交响曲》构思奇特，寓意深刻，形象丰满强健。它扩大了当时交响曲演奏的规模和范围，变成由交响乐队、合唱队、独唱、重唱共同表演的一部宏伟而充满哲理性和英雄性的颂歌。 整个作品的基本形象是：通过悲剧性的痛苦斗争，走向胜利和欢乐。其中包容着苦难、斗争，融会着炽烈的热情、严肃的思想，述说着苦难与郁闷，也颂扬了欢乐与希望。“欢乐主题”是整部作品思想的核心，并尽情地加以歌颂。 而把声乐放入交响乐演奏中，则是贝多芬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种大胆创造。 贝多芬头脑中的《弥撒祭曲》也在逐渐地完成之中，接着有三首钢琴奏鸣曲问世。其中的《e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9号）又让他步入忽略已久的奏鸣曲创作中去了。 贝多芬曾写信给洛琪立兹说：“我好久没有创作得如此轻松了。我坐下来，想着，想着，就产生了音乐意念。但是，它们不肯跑到纸上来。我慎重而激动地开始了这伟大的工作，它的完成是可以看得见的了。” 贝多芬仍旧答应为伦敦的音乐朋友作两首交响曲和一出歌剧。歌德的《浮士德》引起了他的兴趣，很想尝试创作它。当贝多芬在1823年的《弥撒祭曲》即将完成时，他就谈起了《第九交响曲》。8月16日，他在巴登写信给卡尔说：“今日，我才开始对缪斯服务。”这就是说他又得开始艰苦的工作了，一个充满了不调和的世界将被另一个纯洁而清晰的世界所替代。 完成《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已有11年了。贝多芬在这一段时间内有什么改变呢？他的草稿簿早在1812年就已零零碎碎地显示了他对另一首交响曲的兴趣，但是从未发展到引起他充分注意的程度。再早至1793年，他想把席勒的《欢乐颂》用到他的音乐作品中去，但没有考虑到将此诗谱成一首交响曲；到1817年才完成第一章的轮廓，但为了创作《槌子键琴奏鸣曲》，又将其放在一边。次年，他的整体构思、主题，才在心里渐渐的成熟起来，《弥撒祭曲》使他想起一首宗教的交响曲，甚至是一首合唱交响曲。他采用希腊原文，他知道用德语韵律是不会被伦敦所欢迎的。他想到两首交响曲，其中之一完全是使用管弦乐器的，终于，他的思想又回到《弥撒祭曲》上去了。 最后，这首繁复的《弥撒祭曲》终于大功告成，而交响曲的创造也在加紧进行中。 1822年11月，贝多芬接到兰兹的信，提到伦敦交响音乐会的事，他们表示愿对每首交响曲的原稿支付50英镑。贝多芬在次年2月5日回信说：“乐谱原稿即将到达伦敦。”并说，若在三星期内收到他们寄出的汇票，那么，他们就能收到原稿。 伦敦的音乐界人士是早就尝到过贝多芬诺言的滋味。此时，《第九交响曲》只有第一乐章刚刚完成，缓慢乐章的主题甚至还未找到。贝多芬为了这份乐谱，还在继续努力地工作着，然而，一年之后，这份乐谱仍未能完成。 到了1823年夏天，贝多芬想到在最后一乐章中用合唱作结束，而主题则是用管弦乐器引出来；这样，他便决定采用合唱变奏法。但他又疑惑起来，如何在三个悠长的、用管弦乐器演奏的乐章后导入合唱的歌词？辛德勒劝他将自由和友爱用在音乐上，但仍有困难阻挠着。辛德勒写道： “当他到了第四乐章展开的时候，开始了从未见到过的挣扎，他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字来介绍席勒的颂词。有一天，他进入了房间，高声地叫喊着：‘有了！我得到了它！’他将草稿簿给我看，上面写着：让我唱着席勒的不朽的歌‘兄弟’！这个词语经过我多少次的审慎思考才最后如愿以偿的啊！” 贝多芬每经历一次剧烈的内心痛苦，必得到在艺术的某一问题上的答案。而这答案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1823年春，贝多芬同达姆城的作曲家路易斯·舒留萨谈到这种状态时说：“我改变了许多次，乐曲常是涂了又涂、改了又改，直到我感到满意为止。然后，它们又在我脑海中展开了，向着各个方面发展。我所需要的基本的策略从不离开我，它们在我的面前升了起来，长大起来，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所有复杂的音调在我脑海中都成了一个简单的影像，余下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它们写下来。”当时，贝多芬正在艰苦地进行着交响曲的创作。他能很清晰地看到最后一个乐章 ，并立刻写了下来直至完毕。 贝多芬不愿意让他的朋友为他在维也纳安排一个音乐会，以介绍他的《弥撒祭曲》和《第九交响曲》，因为他已先期答应了伦敦的音乐界人士。然而，他心中的最明确的愿望则仍是偏向于柏林的。同时，他也斥责维也纳的社交界，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的音乐并没有跟维也纳分离开来。他在音乐界名声显赫，在过去10年中所写的，特别是《第七交响曲》、动人的奏鸣曲和三重奏，还有歌剧《菲岱里奥》都已很出色，韦伯在不久前又将这歌剧改得更加出色了。在普拉格演出得很成功，柏林的艺术评论家也提到了该剧，巴黎的民众也争先恐后地去听他的交响曲演奏，而伦敦方面则是多么希望从他这儿得到一些新作品啊！ 在维也纳，许多人说贝多芬“是一个蠢汉，当然他的音乐也是愚蠢的”。在当地，仅有一个说法对他有利，说他经过了孤独而漫长的拼搏，创作了一首新的交响曲，大家都很感兴趣。 贝多芬写信给柏林的勃路尔伯爵，商讨第一次演奏他的新弥撒曲和交响曲的有关事宜。伯爵很高兴地接受了下来。为了此事，有人在1824年2月带来了一封由30个维也纳的朋友签名的长信。他们自称为“艺术的信徒和爱好者”，他们说：“许多敬慕你的人，在你的第二故乡钦佩着你的天才，而伟大神圣的作品和从你那心灵圣地中生长出来的鲜花——不同凡响的交响曲，请不要先在别的城市演奏。”他们还说：“一个为我们大家所景仰的、推崇的音乐家，理所当然地应留在他所成长的土地上。请你赶快回答我们这群如此钦佩你的朋友！” 这份文件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朋友们正在努力鼓励这位现在已经完全孤立地生活着的贝多芬，想使他在这两个曲目公演之后不再孤立，并安稳地度过他以后的岁月。 莫里兹·里区诺斯基伯爵是这次恳请活动的策划者，签名者中包括了柏尔番和法拉斯伯爵，爱比·斯坦达勒和松利斯末伯爵，他们在过去都对贝多芬有过帮助；这些人当中还有四个出版商：阿尔泰利亚、大彼里、史坦纳和里达斯道夫。 贝多芬的最初反应是愤怒的，因为恳请书出现在《戏剧日报》上而引起谣言，说他对此很感兴趣。后来，辛德勒拿着这封信，特意达到了他的寓所。贝多芬注视着窗外，沉默着，思考了好久，才慢慢地说：“啊，那是多么美丽呀，窗外的景物！它给了我多大的快乐！” “你说得很对，”辛德勒赞同他的意见，“那么，让我们出去走一会儿吧。” 散步之时，贝多芬仍一言不发。 结果，贝多芬决定在音乐季节未完之前，在维也纳举行一次音乐会。但一连串的问题来了：选哪个剧院？谁任指挥？演唱者的酬劳又付多少？ 会谈记录中说贝多芬的许多朋友都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催促他赶快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因为音乐季节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了。 贝多芬犹豫不决，他遇事踌躇已成了习惯。朋友们又单独地向他提出建议，尽一切力量来催促他、迫使他改变这种拖拉的习惯。仁慈的休本柴和爱比·斯坦特勒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辛德勒的态度常让贝多芬感到恼怒，而将他推出门外。假若有谁要说服贝多芬，他就不客气地骂对方是无赖。但辛德勒仍旧很和气地顺从了他的意思，并且仍然十二分地尊敬这位伟大的音乐家。 贝多芬的侄子卡尔现在已成为一个17岁的青年了。贝多芬将他经常地带在身边，同时也经常地听听侄子的意见。卡尔从不引发贝多芬的怒火。 许多矛盾的事情似乎证明贝多芬再也不会确定他的音乐会的日期。里区诺斯基、休本柴和辛德勒失望地尝试了几种方式，后来他们又联合起来，开了一个玩笑，意在让贝多芬签字。他们的愿望是很纯洁的，但也可以说是愚蠢的。他们没有料想到，当他们一离开贝多芬的住所，贝多芬就明白了他们所“玩弄的小花招”，并立刻送出了以下内容的字条： “此致莫里兹·里区诺斯基伯爵：我愤恨不忠实，不要再来见我，没有音乐会了。” “此致休本柴先生：你不得再来见我，没有音乐会。” “此致辛德勒：我请你不要再来，直至我通知你以后。没有音乐会。” 这“三重奏”继续演奏着，直至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才继续进行这场音乐会的准备工作。最后的决定终于作出了：1824年5月7日在卡斯莱萨剧院举行。 到了演出的前一天，检查官却又禁止在剧院内演奏教堂仪式的音乐，贝多芬只得从《弥撒祭曲》中抽出了三段（原曲太长，所以删去了“光荣”和“神圣”两段），里区诺斯基伯爵甚至想运用他的权力请求得到某种特许。 史实详尽地记载了最后一次演出的情形。 贝多芬在演奏结束后，深为感动，当演唱者在离开剧院之时，他热情地拥抱了他们。从他的眼神之中，人们可以看到：在《第九交响曲》和《弥撒祭曲》演奏过后，贝多芬是多么的受感动。贝多芬已经听不见了，但他却能用双眼观察而体会出来。 演出时，整个大厦中挤满了人，除了皇室的包厢暂时空着之外：贝多芬的朋友们杂处在各个地方，分散在乐队里，听众中，甚至已不能行走的柴姆斯加尔也来了。乌姆劳夫坐在贝多芬旁边，以提示他开始演奏的时机。乐声是洪大的，当谐谑曲到达了轻快而明晰旋律的时候，听众们一听就明白了。幕间休息时，听众极力地鼓掌，几乎是想用这种方式强迫他们重奏一遍。 这些情形都由辛德勒告诉了贝多芬。他还说：“这一次的公开演奏，使大众对你贝多芬的认识更加清楚了。” 低音歌唱家翁格夫人叙述了当时狂热的情形：“在演奏将完的时候，有一件事使大厅内的人为之挥泪不止：我们的音乐大师虽然坐在音乐演奏厅之中，但他却什么也听不到，甚至在他的伟大的音乐作品演奏完之后，他也没有听到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之声。他背朝着听众，直到我将他转过身去，他才看到了听众的面部表情，他们仍在热烈地、不停地拍着手，表现出极大的快慰和欢乐。贝多芬的这一转身突然使剧场中的每一189个人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也许这是一种怜悯——他因耳聋竟没有听到如此赞许的掌声。瞬间，众人的掌声又如火山爆发般再度响起，并一阵接一阵地响下去，似乎永远没有完结。” 贝多芬从这场公演中得到420弗洛林的收入。但他迁怒于辛德勒和乌姆劳夫，说自己被欺骗了。 第二场公演安排在5月25日进行。这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天气极佳，春天已经到了它的全盛时期。维也纳人情愿到柏拉特去散步，去接受阳光和鲜花，所以剧院中只坐了一半听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卡尔自杀对贝多芬的打击 1825年的新年，贝多芬接到了奈特的来信，告诉他《第九交响曲》已经到达当地而预备演出。 贝多芬想去指挥演出，并带去一首新曲给他们。英国社会对他赞不绝口，对伦敦交响音乐会反响十分强烈。一宗财产仍在等候着他，贝多芬答应他们在18个月中完成《第九交响曲》。虽然他们在接到抄本之前，此曲已在维也纳演奏过了，但英国人也还是表示出了一种宽宏大度。 贝多芬也再度提出去英伦三岛以娱晚年的建议。他高度地赞赏英国和英国公民，说他们的政府才是模范政府，他们的音乐欣赏水平远比维也纳人高。他很肯定地说要为伦敦写《第十交响曲》。辛德勒和霍尔兹对此也毫不怀疑，他们相信贝多芬在头脑中对此早已有颇为完整的概念，只需在下半年的某个时候用笔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 但在贝多芬的草稿中却没有丝毫的迹象。拟议中的《第十交响曲》一定是一种歌剧的形式，贝多芬总是在不停地思考着这个计划。 贝多芬再没有另外的工作计划了。若他能再活上5—10年的话，他或许可能再多一个或更多的计划。当然不止是一曲歌剧，或者还有表现《圣经》上的某些内容的短歌剧。 1826年，贝多芬偏爱四重奏，他喜欢这四种简洁的声音。当1824年《第九交响曲》完成之后，四重奏变成贝多芬的全部生命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他为圣彼得堡的加力金王子写了三首四重奏：第一首为《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27号），完成于1824年；第二首为《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32号）；第三首《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30号），都是在当年年底完成的。 到1825年5月，贝多芬又在病中写成第四首《a小调弦乐四重奏》。人们从中不难看出贝多芬对古典宗教音乐形式的爱好。他把《a小调弦乐四重奏》中慢板一乐章的标题改为“感谢上帝使衰弱的人能够痊愈”的赞美诗。仿佛是神的恩典使他恢复了新的力量，重振了他的雄风。 《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完成以后，休本柴立刻召集了一些人来试奏。曲中的隐秘部分促使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因为此曲是很难演奏的。贝多芬神情严肃地坐在一边，什么也听不见，只用双眼注视着钢琴演奏者那双如鹰爪般的手指在琴键上不断地移动……然而，小范围内的听众都表示了失望。贝多芬毫无理由地斥责了休本柴一顿。 随即，他将乐谱交给了鲍姆，让其在柏拉特咖啡馆中再作一次演奏，时间为次日早晨。 1825年11月，佐治·司麦特爵士访问维也纳。他很幸运，能够听到在11月9日所举行的第一次《a小调弦乐四重奏》演出，地点是在“粗人旅馆”舒里辛格的房中。听众都是一些熟识的朋友，舒里辛格从他父亲在巴黎的分店赶了过来，包括贝多芬在内，共有14个人，有贝多芬的侄子卡尔，采莱，大提琴家马克斯（他是施坦纳的老搭档），还有旁姆等人。休本柴、霍尔斯、惠斯加、林加都是这场小范围演出的演奏者。 佐治爵士说：“这首新的曲子，大约有45分钟之长，共奏了两遍。曲子中的多音阶是如此的丰富。贝多芬直接指挥了一次演奏。他脱去了外衣，屋中开始显得热闹起来，声音不能进入他的耳朵，但从他的眼中则能看到他那满意的表情。他取代了霍尔兹，自己拉小提琴。在演奏时，我一直看着乐谱，在场的人都很注意他。两天之后，此首四重奏在原处又演奏了一次。这场听的人就更多了，有十个朋友还在此处共进午餐并饮了酒。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高兴，说了许多笑话，我们都用纸条写话给他看。当演奏完此曲而起身时，他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感染。” 1825年秋，贝多芬住在舒怀兹班纳公寓的二层楼，面对着格拉雪斯。这是他在维也纳住所中的最后一处。司蒂芬·冯·勃朗宁和他的妻子、小孩就住在对面的罗斯公寓里，他是从埃斯特海斯王子那里租来的。他们的感情又恢复了。司蒂芬和贝多芬时常在一起，贝多芬也常到那边去进午餐，与冯·勃朗宁夫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勃朗宁夫人有时还会帮他做点杂事；但是，他那心烦时发出的噪音和一些超常规的做法，常常会使夫人感到十分迷惑。贝多芬对于勃朗宁的孩子琪哈特尤为喜爱。这孩子的绰号是“裤子钮扣”。贝多芬很喜欢孩子，他看着琪哈特成长，并让他逐渐知道如何从小就使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琪哈特受贝多芬的影响相当深。及至成年，他还能很清楚地回忆起贝多芬和自己在一起的趣事和一些生活细节。 现在又要说到贝多芬作为保护人的不幸历史了。这次所讲述的事情完全不牵涉到他的艺术生活，因为必须分开来讲。 卡尔的母亲虽然与儿子分开居住了，但从不离得太远。所以，她仍旧是贝多芬潜在的危险。彼得，第三保护人，对他只有极小的帮助。彼得常给贝多芬一些指示，但这些指示又常让贝多芬深感痛苦，因此，只能增加他的疑惑。 卡尔和他的叔父分开居住，也真是可怜的一对。他们之间也从没有相互真正地了解过。贝多芬对于卡尔具有超常的智力觉得非常的骄傲，梦想着这个孩子也能继承他的事业。贝多芬首要的愿望就是想对他进行音乐上的训练。贝多芬在卡尔的父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内就写信给史坦纳，要最佳的钢琴教程乐谱，以替卡尔打下良好的基础。采莱作为卡尔的教师，教授他一切应学的课程。卡尔在琴键上表现得相当出色，当然是不能再超过这一程度了。卡尔很爱好文学，贝多芬就送他进入了维也纳大学。他在语言上的进步很快。贝多芬对他寄予厚望，一心一意希望他成为一个学者。但是卡尔的情形却与此相反。他有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并不专心致志。 卡尔在1825年说他所受的大学教育已经足够了，希望加入陆军，但作为伯伯的贝多芬不赞成；贝多芬的希望从来没有被卡尔接受过，同时，卡尔也没有一个愿望被贝多芬所了解过。 贝多芬让他在1825年春季进入了工学院，他以前所获的学分也得到了学校的承认。卡尔住在一位政府官吏舒里默的家中，同时也受到舒里默的严格监护。 到了夏天，贝多芬搬到巴登去住。他在星期日和假日才同卡尔在一起。贝多芬让他兼任过不少的工作，如书记员等，使他没有空闲的时间去对别人做恶作剧。但是，一个20岁的青年又怎么能被他的伯伯轻易地管得住呢？再说，舒里默的工作也很忙，不可能长时间地做卡尔的“看护小姐”。 卡尔逃避了严格的管理，贝多芬否认他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卡尔尤其喜欢在听布道时胡闹。而伯伯不公正的指责，常使他感到不满。贝多芬想约束他，要求他在出来的时候得到舒里默的同意，但他常在晚上独自溜出去；贝多芬给他的零用钱很有限，他用每一分钱都得仔细地思考一下，这就让他更为烦恼。卡尔的性情本就有狡猾的一面，因缺钱花，他就去赌博。贝多芬对他的这种堕落行径有所耳闻，也派辛德勒去探听他的行踪，甚至让约翰去作过调查。一次，当贝多芬知道卡尔在一所最下流的舞厅里时，贝多芬立刻感到惊惶起来，并决定亲自前往，看个究竟，有人劝说道，如果在那种地方发现了贝多芬，那一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议论。贝多芬无可奈何，只好派了霍尔兹去舞厅。霍尔兹是一位27岁的青年人，但深知人情世故，也是卡尔的好朋友。霍尔兹回来报告说，卡尔在喝酒，但没有喝醉，至于说到嫖娼，就他所知，维也纳还没有这种行业。 此后，叔侄两人之间矛盾就更多了，咒骂更形成了紧张的气氛。贝多芬禁止他再去看母亲。贝多芬猜想一定是这个贱妇引侄儿走上歧途的。卡尔有一位朋友叫尼迈兹。有一次，卡尔将他带到了巴登。贝多芬在一个公共场所公开地警告卡尔和他的朋友。在给尼迈兹的信中，卡尔称自己的伯伯为“老笨伯”。这封信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最使这位伯伯所不能原谅的就是卡尔假装对伯伯敬爱，但在行为上却从不把伯伯当一回事，甚至更为恶劣。 贝多芬保存了一些自己写给侄子的信，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这是一些让人心碎的记录。文字中交织着愤怒、疑虑、紧张、盲目的爱和几近残忍的严厉。 当贝多芬疑心卡尔私下里去见母亲的时候，他就威胁卡尔说，不认他了，并要告诉所有的人，让大家知道卡尔是如何辱骂和对待自己的伯伯的。他还怀疑卡尔从佣人的手上借钱用。他曾对卡尔叫道：“我的心是多么难受，你做出了如此无耻的事。假如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你将被每一个正直的人所痛恨。” 不言自明，贝多芬对侄儿卡尔是恨爱交加的。他常祷告说：“我希望上帝能听到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不能再信任我的侄儿了。” 1825年6月，贝多芬在巴登写道：“我为了卡尔差不多气愤得要生病。我实在是不希望再见到他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里，卡尔失踪了几天；贝多芬闻讯，立刻就赶到了维也纳的舒里默家中。卡尔不在那里，贝多芬就留了一封信： “我的宝贝儿子，不要跑得再远了，请回到我的怀抱里来，我不会向你说一个粗鲁的字。啊，上帝，不要让卡尔向毁灭的路走去……卡尔，你归来，你将受到像从前一样的爱护。请静心地思考一下吧，想想你的将来。我决不苛责你，因为我知道它现在已不会发生效力了。从此以后，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将是谨慎的保护，但你必须归来，回到你父亲真正的心里。为了上196帝，你今天就得返家，然后你会知道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快归来！速归来！” 贝多芬在6月间所写的一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是：“你是我最亲爱的、仅有的孩子。”至少，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能与贝多芬作品德上的比较的。“我不预备耗费得太多，”贝多芬写道，“以备供给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写下这样的言语是最令人伤心的。贝多芬的活力受到了卡尔这样一个人的压迫让人不可思议。贝多芬的崇拜者都说，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值得贝多芬去宠爱的，他个人的创造力和健康都将因为卡尔而受到损害。 贝多芬作为伯伯，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被这个侄子占据了。他密切注视着卡尔的一举一动，并加以适当的约束，因为卡尔毕竟还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大孩子。 经济上不让卡尔独立，让公众的舆论和法庭的规则来保护他，又加上贝多芬的长辈之爱，这些，反而使卡尔深感痛苦，卡尔产生逆反心理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位20岁的青年人善于用甜言蜜语骗人。他公开地表示仇视孝顺和尊敬。但横在他面前的是严格的管制。卡尔在自己的谈话录中写道：“假使你觉得我是骄傲的而继续不断地骂我有一小时之久的话，这至少不能使我的痛苦的感觉转到好的那方面去。我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可鄙。我可以保证：在你这个‘家伙’当着大众的面向我攻击的时候，我感到了痛苦。在5月间所失去的80弗洛林，我在家里仔细地寻找之后会还给你的，毫无疑问是可以找到的。若我读书而你在这里的话，那我就不能在这种骄横的空气中生活。因为我不喜欢在工作时对我有什么批评，而现在你却正是这样做的。” 卡尔一意孤行，有时还会突然大发脾气，好像已传染了贝多芬那难以驾驭的脾气一般。有一次，他又被伯伯抓住了，他当时正在无理取闹。但在大部分时间内，他是孤独的，只能顾影自怜。 贝多芬看到这些字条后，就写下了如下的句子：“若没有别的理由，你至少得服从我。你所做的一切，都可被原谅和忘却，请不要走上让人不快的路。那样，将缩短我的生命。每天，不到深夜3点钟，我是不能入睡的，因为我整夜地咳嗽。我深深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不再错怪我，而我也将热烈地拥抱你。我也知道昨天你所做的事，我希望在今天下午1点钟见到你。再见！” “你忠诚的父亲，一定要来的，不要使我的心中再感到难受了。” 贝多芬心中对卡尔的爱是如此之深，但却又被侄儿无情地蹂躏着，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顽固的卡尔只给贝多芬带来痛苦，恐怕他不再在理想崇高的伯伯的管理之下生活了。或许卡尔与母亲在暗中已相互达成了一个谅解，或者因零用钱不足而负债，甚或是性的饥饿促使他这样做。卡尔的这种行为是可恶的。这一切可能影响到贝多芬的名声而受到大众的诽谤。 到了1826年7月末，卡尔已暗示贝多芬，他已能自己毁灭自己了。贝多芬听了，惊惶不已，便立刻赶到霍尔兹家，带上他同去舒里默家中。舒里默安慰了贝多芬，可卡尔却仍然在威胁着贝多芬。 舒里默反复地盘问卡尔前段时期的有关情况，注意到了他所欠的债务，但卡尔对此却什么也不愿意谈，只说是因为某一特殊的原因而决定去做的。 有关此事的记录保存在舒里默的记录中：“我发现他在胸部放了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并且还另带了子弹和火药。我可以告诉你，他可能将这些东西用在他伯伯身上。手枪保管在我这儿，待他冷静一些之后再商议。否则，他会感到痛苦的。” 霍尔兹询问卡尔，卡尔冷冷地回答道：“这样做，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假使今天我不能摆脱你，今后，我还会有另一次机会的。” 舒里兹又找到了另一支手枪。霍尔兹向贝多芬指出，并责备贝多芬让卡尔避开了自己的视线，他们是不可能每分钟牢牢地看管住卡尔的；假使卡尔是如此的顽固，则任何一种手段他都可以采用的，假使他没有一支手枪，那他就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 贝多芬在谈话录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卡尔自己在堕落了！” 他们一同来到了尼迈兹的家里。贝多芬一反傲气十足的习惯，十分谦虚地向自己一度咒骂过的这个青年人提问，请教采用什么方法，才能赢回卡尔的信任，但是，他们失败了。 贝多芬和霍里兹打算到警察局去，请求采用强制性措施。当他们正在商议之时，卡尔就看准机会溜之大吉了。贝多芬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寻找他，直到第二天清早，仍是一无所获。 卡尔跑进了一家典当行，当掉了他的手表，买了两支手枪和火药，子弹，乘上马车，赶到了巴登。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坐在一所空房中写信。他写了一封信给尼迈兹，还附了一张给叔叔约翰的字条。 次日，卡尔沿着贝多芬平时所习惯走的路线，经过了海伦尚尔到达了劳享斯坦。这地方很合卡尔的意，于是他将两支手枪都装上了子弹，将枪口抵在太阳穴上，扣动了枪机。砰！砰！两声枪响震动了山谷…… 一位驾马车的人在这个美丽的夏日的早晨，赶着马车途经此地（这天正是7月31日或8月1日），眼见着一个年轻人躺在长满青草的小丘上，头发和面部流满了血。这年轻人还有知觉，并从口袋中摸出了他母亲的地址。 驾马车的人赶紧将他抱上马车，驾车飞速向维也纳跑去。 贝多芬听到驾车人的通知后，赶到了卡尔的母亲家。卡尔静静地躺在床上，头发上仍有着丝丝血痕。他们还没有请来医生。 卡尔的母亲相信子弹仍停留在卡尔的头骨中。贝多芬急切的问询更让卡尔反感。 “既然已经这样做了，那就只有动手术才能治疗他；假若史美泰纳医生在的话，就不要责备我，我要请他为他想办法。”贝多芬说。 随即，他写了一个字条给史美泰纳医生：“一桩极大的不幸发生在卡尔的身上，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我希望他能得救，请你赶快过来。卡尔的头上有子弹，你将如何办呢？只有赶快过来，为了上帝，你赶快来。” 卡尔仍躺在母亲的家中。霍尔兹拿了字条，赶快去了史美泰纳医生家。但另一位外科医生赶来了。 卡尔朝自己开枪、使用手枪是外行。有一支枪射出的子弹根本没有打中他，而另一颗子弹虽是打中了，但只打破了皮肉，却没有击穿头骨。 显然，卡尔是决定要自杀的。但当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对着自己的头颅举起手枪的时候，他产生了片刻的犹豫。也就是这片刻的犹豫而生发的直觉使他恐惧起来，手指也变得僵硬了，因而未能完成自杀的计划。 当贝多芬离开之后，卡尔说：“只要不听到他的呵斥，只要他不到这里来，什么都行，怎么样都行！” 他不愿意听到有关他伯伯的一切。他还威胁大家说：“若有谁再提到他的名字，我就撕去头上的绷带。”后来，在问及自杀的原因时，他说：“厌倦了生活……不愿再过这种牢狱似的生活。”当警察问他的情况时，他说是“因为伯伯太使我痛苦了，因为伯伯要我学好些，而我却变得更坏”。 警察局受理了这桩案子，因为在当时，自杀是犯罪的。贝多芬发现卡尔曾经偷过他的几本书，并卖了出去；卡尔也很惧怕因这一原因而判他一个双重罪。 朋友们在为这一对冤家似的叔侄想办法。 司蒂芬·冯·勃朗宁是军部的秘书。他提议让卡尔去当兵。若加入军队之后，卡尔就可以不受到维也纳和警察局的管制，保护权这一恼人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为治好卡尔的伤，需要找一个好地方；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也不见别的人。贝多芬终于接受了约翰的邀请，到他在格尼逊道夫的夏季别墅中去；而在从前，贝多芬曾经多次拒绝过他的邀请。 贝多芬厌恶格尼逊道夫别墅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与弟媳妇打交道。 在林兹，她曾经一度被贝多芬撵走过，甚至有一次，他几乎叫警察来驱赶她。那是1823年的事，她的丈夫正病重，而她却公开和一个军官挽手并行。辛德勒将此事告诉了贝多芬，但话却可能讲过了头：“这女人在她丈夫病重时，却将自己的情人带进了家中，公然在丈夫面前开玩笑，捉弄他，然后离去，只剩下生病的、愤怒的丈夫在家中。她还常常如此。” 贝多芬实在是难以接受这样的女人。他要求约翰同意并保证这女人只能以女佣人的身份出现在别墅中，他才动身到格尼逊道夫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短暂平静的乡间生活 这是一支很怪异的队伍。他们三个姓贝多芬的人沿着多瑙河一直向乡间的一所别墅行进着。 他们在约翰的马车中单调地度过了两天的时光。卡尔郁郁寡欢地靠在马车的角落里，头上仍包着绷带；约翰的身材瘦长，手被雪白的手套遮盖了起来，下穿一条咖啡色的骑士裤，他华丽的衣饰和他的兄长相比，真是反差极强。贝多芬所穿的东西透露出他抑郁的心情。 辛德勒说，经过这场灾难之后，贝多芬看上去“像一个70岁的老翁”。而当时，他才满56岁。要在颠簸的旅途中与贝多芬笔谈是不可能的。而卡尔一和叔叔开口说话，贝多芬就会起疑心，所以，许多事情只能避免去谈论为好。 卡尔愤怒于被当作一个孩子看待。他冷眼望着贝多芬，有如仇敌一般。 约翰也觉察到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的兄长起初拒绝到他这儿来，态度很生硬，并把他妻子视作敌人，而不愿与之相处。贝多芬是一个很难侍候的客人。 马车经过了克雷姆斯，到了格尼逊道夫镇。再走过一条清洁的林荫路，就到达占地400公顷的别墅了。 这里有两栋大的住宅，而围绕在四周的树木是很稀有的品种。贝多芬选择了他的住所，面临着多瑙河的林荫道。这里的景色，勾起了他对幼年时代在莱茵河边生活的思念。 逼得卡尔走上自杀之路，人们看到的似乎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世人所不知道的是：贝多芬作为一个音乐家为教养卡尔牺牲了自己的艺术和健康，他们不知道最后促使卡尔做出这种绝望的、令人痛惜的事直接原因，是这位伯伯的爱。 对侄子卡尔，贝多芬依旧采用以往的做法：白天教育他，晚上则将他锁在房中，目的完全是想将他引入正道。 约翰叔叔很同情卡尔，约翰的妻子也怜悯他，并称赞他的音乐天才，尤其是当他和贝多芬一起作二重奏的时候。 卡尔外出也要得到允许了。他常希望被派到克雷姆去办一些事情，那是最近的市镇，他常去那儿。 往后，他到克雷姆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一查问才知道，卡尔原来是和镇上的士兵在一起，在剧院里，在弹子房里玩。 贝多芬知道后，又在别墅里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风浪。贝多芬以卡尔不专心学习而禁止他外出，卡尔又恐吓贝多芬说要采取新的行动。 贝多芬既溺爱卡尔又惧怕他，深感侄子不可救药。 然而，卡尔也有冷静的时候。他在谈话录中写道：“你问我为什么不讲原因，而我讲得已经够多的了。你的命令是对的，我得忍受一切。” 卡尔觉得自己忍受了委屈，伯伯有时实在是太无理了，将自己四周的一切人都看成仇敌似的。约翰也免不了被他臭骂一顿，因为他也不能完全按这位兄长的意见办事，对卡尔的母亲过于迁就。 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形时有发生，但详情并不为外人所了解。 贝多芬不久就发现，格尼逊道夫这个穷乡僻壤正在再度逐渐地引发他的创作热望。疾病不能消磨他的意志，创作的之火一刻也没有熄灭过。 贝多芬在格尼逊道夫的作品是《f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35号），同时又另作了一首《降b大调四重奏》的最后一乐章 ，以代替从前追逸曲的最后一乐章 。《f大调弦乐四重奏》也成了最后一首完全的作品，音乐的旋律很平和，但内在力仍很丰富，其旋律宛如孩子般的简洁，好像这位艺术家一生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贝多芬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于他的佣人，名字叫米歇尔·克伦。此人最能了解贝多芬的心态。他深谙贝多芬怪癖的生活习惯。七点半吃过早餐以后，贝多芬在田野里漫游着，米歇尔就在此时整理他的卧室。他十分注意这位音乐大师的行动。有一次，大师的宝贝——草稿簿遗失了，米歇尔就替他找了回来。贝多芬十二点半回家吃午饭，再进入房间，然后在三点半左右起再到外面去漫游，直至傍晚。不论落雨或是大雪的天气，他总是这样生活，谁也不能阻止他外出漫游。晚上，他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十点钟才就寝。睡前，他会将米歇尔叫进卧房，定好第二天的菜。 贝多芬对米歇尔十分信赖。有一次，米歇尔弄丢了约翰5弗洛林，约翰·贝多芬夫人要辞掉他；贝多芬知道后大发脾气，并为他付了5弗洛林，要求立刻恢复他的工作。从此以后，贝多芬就再也不跟他人一起进餐了。他让米歇尔将早餐、中晚餐都送到他的房间里去。 在格尼逊道夫，卡尔很快治好了他的创伤。两个月后，卡尔已习惯这乡间的生活。警察的调查已成为过去，他们住在维也纳城外的安全地带。贝多芬觉得身上的责任轻多了，约翰在忙着自己的事，女主人也回维也纳城去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疾病折磨中离世的音乐大师 贝多芬和侄儿卡尔终于在12月1日早晨动身了。他们的运输工具是租来的。贝多芬认为这种车子太旧，只能用于送牛奶，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破旧的车走得很慢。他们只能在沿途的村庄里过夜。贝多芬睡在没有一点热气的车上，欧洲冬夜的严寒在侵袭着、摧残着他的躯体。 到了半夜，贝多芬“第一次有了生病的征兆，一阵接一阵地剧烈地咳嗽，而且口异常的干，体内如刀割般的痛。他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睁开双眼等候着白天的来临”。 白天，车走了近十个小时，到傍晚时分，才回到舒怀顿在兹斯板纳的寓所。卡尔将他扶下车的时候，贝多芬已明显地显得身体衰弱、精神颓丧了。 辛德勒不赞成由卡尔照料贝多芬，因为这侄子缺少仁爱之心。据说卡尔在离开贝多芬的病榻之后，就终日泡在弹子房里，也不再去找医生。会谈录是写得很明白的。 到了12月4日，卡尔说他学校中的功课很忙。 当天，也许是第二天，卡尔写了一张纸条给霍尔兹，上面写了贝多芬所讲的话：“我希望看到我的朋友。我是生病了，同时最好能睡在床上医治。”霍尔兹来了，立刻替他找了一位医生。当时，他仅能找到的这个医生是华鲁海。 华鲁海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炎，还有吐血的症状，呼吸也非常困难。经过一番救治，病情有所好转，过了危险期。到第五天，贝多芬可以坐起来了，还能适当地动一动。到第七天，他能够下床走一走路，并写一些字条了。贝多芬肺部的毛病已有一年多时间，这使他的活动大为减少。尽管他从没有想到过消化系统有什么毛病，但侄儿卡尔的恶劣品行使贝多芬受到太大的打击，还在格尼逊道夫的时候，贝多芬就有了胆汁过多的毛病。 接着，黄疸病也掺和了进来。贝多芬遭受了剧烈的内脏疼痛，水肿出现了。华鲁海医师相信这些水分一定要立刻抽去，便又请来了另一个医生，经会诊求得一致后，他俩又从医院请来了外科医生西贝德，并共同采取了抽腹水的治疗措施。 贝多芬深受感动，将医生比喻成“摩西”，“摩西能用手杖将石子击得粉碎”。西弗拉特记录了贝多芬所说的话：“我腹部病痛的好转比我的一枝笔更为重要。” 到了12月20日，医生们已经“抽出了5瓶半水了”。贝多芬已经觉得得救了，并对医学科学充满了信心。 这半个月中，贝多芬收到了两件礼物。第一件是普鲁士王子所送给他的戒指，以表示其对《第九交响曲》的深深敬意，来信中所述的事很让贝多芬高兴；信中还说送来的是一只钻石戒子，但打开盒子，却没有什么钻石，只有一块价值低廉的红玉石。这让贝多芬很气愤。而另一件礼物却很好，那是40卷由阿诺特博士所编撰的亨德尔作品，是伦敦的约翰·施东浦夫赠送的。这实践了他所许的诺言。贝多芬常将亨德尔放在所有作曲家的前面，那么，这套书的出版对他无疑是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即使他已病重，虚弱得不能作曲了，但音乐仍是他生命的精神支柱。他以最深的敬意接受了这套礼物。琪哈特·冯·勃朗宁——贝多芬的“裤子钮扣”，将这几本书一册又一册地从钢琴上拿到他的床边，贝多芬将书册逐一竖立在墙边上。他对这孩子说：“我很久就希望得到它了，因为亨德尔是最伟大的、最熟练的作曲家，我仍得向他学习。” 他告诉施东浦夫说：“我是多么高兴地接受了这份礼物啊，而这快乐的程度不是我的一枝笔所能描述的。” 辛德勒带给他一些舒伯特的作品，使得贝多芬大为惊奇。这位胆小的作曲家在罕顿白兰的陪伴之下走到贝多芬的病床边，可是现在太迟了，不可能再有机会来发展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了。 大彼里送给贝多芬一件礼物，那就是海顿出生地的画册。贝多芬将它给琪哈特看了，说：“看看今天到这儿来的客人啊，这所小房子里就能产生出伟人来！” 又隔了一段日子，到1827年1月2日，卡尔才离开了依格劳，加入了军队。这对贝多芬而言，又是一桩让他快乐的事。因为卡尔在贝多芬身边常常激起无数的恼怒和争吵。到依格劳之后，卡尔仅给贝多芬写过一两封信，敷衍一下，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贝多芬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的侄儿。在卡尔离去的当天，贝多芬就写了一封信给巴哈医生，指定卡尔是自己惟一的继承人。这封重要的信件并不是当时就送出去了的，因为勃朗宁反对在目前就将贝多芬的财产作如此的分配，经过争论和拖延之后，贝多芬还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 从这个时候起，贝多芬的周围就常围绕着一些忠实的信徒。他病情的好转只是暂时的，到了1827年1月，显然又要进行第二次手术了。 贝多芬从华鲁海医师的面部表情上看出病情是在逐渐地恶化起来，所用的药品也一天比一天增多。华鲁海是一位业余大提琴家，也是贝多芬的崇拜者；在领取执照行医之前，他是学宗教的。在这段比较长的生病期间，贝多芬不愿意听医生动人的语言和安慰，只求病好，恢复到他能进行音乐创作时的身体状况。当华鲁海医生与他说话时，贝多芬就转过脸去。 华鲁海无计可施，就采用了另请玛尔法蒂医生的办法，并让辛德勒尽最大的努力去办这事。玛尔法蒂是茜丽莎的叔叔，在1813年曾陪伴过贝多芬的，但贝多芬有一次对他非常无礼，就像华鲁海所遭遇到的一样，结果，双方关系一度相当冷淡。 玛尔法蒂医生并没有立即答应辛德勒的请求，他说他不愿意像华鲁海一样。他还说：“告诉贝多芬，他是一位音乐大师，让他知道我和其他同伴也希望生活在音乐之中。”他所没有表明的理由，是因为贝多芬非常顽固而不肯镇静下来。 在辛德勒第二次拜访了之后，玛尔法蒂医生才于1月19日来到贝多芬的病床之前，同他恢复了友好关系。玛尔法蒂的方法正与华鲁海完全相反，他将所有的药瓶拿掉，允许贝多芬饮一些冷的酒，好让贝多芬清醒，重振他的精神和希望。贝多芬视玛尔法蒂医生如救世主一般，但玛尔法蒂的各种不同尝试只能增加水肿；而冷酒，也正如华鲁海所说的，只能刺激贝多芬衰弱的器官。华鲁海医生又被请了回来。 维也纳的朋友们经常出入于舒怀兹在斯班纳的寓所，休本柴、林加、杜柴尔克等都来到了贝多芬的病床前，并送上礼物。 贝多芬病重的消息传遍了全欧洲。钢琴家赫梅尔也匆匆赶往维也纳，以免到达得太迟。赫梅尔一家在3月6日也到达了，妻子和15岁的孩子费迪南·罕勒也同行。 赫梅尔忘却了过去的宿怨。进入起居室后，他大为惊奇：初春的气息已经很浓，贝多芬坐在窗前，显然很舒服。他的灰色的衣袍钮扣没有扣上。他在数天前刚动了第四次手术，强壮的体格已不复存在，只有憔悴的面容让人难忘。 年轻的罕勒甚至不敢走上前。贝多芬的病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以后的年月中写道：“他没有剃胡须，稀薄而灰白的头发杂乱地散在他的额头上。当他看到我的父亲之后，立刻面露喜色。同时，也好像极高兴见到他。他俩热诚地拥抱在一起。父亲向他介绍了我，贝多芬表现出一个老人那种常见的仁慈。我被允许坐在窗前，也就在他的对面。与贝多芬谈话是必须用笔写的。他讲着，而别人却要用纸和笔来提问或回答。因为这个缘故，纸张和铅笔是常备的。为了提一个问题，而让这个毫无耐心的人等待，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啊！每一次的问答都要停顿好一会儿，当书写的人在写着的时候，贝多芬常用饥渴的眼光跟随着笔迹在移动，急欲在一瞬间就明白对方所写的内容，而不用拿起纸来再读一遍。” 谈话进行了不久，贝多芬就问起歌德身体是否安康。贝多芬悲哀地说：“我在这里已经躺了4个月了——一个人最终也会失去耐心的！”听说侄子卡尔又闯了一次祸，他伤心地说：“卡尔于国家已没有用处了。”他转过脸，望着罕勒，鼓励其努力地学习音乐：“艺术需要不断地向前推进。” 2月间，韦格勒曾来过一封信，建议贝多芬重返波恩，艾兰诺拉也签了字。贝多芬给他写了一封信，对迟复表示歉意，信中透着浓烈的思乡愁绪：“我脑中常铸成一个答复，但当我要笔录下来时，我又常把笔给弄丢了。我记得你常赐给我爱，比如你将我的房间粉刷得雪白，这使我多高兴啊！这跟冯·勃朗宁夫人家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仍旧思念着你的劳欣。你可以看到，所有在我幼小时给予我以爱的人，至今仍能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即使垂暮多病，贝多芬仍是个壮心不已的人。他还写道： “假使我永久地让缪斯熟睡，那么，她恐怕不会去震醒更坚强的人。我仍希望带给世界几个伟大的作品，然而，像每一个年老的人一样，在人世间的好人生活总会要结束。” 从英国伦敦，也同时寄来了莫斯契勒斯和施东浦夫的信。信是在3月初到的。贝多芬向他们诉说自己病中的经济状况：费用不断地增加，“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我连一个音符也没有写过。我的薪金只够付我半年的租金，所剩下的仅百十来个弗洛林了”。他希望伦敦交响音乐会能为他举办一次音乐会，以筹集一些资金，给他以帮助。 这封信发出后，伦敦交响音乐会立刻给他寄来了100英镑，“让他在病中感到舒服一些，并解决一些费用问题”。 辛德勒在写给莫斯契勒斯的信中说：“贝多芬接到这份礼物是多么高兴啊，像一个小孩似的……这一整天，他都在不断地唠叨着，希望上帝一千倍地报答他们！并说：‘我希望能作一首交响曲、序曲或是其他的什么曲子，总之是他们所想要的’。”也许，这是贝多芬一生中最后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望。 赫梅尔在3月29日又作了第二次访问，并带上了妻子，艾兰诺拉·劳欣是贝多芬要求他们来的。 贝多芬还记得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而她也还记得贝多芬幼时的模样。 贝多芬对赫梅尔说：“你有一个妻子来照顾你、爱你，但是可怜的我……”此刻，夫妻两人站在贝多芬的病床前，俯身听取他那微弱而断断续续的言语。罕勒在上次见到他时，就曾听他说过：“没有多久，我将归天了。” 贝多芬非常感谢英国人民，并坚决地表示：若病情好转的话，他将动身到英国伦敦去，“我将为他们作一首伟大的序曲和雄壮的交响曲……” 病情变得越来越没有希望。赫梅尔一家在3月23日又去看望了贝多芬。罕勒记下了这次让他终生难忘的会见。“他软弱而忧郁地躺着，眼睛的光不时地在闪着，从嘴里再也不能吐出一个字来，尽管他的嘴还在动。他的手中抓了一条手帕。我母亲用绣着花的、漂亮的手帕在他脸上来回擦了几次，揩干了他的面部。我看到了，并将永远记住从他那双眼中所流露出来的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就在这一天，贝多芬写下了只有一句话的遗嘱：“无条件地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归诸我的侄子。” 华鲁海让贝多芬知道，现在他已经到了接受最后一次洗礼的时候了，如果他愿意的话。 贝多芬同意了。仪式就在次日早晨（3月24日）举行。他最后一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同时将《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31号）的所有权送给了司格脱，并再次表示了对伦敦交响音乐会的感谢。大约在一小时之后，司格脱从梅耶那里取来了一瓶莱茵酒，将它放在病床边的桌上。贝多芬看见了，喃喃地说：“可怜，可怜，太迟了……”这是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琪哈特·冯·勃朗宁将这临终前三天的情况作了详细、生动的描述： “次日和接下来的一日，这强壮的人完全失去了知觉。他的呼吸是如此的响，相隔很远的距离就能听到了。他那尚未完全丧失功能的肺部，如巨人般地在和死神作最后的挣扎，那情形是很可怕的。他知道自己的痛苦已经不会很长了。他安全地度过了25日。我们在26日仍发现他还活着，鼾声仍然非常的重。 “3月26日下午3点，安山尔姆·罕特伦白兰纳被请到了他的寓所。有几个人在场，辛德勒当然也在。还有约翰·范·贝多芬和他的妻子，司蒂芬·冯·勃朗宁和他的儿子，艺术家约瑟夫·坦尔斯却——他坐在床边上，开始作一幅画。司蒂芬用手势极力地表示反对，坦尔斯却就悄悄地离开了。勃朗宁和辛德勒走到屋外去寻找墓地。他们的愿望是为贝多芬找一块好墓地。” 只剩下两个人在贝多芬的病房中了，他俩是罕特伦白兰纳和弟媳约翰·贝多芬夫人。 罕特伦白兰纳写下一段有关贝多芬临终情形的奇特文字： “约翰·贝多芬夫人同我等候在死气沉沉的房中。这是贝多芬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已失去知觉多时了，此刻他的喉咙中发出‘哒哒’的声音，从下午3点到5点之间一直如此。突然，天空中闪了一下电光，接着轰隆隆的一阵大雷响过，令人炫目的光照亮了这间伟大音乐家的死亡之屋……发生了这个不可预期的大自然现象，我深感万分惊奇。 “贝多芬张开了眼睛，举起了他的左手，作出了最后几个动作；同时，好像有一个极奇怪的、极具恐惧性的表情，似乎是想说：‘恶魔，我向你挑战！你不会得胜的，上帝是在我这一边的……’当他举起的手放下时，他的眼睛已半闭。我的右手放在头上，左手放在胸前，一点气也不敢出，心好像都不敢跳动一下似的。” 尚耶也赶来帮忙。次日清晨，这三个人尽力为贝多芬而服务着，为他整理着所有的文件。他所留下的七个银行存折一定得找到，这样才能计算出他的财产数额。勃朗宁和辛德勒到处找寻，但毫无结果。约翰用冷眼看着他们。他们又去找霍尔兹。 霍尔兹是贝多芬最信任的财政顾问。他在贝多芬写字台的一只秘密抽屉中发现了如下东西：一束银行支票，一封由贝多芬用铅笔写的信——爱情的真正吐露，第三件是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的照片。这些就是贝多芬的遗物，具有永久性的遗物。 这些财物所拥有的价值于卡尔而言，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贝多芬总是叹息自己穷困，尤其是对伦敦交响音乐会，难免使人感到疑惑：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是否虚假地表示了他的经济状况与生活环境，想以此来得到人们更多的同情和金钱上的资助？当贝多芬告诉辛德勒和勃朗宁，自己决定向伦敦请求帮助时，他俩曾提醒他使用银行存折，而贝多芬却大发雷霆，不让他们再提及此事，那都是要留给侄子卡尔用的。这样，就关闭了想动用这些款子的大门。 贝多芬的葬礼是由勃朗宁和辛德勒主持的。由海斯林加音乐店代理此事，时间是3月29日下午3点。 当天早晨，群众开始向舒怀兹斯板纳寓所聚拢过来，挤满了街道和广场。天气极佳。 贝多芬的遗容沿途展示着，供人瞻仰，大大增加了悲哀的气氛。粗略地估计一下，大约有两万人参加了葬礼。维也纳的街道交通也为之堵塞，甚至出动了军队维持秩序。学校也放了假。 装敛着贝多芬遗体的棺材放在屋前的广场上，四周围着的是贝多芬的密友和崇拜者。音乐家、剧作家、诗人都穿上了黑色的礼服，并在袖口插上了白玫瑰。 希弗拉特带领着一班乐队演奏着忧郁的音乐，其中有两首就是贝多芬的曲子。 贝多芬将被埋葬在阿尔萨街的明诺兰特的教堂内。 送殡的队列缓慢地行进着。八位音乐指挥家抬着贝多芬的灵柩——西弗拉特、赫梅尔、克雷逊、琪罗惠兹、盖斯皮尤肖、魏番尔、惠尔、埃倍勒；拿火炬的青年有休贝特、采乃、海斯林加、休本柴、林加、贝奈特、格立尔柏萨、霍尔兹、华尔夫梅耶和许多素不相识的人。 贝多芬的兄弟、兴勒、勃朗宁父子等人全被市民们围住了，几乎脱离了队列。 当队列经过勃朗宁的住所时，那里面就奏响了从《a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26号）中选出的《葬礼进行曲》。 另一场音乐是在墓地演奏的。在屈立聂台教堂里，唱诗班唱着西弗拉特所作的诗，在屋中朗诵着卡斯坦里的诗，在墓地上又朗诵了冯·舒里黑泰男爵的诗，格立尔柏萨也写了一首葬礼短诗。 贝多芬的葬礼与36年前莫扎特的葬礼相比，隆重得多。莫扎特的葬礼只有寥寥数人参加。在送葬队伍行进的途中，突然下起一阵大雨雪，送葬的人又赶紧躲进了家中，只剩下莫扎特被丢在墓地里，而他却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艺术的神童。 1827年贝多芬的葬礼就不同了。无数的人肃立默哀，并低下了他们高贵的头。 世界是在改变了。 贝多芬使人类的某些东西也在改变着。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贝多芬的音乐中包含着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感动了所有的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 贝多芬年谱 1770年12月26日生于德国波恩。父亲是一位宫廷合唱队队员，也是一个酒徒。母亲是一位宫廷厨师的女儿。 1774年父亲开始教他弹钢琴，并希望他能像莫扎特一样，成为一个驰名欧洲的音乐神童，到处演出，给家里挣钱。 1777年入学读书。 1778年跟随艾登学管风琴。3月26日第一次在科隆登台演出，为让儿子成为神童，父亲故意隐瞒了他的年龄。1779年拜父亲的朋友普菲佛为师，学习大键琴。 1781年随母亲去荷兰海港城市鹿特丹旅行。离开学校，学习乐理、风琴、提琴。 1782年在聂费的门下正式学习音乐。他是贝多芬的正式启蒙老师，对贝多芬的影响持续了一生。同时，在科赫等人的教育下学习管风琴；拜罗凡提尼为师，学习小提琴演奏的技艺。开始作曲，发表变奏进行曲、三首钢琴奏鸣曲、赋格曲、两首钢琴回旋曲和一首钢琴协奏曲等。时年12岁，并出任贵族教堂风琴师。 1783年担任宫廷乐队大键琴师和歌剧院的伴奏。创作第一首乐曲。11月在荷兰海牙举行音乐会。1784年新登基的选帝侯弗朗兹委任贝多芬为第二任宫廷乐师，并支付薪金。 1785年拜李斯为小提琴老师。创作三首钢琴四重奏。 1787年月在维也纳逗留，曾拜访过莫扎特。母亲去世，奔丧波4恩。 1788年任宫廷乐队的中提琴手。结识华尔斯坦伯爵和勃朗宁夫人一家。 1789年自1787年起，两年间创作了f小调前奏曲、两首前奏曲和两首钢琴三重奏。 1790年海顿去伦敦，中途停留波恩。贝多芬创作了《骑士芭蕾》献给华尔斯坦。 1791年月36日，《骑士芭蕾》上演。12月5日，莫扎特去世。创作出第一首管弦乐，题赠华尔斯坦伯爵。 1792年海顿再度途经波恩，贝多芬前往拜访聆教。10月，去维也纳跟海顿学习作曲。波恩时期结束。 1793年贝多芬决定定居维也纳。海顿去伦敦，贝多芬转随许乃克学习。 1795年春，结束学业。在维也纳第一次公开演奏自己的作品，《b大调钢琴协奏曲》，三首钢琴三重奏出版。 1796年月赴布拉格、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觐见普鲁士国2王费迪南。 1797年其作品开始在维也纳受到重视。开始招收学生。舒伯特诞生。 1798年听觉渐弱，其一生的大苦闷、大烦忧和大压抑即始于此。 1800年在一场比赛中击败史泰伯。李赫诺夫斯基亲王赠奥币600作其生活费。演出《第一交响曲》和《七重奏》。 1801年在荷夫堡上演芭蕾舞《普罗米修斯的创造》。与朱丽叶塔·琪夏尔蒂相恋。失聪给他带来无比的烦恼。上年与本年的创作甚丰，作品有第17、18、22、23、24、26、27、28、29、37、43、85、51（2）、49号等。 1802年收车尔尼与里斯为学生。是年10月写下《海利根斯塔特遗嘱》，嘱两个兄弟在其死后拆开。创作出第30、31、33、34、35、40、50和36号等作品。 1803年演出神话剧《橄榄山上的基督》等名曲。会晤韦卜尔、佛克勒。 1804年改原来献给拿破仑的《第三交响曲》为《英雄交响曲》。 1805年4月7日首次公演《英雄交响曲》。自1804—1805年间创作出作品第32、53、54、57、56和72号等作品。11月13日法军攻占维也纳。歌剧《菲岱里奥》首次公演。 1806年12月23日，克雷孟地演奏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出《第四钢琴协奏曲》、《三首弦乐四重奏》和《第四交响曲》等作品。 1807年公演《第四交响曲》和《柯里奥兰序曲》。 1808年完成第四、第五交响曲。 1809年金斯基王子、罗布科维茨和鲁道夫公爵成为贝多芬的赞助者。法军占领维也纳。 1810年耳聋更严重，与许多亲友疏远，陷入孤立之中。 1811年致函歌德。前往泰布里茨与歌德会晤。结识节拍机的发明人谬才尔。1811～1812年创作《第七交响曲》、《第八交响曲》，以及作品第96、97、113、117号等。在泰布里茨第二次与歌德会晤。写信给“不朽的爱人”。 1812年会晤歌德。与歌唱家阿美里发生恋情。 1813年月128日完成《威灵顿的胜利》。进入生活危机和创作危机时期。瓦格纳和威尔第诞生。《第七交响乐》在维也纳上演。 1814年歌剧《菲岱里奥》修改后再次上演。1813—1814年间创作出作品89、90、94、115、118、116、91、136号等。 1815年弟弟去世。领养侄儿卡尔。此举给贝多芬日后带来许多烦恼。欧洲的反动君主们结成同盟。 1816年因耳聋停止公开演奏钢琴。为要求对侄儿的监护权，开始诉讼，痛苦非常。1815—1816年创作出作品第98、101、102、112、108号等。 1817年创作《五重奏赋格》（作品第137号）。 1818年创作《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6号）。 1819年完全丧失了听力，开始用谈话簿与他人进行笔谈。辛德勒成为贝多芬的秘书。在贝多芬的学生中，辛德勒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开始写《弥撒祭曲》。 1820年诉讼结果对贝多芬有利，并最后获胜。 1821年患上黄疸病。创作第110号钢琴奏鸣曲。 1822年10月，罗西尼获巨大成功。舒伯特创作《未完成交响曲》。1820—1822年，贝多芬创作第109、111、119、121（a）、124、120号作品。 1823年《弥撒祭曲》完成。致函歌德等人。维也纳的圆舞曲开始崛起。李斯特在维也纳举行音乐会。 1824年《第九交响曲》完成。创作《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27号）。 1825年创作最后几首弦乐四重奏。4月在德国的法兰克福首次公演《第九交响曲》。 1826年计划写作《第十交响曲》，病重。 1827年来访者络绎不绝，舒伯特就是其中之一。3月26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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