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传》 第一章 不平凡的家世 引言 亚历山大·大仲马(1803—1870)是19世纪法国文坛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作品在全世界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和崇拜者。《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三个火枪手》的续篇)等佳作使大仲马风靡全球,饮誉文坛。 大仲马出身于一个赳赳武夫的家庭,父亲曾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将军。父母早丧后,大仲马生活在十分贫困的环境里。1823年,出于对戏剧事业的向往,19岁的大仲马只身来到巴黎,先在奥尔良公爵秘书处作了一名文书抄写员,得以解决自己的栖身之所和温饱问题。大仲马从小酷爱戏剧写作,在公爵舒适宽大的写字间里忙里偷闲,动笔撰写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文思敏捷的大仲马通宵达旦地伏案疾书。1825年,大仲马终于参加了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行列。1829年,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终于问世,法兰西剧坛为大仲马的处女作喝彩。不久,巴黎大剧院便上演了这部剧作。雨果和众多的浪漫派作家前往剧场观赏,并认为这是浪漫派的一个不小的胜利。剧本描写了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国王和反动贵族之间的争斗、欺骗、阴谋。法国文学评论家认为《亨利第三及其宫廷》一剧是大仲马一生中最优秀的剧作。 大仲马参加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他反对复辟王朝,要求改革政治,广开言路。1831年,大仲马在法国炮兵部队任副连长,他经常在士兵中散布憎恨王朝复辟的政治观点。由于他激进的共和观点,他的名字已经载入当局准备逮捕的黑名单上。逃出国门之后,大仲马到处飘泊,为自己的创作生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1840年后,归国的大仲马开始和别人合作,为报刊撰写连载小说。 《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的成功,激起了大仲马的创作狂潮,他创作的小说竟达到400多部,其作品富有传奇色彩,叙事细腻,安排有致,引人入胜。《布拉日罗纳子爵》《玛尔戈王后》《王后的项链》《昂日·皮图》《萨尔妮伯爵夫人》等作品畅销法国和欧洲。 1848年革命时期,大仲马身着戎装,带兵进攻巴黎。每当清晨来临之际,他把自己编辑印刷的报纸分发给市民们,宣传自己的共和思想。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后,大仲马持反对态度,只好流亡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60年,他前往意大利参加加里波第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征战。 有其父必有其子。大仲马对自己的儿子小仲马寄予无限希望,并引以自豪。1852年,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在巴黎初演受到热烈欢迎。小仲马打电报给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父亲说: “巨大,巨大的成功!我心花怒放,就像我看到了您的一部作品初演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一样……”大仲马风趣地回答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儿子!”大仲马的创作方法与儿子小仲马完全不同。1859年,大仲马形象地阐述道:“我是从梦想中汲取题材,我儿子是从现实中汲取题材的。我闭着眼睛写作,我的儿子瞪着两只眼睛写作,我在绘画,他却在照相……” 写作精力充沛的大仲马自诩是大自然的宠儿,有耗不尽的精力。在《致友人》一诗中他写道: 你问我是怎样战胜时间的, 我精力不衰的秘密在哪里? 我每天用心灵和头脑吸食, 大自然母亲的活命的乳汁。 大仲马诚然有天生的强壮体魄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的私生活太荒唐了,终为美色所杀……1870年12月5日晚10时,一代风流大仲马死在女儿玛丽的怀中。那天,也正是普鲁士军队侵占第埃普城的日子…… 在大仲马的葬礼上,他的儿子小仲马在简短的致词中说了这样一句含义深远的话: “我希望这个仪式不仅是一次哀悼,更是一次喜庆;不仅是一次葬礼,更是一次复活。” 1. 仲马家族的历史 “仲马”,在法国不能算是一个大姓。然而,在选材极其严格、法国人家家必备的《拉卢斯插图小辞典》里,“仲马”的姓氏之下,却有三个声名煊赫的人物:托玛·亚历山大·仲马(1762—1806),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将领,功勋昭著;其子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著名戏剧家和小说家,脍炙人口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其孙亚历山大·小仲马(1824—1895),同样是杰出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以其小说《茶花女》和同名剧本而誉满天下。一家三代,共垂青史,除了世袭的帝王之家,实为罕见。 仲马家族的更久远的历史已经湮没在时间的瀚海中,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个家族原籍在法国西北部旧时的诺曼底省;早在16世纪,它的一个名叫皮埃尔·达维的成员,在那里建起拉帕耶特利庄园,自称拉帕耶特利的爵爷;而到了1708年,他的儿子安娜—皮埃尔·达维就堂而皇之地成了拉帕耶特利侯爵。爵衔传到大仲马的祖父。这位安托万·亚历山大·达维·德·拉帕耶特利侯爵当过炮兵上校和总军需官,却不善经营自家的产业,1760年,眼看家产消耗殆尽,他决然卖掉拉帕耶特利庄园,飘洋过海,到中美洲的圣多明各岛去碰运气。这圣多明各岛就是如今的海地岛,当时属于法国的版图。破产的拉帕耶特利侯爵在这岛的西端罗斯角附近买了一大片土地,便在那里定居下来。他雇了几个黑奴,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咖啡和甘蔗,收成倒也差强人意。拉帕耶特利侯爵长期过独身生活,到圣多明各不久,他与一个名叫瑟赛特·仲马的黑人女奴同居。1762年3月27日,瑟赛特·仲马生下一个男孩。父母给儿子起名叫托马·亚历山大。这就是未来的大仲马的父亲。 托玛·亚历山大10岁那年,黑人母亲去世了。又过了8年,拉帕耶特利侯爵终因眷恋乡土之情日甚一日,携子回国,在巴黎住下。托玛·亚历山大这时已经18岁。他双目炯炯有神,身材魁梧匀称,混血儿的特殊肤色更赋予他异国风采。在巴黎贵族沙龙里,青年托玛·亚历山大成了众人瞩目的受欢迎的人物。 然而,这个在热带海岛生长的青年并不喜爱巴黎的生活。他看不惯这里的虚伪和浮华。父亲在74岁上娶了家里做粗活的一个女仆以后,父子关系急剧冷淡,使他在感情上受到严重的伤害。苦闷的鸟儿渴望远走高飞,托玛·亚历山大决定离家从军。 “去做什么?”侯爵问道。 “做一名普通士兵。”托玛·亚历山大回答。 “去什么地方?” “无论哪支部队都行。” “好极了!不过,我叫拉帕耶特利侯爵,我以往是炮兵上校,我可不能听任你把我的姓带到军队最低级的行列里去滥用。你改用一个适合行伍的姓参军吧。” “太对了!我就用仲马这个姓报名参军。” 就这样,托玛·亚历山大放弃了父亲的贵族姓氏,改姓了生身之母——一个黑人女奴的姓,加入了龙骑兵。改姓从军,标志着他与贵族家庭的决裂,充分显示出他的刚强性格和叛逆精神。托玛·亚历山大·仲马参军的第十三天,其父拉帕耶特利侯爵猝然病逝。这个家族的贵族链条也就到此中断。 在龙骑兵里,托玛·亚历山大·仲马不但在军事操练中表现得出类拔萃,而且以力大无穷博得全联队的啧啧称赞。不过,他是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入伍的,纵然他有大力神海格里斯的本领,在封建王朝的阶级壁垒森严的军队里,却得不到重用。 1789年7月14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爆发。革命胜利后,全国各地的农民也纷纷起义。在这种局势下,8月15日,托玛·亚历山大·仲马等20名龙骑兵组成一支小分队奉命抵达巴黎东北方向不远的小城维莱尔—科特莱。这地方是波旁王族的幼支—奥尔良家族的采邑所在地,历来吸引着大量游客,很是繁荣。当四乡农民暴动纷起之际,富裕的维莱尔—科特莱城居民忧心忡忡。龙骑兵小分队就是应他们的召唤而来的。小分队到达的时候,维莱尔—科特莱城的居民全都涌到城堡前的广场上来观光。小分队中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特别引人注目。当居民分邀龙骑兵们去住宿时,一个名叫玛丽·路易丝·拉布莱的姑娘便要求父亲挑选了这个混血儿——姑娘的父亲克洛德·拉布莱当过奥尔良公爵殿下的膳食总管,后来开一爿旅店,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革命后他担任了本城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 托玛·亚历山大·仲马很快就博得拉布莱全家的喜爱。革命刚刚爆发,人们还预见不到它会扫除掉在晋升方面的种种清规戒律,仲马还前程未卜。但是,玛丽·路易丝却不顾这一切,深深地爱上仲马。当这对年轻人向旅店老板表明结婚的愿望时,老人只向他们提出一个条件:等仲马获得班长的职衔以后。 这年年底,龙骑兵们回到他们的连队。1792年2月,仲马就当上了班长。正像当时法国大多数黑白混血的青年一样,仲马热情地拥护革命。在他看来,惟有革命能够带来平等的希望。1792年4月和7月,为了捍卫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先后同结成反革命军事同盟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奥普军队长驱直入。法国在危急中,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有个著名的黑白混血的圣乔治骑士,建立了一个“南美洲人自由军团”。圣乔治把仲马招进自己的军团,晋升他为上尉。仲马不负所望,战斗中屡建奇功,几个月后,就被任命为骑兵中校。 托玛·亚历山大·仲马怀着当班长的愿望离开维莱尔—科特莱,却作为一名校官荣归。1792年11月28日,他与心爱的姑娘终成眷属。婚礼过后17天,他告别已有身孕的妻子,重新踏上征途。在北路军里,仲马于1793年7月30日被擢升为将军。不久,又调任西北利牛斯方面军司令。此后,他南征北战,几易战场。可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斗争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不赞成实行“革命恐怖”。当司令部前的广场上大批执行死刑时,别人都好奇地伏在窗口观看,他却“砰”地把百叶窗关上。他因此获得“人道先生”的绰号,受到军中的共和国特派员的猜忌和排挤。1794年7月27日,反革命的“热月政变”发生,他被迫辞去军职,回到维莱尔—科特莱。 1796年2月,拿破仑接过意大利方面军的权杖;3月,挥师东征,去夺取在奥地利军事占领下的意大利北部地区。10月,仲马奉命到达已经被法军解放的米兰,成为拿破仑帐前的战将。仲马将军在战场上创建了累累勋业。他把奥地利名将维尔姆泽率领的大军牵制在曼图亚,对整个战局贡献巨大;他从一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敌军手中缴获了六杆军旗;在勃里克松桥头,他独自一人战胜了一支奥地利骑兵……。1797年10月17日,法国以胜利者的地位同奥地利签订了和约。12月20日,仲马获准回家休养。王朝覆灭后的维莱尔—科特莱已大见萧条。岳父的旅店倒闭了。仲马归来后,老人卖掉旅店的房产,仲马把他自己的六匹马卖掉五匹,他们购置了一处比较简朴然而相当宽敞的住宅,打算从此过平安日子。 2. 父辈的沉浮 可是拿破仑没让他安闲多久。1798年4月,拿破仑作为东征军的统帅,开始了征服英属埃及的战争,他任命仲马将军为骑兵司令。仲马觉察到拿破仑是要从中捞取个人资本,建立东方帝国,因而对远征埃及深为不满。他的部下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拿破仑安插在他周围的眼线很快将此事密报了拿破仑。拿破仑把他找了去。 “将军,你在处心积虑地涣散军心……你发表了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当心,可别逼我采取行动!你纵然有三头六臂,也免不了两小时以后就被军法处死。” “是的,我说过:为了祖国的荣誉,我可以打遍天下,但若为你个人一时的高兴,我决不前进一步。” “这么说,你是准备离开我了?” “是的,一旦我确信你离开了法兰西。” 耿直的仲马在他还不能确认拿破仑的野心以前,虽仍勇猛冲杀,但他对拿破仑的信任却再难恢复。1799年,他要求返回法国。拿破仑乐得借此摆脱这个深孚众望而又桀骜不驯的人,便答应了他。回国途中,仲马所乘的“马耳他美人”号海船遇到强烈风暴,到那不勒斯的一个港口避风。岂料那不勒斯爱国者在法国革命后建立的那不勒斯共和国已被奥地利人搞垮,成立了反法的那不勒斯王国。仲马上岸后便被监禁起来。他随身携带的财物被抢夺、敲诈一空,并且有几次险些被下毒害死。1801年4月,当奥地利政府以与法国方面交换奥地利降将麦克为条件释放仲马时,当年威风凛凛的大力神已经被折磨得周身是病。 狱中只两年,世上已沧桑。拿破仑早于1799年11月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了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仲马于1801年5月1日回到维莱尔—科特莱,和忠实的妻子、八岁的女儿团聚。两年来仲马没有领到半文饷银。他给拿破仑写信,杳无回音。他给旧日的军中同僚缪拉、布律纳等将军写信,这些人唯恐冒犯拿破仑,也爱莫能助。 使郁郁寡欢的仲马将军感到莫大欣慰的是,1802年7月24日,仲马夫人生下一个男孩。他们给儿子起名叫亚历山大·仲马。9岁的女儿艾梅被送往巴黎寄读,小亚历山大成了全家的中心人物。他肤色白晰,眼睛湛蓝,黑人血统只表现在一个地方——天生卷曲的头发。他刚开始懂事时,便对父亲有异样的感情。他喜爱父亲的镶金的军服、镀银的枪枝。他感受到父亲的慈祥,似乎也能欣赏父亲的力量。他记得父亲如何见义勇为,跳进护城河救起三个溺水的孩子;一次,父亲出门忘了带钥匙,又如何用双手摇开了铁栅门……。 然而亚历山大·仲马最不忘怀的,是1805年他随父亲所作的巴黎之行。仲马将军自感病情日益加重,决定去首都请名医科尔维萨诊治,并顺便把妻子、儿子带去,引见给老朋友们。他深知死之将至,希望在自己死后儿子能有所庇托。可是拿破仑帝国已于1804年正式开张,在缪拉元帅和布律纳元帅等帝国新贵和共和国的伤员之间,关系已非昔比。虽然拿破仑的妹妹、性情轻浮的鲍琳娜对仲马将军还是那样亲热——她甚至让仲马将军抱她到窗口观看狩猎者归来的场面。但拿破仑皇帝拒绝召见他。科尔维萨医生的诊断也丝毫不令人宽慰。可以说,从巴黎归来,仲马将军在身心两方面都失去了希望。 1806年2月24日,仲马总算得到帝国统治者的一点点恩惠,获准在维莱尔—科特莱的森林里狩猎,到3月6日为止。第二天,他强打精神骑马出猎,可是病体难支,不到半小时就回家,倒在床上。 “啊!一个在35岁上就指挥三军的战将,在40岁上就这样可怜巴巴地死在床上!上帝呀!我怎么得罪你了,罚我这样年纪轻轻地就离开妻子儿女?”1806年2月26日,他死在妻子怀中。合眼之前,他嘱咐人们把他的手杖随葬在他的墓中。在那不勒斯的监狱里,这手杖曾是他惟一的护身武器。不过他要人们请金银匠先将这手杖的金把手取下来铸成金锭,因为他留给家人的财产实在太少了。 父亲逝世的那天夜里,小亚历山大是在一个表姐家睡的。半夜,亚历山大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连忙起身去开门。“你上哪儿去,亚历山大?”表姐问。 “我去给爸爸开门,他跟我们告别来啦。” 表姐强把他按在床上又睡下了。第二天,有人来告诉亚历山大: “可怜的孩子,你爸爸死了。上帝把他带走了。”“上帝住在哪儿?” “在天上。” 亚历山大一言不发。他径直跑回家去,拿起父亲的枪就往楼上跑。 “你上哪儿去?”母亲问。 “我到天上去。我去杀死上帝,因为他杀了爸爸。”仲马将军死时,大仲马才4岁。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情景的追述虽然未必完全可信,但仲马将军给他留下的印象和影响的确深刻而又久远,这将在他一生的政治态度中,也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印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青少年时代 1. 启蒙教育 仲马将军没有留下什么财富。尽管布律纳元帅、缪拉元帅出面争取,奥热罗元帅、拉纳元帅和儒尔当元帅也私下里活动,拿破仑依然固执己见,拒绝给昔日那个不驯服的将军的孤儿寡妇以任何抚恤。仲马将军死后不久,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花光了。一无指望的仲马将军夫人,只得带着子女投靠家道已经破落的老父老母。 此刻的仲马一家,无钱无势,可朋友和保护者却不少。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有三家。同这三家人相处,对小亚历山大·仲马的成长影响甚大。 脾气暴躁的让·米歇尔·德维奥莱纳是仲马家的表亲和最热心的保护者。他原是波旁王朝时期维莱尔—科特莱地区的森林督察,在拿破仑帝国时期仍留任原职。小亚历山大经常跟随这位“森林之王”去林中办事。在林中的日子,是小亚历山大最愉快的节日,因为他从小就迷恋大自然。 达库尔夫人是一个军医的遗孀。每天晚上,仲马将军夫人照例会仲马将军墓所在的陵园散步以后,常常带着小亚历山大去达库尔夫人家串门。小亚历山大把一本带插图的布封写的《自然史》摊开在膝上,在仲马将军夫人、达库尔夫人和她的女儿艾莱奥诺尔三位妇女耐心、细致的教导下,认字和了解动物的历史及习性。就在这个别具一格的家庭课堂上,亚历山大在10岁以前便通读了英国作家笛福的冒险小说《鲁滨逊飘流记》、法国作家费纳龙的宣讲人情世故的小说《泰雷马克》、当地出生的作家德姆斯吉埃写的有关神话的著作《给艾米莉的信》。 住在离维莱尔—科特莱12公里的一座古堡中的和蔼可亲的雅克·科拉尔先生,是仲马将军临终以前为儿子亚历山大指定的监护人。科拉尔先生是贵族世家。科拉尔夫人是赫赫有名的奥尔良公爵同著名女作家让利伯爵夫人的私生女。这位奥尔良公爵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改名为“平等的菲力普”,并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科拉尔夫人非常熟谙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旧王朝的历史。小亚历山大每次去科拉尔家,总要听科拉尔夫人讲旧王朝的故事。此外,他还爱读科拉尔先生珍藏的那部精装本《圣经》。说实在的,在上述这三家人中,小亚历山大最爱去的还是科拉尔先生家。因为达库尔夫人家没有花园;德维奥莱纳家有花园,却没有和气的面孔;而科拉尔先生家则兼而有之。 小亚历山大对于1789年革命以后的法国历史也绝不陌生。他有母亲做他最好的教员。她向小亚历山大讲述仲马将军经历过的关系法国命运的每一次重大战役、每一次政治事变,讲得绘声绘色,娓娓动听。 仲马将军夫人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小亚历山大10岁前的几年,母亲省吃俭用,托人从巴黎买了一把小提琴,让他跟伊娄老爹学琴。这可难坏了伊娄老爹。三年下来,仲马连简单的曲调也拉不准。伊娄老爹不得不向仲马将军夫人实话实说——他不忍心让这位令人尊敬的夫人白费钱。 亚历山大·仲马10岁那年,表兄孔塞依神甫去世了,留下一笔钱,资助仲马去专区首府苏瓦松的神学院学习。仲马实在不羡慕神甫的职业,母亲苦苦劝说了三个月,他才同意。他到了苏瓦松,可就在他在神学院附近的一家小铺里买墨水的时候,碰见了表妹赛希尔,她挖苦地祝愿他“前程远大”,并说将来一定请他做自己的神父。一气之下,仲马扔掉墨水瓶,跑回了维莱尔—科特莱。母亲便也不勉为其难,改送他进本城的副本堂神甫格雷瓜尔的私立学堂读书。仲马跟格雷瓜尔神甫学了一点拉丁语,一点法语语法。 波旁王族的幼支奥尔良家族世代居住的维莱尔—科特莱,风景宜人,宛如仙境。但这里并非世外桃源。这里是巴黎—普鲁士—俄国的必经之地。维莱尔—科特莱的居民曾目睹1812年6月拿破仑数十万大军出征俄国时是何等威武雄壮,也目睹了同年年底在俄国惨败后残余的法军归来时又是如何狼狈不堪。1813年10月,拿破仑在同第六次反法联盟军的大会战中再次惨败。1814年初,以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联军进入法国。少年仲马亲眼看到这位俄国皇帝乘坐一辆三驾带篷马车朝巴黎方向急驰而去,随后是沿途奸淫烧杀的野蛮的哥萨克大兵。不久,反法联盟宣布旧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为法国国王,在法国实现了封建的政治复辟。 形势稍定,仲马将军夫人仍让儿子去跟格雷瓜尔神甫读书。此外,仲马还跟市立学校教师奥勃莱先生学习算术。奥勃莱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教会仲马比乘法更复杂的运算。不过,奥勃莱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在他的影响下,仲马爱上了书法。奥勃莱先生曾经说过,拿破仑手下的军官经常由于认不清拿破仑那难以辨认的笔迹而贻误军机。仲马听了很震动,因而练起字来煞是认真。没有多久,他就练成了一手清秀的好书法。当然,仲马将军夫人却宁愿儿子能在算术方面有些长进。 如果说仲马对音乐和算术缺乏天资,那么他对剑术、枪法却是心有灵犀,一点即通。在当过武术教师的济贫所职员莫尼埃老爹的指点下,他使弄刀、剑、手枪、步枪都得心应手。母亲在儿子身上仿佛又看到丈夫的英姿,自然十分欢喜。 2. 在复辟的日子里 波旁王朝复辟后,以旧贵族和反动僧侣等封建复辟势力为一方,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拿破仑的拥护者为另一方,出现了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新形势。维莱尔—科特莱本来就是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复辟后,这些人又露出了凶相。居于少数的共和派和波拿巴的信徒经常受到挑衅。仲马母子属于少数派。他们忠实于共和国将领仲马将军的政治信念。由于仲马将军曾和拿破仑为着同一事业而征战,他们也同情拿破仑。仲马母子自然而然地成了本城保王党人敌视的对象。保王党人的子女经常成群地聚集在仲马家的窗前,高呼“国王万岁!”或者当仲马走在街上的时候,喊他“波拿巴派”。少年仲马也决不示弱,好几家保王党人的劣少都尝过他的拳头。 最使仲马引为骄傲的是,他虽然只有13岁的小小年纪,却冒着很大的风险,做了一件“事关重大的政治行动”:1815年3月1日,被放逐的拿破仑神出鬼没地逃离厄尔巴岛,在法国南方的儒昂港湾安全登陆,向巴黎顺利推进。就在这半个月以后,维莱尔—科特莱的帝国时期的将领拉勒芒两兄弟,被控阴谋反对路易十八政府而被捕,投进苏瓦松的监狱。他们和当年仲马将军穿着同样的军装,配着同样的肩章 。仲马将军夫人对他们深表同情。她把儿子叫到身边,轻声地说:“听着,我们要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做不好就会使我们遭殃,可是我认为,为了纪念你的父亲,我们应该去做。” 母亲所要做的事,就是让仲马送几支手枪和一些钱给关在牢房里的两位前帝国将军,供他们越狱之用。钱和手枪都是维莱尔—科特莱的一个叫莫奈松的公证人提供的,此人是拿破仑的热烈信仰者。 经过周密的策划,仲马母子来到苏瓦松监狱。他们认识监狱的守门人里夏尔。母亲亲热地上前打招呼:“亲爱的里夏尔先生,我要去拜访一家人。让我的亚历山大来跟您的小夏尔玩。”母亲去了。仲马裤腰里藏着钱包,衣袋里揣着手枪,同小夏尔玩耍起来。他甚至让小夏尔把他带到拉勒芒兄弟的牢房前。他撺掇小夏尔:“告诉他们,我是仲马将军的儿子,兴许他们认识我父亲哩……”拉勒芒兄弟俩果然认识仲马将军。这时已是傍晚7点钟,两位将军床边的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少年仲马小声对他们说:“我是来看你们的,快把夏尔支开。”于是一位将军装做剪烛花,把蜡烛弄灭了,叫夏尔去把蜡烛点着。趁此功夫,仲马向他们说明了来意。不过两位将军拒绝收下手枪和钱。既然拿破仑已经快到巴黎,他们就很快会得救,要钱和武器还有什么用呢?果然,拿破仑复位后,这两位将军都获得了自由,并且重新披挂上阵。 在拿破仑复位的“百日”帝政期间,少年仲马曾经两次见到这位举世称奇的人物。然而,前后的情景是何等的不同! 1815年6月12日,拿破仑率领大军向比利时进攻,途经森林小镇维莱尔—科特莱给车辆换马时,已近傍晚。那是一辆带篷的四轮马车。拿破仑坐在后排座位上,他身穿蓝面翻白边的军装,苍白的脸微微搭向胸前。他的左边坐着他的弟弟热罗姆,热罗姆的对面是他的副官勒托尔。换马已毕,鞭声爆响,皇帝向围观的人群略一招手致意,马车沿着通向苏瓦松的大路急驰而去。帝国的雄鹰战旗瑟瑟招展,出征的将士意气风发。 拿破仑大军在比利时境内与第七次反法联盟军的会战,结束得出人意料地快。6月18日,在滑铁卢村的决战,法军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联军彻底击溃。当拿破仑退向巴黎,在维莱尔—科特莱换马时,少年仲马又看到了他。那天,仲马正站在家门口,只见一个传令兵策马驰来。他不愿回答人们的任何问题,只是吩咐立刻准备四匹快马,供随后就到的一辆马车换用。忽听得震耳的隆隆声,那辆马车由北向南而来。 “是他吗?是皇帝吗?”仲马拉一拉正在发愣的驿站长的袖口,问道。 “是他。”驿站长回答。 拿破仑还是那副神情,只是头垂得更低一些。他还是那样茫然地扫视着周围,问一声:“我们现在到了哪儿?”而马车的去向却相反。 滑铁卢之役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也决定了法兰西的命运。拿破仑被流放到更遥远的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法兰西开始了波旁王朝的更加穷凶极恶的第二次复辟。阶级斗争空前激化,封建势力开始大规模血腥的反攻倒算。在不合法然而受到政府纵容的白色恐怖中,许多波拿巴主义者和被怀疑为拿破仑或共和国同情者的人,包括仲马将军的挚友布律纳元帅,惨遭杀害。与这种不合法的白色恐怖相互补充的,是复辟政府推行的合法恐怖。经过政治犯特别法庭的草率审讯,许多帝国将领遭到镇压,包括拿破仑手下最有天才的元帅内依。政治犯中固然有真正的拿破仑主义者,也有被挟嫌诬陷的人。恐怖之盛行,弄得人心惶惶。 就在这种气氛中,一天晚上,母亲同仲马进行了一次十分严肃的谈话。她向儿子解释道:路易十八又被外国人扶持上台,当了法国国王,他的弟弟、极端保王党头子阿图阿伯爵也成了实权人物,他们都是在革命中被处死的前国王路易十六的兄弟。仲马的祖父达维·德·拉帕耶特利侯爵曾经为路易十六效命,而父亲仲马将军则相反,曾经为共和国服务。现在到了仲马进行选择的时候:是恢复祖父的贵族姓氏,还是坚持父亲的共和国将军的姓氏?择姓的难题如今提到少年仲马的面前,就像当年提到他父亲的面前一样;不过现在的形势更严峻,关系更重大。母亲进一步指出:达维·德·拉帕耶特利的姓氏会给他开辟锦绣前程,而仲马的姓氏只会使他到处碰壁,军队和政府机关都将把他拒之于门外。 “你好好考虑考虑,然后再回答。”内心十分矛盾的仲马将军夫人对儿子说。 “妈妈,这不需要考虑!”仲马自豪地说,“我叫亚历山大·仲马,决不叫别的。我认识父亲,并不认识祖父。如果我放弃了父亲的姓,改姓祖父的姓,父亲会说什么呢?父亲死的时候还向我告别来着。” 母亲的脸上立刻焕发出幸福的光彩。 “你真的这样想吗?”她问。 “妈妈,您也这样想,不是吗?” “唉!是啊……不过,我们将来怎么办呢?” 母亲为自己的未来发愁,更为儿子的未来担忧。可她没有想到,达到远大前程,除了做文官、武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道路;她的儿子就即将沿着这许许多多道路中的一条——文学家的道路阔步前进。 3. 良师益友 就在这次严肃的谈话以后不久,多亏科拉尔先生的活动,仲马将军夫人获准开一个烟草店。烟草店设在拉封丹广场,租的是锅商拉法奇的店堂,内设两个柜台,一个卖烟,一个卖盐。房东的儿子奥古斯特·拉法奇在巴黎一家公证人事务所当首席文书。仲马家在这里开店后不久,奥古斯特·拉法奇回维莱尔—科特莱的家中小住。这是个金栗色头发的漂亮小伙子,穿着六层领子的外套、紧身的长裤、匈牙利骑兵式的马靴,挂一条有小饰物的金表链,一望而知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一个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是不能住在店堂里的,于是仲马家腾出一间房来招待他。仲马主动接近拉法奇。拉法奇也喜欢同这聪明的少年人交谈,向他介绍巴黎,以及巴黎文学界、戏剧界的情况,并且还把自己写的讽刺性短诗读给他听。拉法奇向仲马揭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文学不仅可以作为一种职业,而且产生强烈的反响,带来巨大的荣光。仲马对文学的兴趣勃然而生。三天后,拉法奇回巴黎去了,他就去央求格雷瓜尔神甫教他作诗。格雷瓜尔神甫对他这突如其来的热情不胜惊喜。但是,这位神甫仅仅粗通17世纪的古典主义诗歌。高乃依·拉辛的摹仿古希腊、罗马的诗艺很快就使仲马兴味索然。他又去树林里打他的野兔。 不过打野兔总非正事。15岁上,仲马被送进莫奈松律师的公证事务所当一名办事员,专门把各种公证文件送到周围的村子里请当事人签字。仲马对这种工作并不抱怨,因为他可以借此机会骑马巡游他热爱的大自然;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公证人事务所里可以出拉法奇那样非凡的人物。 维莱尔—科特莱长期是奥尔良王族养尊处优的享乐之地,风气所及,民间的生活风俗也非常开放。仲马更是情窦早开。16岁的时候,他的浪漫史就掀开了第一页。令仲马伤心的是,他与本地成衣店老板的女儿阿黛尔·达尔文的爱情变成了一场悲剧。他们热烈相爱了两年,那姑娘竟为家长所迫嫁给了别人! 好在仲马很快又有了精神寄托。经科拉尔先生的长女介绍,他认识了瑞典贵族青年阿道尔夫·里宾·德·勒万子爵。勒万子爵的父亲勒万伯爵因参与谋杀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而流亡法国,此刻他们父子正在科拉尔先生家作客。他们此来是为了向即将出嫁到俄国去的科拉尔先生的女儿路易丝告别。年轻的勒万子爵对路易丝怀有好感,依依惜别,偷偷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下四行诗: 为什么到寒冷的伊比利亚, 路易丝,去埋没如花似月的娇容? 俄国人离开我们美丽的祖国时, 曾经向我们许诺过永久的和平! 后来发现自己误把俄国的西伯利亚写成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勒万子爵感到大失体面,深夜潜逃路易丝的闺房去取回那本纪念册,不料惊醒了路易丝,被科拉尔先生捉住。不过就很快弄清了原委,勒万子爵和路易丝小姐的名誉都得以保全。同风度翩翩的勒万子爵的几天相处,仲马对他十分敬佩,心中再次燃起学诗的热望。 不久,勒万离开维莱尔—科特莱;颇有文化教养的轻骑兵军官阿梅代·德·拉朋斯又接踵而来。他和仲马一见如故,交上了朋友。他像亲哥哥一样语重心长地对仲马说:“你要相信我的话:生活中除了恋爱和打猎,还有别的,还有工作!学会工作吧,学会工作就是学会做一个幸福的人。”在拉朋斯的劝导下,从来不知工作为何物的仲马开始用功了。他跟拉朋斯学习意大利语和德语。他们一起翻译18——19世纪之交的意大利作家乌戈·弗斯科洛的小说《雅可波·奥尔蒂的最后几封书信》。在翻译过程中,拉朋斯给仲马讲解语法上的疑难问题。两个月以后,仲马就可以相当准确地操意大利语,并开始翻译诗歌。在拉朋斯的帮助下,仲马还通过原文阅读了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戈特弗利德·奥古斯特·柏格的《列诺尔》。同时,他还涉猎了世界各国文学名著的一些法文译本。 阿道尔夫·德·勒万这次去巴黎,是到父亲的好友安托尼·万桑·阿尔诺家作客。阿尔诺是个悲剧作家。由于阿尔诺的关系,勒万见到了著名剧作家欧仁·斯克利勃、维克多·约瑟夫·艾蒂安纳·德·汝依,以及后起之秀弗雷德里克·苏里耶等。他在巴黎度过了五个月,回到维莱尔—科特莱以后,像着了魔似的,一心要创作剧本,并且鼓励仲马与他通力合作。勒万离开维莱尔—科特莱的这段时间里,仲马自己也已迷上了戏剧。他曾同莫奈松公证人事务所的同事帕耶去苏瓦松看了一场戏,那是音乐戏剧学院学生巡回剧团演出的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用的是法国戏剧家让·弗朗索瓦·杜西改编的剧本。原著的魅力已减少了许多,但还是使仲马顿开茅塞。回家后,他立即写信请人在巴黎买一本莎翁《哈姆雷特》的法文译本给他寄来,读了又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全无古典主义戏剧的刻板、沉闷之感。它情节生动,热情奔放,结构自由,令仲马赞叹不已。对于戏剧创作,他也正跃跃欲试。 勒万和仲马紧张、卖力地写作。在1820年和1821年的两年里,他们写了好几个剧本,以轻松喜剧居多。1821年年底,阿道尔夫·德·勒万同父亲一起去巴黎居住。他从两年来两人合作的剧本中选出三部最满意的带去,作为打开巴黎戏剧界大门的敲门砖。 勒万走了,仲马的心也随他飞往巴黎。他已经想像着他们的剧本在巴黎的富丽堂皇的剧院里受到满堂喝彩的盛况,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的情景。不过,现实却是他必须在莫奈松先生的事务所里继续抄写婚约,起草遗嘱。勒万从巴黎传来的信息也令人沮丧:《朋友们的晚餐》戏剧性不足;《斯特拉斯堡的少校》与巴黎刚刚演过的《农民出身的士兵》雷同;至于以阿拉伯宫廷斗争为题材的《阿本赛拉奇家族》,十几年来类似的剧本一直在巴黎的舞台上上演。三个剧本全都遭到各家剧院冷冰冰的拒绝。 这不啻是给热望成为剧作家的仲马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当有人介绍他去克雷皮的公证人勒菲弗尔律师的事务所当文书时,他便欣然接受了。主人管吃、管住,这待遇已经比莫奈松律师那里强得多了。可是不久仲马又心猿意马写起诗来,因为勒万在召唤他去巴黎。勒万竭力让他相信:只要他俩合作,总有成功之日。 一天,莫奈松事务所的老同事帕耶到克雷皮来找仲马。他很喜欢仲马,见勒菲弗尔律师不在家,便提议带仲马去巴黎逛两天。可是帕耶只有28个法郎,仲马只有7个法郎,怎么够路费呢?穷人自有穷办法。帕耶骑了一匹马来,仲马有一支猎枪,何不以马代车,以打猎糊口?他们于是一路上轮流骑马打猎。到达巴黎的时候,马背上已驮着四只野兔、十二只山鹑、两只鹌鹑。他们在老奥古斯丁街找到一家旅店。以这些猎获物为代价,老板答应供他们两天食宿,并在他们回去的时候,给他们准备几张馅饼和一瓶葡萄酒。 食宿有了着落,二人去洗了个澡,便回旅店安歇。仲马哪里睡得着?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爬起来,径直去找到了阿道尔夫·德·勒万。仲马的主要心愿是看戏。第二天晚上,法兰西剧院将演出汝依的悲剧《苏拉》。剧中的主角,古罗马的执政官苏拉,由当代法国首屈一指的悲剧明星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玛扮演——当时古典主义悲剧已使人们腻烦,只有塔尔玛登台还能吸引观众。仲马和勒万必须立刻为戏票而奋斗。他们直奔法兰西喜剧院,闯进塔尔玛的工作室。幸好塔尔玛还记得曾在圣乔治家里见过仲马将军,他当场给两位年轻人签了两张戏票。 塔尔玛!名不虚传的塔尔玛!他的表演是那样的朴实,那样的富有诗意!仲马觉得自己像是中了什么魔法,他“为之陶醉,为之颠狂,为之入迷”。当仲马到塔尔玛的化装室去向这位大演员表示祝贺和感谢的时候,塔尔玛正在卸装,只见他被赞赏的人们团团包围。而这些赞赏者,都是巴黎文艺界的名流。仲马涨红了脸,谦恭地伫立在门边,不敢上前。 “塔尔玛,我们向您表示感谢来啦。”阿道尔夫·德·勒万说。 “啊!啊!你们走过来呀!”塔尔玛亲切地招呼两位年轻人。 仲马向前走了两步。 “怎么样,诗人先生,你感到满意吗?”塔尔玛问。 “先生,我不仅满意……我觉得好极了!” “那么,就常来找我,向我再要些别的戏票吧。” “唉!塔尔玛先生,我明天就要回外省了。”仲马惋惜地说。 “你在外省是做什么的?” “我不敢对您说。我是公证人的文书。”仲马深深叹了一口气。 “唔,不要因此绝望。高乃依还做过诉讼代理人的文书哩。先生们,我向你们介绍一位未来的高乃依。”仲马的脸直红到眼圈。 “请您摸摸我的额头,”仲马对塔尔玛说,“这会给我带来幸福的。” 塔尔玛把双手放在仲马的额上。 “好吧,亚历山大·仲马,我以莎士比亚、高乃依和席勒的名义,称你为诗人!……回到外省去吧,继续你的工作吧,如果你真有才能,诗神会到你所在的地方找你,并且像先知哈巴库克那样,抓住你的头发,把你带到你应该去的地方。”两个青年告辞出来。仲马兴奋万分。他觉得塔尔玛祝福的手犹在额头,鼓励的话犹在耳边。他满怀着未来的坚定信念,激动地喊道:“我一定会再来巴黎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初到巴黎的岁月 1. 觅职巴黎 第二天黎明,仲马就结束了闪电式的巴黎之行。回到克雷皮,他进门看到的是勒菲弗尔律师的拉得长长的脸。这位公证人可不欣赏仲马的这种浪漫举动,他彬彬有礼然而暗含讥讽地警告仲马:下不为例。仲马血气方刚,哪里受得了这样的侮慢?他索性提出辞职,第二天就返回维莱尔—科特莱。 烟草店的生意很不景气,儿子如今又辞职回家,叫母亲好不发愁。仲马请母亲放心:他已经决定去巴黎安身立命;那里的戏剧界天地广阔,他自信一定能够大显身手。 儿子一时冲动,或许考虑不周。母亲却比较冷静,不能不为儿子瞻前顾后。 “你初去巴黎,怎么生活呢?”母亲问。 “我去找父亲的老朋友:现在当陆军大臣的维克托元帅、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儒尔当元帅……他们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我安排一个差事,起初每年拿1200法郎,以后,薪水会逐渐增加,等我每年拿到1500法郎,就接您去。”仲马说。 “孩子,这些人都已经归顺了波旁,成了保王党;新归顺的人往往比老牌的保王党还虔诚。他们会接待一个共和派将军的儿子吗?”母亲又问。 “我这里还有丹雷先生写给帝国将军、现在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富瓦的一封介绍信。如果保王派将军们不接待我,这位反对派议员会给我援助的。”仲马胸有成竹地回答。 仲马总算勉强说服了母亲。为了筹措仲马去巴黎所必需的费用,母亲变卖了仅剩的一点地产和房产。仲马也把自己心爱的大狗庇拉姆转让给一位英国游客。他还去同承包公共马车的卡斯蒂埃老爹打了整整5个小时弹子,赢得600小杯苦艾酒,折合现金90法郎,相当于从维莱尔—科特莱到巴黎之间打6个来回的车票钱。接着,仲马又去给父亲扫墓,向亲友辞行。诸事已毕,1823年的一天上午,仲马与母亲挥泪而别。 次日清晨,仲马在巴黎市中心的布鲁阿街下了马车,仍旧住在老奥古斯丁旅店。稍事休息后,他就跑去找阿道尔夫·德·勒万,打听儒尔当元帅、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和维克托元帅的住址。勒万见仲马竟然对这帮人寄托希望,大为惊讶。他预言仲马的希望将要落空。 果不出勒万所料。冷淡的儒尔当元帅坚持说他从未听说仲马将军有一个儿子,无情的塞巴斯蒂亚尼将军把他赶出门外,老于世故的维克托元帅干脆拒绝和他见面。仲马已经到了希望之路的尽头,现在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他敲响了布朗峰街六十四号反对派领袖富瓦家的大门。这位前帝国将军读了丹雷先生写来的引荐信,对仲马非常热情: “你就是指挥过阿尔卑斯方面军的仲马将军的儿子吗?”“是的,将军。” “我听说拿破仑对他很不公平,甚至牵连到他的寡妻。”“正是拿破仑使我们陷于贫困。”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要承认,您差不多是我惟一的希望了。” “我首先得知道你都会些什么。你会一点数学吗?”“不会,将军。”仲马答。 “你至少有一些代数、几何、物理的概念吧?”“没有,将军。” “那么,你总学过法律吧?” “没学过,将军。” “真糟糕!……不过让我们来看看,也许我能把你安置在银行家拉菲特那里……你会做会计吗?” “一点儿也不会。”仲马惭愧地说。“不过我向您保证,我将从头学起。总有一天,我将对您说‘会’。”“那么,在学会以前,你靠什么生活呢?” “没有,我毫无指靠。” 这实在让富瓦将军一筹莫展。但他并不想就此撒手不管。“把你的住址写给我,我再想想办法。”富瓦将军说,并且取出一支新笔递给仲马。 仲马伏案写他在巴黎的临时住址。富瓦将军关切地站在一旁看着。 “好啦!好啦!我们得救啦!”将军惊喜地喊道,“你竟有一手好书法。” 这大概是眼下仲马仅有的一技之长了。不过在富瓦将军看来这已经绰绰有余。 “我今天将去奥尔良公爵府吃晚饭,我要同他谈一谈,让你去他的秘书处工作。” 富瓦将军所说的奥尔良公爵,名叫路易·菲力普,是前文提到的奥尔良公爵“平等的菲力普”的儿子。他早年受父亲和让利伯爵夫人的影响,倾向资产阶级革命。作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他在1792年反击奥普联军的瓦尔米战役和热马佩斯战役中,表现出众。波旁王朝复辟后,国王路易十八把奥尔良家族的巨大财富发还给他,但把他排斥于宫廷和政治生活之外。可是他很快就同波旁王朝的反对派建立了联系,明里暗里给他们以支持。他爽快地答应富瓦将军,让仲马作为临时雇员在自己的秘书处做事。 当富瓦将军告诉仲马,奥尔良公爵将付给他每月一百法郎薪水时,仲马大喜过望。等他尝到了巴黎大都会生活的昂贵代价,才知道这笔薪水实在菲薄。而且为了这点报酬,从此他得在坐落于王宫花园的奥尔良公爵私人秘书处每天伏案工作10个小时,上午10时至下午5时,晚上7时至夜间10时。 找到工作后,仲马便在意大利人街的喜歌剧院对面租了住所。那是五层楼上的一间带有放床的凹室的小房间。几天以后,母亲从维莱尔—科特莱寄来了必要的家具。仲马的新居就这样安置停当。只是仲马不善理家,家中又缺少主妇,新居没有个新鲜样儿。 就在仲马新居的同一层楼上,住着一个独身的缝衣女工,名叫卡特琳娜·拉贝。她比仲马年长9岁,金栗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身材丰腴适中,面庞富有动人的魅力,举止也落落大方。仲马和她接触日多,彼此产生了感情,便搬到一起生活。1824年7月27日,卡特琳娜·拉贝生下一个男孩。同父亲一样,儿子也起名叫亚历山大。日后,这孩子成了著名戏剧家。世人为了区别父子两个“亚历山大·仲马”,便称父亲为“大仲马”,儿子为“小仲马”。不过这是后话。在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继续称孩子的父亲为仲马。 22岁的仲马做了父亲,不能说他对孩子的母亲已毫无感情。但是,受恶浊的世风所熏染,他完全不准备要卡特琳娜·拉贝做自己的终身伴侣,他嫌卡特琳娜·拉贝既无文化又无地位。他梦寐以求的是高贵的妇人、风流的女伶。所以当仲马将军夫人迁来巴黎时,他没有告诉母亲自己与卡特琳娜·拉贝的关系和已经有了孩子。他在圣德尼城厢找了一处房子,搬去和母亲同住,只是在晚上还常去看望卡特琳娜·拉贝和儿子。 2. 广收博取 仲马定居巴黎,并不是为了继续过文书生涯。自从见了塔尔玛,做戏剧家已成了他惟一的志向。他这次到巴黎的第一天就去看戏。此后,更密切地注视着巴黎戏剧界的一切动向。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作家卢梭的时代,浪漫主义的主观情绪的抒发在法国文学中就开始抬头,古典主义的唯理主义倾向就受到挑战。但是直到19世纪20年代,当英国的拜伦、司各特、华兹华斯和德国的歌德、席勒已经把浪漫主义文学推向极大繁荣的时候,法国文学依然是老态龙钟的古典主义和拙劣的伪古典主义居于统治地位。这一情况在戏剧界尤为严重,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以及当代戏剧家的伪古典主义戏剧,霸占着法国戏剧的圣殿——法兰西喜剧院。虽然1823年在作家夏尔·诺蒂埃的兵工厂图书馆的客厅里成立了第一届浪漫主义文社,但革新的目标并不明确。而未能跻身于第一届文社的仲马,却在良师益友拉萨涅的启发下,较早地认识到法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戏剧。 拉萨涅是奥尔良公爵私人秘书处的副主管,仲马的顶头上司。仲马进公爵府那年,拉萨涅还不到30岁。他为人正直、善良,有扎实的文化教养,业余从事轻松喜剧的创作,还是几家自由派报纸的撰稿人。由于仲马也喜爱戏剧,两人意趣相投,认识不久就成了知心好友。 拉萨涅赤诚的友情、富有真知灼见的言谈和兄长般的循循善诱,使初来巴黎定居的仲马得益匪浅。 拉萨涅最不屑于伪古典主义戏剧。一提起那些以模仿17世纪古典主义作家为能事的当代的伪古典主义者,这位通常十分厚道、宽容的人也不禁嗤之以鼻:“老阿尔诺的《翟尔玛尼古斯》吗?——拙劣!小阿尔诺的《雷古鲁斯》吗?——平庸!若没有塔尔玛和玛尔斯小姐担任主角,他们的戏连10场也演不了!” 拉萨涅对于法国戏剧的前途同样有明确的看法:伪古典主义将很快被人们忘却;必须向英国、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学习。但不是模仿,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创造。拉萨涅向仲马预言:“你将会看到更大胆的作家突兀而起。”他鼓励仲马:“争取做这些人中的一员!”“学习吧。”拉萨涅要求仲马,“既不要编造喜剧,也不要编造悲剧和正剧;要着眼于、事件、性格;把这一切都在你的想象中熔于一炉,铸造出科林斯的青铜像似的人物!”“科林斯的青铜像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这真是你的幸运!这样你就可以自己来学习;你将不受其他的限制,而只凭着自己的智慧,不受其他的影响,而只依靠自我的教育。” 拉萨涅还为仲马制定了广泛的阅读计划。戏剧方面,仲马没有读过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对莫里哀的作品也涉猎得很少。现在他必须读而且反复读这些人的作品。为了弄清一种戏剧的来龙去脉,他应该从莎士比亚往下到席勒,从莫里哀往上到泰伦提乌斯、普劳图斯、亚里斯托芬。在诗歌方面,古人中要读荷马、维吉尔、但丁的作品,近人中要读拜伦、歌德、弥尔顿、拉马丁、雨果的作品。至于小说,歌德、司各特、库柏的都在必读之列。这书目可够长的。然而还没完——“你还得读法国历史。”拉萨涅说。 “为什么?”仲马问。 “因为我们需要法国的历史小说和戏剧。” “法国历史多沉闷啊!” “谁说的?”拉萨涅难得这么激动,“你先去读,然后才有资格发表意见。” “那么该读些什么呢?” “啊!一大批作家;茹安维尔、弗华萨尔、夏特兰、圣西门、拉法耶特夫人、黎世留……” “一共要读多少本?” “大概有两三百本。” “你都读过吗?” “当然喽。” “我一定要读吗?” “如果你想写小说,那么不但要读,而且要记在心里。” “天哪!我以前浪费了多少光阴呀。” “那就弥补失去的时间吧。” 对善良的拉萨涅的建议,仲马起初并没有认真照办。他忙于同阿道尔夫·德·勒万合写轻松喜剧。这种对白和诗文相杂的剧种,当时很卖座,收入较多。不过他们接连写了好几出轻松喜剧,竟没有一出被人采纳,白白花了许多力气。于是他们决定同大名鼎鼎的轻松喜剧作家皮埃尔·约瑟夫·卢梭合作。争取卢梭的合作可不容易。此人不听瓶塞响、不见潘趣酒火苗是不写东西的。为了劳动他的大驾,仲马和勒万不知耗费了多少酒。终于有一天,仲马在席间讲了一个自己当年打猎的故事,卢梭认为是写一出轻松喜剧的材料,商量好提纲,三人便分头执笔。十来天的功夫,写成了剧本《狩猎与爱情》。这剧本居然被昂比古剧院搬上舞台。虽然仲马知道这算不得真正的戏剧文学,但是第一次用自己的笔挣了五十法郎,他还是满意的。他和拉萨涅根据《一千零一夜》中水手辛巴德的故事写出的《婚礼与葬礼》,却在轻松喜剧院首次上演就遭到冷遇。 谁知道还有更扫兴的事在等着他。《婚礼与葬礼》首演失败的第二天,仲马刚进王宫花园的办公室,拉萨涅就闷闷不乐地告诉他:“乌达尔先生怪我把文学爱好传给了你,他说这种爱好会葬送你的前程,要求我们放弃文学。”这消息给了仲马很大的刺激。他径直走进秘书处主管乌达尔的办公室,眼眶里满含着泪水,声音却还镇定。他指责乌达尔先生强迫他全家只靠每月125法郎的薪金生活(他的薪金已经加了一次);并且说明他写剧本并不占用办公时间。 “你一定要搞文学吗?”乌达尔先生问。 “是的,先生,我生来就喜欢文学,而且又有这种需要。” “那么,你就像卡西米尔·德拉维涅那样从事文学吧,我不但不会责备你,还会鼓励你……” 德拉维涅是拿破仑帝国和波旁复辟王朝时代的著名诗人。他的历史剧在近代的情节中渗透了作者自由派的思想见解。他的创作有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风格。乌达尔先生鼓励仲马向德拉维涅学习,不仅是要他以戏剧为自由派的政治服务,而且是要他做一个真正的戏剧文学家。乌达尔的话,使仲马怨气顿消。 “先生,我年龄比德拉维涅先生小得多,他在1811年就当上了桂冠诗人。我也没有受过德拉维涅先生那样的教育,他是在巴黎最好的学校读过书的。我只有22岁,我的文化都是平时在别人正娱乐的时候学习得来的。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一定要写出比德拉维涅先生更好的作品。”仲马坚定地说。 再铮铮的誓言也须用行动去实现。仲马立刻行动起来了。他掀起了一场歼灭知识空白的大会战。拉萨涅的教诲,是他的行动指南。拉萨涅为他制订的计划,是他进军的路线。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从瓦尔特·司各特的,到拜伦和库柏的。歌德和席勒的著作,他无一遗漏。卡尔德隆的戏剧,他无不熟悉。他不仅尽可能广博精深地吸收文学知识,还努力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特别是法国历史的知识;弗华萨尔、沙特兰、圣西门、黎世留等人的史学著作,他都爱不释卷。此犹不足,他还学习自然科学。他曾有一段时间坚持跟年轻的医生蒂波学习科学知识,清晨六、七点钟同蒂波一起赶到慈善医院,为的是学习生理学和解剖学;晚上就在蒂波的房间里钻研化学和物理学。他后来在《基督山伯爵》中对维尔弗夫人下毒的描写,就是以这时获得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 光阴荏苒,3年过去了。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又有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的仲马,已经为创作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遗憾的是,他至此还没有在舞台上领略过他在书本上结识的外国浪漫主义戏剧,缺乏实际的感受。 1827年,一个英国剧团渡过拉芒什海峡来到巴黎,仲马的渴望得到了满足。剧团中有基恩、肯布尔、哈丽特·史密森小姐等英国剧坛明星。此行专门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以往莎士比亚的戏剧只是通过拙劣的改编本和法国观众见面。现在,莎士比亚名剧原本由英国名角在法国戏剧的心脏演出,显然是对法国古典主义、伪古典主义戏剧的一次挑战。演出《哈姆雷特》的那个晚上,仲马和诗人维尼、雨果、奈瓦尔,音乐家柏辽兹,画家德拉克洛瓦等浪漫主义的信仰者都在场。肯布尔扮演的王子哈姆雷特,哈丽特·史密森小姐扮演的莪菲丽亚,给仲马留下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印象。他觉得舞台在他眼前变成了伊甸园,上帝创造出来的有血有肉的人,代替了以往充斥着法国舞台的毫无生气的“石膏模型”。他一场不落地欣赏英国艺术家们的演出。凶杀、自杀,奥赛罗的妒嫉,德斯特蒙娜的惨死,使他心潮难平。他听不懂英文,但是剧情和演员们的动作、语调,足以使他了解和感受这一切。 “只是从这时起,我才知道什么是戏剧;我在精神上刚刚受到的震颤,震落了残留在我身上的过去的一切陈迹。我懂得了构筑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激情,激励着有血有肉的男女的真正的激情。”仲马后来写道。 勤奋的学习,使仲马登上了文学修养的高峰;虚心的观摩,向仲马展示了未来戏剧的蓝图。现在该仲马走进工地,去构造他的“世界”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戏剧界的新星 1. 新的戏剧 新戏剧的观念已经在仲马的脑海里成熟。这新的戏剧,应该是古典主义和伪古典主义戏剧的鲜明的对立物。它将不再向上古的希腊、罗马讨生活,而是取材于中古以降的历史;它将不再是理性的沉闷的图解,而是的生动的写照;它将不再以内心分析为主,而是以外部动作取胜;它将不再武断地把悲剧喜剧划分得泾渭分明,而是如真实生活里一样,悲剧喜剧交相出现,浑成一体。现在,仲马只待把这新的戏剧观念付诸实践。 仲马从写他的第一部新戏剧开始,似乎就有一位得力的帮手——机运。机运帮他解决一个个难题,渡过一个个难关。 他的第一部新戏剧的题材,是1827年9月4日参观一次绘画和雕刻展览会时受到启发而获得的。他深深为弗沃小姐的一幅浅浮雕所吸引,这幅作品表现的是乔瓦尼·莫纳尔代齐被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下令谋杀于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的场面。通过刻苦的学习,仲马虽然对法国历史已经了如指掌,但是对17世纪的瑞典历史却不甚了解。莫纳尔代齐是何许人?克里斯蒂娜又有些什么事迹?仲马毫不迟疑地去找他两年前结识的朋友弗雷德里克·苏里耶。他从苏里耶收藏的《名人传记大全》中了解到:克里斯蒂娜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尔夫斯的女儿。她12岁任女王,在位22年,后皈依天主教,让位给表兄查理第十,与其情人——侍从骑士莫纳尔代齐周游欧洲。莫纳尔代齐因意大利人桑蒂奈利成为克里斯蒂娜的新宠,心生妒意,写信辱骂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遂命桑蒂奈利杀莫纳尔代齐于枫丹白露的雄鹿长廊。仲马认为根据这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可以写成一出兼有悲、喜剧因素的正剧。 “我们来合作吧!”仲马向苏里耶建议。 “不,”苏里耶生硬地回答,“我再也不愿同任何人合作。” “为什么?” “因为达维德已经答应我,一旦我独自写出一部重要作品,他就设法让我获得勋章 。” 苏里耶的唐突,很令仲马惊讶,但他还是耐心听下去。 “再说,我认为这不是写正剧的材料,”苏里耶接着说,“我打算自己用这个题材写一出悲剧。” 基本见解不同,当然无法合作。二人相约,各人按自己的见解写一部《克里斯蒂娜》,写成后再见高低。显然,苏里耶并没有把同仲马的竞赛放在眼里。 这时的仲马还是奥尔良公爵私人秘书处的一名微末职员,文书的工作使他日夜不得自由。为了写作《克里斯蒂娜》,他再一次鼓起勇气,去找秘书处主管乌达尔,要求把晚上的时间归他个人支配。 “我只有一个办法满足你的要求,”这位上司回答他,“那就是把你从私人秘书处调出去,做一种没有夜班的工作,例如公爵森林管理处……不过你的整个前途可就要受到损害了。” 仲马反正也不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秘书处,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变动。这时总管森林管理处正有仲马的表亲德维奥莱纳。新的地方工作清闲,没有夜班,是极大的优点;可就是太嘈杂。仲马费了好大的周折才获准搬到差役放墨水瓶的小屋里办公。多亏书法熟练,他每天都能提前完成公务,腾出几个小时来思考、写作自己的剧本。不消多久,一出五幕诗体正剧《克里斯蒂娜》完成了。 然而,这剧本是他在放墨水瓶的小屋里背着上司和同事写的,像是私生子,出世了,反成为他的精神负担。扼死它吗?看来这婴儿长得健壮,于心不忍。一不做,二不休。仲马下决心力争上演,而且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 时间是1828年4月,仲马还不满26岁。一个无名小卒的一部离经叛道的剧本,要让古典主义戏剧的大本营法兰西喜剧院接受,岂不是异想天开?可仲马偏偏就有一股敢想敢做的劲头。且看他命运如何吧! 法兰西喜剧院提词人每月来给奥尔良公爵送一次戏票。当这位眉毛浓浓的人又到来的时候,仲马便拦住他,向他打听,要向法兰西喜剧院的艺委会朗读自己的剧本,该怎么办?提词人告诉他,得先交给初审员;可是初审员那里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个剧本,得等好几年才能轮到审他的剧本。 “难道就没有办法减少一些手续吗?” “如果你认识泰勒男爵先生,就可以。” 这泰勒男爵是英国人,参加过法队,后来入了法国国籍。他是画家,擅长画戏剧布景。他与浪漫主义文人过从甚密:雨果和维尼是他的朋友,诺蒂埃同他合译过一出英国正剧。阴错阳差,1828年,他竟被反动、保守的国王查理第十任命为驻法兰西喜剧院的特派员。这真是浪漫派戏剧打进法兰西喜剧院的天赐良机。 但是,塔尔玛已经在1826年去世,连个引荐的人都没有,怎能得到泰勒男爵的接见呢?仲马照例又去请教拉萨涅。这位忠实的朋友再一次给他解决了难题:“去找你的老相识诺蒂埃,他是泰勒的知己。” 已经成为浪漫主义运动中心人物的名作家夏尔·诺蒂埃,怎么会是青年仲马的“老相识”呢?说起来这是一段趣事。那还是仲马定居巴黎的第一个夜晚,他前去圣马丁门看一出名叫《吸血鬼》的戏。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白发人;年轻的仲马很快就无拘无束地同他攀谈起来。白发人见仲马天真、率直,挺喜欢,就同他大谈起珍本书的收藏术和读书的趣味,向他介绍剧场雇人鼓掌捧场是怎么回事,并且断言真有吸血鬼,而且亲眼见过。不过在第三幕末了的时候,这博学的人却因为吹口哨喝倒彩而被撵出剧场。第二天仲马才从报纸上知道,被驱逐的捣乱分子原来就是夏尔·诺蒂埃——出色的批评家,不少长篇和短篇小说的作者。这次巧遇给仲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是—— “他一定早把我忘记了!”“他永远不会忘记什么的。你就给他写信吧。”拉萨涅鼓励他。 仲马果真写了信。他在信中提起那晚看《吸血鬼》的经过,求诺蒂埃把他介绍给泰勒。回音很快就到了,那是泰勒本人写来的一纸短笺,他约仲马在一个很奇特的时刻——清晨7时——见面。仲马按时到达这位国王特派员的家中。主人正坐在浴盆里听一位强行闯进他家的作者读剧本。这出折磨人的五幕悲剧好不容易才念完,该仲马了。 “读吧,年轻人!我听着。”泰勒依然在浴盆里。“我先给您读一幕,如果您听得厌烦,就打断我。”“好极了!你倒是比你的同行们更知道体恤人。读吧。”仲马读完第一幕,连眼皮也不敢抬,问道: “怎么样,先生,继续读吗?” “当然,当然!”泰勒说。 仲马读完了第五幕,已经躺在床上的泰勒,立即从床上跳下来,欢呼道: “好哇,好哇!你在本星期六就可以向剧院艺委会读你的剧本。” 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并且经过诺蒂埃审阅予以肯定,法兰西喜剧院终于接受了仲马的《克里斯蒂娜》。 1828年5月1日上午,仲马刚走进他在王宫花园的办公室,同事费莱斯递给他一张报纸,那上面引人注目地印着这样几行字: 今天,法兰西喜剧院在喝彩声中一致接受了一出五幕诗悲剧,作者是位至今毫 无成就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属于奥尔良公爵的行政部门,公爵曾为他扫除一切困难,并曾向剧本 审查委员会热情推荐他的作品。 仲马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就领教了报纸的全部真实性。 可是,好事多磨,排演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继塔尔玛之后成为法兰西喜剧院举足轻重的人物玛尔斯小姐,一向演惯了古典主义剧目,而仲马的戏却要求女主人公揪自己的头发,尖声喊叫,跪在地上走路,玛尔斯小姐哪里受得了?每排练到她不喜欢的段落时,她总和仲马相持不下。深知玛尔斯小姐脾气的提词人向仲马预言:“这出戏要吹。”果然,《克里斯蒂娜》的排演搁浅了。过了些日子,苏里耶的同名剧在奥德翁剧院上演,仲马的这出戏于是被彻底打入冷宫。 2. 亨利第三及其宫廷 仲马并不气馁。他立即准备写一出新戏。一天,他去会计那里取办公用纸,看到桌上放着一本历史学家昂克提尔的《天主教同盟的精神》,这本书写的是16世纪法国天主教联盟的事。书翻开在第95页,正写到亨利第三统治时期,仲马立刻被关于圣梅格兰伯爵的一段故事吸引了。国王亨利第三好男色。圣梅格兰是他的嬖幸之一。圣梅格兰爱慕国王的敌手吉兹公爵的夫人,公爵夫人也暗暗地爱着圣梅格兰。公爵对妻并无感情,一天早晨,他一手执匕首,一手执药水,闯进妻子房中,责骂一顿之后,令其选择匕首或毒药,其妻惊恐万状,最后,公爵才说明那毒药其实是一种甜水。不过,公爵夫人却也从此接受了教训。至于圣梅格兰的下场,仲马根据《名人传记大全》的提示,在《皮埃尔·德·莱托阿尔日记》的1578年7月21日中找到了记载:亨利第三的美貌的嬖幸圣梅格兰伯爵被吉兹公爵指使的二、三十个持长枪、长剑和屠刀的人在大街上当众杀死。这结局似乎太缺乏诗意。可巧就在这同一部日记里,记载着另一个类似的、但更富有诗意的故事:嫉妒心盛的丈夫蒙索罗伯爵逼迫妻子约她的情人布西半夜幽会,布西来到以后遭到伯爵布置的十几个刺客的暗算,奋战到最后倒在了窗前。仲马就以这两段史料为主要素材,用两个月功夫写成五幕散文正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 仲马首先在一位学者家中读自己的新作。它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由于在场的都是些谨小慎微的人,他们担心这出戏会激怒正统派。仲马随后又在一位自由派记者家读这部剧作,十四、五个青年在小小房间里席地而坐,他们全是首都新闻界和文学界的反正统派。他们非常欣赏这出戏的大胆、泼辣。狂热地高呼:“让《克里斯蒂娜》见鬼去吧!上演《亨利第三》!”名演员菲尔曼对《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的热忱尤高。他在自己家里组织了第三次朗读该剧的集会。出席的有包括玛尔斯小姐在内的法兰西喜剧院的许多演员,泰勒男爵,还有被视为当代最伟大诗人的贝朗瑞。剧本获得了一致的赞赏。玛尔斯小姐预感到吉兹公爵夫人将成为她一生中扮演的最动人的角色之一,因此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紧接着,1828年9月17日在剧院里举行了最后一次朗读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剧院艺委会决定上演《亨利第三及其宫廷》。 但是,奥尔良公爵府却对仲马报之以盛怒,因为他近来忙着朗读剧本,多次“无故旷工”。总管勃洛瓦尔男爵把他找了去,训斥之余,宣布停发他的薪水,并且向他声明,行政工作与文学创作水火绝难相容,让他选择。 “男爵先生,”仲马回答道,“公众舆论一向把公爵视为文学的庇护者。要辞退我,就请他下令吧。我是不会辞职的。至于我的薪水,如果这125法郎使殿下的经济负担过重,我可以放弃。” 仲马这高傲的态度,颇使勃洛瓦尔男爵惊讶: “那么,你怎样生活呢?别忘了你还有母亲啊。” “男爵先生,这是我的事,您不必费心了。” 仲马的薪水从第二天起停发。仲马立刻面临贫困。他去向好友菲尔曼诉说自己的难处,这位演员便带他去找诗人贝朗瑞。贝朗瑞又带他去找银行家拉菲特。仲马交出《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的一个复本,保证将用剧本上演获得的报酬把本息一次还清,这才借得3000法郎,相当于他原来两年的薪水。他从此可以安心搞他的戏剧了。 可气的是,年终公爵府照例发奖金时,按说仲马可以得到一年的四分之三,因为他是从10月份才停止工作的。不料公爵竟在花名册的仲马名下亲笔写道:“请取消忙于文学的亚历山大·仲马先生的奖金……” 所幸《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的排练尚称顺利。仲马吸取了前一出戏的教训,遇有分歧时,他总是表现得十分谦虚、随和:“先生们,你们会做得更好……。”尽管少不了同玛尔斯小姐磨牙,戏总算排练得人人满意。首场演出订在1829年2月11日。 首场演出的前一天,仲马前往王宫花园,求见奥尔良公爵。 “哈哈!仲马先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公爵问。 “殿下,我来求您赏个光。明天就要上演《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我请您去看首场演出。亲王殿下以前对我判决得快了点,明天将要在公众面前开庭审判。殿下,请您务必光临。” 公爵对仲马的莽撞并不生气,他说他很乐意去看戏,可是不巧,他邀了二、三十个亲王、公主明天来吃饭,时间来不及。 一切都难不倒仲马。邀请亲王、公主们一起去看戏,岂不两全其美?时间问题不难解决——“殿下把晚餐提前一个小时,我把演出推迟一个小时,尊贵的客人们就可以看到这场有趣的演出了。”仲马提议。 “好主意!”殿下拍手叫绝,“你去告诉泰勒,楼座我全包了。” 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晚上7时,仲马穿上笔挺而又朴素的晚礼服。7时3刻,他亲吻了不久前中风而昏迷在床上的母亲,前往剧院。他像一阵风似地钻进紧靠舞台上方的一个小小的包厢。巡视座无虚席的剧场,只见池座里满是自己的朋友、以前在公爵府的同事;自己的姐姐坐在一个头等包厢里,同她在一起的还有没找到座位的雨果和维尼;在乐池里的一张安乐椅上,坐着焦急的表亲德维奥莱纳;而在四周的楼座包厢里,亲王们的勋章和公主们的钻石交相辉映…… 帷幕升起。人们都预感到,法国戏剧的一个新纪元可能就由此开始。成败在此一举。第一幕,掌声相当热烈。第二幕,掌声更加响亮。仲马原担心观众能否接受第三幕情节的猛烈,谁知吉兹公爵强迫夫人写信的场面却博得满场喝彩。第四幕简直使观众颠狂。等全剧终了,菲尔曼向大家介绍作者时,全场,包括奥尔良公爵在内,起立向仲马致意。 报纸把仲马的名字在一个早晨传遍了整个巴黎。《世界报》指出《亨利第三及其宫廷》首场演出“成就巨大”。《世纪报》强调这出戏的独创性,说它“既非模仿库柏,也非模仿司各特”。大批评家圣勃夫称赞它的“美好、动人的戏剧性”。维尼颂扬它“被赋予诗意”。 这出别开生面的戏,也必不可免地招致了保守派的攻击。《立宪报》指责首场演出的那个晚上,仲马的拥护者们曾围绕高乃依的塑像狂舞,并高喊“捅死高乃依”(对此仲马立即加以否认)。《法兰西报》走得更远,竟直接了当地指控仲马通过他的剧作“阴谋反对王座和神坛”。 最大的惶恐发生在第二天晚上。当仲马到达剧院时,只见法兰西喜剧院的委员们个个神情沮丧,因为检查官下了禁演令。原来根子在国王查理第十那里,他突然心血来潮,觉得剧中的亨利第三和他的堂兄弟吉兹公爵是影射本朝的国王和他的堂兄弟奥尔良公爵。多亏奥尔良公爵闻讯赶去向查理第十解释,禁令这才取消。据说公爵向查理第十振振有词地说:“陛下,有三点理由说明您受骗了:第一,我没打过老婆;第二,公爵夫人没让我当王八;第三,陛下再也没有比我更忠实的属下。” 话虽这样说:《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现实的政治含义却是不可否认的。亨利第三在位的15年(1574年—1589),法国是三分天下:一方为中央王权,领袖表面上是亨利第三,实际上则是王后卡特琳娜·德·梅第奇;一方为信天主教的北部法兰西,领袖是亨利·德·吉兹;一方为信新教的南部法兰西,领袖是亨利·德·纳瓦尔。剧中的王后卡特琳娜·德·梅第奇既痛恨与她竞相控制亨利第三的圣梅格兰伯爵,也痛恨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吉兹公爵,于是她利用吉兹公爵夫人与圣梅格兰的爱情,挑动公爵与圣梅格兰厮杀。这生动地反映了亨利第三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在复辟王朝已经临近末日的1829年,《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内幕揭示于舞台,这本身就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更何况查理第十与其支持反对党的堂兄弟奥尔良公爵的矛盾尽人皆知,人们自然会由舞台联想到现实。 在《亨利第三及其宫廷》中,政治斗争与爱情纠葛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显得思想内涵更充实,生活气息更浓厚,浪漫色彩更强烈。仲马的这出戏,戏剧冲突尖锐,情节发展急剧,外部动作鲜明,因而很能激荡人心。特别是剧情发展到吉兹公爵得知妻子与圣梅格兰的爱情以后,公爵态度极其粗暴地逼迫妻子写信约圣梅格兰前来幽会;公爵夫人但愿圣梅格兰不来赴约;公爵夫人见圣梅格兰进门,大声疾呼当心埋伏;圣梅格兰不顾危险,听公爵夫人吐露爱情;圣梅格兰逃到窗外,重伤被擒;公爵夺过妻子的手帕,命人用以堵住圣梅格兰的喉咙:“来呀,用这手帕堵住他的喉咙,他死起来会更觉得甜蜜,因为他是被吉兹公爵夫人的武器杀死的!”这一出出场景,令人惊心动魄。 一般认为,雨果在1827年为其剧作《克伦威尔》所写的序文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雨果的剧作《爱尔那尼》1830年3月25日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次演出是法国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决战。但是,雨果的《克伦威尔》从未搬上舞台,《爱尔那尼》的演出比《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晚一年。正是大仲马,首先打响了浪漫主义戏剧的重炮,成为法兰西剧坛第一颗浪漫主义的明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克里斯蒂娜》 1. 硕果初收 万事开头难。仲马经过不懈的奋斗,终于打响了第一炮,他的处境从此大为改善。画家阿希尔·德维利亚为他绘了肖像。雕刻家达维德·昂瑞尔为他制了像章 。一时间,仲马甚至被人视为浪漫派阵营中呼风唤雨的人物。说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 一天晚上,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小阿尔诺写的《佩尔蒂纳克斯》,那是一出再蹩脚不过的古典主义的五幕悲剧,写的是当政三个月就遇刺身亡的古罗马皇帝佩尔蒂纳克斯的故事。最后一幕完了时,观众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支持古典主义的人高呼小阿尔诺的名字,要他出场谢幕;厌恶古典主义的人愤怒地表示反对,闹得不可开交。那天恰巧仲马也来看戏。初到巴黎的那段时间,他同阿尔诺父子来往颇多,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是阿尔诺家的座上客;自从他投身浪漫主义阵营以来,他与阿尔诺父子的关系已经疏远了许多。不过他绝对无意参与这场使昔日友人难堪的哄闹。在群情激愤之中,只有他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岂料邻座的一个老年人认出了他,立刻指着他大声嚷道:“难怪有人对台上喝倒彩,原来仲马先生在这里……先生,你带头捣鬼,不害羞吗?”仲马辩解道:“我一句话也没说啊。”那老年人却一口咬定:“管你说话没说话,那一派的头子就是你!” 由于《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的非同寻常的成功,连那些曾经顽固地反对仲马从事写作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文学才能了。最有意思的是勃洛瓦尔男爵。《亨利第三及其宫廷》首场演出成功以后,这位曾因仲马“不守本分”而暴跳如雷的奥尔良公爵府的总管,在给前文书仲马的一封信中煞是亲切地写道:“我的年轻的朋友,我简直无法入睡,如果我不告诉您,您的出色的成就使我感到多么高兴,如果我不向您,特别是向您的母亲,表示我由衷的祝贺。我们——我的同事们,我的妹妹和我本人——分享了您的胜利……” 不过,勃洛瓦尔男爵的转变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显而易见,连奥尔良公爵本人也开始赏识仲马了。《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刚刚打响,公爵立刻破格聘请初出茅庐的仲马当他的私人图书馆的馆员。这是个荣耀而又优越的职位,按惯例只授予知识界久负盛名的人物。当时已荣任公爵图书馆馆员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上文谈到的卡西米尔·德拉维涅——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桂冠诗人;另一个是让·瓦图,此人以治史为主,兼写艺术评论和轻松而又富有讽刺意味的歌谣,曾经名噪一时,在政治上是奥尔良公爵的忠诚不渝的追随者。三位馆员中,仲马与德拉维涅同为戏剧家,但德拉维涅却对仲马怒目而视,因为德拉维涅的剧作《马利诺·法里埃洛》原已决定由法兰西喜剧院上演,正是被仲马的《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抢了先,以致不得不降格到圣马丁门剧场演出。倒是仲马和瓦图,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馆员其实是个闲差,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职责,而且只能领得相当于一个普通文书的薪俸。不过,馆员可以在图书馆里独享一个宽敞的工作室,随时利用公爵的丰富藏书,这已经使仲马心满意足。仲马是三位馆员中年岁最小、资历最浅的一个,却也是最勤奋的一个。他经常整日埋头在书堆里,钻研文学和历史,致使这两方面的修养都更为精深。 《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的成功,也为仲马打开了巴黎那些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和沙龙的大门。仲马已经与作家诺蒂埃打过两次交道,现在更成为诺蒂埃的座上客。诺蒂埃住在兵工厂图书馆,仲马常到他那里吃晚饭。每当仲马来临,诺蒂埃夫人和娇小玲珑的女儿玛丽就欢呼着表示欢迎,诺蒂埃则伸出长长的手臂来拥抱他。仲马每次吃饭时都爱坐在某一张椅子上,久而久之,那椅子就成了仲马的专座,即使他不来也虚位以待。诺蒂埃在兵工厂图书馆的客厅,是浪漫主义文社的活动中心。每星期日晚上,那里灯火辉煌,文艺界各个领域的浪漫主义的信仰者和支持者济济一堂,其中有年轻诗人雨果、维尼,年轻的画家路易·布朗瑞、阿希尔·德维利亚,还有法兰西喜剧院的老板泰勒。主人诺蒂埃学识渊博而又十分健谈,从8时到10时,是他一个人海阔天空地纵论古今的时间,而到了10时,他娇小玲珑的女儿玛丽便坐在钢琴前弹奏起来,一些人和着琴声翩翩起舞,一些人则去角落里谈论文学和政治。……以《亨利第三及其宫廷》而蜚声剧坛的仲马,同浪漫主义文学的旗手雨果一样,成为诺蒂埃客厅里的佼佼者。然而,这两人的性格和作风却迥然不同:雨果总是穿一身黑色的礼服,保持着一种略显高傲的矜持态度。而仲马,由于《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的演出为他挣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他便用珠宝、首饰及种种小玩意儿把自己浑身上下装饰起来,并经常穿着五颜六色的坎肩,而且毫不隐瞒因自己剧作的成功而感到的喜悦和骄傲,有时简直像个天真的孩子。但他待人的宽厚、热情和心胸坦荡,却足以赢得人们对他的喜爱,连雨果也同他建立起友情。正是在诺蒂埃的客厅里,仲马最早显示了他无与伦比的讲故事的才能。他一打开话匣子,满座都为之吸引。他讲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将军父亲、自己与拿破仑皇帝的两度邂逅,以及自己与玛尔斯小姐的纠纷,讲来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不消说,他在这一切真实的故事中都加入了自己神妙的想象,一切如同他日后的小说。 2. 船遇顺风 然而,仲马没有陶醉在胜利中。他要以《克里斯蒂娜》去争取新的胜利。为此,他首先要把这剧本再加修改,力求完善。于是,他带着《克里斯蒂娜》的旧稿和一摞稿纸,到了运输公司。去运输公司做什么呢?他要躲开喧嚣的巴黎,在旅途中工作,可他又租不起邮车,只好坐公共马车。他等了两个小时,终于有一辆车的前车厢空着,他就跳了上去。这马车是去勒阿弗尔城的,路上得走20个小时。车到勒阿弗尔,仲马已经把《克里斯蒂娜》从头至尾改写一遍。仲马一心想着他的事业,哪有闲情在勒阿弗尔久留?他只去海上转了一圈,吃了顿牡蛎,就返回巴黎。 人走时运,船遇顺风。《克里斯蒂娜》刚刚改好,就有人主动前来问津了。问津者不是别人,正是上演苏里耶的《克里斯蒂娜》的那家剧院——奥德翁剧院的老板费利克斯·阿莱尔。这时,苏里耶的《克里斯蒂娜》演出刚告失败,性格倔强的阿莱尔不服输,他决心用仲马的《克里斯蒂娜》来挽回声誉,便给仲马写了一封直截了当的信: 亲爱的仲马: 乔治小姐建议立刻在同一个舞台上,用演出苏里耶的《克里斯蒂娜》的同一批演员,上演您的《克里斯蒂娜》,不知意下如何? 至于条件,悉听尊便。 您不必顾虑采纳这个建议会砸了朋友的戏,那个戏昨天已干脆利索地寿终正寝。 忠于您的费·阿莱尔 这里有必要对阿莱尔其人及其信中所说的乔治小姐略加介绍。阿莱尔曾是拿破仑的信徒,在第一帝国时期当过最高行政法院的助理办案员、彭斯地方的总检查官和朗德省的省长,在政治上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波旁王朝复辟打断了他的政治生涯,由于他的情人是名伶乔治小姐,他便转而投身于戏剧界,当上奥德翁剧院的院长。曾有“绝代佳人”美称的乔治小姐,生于1787年,昔日拿破仑的情妇,因而也是一班拿破仑党人崇拜的对象。而今她虽已徐娘半老,稍嫌肥胖,却风韵犹存。就在此前不久,俄国沙皇还倾心地赞叹:“乔治小姐戴皇冠比卡特琳娜二世皇后更令人赏心悦目!”戏剧家们都争相为她写作剧本,以致诗人和评论家泰奥菲尔·戈蒂叶惊呼:“为了她,人们从历史中发掘出多少肥胖的王后和硕大的皇后啊!”这一次,想必是乔治小姐看中了仲马剧本中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这个角色,——管她克里斯蒂娜是胖还是瘦,反正她是女王!接到阿莱尔的信,仲马好不为难。作为剧作者,他当然满心希望把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但是,当初为写《克里斯蒂娜》,他与苏里耶已经多少伤了和气,如果现在用自己的《克里斯蒂娜》顶了苏里耶的《克里斯蒂娜》,他真怕……于是,他把阿莱尔的信转给苏里耶,并在那封信的空白处这样写道: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读读这封信吧。瞧你的朋友阿莱尔多么混蛋。 忠于你的朋友 送信去的差役很快就带回苏里耶的复信: 亲爱的仲马: 阿莱尔并不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位剧院院长。 阿莱尔并不是一个混蛋,他是一个投机商。 我做不出他所做的事,但是我也会劝他这样做的。 捡起我的《克里斯蒂娜》的碎片——我要警告你,碎片可是很多呢——把它们扔到第一个过路的拣破烂的人的箱子里,上演你的剧本吧。 完全忠于你的朋友 取得了苏里耶的谅解,通过了奥德翁剧院艺委会的关卡,又举行了一次令人鼓舞的彩排,仲马的《克里斯蒂娜》终于定在1830年3月30日举行首场演出。 3. 再创成功 1829年2月2日仲马的浪漫主义戏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的公演,开了同古典主义戏剧的战端。同年10月20日,另一名浪漫主义诗人维尼根据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改写成的《威尼斯的摩尔人》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给了古典主义戏剧又一次冲击。1830年2月25日,浪漫主义的主将雨果亲自出马,把他的《爱尔那尼》搬上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这出戏表现了西班牙的绿林大盗爱尔那尼复仇、获爱、自杀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从布景、情节到人物性格,都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典型体现。《爱尔那尼》的成功给了古典主义戏剧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古典主义的支持者并不甘心。即使无法在台上较量,他们也要竭力在台下捣乱。所以对于《克里斯蒂娜》首场公演前的气氛,连一向乐观的仲马也未免担心。 就在《克里斯蒂娜》公演前夕,苏里耶不期而至。 “你还有正厅的票吗?给我50张。有人正策划明天晚上跟你的戏捣乱。不过,我会带我的工人们来给你助威的,放心吧!”苏里耶对仲马说。苏里耶除了当作家、律师,还开办了一个机械锯木厂,雇有100来名工人。他要请来助威的就是这个锯木厂的工人。 苏里耶自己的《克里斯蒂娜》刚刚在同一家剧院里坍了台,难道他会来给别人的《克里斯蒂娜》如此卖力地补台?正厅里多50个热情的支持者诚然是可喜的事,但是,如果这50个人倒戈相向,可就惨了。不过仲马总是以善意度人的,他毅然把一大把戏票塞给了苏里耶。 果不出苏里耶所言,仲马的《克里斯蒂娜》举行首场演出的剧场,成了两个戏剧流派拥护者的又一个战场。由于屡遭失败而分外狂暴的古典主义信徒们,阵营相当可观。帷幕刚刚拉起,他们就开始起哄。他们不时地大声叫嚷着:“恶棍!”“傻瓜!”“坏蛋!”演到尾声,当克里斯蒂娜问医生:“我还能过多久才死?”一个捣乱的观众竟然站起来大叫:“如果到一点钟她还不死,我就退场!”但毕竟是浪漫主义的支持者人多势众,他们为扮演克里斯蒂娜的乔治小姐和扮演莫纳尔代齐的罗克洛阿频频鼓掌、喝彩。苏里耶带来的50名工人气壮劲足,而且占据正厅的有利地形,声势尤显浩大。台下力量对比有利于浪漫主义者,从而保证了台上演出的胜利。 当夜,约有25位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其中包括诗人雨果、维尼,文学批评家古斯塔夫·普朗施、保尔·拉克鲁阿,在大学街的仲马新住所集会,以示庆贺。但是仲马本人对初演的结果并不以为然。他说:“这虽不是失败,却也算不得成功”。不错,喝倒彩的人是诚心捣乱。可初演的《克里斯蒂娜》也确实不能令人满意。通过初演的检验,仲马发现至少有100个诗句需要修改,另外还有十来处显得繁冗,需要删节。可是,现在要招待朋友们吃夜宵,明晚——不,应该说今晚,因为此刻已是凌晨——就要举行第二场演出,怎么来得及呢?多亏在场的两位朋友给他帮了大忙,仲马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留下了这段往事的记录: 雨果和维尼拿起手稿,要我丝毫也不要心焦,便走到一间书房里把自己关了进去。当我们其余人吃呀、喝呀、唱呀的时候,他们则在工作……他们连续工作了四个小时,就好像在为自己工作一样。他们到天亮时才走出来,见我们都已经睡下,并且睡得正浓,便把修改好了可供演出的手稿放在壁炉台上,也不叫醒我们,就悄然离去。…… 上午,连夜宴饮的人们尚在梦乡神游,善于抢生意的书商巴尔巴便破门而入。昨晚《克里斯蒂娜》刚在舞台上打响,他这就忙不迭地来洽谈购买这个剧本的出版权了。去年,书商维萨尔只用6000法郎就获得了 《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的出版权;这次,巴尔巴却愿为《克里斯蒂娜》出12000法郎的高价。交易顺利达成。不久后印行的这个剧本,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词句:“献给奥尔良公爵大人殿下,以表尊敬和感激。亚历山大·仲马,1830年3月30晚11时于巴黎。” 《克里斯蒂娜》的第二场演出,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仲马当初写的《克里斯蒂娜》仅仅是一出五幕剧。在这次公演前,仲马对剧本做了较大的改动:在原来五幕戏的前面加了一个序幕,后面加了一个尾声。这样全剧就变成了三部曲:序幕——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美好岁月;中间五幕——导致克里斯蒂娜命其新欢桑蒂奈利在法国的枫丹白露杀其旧好莫纳尔代齐的爱情纠葛;尾声——克里斯蒂娜病死于她心向往之的天主教圣地罗马(所以剧本出版时改题为《斯德哥尔摩、枫丹白露、罗马》)。此外,在中间的五幕戏中,仲马增加了美丽温柔的少女鲍拉这个角色,让失宠的莫纳尔代齐同装扮成侍从的鲍拉私下里相爱。克里斯蒂娜嫉妒莫纳尔代齐和鲍拉,莫纳尔代齐嫉妒克里斯蒂娜和桑蒂奈利,桑蒂奈利和莫纳尔代齐誓不两立,剧情紧张、激烈。每一场演出,观众的情绪总是一幕比一幕高涨。到第五幕,当克里斯蒂娜旧日的爱情短暂地苏醒,莫纳尔代齐自以为得救了,竟丧尽天良地把带毒品的指环送给天真的鲍拉时,观众发出愤怒的吼声;而在莫纳尔代齐的卑鄙嘴脸被彻底揭穿,莫纳尔代齐跪着爬到克里斯蒂娜的脚边苦苦求饶,克里斯蒂娜作出致命的判决时,观众又发出狂热的欢呼。不过,虽然仲马的剧本《克里斯蒂娜》卖了比《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多一倍的钱,它的社会意义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比后者略逊一筹。 《克里斯蒂娜》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仲马在戏剧界的地位。就在这出戏首场演出成功的几天以后,仲马被提名为荣誉勋位勋章的获得者。提名人很可能是奥尔良公爵。仲马知道奥尔良公爵确曾给总管艺术事务的索斯泰纳·德·拉·洛什富科尔写过一封举荐信,信中提到仲马曾在公爵府的秘书处和森林管理处任职,称赞他对公爵府多所贡献,并特别列举了他在戏剧方面的卓越成就。但是对仲马的提名最后遭到了拒绝,据说是由于王室办公处主任、古典主义悲剧的信徒昂皮斯从中作梗。仲马未被授勋固然是一件憾事,但围绕他的授勋问题进行的斗争竟然把王族两派都卷了进来,却足见仲马作为浪漫主义戏剧家的影响之大,已为举世公认。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1830年的斗士 1. 街垒战士 正如雨果1830年3月在剧本《爱尔那尼》序言中所指出的,热衷于浪漫主义的新一代青年“从不拒绝朝真理张开两眼”,他们“在文学上和在政治上一样追求自由”。仲马便具有这一代青年的典型气质。他在文学上反对伪古典主义的活动,与他在政治上反对封建复辟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 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掌权的封建阶级与在野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较量从未消停。1824年路易十八死去,极端王权主义者头子查理第十上台,复辟与反复辟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 从小就怀念资产阶级革命的仲马,自然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边。在争取文学荣誉的同时,他与形形色色的自由派人物广泛交往;从暗中通联自由派的奥尔良公爵到明里支持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从烧炭党人曼努埃尔到思想家贡斯当,从新闻记者卡莱尔到前督政府首脑戈伊埃,更不消说他与贝朗瑞的友情:这位歌谣诗人对浪漫派青年作家的热情提携,特别是他那极富于战斗力的反复辟歌谣,早已博得仲马的敬仰。1828年冬,贝朗瑞因其歌谣“亵渎宗教”、“侮辱国王本人和王室”而被判处监禁9个月时,前往拉福尔斯政治犯监狱示威性地慰问贝朗瑞的,就有仲马。 以1829年8月查理第十任命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波利尼亚克组阁为契机,本来已经十分严峻的法国政治形势更加恶化。1830年3月,众议院多数派议员请求解散这届内阁,查理第十却决定解散众议院。谁知在新选出的众议院议员中,自由派的席位反而有所增加。查理第十恼羞成怒,索性于7月25日签署了一纸敕令,彻底废弃立宪政体。这不啻是火上加油。7月27日,由工人、学生、共和派军官和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的起义爆发了,经过3天战斗,最后于7月29日直捣王宫,摧垮了为万民所指的波旁复辟政权。这就是史称“光荣的三日”的1830年七月革命。 这年3月,《克里斯蒂娜》上演成功,仲马紧接着就投入了另一个剧本——《安东尼》的写作。7月脱稿,适值法军攻占阿尔及尔不久,仲马决定去这座异国城市观光,借以消除连续写作的劳顿。他已经订好了去马赛的邮车座位,兑换了3000法郎金币,打好了行李。在他要动身去马赛的7月26日早晨,他信手展开当日的《通报》,只见报端赫然刊登着查理第十的敕令。政治嗅觉相当敏锐的仲马不但立刻预感到这种倒行逆施会导致什么后果,而且当机立断自己将应采取的行动。他兴奋地对一位友人说: “我决定留在巴黎。在这里,我们即将看到比阿尔及尔更有趣的事。” 他召来仆人约瑟夫,吩咐道: “快到我的武器商那里去,把我的双响步枪拿来,再拿200发20毫米直径的子弹!”。 在“光荣的三日”里,几乎巴黎所有重要的场合都活跃着仲马的身影:他以打猎的服装权充军装,每个衣袋里都塞满了子弹,配有背带的步枪一刻也不离身边。 革命是由人民群众的自发的示威游行开始的。当示威者面临着王家军队武力镇压的时候,全副武装的仲马出现在街头,许多民众认出了他,马上围拢在他的身旁。 “怎么办呢?”人们问他。 “筑街垒!”仲马回答。 “在哪儿筑?” “在大学街一头筑一个,另外横穿巴克街筑一个。”有人拿来一个铁撬棒,仲马用它掀起一块又一块铺路的石块,用来筑街垒。可是没有武器,就是筑起街垒也没用。众人正在着急,仲马惊喜地嚷道: “瞧呀!你们不是要武器吗?那边就有三支步枪;不过,得去夺取。” 众人顺着仲马手指的方向看去,果见三个王家卫兵出现在巴克街南头,他们跟随仲马冲过去,仲马用枪顶住其中一个士兵,大喝道: “朋友们,交出你们的武器,我们决不会伤害你们。”三个王家卫兵乖乖地交出了枪。凭着他的名望,也凭着他那支双响步枪,在起义战斗中,作家仲马竟然几次充任过指挥官的角色。一次,他率领一支30余人的起义队伍在大街上行进,王家军队的一名上校拦住了他。 “你要做什么?”那军官问。 “要你让我和我的人过去。”仲马回答。 “你上哪儿去?”军官问。 “上市政厅。”仲马答。 “去做什么?” “去打仗。” 那军官笑了起来。 “说实在的,仲马先生,我可不知道你竟是个这么狂热的人。” “噢!你认识我吗?” “演出《克里斯蒂娜》的那天晚上,我就在奥德翁剧院当警卫。……顺便请问你,《安东尼》什么时候上演?”“等我们完成了革命。” 为了完成革命,仲马曾不止一次地冒着枪林弹雨,转战在街头巷尾。在艺术桥的战斗中,呼啸的炮弹径直向他飞来,幸亏有马扎林宫附近一个水池边的铜狮子作掩护,他才得保无恙。 巴黎到处都是用铺路的石头、翻倒的大车、装满泥沙的大桶堆积起来的街垒,高达四、五米。连妇女也投入战斗,她们把家俱、器皿、木柴乃至钢琴出其不意地从窗口扔到王家军队的头上,使之防不胜防。到7月28日傍晚,巴黎实际上已经在起义者手中。战事稍歇,仲马一口气跑到赛纳河畔,看到三色旗在圣母院和市政厅的上空高高飘扬,他幸福得陶醉了。他情不自禁地把眼前的事件同1789年的革命联系起来,为自己正在完成先父仲马将军的未竟事业而深感自豪! 2. 毛遂自荐 7月29日清晨,仆人约瑟夫神色慌张地把主人唤醒。 “怎么啦?”仲马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 “您听呀,枪声……” “哪里来的枪声?” “兵器博物馆。先生是知道的,那里驻扎着一支卫队。” “兵器博物馆?我得赶快到那里去。坏人会把那里抢劫一空的。” 仲马热爱历史,因而深知收藏在兵器博物馆里的那些古代兵器的价值。他决定尽可能地把一些展品转移到家中来,以免散失。于是火速奔去。他佩带上弗朗索瓦第一的盾牌、头盔、宝剑和查理第九用过的火枪,俨然成了一名中世纪的骑士。待他回到大学街25号4楼自己的住处,这些沉重的兵器累得他差点儿腿断腰折。 7月29日下午,起义者向复辟王朝的最后一个堡垒——士伊勒里宫发起攻击。仲马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并且是最先冲进宫内的战士之一。一本紫色绒布封面的《克里斯蒂娜》可作物证,那是他在查理第十的儿媳贝利公爵夫人的藏书中发现的,封面上还烫有这位王子夫人的徽章 。他把这本书带了回来,赠送给他那主管奥尔良公爵森林管理处的表亲德维奥莱纳的儿子费利克斯。 当仲马同广大民众一起为推翻复辟政权、建立共和国而战时,惊恐的资产阶级瑟缩在他们的华屋里窥测风向。此刻,眼见得革命大功告成,他们忙不迭地出来收获胜利果实了。经过在大银行家拉菲特家里的密谋策划,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其成员全是大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所以自称“临时政府”,盖因这帮人打定主意要保存君主制,尽早让代表他们利益的奥尔良公爵登上王位。 7月29日,仲马在人群熙来攘往的市政厅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时,市政厅还在武装工人手里,大革命时代的老英雄拉法耶特将军在那里指挥着武装起义的行动。仲马偶然听到名记者艾蒂安纳·阿拉戈问拉法耶特将军:“如果查理第十用依然忠于他的部队反扑过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拉法耶特很沉重地回答:“如果查理第十打回来,我敢担保我们打4000枪的子弹都没有。” 革命需要弹药。热心肠的仲马立刻向拉法耶特将军毛遂自荐:苏瓦松和拉费尔这两个地方储存有大量弹药,他可以去弄一些来。 “人家不会给你的。”拉法耶特将军提醒他。 “那我就夺取”。仲马满有把握地说。 仲马终于说服了拉法耶特将军。他让瑞拉尔将军开了一张通行证,从另一位将军那里搞到一份调用弹药的命令,又请拉法耶特将军写了一纸告苏瓦松市公民书,于7月30日下午3点便从巴黎启程,同行的是一个名叫巴尔的年轻画家。他们必须在苏瓦松城门关闭之前赶到,因此一路上频频更换驿车,真个是“事关军机,十万火急”。 仲马在抵达苏瓦松之前,路过了他的出生地维莱尔—科特莱。在这里,仲马如同一位凯旋的将军,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车上引人注目地悬挂着三色旗,使这座保王势力占优势的小城地下反对派们顿时扬眉吐气;如果说他们视他为久客他乡的游子,莫如说把他当作革命巴黎的使者。仲马也不失时机地向人们描述了三天战斗的动人情景。激起阵阵赞叹之声。不过,人们还是劝他不要去苏瓦松:凭他一两个人,怎能对付得了驻扎在那里的王家军队呢? 仲马感谢乡邻们的好意。但他重任在肩,义无反顾。在人群中,他认出一个叫于丹的苏瓦松人,此人自称与苏瓦松看守城门的人相熟,仲马便约他一同向苏瓦松进发。苏瓦松的城门看守见是于丹带来的客人,毫不置难的就放他们进了城。 当下由于丹招待,安歇了一夜。31日上午,仲马先派于丹和巴尔把三色旗升上苏瓦松教堂高高的尖顶,然后便带领他们直奔弹药库。那里的几名军官经过仲马的开导,同意保持中立,而且只要司令官批准即可交出弹药。仲马命巴尔看管他们,自己当即去城防司令部。关于到城防司令部以后的情况,按照仲马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大体是这样的: 城防司令利尼埃子爵正在他的办公室里,身边只有一名下属军官。他拒不服从临时政府要他把弹药交给亚历山大·仲马先生的指令,并且声称弹药库里最多只有200发子弹。仲马到外面去了解确实情况,巴尔告诉他:“这里有200磅弹药!”仲马再次来到城防司令部,这时利尼埃子爵身边又增加了两名军官:一名工兵中校,一名宪兵中尉,前者身佩长剑,后者挎着腰刀。而仲马,却把他的步枪留在了门外。但是他每个裤袋里都揣着一支手枪。他再三重申自己的要求,司令官却再三表示拒绝。忽然仲马抽身退至门边,拔出已经暗中装好子弹的手枪,限令四个对手在五秒钟内作出抉择。正在这时,利尼埃夫人闻声赶来,高喊着: “亲爱的,让步吧,让步吧,这是第二次黑人造反啊!”原来利尼埃夫人年轻时在海外曾亲眼看到她的双亲在一次土著人造反中被杀死,此刻在极度的惶恐之中看到因连日奔波而晒黑了皮肤的仲马,误以为又面临了一次黑人起义。夫人的危言竟然促成了利尼埃子爵的妥协,他答应了仲马的要求。可是市长又横生枝节,硬要扣下这二百磅弹药给刚刚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使用。幸而仲马得悉弹药库对面的一座房屋里储有弹药,破门而入,终于如愿以偿。当仲马等满载弹药离开苏瓦松的时候,许多人登上城头热烈欢呼,为他们送行。 仲马在事隔20年之后所写的回忆录里,对于某些细节也许不无夸大,然而仲马去苏瓦松弄弹药的事却是千真万确。当时,仲马曾就这次行动给拉法耶特将军写了一份报告,这报告刊登在1830年8月9日的政府《通报》上。同样千真万确的是,仲马把弄来的3500公斤弹药送到了巴黎市政厅,并且博得了即将成为法国国王的奥尔良公爵的称赞:“仲马先生,你刚刚演出了你最精彩的一出戏。” 3. 与国王的决裂 仲马并没有在巴黎耽搁几天。西部旺岱等省反革命气焰日盛一日的消息使仲马心急如焚。为了试探在这些省份组织国民自卫军的可能性,他再一次自告奋勇,要去作实地调查。8月10日,他怀揣拉法耶特将军命他为特派员的委任状,踏上了西行之路。他时而乘车,时而骑马,时而靠开动双脚。他身穿自己独出心裁设计的服装:军帽上插着蓝、白、红三种颜色的羽毛,肩章和腰带皆嵌有银花,衣服则是通常只有国王才穿的蓝色。一路上,人们不再称他仲马,而称之为“三色先生”。越接近旺岱省,保王情绪越强烈,到处回响着“查理第十万岁”这样充满敌意的呼声。不难想象,仲马在这种险恶的氛围中坚持调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总算是仲马幸运,当他来至旺岱省的边界,行将进入一座大森林时,忽听得有人呼唤他的名字。这是一个庄稼人,几天前他在勒勃洛亚城因使用假币被捕,适逢仲马路过该城,出面说情,才免了对他的刑罚;他此来是为了提醒仲马处境危险,并自愿充当仲马的向导,以报其解救之恩。挚情难却,仲马应允了。这农民便领仲马前行,每到一处就向人述说仲马的慈善和热情。因此,在以后的行程中,仲马不但没遇到麻烦,而且到处有人祝愿他一路平安。 仲马这次西部之行历时6周之久。鸟倦思归,他对革命的巴黎的怀念与日俱增。但是,待他日夜兼程赶回巴黎以后,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金融资产阶级攫取全部统治权的大业已经实现;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为国王的七月王朝正在加强它对国家的全面控制;七月革命的真正英雄——工人阶级又被送回他们受人奴役的工房。七月王朝的统治者们不仅忙于清洗“光荣的三日”在建筑物上留下的弹痕,而且力图抹去它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法兰西银行经理、后来的内阁总理卡齐米尔·佩里埃在致其政敌的信中就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个国家的不幸在于有许多人跟您一样以为法国发生了革命。不,先生,革命根本未曾有过,有的仅仅是普通的国君更替。” 对于旺岱之行的结果,仲马给拉法耶特将军写了一份报告。将军又将这份报告转呈给路易·菲力普国王。这位仲马过去的东家,竟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赐见了仲马。赐见的地方就是昔日仲马前来邀请奥尔良公爵出席《亨利第三及其宫廷》首场演出的那个房间。仲马特地穿着那套带有三色标志的服装。他认真地向国王陈述了自己这次调查的印象和见解。他放弃了在旺岱等省组织国民自卫军的想法,因为操练得不到一般人的欢心,却会激怒保王党人。但是他力主对这些保守地区采取几项根本性的措施,包括增辟公路以促进这些地区与外界的联系,褫夺某些反动牧师的教职,取消某些顽固保王党贵族的年金……。从根除封建势力影响的立场来看,仲马所言确系真知灼见。可是作为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路易·菲力普关心的不是根除保王党,而是抑制共和派。热衷于共和事业的“三色先生”仲马,显然不合他的心意。他笑容可掬地给仲马碰了一个软钉子。 “仲马先生,我可以对你说,我也诊过旺岱的脉。……我懂一点医道,你是知道的。”国王说。 仲马点了点头。 “我认为,旺岱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国王继续说。 “国王能够允许我不反驳你的见解,但坚持我自己的见解吗?”仲马尽可能露着笑容说。 国王咬着嘴唇说,仲马的话显然触怒了他: “仲马先生,政治是个伤脑筋的行当……你就让国王和大臣们去干这个行当吧……你是戏剧家,还是写你的戏剧去吧。” 仲马还想说下去,但国王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仲马先生,接见到此为止,你可以走了。” 七月革命胜利以后,仲马本想在政治舞台上有一番大的作为;路易·菲力普的态度使他十分扫兴。当他告退而出时,正好碰见原奥尔良公爵府秘书处主管、现在国王的亲信侍臣乌达尔先生。 “和陛下谈得可好?”乌达尔问道。 “昨天,我们只闹翻了一半。”仲马回答。 “那么今天呢?” “今天完全闹翻了。” “牛脾气!”乌达尔嗫嚅着,然后向仲马道一声:“别了。”是的,仲马已经发现:自己不是路易·菲力普所需要的那种人;到了与路易·菲力普分手的时候了。他决心割断与路易·菲力普的惟一联系。回到家里,他起草了以下的辞呈: 陛下: 鉴于我的政治观点与您有权要求于您的府上人员的政治观点不相协调,我谨请求陛下容许我辞去图书馆馆员的职务。 …… 仲马辞去图书馆馆员的职务后,随即加入了国民自卫军的炮兵部队。他所在的第四炮兵连,连长是他的好友、医学院学生毕可肖,成员中有许多知名的共和派活动家,实际上是共和派在军队的一个据点。仲马当选为第四炮兵连副连长。他还指挥过全连的军事训练。该连每周三次,从清晨6时到上午10时,在卢浮宫前面的广场上出操;另外,每月去东郊的文森打靶两次。不久一位上尉辞职,经一致推选,仲马补了这个上尉的空缺。 眼看1831年的新年就要到来。一天,仲马和他的国民自卫军炮兵部队的同伴们商量,是否在元旦那一天对国王作一次例行的拜访。为了不给当权者留下话柄,他们决定还是逢场做戏走一趟。于是约定元旦上午9时在王宫廷院里聚面。元旦的早晨,不知何故仲马迟迟方醒。在仆人约瑟夫帮助下,他匆匆洗了脸,穿上国民自卫军炮兵上尉的军服。来到王宫廷院,已经九时一刻,他没有看到一个同伴。走进路易·菲力普的房间,这一群军官见仲马,就像见了瘟疫病人一样,都远远地躲着他,这使仲马颇为诧异。而路易·菲力普同他说话时那嘲弄的口吻,更使他纳闷。后来走到另一个房间,遇见他在奥尔良公爵图书馆工作时的同事瓦图,这才恍然大悟。“你不知道国王已经下了御旨吗?”瓦图问他。“什么御旨?”仲马反问道。 “解散炮兵的御旨呗!就登在政府的《通报》上。”“你知道,我是从来不看《通报》的。” 仲马立刻跑进一家咖啡馆,要来一份《通报》,只见上面印着“法国人的国王路易·菲力普”的如下御旨: 兹据内务部大臣报告,发布下列命令: 一、解散巴黎国民自卫军炮兵部队。 二、立即着手对该部队进行改组。 三、将任命一委员负责改组事宜 …… 路易·菲力普对共和主义者的步步进逼,使仲马心头的愤懑有增无减。由于路易·菲力普对他的第一份辞呈毫无反应,他又写了第二份辞呈,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向这位国王重申他“作为文学家只是作为政治家的序言”、“对信仰的忠诚先于对个人忠诚”。七月革命的斗士与七月革命成果的篡夺者,就这样不可挽回地决裂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安东尼》 l. 重返戏剧舞台 在政治舞台上连遭幻灭的仲马,又回到戏剧舞台上来显示身手了。不过他并未脱离政治。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戏剧与政治的关系是分外密切的。仲马重返戏剧舞台以后的第一部作品《拿破仑·波拿巴》就是证明。 早在复辟王朝时期,人民由于痛恨外国武力扶植起来的封建复辟政权,对拿破仑的怀念之情便油然而生。当拿破仑党人积极参加了推翻复辟王朝的七月革命之后,在戏剧舞台上恢复拿破仑皇帝形象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是仲马写作《拿破仑·波拿巴》并非出于主动,而是奥德翁剧院经理、老拿破仑党人阿莱尔交付的重任,幕后主使者则是拿破仑昔日的情妇乔治小姐。 这使仲马十分为难。他诚然崇敬拿破仑,并且谅解他的某些缺点和错误,那是任何伟人都在所难免的。但毕竟是自己的父亲遭受过拿破仑极其不公的待遇,要他写戏来称颂拿破仑,感情上委实难以接受。于是他去找阿莱尔,打算婉言谢绝。 那是一个夜晚,奥德翁剧院散戏以后,仲马来到阿莱尔和乔治小姐的住处。吃罢夜宵,仲马正欲说明来意,主人神秘地请他去参观与乔治小姐的房间紧紧毗连的一个漂亮房间。仲马刚走进去,主人便坦率地宣布:从此刻起,对他实行“软禁”,直到完成委托他写的剧本。勉为其难的差事虽然令人不悦,可是,能与天姿国色毗邻同居,在仲马看来却是一件幸事。他幽居一周,剧本《拿破仑·波拿巴》便一气呵成。 尽管对拿破仑犹存私怨,但是关于历史上复辟和反复辟的大是大非,仲马的倾向十分鲜明,有时甚至流于偏激。描绘拿破仑与波旁复辟势力的斗争时,剧本把全部仇恨都倾泻在复辟势力头上,这自不待言。就是写到战犯拿破仑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一节,仲马对拿破仑也满怀同情。仲马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法国人在七月革命中是要“在巴黎街头为滑铁卢的惨败复仇”。而在剧本《拿破仑·波拿巴》中,他更大大地发泄了这种复仇情绪。 阿莱尔对这出戏可谓不惜工本。据他宣称,他为上演这出戏花了10万法郎。还在排演阶段,他就吹吹擂擂地大做广告。演出期间,所有观众都遵照剧院的要求穿上国民自卫军的军装,幕间有军乐队演奏《马赛曲》等革命战歌。奥德翁剧院真是盛况空前。但是仲马深知,这出戏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观众当前的情绪。他自己对这出戏并不满意。他清醒地评判道:“这出戏并不出色,还差得很远呢!”他甚至怀疑自己的艺术活力是否“已经枯竭”。 就在《拿破仑·波拿巴》首场演出的那天深夜,仲马回到家中,一封短笺摆在案头,通知他法兰西剧院即将开排他的《安东尼》。 五幕剧《安东尼》是仲马所写的第一部、也是最大胆的一部现代题材的剧作。它以复辟王朝的上流社会为背景,抒写了年轻的阿黛尔·德·艾尔维男爵夫人与诗人安东尼的浪漫而又狂热的爱情故事。 阿黛尔·德·艾尔维男爵夫人的丈夫是上校军官,常年驻防在法德边境的斯特拉斯堡;阿黛尔带着女儿闲居巴黎。她对诗人安东尼颇有好感。安东尼向她求爱,她让安东尼15天后听回音。却不料安东尼不辞而去,杳无踪影。过了整整三年,安东尼突然来信,宣布即将归来。深受刺激的阿黛尔匆匆逃离巴黎。途中马匹溜缰,恰逢安东尼援救。安东尼因此受伤,阿黛尔不得不把他移至家中救治。 阿黛尔是个柔弱的女性,她不敢违拗法律,又撇不下安东尼。正在内心矛盾之际,拉希子爵夫人来访,谈话中提起孤儿院的事;安东尼慷慨陈词,抨击社会偏见,为被社会遗弃的人大鸣不平。子爵夫人走后,安东尼向阿黛尔承认自己就是私生子,正因为如此,他三年前才不辞而别。阿黛尔万分激动,吐露了对他的爱情。但当安东尼提出进一步要求,她又畏缩了,趁安东尼不备,再次出逃。 岂知当她行经一个村落时,安东尼已先期而至,布下了罗网。天色已晚,又无车马更换,她只好在一家旅店惟一空着的房间住下。深夜,隐蔽在隔壁的安东尼从阳台破窗而入,迫使阿黛尔以身相委。 阿黛尔与安东尼在乡间幽会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他们回巴黎后,彼此来往也越发毫无顾忌,丑闻日渐扩大。在拉希子爵夫人的客厅里,有人当面讥嘲阿黛尔,安东尼挺身为之辩白。子爵夫人已经自动充当起这对年轻人的“自由爱情”的保护人。客散后,阿黛尔和安东尼正在子爵夫人家幽会,子爵夫人派去监察阿黛尔丈夫行踪的人忽然来报:艾尔维上校即将回到巴黎。 阿黛尔匆忙回到家中,惊恐而又痛苦。安东尼赶来劝她私奔。她既不愿私奔,让丈夫陷于绝望;也不愿殉情,使孩子蒙受耻辱。在她内心矛盾最激烈的时刻,传来了上校的脚步声,全剧进入: 阿黛尔:有人上楼了……有人在拉铃……是他!……逃走吧,逃走吧! 安东尼:嗨!我不愿意逃走……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怕死吗? 阿黛尔:不怕,不怕……哦!杀死我吧,我求求你! 安东尼:死亡可以挽救你的名誉,也就是你女儿的名誉,是不是? 阿黛尔:我跪下向你乞求死亡。 一个声音(从门外):开门!开门!……撞开这道门! 安东尼:当你发出最后叹息的时候,你不会恨杀死你的人吗?阿黛尔:我只会为他祝福……请快吧!这门……安东尼:不要怕,死亡会赶在他前面的……不过你再想一想,死亡…… 阿黛尔:我希望死亡,我要求死亡,我乞求死亡!(扑向安东尼怀里)我来寻找死亡了!安东尼:(给她一个吻)那么,就死吧! (用匕首刺杀阿黛尔) 阿黛尔(倒在安乐椅里):啊! (与此同时,舞台后方的门被撞开。艾尔维上校冲上舞台) 艾尔维上校:可耻啊!……这是怎么回事?……阿黛尔!她死了! 安东尼:是的,她死了。她抗拒我,我杀死了她。 (安东尼把匕首掷在艾尔维上校脚下) ——幕落—— 2. “她抗拒我,我杀死了她” 七月革命以前,仲马就在法兰西喜剧院读过《安东尼》,然而反应冷淡。现在,这家剧院决定接受这个剧本,而且排出最强的演员阵容,由玛尔斯小姐扮演阿黛尔,菲尔曼扮演安东尼,这简直令仲马受宠若惊。不过,这两位红极一时的艺术家热衷于古典主义的历史剧,擅长演英雄的男子和尊贵的妇人。如果说他们对于演出浪漫主义的历史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尚可胜任其事,那么能否适应浪漫主义现代剧《安东尼》的要求,则令仲马担心。果不出所料,在排练过程中,菲尔曼一个劲儿要磨平安东尼的棱角,玛尔斯小姐则巧妙地让阿黛尔符合轻松喜剧的规范。还有更使仲马啼笑皆非的:当海报已经预告《安东尼》后天就要举行首场演出以后,仲马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最后一次排演,一进剧院,遇见笑眯眯的玛尔斯小姐。“您知道吗,我们要用煤气灯照明了。”她说。 “太好了。” “还为我们做了一架新吊灯。” “请接受我的庆贺。” “应该庆贺的是,我为您的戏花1500法郎制了四套戏装。”“您一定会光彩夺目。” “我希望人们能看得清我的戏装。” “这完全正确。” “那么,何不等有了新吊灯再演呢?” “什么时候?” “5月。” “您今年5月不休假吗?” “不,我6月1日休假。” “这就是说,每个星期六演一场,一共演3场。”“不,5月有31天,可以演4场。”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怕领受不到您的好意了,小姐。” “为什么?” “因为到那时,我的剧本已经上演了。” “在哪里上演?” “圣马丁门剧院。……再见,小姐!” 仲马苦笑着转过身去,正和菲尔曼碰个对面。 “你听见了吗?”他问菲尔曼。 “一字不漏。……我早对你说过,她不会演这个角色。”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角色生来是该杜瓦尔夫人演的。” 菲尔曼一句话提醒了仲马。玛丽·杜瓦尔,这颗屈居于圣马丁门剧院的明星,多年来一直闪烁着动人的异彩。乔治·桑、邦维尔、戈蒂叶、维尼等文学巨子,对她都不乏赞美之词。这个棕色头发、体质纤弱、双眸如两弯秋水的娇小女子,在舞台上富有巨大的魅力;她的每一句话、每一声叹息、每一声啜泣、每一声呼喊,都发自人物的内心深处,都能产生激荡人心的效果。对,富有浪漫气质的杜瓦尔,是扮演阿黛尔最理想的人选! 迟迟不来的新吊灯为仲马提供了借口,他向法兰西喜剧院撤回了剧本,一口气跑到圣马丁林荫大道杜瓦尔的家中。杜瓦尔立刻迷上了《安东尼》。她让仲马再去游说她舞台上的搭档皮埃尔·波卡日,后者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可是思想不开通的剧院院长克洛斯尼埃态度消极,拖来拖去,直到1831年5月3日《安东尼》才得与观众见面。 《安东尼》首场演出的盛况丝毫不亚于一年前演雨果的《爱尔那尼》。仿佛巴黎所有的沙龙都临时迁移到圣马丁门剧院了。巴黎文学界、艺术界的名流泰斗齐集一堂,还有那奉浪漫派为时髦的广大追随者。以观察精细著称的诗人和剧评家戈蒂叶对那天观众反应之强烈有很精彩的描述:“观众简直疯狂了;有人喝彩,有人抽噎,有人祈祷,有人喊叫。戏剧的炽烈激情点燃了所有人的心。”全剧终了时,人们欢呼着要剧作家上台,可是仲马已不知去向。后来人们在剧场外厅发现了他,把他团团围住,你争我夺地拥抱他,几个狂热分子甚至剪下他的新制礼服的燕尾以作纪念! 《安东尼》的成功是巨大而又持久的。仅在巴黎就连演了130场。从一个意外事件可以看出这出戏当时广为人们喜爱和熟悉的程度:有一次,杜瓦尔夫人和波卡日在鲁昂市演出,最后一幕演到安东尼刚刚刺死阿黛尔,司幕员误以为已经终了,便把幕布放下,这就切去了安东尼的那句著名的、也是全剧画龙点睛的台词:“她抗拒我,我杀死了她。”早已把这句台词熟记在心的观众大为恼火,他们怒吼着,要求把这幕戏演完。幕布不得不重新拉起。忠于职守的杜瓦尔又躺在她被刺死后躺倒的那张安乐椅上。可是因为幕布早落而气急败坏的波卡日,在化妆室里赌气,硬是拒绝返场。观众怒火更盛,扬言要捣毁剧场。正在僵持不下,杜瓦尔急中生智,她奇迹般地“死而复生”,在突然的静寂中径直走到舞台前沿,以英雄的气概向观众大喊道:“先生们,我抗拒他,他杀死了我!”观众对她的机智报以雷鸣般的喝彩。 《安东尼》的成就,恢复了仲马对自己文学才能的坚定信念。这是十分自然的。不同时代的法国文学,反映出的爱情观念也大不一样。《安东尼》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人们把安东尼与他的同时代人——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回响着枪声、浮现着断头台阴影的爱情纠葛相比较,就不会大惊小怪了。从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话剧《安东尼》所表现的道德观念当然是大成问题的。不过,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浪漫主义青年的生活习尚和精神风貌。所以,法国现代权威的文学批评家珀蒂·德·于勒维尔在其《法国戏剧文学史》中公正地指出:“不管这部作品有什么缺陷,它在我们的戏剧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安东尼》是现代和当代戏剧的第一个典型,这一戏剧已经有悠久和光辉的历史,而且今天远未消亡。近世那么多无情揭示家庭的苦难和耻辱,热切展示现代文明引起的一切社会和家庭问题的剧作,特别是19世纪现实生活每一步都在造成的一切‘资产阶级悲剧’,都是与《安东尼》一脉相承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私生活的一页 1. 阿黛尔的原型 仲马以往的历史剧,都有一定的史实作依据。他写现代剧《安东尼》是否也实有所本呢?有的。仲马在《回忆录》中写道:“请读一读《安东尼》吧……我所经受过的痛苦,安东尼会向诸君述说的……安东尼就是我,只是我未曾杀人;阿黛尔就是她,只是她未曾出逃。”仲马在《安东尼》脱稿后给一个名叫梅拉尼·瓦多尔的女人的信中也这样说:“我的天使,在《安东尼》中,你可以发现我俩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这些事情只有我俩知道。因此它对我们并无妨害,公众什么也看不出来,而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往事的永恒记录。至于安东尼,我个人认为人们可能认出他来,因为这个疯子太像我了。”不错,仲马和梅拉尼,就是话剧《安东尼》中两位主人公的生活原型。但需要指出,仲马和梅拉尼之间的“许多事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仲马和梅拉尼的浪漫故事,发端于1827年。那时,公爵府秘书处小职员仲马正为崭露头角而发愤努力。工作之余,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为《落地镜》《浪漫主义年鉴》等几家刊物撰稿。《落地镜》月刊编辑部有个叫科儿德里埃·德拉努的青年,也是大革命时代一位将领的后裔,与仲马甚为投契。6月3日下午,德拉努邀仲马到开办在旧王宫里的一个文化中心去,旁听诗人和学者吉约姆·维勒纳弗的法国文学史讲座。那天,维勒纳弗的妻子、儿子和女儿都在场。散课以后,德拉努把仲马介绍给维勒纳弗一家,然后他们送这家人朝回家的方向——沃吉拉街走去。一路上,仲马与维勒纳弗的女儿梅拉尼挽臂而行,仲马有足够的时间探索对方的秘密。原来梅拉尼比仲马年长6岁;结婚已经5年;丈夫是上尉军官,在遥远的南方城市蒙托榜服役,只是偶尔来巴黎小住;他们有一个女儿。受父亲的熏陶,梅拉尼热衷于诗歌,并且在文学上颇具雄心壮志。她和仲马意趣相投,彼此热烈地交谈着,不知不觉已来到家门前,便热情邀请仲马和德拉努进去吃茶。 从此,仲马成了维勒纳弗家的常客。他把自己写的诗篇、诗剧读给梅拉尼听。他也欣赏梅拉尼的诗作。但他对梅拉尼的欣赏,很快就不止于此了。他发现梅拉尼虽已31岁,却像少女般单纯而且温柔;虽略显瘦弱,却生着美丽的长发和讨人喜欢的暗蓝色眼睛。他开始迷恋梅拉尼,追求梅拉尼。他每日两次造访,几乎踏破维勒纳弗家的门槛。老维勒纳弗对女儿管教很严,甚至检查她的来往信件。不过,他有收藏文物的癖好,仲马不时献上的一纸父亲遗留下的文稿信札,特别是拿破仑给仲马将军的片言只字,他都视若珍宝,因此他对仲马的造访并不厌烦。梅拉尼的品行素来无可非议,但她的精神世界在本质上是浪漫的;她对远方武士的忠诚终于抵挡不住身边骚客的进攻。这年9月,亦即相识三个多月以后,梅拉尼成了年轻仲马的情人。 梅拉尼为仲马的健美的体魄、热情的性格和横溢的才气所深深吸引,对仲马的爱恋始终十分强烈。在《亨利第三及其宫廷》震撼巴黎,仲马一跃而为文坛巨子之后,她对仲马更增一层崇拜之情。仲马第一次朗读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就是在她家中,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她感到自豪。这出戏上演后,仲马经济宽裕了,除了在巴黎赛纳区给卡特琳娜·拉贝和他们的私生子租了一所小住宅,还在大学路25号给自己租了一套房间,阿道尔夫·德·勒万等一小批仲马的忠实朋友常来作客,巴尔扎克、雨果、维尼等举世瞩目的作家也偶尔光临。梅拉尼在那里操持一切,俨然是一位女主人。 出身于书香门第,既能够舞文弄墨,又善于社交的梅拉尼,固然比终日在工作台旁裁裁剪剪的缝衣女工更能满足仲马的虚荣心,但是梅拉尼另有一个合法的丈夫,此人随时可能回到巴黎,这又使仲马陷于嫉妒的折磨而不能自拔。在给梅拉尼的信中,仲马常常大声疾呼:“我无法设想另一个人占有你;不,在我看来你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的,而他的归来会毁掉这个幻觉……”一天,梅拉尼接到丈夫的信,说他已获准回巴黎度假,即将返抵巴黎。仲马立刻跳了起来。“我几乎发疯了。”他说。他连忙跑到陆军部,托朋友设法取消多瓦尔上尉的假期。他还向梅拉尼发誓,如果多瓦尔回来,他一定要同多瓦尔拼个你死我活。结果是,梅拉尼的丈夫没有回来,仲马没有发疯,更没有冒过决斗的危险。如此这般者不止一次。 2. 一场疯子的闹剧 仲马希望梅拉尼完全属于他,可是他自己的爱情却绝不是完全属于梅拉尼的。《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排演期间,他曾与刚进入法兰西喜剧院跑龙套的年轻演员维吉尼·布比埃厮混。不过这并未影响他与梅拉尼的关系。梅拉尼的真正危险的情敌,是在《亨利第三及其宫廷》上演三个月之后,七月革命爆发一个月之前,突然出现在仲马生活中的。 1830年5月底,在一次文艺界举行的舞会上,名演员菲尔曼把一个自称贝尔·克莱勃萨默尔“小姐”的美貌的犹太女子引荐给仲马。那女子是菲尔曼在一次巡回演出中发现的,她曾在外省扮演过《亨利第三及其宫廷》中的吉兹公爵夫人,此来想在巴黎找一个演员的职位,希图仲马运用他的影响予以襄助。仲马后来这样描绘过贝尔·克莱勃萨默尔: “煤玉似黑色的头发,天蓝色的深邃的眼睛,米罗的维纳斯女神一样挺直的鼻子,珍珠般晶莹的牙齿。”仲马向以助人为乐;无奈巴黎各剧院招募演员的季节早在4月份就已过去,他实在无能为力。不过,他从结识之日起就发动的追求克莱勃萨默尔的攻势却进展很快。三周后,这位犹太女子成了他的新的情人,温柔乡就设在大学路紧邻仲马住所的地方。事有凑巧,仲马刚获新欢,毫不知情的梅拉尼就随同母亲去旺岱省——她家在那里有一处产业。仲马无所顾忌,朝朝暮暮与克莱勃萨默尔两情缱绻。不仅美貌,而且聪明的克莱勃萨默尔,不消多久就把仲马置于自己的深刻影响之下。 没有不透风的墙。身在旺岱省的梅拉尼得到了关于仲马近况的“情报”,顿生醋意。她在给仲马的一封封信里又是哭告,又是撒泼。仲马不得不用假话来抚慰她:“你不必因她而不安了,我与她一刀两断,你可以相信我。”可是,梅拉尼于9月下旬回到巴黎时,却发现仲马与新情人仍打得火热。在母亲的怂恿下,一天,梅拉尼甚至去找她的情敌大闹了一场。仲马以断绝关系相威胁,更使她恼怒。梅拉尼决定自杀。她在一篇罗曼蒂克味儿十足的绝命书中要求向仲马索回“我的信”、“我的画像”、“我给他买的表”、“他的铜质像章 ”等等,嘱咐将这一切“同我一起埋葬在伊弗里公墓”。梅拉尼定下的自杀日期是1830年11月22日。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后她又活了41年。 既然她还安然无恙地活着,这场闹剧暂时还不能收场。她时而谴责仲马:“那个竟然会爱上克莱勃萨默尔太太的人,从来没有爱过我。”时而又央求仲马:“啊,我的亚历山大,写信给克莱勃萨默尔太太,答应给她金钱、尊重、关怀、友谊,——一切都可以给,除了爱情和温存!”可是全没有用。1831年3月5日,克莱勃萨默尔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玛丽·亚历山大。她要求仲马承认这个非婚生的孩子,仲马慨然应允。婴儿出世后48小时,就办妥了有关的法律手续。 玛丽·亚历山大的问世,进一步巩固了克莱勃萨默尔的地位,这无疑是对梅拉尼的沉重打击。但是更使她难堪的还是《安东尼》的公演。梅拉尼和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丈夫是一个远驻外省的军官,有一个女儿,与一个诗人私通,……从这一系列情节,世人不难看出,她就是生活中的阿黛尔。她愤怒地指责仲马不该把她“写进剧本”。不过这也是她最后的发作了。彻底断绝了与仲马破镜重圆的希望,反而使她平静了下来。她怨恨仲马遗弃她,但是她也知道,这些缺点毕竟抹杀不了仲马整个人的可贵价值。作为情人,她是失意了;但是她依然以作仲马的朋友为骄傲: 我已把失去的爱情变成对于往昔的一种崇拜。听人们称赞您,就好像您又回到我的身边,我又获得了您,您又成为我的财宝。啊,您身上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东西,将永远像一根无形的链条,把您和我的灵魂联系在一起!我不再“为我”而生活,知道您生活幸福、备享爱情和荣誉,将成为我的新的生活,这生活依然是来自您的。 别了,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别了…… 作为情人,她是失意了;但是她还将做一个诗人,继续开设她的文艺沙龙,而仲马如若惠然光临,将会给她的沙龙增添光彩: 您会来的,是不是?雨果也来。 这将是一次亲切的茶话晚会。您的到来会使我感到愉快…… 她不但要求仲马撰文评论她的诗作,甚至要求仲马助一臂之力,帮她解决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目前,我正在设法把瓦多尔先生调回巴黎。您若肯帮忙,我将感谢不尽……”无可怀疑,神通广大的仲马既然能把瓦多尔先生长期流放在外,也能使他们夫妻团圆。 仲马为梅拉尼帮了忙。但是他对梅拉尼的旧情却再难重燃。他经常在友人家里碰见梅拉尼。有一次,他在兵工厂图书馆的诺蒂埃的客厅里看到梅拉尼穿着“红得可怕的连衫裙”,同丈夫一起跳戛洛普舞。仲马发现她是那样丑陋,他简直不能理解自己当初怎会爱上这个女人。 其实,不可理解的何止此一端?“安东尼就是我,只是我未曾杀人”,“这个疯子太像我了”,仲马对梅拉尼的爱情纠葛,整个儿是一场疯子的闹剧。然而,几乎就在仲马发疯的同时,圣佩韦在热恋着雨果夫人,巴尔扎克在追求着韩斯卡夫人,维尼正拜倒在杜瓦尔夫人的石榴裙下,斯汤达在为一位女伶神魂颠倒,乔治·桑也开始了她的浪漫情史。像仲马这样的“疯子”,在当时的法国文坛又何止一人?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世风日下,连这个阶级的许多杰出人物也难免受其熏染。这就是所谓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奈尔塔》及其他 1. 《奈尔塔》 继《安东尼》之后,1831年10月,由乔治小姐领衔,在奥德翁剧院上演了仲马的正剧《查理第二及其诸侯》。这是古典主义戏剧家拉辛在《昂德罗马克》一剧中所描写的那种老式三角恋爱的翻版。国王查理第二在剧中只是象征权威的次要角色。主要的三个人物是贝朗瑞尔、她的丈夫萨瓦西伯爵,以及萨瓦西伯爵参加十字军东侵后带回来的撒拉辛人雅库布。被萨瓦西伯爵从大战中拯救出来的雅库布,爱上了伯爵夫人贝朗瑞尔,后者便利用他的爱情,唆使他杀害了萨瓦西。首场演出那天,仲马特地带着和卡特琳娜·拉贝的私生子,即未来的名作家小仲马一起去看戏;他满心希望能听到儿子骄傲地对人夸耀:“这是我爸爸写的!”可是演出并不成功,观众的反应冷淡得令人心寒。散戏后,仲马领着儿子在深沉的夜色中走回家。一路上,他始终未发一言。小仲马只觉得爸爸的手在颤抖。 这年年底,仲马的《理查·戴林顿》被搬上圣马丁门剧院的舞台。这出三幕剧是根据寄宿学校创办人古博和酷爱文学的银行家波丹提供的梗概写成的。它以英国为背景,塑造了一个把婚姻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的政治冒险家的形象。理查·戴林顿为娶一个有钱有势的女子,竟谋杀自己的第一个妻子;最后被父亲揭发,受到了惩罚。演出所受欢迎之热烈是罕见的,剧院的大门几乎被挤倒。不过,缪塞看了彩排,给予的评价却令人扫兴。仲马问他:“喂!你怎么啦?”缪塞答道:“我感到沉闷。”平心而论,这出戏实在并不出色。1832年2月在喜歌剧院上演的《泰莱萨》,同样是在别人手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同样是场场爆满,也同样是好景不长。 仲马在《安东尼》之后的重要剧作要算《奈尔塔》。如今人们又知道仲马是这出名剧的作者,其实它是一次不平常的合作的成果。 那是1832年4、5月间的事。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瘟疫刚刚过去,未能幸免的仲马,病体初愈,正在将养。一天,刚刚接任圣马丁门剧院经理的阿莱尔闯进门来。由于霍乱流行,人们已绝少交往,所以仲马颇感意外。 “啊!是你呀,阿莱尔!……怎么,不怕霍乱?” “霍乱已经过去了。” “你能肯定吗?” “千真万确!……喂!朋友,现在可是抛一出戏出来的好机会……人们刚刚放下心来,马上就会如饥似渴地需要娱乐,上座率一定高。仲马,给我写个剧本吧。” “你也不看看,我身体行吗?” 阿莱尔解释道,托奈尔城有个叫弗雷德里克·加雅代的青年人,前不久交给圣马丁门剧院一个剧本,写得不好,可是构思不错;阿莱尔曾请评论家于勒·雅南修改了一遍,仍不理想;现在需要仲马用他的生花妙笔重加编排。 “那位托奈尔的青年人不会找我麻烦吗?” “不会的,那是只绵羊。” “我明白了。……你想剪他一层毛。” 这次谈话后,仲马用15天时间就彻底改写了加雅代的剧本。阿莱尔也不失时机,5月29日就举行了首场演出。《奈尔塔》的故事发生于14世纪初叶的巴黎。那时,在塞纳河左岸,现今法兰西研究院的地基上,耸立着有名的奈尔塔,与卢浮宫隔河相望。国王路易第十的妻子玛格丽特·德·勃艮第王后和两个妹妹,每晚都戴着假面具从卢浮宫过河到这座塔里来,各找一个美貌男子恣意淫乐;天亮时便把他们杀死,将尸体抛进塞纳河。一天晚上,他们找来三个军官,一个叫比利丹,另外两个是孪生兄弟菲力普和戈蒂叶。王后的牺牲品是菲力普。 菲力普:救命呀!弟弟,快来救我! 王后(走进,手执一火把):你不是说“看一看你的面貌,死也心甘”吗?那就按你所希望的办吧。(拿下假面具)看一看,然后就死吧。 菲力普:玛格丽特·德·勃艮第,法兰西的王后! 更夫的声音(在塔外):三点钟啦。平安无事哟。 巴黎人,安眠吧。 但菲力普在临死前把王后的名字写在纸条上,交给了比利丹。比利丹由于认识执行凶杀的刽子手而死里逃生。戈蒂叶则因博得王后的怜爱而幸免一死。 逃出虎口的比利丹,掌握着奈尔塔里的秘密,胁迫王后让他当上了宰相。从此,比利丹与王后展开了明争暗斗。比利丹把菲力普写的纸条交给了戈蒂叶;但王后很快就设法从戈蒂叶手中偷得这致命的把柄。然后,她就无所顾忌地撤了比利丹的宰相职务,并把他打入囚牢。她在比利丹临刑之前到牢里来,打算凌辱他一番;却不料比利丹还掌握着第二个秘密武器:原来他叫莱奥奈尔,是玛格丽特少女时代的第一个情人,曾与她生过两个儿子;后来,玛格丽特的父亲罗贝尔公爵发现了这桩丑事,玛格丽特便命他杀死公爵;最后又强迫他出走,派人将与他生的两个儿子溺死。王后听说比利丹妥善保存着当年行刺的证据,怕他揭露真情,只得重新任他为宰相。 王后和比利丹的斗争在继续。她勾引比利丹去奈尔塔,以便捕而杀之。比利丹一面让戈蒂叶代替自己前去奈尔塔,一面密报国王前去捉奸。突然,比利丹和王后得知菲力普和戈蒂叶就是他们从前的私生子。他们立刻赶往奈尔塔,戈蒂叶已被王后的人杀害。正在这时,国王派来捉奸的人也赶到,将王后和比利丹双双逮捕。 严格地说,《奈尔塔》并不是历史剧。它与史实相距甚远。14世纪初的王宫并不在卢浮宫。当时也还没有宰相之职。而据史书记载,国王路易第十发现玛格丽特王后和两个妹妹有与人通奸之嫌,将王后闷死于一座古堡,将两个妹妹送进修道院;与奈尔塔并无关系。不过,1832年的法国观众已经习惯于浪漫主义戏剧对史实随心所欲的处理,他们看重的只是戏剧本身所流露的感情和情绪。在《奈尔塔》中,比利丹这个人物所含有的重大的社会意义,给他们以满足。比利丹后来诚然扮演了玛格丽特王后的帮凶的角色,但在整个戏中,他是作为玛格丽特的对立面、王家淫威的揭露者而出现的。特别是他在第一幕中的那段激昂慷慨的独白,真可谓锋芒毕露,痛快淋漓这些女人,你们没有猜到她们的身份吗?……你们没有发现她们想必是些高贵的妇人吗?……你们在驻地谈情说爱时,见过多少这样白皙的手,见过多少这样冰冷的微笑?你们没发现她们的服饰是多么的富丽,声音是多么的甜蜜,目光又是多么的虚伪?是的,她们是高贵的妇人!…… 法国人民在1789年革命中推翻了封建君主的绝对统治,又在1830年7月革命中摧垮了复辟王朝。这两次革命,不是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就是迫使国王狼狈出逃。在人民心目中,世袭的君王从来不像现在这样贱如粪土。正因为如此,金融资产阶级在七月革命后把又一个君主强加在人民头上,只能激起他们的愤慨。《奈尔塔》对王室丑行的无情的鞭挞,自然会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 《奈尔塔》在艺术上也是别具一格的。法国戏剧史上,还从来没有人把如此复杂多变、曲折回环的故事结撰得如此严密和巧妙。戏一开始,从三武士接到神秘的邀请,便勾引起观众强烈的好奇心,然而这只是最低的起点,接下去,戏剧兴味一场比一场浓烈:意外的良宵;突然的谋杀;死里逃生;摇身一变而为王后的情人、国家的重臣;转眼又成阶下囚;东山再起,官复原职;得知受害者是自己的儿子;陷入自己布下的罗网;双双伏法……。偶然,驱动着情节的发展;巧合,使剧情绝路逢生。每一步都是那样变化莫测,又是那样必然无疑。通过这出纯以情节取胜的戏,大仲马提供了从此迅速发展起来的情节剧的范例。 2. 幕后的纷争 《奈尔塔》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欢迎。仲马在描述首演盛况时写道: “剧场在沸腾。人们感觉得到巨大的成功,它就充满在空气中,用鼻子就可以闻到。”全剧终了时,人们高呼着作者的名字:弗雷德里克·加雅代! 上演的《奈尔塔》系由加雅代初稿,雅南修改,仲马定稿。何以观众只呼唤加雅代的名字?原来雅南主动放弃了署名,加雅代又不希望仲马署名,按上演前的协议,首场演出的海报上写的是“作者:加雅代和※※※先生”。 可是,首演成功的第二天,阿莱尔先生却突然更换了海报。这一次,剧作者改为“※※※和加雅代先生”。仲马见了,立刻火冒三丈,跑去找阿莱尔: “你这不是存心要看我和加雅代先生的好戏吗?!”仲马气急败坏地诘问道。 “亲爱的朋友,稍安勿躁。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要是加雅代大吵大闹,就会引起轰动的议论。……他至少该为这出戏做一点贡献才是。……哦,你以为写出杰作以后,说一声‘没有我的份’就完了。不!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全巴黎都知道是你写的!” 说加雅代对《奈尔塔》毫无贡献,显然是不公允的;不过仲马对这个剧本施展了妙手回春之术,却无可否认。 仲马与阿莱尔说话之际,门房送来加雅代的一封信,要求把“三色先生”排在第二位。阿莱尔立即回信表示拒绝。加雅代毫不迟疑地提出控告,他赢了这场官司:法庭判决《奈尔塔》只能由加雅代一人署名。 但是鬼心眼的剧院经理就这样做了不花钱的广告。 不过,阿莱尔耍这番心计是大可不必的。《奈尔塔》的上演纪录表明,它自身的魅力足以吸引广大观众。即使在现代法国戏剧舞台上,大仲马的《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和雨果的《爱尔那尼》都已几近绝迹,《奈尔塔》却仍拥有它的欣赏者。它累计上演已达数千场之多。 由阿莱尔有意无意挑起的纠纷并未到此结束。为了《奈尔塔》的著作权问题,加雅代和仲马之间的笔墨官司打了将近30年。1834年10月,二人还曾真枪实弹地决斗了一场。4位证人的备忘录,对这场决斗作了概要的叙述: 1834年10月17日下午 2时3刻,文森树林 在我们起草了第一份备忘录以后,两位对手被带到相距50步远的地方,他们将相对前进,直到相距15步为止。加雅代先生首先到达界线,第一个开枪;仲马先生第二个开枪;全未击中。仲马先生声明不愿到此罢休,要求继续战斗;直到分出死活。加雅代先生表示接受;但证人们拒绝再装子弹。仲马先生建议以剑继续战斗;加雅代先生的证人拒绝。 在决斗场上未能解决的纠纷,最后却和平地解决了。1861年,当圣马丁门剧院要重演《奈尔塔》时,加雅代在致该院院长富尼埃的一封信中写道: 今天,在您重演此剧之际,我允许您甚至要求您,把我的合作者亚历山大·仲马的名字同我的名字写在一起。我要他证明,我已经忘却旧时的纷争,而只记住我们昨天的美好关系,以及他的无可比拟的天才和为《奈尔塔》的成功做出的巨大贡献。 3. 隆盛和历史 继《奈尔塔》之后,到40年代中期以前,仲马独自或与人合作写成的大量剧本中,值得一提的有:爱情题材的《卡特琳娜·霍华德》(1833)、以刚去世的英国著名话剧演员基恩为主人公的《基恩》——又名《放荡与天才》(1836)、描写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故事的《卡里古拉》(1837)、与瑞尔拉·德·奈瓦尔合写的爱情题材的正剧《炼金术士》(1838),以及1839年至1843年间写的喜剧《贝尔·伊尔小姐》、《路易十五时代的一桩婚事》、《圣西尔的小姐们》等。这些剧本质量平平,但是,由于仲马在世人心目中已成为堪与雨果并肩的大戏剧家,每次他的新戏上演,观众总是趋之若鹜。《卡里古拉》上演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著名评论家季拉尔丹夫人曾以略带调侃的口吻,再现过这出戏演出期间巴黎沙龙里的气氛: “您今儿晚上去看这出新戏吗,夫人?” “不,说真的,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没租到包厢。” “您办得太迟了。” “太迟了!我两个月以前就写信给法兰西喜剧院的办公室,要租一个包厢,可是当时不租;半个月以前,我弟弟亲自前往,也不比我幸运……” 听差通报×伯爵到。 “我的侄子,你真可以自豪,”女主人对来者说,“你有一个包厢,今晚可以去看《卡里古拉》了。” “别提了,我火透啦。我本来的确有一个包厢,可是后来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 仲马早有创办一个剧院的理想。从1831年起,几经努力,未能遂愿。 1845年10月的一天,趁国王路易·菲力普的第五个儿子孟邦西埃公爵观看他的话剧《三个火枪手》时,仲马又提起此事。在公爵的赞助下,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仲马领导的历史剧院终于建成,于1847年2月20日揭幕。那天是大仲马的话剧《玛尔戈王后》的首场演出。狂热的巴黎人为了买一张戏票宁愿排24小时队,幸好那年的2月气候还比较暖和。夜晚,在通明的街灯下,只见排队等候买票的人躺在草垫上,但他们并不睡觉,而是在即兴唱歌。一位民歌歌手利用《住口好吗》的现成曲调填写了一首歌,头两段是: 听说在仲马的剧院, 可以尽情地玩耍。 万岁!《三个火枪手》的作者 住口好吗,住口好吗? 多嘴的人,住口好吗? 仲马的剧院开张啦, 就要上演《玛尔戈王后》, 这出戏准会风靡天下! 住口好吗,住口好吗? 多嘴的人,住口好吗? 以孟邦西埃公爵和他15岁的妻子为首的王室成员,巴黎文学界、戏剧界、新闻界的名流,齐集于历史剧院。《玛尔戈王后》的首场演出从傍晚6时半开演,直到次日凌晨3时半才结束。评论家泰奥菲尔·戈蒂叶在第二天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写道: 是的,亚历山大·仲马创造了这种奇迹,他把全体饥肠辘辘的观众挽留在座椅上,连续达9个小时。只是在演出临近结束的短短幕间,人们才像在颠覆了的梅杜萨之伐上一样面面相觑,稍稍胖些的观众不无焦虑。感谢上帝,竟没有发生任何吃人肉的罪行;不过,将来再演15幕的大戏,而且前面有序幕,后面有尾声,务请在海报上写明:“自备幕间小吃”…… 仲马从此有了一块可靠的阵地,来实现他把全部法国历史搬上舞台的夙愿。他接连在历史剧院演出了自己的剧作《火枪手们的青年时代》《达芒塔尔骑士》《女人们的战争》《红屋骑士》《艾芒伯爵》……1848年2月,他与奥古斯特·马凯合作,又有一个大胆的创举:分两个夜晚演完话剧《基督山伯爵》。第一晚演到爱德蒙·邓蒂斯越狱成功,从傍晚6时演到半夜。关于第一晚演出结束后的情况,戈蒂叶也有精彩的描述: 大家退出剧场时,互相说着明晚再来:今天夜里和明日白天只不过是个稍长的幕间休息,如此而已。……第二晚,人们打着招呼,关系建立起来,甚至熟稔起来。 每个人都把自己小小的起居处打点了一下。安下身来,人们从观众一变而为居民。……当幕布最后一次落下时,每个人都从内心发出遗憾的叹息:“怎么?刚刚两天,就要分手了?伟大的亚历山大·仲马和不知疲倦的马凯,何以竟如此不信任我们?……我们本来是宁愿给他们一周时间的……” 不过,历史剧院成立之日,也正是浪漫主义戏剧的隆盛阶段即将告终之时。1850年前后,随着现实主义戏剧的急剧兴起,浪漫主义戏剧迅速衰败。1850年10月历史剧院的倒闭,就是浪漫主义戏剧衰败的一个征候:由于剧院倒闭,仲马负债20万法郎。 面对自己心爱的剧院和戏剧事业没落的惨景,仲马心情沉重。但是,当他最后一次浏览历史剧院墙上的浮雕,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德斯、高乃依、拉辛、莫里哀、马利沃的形象活跃在他的眼前。这是整整一部世界戏剧史。戏剧艺术就是在这种自然的新老更迭中发展的。他足可自慰,因为他深信:作为浪漫主义的历史剧、现代剧和情节剧的开拓者,他也将在这部历史中占有一席地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七月王朝的反对派 1. 上了黑名单 仲马与他昔日的主人奥尔良公爵、也就是新登基的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力普决裂时,曾经在公开信中宣称:他“作为文学家只是作为政治家的序言”。虽然仲马从来都只是文学家,而不是什么政治家。但是他热衷于政治,却是始终如一的。他在整个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态度表明,他与路易·菲力普决裂,并非说说而已。 路易·菲力普是趁人民在七月革命中推翻复辟王朝的机会才爬上王座的;当政之初,他曾经竭力装扮成“公民国王”的模样。只见他经常戴着一顶圆呢帽,挟着一把雨伞,像一个退休的小职员似的在巴黎大街上信步闲游,笑容可掬地同他遇到的杂货商和手工业者握手寒暄。不过,表面的伪装终难长久掩盖真相,他反人民的阶级本质很快就暴露无遗。七月革命后,他不得不委任在资产阶级各阶层中颇有声望的自由派银行家拉菲特组织内阁,任命深受广大民众爱戴的前共和国将领拉法耶特将军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可是,到了第二年,他就让自己的心腹、顽固保守的佩里埃取代了拉菲特,并且使拉法耶特将军有职无权。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一系列反动政策,不仅侵犯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把劳动人民逼得走投无路。1831年11月,在丝织工业中心里昂,工人们高举着写着“活着没工作,不如战斗而死”口号的黑旗,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起义,给了七月王朝一次猛烈的冲击。 仲马身在巴黎,没法去参加里昂工人的起义,只能遥望着它被路易·菲力普派去的讨伐队淹没在血泊里,愤然兴叹。他有幸参加的,是嗣后不久在巴黎爆发的1832年六月起义。 1832年,对巴黎人民来说是灾难格外深重的一年。一次经济恐慌还未过去,从春天起,一场霍乱又在全城蔓延,持续数月,夺走了2万巴黎人的生命,而受害最深的是贫民区,那里卫生条件极差,使霍乱如虎添翼。天灾肆虐的巴黎,民怨沸腾,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拉马克将军出殡,又偏偏为它提供了导火线。 马克西米利安·拉马克生于1770年。1791年投身于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功勋卓著。帝国时期跟随拿破仑驰骋沙场,更是威名赫赫。拿破仑“百日”复位时,他担负过剿灭旺岱地区保王党叛乱的重任。第二次波旁王朝复辟后,他于1815年被放逐国外,1818年重返法国,1828年当选为议员。作为共和派的发言人,这位信念坚贞的老人,在讲坛上同当年在沙场上一样勇敢无畏。还在拉马克将军弥留之际,忧郁的阴云便笼罩着巴黎上下:人民担心失去一位斗士,统治者深恐他的死会成为一次起义的契机。然而忧虑中的事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拉马克将军是6月1日去世的。出殡订在6月5日。从前一天起,愤懑的巴黎平民阶级就准备好了各种武器。6月5日那天,时晴时雨。出殡的行列由倾向共和派的国民自卫军步兵、骑兵、炮兵护卫着。一群青年人推着灵车。拉法耶特、拉菲特等共和派要人牵着帷幔的四角。残老军人院的军官们手执桂枝紧跟在后面。然后是大批“人民之友”社的成员,法学院、医学院的学生,在巴黎的各国政治流亡者,以及自动聚集来的工人和市民。七月王朝当局也做好了镇压的准备,一队队禁卫军、龙骑兵早已布置停当。武装冲突是在5日傍晚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仅在街垒战中死伤的起义者就多达800人! 这一年,仲马首先同巴黎人民一起分担了霍乱的病苦。当这场瘟疫迅速蔓延开来的时候,整个巴黎人心惶惶,惟有仲马以他独特的方式来对付这场祸害。这时,他已迁居拉萨尔街的奥尔良公园。他从自己的住房里,每天都可以看到五六十具棺木被送往蒙马特尔墓园。但是他根本不去想这场瘟疫,照常生活、写作,而且一有机会就寻点消遣。他已经写完一出题为《丈夫和寡妇》的喜剧。一天晚上,他送走了一位健谈的老友,回到客厅。 “噢!先生,您的脸色这么苍白!”女仆卡特琳娜看着他,惊呼道。 “真的吗,卡特琳娜?”仲马不以为意地笑着说。 “您照镜子看看。” 仲马照镜子一看,果然苍白得厉害。而且奇怪,立刻就感到疲软不适。在惊慌失措的女佣的服侍下,他错把乙醚当作马拉加麝香葡萄酒,喝了满满一大杯。他立刻昏厥过去;过了两个小时才恢复知觉,浑身打着寒战,只见医生把一根导管插进他的被窝,给他作蒸汽浴。与此同时,一位好心的女邻居用一个燃烧着木炭的长柄暖床炉在他的被子上面来回摩擦着。他足有五六天,连脚都没有伸出被窝。待到基本痊愈,他体重减轻了25磅。 拉马克将军的死,给仲马带来的悲哀更是非同一般。一则,因为拉马克是已故仲马将军的同僚,平素对仲马很是关心。二则,因为前国王查理第十的儿媳贝利公爵夫人正在罗亚尔河下游一带组织叛变,再也没有比拉马克将军更适合带兵勘乱的人了。仲马正哀思重重之时,接到逝者家属的来信,请他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并委托他在出殡之日负责维持护卫灵车的炮兵的队形。不用说,仲马慨然应允。 6月5日,仲马穿着他那身国民自卫军炮兵中尉的军装,披着镶有金色流苏的三色肩带,右手紧握军刀,走在炮兵队伍的一侧。尽管重病初愈,身体虚弱,他还是勉力迈着标准的步伐,保持着尽可能昂扬的姿态。悲愤填膺的出殡者和虎视眈眈的政府军都是剑拔弩张,气氛紧张已极。仲马心情激动地等待着一场厮杀。路旁的人群中,不时走出一位热情的支持者,向仲马表示:“仲马先生,请让您的炮兵勇士们放心,人民站在你们一边!”碍于军风纪,仲马只能微微点头作答,两眼却闪烁着感动的泪花。他率领炮兵队伍从圣奥诺雷城厢拉马克将军的府邸出发,到旺多姆广场,又北至圣马丁门,继而掉头向东,在巴士底广场听过拉法耶特将军的葬礼演说,然后又行进到奥斯特利兹桥头广场。行进途中虽有些小摩擦,但期待中的战斗还不知何时才能打响。仲马从早晨8时半就赶到拉马克府邸,现在已经午后3时多了,他刚刚病愈的身体再难支持,不得不走进一家饭店。当他同两位伙伴正在为纪念拉马克将军而干杯时,忽然枪声大作。他连忙跑到街上,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朝老百姓开枪,炮兵进行了还击,路易·菲力普老爹已经垮台,共和国已经成立!”一个年轻人回答。不到一顿饭的时间,就取得如此全面的胜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仲马也来不及思考了。他一口气跑到圣马丁门城厢。路过剧院门前,恰遇经理阿莱尔。 “你上哪儿去?”阿莱尔问仲马。 “去道具商店。” “做什么?” “去买枪。对了,你能借我一支枪吗?” “我有100支!你是知道的,圣马丁门剧院不久前刚演过一出武装戏。” “那么,借我一支吧。” “天呀,你这样会让人把这剧院烧掉的。” 阿莱尔怕剧院受连累,不愿借枪。正在这时,一群起义者冲进剧院寻找武器。阿莱尔深恐剧院遭到洗劫,转而求仲马帮忙。心无芥蒂的仲马便向众起义者介绍道: “朋友们,阿莱尔经理在帝国时期任过县长,复辟时期受过流放。” “万岁,阿莱尔!”起义者们喊道。 “但是作为经理,他不得不对现政府负责。”“我们只要他拿出枪来!” “枪可以发,就算我借给大家的。战斗中死了的,自然没话说,但是活下来的,一定请把枪还给我。”“一言为定!”众人欢呼道。 起义者满意地离去。阿莱尔把仲马当恩人一样再三道谢。走出圣马丁门剧院,仲马便到拉菲特家打听情况。参加了一场关于当前事态的讨论后,他直觉着身体发烧,匆忙赶回住处之时便昏倒在楼梯上。第二天醒来,守门人才告诉他:是别人把他抬进房间的。 健康不佳,使得仲马未能在6月起义中有更多的作为。但是,在声势浩大的示威性出殡队伍中,他是那么引人注目,以致引出这样一段趣事来:6月9日,仲马打开一份刚送来的波旁王朝派报纸,只见一则消息以大字标题赫然登在报端:作家亚历山大·仲马因积极参与6月骚动,已于6月5日夜间被捕,并经军事法庭审判,于次日凌晨3时处决!对于这种无聊的谣言,仲马一笑置之。许多朋友也不相信。诺蒂埃读了这则“报道”,给仲马写来了一纸十分风趣的短笺: 亲爱的仲马: 倾读某报,称你已于6月6日凌晨3时惨遭处决。不知此事是否妨碍你于明天光临“兵工厂”图书馆晚餐。届时,我将洗耳恭听你来自阴间的新闻。 忠于你的沙·诺蒂埃 仲马风趣地回答诺蒂埃:他也难说自己是否还活着;不过,不管是实体还是影子,他第二天一定准时去吃晚餐! 可是,一家自由派报纸却把那谣言信以为真,对仲马的牺牲表示哀悼,并视为法国文坛的一大损失。仲马哭笑不得,连忙投书该报,鸣谢之余,声明他脉搏正常,安然无恙。 虽说是谣言,但据国王的一位副官透露,仲马的确上了七月王朝统治当局的黑名单,被列为逮捕对象。鉴于这一情况,朋友们劝仲马去国外住些日子。仲马与路易·菲力普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2暴风雨中的海燕 然而路易·菲力普国王和仲马彼此的恶感,并没有妨害仲马与国王的儿子——新一代奥尔良公爵费迪南·菲力普的友谊。费迪南的年龄比仲马小8岁,他们第一次接触是在《克里斯蒂娜》上演的前夕,费迪南到公爵府图书馆来找仲马,请他向老奥尔良公爵说情,允许他和弟弟们去观看《克里斯蒂娜》的首场演出。此后,费迪南便常到图书馆来同仲马谈心。他衷心喜爱作家仲马,仲马也不因他年幼学浅而慢待这位崇拜者。不消多久,二人便结成忘年之交。王公贵胄的子弟之任性是可想而知的,费迪南惟有在仲马面前才变得恭顺。因此,老公爵甚至得请仲马对费迪南多加教导。 从这样一件事,可以想见费迪南王子对仲马的诚挚友情: 一次,仲马得了重病。医生建议他去意大利休养,那个半岛之国的温和气候对他的健康很有好处。 “去意大利?我倒是应该到那里去,参加我的一出戏的首演仪式。可是没有盘缠啊!”仲马叫苦不迭。 给仲马看病的这位医生,恰好也是费迪南王子的医生,王子很快便得知仲马的困境。他写信催促仲马打好行装、毫不迟疑地动身去意大利,并随信附来10张1000法郎的钞票。仲马领受了他的好意,但退回了钞票。这一下,王子着急了,连忙驱车来找仲马:“我一向认为我们是朋友。否则,我会允许你对我这样发号施令吗?”钞票又放到仲马的书桌上。盛情难却,仲马只得取了3张,答应明天就动身。 一方面,与路易·菲力普国王政治分歧很大;另一方面,同费迪南王子友情甚笃,仲马与王室的关系在一段时期里不能不显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从下面这件事可以窥见一斑: 1837年,费迪南王子与德国公主海伦·德·麦克伦堡·史弗林结婚。为表庆祝,路易·菲力普国王宣布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晚宴,邀请法国各界名流出席。就在这前一天,仲马怒气冲冲地找到雨果。他告诉雨果:又将有一批人被授予荣誉勋章 ,名单上本来有仲马,可是国王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使他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已拒绝了要他出席婚礼晚宴的请帖。雨果很讲义气,当即表示不平,并写信给费迪南王子,宣称他也将不出席晚宴。 这可急坏了费迪南王子和海伦公主。他们宁愿有20位王公不参加他们的婚宴,也不愿看到这两位文坛巨子缺席。事情闹到国王那里,路易·菲力普只得让步,答应分别授予仲马和雨果十字勋章和玫瑰花形勋章 。为显示彼此的团结和共同的胜利,仲马和雨果身穿笔挺的国民自卫军军装,并肩来到凡尔赛宫的宴会厅。形成对照的是保王党人巴尔扎克,他那晚穿的是现从估衣店里租来的侯爵服。 可是,飞来的横祸打断了仲马和费迪南王子的友谊:1842年7月13日,王子不慎从车上摔下,当即身亡。噩耗传来时,旅居意大利的仲马正在拿破仑的弟弟、前威斯特法利亚国王热罗姆家里作客,他一头扑进热罗姆的怀抱,哽咽着说了声:“大人,请允许我在一个波拿巴家族人的怀中,为一个波旁家族的人痛哭吧。”便失声痛哭起来。费迪南王子的死,割断了仲马与王室仅有的一点感情的联系。如果说过去他同七月王朝最高统治者发生冲突时还有个调和人,那么,此后连这样一个人物也不复存在了。 七月王朝作为金融资产阶级剥削全体国民的股份公司,到1847年已经透顶。全体人民,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在内,都起来反对政府。希望改革选举制度、降低选民财产资格的资产阶级,从这年年中起展开所谓宴会运动,在宴会上呼吁政府采纳他们的要求。对七月王朝统治者来说,这种宴会运动当然是无伤大雅的。恩格斯在那年11月指出:一旦人民从巴士底广场突破一切障碍向士伊勒里王宫前进时,“恐怕出席改革宴会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大部分都要躲在自己家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或者像枯树叶一样在人民的狂风暴雨中四散飘落”。3个月以后,资产阶级宴会派的懦弱行径,完全证实了这番英明的预言。1848年2月22日,这些人预订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宴会以前还将搞一次和平示威,可是政府既不准举行宴会,也不准示威,宴会组织者乖乖地屈服了。但是,从这天一早起,巴黎的工人、大学生、手工业者走上街头,开始街垒战,并于第二天中午冲进王宫,吓得路易·菲力普仓惶出逃。这就是推翻七月王朝的1848年二月革命。 但是,仲马不属于那在革命暴风雨面前“四散飘落”的大部分资产阶级。七月王朝末年,弊政给文艺界带来的普遍萧条,没有谁比仲马更深受其苦了。去剧院看戏的人很少,去书店购书的人也不多,仲马的收入锐减,而他却有一大批人和好几处住房的经济负担。这使他对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愤慨有增无减。他是圣日尔曼城乡大规模宴会的最积极成员之一,经常在宴会上发表激烈的演说,使谨小慎微的宴会组织者们瞠目结舌。1847年8月,仲马又在以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的话剧《红屋骑士》中,以旧的波旁王朝隐喻七月王朝,发出了武装推翻七月王朝的热切的呼吁。在该剧最后一幕中,他让革命的吉伦特党人引吭高歌: 通过告警的炮声 法兰西在召唤她的儿女。 走!士兵说,拿起武器! 去保卫我们的母亲。 为祖国而献身, 最美好,最值得庆幸。 朋友们,我们远离沙场, 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死去; 那么为法兰西和她的自由, 至少要献出我们的葬礼! 为祖国而献身。 最美好,最值得庆幸。 这首歌道出了广大人民对七月王朝的仇恨的心声,很快就传遍巴黎的街头巷尾。直到1848年4月,巴尔扎克看了《红屋骑士》,还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不禁惊呼:“这出戏辉煌夺目,充满可怕的革命精神。” “人们在街上只唱出这出戏里的歌,军乐队也只演奏这出戏里的乐曲。” 1848年2月22日革命爆发时,像海燕一样呼唤过革命的暴风雨的仲马,当然不会像企鹅一样躲避起来。他立即换上那身悉心珍藏着的炮兵中尉的军装,率领着他所在区的国民自卫军向巴黎市中心进发,并于第二天中午参加了攻克七月王朝的最后堡垒——士伊勒里王宫的战斗。当起义者发现国王路易·菲力普已经逃跑,把王座抬到巴士底狱付之一炬 时,在滚滚浓烟中欢庆胜利的人群里,可以看到仲马那比一般人显得更欢快、活跃的身影。当晚,仲马便在他的历史剧院门前栽了一棵象征革命成功的“自由之树”,并且派出剧院的交响乐队为狂欢的人群演奏…… 回首数十年的政治历程,仲马可以自豪地说,从复辟初年冒险入狱援助被囚的帝国将领到1830年七月革命,从1832年六月起义到1848年二月革命,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都和人民战斗在一起,他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父与子 1. 家庭中的矛盾 多产的戏剧家仲马,自己的私生活就充满了戏剧性。戏剧性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他和他的诸多情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他和他的第一个情人卡特琳娜·拉贝所生的儿子小仲马之间。写到这里,用大仲马和小仲马的称呼来区别这父子俩,是势在必行了。 自从仲马将军夫人迁居巴黎,大仲马虽与老母亲同住,但还是经常去看望卡特琳娜和儿子。小仲马后来在回忆录里描述过父亲同母亲当时生活的许多生动的插曲,其中有这样一则:一天晚上,父亲正在一盏小灯下写作,母亲紧挨在父亲桌旁。小仲马忽然一觉醒来,又是哭,又是喊,母亲把他抱在怀里,哄他重新入睡,可小仲马继续哭嚎。一直在工作的父亲被他吵得实在不耐烦了,一把抓起他扔到床上;母亲为此同父亲大闹了一场。第二天,父亲一清早就悄然离去。不过中午带来了一个西瓜,请求母亲宽恕。…… 其实,大仲马非常爱自己的儿子。每次去卡特琳娜那里,他总要给儿子带一大包好东西,有鱼、肉、烤鸡、蜜饯、香瓜……还有各式各样的玩具。小仲马最喜欢听爸爸讲故事啦。爸爸讲的一切都那么津津有味,而且当他讲捕猎野猪的时候,还会模仿野猪的各种叫声。难怪小仲马那么殷切地盼望爸爸的来临。每当他看到妈妈比平日注意打扮,穿起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他便知道今天爸爸准来,早早地到楼梯口去等待。 卡特琳娜虽然怨恨大仲马,可心底里还是爱他,甚至崇拜他。她的这种感情也不可避免地在言谈话语中传染给小仲马。 “你长大了要做个有出息的人,像你爸爸那样,当个大作家。”她常这样教育儿子。 “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今天八成是去出席什么亲王大人的宴会,来不了啦。”如果大仲马在约定的日子没有来,她就这样向儿子解释。 在小仲马的心目中,爸爸的形象自然也就高大无比。每当他在路上看到卖艺的在表演功夫,他就自豪地说:“我爸爸也会!” 小仲马也经常见妈妈对爸爸发牢骚。比方说,有一次,妈妈对爸爸说:“你尽给孩子买些不当紧的玩艺儿,就没想到我也该穿件像样的衣服!”又有一次,妈妈埋怨爸爸说:“我们母子的事,你始终瞒着你母亲,这总不是个办法!”可是小仲马不知道父母之间究竟有什么问题,更不明白私生子是怎么回事。 1831年3月7日,当大仲马在贝尔·克莱勃萨默尔的要求下,承认他们的非婚生女儿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已经7岁的小仲马。他对自己竟然至今没有承认这个私生子,深为内疚。这时已经与他公开同居的贝尔·克莱勃萨默尔,也支持他承认小仲马,以为夺来小仲马,会使大仲马把拉贝完全忘却。于是大仲马在3月17日给一位公证人写了如下的承认信: 亚历山大·仲马致公证人 若望·巴蒂斯特·英洛 先生: 我愿通过送上供您研究的这份文件,承认1824年7月27日在意大利人广场区区政府登记的一个男孩,登记名为亚历山大,母为拉贝夫人,父亲不详。 我愿承认这个孩子,而不让其母得知此事。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我的姓名是:亚历山大·仲马·达维·德·拉帕耶特,住大学街25号。 务请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我深怕我心爱的这个孩子被别人夺走。…… 从这时起,大仲马和卡特琳娜·拉贝,或者不如说贝尔·克莱勃萨默尔和卡特琳娜·拉贝,展开了争夺小仲马的艰难斗争。按照法国的法律,如果拉贝在给孩子报户口时写的是“玛丽·卡特琳娜·拉贝承认的私生子”,她本来可以稳操胜券。但是,这个没有文化、缺少法律常识的缝衣女工,当年却偏偏不懂得要填“承认”这个词。这样,1831年3月17日的承认书就使大仲马居于有利地位,法院把小仲马判给了父亲。尽管拉贝在4月21日也办了承认小仲马的法律手续,但为时已晚。为了保住儿子,卡特琳娜带着儿子东躲西藏;法警还是带走了小仲马,把他交给了父亲。 小仲马爱自己的父母,对辛辛苦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感情更深。离开母亲,在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事情。到了新的家里,他与父亲尚还可以相处,但跟那位占据了他母亲地位的犹太女人就无论如何也合不来。贝尔·克莱勃萨默尔写给外出的大仲马的一封告状信,很能说明这尴尬的局面: 我的朋友,我必须详细地跟你谈谈你儿子的情况,……除了你,他把所有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谁也对付不了他。我甚至连让他梳头都办不到,不论是央求他也好,威胁他也好。他既不愿看书,也不愿写字,我不得不经常训斥他。而最糟糕的是,曾经答应他每逢星期日和星期四可以去看他母亲。……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他母亲,别人他全然不放在心上,……我的朋友,我认为必须警惕这种情况,拿定一个主意。…… 大仲马眼看着儿子和贝尔的关系一天天恶化,无可奈何,便把小仲马送进寄宿学校读书。 寄宿学校的生活,给小仲马留下的尽是痛苦的回忆。到了晚年,他还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受尽了冷嘲热讽,受侮辱更是家常便饭,不卷进一次甚至几次打斗的太平日子,连一天也没有,而在打斗中输的总是我,身上伤痕累累,真使我痛不欲生。所以我总是发育不良,体弱多病,对游戏与学业都没有兴趣。不过我尽量忍受,从不在父母面前诉苦,因为母亲一听到我诉苦就好像我在责备她似的,而父亲听了一定会认为我软弱无能。我只有这样安慰自己:只要我不死,对方终将败在我的手里。” 小仲马是私生子,这也许是他受歧视的首要原因。当老师在历史课上提到查理第十的私生子昂古莱姆公爵或奥尔良公爵的私生子狄诺万,同学们都毫不顾忌地把视线投向他的身上,简直让他无地自容。而有个叫安德烈的同学尤其恶劣,经常寻衅地问他:“你父亲是谁呀?”每一次小仲马都怒不可遏地扑上去同他格斗,可是安德烈个头比他大,同学们又都站在强者一边,所以小仲马每一次都被打得鼻青眼肿。 小仲马不满7岁就被迫离开生身之母,是很悲惨的。然而,更悲惨的是,他还没有同贝尔·克莱勃萨默尔解除敌对状态,又得去适应另一个“家庭”——就在这一年,大仲马有了新的情人。 为了排演自己的新戏《泰莱萨》,大仲马需要找一位女演员来扮演一个年轻姑娘。热心的波卡日向他推荐通常在蒙马特尔、伯利维尔等郊区小剧场演戏的伊达·费里埃。大仲马从未听说过此人。但波卡日说她 “很迷人”,深合大仲马的心意。身材矮小的伊达,除了美丽的眼睛、白皙的皮肤和浓厚的金发,迷人的地方并不多。但是她在《泰莱萨》中扮演的角色,戏不长,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她激动地投向大仲马的怀抱,感谢他“保证了她的未来”。为表庆贺,大仲马带她去吃夜宵,并且当晚就让她取代了正在外地演出的贝尔·克莱勃萨默尔。 贝尔演出归来,免不了又是一通大闹。然而,暴风雨过后总是平静,随后的一年,大仲马仍和贝尔住在一起。在他的安抚下,贝尔和伊达尚能“和平共处”。不过,到了1833年,伊达就占了上风,让大仲马断绝了同贝尔的关系,搬到布勒街与她同住,俨然当起主妇来。1836年,仲马将军夫人中风死去以后,伊达更成了太上皇。她讲求奢华,使大仲马不胜负担;她嫉妒成性,严密检查寄给大仲马的信件,并且每天都要同他吵闹两三场,使大仲马无法安心写作。大仲马待她不薄,专为她写剧本,虽然她迅速发胖的身体每每令满台大煞风景。大仲马还每次旅行都把她带在身边。 贝尔·克莱勃萨默尔当初对待卡特琳娜的手段,现在轮到伊达用来对付贝尔了。她以大仲马和贝尔的非婚生女儿的母亲自居,拒绝贝尔同自己的女儿见面。不知为什么,她对那私生女还好,对小仲马这个私生子却很坏。而小仲马对她的敌意,也不比对贝尔的少。因此小仲马很少进父亲的家门。他平常在寄宿学校,假日大都回到住在帕西的母亲身边。大仲马尽管十分疼爱儿子,却享受不到天伦之乐,他只能经常给小仲马写些充满父爱的信,以尽自己的天职。从下面这封信的片断,可以看出他对儿子的学习是何等的关切: ……拉丁诗法并不太重要。……要下功夫学好希腊文,以便能够阅读荷马、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原著,并进而能够在三个月内学会现代希腊语。还要练好德语的发音;然后,再学英语和意大利语。到那时,当你学会了这一切,咱们再来决定你究竟适合从事什么职业。 对了,别放松了绘画。 …… 同时,大仲马也没有放弃使小仲马和伊达和解的幻想。他在给小仲马的另一封信中诱导说:“现在,只要你愿意,这种状况随时都可以结束:写一封信给伊达夫人,请求她像对待你妹妹那样对待你,你将永远永远受到欢迎;这种关系若能继续下去,对你是再幸运不过的了,因为我同她6年都没有孩子,我相信也不会再有孩子,你将依然是我惟一的儿子,而且是长子。” 大仲马未能平息小仲马的怨恨。1840年2月,大仲马与伊达结婚,更使小仲马悲愤填膺。小仲马正在母亲家里度假,梅拉尼前来向卡特琳娜报告大仲马与伊达即将结婚的消息。在两个同病相怜人的鼓动下,16岁的小仲马振笔疾书,向大仲马表示抗议。这封信不但伤害了他们父子的感情,也使小仲马与伊达的关系更加不可收拾。 据说作为大仲马一方的证婚人出席大仲马和伊达的结婚证书签字仪式的大作家、贵族院议员夏多布里昂子爵,一边望着伊达,一边喃喃道: “你瞧吧,我的运气是不会改变的。我所祝福的一切,都要垮台!”这句话果然应验了。1844年,当伊达在意大利休养期间与某意大利亲王姘居之事传开以后,大仲马终于同伊达协议分居,他宽容大度地送伊达前往意大利去找她的亲王,自己则为重新获得自由而庆幸。 2. 茶花女的问世 自从伊达出走,仲马父子的关系变得亲热多了。小仲马由于从小受端庄、文静的母亲的熏陶,再加上偌小年纪就领受了屈辱和苦难,养成他严肃的气质、深沉的性格,与感情奔放、甚至犹带几分稚气的大仲马形成鲜明的对照,以致小仲马胆敢宣称:“我父亲是我很小时候生的一个大孩子。”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无怪乎一位客人打趣道: “到了这个家里,我称父亲为‘你’,却要称儿子为‘您’。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规呵!” 这样一家人是很难恢复正规的。大仲马对小仲马说过:“等你有了儿子,像我爱你一样地爱他吧,不过,可别像我教育你一样地教育他。”大仲马确实疼爱小仲马,但他对小仲马的教育也确实不得法。以往,大仲马同贝尔和伊达生活时,小仲马同他们虽然不和,耳濡目染,也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更何况浪荡的父亲还公然鼓励他:“我的儿子,一个有幸姓仲马的人,应该过最豪华的生活,在巴黎咖啡馆吃饭,不拒绝任何享乐。”而今,大仲马对小仲马更是娇惯到极点,只有放纵,没有管教。久而久之,小仲马终于陷入荒唐生活中去,从18岁起,就与妓女或者有夫之妇厮混。他看到父亲钱来得快也挥霍得快,有时穷得连100个法郎的零钱也找不到,便考虑为自己创造一个稳固的前程。他颇有才气。大仲马对他将来操作家的职业也颇有信心,常予以启发和指教。但小仲马沉溺于酒色,也只能写点庸俗无聊之作。直到他认识了名妓玛丽·杜普莱西,为她的悲剧所震动,才产生出真正的杰作——《茶花女》。 大仲马与玛丽·杜普莱西只有一面之缘,却对她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是1845年的一天傍晚,大仲马吃过晚饭,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正在上演的他的四幕喜剧《圣西尔的小姐们》。经过剧场走廊的时候,楼下包厢的一扇门开了,他觉得有人拉住了他的礼服下摆,回头一看,原来是小仲马。 “啊!是你!晚上好,亲爱的。”大仲马说。“到这里来,我的爸爸先生。” “你不是一个人吗?” “不仅是这个原因。你闭上眼,从开开的门缝里把头伸进去,别怕,不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大仲马闭上眼睛,刚刚把头伸进去,只觉得有两片颤抖的、狂热的嘴唇用力亲了一下他的嘴唇。他睁开眼睛。一个年龄在20到22岁之间的奇美的年轻女子同小仲马头挨头站在他面前,就是她刚才给了他这亲热的表示。大仲马认出来了,他在舞台两侧的包厢里见到过这女子。她就是玛丽·杜普莱西——有名的“茶花女”。 “是你呀,我的美丽的姑娘。”大仲马说。 “是呀。我倒要问您,您为什么对我那样狠心?我已经两次约您去歌剧院跳舞……” “我以为你的信是给亚历山大的呢?” “是呀,是写给亚历山大·仲马的。” “我是说,亚历山大·小仲马。” “亚历山大是小仲马,可您也不是大仲马呀。您永远也不会是大仲马的。” “谢谢你的好意,亲爱的姑娘。” “那么,我们一道去看望您,好吗,先生?”玛丽·杜普莱西说时动人地微微一笑,长长的黑睫毛把眼睛全给蒙住了。 “你尽管来好了,小姐。”大仲马像对一位公爵夫人似的,向她施了一礼。 这是大仲马惟一一次同玛丽·杜普莱西亲吻,也是大仲马最后一次见到她。此后,他便期待着亚历山大同那美丽的姑娘的到来。过了几天,却只见亚历山大一个人来了。 “怎么?”大仲马问道,“你为什么不带她一块儿来?” “她的狂热劲儿过去了,她本想进剧院当演员的。可是当演员的那份苦她哪里受得了……她不来还有一个原因:她生病了。” “可怜的姑娘!” “她是可怜。她从事这个职业实在太屈才了。” “我想,你该不是出于爱情才爱她的吧?” “不,我是出于怜悯才爱她的。” 此后,仲马父子许久没再谈到玛丽·杜普莱西。1847年2月初,大仲马得知玛丽·杜普莱西的死讯,不禁愕然。但在狂欢节的中,很快就不再去想它。1848年,小仲马根据玛丽的悲剧创作的小说《茶花女》受到热烈欢迎,打算紧接着改编成话剧。大仲马认为“《茶花女》不是一个戏剧题材”。可是,剧本写成后,大仲马读完竟变成泪人儿。1852年2月,话剧《茶花女》首场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小仲马当即打电报给正流亡在布鲁塞尔的大仲马报喜道:“巨大、巨大的成功!就像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初次上演时获得的成功一样!”而大仲马则回答道:“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孩子!” 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小说《茶花女》,大仲马起初竟认为“不是一个戏剧题材”,这并非偶然。原因就在于仲马父子的创作方法不同。1859年,大仲马曾形象地阐述道:“我从我的梦想中汲取题材;我的儿子从现实中汲取题材。我闭着眼睛写作;他睁着眼睛写作。我绘画;他照相。”父与子,从性情到创作,都迥然有别,相映成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周游列国 1. 流亡瑞士 在七月王朝的18年里,大仲马曾经多次出游,在欧洲和非洲不少国家留下他的足迹。他精力充沛而又工作勤勉,旅途中,白天尽兴地游览交际,晚上总要记录下一天的见闻和感触,秉烛伏案,直至深夜。他每次出游都带回一卷乃至数卷游记。这些游记不仅有对当地风光古迹的描述,更穿插以小说笔法记叙的历史掌故和轶闻趣事,可谓别具一格。 1832年六月起义后,大仲马面临七月王朝当局迫害的危险,经友人敦劝,决定出国避避风头。《安东尼》正在演出,他不能久去,便选了距离最近的瑞士。在短短一个月行程中写成的《瑞士旅行印象记》里,不乏精彩的插曲。 一天,大仲马去乌里县城阿特道尔夫参观瑞士独立运动英雄威廉·特尔射苹果的遗址。据说,13世纪末,统治瑞士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派驻瑞士乌里县的执政官,为了考验瑞士人民是否驯顺,曾在阿特道尔夫广场一棵椴树下立一根竿子,竿头放一顶与哈布斯堡王朝旗帜色彩相同的帽子,强迫瑞士人对之敬礼。特尔路经此地,拒不敬礼。于是执政官便将他的儿子捉来,令其站在20步远的地方,头上置一苹果,让特尔用弓箭射那苹果。不想特尔一箭破的,挫败了敌人的毒计。大仲马身临遗址,景仰之余,不觉技痒,说道:“离开20步,用枪射击一个苹果该是不难的。”一位向导以为他在夸口。大仲马便抄起随身常带的一支短枪,从衣袋里掏出一枚面值一百苏的银币,宣称:“我若两枪不能击中这银币,今生今世再也不带这支短枪。”令在场的人惊叹不已的是,他两发两中。为此,瑞士山地向导行会的理事还颁发给他一纸证书。大仲马感到的喜悦,不亚于看到《安东尼》上演的成功。 只有在瑞士四县湖西北端的吕赛纳小城的世外桃源般的环境里,大仲马才得以同持敌对政见的夏多布里昂度过几小时平静的时光。这位顽固不化的保王党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七月革命后即自愿亡命瑞士,闭门谢客。大仲马过去在巴黎与他未曾有过个人交往,但对这位老人素怀敬意。这次,他不揣冒昧,登门拜访,却不料仆人回答他:“夏多布里昂先生刚刚出去喂母鸡了。”弄得大仲马莫明其妙。第二天,他终于得见夏多布里昂。身处异国,更念同胞之情,二人的态度都很友善。但毕竟是政见不同,难以深谈,主人便邀请大仲马一道去“喂母鸡”。原来所谓“喂母鸡”,便是到湖上的桥头,用面包屑投喂水中的鱼儿。夏多布里昂一边掰碎面包,一边不断兴叹。他说:他怀念巴黎,然而他不能回去;他不愿看见一个被宪章捆住手脚、同市井无赖握手寒暄的国王。但是他表示:如果正在罗亚尔河下游领导叛乱的前国王的儿媳贝利公爵夫人被捕的话,他将回国为她辩护。否则,他就继续留在瑞士喂他的“母鸡”。 事隔不久,大仲马又拜访了前荷兰王后、现圣勒公爵夫人奥尔丹斯。她是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同前夫所生,后来被拿破仑嫁给自己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路易于1810年退位后,她长居巴黎。波旁王室第二次复辟后,流寓瑞士。大仲马应邀去公爵夫人府吃晚饭。饭后,公爵夫人坐在钢琴前弹奏起来。她还唱了自己从前谱写的几支浪漫曲。大仲马请公爵夫人唱她创作的题为《你离别我去建功立业》的歌,公爵夫人本人已忘记那首歌词,而大仲马却记忆犹新: 你离别我而去…… 我悲伤的心到处追随着你的足迹…… 那是一支为即将出发参加瓦格拉姆大战的拿破仑皇帝唱的歌。缅怀往事,公爵夫人不禁潸然泪下……他们又谈到政治,谈到拿破仑家族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大仲马认为,如果哪位拿破仑家的后裔要重整天下,他必须结束流亡生活,回法国定居,并借助前皇帝在民众中的巨大声望,竞选议员,并进而争取议会中的大多数,利用他们废黜路易·菲力普,拥戴自己为国王……未来竟不幸为大仲马而言中。奥尔丹斯公爵夫人的一个儿子,后来就是大抵采用这一办法,登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宝座。 2. 异国的声望 从1835年到1842年,大仲马多次前往意大利,几乎每次都带着伊达·费里埃,而且有时一住就是一年半载。他对佛罗伦萨的熟悉,不亚于一个土生土长的佛罗伦萨人;他对罗马和那不勒斯的人情地理也了如指掌。不知为什么,教皇格列高利十六竟赏光接见了他。大仲马竭力要使教皇相信,他的《卡里古拉》可以为上帝争取到许多信徒。教皇也不加否定,只是随和地一笑。不过,教皇的款待并没有使意大利警察放松对大仲马的监视。鉴于法国当局通告大仲马是“煽动性作家”和“革命代理人”,大仲马经常都享有意大利警察部门免费提供的两名“保镖”。 对大仲马来说,在意大利度过的最得意的时光是以德里尼为首的一个法国剧团到佛罗伦萨演出的那些日子。德里尼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兼剧团经理,曾在巴黎成功地扮演过《理查·戴林顿》的主人公。这次他心血来潮,要把《理查·戴林顿》《安东尼》《奈尔塔》介绍给意大利观众。可是,法国保皇党报纸的蛊惑宣传,已使大仲马在欧洲一些保守政府心目中成为一名伤风败俗的作家。意大利检查机构不准上演这些戏。德里尼灵机一动,把剧名分别改为《野心》(又名《刽子手的儿子》)、 《情杀》和《被惩罚的奸淫》,剧作者则统统改为“欧仁·斯克里勃”——一位当时颇负盛名的法国喜剧家。检查机构于是不加追问就批准上演。心里明白的意大利观众,乐得在“斯克里勃”的名下一瞻大仲马戏剧的风采。这几出戏在意大利受到的喝彩,可与意大利人视为本民族骄傲的罗西尼的歌剧相比。 1838年,为写一出以德国为背景的话剧,大仲马和他的合作者瑞拉尔·德·奈瓦尔前往莱茵河地区旅行,考察风俗人情。奈瓦尔取道瑞士,大仲马取道比利时,二人相约到法兰克福会合。一年前获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勋章的大仲马,挂着绶带漫步在布鲁塞尔街头,到处都是围观和欢呼的人群。奈瓦尔后来不无嫉妒地说,大仲马很晚才抵达法兰克福,因为他一路上受到隆重的接待和盛情的挽留。 但是,大仲马在旅游方面最轰动一时的壮举,要算是1846年的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之行。 1846年夏季的一天,公共教育部长萨尔旺迪建议大仲马去法国刚刚征服的阿尔及利亚旅行一次,写一本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书,以增进法国人对这块新殖民地的了解。大仲马当即表示同意,只有一个条件:政府除资助10000法郎旅费以外,还须提供一艘军舰。这是王侯的待遇,不过部长还是许诺照办。第二天,蒙邦西埃公爵得知大仲马拟作此行,坚请大仲马首先绕道西班牙,参加订于10月11日在那里举行的他同西班牙公主的婚礼。大仲马也满口答应。就这样,10月3日,大仲马带着儿子小仲马、合作人马凯、画家布朗瑞,以及他会说五国语言的仆人保尔,向第一个目的地西班牙进发。 踏上西班牙的国土,大仲马才感受到自己在国外的声望已高到何等程度。在科尔都市的城门,海关人员听说他是《基督山伯爵》的作者,便把不检查他的行李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抵达马德里,蒙邦西埃公爵给予这一行人以盛大的欢迎;西班牙王室对大仲马加以格外的礼遇,并授以伊莎贝尔勋章 ;在卡托利克王后设的晚宴上,仲马高坐在主宾席大主教的身旁。 婚礼活动结束后,大仲马一行南下,于1月18日抵达加的斯港。在那里,以法兰西非常代表自命的大仲马,威风达到了顶点:他大摇大摆地穿过法国王家海军三桅战舰“迅捷号”的跳板,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应有尽有的礼仪。“迅捷号”渡海到了非洲,大仲马每到一个港口,必得登岸观光。当他的战舰以法兰西的名义向突尼斯发出21响礼炮的时候,大仲马想必真以为自己肩负着代表法兰西的重任了。据他说,他登岸时,突尼斯当局为他举行了数百人出席的盛宴。并且多亏他出面,突尼斯当局才释放两年前在法突战争中被俘而幸存的法国士兵。不过事实是:在 “迅捷号”抵港以前,突尼斯已经决定释放这批俘虏,而那“盛宴”,也是为获释的俘虏准备的。 大仲马于1847年1月初回到法国。他为这趟旅行付出的代价很大:自己赔进3万多法郎;两家报纸因他延误了交稿日期而对他提出控告;在议会里,他这次出游还受到两位议员的抨击。不过,这两位议员言词中带有人身攻击的成分,他们事后既不愿向大仲马道歉,又不敢同大仲马决斗。本来对大仲马就没有恶感的民众,反而增加了对他的同情。不消多时,大仲马记叙此行的《迅捷号》一书问世,更是争读一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重大的转折 1. 小说家的名衔 大仲马在1838年的比利时之行中受到热烈欢迎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比法两国领土毗连,许多比利时人都懂法语,他们通过前往比利时巡回演出的法国剧团,早已赏识了戏剧家大仲马的才华。可是,在思想保守的西班牙王国和地处北非的新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由于政治上、语言上或地理上的障碍,《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安东尼》和《奈尔塔》等名剧还不大为人所知,大仲马何以也获得如此崇高的礼遇呢? 原来在三四十年代之交,大仲马的文学创作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他已经不单纯是个戏剧家,而且同时是个小说家;正是他的不胫而走的小说作品,把他的声名远播于法兰西的国境之外。科尔都城门的那位西班牙海关人员对《基督山伯爵》作者表示的敬意,与其说属于戏剧家大仲马,莫如说属于小说家大仲马。 其实,大仲马的小说创作几乎是与戏剧创作同时开始的。还在1825年,他与人共写的第一部戏剧《狩猎与爱情》排演期间,他就写成了一部《现代小说集》,规模不大,只收了三个中篇:《波立厄的布朗施》《洛莱特》和《玛丽》。他写这种篇幅不长的小说,是受了两位贵族女作家的影响。杜拉夫人的《乌立克》、《爱杜瓦尔》和萨尔姆·迪克夫人的《一个多情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刚刚在读者中大受欢迎,大仲马看不出自己的小说会受到什么冷遇。可事实使他大失所望。他的小说集连出版人也找不到。一位出版家干脆对他说:“等你出了名,我就替你印。”大仲马咽不下这口气,决定自费印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叫瑟吉埃的印书人,答应替他印1000本,与他分担印刷费,每人出300法郎,卖书款先把瑟吉埃先生的300法郎还清,余款再由二人均分。谁知印出的1000本《现代小说集》只卖掉4本,收回10法郎。就这样,因为印了这本小说,瑟吉埃先生赔了290个法郎,而因为写了这本小说,大仲马赔了整300! 从1829年《亨利第三及其宫廷》首演到1858年《护林人》首演,大仲马的戏剧创作生涯绵延近30年。只消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从《亨利第三及其宫廷》首演到1832年《奈尔塔》问世是他戏剧创作的黄金时代。此后,他在戏剧领域里再未有过大的建树:1832年8月,他与阿尼赛合写的《流亡者的儿子》在圣马丁门剧院遭到彻底失败;1837年的《卡里古拉》也令人大失所望。一时间,“你真卡里古拉”成了“你真让人腻烦”的同义语。40年代上演的比较轰动的《红屋骑士》《基督山伯爵》等剧,不过是他自己的小说的翻版。 2. 阿尔希德·若里维 可是,就在大仲马的戏剧创作江河日下的时候,他的小说创作却蒸蒸日上。1832年瑞士之行归来后发表的《瑞士旅行印象记》,已经显露出他作为小说家的特殊才能。这部游记分成许多节,每一节都有标题,下面是题为《阿尔希德·若里维》的一节的梗概: 大仲马在吕赛纳城拜访过夏多布里昂,便前往登临瑞士中部里基高原海拔1797公尺的最高点。因为预料第二天将是观日出的难得的好天气,登山的人分外多,单在他下榻的那家山顶小客店里,就住下11个国家的27位游客。偏偏那天客店里备办的食物不多,店主人宣布晚餐无法敞开供应。饥肠辘辘的游客们好不沮丧。正在埋怨的当儿,从离客店50步远处传来阿尔卑斯高山牧场猎手的号声,那是店主人为增加游客的兴致而精心布置的节目。大仲马和旅伴们走出客店,谛听这美妙的牧歌。他忽然想到,这号声可能把迷失在山里的游人招来,使食物供应更紧张,于是把这想法告诉了身旁一个肥胖的英国人。却不料这英国人立即走去,粗暴地夺下牧人手中的猎号。然而为时已晚,黑暗中,一个人影儿已经循着号声蠕动过来。待他走到灯光下,大仲马一眼看出那是个身材高大的法国青年,巴黎旅行推销员的典型,歪戴着礼帽,蓄着络腮胡子,穿着绒布上装和哥萨克长裤。走到离人群大约10步远的地方,这旅行推销员像一名国民自卫军似的做了一个立定的姿势,一边喊到:“持枪!举枪致敬!”这个显然适于演喜剧的人物,就这样加入了面临饥荒的人群。他的名字叫阿尔希德·若里维。 开晚饭的时间到了,由于供应不足,若里维自告奋勇承担起均分食物的重任。轮到吃烤肉时,他把两只黑水鸡分成8份,加上20只肥云雀,一共28份,请在座的28个旅客每人任选一份。可是那肥胖的英国人竟独自拿了两份。任凭若里维怎样指责,他只装着不懂。 “啊!你不懂法语!”旅行推销员一边说着,一边搓成一个核桃大的面包团,放在拇指和食指之间。“你等着,我来对你说你们的语言:该死的!你是个馋鬼!”说着,他把手中的面包团径直扔到英国人的鼻子上。说时迟,那时快,英国人也伸手抓起一瓶酒,向若里维扔来。若里维像魔术师耍小软木球一样,在空中截住酒瓶。 “谢谢,绅士,尽管我现在饥饿甚于干渴,宁愿你还给我那份肥云雀而不是这瓶酒。我也不拒绝你敬给我的酒。”若里维从那酒瓶里斟了满满的一杯。 “但愿能同你换一个地方会一会,而且把酒瓶换成铅弹。”说完把酒一饮而尽。 “这将会使我感到莫大的满足。”英国人也举起一杯,喝个干净。 第二天黎明,观看了日出,鸟瞰了四乡的景色,大仲马一行便返回吕赛纳。约摸下午4点钟的光景,大仲马正在吩咐准备明日去斯坦斯塔特的船只,若里维走进他的房间。 “慢着,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知道,我还有一笔账要跟那英国绅士算哩。”若里维说道。 “见鬼!我以为你已经忘掉那场可笑的纠纷了呢。”大仲马回答。 “你听着,”若里维说罢,喝了一小杯樱桃酒,“我是个堂堂男子汉。我是不会跟一个孩子为难的;我不是个爱吵架的人,何况我也不会动武。这事情若发生在一个法国人身上,我会说:‘自己人,没什么。’可这次是发生在一个英国人身上啊,就是这些英国人,害死了我们的皇帝……去年在米兰,一个法国人借意大利人的钱,到期没还,惹得人家讥讽咱们法国人。恰巧第二天我到了米兰,听说此事,我便对那意大利人说:‘借你钱的法国人是我的朋友,他托我来还钱的,可我在路上耽误了两天,是我的错。喏,这就是他付给你的500法郎。’” “你的朋友后来把钱还你了没有?”大仲马问。 “我的朋友?不,我并不认识他。我失去了500法郎,可是法国人的名声保住了。”若里维说。 “你是个好样儿的!”大仲马赞许道。他再也没有理由去阻止若里维决斗,只好答应在决斗时做他这一方的证人。 “你希望选用哪种武器?”大仲马问。 “我既不会使枪也不会使剑,我摆弄得熟练一点儿的惟一武器是法尺,在这一方面,我可以同一杆公尺较量。”若里维回答。他很为自己巧妙地使用了发音相同的“公尺”和“大师”这对双关语而洋洋自得。 “你在决斗场上冷静吗?” “我没法回答:要是头脑不冷静,它活该开花;只是它将向前开花,这我可以担保。” 作为若里维一方的证人,大仲马前去与英国绅士商谈。那英国绅士正在花园里练习射击,他把封信用的面团粘在墙上,离25步远射击,几乎枪枪命中。见此情景,大仲马惟有暗暗祈祷明天抽签的结果是使剑而不是使枪。 第二天清早,决斗者和双方的证人如约来到一个舌形的小岛上。真糟!抽签的结果是使枪;决斗者两手各执一柄装有一枚铅弹的手枪,从各自的出发点相向前进,行进中自由射击。 证人击掌三次,相距50步远的决斗者们向对方走去。他们都很年轻,还可以活很多年。然而此刻他们却面对着死亡。在大仲马的心目中,前一天晚上那旅行推销员还仅仅是一个趣味庸俗、喜爱恶作剧的人,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朋友。只见他高昂着头,头发甩向后边,面部神情严肃,黑黑的眼睛勇敢地直视着对手。两个决斗者相距只有20步了,英国人开了第一枪。有什么东西像云朵一样飘过若里维的额上,但他继续走着。相距15步时,英国人开了第二枪,便伫候不动。若里维踉跄了一下,然而他继续前进。他终于在离对方两米远的地方站住了;但是他认为还不够近,向前跨了一步,又跨了一步。这情景简直让大仲马目不忍睹。 “阿尔希德!”大仲马向他喊道,“你难道要杀害一个人吗?朝天上开枪,朝天上开枪!” “你说得倒轻巧,”旅行推销员说着,敞开他的礼服,指着鲜血淋漓的胸膛:“反正你的腹部没有两粒子弹。” 说罢,他伸出手臂,把枪口贴着对手的脑袋,把那英国人打得脑浆迸流。 “我想我是够本了,”他坐在一座毁坏了的方尖碑的碎石上说:“至少我把害死我的皇帝的英国强盗杀掉了一个!” 在大仲马的笔下,这个法国旅行推销员的庸俗而又壮烈的性格被表现得多么生动鲜明,这出犹如儿戏而又令人惨不忍睹的决斗,被描写得多么真实而又富有浪漫气息!从塑造人物和调度情节的手法来看,这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小说,而且是出自高明的小说家之手的小说。 3. 转折之由 不过,大仲马作为小说家是以长篇历史小说蔚为特色的。他走上这条道路,并取得惊人的成就,除了个人的特殊才具以外,也得益于几种客观因素。 古老的法兰西,在持续约1000年的封建统治下,历史车轮似乎已经停滞不动。突然,1789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从此,在短短数十年间,接连出现了拿破仑帝国,第一次复辟王朝,拿破仑“百日”复位,第二次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政体的频繁更迭,加强了人们对历史运动的前所未有的感觉,激发起他们对历史的强烈兴趣。于是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产生了浪漫主义历史剧。但戏剧舞台毕竟有其局限性。当它逐渐失去观众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转向天地更广阔、形式更自由的长篇历史小说。此其一。 其次是受英国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的启发。这位历史小说的首创者,善于选择适当的历史背景,把自己塑造的人物同这背景巧妙地揉合起来,从1814年到1831年写作了有关苏格兰历史、英国历史以及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历史的大量历史小说。这些历史小说一经问世,很快就流传到拉芒什海峡彼岸的法国。二三十年代,司各特的《威佛利》《艾凡赫》《昆丁·达威尔》等杰作在法国是时髦读物。其结果是,一批有才华的法国作家,特别是浪漫主义作家,群起仿效。1826年维尼发表了《散·马尔》,1829年巴尔扎克和梅里美先后发表了《最后一个舒昂党人》和《查理第九时代的轶事》,1831年雨果发表了《巴黎圣母院》。大仲马起步较晚,却是产量最高、最为一般民众喜爱的一位历史小说家。 推动大仲马写作卷帙浩繁的巨型历史小说的第三股力量,是以连载小说招徕读者的报刊对此类小说作品的大量而迫切的需求。“未完待续”这个字眼,是维隆博士在1829年发明并且首先在《巴黎杂志》上使用的。但是报纸上利用连载的形式发表小说,则是在1836年,伴随着季拉尔丹的《新闻报》和杜塔克的《世纪报》的创刊而开始的。最初登载些短篇和中篇小说。为了长期吸引订户,这两家报纸很快就转而热衷于长篇历史小说。稿酬十分优厚。许多大作家,包括巴尔扎克在内,都乐意为它们撰稿。可是报馆主人对他们敬而远之。因为报纸每天给连载小说的篇幅很有限,以巴尔扎克的写法,读者在结识主人公之前,得先花两天功夫了解住宅的外貌,再花两天功夫了解室内的陈设,又花两天功夫了解主人公的服饰,有这种耐心的读者是为数不多的。而大仲马却成为《新闻报》《世纪报》争相约稿的对象,因为他掌握了连载小说的诀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小说“一开始就是情节,无须做升堂入室的准备,先让人物出场再对他们加以议论,而不是先对他们大加议论再让他们出场。”此外,他的小说富有精彩的对话和戏剧性的动作,足以使读者感到生动活泼。他还善于为每一章安排一个精彩的结尾,以激起读者急急“欲知下回分解”的悬念——这是他作为戏剧家早已熟稔的招数。 大仲马为《世纪报》和《新闻报》写小说是由中短篇写起的。1838年5月3日到6月23日,《世纪报》因为连载了他的中篇小说《保尔船长》,三周内增加了5000个订户。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为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而斗争的科西嘉青年保尔·若内斯的形象。保尔是一位侯爵夫人的私生子,因小时被母亲遗弃,对贵族偏见深恶痛绝,最后重新获得母亲的爱。1839年8月31日至9月3日发表的短篇小说《残酷的皮埃尔》也颇受欢迎。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正直而又勇敢的平民出身的人,怎样敢于冒犯国王,而最终赢得了国王的尊重。 不过,这些中、短篇小说只是大仲马的试笔之作。他的雄心壮志,是用小说的形式再现几百年来充满风云变幻的法国历史。而要达到这样宏伟的目标,作品必须有宏伟的规模。经过多次成功的试探以后,大仲马开始投入规模浩大的长篇小说的写作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历史小说的开端 1. 合作伙伴 大仲马写的关于法国历史的长篇小说,按所反映的年代,主要包括:以16世纪宗教战争为背景的三部曲《玛尔戈王后》(1845)、《孟梭罗夫人》(1846)和《四十五卫士》(1847—1848);以17世纪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为背景的三部曲《三个火枪手》(1844)及其续篇《二十年后》(1845)和《布拉日罗纳子爵》(1848—1850);以18世纪奥尔良公爵菲力普摄政时期为背景的《达芒塔尔骑士》(1842)和以路易十五亲政时期为背景的《克莱弗的奥兰普》(1852);以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兆为背景的总题为《一个医生的回忆》的一组小说《约瑟夫·巴尔萨莫》(1849),《王后的项链》(1849—1850)、《昂日·皮图》(1851)和《沙尔尼伯爵夫人》(1852—1855)以及独立的《红屋骑士》(1845—1846);以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动乱为背景的《白党与蓝党》(1867—1868)、《耶户的同伙们》(1857);以复辟王朝为背景的《巴黎的莫希坎人》(1854—1855);以七月王朝为背景的《马什库尔的母狼》(1858);……这一系列长篇小说,以野史演义的形式,勾勒了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法国历史,多达上百卷,长达上千万的字数,其规模之宏伟,可谓法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大仲马的这根长篇历史小说的链条,是从中间的一个环节——《达芒塔尔骑士》造起的。1842年,是这部小说发表的一年,也是大仲马作为历史小说家出现于文坛的一年。 我们前面提到过瑞拉尔·德·奈瓦尔。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后来的名气并不小,并且在法国文学史上有他自己独立占有的一页。但在他文学生涯的前期,他在戏剧创作上却是靠同大仲马合作起家的。《皮基洛》《炼金术士》《莱奥·布卡尔》三出戏就是他们合作的具体成果。当然,在这类合作中,扯皮的事是难免的,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下面是《莱奥·布卡尔》上演后,奈瓦尔写给第三者的一封信的片断: 我远不是在责怪我的合作者仲马,不过他本来也许是可以把《莱奥·布卡尔》的赠券全部给我的,因为演出《炼金术士》的时候,他一张赠券也没有给我。这些问题是如此微妙,几乎连提也没法提,即便是通过第三者,何况在合作写东西这种事情上,总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每个人都过多地估计自己所做的那部分工作。例如《皮基诺》这出戏,仲马坚持说他写了三分之二,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我还是把整个剧本都让给了他。不错,他替我付过我们从法兰克福回来的旅费,但《炼金术士》演出时,他额外领了5000法郎。此外,我从来没有向他提过,他动身去意大利的时候,我给过他500法郎。…… 尽管如此,奈瓦尔不能不对大仲马的文学才能心悦诚服。他并且把自己的一位好友介绍给大仲马,从而为小说家大仲马找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合作者。此人就是奥古斯特·马凯。 马凯生于1813年。他是一个富有的工业家的儿子。20岁那年,加入了一个小小的反古典主义的文学团体,在这个团体里结识了奈瓦尔。马凯在查理曼中学担任代课的历史教员,他酷爱历史和文学,是个在书堆中讨生活的书蛀虫,然而他对执教鞭不感兴趣,希望另谋职业。他蓄着火枪手式的短髭,举止潇洒。在记述西班牙之行的《从巴黎到加的斯》这部游记中,大仲马把他描绘成一个“用禁欲主义精神”来驯服自己的本能活动的意志坚强的人,一个耿直得几乎有一点呆板的人,一个“熟悉各种体育运动,对一切需要毅力、冷静和勇敢的事情都能胜任”的人。马凯很快就赢得了小团体里的同伴们的喜爱,并在1836年被介绍到《费加罗报》去工作。 马凯缺乏文学气质,他写的剧本屡遭剧院拒绝。1838年,他把自己所写的三幕剧《狂欢节之夜》送给文艺复兴剧院的经理昂泰诺尔·若里,后者的评语是:“写得不错,但不适于上演。”不知气馁的马凯又把手稿拿给奈瓦尔,奈瓦尔征得马凯的同意,便去请大仲马修改。大仲马诊断:“有一幕半很好,有一幕半须重写。”大仲马文债累累,但既然朋友需要,他总能挤出时间的。1838年11月29日,奈瓦尔给马凯写信道: 仲马已经把剧本全盘重写了一遍,当然,是在你的原作的思想基础上,将署上你的名字。剧本已被接受,大家都很喜欢,即将上演。就是这样……再见。我明天要约你见面,好把你介绍给仲马…… 多亏大仲马的合作,奥古斯特·马凯在25岁时名字就登上了海报。经由大仲马重写的《狂欢节之夜》改名为《巴蒂尔德》,于1839年1月4日在文艺复兴剧院举行了首演。 2. 匠心独运 两年以后,马凯写了一部小说,题为《老好人布瓦》。他把手稿交给出版商杜蒙。杜蒙很欣赏那故事,只觉得写的过于简短、单薄了些。 “不能把它扩充到两卷或者三卷吗?”他问道。可是,谁能胜任其事呢?马凯受了当年《巴蒂尔德》成功的鼓舞,自然想到大仲马。于是手稿又到了大仲马的案头。“你打算付多少钱给这部作品的作者?”仲马读罢手稿,问出版商杜蒙。 “三四百法郎。”杜蒙回答。 “作者愿意让我修改,你肯再出2000法郎吗?”大仲马追问道。 杜蒙接受了这个条件。大仲马立即动笔——他也很喜爱马凯所选的题材——不消多久,一卷的《老好人布瓦》被改写成了长达四卷的《达芒塔尔骑士》。 历史癖很重的奥古斯特·马凯,原稿是建在一桩极富于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基础上的。那是1715年发生在法国的一桩国际性的政治阴谋,史称“瑟拉玛尔密谋”。那年,国王路易十四驾崩,他的曾孙,年方5岁的路易十五继承王位,由堂叔奥尔良公爵菲力普担任摄政,开始了所谓 “摄政”时代。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力普第五是路易十四的孙子。为了瓦解英法联盟,让法国与西班牙结盟,他一心想取代奥尔良公爵菲力普,充当法国的摄政。在西班牙为他执掌外交事务的意大利主教乔里奥·阿尔贝洛尼心领神会,下令给西班牙驻法国大使瑟拉玛尔亲王,让他密谋将奥尔良公爵菲力普劫持到西班牙。奥尔良公爵菲力普摄政后,采取了一些对大封建主不利的措施,引起他们的不满,瑟拉玛尔密谋在他们当中不乏响应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梅纳公爵夫妇。梅纳公爵是路易十四和他的情妇蒙特斯邦夫人的儿子。奥尔良公爵菲力普摄政后取消了路易十四在遗嘱中赋予他的大部分特权,因此他对奥尔良公爵菲力普怀恨在心,尽管后者是他的妹夫。但是劫持事件由于失密而流产,瑟拉玛尔应召回国。在法、西两国一场短短的交战以后,西班牙被迫将阿尔贝洛尼遣回意大利。瑟拉玛尔事件以彻底失败告终。奥古斯特·马凯是通过一个名叫布瓦的老好人的眼光来反映瑟拉玛尔事件的,布瓦卷入了这一事件,但并不真正了解它是怎么回事。马凯非常忠实于史实,连布瓦也是实有其人,此人还有一部很有趣的日记流传后世。 浪漫派大作家拉马丁有一天问大仲马:“我的《吉伦特党人的故事》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何在呢?” 大仲马答道:“原因就在于你把历史升华到小说的高度。” “把历史升华到小说的高度”。大仲马在“扩充”马凯的《老好人布瓦》时正是这样做的。马凯太拘泥于历史真实了。他的原著拥有史料结构成的骨骼,但是缺少想像产生出的血肉,而大仲马替他弥补的正是这一重大缺陷。马凯原著中的布瓦这个人物还保留着,不过已经是偶尔出场的次要人物,正像书名的更改所表明的,取而代之的是大仲马匠心独运塑造出的人物达芒塔尔骑士。这位年轻英俊的贵族武士,在劫持奥尔良公爵菲力普的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他又热恋着毗邻而居的美丽孤女巴蒂尔德。为了接近巴蒂尔德,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妙计,请巴蒂尔德的监护人布瓦替他誊写劫持计划。谁知布瓦是个谨小慎微的本分人,把这计划报告给奥尔良公爵的心腹、为奥尔良公爵制订外交政策的杜瓦主教。杜瓦主教采取果断措施,一举挫败了瑟拉玛尔的密谋。达芒塔尔骑士落入法网,但是在巴蒂尔德的营救下得到赦免,因为巴蒂尔德的父亲曾经是奥尔良公爵的救命恩人。她发誓,如果达芒塔尔骑士被处死,她就一死殉情。获释的达芒塔尔骑士终于同心爱的姑娘结成良缘。通过达芒塔尔骑士这个人物的设置,大仲马像一个高明的象棋大师,一着而变化了全局,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阴谋与爱情交织在一起。除了增加了达芒塔尔骑士爱情故事情趣横生的描述,经过大仲马的精细刻画,奥尔良公爵菲力普、杜瓦主教、梅纳公爵夫妇的形象也都格外鲜明生动。大仲马对梅纳公爵宫廷内幕的描写尤其成功,公爵夫人在那里运筹一切,在她的周围聚集着形形色色的政客和文人。在这部作品中,历史和小说两种因素达到了密切的溶合和高度的平衡。对于转向历史小说创作的大仲马来说,无疑是一个出色的开端。 如果《达芒塔尔骑士》当年首先由出版商杜蒙印行,看来由大仲马和马凯共同署名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大仲马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而杜蒙也觉得未尝不可。但是,在这部小说印成单行本以前,《新闻报》的经理爱弥尔·德·季拉尔丹便插手进来。他要购买《达芒塔尔骑士》在《新闻报》上先行连载的权利。鬼精灵的季拉尔丹本人也是文学里手,可他首先是个生意人。是他,首先对马凯参与署名提出了异议。他斩钉截铁地说:“一部连载小说由亚历山大·仲马署名,每行值三法郎;由仲马和马凯署名,每行三十苏。”说起歪道理来,他还振振有词:“我没有时间读稿子。若是仲马或者欧仁·苏写的,哪怕是他们让别人代写些无稽之谈,公众凭着招牌也会把它当作杰作。胃口是认厨房的,只要你说是那个厨房里做出来的菜,它怎么吃都香!” 一法郎折合20苏。多署马凯一个名字,作品的价值就陡落一半,经济上的损失不难计算。明摆着名和利不能兼得,马凯同意由大仲马一人署名。结果马凯单从报纸连载《达芒塔尔骑士》就获得8000法郎。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不过,这样就开了一个既卖文又卖名的先例。日后马凯对此不无怨言。可眼下他却心满意足。若没有仲马合作,他的《老好人布瓦》能否卖一个苏,都还成问题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三个火枪手》 1. 火枪手们的灵魂 《达芒塔尔骑士》使大仲马在历史小说领域里初露锋芒。不久,他又取得一次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功,那就是1844年《三个火枪手》的发表。 1610年,亨利第四国王遇刺而死,9岁的路易十三临朝。乘王权削弱,封建显贵纷起反叛,南方新教徒在英国支持下掀起的分裂运动对国家的统一损害尤大。1624年红衣主教黎世留上台执政,在荡平内乱、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做出很大成绩,围攻和占领新教徒的重要据点拉罗舍尔城是其中一个壮举。《三个火枪手》的故事就是从红衣主教黎世留当上路易十三朝廷首相的第二年——1625年写起,以拉罗舍尔围城战的胜利而告结束的。 小说题名《三个火枪手》,而实际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火枪手却有四个。他们都是世家子弟。高大的阿多斯因为不幸同一名叫米莱狄的坏女人结婚,弄得倾家荡产,于绝望中参加了火枪队;爱虚荣的波尔朵斯出于好胜心而成为火枪手;矢志做一名教士的阿拉密斯则是为了领略一番风流韵事而当了“临时火枪手”。没落贵族子弟达塔尼昂雄心勃勃,然而以他的地位也只有替统治阶级当差做火枪手这一条出路。不打不相识,他初到巴黎,就在一次战斗中与阿多斯等三人结为至友。不久,达塔尼昂偶然得罪了红衣主教黎世留的密探米莱狄,从此米莱狄到处寻着他们报仇。又因达塔尼昂爱上了王后安娜·德·奥地利的忠心侍女波那雪太太,他和三伙伴也开始为王后全力效劳。 安娜王后与英国首相柏京汉公爵相爱,赠公爵一条十二颗金刚钻串成的坠子作为信物。黎世留主教闻知此事,建议国王路易十三要王后在宫廷下次舞会时务必带上这条坠子,企图以此毁掉王后,破坏王后与英国首相的勾结,也间接地削弱国王路易十三。 为挫败黎世留主教的计谋,达塔尼昂及其三伙伴在波那雪太太帮助下赶往英国,向伯京汉公爵讨取坠子。三伙伴在途中先后中了黎世留主教手下人的明枪暗箭,达塔尼昂独自完成了任务。但黎世留主教派去的米莱狄也连连得手,让人刺死了伯京汉公爵、毒死了波那雪太太。最后达塔尼昂等终于捉住了米莱狄,经过审判处以死刑。老谋深算的黎世留主教十分气恼,可他还是把达塔尼昂提升为火枪队的副官。 失去了英国人支持的新教徒堡垒拉罗舍尔城投降以后,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都退出了火枪队,前者娶了个富有的贵妇人,后者进修道院做了修士,唯有阿多斯留在达塔尼昂部下做火枪手,直到1631年才离开火枪队。 自从《三个火枪手》问世以来,法国国内外无数版本都毫无例外地印着“大仲马著”的字样。实际上,大仲马并不是这部小说的惟一作者。奥古斯特·马凯也参加了这部小说的写作。而且据马凯本人说:“凭着年轻人的热情,甚至在还没有商定提纲之前,我就开始写了头几卷。富有经验和才华的仲马成功地参与其事。最后我们共同完成。……”事实也确实如此。所以法国著名的文学史家阿尔贝·蒂波岱竭力主张将这部小说的作者署名为“仲马—马凯”。持这种主张的不乏其人。 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写作期间给马凯的许多信件,也证明马凯在小说的执笔过程中挑了相当重的担子,例如其中一封信写道:“我亲爱的朋友,在你执笔的下一章里,我们需要让答应替达塔尼昂去打听情况的阿拉密斯告诉达塔尼昂:波那雪太太在哪个修道院里,她在那里做什么,王后对她如何加以保护。……” 但是这些信件又恰恰证明:大仲马除了自己执笔以外,还对参与执笔的马凯给以十分具体、细致的指导,他是整个作品的总设计师。 不过对《三个火枪手》作出贡献的还不止大仲马和马凯。关于这个问题,也许要算法国研究家昂利·德·阿尔梅拉说得最全面了。他在题为《亚历山大·仲马和〈三个火枪手〉》的专著中指出:“三位才能大相径庭的作家共同写出了这部小说:伽蒂安·德·库尔蒂茨制订了梗概和情节;马凯拟写了草稿甚至可以说是初稿,仲马赋予它生动的叙述、对话、风格和生命。”这段话不仅恰如其分地估量了大仲马和马凯在《三个火枪手》的创作中分别扮演的角色,而且给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素材提供者库尔蒂茨一个应得的位置。 库尔蒂茨是何许人?他生活在17、18世纪之交,是一位中篇小说作家,本人也是个达塔尼昂式的人物。1700年和1704年,德国科隆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先后出版了他的《国王第一火枪队副队官达塔尼昂回忆录》。他声言这是火枪手达塔尼昂回忆录的真迹,只是由他稍加整理。这是假托之词,但是看来他也的确到过达塔尼昂所在的火枪队,搜集到大量回忆录材料。他在这部作品中谈到的王后安娜·德·奥地利、国王路易十三及其大臣们的许多事都不乏历史依据。对路易十三时代社会风俗的写照也简明真切。 2. 三个跳板 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的序言中宣称:“将近一年以前,为了编写一部路易十四的历史,我曾到王室图书馆搜寻过资料,在无意中见到一部名叫《达塔尼昂回忆录》的书,那是阿姆斯特丹的红石书店排印的”,“我们今天把这部珍贵的原稿的第一部分献给读者们,替它题上一个适当的名字”。这当然并非实情,却也道出某些事实。马赛市图书馆的一张卡片证明,大仲马确曾在1843年从该馆借走库尔蒂茨所著《达塔尼昂回忆录》一部,而且再未归还。另外,小说《三个火枪手》确实从库尔蒂茨的这部书中借用了许多人物和情节。 《三个火枪手》中的达塔尼昂及其三伙伴,以及火枪队队官特来维勒、波那雪太太、米莱狄,都取自库尔蒂茨的《国王第一火枪队副队官达塔尼昂回忆录》。据考,这些人物都有实在的原型:达塔尼昂本名吕皮阿克,原是平民,因其兄在国王的火枪队卓有功勋,光耀了门庭,故而取得贵族身份,改姓达塔尼昂。1640年他也参加了火枪队,担任过火枪队队官、王室鸟禽和猎犬总管及里尔城军事长官,曾受命去英国同克伦威尔打过交道,后又执行过逮捕财政总监富凯的重任。1673年行将接受元帅权杖时死于对荷战争。阿多斯等三伙伴原是表兄弟,也都于1640年前后成为火枪手,库尔蒂茨把他们写成了亲兄弟。 但大仲马并不是照搬库尔蒂茨书中的人物,他把达塔尼昂及其三伙伴改成来自法国四个方向的好朋友,通过他们构成了整个法兰西的缩影;他让他们提前大约15年加入国王的火枪队,使他们得以经历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富于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在库尔蒂茨的笔下,达塔尼昂初抵巴黎认识的那个连姓名也没有提到的极次要的人物——小酒馆老板娘,在《三个火枪手》中变成了招人喜爱的波那雪太太,为小说增添了许多曲折动人的故事,简直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米莱狄这个人物形象的变化更加明显,在库尔蒂茨的书里,她不过是个不安分的女人。而在大仲马的笔下,她不啻是“女人比男人更凶残”的典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库尔蒂茨所写的米莱狄的故事,同小酒馆老板娘的故事一样,都只限于谈情说爱,而大仲马却把它们大大展开,融汇到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重大题材中去。正因为大仲马表现出他择取、变化和升华前人素材的卓越才能,所以连给库尔蒂茨新版的《达塔尼昂回忆录》作注释的瑞拉尔·戛雅,也认为库尔蒂茨只不过给写作《三个火枪手》的大仲马提供了实现“巨大飞跃”的一个“跳板”。 还有两个“跳板”是不应埋没的。有个叫皮埃尔·德·拉波尔特的,是王后安娜·德·奥地利的持衣侍从,为王后给好几个敌对国家的王公传递密信的心腹使者,后来成了路易十四的第一侍从。此人在回忆录中叙述了黎世留首相和路易十三绑架安娜·德·奥地利王后的侍从、迫害她的梳妆女官的事。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里把这二人的遭遇安到了波那雪两口子头上。七月王朝时代当过省长的罗德莱在其《查理第九、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摄政和路易十五时代的政治和爱情阴谋》一书中说到王后安娜·德·奥地利曾赠英国伯京汉公爵一条金刚钻坠子作为爱情信物,黎世留曾计划以此事陷害之。这段多少带有史实性质的记载,成了《三个火枪手》的故事得以展开的一条重要线索。 3. 挂在钉子上的小说 从直接或间接的史料中吸取素材,是写历史小说的一项基本功。但是优秀的历史小说家必须有丰富的想像,以弥补史料的不足。主要人物齐全了,还须补充次要人物。基本情节有了,还须补充细节。特别是要让人物、言语、行动栩栩如生。在这些方面,大仲马都有非凡的才能。在《三个火枪手》中,他凭想像创造出的一些人物,如达塔尼昂及其三个伙伴每人配备的一名跟班,无不特色鲜明,令人久久难忘。正如法国评论家彭马丹所赞叹的:“多么兴味盎然的对话!人物活灵活现。让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阿多斯的跟班格力磨形象的塑造经过,是能够表现大仲马这种过硬功夫的一个突出而又有趣的例子。 大仲马最初塑造的格力磨,是一个很别致的人物。他每一开言,总是片言只语,然而极其生动。究竟如何简短生动,已无原稿可查。但了解内情的记者欧仁·韦尔麦施后来模仿那种说话方式拟写的一段对话,可供参考: “您见过他吗?” “谁?” “他。” “谁?” “仲马。” “大仲马?” “是的。” “真棒!” “当然。” “真神!” “没错。” “真多产!” “没治啦!” 按照以行数付稿酬的规定,格力磨说一个字就可以给作家赚一行字的钱。但是,就在《三个火枪手》即将发表之时,《新闻报》和《世纪报》做出一项决定:凡不满半行字者将不付稿酬。报馆主人的斤斤计较激怒了大仲马。一天,《费加罗报》的老板奥古斯特·德·维勒麦桑去拜访大仲马,只见他正在把整页整页的文字删掉。“你在做什么,仲马?”维勒麦桑问。 “得啦,我把他杀了。”大仲马回答。 “把谁杀了?” “格力磨。……” 其实大仲马只是让格力磨用哑语式的动作代替了他原来的片言只语。——对戏剧家大仲马来说,这是同样轻而易举的事。格力磨没有死,而是换一种形式保持了他的特色。下面是格力磨对阿多斯主张到拉罗舍尔人的梭堡里去开秘密会议表示不解的一段: “我们往那儿去?”他打着手势问。 阿多斯指着梭堡给他瞧。 “不过,”不讲话的格力磨仍旧用手势表示意见,“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的骨头留在那儿啦。” 阿多斯抬起眼睛,伸出手指头儿指着天。 格力磨把手里的篮子搁到了地上,一面摇头一面往地上坐下来。 阿多斯从腰带上拔出了手枪,看了看引火是不是装得合适,然后扳着扳机,把枪口靠近了格力磨的耳朵。 格力磨如同被弹簧顶了一下似地立刻站了起来。 阿多斯对他做了个手势,教他提着篮子在最前头走。 格力磨服从了。他从这一场瞬息间演完的哑剧中所得到的,就是从断后转到了前锋。 大仲马写历史小说,旨趣主要不在于描摹历史。他曾坦坦荡荡地宣称:“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由于对历史本身缺乏精深的研究,他并不总能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例如在塑造黎世留红衣主教的形象时,他就囿于传统的偏见,一味把黎世留当作欺君弄权的奸臣来鞭挞,看不到他在实现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所起的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如前所述,大仲马在写作《三个火枪手》前下了不少功夫搜集史料,写作中又比较注意忠实于历史的基本面目。路易十三国王的意志薄弱和昏愦无能,黎世留作为封建权臣的老奸巨猾,黎世留主教与路易十三国王的矛盾,国王与王后的互不信任,新旧教徒的冲突,拉罗舍尔的围城战,……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小说对17世纪法国宫廷生活和社会风俗的描写虽不充分,却不无认识价值。 不过,《三个火枪手》着墨的重点毕竟是达塔尼昂及其三伙伴的奇遇故事,小说的魅力也几乎全在于此。只有白痴才会因为达塔尼昂等人替王后效劳而把他们一笔抹煞。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千千万万的读者,衷心喜爱大仲马笔下的这些既重侠义又重风流的英雄人物,在他们身上欣赏到17世纪法兰西人民特有的精神风貌。法国研究家伊波利特·帕里戈在其《亚历山大·大仲马》一书中对这几个人物形象的意义阐述得相当精辟: 达塔尼昂、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这四个英雄人物的魅力,在于一种强烈的法兰西情感,热烈的意志,贵族的伤感,有点儿徒然的强大,微妙多情的风雅,这一切把他们造成那个勇敢而又轻佻的法兰西的缩影,我们今天想见那种情景,还感到愉悦。…… 爱用手指抚摸短髭的正直的伽斯戈尼人达塔尼昂,有点儿罗曼蒂克的大个儿贵族阿多斯,神父们的潇洒的弟子阿拉密斯,隐瞒着自己宗教信仰和爱情的谨慎的波尔朵斯,这四位好友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东西南北。他们逍遥自在地完成了种种壮举。然而人们知道那需要多么巨大的毅力和精力!……在库尔蒂茨的《回忆录》中仅仅一笔带过的加莱之行,行动之神速,堪比意大利战役。当阿多斯自任法官审判罪恶累累的前妻的时候,我们既不会忘记军事法庭,也不会忘记革命法庭。如果说丹东和拿破仑是法兰西精神的倡导者,那么大仲马则是表现了这一精神的民族小说家。…… 《三个火枪手》的发表,不仅成为法国文坛的一件大事,而且成为法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人都在读《三个火枪手》,人人都在谈论达塔尼昂及其三伙伴的真实而又神奇的遭遇。人们把《三个火枪手》引起的轰动与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当年在英国引起的轰动相比,有一句流行话说明它的影响比《鲁滨逊飘流记》尤有过之,这句话是:“如果此刻在某个荒岛上有个鲁滨逊,他也在读《三个火枪手》。”大仲马真正成了毫不夸张的家喻户晓的作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基督山伯爵》 1. 新的尝试 从写作戏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开始,大仲马就热衷于法国历史题材。可是在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问世后,他却紧接着穿插进现代题材小说《基督山伯爵》的创作,这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在进行一场商业的竞争。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位与大仲马一样因写作连载小说闻名的作家,名叫欧仁·苏。此人早期受美国小说家弗尼莫尔·库柏的影响,发表了一些描写江洋大盗的小说,如《蝾螈》。以1841年的《玛蒂尔德》为开端,他改写社会风俗小说,1842至1843年在报纸连载的《巴黎的秘密》使他声名大噪。此后他又写了《流浪的犹太人》(1844—1845)和《人民的秘密》(1849—1856)等小说。但他给人最强烈印象的作品无疑是《巴黎的秘密》。这部小说以当代为背景,叙述贵族公子鲁道尔夫怎样在青年时代放荡不羁,后来为了弥补自身的罪过,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在巴黎社会各阶层中游历,在“堕落的灵魂中撒布善良的种子”。在这部小说中,欧仁·苏特别突出地描写了巴黎“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从而引起当时人对穷苦者的生活和命运的关注。《巴黎的秘密》发表后,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为作者带来10万法郎的稿酬。欧仁·苏的这一成就给他的同行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在揭示当代社会内幕的题材中,蕴藏着巨大的财富。于是出现了竞相效尤的热潮。 深深着迷于历史题材的大仲马,并没有步欧仁·苏后尘的打算。他是在出版家的推动下才走上这条道路的。那是1843年,大仲马旅游意大利归来不久,应出版商贝图恩和普隆的要求,他签了一个合同,预定为他们写一部8卷本的著作,题为《巴黎漫游印象》。按大仲马的本意,这将是一部怀古和考古性质的游记。但是在他业已动笔写作的时候,出版商们却说这与他们的意图不符,他们希望作家把眼光从过去移向现在,描写现实社会中的奇遇故事,只是其中的某些奇遇要以巴黎为背景。 “为欧仁·苏的成功而激动的头脑,也只能生出这样的计划来!”大仲马不屑地慨叹道。 不过大仲马并不拒绝作一次现代题材的尝试。他下定决心,不但要写,而且要写出不同于欧仁·苏的特色来。 2. 皮科的故事 像他往常写历史小说一样,大仲马首先去寻找真实的素材。他记起自己曾经浏览过一部记述真人真事的书,其中有个故事非常曲折动人,便借来重新细读。该书出版于1838年,作者为雅克·波歇,书名叫《从巴黎警察局路易十四时代至今的档案中摘录的回忆录》。波歇原是巴黎警察局的档案管理员,退休后,在记者艾弥尔·布施里以及拉摩特·隆贡男爵的协助下,将他在职期间摘抄的大量案情笔记加以整理,遂成这部6卷本的巨著。引起大仲马特别兴趣的那段记载,出自该书第5卷中题为《金刚石和复仇》的一章 。这里,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令人惊心动魄故事的梗概: 事情发生在1807年,那时,巴黎住着一个年轻的皮鞋匠,名叫弗朗索瓦·皮科。皮科虽穷,但相貌堂堂,新近刚同一个姑娘订婚。狂欢节的一天,他穿着节日的礼服来到他的朋友马蒂厄·卢比昂开的咖啡馆。卢比昂和他同乡,是尼姆城人,他嫉妒成性,见别人交了好运,总感到不是滋味。这天在咖啡馆里可巧还有三个尼姆人,都是卢比昂的邻居。见皮科穿得像新郎似的鲜亮,他们一齐拿他打趣。皮科喜不自禁地告诉他们,他果真要做新郎了,未婚妻玛格丽特·雅戈鲁是个孤女,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拥有一笔10万金法郎的财富!四个朋友听了,无不羡慕得眼红。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啊?”卢比昂假意关心地问。 “下星期二。”皮科笃定地回答。 喝得醉醺醺的皮科离开了咖啡馆。剩下的四个人七嘴八舌地谈起来。在他们看来,臭皮鞋匠实在不配有这样的好运道。 “我要使这婚礼到时举行不成!”喜欢恶作剧的卢比昂宣布。 “你有什么办法?”其他三个尼姆人问。 “警察分局局长就要到这里来。我要对他说,我怀疑皮科是英国人的间谍。皮科受到审问,一定大为惊慌。这样,他的婚礼至少就要推迟一个星期。”卢比昂胸有成竹地说。 1807年,正值拿破仑帝国时期。自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来,英国几乎一直是法国的头号敌人,它是历次反法联盟的主要组织者。1807年,第四次反法联盟建立不久,英法两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全面对抗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在这种形势下,向帝国当局揭发某人是英国间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三个尼姆人当中一个叫安东·阿吕的觉着于心不忍。 “这可是个损德的把戏啊。”阿吕说。 “没关系,狂欢节里是可以捉弄捉弄人的!”卢比昂和另外两个尼姆人都觉得这样做有趣得很。 卢比昂说做就做,当天就向警察分局局长打了小报告。偏偏那位局长是个轻信、莽撞而又小有野心的人。他认为能抓住这个英国间谍是显身手、出风头的良机,也不加调查核实,就写了一份报告呈交给拿破仑的亲信萨瓦利将军,即未来的帝国警察总监罗维戈公爵。当时旺岱地区由英国支持的保王党叛乱相当活跃。萨瓦利想:“毫无疑问,这个皮科一定是路易十八的一个秘密间谍!”于是可怜的皮科当夜被捉去,从此杳无音信。父母和未婚妻多方追寻,得不到半点线索。 漫漫7年过去。1814年,拿破仑帝国在第六次反法联盟的合击之下垮台了。一个犯人从费奈斯特莱尔堡监狱获释,他就是弗朗索瓦·皮科。7年铁窗生涯,把他折磨得憔悴不堪,与当年的皮鞋匠判若两人。在狱中,他曾尽心地照顾过一个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监禁的身患重病的意大利高级神职人员,此人感激皮科的一片赤诚,不但传授给他各种知识,而且在临终前指定他为自己财富的惟一继承人。出狱后,皮科首先按照此人的指示,前往意大利、荷兰、英国等地取得应继承的全部财产,共有800万法郎的动产,200万法郎的珠宝和300万法郎的黄金,还有大量各国钱币。皮科一变而为富豪。然后便化名约瑟夫·吕歇尔回到巴黎,在他从前的住处安顿下来。他装着随随便便的样子向人们询问:7年前突然失踪的皮鞋匠皮科究竟遇到了什么意外?有人告诉他:四个恶作剧的家伙开了一个玩笑,葬送了皮科,未婚妻雅戈鲁小姐认为皮科一准丧了命,在哀悼他整整两年之后,迫不得已,嫁给了带头肇事者——已经死了妻子的咖啡店老板卢比昂。皮科接着打听另外三个肇事者的姓名,有人对他说: “你可以去问一下叫安东·阿吕的人,这人现住尼姆城。” 皮科化装成意大利神父,连忙赶往尼姆,找到了开小饭馆的阿吕。他自称从费奈斯特莱尔堡监狱出来,受狱友皮科之托,来弄清究竟谁害皮科坐的牢。 “按照皮科的意愿,如果你把那些坏蛋的名字说出来,这颗金刚石就属于你了。”假神父边说边摆弄着一颗迎着灯光闪烁的金刚石。 金刚石使阿吕忘乎所以了,他不顾一切后果地回答: “告密的是卢比昂,帮凶是食品杂货商尚巴尔和制帽工人索拉利。” 皮科既已探出他的四个仇人,一连串不择手段的复仇活动就开始了。 几天后,卢比昂的咖啡馆雇用了一名叫普罗斯佩的侍者。此人生着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孔,穿着一身磨损了的旧衣裳,看上去有50岁的模样。他就是皮科新的化身。阿吕向他揭发出的另外两个尼姆人还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可是有一天,其中一个叫尚巴尔的没有露面。原来前一天他被人刺死于艺术桥上。当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只见插在他身上的那把匕首的把柄上挂着一张纸条,上写:第一号。 咖啡馆老板卢比昂的前妻撇下一子一女。女儿今年16岁,长得如花似玉。忽然有一个自称侯爵和百万富翁的纨袴子弟追求她,致使她怀了孕。卢比昂原谅了那浪荡子,并答应他娶自己的女儿。可是就在婚礼进行当中,新郎逃之夭夭。原来他既非侯爵,也非巨富,而是一个在逃的苦役犯。卢比昂的女儿只落得身败名裂。 祸不单行,几天后的一个星期日,一场神秘的大火又烧毁了卢比昂的店堂和住宅。卢比昂破产了,只有另一个老顾客尼姆人索拉利和侍者普罗斯佩还关心他。不过几天以后,索拉利被人毒死,在盖着他的尸体的黑布上,别着一张纸条,印有“第二号”的字样。 卢比昂的儿子欧仁是个意志薄弱的青年。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群坏人勾引了他,把他卷入一起盗窃案,被判20年监禁。卢比昂丧尽了名誉和财产。卢比昂夫人,起先是皮科的未婚妻玛格丽特,也在1820年痛苦地死去。普罗斯佩趁卢比昂穷途末路,向破了产的老板献出了自己的一点积蓄,不费力就买得卢比昂失去身价的女儿做了情妇。 接踵而来的灾祸,害得卢比昂简直要发疯了。然而皮科对他的报复还没有结束,一天傍晚,卢比昂正在士伊勒里公园的一条幽暗的小径上散步,一个蒙面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卢比昂,你还记得1807年吗?”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作孽的一年。” “作的什么孽?” “你难道不记得,出于嫉妒,你曾把你的朋友皮科投进牢房吗?” “啊!上帝惩罚得我……多严厉啊!” “不,不是上帝,是皮科。为了报仇,他刺死了尚巴尔,毒死了索拉利,烧毁了你的房子,带坏了你的儿子,让一个苦役犯做你女儿的丈夫……是的,在你的侍者普罗斯佩的身上,认一认皮科吧,不过这只能是在他放置‘第三号’纸条之时!” 皮科刺死了卢比昂。可是在他走出士伊勒里公园的时候,一只钢铁一样有力的手臂抓住了他,堵住他的嘴巴,把他拖到一个地窖里。 “怎么样,皮科?你花了10年时间来报复三个倒霉的人,……你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而我做了你的帮凶,因为是我把你遭受不幸的隐情出卖给了你。……我就是安东·阿吕!我远远地注视着你的犯罪活动。我终于明白了你是谁。我到巴黎来就是为了把一切都告诉卢比昂。魔鬼却让你比我先行了一分钟。” “我现在在哪里?”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是在一个既得不到援救又得不到怜悯的地方。” 一报还一报,皮科被野蛮地弄死了。阿吕逃往英国。1828年,阿吕重病垂危之际,把一位牧师请到他的病榻前,口述了这桩可怕奇遇的详情,并允许在他死后把记录寄给法国司法当局。 忏悔牧师遵循了阿吕的遗愿,这份珍贵的文献才得以存入巴黎警察局的档案。正是在那里,雅克·波歇读到了它。 嗅觉灵敏非凡的大仲马,断定“在这牡蛎的深处,有一颗珍珠。这是颗难看的珍珠,粗糙的珍珠,毫无价值的珍珠,等待着宝石工人琢磨的珍珠”。他决心承担起这宝石工人的任务。 不过大仲马起初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前档案管理员波歇提供的宝贵原材料。他最早制订的情节蓝图是这样的:住在罗马的一个自称贵族的人,给一位年轻的法国旅客帮了一个大忙,作为回报条件,他要求对方在他旅行巴黎的时候充当他的向导。他去巴黎旅行,表面上是为了访古览胜,实际上是为了复仇,因为在他年轻时,几个隐秘的仇人曾经坑害他,致使他蹲了十年冤狱。小说的主要部分就是复仇。 3. 背景——马赛 大仲马为写这部现代题材的小说所约定的合作者,是与他配合最默契的奥古斯特·马凯。他向马凯谈了自己的设想。马凯听了,直率地表示异议道: “我认为你忽略了主人公最有趣的生活阶段,也就是说,忽略了他同那位美貌姑娘的爱情,忽略了那些小人对他的出卖,忽略了他同那位意大利神职人员一起度过的10年狱中生活。舍弃了皮科故事中的这些吸引人的情节,值得吗?” “这一切我将采用回叙的方式。” “你总不能回叙4、5卷吧,而这些情节是足可写4、5卷的哩。” “对,马凯,看来你是对的:应该把原来就有吸引力的有趣过程叙述得更详细些,而且时间要经过漫长的10年。” “你要写的主人公还是皮鞋匠吗?” “不,他将是一个当兵的。——真见鬼,像我的父亲一样。” “把他写成海员不好吗?这样更富有浪漫意味。” “同意。不过,这样一来,他就应该住在一个港口。让我们安排他住在美妙的港城马赛,在马赛港外的伊夫堡监狱度过十年,你看如何?” 仲马是个乐于听取别人意见的人。只要你说得有理,他总能虚心接受。从那天傍晚到深夜,从深夜到第二天凌晨,他一边认真地考虑马凯的意见,一边修改写作计划。第二天,当马凯到来时,只见仲马刚刚完成的新写作计划已经把整个作品划分为三个部分:马赛——罗马——巴黎。 然而这计划也只是一个草稿。当天晚上,大仲马便和马凯一起制订出前5卷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将用一卷来展开情节,三卷写狱中生活,一卷写越狱和报答船主摩莱尔。其余部分虽然没有完全定下来,却也大致有了眉目。 大仲马虽然非常富有想像力,但是作为一个注重地方色彩的作家,他几乎从未写过一部背景是他没有到过的地方的小说和戏剧。“为了写《克里斯蒂娜》,我去过枫丹白露;为了写《亨利第三》,我去过布鲁阿;为了写《火枪手》,我去过布洛涅和贝图恩;为了写《基督山》,我重游了迦太兰村和伊夫堡。”他后来这样写道。 大仲马把主人公写成马赛人,从而让马赛成为他的这部新小说的重要背景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小说主人公“应该住在一个港口”,还出于作家本人对马赛这座“美妙的城市”的由衷喜爱。 大仲马第一次到马赛是1834年的事,那时,他已经是戏剧界的知名人物了。他由画家戈德弗洛阿做伴,在旅行法国南部的中途,从罗讷河口的马提格城乘双座四轮马车到达马赛。第二天,若瑟夫·梅利就到大使馆来看望他,给他做向导,带他遍游马赛的每一个角落。梅利,这个破产商的儿子,是个多产作家,不过流传下来的佳作寥寥。他比仲马大10岁,对仲马却怀着大师般的敬意。后来他写了一本题为《马赛和马赛人》的著作,就是专门提供给大仲马的。正是梅利,用自己对马赛的深挚的爱感染了大仲马。从1834年起,大仲马几乎每年都要到这个地中海岸边风光明媚的港城来小住。他已经把马赛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此刻,当大仲马挥笔写他的新小说时,港城马赛的景象历历如在眼前。他仿佛置身在马赛港码头的人群里,看到“埃及王”号远航归来;他仿佛走在繁华的卡尼般丽大街上,和小说主人公邓蒂斯擦肩而过;他仿佛坐在佛喜俱乐部里,船长摩莱尔就在他的邻座读着《信号台》周报;他仿佛到了里瑟夫酒家,目睹邓蒂斯在订婚宴席上意外被捕;他仿佛伫立在兰顿纽岛的灯塔脚下,只见押送邓蒂斯的小船向黑森森的伊夫堡驶去;……大仲马对马赛城的景物着墨并不多,然而由于作家对它怀着无比亲切的感情,他笔下烘托出的这座港城特有的气氛,使读者如临其境。 大仲马不但从马赛借用了环境背景,而且从马赛获得了这部新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法里亚长老。 那是大仲马初到马赛的时候。一天,在马赛港的码头上,船夫们争先恐后地向这位外地来客兜揽生意,要渡他去港口外的大海上参观神秘的伊夫堡。据他们介绍说:那本是古时的一个护港的碉堡,曾经改作监狱,关押过许多危险的犯人,其中有著名的戴铁面具的人、萨德侯爵、法利亚长老…… 戴铁面具的人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据说那是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因与路易十四有矛盾而被迫长年戴着铁面具。萨德侯爵对大仲马来说也不陌生。这是位在世时被视为秽淫作家的人物,一生中常和监狱打交道。但是—— “法利亚长老是谁呢?他怎么会被关进这石头监牢里去的?”大仲马好奇地问。 “不知道。不过,30年前伊夫堡的暗牢里确实关押过这么一位长老。”船夫回答。 大仲马转问梅利,这才了解到法利亚长老的近乎神奇的历史: 何塞·科斯塔迪奥·德·法利亚于1756年出生在靠近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领土果阿。15岁时,父亲带他经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辗转到达意大利的罗马,进神学院学习。1780年毕业,回里斯本,在王宫里做牧师。法利亚父子由于卷入果阿的一次政治密谋,事情败露,于1788年离开葡萄牙前往巴黎。 到巴黎的第二年,年轻的法利亚投身法国大革命,并且当上营指挥官。可是,人们不能原谅他过去为教会和宫廷效劳的历史。于是他到了法国南方的马赛。第一帝国时代,他在马赛中学任哲学教师,同时致力于动物磁性的研究,并且是马赛医学会的会员。因支持学生反对校长,他被调往尼姆,在那里,警察以他信仰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为罪名逮捕了他,把他装在铁笼里押回马赛,投进伊夫堡。 谁也说不清他在暗牢里度过了多少岁月,只知道1813年他又回到巴黎,在克里希街开了一个催眠诊疗室。只要交5法郎,就可以领受一次法利亚长老的催眠术。他无需药物,而是利用所谓“磁性现象”,通过捕捉和运动人身上的某种“超自然的电流”,起到催眠作用。崇尚时髦的巴黎人,对这种印度婆罗门已掌握了千百年的“新”医术狂热一时,法利亚长老简直应接不暇。“青铜色的神父”——因为法利亚长老生着青铜色的皮肤——成为轰动巴黎的能够创造奇迹的人。 可是法利亚长老的成就触恼了教会。神学家们断言催眠术是恶魔发出的“精神流质”活动的恶果,因此对法利亚长老大加诽谤。势力庞大的教会终于使他名声扫地,再也无人光顾克里希街的诊室。法利亚长老陷于贫困之中。他死于1819年。就在那一年,他发表了自己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论清醒的睡眠的由来——婆罗门、神学教授法利亚长老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 梅利的生动介绍唤起了大仲马的记忆。是的,在他少年时,确实听巴黎来的人说起过这位“青铜色的神父”。夏多布里昂曾亲眼见他用催眠术杀死一只黄雀。若把这样一个人物写进自己的小说,一定会增加读者的兴味。 于是法利亚长老代替了皮科故事中的那位同监的神职人员。不过大仲马对于生活中的原型,总要运用想像加以改造和夸张的。真实的法利亚是葡萄牙牧师,小说中的法利亚是意大利主教;真实的法利亚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小说中的法利亚是争取意大利统一的英雄;真实的法利亚只懂得神学和催眠术,小说中的法利亚博大精深,犹如百科全书;真实的法利亚死于贫困,小说中的法利亚遗下无数财宝…… 4. 书名的由来 大仲马和马凯开足了马力,新小说的写作在全速进行着。每天早上,马凯必须把前一天夜以继日写出来的一章放到大仲马的书案上。大仲马更忙,他不仅要赶写自己的负责的那一部分,还要修改马凯交来的稿子,完成统稿工作。预定连载这部小说的《辩论报》报馆主人已经多次登门索稿,小说的第一卷必须在10天内赶写出来。大仲马叮嘱马凯:“必须按期完成,咱们没日没夜地干吧!”盲目崇拜大仲马的报馆主人只承认大仲马亲笔写的文稿,而马凯细小紧凑的工整字体与大仲马的洒脱奔放的字体显然不同,为了满足报馆主人的癖好,只得把一个名叫维奥的人雇来把稿子重抄一遍。维奥是市井无赖,但有技之长——写得一手与大仲马的字体相似到可以乱真的书法。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大仲马来到马凯的书房。马凯正在笔记本、纸张和书籍的包围之中伏案疾书。放在案头的满满一杯咖啡已经凉了,他还没顾得喝。 “亲爱的马凯,报纸定在8月28日开始登我们的小说,日子快到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按时赶写出来。”大仲马说。 “我正不停手地干着哪!不过,要注意,我们还没有想出邓蒂斯逃出伊夫堡后叫什么名字。”马凯提醒他。 “我们这位主人公要像《三个火枪手》中的阿多斯那样,住在巴黎,住在离卢森堡公园不远的费洛街。他第一次在首都出现,用的是布沙尼长老的名字。这是爱德蒙·邓蒂斯逃出监狱以后用的假名之一。” “可是,他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名字。他非常富有,就让他叫萨昆公爵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吧。” “你说得对,必须有一个让人一下子就记住的不寻常的名字。我今天晚上想想这个问题。” 这天深夜,完成了一天的写作计划,大仲马凭窗眺望着夜色中鳞次栉比的房屋,陷入了联翩的遐想。他回忆起在马赛的海滩上同女演员艾丽萨·费利克斯·拉舍尔散步的甜蜜时光。由此,他又联想起一次海岛之行。 1842年春天,大仲马旅居意大利期间,拿破仑的弟弟、前威斯特法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请大仲马带他的儿子、19岁的拿破仑王子去爱尔巴岛旅行。这个昔日拿破仑皇帝的流放地,在他家族成员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一块圣地。 爱尔巴岛地处第勒尼安海上,隔皮昂比诺海峡与意大利西海岸相望。大仲马一行从里窝那登船,经过几小时暴风雨中的危险航程,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踏遍了爱尔巴岛,参观了拿破仑皇帝的所有遗迹,然后便到邻近的皮亚诺萨岛去打猎。那里盛产兔子和山鹑。从那里,他们远远望见一块圆锥状的岩石耸出海面,足有二、三百公尺之高。这巨岩引起大仲马的兴趣。 “噢!阁下,您要是到那里去打猎,才美呐!”给他们做向导的一个当地人指着那巨岩慨叹道。 “那里有什么野物?” “成群成群的野山羊。” “这得天独厚的小岛叫什么名字?” “基督山岛。” 可惜那小岛正在检疫隔离期间,大仲马只能提议乘船绕岛一周。 “绕一圈儿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拿破仑王子不解其意。 “为了纪念我有幸同您所作的这次旅行,我将给以后写的一部小说题名《基督山》。” “那么,我们就绕岛一周,等您的小说出版了,请把第一本寄给我!” “基督山”,如大仲马后来在小说中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富有宗教意味的名字”,将它赋予出狱后的神秘莫测的主人公,再合适不过。基督山伯爵便由此而得名。 波歇口授的皮鞋匠皮科的故事,只有31页,不到2万字。而大仲马据以写成的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有100万字,可以想像,为写成这部巨著,作家需要增设多少人物、情节和细节。 为了使皮科故事的思想意义得到升华,作家主要采取了三项点石成金的措施。 皮科的冤案发生在第一帝国时代。如果据实写来,就会给拿破仑对复辟势力和反法联盟的斗争抹黑。大仲马当然不肯这样做。他巧施妙计,把时间向后推移,让水手邓蒂斯蒙冤于复辟王朝时代。这样,这一件事就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成为对复辟王朝镇压人民的无情诉状,像一朵腾跃的浪花,反映了激荡于复辟王朝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政治波涛。 造成皮科冤案的是几个做小生意、小手艺的平民百姓,他们日后的社会地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皮科的复仇活动不过是对平民社会中鼠肚鸡肠的小人的报复。大仲马的高明之处,在于让邓蒂斯冤案的制造者们日后一个个爬到七月王朝资产阶级社会上层,分别成为金融、政治、司法界的显贵,从而把基督山伯爵对他们的惩罚升格为受压迫的下层人民对反动统治集团采取的实现社会正义的行动。 皮科诚然是一帮无赖汉恶作剧的受害者。但是,他对仇人们进行报复的手段之卑劣和恶毒,比那帮无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是他这个受害者反而转化为罪人。小说中的基督山伯爵则不然。他不是复仇狂。他赏善惩恶,态度鲜明。即使惩恶,也是既严厉又策略:他让爱金钱胜于生命的银行家邓格拉司在金融危机中一次次蚀本,直到彻底破产;他揭发自命高贵的马瑟夫伯爵叛卖希腊总督的丑史,使之身败名裂;他把 “铁面无私”的执法者维尔福作为通奸和杀人犯推上被告席。总的来说,基督山伯爵的复仇行动只给读者以大快人心之感,而很少有过火之嫌。这就使这一人物具有了令人喜爱的风采。 5. 虚实交融 作为大仲马最富有进步社会意义的作品,小说《基督山伯爵》在思想内容上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宣扬利用金钱的力量来赏善惩恶即是其一。基督山伯爵声称:“我用两种东西来达到我的希望——我的意志和我的金钱。”实际上,他能赏善惩恶,归根到底是仗着他有一座“比金山还值钱”的小山。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确有很大的魔力。但是要用金钱来纠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世道,却纯属幻想。资产阶级作家大仲马毕竟无法突破其世界观的局限。 但是,尽管如此,小说《基督山伯爵》通过主人公的赏善惩恶,反映了人民大众对七月王朝赏恶惩善的不平世道的愤懑,表达了他们对实现社会正义的渴望。再加上它有一连串出人意外而又入情入理、富有奇遇色彩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精彩情节。积极的思想内容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决定了它必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事实正是这样,从1846年8月28日到1848年1月15日,小说《基督山伯爵》在《辩论报》上断断续续地连载了136期,历时近一年半。在这一年半里,因之如痴如狂的读者何止千万!信件上从四面八方飞向巴黎的报馆,打听主人公以后的经历。近水楼台的巴黎读者甚至向印刷工人“行贿”,以便早一天探知刚付印的下期内容。《基督山伯爵》取得了法国连载小说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这是个富于想像的作家!”人们经常这样称赞大仲马。但是,最值得赞叹的应该是大仲马使想像与现实水乳交融的奇才。小说《基督山伯爵》大概是最雄辩的证明了。大仲马在这部小说里所想像出来的人物和事物是那样充满生命力,自从它们从大仲马的笔下涌现出来以后,人们就再难把它们和真实的人物和事物区分开来。 大仲马每次到马赛,下榻在旅馆里,总要显示一下他的手艺。他穿着雪白的衣裳,戴着草帽,走到码头去买一些鱼和蛤蜊,回到旅馆,径直走进厨房,挽起袖子来做一道最鲜美的鱼汤。 有一次,一个马赛人见他如此精于此道,竟问道: “是真的吗,仲马先生,邓蒂斯也会做这种鱼汤?” 大仲马回答得妙: “呦!就是他教我的呢!” 的确,许多马赛人诚心诚意地认为,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马赛人,是真在他们的城市里生活过的。而今,卡尼般丽干道已经吞蚀了米兰巷,现代化的建筑群已经取代了迦太兰村。在那以前,他们会向一个外来人认乎其真地介绍,米兰巷的某一处房屋里居住过邓蒂斯和他的老父,迦太兰村的某一间窝棚里居住过梅黛丝和她的老母…… 小说中关于伊夫堡监狱的描述,给船夫和向导们带来最大的好处。这里早已不再是一个可怕的所在了,但是船夫和向导们却还在极力渲染着它的阴森过去。他们把邓蒂斯的名字和真正在伊夫堡尝过铁窗风味的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掺和在一起,借以招徕游客。他们会领着参观者去瞻仰邓蒂斯和法利亚长老的囚室,并指着一个洞穴,说这就是他们挖掘的暗自来往的通道! 马赛这座公元前6世纪奠基的古城,2500年不乏历史的记载。然而,把这座城市的形象连同它的名字传播到世界人民心里,令人无法忘怀的,却是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马赛人毫不掩饰为此而感到自豪的心情。顺着俯视卡尼般丽街的小丘倾斜而下的那个街区里,有一条街名叫“基督山”,另一条街名叫“法利亚长老”,还有一条街名是“爱德蒙·邓蒂斯”。此犹不足,马赛人又把郊区的一条干道命名为“亚历山大·仲马林荫大道”。 世界上很少有哪一部文学作品,为作者赢得如此巨大的荣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高产的“奥秘” 1. 勤奋、天赋加精力 从历史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到现代剧《安东尼》,从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到现代小说《基督山伯爵》,从游记到各色文章 ,大仲马的文学作品到底有多少?很难说出一个确切可靠的数字。许多研究大仲马的专家都作过统计,但他们统计的结果很不一致。斯特洛夫斯基说有1384本;勒诺特尔说有300本;莫里亚克说仅小说就有500、600卷。格里奈尔提供的数字最为详细,据他说,按最齐全的一种十八开版本计算,大仲马的纯文学作品有:小说150部,300本;戏剧25本,其中包括57出正剧、3出悲剧、23出喜剧、4出歌舞剧和3出喜歌剧。 即使以勒诺特尔得出的最低限度的统计数字为准,大仲马作品之多,也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与同时代的大作家相比,不仅远远超过了斯汤达和梅里美,连素以多产著称的巴尔扎克和雨果也无法与之匹敌。 如此卷帙浩繁的著作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当我们寻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时,不能不首先看到大仲马在写作上的异常勤奋。 不错,大仲马是个兴趣广泛、生性好动的人。他活跃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场合。他经常在法国国内外游览、旅居。他几乎在不断地谈情说爱。他也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参加街垒战斗的机会。这一切显然会占去他的许多时间和精力。 但是,大仲马首先是一个热爱工作而又善于工作的作家。除了在革命的枪弹呼啸的日子里,他决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而稍稍耽搁自己的工作,即使是在最逍遥的旅游期间。 就拿1831年的勒阿弗尔之行来说吧,那年7月6日,大仲马离开了七月革命后一直处在政治动乱中的巴黎,想找一个幽静处休养一些日子。去哪里呢?去西部港城勒阿弗尔。他记得,1828年,为了修改《克里斯蒂娜》,他曾独自驱车朝勒阿弗尔方向驰去。正是在那条通向勒阿弗尔的公路上,一面领略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一面笔走龙蛇,把《克里斯蒂娜》彻底改写了一遍,使它从悲剧变为正剧。时隔三年,已经成为赫赫名人的亚历山大·仲马对昔日奋斗的苦况记忆犹新,他决定故地重游。 然而,他发现熙熙攘攘的港城勒阿弗尔也不是他理想之地,他打听这一带还有什么偏僻而又宜人的角落。人们告诉他:可由勒阿弗尔沿海岸南下,去一个叫特鲁维尔的滨海渔村。大仲马当即取海路前往,几小时后到达该地,只见图克河入海口右岸两排小山丘之间散落着几点渔舍,几个妇女和儿童在海滩上捡贻贝和海虾,左岸延伸着广阔的牧场——猎沙锥鸟的好地方。依山而居,面对无垠的大海,过河就能尽兴地打猎,哪里能找到比这更理想的所在呢?大仲马欣然住进奥丝莱大妈简陋的膳宿公寓。 大仲马此行由贝尔·克莱勃萨默尔做伴。让奥丝莱大妈迷惑不解的是,大仲马却订了两个房间,而且偏偏给自己挑了背向大海、面向荒山的那个房间。原来大仲马游玩时只管纵情地游玩,写作时却要绝对专心致志,他不愿让腥咸的海风,拍岸的涛声和缓缓移过的白帆魅惑自己。 请看一看他在特鲁维尔的一个多月里严格遵行的作息时间表吧: 日出——起床写作; 10时——吃第一顿饭; 11时——打猎; 2至4时——写作; 4至5时——游泳; 5时半——吃第二顿饭; 7至9时——散步; 9至11时或12时——写作。 即使在这样诱人的环境里休养,大仲马还要坚持每日闭门写作8小时。他的剧本《查理第二及其诸侯》就是在特鲁维尔完成的。大仲马后来在《新闻报》上发表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特鲁维尔小憩的情景,闻者纷纷前往一游,特鲁维尔遂成为著名的海水浴疗养地。可是,能像大仲马那样,在游乐的狂潮里还工作不懈的人,又有几许? 大仲马具有如此巨大的工作热情和毅力,是因为他有超乎常人的充沛精力。这也许同他祖传的优异体质不无关系。诗人泰奥多尔·德·邦维尔在其《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一天,大仲马心血来潮,带年幼的小仲马到蒙巴拿斯区去参加假面舞会,他装扮成一个马车夫,跳了整整一个通宵,其实岂止跳舞,他还像市集上卖艺的大力士那样,把女舞伴们高高举起来。回到家中,已是第二天早晨,他想脱下白色的皮套裤,但是汗水浸透了的皮套裤已经紧紧粘在他劳累得肿胀了的双腿上脱不下来,还是小仲马用一把小折刀把皮套裤割成碎皮,才把大仲马给解放出来。这时候,总该精疲力竭,躺下来大睡一觉了吧。可是不,大仲马精力犹足,他喝了一碗汤,便写将起来,直到傍晚方才搁笔。 “文思潮涌”,“运笔如飞”,“一泻千里”,人们经常用这些夸张的词语来形容那些写作迅捷的人。但把这些形容词用在大仲马身上,却失去了夸张的意味,因为他的确是如此神速。著名的讽刺小说家爱德蒙·阿布就是一个见证人。 那是1858年大仲马旅行马赛期间的事。一天深夜,大仲马和阿布看完戏一起回到旅馆,阿布已经困得几乎站着就睡着了,大仲马却精神得像足睡了一夜之后刚刚起身。不管三七二十一,大仲马把这位掉了魂儿似的伙伴死拉活扯到自己的房间里,点亮了两支新蜡烛: “你就睡在这里,老家伙!”大仲马幽默地说,其实那时阿布刚满30岁。“瞧我这已有55岁的人,马上就能写出三份,明天——不,今天就得邮走的连载小说。要是赶巧还剩一点时间,我就给蒙蒂尼编一出小戏,这出小戏在我脑子里已经转了很久啦。” 阿布以为大仲马这番话不过是笑谈,可是几小时过后,等他被冉冉升起的太阳唤醒,起得身来,却发现大仲马的卧室已经门窗大开,大仲马正在盥洗室里刮胡子,一边轻松愉快地哼着歌:三份连载小说片断已经捆好放在案头,一份给《祖国报》,一份给《大众日报》,一份给巴黎的另一家报纸;此外还有一个纸卷儿上写着蒙蒂尼的地址,那就是超额完成的短剧。 大仲马虽然热爱写作,说来可悲的是,他却在经常进行“强制劳动”。 就像苦役犯一样,如果他稍有懈怠,就会遭到监工的呵斥和鞭笞。不是吗?1847年西班牙和北非之行归来后,他就因为延误了应交给《新闻报》和《立宪报》的稿子而受到这两家报馆主人的起诉。原来大仲马两年前同这两家报馆订了一个合同,每年必须向这两家报馆各交9本小说。在法庭上,他请求《新闻报》的季拉尔丹和《立宪报》的维隆博士,看在他两年里已为他们写了大量作品,对他宽宏大量一些。 “三匹马,三个佣人,还要转乘火车,才勉强能够运去我的手稿,运回我的校样。请你们让学士院的全体院士在两年里写出同样数量的作品吧,尽管他们是40大员,也会感到为难的。”大仲马提醒道。 但报馆主人们是不讲人情的,他们只知道按合同办事。结果大仲马被判8个月中向两家报馆提供14本小说,并赔偿它们6000法郎的经济损失。 大仲马只得加倍卖力地服这种苦役。直到1851年8月,小仲马还在给女作家乔治·桑的一封信中嗟叹:“我的父亲依然被迫从事‘强制劳动’。” 2. 合作风云 不过,如果把大仲马数量惊人的文学成果都归功于他一个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必须看到除了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克里斯蒂娜》《安东尼》和少数几部小说,大仲马的作品几乎全部都不同程度地浸润着不具名的合作者的心血。 在大仲马的众多合作者中,值得提到的有:阿尼赛·布尔茹阿、瑞拉尔·德·奈瓦尔、弗雷德里克·加雅代、费力西安·马勒菲依、保尔·莫里斯、保尔·拉克鲁阿,特别是奥古斯特·马凯,他与大仲马合写的小说有18种之多,其中包括大仲马的所有小说名著。这些合作者,有的为大仲马查找文献资料,有的给大仲马提供故事蓝图,有的向大仲马贡献出作品的雏形,有的甚至在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同大仲马密切配合、共同执笔,就像马凯和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时那样,两人的合作简直达到了互不可缺的地步。 但是,正如《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的写作过程所表明的,不论以哪种方式进行合作,主导者和灵魂总是大仲马。大仲马的同时代人儒勒·艾泽尔所主持的辞书中的《大仲马》一条,是这样描写大仲马与人合作的情景的:“不管是他提出设想还是别人向他提出设想,他都必须为伙伴们的工作做好准备,审阅、修改、补充他们的文稿,给出自不同手笔的文字加上统一的笔调,使故事的叙述变得生气盎然,把情节调度得疏密有致。这些工作不仅需要具备无可否认的天才,而且需要付出长时间的紧张劳动。”艾泽尔是作家又是出版家,他是有资格对大仲马的工作做出评价的。大仲马很明白自己的统率作用,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拥有合作者,就好像拿破仑拥有部将。” 大仲马与人合写的作品,署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剧作有时由合作者共同署名,有时由大仲马一人署名,有时甚至让合作者一人署名,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处理。但是小说作品则无一例外,全以大仲马一人的名义发表。前文已经说过,大仲马与马凯合写的《达芒塔尔骑士》发表时,由于《新闻报》老板季拉尔丹的极力要求,开了只有大仲马署名的先例。此后,凡大仲马与人合写的小说,便一律照此办理了。大仲马本人也觉得理所当然:无论拿破仑的部将在哪里作战,是在奥斯特利兹大捷,还是在滑铁卢大败,出名的总是拿破仑!不过,在合同里,大仲马总要答应让不具名的合作者多分一点稿酬。 在大仲马的时代,由不具名的作者协助写作,并非绝无仅有的事情,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巴尔扎克不止一部小说是根据别人提供的情节写成的。斯汤达的《吕西安·勒万》是以一位无名女作者的手稿为基础的。圣勃夫在报刊上发表的连篇累牍的文章 ,也少不了他的“秘书”们的通力合作。但是,也许因为大仲马的合作人太多,合作的产品太多,合作的经济收益太多而招人妒嫉的缘故吧,大仲马在这方面颇遭到一些非议和攻讦,有时甚至闹到诉讼、决斗的地步。 对大仲马最处心积虑的进攻,是在1844年首先由一个幺麽小丑式的文痞发起的,此人名叫欧仁·德·米尔库,本名若望·巴蒂斯特·雅科。他曾毛遂自荐要为大仲马效劳,并向大仲马提供一个小说题材,声称可以做成一件“大买卖”,不意遭到大仲马的冷遇,因而对大仲马怀恨在心,摇身一变,化为一个坚决反对“文学企业”的勇士。1844年底,米尔库一边上书作家协会,谴责仲马的做法是“不给其他作家留活路”,一边致函《新闻报》的老板季拉尔丹,要求他向“亚历山大·仲马的可耻的惟利是图”关上大门,把它向“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意即欧仁·德·米尔库——敞开。 季拉尔丹给米尔库碰了个钉子,他干脆地回答:读者希望读仲马的东西,我就给他们读仲马的东西。但是作家协会里的一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同行们,却以米尔库的“揭发”为由头,大做起“文章 ”来。 12月29日,作家协会委员会开会进行辩论。与会者正在大叫大嚷地发言,忽然有人通报:亚历山大·仲马先生到。只见大仲马怒气冲冲地撞进会场,高喊着: “好像有人要吊死我。我就在这里,先生们。” 大仲马径直向主席维耶奈走过去,后者站起来,握着他的手,套用当时一出喜剧的题目,打趣地向大仲马招呼道:“你好,穆瓦鲁公司。” 大仲马酸溜溜地微笑了一下,他发现主席台上放着许多文件,里面有他的对头们指控他的材料,便毫不客气地在主席的座位上坐下来,一边念这些材料,一边辩驳、浑骂。最后,在一个发言者的追问下,他承认有一个、只有一个合作者,那就是马凯。辩论会在一片哄笑声中结束。 由于会议主席维耶奈讥嘲了大仲马,而且拒绝了大仲马要他以书面收回自己的话的要求,引出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1845年2月27日,大仲马的证人梅利和杜查前来找维耶奈,传达大仲马要在第二天同他决斗的挑战。 “不,”维耶奈回答道,“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带着我的证人和手枪找到他的门上去。” 一个小时以后,维耶奈果然来到大仲马住宅的大门前,他的两证人——作家协会副主席夏尔·梅吕和作家协会秘书、诗人阿尔塔罗什上楼通知大仲马,维耶奈在恭候着他。大仲马东拉西扯地说个没完,就是不肯下楼。人们告诉他,这关系到他的荣誉。大仲马却向人拍拍他的账本,意思是说,他还得写东西还债。 第二天,大仲马请他的两位证人来向维耶奈道歉。 “他还是个孩子。”杜萨说。 “那就天天早上打他的屁股!”维耶奈啼笑皆非地说。 正是在作家协会的辩论会以后不久,趁大仲马处境尴尬之际,米尔库把进攻的火力猛烈升级,于1845年2月初抛出了攻击性的小册子《小说工厂,亚历山大·仲马公司》。米尔库编写这本小册子时,显然得到了大仲马的某些合作者提供的“情报”——总有些人觉得他那份工作没得到足够的酬谢,因而心怀不满的。他一一列举了某人参加了某部剧本或小说的创作,并称他们为这些剧本和小说的“真正作者”。 如果米尔库满足于这样做,的确是可以欺骗许多不明真象的人的。但是米尔库走得太远了,他对大仲马的“揭发”演变成疯狂的谩骂:“扒开仲马先生的作品,你会发现一个野人,……他吃饭时从炊灰里掏出滚烫的土豆,不剥皮就吞下肚去!……他沽名钓誉,……他雇用出卖知识的变节者和任人收买的翻译匠,这些人自甘堕落,像一群黑奴,在一个杂种的皮鞭下劳动!”米尔库还肆无忌惮地攻击大仲马的私生活,甚至嘲弄大仲马的妻子伊达·费里埃。这就构成了对大仲马的诽谤和人身攻击。大仲马提出控诉。米尔库被判处15天监禁。判决的消息一经在报纸上公布,米尔库在文学界彻底丧失了信誉。还有更可鄙的:1857年,正是这个无才又无德的米尔库本人,开办“文学企业”,不但使用不具名的合作者,而且在经济上对他们极力剋扣。新闻记者、日后的巴黎公社委员罗什弗尔立即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加以抨击,这小册子就题为《欧仁·米尔库公司——一个前合伙人的揭发》。米尔库搬起的石头,终于还是打在了自己的脚上。 3. 一纸契约 米尔库的攻击虽然未能伤害大仲马,却也提醒了他注意防范可能的麻烦。他甚至要求马凯立一个字据,以避免马凯的某个继承人在著作权益上的任何纠缠。忠厚的马凯慨然允诺,于1845年3月4日写了这封至关重要的信: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合作是从不需要什么数字和契约的。一种美好的友情,一句诚实的诺言,就足以使我们在别人的事情上写出50万行文字,而从来不去想就我们自己的事写只言片语。但是,有一天,你打破了这种沉默,那是为了洗清卑劣而又愚蠢的诽谤;为了给我以所能期望的最大的荣幸;为了让我宣布,我曾同你一起写好几部作品。亲爱的朋友,在这一点上,你的笔已经写得太多了,你今后只有使我声名显赫的自由,而绝无抛弃我的可能。关于我们一起写的那些书,你不是已经报偿我了吗? 是的,我无需乎你的契约,你也无需乎我的字据;然而,亲爱的朋友,设若我死了,某个不谙事理的继承人,不会手拿你的声明,向你索取你已经给了我的东西吗?你瞧,笔墨还是要用笔墨来回应的,你迫使我不得略书一纸了。 我宣布,从今天起,放弃对我们共同写作的下列作品所有版权和重印权:《达芒塔尔骑士》《希尔瓦尼尔》《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基督山伯爵》《女人们的战争》《玛尔戈王后》《红屋骑士》。因为按照我们的口头协定,我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你的妥善而又优厚的报偿。 请保存着这封信吧,亲爱的朋友,将来可以把它拿给某个不谙事理的继承人看,并且对他说,我生前为能够成为法国小说家中最佼佼者的合作人和朋友而深感荣幸,但愿他也像我这样做。 马凯 马凯在作出这一非同寻常的声明时,也许希望借以感动大仲马,不但增加他的经济报酬,而且有朝一日给他以共同署名的待遇,以使他“声名显赫”。马凯的这两个理想确实一度接近于实现了。1845年10月,当话剧《三个火枪手》在昂比古剧院首演结束,演员梅兰格受大仲马之命向观众宣布大仲马和马凯两人的名字时,真使马凯受宠若惊。他冲出包厢,冲上舞台,拥抱着大仲马,不禁哭出声来。1848年2月,大仲马又与马凯订了一纸协议,马凯再次声明放弃1848年3月1日以前与大仲马合写的作品的共同所有权,大仲马则答应在11年中以每月付1100法郎的形式给马凯145200法郎。 但是,马凯在这两方面最后却都未能如愿以偿。1848年,大仲马已处在债权人的包围之中,他只能给马凯应得的经济报酬兑现一小部分。另外,在小说的署名问题上,他也一直没有大度的表现。应该说,大仲马亏待了马凯。 尽管马凯是个既重友情又有耐心的人,也不免气恼。在试图解决矛盾而屡遭失败以后,他终于在1858年向法院提出控告。但是法院也无法取消马凯在1845年亲笔写下的放弃权利的声明。马凯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场官司一直由他们的后代打到1922年,法庭准许马凯的后代分享一小部分版权,但马凯仍未得到他终生梦寐以求的署名的荣幸。 即使在闹翻了以后,大仲马和马凯还是打心底里互相挚爱着的。他们非常惋惜那逝去的时光。在整整20年里,他们进行了如此卓有成效的合作。其硕大无朋的成果,在千百年来的文学史上,也堪称奇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地上天堂”的兴衰 1. 待人和接物 在贡献不等的诸多合作者的协助之下,从30年代开始,大仲马以一个出奇的高产作家而纵横驰骋于文坛。他的涌流不断的戏剧、小说、游记和回忆录,充斥于舞台、报刊和书店。他声名日盛一日,收入丰厚无比。可是,作为一个享有盛名的作家,他待人接物如何呢?作为一个财运亨通的作家,他的物质生活又如何呢?同他的文学生涯和政治活动相比,这些似乎都属于次要的方面。然而对于全面了解大仲马其人来说,却是一个断不可忽视的侧面。因为,即使在这些次要的方面,大仲马的情况也那么非同一般。 对父亲深有了解的小仲马曾经说过:“我父亲非常爱虚荣,他甚至会亲自坐到马车夫的座位上去,以显示自己有一个黑奴。”的确,大仲马是极端爱好虚荣和自命不凡的,有时简直到了幼稚可笑的地步。 他自称“文学之王”。可是,他也就认为只有和王室的人交往才不份。能够到某个公主家去吃一顿夜宵或者参加一次舞会,在他看来是莫大的荣幸。一次,走出一位公主府邸时,他甚至得意忘形向别人透露:“我宁愿一位王公称我‘先生’,也不愿一个工人称我‘公民’。” 他明明只获得过五级荣誉团勋位,然而他在自己的护照上,却擅自“晋升”为四级。 他的自我中心观念膨胀到这种程度:在巴黎的每一个沙龙聚会里,只要有大仲马在场,便只听见他一个人口若悬河,而且谈的尽是他自己的事,别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一天,他从一位部长家吃了午餐出来,别人问他:“这顿午餐吃得怎么样?”他回答道:“挺好!不过,要是没有我的话,一定要烦闷死了!” 此犹不足。他甚至认为“仲马”这个姓氏非他莫属,别人是不能“僭越”的。大约在1840年前后,一天晚上,一个与大仲马同姓叫阿道尔夫·仲马的剧作家碰巧和大仲马坐在一个包厢里。这位阿道尔夫·仲马脱口说了句颇欠自知之明的话:“就像从前有过两个高乃依一样,以后会有两个著名的仲马。”大仲马听了很不以为然。他想:17世纪的法国尽管有过高乃依兄弟俩同时驰名剧坛。可是,眼前这个庸碌之辈要分享他“仲马”的荣名,却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出于社交场合起码的礼貌,大仲马好不容易忍耐了一个晚上。但他并不就此罢休,等到散戏时,他施展小聪明,故意把那人的姓氏念错,说了声:“再见,托马!”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不过,如果仅仅依据这类事实便简单地给大仲马下一个狂妄自大的断语,也是不公允的。大仲马又有他谦逊的一面,有时甚至谦逊到令人感动的地步。 大仲马是深为自己的戏剧才能而感到自豪的,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诗歌写作上尚欠功力,并且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他对雨果的诗才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1828年,他去勒阿弗尔修改《克里斯蒂娜》归来,收到雨果的一封信,请他去听雨果朗读新写成的五幕诗剧《玛利庸·德洛姆》——当时题名为《黎世留时代的一场决斗》。朗读会是在画家德维利亚的画室里进行的。剧本刚刚读完,大仲马就情不自禁地高声赞叹道:“亲爱的雨果,我们的激情都被你点燃起来了!”他还诚心诚意地说:“如果有人能让我写出这样的好诗来,即使他要我让出自己的10年寿命,我也会毫不迟疑,立刻就给。”重读这剧本时,他又再一次表示:“这样美好的戏,我宁愿用一年的寿命来换取一幕;我对雨果的崇敬只会更深,友谊只会更重要,而没有一星一点的嫉妒。”后来,波旁王朝当局以含有政治影射为由禁演这出戏。大仲马积极参加抗议活动,并且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满腔义愤。 他们说:天才的作品 是照亮人间的火炬, 只要把它的火焰扑灭, 一切都会回到黑夜…… 大仲马绝不是那样惹不得,碰不得,听不得别人意见的文人。相反,只要别人对他的作品批评中肯,哪怕措辞有些失礼,他通常也都能虚心接受。对于批评自己的人,大仲马会亲热地拍拍对方的肩膀,善意而又幽默地说一声:“嘿!我给你提供了一篇多么漂亮的文章哟!” 2. 挥霍的另一面 至于物质生活,大仲马的确是惊人地奢靡。 私生活十分荒唐的大仲马,对他接二连三的情妇们一直奉行着在经济上“负责到底”的“骑士信条”。如果某一位情妇家境贫寒,那么,不仅她本人,连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也都要大仲马负担。与大仲马过从甚密的达施伯爵夫人在她写的关于大仲马的书中说得很形象:“他的笔要养活一个部落。” 大仲马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住户。他屡屡迁居,不消说,每一次乔迁,都意味着家庭生活排场的升级。他在布勒街的奥尔良公园附近的那套住宅,挂着蓝呢绒的窗帘,摆设着全套柠檬木的家具,铺着一色毛皮的地毯;他的卧室张挂着淡黄色丝绸的帷幔,天花板是整块的玻璃镜。迁到里沃利街以后,他的住处陈设之豪华,就更不难想像了。 不断旅行和久居国外是一项破费极大的爱好。更何况大仲马又是个爱虚荣的人,处处要摆阔。1834年去一趟意大利花了6000法郎。1840年重游意大利开支达到15000法郎。就拿他在佛罗伦萨居住期间来说吧,租一套包括卧室、内室、小客厅、浴室和盥洗室的住房,每月租金200法郎;享用高明厨师烹制的精美膳食,每月300法郎;从中午到子夜连续租用8小时的华丽马车,每月260法郎;零碎开销,每月300法郎。总计每月1060法郎。当代法国研究大仲马的学者昂利·克鲁阿计算了一下,这笔钱若按1955年的法国货币标准,折合300000法郎,真是好一笔巨款! “人们说我是个漏水的竹篮子,可我的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花的啊!”大仲马经常这样抱怨。 应该承认,大仲马除了自己挥霍,也还有热心助人、乐善好施的一面。 某人缺钱用了,只要这个人同大仲马有一面之交,总会首先想到向大仲马求援。一次,有人突然闯进大仲马家中,大仲马正在写作,壁炉台上放着刚刚收到的稿酬。 “仲马,我需要用钱,我把这些钱拿去了。” “你拿吧。” “我过一个星期还你。” “随你的便。” 大仲马的好客也是远近闻名的。他在文学创作之余的最大爱好之一是美食学。他精心研练,烹饪得一手佳肴美餐;不仅自己享用,也乐意让别人分尝,因此家中经常食客满堂。摸透了大仲马脾气的人们,若想一饱口福,会不约而同地说:“走,到仲马家去。”有一次,仲马的餐桌旁竟聚集了一个奥地利骨相学家、一个匈牙利医生、一个意大利逃亡者和一个兼有日尔曼——盎格鲁——印第安血统的商人。他不仅把欧洲,简直要把全世界的客人都宴请于一堂了。 作家泰奥多尔·德·邦维尔在其《回忆录》中记述的青年画师和剧作者蒙汝尔长期寄食于大仲马门下的故事,是再有趣不过的了。大仲马住在圣日耳曼城厢的时候,蒙汝尔毫不客气地到大仲马家去吃午饭。那时,大仲马的仆人们趁主人正忙于写作,都溜出去各行其是了。大仲马不愿让这位年轻的同行饿肚子,赶忙系上围裙,点着炉灶,摇动有柄铝锅,做出一桌丰盛的饭菜。蒙汝尔酒足饭饱,对主人的烹调技术大加赞扬,直说得大仲马乐不可支。从此,蒙汝尔每天都来吃午饭。大仲马先向他请示要吃什么花样,然后便用自己的钱执行起他的命令来。于是,一个藉藉无名的艺人,便这样长期享用一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对他的慷慨供奉。 于勒·雅南保留着大仲马给他的一纸短笺,表明大仲马是多么热心于扶危济困。这封信是大仲马在年轻的女演员玛耶病逝时写的。 我亲爱的雅南: 你知道可怜的小玛耶死了,我们今天上午刚刚把她下葬。 她撇下一个老母和一个很小的孩子。 她的老母87岁了。请尽你的所能帮助我——募捐,义演,等等,以便把她送进养老院。 至于孩子,如果他的父亲不要他,我就把他收养下来。他只有3岁,还吃得不多。我可以每天再多。作一小时,就这样定了。 忠于你的亚·仲马 我拆开这封信,告诉你杜瓦尔刚刚去世了。她家的人叫我,我这就赶去。 玛丽·杜瓦尔这位首先扮演《安东尼》女主角的名伶去世时,赶巧大仲马正处于经济困窘之时。为了筹集举行葬仪和购置一块为期5年的临时坟地所必需的费用,大仲马尽了自己一切的可能,除了同雨果一样捐款200法郎以外,还典当了一枚嵌有宝石的勋章 。后来,大仲马写了一个小册子:《玛丽·杜瓦尔的最后一年》,用售书所得的钱为杜瓦尔修建了正式的坟墓。他还组织了一次新的募捐,用募捐得的款子赎回杜瓦尔去世前典当掉的首饰,交还给她的后裔。 大仲马即使自己在经济上极度拮据,待人也依然不失其大方:一次,他旅行归来,身上不名一文,便去向他的好友——雕刻家卡安求援。适值卡安外出,只给妻子留下一个路易的生活费。卡安夫人便慨然把这一个路易给了大仲马。大仲马告辞出来时,见餐厅的碗橱上放着一大瓶醋渍小黄瓜,嫩绿可爱。 “多好的腌黄瓜啊!”大仲马喊道。 “而且好吃极了。这是自己家里做的。送给你一瓶好吗?”女主人很是高兴。 大仲马道了谢。女仆帮他把醋渍小黄瓜送到楼下。女主人这才发愁了,仅有的一个路易给了大仲马,拿什么去准备今天的饭菜呢?正在这时,女仆春风满面地回来,手里拿着一个路易。原来大仲马为了犒劳这女仆,把刚刚借得的一个路易全部赏给了她! 3. 重绎繁华 一切都需要有物质基础。大仲马的挥霍也是如此。40年代是大仲马创作的鼎盛阶段,收入最庞大的阶段,也是他的生活挥霍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阶段。奢华的生活本是无聊之至的。大仲马在40年代的挥霍无度之所以值得多费些许笔墨,乃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位作家要把自己的浪漫的文学奇想化为现实的努力。 进入40年代,大仲马开始在连载小说领域里大显神威。可是,钱袋里日渐增多的金币也使他的享乐大大躁动起来。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在巴黎市内的公寓里租一套房子。1843年,他在历来王公贵胄聚居的巴黎西面偏北方向的圣日耳曼小城租下了著名的卡特琳娜·德·梅第奇在16世纪兴建的别墅,把生活的中心转到了这里。每年高达2000法郎的租金,足以说明这座建筑的气派。大仲马的文学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巴黎。同样,大仲马的客人也从巴黎络绎不绝地赶来这里。因为这里每天都在大举盛宴。宴席就摆在主楼前的草坪上。饭菜是特聘亨利第四大饭店的司厨长科里耐亲手烹饪的。来宾通常不下20位,场面很是壮观。 不仅如此,大仲马还买下了圣日耳曼小城的剧场,经常把巴黎最出色的演员以及整个剧团请到这里来,在吃夜宵以前先演一出戏,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大仲马自己的《圣西尔的小姐们》等等。有一次,大仲马让他们排演了自己即兴创作的一出戏,并且毫不犹豫地把这出戏题为《莎士比亚和仲马》! 自从大仲马迁居圣日耳曼小城,这座随着旧王朝覆灭已经急剧衰败的卫星城,仿佛又恢复了它昔日的活力。亨利第四大饭店里再也找不到空闲的房间。树林里重又窜动着骑马游人的身影。剧院里每晚都是热热闹闹。从巴黎到圣日耳曼的那条线路的铁路当局声称,它的营运额激增了2万法郎。 大仲马的别墅里放焰火,该是古老的圣日耳曼最引为骄傲的时刻了。礼花在高高的夜空里爆裂,五彩缤纷,声若雷鸣,远在巴黎市内都可以望得见、听得着。在复兴的圣日耳曼的夺目的光彩之下,国王长住的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也显得黯然失色了。据说,一天晚上,路易·菲力普国王被圣日耳曼传来的喧嚣声弄得心烦,而他侧耳倾听,却听不到凡尔赛有半点声息,于是他唤来大臣蒙塔里维,一边远远望着那炫耀的焰火,一边问道: “亲爱的伯爵,你明白一件事吗?” “什么事,陛下?” “圣日耳曼已经复兴了,可为什么拥有长廊和喷泉的凡尔赛却没有起色?” “陛下,您希望冷清得要死的凡尔赛也变得这样欢乐吗?” “我不隐瞒这一点,这将使我感到莫大的愉快。” “那么,陛下,这不难办到。仲马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把圣日耳曼的热情鼓动起来了。您可以命令他到凡尔赛来过半个月。他当国民自卫军时犯了军规,本来该判半个月监禁的。” 国王听了,拂袖而去,整整一个月没有理睬蒙塔里维——封建的时代毕竟是一去再难复返了。 但是,昔日梅第奇王后的王宫再豪华也不能使大仲马满意。那终究是“别人的”、而他需要“自己的”,需要自己去创造。1844年,《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都在陆续发表,大仲马虽不像他笔下的基督山伯爵那样拥有一座金山和无数珍宝,但他现在一年能挣20万法郎,也算得上罕有的巨富了。既然他能在小说中为基督山伯爵创造那么多富盖王侯的产业,为什么就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按自己的设想为自己建造一座乐园呢?!大仲马决心实现这个宏愿。 4. “地上天堂”的兴衰 这年春天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大仲马在由布基瓦尔通向圣日耳曼的大路上打猎,突然发现路边有一片绝妙的美景,那地方傍着塞纳河,有茂密的树林,涓涓的泉流,深深的花丛可以漫过长筒靴;河对面延伸着模糊的地平线,隐约可见阿让特伊一带的山丘。大仲马当下决定:买下这块地皮,建造他梦想的未来的房屋。 说干就干,大仲马找来建筑师杜朗,把他带到自己看中的那个地方。 “先生,请你在这片土地上给我建造一座英国式的花园,花园中间盖一座文艺复兴时代样式的城堡,这城堡的附近另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哥特式的小城堡,在花园的入口外还要盖两座小阁楼……这里有的是泉流,请你把它们改造成瀑布。”大仲马说。 “不过,先生,这是块胶泥地,粘得很,上面盖不了房子。”建筑师回答。 “那你就一直向下挖到凝灰岩,先在上面盖两拱地窑。”大仲马想当然地吩咐道。 “这要费你20万法郎。” “我情愿。你只管照办好了!” 7月24日,在未来城堡的地基上举行了象征性的进宅酒宴。大仲马向参加酒宴的宾客们宣布:“我约请诸位在3年后的这一天再来赴宴,不过那时就不是在这荒草地上吃饭了。”名演员艾蒂安纳·马兰·梅兰格夫妇别出心裁地给未来的城堡起名为“基督山”,博得一致的赞赏。 神秘的小说主人公基督山伯爵给人的印象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作家大仲马似乎也具备他那样的神通。1847年7月25日,即距离大仲马预告的日子只差一天,大仲马的新领地建筑落成了。在基督山城堡前整齐的草坪上举行的名副其实的进宅酒宴上,大仲马向600名来宾兴奋地宣布:“我现在有了一个缩小了的地上天堂。” 大仲马这块领地的整体,是一个十分宽广而又优美的园林,垂柳依依,花木扶疏。进园首先要经过大门两侧的两座小阁楼。用生铁铸成的高大栅门上标着亚历山大·仲马的缩写“a.d.”的镀金花字。一条宽阔的林荫路从栅门直通向一大片圆形的空场。空场后面就是基督山城堡。那是一座三层的建筑,虽然总体给人以文艺复兴时代建筑风格的印象,但从细部看却是荟集了许多地方和时代风格的综合体。登台阶,只见正门上方铭刻着大仲马祖辈的贵族纹章和大仲马的处世格言:“凡爱我者我皆爱之”。在亨利第二风格的正面建筑之上,突现出一个东方清真寺似的尖塔。屋顶布置着很多风向标。底层临园的窗户上端都有一幅椭圆形浮雕,雕刻着弗朗索瓦一世国王赐给大仲马故乡维莱尔—科特莱的各种纹章以及上自荷马下至雨果的一系列文豪的姓名和半身像。 “为什么惟独缺少你的雕像呢?”第一次观光的来宾不免为大仲马的自谦而惊奇。 “不,我的雕像在里面。”原来大仲马给自己保留着更尊贵的位置。 城堡里面,楼下的主客厅是路易十五时代式样的。其他每层分为好多格调各异的小套间,每套5个房间。其中有一套阿拉伯风格的,由一位特聘来的土耳其宫廷艺术家负责装饰,墙壁布满了带古兰经格言的阿拉伯图案。 离基督山城堡约200米,一座哥特式的建筑,形同一艘小型战列舰的指挥塔,矗立在一个四面由“护城河”环绕的小岛上。这里叫“伊夫岛”,不过它不是监禁水手邓蒂斯和法利亚长老的监狱,而是大仲马避开尘世的干扰,幽居写作的地方。楼下只有一个房间,就是大仲马的工作室。它的简朴同基督山城堡的豪华造成鲜明的对照。堆放着的箱子是中世纪样式的。一张桌子像是来自某个被人废弃了的修道院。沿着屋外的一架螺旋形铁梯上同一间斗室,里面只有一张铁床和一张木桌、两把木椅,大仲马有时就在这里过夜。再上面是一个望台,大仲马从这里观察来访的客人,以决定接待与否。小岛与园中其他部分只有一个吊桥相连。吊桥的起落由大仲马在“伊夫岛”上远距离操纵。 马厩在大路的另一面,是由一座古老的教堂改造而成的。在马厩的三个分栏的门楣上写着大仲马心爱的三匹阿拉伯跑马的名字:波尔朵斯,阿多斯,阿拉密斯。 除了养马以外,大仲马的园中还养有其他许多种动物。按照大仲马日后写的《我的动物的故事》一书所述,当时园中一共养过五只狗,一只兀鹰、两只雄猴、一只雌猴、两只鹦鹉、一只猫、一只锦鸡、一对孔雀、两只珠鸡、十几只母鸡和一只公鸡,俨然是一个动物园了。更有趣的是,大仲马为其中大部分动物起了真人的名字。许多作家、报馆主笔和演员都可以在这个动物园里找到自己的替身。 大仲马是这块领地上的无冕之王。他的臣民为数不多,却来自好几个国度。管家鲁斯科尼是意大利人,杂役阿莱克西是加勒比人,还有土耳其画师和一个阿拉伯工人,此外便是花匠米歇尔和厨娘拉马克太太。这帮臣民衷心喜爱大仲马。大仲马待他们也宽厚、随和。一次,大仲马去巴黎数日未归,拉马克太太通知他:“佐餐的酒喝完了;先生的人没有酒喝了;酒窖里只剩下香槟酒和梅特涅亲王送来的约翰尼斯堡酒。” 大仲马立刻回信:“喝香槟酒和约翰尼斯堡酒吧,你们好换换口味。” 不消说,大仲马的日常开销更大了。这里的餐厅几乎是公开开放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受到款待。更有甚者,作家和艺术家凡是经济稍有困难的,就长期寄居在“基督山”。光这些人,每年要耗费大仲马几十万法郎。 但是在“伊夫岛”,大仲马毕竟获得了相对的平静。升起吊桥,与世隔绝,他经常一连数日通宵达旦地写作。他埋头在几种颜色的稿纸堆里:蓝纸,写小说;粉红纸,写文章 ;黄纸,写情诗。他的许多著名小说都是在“伊夫岛”完成的。这期间,他创办的历史剧院正在兴盛阶段,他还为这个剧院把自己许多小说改编成了话剧。 “啊!‘基督山’是人们迄今所做过的最美妙的疯事之一,是迄今从未有过的最堂皇的糖果盒。他已经为此花了40多万法郎,要完成这项工程还得再花10万法郎。我昨天发现,建筑这座小城堡的那块地皮,是一个农民卖给大仲马的,空口无凭:他完全可以要求拆除城堡,收回土地,种他的蔬菜。没有字据,没有契约,便到别人的地皮上去建筑一座奇迹!由此可以对仲马其人管窥一斑!”巴尔扎克参观了大仲马的新居之后,有些嫉妒同时又有些幸灾乐祸地说。 的确,从“基督山”的兴建,从“基督山”的建筑风格和那里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大仲马的一切特点:挥霍和慷慨,热情大度和不拘小节,善于幻想和缺乏远虑…… 不过,大仲马在“自己的”城堡里并没有逍遥多久。逼上门来的债主与日俱增,从出版商到合作撰稿人,从珠宝商到鞋匠,数以百计。1849年,法院执法吏来采取行动了。他们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家具、车辆、绘画、书籍……直至动物。至今在巴黎法院的案卷里,还保存着这样一张字据:“兹收到兀鹰一只,估价15法郎。”不久,城堡也被查封了。大仲马想方设法要保住城堡,终归无效。可叹的是,他耗尽222500法郎的心血经营起来的“地上天堂”,后来在拍卖场上只以30100法郎的低价就让一位美国牙科医生买去! 得知大仲马破产的消息,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在报上看到,星期日拍卖仲马在“基督山”的全部动产,房子已经卖掉,或者即将卖掉。这消息使我不寒而栗。为了避免同样的厄运,我决心夜以继日地工作 巴尔扎克和大仲马是同一时代的两位令人瞩目的小说家。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巴尔扎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万恶的黑幕,大仲马抒发过资本主义制度下以金钱实现社会正义的幻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大仲马一次又一次地陷于破产的窘境,巴尔扎克则至死都在受着债主们的追逼。他们终究都未能逃脱金钱势力的魔爪。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在第二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 1. 参加竞选 “地上天堂”的营造,是大仲马的疯狂挥霍达到顶点的标志。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基督山”城堡里的荒唐生活并未使大仲马丧失对于政治的关注。他在1848年二月革命中的表现便是一个明证:当革命的炮声从巴黎传来时,他立即走出那虚幻的“地上天堂”,率领圣日耳曼的国民自卫军直捣七月王朝的反动巢穴。 二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大仲马的政治热情依然是相当高涨。当革命的风暴卷走了路易·菲力普国王以后,他也曾存有让已故王子奥尔良公爵的夫人出来摄政的短暂幻想。但是,当他看到王政的覆灭不可逆转、共和的建立势在必行的时候,便毅然顺应政治潮流继续前进。他写道:“不幸的法兰西把目光转向她的最优秀的儿子们。我想,我有权把自己算在她要指靠的那些智慧人物之列。”为了进一步参与政治生活,大仲马积极投入了1848年4月的制宪国民议会议员的竞选活动。 二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选出的临时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深怀恐惧。但在革命后的初期,无产阶级起义者的强大武装还没有解除,临时政府不得不实行讨好工人阶级的虚伪政策。风气所至,一时间,贵族在讲究的衬衣外面罩上了蓝衫,资产者打招呼必称“同志”,好一派“阶级和睦”的景象。正是在这种气氛中,3月里,在赛纳—瓦兹省参加竞选的大仲马发表了一份《致劳动者书》,历数了自己“每天工作10小时达20年之久”的贡献,并计算出自己的劳动“一共养活了1458人”的精确数字,从而证明自己有充分的理由获得广大劳动者选民的选票。 尽管大仲马竭力宣传自己从事过的巨大劳动和所作的巨大贡献,也无济于事。贵族和资产阶级温和派本来就认为这个热心的起义者“过激”,《致劳动者书》更增加了他们对大仲马的不满。占选民大多数的农民在政治上一向同保守势力亦步亦趋。真正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工人阶级选民又嫌大仲马“落伍”,因为他在革命胜利后发表过一封对蒙邦西埃公爵深表怀念的信,又曾著文对搬走卢浮宫里的奥尔良公爵雕像提出抗议。更不用说大仲马的荒唐生活在各派选民中引起的不满。总之,大仲马在赛纳—瓦兹区的竞选中遭到了惨败。 有人建议大仲马再去荣纳省竞选,他欣然同意。他百折不挠,总是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任何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为了解除人们对他私生活的怀疑,他在《人民代表》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教会人士的公开信,声称:“宗教对我来说从来都是占第一位的”,“我相信精神食粮对人类来说同物质食粮一样必不可少”,“如果说在当代宗教中有一个人捍卫过唯灵论、宣传过灵魂不死、赞颂过基督教,你们应该承认就是我。”他又在另一家报纸上向选民许诺:“如果我对某些地方问题不大了解,我会到现场去研究,一次,两次,十次;我对社会问题和外交问题,也就是说对内外政策问题,都是相当精通的。”但是在远离巴黎的外省,大仲马没有地方根基,没有实力靠山,只凭自己的一张嘴、一支笔是不行的。他的竞选对手开动宣传机器,隐其善而扬其恶,甚至把他称作他的小说《一个医生的回忆》中的那个以魔术动摇社会的卡里奥斯特罗,很快就把大仲马弄得声名狼藉。不消说,他又落选了。 从大仲马在荣纳省汝阿尼市竞选的戏剧性经历,可以看出当时竞选斗争的激烈。那次竞选会是在该市的一个剧场里举行的。大仲马满面笑容地来到会场,可迎接他的却是一片辱骂声。只听得一个人向他叫喊道: “你自称是共和派,对不对?可是你又让人叫你拉帕耶特利侯爵,并且当过奥尔良公爵的秘书!” 恶意的诘难者讲的都是事实。大仲马必须作正面的防卫。他首先理直气壮的声明,孙子使用祖父的姓氏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他为祖父的姓氏感到骄傲。继而他慷慨激昂地宣布,他更为父亲——一个共和革命的著名将领的姓氏感到荣耀,他现在用的正是“亚历山大·仲马”的姓名,全世界都熟悉这个姓名,也许这位发难者明天会因自己见到了亚历山大·仲马而向人夸耀呢!大仲马振振有词的申诉,赢得了全场的喝彩。他接着说明他在奥尔良公爵秘书处工作的始末。他表示,他虽与老奥尔良公爵关系甚恶,却不能忘记公爵的家人对他的好处,因为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有一颗良心。这番坦坦荡荡的剖白,也博得了听众的同情。但他不该把话题转到普鲁士对法国的威胁问题上去。通过当年法兰克福之行的见闻,大仲马对普鲁士的扩张主义早有所感,可是耳目闭塞的一般法国外省人对此无法理解,于是会场上的形势重又逆转。 散会以后,大仲马同一个熟人沿河岸向南走,边走边谈。两三个刚走出会场的码头工人跟在他们后面,高声嚷道:“噢!侯爵!噢!黑鬼!”怒不可遏的大仲马转过身去,抓住其中个子最大的那个人的短裤裤裆,把那人高高举过桥栏杆,厉声喝道:“要不求饶,我就把你扔到水里!”那人吓得面如土色,连声道歉。大仲马这才放下他。说道:“好吧。我只是要向你们证明,我这双在20年里写了400卷小说和35部剧本的手,是像工人一样有力的手。” 在勃艮第地区和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上的法兰西岛等地,大仲马又连连参加了几场无望的竞选战。远在加勒比海的法属殖民地瓜特罗普岛的当地人推举大仲马为候选人,结果也不见佳。因为在岛上操纵局面的法国本土去的选民对他不感兴趣。最后,并不甘心的大仲马甚至想去加勒比海上的另一个法国海外行省马提尼克去试一试运气。他对一位朋友说:“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就去马提尼克岛竞选。”他指着自己天生短而卷曲的头发说:“这就是一张代表证书。”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他又异想天开地提出:“我也许会通过邮局寄一绺头发给他们。”不过终未实行。 2. 无法跨越的鸿沟 制宪国民会议选举的结果,在880个席位中,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冒充共和派的奥尔良党人和企图恢复波旁王朝统治的正统保王主义者,占了绝大多数。这次选举标志着反动势力的胜利和无产阶级的失败。 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他们曾“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捍卫自己的权利”(马克思语)。凭着革命时掌握的武器,他们迫使临时政府采取了一些妥协的措施:宣布了共和国成立,虽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缩短了工作日,虽然只是把超过10小时的劳动减少了一个小时;宣布了劳动权,虽然它是“受剥削权”的代名词;成立了代替劳动部的卢森堡委员会,虽然这是个无权的机构;还组织了“国家工厂”,虽然是旨在收买工人。但是资产阶级早就打定主意,一旦它有力量同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决裂的时候,就来收拾无产阶级。 现在,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议会行动了。它指定了一个由反动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来代替临时政府,从而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劳动部的提案。资产阶级部长特拉雷甚至在暴风雨般的赞许声中在议会上扬言:“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6月21日的政府《画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者编入军队。2月12日,更下令封闭国家工厂。资产阶级的这一切倒行逆施,迫使走投无路的巴黎工人在6月23日举行了大规模起义。巷战进行了5天。资产阶级用150000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对付45000名缺乏组织的起义者。在战斗中,数以万计的起义者丧生。在事后的白色恐怖中,又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残酷的迫害。 与1848年二月革命以前的历次革命不同,1848年6月的事件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尽可以在以往的革命中冲锋陷阵,义不容辞;但是当无产阶级开始向资产阶级制度发起冲击时,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就清楚地显露出来。事实证明,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态度,是检验作家阶级属性的一块屡试不爽的试金石。 维克多·雨果可算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激进派了。6月起义时,有一天,他正在旺多姆区公所,有人跑来告诉他博马舍路有一个起义者就要被枪毙了,他赶忙跑去。在一所兴建中的大厦底层,他看见三个起义者靠着墙,蒙着眼睛;国民自卫军士兵正在瞄准。他高喊着:“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一边抬起他们的枪身。 “议员公民,这几个人曾经对我们开枪。” “你们就这样,不经审判杀了他们吗?” “是的,我们亲眼看见的。” “不准你们杀这几个人。” 然后,雨果逐一询问起义者:你是谁?做什么的。 第一个是文人;第二个是建筑师;第三个叫乔治·毕斯卡拉,雨果认识他的叔父。这三个人都得以死里逃生。 人道主义者雨果诚然有其伟大的一面。不过,他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后来,乔治·毕斯卡拉常来看他。他责备毕斯卡拉参与起义,并且说:“好好记住,年轻人:不为权利和义务就不要起义。” 无产阶级为争取生存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雨果看来竟是毫无理由的! 同样,大仲马也无法迈过截然区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鸿沟。他,1789年大革命将领的儿子,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街垒战士,被这条鸿沟阻隔在与无产阶级对立的阵营里。 大仲马的资产阶级立场,明显地表现于他在《月报》上发表的言论中。《月报》是大仲马创办的一份报纸,几乎由他独自撰稿。这份报纸从1848年3月1日到1850年2月1日,共生存了2年。既登不上国民议会的讲坛,大仲马就充分利用《月报》这个讲坛来介入政治了。 在二月革命的一股热情中问世的《月报》,刊头印着一行名言:“上帝授意我书写”,并非大仲马自谦之词。细读《月报》,不难发现,它问世不久就迅速转向保守的立场,特别是带上了亲教会的色彩。正如他在竞选活动中所表演的那样,大仲马一方面讨好劳动者,一方面留恋被推翻的奥尔良王室;声称自己是唯灵主义者,是基督教虔诚的信仰者。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大仲马看来是革命到达终点的标志,今后应是秩序的统治,秩序高于一切。因此,他对3月17日巴黎工人举行的要求延期选举和把军队撤出巴黎的示威游行很是不满。4月6日,工人再次示威游行要求组织劳动和帮助政府与贫穷作斗争时,他更是恼火。他在5月1日的一期《月报》上甚至抗议临时政府对工人“心善手软”: 临时政府莫非缺乏力量?它莫非不敢谴责和镇压叛乱?怎么!当外省在流血,国民自卫军在武装维持秩序、保卫政权,而有人却用辱骂和威胁来报答它的热情时,法兰西共和国的领导者们竟保持沉默。你的力量到哪里去了呢,赖德律·洛兰先生? 你对秩序的热爱难道消失了吗,拉马丁先生? 如果说在六月起义被扑灭时,《月报》没有鼓掌叫好,那大概是因为镇压之残酷超出了大仲马的想象。但是他反对这起义的立场是鲜明的。在12月1日的一期《月报》上,他又对资产阶级清洗政府各部门中的“不纯分子”表示赞赏。 3. 帝国的反对派 六月起义失败后,开始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专政的时期。根据11月12日颁布的第二共和国宪法,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12月10日的选举中出人意外地当选为总统。因为占选民绝大多数的农民希望他能像他伯父当年使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那样,使他们摆脱抵押债务和赋税的重荷。至于工人投路易·波拿巴的票,则是因为他们不愿让镇压六月起义的刽子手卡芬雅克当选。 路易·波拿巴就任总统没有几天,大仲马就在12月18日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里,他要求让1830年七月革命后流亡在外的波旁王室的最后一个代表尚堡伯爵回国,让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在外的奥尔良王室的亲王们回国,让前国王路易·菲力普的第四个儿子奥马尔公爵重任阿尔及利亚总督,恢复路易·菲力普的第三个儿子儒安维尔亲王的海军上将军衔,让温和的共和党人拉马丁担任共和国副总统,授予前军事独裁者卡芬雅克以元帅的权杖,……这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要求,反映了大仲马对路易·波拿巴认识的模糊,更反映了他这一时期政治观点的混乱。 路易·波拿巴的上台,实际上意味着第二共和国的失败,野心勃勃的路易·波拿巴绝不满足于做受宪法束缚的任期只有4年的共和国总统,而要做他伯父那样至高无上的帝国的皇帝。为了实行帝制,经过耐心准备和精心策划,他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了国家政变,悍然宣布解散立法议会和国务院,定于12月14日举行全民投票。 12月2日的政变只受到微小的抵抗。值得认真一提的是雨果,他在这严重的时刻表现了大无畏的气概。以他为首的左翼共和党人组织了“反对派”,发出罢免路易·波拿巴总统职务的命令,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不过他们人数太少,力量薄弱,起不了什么作用。12月4日晚上,路易·波拿巴大肆搜捕反对派领袖和一切政敌。雨果被驱逐出国,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辗转流亡的生涯,继续他反对小拿破仑亦即路易·波拿巴的斗争。 路易·波拿巴走向帝制的步伐不断加紧,促使大仲马也逐渐抛弃了对他的幻想。12月2日政变时,大仲马虽没有挺身反抗,但是从今以后在政治上做一个帝政反对派的决心已定。他愤怒地注视着路易·波拿巴对反政变人士的迫害。正是他,通过演员波卡日,把雨果面临的危险及时通知了雨果,使之得以免遭毒手。在《一件罪行的始末》中,雨果引录了大仲马给波卡日的这封报警信。 我亲爱的波卡日: 今天6点钟,25000法郎已经交给那受命逮捕或杀害雨果的人。 你知道他在哪里。叫他无论如何不要出门。 亚历山大·仲马 发动政变40天以后颁布的波拿巴宪法,把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都交到路易·波拿巴手中,并把他的总统任期延长到10年。路易·波拿巴登基称帝的道路已经铺平。就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大仲马也步雨果的后尘,亡命布鲁塞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从布鲁塞尔到巴库 1. 在布鲁塞尔的日子 由于大仲马是自愿流亡,而非像雨果那样被驱逐出国,人们对他流亡的动机不无訾议。看来一些研究家过分强调了他躲债的因素。不错,大仲马出国之际,也正是债主“逼宫”之时。尽管大仲马被迫卖掉了他在巴黎市内的最后一处住房中的家具,还了积欠的房租,但还有许多债主无法应付。这些债主中有卖酒的、卖肉的、油脂商……总之,遍布四面八方、七十二行。不过,政治因素对于大仲马出亡所起的作用依然不能低估。即使在二月革命后政治方向短暂迷乱时,大仲马的共和主义的最低纲领也未曾动摇。而今,反对恢复帝政的人士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迫流亡国外,在他看来,苟活在国内无异于默许帝政,所以他选择了流亡的道路。路易·波拿巴面临大批社会精华被逐国外的窘境,在极力拉拢收买名流。而大仲马却毅然投奔反波拿巴派人士集中的布鲁塞尔,这首先是一种政治的抉择。 在布鲁塞尔的流亡者中,除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艾蒂安纳·阿拉戈是在1849年6月发起一次反波拿巴的示威游行失败以后流亡布鲁塞尔的,其余都是在波拿巴政变以后于1851年12月和次年1月先后到达的,雨果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其他著名人物有:第二共和国的国防部副部长、曾参与镇压六月起义的若望·巴蒂斯特·沙拉斯,作家艾弥尔·戴沙纳尔,作家和出版家于勒·艾泽尔等。这些流亡者大都断绝了经济来源,过着清苦的生活。惟独大仲马,虽然除了一身的债务以外别无所有,却一到布鲁塞尔就摆起排场来。他先下榻在豪华的欧罗巴饭店,然后把滑铁卢大街两座毗连的房子,打通了山墙,把它们连成一体,这样就成了一座三层楼的公馆,有能通车辆的大门,有漂亮的阳台,还有宽敞的候见厅;高大的楼梯铺着厚厚的地毯,厅堂都挂着里昂的帷幔,卧室和内室则挂着红绸的窗帘。这一切都是赊欠而来。尽管流落异国,大仲马的私生活也还是那样荒唐。他这期间最宠幸的是年仅20余岁的女演员伊萨贝尔·康司坦。其次是安娜·鲍埃、吉狄夫人等等,甚至包括前来布鲁塞尔临时巡回演出的女演员。真可谓恶习难改。 但是他热情好客依旧。他工作很忙。在撰写《回忆录》的同时,创作了一个又一个的剧本。但他还是抽出不少时间来接待流亡的伙伴和比利时朋友。他的公馆成了法国流亡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界人士集会的中心,对于团结流亡者不无贡献。他们每星期照例来吃两次晚饭。为了避免“白吃”的恶名,他们交相当于在小饭店吃饭的餐金——一个半法郎。而菜肴相当丰盛。雨果有一次在这里连包了10天伙食,按一天两个半法郎算,应交25法郎。但雨果只交了23个半法郎。因为他扣除了自己在外面吃过三顿午饭的餐金。雨果的精打细算与大仲马的全不计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迫于路易·波拿巴的政治压力,比利时政府拒绝雨果继续居住在该国。1852年7月,雨果不得不移居离法国诺曼底省海岸只有20公里的英国领土泽西岛。临行的那天,以大仲马为首的法国流亡者一直把雨果送到比利时北部的港城安特卫普,登上驶往英国的海船。雨果1856年发表的诗集《默想集》中有一首追怀当时情景的诗,反映了大仲马与雨果在流亡期间倍加亲密的关系: 朋友,我没忘记安特卫普码头 那群越来越坚强、勇敢的朋友, 没忘记你和他们纯洁的面容。 当海浪推送轮船向岸边靠拢, 接我上船,我们曾久久地抱吻; 我登上了船头,邮船浓烟滚滚, 涡轮转动了,我们频呼着“再见”; 然后,在海风中,在汹涌的海面, 你站在岸边,我伫立在甲板上, 像两把振颤的诗琴,一和一唱。 我们彼此凝视着,良久,良久, 就好似两颗灵魂在互相交流。 轮船逐渐驶远,大地不断后遁, 天际升高,视线为断,一切消隐; 一片迷雾覆盖着无垠的碧波。 你又回到光辉夺目、品种繁多、 犹如灿烂白昼的美好作品中; 而我走向阴森的黑夜的一统。 送别了赫赫一代文豪——自己最崇敬的朋友,大仲马的心境顿觉孤寂。回首自己和雨果这一代进步作家在文学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红红火火的经历,再看今日故人星散异国的凄凉景象,他的羁旅之思日甚一日。路易·波拿巴已经在1852年12月2日成为第二帝国的皇帝,自称拿破仑第三。拿破仑第三在用鞭子收拾了自己的政敌之后,开始实行发放蜜糖饼干的怀柔政策。接待自愿流亡者大仲马,在政治上已无大的障碍。通过反复交涉,大仲马又以让出今后稿费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为条件,同巴黎的债主们达成妥协,从而消除了法律上的麻烦。他便于1853年11月重返故国。 2. 报界红人 无产阶级的1848年六月起义惨遭镇压以后,开始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专政的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完全丧失了它的进步作用。6月的失败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于是,原先无产阶级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际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语)法国无产阶级从在资产阶级旁边捍卫自己的利益,进入与资产阶级正面冲突的时代。第二帝国期间,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了它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状况显著恶化。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劳动与资本的斗争益趋激化。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大仲马,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到了第二帝国时代,他虽然对拿破仑第三经常发一点轻蔑的议论,但面对劳动和资本的激烈斗争,他的政治活动更显得消沉了。至少在整个50年代,同前数10年的有声有色的政治经历相比,他在这方面大为失色。 不过,作为文人,他的精力依然充沛。他的《昂日·皮图》《沙尔尼伯爵夫人》《耶户和他的伙伴们》《马什库尔的母狼》《巴黎的莫希钦人》等长篇小说都发表于50年代。他的巨型回忆录也主要写作于50年代。而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他的办报的努力。 大仲马在1848年以后的10多年间办了好几种报刊。上文已经提到他在1848年3月1日创刊的生存了两年的《月报》。此后,他又先后创办了每日出版的晚报《火枪手》《新法兰西》、周报《基督山》和不定期的“亚历山大·仲马未刊作品集”《基督山》,品种可谓齐全。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火枪手》。 大仲马是1853年11月初回国的。他一到巴黎就雷厉风行地筹办《火枪手》晚报。昔日的《月报》是大仲马一人包办,等于他的个人公报。现在他要办一份名副其实的报纸,有它的管理部、编辑部,有一批经常撰稿人。大仲马从比利时归来后,就在拉菲特街的金屋旅馆四层楼上租了一套三间简陋的住房,现在这房子成了《火枪手》经理办公室。编辑部则设在楼下,就在著名的金屋饭店对面。基督山城堡的园丁、不会算账的米歇尔担任会计,当年的管家、意大利人鲁斯科尼担任“不管部长”,一个叫希尔施勒的专管发行,一个叫马蒂奈的掌管行政。撰稿人也已约定,其中不乏名流:瑞拉尔·德·奈瓦尔、泰奥菲尔·德·邦维尔、泰奥菲尔·戈蒂叶、保尔·波卡日、小仲马,此外还有昂利、罗什弗尔、莫里斯·桑、达施伯爵夫人等。准备大致就绪,11月12日《火枪手》推出了创刊号。创刊号上,大仲马别出心裁地以“我”和“随便什么人”的一席对话阐述了报纸的宗旨: “您就要办一份报纸,是吗?” “是的。 “文学性的还是政治性的?” “文学性的。” “啊!” “怎么啦?” “您可错了。” “每当我开始做某件事的时候,人们总对我这样说。” “尽管如此,您不还是照干不误吗?” “当然啰!” “您为什么要办这份报纸呢?” “首先,因为在别人的报纸上我总受敌人们的攻击,而得不到朋友们的得力保护,已经感到厌倦了;其次,因为我还有四、五十卷《回忆录》尚待发表,这四、五十卷《回忆录》由于逐渐写到当代的事情,而越来越牵涉到某些人的名誉,我希望承担责任,不仅作为作者、而且作为发表者承担责任。” …… 作为一个文学性的报纸,《火枪手》可以称得上是形式多样、内容精彩。它发表过奈瓦尔的中篇小说和十四行诗,邦维尔和梅利的短诗,艾弥尔·戴尚的专栏文章 ,莱蒙托夫和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它开辟了一个“妇女通讯”专栏,一个剧场巡礼专栏,一个重要新书摘要专栏;它还经常刊登关于假面舞会和大型狩猎的报道。 《火枪手》的最主要的供稿人当然是大仲马。他的《回忆录》《漫谈录》无休无止,虽然有许多水分,却很受读者的喜爱。他的长篇小说《巴黎的莫希坎人》和《耶户和他的伙伴们》都是首先在《火枪手》上连载的。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学家米什莱,作家乔治·桑、戈蒂叶、奈瓦尔,评论家圣勃夫和画家德拉克洛亚的很有见地的长篇文章 。为了写这些文章 ,他展开了不折不扣的记者的采访工作。德拉克洛亚在1853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晚,这个紧追着猎物不放的可怕的仲马又来了,他手拿白纸笔记本,一直把我追逐到半夜…… 读者对大仲马的作品是那么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女读者,真有一日不读如隔三秋之感,以致稍有间断,大仲马便必须发一纸“安民告示”: 亲爱的女读者们: 你们以为我一命呜呼了,是不是?再也读不到《漫谈录》了,再也读不到《莫希坎人》等等作品了。 你在干什么,这自称永不知疲倦的人? 不认识我的人说:“他在休息。” 不知道我年龄的人说:“他在恋爱。” 了解我的人说:“他在准备。” 是的,准备着千百种作品。 《火枪手》办得如此雅俗共赏,它也博得了雨果、拉马丁这样的大作家的赞赏。流亡英国的雨果在信中说:“我此刻生活着而不读《火枪手》,这还能算生活吗?”当大仲马向拉马丁征求意见时,后者热情洋溢地写道:“你征求我对报纸的意见。我只对人类的事物发表意见,我对奇迹无意见可言。你是一个超出常人的人。我的意见是一个惊叹号!” 《火枪手》的事业蒸蒸日上。它在两个月里就拥有4000个订户,仅在巴黎每日零售量就达到6000份。连大报业主米罗和维勒麦桑都看得眼红了,他们要买下《火枪手》,并答应以高额报酬留大仲马做合作人。大仲马断然拒绝。他给维勒麦桑写信道:“亲爱的同行,你和好心的米罗先生的建议好极了。……不过,我此生梦想的就是有一份属于我的报纸。我终于有了这样一份报纸,而且它每年至少能给我带来100万法郎的收益。我还没领过一文稿酬。按每行字40苏计算,自《火枪手》创刊以来,我已挣了20万法郎,我让这笔钱静静地躺在钱柜里,这样,一个月以后就可以一次领50万法郎。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需要钱,也不需要经理。《火枪手》是一件有大钱可赚的生意,我要独自经营……” 大仲马为《火枪手》而骄傲是不无理由的。但“还没领过一文稿酬”、 “让这笔钱静静地躺在钱柜里”云云却是假话。事实上,报纸所有的收入几乎都让大仲马一人拿走了,钱柜经常是空空如也。一天,大仲马又去取钱,管事的马蒂奈先生告诉他一文也没有了。 “怎么?”大仲马诧异道,“收入的报费呢?” “您已经连续5天,每晚拿走500法郎。”管事的无可奈何地指出。 “当然啰!我完全可以拿500法郎,因为我提供了1500法郎的稿子嘛!” 就算是大仲马每天提供1500法郎的稿子,他总还拿到了500法郎。而其他撰稿人以及编辑部人员,却基本上都是在从事义务劳动。在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仲马能用他的友谊和热情把这种义务劳动维持了3年多,也算是一大奇迹。但奇迹总难持久,撰稿人和编辑同人纷纷告辞。1857年2月,《火枪手》宣布停刊。 大仲马有两个经法律承认了的孩子,然而仍不免有孤独之感:小仲马在《茶花女》成功后,索性买了一处住宅同生母拉贝一起去生活了;与克莱勃萨默尔生的女儿玛丽·仲马本来就同后母伊达最亲,1856年结了婚,与大仲马更少往来了。不过在《火枪手》存在期间,工作繁忙,大仲马的生活反而相对地平静一些。闲暇时,他常去金屋饭店、巴黎咖啡馆或托尔托尼露天咖啡座同朋友欢聚、畅谈。除了同小仲马去英国作了一次闪电旅行、参观曼彻斯特博览会以外,他几乎一直呆在国内。 3. 俄国之行 《火枪手》的停刊解除了旅行家大仲马的羁绊。1858年6月,他又振翼起飞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遥远的俄罗斯。 大仲马早就同俄罗斯结下了不解之缘。1829年,《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在巴黎首演成功以后不久,就被搬上俄国舞台,由著名的演员卡拉蒂金夫妇分别扮演吉兹公爵和公爵夫人。后来,卡拉蒂金又陆续把《安东尼》《理查·戴林顿》《泰莱萨》《基恩》等剧译介到俄国。不过,大仲马的这些剧作虽然得到自由派人士如别林斯基、赫尔岑等的称赞,俄皇尼古拉一世却对剧中的社会叛逆者的形象表示反感。1839年,当一位俄国大臣根据大仲马的愿望请求俄皇赐予大仲马圣斯坦尼斯拉夫三级勋章时,尼古拉一世只赐给他一枚钻石戒指。大仲马颇为扫兴。 怀着对俄皇的不满,他于第二年发表了反映反对沙皇制度的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长篇小说《一个剑术教师的回忆》。有个名叫格利济埃的剑术教师,著有《武器和决斗》一书,由大仲马作序。此人曾在俄国上流社会教授剑术。他向大仲马讲述了自己的学生、近卫军骑兵中尉安年科夫伯爵的故事。安年科夫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中受牵连,被沙皇当局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法国情妇路易丝自愿陪他同去,他们在患难中结成夫妇。正是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大仲马写了《一个剑术教师的回忆》。这部小说更加触怒了俄皇尼古拉一世。所以当卡拉蒂金于1845年来巴黎,大仲马表示愿意去俄国时,卡拉蒂金劝他还是打消此念。 《火枪手》停刊后,大仲马游历俄国的夙愿重又萌发。这时,亚历山大二世继承了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大仲马去俄国的道路已经畅通。碰巧,1858年春天,大仲马有个会招魂巫术的苏格兰朋友丹尼尔·道格拉斯·霍姆要去俄国同一位公爵夫人的妹妹完婚,那公爵夫人非常仰慕大仲马。 “如果仲马先生不去做傧相,我们就拒绝霍姆先生的婚事。请您到我们圣彼得堡去做客吧。”她对大仲马说。 “这不可能。如果我去俄国,那就不仅去圣彼得堡,还要去莫斯科、下诺夫戈罗德、阿斯特拉罕、塞瓦斯托波尔看看,然后从多瑙河回来。” 大仲马回答。 “这太巧了。正好我在莫斯科附近有一块领地。伯爵在下诺夫戈罗德有一处田产,在喀山有一些草原,在里海有一些渔场,在伊扎奇有一座乡间住宅。……” 大仲马乐得趁此机会做一次长途免费旅行,于是就在这年6月同他们一起上路。 大仲马一行乘火车经科隆、柏林到波兰港城什切青,然后换船直抵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逗留了数周,参加了霍姆的婚礼仪式,观光了这古老城市的名胜古迹。第二站是莫斯科,他受到纳利什金伯爵的热情接待——伯爵夫人冉妮·法尔孔是法国人,大仲马女儿玛丽的好友。尽管小住一月,大仲马也不失时机,向伯爵夫人大献殷勤。50年后,法尔孔闪闪烁烁地承认,她未能抵挡得住这位火枪手的攻势。她忏悔地向别人说:“我犯了过失,我犯了过失。” 九月,大仲马到了下诺戈罗德。一件意外的事给他带来极大的愉快。一天晚上,他应邀参加新上任的总督亚历山大·穆拉维也夫府邸的一个晚会,忽然听到通报一对夫妇的名字,令他吃了一惊。这时,省长抓住他的胳膊,把他领到一对新来的客人面前,向这对夫妇介绍道: “这是亚历山大·仲马先生。” 然后又向大仲马介绍道: “这是安年科夫伯爵夫妇,您的《剑术教师》的男女主人公。” 三个人都惊叫出声来,张开手臂,热情地拥抱。原来安年科夫在西伯利亚服了30年苦役以后于3年前获赦。这对夫妇对把他们作为主人公写进小说的这位大作家给予了极其隆重的招待。 从下诺夫戈罗德继续前行,经喀山、卡梅申到海岸上的阿斯特拉罕,再向南进抵巴库,至此,大仲马到达了此行的最远点。一路上,他受到的礼遇堪与国宾相比。最使他欣喜的是,他发现自己在俄国同雨果、巴尔扎克、拉马丁、乔治·桑、缪塞一样享有盛名。听说他是《基督山伯爵》的作者,人们到处都当他是天外来客一样围观不舍。 大仲马从黑海经君士坦丁堡进入地中海,于1859年4月2日在马赛登上法国国土。好友梅利当天在法兰西饭店举行了有40人出席的宴会为他洗尘,席间还朗读了梅利献给他的颂诗。大仲马的俄罗斯之行是一次大丰收。他不久后发表的游记《高加索》《从巴黎到阿斯特拉罕》就是此行的具体成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最后十年 1. 联邦共和的梦想 启程去俄国的那一天,一个朋友问大仲马: “你难道再也不愿呆在我们中间吗?” 大仲马毫不犹豫地回答: “噢!我要尽量少呆在这里,对我来说,以后是从国境线开始的。” 旅俄归来以后,大出版商米歇尔·莱维同他达成一项契约,预付给他120万金法郎,购买出版他的全部作品的权利。120万,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若在一般人,足够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了。而大仲马,却想着怎样用它去干一番耸人听闻的“事业”。迄今,他还只在法兰西的政治舞台上显示过身手。他多么想像为希腊的独立运动而献身的英国诗人拜伦那样,到国外去参加一场出生入死的战斗啊!当时,意大利为民族统一而进行的战争进入决定性的阶段,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领袖朱赛佩·加里波第领导的“千人军”正在所向披靡地征战。即将向西班牙波旁王室统治的那不勒斯王国进军。大仲马素来敬仰传奇式的英雄加里波第。他对昔日迫害过仲马将军的那不勒斯波旁王室又怀着格外深重的仇恨,多年来一直想着报仇雪恨。“费迪南一世毒害我父亲的那一天,他也把我变成了那不勒斯的公民。”他曾这样说。现在,时机来到了,他决定投奔加里波第。 为了到海外去从事这项伟业,大仲马就像他笔下的基督山伯爵一样,需要一艘双桅纵帆帆船。趁这艘耗资5万法郎的小帆船“爱玛”号尚在马赛的船厂里加紧建造的时候,他先去都灵走了一趟,与加里波第取得联系。 加里波第生活简朴,住在欧罗巴饭店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大仲马进去时,他正在同三、四个义勇军军官商讨军机。52岁的加里波第,身材相当高大,穿着义勇军的红上装,蓄着一把红棕色的大胡子,目光炯炯,面带微笑。这里没有仆役,大仲马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引起主人们的一阵欢呼。他们当下煮了咖啡来喝,真是意趣相投,一见如故。加里波第对大仲马前来支援意大利人民的斗争,自然十分欢迎。第二天,加里波第有事去米兰,大仲马也随他同往——他在搜集撰写《加里波第回忆录》的第一手资料。 取得加里波第的赞同以后,大仲马回法国准备了几个星期,便在马赛登船启航。“爱玛”号人员精干,除了两个粗壮的水手,还有一个娇小玲珑的人物,穿一身小歌剧里的水手服,船上人都称之为“海军上将艾米尔”,大仲马有时向人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儿子,有时又说是他的侄子。可仔细一看,不难发现这原来是个女娃。她就是大仲马继伊萨贝尔之后的新欢艾米莉·科尔吉埃。伊萨贝尔是1858年从大仲马的生活中消失的,可能是病故了。就在那一年,艾米莉出现。艾米莉是一个木桶匠的女儿,喜爱文学,尤其喜爱大仲马的小说,她不安于在商场里做平凡的工作,梦想做一名演员,便在那一年托母亲的好友带她找大仲马帮助。大仲马那时正要出发去俄国,但他没有忘记这个娇嫩的尤物。第二年从俄国归来,他便和艾米莉约会。19岁的艾米莉在找到演员的差事之前,先做了57岁的大仲马的情妇。艾米莉不久就以其放荡的魔力深深地迷住了大仲马。此番出征意大利,艾米莉成了他不可缺少的旅伴。 大仲马一行于1860年5月16日在热那亚上了岸。他得知加里波第已率1100名义勇军乘两艘旧商船向那不勒斯王朝统治的西西里岛进发,便紧追而去。6月11日,大仲马到达西西里岛时,包括首府巴勒莫在内的整个岛屿实际上都已在加里波第手里。大仲马未曾做出实绩,就被敬如功臣。加里波第请他住在巴勒莫的普列托里奥宫里。巴勒莫、卡尔塔尼塞塔、马尔萨拉等城市纷纷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这位1830年七月革命的街垒斗士,又戴起了他那顶象征共和的大草帽,上面插着蓝、白、红三色的羽毛。 可是,7月初,大仲马不得不让艾米莉暂时回国。他在给国内好友罗布兰的信中写道:“你在我家里见到过的可爱的小家伙,白天是个男孩,夜里就变成女人。有一次,当他变成女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其后果在第二个月就显示出来了。”原来艾米莉怀了孕。 7月20日,在米拉措打了最后一仗,西西里之战取得全盘胜利,加里波第准备渡过墨西拿海峡去征服波旁王朝的巢穴——那不勒斯。可是,经过西西里之战,他既缺乏武器弹药,又没有钱去购买补充。大仲马闻之,慨然献出了“爱玛”号帆船和自己所余的5万法郎。加里波第委托他回法国购买武器。他用6天时间在马赛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用91000法郎购得1000枝来复枪和550枝卡宾枪。9月初,他乘着满载枪支的船在那不勒斯的停泊场同加里波第会合。登陆的加里波第义勇军在那不勒斯王国受到各方面的欢迎。9月6日,国王弗朗西斯二世仓皇逃出那不勒斯城。第二天,加里波第走在义勇军前面好几英里,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进入了这座城市。身穿义勇军红衬衫的大仲马和他并肩而行。 大仲马俨然以那不勒斯的征服者自居,也许有点可笑,但他确实对意大利贡献不少。加里波第进入那不勒斯城后,给了他比在西西里岛更大的荣耀,任命他担任文物总监,委托他领导庞贝古城的发掘工作,让他住进前国王弗朗西斯二世的夏宫奇亚塔莫涅宫。不过,这一系列厚遇当中也包含着加里波第要让大仲马少参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用心。加里波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当时,加里波第和另一个领导意大利统一的实权人物、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在如何建立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问题上有严重分歧。而大仲马比加里波第还激进,竭力鼓吹建立意大利共和国,甚至有建立法兰西—意大利共和国的设想。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加里波第颇感头痛,才想出了这些调虎离山的办法。 攻下那不勒斯城以后,加里波第紧接着展开了沃尔图诺河战役。10月29日,他和被选为意大利国王的维克托·爱玛努埃尔二世在泰阿诺会合。11月7日,国王与加里波第同乘一辆马车进入那不勒斯城。国王授予加里波第大将军衔,任其为阿农齐亚塔的总督,加里波第谢绝。加里波第要求任西西里终身执政者,国王也拒绝了。加里波第和国王的分歧已经昭然若揭。 2. 政治失意 留在那不勒斯城的大仲马,一直在执拗地主张共和。法国驻里窝那领事曾给法国外交部长打了一份报告,详述了大仲马同他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大仲马以坦率而又多少有些滑稽的方式表达了他激进的政治主张。 “您从哪里来?” “从巴黎。” “您去那里做什么?” “为不久以后加里波第在圣安东区竞选做准备。”“您取得成功了吗?” “比原先希望的还好。” “您现在到哪里去?” “去那不勒斯。” “做什么?” “赶走维克托·爱玛努埃尔。我完全有权这样做。因为是我攻下那不勒斯城的。 这您是知道的,对不对?” “完全正确!……不过,既然是您攻下那不勒斯城、赶走弗朗西斯二世的,那么,也是您把维克托·爱玛努埃尔接到那不勒斯城来的呢?” “当然!” “为什么您现在又要赶走他呢?” “在一出戏里,当人们充分利用了一个人物以后,当这个人物的作用已经完结的时候,就巧妙地摆脱他,就取消他。我们就要这样做。”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把国王赶走以后,谁来代替他呢?” “我们,亲爱的。” “你们是谁?” “加里波第。” “让他做那不勒斯国王?” “为什么不?不仅如此,整个欧洲都将从根本上动摇,旧的王朝都要垮台。在意大利之后,就要轮到法国,整个欧洲。请注意,到了开春,匈牙利也将起义……” “那么,你们要把意大利变成什么呢?” “我们要在意大利组织一个联邦共和国。” …… 可是,加里波第暂时还无法东山再起,欧洲也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地震。大仲马只得专心于庞培的挖掘,致力于写作。他又进入了一个高产期。在那不勒斯,他同时进行的著作有《加里波第回忆录》《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王室历史》,长篇小说《圣菲利切》,论著《抢劫的起源,其持续不灭的原因以及消灭它的方法》。此外,他还办了一份名为《独立》的报纸。从政治到历史论文,从中篇小说到长篇连载小说,几乎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笔。这份报纸从1860年11月一直办到1863年。 到极度的政治失意中,大仲马于1862年10月14日收到了自称由乔治·卡斯特里奥塔·斯坎德倍亲王殿下任主席的“希腊—阿尔巴尼联盟”从伦敦发来的信,请求他“为雅典和君士坦丁堡做您已经为巴勒莫和那不勒斯做过的事”,以便“进行基督教反对古兰经的最后斗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具体说,就是要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阿尔巴尼亚,使圣索菲亚重归基督教,解放希腊。大仲马见义勇为,把“爱玛”号和仅有的钱又都献给了这个联盟。他拒绝了这个联盟授予他的“将军”军衔,但接受了“东方基督军军需总监”的职务。1862年秋天,他在给小仲马的一封信中宣布: 阿尔巴尼亚、台萨利、埃波尔和马其顿起义将在3月底举行。首先从这个地区驱逐土耳其人,然后把他们赶到君士坦丁堡,可能还要把他们从君士坦丁堡赶到博斯普鲁斯海峡。 他在不久后的另一封信中对小仲马说: 你不想参加阿尔巴尼亚战役吗?我可以把我的副官的职务留给你。 可是,大仲马正在高兴之际,警察局突然传讯他,他这才知道,所谓阿尔巴尼亚亲王,原来是一个意大利惯犯。他好不伤心! 在那不勒斯,大仲马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倾向共和的加里波第,同维克托·爱玛努埃尔国王的政治分歧已经尽人皆知了。昔日那不勒斯的解放者,穿红衬衫的义勇军,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更何况大仲马还在热衷于挖掘庞贝城,迷恋着他的法意联邦共和国。这二者都招致了那不勒斯人的反感。他们在嘀咕:“一个外国人,为什么有这种特权!?”一场反大仲马的运动即将爆发。 在加里波第参谋部里任职的法国人、历史学家马克西姆·迪·康了解到形势的严重性,同参谋部的两个高级军官前来通知大仲马。大仲马正在吃饭。他边吃边同马克西姆·迪·康等人大谈他发掘庞培的宏伟计划:他要从法国请一大批考古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来,还要请意大利政府派一个工兵连。……可是,周围越来越响亮的喧哗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们在示威吗?反对谁?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已经没有统一的意大利了。”他说。 这时,口号声已听得越来越分明: “打倒仲马!把仲马扔到海里去!” 马克西姆·迪·康走到窗口,只见一大群人拿着模型,举着意大利国旗,向奇亚塔莫纳宫冲击。在军警的劝阻下,过了一会儿就解散了。当他走回屋里时,发现大仲马的两眼还噙着泪光。 “我已经习惯于法国人的忘恩负义,却没有料到意大利的忘恩负义。我把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都给了它。”大仲马抽咽着说。 为了安慰大仲马,加里波第的参谋部特为大仲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宴,组织了一次去庞培的远足,还特许大仲马在卡波·迪·恭特公园打猎。 可是,不久,加里波第由于同国王的关系再难弥合,终于离开那不勒斯,回他那岩石丛生的故乡卡普列拉岛去了。大仲马彻底心灰意懒,在这里再也无法呆下去,便于1863年秋天返回巴黎。 3. 最后的岁月 1860年7月回国的艾米莉,于这年10月24日生了一个女孩,虽然 “只有小拇指不点儿大”,大仲马却高兴得发狂。“亲爱的!你知道我是想要一个女儿的。”他给艾米莉写信道。孩子起名叫米卡埃拉·克莱莉·若赛法·艾丽萨白。加里波第做了这孩子的教父。1861年初,艾米莉和孩子先后来到大仲马身边。现在,她们同大仲马一起返回巴黎。 大仲马和艾米莉带着小米卡埃拉初返巴黎,住在黎世留街。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了,已经同居4年的艾米莉坚持要与大仲马正式成家。大仲马自从与伊达离婚之后,已决意不再给自己套上婚姻的“枷锁”,断然拒绝。两人闹得不可开交,到1864年初终于散伙。大仲马提出由他承认小米卡埃拉,艾米莉执意不肯,孩子还是归了艾米莉。 大仲马虽然把小米卡埃拉视如宝贝疙瘩,但对失去艾米莉并不伤心。他从意大利归来时,就带着一个名叫范妮·戈尔多萨的女歌手。“海军上将”刚一退伍,范妮立即进驻黎世留街。这年夏天,他们迁居昂季安的一座名叫“卡提纳”的别墅。入冬前,又在圣拉萨尔街租了一处住宅。范妮极其风骚,周围经常群集着一帮无聊之人和音乐家。大仲马多次在她的卧室里撞见她和别的男人鬼混。而她对大仲马却管束极严。有一次,她竟到剧院的包厢里大发妒火。大仲马忍无可忍,碰巧,他的帆船租给一个探险家,船在海上遇事,那探险家赔偿了他一笔钱,他便用这笔钱打发了范妮。 1865年,乔治·桑在给小仲马的信中写道:“我在奥德翁剧院见到了你的父亲。我的上帝!他多么让人吃惊啊!”大仲马的精力依然不减当年。这一年,他上演了两个剧本:《巴黎的莫希坎人》和《巴士底狱的囚犯》;还完成了前一年开始连载发表的长篇小说《圣菲力切》。 翌年,他旅游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积历次旅德的实地感受,他写了长篇小说《普鲁士恐怖》,正确地预言了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对法国的战争威胁。 大仲马1867年的生活,整个儿被他最后一个情妇占据了。艾达·艾萨克·门肯是一个出生于新奥尔良的半爱尔兰血统半克里奥尔血统的美国人,约生于1835年。她年纪很轻就离开父亲,跟一个巡回马戏团去走江湖,做马术演员。1867年,她趁世界博览会之机到巴黎,在快活剧院演出大型音乐戏剧《草原大盗》。她几乎骑在马上,使满座惊动。散戏后,大仲马去后台向她祝贺。听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她立刻扑到大仲马的怀里。原来她早就熟读大仲马的一些小说,甚至公开扬言过:“将来到了欧洲,我一定要做这个非凡人物的情人。” 大仲马和文达都喜欢哗众取宠。他们经常在一起抛头露面。不仅如此,艾达还希望能有一张宣传她与这位著名作家关系的海报。于是她精心安排大仲马同她拍了两张照片,其中的一张,大仲马上身不穿外衣,艾达身穿紧身内衣坐在他的腿上,彼此紧紧挨靠着。另一张是艾达蜷身在大仲马的怀里,头紧贴着他的胸脯。这两张照片很快就出现在巴黎的许多商店橱窗里,引起许多人对大仲马的冷嘲热讽。为此,大仲马同照相师列贝尔还打了一场官司。 这年夏天,门肯要去奥地利演出,她与大仲马的关系遂告中断。她在国外演出时落马受伤。1868年10月大仲马应邀在勒阿弗尔城讲演期间得悉她的死讯。 大仲马自诩是自然的宠儿,有耗不尽的精力。他曾在一首致友人的诗中写道: 你问我是怎样战胜时间的, 我精力不衰的秘密在哪里? 我每天用心灵和头脑吸食 大自然母亲的活命的乳汁。 大仲马诚然有天生的强健体魄、过人的精力。但是,他的私生活太荒唐了,特别是1865年以后,他放纵淫欲简直到了不可以笔墨形容的地步,这不能不损耗他的智力和体力。1867年,他便无力再从事文学创作。1868年从勒阿弗尔归来以后,他经常头晕目眩,只能偶尔读读自己的旧作。遵照医嘱,第二年他去布列塔尼的一个僻静角落休息,同时为出版商勒麦特尔编写一本《烹饪词典》。不过他已筋疲力竭,无法完成这项工作。 1870年春天,大仲马又去法国南方疗养,像是要借助温暖的阳光,把他即将熄灭的生命的烛火重新燃旺起来。7月回到巴黎,普法战争——他在《普鲁士恐怖》中预言的那场战争爆发了。小仲马赶在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之前把他带到自己在诺曼底省第埃普城附近的海滨别墅。人们向他隐瞒着法军在战场上惨败的真相。他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同小孙孙做简单的游戏。他已经严重失去记忆。一天,见到一个老相识,他再也想不起这人的名字,只是茫然地喊着:“日内瓦!法兰克福!” 1870年12月,大仲马卧床不起,他嘱咐家人去请一位教士。但是,12月5日当昂德里约神父到来时,他已经失去知觉。当晚10时,他死在女儿玛丽的怀中。那天,也正是普鲁士军队侵占第埃普城的日子。 12月8日,大仲马的遗体临时葬在离第埃普一公里的涅维尔小教堂的墓地里。第埃普市政委员会的代表团和一些作家、艺术家出席了葬礼仪式。在第埃普避难的巴黎日姆纳兹剧院经理蒙蒂尼代表逝者的生前好友发表了演说。 1871年10月,普鲁士对法国的占领结束了。1872年4月16日,在巴黎附近大仲马的故乡维莱尔—科特莱,举行了正式安葬仪式。参加者中有大仲马一生各个时期的旧识:采纳大仲马第一部成名剧作的法兰西喜剧院经理泰勒,发表大仲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新闻报》经理季拉尔丹,和大仲马亲密合作写下大量作品的马凯。……大仲马的一生仿佛又显现在人们的眼前。 大仲马的墓穴就在父亲仲马将军和母亲玛丽·路易丝·拉布莱的近旁。 小仲马在仪式结束前的简短致词中说了这样一句含义深远的话: 我希望这个仪式不仅是一次哀悼,更是一次喜庆;不仅是一次葬礼,更是一次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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