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 第一章 准备 引 言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如一道照彻苍穹的闪电，一阵振聋发聩的惊雷。这激昂的呼喊，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英国，也传遍了风雨飘摇、支离破碎的法兰西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1940年6月18日，巴黎沦落于德国法西斯履带下的第五天，贝当投降政府上台的第二天，一个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的决定伟大的法兰西命运的日子。这天下午6时，戴高乐，一个被一些人认为只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一个默默无闻的战士，在他年届半百的时候，义无反顾地被他的时代、他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推上了世界政治舞台，高举起抵抗的火炬，开始了他慷慨悲壮的为民族夺取自由和独立的搏击生涯。 于是，世界历史上站起了一个巨人的身影。 可惜，在他那个时代，他所得到的太多的是嫉恨，只有少数几个人才真正看清了他作为一个未来巨人的潜在的素质，或者不如说只有他自己，才真正预感到了他为法兰西应尽的责任。因为他本就是为拯救法兰西而准备的人，按丘吉尔的话说是“应运而生的人”。当他预感到灾难时，他曾多次向他的同胞发出了警告，然而这些警告都被淹没在一片嘲笑声里。大难临头之际，他在一片绝望的哭叫中振臂而起，却被可耻的投降政府缺席判处死刑！ 但不久，人们就感受到了他的分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分量就像高利贷息金一样，愈积愈重，以至到他逝世20周年 （也是他的“六一八” 讲话发表50周年和诞辰100周年）的1990年，他的祖国从官方到民间，到处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把这一年称做“戴高乐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他诞生的11月份举办“戴高乐在他的世纪”国际日活动，以表达世界人民对这位巨人的怀念。 因为历史这样告诉人们：由于“六一八”他那反法西斯的著名战役，使古老的法兰西挣脱了战败国的耻辱而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由于他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阿尔及利亚”，使那些要求独立的民族“圆满地完成了非殖民化进程”。更由于他的“戴高乐主义”以及提出的“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 的响亮口号，为整个西欧摆脱美国的“小伙伴”地位转而与之抗衡奠定了精神基础。还有更重要的，是他那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品性，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拒绝一切个人虚荣、义无反顾、俭朴无私的作风和忠于爱情、热爱家庭、怜爱孩子的情操，完成了一个伟大人物的人格塑造。 而他，这位法国的拯救者和伟大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也就得以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在什么人面前，都可以像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样，骄傲地大声说： “我是戴高乐将军！” 1.　“法国是我的！” 就像一座火山的爆发必然有一个能量蓄积的过程一样，一位伟人向世界展示他的伟大之前，也必有一个漫长的、甚至是几代人的准备过程。 夏尔·戴高乐当然也必有这样一个过程。 1890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市一个市民和下层贵族之家。为纪念他英年早逝的大伯，其父亨利·戴高乐给自己心爱的二儿子取了他大伯父的名字，叫夏尔·戴高乐。 小夏尔·戴高乐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接受了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观念的熏陶。在他最亲的长辈中，祖父朱利安—菲列普·戴高乐是个史学家，著有《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祖母若泽菲娜—安娜—马丽·马约则是一位更为杰出的文学家。在当时的法国上层社会，女子涉猎文艺是一件十分时髦的事。但也仅只限于“稍事涉猎”，没有人赞成她们去干什么更有抱负的事情。但思想活跃的若泽菲娜却担任了《家庭通讯》刊物的编辑，还写了十多本虔奉宗教的著作。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 《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至今 仍有读者。此外，在她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关于夏多勃里昂的传记和一部名为《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的传记。这两部传记对她的孙子一生的志趣和成 就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小夏尔毕生敬佩夏多勃里昂，而奥康内尔传记的主题则与戴高乐将军的毕生活动并行不悖。若泽菲娜在后一本传记中赞扬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种方法后来戴高乐曾多次借鉴。 小夏尔的父亲亨利1870年22岁的时候，法国正面临着普法战争的失败。 年轻的亨利毅然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并获得了一枚被他的二儿子视若珍宝的勋章 。恢复和平以后，由于生活所迫，亨利不得不任教谋生。这是一位知识渊博并有坚定的道德信仰的人。他没有古怪的嗜好，他爱上帝、爱国王、爱祖国、爱青年，坚定地把上帝和国王的思想灌输给青年一代。他神情严肃（小夏尔简直就是他的翻版！），长着一双象牙一般的手，常常创作希腊哀 歌。在政治观点上，他自称是“一位悔恨的君主主义者”。星期四下午，他常带着妻子和五个儿女去拿破仑墓或凯旋门前静默志哀；星期天则常带他们去当年他曾在此战斗并且负过伤的凡尔赛或斯坦战场。戴高乐将军在《战争回忆录》里专门提到在他童年的心灵上形成的某种“思念法兰西”之类的教育，就是通过方形王旗和简练的碑文，通过对法兰西民族历史上的光荣和牺牲的追忆，通过罗斯丹·特泰依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史诗歌曲等进行的。 而小夏尔的大伯父，那位他直接继承了其名字的夏尔·戴高乐，则对小夏尔的影响更加奇妙。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在每一个遭到侵袭的军营里， 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 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 这几句小诗，就很明确地预示了或者不如说是促成了他侄子于50年后以准将军衔向全国发出了著名的“六一八”反侵略号召。 戴高乐诞生的时候，法国正是路易—拿破仑亲王进行波拿巴主义实验的时候。身材矮小、盛气凌人的拿破仑三世，为了维护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反动的军事独裁，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竭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多次参与欧洲争霸战争。他吞并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远征墨西哥，征服了阿尔及利亚，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并把侵略魔爪伸进了越南和柬埔寨。1870年7月19日，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由于人民不支持，法军连吃败仗。8月中旬，法军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被围困在北部要塞梅斯，一部分由路易·波拿巴自己率领，被包围在色当要塞。9月1日色当大战，他可耻地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10月27日，由巴赞元帅率领的17万大军也在梅斯向普军投降。 第二帝国失败了第三共和国的陆军部长——布朗热将军热衷于搞政变。 丑闻也层出不穷，格雷维总统的女婿达尼埃尔·威尔逊一直在进行勋章和奖章交易且大发其财，事情败露后总统和他的政府在慌乱之中抛弃了他的追随者逃跑了。在布朗热危机达到的同时，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董事长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和他的同事被控有贪污罪。此案揭露出党魁政客、政府官员、议员、报刊编辑广泛受贿，但在政府的庇护下，法院竟宣判受贿人“无罪释放”！ 除此以外，困扰法兰西民族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政局的不稳定。在法国议会中，从来没有一个持久稳定的资产阶级大政党，而是党派众多，山头林立，具有“多党政治”之称。各党派为一己之私，很容易联合，更容易散伙。党派之间的不断争斗，引起内阁频频更迭。1873—1890年这18年间，先后更换了30多届内阁（从1875—1940年这短短的65年间，第三共和国共更换了102届内阁政府；而1946—1958年这12年间，第四共和国也更换了24届内阁。这成了法国多党政治的一大奇观）。平均每届政府执政时间仅六个多月！ 这样的社会现实，理所当然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保皇派和居心叵测的政客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居然又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犹太军官德雷菲斯向德国人出卖情报案件”，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犹太主义恶浪。虽然后来查明德雷菲斯是清白无辜的，但政府就是不愿意重新审理此案。 夏尔·戴高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听父亲讲述他在德国人包围巴黎时负伤的经过，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踌躇满志的巴赞元帅率领全军投降的消息时潸然泪下的情景。严格的亨利着力向儿子指出：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道德堕落，国难当头，问题丛生。 尤其是那桩丑恶无比的对年轻犹太军官的陷害事件，严重损害了法队的荣誉和威信，致使不少军官辞职，年轻人报考圣西尔士官学校的人数也减少了一大半！ 要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夏尔·戴高乐的年纪还实在太小，但小时候的记忆也足以使他在成人后认识到，德雷菲斯事件对他的父辈意味着什么。国耻和荣誉、爱国和祸国、宗教和信念，都是当时整个法国、更是戴高乐家人餐桌上交替谈论的话题。在这样的家庭道德氛围中，小夏尔·戴高乐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再塑军队形象的宏愿，也像他的身体一样，逐渐成型。 这个家庭传统的文学氛围，也对小夏尔人格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他10岁生日那天，父亲带他去看罗斯丹的《小鹰》。他被这出爱国主义的戏剧迷住了，一回到家就一本正经地宣布他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当兵。后来，他把这位爱国诗人的作品《西哈诺》全部背了下来。爱国诗人佩居伊也是夏尔·戴高乐终生崇拜的对象，他诗中的女主人公圣女贞德的爱国主义形象，和他的“法国是母亲，她的儿子们的责任就是为她效劳”的观点，影响了这位未来 的法国总统的一生。此外，他对荣获诺贝尔奖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作品也十分喜爱。当时的柏格森被称为自由思想的代表，是直觉主义的捍卫者。他提倡的那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和对伟大个人命运的坚定信念，成了这位年轻的胸怀大志者心目中的武器和旗帜。后来，当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时候，他还常常以柏格森的理论为动力。这一切，使年少的夏尔·戴高乐形成了他“对法国的一定之见”，这就是——为了祖国的振兴和富强，每一个公民都应做出自己的贡献。而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只有参军当兵才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 当然，10多岁的孩子“当兵”只能是游戏，但他的游戏也体现了他幼小的心灵所感悟到的责任心。一天，他的小弟弟皮埃尔嚎陶大哭地跑回家来，妈妈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夏尔打我了！”妈妈追问根由，皮埃尔说： “我们玩打仗，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 令……” “哪个司令官？” “就是夏尔！”弟弟说，“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情报交给敌人了。夏尔把我痛打了一顿！” 还有一次，也是玩打仗，哥哥格札维埃因为一直装扮反面的德国皇帝而感到腻烦了，想换着当一回法国国王。但夏尔坚决不答应，他生气地连连顿足，高声叫喊道： “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他自己当时也没意识到，他激动时不假思索喊出来的这句话，竟谶语般地预示了他一生的追求。 2.　“大元帅” 1909年8月，圣西尔军校的一纸通知，实现了夏尔·戴高乐儿时的夙愿。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便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自觉地加紧了对于一个巨人的必不可少的人格锤炼。 按照国防部的规定，新生入校前必须先当一年兵。戴高乐的这一年是在驻阿拉斯的第三十三步兵团九连度过的。他不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操练和削土豆皮之类的和平时期的士兵生活，而是一头扎进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阿拉斯市立图书馆里，埋头苦读那些僧侣们精心收藏的丰富的图书。他这种鹤立鸡群的行为当然引人注目。过不久，与他同时进连队当兵的同学有的被提升为上士，也有的被提升为中士。有人问他的连长德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把戴高乐提升为中士，上尉答道：“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小伙子提为中士？他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哩！” 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下级军官用玩笑的口吻挑明了戴高乐心底的志向，戴高乐根本不以为侮。正式进军校学习之后，他在练习本上摘录了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的名言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更加勤奋刻苦学习。为了磨炼自己的记忆力，他强迫自己把课文倒过来背诵。 他一向不善言谈，嗓门又尖又高，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他更是有意识地强迫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向同学们做即席讲演。他从小就个子高大，14岁就如成人一般，进了军校，他不论站立或坐下，都比其他人高出一头，加上他本性孤傲，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使人感到很难接近。为了融洽和同学们的关系，他又强迫自己多与同学接近。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圣西尔军校毕了业，获得了少尉军衔。按照学校的规定，毕业生可任选一个团供职。戴高乐选中了自己当了一年见习兵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 这一选择真可谓至关重要！ 这时三十三步兵团的团长已经易人，新任团长是后来当了元帅和第三共和国最后一任政府总理的菲利普·贝当上校。有一天，贝当上校在斯卡贝河岸上给他手下的军官们讲解火力的重要性。贝当上校的观点在当时的法军总参谋部算是很先进的，因为其时大多数人仍认为刺刀比枪炮优越。当贝当上校讲到孔代王子的一次军事演习时，年轻气盛的少尉戴高乐竟毫无顾忌地立即打断他的话头，指出蒂雷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倒孔代而拯救了阿拉斯。听了他的插话，在场的下级军官们都大惊失色，但被冒犯的团长却立即对这个高大的年轻下级军官产生了兴趣。贝当亲密地挽起了戴高乐的胳膊，离开了军官队伍，边散步边热烈地讨论起孔代和蒂雷纳两人各自的长处。这是戴高乐首次得到贝当的青睐。这种交往后来发展成一个高级将领和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门徒之间的情谊。这位高级将领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各种方式为他的年轻门徒攀上世界级巨人的峰巅做了铺垫，虽然有时并不是自觉的、情愿的。 1913年的法国国庆日，贝当上校骑马检阅他的部队。当他检阅到戴高乐少尉负责指挥的队列时，发现戴高乐已经把队伍解散了！这是严重违犯军纪的，上校团长勃然大怒，下令禁闭戴高乐。戴高乐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代人受过，但军令既出，也只得乖乖地坐进禁闭室，眼巴巴地看着第二天星期日不能像往常那样到巴黎去度假了。不料贝当上校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一切处分。戴高乐欣喜若狂，一口气跑到火车站，跳上了刚刚开动的火车。当他气喘吁吁地走进一间包厢时，却发现那里已坐了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此人正是贝当！ “啊，小伙子，你差一点就赶不上车了吧？”上校略带调侃地发问。 “是啊。上校，不过，我想我准能赶得上。”年轻少尉不动声色地答道。 “可是那时你还关着哩！” “那倒不假。但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你一定会撤销的。”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时，戴高乐意识到：“法兰西将经历巨大的磨难，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有一天能为她做出某种非凡的贡献，而我将有机会这样做。”他满怀激情，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参与了战争。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打得英勇顽强，并三次负伤。其中最重的是第三次。那是 1916年初，戴高乐上尉主动请求把他的连队调到战斗最激烈的凡尔登前线。3月2日，德军重炮猛轰法军阵地。突然间，有人高喊：“援军来了。” 戴高乐大受鼓舞，转过身去，发现了一群血迹斑斑的戴着法军钢盔的士兵。 他定睛一看，马上看出只是一些穿戴法军盔甲的德国人！他立即命令全连上刺刀冲锋。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的上司布尔多上校眼见他倒在血泊中，以为他已阵亡，万分悲痛地写信给他的双亲和已晋升的贝当将军。贝当将军痛苦之至，“追授”这位年轻而英勇的门徒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 ，并写明了如下理由： 指挥该连的戴高乐上尉素以其在德智训练方面的优异成绩著称。是日，其所在营遭敌猛烈炮击，伤亡惨重，同时敌人又从四面向其连队逼近。该员率部勇猛出击，与敌展开激烈肉搏，这是不违背其军人荣誉感的惟一选择。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 若他真的就此“以身殉国”，那么二战战史和整个西欧的现代史都得改写了。耐人寻味的是，那个与他肉搏的德国士兵救了他，并使他捱受了二年八个月凄惨的战俘生涯。但即使成了囚犯，他也从没逃避过自己的责任。起初他被关在弗里德贝格的战俘临时收容所，一恢复健康，他就开始挖地道，并且通过地道逃到了荒郊。由于他个子高大，躲不住，被逮住了。不久后的第二次越狱也功败垂成，因为他偷来的德军制服短得几乎连手肘和膝盖都遮不住。第三次逃跑也未成功，反而被转押到了因戈尔施塔特的惩罚营。 对于戴高乐，因戈尔施塔特惩罚营反而成了他攀上峰巅的一条捷径。在那里他结识了大批越狱未遂的优秀人物，这些人在他未来的奋斗中都发挥了各自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如雷米·鲁尔，此人后来成了《时报》的专栏作家，经常从舆论上支持戴高乐；贝尔热—莱弗罗尔，未来的戴高乐著作出版商；卡特鲁少校，1940年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是最早响应戴高乐“六一八”号召的高级官员。 坐牢的绝大部分时间，他用来学习。他以德文报纸当材料，精通了德语。 他又自告奋勇给难友们讲授战略学。从实战中，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坦克的出现在未来战争中的意义，他在讲课中高度赞扬了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这为他以后所极力主张的建立装甲部队的观点构筑了原型）。 同时，他还写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构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础。他渴望学习，增长见识，也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他决意使自己的言行一贯正确，并且极力维护，即使冲撞了惩罚营的长官被罚坐禁闭也在所不惜。于是难友们给他一个新绰号：“大元帅”。这个绰号和他在阿拉斯时连长对他的评价不谋而合。1927年法军总司令部的步兵总监马泰将军把他提升为少校，委派他去指挥第十九轻步兵营时也说：“我给他们派去的那个人是法队未来的大元帅。”而且事隔多年之后，温斯顿·丘吉尔也这样称呼他。看来他确实是天生当大元帅的料，虽然他的最高军衔至死也只是个将军级别中的最低一级——准将。 但他这时对这个绰号已几乎当之无愧。他的难友雷米·鲁尔这样写道： 这位冷漠的年轻人有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法国人的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 3.　“戴高乐上尉有话要说” 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使夏尔·戴高乐重获自由。这以后，他在波兰军事学院应聘为战术学教官，不久又回到他的母校——圣西尔士官学校教书。这时的戴高乐已经31岁，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并没有什么显著成就。而在他这样的年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半个古代世界，拿破仑已经当了多年将军，大革命时期的奥什也已经有了四年大元帅的历史。命运对他是有点刻薄了。所以这段时间，他表现得郁郁寡欢，粗暴无礼，自以为是，决不服输，毫不认错。然而，在他的意识深处，他却时刻感到时运正在向他招手——天生我才必有用！此生决不会虚度。自己惟一要做的事，就是在现有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潜心钻研，从各方面做好迎接这一天到来的准备。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1922年11月，他考入了法事学院。 但一入学，他那刚强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与院长穆瓦朗上校格格不入。因为这位院长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静止的，形式主义的。他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职责就是订出最详尽的计划，并且不管情况如何都要坚持按计划行动。可是刚烈如火、嫉恶如仇的戴高乐却坚决拒绝接受这种先验论。穆瓦朗上校自以为是吸取了大战的教训，认为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御而使发动进攻代价惨重；但戴高乐却深信：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战争将是运动战而不是单一的防御战。结业时，他考完笔试还将通过战术实地考核。他立意要借这次考核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考核的结果，当然是他如愿以偿，穆瓦朗则败得很难堪。更使院长下不了台的是，他竟拒绝回答上校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是让战术演习中的下属夏托伊厄去回答。穆瓦朗上校怒不可遏，大声斥责道： “可我问的是你——戴高乐！” 戴高乐泰然自若地答道：“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的下属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说完，他又命令下属道：“夏托伊厄，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这次事件使戴高乐名扬全校，当然也就围绕他的结业评分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军事学院学生的毕业评分是按“优秀”“良好”“尚好”三个等级来评定的，并且也是按这三个等级分配的。评委们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那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无不令人赞叹。但是，他为人自命不凡，难以共事，不听批评，甚至不愿与人商讨问题，使他的优点大为逊色。因此，多数评委坚决表示最高只能给他评为“尚好”。贝当元帅闻讯大发雷霆，并且出面施加压力，副院长迪菲厄将军又反复做工作，总算给戴高乐评了个“良好”，但学院最后还是给他写了这么个评语： 是一位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又严肃认真的军人，才华出众，精明能干，颇堪造就。 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害了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 这些评委们绝对没想到，这个评语竟埋下了三年后全体受辱的祸根。因为这个评语，使戴高乐这位潜在的巨人分配不到理想的职位而动摇了当军官的信念，也因此引发了老贝当的夙怨。早在1900年，国家射击学校任教官，贝当因为鼓吹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而被解聘。后来，他到军事学院任步兵战术学助理教授，在被提升为教授的过程中曾冒犯了当时的正统战术家们。那帮人迷信上刺刀冲锋，认为它优越无比；而贝当却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火力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还认为，德国人的火力会大大压倒法国人。他遭到了嘲笑。但在大战的头两年中他终于看到了战争的发展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回忆起从前，现在又看到了那帮军事教官一窍不通的新例证，便决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如今，贝当已经是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作为法国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了。1925年10月，他下令调戴高乐上尉进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顾问团工作，并让他就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戴高乐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使贝当很满意。这时，军事学院院长已换成了与戴高乐观点相近的埃兰将军。贝当对他说：“我越想越觉得给戴高乐评分这件事就像乱断公案一样荒谬。”然后，他干脆下命令了：“埃兰，你在学校组织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给他的评定简直太荒唐了。讲座由我来主持，我要把那几位教授先生教训一顿。他们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讲座于1927年4月7日开始举行，一共三讲。第一讲开讲那天，教授们早早地聚集在圆形会堂附近的办公室里。贝当元帅在埃兰将军的陪同下抵达会场；戴高乐也来了，但独立一厢。教授们竞相后退给元帅让路，元帅却让戴高乐先行。这简直像演戏一样。圆形会场座无虚席。戴高乐全身戎装，他缓步登上讲台，慢条斯理地摘下军帽放到桌上，又解下佩剑置于一侧，然后再从容地摘下了他那副随时戴着的白手套。 正当台下的教授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际，从不讲废话的贝当元帅站起来开门见山地宣布道：“诸位，戴高乐上尉有话要说，他将要阐明他的观点，请大家注意听。” 犹如一颗炸弹轰然爆炸。教授们目瞪口呆，一时谁都不敢相信。一个小小的上尉，在校对不过是个二等生，竟然“应邀”回母校讲学，的确是闻所未闻。更何况他的讲题竟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这简直是对教授们的蓄意侮辱，至少也是有失礼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军总监贝当元帅亲自主持，使整个场面打上了权威的印记。教授们满怀愤慨，但敢怒不敢言，更不敢开小差溜出会场，一个个如坐针毡，也只能硬着头皮听这个小上尉教训： 强有力的人物往往严厉粗暴，难以相处，甚至使人讨厌。即使绝大多数人私下承认这样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从而有意无意地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但他们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后的生涯中也很难受到宠幸。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宁可重用讨人喜欢之徒，而不愿提拨具有真才实学之士。 戴高乐笔挺地站着，泰然自若，口若悬河。一些人为之倾倒，但更多的人则感到窝火。因为这段话听起来，既像为贝当元帅在1914年以前一直未能晋级鸣不平，更像是对三年前教授们给戴高乐的评语的直接回答。而且人们连还击的希望都没有！ 但这样的羞辱还有再，还有三！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戴高乐上尉又演讲了他的第二讲、第三讲。第二讲的题目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其中一些话，许多人都认为是指桑骂槐。他赞颂了诸如佩利西埃将军和利奥泰这样一些人物。前者在塞瓦斯波托尔包围战中，接到拿破仑三世的电报连看都没有看就塞进口袋里，虽然违抗了命令，却为法国打赢了一场战争，并为他自己赢得了公爵的爵位和元帅的权杖；后者于1914年置上级指令于不顾，反而为法国保住了摩洛哥。 第三讲的主题是“威望”，这是教授们最后一次受折磨。在这一讲里，他又一次提到领袖人物的品质。当时在场的人以为指的是贝当 （元帅自己可 能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他三次都饶有兴致地率领教授们坐在前排，并且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但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戴高乐是在夫子自道。他说： “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从初生之时起，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视之不 能清楚见其形，但其影响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接着，他讲出了他的一段名言。这段名言后来一字未改地被收进了他的专著《剑刃》一书： 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无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能产生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居深庙方显威。因此，无论是运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跃跃欲试。这并不是说，应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对下属不理不睬，今人无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体察人情，使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器重。但是在这样做时，对人们决不能过于迁就，而必须保留某些随时可以抛出来的惊人秘密。这样，大家的信任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办事就无往而不胜了。 被教训的教授们都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一个个怒不可遏。他们多少是有点自做多情了。其实，戴高乐上尉不过是在通过这个全国最高军事学府的讲台，向世人宣告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为准则罢了。 4. 建立职业军 应当说，贝当元帅是看出了卓尔不群的戴高乐那潜在的巨大能量，并且愿意为他继续蓄积能量铺平道路的。在顾问团工作，已使戴高乐处于非常接近法事决策中心的有利地位。此后，戴高乐晋升为少校，担任了一段驻特里尔的第十九山地步兵营指挥官，并在东地中海地区任职两年，到 1932年，他奉调进入了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那是根据贝当元帅的建议而设立 的机构）担任中校秘书，时间长达六年。 这六年是非常重要的六年，后来戴高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1932年至1937年，我在14届政府中，通过从事计划工作参与了一系列有关本国防务的政治、技术和行政活动。特别是使我熟悉有关安全的计划以及安德烈·达迪欧和保罗—彭吉尔在日内瓦提出的对军务的限制；当杜梅内阁在元首（指希特勒——译注）上台后决定推行一条不同的路线时，为他们提供有关决策的基础；为国家的战时组织法案进行无休无止的工作，并探讨动员民政、工业和公用事业部门的措施。我所必须从事的工作，我所目睹的讨论，我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使我看到了我们的丰富资源，但也使我看到了国家的虚弱。 国家的虚弱在哪里呢？由于宪法体制上的弱点和议会的阴谋诡计，走马灯似地不断变换的政府几乎处于完全瘫痪状态；整个军事机器臃肿沉重，官僚主义盛行，几近过时；军事思想、训练方法和武器装备自1870年以来没有多少变化，自1918年以来则毫无变化；总参谋部迷信防御战略的力量以及工事的作用，甚至不惜把2000亿法郎的国防巨资耗费在后来的事实证明毫无用处的马奇诺防线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国际地位虽然有所上升，但经济状况却令人十分焦心。特别是从1924～1926年的两年时间里，法郎与英镑的比价从70∶1下跌到240∶1，一再使那些对之错寄希望的人感到沮丧。而法国的邻居和对手德国，自从希特勒上台，就毫不隐瞒他将撕毁凡尔赛条约大规模重整军备，准备为一战的惨败报仇雪耻的决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头几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加上大量的赔款负担，德国经济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凡尔赛条约不仅剥夺了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而且还重新划分了它的疆界，使它丧失了 1/8的领土、 1/10的人口、65%的铁矿、45%的煤矿，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德国还必须交付1320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特别是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德国的煤铁基地鲁尔以后，德国的经济陷入了瘫痪状态，工业生产水平降到战前的40%，工厂成批倒闭，全国 60%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这种状况对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十分不利，对美英统治阶级当然也十分不利。德国的统治阶级从战败的第一天起，就下了复仇的决心，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称霸世界。而英美统治阶级则必须利用德国充当与苏联抗衡的堡垒，以便缓和两方的紧张关系。此外，美国要利用德国来牵制英、法，英国则要保持欧洲的均势，利用德国去牵制它大陆上的宿敌法国。于是，美英两国决定联手扶持德国。 这种扶持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美国垄断财团的“道威斯计划”起了重要作用。这个计划除了向德国提供贷款之外，还容许大量的外国资本通过购置德国企业股票等方式流入德国。德国利用这些资本恢复了信贷制度和商品流通，恢复了生产，更新了工业设备，实现了主要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而且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自己的冶金和军事工业，重建和加强了经济和军事力量。 此外，美英垄断资本还在技术、装备、燃料和原料方面支持德国。这就使德国经济从1925年起就以比英国快得多的速度发展，两年后就恢复了战前的水平。再过两年，它的工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英法，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为它的重新军国主义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的振兴为政治上的非分要求提供了实力。1924年8月，德国政府正式向战胜国提出了下列要求：接纳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给予行政院常任理事席位；解除德国的战争责任；给德国殖民地委任统治权；修改凡尔赛条约有关军备条款等。其中第一条要求国际联盟真的于1926年9月给予兑现。 同时，不管国联同不同意，德国的军队早已在悄悄地、迅速地膨胀，它不顾条约的限制，变相地保存了总参谋部的班底，在各种“俱乐部”、“民间组织”的名义下为建立空军和扩充陆、海军做准备。它秘密地或公开地储存了大量有战争经验的军官，并非法组织和训练非正规的军队。到1930年，它的军队和半军事部队已达37.4万人。同时，它开始秘密地建造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到1929年底它已经拥有了十二个飞机制造厂，六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在研制坦克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还秘密地在西班牙等国制造潜艇和其他军舰，并积极从事军用化学、人造汽油方面的研究。 这些情况，使时刻关注着国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戴高乐预见到了法兰西面临的灾难。鉴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他还预见到了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景：法兰西将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统治阶层的人们听不见或者干脆是不愿听见他的呼吁，他就想交结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迫人的外来危险。这样，每到星期一晚上，他就到一个叫迪梅尼尔的小酒家同朋友聚餐，以讨论如何唤起国民的国防意识。讨论的结果，是写一篇阐明观点的文章 ，这就是发表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的《建立职业军》。 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建一支 10万人的职业化军队以便能迅速对事变进行反应的主张。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们对这篇文章寄予莫大的希望，但文章除了使军界统治阶层大为恼火之外，在民众中影响微乎其微。有人警告戴高乐，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珍惜自己的前程，要么就沿着他所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孤傲不屈的戴高乐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他把唤醒法国民众的使命看得重于自己的军人前程。在他看来，现在十分明显的是，要打动那些控制着国家军事机器的顽固派，仅仅一篇文章实在是不够的，得写一本书，并进行一番个人的游说活动。于是，他又花了大量精力用于完善和充实他那篇文章的观点，终于在1934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与那篇文章一样，叫《建立职业军》。 在这本书的一开头戴高乐就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个战争中的薄弱环节。他指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相比之下，法国的心脏巴黎却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不易防守。在这样的情况下，惟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分编成6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的职业军。他的设想是： 一支职业化军队，一支由 10万年轻、有技术、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任务的人组成的军队。其作战手段是：六个崭新类型的师，配备装甲、履带车辆，完全机动，每个师包括三个旅：一个坦克旅用于攻克地面阵地，一个摩托化机动步兵旅加以占领，一个炮兵旅对其他两个旅实施支援。每个坦克旅将包括50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加上若干进行侦察的轻型坦克单位，完全是支精干的部队，由专业军人组成，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的火力和在突然攻击中突破任何战线的能力。这就是将能在冲突中保护这个易受攻击的民族的长剑，法兰西应该立即将其紧握在手。 这个计划是后来的史学家们所赞同的当时法国对付危机的惟一的解救办法。而且六年之后的1940年，德队用事实说明了他们完全懂得并且接受了戴高乐的观点。但应对保卫法兰西负责的法国最高统帅部对此却熟视无睹，虽然有好几家包括左派和右派在内的报纸和一些军官、政客以及律师都支持戴高乐。其时，贝当元帅已经78岁，不再能够接受新思想，而且，他对戴高乐的同情也由于观点的差异而冷淡下来。戴高乐新交的一个议员朋友保罗·雷诺（第98届法国总理）虽然在议会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戴高乐的计划，甚至还提出了包括建立一支装甲部队的防务法案修正案，但是左翼议员担心职业军队可能成为右翼政变的工具而加以拒绝，右翼则害怕左派用它来粉碎资产阶级，中间派则认为国家无力负担军费，结果这个修正案当即被否决并且很快被人遗忘了。 但是，反对戴高乐思想最具决定意义的还是法国总参谋部。那里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仍按一战时期的战略思考问题——持续不断的战线、沟壕，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谨慎地前进等等。他们认为，戴高乐的计划只能使军队分裂，影响士气、浪费资源，当然最坏的是影响他们的仕途。至于说坦克，法国已经有了一个师，够多的了。他们坚持说：“法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何必庸人自扰！” 由于军界高层的不理睬，戴高乐的思想对公众舆论也没产生多大的影响。《建立职业军》一书在法国只销售了700册，然而在德国，这本书的销路却要好得多！这年有位法国新闻记者与德国摩托化部队司令阿道夫·休亨林将军交换对机械化战争的看法，休亨林向法国记者打听道：“我的伟大的法国同行为发展这些技术正在做些什么呢？”看到法国记者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德国将军又提示说：“我是说你们的伟大的摩托化专家，你们的戴高乐上校。” 他根本不知道，这时的“戴高乐上校”（其实他还是中校）既无权又无势，只能凭他那令人吃惊的坚忍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不停地进行游说。年复一年，戴高乐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在一步一步地实施他鼓吹的理论，国人却奇怪地以一些可笑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将它束之高阁，内心真是肝肠寸裂！ 但强烈的责任感又使他无法避而不见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1935年 1月，萨尔区举行公民投票后归还了德国。这一来希特勒的胃口愈来愈大，胆子也更壮了，于是正式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中有关限制德备的条款，重新实行了征兵制，而且宣布德军将增加到36个师。这是3月间的事。到了秋天，希特勒的小伙伴墨索里尼悍然入侵埃塞俄比亚，国联大为震惊却束手无策。第二年年初，希特勒重新占领了莱茵兰，不久又新建了两个装甲师。这也并没引起英国或法国什么反应。 戴高乐的心情越来越忧郁。1937年7月，他在给姐夫雅各·旺德鲁的信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法国将无力保卫自己，特别是它将在最初的攻击中首当其冲；英国人没有做好准备，对于俄国人的支持我们毫无把握。至于美国人，在一开始他们将做旁观者，尽管是同情我们的。我们的领土将再一次遭到入侵；（德军）几天内就将到达巴黎。在那之后，我们将不得不从布列塔尼，从山区动手——如果不是从阿尔及利亚的话，作战许多个月之后才能在盟国的支持下取得决战胜利，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要流多少血呀！ 他异常精确地预言了法国的未来和战争的进程，并且似乎从未怀疑自己将应召去在那场战争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尽管现实中有无尽的失望，他仍固执地向他的同胞们呼吁，并加紧为将要来到的使命继续锻炼自己。 5. 支撑巨人的女人 如果可以说夏尔·戴高乐是个专为拯救法国而准备的男人，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伊冯娜·旺德鲁则是专为支撑他而出生的女人。 伊冯娜是加来地区有名的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性情文雅娴淑，惹人喜爱。她曾拒绝了一位将军儿子的求婚，理由是这年轻人是个军官，她不愿嫁给军人。她声称宁愿在家乡生儿育女而不愿经常随军仓促搬家。 1920年末，戴高乐在波兰军事学院应聘任战术学教官期间，得到了一次回巴黎度假的机会。一天，他到一位邻居家里吃午饭，遇见了孩提时代的好友、邻居家的回娘家的女儿丹坎夫人。丹坎夫人见到这位小时常被她开玩笑的青年军官如今一表人才，令人羡慕，立刻联想到那位声明不嫁军人的伊冯娜，并推测可能只有戴高乐才能改变伊冯娜对军人求婚者的保留态度。回家后她向旺德鲁夫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引起了旺德鲁夫人的好奇心。于是，两位夫人决定精心安排一次“巧遇”，地点定在巴黎的“清秋沙龙”。两周以后，就像真正的巧合一样，两家人在“清秋沙龙”“碰”上了。丹坎夫人很自然地给他们作了介绍。过了一会儿，夏尔和伊冯娜这对年轻人便走到别人的前面去了。他们来到一幅画像前，那幅像画的是童年的莫里斯·罗斯丹。 罗斯丹是戴高乐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的剧作《小鹰》最早引发了小夏尔的爱国热忱。于是，这位年届30的未婚青年便抓住机会向第一个闯进他心里的少女炫耀起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尚的情操。他大段大段地背诵了这位诗人的诗句，使伊冯娜完全着了迷。伊冯娜回家后，实在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她一反常态地对妈妈说：“夏尔是一位惹人喜爱的好青年，他知识渊博，温文尔雅，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个子太矮了” 当母亲的哪能不懂女儿的心？她立即邀请戴高乐一家赴茶会。入座以后，戴高乐上尉循规蹈矩地把他的军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双膝上面。但当他想往这一堆东西上面再搁一杯茶时，竟笨手笨脚地把茶杯弄翻了，茶水洒到伊冯娜的裙子上面。坠入情网的姑娘一阵热烈的大笑，给那位窘迫不堪的大兵解了围。一周之后，这对情侣在凡尔赛宫再度相逢。刚跳完第六支华尔兹舞曲，迫不及待的戴高乐就正式向伊冯娜求婚，伊冯娜当然是欣然同意。 1921年4月7日，戴高乐再次从波兰请假回国。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的夏尔马涅和圣·路易的圣像之间，这对纯洁忠诚的夫妻完成了他们心灵的结合。从此，在近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中，两个人一往情深地相亲相爱，不论是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岁月，还是在戴高乐担任总统的顺风期间；无论环境、政局如何变幻，家庭、亲属如何遭逢大悲大喜，两个人总是始终如一地相互支持，同甘共苦。伊冯娜曾说，对于一个赴汤蹈火的英雄来说，愈是环境艰难，愈更加需要爱情的支持和灌溉。 少女时代的伊冯娜曾那么畏惧军人家属永不安宁的迁徙生活，但从凡尔赛宫的第六支华尔兹舞曲的最后一个音符消逝之时起，她就抛开了所有的畏惧，勇敢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她像一只永不疲倦的小候鸟，每搬迁到一个新居，她都能迅速地为那位注定要经受风雨磨炼的人筑起一个温馨的小窝，让他放松一下自己。特别是戴高乐当了法国总统之后，她陪同丈夫外出时三次遇刺，每次她都以惊人的不外露的勇敢精神经受住了死亡的考验，更为戴高乐的巨人形象增添了异样的光辉。 作为一个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事业的人的妻子，伊冯娜认为自己的神圣天职就是相夫教子。她生了三个孩子：菲利普、伊莉莎白和安娜。这个五口之家浸透了使戴高乐政治生涯活跃的价值因素。因为这个家庭反映了戴高乐古老的侠义气质，他的基督教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这个家庭是戴高乐留给世人的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 法国海军上将菲利普·戴高乐极像他的父亲，在二战时期他以中尉的身份和所有的战斗法国人一起英勇作战。战后他惟一的抱负就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国效劳，从不要求任何特权，从不干任何有损于“将军”体面的事。 他的妹妹伊莉莎白具有他母亲的简朴、优雅的特点，她与一位法国陆军军官结了婚。这两兄妹都实践了父母亲“自立自强、不依靠父母”的谆谆教诲。 三个儿女中最特殊的是安娜。1928年冬，戴高乐少校举家迁至特里尔第十九轻步兵营驻地时，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因兵营里流感正猖獗，爱兵如子的少校无法回家照顾怀孕的妻子。临产前几个星期，伊冯娜独自上街时被汽车撞倒在冰雪中，虽然没受伤，却深受惊吓。足月临盆，她安全地生下了安娜。但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能说话！ 这个晴天霹雳，给戴高乐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在以后的日子里，两夫妇尽一切努力设法恢复孩子的智力。伊冯娜曾说：“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可惜毫无效果。 有人建议把这个残疾孩子送到收养所去，但两夫妇都拒绝了。戴高乐解释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世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 于是，照料、保护，使安娜幸福的责任就一天比一天沉重地压在这一对本来就肩负重担的夫妇身上。平时，伊冯娜像呵护雏儿的母鸡似的围着安娜转，即使是陪同丈夫去外省视察或外国访问，她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参观慈善机构以便学习照料残疾儿童经验的机会。而戴高乐，为了补偿给女儿的父爱，只要有机会和女儿在一起，他就抛开了全部尊严。他常和女儿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地讲着她能理解的事。他常带着女儿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小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为了保护安娜不受外界打扰，他不许好打听的人和新闻记者接触他的女儿。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甚至禁止在他乡间住宅拍照的新闻记者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娜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和其他孩子的取笑。 两夫妇更担心的是在他们身后没人保护安娜，因而用他们有限的收入设置了一笔“安娜·戴高乐基金”。他们还以自己微薄的财力，在尚贝尔附近的林地上建立了一所残疾儿童养育院。直到1947年，安娜在20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夫妇俩才泪流满面地离开已经“和别的孩子一样了”的女儿。 即使是在这么揪心的20年中，伊冯娜也是始终如一地以她的勇敢精神奉献她平凡而伟大的爱心，从没向丈夫皱过一下眉头，吐露过一个抱怨的字眼。 世人看到的，是20世纪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位咤叱风云的将军，只有一位熟知这个家庭的友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很少人知道这位将军是多么依赖伊冯娜，这些年来她一直支撑着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为法兰西而战 1. 《法兰西和她的军队》 1939年9月1日，被西方政客们骄惯得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悍然按下了战争按钮。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数百架亮着翼灯的德国飞机闪电般地闯入了波兰上空。顷刻之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保持着不祥的沉默的国境地带成了机器轰鸣、火焰纷飞的战场。紧接着，58个战斗师，2500辆坦克，2000多架飞机，从东普鲁士和德波边境三个方向，向毫无戒备的波兰，也就是向所有对战争灾难视而不见或到最后关头仍抱侥幸心理的西方国家发动了攻击…… 戴高乐的预言终于成了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帷幕。 但直到这个时刻，戴高乐仍被那些政客和军界的上司们看作是个不祥的刺头。因为英、法垄断资本的政府和军队根本无意与德国作战，但因为和波兰订有同盟条约，有义务救助波兰，不得已于9月3日分别向德国宣战，拥有上百个师的英法联军，也只是在边境上呐喊一阵，放了几枪，便静坐下来，眼看着自己的邻居被强盗毁灭。所以，在战争爆发之前，戴高乐关于加强战备、强化国防的游说也只能被人看作是“政治野心”而处处受人排斥罢了。 有一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戴高乐仍以一个秘书处中校级工作人员的身份发出了扩建装甲部队的呼吁，使与会者厌烦已极。不久，他就被从秘书处赶出来，调往梅斯地区担任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这次调动，名义上是提升，实际上是流放。陆军部的人在发调令时不无揶揄地说：“你用纸上坦克把我们搞得够乱了，这一回倒要看看你用钢铁坦克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 一心为国的戴高乐没有计较这些。他把这次调动看作是一次实践自己理论的大好机会。他兴致勃勃地大搞坦克战和快速出击演习，尽一切可能加紧训练部队。1938年7月14日，在庆祝国庆日的军事演习中，他戴着雪白的手套，指挥着他的坦克团，以别开生面的阵式大展神威，使出席观摩的军官们大开眼界。当时梅斯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吉罗将军 （此人日后还将在一些充 满戏剧性的场合与戴高乐对抗）首先就部队的训练有素向这位“摩托上校” 表示祝贺，接着就用异常尖刻的语调宣布道：“亲爱的戴高乐，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 果然不久，戴高乐又被调到阿尔萨斯，负责指挥第五集团军的坦克部队。 这支部队名为“坦克旅”，实际上仅几十辆轻型坦克。而且更远离巴黎。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根本就无法与上层和其他各方面接触，等于被隔离了。 他只好继续著书立说，向国人阐述自己的观点，也聊以尽一尽一个法兰西军人的义务。 在国际形势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1938年年底，《法兰西和她的军队》问世了。在这本书里，戴高乐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资料和精确的内容，阐明了若干世纪以来，国家的灵魂和命运何以一直都反映在军队这一面镜子里面，又一次大声疾呼加强战备，加强军队的战斗力，让军队恢复她昔日的荣光。但是，这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著作，仍像一粒小石子投入大海，除激起了一点小水星，便没有下文了。 这样，这位精明的史学家和战略家，就只能悲愤地注视着战争在法国和她的军队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爆发了。虽然他位卑职小，人微言轻，但军人的荣誉和责任使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气馁，更没有权力就此沉默。1939年11月，他写信给总参谋部，再次明确指出边境上一条漫长绵直的战线是极难防守的，要求立即整顿机械化部队。当时担任步兵和坦克部队总监的梅菲厄将军竟断然反对道：“从此事的目前状况看，这些结论应予否定。” 戴高乐闻讯，痛心疾首。他的倔强脾气，终于促使他毅然只身飞往巴黎。 在他的政界的惟一一位朋友、当时任财政部长的保罗·雷诺的寓所，他遇见了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三个人都心情沉重地交换了对战争形势的看法之后，1940年1月26日，戴高乐写了一份题为《机械化部队的产生》的备忘录，分送给80位主要政治家，呼吁他们正视并吸取德国在波兰发动的闪电战的教训。他把德国的令人恐惧的打击力量和法国相对的软弱无能进行了一番对比，并把德国的强大归功于它的机械化力量，再次指出法国当时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济于事。他说：“任何守军如果只局限于使用旧式的武装进行静止防御，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使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因此，用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部队进行反击……是现代防御战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这里，戴高乐首次阐述了坦克力量需要空中力量配合的道理，要求政府与英美合作，制定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他预言：战争将蔓延到全世界，陆海空三军将联合作战。他再次呼吁法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但直到这时，法兰西和她的军队还是顽固地不理睬这位赤胆忠心但又几乎赤手空拳的爱国者！ 2. 大显身手的时刻 历史终于出现了转机。由于西方国家出兵挪威惨遭失败，法国的达拉第政府和英国的张伯伦政府这两大绥靖主义集团相继倒台。1940年3月21日，戴高乐的朋友、前内阁财政部长保罗·雷诺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勒布伦召见，受命组阁，旋即邀请戴高乐去巴黎，打算请他担任新的军事会议副国务秘书，并请他代为起草向议会发表的第一个政见声明 （而后此声明一字未 改地被宣读了）。但在这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法国的“多党政治”制度再一次发挥了它的危害民族、危害国家的巨大作用。任内阁总理，如果在议会中得不到激进社会党的支持，雷诺就寸步难行；而激进社会党则把下台总理达拉第留在战时内阁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雷诺无奈，只得再一次任命达拉第为国防和陆军部长。达拉第一听说雷诺对戴高乐的邀请，便捎话给他：如果他要那么办，他达拉第就将建议让戴高乐接任陆军部长，他自己则辞去内阁职务。雷诺不能让新政府刚成立就垮台，只好万分惋惜地收回了对戴高乐的邀请。 戴高乐乘兴而来，失望而归。在返回驻地的途中，他奉召来到设在万森城堡的甘默林将军的总司令部。身材比戴高乐矮了一大截的最高司令官心不在焉地说：装甲兵的数目将要翻一番，从两个师增加到四个师。戴高乐虽然还是上校，将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这个师将于5月15日成立。扩大装甲兵建制是戴高乐鼓吹多年的事，听到这个虽然迟到的消息虽然也算欢欣鼓舞，但他仍禁不住表达了他对当前时局的忧虑。甘默林答复说：“我理解你的满意心情。至于你的忧虑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 时局发展到这步田地，即使甘默林将军看到了根据，对法国来说也已经为时太晚。雷诺总理一上台，立即陷入了与政见不同的助手和内阁同僚们永无休止的辩论、争吵之中，戴高乐在《声明》中所倡导并得到雷诺赞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无法实行。戴高乐真是五内俱焚。5月3日，他又给新任军事会议主席的雷诺总理写了下面这封信： 主席先生： 波兰之战及其后的挪威之战均已证明，今日惟有根据现有的机械化部队的能力和规模方能订出作战计划。假定战火明天蔓延到瑞典领土，后天扩大到巴尔干，接着烧向乌克兰、比利时，最后又在西线燃起，不论是烧到齐格菲防线还是烧到马奇诺防线，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都将得到证明。 然而，法国的军事体制，从规划组织到装备指挥，都与现代战争中的这条规律背道而驰。彻底改变这一体制是当务之急，决非其他任务可比。“法国的军事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迟疑不决，趑趄不前，拖得愈久，改革就愈加困难，从而胜利也就愈加渺茫。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军队由于其固有的特点是服从，因此不会自行改革。改革乃国家之事，且属头等大事，惟有政治家才足以膺此重任。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有伟人的话，他将是卡尔诺（拉扎尔·卡尔诺，1752～1823，法兰西革命共和队的创建人——作者注）式的人物，舍此则无伟人可言。 阁下……身居要职，品格高尚，且在过去6年中别具慧眼，深明改革之义，因此惟有你能够而且有责任成就此项事业。我还要冒昧指出，倘若你以此事为内阁要务，必能使政府内外气象一新，并能使这套尚未用过的王牌在你手中发挥威力。从此时此刻起，每过一天，每经一事，时时事事都将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理论，不过应予指出的是，它也将有助于正在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敌人。 自不待言，我最大的奢望莫过于有幸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在你认为适宜的时候为你效劳。 这封信，再一次雄辩地证实了他的卓越的预见才能和战略眼光，同时也首次向世界表明，他会在“适宜的时候”走上政治舞台。历史，正一步步把这位未来的巨人推向他的预定位置。 正好是一个星期以后的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终于打破了西线的平静。当轻纱般的薄雾从法兰西的江河上向着碧绿的草地和鲜花盛开的果园弥漫开来，预示着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即将开始的时候，德国集中了136个师，其中10个坦克师，7个摩托化师，　2 580辆坦克，　3 824架飞机，分a、b、　c三个集团军群向荷、比、卢发动了大规模的闪电式进攻。a集团军群为左翼，避过比利时和卢森堡，拟在迪南与色当之间强渡马斯河，穿过法国边界防线，直取松姆河口。b 集团军群为右翼，也将绕过马奇诺防线攻入法国。只有c集团军群对法国视作生命线的马奇诺防线发动佯攻，以迷惑法军。 其时，西欧诸国共有142个师，其中法军100个，荷兰10个，比利时22个，英国远征军 10个，坦克2 300辆，总兵力并不弱于德国。但由于战备不足，没有组成联合参谋部和统一指挥，加上比利时和荷兰死到临头还在相信希特勒的保证恪守中立，所以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还因战略计划失误而更显严重。英法军政当局一再嘲笑戴高乐的警告，始终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要进攻也会像一战时期那样取道比利时，那么敌人就会被阻挡在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以东；他们直到战争打响，都还不愿意相信德国庞大的坦克部队会像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里所预言的从马奇诺防线的北端、法比边境的阿登山区突破。因为70年前的普鲁士人就是从这里南下打败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的。他们做梦也没想过历史竟会如此简单可笑地重复，因而阿登山区以南的色当一线防守极差。所以，当枪炮一响，德军三天之内拿下了法国北部的战略要地色当时，万森城堡甘默林将军的总司令部里立刻乱成了一窝蜂！ 5月14日，决定法国命运的时刻到了。一支在数量、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装甲机动部队，在希特勒的爱将、六年前问法国记者“我的伟大的同行戴高乐上校在干些什么”的德军装甲兵司令古德里安将军 的率领下，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强渡马斯河，以破竹之势突破法军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仅八万人的防线，洪水猛兽般遮天盖地地向法国北部压来，其队伍之长，即使分了三路纵队也延展到了莱茵河后面100英里！ 这一下，法国人被吓坏了，西欧人也被吓坏了。荷兰军队的总司令签署了停战投降令，法国总理雷诺竟也于15日清晨7点半钟就打电话告诉上台刚五天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被打败了！”使一直崇敬“伟大的法兰西军队”的丘吉尔一时间目瞪口呆。 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钢与火的灾难，50岁的戴高乐上校终于被破格起用。这天——5月15日清晨，他被装甲兵司令杜芒克将军召到总部面授机宜：为了阻止敌人攻势、保卫巴黎，法军必须在埃纳河和埃勒特河上设立一道防线。他的任务是指挥第四坦克师在拉昂地区单独作战！东北前线总司令乔治将军与他分手时，语气低沉地说了这么一句：“再见吧戴高乐！敌人正在运用你长期以来所提倡的战术。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大显身手！”是的，戴高乐也正盼着这一天。可是，天啊，第四坦克师在哪里？虽然这个师是原定就应该在5月15日成立的，但由于战争，到了这一天，这个师的第一任师长却连一个坦克轮子都没有见到！ 临危受命的戴高乐上校一出司令部，就直奔拉昂，并立即在城东南的布鲁耶设立了他的指挥所。然后驱车巡视了他的防区。他的防区看上去一切都是匆匆拼凑而成的。一群又一群难民拼命地向南涌去，堵塞了所有的道路，其中有许多是刚被敌人解除了武装的法军士兵。当时德国装甲部队正在飞速前进，突然出现在这些士兵面前。德国人高喊：“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 叫他们放下武器，乘车或徒步南行，以免妨碍德国人前进。戴高乐疏通堵塞的交通时听到敌人这样蔑视狼狈不堪的法国保卫者，满腔愁绪化成了冲天怒火！法军有3000辆坦克和800挺机枪，与德军在西线的配备数量相当。但由于法军的坦克分散配属于各步兵团队，无法发挥作用；德军的装甲部队却高度集中，所向披靡。戴高乐悲愤交加，“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战斗；不论叫我打到哪里，不论叫我打多久，不打垮敌人，洗雪国耻，决不罢休！” 作为一名法兰西军人，戴高乐上校在战场上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到5月17日拂晓，好不容易凑集了三个营的坦克，他立即把这三个营投入了战斗。 他们一路上横扫敌人，迅速推进到蒙科尔内。这是一次短暂的然而又振奋人心的胜利。可惜好景不长。部队到达塞尔河边，由于缺乏后援，无法抢渡。 白天上司又拨来了第四轻步兵营；戴高乐立即派这支生力军去消灭进攻时残留在身后的顽抗之敌。这时，集结在塞尔河北岸的德国炮兵开始轰击，法国的大炮却还没有进入阵地。下午，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袭击了法国的坦克和载重汽车，双方力量十分悬殊，但戴高乐带领部队奋勇冲杀，到晚上，他们以不足200人的伤亡，击毙敌人数百名，还俘虏了130多名德军。这一胜利稳定了军心。他们背后的难民也不再向南跑了，“戴高乐挡住了德国人！” 然而，整个局势已经无可挽回。法军缺乏作战经验，战前又没有很好地进行动员和训练。许多坦克兵的累计驾驶时数还不足4个小时；许多军官还是在这一地区的战场上才和他们的士兵第一次见面。军队连无线电之类最起码的通讯设备都没有，上下左右只能靠传令兵骑摩托联络。尽管如此，戴高乐仍义无反顾地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一周之后，他又奉命去塞纳河一线狙击敌人。给他的命令是如此地前后矛盾，先是要他向北进击，接着又要他去攻打德军在亚眠地区的桥头堡，最后又命令他进攻阿布维尔的敌军。这时已经是5月27日，他被晋升为准将的第三天。他带领残缺不全的第四装甲师，一直在连续作战，又一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三天之内他迫使敌人后退了9英里，俘虏了500多人，并缴获大批战利品。 到了5月30日，戴高乐仓促组建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了。四天前，布伦落入了德国人之手，比利时国王奥波德三世于5月28日清晨向德军投降，使大量德军从英法部队的侧翼长驱直入，把25万英军和10万法军包围在加来地区的敦刻尔克。巴黎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内部，一些高级军政官员已在谈论法国的无条件投降！ 对此，戴高乐将军只能是满腔愤怒。在枪林弹雨的空隙中，他给一位老朋友写信道： 我希望你和我一样蔑视那些统帅部的老爷们，他们的智力和品格是如此低下，他们长期奉行错误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他们是千古罪人！ 3. 掌握命运的人 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法国国内外一些不明真相或居心叵测的政客都纷纷指责戴高乐对他以前的上司们孤傲刻薄，不留一点情面，他们对那些统帅部的“老爷们”对法兰西犯下的罪行的了解哪有戴高乐的十年苦谏和浴血拼杀时的体会那么深刻？那些“老爷们”平时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对新生事物和正确意见的压制和打击是那么的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灾难降临，又是他们最先惊慌失措，一心只想投降。为了鼓舞他们昔日的斗志，作为盟友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于上任后的第六天下午3点曾乘“红鹤”式飞机赶到巴黎，问法国国防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总司令甘默林：“战略后备队在哪里？”当时没一个人回答。他又问一次：“机动部队在哪里？”沮丧的甘默林将军才转过脸来，摇摇头，耸一下肩膀说：“一个也没有！” 作为法国战时内阁的艰难的总理保罗·雷诺也在想方设法使他的助手和同僚们珍惜自己的荣誉，从此团结、振作、奋勇抗敌。5月18日，他下决心改组了最高统帅部和内阁。他让达拉第去主管外交，自己兼任国防和陆军部长，任命新近从近东回国的73岁的老将军魏刚接替甘默林，并请80岁高龄、法国著名的凡尔登胜利的老英雄贝当元帅担任副总理和国家军委副主席。然而事与愿违，年迈的贝当元帅想的却不是争取抗战胜利；实际上他早就好像无法思考问题了。而魏刚将军在视察了前线之后，竟心灰意冷地认为继续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他说：“政府只有留在巴黎束手就擒，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的意见居然得到了贝当元帅的支持！ 雷诺总理感到自己在内阁越来越孤立，越来越需要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支持，于是，在进入法国战争最后阶段的6月5日再次调整内阁人员的时候，他力排众议，特别是不顾老贝当的再三反对，毅然任命晋升准将才十天的戴高乐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 这是戴高乐首次担任政府职务。从此，戴高乐为法兰西而战的战斗岗位就从坦克车里转移到了政治舞台上。 当天晚上，戴高乐匆匆告别了部队，赶到了位于巴黎爱丽舍宫的总理办公室。一见雷诺，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让贝当元帅那样的失败主义者参加内阁，将来你会后悔的。雷诺无可奈何地搪塞：“把他放在里面比放在外面好。” “我只怕你会被迫改变你自己的意见。”戴高乐尖锐地分析道：“形势发展很快，失败主义很容易淹没一切，这一点就更加有可能了。我们与德国人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除非是出现奇迹，否则在法国本土无法获胜，甚至无法守住。最高统帅部已经被意外事件吓倒，再也清静不下来了。而且你比旁人更清楚，政府的周围笼罩着怎样一种绝望的气氛。贝当元帅和他的幕后人将使今后的局势按他们的方式发展。但是，如果1940年的战争失败了，我们还可以打赢另外一仗。” 讲到这里，戴高乐思考了片刻，又接着说：“我们要尽可能坚持在欧洲大陆作战，同时必须下定决心，准备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继续作战。这就需要有一个政策来安排以下各项事宜：必须把战争资源运往北非；必须挑选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指挥这个行动；而且不论对英国人有多大意见，都必须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说到这里，戴高乐挺了挺高大的身躯，恳切地请求，“就由我来负责处理这些事宜吧！” 这是保罗·雷诺总理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明晰而富于责任心和进取精神的对形势和前景的分析，他很激动地对戴高乐说：“咱们想到一起来了，真是太好了！我请你尽快前往伦敦。现在必须使英国政府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将坚定不移，如果必要甚至是在海外。你去见丘吉尔先生并告诉他，我的内阁改组和你在我身边就是我们决心的证明！”后来他写道：“我很高兴让英国人看到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将军。” 6月9日清晨，戴高乐将军在他的副官热奥弗瓦·戴库尔塞尔中尉和总理外交秘书处主任罗兰·德马热里的陪同下飞往伦敦。在唐宁街10号，他拜会了丘吉尔首相。这是英法两个盟国的两位二战中的伟人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们日后多次的亲密合作、相互支持和无休止地争吵的开端。 但这首次会面却不可能使双方对对方有太多的了解，因为刚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是以保罗·雷诺的名义讲话的，丘吉尔知道失败主义情绪正在雷诺内阁中蔓延，而雷诺本人也表现得时而坚定、时而动摇；同时，丘吉尔也已对法队取得胜利完全丧失了信心。所以，虽然他愿意相信戴高乐，并对他显示出的继续战斗的决心表示满意，但仍断然拒绝了增派飞行中队参加法国战役的要求。 这时西欧战场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德军已抵达巴黎城下，巴黎受到三面包围的威胁，当天晚上戴高乐从伦敦一回到巴黎，雷诺就把他请到家里，六神无主地问：“现在德军已经兵临城下，大难临头，政府应该怎么办？” 戴高乐胸有成竹地回答：立即迁往非洲，与盟国一起坚持战斗！ 然而，雷诺已经无法控制政府。第二天，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对英法宣战，并当即从南部进攻法国；魏刚将军在贝当元帅的支持下，坚决要求停战投降，并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这虽与以戴高乐为首的主战派保卫巴黎的决心背道而驰，但内阁还是批准了，并决定当晚撤出巴黎。这更助长了魏刚将军的气焰，结果，他竟又自作主张地邀请盟国的丘吉尔首相来布里亚尔举行英法联席会议，准备请求首相同意法国违背同盟协定，单独向德国求和。 因为英法两国是休戚与共的同盟国，一方单独求合不仅意味着撕毁盟约，更会使另一方陷入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因而将极严重地影响士气，助长敌人威风。这是丘吉尔极不愿意接受的恶果。为此，丘吉尔又于6月11日和13日两度飞往法国，想尽一切办法对盟友进行鼓励、劝说。然而，他万分痛心地看到，在投降派的强大压力面前，戴高乐将军的势力越来越微弱，雷诺总理手中残余的那点权力，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 但是，首相在失望之余也看到了一点希望的火星：这就是那位不管压力再大，却仍然镇定自若坚忍不拔的戴高乐将军！首相示意同行的斯皮尔斯将军与戴高乐将军接触。 “尊敬的将军阁下，您的意见如何？” “我坚持我原来的计划。”戴高乐的语言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我们应该战斗！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必然会取得胜利！ 这种坚定的态度使老丘吉尔感动得两眼直闪泪花。丘吉尔这位被英国历届政府着意培养起来的战时首相，凭他那几十年政治生涯练就的洞察力，敏锐地发现这个身材高大、沉着坚定的准将骨子里蕴藏着极为可贵的领袖素质。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 当我们穿过拥挤的走廊走进院子时，我看到戴高乐将军冷漠地站在大门口，脸上毫无表情。我同他打招呼，低声用法语说：“掌握命运的人。”他仍然不动声色。 可是在当时，这位“掌握命运的人”却缺乏掌握命运的利剑。在内阁，贝当、魏刚以及最高军事会议秘书保罗·杜博安等主张的投降主义占上风。 戴高乐恨透了政客的和自私，也恨透了雷诺的软弱无能，他打算辞去内阁职务，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时，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来见他，力劝他打消这念头。“一场世界大战才刚刚开始”，他说，“将来，你将要去完成伟大的使命！但有一个有利之处，你是我们当中惟一一个保全了名声的人。 不要想别的，只去考虑应当为法兰西做些什么，而你目前的地位可能有一天会给你带来便利。”这番颇具远见的话使戴高乐冷静下来，没有交出辞呈，而是坚持要雷诺签署了一项让总司令做好向非洲转移的准备工作的命令。但第二天，1940年6月14日上午，德军巨大的“卐”字旗帜已升起在巴黎主要广场并高高飘扬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法国政府不得不迁往波尔多。 到达波尔多后，戴高乐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以利今后在非洲坚持战斗的行政措施。他直截了当地对总理说：“我尽力协助你，但那都是为了战斗。我决不会屈从停战协定。你要是呆在这里，就会遭到失败而葬送你的一切。我们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你到底决定去还是不去？” “去。”事到尽头，雷诺只有按他的意思办了。 “那么我得马上到伦敦去一趟，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我明天就走，将来到什么地方和你会合呢？” 雷诺回答：“到阿尔及尔找我。” 于是，戴高乐匆匆告别，当晚赶到布列塔尼，第二天清晨乘上“米兰号”驱逐舰前往伦敦。但他没想到，雷诺在贝当等人影响下，又给丘吉尔发了封要求同意法国单独媾和的电报，并且暗示如果英国拒绝，他就将辞职。戴高乐到伦敦后，得知了电报内容，内心沉痛莫名。他和英国政府几经协商，想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救急办法：建立英法联盟，让英法两个民族合并为一体，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这样，法国的单独媾和就没有意义了。当天中午，他们草拟了《联盟宣言》，下午交英国战时内阁讨论批准，下午4点半钟，戴高乐打电话把这件大事告诉了正要主持内阁辩论会的雷诺总理。 这对不得不屈从阁僚压力的雷诺，不亚于一支强心剂。电话那端的伦敦事件头头丘吉尔兴奋的声音更是令人振奋：“喂！雷诺，戴高乐是对的！我们的建议可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你要坚持住！” 可是，当天晚上9点半钟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的陪同下把合并协议的副本送回波尔多时，却在机场获悉，协议已遭投降派坚决抵制，雷诺总理已愤而辞职！勒布伦总统已召请贝当元帅组阁！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戴高乐意识到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遵循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留下来跟着投降；一是就此背弃投降政府，舍弃身家性命和高堂老母乘原机返回英国救亡图存。 第一条路是安全的，但那与军人的荣誉和法兰西的利益背道而驰；第二条路凶险万分，却隐现出一丝救国的希望。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天一亮就乘原机返回！他当即又赶去见他那位失败的朋友雷诺最后一面。那位富于才智的朋友，已被最近一连串的事变和怯懦成性的阁僚的背弃压垮，此时由于绝望和失眠，精神相当萎靡。戴高乐没有责备他，只是说：“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战斗下去！”并把自己准备逃亡英国的决定告诉了他。戴高乐慷慨激昂的言词又一次令他振奋，使他毅然动用了他残存的权力，给了不屈不挠的戴高乐最后一次支持：从总理秘密款项中支付给戴高乐10万法郎作秘密经费。 第二天上午，即1940年6月17日10点钟，戴高乐准将，这位“掌握命运的人”，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泰然自若地到机场为斯皮尔斯将军送行。他的副官戴库尔塞尔中尉已事先躲进了飞机里。在发动机发出轰鸣，机轮正要开始滑行的瞬间，从飞机里伸出一双大手，把戴高乐准将迅速地拉入了飞机，旋即关闭了舱门。 监视戴高乐准将的秘密警察还没反应过来，飞机已经“载着法国的荣誉和未来”升上了蓝天。 4. “我必须爬上高峰” 初到伦敦，戴高乐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单，就像“在极为不幸的沉船海难后被冲上英国的海滩”，孤身一个，两手空空，前途未卜，后退无路，所有的，只是一个不屈的信念和满腔战斗的热血。 他就是那种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必定要走到底的人！40年来所做的一切努力不都是为了“神圣的法兰西”吗？！现在，危难中的“法兰西”正需要他！他已经顾不了别的了。 目前最紧要的，是在异国他乡升起国旗，宣布奋斗目标；其次是取得武器，组建一支救国队伍。 最为幸运的是，东道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斗志也同他一样坚决、一样旺盛。那是一位天然的盟友。他也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的。 他的陆军已是残兵败将，飞机不多，主要盟国已屈膝投降；但他还是坚定地准备迎击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来保卫他的岛国。不过和戴高乐比起来，他的资本要雄厚得多！他毕竟掌握着国家政权，能调动全部的国家机器和力量。 当然，也不能说戴高乐完全一无所有，在这开初最困难的时刻，他几乎立即得到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丘吉尔热情而坚定的慨然承诺。6月17日下午，戴高乐10天之内第五次站到首相面前，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丘吉尔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两人商定，只等贝当一向德国人屈膝就立即公开广播！当天晚上，贝当政府正式通过比利时大使向德国法西斯表示了求和的意愿。第二天，即1940年6月18日下午6点钟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戴高乐来到布什大厦的b2播音室，坐到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事实上，从这一刻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兰西的战斗旗手，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广播的全文如下：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政府。 这一政府断言我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迫使我队撤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提供突袭的因素，才使我国的领袖们落到现在这种不幸的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决不！ 我是根据对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 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你们要记住，法国不是孤单的。它没有被孤立。在她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她还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毫无保留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错误是犯过的，曾经有过迟延和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事实仍旧是：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需要的每件东西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今天我们被机械化实力的无情力量击败了，但是我们还能瞩望未来，更加强大的机械化实力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有待决定。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对于法兰西，这是她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救亡的战斗檄文。但对于坐在麦克风前宣读的戴高乐，这一刻却是一个十分痛楚的窘境，“随着那覆水难收的言词滔滔涌出，我心中感到，我在坚强的法国和统一的军队中的生涯行将结束。我在49岁上开始去冒险，就像一个被命运抛入完全陌生环境的人。” 他面前障碍重重，意志稍为薄弱的人可能早就被压垮了。英国外交部怕得罪贝当元帅而进行干预，使戴高乐6月19日以后好几天不能广播；他为激励波尔多的贝当政府振奋斗志的最后一次努力，换回的却是命令他立即回国的电报。他给魏刚将军去了封信，恳切地要求他出来领导抵抗运动。得到的却是法国大使馆转交的要他去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接受战争委员会审判的命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戴高乐四年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竟改为“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戴高乐只好向法国驻海外的殖民当局打电报，呼吁他们坚持抗战，邀请他们来伦敦共商抵抗大计，得到的却是一片嘲笑。那些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他在官场中“惟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次长而已”。就连决心打下去的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也认为没有理由非得响应戴高乐的呼吁不可。 戴高乐毫不气馁。6月19日晚，他又利用英国广播大声疾呼： 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阵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但法国的军政首脑们依然不理睬戴高乐的警告，反而加快了投降的进程。6月21日中午，在巴黎市郊贡比涅森林，一战结束时法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向投降的德意志帝国宣读34个条款的地方，这些在戴高乐面前高傲得不可一世的老爷们，在希特勒面前，却卑躬屈节地静听德官凯特尔向他们宣读德国提出的条款。这条款共36条，比22年前的加倍苛刻。其中最恶毒的一条，是强迫法国人把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给希特勒帝国；凡是与别国联合对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后立即枪决；所有战俘都将被拘留到签订和约为止。条款还规定：法国舰队必须复员，解除武装，并把舰只停泊在本国港口废弃不用。最后，希特勒给法国划定一片未占领区，在法国南部和东南部，由贝当政府治理，并指定把首都设在维希市（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手段。它不仅从地理上和行政上分裂了法国，还可以让法国流亡政府难以成立，并可以打消躲在波尔多的政治家们把政府迁往北非的任何计划）。 对这样苛刻的条件，法国的军政首脑们没提任何异议。6月22日下午，法国代表和凯特尔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怵目惊心地注视着法兰西这颗伟大明星殒落，绝大多数法国人听到广播后都凄然泪下。 敌人指定的傀儡政府显然已经不能代表法国；6千万法国人民更不能没有祖国！不能再等待，不能再对那些“老爷们”寄予希望！在这严峻的时刻，戴高乐在伦敦再一次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维希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号召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 当天，代表“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旗帜即在海峡彼岸高高飘扬起来。 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丘吉尔对戴高乐说：“你孤身一人——那没关系！我就承认你一个人！” 这样，历史的大潮把戴高乐推上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境地：在法国本土，存在着一个表面上“合法”并得到美、苏等大多数国家承认、只有英国认为“不能再将它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的“维希政府”；但在伦敦，他又 打出了代表“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号并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到底应该由谁来代表法国？当时谁也无法作出权威的回答。但世界是只相信强权相信实力的。戴高乐深知这一点。他说：“我力量有限，孤立无援。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爬上高峰，永不后退！” 他也确实再无退路只能前进——为了法兰西的独立和自由。他更加努力地四处奔走，一面和挪威、荷兰等国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联系，取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面加紧招兵买马。他向英国政府借了白城体育馆作为招兵基地，和那些逃难到英国各地来的法国人见面，用他那犀利的目光、坚定的手势和清晰、粗犷的声音鼓动他们：“如果希特勒来伦敦，他也许早已来了；我认为俄国将先于美国投入战争，不过苏美两国都会介入战争。希特勒想的是乌克兰，他征服不了俄国，而这将是他失败的开始。法西斯的侵略会激起全世界愈来愈多的国家的人民的反对。我们暂时虽说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法兰西这个国家一定会在我们手里重新获得解放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 戴高乐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强烈的爱国情操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和他见面的爱国志士。在他“六一八”广播呼吁之后，已有几百人集合到了他的旗帜下。6月29日，他到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活动，招募了外籍军团第13旅两个营，2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 2/3，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几天以后，又有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他，驻在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组成了他未来空军的核心。6月30日，第一个有高级军衔的人投奔到洛林十字旗帜下，这就是后来连续三次“米塞利埃事件”的主角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他的到来对戴高乐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舞。紧接着，一些人从法国绕道西班牙逃出来，一些人从北非经直布罗陀投奔而来；白城的敦刻尔克伤兵中，有200名决定加入自由法国，一个渔船队甚至把布列塔尼沿岸塞纳岛上所有的身强力壮的男人都运到了科尼什海岸上。而且，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份来信寄到了伦敦。 更为重要的是，法队中一些不甘屈辱的中高级军官也冲破层层阻挠聚集到了他的身旁。他在德国战俘营的难友卡特鲁上将特从西贡赶来听候当年的“大元帅”的指挥，并且巧妙地拒绝了英国内阁一些人希望他能取代级别和影响都较低的戴高乐准将的建议。同时勒让蒂约姆将军、德拉米纳上校、达尚利尔海军少校、布路赛少校、德奥特克洛克上尉等大批后来成为得力干将的年轻军官也先后赶来报到。戴高乐的圣西尔军校老同学贝图阿尔重返摩洛哥时，一次给他留下了所部外籍军团的半个旅。虽然上述人全加到一起也不算太多，但他们的重要性却不是数字所能计量的。他们极大地坚定和鼓舞了戴高乐和他的支持者的信心和斗志。 忙忙碌碌中，法国的国庆节悄悄来临了。为了向世界宣告一支反法西斯的法队存在，戴高乐果断而不乏想象力地决定举行一次独特的阅兵式。 7月14日上午，拥有七千多人的自由法国战斗队齐集白城体育馆。戴高乐全副戎装，威严地站在台阶上，他的身后是一幅巨大的一战英雄福煦元帅的画像。在伦敦公众赞许的目光下，一列列方队英姿勃发地走过主席台。戴高乐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可以感到他冷峻的外表下燃烧着一团烈火；他的心灵深处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团结和依靠他们肩负起光复祖国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这是戴高乐和他的部队第一次在伦敦公开亮相。这是对德国人和维希政府的首次公开挑战。紧接着，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德国鲁尔区的轰炸，标志着法国重新投入了战斗。 绝望之中的法国人民，立刻用了他们独特的方式向戴高乐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这是两张照片。一张拍的是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法国男女伫立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无尽的悲哀里。照片上面还写了这么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 另一张，是一冢被过路人献满了鲜花的坟墓。这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7月16日，这位伟大的母亲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护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便独自在班明死去了。 5. “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 在对戴高乐的态度上，再次说明了人民和反动统治者之间实在不可能有共同语言。法国人民说：“现在我们在等待你”；维希政府却攻击戴高乐是“国家的叛徒”、“丘吉尔一手扶植的傀儡”、“走狗”，并荒谬地“缺席 判处”戴高乐“死刑”。 对这样的攻击，戴高乐嗤之以鼻，但他也确实感到，在初步建立了一支战斗队之后，尽快确立自由法国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早在6月28日，英国政府便发表公告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 于是，戴高乐就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和英国首相及其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他们以他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 这一协议通常被称为“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它是戴高乐努力建立的那座大厦的基石。在协议中，戴高乐坚持英国必须保证重新恢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他是想以这种办法从法律上打消英国人可能怀有的任何攫取法属领土以扩大不列颠帝国的冒险想法。最后，英国人终于承认他们有义务“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 在草拟确定戴高乐将军本身的权限和如何使用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条款时，双方字斟句酌，进行了艰苦的辩论。出于人力物力相差悬殊的现实，戴高乐不得不承认指挥任何联合行动的最高权力只能属于英国，但他却为自己保留了拥有对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只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一般指示”。在这种方式下，一种纯民族的性质就建立起来了。 在协议中，自由法队的开支暂时由英国政府负担。由于初期戴高乐没有财源，所以坚持载明这只是借贷。所有开支将单独立账，以后予以偿还（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全部清偿），从而保持了法国的荣誉和独立自主。 这一点，使戴高乐在对外关系中凡涉及到法国利益的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个“高大的强硬者形象”。 这一协议更加重大和现实的意义还在于：不仅使戴高乐摆脱了当前的物质困难，同时也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从此有了正式的基础，而且还使全世界知道，英法的团结又有了新的开端。其结果是不久就在法兰西帝国的某些领土如中非和法国的海外侨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紧接着，其他国家也开始效法英国朝同一方向采取了一些步骤。这首先发生在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之间。它们的力量虽然很小，却保持了它们在国际上的代表地位和影响。 在努力使“自由法国”获得国际重视的同时，戴高乐还千方百计使政治和行政机构的雏形活动起来。这时，戴高乐得到了一些杰出人物的支持。卡森教授作为他的助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许多协议和公文。安东尼负责管理初期的内政部门的行政事宜；拉比和爱斯加拉负责和外交部各部门以及欧洲各流亡政府联系；普列文和丹尼斯负责管理微薄的财源；舒曼担任了无线电广播的自由法国代言人；宾金则与同盟国妥善地解决了法国商船和海员的使用问题。此外，年轻的德瓦弗兰上尉以“帕西”为化名，白手起家地创建了一张颇有能量的秘密情报网络。在处理军事问题方面，戴高乐还拥有了一批得力的参谋。就是这样一批被敌人诬蔑为叛徒、贪婪之辈和冒险家的人，在自由法国崇高事业的鼓舞下，不惜赴汤蹈火，一直追随着戴高乐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斗。 到了这时候，戴高乐意识到他必须去开拓非洲了。两个月前，他还在枉费心机地苦谏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去领导非洲那辽阔的法属殖民地，开拓反击德国侵略者的基地。现在，这个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自己的肩上。 但是，到非洲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在北非，诺盖将军抵制投降达三天之久，但终于屈从于事实。刚果总督布瓦松起初也反对投降，但当他被维希政府提升为高级专员时，马上变了态度。乌班吉人虽然赞成抗战，但得看布拉柴维尔方面的眼色行事；加蓬保持沉默，然而沉默中却怀有敌意。只有喀麦隆和乍得两处使人振奋。喀麦隆人对投降非常愤慨，尽管总督布律诺不愿表态，但公共工程局长莫莱尔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宣布支持自由法国。 乍得黑人总督埃布埃对纳粹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他表示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全面分析了形势之后，戴高乐决定先从有利的乍得、喀麦隆和刚果入手，使他们归附自由法国。8月2日，他派精明的勒让蒂约姆将军先赴索马里半岛，而后派普利文、帕朗少校、勒克莱尔和内阁总管埃蒂埃·德布瓦兰贝尔前往赤道非洲。这些能干而忠心为国的年轻人很快就使洛林十字旗帜升起在乍得和喀麦隆的上空。 下一步是刚果、乌班吉和加蓬。而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赤道非洲的首府——布拉柴维尔夺下来。这一次，戴高乐派出了一位杰出而才思敏捷的军官德拉米纳上校。到月底，这几位年轻人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流一滴血。 然而，在另一处战略要地——达喀尔，戴高乐却受到了自由法国成立以来最惨重的挫折。 位于非洲大陆西海岸的达喀尔一直是戴高乐想要征服的地方。控制了这个地方就控制了塞内加尔和法属西非的其他地区。尽管他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要避免法国人同法国人之间兵戎相见是很难的，因为驻军是维希政府的部属。但他决心要避免大规模的战斗。他计划派遣一支小部队在法属几内亚的科纳克里登陆，从后方逐步逼近达喀尔，并在沿途扩充力量，争取各方支持。但要使这个计划实现，就必须请英国提供海上支持，否则这支远征小部队很快就会被维希政府的海军消灭。于是，戴高乐把他的计划透露给丘吉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8月6日，戴高乐应邀来到丘吉尔的官邸唐宁街10号。一见面，丘吉尔先生就开门见山地反驳了戴高乐的计划，认为那样将会把一支英国舰队滞留在非洲好几个月。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更富于想象力的方案。他以他那特有的文学家的气质，为戴高乐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这么一幅达喀尔的黎明景象： 人们从忧愁和疑惧中醒来，看到海面上已布满了战舰。上百艘舰艇徐徐驶近，一边前进一边播送着表示友谊的声音。有些船上飘扬着法国的三色旗，有的则挂着英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的国旗。从这支盟军的舰队里驶出一只不带武器的小船，上面挂着谈判的白旗，载着戴高乐将军的私人代表开进港内。 他们被带去会见总督，给他施加了点友好然而坚定的压力：是合作，还是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这时，自由法国和英国的飞机将飞临城市上空；撒下劝告的传单。总督当然得装装样子放上几炮，但不会再打下去。到了晚上，他，总督先生，就要和戴高乐将军共进晚餐，为最后的胜利干杯啦！ 丘吉尔四溢的热情产生了特别效果，戴高乐认为这个计划本身也很有道理，挺合乎“避免大规模流血”的初衷，因而同意了这个意见。8月31日，在英国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的指挥下，戴高乐的远征部队从利物浦出发了。 戴高乐乘坐着悬挂法国国旗的“韦斯特兰号”军舰，斯皮尔斯将军站在他身旁，兴致勃勃地向丘吉尔先生描绘的美好的图景驶去。 然而，丘吉尔先生所描绘的那幅美好图景已经注定不会出现。首先，是丘吉尔先生应诺的“上百艘舰艇”，到临行时，只剩下二艘旧式战列舰、四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几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此外，就是载着戴高乐两营海军陆战队的三艘运输舰，统共约二十来艘舰艇。另外，最大的失误就是泄了密。法国人各持己见、自由散漫的天性使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机密乃是军事行动的生命。在准备远征的二十来天里，人们公开谈论，一些自由法官在酒店里大叫大嚷“为达喀尔干杯”、“为胜利干杯”，而此刻，轴心国的间谍却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当戴高乐的远征部队还在海上航行时，维希政府已派出一支由三艘巨型巡洋舰和三艘轻型巡洋舰组成的强大舰队到了达喀尔，之后还得到了“普利茅斯号”巡洋舰的增援。同时，还有一艘法国海军引为骄傲的巨型军舰“黎塞留号”此时正泊在达喀尔！ 在得到敌情变化的情报后，戴高乐与坎宁安上将商量：决定继续执行这个代号为“威慑”的达喀尔计划。但当他们两天后到达目的地，又碰上了一桩倒霉透顶的事：一场浓雾！要想取得丘吉尔所设想的那种戏剧性的威慑效果，就必须有极好的能见度，这样对方就有可能被英法舰队“强大”的阵势吓倒。可是，天公不作美，这场当地罕见的浓雾，使得人们什么也看不见。 戴高乐派出的使者遭到炮击，两人重伤；英国炮舰与海岸炮台交火一阵之后，英国一艘战列舰，两艘驱逐舰受到重创。联合舰队只得改变战术，想让戴高乐在达喀尔附近的小港律菲斯克登陆，不料又遭到了岸上强烈的抵抗。此时，戴高乐和坎宁安都痛苦地意识到：不得不忍痛放弃“威慑”计划。 这次失败给自由法国运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它严重影响了戴高乐的声誉，使西非和北非早日站到自由法国一方的希望破灭，许多法国人因此而不愿相信、投奔戴高乐，而且使更多的敌视他的事业的人幸灾乐祸。在英国，它使许多人认为自由法兰西人不值得信任，陆军部和海军部许多人都以此为由在日后制订行动计划时将自由法国人士排除在外。更具破坏性的是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罗斯福总统在行动开始前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行动失利却给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由此，他心安理得地对戴高乐评价不高，始终把他作为一个经验不足、办事鲁莽的低级将官、英国的傀儡，理所当然而且颇为坚决地把他排斥于盟军行动之外。 这次失利也给了戴高乐本人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感到“就像发生了一场地震，住房倒坍，瓦块劈里啪啦地砸在头上”。但他那百折不挠的天性马上使他振作起来。他说：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我不能、也没有权力接受失败！输了这一次，我还可以打下一次。 同时，他的盟友和支持者们也纷纷在这关键时刻向他伸出了理解、支持的手。丘吉尔先生在英国下院大声疾呼：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信赖戴高乐这位坚忍不拔、临危不惧的将军。德拉米纳上校和勒克莱尔少校则给他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电报，重申他们的忠诚。而他的老朋友，印度支那总督卡鲁特上将，也即专程赶来和他会面，当众忠诚表示“接受您本人的领导”。10月8日，当戴高乐来到杜阿拉时，勒克莱尔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表达了对自由法国的巨大热忱。 这一切，使戴高乐万分感动，也使他为国尽忠的信心更加坚定。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无愧于不屈不挠的法兰西的象征！” 6. “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 10月24日，偏安于维希的所谓“国家元首”、政府总理老贝当不顾国民的谴责，跑到蒙都瓦去会见了希特勒，表明他的政府准备积极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了。这使戴高乐无比愤恨。他万分痛心地感到：当前仅仅谴责维希政府，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已经远远不够了。法兰西民族利益急需一个坚强的保护人。他本人，戴高乐将军，必须担负起这个保护人的重任，“自由法国” 再不能仅仅是一个运动，而必须在已经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 他立即着手准备。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也是当时抵抗侵略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 必须有一个新的政权负起指挥法国作战的重任。时势把这个神圣的职责交给了我；我一定不辜负它。 我要以法国的名义，而且只是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 为了协助我进行工作，我从即日起，组织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着这个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国家和帝国！ 与此同时，戴高乐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第二项法令，宣布任命卡特鲁上将、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索托总督、军医西塞将军、卡森教授、达尔让利厄神父和勒克莱尔少校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戴高乐为国防委员会主席。 为了让全体法国人认识到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同时发表的两项法令的重要意义，戴高乐接着又于11月6日郑重发表了一个“组织宣言”，宣布他掌权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整个国家，同时根据1884年的宪法谴责维希炮制的所谓“法兰西国家”完全是违法的。 这样，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戴高乐在非洲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和一个精干的行政机构。这是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它表明，一个以戴高乐为当然领袖的自由法国人的国家已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也使戴高乐终于进入了历史为他安排好了的角色，即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求： 从此，他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必须“以法国的名义”勇敢地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而决不能像单纯的军事家那样，时刻顾忌自己实力、地位的虚弱。 这个事业的崇高而悲壮的色彩首先表现在中东危机上。中东的地位在当时异常重要，重要在苏伊士运河是控制整个非洲的关键。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向德意轴心国敞开了大门，而保住了这个地方，则总有一天能从东方进入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这就意味着一切都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作战。戴高乐十分明白，从的黎波里到巴格达，中间包括开罗、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地，再从亚历山大港到内罗毕，中间包括吉达、喀士穆和吉布提等地，其中的政治、种族和宗教上的情绪与野心，由于战争的刺激而更其尖锐化。而法国，她在这里的地位已被无可挽回地削弱了 （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块法国过去的殖民地已在名义上独立，国联仅授予法国“委托统治权”）；英国出于战争的目的，自然想取代法国建立起“领导权”；而德国，更看到了此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在跃跃欲试。戴高乐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法国示弱，那么今后她就再别指望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了。 戴高乐感到必须行动，即使这不可避免地要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 4月中旬，戴高乐写信给英国中东地区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正式提出把勒让蒂约姆将军指挥的自由法国第一师调往昔兰尼加——埃及战场，协助他作战。 此议还没得到答复，巴黎又传来坏消息：德军即将入侵中东。希特勒以放宽对占领线两侧贸易的控制，为维希政府重新装备6艘驱逐舰和7艘鱼雷艇，把占领费从每天的4亿法郎减到3亿法郎并释放83000名战俘等“优惠条件”，已诱使维希政府答应为入侵中东的德军提供武器并给予登陆权！ 三天之后，戴高乐又接到英方代表斯皮尔斯将军的电报，电文说目前似乎不大需要自由法国的军队继续在中东地区作战。又说戴高乐也没有去的必要。 戴高乐无疑被盟友憋了一肚子气，他回电说：“不管怎么说，中东目前事态的发展，将使在非洲特别是在乍得的自由法国部队在战略上越来越重要。”他决定“集中手头所有人力和物力保卫这些领地”。接着，他电召原来派驻中东的卡特鲁将军返回布拉柴维尔并把这一决定通知英方，同时任命加斯东为他在近东地区的政治代表、勒让蒂约姆将军为总司令。 在这种情况下，英方不得不让步。丘吉尔致电韦维尔将军，指示他“为卡特鲁将军提供必要的运输工具，让他和他的自由法国部队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尽力而为”。 第一回合戴高乐胜了。他又以他惯有的洞察力果断地做了个考虑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明智的决定，向英方表示愿意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的独立和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英国政府公开声明尊重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权利。紧接着，他又就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给卡特鲁将军发出了详尽的指示：“只要有机会，自由法国的统治权就必须伸展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去！” 6月8日，自由法国和英国一起打着盟国的旗帜越过了边界，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发。在和维希守军激战了13天之后，联军完成了战斗任务。 为了抵消英国在叙、黎两国独立问题上的影响和她似乎已取得的自由法国和中东国家之间的仲裁人资格，戴高乐三天后正式委派卡特鲁将军为他在中东地区的首席代表，负责谈判缔结有关中东国家获得独立和主权并与法国结盟的条约，同时确保该地区的防务。 然而，中东问题不仅远没有结束，而且很快就转化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7月14日，由于维希法国驻叙利亚军队司令邓茨将军向英方投降，维希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协定，等于“把叙、黎两国无条件地让给英国人”，而关于自由法国和中东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权利都只字不提。 听到这个消息，戴高乐火冒三丈：“不行，一定要阻止这个协定实施！” 他急匆匆赶到开罗，与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利特尔顿开始了极为严肃的会谈。 戴高乐：你们和邓茨签订的协定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权不能从法国转移给英国，惟有自由法国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自由法国必须为此向全法国交代。 同时我也必须把跟我们作战的维希法队尽量争取过来。他们迅速地被成批遣返，而且被集中起来，与外界隔绝，使我们无法对他们做工作。总之，自由法国不能同意自己和法国增援部队的泉源无法接近的情况。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我们共同作战的结果，却让你们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建立起权力。 利特尔顿：根据英国和自由法国1940年8月7日的协议，你们应该承认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权力。 戴高乐：我所承认的是最高统帅部对自由法队的指挥权，但只是在击溃共同敌人的军事方面。我从没有意思让这项特权伸展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来。 有一天当我们在法国本土登陆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会提出最高统帅部的权力来要求统治法国呢？此外，我还要向你重复一次，我迫切要求和维希的部队接洽一下，争取他们反正过来，这样，对你们也有好处。像这样一批打仗上了瘾的军队，将来我们在非洲或其他地方还可能遇上；如此不加考虑地把他们遣返，实在太荒谬了。最后，战争物资和特种部队的指挥权也应当属于自由法国。 利特尔顿：关于我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相应地位问题还可以讨论。但关于停战协定的问题，由于已经签了字，我们必须执行。 戴高乐：那个协定并不能约束自由法国，我没有批准。 利特尔顿：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戴高乐：关于英国最高统帅部似乎打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行使的权力，为了避免含糊起见，我特此奉告，自由法国从7月24日起，即三天以后，就不再依靠这个统帅部了。 同时，我已经命令卡特鲁，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任何反对，立即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全境的政权接过来。我也下令给自由法国的军队，尽量和其他法国部队接触，并控制战争物资。 最后，我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改编工作已经开始了，今后还要积极进行。 利特尔顿先生，你知道我本人和我的追随者对我们的同盟事业做了一些什么。因此你就可以估量出，如果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同盟被破坏，那是多么令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国内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人，都不能承认这一同盟将用来危害法国。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宁愿断绝我们和英国的关系。诚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尽可能跟共同敌人作战。我打算在三天之内到贝鲁特去，在这三天之中，我随时准备进行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谈判。 戴高乐宁折不弯、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当天晚上，利特尔顿再次与戴高乐会晤。他完全否定英国有在中东取代法国的企图，并宣布他愿意用书面形式向戴高乐保证，英国决然不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谋求任何私利。但这个承诺仍不能满足戴高乐，他指出停战协定仍在执行。利特尔顿再次领略了戴高乐那不可一世的傲岸神气和矢志不移的决心。他不得不服输。 7月24日，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终于达成了一项对停战协定的“解释性”协议，结果，数千名维希官兵反正，使戴高乐得以再建两个旅和一支装甲部队。 7.　三次“米塞利埃事件” 三次“米塞利埃事件”在戴高乐初创政权时期都引起了内政外交上的大地震，也更增添了这位巨人的传奇色彩。 海军中将米塞利埃是首批投奔戴高乐的人中军衔最高的将领，也是一个具有“难以相处”性格的人。他到伦敦时年已花甲，但胡须墨黑，两眼炯炯有神，整天轻松自在，显示出一副大海盗气派。在他的专业领域，他确实很有才干，所以戴高乐任命他为自由法国海军司令。然而，这位中将却是个权欲心重且死要面子的妄自尊大的角色。他认为自己的军衔级别比戴高乐高，但到伦敦后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成了戴高乐的下属。他一直心怀不满，经常干出些超出职权发号施令的事，在自由法国内部很不得人心。 1941年元旦清晨，这位海军中将突然被英国当局逮捕。英国情报局获得了四份文件，其中一份说明米塞利埃把远征达喀尔的计划出卖给了维希当局；另一份则是他企图把“苏尔库夫”号潜艇交给维希政府的计划；第三份是他因破坏了非洲海军部队的招募计划而获得2000英镑偿金的证明。因为当时戴高乐正在乡下与妻儿过元旦，丘吉尔断然决定，立即把米塞利埃和他的几个部下投入监狱。 这件事不论真实与否，都是无视自由法国主权的行为。戴高乐第二天上午才得到英方通报，当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要求英方立即放人。但丘吉尔盛怒之中，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嚷着“真想立即把他吊死！”三天后，戴高乐又向斯皮尔斯将军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那几份证明海军中将有罪的文件是伪造的，英国方面这才着了慌，加紧了调查。到1月8日，戴高乐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将军，否则，自由法国不惜断绝与英国的一切关系！但这时，英方已经查明，这些文件确实是两名与海军中将有私怨的情报官员伪造的！为此，英国方面只好十分尴尬地释放了海军中将，而丘吉尔，则于9日上午亲自登门向戴高乐赔礼道歉，并把两名谍工交由戴高乐处置。戴高乐当时也许原谅了此事，但他一直耿耿于怀英方无视自由法国主权的作法。不久，他下令把所有为自由法国工作的英国籍人统统解雇，英法两方在外交上费了好大劲才使这位执拗的将军收回成命。 第二起“米塞利埃事件”发生在这年9月。这件事的背景是英方对戴高乐的寸步不让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他们认为戴高乐是靠英方的慷慨援助扶持起来的，他应当表现得“听话一点”。丘吉尔想建立一个正式的委员会来分散戴高乐的权力，以遏制他思想上越来越鲜明的“君主独裁”倾向。而自由法国内部，也有以米塞利埃将军为首的一伙人“认为戴高乐患了妄自尊大的毛病……他感到，要么他们必须换掉他们的领袖，要么，领袖必须改变自己的作风，二者必择其一。”在英国人看来，米塞利埃在政治上属于“轻量级选手”，取代戴高乐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他的目的只是追求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民主化，则无可厚非。 这种看法和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无疑极大地鼓舞了那些人。9月 19日，密谋活动的关键人物在萨瓦饭店的一间雅座里共进午餐，他们中有米塞利埃、莫莱、夏埃菲和《法国解放报》编辑拉巴特，英方有莫顿少校和莫里斯·德尚。东道主是贝斯伯勒勋爵。据说，他后来对此事的评论是：“我从没想到一次革命需要这么多的白兰地！” 这些人确实是在策划一场革命。米塞利埃踌躇满志地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已经向戴高乐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戴高乐立即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发表任何声明和作出任何有关政策的决定，都必须事先得到执委会的批准。戴高乐将军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他米塞利埃则出任拥有一切实权的副主席，一些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则由他的朋友们负责：拉巴特负责政治指导和宣传工作，莫莱出掌情报机构和海军，他米塞利埃自己还将兼管国防。米塞利埃说，他已经要求戴高乐尽早答复，假如戴高乐拒绝这个方案，他将通知英国政府，他和他的舰队已完成战斗部署，随时可以参加战争——但不是作为戴高乐将军指挥的部队！午餐后，这伙密谋分子回到米塞利埃的公寓起草了一个详细阐述该方案的法令，打算交给戴高乐签署和“英王陛下的政府批准”。 这种公开制造分裂的行径却不是丘吉尔所欢迎的，当然更别妄想戴高乐会屈从。其实戴高乐早已成竹在胸。他根本不理睬米塞利埃的“照会”和“法令草案”，而是在卡尔顿花园精心计划他的下一步行动。米塞利埃急不可耐，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实在忍不住了，便约了拉巴特一起去拜会戴高乐。戴高乐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建立一个委员会是毫无问题的，委员会的主席将由他本人担任。将军欢迎米塞利埃和拉巴特加入委员会，但断然拒绝让莫莱取代帕西。米塞利埃和拉巴特当即声明，他们不能接受由戴高乐继续独掌大权和帕西独掌情报工作的方案……他们拒绝加入委员会。 利令智昏的米塞利埃以为这会迫使戴高乐让步。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负责政治内阁事务的德尚，问将军是否改变了主意。德尚回答说，将军事实上正在准备宣布民族委员会的任命名单，其中既不包括米塞利埃，也没有莫莱和拉巴特。米塞利埃勃然大怒道：既然如此，海军“将独立出来继续战斗”！接着他竟通知英国海军部，他准备把“他的”舰队交给他们调遣。 戴高乐得知米塞利埃竟在分裂的邪道上越走越远，不免怒火中烧，但为了事业，为了团结，他还是给米塞利埃发了个义正辞严的最后通牒： 你已通知我你的决定，即你本人及海军与自由法国决裂……你这样做是在滥用授予你的军事指挥权，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考虑，以恢复理智，重尽职守。否则，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你不致造成危害，并将你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也就是说，你将受到人们的唾弃。我还必须通知你……我确信会得到我们的英国盟友的支持……他们承认我为自由法国的领袖。 接着，戴高乐于下午1时拜会了丘吉尔，通报了上述情况。丘吉尔大吃一惊，因为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显然是严重危害英法两国的共同利益的！ 当天晚上，英国内阁进行紧急磋商，决定尽最大力量调解。最后，米塞利埃不得不屈服，戴高乐则还是把他纳入了新成立的九人委员会，因为“他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海军军官，而且仍然能够在他的岗位上为自由法国效力”。 最后一次“米塞利埃事件”是由自由法国和美国的对抗引起的。 在北美洲的纽芬兰海岸有两个法属小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上的五千多居民对维希政府毫无好感。但维希政府在岛上有一座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台，敌人用它对美国进行广播宣传，还可以用来向德国潜艇通报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盟国船队的位置。所以这两个不起眼的小岛，却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和加拿大早就想控制它，却碍于老贝当的情面。自法国投降以来，美国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威尔斯副国务卿一直就不遗余力地和贝当的维希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指望能鼓励那位年迈的元帅能抬头挺胸，别把法国舰队交给德国人，并终有一天能说服和领导北非拿起武器向德国人开战。 戴高乐早就想收复这两座岛屿，但这必须得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同意。当戴高乐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通报他打算于1941年秋季动手时，艾登向他阐述了上述问题。得到加拿大的许可没费什么周折，但要取得美国的同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自战争爆发以来，戴高乐一直对美国抱有极大的信心。同丘吉尔一样，他确信美国最终会参战，它的介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丘吉尔不同的是，他希望能利用美国抗衡英国对法国的影响。为此，他几次派遣使团去华盛顿，再三提出与美国国务院合作，甚至还提出同意让美军充分使用自由法国在非洲的海军基地。但是，美国竟毫无反应。 在罗斯福总统看来，戴高乐却“仅仅是一个法国将军而已”。而法国将军，自从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字投降，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誉和光彩。 至于戴高乐这位特别的法国准将，据深受贝当影响的、美国驻维希法国的代表李海海军上将所提供的报告说，则不仅是“法国的叛徒”，而且还是“英国的傀儡”，甚至还带有法西斯独裁者倾向；另外，达喀尔的败仗也足以说明他成不了气候。所以，罗斯福政府一直在以虽徒劳无功但却又令人钦佩的耐心讨好维希政权，根本不愿意理睬戴高乐。 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终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戴高乐马上意识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意义。他对一位朋友说：“大局已定。在这场工业战争中，没有谁能与美国的工业实力抗衡。”他还以他一贯的战略眼光预言说：“从现在起，英国人如果没有罗斯福的点头将什么也干不成。” 然而，战争却并没使美国人改变对维希政府的笼络态度。他们坚决不同意戴高乐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却打算让“加拿大派出人员管理岛上的无线电台”。这样一来，一项军事计划又演变成了外国干涉法国领土的问题了。这当然是法兰西民族利益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戴高乐于12月初命令米塞利埃海军上将去加拿大视察驻扎在那里的自由法国海军部队。到了圣诞节前夕，他便断然命令米塞利埃立即攻占那两个岛屿。 罗斯福和丘吉尔起初对此事倒没怎么在意，赫尔国务卿却不然。“虽然这两个岛屿相对来说不怎么重要，但它们被自由法国人以武力强行占领却给我们造成巨大麻烦……这可能严重影响我们同贝当元帅的政府的关系。”他发表了一个公报以示愤慨： 我们得到的初步报告表明，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军舰在圣皮埃尔岛登陆是一个武断的行动，它违反了有关各方的协定，事先根本没有通知或征求美国的同意。美国政府已询问加拿大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恢复该岛的现状。 但加拿大政府的答复却是：“加拿大人对戴高乐的行动感到欣慰。”美国舆论也非常赞赏这次行动，并对赫尔发表的“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声明表示极大的义愤，不计其数的“所谓的国务卿”、“所谓的国务院”的挖苦和辱骂信件飞到了他办公桌上。赫尔不愿善罢甘休，他极力想说服丘吉尔支持他逼迫戴高乐撤出该岛，但丘吉尔却认为“赫尔先生完全是小题大作”，因为英国外交部已发来电报，指出任何逼迫戴高乐撤离的行动都“势必会引起一场难以置信的动乱，我们将无法向公众解释”。戴高乐也给丘吉尔拍来了电报，明确指出“美国国务院目前对自由法国和维希政权采取的不同态度，将极大地损害法国和其他地方的战斗精神……美国政府对那些应对投降负责的人和犯有通敌罪的人公开表示这种偏爱，将给自由法队和领地以及沦陷区的舆论造成令人遗憾的印象”。因此，丘吉尔不仅不支持赫尔逼迫戴高乐，反而在第二天的联席会议上谴责了投降的维希政权，并为戴高乐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但赫尔国务卿也同样执拗。他先是起草了一份保全面子的声明，丘吉尔拒绝签字后，他又拟出一份新的协议草案，建议所有武装力量都从岛上撤走，两岛由美、英、加三国共管，并向罗斯福威胁说：假如总统在这件事上不给予他更坚决的支持，他就辞职。罗斯福无奈，只得劝丘吉尔去对戴高乐施压，并暗示他不惜使用武力。丘吉尔相当难堪，又不得不去逼迫戴高乐接受赫尔方案，他自己拉不下这个面皮，又只好敦促外交大臣艾登再次充当中间人。 事情既到了这一步，戴高乐当然更是谁的面子都不能买。他认为：一个人可能有朋友，但一个民族却不可能有朋友！而自己，则已经是民族利益的保护人了。所以，他决不能妥协。 艾登暗示道：美国正考虑派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到圣皮埃尔岛，那时您将怎么办？ 戴高乐回答说：盟国的军舰将停泊在该岛领海范围之外，而美国海军将领则上岛同米塞利埃共进午餐，他会十分高兴的。 艾登说：但假如美国的巡洋舰驶入法国的领海呢？ 戴高乐说：我们的人会按惯例通知他们停止前进。 艾登又追问一句：假如他们还是向前开呢？ 戴高乐仍不动声色地说：那就会发生最令人遗憾的事，因为那时我们的人将不得不开炮！ 这种毫无妥协余地的态度使艾登大臣的说客当不下去了，他只好回去如实向丘吉尔汇报。丘吉尔更是左右为难。因为从客观上说，美国丰富的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确实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中坚和后盾，他实在不能得罪。他再次劝说戴高乐委曲求全，并以自己为例：“你看看我是怎样能屈能伸、转来转去的！” 戴高乐说：“你能那样做，我是办不到的！因为你是在一个巩固的国家基础之上，有团结起来的民族，统一的帝国，庞大的军队。但是我呢！我的资源在哪里？可是我，你知道，我是对法国的利益和命运负责的。这个负担太重了。我没有条件低头，环境也不允许我低头！” 这是戴高乐的苦衷，也是事实。丘吉尔当然也无法再逼迫戴高乐。于是，这位老练的外交家再次施展他那高超的外交天才，多方斡旋，终于使这事拖了一个多月，双方的激动情绪都逐渐冷却，最后默认了两岛的现实。 不料那位不甘寂寞的海军上将米塞利埃又莫名其妙地挑起事端，并迅速把事态扩大成一场英法政治危机。他于2月28日返回英国，戴高乐把他当作凯旋的英雄来欢迎，并马上请他领导一次新的作战行动，但米塞利埃却反常地当众指责戴高乐在两岛事件期间损害了他同美国人的关系，怒斥戴高乐的“独裁倾向”；过了三天，他竟宣布他辞去民族委员会的职务，令他所有的 同事目瞪口呆。戴高乐接受了他的辞职时，他却又宣称还要继续留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而且这次除了莫莱、拉巴特等人之外，他还得到了英国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是，所有战时内阁成员都附和亚历山大，他们甚至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必须坚决主张米塞利埃海军上将继续留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职务；如果戴高乐将军不同意这一意见，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这一意见生效。” 这样，一场自由法国的内部矛盾又变成了一场英法争吵。安东尼·艾登是处理前两次米塞利埃事件的老手，这次又被请出来向戴高乐转达内阁的立场。但戴高乐的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又再次使他碰了钉子。戴高乐说“他不知道国务大臣是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作为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他不能允许他的立场为米塞利埃的阴谋活动所动摇！”最后艾登问他将怎样处置海军上将，戴高乐说他将建议米塞利埃“休息”。艾登劝将军考虑48小时再做答复，这更使戴高乐火上加油，他一回去就召集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命令米塞利埃休假30天，期间不许在海军司令部露面。海军上将恼羞成怒，拒绝服从。于是被处以30天软禁。根据英法《司法协议》，戴高乐还要求英王陛下政府保证处罚得到执行。英国内阁万分尴尬，不予答复，戴高乐便下令停止与英国政府的一切往来，并于3月18日隐退到乡下去了。 这下英国内阁又不得不让步了。因为自从戴高乐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 讲话，他实际上已成了全体法国抵抗力量的精神领袖，而后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又使他在自由法国巩固了谁也取代不了的地位。海军大臣被迫做出了妥协。3月23日，他们通知戴高乐，英国政府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并保证在30天之内不让海军上将与自由法国海军人员有任何接触…… 从此，米塞利埃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8. “母亲，看看您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经过一年多血与火的考验，自由法国运动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支精悍的陆海空武装部队，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戴高乐于1941年9月24日宣告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 这当然是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敌人所不能接受的。卖国的维希政府和德意法西斯立刻群起而攻之。委员会有时被描述成一群贪婪的政客，有时则被说成是一群法西斯冒险家，而有时，则又成了“一群乌合之众的狂人”。 但是，所有这些诽谤都在戴高乐他们奋不顾身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和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所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人民清楚地看到，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是戴高乐孤独地发出了最初的战斗号召，举起了抗战的大旗；是戴高乐为首的一些不屈的法国人，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向法西斯统治者宣战。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万法国战俘在法西斯的铁窗下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正是由于贝当一伙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国人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北部的广大领土；正是由于继任的赖伐尔之流的卖国求荣，才使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法国横征暴敛，严重破坏了法国经济；也正是他们奉行卖国哲学，才使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为德国法西斯服苦役。特别当人们看到希特勒的飞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着陆，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维希政府的军队不打敌人反而残酷镇压抗战人民的时候，维希头目们所说的“为了保卫法兰西帝国不惜与任何人作战”的说法就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戴高乐的影响下秘密地发展起来。不屈的沦陷区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了抗战运动。有的积极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有的秘密监视敌人，为抗战组织提供情报；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护送地下工作人员；有的在运输或分散空投或偷运过来的军用物资；还有的则在袭扰敌人，破坏敌人要害部门的通讯联络。 在民族委员会宣告成立的时候，法国本土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德国人的事件。第一批死于正义枪口之下的，有一个刚从地铁上来的军官、南特城卫戍司令、波尔多一个军官和巴黎塞宾莱大街上两名士兵。接着，其他地区的暗杀行动也相继开始了。为了报复，德国人枪毙了几百名人质，将好几千爱国者关进监狱，然后又押往德国服苦役，同时还以极重的罚金和劳役来惩罚有德国人被暗杀的城镇的居民。当戴高乐听到这些无视危险单独抗战的沦陷区人民的英勇战绩，他的心情既骄傲又沉重。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注意保存实力，尽量避免得不偿失的牺牲。为此，他于10月23日通过广播，命令沦陷区人民要讲究斗争策略，目前不要去杀德国人，以保存力量等待进攻的命令。 10月24日，德国法西斯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了50名人质。消息传来，戴高乐真是悲愤交加。为了抗议侵略者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戴高乐在 25日的广播中号召说：“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这天，从下午4时到4时5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5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 10月31日下午4时，全体法国人都响应了他们的战斗领袖的号召，静默示威了足足5分钟，使维希政府和德意志法西斯知道，法国人不可侮，法国人民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 这以后，各式各样抵抗运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法国本土建立起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支地下军配合盟军，为打击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伦敦，戴高乐所代表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大不列颠岛不仅成了戴高乐与本土及海外抗战组织联系的纽带，而且成了自由法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训练中心。由雷纳上校指挥的轻骑兵、炮兵团、装甲队、工兵支队和信号组，每六个月培养一批士官和专家。由伯台上校领导的炮兵辎重处，除负责组织军火生产外，还负责分发由美国依“租借法案”所供应的军事物资。由特里小组领导的“法国义勇军校”继马祖夫人之后，训练了大批能干的年轻姑娘成为驾驶员、护士和后勤服务人员。由鲍端司令领导的学生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班排连军官，其中有521人在以后的战斗中奉献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当时，自由法国海军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军官。在英国这块基地上，海军中校威泽尔和加拉尔领导的“学校舰队”培训了数千名海军人员，到1942年6月，已有700名海军将士英勇献身。战争开始时，法国商船队所有的270万吨船位中有70万吨为抗战服务，在人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戴高乐的海军部还是千方百计补充配置了67艘商船的人力，使这支船队达到5000名海军官兵。到1942年春，这些战士已有1/4在海洋上为国捐躯。 自由法国的空军更是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建立起来的，1941年，戴高乐首先在英国成立了“法兰西之岛”空军战斗队，司令员为西威杜。当他的飞机在法国上空被击落后，便由杜贝叶继任。叙利亚战斗开始的第二天，戴高乐又在埃及成立了“阿尔萨斯战斗队”，它的司令官在保卫伦敦的空战中光荣牺牲。洛林轰炸队是在东地中海地区成立的，指挥官毕若在敌人后方执行任务殉职后，由摩里尼接替职务。“布列塔尼”混合队在乍得成立后，就支援盟军在撒哈拉作战。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在战斗中前赴后继，表现了自由法国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在战斗中牺牲的总数，比所保存的实力多出一倍！ 在非洲战场，自由法国的战士们创造了许多传奇的战绩。骁勇善战的勒克莱尔上校兵力少，装备差；他只派一支小部队佯攻木祖克，他的真正目标却是远离驻地的库佛腊，而且两地之间几乎没有公路。他征集了大约一百辆大卡车，运了几百名士兵，带了仅有的一门75毫米的加农炮和几挺不好使的机枪搞长途奔袭，迫使库佛腊的意大利守军投降。意大利人投降后才懊丧地发现，打败他们的那支部队人数少得可怜。 在北非，盖尼将军领导的第一轻装师于比尔哈亥依木地区被德军骁将隆美尔元帅的集团军重重包围，遭到重炮和飞机的轮番轰炸。当时盖尼将军不仅兵力与敌人相差太悬殊，而且武器弹药粮食都很缺乏，加上水源断绝，处境非常困难。德国人三次命令其投降，盖尼将军每次都以炮火做了回答。经过11天极为艰苦的拼杀，这支5500人的队伍，以1109人的伤亡，击毙敌人3000多名后，竟奇迹般地突破了重围，真正成了“法国的骄傲”。 六天以后，一万多法民在伦敦集会，庆祝“六一八”讲话发表两周年。回顾两年的战斗历程，戴高乐不由百感交集，抗战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他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力量仍显得太弱小，艰苦的岁月还在后头，仍需团结，激励更多的人为祖国的解放而奋斗。 他说：在这两年间，我们过着伟大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热情的人。我们选择了最困难、最光荣的战斗的道路。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不惜牺牲一切。 两年前，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我们大胆地挺身担负起捍卫国家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坚信我们的抗战事业一定胜利，法西斯的侵略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今天世界的战局正像我们早先预料的那样胜利发展。 我们知道血和火的考验还没有过去，我们了解敌人还有多大的力量和狡猾伎俩。我们必须团结战斗，忠诚地履行对法国的义务，不到全国解放决不罢休。那时我们工作完成了，我们的作用尽到了，我们将追随那些从她的历史开始以来为她服务的人，以及在她永久的未来中为她服务的先驱者，用庇古的话简单地对法国说：“母亲，看看您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是的，法兰西，这位古老的、曾为人类现代文明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上哺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的伟大的母亲，现在正用她那苦难的、充满期望的双眼，默默地注视着那些为她的解放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 戴高乐和他的战士们。 9. “战斗法国的地位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当时，戴高乐的战斗的艰苦不仅表现在敌人的残暴和强大，自己力量的弱小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国际关系上。他最忠诚的盟友丘吉尔首相时常为了军事上的利益而侵害自由法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利益，同时他又处处得看罗斯福的眼色行事，双方几乎是永无休止地争吵、和解再争吵。而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巨大的兵工厂”，则一如既往地瞧不起戴高乐，在圣皮埃尔岛事件发生后，这种态度更甚。这使自由法国在国际上显得孤独无助。 这种状况，直到苏联对德宣战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善。 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入侵苏联。消息传来时，戴高乐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和丘吉尔一样，虽然对毫无好感，但几乎是出于本能地立刻作出了反应。第二天，他向驻伦敦的代表团发了一份电报，指示“我们应当像丘吉尔那样声明：我们毫不隐讳地站在俄国人一边，他们正在 与德国人作战。”紧接着，他命令卡森和德让去苏联驻英使馆拜会伊凡·麦斯基大使，向他保证自由法国一定支持苏联，并要求与莫斯科建立军事关系。 不久，麦斯基大使给戴高乐写了封信，声明苏联政府承认将军为整个自由法国的领袖，并声明愿意同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建立关系。莫斯科愿意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同伙的共同斗争中帮助自由法国，保证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充分而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的地位。 接着，苏联政府又来了个戏剧性的动作。它任命驻维希大使鲍戈莫洛夫为驻自由法国代表，突出表示出对自由法国的支持态度。为了回报，戴高乐派珀蒂将军为他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接着又派遣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机中队支持苏联。到1942年2月，他派原驻曼谷公使罗歇·加罗为自由法国驻莫斯科相当于大使的代表，不久又在伦敦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长时间的晤谈。 这样，戴高乐成功地打破了自己在外交上的孤立处境，迫使罗斯福不得不稍微改变一点看法。当然，6月初盖尼将军在比尔哈亥依木地区的辉煌战绩也大大提高了自由法国战士的声誉，至少部分地抵消了达喀尔失败的阴影，表明了自由法国战士是能够为共同的事业英勇奋战乃至献身的。 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当时能从实质上对戴高乐给以支持的最终只有美国。而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戴高乐和罗斯福两位领袖的个人关系。然而，他们的个人关系，由于出身、性格和经历的不同，想不疏远都似乎不可能。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他的《敌对的同盟国》一书中分析了罗斯福和戴高乐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性格，认为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彼此就可能达成谅解。“二人中的强者罗斯福即使对戴高乐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和亲切相待，也毫无损失。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戴高乐看成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认为戴高乐的惟一愿望是夺取并保持绝对权利。罗斯福不愿把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而准备冒任何风险的戴高乐视为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在戴高乐的眼中，罗斯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大国优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国命运。戴高乐同样也看不到罗斯福身上的军人和理想主义者气质。二人谁也不能正确看待对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由于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难。” 他们周围的人也没有起到和解或疏通的作用。可以说，戴高乐在美国的死对头都是接近或者能够影响罗斯福总统的人。罗斯福在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戴高乐只被国外流亡的极少数法国人承认，在伦敦指挥着一支很小的部队，武器、经费全靠英国。此外，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不断挑起纠纷，妨碍了美国对维希的立场。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中，美国的新闻界大多站在戴高乐一边反对自己的总统，也使罗斯福感到很恼火！ 为了消除一些外界的误会，说明自由法国的立场，1942年4月1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全面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同时对罗斯福的“不公正”态度也旁敲侧击地进行了批评。在演说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战斗法国”这个名词来称呼他的“自由法国运动”（三个月后，他就正式宣布“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他说：“不要认为战斗法国这个奇迹，只要一经形成就不要管她了……整个问题的基础是：只有在盟国愿意和战斗法国站在一起的条件下，战斗法国才愿意和盟国站在一起。”在谈到美国政府仍和维希发生关系并和它的代理领事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戴高乐严正指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依靠那些破坏法国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模型或脸谱来改造法国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怜的傻瓜原则。当前整个法国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是被她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出卖了的法国，开始要完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现实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会议中，已经把自由引向深渊的边缘，而现在又继续压制热情，不肯改弦更张，那将是不能容忍的！”最后，戴高乐以顶天立地的气派斩钉截铁地宣称：“地位已经确定了，自由法国无论在公众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认可上，都成功地被认为不仅是法国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她的利益的监护人。这个结果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这次演说对端正国际视听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丘吉尔这位自小就热爱法国的天然盟友也做了大量工作，竭力劝说罗斯福总统缓和他对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态度。经过了近两年的曲折的了解和严肃的对话之后，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关系有了改善。5月21日，美国新任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伦敦同戴高乐会晤，恭听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见解。10天后他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英国国务大臣艾登也出席了。戴高乐满意地发现，看来美国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威尔斯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了。6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告诉将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变他对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次日，美驻英大使怀南特与戴高乐共进晚餐，衷心地表达了对将军的同情，并答应在美国尽力宣传将军的人格。 7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一个公报，给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以某种承认。公报的全文在发表前曾送交戴高乐，征求他的意见。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博尔特将军被指派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与在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协商有关指挥战争的一切问题。美国方面承认戴高乐将军的贡献和全国委员会为维持法国的传统精神和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全国委员会作为法国抗击轴心国的法国各种抵抗力量的象征，将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公报同时表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致认为——它确信法兰西全国委员会也会认为——法国的政治前途只能在自由和没有强迫的条件下决定。 这是法美关系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同时，由于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进攻的压力，美国同自由法国的军事合作也比以前有所加强。法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马贵斯群岛、吐摩图群岛、社会群岛等，都变成了盟国的战略据点。戴高乐决定，在军事上尽量先满足美英的要求，惟一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尊重法国的主权和在当地的权力。美国承认了这个条件，声明“尊重太平洋上所有法国岛屿的主权，美国在各岛上建立的基地和设备将留 下来作为法国的财产，如果战后美国基地仍旧保持，则法国有与美国共管的权力”。而在行动上，美国人也开始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态度。美英参谋长想加强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群岛的防御，美国国务卿赫尔先打电报请示戴高乐，谦和地表示“希望法国高级专员过去所给予的友好的协助和合作，在将来仍继续下去”。3月6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在伦敦设立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同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代表一起交 换情报和作战问题。这样，战争迫使美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日趋接近，双方在太平洋战区的合作也日益加强。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也就日益加强和巩固了。 但政治地位的加强并不等于军事地位的加强。军事虽然从属于政治，但又正是它支撑着政治。戴高乐对此心明肚亮。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受人拥护的伙伴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当中我是个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 法国当前的中心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的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落下去，本身的优势将丧失殆尽，她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她将从平静的海面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她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且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她的前途就有保障。” 将军的这种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他却没想到，正是因为他参战心切，在盟军即将开始的“火炬”行动中，他却又一次被卷入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 10.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年头开春，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战场开始战略反攻，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引向了鲜血淋漓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已成为强弩之末，意大利已经一蹶不振；太平洋方面，日本的攻势已被遏制，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大大加强；而北部非洲，由于多属维希法国的殖民地，德国人的力量大都东调，盟军也开始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伦敦，迫切要求美英本年度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东线的压力。英国舆论界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但丘吉尔未做承诺。在他看来，当年进攻欧洲还不具备条件，可行的方案应当是进攻法属非洲。罗斯福也同意这个方案，因为驻守的维希政府与美国有外交关系，在那里登陆风险要小得多。 如果从殖民利益考虑，这个方案的好处更多。对英国而言，一旦占领北非，盟军就可以威胁德军元帅隆美尔的后方，解除埃及之围，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赶出北非。这样，就可以确保直布罗陀海峡安全，恢复地中海航道，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从这些殖民地源源不断地得到最重要的石油等战略物资。对美国来说，罗斯福最怕德国占领西非、北非，然后东进与从苏联高加索南下的德军会师，进而在印度与日本军队联手；西边从达喀尔通过大西洋中部最短的航道进逼巴西，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急于消除这个隐患，同时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窥伺中东。 但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触犯戴高乐的战斗法国的主权。因为北非虽为维希控制，但毕竟是法国的殖民地。英美两方都早已承认自由法国——战斗法国的政治地位，要从这里动刀兵，当然得事先求得戴高乐的同意。英美心里都各有小算盘，这种小算盘拿到视国家主权如生命的极为敏感又固执的戴高乐面前，根本就别指望能通过！ 此外，法国人热烈而易激动的天性也使罗斯福和丘吉尔心存疑惧，进军达喀尔的“威慑”计划由于过早泄密而功败垂成使人记忆犹新。加之轴心国间谍活动比以前更加积极，谁也不敢再冒泄密的风险。 所以，英美两方的总参谋部在制订代号为“火炬计划”的进攻北非的军事行动计划时，不得不对戴高乐实行“高度保密”。 9月20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了“火炬计划”。这个计划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等三处同时登陆。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英美远征军共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配合这次行动，以占领敌方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绝大部分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担任这次行动的正副总指挥，行动的最后期限不超过11月上旬。 尽管这个计划对戴高乐严密封锁消息，但作为战略家的戴高乐，却从英国飞机和坦克的不断集结与丘吉尔对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等高级军官的人事变动中猜测到了盟国的军事意图，而且他还精明地认识到，自己被孤立于盟事行动之外的关键在于罗斯福。他当机立断，一面打电报通知驻伦敦的委员会：美军已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以配合英军从埃及发动的攻势。一面派安德烈·菲利普为特使，给美国总统送去一封私人信件。 这封信开门见山地谈了一些根本问题。戴高乐说，法国承受了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负担，已元气大伤、疲惫不堪。由于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错误以及缺少盟国支持，导致了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失败。使法国重新投入战争的确有必要，他戴高乐本人已毅然承担起这个责任。 他不是一个政客，当然不赞成他的追随者介入政治，如果这意味着参加党派之争。但如果这意味着捍卫法国的利益，为了法兰西而同敌人作战，那么他确实已参与了政治。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有个人野心、想当独裁者。美国总统在法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但是美国总统应该与哪一个法国打交道呢？昨天的法国？维希的法国？还是明天的法国，人们尚未看到其形状的法国？不！战争期间算得上法国的惟有现在的战斗的法国！戴高乐要求罗斯福“为了我们共同战斗的神圣事业的利益，全面地直接地审查美国和战斗法国 之间的关系”。 这封信虽然及时送到了白宫，却立即被罗斯福束之高阁。因为罗斯福为了插足北非和扶植一个受美国控制的政权，以利战后确保美国在欧洲和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已经物色到两个听命于美国的人选，以取代坚决维护法兰西主权和独立的不听话的戴高乐！ 这两个人选，一个名叫亨利·吉罗，即四年前对戴高乐上校说“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的那位梅斯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此人是五星级上将，一战中曾失去了一条腿。1940年他63岁，从德国战俘营用绳子逾墙逃了出来，冒着纳粹悬赏10万马克买他首级的危险先跑到瑞士，拒绝了戴高乐“共同抗敌”的诚挚邀请而跑去拜会了贝当。维希政府总理赖伐尔试图说服他向德国人自首，被他断然拒绝，因而获得了很好的声誉。但不为人知的是，为了得到德国人答应的自由，他还是签署了一项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声明。 另一名人选是达尔朗海军上将。此人却是盟国正与之战斗的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维希政府军队的总司令，纳粹的热心合作者，维希反犹法令的主谋。他看出了轴心国前途不妙，想改换门庭，便指使他的儿子找到美国驻北非高级专员罗伯特·墨菲，向他保证达尔朗愿和盟军合作。 “火炬计划”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此二人的分量进行了反复的掂量：一个声誉较好却无一兵一卒，一个手握重兵却声名狼藉。最后，他决定任命吉罗为法属北非总督，达尔朗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戴高乐则被完全撇到了一边。 这样安排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争取维希法军归顺，以便“兵不刃血”地占领法属北非。作为盟国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虽然并不情愿，但要违拗美国人的意思却有点力不从心。 11月8日，“火炬计划”正式实施。中午时分，正在伦敦的戴高乐被丘吉尔召见，来到唐宁街十号。丘吉尔和艾登友好却不无尴尬地把盟军在北非登陆的行动告诉了他，并解释道，虽然在海面和空中英国人占较大比重，但在地面上，美军人数超过了英国，事实上这是美国人的一场表演，指挥官是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是他们坚持要把战斗法国排斥在外。 同时，丘吉尔把由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法队的安排（丘吉尔此时根本就不敢透露计划中让达尔朗担任总司令的消息！）也告诉了戴高乐。他很为难又很激动地说：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决不会抛弃与你订的协议。自1940年6月以来，我们就一直答应支持你。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你曾和我们站在一起，既然现在前景越来越光明了，我们决不会抛弃你！ 使丘吉尔喜出望外的是，一贯强硬地反击任何无视战斗法国地位行动的戴高乐将军，这次却以他胸怀全局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气度明智地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他在明确指出“美国人在北非玩弄利用维希反对戴高乐的把戏”的同时，也对吉罗表示了赞扬和对战役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当天晚上，他还通过广播，向法兰西全体军民，向法属北非的侨民和军政人员发表演说，指出这项行动“已开始把法属北非投入到解放战斗里来了”。号召人们“不要考虑他的名义和形式，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拯救法国”，号召“北非的法国人，把我们从地中海这边送到对岸，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中去”。 然而，形势的发展大出所有战略家的意料，一个意外的因素是达尔朗的儿子突然得了麻痹症住进了阿尔及尔的医院，达尔朗不得不于11月5日赶到阿尔及尔，打破了美国人的“进攻时达尔朗不在前线，由朱安将军控制局势”的计划。有达尔朗在，朱安将军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而达尔朗此时，正对美国人的让吉罗任总督、他当“总司令”的安排不满。他想要的是最高行政首脑职务。所以，尽管墨菲和朱安于凌晨2点钟把盟军立即登陆的行动消息告诉他，并力劝他下令要维希法队放弃抵抗，他还是暴跳如雷地下令立即执行贝当元帅立即抵抗的命令。 于是，一场登陆与反登陆的激战打响了。法国士兵根本不了解内幕，一致把美军登陆视为侵略，北非海岸的每个小岛、每个村镇、每个城市都响彻了愤怒的“我们又被出卖了！”“打倒入侵者！”的呐喊声，人人操起武器，把本应射向德国人的子弹疯狂地向盟军射击。一天多时间，维希法国方损失3 000多名战士，好几艘战舰和135架飞机，盟军方面的损失则更大。 这样惨重而又并非必要的代价，使远在伦敦的戴高乐痛心郁闷。他感到现在已必须由战斗法国出面解决问题。于是，11月9日午后他召见了美国代表斯培克海军上将，宣布了他要派一个使团到阿尔及尔去的意图，“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使团到达目的地”。第二天，他又写信给丘吉尔，要求他协助向北非派遣“考察代表团”，以说服维希法国的军队“与盟国并肩作战”。可是，戴高乐的一片苦心得不到罗斯福的回报，丘吉尔也依然左右不了罗斯福。盟军占领阿尔及尔之后，为了让残敌都放下武器，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从直布罗陀飞到阿尔及尔，许诺“承认达尔朗管理法属北非的行政事务，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所有法队”，使激战了五天五夜的枪炮声终于停息，法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达尔朗、吉罗、戴高乐三雄并立的更其复杂微妙的局面…… 11. 战斗的法国人要团结一致 与达尔朗的这笔肮脏的交易所引起的是美国政府始料不及的。 它使戴高乐义愤填膺。他向舆论界大声疾呼：“如果盟军在解放一个国家的同时，又与那些投敌的官员们签订协议，那么抵抗还有什么意义？”他断然命令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发表公报，声明与盟国在阿尔及尔的安排断绝关系。 接着，他又于11月16日拜会丘吉尔和艾登，告诉他们，与达尔朗作交易的决定并不像他们所辩解的那样在战略上是站得住脚的，“使自己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背道而驰是战略上的错误！” 戴高乐把来自法国各地的谴责电报拿给丘吉尔与艾登看，警告他们“要想一想这种冒险所带来的后果”，同时，英国国内舆论界也支持戴高乐，对此事进行了强烈谴责，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因为这笔交易，在北非登陆的胜利，甚至阿拉曼战役的胜利，都已经黯然失色。 然而，戴高乐的这些举措并没收到多大的实效。在华盛顿，被激怒了的罗斯福总统对戴高乐的特使大声叫道：“我当然要和达尔朗打交道，因为达尔朗给我阿尔及尔！如果赖伐尔明天给我巴黎，我也要和赖伐尔打交道！” 不过，最后他还是做了愿意邀请戴高乐访问美国的表示。 在莫斯科，斯大林元帅却对戴高乐渴求支持的指望报以惯常的冷眼旁观的态度。他甚至还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说，他认为将达尔朗拉进盟国抗击希特勒的主流中来，“乃是一大成就”。 这样，戴高乐又陷入了政治上被孤立的危机之中。面对新的挑战，他及时调整了战略，依靠法国内外抵抗运动的全力支持，采取了打击达尔朗，争取吉罗的正确方针。这当然会激起达尔朗的殊死反扑。达尔朗不仅不听劝告，继续任用维希官员，甚至包括那些同纳粹德国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而且竟公然把在阿尔及尔的战斗法国人逮捕入狱，封禁了他们的《战斗报》。 1942年12月23日，一名年仅20岁的年轻人毅然负起“为法国人民铲除一个声名狼藉的领导人”的责任，于达尔朗的公馆台阶上枪杀了这位倒行逆施的海军上将，为戴高乐除掉了奋斗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也为尴尬不已的美国人解除一个政治上的大包袱。美国人急急忙忙地于26日宣布成立“军政长官部”，让吉罗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大权。同时，第二天，正当戴高乐已经收拾行装准备访问华盛顿的时候，美国人又突然以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名义，通知取消他的这次旅行。 戴高乐这位政治上的新手，这时已学会了审时度势。他嗅出了这个临时决定的气味不对，马上做出了联合吉罗的决定。从机场一返回，他马上电告吉罗：“达尔朗被刺是一个警告，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接着，戴高乐提出了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建议：“将军，我建议您尽快在法国的领土上和我会谈，无论在阿尔及尔或在乍得都可以。我们要研究一些办法，在一个临时中央政权下把国内外和法国领地的一切可以为解放法国和拯救法国而战斗的法队统一起来。” 第二天，戴高乐再次向吉罗发出呼吁：战斗的法国人要团结一致！ 新居高位得意忘形的吉罗根本无意理睬他昔日的部下，只是出于不得已才勉强给了个答复：“鉴于达尔朗被刺所引起的情绪，我认为当前时机不利于我们之间举行会谈。” 自小就认为“法国是我的”的戴高乐当然不会就此让满脑子陈腐观念、有政治野心而无政治头脑的吉罗在这民族危亡之秋窃居国家军政首脑高位。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秉性驱使他在吉罗处碰了壁之后立即改变方针，展开了新的攻势。1943年元旦，他发表广播讲话，转而向全社会公众呼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他说：“法属北非和西非内部的混乱局势日益严重。这是由于在维希政权垮台后，法国政权在这里并没有基础。战斗法国组织起来的富有热情和久经考验的强大民族力量，虽然使法兰西帝国大部分领地投入战斗，重新回到共和国的怀抱，但这个力量在法国这块属地上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12月25日，我得到民族委员会和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同意，向吉罗将军建议从速在法国领土上与我会晤，共商大计，争取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我认为法国的形势以及战争总形势，都不允许我们再有任何迟延了！” 这个声明以及声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得到的群众的热烈支持，都击中了美国政府的痛处，使罗斯福和他所支持的吉罗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困境。1月中旬，罗斯福飞到摩洛哥的海滨城市卡萨布兰卡，并于17日召见了吉罗。 不料这次召见，却让罗斯福深感失望。 那天，美国外交官把吉罗径直带到下榻于达累斯沙达别墅的总统面前。 只见这位老将军僵直地挺坐在沙发上，面带傲气，声势逼人，而且自始至终总是重复一句话：“给我们武器！给我们坦克、飞机、大炮……其他一概不要！” 在他到达之前，罗斯福刚从墨菲和艾森豪威尔那里得知，吉罗任性而傲慢，一心想当盟军总司令。如今见他那样子，罗斯福心里一沉：“这个外表浮华、行动粗鲁的老军人，肯定对政治一窍不通，没有任何一点灵活性。” 但他还想试探一下：“那么，您从哪里动员军队呢？” 吉罗大马金刀地说：“大量招募殖民地的雇佣军，兵源不成问题，只要给我们武器就成！” 罗斯福惊讶地问：“您打算借用摩洛哥的军队来解放法国？” “那有什么关系！”吉罗忍不住大叫起来，“最重要的是实力。我认为和摩洛哥人打交道，总比和人搞联合要好上十倍……给我们武器！几星期之后，我们手中将集中起一支庞大的军队。” “那么‘自由法国阵线’……” “戴高乐对军事一窍不通！”吉罗突然做了个恶毒的怪相。“如果我手中拥有武器，我就会轻而易举地跟他达成一项协议。其余问题我一概不感兴趣。” 他的除了神气活现和耀武扬威之外一无所知的粗劣言行，深深刺伤了美国总统。他根本没资格代表美国利益与戴高乐抗衡！当他离开时，总统只能耸耸肩膀来自我解嘲：“他在圣西尔到底学了些什么？要知道，我对法事科学院的评价一直是很高的……” 然而，再去物色人选却不是一时能办到的事。加之丘吉尔这段时间天天到罗斯福跟前来游说：主持法国新政府只有戴高乐最合适！思来想去，竟使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的罗斯福生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念头：把他们两个强行撮合到一起平分秋色！甚至连他自己也把这种作法戏谑地称为“结婚闹剧”。 于是，美英两国官员为这场“强迫婚姻”密锣紧鼓地忙乎起来。压服吉罗当然容易，但要把戴高乐叫来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接到丘吉尔接连发来的两个电报，戴高乐马上本能地回电拒绝。在回电中他提醒丘吉尔：他曾一直找机会与吉罗会晤，但都未成功。这种关于法国内政的事，最好在法国人之间举行，他不喜欢“盟国高级法庭”的气氛。同时他又打电报给吉罗： “请您记住，我仍旧随时准备与你会谈，但必须在法国领土上，在法国人当 中进行，地点和时间，完全由你选择。” 到头来，这场奇怪的“婚礼”还是举行了。经过法兰西全国委员会讨论，大家认为即使仅为与罗斯福会晤，戴高乐也应该去一趟，况且大战的形势和法国目前的处境，也不容许戴高乐拒绝跟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和英王陛下的首相举行会谈。 为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乘丘吉尔派来的专机飞往卡萨布兰卡，去会见心存偏见的美国总统。会晤之前，他先依次与丘吉尔与墨菲见面。丘吉尔向他和盘端出了商定的“解决方案”：成立法兰西执行委员会，由吉罗与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但吉罗还兼任最高军事长官。 乔治将军担任副主席，委员包括现任北非高级官员的诺盖、佩卢东、布瓦松和贝尔热雷。戴高乐不愿接受这个方案。因为它是别人强加给法国的，侵犯了法国固有的主权，又无视战斗法国的合法地位。墨菲接下来劝告他见罗斯福时不要提合法地位问题。对此，戴高乐答以淡淡的一笑。 这天晚上，在达累斯沙达别墅，戴高乐与罗斯福举行了两位巨人之间的首次会晤。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尽管对戴高乐此前的表现十分恼火，但他一再压制自己的愤怒，以他通常的那种迷人的风度，用法语向戴高乐问候，并很得体地邀请戴高乐将军在自己的身旁就座，然后问长问短，表现了少有的客气。戴高乐当然也客气地一一作答。但当谈话进入实质性的问题时，两人立即针锋相对。 罗斯福表示：法国的主权当然属于法国人民，但由于德国侵占而暂不能行使。要恢复这一主权，只有当人民能重新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志时才有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不愿承认任何临时政府，不管它是由戴高乐还是其他任何人领导的。他也不可能承认戴高乐的组织，因为戴高乐不是选举出来的。 戴高乐则以悲壮的法国历史事实来反驳罗斯福： 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法兰西依靠某位以前不为人知的领袖死而复生。圣女贞德也不是选举出来的，她只是个农民，一位没有文化的平民的女儿，但正是她在法国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因而拯救了法兰西！ 这样，罗斯福也未能说服戴高乐，最后，只好由吉罗出来直接和戴高乐交锋。但吉罗根本没想到一见到这位昔日麾下的坦克团长，就挨了劈头盖脸一顿申斥： “喂，怎么回事！我几次向你建议会谈，而你怎么要我在这铁丝网里，在外国人中间来跟你会谈呢！你从国家观念上说，不感到有些难为情吗？” 吉罗被窘得半天说不出话，只好解释自己也是不得已的。接着，两人便就成立执委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吉罗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有炫耀实力：“我刚刚跟罗斯福总统达成一项协议，我能组织多少个师，美国就负责装备多少个师。我准备在半年内建立12个师。至于您，能在同样的时间内组织起一半吗？” 戴高乐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你我在军队名额上的竞赛。北非的军队是属于法国的，这些军队不是你的产业！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你很快就可以看到！问题是法兰西帝国及法国本土内的统一。这就要求建立一个适应这种形势的中央政权。这个中央权力机关和法兰西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对于全世界来说，更要成为法国独立的化身！” 吉罗无言可答，只得横蛮地依仗美国的势力固执己见。美国人一看不行，便又另派几位军政要员来轮番向戴高乐施加压力。戴高乐则以他固有的战斗精神寸步不让。最后，美国外交官麦克米伦只好先与墨菲起草了一个协议文本，把计划降低到仅仅责成两位将军去贯彻一个意图，即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便在战争中管理法兰西帝国。然后送交戴高乐审阅。 但戴高乐仍不接受。因为一、它是盟国提出的；二、它将使戴高乐不得不放弃他现有的政权；三、它将给人造成达成了协议的印象。而实际上却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这个文本，即使丘吉尔以“公开谴责”相威胁，戴高乐也不肯答应。 这简直使罗斯福下不了台。罗斯福面临着下半年的总统换届选举，如果在北非事务中连这么个协议都拿不到，他在选民中的信誉将可悲地大为下降！他只好耐着性子“开导”戴高乐：“在人类事务中，应当演剧给公众看。您和吉罗将军在有我和丘吉尔参加的会议中举行会谈的消息，即使只在理论上获致协议，也会产生令人注目的可贵的效果。” 戴高乐也理解罗斯福的苦衷，于是爽快地回答道：“这事我可以办到。 会有一个公报的，尽管这个公报不可能是你们所需要的。”他还满足了罗斯福另一个急切的要求，与他和丘吉尔、吉罗照了一张握手的相。然后，他草拟了一份与盟国口径完全不同的简短的公报，仅给吉罗看了一下。公报最后的定稿是这样的： 我们会见了，我们会谈了。我们注意到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打败敌人，从而赢得法国的解放和人类自由的胜利。 与所有盟国并肩作战的全体法国人在战争中团结一致，将会达到这个目标。 这份公报以它的本身价值向历史宣告：在与美国总统正面交锋的这个回合里，戴高乐夺得了“未宣告的胜利”。 12. “如果我掌住舵，总会见到晴天的” 卡萨布兰卡回合“未宣告的胜利”使戴高乐维护了法国的尊严，同时也给他自己增添了更多的障碍。美国当局在纽约港、吉罗在阿尔及尔逮捕了许多打算投奔戴高乐的海员，并以戴高乐征召志愿军破坏战争为由，用最强烈的词句向战斗法国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美国当局为了扶植吉罗击败戴高乐，给政治上昏聩无能的吉罗派来了一个神秘人物——专家治国论者让·莫内，担任半官方的政治顾问。 在莫内的“顾问”下，吉罗表演了许多高姿态。3月4日，吉罗颁发了关于战士勋章的新条例；第二天，又宣布法国没有种族歧视。8日，他禁止发行刊载有贝当训令的一期《北非公报》；14日又当众做了一场赞扬戴高乐的部队、呼吁共和国内部团结一致的精彩演说，接着又撤掉了一批维希派顾问，并让忠于戴高乐的德姆维尔填补了一个新的空缺。 同时，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和英国国务大臣艾登也分别来找戴高乐游说：如果接受吉罗的领导，许多好事将会降临战斗法国。丘吉尔则告诉他： 如果再拒绝卡萨布兰卡方案，对他和法国都将产生不愉快的、可怕的后果！ 戴高乐对这些软硬兼施的把戏也答之以他日益成熟的外交手腕，但一涉及到独立主权问题，仍然寸步不让。这时，倒是傻乎乎的吉罗客观上帮了戴高乐一个大忙。他写信给戴高乐，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海外领地委员会”，他和戴高乐都担任委员，但并无政治权力。他本人的军事指挥权不隶属这个机构，而隶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 这个不适宜的建议使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大为震惊。在4月15日的会议上，委员们一致支持戴高乐，要求组成一个拥有实权的执委会，撤换所有的维希分子，并要求法军总司令 （即吉罗）置身于执委会领导之下。而且，现 任的全国委员会主席戴高乐应当有权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去阿尔及尔。与此同时，法国本土代表各种不同政治信念派别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也表示：一致要求在阿尔及尔迅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中央临时政府。 吉罗弄巧成拙，不得不于5月17日电邀戴高乐去阿尔及尔，以便联合成立法国中央权力机构。但当戴高乐于5月30日中午飞到阿尔及尔时，他又严密封锁消息，企图把戴高乐和他的支持者隔离开来，让他在孤立的状况下乖乖就范。 但有关戴高乐的消息是封锁不了的。下午4点钟戴高乐去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敬献洛林十字架时，上万名群众神秘地出现在广场，“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如排山的海浪。紧接着，雪片般的信件向戴高乐飞来。其中最感人的是前法国空军参谋长维勒曼将军的信。他1940年惨败后一直悲愤地隐居在家。他要求戴高乐给他相应的军级，派他指挥一个中队，以便重新为国效力。从这些欢呼和信件中，戴高乐再次从民族感情中获得了力量。 第二天早晨，激烈的斗争开始了。斗争的焦点是将要成立的政府的组阁问题。戴高乐坚持政府应负起全国的一切责任，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同时必须解除维希所任命的殖民地总督们的职务。吉罗一听便恼羞成怒，激动地大叫大嚷。于是，戴高乐“砰”地一声摔门而去，谈判陷入了僵局。 6月1日，戴高乐出于他在选择时机和自我宣传方面惯有的敏感，漂亮地打破了僵局。他召见了法国和盟国的新闻记者，宣布他到北非来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国权力机构以领导民族力量作战。这个机构理所当然地要把那些维希官员排除在外。这个消息由于新闻媒介的大肆宣传，给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为了争取主动体面下台，佩卢东当晚就写信给戴高乐，声明他愿为促成联合放弃总督职位，希望给他一个在军队中服务的机会。戴高乐立即复信接受他的辞职，并把他的信同时分送吉罗和新闻媒介。第二天，这个消息立刻在世界各地见报。 这一下完全打乱了吉罗的阵脚。吉罗怒气冲天，一边大骂戴高乐“有法西斯倾向”，一边又不得不接受一系列接着发生的事实：建立7人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戴派4人：戴高乐、卡特鲁、马西格利和菲利普；吉罗派3人：吉罗、乔治、莫内。这个委员会为法国的中央政权，负责领导法国的抗战和其他一切事宜，行使法国主权，由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主席。 至于维希政府的总督们，则一一被解除职务。 这是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权力斗争的第一个胜利，但却是与美国的主张相矛盾的。因此恼怒的美国新闻检查局扣留了委员会6月3日宣告诞生的声明；英国方面，便以各种借口延误在伦敦急于去阿尔及尔赴任的委员们的行程。 对付这样的障碍，戴高乐已经驾轻就熟。报刊新闻被扣留，他就通过战斗法国控制的广播设备公开广播。延误委员们的行程，他就直接找丘吉尔说。 但最大的障碍，仍来自法国人内部。6月8日，委员会研究军队统帅问题时，又陷入了僵局。提交讨论的有3个提案，一个是乔治的，提议法国的一切军事力量统一归吉罗统辖，由他当国防部长兼总司令，同时还保留主席职务，但军事问题不受委员会约束。第二个是卡特鲁的，主张由戴高乐兼任国防部长，吉罗为军队总司令。第三个则是戴高乐的。他认为总司令应被派去担任与盟军司令们联络的任务，并应尽快亲临前线指挥，因此应解除其政府职务。 经过激烈的争论，七人委员会否决了乔治的提案；吉罗和乔治，则坚决拒绝戴高乐和卡特鲁的主张。会议又陷入了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再次运用了他“以退为进”的战术。6月10日，他发表声明：“在委员会目前工作的情况下，我不愿长此以往地参加委员会工作。”随后，他在住处闭门不出。这就引出了一个难以言喻的混乱局面。 吉罗恼怒地发现，在戴高乐缺席的情况下，委员会什么也干不成！他毫无办法，只有向美国人诉苦。罗斯福不能不管，只好命令艾森豪威尔粉墨登场进行调停。 这时，被阻于伦敦的战斗法国人员陆续到达阿尔及尔，戴高乐见时机成熟，适时开门露面，第一桩事就是把委员会从7人扩大到14人，使戴派占了压倒多数。然后他才应邀与艾森豪威尔和吉罗举行三方会谈。 开会那天，他又充分利用了这次登台表演的机会。他故意姗姗来迟，不紧不慢地走进为他敞开的大门，在安乐椅上就座。他的高个子，再加上那把椅子，使他比在座的其他人整整高出两个头！艾森豪威尔一宣布开会，他就敏捷地抢占了主动权：“我是以法国政府主席的资格来这里开会的。因为在作战中，按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应该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如果在有关你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上向我有所要求，请放心，我一定使你满意，可是我们先说明，这必须与我负责的国家利益相一致。” 这不卑不亢的一席话，一下就把初打交道的艾森豪威尔吸引住了，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戴高乐由衷的敬佩之情，且相比之下，吉罗却显得猥琐无能。但艾森豪威尔也是位忠于职守的将军，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按照罗斯福的旨意，要求戴高乐答应保证吉罗的军事全权。戴高乐则要求他以盟国的名义提出书面要求。 6月21日，由14人组成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否决了盟国提出的书面要求。委员会还向吉罗提出两条道路供他选择：要么承认政府的权威；要么离开政府，不再担任总司令职务。到了这个地步，吉罗当然只能乖乖地服从政府的领导了。但他仍不甘心，又提了个砸自己的脚的好意见：他不能与14人讨论军事秘密问题。戴高乐又敏捷地抓住这个机会，力促成立了一个由他自己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军事委员会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包括总司令、参谋长和政府的代表，负责对全法兰西的军队组织、招募和联合，以及把他们调配到各个战场和地区的问题作出决定。在执行问题上，分设两个最高军事司令部：吉罗负责北非司令部；戴高乐负责法兰西帝国其余地区和法国本土抗战运动。昏庸的吉罗自以为得计，非常令人惊讶地欣然接受了这一方案。 至此，戴高乐终于挫败了英美的政治阴谋，站稳脚跟控制了局面，成了名副其实的法国领袖和最高军事统帅，实现了少年时代那种“法国是我的”、不容任何人染指的民族独立意志。当然，这个领袖和统帅的实力还很薄弱，他自己也心明肚亮。在《战争回忆录》中，他激动地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和信念：“我是被一层浓雾包围了的领航人，但我相信，如果我掌住舵，总会见到晴天的。” 然而，吉罗还是政府主席之一。这还是给盟国以利用这种奇怪的双头领导畸形体制来掩盖他们的阴谋提供了某种方便。不久，盟国又干出了一件歧视法国主权政府的事。 那是在包括美、英、苏等国家都正式承认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战时法国的中央政权之后。这期间，法军配合盟军发动了进攻意大利战役，解放了突尼斯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共歼敌16.7万人，缴获飞机1000多架，迫使墨索里尼政府垮台，意大利的出路只有投降了。8月29日，麦克米伦和墨菲交给法国代表马西格利一份备忘录，要求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法国正如同代表所有盟国一样，有权和巴多格里奥元帅签订一项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包括盟国的利益，其中特别包括法国的利益。” 并指出：“联合王国和合众国政府将尽可能使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派遣一位代表参加签字仪式，如果它愿意的话。” 法国当然表示愿意，并要求把停战协定草案全文通知他们。但到了9月8日，麦克米伦和墨菲却对马西格利说，意大利投降已成事实，而且半个小时之后，艾森豪威尔就会公布“同意意大利政府停战的要求，停战条件是由英、美、苏三国政府批准的。”并当场把这个声明的全文交给了马西格利。 马西格利当即指出声明中没有法国，而且也不知究竟是何时签的协定，违反了英美自己在8月29日备忘录中做出的保证。麦克米伦和墨菲竟支支吾吾地搪塞说，这一切都早就通知了吉罗。 这当然是盟国在有意排挤法国，事关重大，吉罗再糊涂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戴高乐更加不能容忍。他一边严正指出：“法国将加倍努力来加速敌人的失败，使法国根据自己的地位参与作战的安排和世界的重建。”“法国为了一切人的利益，在目前开始进行解决战争问题的过程中应有自己的地位。”一边下决心加紧结束这种双头政治的局面。 10月中旬，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根据戴高乐的请求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政府只有一个主席。委员会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正式任命戴高乐为该委员会惟一的主席。吉罗退出委员会，保留法军总司令职务，派往意大利半岛执行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职务。 1943年11月9日，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同时宣告新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成立。 13. 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当时，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主要由两种力量构成，一种是国外的抗战运动，另一种是国内的抗战运动。国外的主要是戴高乐派，后者则是那些在敌人占压倒优势、处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奋起向纳粹作斗争的男男女女。 国外抗战运动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到1943年年底，戴高乐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23万人的野战军，拥有15万士兵的殖民地军，拥有5万名海员和32万吨位的舰队，120万吨位的货船和商船队。此外还有一支拥有500架作战飞机，3万名服务人员的空军。在与共同的敌人的生死拼搏中，这支武装力量配合盟军，创下了辉煌的战绩。在意大利战役中，戴高乐派出的三个远征师12万人，由于报仇雪恨精神的鼓舞，简直成了攻无不克的铁军。当盟军克拉克将军的装甲部队在平原受阻时，法国远征军第二师在陶蒂将军的率领下，爬过海拔2400米的极端险峻的高山，冒着大雨冲入敌后发起猛攻，占领了三十多公里的纵深地带，在克拉克将军的正前方攻下德军的第一道防线，楔入第二道防线，俘虏了1200人。接着远征军先头部队率先打进意大利首都罗马。6月18日，即“六一八”讲话发表四周年纪念日，法军继解放科西嘉岛之后，又一举光复厄尔巴岛，俘敌2300人，缴获各种火炮60门，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并为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南大西洋，法兰西海军在“铁砧”登陆行动待命期间，对盟军的行动给予了有效的支持。1944年3月1日这天，在波拉海面，法国巡洋舰一举击沉敌舰5艘，其中包括1艘鱼雷艇。半个多月后，法国轻型巡洋舰在莫莱里海面又击沉敌舰5艘。这段时间，在英吉利和诺曼底海域或向意大利、科西嘉岛和北非航行的所有盟国辎重舰队，都有法国海军护航。 在空中，法国空军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1943～1944年 6月，有 17个法国空军大队在意大利作战， 个空军大队支援法国战役，其中有72个大队参加对德国工业基地的远程轰炸。在苏联，也有2个法国空军大队参战；在北非海岸，更多的掩护陆地基地和海上运输的作战任务均由法国空军承担。 法国本土的抗战运动，更是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考验。戴高乐坐到麦克风前发表他的“六一八”讲话时，并未设想在国内组织抗德斗争。但他的号召激发了人们不屈的斗志，人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自发地分散地和德国人斗争起来。特别是1941年10月31日下午4点那震撼人心的“静默5分钟”，使各种各样的地下战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勃发而出。这些组织政治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反抗法西斯。他们之间存在着派系斗争，实际上是同法国被占领的状况分不开的。为了避开盖世太保以及与之配合的纳粹机构和维希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他们往往互不联系，甚至在同一小组同一地段活动的人也互不了解。这些组织名目繁杂，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后来，许多小组消失了，或同其他组织合并了，形成了一些实力较雄厚的联合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 “战斗”是由两个组织在1941年与1942年之交合并而成的，一个是亨利·弗雷内领导的，另一个是乔治·皮杜尔 （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等基督教 民主党人领导的。“狙击兵”与“战斗”一样成立于里昂，这座城市是实际上的南部抗战的首都。它的最初领袖是莱维和克洛蒂斯—珀蒂。“解放”则是由仪表非凡、喜欢冒险的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创建的。这是位新闻记者，曾当过海军军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最重要的“民族阵线”则是由法国发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其内部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互有联系的“民族阵线”，如律师民族阵线、店员民族阵线、农民民族阵线和妇女民族阵线等。每个阵线都有自己的报纸。它的成员的政治色彩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有社会党人、激进党人，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这是惟一一个在法国南北两区都能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进行活动的组织。科西嘉岛就是他们从德国人手里解放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戴高乐立即看到了这些抗战组织在日后的解放战争和政权建设中的潜在的作用。他极想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一体化领导之下。正在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内地抗战领袖让·穆兰，一位与戴高乐志同道合的反法西斯战士。他在法国危亡的关头，正担任埃尔·罗伯尔省省长。德国人侵入他所驻的沙特尔城，他表现了卓绝的坚定和高贵的品质，遭到了法西斯的侮辱，被殴伤后关进了监狱。具有坚强意志的穆兰誓死不低头，敌人不得不把他释放。1941年9月9日，他偷越国境，取道西班牙前往英国，被里斯本的英国当局看中。英国人花了六个星期时间试图争取他为英国服务，他明确表示要投奔自由法国，为戴高乐效劳。戴高乐听说他来了，但在里斯本受阻，大发雷霆，立即致信艾登，才终使他于11月底到达伦敦。 12月初，戴高乐与穆兰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感觉到，这位勇敢坚定，极具辩才和决断能力的年轻人完全适合担负重大的历史使命。戴高乐试探着问他： “来到这里，您打算干些什么呢？” “我一时说不清楚。反正，我将献身于法兰西的自由、独立的伟大事业！” 他回答得很干脆，充满着庄严和自信。 “非常感谢您对自由法国的忠诚！”戴高乐紧握他的双手，直视着他的眼睛，沉声说，“有一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在听了你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情况的介绍以后，我更加感到必须尽快把这些组织联络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而完成这个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我看就是您。我决定派您立即回法国去，在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抗战运动内作为我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惟一代表，您有什么意见吗？” 穆兰挺直身躯庄重地答道：“我准备完成您授权的一切事务，将军阁下！对我来说，您就是我们伟大的法兰西的化身！” 18个月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实现了他“献身”的誓言。但在这短暂的一年半中，他为法国抵抗运动立下了极为卓著的功勋。 他肩负戴高乐的重托，接受了一个月紧张的训练之后，于 1942年1月1日被空投回法国，就以卓越的才干和惊人的毅力，着力组织秘密军事小组，建立空投接收站，分发经费，建立秘密联络基地。三个月之内，他把法国南部的各个战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发表了承认戴高乐为抗战领袖的宣言。紧接着，他把秘密工作渠道伸进了敌占的北方。战斗到1943年5月，终于由法国发起，成立了以穆兰为主席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确认戴高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从此，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便正式纳入了战斗法国运动的轨道，实现了法国内外抗战运动的合流。 穆兰牺牲以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选举原“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乔治·皮杜尔担任主席，保持了法国内外战斗的整体性。在迅速发展的战争形势的促动下，被空投装备武装起来的内地军也迅速发展壮大。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仓库和军事设施，有时甚至整连整营地歼灭敌人。1944年初，戴高乐正式组建了法国内地军。从此，法兰西本土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到处都燃起了复仇的烈火。 这四处燃烧的烈火，燃亮了戴高乐的心。虽然这烈火还不足以成为燎原之势，但若与他四年前在波尔多机场只身跳上英国飞机时的境况相比，却使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盟军进攻欧洲的时候，法兰西之剑是多么短啊！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们国家的武装力量还从来没有相对地减少到如此地步。为我们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人们，回忆起我国旧日的力量，不免忧心忡忡。但是，我队的素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优良。 我们越是从苦难的深渊中复兴起来，我们的事业就越光辉灿烂。 …… 1940年的失败以及伴随而来的沦丧，使许多人大为震惊，甚至认为法国无可救药了。长期以来法国人民对自己的估价以及全世界对法国人深表尊重的历史舆论，突然间烟消云散了。如果法国不建立自己的军队，那么将永远无法在自己和别人面前恢复她的尊严。但是，能够帮助法国重新恢复统一和再取得它的旧日威望的，莫过于这样一件惊人的事实了。这就是在刚刚团结起来的法兰西海外领地内，在受着压迫的法国本土内，找到充分的依赖和战斗的勇气，再锻炼一支我认为作战能力很高的军队。在色当和敦刻尔克以后，接着贡比涅和都灵的投降，然后是维希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现在，当敌人占领我们全国，200万法国人沦为俘虏而“合法”政府坚持惩罚抗战的法国人的时候，要我们的军队取得重要而光荣的胜利，这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实现这个伟大转变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4. 沿着独立的道路前进 是的，转变的时刻就要到来了，盟军即将开始在诺曼底海岸开始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军事行动。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戴高乐和他的战斗法国却又面临着一连串更其凶险诡谲的政治挑战！ 首先是所谓“达福”事件。据战斗法国情报部门掌握的线索，达福是英国情报机关的间谍，曾试图冒名顶替打入法国在伦敦的情报机关，被戴高乐派驻英国的指挥官进行了军法审判，并被关进了伦敦郊外坎伯利的法军拘留营。后来，达福逃出了拘留营，向英国法庭控告了戴高乐和其他法国领导人，说他在坎伯利受到了虐待。英国政府声明“无权撤销”这一起诉，并扬言除非原告本人撤诉，否则，法院一经备案，就必须开庭审判。这样，只要戴高乐一踏上英国国土，就有可能会被逮捕，甚至如果被判有罪，还不得不去坐班房！ 戴高乐听到此事，当然十分愤慨，当即通知英国外交部，指出这是一起“寡廉鲜耻”的事件。此事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到了1944年3月，戴高乐再次获知，英国法庭正准备开庭审理这一案件！ 戴高乐忍无可忍，便以攻为守地也提出了一项控告。1943年初，一位名叫斯蒂芬·梅尼埃的战斗法国人从阿克拉回到英国。梅尼埃在阿克拉英国广播公司发射台负责对法国本土广播，因为是外国人，一到英国就受到英国安全部门的拘留和盘问。拘留期间，梅尼埃突然死亡。戴高乐宣布，梅尼埃的儿子准备向法国领土上所有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向丘吉尔和整个英国政府起诉。英国人能抓戴高乐，法国人也能逮捕丘吉尔。此事一直闹到 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前夕，因为盟国必须请戴高乐来英国共商大计，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以1000英镑为代价买通达福“撤回起诉”，才算宣告平息。 接着是英国政府限制戴高乐用密码电报和法国驻伦敦的办事机构联系。 这件事的背景要复杂得多。起因更早是源于法国人大大咧咧的天性使盟国领导人不敢信任。他们天生地不善于保守秘密。正如一个英国谍报人员在汇报中指出的：他们善于密谋策划，却不能守口如瓶，结果是被捕者中　95%是因为他们的朋友不能保持沉默。还有位特工在家信中这么描述： 我第一次参加的法国人称之为“空投”的行动既不安静也不保密。货物从飞机上一扔下来，人们就马上欢腾起来，一个叫什么阿伯特的人开始喊叫：“注意，箱子下来啦！” 于是所有在场的人都跟着高声叫喊，什么鲍勃啦，阿方索啦，皮埃尔啦等等，总之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来凑热闹，叫着“小心别让上帝的箱子砸着你”。货箱一着陆，抢降落伞的比赛就开始了，看谁收集的降落伞最多。随后就赶来了牛车，赶车的人大声地吆喝着：“来吧，老伙计，往箱子那边拉呀！”然后他们就商量如何装车，谁有资格先开始装。当我动手抬箱子时，听见有人大声叫起来：“别动，我的上尉，让我来吧！”还有人跟着喊：“上尉，你怎么搞的！”于是，这群来帮忙的人就自己动手干起来了。 在场面比较大的行动中如此，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让·穆兰有一次召集全国抵抗运动的负责人在一家公寓里开秘密会议，会上几个地区的司令员发生了争吵，整幢公寓楼闹成一片，德国人则在一旁静静听着。第二次开会时，全国抵抗运动被党卫军保安局一次抓了12个司令员。 1942年10月2日，德军无线电截听站截听到伦敦的战斗法国情报官员与驻华盛顿外交官之间一次清楚的谈话。这次谈话透露，在一个称之为“火炬”计划的作战行动之后，盟国打算在阿尔及尔建立一个司令部。过不久，一位名叫克拉莫尔冈的战斗法国情报官在卡迪斯附近坠海身亡，他身上带的文件被西班牙情报当局交给了德国人，也证实了盟国在阿尔及尔的战略意图！ 另一方面，战斗法国使用的密码也确实保不了密。登陆前夕，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国地下军日后的配合作用，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战斗法国把地下军化整为零。战斗法国为了便于控制指挥，仅把地下军分设为两个司令部。这份电报译成密码交给英国特种行动局审查时没有通过。法国中央情报局又呈交了一份密码电报，并附上译文表示已遵令分散了组织。但英国密码专家马克斯一看就说，两份密码电报内容相同。中央情报局很尴尬，指责马克斯盗用了法国的密码本。马克斯说，如果中央情报局愿意用这种密码任意起草一份电报，他可以当面破译出来。于是中央情报局又起草了一份电报，马克斯真的就当面破译出来了。 鉴于上述情况和登陆行动的责任重大，英国政府只能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命令禁止用英国、美国或俄国密码以外的密码发电报，设在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司令部和它在伦敦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代表之间的通讯也不例外。 在军事上，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在政治上，却是对戴高乐的尊严和对一个主权国家民族自尊心的冒犯。而戴高乐则一贯认为，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所以他怒不可遏。他说：“4月21日，盟国通知我们，今后不再转发我们和我们驻伦敦的外交和军事代表之间的密码电报。盟国当局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必须保守准备登陆的秘密。英美单方面对法国所采取的这种谨慎态度，我们认为是一种粗暴的行为，因为法国的武装部队正同他们一起在反攻战役中占重要的地位，同时战场是在法国的领土上开辟的。因此，解放委员会决定，在盟国硬要干预我们下达命令和传达报告期间，停止自己的大使维埃诺和军事代表盖尼同他们解决任何事务。”在命令驻英代表停止与英美接触的同时，他自己也拒绝接见英国的大使。 戴高乐自己可能也并不知道，这个决定正中盟国下怀。英美两国总参谋部正好在没有法国人参与的情况下，加紧完善代号为“尼普顿计划”，又称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因为这次行动要攻入的地方是法国，战场也是法国，而法国人的感情用事则是盟国最头痛的事，所以这个计划的策划从萌发之日起就没让法国人参加。直到登陆日的前夕——1944年6月4日，丘吉尔派专机把戴高乐接到英国，这个计划的概略情况才由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当着丘吉尔的面向戴高乐做了通报：盟军准备以287万大军、13000多架飞机和6 000多艘舰艇于 6月上旬在法国诺曼底海岸实施登陆，同时利用“坚韧”和“水银”两个子计划的欺骗行动把实力雄厚的德军牵制在加来海峡，希望让他们在那里抵抗根本不会发生的大举进攻，另外还有一套特殊的轰炸、欺骗、游击、骚扰和佯攻计划以阻止法国各个角落的德国人集中起来对付进攻。此外，一百多个侦察组将被空投到法国各地，监视德国坦克师的动向。为了阻滞坦克的行动，“绿色计划”集中破坏铁路，“乌龟计划”破坏公路桥梁，“蓝色计划”破坏德军的供电系统，“紫色计划”扰乱德军无线电通讯系统；还有其他一些计划破坏机车、铁路车辆、铁路转台和各类油库。进攻时将有1188条铁路、33条公路、32条无线电通讯线路被选作破坏对象，同时还有几百条线路的情况正在侦察。除了破坏之外，法国地下军还应该开展广泛而有计划的游击战以配合进攻，迷惑或拖住敌人。 这就必须强调地下军得服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当时，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最害怕的是戴高乐会大光其火而把事情搞个一团糟，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为了胜利又不得不这样做：战后从党卫军保密局的档案中发现，惟一一份关于“霸王行动”的准确情报正是来自于阿尔及尔戴高乐的总参谋部的一个上尉，情报的日期则正是6月4日！而据盟军最高司令部所知，到6月4日为止，知道这个行动计划的惟一一个法国人是戴高乐，而戴高乐又是直到6月4日中午才赶到法国的！幸而这份情报被党卫军保密局的情报官员混杂在有关此计划的其他250多件不确切情报中被人遗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此情况是如何传到阿尔及尔的，至今都是个悬案。 但这次戴高乐这位“浓雾中的掌舵人”却表现得非常明智，不仅没为此事直到最后才告诉他而光火，反而是热情地赞扬“在这极端危险和复杂的巨大战役中，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了建立自己的 ‘计划’所施展的才能，真是达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由于天气恶劣，海面上有6级大风浪，登陆原定是在3日至7日之间进行，现在已经是4日，天气毫无好转迹象，使用平底船、登陆艇和浮桥航行靠岸都毫无把握，但是最迟在明天必须发布进攻或延迟的命令，艾森豪威尔一直为此焦虑不安。他征求戴高乐的看法：“您的意见怎么样？” 戴高乐说：“我只向您说一句，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决不推迟！我认为天气的危险并不比推迟几个星期的危险更大。一再推迟就会涣散军心，也有泄露军事机密的危险。” 戴高乐明智的支持，使艾森豪威尔坚定了信心，也博得了这位美国将军日后的尊敬。但戴高乐所支持的只是这次军事行动，而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的对法政策是戴高乐说什么也不能接受的。罗斯福出于对法国人痛心的失望，内心深处一直不相信有任何一个能真正代表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临时政府，甚至包括戴高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时也出于战争期间统一指挥的需要，他坚持盟国特别是法国的一切行动，都要置于美国政府以及它的军事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管辖之下。他指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占领了法国的土地之时，就要以军事管制的方式建立盟政府，发行战时货币，以便从行政上经济上保证盟军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并要求丘吉尔说服戴高乐顺从。 在这种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上，戴高乐怎么会听丘吉尔的游说？相反，他感到罗斯福与丘吉尔这样关注法国内政，正是法兰西复兴的最有力的证明，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宣布： 我要沿着我的道路——独立的道路前进！我相信，不仅对于我所负责的国家和民族，而且对于我所珍视的联盟，这都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接着，他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几条对策。他向华盛顿和伦敦各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确定在法国作战时法国行政机构与盟军协同配合的条件，特别说明： 在作战地区，地方当局将满足盟国的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方面的需要；在后方，法国政府将满足艾森豪威尔将军以盟军总司令身份所提出的要求。为了保证取得联络，每支大部队都配备一名法国行政联络军官随军工作，同时派遣一位拥有必要的职权和随行人员的法国将军到艾森豪威尔身边去，以保证在政府返回法国本土以前这个时期，有政府的一个成员以代表资格前往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接着，戴高乐任命了柯尼希将军和科歇将军分别担任北方战场和地中海战场盟军总司令的助手，同时任命安德烈·勒特罗克埃为解放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戴高乐还与艾森豪威尔达成了“应当由法队去解放巴黎占领首都”的协议。 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颁布法令，正式将名称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郑重声明盟军必须尊重法国主权，决不同意其他任何政府存在，坚决抵制美国政府企图在登陆后宣布在法国建立占领区军政府和强制发行货币的决定。 15. “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 1944年6月6日凌晨，英吉利海峡狂风大作，恶浪滔天，似乎在预示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盟军2 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载着3个伞兵师同时起飞；皇家空军1163架轰炸机，把5 853吨炸弹投到了预先选定的德国人的10个堡垒上；美国第八航空队的1083架轰炸机，对德国人的海岸防御工事投弹1763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天地为之颤栗。 天色大亮，数不清的烟囱、桅杆遮没了波涛汹涌的海面。森林般的舰载火炮向诺曼底海岸倾泄出铺天盖地的火焰。整个海岸线硝烟翻滚、弹片呼啸、血肉横飞。大海为之变色。 复仇的日子到来了。 戴高乐站在伦敦卡尔登花园他的办公室窗前，以他那彻夜不眠而布满血丝的双眼眺望着东方天际，心情万分激动！仅差11天就整整4年了。 4年，1449个日日夜夜，苦难深重的法兰西，多少父母失去了孩子？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多少家园已毁于钢铁履带？多少血泪才酿就一份尊严？啊，有多少志士前赴后继以身报国才创造了这辉煌灿烂的一天！他怀着无比的热情，以他那早已为人们熟悉的充满鼓动力的声音振奋地说： 最后的战斗开始了……当然这是法国的战争，也只是法国的战争！……凡是法兰西的儿女，不论他们在哪里，也不论他们是谁，他们惟一而神圣的义务是尽一切力量打击敌人！……在我们的血和泪所凝成的乌云后面，现在正在重新出现象征着我们伟大的太阳！ 无线电波把他的讲话迅即传到法国本土。法国各地的地下军成员分别聚集在收音机前，激动地聆听戴高乐的号召。他们和戴高乐一样，也被这神圣庄严的时刻所激奋。关掉收音机，他们便分头拿起能找得到的武器，静静地从各自藏身的秘密地点走出来，悄悄然而坚定地袭击德军的桥梁和军火库，切断电话线，拆毁铁路线，使敌人的交通、通讯系统绝大部分瘫痪，变成聋子、瞎子。复仇的烈火终于在法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 在布列塔尼半岛，地下军承担了阻止14.5万德军向诺曼底增援的任务。 他们无视人手少、装备差的困难，频频出击，造成了盟军将在此登陆的假相，有效地把敌军拖了17天。德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隆美尔元帅的战略是用步兵包围诺曼底盟军的桥头堡，同时重新调配装甲部队，以进行强大的反攻，把盟军赶下海去。然而，他的77步兵师，用了13天时间才走完两天的路程。165步兵师在登陆日的当天就从洛里昂出发了，但直到16日还没有到达前线。275步兵师7日离开瓦恩，14日还在路上。即使是小股部队也寸步难行，有一个营8天才走了60公里。德国的伞兵部队也遭到了同样的狙击，大大延误了战机。号称“帝国”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师，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战斗部队。但它从佩里高到诺曼底的路上，同样遭到了地下军传奇般的骚扰和袭击。 “修车工”游击队的专长是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他们常使法国南部的敌军陷入混乱。“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麦丁刚刚接到命令准备开拔时，他们便将敌人储存的大部分汽油变成了一片火海。 “辣椒”管的是铁道线。这是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人。他跳伞到利穆赞，组织铁路工人破坏法国南部的铁路运输。总攻开始时，他立即中断了从图卢兹到蒙托邦的所有交通运输，有效地阻止了德国人的军需、弹药和舟桥设备的运输工作，而且使从马赛到里昂的每一列火车都至少发生过一次出轨事故。 “奎宁”是一支仅27人的游击小分队。他们炸毁一座桥梁之后，仅凭一些轻武器与敌人一个重型坦克连激战了6个小时，20人光荣战死。 在地下军游击队的频繁打击之下，德军成了惊弓之鸟，坐卧不安，只好向上司告急。在奥里亚克的德军向上级报告：“形势危急，我军不断遭到袭击。”上比利牛斯的则说：“我方部队不断受到袭击。这些匪帮使我军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多尔多涅的德军人报告得更加惊心动魄：“第11装甲师每天都不得不与散布在多尔多涅各地的恐怖分子互相扭打，部队进展甚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几公里。克莱蒙—赞朗—利摩日地区完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全区铁路交通完全停顿。部队行动十分困难。” 别提德国人，即使是盟军，也为这支地下军所表现出的锐气所震惊。战斗一打响，许多原来没有统计到的人也从各自的隐蔽地冲出来，戴上抵抗运动的臂章就赤手空拳地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拼。当然，他们一碰上占领军就被镇压了，但这更激起了人们的反抗。他们抛弃一切成见，团结一致地奋勇战斗，几天就耗光了地下军几年间储备的很有限的武器弹药。地下军总指挥只好限制他们的行动，因为这是事先没计划到的。盟军指挥部6月底宣布，战果大大超出期望之外。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法国地下军的贡献等于 15个正规师。他们实际上等于是一支在关键时刻从天而降的伞兵部队。 同胞们为祖国而战的牺牲精神和辉煌战绩极大地鼓舞了戴高乐，也更增加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因为直到这时，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关于改名、不允许存在其他政府和抵制战时法郎的法令还没有得到盟国的承认。6月8日，英国国务大臣艾登在另一位大臣达夫·库珀的陪同下与戴高乐共进午餐。艾登建议让法国代表马西格利到伦敦来签署一项法英协议，然后他再陪戴高乐到华盛顿去拜会罗斯福，以便确保罗斯福认可法英的协议。 但戴高乐不愿去央求美国佬的恩赐。他让维埃诺回复艾登：如果英国政府愿意对法国政府的备忘录进行讨论，它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至于戴高乐，他到伦敦不是来谈判的。同时，他再一次聪明地求助于新闻媒介。两天后，他接见了一家新闻社的记者，公开谴责了所谓的“盟政府”，指出军政府发行的货币毫无价值，并着重指出盟军与法国地方政权缺乏任何联络机构的局面是荒唐的。 这次谴责立即掀起了一场舆论大战。美国报界对戴高乐发动了一场暴风雨般的攻击，一些有名望的新闻界人士立即奋起反击，为他辩护。在英国，则大多数报纸支持戴高乐，批评罗斯福顽固不化，弄得美国人很难堪。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艾森豪威尔派他的参谋长来找戴高乐，请求他最好尽快对罗斯福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刚到伦敦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也来帮着说项。紧接着，费纳尔海军上将又特来转达罗斯福的口信：欢迎他访美，并提出了几个可以进行会晤的日期。在阿尔及尔，美国人也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在竭力催促。 戴高乐沉住了气，什么也没答应，只是加紧做回法国本土视察的准备。 他的打算是，一边争取流亡伦敦的各国政府支持，一边抢先在已解放的诺曼底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使盟国建立军管政府的企图落空。当然，这个打算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准备的。 像往常一样，形势正按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从8日到20日之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挪威等国不顾英美当局要他们等待事态发展的紧急要求 （此中另有其因，下文再述），正式承认了法 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紧接着，法国本土又传来喜讯：盟军已解放了第一座城市——贝叶市。 6月14日，戴高乐带领10名高级助手，乘坐法国海军“战斗”号驱逐舰，终于踏上了阔别了四年之久的法国国土，受到了贝叶市长、市议会成员和武装人员的热烈欢迎。进入贝叶城后，戴高乐心情激动地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居民们看到他都十分惊讶。市长高呼道： “同胞们！荣誉和祖国！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 一时间，人们欢腾起来，有的大呼小叫，有的泪流如注。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跟在戴高乐身后走。人越来越多，不一会便汇成了一股长长的人流。 孩子们把他团团围起来，妇女和老人则向他哭诉四年来的痛苦生活和德国法西斯匪徒犯下的滔天罪行。 望着纯朴善良的人们，戴高乐既感动又振奋。这是他在法国本土第一次受到的群众洗礼。这时，他真正感到了自己四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的价值，也更感到了肩头所负责任的分量。他按照原定计划，当即任命高级助手库莱为诺曼底地区专员，拉罗克为司法顾问，德谢维涅任军事代表，组成解放区政权的核心。同时从“战斗”号驱逐舰上卸下了大量的战斗法国货币（当时英美两方都没注意到这两件事的重大意义，过了很久，才发现这是戴高乐为所谓“军政府”和“战时货币”预设的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下午，戴高乐在贝叶市市府大楼前的广场上向全体市民发表演讲。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戴高乐对他的人民说：“敌人毕竟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击败他们！法国一定会胜利。事实上，这就是一场民族革命！”他号召人民积极支援盟军作战，积极支持法国内地军和正规军作战，狠狠打击敌人，为解放自己的祖国作出贡献。他说：“我们法国人要永远记住6月6日这一天，这是伟大解放战争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我们在法国本土上开始了反攻；从这一天起，我们要获得胜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要获得解放！” 16. “给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 法兰西民族解放阵线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后，英美政府曾向波兰、挪威等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发了个“紧急要求”，要他们“静观其变”，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不要忙于给予承认，这是大有原因的。其原因之一，也即它的远因，是罗斯福对执拗得近乎妄自尊大的戴高乐越来越反感，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位军衔最低的将军能代表法国。同时，他对法国的基本态度也多次讲明了，他不会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任何政党。他确实认为，只有摆脱了奴役的法国人民才能够选择适合于他们的政府形式，并由他们自己选举国家领导人。他衷心希望这场战争是“民主国家的一场斗争”，不应该以建立波拿巴或佛朗哥式的军事政权而结束；他希望由幸存的法国文官和议员们组成未来的政府。因此，他向各军事领导人下达了最严厉的指示，例如要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史密斯将军避免表示支持戴高乐；对沦陷的或自由的法国所奉行的政策，是“只同地方当局打交道”。 未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因亲临其境，不无遗憾地看出了罗斯福政策不切合法国实际的偏颇之处。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实际情况向总统汇报。1944年5月，他向罗斯福写了一份绝密报告，报告中说：“请总统放心，在同法兰西委员会的谈判中，我只涉及军事问题和与军事方面有关的民政管理问题。我理解您焦虑的心情，我将不会做任何可能被看作是影响未来法国政府性质的事情。但是，根据特工人员和逃跑的战俘向我提供的情报，我想告诉您，目前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维希 ‘帮’集团和对戴高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另一个集团……只要我们解放一些地区，我们就可能发现人们普遍要求加入戴高乐集团……” 罗斯福接到这个绝密报告，心里很不是滋味。6月2日，他向马歇尔发了一份“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措辞强烈的秘密备忘录：“我随时准备看到戴高乐成为总统、皇帝、国王或其他随便什么人，只要这是法国人民自由作出的决定！……但是，我不同意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的说法。” 这里就道出了事情的真谛：法国当时并不止两大集团！只能说只有这两大集团最大。因为战前法国的议会由三十来个政党组成，敌人来了，这些政党除了少数几个如等还在坚持地下斗争外，大部分都跑散了。但随着东西两大战场的开辟，意大利的投降，德国人失败的前景指日可待，这些政党又重新活跃起来。其中，法国因为组织最严密，抗战功绩也大，实力也雄厚，很希望当然也很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此外更重要的，也即“等待事态发展”的近因，是这时在巴黎又冒出了一个皮埃尔·赖伐尔。 赖伐尔是个诡计多端的野心家。1940年他投降了德国，曾先后担任维希政府的总理和外交部长，甘心事敌，干尽了坏事。当德国人成了惊弓之鸟，盟军即将解放巴黎的时候，他又想出了个讨好盟军以篡夺胜利果实的新点子：组建新政府。他的计划是在巴黎重新召集1940年的第三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建立一个所谓的“联合政府”，把它当作合法的政府来欢迎盟军进入首都。这样就可以取代戴高乐，使他的临时政府还没得到法律上和英美等大国的正式承认之前，就面临着在法国首都已有一个掌握实权的政府这么一个既成事实。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以他惯有的狡猾手法和不顾一切甚至包括“羞耻”二字的勇气去实施他的计划。他打算清洗他身边的极端亲德分子戴阿、达尔南、博纳尔和布里农，并想极力寻找一个在原国会里有代表性、在反对贝当的政策方面很著名、在国外又有相当声望的杰出人物来参加他的新政府，以装门面。最后他选中了曾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的著名政治家赫里欧先生。此人正囚禁于德国集中营。赖伐尔跑到德国人那里兜售他的计划。 而德国人，包括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高级谋士阿伯兹等人也已经看到德国人的失败是既成事实，都认为法国一旦解放，最好的结局是在巴黎出现一个包括维希分子的亲德的政府。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德国人不仅赞成，而且在暗中大力支持。于是赖伐尔就亲自跑到马尔维尔德军集中营把赫里欧先生接了出来，并陪他洗了澡，订制了新衣服 （可惜赫里欧先生只是感谢赖 伐尔提前解脱了他的苦难，对参加新政府一事却根本不肯表态）。 当然，如果筹划中的“联合政府”今后得不到盟军的认可，赖伐尔也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善于钻营的赖伐尔千方百计托关系，终于从一个名叫昂菲埃尔的人那里获得了一项美国人不反对他的计划的保证。于是，赖伐尔更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 当然，赖伐尔的阴谋像四年多来一切针对戴高乐的阴谋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对这个人，戴高乐却是一反常态地宽宏大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评论道： 赖伐尔进行了一场赌博，他输了。他有勇气承认自己应对一切后果负责。他为了支撑那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当政期间无疑已使用了一切诡诈手段，力图以此为他的国家效劳。但愿人们会承认这一点。在那灾难深重的岁月中，有少数甘愿在耻辱的泥坑中爬行的法国人并没有完全自绝于祖国，这是事实。 但在当时，赖伐尔的阴谋却使已经十分诡杂凶险的局势更其复杂起来。 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纷纷劝说戴高乐，劝他采取积极措施使罗斯福改变看法。戴高乐从贝叶返回伦敦的当天下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跑到卡尔登花园拜会戴高乐，力劝他尽早访问美国。美方的代表和一些军队高级将领也轮番向他表示了同样的意愿。6月16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再次建议戴高乐访问罗斯福尽力与美国重建作为法国一份宝贵遗产的友好关系。 最后，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同意戴高乐应该出访美国。不过要以某种方式表明，此番出访，既不是去乞求，也的确没有去谈判的任何打算。他只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客人出访，代表法国去向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对战争作出的贡献并向法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表示个人的敬意；而且任何会谈都只是两国政府首脑之间平等地交换意见。如果美国政府希望讨论盟军与法国政府之间的民政和军事关系问题，将请他们在将军离开之后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解决。 戴高乐同意了这些观点。6月24日，他在致驻华盛顿代表的电报中明确表示了他的立场：“我既不需要什么，也不打算特别要求什么，尤其是关于让美国正式承认临时政府的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不准备提出这一问题。”同时，他首次正式以法兰西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了意大利和梵蒂冈，同教皇庇护十二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然后，他才登上罗斯福派来专程迎接的飞机，于7月6日下午到达了华盛顿。 这次访问，把两位巨人的性格都充分显示出来了。一个处处以民族代言人自许，根本不顾忌自己地位和实力的虚弱；一个时时按既定目标前进，丝毫不接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是美国总统的正式邀请，但戴高乐在机场仍被当作一位高级军事领导人，受到鸣礼炮17响的欢迎，没有得到国家元首鸣礼炮21响的礼遇。在欢迎的人群中，除了法国自己的代表和美国新闻记者之外，就只有美军著名将领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金海军上将等，连国务卿赫尔都没到机场来。一出机场，他立即被送往白宫，在那儿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第三天，罗斯福在白宫设午宴款待戴高乐并发表了动听的讲话。在讲话中，两位巨人都老练地避开了容易引起争论的政治问题。罗斯福首先赞扬法国：“我认为，法国有些东西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这就是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世界都珍贵的文明精神……岁月流逝，我们已看到法兰西的黎明来到了，我们已看到这一文明将获得全部解放，不仅是过去的文明，而且比战争以前更吸引人、更伟大的文明都将获得全部解放。” 接着，他又特别亲切地对将军说：“一年以前，也就是去年的1月，我第一次会见了戴高乐将军。我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有第二次会晤，我希望还有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的会晤。在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毫无例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今天早上曾谈到涉及全世界的许多事务。我们对世界前途的看法一致，并且同意解除德国武装，使其近五年发生的事情在今后50年内不再重演。” 这次访问，戴高乐与罗斯福曾举行了两次单独会谈，主要谈论了法美关系和未来世界的组织问题。但美国官方没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只有戴高乐自己的《回忆录》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两人都情绪激动，但却是友好的。当时，罗斯福正处在权力的顶峰，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国，在军事、工业和财政方面控制着它的盟国。罗斯福对世界的未来有着全球性的看法，只想对戴高乐阐述并使他理解这种观点；而戴高乐满肚子盘算的，却是在罗斯福所描绘的巨幅图画中无足轻重的、重建满目疮痍的法国的问题。于是，两位巨人各讲各的，谁也不愿认真对待对方的意见。 戴高乐回忆说： 在我们的会谈中，他根本不提棘手的事情，而只让我理解到他自己想从胜利中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在我看来，他的胃口是不小的，它使欧洲和法国感到不安。按照总统的看法，美国的孤立主义是过去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但是罗斯福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打算通过国际法来建立一个常设的干涉机构。在他的思想中，他要建立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四大国的领导权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我静心倾听罗斯福给我叙述他的计划，好像这是符合人道的，他用理想掩盖其强权意志。而且总统决不是光谈原则的教授，也不是根据感情和利益来谈事情的政治家，他轻描淡写地把事情一笔带过，以致很难公开反驳这位艺术家和幻术家。但是我回答他说，照我的看法，他的计划冒着把西方国家置于绝境的危险。如果把西欧看成是次要的，岂不是要削弱他自己所从事的文明事业吗？ 戴高乐向罗斯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西欧应该复兴的观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观点对此后50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戴高乐说：如果它复兴起来，世界上其他各国都宁愿以它为榜样。 它削弱下去，蛮横的暴力就要席卷一切。虽然西欧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西方国家还是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古老民族的价值、能力和光辉。的确，首先是法国，她是欧洲的大国。只有法兰西，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是你们的盟友。我知道你们准备从物质上帮助她，这对她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在政治上也应该使她恢复自己的实力和信心。因此必须使她能起作用。如果有关世界最重要的决定不让法国参加，如果法国丧失了她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一句话，如果战争的最后决定给她造成一种战败者的心理，那她怎么能起作用呢？ 这是戴高乐近年思想的主题，也是他向罗斯福解释的自己几年来的所作所为和为什么到华盛顿来的原因。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罗斯福对这一点是能够理解的。而且，他对法兰西民族也确实抱有一种真实的崇敬的感情。 正是由于这种感情，才使他对法国1940年的失败从内心感到失望和生气，并因看到这个惨败并没引起法国人、特别是与他接触过的法国人心中多大的反应而痛心。他对戴高乐吐露了看到战前法国那种政治上无能时的难言之痛： “我这个美国总统，甚至有时还想不起法国政府的短命总理的名字。在这儿， 现在你看到我国热烈地欢迎了你。但演完这幕悲剧以后，不知道你是否还是政府的领袖？” 罗斯福的见解使戴高乐感到：在国际事务中，理论和感情同强权的现实比较起来是不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人们所掌握的和坚持的事实。法国要恢复自己的地位，只有靠自己。 戴高乐把这种理解向罗斯福挑明，罗斯福笑了：“我们应当努力去做。但是，的确，为法国服务，谁也不能代替法国人民。” 会晤之后，两位巨人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罗斯福的招待会，表明了美国对戴高乐作了点让步，但基本立场仍然没变： 在法国人民选出它的政府之前，他同意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事实上的民政当局。但戴高乐将军的委员会不会被看作是法国的临时政府。 艾森豪威尔将军可以自由地同法国其他行政当局进行谈判，由他选择或任命能够维持治安的地方行政当局。 戴高乐的记者招待会则活跃得多。由于他这是第一次在那些过去曾多次帮过忙的美国新闻界人士面前露面，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再次表述了自己坚定的目标：“法国在逐渐摆脱暂时的灾难以后，首先和盟军按照自己的地位共同参加作战，一步步走出它暂时的苦难。它打算先与盟国一起参战，进而分享世界的和平生活。”然后，他耐着性子巧妙地回答了一些记者提出的不适宜的甚至荒唐可笑的问题，使记者们惊讶地发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和蔼可亲、高尚和持重的人。他博得了他们极大的好感。于是美国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戴高乐热”，接着又兴起了一场“支持戴高乐运动”，给罗斯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最后白宫被迫再次让步，于10月23日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从个人交往的角度，这次会晤也有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罗斯福总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个怪人！” 而戴高乐，则正式在回忆录中把个人的评价写下来：“罗斯福的伟大，在于他的看法同我很相近。” 最后，两人还互赠了富于象征意义的礼物。戴高乐赠给罗斯福的，是一只比塞大兵工厂工人精制的小潜水艇。罗斯福赠送给戴高乐的，则是一帧他自己的照片，后面罗斯福亲笔写了句话：给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 但给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礼物，这时已经送到了阿尔及尔。这就是关于法国行政管理权的阿尔及尔、华盛顿和伦敦三方协议。这个协议再没提什么“军政府”和“战时货币”，承认只有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才有管理法国的权力；只有它才享有与盟国取得联络以及向盟军提供必需的劳务的资格；只有它发行的货币可以兑换解放法国的盟军所持有的美元和英镑。 17. 走向法兰西的目标 7月下旬，即戴高乐从华盛顿回到阿尔及尔的两个星期中，盟军从诺曼底发起攻势，向巴黎挺进。8月1日，肩负着解放首都光荣任务的战斗法国部队、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第一集团军装甲第二师按计划在诺曼底登陆，宣告着解放首都的战斗即将打响。 四年多来，巴黎一直是人们所厌恶的纳粹占领军的统治中心，当年这座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痛苦地沦落时，人们也随着她的消沉而沉默。一旦德国人的防线在诺曼底被突破，她马上就恢复了生机，成为了世人瞩目的战略中心和政治中心。军事将领的计划，政府的规划，群众的心情，以及野心家的阴谋，都立刻转向了巴黎。 “如果让巴黎自由抉择的话，她首先必须解决政权问题。谁也不怀疑，戴高乐回到首都时，不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而会受到人民的欢迎。”戴高乐说。但是，“那些国内外无论站在哪一立场都想阻碍这种情况出现或至少使它不那么美满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地想利用解放的最后时机，来制造一个使我感到困难的局面。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我搞垮。但是，民族已经有所选择，群众的觉悟将粉碎这些阴谋。” 进行这些阴谋最卖力的当然是臭名昭著的赖伐尔。他的如意算盘是从精神上剥夺戴高乐的荣誉，使他失去民众的支持。这个阴谋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战斗法国和内地抵抗运动人士的坚决反对和及时揭露。他们声明：1940年的国民议会没有资格代表法国说话。戴高乐结束访美之行的那天，人们在巴黎市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到处插上了三色国旗，高唱《马赛曲》，并不断高呼“戴高乐万岁！”被囚禁在桑德监狱的政治犯们，冒着受严厉惩罚的危险，在所有窗户上挂起国旗，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维希卖国政府！”“打倒赖伐尔！”紧接着，8月10日铁路工人罢工，15日警察罢工，18日邮政电讯工人罢工。最后，赖伐尔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好乖乖地服从德国人的命令，先贝当元帅一步去了法国东部的贝尔福。维希政府就此宣告完蛋。 而贝当元帅，这位支撑着维希政府苟延残喘达四年之久的原凡尔登英雄，也绝望地感到了大势已去。8月11日，他签署了一个秘密文件，授权他的部下奥方海军上将代表他本人与戴高乐取得联系，以便使“所有善良的法国人”重归于好。面对这位过去的恩人，戴高乐再次面临着在个人感情和国家利益之间作出抉择的问题。这次，戴高乐没有半点犹豫，就决定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时候的巴黎形势，是法国领导的抵抗力量占了优势。他们也想抓住机会在戴高乐进城之前就建立自己的政权，因而极力主张尽早发动巴黎起义。这使戴高乐任命的内地军总司令柯尼希将军感到很为难。柯尼希出于爱国心和军事上的理由，当然极想举行起义。如果巴黎人民自己解放了首都，他们就可以不受盟军管辖，也可以确立法国的主权，还可以证明地下抵抗运动的力量并非神话。但这得看时机。柯尼希将军的打算是要等到盟军兵临城下才开始起义，以防事先被德国守军粉碎而失去接管巴黎的机会。 法国人坚持己见，在摩拳擦掌的工人们的支持下，8月18日就正式号召巴黎人民起义，于是与德国人发生了激烈的巷战。 而正规战场上，突然出现的形势却使人不得不焦虑！8月15日，法国第一集团军首批部队和美国第六军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登陆，分南北两条战线挺进。在南线，德拉特尔将军率领法军三天就顺利打到了土伦，开始进军马赛。而北线，佩顿的第三集团军却兵分两路，一路在塞纳河北岸向洛林进军，另一路向南直指默伦。虽然艾森豪威尔非常清楚地知道，解放巴黎将振奋全体法国人的精神，也会激励整个盟队，但在已迫近巴黎之际，他却迟迟不做解放巴黎的部署！ 这使戴高乐大为震惊。8月18日，他急匆匆地从阿尔及尔起飞，直抵盟军总部。20日，他去拜访艾森豪威尔将军，就盟军改变作战部署问题交换意见。 艾森豪威尔将军指着作战部署图介绍了当前的战局：“巴顿的第三军正带领布莱德雷军团向前追击，并准备分为两个纵队越过塞纳河，一个向巴黎北部进抵芒特，另一个从巴黎南方到达默伦。在巴顿的后面，指挥美国第一军的霍奇将军把部队再度集结起来，这支军队在俄恩地区刚刚肃清了德军。 在布莱德雷左翼，蒙哥马利的军队击退了德国人的抵抗，逐步向卢昂推进。 他的右翼是空的，我打算加以利用来促使巴顿直捣洛林，依照军备供应的可能向最大纵深推进。在德军重新集结之前，战争就会很快地结束。” 戴高乐说：“从战略观点上看，我不了解为什么要从默伦、芒特、卢昂以及其他各处越过塞纳河，为什么单单不从巴黎越过塞纳河？况且巴黎是交通中心，而交通今后对于你们是不可缺少的，尽快予以恢复是有利的。如果是别的地方，而不是法国的首都，关于我的意见，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战争是归您指挥的。但是，巴黎的命运跟法国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不得不进行干预并请您指挥军队直下巴黎。首先要派勒克莱尔率领的法国第二装甲师担负这个任务。” 艾森豪威尔仿佛心里有难言之隐，窘得满脸通红。他解释道：“攻打巴黎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居民生命的重大损失，请您能够理解这一点。” 戴高乐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既然抗战运动已经起事，再不进攻就没有道理了。” 艾森豪威尔抱怨道：“抗战运动动手太早了。” “既然你的军队已经到了塞纳河，怎么能说动手太早呢？” 艾森豪威尔无言可答了，只好向戴高乐保证：虽然还不能提出确切的日期，但不久就会下达向巴黎进军的命令，并且让勒克莱尔的那个师去执行。 艾森豪威尔的窘状，使戴高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罗斯福干预的结果。因为他指望赖伐尔让赫里欧重新召集议会的计划成功。他对任何恢复法国议会权力的建议都是听得进去的。戴高乐深知，自己要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必须首先成为巴黎的解放者！法国的首都必须由法国人自己来解放。 于是，临别时，戴高乐又最后叮嘱一句：“我认为巴黎的解放对全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假使盟军的命令下得太迟，我准备亲自把法国第二装甲师投向巴黎！” 巴黎的巷战进行到第二天，内地军就占领了警察总部，接着便向警察局、邮电局和政府大楼进攻。紧接着，城外的法国部队也步步进逼，使驻守巴黎的德军指挥官冯·肖尔蒂茨将军内外交困，惶惶不可终日。 肖尔蒂茨将军还算是一个有点人性的德国高级将领。希特勒给他的命令是：如果撤出巴黎，“必须摧毁一切，不能让任何建筑物留下，无论是教堂还是艺术馆都要炸毁。”连供水管道也要切断。希特勒说这样一来“一个毁掉的城市就会受到流行病的侵扰”。 如果执行了这个灭绝人性的命令，巴黎当然会毁为灰烬。肖尔蒂茨将军不愿使自己成为一个毁灭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成果的千古罪人而在历史上遗臭万年，因而通过瑞典领事出面，向内地军发出“愿意接受任何体面的解决”办法的呼吁。 但“体面的解决”仅仅是停止交火两天，因为行动委员会决定，抵抗运动不应遵守这种停火。巴黎所有街道到处筑起了街垒，到处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其实这种街垒在装甲车履带下是无济于事的，德国守军的压倒优势使内地军随时有被击溃之虞。艾森豪威尔在接见从巴黎跑出来告急的使者后，也看到了局势的严重。肖尔蒂茨都害怕承担毁灭巴黎的罪名，他艾森豪威尔面对巴黎的被毁也不能无动于衷。在这种种压力之下，他终于下了决心。8月23日上午，他向勒克莱尔发出了进军令：攻占巴黎！ 于是，1940年曾出现过的局面现在又倒过来重演了。巴黎外围德国守军在精悍强大的法军第二装甲师的攻击面前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勒克莱尔将军也像当年德国人的“我们没时间来俘虏你们”那样，避开那些乱成一团的德国人，分几个分遣队向巴黎全速前进。 此时，戴高乐的车队也在向巴黎全速前进。当天下午，他赶上了勒克莱尔师。两人在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相会。勒克莱尔向他的领袖详细汇报了解放巴黎的作战计划。戴高乐也是当过装甲师长的，但他当师长时的装备和战斗力怎能和勒克莱尔的同日而语？戴高乐感慨又不无羡慕地倾听这位比他年轻的人讲完他的方案，仅仅指出他应该把指挥部设立在蒙帕拉斯车站，就再没提别的意见，只是用他那巨大的双手抓住勒克莱尔的手紧紧一握，轻声说： “你真幸运啊！” 8月24日晚上9点22分，一支坦克先头部队开进了巴黎市政府门前广场。第二天一早，又有几个坦克纵队占领了巴黎对面的塞纳河西岸。到了下午，德军司令官肖尔蒂茨将军设在默里斯大厦的总部被包围，肖尔蒂茨向一位法国中尉投了降。此时，勒克莱尔已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警察总局。下午4时，肖尔蒂茨被解押到勒克莱尔面前；经过一段简短而且不客气的谈话后，就签订了德国守军投降书。 这天，戴高乐乘车到奥尔良门，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先去市政厅，而是先驱车到勒克莱尔的指挥部了解战况，再到原陆军部所在地，在他和雷诺1940年6月10日夜间一起撤离的那间办公室设立了他自己的司令部，然后才去市政厅；他用这种姿态表明自己首先关心的是恢复国家的权威。他一走进市政大厅，让·穆兰的继任者乔治·皮杜尔就兴高采烈地高声喊道：“我的将军！您瞧，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都团结在您的周围。 我们请您在这里聚集的民众面前庄严宣告共和国的成立。”戴高乐回答说： “共和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都与她 形成一体。维希政权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我本人就是共和国政府的主席。为什么我还要宣布共和国成立呢？” 戴高乐回答的语言尖刻而严厉。这与他坚持只有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才是法兰西国家正统这个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先天晚上，他已经断然拒绝了一个奇怪的代表团的建议。这个代表团是夜间从巴黎跑出来的。他们建议戴高乐一进巴黎就召开“国民”议会，让议会投票承认他的政府的合法性。这实际上就等于让戴高乐承认那个曾在1940年出卖了祖国的“议会”的最高权威，也等于承认了贝当政府的合法性。现在皮杜尔又提出这个问题。则不仅意味着上述两个问题成立，而且还承认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权力，承认它不是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下属机构，而是与之平行的权力机构。这使他敏锐地预感到：虽然敌人还没完全承认失败，法国大部分国土还没解放，政治家们争权夺利的把戏却不但死灰复燃，而且蠢蠢欲动了。在目前时刻，他无论如何也决不能允许这种瓦解人民斗志的情况发生。于是，这天晚上，在市政大厅，他以他惯有的风格向各军政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而又语重心长的讲话： 你们为什么要我们在自己家里，在起来解放并且亲手解放了自己的巴黎的时候，把激动着我们每个男女公民的激情掩藏起来呢？决不！我们不能把这种深刻而神圣的激情掩藏起来。这是在我们不幸的一生从未有过的时刻。 巴黎！被敌人蹂躏过的巴黎！横遭破坏的巴黎！受尽千辛万苦的巴黎！巴黎，到底是解放了！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她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协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惟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久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 当然，盘据巴黎的敌人在我们手下投降了，法兰西又回到巴黎来了，她又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法兰西虽然遍体鳞伤地回到巴黎，但她却是十分果断坚决的。法兰西回到巴黎，无数的教训使她清醒过来，她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比任何时候都要看得更明确。 我首先谈一下她的义务。目前，我们把所有的义务总括为战争的义务。敌人虽然动摇了，但它并没有被降伏。它还留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能满足于借助我们敬爱和令人钦佩的盟军就能把敌人赶出去，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我们必须以战胜者的姿态直捣他们的国境。所以，法兰西先头部队是以炮击进入巴黎。所以，在意大利的法国大军在南方登陆后，即迅速向罗纳河流域挺进。所以，我们那些英勇可爱的内地军要装备起新式武器来。 这是为了雪耻，为了报仇，为了正义。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一直战斗到全面而彻底的胜利为止。在场的同胞们，还有法兰西听从我们的人都要知道，这个战争的义务要求全国统一。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不容许破坏她的统一。国家很知道，为了胜利，为了复兴，为了使她壮大强盛，必须有她的全国儿女跟她站在一起。国家知道她的儿子，她所有的儿女 （几个可恶的投敌的卖国贼除外，他们知道或将会知道国家法律的尊严）。不错，法兰 西的所有儿女，应当像兄弟般共同携手，走向法兰西的目标。 法兰西万岁！ 为了用实际行动鼓舞人民战斗到底的斗志，在8月26日下午巴黎近200万人参加的盛大的入城式上，这位身着准将制服的将军，亲手点燃了凯旋门下英雄纪念碑前自德国人进城就熄灭了的灯火，然后，他徒步走上香榭丽舍大街，在凯旋门广场，在圆点广场。在协和广场，在市府大厦前，在圣母院大教堂门前，他走进了无数的法国人中间。 200万法国人用海啸一样的欢呼声，表示了他们愿跟着他们的领袖一起走向法兰西的目标的意愿。 18. “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 那么，法兰西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在戴高乐心目中，巴黎解放后，法兰西的近期目标是：政治上站稳脚跟，军事上打败德国人，外交上恢复大国的荣誉和地位，恢复法兰西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为此，他几乎是没顾上喘一口气就又进入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首先得着手的是巩固政权。8月28日，最后一批德国人正在被逐出首都；第一集团军拿下了土伦和马赛，正向里昂挺进。霍奇将军的部队已经到达了格勒诺布尔。东南方面，内地军游击队完全控制了阿尔卑斯山地区、安省、德龙省、阿尔代什省、康塔尔省和多姆山省。他认为这正是到了趁热打铁的时候。于是，他召集了巴黎内地军游击从20个主要负责人，向他们表示胜利的祝贺以后，便当场宣布把内地军正式编入正规部队，成为他所统率的法国陆军的一部分。 紧接着，他召集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成员，宣布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也就成为历史了，因而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应该解散合并到即将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而扩大这个机构。一切行政管理权必须由政府行使；行动委员会应当撤销；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必要时由正规军协助。任何军民都立即解散。柯尼希将军已奉命担任巴黎军事长官，监督非正规军并入正规军的工作。 9月9日，他大刀阔斧地改组了临时政府，自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并广泛吸收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参加内阁，其中本土代表人物约占 1/3，从阿尔及尔回来的约占2/3；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中的两名法国员也加入了内阁。法共参政，这在法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样，戴高乐的政府很快就获得了社会上各阶层的承认和支持。 与此同时，他巧妙地安排时间，视察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与约一千万法国人见了面。他在政治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却也因此而目睹了劫后的法兰西满目疮痍。因为战争，法兰西的财富已有1/3化为乌有，50万座房屋毁于战火，另有150万座被严重破坏。通讯完全中断，交通基本瘫痪，全国12 000台机车只剩2 800台，3 000多座桥梁被炸毁，300多万辆汽车仅有30万辆勉强能跑。100万公顷土地已无法耕种，另有1500万公顷濒于荒芜，到处缺乏种子、肥料和农具，家畜损失了一半以上。总之，因为德国法西斯的占领，法国损失了大部分生产资料，1938年直接经济损失达2万亿法郎，等于解放后的80万亿法郎。财政方面是国债如山。 经济的崩溃表现在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四年多的奴役，使人们积怨太多太多。郁积于心的愤怒，在德国人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必然要爆发出来。人们要亲手肃奸才感到痛快，不通过法律手续就随意制裁那些曾投敌叛国或迫害过自己的人，男的随意处决，女的剪光头发游街。这里面当然也有趁火打劫的政治阴谋。这就使由普遍穷困而产生的混乱越来越严重了。 面对这种状况，戴高乐决定因势利导，在全国开展清算维希政府和通敌人员的叛国罪行的工作。他指示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军事法庭，严禁私刑。 经过公审，共清算了维希政府官员包括贝当、赖伐尔等108人，判处了779名法奸的死刑，为被害群众申了冤，报了仇，迅速扭转了混乱局面。 但是，要保持稳定，更重要的因素是要使人们有饭吃，要从经济上迅速医治战争创伤。9月12日，戴高乐在沙约宫召开了一个8000人的大会，阐明了自己的施政目标和方针。“设法使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水平的上升而提高，通过征用或保管的方式把某些公共服务机构和企业的活动直接交给国家管理；没收投敌分子所拥有的罪恶财产；在生产和运输还不能满足消费需要的时候，规定物价和监督交换。”“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国家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候，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国家巨大资源的经营和管理要有利于全体国民；永远消灭投机赢利联盟。总之，要使法兰西的每个儿女都能安全而又有尊严地生活、劳动和教养子女。” 戴高乐政府又接连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首先是把工人工资平均提高40%，接着又把家庭补助提高50%；11月6日，政府开始发行“解放公债”，包括利息3厘的长期公债和无息公债。到11月19日，发行公债活动结束前30个小时，共发行了1100亿法郎。戴高乐就此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指出已经认购的公债数额是“一项成就”，随后他又补充说：“我所要求的是一次胜利！”结果，在最后一天公债发行数竟达500多亿法郎，占总额的三分之一。这样，市场流通的货币量就从5800亿法郎突降为4440亿法郎，把通货恶性膨胀引起的巨大危险一扫而光；同时，由于国库里有了钱，一些重大项目的修复工程得以启动，国民生产开始恢复起来。 这个时候，盟军已占了绝对优势，战局也就进行得更激烈。因为希特勒铁的纪律越到崩溃期约束他的部下越严，而且，有了一战耻辱的记忆和近五年来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无条件投降的可怕逻辑对他们来说也确实意味着只能血战到底”。 1944年12月16日，德军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斯泰德将军奉希特勒严令，突然在比利时境内的阿登山脉发动了强大攻势，企图一举推进到安特卫普，并且很快地把兵力相对薄弱的盟军压到了马斯一线。艾森豪威尔将军担心阿登攻势会使德国人从两翼包围南面阿尔萨斯的美法军队，想把防线拉直，便命令刚刚占领了阿尔萨斯首府斯特拉斯堡的法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德拉特尔将军，立即放弃这座在盟军防线上显得凸出而孤立的城市。 这道命令，从军事角度分析，是可以接受的。但艾森豪威尔将军没看到它会在政治上给戴高乐带来巨大的耻辱！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是法兰西民族和精神的象征，其意义几乎可比肩于巴黎。因为在一代人的记忆中，法德之间经历了三次大战，阿尔萨斯就三度易手。以至于协和广场上代表法国各省的纪念碑中，阿尔萨斯的纪念碑一直用布蒙着。掀掉这块遮羞布一直是全体法兰西人的目标。现在，斯特拉斯堡刚刚收复，又要不战而弃，将使戴高乐无法向人民交待。12月30日，戴高乐命人给德拉特尔和美军德弗斯将军各送去一封急信，要求他们坚决保卫斯特拉斯堡，同时又急令刚刚编入正规军但只有轻装备的5万部队火速移驻梅斯地区，以捍卫斯特拉斯堡的西北方。第三天，即1945年元旦，戴高乐严令德拉特尔，即使美军撤走，法军孤军奋战，也必须守住这座城市。同时，他又急电向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罗斯福解释做这个决定的理由。丘吉尔首相出于对法国人民族心理的理解和同情，也马上意识到了斯特拉斯堡的重要性。他急匆匆从英国飞来，陪同戴高乐一起到凡尔赛去说服艾森豪威尔将军。 艾森豪威尔开头对戴高乐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说他谈的“是政治方面的理由”。戴高乐教训了他一句：“军队就是为国家的政治服务才建立的。” 才使他有所动摇，但并没使他让步。他含蓄地威胁说：要是法国第一集团军开始独立行动，那么美国就可能停止汽油与弹药的供应。戴高乐针锋相对地劝他权衡一下后果：如果盟国听任敌人击溃孤立无援的法军，法兰西人民在愤怒之中就会拒绝美军使用他们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 这件事虽然最后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让步，但戴高乐却也因此而痛苦地看清了法兰西的真实处境：捍卫法国的利益，只能靠法国人自己。要确立法国战后的世界地位，当务之急是打到德国去，能占领多少土地就占领多少土地，造成既成事实，别人就无法把法国人赶走。否则，那些大国们是不会把法国放在眼里的。 于是，在接下来的斯图加特战役中，戴高乐就采取了主动立场。3月29日，他电令德拉特尔将军强渡莱因河，“即使美国人不同意，即使是划船， 也得过去。”过河以后，德拉特尔于仓促之中放过了一支德军，发现后又回兵去予以歼灭。戴高乐急电去提醒：法国政府期望他夺取斯图加特。第二天，美军司令德弗斯将军却警告德拉特尔“不要让第一集团军过早东进”，应回头去肃清残敌。接着他下令自己的军队去占领斯图加特。德拉特尔明白过来之后，迅速集结部队重新东进，于20日占领了这座已成废墟的城市。过了四天，他又接到了德弗斯将军要他撤离的命令。他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戴高乐，戴高乐回答道：“我命令你在斯图加特留驻一支法国部队，并且立即成立军政府……如果美军提出异议，你就答复他们，本国政府命令你驻守并管理你部防区，直到各有关政府达成协议，划定法国占领区为止。” 不言而喻，这已经不是德弗斯将军能处理的问题了。他只好把矛盾上交给艾森豪威尔。但这次交涉还没理出个眉目来，法军又发动了著名的阿尔卑斯战役，攻入了意大利，结果又引发了与美军的另一次“划界”纠纷。纠纷一发生，艾森豪威尔就头痛地发现，不对戴高乐做出让步是不可能的，但做了让步，戴高乐也不领情，因为那是“法国人应得的”。 这时，欧战日渐接近尾声。 4月28日，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并将尸首倒悬于科摩街头。两天后，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自杀。5月4日，勒克莱尔的法国第二装甲师攻占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山中别墅，使这支铁甲军从乍得湖开始的壮丽的军事远征达到了与之相称的。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希姆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戴高乐发出了一封备忘录，做了德国法西斯毁灭前的最后一次无耻表演： 你胜利了！戴高乐将军。如果人们知道你是从何处起步的，他们就一定会脱下帽子，深深地向你鞠躬……不过，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投靠盎格鲁撒克逊人吗？他们将会把你当作仆从，使你失去尊严与光荣。你要与苏联人携手合作吗？他们将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法国，还会清除你本人……实际上，能使贵国人民走向光荣与独立的惟一道路，就是与战败的德国取得谅解。请你马上宣布吧！请你立刻与那些在德国尚有实权并希望把他们的祖国引到一个新的方向的人们取得联系吧。……他们已准备好了，他们请求你这样做。…… 倘若你能克制复仇的思想，倘若你能抓住历史今天给你提供的大好时机，你将成为永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人物。 对这样低劣的诱惑，戴高乐嗤之以鼻。五天后，他特别指示法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在柏林代表法国，在德国投降书上签了字。法国的三色旗和各盟国的国旗交相辉映，在聚集一堂的军事领袖们、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头顶上飘扬，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内政和军事上的任何一项成就，都会增加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外交上的分量，这一点，在巴黎解放后更使人感受至深。1944年10月下旬，即戴高乐凯旋巴黎的两个月后，美、英、苏相继正式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接着，戴高乐首次以一个大国元首的身份正式邀请丘吉尔与艾登访法；11月10日，他在巴黎以东道主应有的热情接待了这两位对法国的今天建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的英国人。与此同时，戴高乐也向罗斯福和赫尔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但却被他们婉拒了。因为此时，罗斯福正邀了英、苏、中三国代表参加在加利福尼亚敦巴顿的橡树园会议，讨论成立联合国的初步方案。 这对戴高乐是个较重的打击，也是个重大的挑战。因为法国要想重新跻身于大国行列，首先得争取参加战后盟国的对德管制并成为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现在显然又是在受排斥！ 正在这尴尬时刻，莫斯科出人意料地打出了一张牌：正式邀请戴高乐访苏。这使戴高乐看到了一线联俄与英美抗衡、为恢复大国地位创造条件的希望。他分析到：苏联出于自身利益，愿意看到法国重返国际舞台以便在西欧起到某种平衡作用；同时，在防止德国人东山再起问题上，苏联和法国也存在着共同点。于是，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44年11月24日，戴高乐在皮杜尔、莱安和帕莱夫斯基将军陪同下，由苏联大使鲍戈莫洛夫当向导，取道开罗、德黑兰、巴库和斯大林格勒，于12月2日抵达莫斯科，当晚便与斯大林元帅举行了首次会谈。在接下来的八天逗留期间，两位抗德领袖又进行了多次会晤，终于签订了20年的法苏互助同盟条约。临别之时，斯大林元帅热情洋溢地对戴高乐说：“您尽管相信我！假使您，假如法国需要我们的话，即使仅剩最后一口汤，我们也要分着喝。” 这个条约当然大大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但戴高乐并没有得到斯大林所承诺的支持。1945年2月3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雅尔塔聚首时，斯大林竟坚决反对让法国在德国获得一个占领区并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获得一个席位；罗斯福当然支持他。 这个消息把戴高乐气坏了。2月5日，戴高乐通过广播，公开对他们发出警告：“法国对于自己没有同其他国家以同等权利参加讨论和表示同意的事情，当然不受任何约束……我们确信能够实现这些条件中的某些项目，因为在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地方的周围，有上亿人口紧密地团结在法国的旗帜下。” 这个警告的分量，大家都心里有数，因为戴高乐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而英国，不论出于感情还是自身利益，都必须支持法国恢复她大国的地位。美国也出于与苏联抗衡的需要，不得不正视现实。最后，雅尔塔会议终于确定，法国还是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并成为管制德国的第四个成员国、联合国大会的五个发起国之一。 光复巴黎仅半年就取得了这一系列重大成就，无疑地更增添了戴高乐的威望，也更使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但这时，法国政界上层中却出现了一股逆流。令戴高乐哭笑不得的是，尽管他自己每次出席会议，都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发表讲演时，掌声会经久不息。但另一方面，他的政策和计划却经常遭到抨击。虽然他本人免于非难，但他的部长们却不能幸免。国务部长莱尔·让纳内、财政部长弗朗索瓦·德芒东、情报部长皮埃尔—亨利·泰让、司法部长亨利·弗雷内，在咨询议会里都一一受到激烈的攻击，甚至遭到谩骂！戴高乐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情绪源于议员们对失去1940年前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仅成为纯粹的咨询角色的不满。他决定对这种不满寸步不让！3月19日，一个由各个政治团体组成的代表团谒见戴高乐，要求他今后作出任何决定均不得违背咨询议会所陈述的观点。戴高乐以高傲的神情答复说：“只有人民才拥有最高权力。在人民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之前，我有责任去领导他们。” 代表们争辩说，他们是代表抗战运动的。因此，在合法政权产生之前，他们有资格表达人民的意志。 对此，戴高乐耐心地，然而是义正辞严凛不可犯地答复道： 你们受抗战运动各组织和党派的委托，当然有权发表你们的意见。正是这个缘故，我才设立了咨询议会并指定你们为它的成员。你们向政府提问题，政府向你们作解释；你们并向政府提出建议，通过这些活动来参与政府工作。但是，我不同意超过这个范围。另外，请你们考虑，法国抗战运动大于各团体，而法国又大于抗战运动。所以我是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的，而不是以一个派别的名义，不论这个派别多么重要。在下届大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但这时，他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伙人内心并不认为，只有他戴高乐才能“对国家负责”了。 19. “我必须告退” 法国一位古代哲人曾说过这么一句格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特点。 欧洲一些较为强大一点的民族，都曾以他们的行为证实过这句格言。1945年7月25日，处理战后事宜的波茨坦会议还没结束，英国人突然抛弃了他们的战时首相、著名的反法西斯斗士丘吉尔，让全世界为之震惊；而法国人，也正打算这样做。5月20日，前总理莱昂·勃鲁姆在演说中公开宣布：“谁也无权要求执政，但我们自己却有权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 这里的“任何人”显然包括戴高乐，而需要“感恩戴德”的，无非是指他艰苦抗战五年挽救了法国。这真是一种比较奇怪的逻辑，按我们东方民族的口语翻译，就是“谁叫你救国的？”而表现在当对法兰西的现实生活中，则是戴高乐率领他的政府在竭尽全力对付光复之初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而那些仗着光复而复活的政党，政治派别和政治家们，则肆意利用这些困难谋取自己的私利。 1945年5月欧战结束，6月份，250万战俘归国。要使这250万人得到安置，已经给本来财政就很困难的戴高乐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党却趁机控制了“全国战俘运动”这个组织，利用它来组织抗议游行，发起反对司法部长的谩骂攻势。一些归国战俘举着“绞死弗雷内！”的标语牌，吵吵嚷嚷地到医院和收容站前面游行示威，制造种种骚乱。 对这种骚乱，戴高乐自有他军人的方式来对付。他把“运动”的领导人召到办公室，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我坚决要求，这类活动必须停止。我要你们对此负责。” 那些人搪塞道：“战俘们爆发出来的这种愤怒情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无力制止这种行动。” 戴高乐斩钉截铁地宣布：“公共秩序必须维持。要是你们管不了自己的人，那么你们就必须立即书面告诉我，并宣布辞职。要是你们真的是他们的头头，那么你们得给我一个确切的保证，今天就停止一切骚乱。在你们离开之前，或者给我辞职书、或者给我保证，否则就把你们拘留在接待室里。限你们3分钟内作出决定。” 结果当然是以“停止骚乱”而告终。但这些现象的迭出不穷，使戴高乐越来越深信恢复战前的“多党政治”，对法国真的是又一场灾难。他认为： 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体，这个政体应不受变化多端的议会多数的摆布。 戴高乐是有意把自己置身于任何一党一派的利益之上的，这种超然的地位使他看到：法兰西民族惟一的出路是实行总统制：领袖由人民直接选出，并凌驾于各党派之上，再由他选择一个不属于议会，因而能不受派别利益制约的，能为整个民族和社会服务的行政机构。 在德国刚投降的那几天，戴高乐确实自信能解决这个问题。5月15日，他在咨询议会会场发表从战争中吸取教训的讲演，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人们还当场唱起雄壮的《马赛曲》，高呼“戴高乐万岁！”许多重要人物纷纷表态支持戴高乐，特别是曾被德国人扣作人质刚刚获释回国的人更是如此。那位六天后就宣布“有权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的政治家、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一恢复自由就声明说：“法国依靠戴高乐将军复活了。我们能有像戴高乐这样的将军真是幸运。我在监狱里就一直希望我的党会支持他，整个法国都信赖他。他出任国家领导人，是我们国内团结一致的必要保证。”那位曾被赖伐尔看上的爱德华·赫里欧先生被俄国人解放出来以后，在莫斯科电台广播说：“我确信，我国人民已经团结在夏尔·戴高乐的周围，我将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指挥。” 事实证明，政客比娼妓还靠不住。1945年6月2日，戴高乐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第一次向社会公开表明了自己对法国未来宪法的设想。他说： 有三种办法可以考虑：第一种办法是重犯昨天的错误，分别选出众议院和参议院，然后两院在凡尔赛宫合成国民议会，由国民议会决定是否修改1875年的宪法。第二种办法是认为1875年的宪法已经失效，应该着手选举立宪议会，由它决定一切。第三种办法也就是最后的办法，是向人民征求意见，来确定（进一步）协商的基本规定，而人民代表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这个设想一公开，戴高乐便走上了一条孤独之路。那些几天前刚刚信誓旦旦地表示衷心拥护、爱戴、支持将军的政党领袖和政客们，纷纷通过决议或发表演说，谴责“全民表决”、“向人民征求意见”的想法。、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等主张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一院制，激进党和温和派则主张干脆恢复1875年的宪法，继续实行第三共和国的制度。勃鲁姆、赫里欧和右翼政治家路易·马兰等人，则相继拒绝了戴高乐请他们担任的职务。 当然，这些小小的不快干扰不了戴高乐为国家确立一个强有力政体的决心。7月9日，他把一个选举和全民表决相结合的提案提交部长会议讨论。 由于绝大多数部长都属于不同的政党，而所有这些政党都曾表示反对他的意见，由此戴高乐一开始就宣布：只要有人提出辞职，他将事先接受。结果，谁都不肯拿乌纱帽开玩笑，于是提案获得了一致通过。 这个提案是个独具匠心的计划。全国将于10月选举议会，同时选民将要用直截了当的“是”或“否”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1.你希望今天选举的议会是一个立宪议会吗？ 2.（如果选民对第1个问题回答“是”）那么，你是否赞成在新宪法生效之前，按照这个公报背后的议案条文，组织国家权力机构？ 如果多数选民对第一个问题投票回答“否”，就意味着恢复第三共和国，无须回答下一问了。如果对两个问题都回答“是”，那就是说，议会的权力在各方面都将受到限制，而且任期也仅有7个月。如果头一问答“是”后一问答“否”，那么议会就将掌握最高权力并可以随意长期存在下去。 戴高乐坚信，人民会再次相信他，支持他，像1940年6月18日以来的任何一个关键时刻一样，站在他一边。7月21日，戴高乐在广播讲话中把他自己的观点详细阐述给人民，号召人民反对第三共和国制度，限制立宪议会的权力和任期。正像预料的那样，他再次遭到了政客们激烈的反对，几个咨询议会议员竟攻击他是个“波拿巴主义者”，“企图绞死共和国！”他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他雄辩地指出，他非但不希望绞死共和国，恰恰相反，正是他拯救了共和国。他还指出：自1875～1940年65年间，法国更换过102届政府；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则仅分别更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旧政体内部的一切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了！ 最后，法兰西人民再次支持了戴高乐。投票结果表明，96%的人不赞成恢复第三共和国，66%的人同意限制议会的权力。但在接下来成立的立宪议会的席位分配上，却又预示了前景难卜。因为，人民的意见是永远代替不了政客们的意见的。在586个席位中，人占160个，社会党人和人民共和党人分别获得142个和152个。也就是说，和社会党人以302个席位在议会中占了压倒多数。戴高乐推测，和社会党都想自己执政，不会让他戴高乐继续担任总理。因此，戴高乐决定卸任，并向议会递交了一份声明： 待制宪会议一选出自己的常务机构，我的政府即行辞职。 这份声明没有引起任何明显的反应。11月6日，制宪会议正式开幕，主持人在演说中先对夏尔·戴高乐表示了敬意，赞扬的话没得到多大反响；接下来他对戴高乐的政策进行了大肆攻击，且得到了左派议员们的热烈赞同。 大会选出了立宪议会的议长之后，接着选举政府总理。这次，戴高乐完全沉默，只是冷静地观察着各个政治集团怎样为争权夺利相互间如何进行困难重重的谈判。这种艰难的谈判进行了一个星期还毫无结果。 这使戴高乐的心情更加沉痛。11月11日，他在凯旋门广场主持了一次烈士追悼会。人们从各主要战场运来 15口棺材，排列在无名英雄纪念碑周围。戴高乐触景生情，想起五年间无数仁人志士的浴血奋战，换回的却是政客们为一党之私无尽的争吵，不禁百感交集，忍不住向与会的人作了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讲话： 这些为法兰西捐躯但同法兰西一起凯旋的人，在日日夜夜决定着我们命运的战场上牺牲了的战士，经历了我们的一切痛苦和胜利的烈士，现在回来了！ 他们代表着在我国备受屈辱的时候，选择了光荣道路的许多人，他们现在安息在只有上帝才知道姓名、高举神圣的火炬、在30年战争的最初战斗中牺牲的民族精华的周围，受到两千年来为保卫祖国而献出生命的人们的英灵的保护。现在，他们聚集到这里来了！ 但是，面对这些使我们流泪和自豪的死者，我们活着的法国儿女，应该接受他们刚刚留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应该了解我们国家的安全很久以来就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不得不为那样多的危急付出重大的牺牲！我们应该认清，祖国的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在严酷的世界和艰难的时局给它所造成的形势下，一切（是的，一切！）都应该服从效忠祖国的义务！ 为了医治遍体鳞伤的法兰西，我们应该团结如手足，如手足！这就是说，不作无谓的争执，迈着同样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条道路上携手前进。 当这些烈士到安葬他们的圣地去永远守卫首都以前在这里停下来的时候，当在我们旗帜下生活于我们领土的各个角落和海外各处的男女同胞们回忆我们的光荣并为死者默哀的时候，我们要让重新团结起来的伟大人民的视线和胸襟面向未来！ 法兰西万岁！ 将军深沉的讲话打动了人们的心弦，特别当他讲到“我们应该迈着同样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条道路上携手前进”时，广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这使得那些利令智昏的政客们恢复了一点儿清醒。所以，两天后，制宪会议宣布“夏尔·戴高乐确实有功于祖国”，一致同意推选他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总理。 这个消息曾使已经下野的伟大的丘吉尔兴奋不已，但戴高乐却心明肚亮，这只是对他的过去表示的敬意，决不是对他的未来作出担保的诺言。事实正如他所预料的，15日他着手组织政府时，又遇到了各种障碍。各党派之间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部长席位争夺战。又经过一个星期的讨价还价，终于在21日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各得四个部长职务，民主社会抵抗联盟和无党派人士各得2个，激进社会党则得了一个。此外，社会党的奥里约、人民共和党的盖伊、温和派人士雅基诺和的多列士等四位国务部长负责全面工作。 新政府在戴高乐的强力领导之下，成立之初就取得了一些成就，法兰西银行实行了国有化，成立了全国信贷委员会，电力和煤气生产权顺利收归国有，还开办了国立行政学院。但是，接连发生的两起危机，却完全遮盖了这些成就应有的光辉。第一次危机是机关公务员要求立即增加工资，否则就罢工！第二次危机是在 1946年元旦议会对新年度财政预算就要进行表决的时候，别出心裁的社会党人事先不打招呼就提出：要把国防拨款削减　20%！弄得戴高乐啼笑皆非，但又不得不认真花精力去对付这些恶作剧式的难题。 最令戴高乐伤心的，是议会最后竟支持立宪委员会的意见：建议取消未来共和国总统的全部权力，政府必须服从国民议会！ 这是与戴高乐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宁折不弯的性格使戴高乐迅速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与这些人是无法共事了。他站起身，以一种恰如其分的庄重态度说：“我和你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双方对于政府和政府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的整个看法不一致。我们已经开始了共和国的复兴工作。我离开以后，你们将继续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会议室里最后的一次讲话了。我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做这项工作时不理解我们最近50年的政治史，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责任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 但历史注定人们要到12年后才能体会到“后悔莫及”的含义。当时，人们都无动于衷，甚至于心不在焉。戴高乐再没多说，选中地中海边的昂提布度了七年多来的第一个一周的假期，然后回到办公室，又用了一周时间签署积压下来的文件。接着他就开始镇定地为五年多奋斗历程画句号。 1946年1月20日，星期日上午，政府的各位部长们齐集布里安大厦盔甲大厅，等待着戴高乐的临时召见。9点正，戴高乐神情严肃地走进大厅，同大家握了手，没等大家坐下来，就宣读了出乎任何人意料的声明：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卷土重来了。我是不赞成这个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个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统治，我无法制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必须告退。今天，我就要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衷心感谢诸位所给予我的帮助，并请求你们在继任人到职之前，各守岗位，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读完声明，戴高乐立即以标准的军人步伐，转身大步走出了盔甲大厅，走下了那个不是按他所认定的法兰西民族的最高利益建筑起来的最高政治舞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第五共和国 1. “我随时都准备执政” 虽然戴高乐不声不响，也不攻击任何人就离却了他的职务，但政客们的心理负担并不因此而有所解脱。因为戴高乐离开盔甲大厅之后，国务部长普利文曾以痛苦不安的语调谴责道：“这就是你们各党派搞出来的结果！”政客们担心戴高乐会通过电台广播激起全国人民对各政党的愤慨。从伦敦匆匆赶回的国务部长樊尚·奥里约写信对戴高乐说：“如果你有这个意图，这将会使国家分裂，使民主的敌人得利和称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没有愤慨，没有谴责，更没有分裂。法国人对这位恢复了他们荣誉的将军的下台连“为什么”都没过问一声。其实戴高乐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民众能有所表示的。 等了几天，一切正常。在议会里，曾被戴高乐破坏了的抢座位的迷人游戏又时兴起来。政客们皆大欢喜，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告诉人们第四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是多么相似了。正如乔治·皮杜尔所说的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不受欢迎，几个庸才倒很得意。 这几个庸才成了游戏者，游戏的内容就是、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这三个支配议会的政党作出各种不同的席位排列。1946年1月24日，戴高乐辞职才四天，三个政党的代表便签订协议定下了游戏规则。政客们互许诺言，今后不再热衷于进行攻击性的侮辱性的争论了，保证要“在政府、议会、报刊和全国”发扬“忠诚团结的精神，来对待共同通过的决议”。 但不管玩什么样的游戏，有戴高乐在旁边注视着，政客们心里就感到紧张；特别是他拒绝了好意给他的一切荣誉，坚持只接受一个退休准将的养老金，更使人不安。他离职三个月后，新任总理指示国防部长草拟一项法令，把戴高乐的军衔提到国家所能授予的最高一级。戴高乐知道后，立即写信谢绝。他说： 自从1940年6月18日我打破常规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事态已以如此规模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做出合法规定。况且，在5年7个月零3天的英勇斗争岁月中，显然没有人曾想到需要作出任何改变。今天想要采取一项行政措施加以解决，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如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解决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把杜鲁门总统赠送给他的私人礼物——一架dc4型飞机交给了空军，并把自己的一辆美国大型轿车也卖掉了。他带着妻子伊冯娜和先天患病的女儿安娜，住到远离巴黎的科龙贝教堂村自己的一座旧房舍里，开始过起与世无争的乡村生活。 这种生活对于戴高乐，与其说是生活，还不如说是一种折磨。在他的思维中，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我就是法兰西、法兰西是我的”的定势，同时还有一种“只有我才是全心全意为了法兰西，只有我才能治理好法兰西”的强烈自许意识。这些意识促使他在近六年战斗生涯的内政外交上，不管是对米塞利埃、吉罗，还是对丘吉尔、罗斯福，都毫不顾忌自身的虚弱，表现出一种护雏的老母鸡式的悲壮情怀，寸步不让地回击了他们的每一次冒犯。 而今天，应该说自身的力量比当年是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了，却不得不把可爱的法兰西拱手让给一伙庸才去折腾！这叫他如何甘愿？他平静地辞职，是因为他确信：政客们的作为是不符合法兰西的利益的，第四共和国绝对会垮台，人民将大声疾呼他回来。 但是，回报他的，却是遗忘、冷漠，这叫他何堪忍受？既然法国人民再次被慵懒软弱易变的民族劣根性淹没，就不得不再来一次“六一八”式的拯救了。 6月16日，戴高乐经过深思熟虑，瞄准不久前刚在投票表决中失败的新政府和它的宪法草案开了辞职以来的第一炮。他在法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贝叶发表演说，当时人们正为他于诺曼底登陆时访问这座城市两周年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贝叶讲话”极为重要；尽管它没有攻击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但它再次以事实谴责了政党制度，并且精确地预示了12年后颁布的第五共和国宪法。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不断利用各种集会和新闻媒介，对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对多党政治发动攻击。同时，他有时竟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干预政府的人事安排或其他重大庆典活动。1947年1月，暂任总理的莱昂·勃鲁姆要委派勒克莱尔将军去印度支那担任总司令，勒克莱尔说，他在答复之前，得跟戴高乐将军商量一下。戴高乐不同意他去，他便拒绝了勃鲁姆。过几天勃鲁姆下台，继任总理保罗·拉马迪埃重提原议；同时，刚担任总统不久的樊尚·奥里约也规劝勒克莱尔接受任命。勒克莱尔有点心动了，但戴高乐仍反对他去，他虽然发了点脾气，最后还是拒绝了政府的委任。 3月30日，戴高乐在诺曼底的布伦埃瓦峭壁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暗示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说：“总有一天，法国广大民众将团结在法兰西周围，摒弃无聊的把戏，改革不合适的结构，而这些东西正在使民族陷入歧途，国家趋于衰败。”同一段时间，因比利时摄政王访问巴黎，戴高乐似乎蓄意要侮辱第四共和国总统，竟拒绝了总统约他共进午餐的邀请。 这使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感到很恼火，拉马迪埃总理就曾十分反感地大声说：“谁也不是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谁也称不上凯撒大帝！” 当然这话他不敢当戴高乐将军的面说，反过来他还只能小心地去求他。4月1日午夜，拉马迪埃在拉布瓦瑟里约戴高乐会晤。他告诉将军，任何人都没有，也不会忘记国家对他的感谢。但是，再也不能无视解放者戴高乐与政治家戴高乐两者之间的区别了。他彬彬有礼甚至是颇为诚挚地请求戴高乐将军协助第四共和国。 但戴高乐却开诚布公地表示他不会“协助”。他说： 目前的宪法不能保证法国的伟大，而使法国伟大则是我心上的惟一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党派政体是有害的。它妨碍执行伟大的对外政策，正如它危害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一样。 你责备我不该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不错，我的确是一个政治领袖。总理先生，抗战运动不仅是一种民族运动，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我在履行我的职责，仅此而已。 我将继续担当民族的引路人。因此，如果我再发表演说，如果我在对祖国前途有影响的问题上采取过什么立场，请不必感到惊奇，请不要指望我会放弃这种立场。 恢复共和国的是我。你们以为我现在要推翻这个共和国吗？ 这种责备是荒唐的。我只为法国服务。我永远只为法国服务。 这里的“为法国服务”具体指什么，当时他没有说明。一个星期之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了他的计划，即建立一个法国人民的大联盟。这个联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规模广泛的民众运动，它将凌驾于各党派之上并吸收各党派的人员，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民众救国的巨大努力以及对国家进行的深刻改革加以促进，并使之走向胜利”，最后，“建立起一个新法国！”并且，他亲自把这个运动定名为“法兰西人民联盟”。 开初一两年，戴高乐将军对这个联盟寄予了莫大的期望，而且当时它的来势也的确很好。1947年4月14日，戴高乐正式宣布成立联盟， 24小时之内就有12700名巴黎人报名，到 5月 1日竟迅速扩大到　80万人，这里头，有从　1940年就追随戴高乐的老战士，有其他各党派中对戴高乐本人好奇的人，还有更多的无党派人士——小市民阶层的芸芸众生。5月24日，戴高乐和另外五个人，即安·马尔罗、雷米、莱昂·马佐、帕斯德·瓦莱里—拉多和雅克·苏斯戴尔，签署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组织章程。联盟主席，理所当然地是戴高乐将军本人。 此后，联盟力量迅速发展，最高时发展到150多万人。同时，在一些较低层次的政治活动中比如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当然更主要是戴高乐本人的魄力，使它日益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将军日益频繁地发表政见，给第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第四共和国也真算是命不该绝，居然挺过了好几次内政、经济和外交上的危机。 时光延至1950年。这年4月，美国人主持的大西洋公约正式签订；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使戴高乐又一次尝到了面对世界重大历史事件只能袖手旁观的痛苦。到10月3日，越南人民军把法国驻军赶出了高平要塞。戴高乐抓住这个时机，再次发表演说，指出法国在印度支那已经打了五年，有点像美国卷入朝鲜的战争。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呼吁改变政体，他说： 目前，在法国卷入了一系列严重事件的时刻，我大声而冷静地奉告——现在还为时不晚——共和国的当政者们；你们的政体很糟糕！早在1940年，这个政体就把我们拖到悬崖边缘，一场风暴把它扫得无影无踪。只有不要这个政体，法国才能得救，这是有充分道理的。但是胜利后，你们又搞起这个政体，它比以前的更糟。无论我对你们怎样大声疾呼，你们都不理解……法国没有一个公正而强大的政体，将大难临头。 至于我，全国都知道，我随时都准备执政，我将依靠愿意帮助我的人来挑起这副重担。 但当时，无论是谁，都看不出哪儿有一点非得请戴高乐出来执政不可的必要。如果1946年1月20日那天上午9点钟以前，有一个1940年6月14日的芒代尔出现在戴高乐面前；再假设此时国会被解散，那么，他的人民联盟势必以绝对的压倒多数一跃而成为执政党，并且还可以利用这个压倒多数来制订符合他的主张的新宪法。可是，他当时在野；再就是他早已宣布人民联盟不是个政党。因而，他的呼吁没获得任何反响。 在这以后，将军对自己发起的这个运动逐渐失去信心了。他发现，这个联盟不仅没达到推翻第四共和国这一主要目的，反而日渐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成了个不是政党的政党了。1952年2月底，执政五个星期的富尔政府倒台后，联盟秘书长苏斯戴尔被邀请参加组阁，他去请示戴高乐时，戴高乐明确指示他不要去，并让苏斯戴尔转告樊尚·奥里约总统，戴高乐不会拒绝与总统打交道。但苏斯戴尔不仅没转告总统，甚至在向报界发表声明时根本就不提将军的名字。将军因此而认为联盟在议会里的那帮人经不起他最为鄙视的政治游戏的诱惑，已经腐化堕落了。 于是，1952年5月6日，将军从非洲回到巴黎时，正式宣布与“法兰西人民联盟”脱离关系。 2. “因为我代表着正统” 虽然将军因失望而“脱离”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但他并没有真正退隐。即使从1952年中段起，他只是偶尔发表演说或声明，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而用在写作上——他开始撰写《战争回忆录》——他要借用文学这种形式，阐述自己的伟大抱负；他要回顾五年战争历史，来说明什么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正统，并推论出什么才是法兰西的未来。 据最负盛名的戴高乐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认为：从来没有一位作家在写作时比他更自觉地把子孙后代放在心头。尽管他在辞去总理职务时就预言第四共和国必将垮台，并且从1947年起就尽一切努力使预言变为现实，但这个政权的顽强的生命力，却使戴高乐有点吃惊地认识到：这种制度可能会持续多年，也许会持续到他年迈不能执政甚至是在他去世之后才会崩溃！既然无法保证他在本国和世界舞台上再度扮演一个角色的机会，那么，这就到了他评价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的时候了。而且这也是政治家们撰写回忆录的正常目的。而就戴高乐将军而言，他那伟大的抱负，他对历史的专注以及对文学的爱好，都意味着这部三卷本的回忆录不仅是一部杰作，而且是他为自己树起的一块颇为高大的纪念碑。 我们试录该书结尾几段文字为例： ……一年有四季，季季有自己的内容，大自然的智慧给我带来了安慰。春天，它向我高歌：“不管过去出过什么事，现在我又复苏了！虽然有过狂风暴雨，现在却是一片晴空；小树苗又发绿了，连多石的田地也显得气象一新。爱，给我身上增加了活力，增加了光辉而坚强的自信，这是无穷的活力和自信！” 夏天，它向我宣布：“光荣属于美丽富饶的大自然！一切生物的营养都出自我的巨大努力。一切生命都依靠我的热能。谷类、水果和牲畜，现在都沐浴在阳光下面，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它们。将来是属于我的！” 秋天，它向我叹息：“我的任务接近完成了，我开过了花，长出了庄稼，结出了果实。现在我要收获了。你瞧，在这令人悲伤的秋色中，我披上了红袍和金袍，多么美丽呀。可惜！寒风和冰霜不久就要夺去我的盛装。但是，总有一天，在我这一无装饰的躯体上，又会重新开放青春的花朵！” 冬天，它向我呻吟：“你看我荒凉又寒冷，我所生所爱的花木和飞禽走兽，有多少因为我不能哺育和温暖它们而死在我的怀里！难道说命运已经注定了吗？死亡永远得胜了吗？不是的！在我这静止的地面底下，已经在隐隐约约地积聚着一种力量。我虽然在黑暗里静眠不动，却已预感到光明和生命复始的美妙前景！” 正是这个“预感到”的“美妙前景”，支撑这位年过花甲的巨人，既不像丘吉尔那样口授，也不像专业作家们那样使用打字机，而是用他那巨大的手捏着自来水笔，用黑墨水一笔一画地往下写。他在他科龙贝教堂村那座18世纪的建筑物上增建了一个小阁楼；在那可以从三面眺望景色的小阁楼里，他用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写满了一张又一张稿纸。在经过无数次的删改和变动之后，这些稿纸变成更加难认的文稿。有两个人协助他写作：外交部的勒内·蒂博帮助挑选和搜集有关文件的原文，以印证他所叙述的事件；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做打字工作，只有她才能非常熟练地辨认她父亲那难以看懂的字迹。 在写作之余，他或是在小花园里徘徊，或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房屋周围，有3英亩园地，他的妻子伊冯娜带领一个园丁，把这里变成了一块圣地。圣地的中心，是个大花坛，上面用花草拼成了一个洛林十字式样。戴高乐自称，他在这里徘徊过15000次！而读书的兴趣，却使人感到他是要把被战争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他再次读完了柏格森的著作和他敬佩的夏多布里昂的作品，重读了圣西门、佩居伊、埃皮克特蒂斯、巴雷斯和拉罗什·富科的作品。 俾斯麦的作品使他着了迷，所有法国作家论战争和政治艺术的作品也把他吸引住了。但他也没有忽视萨特和自己的追随者马尔罗和莫里亚卡等人的作品。他一口气读完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且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比作那位老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还读了园艺手册、气体力学、控制论以及制造马鞍的教科书！ 这样超负荷的阅读和写作，使他的视力衰退很快。为了能恢复点视力，他这位吸烟成癖的人说戒就戒了烟，可惜对视力帮助并不大。由于要考虑自己的“形象”，在公众场合他尽量不戴眼镜。 写作一开始，将军便和夫人伊冯娜商量，将回忆录所得稿费的大部分用作为残疾儿童所设置的慈善信托基金与其他选定的慈善事业费用。这笔信托基金即“安娜·戴高乐基金”，是1946年戴高乐辞职回到科龙贝教堂村后着手设置的，并在同年内建立、开放了残疾儿童保育院。院址是附近一座占地15公顷的树林地带的城堡，由圣雅居的修女们自告奋勇充当保育人员。虽然两年后安娜不幸死于肺炎，但保育院却一直继续向残疾儿童开放。 建这座保育院几乎使戴高乐倾家荡产！他的全部收入即那笔准将的养老金，开销了家庭的必要费用之外，连来客都只能以白开水款待了。到 1951年，戴高乐已到了不得不将房产抵押出去的地步，是乔治·蓬皮杜帮助他摆脱了困境。 乔治·蓬皮杜是后来戴高乐亲自选定的第五共和国的总理，将军之后的法国总统。他是著名的法国师范大学毕业生，1944年进入将军的临时政府秘书处工作；将军辞职后，他便成了将军的得力助手，领导了将军的私人秘书处，并充当了他的财政事务代理人。在社会上，他的公开职务是罗特希尔特银行总经理。他利用职权之便为将军弄了笔贷款，使将军安然度过经济难关，安下心来写他的回忆录。 这时，有好几家出版商在竞争出版戴高乐回忆录。戴高乐选中了出版过福煦、霞飞、普安加雷、克莱蒙梭、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著作的有名的普隆出版社。戴高乐也切望分享与那些世界级伟人同列的声誉。 1953年秋，蓬皮杜开始进行出版谈判。这时第一卷已快完稿。伊冯娜劝将军改变死后才出书的打算，趁在世时出版全部著作，挣回稿费以敷家用。 1954年4月22日，戴高乐夫妇请普隆出版社的业务经理和文学部主任夫妇共进午餐，以庆贺出版合同签订。 写作《战争回忆录》耗时六年。这部近150万字的宏篇巨制是将军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将军最后成为成熟的政治策略家的催化剂。第一卷《召唤》，出版于1954年10月，第二卷《团结》出版于1956年5月；第三卷《拯救》，出版于1959年9月。时间跨度从1940年写到1946年，每卷2年。在对“六一八”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由于事过境迁，使他能站在比较客观比较冷静的立场来重新检讨自己的行为，并且能以检查当时可能采用的别的方案的价值来重新估价自己的行动。 对于将军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并没有把辞 职看作是卸掉了为法兰西应负的责任。在回忆录中，开头第一句他就写道： “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他阐 述了他的旗帜为什么是洛林十字旗，因为几个世纪以前的圣女贞德，就在这面旗帜下重新集合了法国人拯救了法国。而第三共和国投降后“要由我来承担起法国的重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政就不能再一意孤行，而必须讲究策略，“因为我代表着正统”。 这种变化在1958年他当上总理后就很容易发现了。当时他要求议会给他处理国家危机的特权。如果按1946年时的性情，他会直截了当地要求授权，并以辞职相威胁：“要么听我的，要么我不干！”而这时，他则聪明地利用休息时间和议员们套近乎聊天，并恭维他们：“我想要你们都知道，今晚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是感到多么荣幸和高兴。”听了这话，那些试图竭力阻止他重新掌权的议员们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过去，将军是多么藐视甚至敌视他们啊！他们鼓掌喝彩，赞成给将军想要的权力，阻力都变化为动力了。 所以，这套回忆录一出版，便立即成了畅销书。到1963年12月底止，不算外文版，每一卷都印行了插图本3万册。第一卷印行普通本22.8万册，平装本27.3万册；第二卷各印16.9万册和22.5万册，第三卷则是18.6万册和 22.5万册。这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或政治家，都是些值得大庆特庆的数字！这么大的数字所带来的稿费，不仅使将军偿还了贷款，充实了“安娜·戴高乐基金”委员会的钱柜，而且使法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各种慈善事业以及科龙贝教堂、教区，都得到了将军慷慨的捐赠。 将军尽管能从写作和妻女的关切中获得慰藉，但是，长期的退隐生活使他的忧郁之情有增无减。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所频繁遇上的危机，每次都证实他对这种制度的抨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每次都又缓过气来，尽管是奄奄一息，就是不肯断气，徒增将军的意外和失望。 在埋头写作的六年中，将军保持每星期三、四到巴黎去的习惯，以会见一些访客。久而久之，来访的知名人士越来越少了。到1957年底，夏尔·戴高乐事实上已成为了一个被人忘却的人。人们只是把他作为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记在心里，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称道几句；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再没有人认真地把他看作是可以拯救法国的人了。 3. 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 历史演变中的逻辑力量就是这么可怕！18年前，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不相信戴高乐关于外敌的无情的预言，结果几乎使民族陷于毁灭；12年前，第四共和国的诸公也不相信戴高乐那关于内政的几乎是讨厌的预言，结果，法兰西民族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危险的内乱！而且，这两次大危机，都说明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多党政体，确是法兰西民族的灾难；但不到大祸临头，它又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仿佛它本身就是专为戴高乐而生，不如此就烘托不出戴高乐的高大伟岸似的。 现在，第四共和国终于走到它的尽头了。 据历史学家们分析，当时想推翻第四共和国者并非都是希望戴高乐东山再起的人。他们按一般分法可以分为四大类：戴高乐分子，极右分子，将军们和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 （通常称“黑脚”）。他们的动机各种各样，甚 至互相矛盾，但有个大的共同点：都反对政党制度。其中最明智的当然是戴派人物，他们通过说服或计谋，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 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戴尔马。 参议员德勃雷不同于后两人，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没向第四共和国低过头让过步。他是个犹太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能干律师。他在历次内阁危机中（第四共和国共更换过24届内阁），都大声疾呼要求戴高乐出来执政。在越来越少的戴高乐的忠实的追随者中，最坚定的就数他了。他曾写过一些辛辣有力的小册子。这次，他写了一本名叫《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对政客们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份火气十足的期刊叫《愤怒的来鸿》，大肆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克服危机捍卫法国。后来，他在将军开创的第五共和国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 雅克·苏斯戴尔与德勃雷不同，他曾向旧体制做过妥协，曾使戴高乐因而与“法兰西人民联盟”断绝关系。但是在最后阶段推翻旧政府又是他出力最多。当时他担任法属阿尔及利亚总督。1958年4月15日，他一篇用词严峻又充满激情的讲演竟促使费利克斯·加亚尔内阁倒台，从而造成了第四共和国的倒数第二次内阁危机。 沙邦·戴尔马此时正在加亚尔内阁担任国防部长。他有名亲信叫莱昂·德尔贝克，驻在阿尔及尔。德尔贝克参加过抗战运动的战斗，参加过“法兰西人民联盟”，目前的正式职务是国防部联络局的“技术顾问”。他是一个北方工业家的儿子，天生就是个有组织才干的人。他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效率极高的情报网，并开展了为戴高乐上台做准备的宣传工作。驻阿尔及尔的法军总司令萨朗将军就是大受其影响的人之一。 极右分子虽然不如戴派人物那么重要，但是他们在使巴黎的政客们精神惶恐不安、行动日益不灵方面却起了重大作用。他们的四个领袖人物中，有两个文官和两个将军。他们最爱搞阴谋但又不切实际，认为推翻第四共和国而实现自己当政的目的是十拿九稳的事，所以行动也很得力。 军人派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但他们的动机倒不是想自己执政，而是出于对政客们的积怨。二战结束以后，他们几乎立即就被卷入了长达7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由于政客们的拆台，他们遭到了越南奠边府战役的惨败；而半年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又把军人们拖入了另一场又长又臭的战争的泥淖，并且因镇压革命者而使法人名声狼藉。他们认为政客们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军人荣誉的出卖，现在他们感到另一次出卖就要来了，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他们在经过几乎连续作战12年的严峻考验之后，现在已感到忍无可忍！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儒奥将军，他本人也是个黑脚。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精锐伞兵师顽强的司令官马絮将军。 还有所谓黑脚，即白人移民。他们除了在主张阿尔及利亚必须仍属法国这个问题上看法一致以外，也是捏不到一块儿的，什么看法都有。当时他们在议会里的发言人有四个，通称为“四枪手”，即苏斯戴尔、皮杜尔、安德烈·莫里斯和罗歇·迪歇。这四个人之中只有苏斯戴尔一人是戴派，其余三个都各有自己的政治关系。 上述四大派别的黏合剂，或者不如说是轰垮第四共和国的导火索是阿尔及利亚的命运。1954年11月一些“穆斯林恐怖分子”在阿尔及尔发生叛乱，被法军镇压下去；农村的革命军也被法军一步步赶到了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地。在军事上，法军是胜方。但是，由于这是一场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战争，不论在法国人民之中，还是在联合国，革命者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而第四共和国的政客们，则正在起劲地玩他们的换届游戏，把法军晾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接着发生了萨基埃特事件。1958年1月11日，来自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在一场伏击中打死了16名法军士兵。法军司令官没与政府商量，便径直决定给突尼斯人一顿“教训”。2月8日，法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猛烈地轰炸了位于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交界处的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村庄，炸死69名突尼斯老百姓，其中包括21名儿童。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就此向法国总理加亚尔抗议，但加亚尔却拒绝谴责这种行为。布尔吉巴总统一怒之下，把这事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 2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委托英美两国调查处理此事。在接下来的55天中，英美两国外交官频繁往返于巴黎与突尼斯之间进行旨在调解的“斡旋”，据说颇著成效。 但这些政治家或者外交家们却忽视了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由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属于法国的海外领地、法兰西帝国的成员，她们与法国的纠纷是法国的内政问题。现在加亚尔政府竟然接受外国对法国主权事务的干涉，当然是辱国丧权，无能！4月15日，加亚尔政府因而被迫下台。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便怀念起维护国家主权寸步不让的戴高乐将军来。 要是他在位，时局绝不会混乱到这个地步！看来也只有请他再出山才能力挽狂澜，收拾这岌岌可危的政局。一年前，政客和人民大众对于戴高乐的销声匿迹并不关切，现在人们则渴望他说点什么，说他并无政治野心或者是宣布准备接管政权什么的。还有些性急的人，又开始络绎不绝地拜访戴高乐将军。 然而，现在的将军再不是12年前的那位一触即发的将军了。在野12年，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的年龄又老了12岁，它还将显示它成就了一个更为精明机诈的政客。通过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戴高乐深信自己表态还为时过早。他认为，第四共和国的现任总统科蒂不具备一个总统应有的权威，第四共和国实际已经管不了事了。科蒂手下已只有两个人可以利用，一个是过去属于戴派的勒内·普利文，一个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弗林姆兰。 戴高乐打算静观其变。 这次内阁危机把科蒂总统拖得焦头烂额。加亚尔政府垮台，议会四分五裂，将军们怨声不绝，政客们畏缩不前，国民人心浮动，骚动不已！他先后邀请“四枪手”之一的皮杜尔、原戴派的普利文出面组阁，都是转瞬即败。5月5日，他极秘密地派了他的卫队长去找戴高乐的亲信探讨戴高乐出来组阁的可能性，但据说戴高乐的条件是不出席议会，但又得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投他的信任票，授予他处置问题的全权！这使科蒂总统既吃惊又灰心；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召见人民共和党领袖弗林姆兰，盯着他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了。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惟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将军出来。” 弗林姆兰信心自然也不足，但这毕竟是一次机会，便也愿意一试。他却不知道，他在4月23日的《阿尔萨斯消息》发表的一篇探讨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可能性的文章 ，正戳到了法队的痛处。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她时刻都提心吊胆地害怕自己与阿尔及利亚同被法国本土抛弃。法军将军们是决不肯与这么个“逃兵”合作共事的。 5月9日，当弗林姆兰坐在巴黎马蒂尼翁大厦准备他的在受权典礼上的讲演稿时，法军驻阿尔及尔武装力量的最高代表们——萨朗将军、儒奥将军、阿拉尔将军、马絮将军和奥布瓦诺海军上将，也正聚集一堂向第四共和国总统起草一份对时局表示担忧的电报。电报说：“全体法队对于任何抛弃这份民族遗产（阿尔及利亚——作者注）的行为都会感到是一种污辱。”“提请共和国总统重视我们的极度不安，只有政府下定决心在阿尔及利亚保持我们的旗帜，我们才能消除忧虑之情。” 转眼到了5月13日。“5·13”这个日期，后来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救国的象征，也有人说是西班牙式暴动的象征。这天下午3点，在巴黎，倒霉的弗林姆兰召开国民议会，投他的信任票；3个小时之后，在阿尔及尔，上万群众聚集在总督府大楼前的广场。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暴民的自发事件似的，一个身材高大满嘴胡须的学生领袖发表了一通演说之后，竟下令袭击总督府大楼！在赤道带灼热的阳光下，激动的群众涌进大楼，把办公桌、公文柜里的东西全部抛出窗外。军队和保安人员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直到马絮将军出面宣布成立一个负责行政和军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并由他自己担任主席，骚乱才逐渐平静下来。 晚上11点，沙邦·戴尔马驻阿尔及尔的亲信莱昂·德尔贝克在总督府大楼找到了萨朗将军，并帮他起草了一份致科蒂总统的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现在我们面临着威胁民族团结的严重混乱局面，不冒流血危险，这种局面恐难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的军事当局认为：迫切需要呼吁一位能主持全国大局的人出来组成一个可使阿尔及利亚公众舆论安心的公共安全政府。由这位最高权威人士发出和平的呼吁，重申使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坚定决心，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局势。 在巴黎，直拖延到凌晨3点30分，弗林姆兰才以274票赞成，120票反对和137票弃权而当选为第四共和国倒数第二届内阁总理。半个小时后，在阿尔及尔，马絮将军出现在阳台上，告诉仍然停留在广场上的人们：由于人参与策划，新总理已被批准就职。他首次公开呼吁，请求戴高乐将军打破沉默，出来号召组织一个公共安全政府。惟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把阿尔及利亚从外交上的奠边府惨败局面中拯救出来！但戴高乐仍没答复。 14日，在巴黎，弗林姆兰正儿八经地发表任职演说，同时，在爱丽舍宫广场，右翼分子的示威队伍边游行边高呼“让马絮掌权！”左翼分子则聚集在共和国广场，高呼“绞死马絮！”新政府派警察逮捕了50名左翼组织人员和6名军官。 15日，在阿尔及尔，一个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早晨，萨朗将军登上总督府大楼阳台，向骚动不已的庞大人群喊出了他们爱听的词句：“法国万岁！”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最后是“戴高乐万岁！” 而在科龙贝教堂村，这几天，戴高乐直到深更半夜还在听广播、接电话。 大家都迫切希望他能讲点什么，15日这天，有300多名记者挤在本不宽敞的戴高乐总部。下午5时，戴高乐将军终于打破了沉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 声明很简短，但内涵却很丰富，全文如下： 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之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她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这个声明公开发表，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开花，局势更加混乱，有人叫好，有人抗议；而那些好斗的极端分子，更不惜冒内战的危险来摧毁第四共和国。于是，戴派人物开始活动，把形势朝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引导。沙邦·戴尔马向副总理居伊·摩勒建议，他应向戴高乐挑战，要他保证尊重共和国的法制。摩勒真的告诉议会，要去访问戴高乐以便澄清三点：承认弗林姆兰政府是惟一合法的政府；阿尔及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不合法；如果他应邀组阁，则须尊重第四共和国宪法的程序。 这便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玩弄政治权术的机会。他对摩勒在演讲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不做正面答复，反而宣布说，将在19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 这是一张绝妙的王牌。它将危机自然而然地延长了三天以上，以便它进一步成熟。而且这三天的时局变化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戏剧性场面，使新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内政部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3个月，以戒备一触即发的内战。 好容易到了 19日，所有通向戴高乐租住的道尔塞宫旅馆的通道都被封锁，只有具有特别许可证的人才能通过警戒线。当将军下午3点露面时，大约1200名文字记者、 30多名摄影师和100多名新闻图片记者把旅馆门前的草坪挤了个水泄不通。 这是将军近三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在他退隐的日子里，人胖了，也老了，引起了人们许多感喟。而且，他的性情也比盛年时期祥和多了。招待会开始时，他就很谦虚地说，他认为自己可能有用，因为政党制度已经失灵了，因为他是孑然一身，不属于任何一人，然而也属于所有的人。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共和国的权力是指什么？”他模棱两可地答道： 这些权力只能是共和国授予的权力。接着他追忆了自己曾经拯救过共和国，并列举了1946年他曾建议的种种改革。 他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借机赞扬了军队，说军队在防止暴乱方面干得不错。有人再问他对居伊·摩勒在议会提出的问题有何看法？他精明地回答说自己非常尊重这位社会党领袖。至于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戴高乐在非常时期被授予非常的权力，以执行一项非常任务，那么显然不能按照老一套规矩办事，那一套现在大家都受够了。” 有的记者提出了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想没想到，就在你发出呼吁的时刻，阿尔及利亚的暴乱正面临失败；你一直在给煽动分子打气。你的记者招待会使他们增添了力量。” 戴高乐故意含糊其词地答道：“责任问题可以到以后再追究。眼下有这么一个事实：对于被称为 ‘煽动分子’的一些领导人，政府当局并没有进行 任何制裁——反而授予他们全权。而我，目前并不是政府当局，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我称他们为煽动分子呢？” 记者又问：“如果你重新上台的话，你是否会侵犯公众的自由？” “我做过这样的事吗？”老人惊讶地反问道。“恰恰相反，当公众丧失了自由时，我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我今年67岁了，到了这样年纪才开始独裁者的生涯，这话可信吗？” 这话当然不可信。其实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前，戴派人物已经制止了一次老战士行动委员会一些极端分子策划的暴力行动。这已经让人相信，惟有戴高乐才能防止暴乱，才能防止合法政府被暴力推翻。 无数的法国妇女也在为埋葬多党政治出力。法国解放战役中她们曾把自己的丈夫、兄弟和儿子送进戴高乐的部队，这次轮到她们自己上阵了。她们收集了部长们的私人电话号码，时常打警告电话给他们；另一些妇女则从全国各地寄发了成千上万张明信片，要求政客们滚蛋，把权力交给戴高乐！吵得部长们都不敢住在家里，只好跑到朋友家去过夜。弗林姆兰的假日别墅早被塑料炸弹炸坏，他只能呆在办公室，靠服用大量的兴奋剂使自己不至于躺倒。 记者招待会之后又是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的一个星期。谣言四处流传，人们更加不安。 5月24日，一个名叫阿里吉的科西嘉人带着萨朗将军签署的执行任务命令，领导科西嘉岛的地方伞兵部队代表公共安全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巴黎的内务部从尼斯派遣了160名治安警察去平叛，结果一到目的地，平叛警察就和叛乱者合二为一了。 回到科龙贝的戴高乐密切注视着时局。他非常失望地注意到，局势已发展到内战的边缘了，那些政客竟仍不甘心地抓住权力不放。如果再固执下去，请求戴高乐出来防止流血事件的机会就要永远失去了！因此戴高乐打算迫使他们摊牌。 接下来的两天，戴高乐要萨朗将军就阿尔及尔局势向他个人打一个报告，然后在一个晚上约见了弗林姆兰。两人反复争论了2个半小时，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分了手。 但动乱的局势仍在发展。5月26日，内务部向内阁提出报告：科西嘉岛的叛乱行动将于27～28日夜间在法国本土重演，首先是在各省，然后在巴黎举行暴动！内阁对这个消息束手无策，又仍不甘心自动下台。戴高乐得到消息时，真的急了，因为一场无谓的流血已然迫在眉睫！而将军们对戴高乐本人，则一直是怀有敬畏之心，不敢不听他的话的。他当机立断地采取了他一生中最狡诈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手高招。他以含糊的语气，在 27日中午12点半及时公布了一项声明： 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必要的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 我相信今后将会继续采取这种步骤，并相信国家将以她的平静和尊严来表示她希望这种步骤得到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自哪一方面的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即使我理解人们采取这种行动时的处境，我也不能表示赞同。 我希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听从他们的司令官萨朗将军、奥布瓦诺海军上将和儒奥将军的指挥。我向这些领导人表明，我信任他们，并愿与他们立即取得联系。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戴高乐的声明及时制止了将军们的用伞兵部队夺取巴黎的“复活作战计划”，也可以说是制止了一场浩劫，但不知死活的腐朽透顶的政客们，却仍于当天下午在议会以112票对3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戴高乐当候选人。”而那位尚在职的总理弗林姆兰看到声明全文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火冒三丈地要去揭穿戴高乐耍的“花招”！幸而科蒂总统拦住了他。科蒂总统这时已完全看清了，而且事实也已经证明，现在就只有戴高乐能挽救这场危机了。所以，当精疲力竭的弗林姆兰不得不交出辞呈时，他当即命人去见戴高乐，要求他就组织新政府一事与国民议会和共和国议会的两位主席协商。 5月28日晚上，戴高乐如约在圣云街会见了国民议会主席安德烈·勒特罗克埃和共和国议会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勒特罗克埃对戴高乐怀有强烈的敌意，莫内维尔则支持戴高乐，并向他说明他合法上台的一些必备条件。 戴高乐要求：给他两年包括立宪的全权，这期间议会应当休会。此外，他希望免掉对两院主席的传统性拜访，也省去与各党派领导人的照例协商，甚至不参加在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克埃一听就火了：“你说的这些全都不符合宪法的。从阿尔及尔事件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你太热衷于个人专权了！” 戴高乐冷笑了一下，以他惯用的方式回答道：“恢复共和国的是我，勒特罗克埃先生。” 接着是一场爆炸性的争论。戴高乐对这些议会政治把戏简直愤怒已极，最后他含着眼泪对勒特罗克埃说：“好，如果议会听你的，我能做的，是让你去和伞兵打交道，我则恢复隐居生活，独自忧伤好了。”说罢三人不欢而散。 呆在爱丽舍宫的科蒂总统一直等到凌晨，才等到两院主席回宫汇报争论激烈的结果。然后他等到早晨8点钟，感到如果再拖下去，局势就无法挽回了。因为那些不知死活的议员们已经在讨论用常规办法组建新政府了，其结果必然是伞兵部队从天而降！于是他马上起草了一份国情咨文，并于下午3点钟向两院宣读。在咨文中他再三强调存在的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在把全国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后，毅然拒绝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了呼吁。 全场默默地倾听着。 于是，第四共和国的命运成了定局。当天晚上7点，戴高乐进入爱丽舍宫，与科蒂总统达成了协议，并发布了一项由他起草的公报。30日，前总统樊尚·奥里约、前副总理居伊·摩勒和社会党人莫里斯·戴克松纳到科龙贝教堂村拜会了戴高乐，改变了观点之后，还说服了他们党的大多数议员支持戴高乐复出。31日，戴高乐按蓬皮杜的建议在拉彼鲁兹饭店宴请了代表除外所有政党的26名议员。6月1日，他又接受莫内维尔的劝告登上国会讲坛，宣读了总理候选人的例行声明。议会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的压倒多数使戴高乐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24届政府、也是最后一届政府的总理。 他胜利了。 4.　让戴高乐履行职责吧 他胜利了，但并不等于他的地位稳固了。12年在野生涯使他深刻地体会到：再伟大崇高的政治抱负，再伟大崇高的责任心，都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政治地位做基础，否则全是空话。戴高乐的政治抱负是非常明了的，他要恢复法国的伟大形象，使法国在当代历史上起主导作用，领导欧洲，并且打破美国在西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实现这个伟大抱负的前提，是必须由他尽可能长时间地执政。要想长时期执政，一要制服反对派，二要尽力解决第四共和国对付不了的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可怕的殖民地问题。 在殖民地问题中，最主要的是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个问题在法国本土和北非，实际上它在全世界，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军队和所谓黑脚们只能看到他们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情感和血缘关系，戴高乐却必须看到，而且他也已经清醒地看到：非殖民化是个世界潮流问题。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自由，国家要解放，戴高乐本身就因此而成为伟人。 如果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法国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同时，在现实中，阿尔及利亚这个问题，已经妨碍了法国经济和外交的恢复以及军事技术的现代化。他决心使法国从这条死胡同中摆脱出来。 但是，这个意图决不能过早暴露。他知道阿尔及尔的叛乱分子赞成他重新上台只是想以此搞垮第四共和国；同样，如果戴高乐使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永远占有希望落空，他们也将设法搞掉他，戴高乐希望能用建立新的共和机构的办法来先发制人。制人之前，当然得先站稳。他首先任命忠实可靠的德勃雷为司法部长，主要任务是起草一部以1946年6月16日的贝叶讲话精神为依据的新宪法。精明能干的雅克·苏斯戴尔则担任了新闻部长，以掌握新问世的强大的宣传工具：广播电视。 6月4日，也即戴高乐正式从国民议会获得权力的第二天，他立即飞往阿尔及尔，出现在总督府大楼阳台上。他举起双臂做成法国光复时期常用的v字，向下面无数的白人和穆斯林朗诵诗一样说了这么五个字：“我了解你们！”立即博得了广场上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接下来，他安抚性地视察了瓦赫兰、博纳、君士坦丁和莫斯塔加内姆等地，所到之处，他都赞扬了军队，也都紧扣住阿尔及利亚各民族居民之间一律平等这一主题发表了讲话。 与此同时，他小心地做了非殖民化的第一步尝试：和摩洛哥、突尼斯两国首脑签订了从两国领土上撤军的协议，仅保留了五个战略军事要塞。6月9日，他委任萨朗将军为总司令和阿尔及利亚的总代表；过了几天，又分别任 命阿拉尔将军和马絮将军为阿尔及尔最高行政长官和行政长官。 人心粗定之后，戴高乐按照循序渐进的战略思想，不时地有计划地暗示阿尔及利亚人民将有“选择的余地”。 但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惟一能保证戴高乐采取行动的工具就是新共和国的宪法。他清楚地认识到，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包孕着毁灭她自身的因素；所以一出台他就激烈地反对她。他所谋求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根本。为了尽快实现将军的这一夙愿，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和他的由18名法律专家学者组成的立宪委员会日以继夜地工作，在贝叶讲话的骨架上增肌添肉。 同时，戴高乐亲自组织了四名部长充当立宪顾问，并设立了一个39人的立宪咨询委员会协助工作。 8月14日，新宪法草案定稿。这个草案规定：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将通过由议会议员、各省议员及其他知名人士组成的选举团以间接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七年。总统有权挑选自己的总理和解散议会。如果政府 （如果国会正在 开会）或者两院共同提出什么特别问题，总统还有权就这些问题组织全民表决。尤其是在严重的危机时刻，根据宪法第16条，总统可以行使全权。简言之，这是一部准总统式的宪法。比起法国过去的宪法来，在借鉴美国宪法方面算是最多。 此外，关于法国与海外附属国的关系，宪法草案保留了一个可供进一步选择的因素。戴高乐亲自规定：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自行决定，或是保持现状，作为部分自治的国家加入共同体，或是与法国合并，作为一个海外省份，甚或完全退出法国共同体。如果他们想得到法国的援助和保护，那么他们最多只能地方自治；如果他们还打算自定外交政策，那就必须与法国中断包括感情在内的一切关系。 为了使草案尽快成为自己行使权力的工具，将军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8月20～29日，将军访问了马达加斯加、乍得、中刚果（布拉柴维尔）、乌班吉沙里（现中非共和国）、象牙海岸、几内亚、塞内加尔、上沃尔特、达荷美、加蓬、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到处解释、呼吁人们投票支持他的宪法。 在国内，苏斯戴尔则开动了强大无比的宣传机器：用飞机放烟形成空中广告，放宣传电影电视片，到处贴标语、免费发行上千万份《法国全民表决》刊物，敦促人民去投票。 9月3日，政府通过了宪法草案；4日，戴高乐在共和国广场公开讲演，公布全文并呼吁人民批准。28日，这部草案终于以本土80%、海外95%的赞成票获得通过，并于10月5日正式公布。戴高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终于赢得了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为开创第五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的事便顺理成章了。1958年12月21日，法兰西“各界知名人士”把他们的8万张选票的78%按时给了戴高乐，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从此灭亡，第五共和国诞生！1959年1月8日，新总统正式拜访前总统。前总统用这样的祝词欢迎他：“法国人中的第一位人物现在终于成为法国的第一人了。”在人们“谢谢科蒂”和“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中，他们并肩乘坐总统专车前往凯旋门，按传统去向“无名战士”致敬。 现在，戴高乐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拔掉阿尔及利亚这个定时炸弹上的雷管了。穆斯林领导人已于1958年9月19日宣布把民族解放阵线组织改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他们的政治态度一如戴高乐，也是不低头，不妥协。戴高乐却希望通过调停谈判，和平解决。为此，他做了许多微妙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尽可能多地调走那些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思想的军官，或解除他们的军权。他任命最具潜在危险的萨朗将军为国防部最高检察长，提升他的副手莫里斯·夏尔将军继任总司令。接着调动或强令退休1500多名中高级军官。 为了缓和穆斯林分子的不妥协态度，在爱丽舍宫1月8日举行的新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他讲了几句预示性的话：“一个和平和革新的、按照自身的方式发展其个性、并同法国密切联系的阿尔及利亚，将有其选择的地位。” 五天后，他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一些范围广泛的宽大措施：大约7000名嫌疑分子可从阿尔及利亚的俘虏营中获释，180名被判死刑的人将缓期执行。同时被关在巴黎桑泰监狱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本·贝拉的对手、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的年迈领导人迈萨利·哈杰，则被从贝尔岛的拘留所里释放，并随即被送到巴黎郊外的寓所里。 在随后的会议、各省视察和讲演中，将军不断地暗示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把海内外法国人的注意力和思维方式慢慢往“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方向引导。他告诉军队：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作战是“一次毫无结果的斗争”，仅仅赢得战争是不够的，欧洲人直接统治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阿尔及利亚人的同意，在那里什么也办不成。他严厉地警告军队：“你们不是为军队自身谋利益的军队，你们是法国的军队。 你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法国，并为法国效力。就我的职位和责任来说，我必须要求军队的服从。只有这样，法兰西才能生存下去。我相信你们会这样做的，我代表法国感谢你们。” 9月16日，戴高乐发表电视讲话，首次公开冒风险提出“在恢复和平后四年内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决”问题，并把这种“自决”解释为三种选择：分离、一体化、内部自治。他明白无误地说：在阿尔及利亚人能够决定他们的命运之前，撤回在阿尔及利亚的法队，这点必须包括在条件以内。 在11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又重申他关于自决权的建议，并提出确保愿到法国会谈的民族解放阵线任何代表的安全。他的政策，使五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极端分子组织惊惶不安。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总统的政策。民族解放阵线也趁机制造事端，制造残杀欧洲人的恐怖活动，使局势益加混乱。驻军伞兵司令马絮将军轻率地对新闻界说“我们再也无法理解戴高乐的政策了”，并说军队永远不离开阿尔及利亚，1960年1月22日，他被召回巴黎并解除了一切军政职务。这一事件成了一场大动乱的导火索。 1月23日，国民议会代表皮埃尔·拉加亚尔德身穿伞兵制服，率领一群示威者占领了阿尔及尔大学大楼，其他示威者则由一个叫让—雅克·絮西尼的学生领袖率领，高呼“绞死戴高乐”，扒开街上的铺路石来设置街垒、路障，声称要坚持到马絮将军回到阿尔及尔为止。 就戴高乐好斗的性格来说，他是喜欢这种挑明了干的局势的。29日，他颇含深意地穿着准将制服，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了自己愿意看到阿尔及利亚人自由地决定他们命运的态度，宣称在过去20年中，他一直体现了“国家的正统”，所以，“在不得已的时候，必须用武力恢复公共秩序。” 1月31日，经过一通宵谈判，叛乱分子投降了，拉加亚尔德·絮西尼等头领被捕并被用飞机送往巴黎受审。2月2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予政府一年的特别处置权。接着，戴高乐改组了内阁，并在阿尔及尔开始了大刀阔斧且范围广泛的改革，包括重组警察，解散曾支持叛乱的本土防卫队，撤销主管心理战的国防部第五局，同时宣布大部分极端主义组织为非法。 制服了法国移民中的极端分子之后，还得制服军队里的反对势力。这股势力更强大更不好对付。戴高乐的对策是先极力做说服、软化工作，不到最后不摊牌。经过了长达10个月的缓冲时间后，他又走出了深思熟虑的一步： 在11月4日的一次对全国的讲话中，他第一次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是颇有特色地用在否定它本身存在的上下文当中的。他说：他不能接受叛乱领导人提出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政府”的要求，这样的“共和国将来有一天会存在，但至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这种暗示性的讲话，使卷入阿尔及利亚事件中的各种力量进一步两极分化。 接着，按照既定战略，戴高乐决定就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一事进行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全民表决。为最后的结局铺平道路。1961年1月8日举行的全民表决，清楚地表明了历史的趋势：本土76%、阿尔及利亚70%的选民赞成戴高乐的政策。 这就把军队内部的反对势力逼入了绝境，他们只能孤注一掷了。1961年4月22日，驻阿尔及尔的军官们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行动。军官们逮捕了一些行政官员，占领了主要公共建筑物，并且发表了文告，声称：“凡直接参与策划放弃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的任何个人，将被逮捕，并提交为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即将设立的军事法庭……” 这是对戴高乐权威的一次最大胆的挑战。戴高乐不无伤心地注意到，在策划和领导这场叛乱的五名上校和四名将军中，领头的竟是莫里斯·夏尔！ 戴高乐决定运用他的个人权威来面对这次挑战。为了使那些背叛的中级军官们有机会悔改，他派遣新任内务部长和国防部总参谋长冒着生命危险，于反叛文告发表几小时内到达阿尔及尔；同时，他行使宪法第16条赋予的特殊权力，切断了通往阿尔及利亚的一切海上和空中的交通，并宣布处于紧急状态。 接着，他让官方宣布，他将于4月23日晚8点发表电视演说。如同1960年1月那样，戴高乐将身穿两颗星的将军服（虽然按军衔来说比违抗他的人低）出现在屏幕上。他要以这样的视觉形象来提醒人们记住军事权威和军人服从的传统。 23日晚，他如期露面，态度强硬地谴责了这次叛乱。他说：“这样，国家受到愚弄，民族遭到藐视，我们政权不稳，我们的国际威望下降，我们在非洲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损害。这是谁造成的呢？唉！是那些应该以其职责、荣誉和智慧来服务和服从的人所造成的！我以法兰西的名义命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我重复一遍——采取一切手段，布下天罗地网，直到把他们一网打尽。” 与1960年1月那次一样，戴高乐的个人魅力又发挥作用了。24日，叛方的势头开始减弱，军心动摇了。25日，曾支持过夏尔的军官们断定，他们是搞错了。下午，夏尔决定停止造反。第二天早上，他投降了。接着，另一位造反将军泽勒也投降了。剩下的萨朗、儒奥两位将军以及秘密军队组织的几位上校们一起转入了地下。 4月底，在阿尔及尔的内务部长和总参谋长宣布，有200名军官被捕，140名文官被停职，所有报纸被勒令停刊。5月底，军事法庭开庭，夏尔和泽勒被判15年徒刑，并被剥夺军衔和勋章 ，萨朗、儒奥和5名上校被缺席判处死刑。 这是以戴高乐获胜为结果的戴高乐与军内反对势力的第一次交锋。这以后，秘密军队组织转入地下，开始搞起消耗战，为所欲为地制造痛苦和流血事件。他们声称，他们的战略目的是：用使国家瘫痪的办法驱逐戴高乐，保持法属阿尔及利亚，从而避免它的领土沦入苏联者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制订了极其残酷的工作方针：杀害“卖国贼”或仅为这个政权工作的人；破坏财产；迫害穆斯林，以便引发迫使军队出面镇压的群众暴动；暗杀戴高乐将军本人。 至少四次暗杀将军事件发生于1961年的9月和1962年的5月、6月和8月，但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因为出了技术故障，中间两次在布置就绪之前败露，最后一次则是出现了奇迹。1961年9月8日，谋杀者把装有90磅可塑炸药的煤气桶，里面还装有丁烷和一个储有汽油和肥皂片的罐头盒子埋在从巴黎到科龙贝的公路旁的沙滩里。晚上，当总统的汽车经过那里时，突然被一片火网包围了，但炸药却不知为何没响。1962年8月22日，在将军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一伙人从路旁的一辆黄色旅行汽车里向他的汽车开火。司机加速前进，但前行了100码，又遇上另一伙人从一条横街的一部蓝色汽车里开枪。谋杀者总共射击了约150发子弹，其中14发击中了戴高乐那辆特制的雪铁龙汽车，有两颗子弹击中了轮胎，但没有击穿；另一颗子弹击破了后窗，在离戴高乐头部两英寸的地方掠过，也没有造成伤害。停车后，戴高乐看看周围的人，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他不无幽默地咕哝道： 好，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他心目中的职责之一，就是使法国摆脱殖民包袱，首先让阿尔及利亚独立。在他的努力之下，法国政府代表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从1961年5月20日起开始谈判，谈到第二年3月18日达成了停火以及通过全民表决决定实行自决之后“法阿”之间合作的协议。 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表决，91.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99.7%的投票人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这表明，戴高乐这位巨人，终于以他特有的眼光和毅力，圆满地完成了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了他顺乎历史潮流的一大壮举。 5.　“开始实行我的宏大计划” 既然是世纪的巨人，就注定了他的内心是孤寂的，因为人的地位的梯级差距，法军的将军、上校们不可能像戴高乐一样能从全球的高度通观国际实力竞争格局，当然也就无法理解他被他的时代和地位赋予的“使法国重新具有伟大形象”的社会作用和个人理想。如果他们活到了80年代末，看到了西欧摆脱了“小伙伴”地位而与美国佬、小日本同为“世界三极”之一的社会现实，也许他们就会后悔30年前的所作所为了。当然这是“也许”。 任何社会现实都是一定经济实力的体现。当时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空前增强。西欧各国则严重削弱。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方案》，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共向西方各国提供了134亿美元，其中80%是无偿援助，从而从经济上控制了西欧各国，也就决定了西欧各国在政治上是美国的小伙伴关系。 战前，西欧是世界政治中心。二战使德意志一败涂地，英法削弱；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又使这些国家的实力进一步削弱。美国则一步步取代英法两大殖民帝国，实现了独霸。美国取得霸主地位、西欧成为小伙伴的标志，是 1949年美国与西欧十国及加拿大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西欧各国置身于美事保护之下。 毫无疑问，西欧各国谁也不会甘心于这种小伙伴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地位，就必须有经济实力做基础。就经济实力而言，西欧任何一国都不足与美国抗衡。要想抗衡，只有联合。正是由于这种共同要求，1957年3月25日，法国、西德、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订了《罗马条约》，创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的这种联合抗争是有意识的话，那么，在政治、军事领域，绝大多数人却还不敢有什么设想。有设想的，恐怕就是戴高乐了。 他在出版于1959年的《战争回忆录》第3卷《拯救》里，首次提出了组建“第三势力”的“宏大计划”： ……我认为，新的时代也许能允许我开始实行我为我的国家所制订的宏大计划。 我们要确保法国在西欧的安全，办法是防止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再度造成威胁。我们要与西方和东方取得合作，必要时将与这一方或那一方结成必要的联盟，而不接受对别国的任何形式的依赖。我们要防止仍在增长的、瓦解法兰西联邦的危险，使之逐步变为松散的联合。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战略上的观点出发，促使邻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国家组织起来。我们要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一旦需要的话，就使其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人。 在这里，戴高乐的雄心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组织西欧国家的联盟，使之能够成为英美与苏联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裁判。但是，国内的人跟不上他的思路，主要的盟国也没有理会他。战后，尽管法国也派代表接受了德国投降，但戴高乐仍被拒绝参加波茨坦会议，就像他被拒在雅尔塔会议之外一样。接着是他辞职，从1946～1958年间战后重要的发展年代里，他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等到他重新掌权时，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已存在了三年，而受苏联保护的东德则已存在了九年。两个超级大国支配着世界，法国却不是其中之一。西欧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美国佬在这个组织中掌握着权力，并且发号施令。在中国掌握了政权。欧洲各国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法国由于漫长的战争丢失了印度支那之后，又在阿尔及利亚经受另一场战争的痛苦。英国有了核武器，法国还没有。罗马条约已经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在组建之中。 这种于法国大大不利的国际形势，逼迫戴高乐不得不再次以虚弱的自身地位向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他的战略计划是： 把美国排除出欧洲事务 （包括防务）之外；把法国建成一个核大国；使西德脱离对 美国的依赖；拒英国（由于它与美国关系特殊）于“欧洲”之外；以法国代替美国，作为与俄国的“对话者”，来解决世界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在重新执政之初，他就一边应付阿尔及利亚危机，一边以国际战略家的雄心发动了外交攻势。1958年9月17日，他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发出了一份在历史上著名的备忘录，首先在最能显示美国政治上、军事上控制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权上发难。他要求成立三大国组成的“大西洋理事会”，由美、英、法三大国分享美国独掌的领导权。他预料到这个要求是行不通的，美国人不会答应，英国人也不敢支持。那么，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恢复他所设想的法国的独立性——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中立，逐步建立法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 尽管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预先得知了戴高乐关于“大西洋理事会”的想法，备忘录还是使他们莫知所措。英美两国外交官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反复敦促法国人讲清楚戴高乐建议的内容实质，以此来拖延时间。因为英美官方认为，在目前的冷战气氛中，戴高乐沿着真正的中立外交政策方向不可能走得太远。而且根据法国人的天性和惯例，在戴高乐重新执政的紧张的头几个月内，还不能肯定他就能长期执政，能起多大作用。同时，他们还面临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状况：多年来，大家一直哀叹法国缺乏真正强有力的领导；如今如果对这个锋芒毕露的领导过于公开地表示不满，恐怕会遭人怨恨。因此，英美两方都决定采取回避的办法。 1958年10月初，戴高乐得到答复说：他的建议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因此不能立即回答。这以后，又经过多少次外交往还，直到12月1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才亲口说出英美的真正意见：尽管三国在个别问题上举行磋商也许有些用处，但要建立一个正式的三国组织则没有可能。 这就使戴高乐可以向盟国证明法国恢复行动自由是有道理的了。于是，在1959年初，他就迈出了标志法国不受北约限制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第一步。3月6日，法国政府宣布决定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理由是：如果发生战争，法国武装力量首先考虑的是保卫法国的海岸和北非。 为了让法国海军归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跑到巴黎，答应让法国有权否决美国在欧洲大陆部署核武器。但戴高乐不予答复。关于核武器问题，他早在1958年6月29日就向麦克米伦提出过：法国需要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分享控制权的西方原子武器常设小组。法国将参与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无论如何，法国下决心要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别人制造的。后来，杜勒斯答应卖原子弹给法国，条件是法国必须参加欧洲安全体系，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使用原子弹得听美国的。戴高乐答复说：“如果你同意卖原子弹给我们，我们是愿意买的，但必须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受别人的限制。”当时杜勒斯听了未置可否就离开了。现在杜勒斯再来提这事，戴高乐当然也就不置可否了。 半年后，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对这位二战时期为解放法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盟军总司令，法国人民和戴高乐本人都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并把他看做法美战斗友谊“最光荣的象征”。但对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那种霸权地位，戴高乐一如既往表示了他的挑战态度。 在原子弹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担心法国自己制造，提出杜勒斯提出过的由美国向法国提供这类武器，条件是美国人要通过盟国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来控制这些核武器的使用。 戴高乐说：这正是法国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说：这不是表明对美国不信任吗？ 戴高乐说：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如果俄国进攻法国，法国和美国将会结成同盟。俄国和美国有互相威慑的力量，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是法国而不是美国遭到攻击，法国人怎么能肯定美国会冒被彻底毁灭的风险呢？既然不能肯定，法国就不得不拥有自己的威慑力量。 “你为什么不相信美国会同欧洲共命运呢？” 戴高乐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经过三年几乎致命的考验之后，美国才来援助法国；在二战期间，则是在法国被打垮后，美国才来援助。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也就是法国虽然忠诚于联盟，但却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又反过来提了个问题：即使法国有钱制造这类贵得吓人的武器，它也远远不能达到俄国的水平！ 戴高乐镇静地说：“你十分清楚，用几枚百万吨级的炸弹能摧毁任何国家。即使敌人有杀死我们10次的力量，我们只需要杀死敌人一次就够了，我们的威慑力量就是有效的了。” 这样，谁也没有折服谁。接下来，针对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的倡议，他公开断然申明法国不参与任何禁止核弹试验的倡议。他质问联合国，为什么企图指责法国还未开始的核试验，而不同样指责世界上首先拥有核武器的三个国家过去已经进行过的200次核试验？！他公开在法事学院宣布： 在今后若干年内的重大任务是建立法国的威慑力量——核打击力量！ 这时，英国人提出了个折中方案：既然不能答应戴高乐所要求的理事会的全部实质性的东西，是否可以考虑一个有限的三头政治的形式以安慰戴高乐？串通了的艾森豪威尔则提议说：有限的三头政治形式应建立在谨慎的基础上。于是麦克米伦开始扮演戴高乐的辩护人的角色。因为英国极想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实行一票否决权制，法国就利用这种权力一直拒绝让英国加入。麦克米伦想搞点恩惠让戴高乐意识到他在使英国顺利进入共同体方面所能起的作用。 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法国终于成了世界上第四个有核国家。这使戴高乐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的信心更足。他认为变秘密外交为公开外交的时机已经到来，甚至认为法国有权代表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成员国说话了。而这时节，美国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国务卿杜勒斯病死，不久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届任期也满，由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接任总统。肯尼迪刚上台，就向戴高乐提了两个要求：2月间，他要求戴高乐支持美国的倡议，把刚果的军事、政治、行政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3月间，他要求戴高乐同意他把老挝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之下的计划。戴高乐几乎是傲慢地拒绝了这两个要求。 于是，肯尼迪也就把英国人为戴高乐说项的备忘录束之高阁。4月28日，麦克米伦给新上任的肯尼迪寄了一份备忘录，为三大国对非世界的领导进行辩护。他赞同在使用核武器之前，三国首先进行磋商。三国联合安排核武器的使用；英美愿意考虑帮助法国挖掘它的核潜力；检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指挥机构，以保持“各队的最大一致性”，并且重新分配北约的高级职务。这些条款，他甚至说得比戴高乐本人还要清楚，还要好。 后来，肯尼迪表示：他迎合戴高乐的愿望远不如麦克米伦的愿望那样大。 但戴高乐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继续按既定方针推行他的计划。他开始向世人推销他的“欧洲概念”。像他原来提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一样，他又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概念。他认为：意大利，几面是地中海环抱，阿尔卑斯山又把它和其他国家隔开；德国，是欧洲所有灾祸的源泉，现在又一分为二，受到双方的监视；法国，一个有着出海口的大陆国家；英国，面对海洋，生来就是搞海外贸易的。这四个国家是欧洲真正有影响的国家。它们的语言、风俗、历史、兴趣，就像它们的地理位置一样，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一体化概念，是这样一个并不是超越于它们之外的欧洲的政治现实。 在这个政治现实中，英国一味服从美国，意大利又一蹶不振，因此，法国和德国必须友好团结起来，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均衡或抗衡的西欧组织的中心；应向莫斯科建议，应在将来使缓和导致协议。为此，戴高乐提出了又一个著名的方案：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 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与西德总理阿登纳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 条约规定：“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两国政府必须就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达成类似的决定。” “每年召开两次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外长会议以及召开经 常性的国防、教育和青年方面的会议”。 这段时间，法德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戴高乐重新当政时年纪已经67岁，他感到自己老了，“我晚回来了10年，太迟了。”这种心态曾大大影响了他的斗志。是西德总理阿登纳恢复了他的信心。1958年9月，他俩第一次在科龙贝会面时，阿登纳指出他比戴高乐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一个人是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的，正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这些话使戴高乐摆脱了思想上的阴影。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高兴得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了。” 此后，只要有可能，阿登纳总理就在各方面支持戴高乐。戴高乐认为罗马条约忽略了法国农业的利益，在共同市场形成的第二阶段中，他坚持要把农业包括进去。他的要求遭到德国代表团的抵制。他指示法国代表团，并亲自向阿登纳总理表示：如果法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就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后，在阿登纳的帮助下，他的要求及时实现，欧共体通过了共同的农业政策。 在对待英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建立法国领导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戴高乐深深地感到，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德国已经够难的了，根本别指望能把这个领导强加于英国。所以，他坚决拒绝让英国加入欧共体。阿登纳虽然在心里感到过意不去，但还是支持了戴高乐的意见。 从他的“欧洲概念”出发，戴高乐也希望与苏联取得谅解。虽然他一贯反对的统治，反对西方国家与莫斯科进行任何交易；但他却又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不决定于意识形态。而且，这种谅解也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法国的基础上。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能使法国站到两大阵营的仲裁人地位。所以，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他也显示了鲜明的戴高乐特色。 1960年5月，巴黎最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一架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并被击落，赫鲁晓夫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否则最高级会议就告吹！ 接着，他又在有500名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破口大骂。这在西方引起一片恐慌，麦克米伦害怕引起更大的冲突，主张迁就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都倾向于同意，只有戴高乐立场坚定地表示反对。后来，赫鲁晓夫气冲冲地跑到爱丽舍宫来进行恐吓：“我知道，法国与美国的挑衅无关。但是，法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在法国领土上驻有军队。如果法国不向我们找麻烦，它是不会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的！” 戴高乐针锋相对地反驳：预言在一次冲突中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那没有用处。在我一生中已经两次看到一个发动战争并自信能够取胜的国家被打败了！“我在巴黎召开这次会议，不是讨论战争，而是为了确保和平。” 在另外一些关键性的外交场合也是如此。在维也纳的东西方最高级会议上，赫鲁晓夫的蛮不讲理使年轻的肯尼迪总统十分惊恐，担心发生严重危机，肯尼迪向戴高乐写信说打算就德国问题与苏联谈判。将军回信告诉他不要怕，只要美、英、法团结，就能防止最坏的后果。1962年10月的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爆发后，肯尼迪派国务卿艾奇逊带着他的私人信件和飞机拍的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装置的照片，赶到巴黎去向戴高乐告急。戴高乐看了信，还没看到照片就告诉艾奇逊：“如果打起仗来，我将站到你们一边。但是，仗是打不起来的。” 意味深长的是，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的第一个倡议，就是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法国。1960年3月23日，那位取代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带着他的夫人、儿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笑容满面地到了巴黎，参加了首次公开的欢迎仪式，并漫游了一些法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在两天会谈中，赫鲁晓夫要求说： 西柏林应改为自由城市，西方当局必须撤离西柏林！戴高乐却冷冰冰地告诉赫鲁晓夫：他的威胁对他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对西方军队进行任何干涉从而引起战争的话，那将完全是赫鲁晓夫的过错！最后赫鲁晓夫冷静下来，说那就等待两年再说。 通过这些外交活动，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的地位已经隐然显露。于是，戴高乐又迈出了他的长期计划的新的一步。1963年6月21日，他的政府宣布：如果发生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能使用法国在大西洋的海军部队。 这一着使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大为震惊！他们慌忙寻找对策，答应给戴高乐提供核武器的材料和技术资料，并提出了一个三国共商大计的正式提案，以便诱使戴高乐归队。但这些行动已经太晚了。戴高乐冷然笑道：法国对在外国援助下成为一个核国家不感兴趣。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24日，戴高乐飞往华盛顿参加美国国葬，并会见了肯尼迪的继任林顿·约翰逊总统，曾使约翰逊且惊且喜。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戴高乐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进程。回法国后，他立即把目光转向了美国人特别敏感的地区——中国。 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作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试探中国方面是否同意互派大使。富尔的中国之行，对制度在这个东方大国所取得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汇报，使戴高乐对那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产生了极大的敬意。后来他告诫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拥有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将会使世界各个部分都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的雄心同他们的技巧相称。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狂暴发怒是不明智的，接触只有好处。通过后来的政府之间的交往，戴高乐还对与他同时代的仅比他小三岁的那位东方巨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知音之情，只是由于死神的破坏，这两位巨人才失去了促膝谈心的机会，留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遗憾。 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年间，除了英国的特殊例外（香港问题），美国和它的盟国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戴高乐以此来说明，法国是一个有独立外交政策的世界大国，有权自行其是。同时也是有意做点事来气气华盛顿。在3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说明了他的理由——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秉着同样的宗旨，戴高乐又于3月15日访问了美国的后院墨西哥，号召法国和墨西哥进一步加强联系。当他接到邀请他归国途中顺便拜会约翰逊总统的信件时，他却提议在法国的马提尼克岛会见，使得白宫恼火地取消了这次会见。 到了1966年3月9日，戴高乐的新闻部发表了一项公报，正式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至此，法国终于走上了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中立化道路。 6. 共和国决不退却 在国际舞台上，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评价的：将军是一位伟大的演员。 他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然而，他能否成为众所欢迎的国家领袖，关键还在于他对国内事务处理是否得当。因为除了国难当头之时是例外，国内事务总比对外事务重要得多。令人扼腕的是，他在执政的后期，在对外政策方面着迷似的兴趣，削弱了他在国内的权势。他对法国在国际上的伟大富强梦寐以求，而对选民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法国本身却很少在意。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老百姓都会理解、支持他为民族最高利益所付出的努力，不会在意他是怎么做的。他忽略了不该忽略的最基本的政治真理，从而引发了1968年的政治大风暴。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忽视了法国人民的生活，忽视了社会发展。在他执政期间，法国正在赶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1967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达到2210美元——大大超过了比利时（2050）、西德（2030）、英国（1980）和荷兰（1810）。特别显著的是，从民族生命力的角度看，出生率已在迅速增长，法国长期停滞的人口数字由1946年的4 050万增长到1968年的5 000多万，到1966年，20岁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34%，人口结构正在走向年轻化。 当过教官的戴高乐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想教书的人”，非常关心教育工作。1959年3月，他把学生离校年龄从14岁提高到16岁；1963年，作为对大学预科的补充，他指令创办了“中等教育专科学校”，设置了各种因材施教的课程。这些措施使法国人口素质大大提高。1939年，全法国仅 12.2万大学生，到1968年，仅巴黎大学就有15.4万人；1969年，全法国大学生达64.3万名。人们认为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是根本不把考试当回事。戴高乐没想到的是，这是他培养起来反对自己的一支生力军。因为在西方自由意识日增的时代，不仅学生人数、学校设备、设置专业、考试标准等均成实际问题，校园里的性自由也成了一桩经常吵嚷的麻烦事。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差距”，是导致“六八风暴”的原因之一。 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也不能责备戴高乐有疏忽。第四共和国的经济包袱和政治遗产一样令人生畏。戴高乐上台的1958年，法国财政赤字达1.2万亿法郎，外债超过30亿美元，其中半数必须在一年内偿还。尽管1957年法郎贬值了20%，进口仍比出口多出75%，储备金下降到6.3亿美元，仅够偿付5个星期的进口货款。戴高乐为了对付这场危在眉睫的灾难，于1958年6月13日发行了如13年前同样成功的一次公债，收回货币3240亿法郎，交给银行黄金150吨。同时，他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行政机构费用的增加推迟了，许多商品的零售价格下降了，提高了商业税，并对奢侈品按价格征收了附加税。这样就缓减了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减少了国内消费，刺激了出口。到1959年，通货膨胀率减了一半，国民生产总值上升3%。到1962年，国家黄金和美元的储备猛增到40多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以每年4%的幅度递增。 正像学生的不满不是因为学校增多了一样，人民的不满也不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1965年戴高乐在总统换届选举中得来不易的胜利表明，国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对他的统治作风不满。据戴高乐研究专家布赖恩·克罗泽认为，戴高乐的统治作风，可以说是“专横”。这也许是戴高乐对半年换一届政府的传统“多党政治”的一种“拨乱反正”——至少他摧毁了20个人轮流当政府首脑的机会吧。戴高乐治国，不仅依赖把行政管理权交给现任总理的方式，而且依赖由干练的技术专家班子组成的爱丽舍宫内阁。事实上，爱丽舍宫的总统秘书处是一个无形的政府，一个与有形的政府平行的办事机构。秘书处成员由戴高乐亲自委任，个个大权在握。有人曾提醒戴高乐注意他正在为后来者开创危险的先例，戴高乐不屑地喊道：“得啦，我现在做的事，将来谁也没有胆量做。” 这当然会引起许多政客的不满。社会上大批成年人对现状不满助长了学生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的小组像过去的抵抗运动组织那样建立起来。这些组织虽然很小，但他们高昂的激情和狂热却可以补偿这个缺陷。1968年4月21日，巴黎大学的不同派别的学生组织之间发生了斗殴，点燃了“六八风暴”的导火索。紧接着，23日在农泰尔、25日在图卢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然后是巴黎各学校骚乱四起，各派组织相互进攻、报复。5月2日，巴黎大学宣布停课。同一天，大学里全国学联的一个办公室被大火烧毁。 这天，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和外长要去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而戴高乐，则正在思考一些如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和接待北越人与美国人来巴黎和平谈判之类的国际事务。所以都只对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等人做了些指示就没再太多过问。从5月3日起，骚乱开始升级。警察逮捕了一些学生，革命者开始撬起铺路石筑街垒，越来越多的警察和学生在冲突中受伤。到5月6日，十多个外省的省城也开始发生动乱。9日凌晨，事态严重到不得不把戴高乐从睡梦中叫醒。因为几百名防暴警察和几万名示威者冲突之后，法国总工会、民主工人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名号召在13日举行总罢工！ “五一三”是阿尔及尔军官们造反呼吁戴高乐上台的纪念日，10年后的这一天，巴黎街头出现了几十万罢工工人、学生和其他示威者。他们打着旗帜，上面写着：“10年太长了！”“工人和学生团结起来！当权者退却了，让我们把他们拉下马！”出言不逊的示威者还高喊：“把戴高乐送进档案堆！把戴高乐送进修道院！”这一天，外省一些城市也爆发了群众示威。晚上，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 这种混乱的局面，已大大伤害了戴高乐这位78岁老人的心，使他几乎想就此卸下肩上的担子，取消第二天的对罗马尼亚的国事访问。等他18日访罗归来后，混乱更愈演愈烈。学生们成群结队不分昼夜地给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们打电话，对他们进行恐吓或侮辱。大学大楼里遍地脏污；五十多万工人罢工，100个工厂被占领，火车车次减少，许多飞机停飞，邮件也无法定期传递，法国正陷入瘫痪状态。 在22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决定于24日发表广播讲话。从“六一八”起，每逢重大事件，他就借助于这件法宝，而且都很灵，如1960年的街垒，1961年将军们的抗上行动等，都是在最后关头他几句讲演力挽狂澜。但这次不灵了。这次他面对的是一大群吵吵嚷嚷的群众。他演讲时，八百多万工人罢工，几千名学生则和防暴警察打得不可开交！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将军经历了茫然、愤怒和绝望三个折磨心身的阶段后，现在是精疲力竭了。他的个性不允许他就此认输。他躺下来冷静思考，寻找法国人共同的弱点。他发现，普通法国人都对“妖魔”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心理，当然那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心理。这里头只缺少一样东西，例如一次事件或一次行动什么的，来使这种恐惧具体化。于是，戴高乐决定改变策略干脆等待，静待机会到来。根据这次危机的左倾气味，这种机会肯定是有的。 5月28日，机会来了。这天中午，左翼政治家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大陆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戴高乐在6月16日举行的全民表决中失败，他愿意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他颇为谨慎地说，孟戴斯·弗朗斯 （也是左翼） 可能会被合法地委任为临时总理，那么，就应该及早解散国会，进行总统选举；他自己则将是一个候选人。到了晚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已被驱逐出境的左派学生领袖科恩—本迪特出现在巴黎大学。这些迹象表现出：左翼想接管政权。 这一下，戴高乐知道该怎么办了。29日上午，他让秘书通知把10点举行的内阁会议推迟到第二天下午，他要回科龙贝去待24小时。独自待着，不想会客。 消息传开，一片轰动。世界报纸多半认为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并且用最黑的粗体字在头版头条宣布他们的看法。各国驻法大使馆也都震动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为法国内地担心，生怕掌握了政权。苏联评论员则宣称革命时机还没有到来，为的是使人放心。法国的消息灵通人士则煞有介事地声称美国人和俄国人已达成了一项外交谅解：美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牢固地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苏联则承认法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到了下午2点钟，又发生了第二个更耸人听闻的事件：“将军失踪了！他没有到达科龙贝”。这个晴天霹雳直震到4点钟才算了结。武装部队来电话说，总统已到了西德的巴登—巴登。 这下谣言像发疯似的到处流传起来。孟戴斯—弗朗斯和密特朗两位左翼政治家中了戴高乐的圈套。他们以为将军的出走就意味着他不会回来了，于是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并于晚上9点钟公布了一项决议，宣布孟戴斯—弗朗斯愿意代表左翼联盟出任临时总理。这无异于公开承认他们应对这场大动乱负责，也就无异于政治自杀。它标志着法国非左翼的自我毁灭。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政府的武装部队早已整装待发。突击队守卫着巴黎所有的城门，市政厅驻了一支强大的国家保安队。只要有人敢向市政厅和爱丽舍宫进军，守卫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30日中午12点25分，戴高乐回到爱丽舍宫。下午4点30分，他站在波旁宫的麦克风前，向应召前来的社会各界代表，向全法国的千家万户，发表了一位完全恢复了元气的卓越无比的领导人强硬的讲话： 作为国家和共和政权的监护人，24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可以使我维持共和国的种种可能性。我已作出了决定。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不能退职。我受到人民的委托，我要履行我的职责。 我不准备更换总理，因为他的英勇才智和团结精神值得所有人的尊敬……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他接着宣布他要推迟拟议中的公民投票。如果全体法国人民没有被那些为限制人民言论自由而早就组成的团体和一个“专搞极权主义的党派”剥夺了言论自由的话，他就要根据宪法规定进行立法选举。接着他又讲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话： 各地公民的行动必须立即组织起来。组织公民行动的目的首先必须是支持政府，其次是支持各地那些将成为或已再次成为共和国委员的省长的工作，其中包括尽可能确保人民的利益，以及随时随地防止任何颠覆活动。 法国确实已受到极权主义的独裁 （这只能是极权主义的独裁）的 威胁…… 那么，好！共和国决不退却。 这一次，将军的口才和个人魅力真的发挥了作用，当然也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发挥了作用。在波旁宫里，代表们自发地唱起了雄壮的马塞曲。 在协和广场，开始聚集了自危机爆发以来人数最多的群众。到下午6点钟人数已超过了百万，至少是最浩大的示威活动的两倍。这是一次戴高乐派显示力量的集会，也是一个过去害怕而现在有了勇气的老百姓的集会。他们中有巴黎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女，有前法属阿尔及利亚伞兵部队，有印度支那或朝鲜战场的老战士，有在北非及一战中打过仗的老兵和解放运动的战友，还有不少原来不敢明确表态的学生。此外，还有工人、非洲人，人群有如一股洪流，很快就完全淹没了巴黎的一些主要街道。 事后一些专家对将军的突然出走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戴高乐的真正动机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1940年事件的重演。因为国家和合法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他还有最后一招是他代表国家，也代表合法的政权，他到了哪里，合法的政权也到了哪里。如果他不在时爱丽舍宫遭到占领，他就可以以强大的法队作后盾，在东部边境建立政府；否则就回来粉碎革命运动。 结果都一样。他又一次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赢得了胜利。 7. 光辉的篇章 “六八风暴”虽然他赢得了最后胜利，但这事件本身却大大伤害了这位老人的自尊心，伤害了他为民族奋斗的感情。尽管他过去也并不认为国家、民族仅仅是人的总和，这次对法国人的失望却使他寒心。24日的讲演失败后，他曾愤怒地骂道：“法国人是一群牲口！真的是一群牲口！”当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也不敢作声。事件过后，他也充分认识到自己对国内事务的忽略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而且，接踵而来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8月华沙条约国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关于国际事务的宏大计划，法国在两大阵营之间充当仲裁人的设想，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成功——当时谁也无法预估法国向美国霸权挑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也使他有点心灰意冷。虽然他口里不承认，内心却已感到自己是老了，力不从心了。他已经78岁，他还得留五六年时间写第二次执政时期的回忆录；他不能容忍自己不顾自然规律的制约留恋权势，最后落个贝当元帅一样的下场。因而，他私下决定，再为国家干两件事，然后退休。 第一件事是搞好议会选举。这可以表明他的政府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拥护的。这件事他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投票者占全部选民的80%，戴高乐派得到了46%的选票，比过去增加了170万张，因而取得了压倒多数的优势。其他党派则大受挫折，失去60万张选票，左翼联盟也失去了差不多同等张数。第二轮投票后，在议会的席位分配中，戴高乐派占346席，其他党派加在一起也仅占了117席。这结果表明，他制订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和依照这个宪法产生的政体的地位是空前稳固了。 第二件事，是他正醉心的在法国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构想。他自认为这将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和个人事业中最后的光辉篇章 。 这就是戴高乐的劳资合作设想。 在戴高乐的内心深处，他始终相信的潮流将席卷全世界。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国度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产生了把法国保持在主流之内的愿望。但是这个必须是戴高乐式的。1961年底，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说了句很有征兆性的话：“我本人将给法国带来，为的是避免苏联式的和极权主义。” 七年后，他的说法还是：“我们必须谴责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它。我们必须谴责极权主义的。我们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合作。”他把明确地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列宁主义则是要把群众组织成为一个有纪律并有最终革命目标的组织，这就必须严加防范了。经过苦心研究，他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 他声称自己找到了回答马克思所提问题的答案和熄灭阶级斗争的办法，这就是“劳资结合”。在1968年6月7日接受电视台采访和9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把他的“劳资结合”解释为工人分享工厂的利润并参与企业管理。 早在1945年，戴高乐就创建了许多有工人参加的“工厂委员会”，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重新执政后，百忙中他并没有忘记这个早年的愿望。1959年1月7日，他制订了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法令，这个法令在文字上准予工人在雇用他们的公司的经营中获得一定的 （经济）利益。后来在8月9日，又公布了一个法令，筹备使原先的决定得以实施的办法。但劳资双方对这个计划都不热心，到1965年，全国二万五千多家有关公司中只有六千来家建立了委员会。 实际上，在戴高乐派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戴高乐的头两任总理德勃雷和蓬皮杜对整个计划都不热心。支持戴高乐的主要是左翼人士加比唐和路易·瓦隆。1965年，在与工厂主和工会谈判几个月之后，劳工部长起草了一个加强工厂委员会的温和的议案，尽管遭到企业主们的激烈反对，但经过128处修改之后仍获得了通过。当政府提出一个新议案，建议在税款方面对公司及他们的股东做出让步时，路易·瓦隆提出一项修正案： 责成政府制订一项补充法案，保证工人有分享不断增益的利润的权利。这项修正案也获得了通过。但企业主们惟恐这样真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而法国三大主要工会之一的工人民主联合会，则同意老板们的意见——这也构成了引发“六八风暴”的一个因素——其结果是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关闭或开工不足的企业越来越多，整个工业界笼罩着一股恐慌气氛。 这一切更坚定了戴高乐要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决心。大选获胜以后，他撤下了蓬皮杜——此人在任6年半，是四代法国人记忆中任总理职务时间最长的第一个——总理，请另一个不爱出头露面的顾夫·德姆维尔组成了他的10年总统任期内的第三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有两名部长对戴高乐的计划特别感兴趣，一个是新任司法部长加比唐，另一个是国务部长让—马塞尔·让纳内。7月份，戴高乐就委派让纳内起草详尽的改革方案了。 让纳内是个能干的国家公务员，他起草的改革方案不仅牵涉到商业和工业，法国各地区、各机关和大学，而且还牵涉到参议院的改革。在经济计划上，方案决定实行权力下放，并恢复各省由于法国革命而丧失的特殊性。法国各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都应该得到参加制订法律的权利。按戴高乐的意见，目前的法国参议院已不符合时代要求了。由于人口的变动，一些参议员代表3000人，而另一些议员代表的人数却是这个数字的100倍。同时，戴高乐还想让“从事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代表进入参议院，从而使参议院更具广泛的代表性。这也是“合作”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然而，好事多磨。让纳内主张最好在1968年的11月举行全民表决，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5月30日胜利后戴高乐所获得的威望以及戴派在大选中得到的压倒优势仍然记忆犹新，应该趁热打铁。同时，这样的大事也必须采用全民表决的方式，按戴高乐的说法是“法国人民自己必须同意进行合作，只有这样，合作才能合作得起来”。 戴高乐自己对全民表决是充满信心的。它可以显示人民对他的广泛支持并从中汲取力量：它可以使他直接与人民打交道而无须通过讨厌的代表之类的中间人；它还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变成“是”和“否”两个简单的字眼。在他当政的 10年中，他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四次全民表决。第一次是1958年表决通过新宪法，第二次是1961年表决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第三次是1962年表决阿尔及利亚独立，第四次也是1962年，是关于总统是否应由普选产生的问题。这四次表决都没让他失望。所以，第五次他也希望如此。 但在内心里，戴高乐却又有隐忧。他现在对法国人开始失望。他的打算是，他还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法国人听他的，他就坚持干到1969年79岁的生日，争取把新的社会秩序作为他留给法国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如果法国人不听他的，自甘堕落，他就退休，用另一种即写回忆录的方式为祖国效最后一次劳。他把全民表决的时间定在11月初开始辩论，1969年1月中旬最后投票。 但总理顾夫·德姆维尔希望推迟一点，好让他有时间处理紧急的教育和财政问题。11月的金融危机，则又一次打乱了表决的进程。同时，他身边的人也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怀疑和悲观情绪。他们认为，谁也不需要这个“合作”，甚至连工人也不要，因为工联主义存在的目的就在于竞争。 这些挫折动摇不了将军的决心。他劲头越来越大，他雄辩滔滔，力图用满腔热忱来感染他周围的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极权主义的，过时了的”同“不人道的资本主义”之间，必须找出一条中间的道路！他将指出这条道路是什么。 热心的加比唐敦促他加油干。他说：“我的将军，别害怕同工业家发生公开的冲突。资本家要同你斗争，越斗越好嘛，他们的反对将使民情沸腾，转而支持你的意见，你要依靠法国的左翼群众，真正的戴高乐主义就要开始了。” 1969年2月19日，部长会议决定表决将在4月27日举行。政府将在4月3日国民议会召开春季会议时向总统正式提出必要的措施。第二天，将发表改革议案全文。正式的公民投票将从4月14日开始，其中包括提供在广播电台发表赞成或反对意见的便利。 在最后时刻，一场新的社会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位老人改革社会的信心。3月11日，工会发动了一场总罢工，使全国许多地方陷入了瘫痪。部长们愁眉苦脸，要求总统立即放弃他的全部计划。接着，《费加罗报》发表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异常精确地预示出：53%的选民打算反对，只有47%的人准备投赞成票！ 结局已经非常明显，等待将军的将是一场惨败。这时候，如果将军只图使计划成功的话，他可以通过利用戴派占压倒多数的优势在议会获得通过的，没必要再搞全民表决使自己面临难堪的人民的公开拒绝。但是，将军的生性使他不做它想。3月19日，他在一份公告里说：他把公民投票当作“正交给法国人民来决定对他的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他宁愿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失败之后立即辞职，而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这种选择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这正是他一生的特色。至少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也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悲壮的。 25日，他就是怀着这种眼看着政治生命到头了的悲壮情怀，依照惯例向全体法国人发出了他的最后一次激动的呼吁：“法国女同胞们，法国男同胞们，在决定法国今后的命运方面，你们每个人所做的决定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关系重大！”接着，他把预先写好的辞职公告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交给顾夫·德姆维尔。他要总理把它放在口袋里装两天，只有在得到将军的许可之后，在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早晨的某时某刻公开发表。 形势急转直下。投票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费加罗报》民意专家的预言： 1090万票赞成，1200万票反对。百分比是：赞成票占47.58%，反对票占52.41%。晚上11点钟，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给在科龙贝的将军打电话，问公告可否发表？将军的回答是简洁的两个字：可以。 午夜，全世界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件预料中的事。将军的最后正式声明就像他的答复一样简洁： 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时。 将军骄傲地永远回到了他的平民身份。 8. 最后的愿望 将军拒绝了退休总统应该享受的年金，带着妻子回到了祖先居住的地方——科龙贝教堂村。他从国家接受的惟一的东西，就是武装部队拨给他的、坐落在巴黎布雷特尔大街的一座不大的平顶房。房屋里有间小小的办公室，挂着生丝挂毯，摆着一张红木办公桌。这里被作为他接受和处理来自世界各地信件的地方。 6月19日，即他著名的“六一八”讲话发表29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将军开始写他的 《希望回忆录》，这是他必须用尽最后的力量兴建的最后的 文字纪念碑。法国外交部一个由皮埃尔·路易·布朗领导的研究班子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这部回忆录计划为三卷，第一卷 《复兴》，写1958—1962年间的事，于1970年出版，并立即成为了畅销书。第二卷《努力》，仅完成了没有标题的两章 ，计划中是七章 ，两章写政治，两章写经济与社会，两章写外交事务，最后一章写哲学，对法国、欧洲和世界做出评价。第三卷《终点》，将写1966—1969年间的事。 然而，写作并不能排解失意的苦闷与忧伤。因为直到这时，这位老人也没有改变他的我就是法兰西！我代表正统的观念。他沉痛地决定再不参预任何与官方有联系的活动，不再同现任部长们谈论“国务”问题。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给别人留下他在幕后操纵政治的印象，除非因国家制度和重大的政治抉择引起争执，或者遇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掩护一些他不同意的行动这样一些特殊的情况。他说：“我很清楚他们会另搞一套。但他们别想借用我的名义来干这事。我已经不再继续工作了。当然一切都两样了。这将是他们的事。” 对他的离职，世界上真正满意的惟一一个人是他的爱妻伊冯娜·戴高乐夫人，因为只有这时他丈夫才真正属于她了。但在别人面前，戴高乐也偶尔流露出“满意”的心情：即离职已经“成功”。他说：“总该有结束的一天。 我也该下台了。要善于下台。你要承认，这样离职很好。我在历史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的退场，因为我把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 ‘参与管理’法国前途的问 题上来了。”听的人都附和着安慰这位不甘心的老人：“你的引退是高尚的，这同你的光荣历史是相称的。” 有时，他也这样辩解：“区域改革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最后一件事。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能写我的回忆录。对我来说，这将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惟一方式。” 但后来，他的苦闷心情常占了上风。这主要是对法国人痛感失望。他对一个晚辈说：“他们没有否决戴高乐，他们是否决了奋斗。他们选择了不再奋斗的道路，他们选择了当弱小民族的道路。我将是最后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人。既然他们已不愿进行改革，何必再让戴高乐领导法国人呢？为了日常的例行公事，他们不需要戴高乐。”他还补充说：“我发现反对我的还是那些人，即被勒令闭嘴的那帮人。”“我相信未来是不由凡人掌握的。”此后，他经常重复这么一句话：“啊！如果上帝假我岁月！” 6月份法国举行的总统大选，戴高乐还是给予了关注。为了免使竞选者蓬皮杜为难，他带着妻子离开了法国，去爱尔兰度了一个月假。6月15日，蓬皮杜以58.21%的选票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第二天，他就给新总统发出了封电报：“由于国家和个人的一切原因，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回忆录的撰写比较顺利。埋头写作之余，将军也没忘记去实现在执政期间由于政治上的禁忌而未能满足的宿愿。过去，他对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将军维持长期统治的艺术一直钦佩不已。1970年6月8日，他终于得以在马德里郊外的豹宫与佛朗哥将军共进午餐。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是访问中国。原来他是极力敦促尼克松去，现在他开始通过外交部门为自己探讨这种可能性。1970年3月2日，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致函戴高乐，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我的将军，我过去由于你本人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没有能够实现而感到遗憾。胡志明在他的遗嘱里清楚地表明，如果假以岁月，在他的祖国解放以后，他愿到各友好国家致谢。这次会见如果实现，那将是一桩非常伟大的事情，也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多么好的精神补偿！唉，死亡竟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交情。 现在还健在。你所谈论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思想，从本质上接触到这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中国人总是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这里，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在巴黎，中国大使去年11月曾向我表示，他曾三次试图获得访问你的机会。他很惊奇，作为自由法兰西老一辈人，我自己竟然没有要求去看您。 有一件大事可做，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是一件大事；对于未来，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形象，也是一桩大事。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使我国处于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这个同您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世界上只有您能够既明智又自由地完成：这就是远行中国。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我的将军，这就是我久久下不了决心对你说，最后还是决定对你说的话…… 可惜这话迟了一步。他可能早先并不知道，戴高乐将军对中国怀有良好的情感。他称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中国人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他对新中国的领导人和解放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十分赞赏。他说：“只有才具备必要的威望，使某些重大的事业得以在中国完成，也只有他的领导才能使中国从当时的不发达和无政府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 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访问中国，亲眼看看北京，看看长城，看看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再看看西安古都，然后再旅游上海、南京、广州。于是，外交部门约定，到1971年6月18日，即他“六一八”讲话31周年纪念日那天，他将在中国。 可惜，死亡再次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事情！1970年11月9日，将军由于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仅差两个星期，他就整80岁了。他死前并无任何疾病和不适现象，还像往常一样地撰写他的回忆录。 急救大夫经过简短的检查，诊断为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将军不省人事，他的面容在几分钟内变得苍白，双手也同时发白。据大夫说，将军没有痛苦，而且也不知道自己要死。 被尼克松认为“在世界第一夫人中排位很靠前”的伊冯娜·戴高乐夫人英勇地面对了这惨变。她一刻也没有失去理智，她强抑悲痛，立即着手处理那些她应该独自处理的问题，因为她的儿女没一个在身边。她要神父打电话向巴黎宣布将军之死，并通知菲利普·戴高乐。神父对巴黎的布瓦西厄将军仅说了半句“你的岳父刚刚离开我们……”就泣不成声了。 蓬皮杜总统于次日早晨8点半得悉噩耗。中午，他向全法国人民做了如下广播讲话： 男女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 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11月10日，爱丽舍宫发布了将军的遗嘱。这遗嘱写于1952年1月，16日戴高乐将军把他密封在一个信封里亲手交给了蓬皮杜，规定要在他去世后 才许启封。现在是该启封的时候了。遗嘱写道：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 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在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 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武装部队的身份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 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里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以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 ，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这个18年前的遗嘱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70年11月12日举行他的葬礼这天，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普遍规定为国丧日。各部部长和国会议员都未参加。只有几个曾任过部长、抗战时期戴高乐的战友参加了村教堂的葬礼和当地教堂墓地举行的入土仪式。同时，法国4万名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自行来到科龙贝，为他们的将军做最后的送别。 也有盛大的仪典，但是只在巴黎。11月12日上午，在科龙贝举行葬礼之前，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来自世界各地的63位现任和前国家元首及政府领导人默默地走过260英尺长的圣母院大教堂的正廊，向这位世纪的巨人沉痛地表示他们的敬意。几十万巴黎人冒着倾盆冷雨，默默地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在26年前他们的救星曾站立过的地方，肃立致哀！ 第二天，巴黎市议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这既不是表彰，也不是授勋，只是一种纪念，是一种最接近于所想象得出来的、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办法。它无声地记述了人们对这位将军的评价： 无畏、尊严、爱国、顽强、独立、坚定。他的战友和他的敌人都认为： 他是一位历史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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