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 第一章 童年多事 引　言 按照公认的评价，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1869—1948），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是一位神奇的人物，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伟大诗人泰戈尔赠送给他“圣雄”的桂冠，被印度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这种称呼甚至被虚化成为对他敬仰崇尊的标志。 他的一生，坎坷不迭，磨难不休。13岁结婚，这是印度古老风俗强加给他的“痛苦经历”，后来他又按照印度教规疯狂地强调禁欲，垂暮之年，还要与一名18岁的妙龄少女同床共枕，以考验自己的信念和培养少女的抗邪能力。他入狱十多次，常以乐观的态度宣称坐牢是一种难得的闲静。他先后十多次绝食，先是作为斗争的需要，后来则变成“自洁的措施”，逼得自己一次又一次走到生命的绝境。晚年上身，独自行走，孤独地游说印度大地，险象环生。他自幼坚持素食，一直到老，哪怕生命垂危，也不肯更改初衷。 他认为，这是虔诚的印度教徒道德自修的需要。 他不屈不挠进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的思想旗帜是他的非暴力主张。他运用这一旗帜多次组织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使无数教徒投入他的麾下。非暴力主张，在唤醒沉睡麻木已久的民众抗争意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印度独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这面旗帜，由于浸透着明显的虚玄色彩，往往又把他自己投置到空幻、迂腐可怜，甚至荒谬的境地。因此，他领导的斗争，不可能成为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惟一形式，印度的独立也绝非他组织斗争的性一结果。更可悲的是，这位执着的非暴力领袖，偏偏又为血腥的暴力所杀。 他的历史光辉，着重体现于他非凡的人格力量和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 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利益始终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并置生死于度外为之奋斗，从不知屈从于邪恶势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钢铁意志历久不衰。历史铸造了他的巨大魅力，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正是这一点，他赢得了印度人民的尊敬。 但是在甘地身上又沉浮出许多复杂多变的寻求。他的心灵，有时透明透亮，留出阔大的空间，有时又混浊不清，或者闭锁得一丝未存。他的追求，有时是直进选择，有时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他拼死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却又“对于不列颠的忠心的驱使”，而不忘效忠“英王”；他梦寐以求地苦挣印度独立，一旦独立到来，却又躲在偏僻的山村里摇着自己心爱、破旧的纺车纺纱织布，不肯与世人见面，共享普天同庆的欢喜。尤其是晚年，他的固执常常弄得他的追随者不知所措，一些信徒慢慢动摇了对他的追随，以致酿成他的同胞干脆对准他那枯瘦的胸膛扣动了枪机的惨剧。 他的传奇经历实际上就是一部书。 他的名字叫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文明古国的印度，随着旁遮普的被吞并从而宣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花费几乎一百年来征服印度的计划宣告完成。那是1849年3月。 20年后，也就是1869年10月2日，甘地在印度西海岸亚华半岛的波尔班达城即苏达玛普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呱呱坠地。 这孩子虽然来到人世间与别人没有丝毫不同，连哭声都不见得比别人洪亮，但是，他的福气相对于千万穷苦孩子来说，还算是不错的。 甘地的家族属于班尼亚种姓①，早先的祖辈以种田或从事零售商业为生。甘地的祖父乌昙昌德·甘地曾做过班达的土邦首领，当时称之为“帝万”。在任期内，他以忠于职守和才华横溢构成他的人格力量，在当地不仅具有权威，而且享有盛名是很不奇怪的事情。在波尔班达，甘地家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① 班尼亚种姓：是印度教徒第三个大种姓吠舍的一支。 甘地的父亲有六位异母兄弟。卡巴·甘地就是父亲的名字，他排行第五。 排行第六的是杜尔希达斯·甘地。他们两兄弟都曾在当地先后担任过首领。 父亲卡巴·甘地有过四次婚姻，子女成群，养有三女三男。未来的圣雄甘地就是这六个孩子中最小的。 甘地的父亲是一位豪侠之士，胸怀大度、一身正气、乐于助人、热爱宗教，同时又能廉洁奉公。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文化不高，但他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勇敢的大气性格，使他显得精明强悍。甘地后来评价他父亲时说： “他有足够的能力解决最繁琐的问题，管理好成千上万的人。”的确，卡巴·甘地对本邦的事业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人所共知。而且虽然身为首领，却因为他不谋私利的品质决定了他没有为自己集敛财产，家庭产业并不阔绰。 甘地的母亲是一位善良慈祥的普通妇女。用甘地的话说，母亲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她的圣洁。她视宗教如生命，每日必做祷告。而且，她经常按照教规训言以禁食奉行誓愿。 有一回大概是雨季太长，人们渴望阳光。母亲许愿不见太阳不进食。天公不作美整天阴雨绵绵，太阳躲在云层后面千呼万呼就是不出来，好像是有意要为这位可怜的母亲安排一场生死考验。然而她的坚强意志是惊人的，一连数天她都始终控制自己不进食物。儿女们都为母亲担心，常常站在屋檐下盼着太阳挂在天空。如果偶然一见太阳露脸，他们便欣喜若狂地奔进屋里告诉母亲。但是母亲不大轻信孩子们的话，非要放下手中活计，跑到屋外亲自来看一看。而这时恰恰太阳又神秘地钻进云层之中，她便以宽宏的胸怀安慰孩子们说：“不要紧，上帝不叫我今天吃饭！” 甘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长大。 7岁那年，甘地随父亲从波尔班达移居到拉奇科特。父亲在王府里当上法官。甘地就在那里开始了学生生涯。 甘地从小记忆力差，智力平平，只有诚实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大概还有些迟钝。在他的身上并没有出现神童的奇迹和圣人的先兆。 有一回，有一名叫齐尔斯先生的督学到学校视察，要学生们默写五个单词，以考察该校教学质量，其实都很简单，可是甘地却把其中一个“锅”字拼写错了。当时老师皱着眉头，使劲用脚尖踢他，示意他看看旁边学生的写法。甘地却不知其意，甚至以为老师提醒他不准左顾右盼、企图舞弊。结果，除甘地之外的学生都是满分，只有甘地一人没有为学校和老师争光。老师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有点“愚蠢”的学生。 课外生活平淡无味，甘地对课外读物逐渐地产生兴趣。有一次他父亲买了有关斯罗梵纳孝顺双亲的一个剧本。他读得津津有味。斯罗梵纳用带子背着双目失明的父母去朝圣的情节，给甘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心里暗暗地告诫自己：“这就是你应该效法的榜样！”还有一回，他到剧院观看一场戏剧演出，过后，他老是想着这件事，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做人不能像剧中主人公那样诚实，那样服从真理？” 甘地13岁那年，还是中学一年级学生，在他的人生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情，用他后来的话说，是“荒唐的早婚”。 印度教盛行早婚，经常是婴儿时订婚，9到10岁结婚，而且《摩奴法典》描述的理想婚姻是男人要比女人大许多。“当一个男人达到成家年龄时，如果他有30岁，他就应娶一个他喜欢的12岁的姑娘；一个24岁男子可娶一个8岁的女孩为妻。”丈夫死后年轻漂亮的寡妇要随他而死。这才是美满的婚姻。甘地同样免不了这个童婚的悲哀。所幸的是他与他那童婚的妻子同龄。 印度教徒结婚十分繁琐。为了一场婚姻，男女双方父母往往被弄得倾家荡产。购置衣饰、备办酒席，一般都要花费几个月的时光，有脸面的人家还要为酒席的花样、档次相互攀比。那时甘地的父亲和叔叔年岁都比较大了，都想在有生之年，为尚未成亲的比甘地大三岁的二哥、大一岁的堂哥以及甘地操办好这件儿女的终身大事。考虑到经济上也合算，长辈的精力又有限，于是决定三人一起结婚，省事省钱，也可造成恢宏的气氛。 童婚妻子名叫嘉斯杜白。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秉性纯朴而善良，文静而勤劳。什么事情都肯学，就是对学习文化没有兴趣，一直到老，也无太多进步，仍认字不多，信不会写、报纸读不通。两个连结婚都不知是什么的孩子突然被命运之神拉到了一起，提前走上了成年人的生活道路。甘地起先面对这个陌生的女孩子，很不自在，可是没有过多久，他便做了丈夫应该做的事，并像其他所有丈夫必须向妻子行使权威一样，他对嘉斯杜白提出了许多限制条件，监视她的行动，非经他允许，不能随意动弹。妻子在家受到丈夫管理和保护，只能呆在家中，这是法典有约。法典规定，小姑娘、青年妇女、老年妇女，虽在自己家里，决不应随己意处理事情；妇女少年时应从父，青年时从夫，夫死从子，无子从丈夫的近亲族，没有这些亲族从国王，妇女始终不应该随意自主；妇女决不要寻求脱离父亲、丈夫和儿子；因为脱离他们，她要使两家都被人轻视；因欲生子而与丈夫结合，幸福完备，值得尊重，为家庭带来光荣的妇女，简直是一个幸运女神。尽管嘉斯杜白目不识丁，又是虔诚的教徒，可是追求自由的非常强烈，她感到越是被限制，就越发要自由行动。后来，童婚夫妻常有摩擦。随着爱情的逐渐加深，两人之间在婚姻开始阶段的不愉快很快烟消云散，双双海誓山盟，百般缱绻，甘地的限制不攻自破。好在印度教社会虽然有童婚的残酷恶习，但是同时又有另外一种风俗，把无数处在童婚灾难中的少男少女拯救出来。这个风俗就是童女子的娘家总要让女儿大半时间住在娘家，不能让童婚夫妇终年累月不懂事地纠缠。嘉斯杜白的娘家也不例外。据甘地后来回忆说，他们结婚头六年，两人在一起生活总共不过三年时间。这对甘地来说，的确是一种搭救。 为了这桩婚姻，甘地的父亲险些丧命。他要从拉奇科特赶回波尔班达参加婚礼，路程120英里，坐马车要用六天，可是父亲只用三天赶路，结果，马车翻了，父亲受了重伤。在父亲的坚持下，婚礼照常举行，父亲在伤痛中看着孩子结婚，心里同样有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婚礼赞美歌唱的是尼斯雄纳歌，歌曰：“绝欲而不随心，终难持之有素。”后来无论什么时候，甘地只要唱起这支歌，或者听到别人唱这支歌，就想起父亲的伤痛，内心里就感到惭愧。 甘地因结婚成绩滑坡，休学一年，一年之后继续就读，学校当局为了弥补他的损失，让他跳了一班。但是这时的课程大部分是用英语讲授，甘地常常感到头痛，完全是对牛弹琴。几何是一门新的功课，本来吃力，加上用英语讲授，困难重重。学习梵文需要死记硬背，甘地也是力不从心。有一次，他想逃避梵文课，跑去听波斯文课去了，梵文老师很难过，便劝他道：难道你忘了你是毗湿奴①信徒父亲的儿子吗？为什么连自己的宗教文字都不学呢？如果学习有困难，就来找我嘛！ 印度教信徒们的生活有着严格的纪律性，他们禁食肉类、咖啡和美酒，抽烟也不允许。破戒者则有辱神灵，被视为罪过。他们追求的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纯真。中学阶段，拉奇科特涌现着一阵阵改革新潮。自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以来，虽然人民的反抗接连不断，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从未停止，但是，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当时一些印度知识分子开始从饮食着手思索一些问题，在新潮跃动的深处，可以感觉出印度新的生命活力。受改革思想的影响，甘地他们所在的中学许多教员打破了教规的限制，背地里染指酒肉。他们认为： “我们是一个孱弱的民族，因为我们不吃肉。英国人能够统治我们，就因为他们吃肉。”与此同时在同学们中间也开始流传着古遮拉特诗人纳玛德的一首打油诗。 诗云： 英人雄赳赳， 印人何其小； 肉食者治人， 身躯六呎高。 素食主义家庭出身的甘地胆小怕事，怕鬼怕蛇，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在朋友多次鼓动下，加上受到时代的冲击，他渐渐相信了吃肉的好处，以为吃肉能使自己身强力壮，胆识过人；以为全印度人都改为肉食，便可将英国人打倒，便可使印度获得自由。于是他与朋友一起，背着父母来到了偏僻的地方，生平第一次偷偷吃了山羊肉。第一次尝试，他对食肉并无多少好感，相反他感到膻气冲鼻，味同嚼蜡，连自己带来的面包也变得味怪难咽。他随便吃了一点就默默地走开了。这一天晚上，世袭的感情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做了一连串的噩梦，总感到山羊在他的肚子里苦苦地哀叫。 严重的心理障碍把这孩子弄得心神不宁。后来他想，吃肉不是图饥腹之欲，而是一种责任，便也又泰然起来。从此他与朋友不再提心吊胆地躲在河边树丛吃肉，而是大大方方地出入宾馆饭店，以一种正常的心态享用荤宴。 这个时候，山羊肉味道也变得鲜美好吃起来，山羊也不再在肚子里叫唤。 但是长期这样地吃喝，凭他的家庭实力开销不起。甘地想到吃肉虽然是必要的，在国内进行饮食改革，也是必要的，可是欺骗父母、向父母撒谎比不吃肉更坏。因此他决定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不能再吃肉了，无论如何要克制自己。 食肉大概的确是万恶之源。在食肉这段日子里，甘地在朋友的纵容下，曾经产生寻花问柳的邪念，行为不检点起来。甘地被朋友拉到一烟花场所，当他坐在妓女床上时，双手紧紧夹在自己的两腿之间，不知所措，脸色铁青。 妓女看到他浑身发抖，完全构成一幅偷鸡摸狗的罪犯图画，认为有辱她的人格，便很不客气地将他羞辱了一顿，使得甘地无地自容，落荒而逃。这个时期，他还养成抽烟的习惯，无钱买烟，就捡烟头，烟头捡不到，就借钱买烟。 烟瘾发作，甚至只得去偷佣人的零用钱去买烟，有一次还悄悄地从哥哥的手镯上刮下一块金子变卖后买烟来抽。抽起烟来腾云驾雾，好不快活。 幸好甘地及时地收敛起来，醒悟过来。他说：“感谢上帝的慈悲！”他毫无保留地将全部错误报告了父亲，并作了深刻的忏悔和检查。他原以为年迈多病一直卧床不起的父亲会严厉训斥甚至会打他半死，谁知父亲读完儿子的忏悔书后，老泪纵横，闭上双眼，沉思良久，一语不发，然后用迟缓的动作将纸条撕毁了。 甘地后来曾经这样写道：“那些出于慈爱的珍珠般的眼泪，涤净我的心怀，并且洗掉了我的罪恶。只有经历过这种爱的人，才能体会什么叫做父爱。 正如圣经所说—— 只有受过爱之箭伤的人，才晓得爱的力量。 对于我，这是 ‘非暴力’的一堂实物课。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一般 意义的爱，今天我才懂得这是纯粹的 ‘非暴力’。当这种‘非暴力’包括一 切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起了变化。它的力量是无限的。 “这种至高无上的饶恕，对我父亲来说，并不是生性如此的。我以为他一定会生气，斥责，并且自击其额。然而他却是那么异常的平静，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坦白的悔过的缘故。坦白悔过，加上永不再犯的诺言，如果在一个有权利接受的人的眼前陈述，实在是一种纯洁的忏悔。我知道我的悔过使父亲感到我是绝对安全的，也使他对于我增加了无限的慈爱。” 这在甘地将近80年的素食生活中，仅仅是一段小小插曲。 1885年，甘地长到16岁。这一年父亲病情加重。能请的医生都请了，能请的术士也请了，他们所有的药方、药膏和其他绝招都用过了，还是不管用。后来请来了一名英国外科医生，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动手术，但是家庭医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么大的年纪，承受不了这种手术。家庭医生的意见被采纳。身患瘘病的父亲的身体只能是一天天坏下去。 甘地经常在父亲身边服侍父亲，晚上还总是坚持为父亲按摩。追悔莫及的事情终于发生。那晚11点许，甘地的叔叔来替甘地服侍病人。甘地便十分乐意地把病人交给了叔叔而来到妻子的身边，推醒妻子从事爱欢。可是仅仅只有不到10分钟的功夫，佣人便匆匆赶来叩响了甘地的房门，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与世长辞了。甘地闻言，夺门而出，冲向父亲的房间。他感到五雷轰顶，又悲痛又惭愧，自己没有在父亲弥留之际，尽最后一份孝心，而恰在这时却与妻子缠绵温存。他认为这是他终身难以原谅的错误，是他跳到印度洋也难洗清的历史污点。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后果完全是上帝的惩罚，上帝对他纵情恣欲的惩罚。在这之后，他的儿子出生不到三四天便夭折。看来上帝是不肯轻易原谅他、宽恕他的。 这种经历，对尚未成年的甘地以重大打击，它像一颗毒钉深深地镶进了他的灵魂。甘地后来一再谴责生活，认为它与人类道德进步不一致，并以视死如归的姿态奉行禁欲，可以从这里找到他的动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开除种姓 1887年，甘地念完中学。因考虑家庭经济负担问题，他考入巴弗纳城沙玛达斯学院学医。进入这所大学，重重困难扑面而来。生活不方便还不算，更难的是教授们讲课如同聆听天书，他根本就听不懂。没等一个学期读完，甘地无可奈何卷起铺盖回到家里。他很是有些沮丧，感到前途渺茫。对于一个18岁的青年来说，思想和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愁云弥漫着家庭，大家都为甘地前途发急。 正在这个需要仙人指路的非常时期，甘地家的一位老朋友、学识渊博的婆罗门马福济·达维先生前来看望甘地一家。当达维先生了解到甘地所处的窘境后，以他三寸不烂之舌，为甘地指点迷津。他非常明确提出，时代不同了，青年人不接受高等教育，就不能干出大事，赴英国学法律是年轻人创造未来的通途。这位朋友进一步鼓动说，甘地只有接受高等教育，将来才能继承令尊的事业。如果在国内念上四五年书，毕业后充其量也只能谋取一个月薪60来卢比的职务，但是“帝万”却无论如何落不到甘地的头上。现在大学毕业的学生大都把目光瞪在这个职位上。上英国读法律，不到几年就可回来，花费也不过四五千卢比。到那时，甘地是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律师，社会地位就会明显不一样，“帝万”的职位便自然会被送上门来，何乐而不为？ 这的确是一个高明之见，它站在一个足以鸟瞰明天的历史制高点，为甘地设计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把甘地挑逗得跃跃欲试起来。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坐在一边的兄长，兄长听了达维的话，眼前也是豁然开朗，不过他比甘地显得老练，于是只得巧妙地说：“我们毗湿奴教派不应做解剖人体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与我们的教规不符。而且父亲生前也曾说过希望你能学法律当律师。” 达维先生是天生的鼓动家，听了甘地哥哥的一番话，趁热打铁说：“我倒不像你们父亲那样反对甘地学医学，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青年，要想大展拳脚，对社会、对家庭担当更重要的责任，就得学法律，就得有勇气去竞争‘帝万’这个职位。”这位朋友在离开甘地家时，还不忘叮嘱一直沉默无语 的甘地母亲一句：“我希望你们仔细考虑我的意见。我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听到的是他准备赴英国的消息！如果有困难，尽管开口好了。” 客人一走，全家人哑然无声。谁都知道，毗湿奴教派禁止其教徒航海远行。如果甘地要赴英留学，漂洋过海，这不是违背了教规吗？一旦触犯教规，就意味着缺乏信徒之心，后果极其严重。这个宗教家庭正面临着两难选择。 甘地母亲心乱如麻。她何尝不想让儿子成才成龙！但是这位以虔诚著称的母亲，面对教规与现实的理想心里充满矛盾。她不可能向教规提出挑战。 沉默一会之后，她想到一个主意，说：“叔叔现在是家中长者，我们应该先和他商量商量。如果他同意，我们再作打算不迟。” 甘地心急如焚，先坐牛车，后骑骆驼，赶了五天路，来到波尔班达见到了叔叔。叔叔知道甘地来意后，给了他一种稍有松动但又不露声色的意见。 他说：“我不知道你到英国去与我们的教规有什么冲突。我担心的是，经常遇见那些大律师，他们的生活与那些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嘴上永远叼着雪茄，他们的穿着也像英国人一样，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家族的传统背道而驰。现在我已是风烛残年，我怎么敢答应你远涉重洋？不过我不愿意阻拦你，要紧的是你母亲的意见，她同意，我也祝你一路平安！” 当时波尔班达邦有一名政务官叫里赖，他一向对甘地家族很敬重。甘地对叔叔说：“您能不能介绍我去认识一下里赖先生？” 叔叔不同意介绍，但是他又说：“不过里赖是个好人，你可以告诉他你的亲属关系，约他面谈一次，他一定会接见你、帮助你。” 甘地写了一封信给里赖先生，他约甘地到他住所见面。在楼梯上这位政务官接见了甘地，很是简单地说：“等你大学毕业后再来找我，现在我不能帮助你！”说完匆匆忙忙走了。望着他那官味十足、左右晃动的身影，甘地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大的架子！ 何必舍近求远？甘地想，不如回到家里集中精力说服母亲。眼看母亲已经动心，这时却有人告诉她，青年人到了英国就会堕落，不是吃肉就是喝酒。 母亲表示担忧。甘地拍着胸脯表示到英国绝不会干这些事情。母亲说：“我可以信任你，但是你身在异国，叫我怎能放得下心！你还是再去问一问贝恰吉·史华密先生吧！” 史华密先生与达维先生都曾是甘地家的顾问。但是现在却成了耆教僧侣了。不过这个人性格爽朗，颇有主见，处理任何事情总是干净利落，从不人云亦云，拖泥带水，也不喜欢墨守成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帮了甘地的忙。 他说：“我要这个孩子庄严地许下三个愿，就可以让他出国留学。”于是甘地便当着家人的面许下三个誓愿：第一，不喝酒；第二，不接触女人；第三，不吃肉。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也只好答应甘地的要求了。 教规难违，众怒难犯。莫德·班尼亚种姓的人至今没有一个人出国。族长在盛怒之下牵头召开了族姓会议，传唤甘地作出解释。种姓的根本性意见是，宗教禁止航海远行，到了英国如果不损害宗教，就无法生活。凡是到那里的人没有不同欧洲人同饮食的。 甘地本来面对威严的族长胆战心惊，这时却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居然敢据理力争起来：“我不认为到英国会违背了我们的宗教。我去那里的目的是求学深造。而且我自己当着母亲发誓不做你们最为害怕的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能够保障我的安全。” 族长的尊严受到了挑战，这样的事情还不多见，岂有此理。他毫无商量余地地说：“在那里要保持我们的宗教是不可能的！” 甘地也不示弱，回答道：“我出国的决心已下定！” “你难道敢违抗种姓的命令？”族长大发雷霆。 “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甘地平静地说。 于是族长拍案而起宣布他的命令：“从今天起，这孩子不再是我们种姓的人了！谁要是帮助他出国或为他送行，就得被处罚！” 甘地起身告别了大家。开除种姓虽然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现在他最关心的是出国问题。族人们反对，关键还是哥哥的态度。好在哥哥的态度一直不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哥哥四处奔波为他借债筹备盘缠，加上变卖了妻子的部分首饰，甘地终于登上了去伦敦的客船。 一登上船，甘地马上就遇到了新的难题。第一是语言不通。他很不善于用英语会话交谈，所以在船上他做到尽可能不与别人接触，尤其是英国人，他既不知他们在谈什么，也不知该说什么话。第二是饮食问题。一方面他不会使用刀叉，另一方面，他不知菜单上有什么素菜。所以他一直不敢到餐厅里吃饭，只得将饭菜叫到房子里。他的这个习惯被旅客发现了。一位好心的人便劝他说：“你的誓言必须修改，到英国你就得吃肉，英国那么冷！你可以不喝酒，但不吃肉肯定生活不了。”甘地回答说：“如果非吃肉不可，我宁肯回去。我不能因为要在那里住下去而吃肉。” 甘地到英国是与一位印度的马兹慕达律师一同前往的。按甘地自己的说法，马兹先生是一个上了年纪而饱经世故的人。船上有人劝他们住到伦敦的维多利亚旅馆，他们两人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甘地从印度带来了四封介绍信，一封是给皮·梅赫达医生，另外三封分别给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兰吉特辛吉亲王和达达巴伊·瑙罗吉。梅赫达医生接到甘地介绍信后，当晚就到旅店来看望甘地。甘地出于好奇，不经意拿起梅赫达的礼帽，在手上抚玩，没想到一下子就把帽子的绒毛弄乱了。梅先生看到这位刚满18岁还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小伙子，如此毛手毛脚、不懂规矩，便给他讲了欧洲礼节的许多禁忌。梅赫达说：“在英国与人交往有很多讲究的。第一，不要摸别人的东西；第二，第一次见面，不要像我们在印度那样问这问那；第三，与别人讲话，不要老是称人家 ‘先生’，只有仆人和属下的人才这样称呼他们的主人。” 梅赫达先生还劝甘地最好搬出旅馆，住到私人的租房去，因为旅馆很贵，对于甘地来说，可能负担不起。甘地与马兹慕达律师听从梅赫达的劝告，搬进了英国人的家里住。 远离故土，来到一个陌生处所，听不懂的语言，看不懂的街牌，与人擦肩而过时那种漠然的眼神，像是与世隔绝。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念慈祥操劳的母亲，常常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四周是一种难耐的寂静。自己像一叶扁舟被投到了汪洋大海之中，飘飘浮浮，孤孤单单，有时甚至感到自己像一种虚幻的存在。这是人之常情，有过离家远行的经历的人，大都有过这类同感。本来搬进新居渴望对苦闷的心境有所改善，然而不。母亲那苍老的身躯一直与他形影不离。每到晚上，甘地总免不了泪流满颊。他感到，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安慰他，没有什么人可以安慰他。不仅如此，他无论到哪里，做什么，都得小心翼翼，十分留神留心。加上甘地在船上用海水洗衣洗澡，而且又带着虚荣的心理使用肥皂擦洗皮肤，结果染上皮癣。梅赫达先生告诉甘地用醋酸洗癣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往往痛得甘地哭笑不得，有苦难说。这期间，他曾想到打道回府回印度算了。但是为自己的前途和家人的期望计，他终于还是坚持下来了。 这位英国新房东，因为是梅赫达医生的朋友，的确也还是有几分热情，对待甘地十分关照、体贴，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而且针对甘地初来乍到不懂英国风俗和规矩的弱点，不厌其烦地告诉他在英国应该具备的礼节礼貌素质，还有意与甘地进行交谈，让他能够尽快适应英语对话。英国朋友对甘地的帮助，使甘地确实进步不小。 但是，饮食问题仍然是困扰甘地的严重问题。 早餐一般是麦糊，这倒还勉强可以混过去。可是午餐和晚餐是正餐啊。 一餐吃不饱可以，餐餐吃不饱，天天吃不饱怎么行，何况甘地才十岁，正是胃口好的时候。甘地常常望着餐桌上摆着的蔬菜、面包、果子酱发呆。 英国人的午餐和晚餐为什么那么怪呢？为什么只将青菜用水煮一煮，却不知道放些盐和香料呢？甘地实在咽不下去，出于礼貌，他又不得不每餐吃上三两片面包，吃上几口青菜。面对这样的客人，英国主妇不知该弄些什么东西给这位本来就十分消瘦的青年吃。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开始劝甘地吃肉，应该大胆打破清规戒律。但是多次劝说，对于甘地来说，没有任何反应，立下的誓言他怎能这么轻易地就违背了呢？眼看屡劝无效，英国主人也就有点按捺不住平和的态度发火了，说：“如果你是我的弟弟，我就会送你回国。你母亲既不识字，也不了解这里情形，在她面前发的誓言有什么价值？这样的誓言在法律上也是不予承认的。你坚守这样的誓言，纯粹是一种迷信，对你没有一点益处。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这样执拗下去，你的身体就会一天天垮下去。你承认你吃过肉，而且还认为的确好吃。你在绝对不需要吃的地方倒吃了，现在到了必须吃的地方来了，你倒不吃。真是莫名其妙！” 甘地不仅不为此所遗憾，而且因为多次拒绝主人的“引诱”和劝导而沾沾自喜。主人越是要劝，他就越是固执，态度越是强硬。他认为，这是他每天祷告祈求上帝保佑的结果，才能使他没有在吃肉的问题上迷失方向、丧失立场，从而成为言而有信的人。他是对得起远在另一个天地的母亲大人了。 甘地向主人解释说：“请你把我当作一个傻瓜或固执无救的人饶了我吧。 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爱护，我知道你确实希望我好。但是我没有办法。誓言就是誓言，它像山一样不能随意移迁。”从此，那位英国房东不再向甘地提出吃肉的问题。 这位英国房东的家住在里奇蒙，离伦敦还有一段距离，一个星期至多才能到伦敦市区一两次。梅赫达医生和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觉得甘地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算是进入英国的缓冲阶段，长期住下去不利于他的学习和成长，因此动员甘地到市区去住。甘地被他们安排到西肯新敦一个英印混合血种的人家。主人是位寡妇。虽然这位精致老太太很热情地对待这位印度年轻客人，并且老是问他喜欢不喜欢她做的菜，但是甘地始终都处在一个饥饿状态。老太太的两个女儿也非常理解甘地不食肉的奇异信仰，时常为他多夹几片面包，但对于甘地的饥饿，也都无济于事。他的饥饿是他的誓言的成果。他要摆脱饥饿，必须首先战胜自己，但是，这几乎不可能。这就叫做一诺千金。 不管怎么样，甘地总算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这时还没有开始正规的学习，甘地只有读读报。这在印度是从来未有过的。每天，他至少要花一小时浏览《每日新闻》、《每日电讯》和《保尔·玛尔公报》。每天的读报，使他了解到许多新情况新事物，增长了不少知识。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想家和因饮食不适带来的愁虑。而且，一有空闲，他便有勇气到街道上去走走看看，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找到素食馆吃上一顿。 有一次，他居然无意中在法林顿发现了一家素食馆，而且还在这家馆内买到了一本宣传素食的《素食论》，作者萨尔特。这次下馆子，是甘地到英国以来吃到的最好最美最称心的第一餐。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援助”！ 从这天起，甘地着了魔似地开始了素食理论的研究，阅读了大量关于素食的著作，这一研究，使他从进食的苦恼中彻底摆脱出来。在他阅读的宣传素食的著作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霍华德·廉斯的《饮食伦理学》，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了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基督教所信奉的救世主耶稣等一大批哲学家奇特的素食经历；另一本是安娜·金世福医生的《饮食善方》，该书提倡一种以正规饮食治疗病人为基础的治疗制度，作者给病人开的药方，据说常常也是严格的素食清单。这些著作对甘地更加坚定素食主义原则给予了极大的支撑。 有一次，一位朋友处于对甘地的真诚关心，希望他放开胆量，好好地吃上一顿肉食，滋补滋补一下他那瘦弱得显得朝气不足的身子，便有意请他到比维多利亚旅馆更豪华的大饭店贺尔朋饭店吃晚饭。朋友不露声色，而甘地却十分谨慎。他的头脑中时刻都旋转着奇怪的念头，素食的弦一直绷得紧紧的。第一道菜上来的是汤。甘地不敢问朋友，便召唤侍者过来。朋友看见他这样，忙问他要干什么。甘地犹豫地告诉朋友，他想了解一下这汤是什么做的。朋友一听便大声嚷起来，指着甘地叫道：“你真是文明社会的莽汉。如果你不能克制你自己，你最好请便吧。你到别的饭店去吃你的吧，吃完了在外面等我。”甘地一听不但不恼，而且十分乐意地就出去了。附近就有一家素食店，遗憾的只是已经关门了。 甘地与那位朋友友情仍然是友情。不过，他认为朋友的严厉指责，多少有些道理。素食要坚持到底，但是不能再做一个让人讨厌的素食人。文明社会，还是要讲文明，讲文质彬彬。有辱斯文，不是有为青年所为。 甘地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环境的熏陶，使他曾萌发出要当一名绅士的浪漫追求。他花了很高的价钱买了一顶礼帽、一套晚礼服和一支手杖；还要哥哥寄了条金表链；每天都要站在镜子面前整理领结或梳理头发。其实这些讲究离英国绅士还有相当的距离，于是他又交了昂贵的学费报名进跳舞班学习交谊舞，然后又交了学费去学小提琴，再后来又请了教员讲授演讲术。据说，当时的绅士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跳舞，二是法文，三是演讲。如果现在所交学费的项目都能精通，甘地认为步入绅士行列就有指望了。他在一个想入非非的世界里构建他的前途。就在此时，他读到了一本培尔的《演说家的典范》一书，突然醒悟过来。他认为：我是学生，我应该去读书；我是直奔律师资格而来，如果缺乏真才实学和优秀品质，绅士也不过虚有其表。 越想越觉得自己已经误入歧途。因此，赶紧分别给三位教员写了信，告诉他们，他准备放弃这三个月来不切实际的追求。好在这些教员都通情达理，表示能够理解，并支持他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从此之后，甘地开始省吃俭用。每天花去哪怕一个铜板都认真地登记账目。而且，为了便于学习和深造，他告别了房东，重新租了一间既实用又清静的房子。改善了居住条件，即开始为考试作准备。首先强化训练拉丁文和法文。这两门课对于未来的律师来说很有价值，属于现代外文的必修科。他起先想考入牛津或剑桥这两所名牌大学，因学费昂贵，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 伦敦大学虽然考试难，但学费适宜，可以承受。他参加了一个私人开设的预科班，学习备考。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主要是拉丁文不及格。甘地决心继续努力，时间抓得更紧。 第二次考试顺利通过，1888年9月，甘地如愿以偿，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节俭的生活，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留学的目标，在一步步实现。这时，他的“精神感到了无限的欢乐”。 甘地在学习之余，还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他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是由于受英国当时无神论者的主要倡导者查理·布莱德雷的影响，也对无神论发生了兴趣。他还曾随几位英国名人参加布莱德雷的葬礼。1889年伦敦的码头工人举行罢工。甘地在一位印度朋友的陪同下，到红衣主教曼宁那里祝贺他对罢工者的支持。 当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素食主义。素食的研究，步步深入。他加入了英国素食协会，不久，被选为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帮助设计了素食协会徽章 ，还满腔热情地在自己的住地成立了一个素食俱乐部，并担任该俱乐部的书记。他先后为《素食主义者》杂志撰写了9篇文章 ，论述印度的习俗和饮食。 经常与当地的素食主义著名人物有来有往。这个时候，他对饮食的体验有了新的体会和收获，现在他对用开水煮熟素菜，也吃得津津有味起来。 做了委员，常要参加会议，甘地不再孤独，这倒也是非常乐意的事情。 只是甘地天生的胆怯，平时与人交谈，可以滔滔不绝，只要一到正式场合发言讲话，就变得思维迟钝、语无伦次，多半是根本不敢吭声，保持着他的原始的羞涩。会议上，讨论一些素食问题，本来他有自己的见解，就是缺乏勇气表达。有一次，他与马兹慕达先生应邀参加一个会议并要为提倡素食进行演讲。以防不测，他事先写成了一个书面发言稿。可是就是念自己写的稿子也同样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只得让马兹慕达先生代讲。他捶胸顿足，深感自己窝囊。口才是出类拔萃人才的显形标志。甘地不肯死心。他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在返回英国前夕，他邀请了一些要好的朋友到贺尔朋饭店去吃素餐。 这样的宴会往往也要伴随着随意轻松的演讲。甘地打好了演讲的腹稿，背诵起来如行云流水。可是，等到菜一上齐，甘地演讲，他站起他那干瘦的身子，只讲了一句：“先生们”，就忘了下文，方寸大乱。原本想把宴会气氛营造得浓一点，让它在喝彩、音乐、演讲的氛围中发展友谊，甘地却没有能力达到自己设计的目标。他感到脑袋嗡嗡作响，心跳得使肋骨发麻，于是只得赶紧收场说：“感谢你们，先生们，谢谢你们好意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这种害羞封闭的毛病，使他失去了许多表现自我的机会。但也使他自然而然养成了一种约束自己的思想的习惯。自己的舌头或笔头从来还没有轻易放过一句思虑不周的话。“一个很少讲话的人，他的言词很少是不经过考虑的；他会衡量每句话。”想到了这些，他又得到了一丝自我安慰。 当时在英国的印度留学生，大多数都有过童婚的经历，做了童婚的丈夫，可是在英国，这些人谁也不愿说出自己的婚姻史，这样的风俗在英国的生活中显得并不光彩。处在新的环境，大家生活在花花世界之中，时时刻刻都将面对着异性的诱惑。一些印度男生便以单身自居，过上了极不真实的生活，花天酒地，与一些英国女孩子打情骂俏，乃至鬼混。甘地受到了大家的感染，也支支吾吾地自称单身汉。虽然他沉默寡言，不显得如何英俊潇洒，聪明有钱，偏巧也有女孩子喜欢与他交往。他开始与当地的女孩子一起嬉游。有次到了避暑胜地，遇到一位好心的老太太，硬要给甘地介绍一位摩登女郎。甘地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立即给这位老太太写了封信，坦率地告诉她自己已有妻子，并且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他用他的诚实，实现了他在离家远行时向母亲许下不近女色的诺言。尽管在英国的最后一年，即1890年在朴次茅斯参加素食会议期间，对年轻美貌的女主人曾有过冲动并且差点超出界限，但是他毕竟及时悬崖勒马，自己守住了自己。按他自己的描述是：“颤抖地心慌意乱地逃回我的房间，像一只被追逐的动物逃脱追逐者。” 人们通常看见那些律师威风凛凛，口若悬河，驰骋法庭，但是这碗饭并不好吃。业精于勤荒于嬉。要想学业有成，非下苦功不行。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对法律的学习的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用心读遍了所有的课文，深入地研读了拉丁文的《罗马法》，又花了九个月时间相当艰苦地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如布罗姆的《普通法》、斯尼尔的《平衡法》、怀特和提尔的《重要案例》、威廉士和爱德华的《不动产》，以及德维著的《动产》。 同时还以极大兴趣读完了麦克的《印度教徒法》。在学习期间，他还广泛地涉猎了多种宗教书籍。“三管齐下，塑造自己”。 1891年6月10日，甘地总算完成了预定的学业，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取得了仰慕已久的律师资格；11日，伦敦高级法庭予以登记注册，次日便起程回国。他早已归心似箭，到印度半岛圆他的律师梦。 取得了律师资格，意味着前景远大，但并不意味着道路平坦，对此甘地早有思想准备。在以后的实践和人生旅途之中，能不能担负起执行律师事务的重任，他心里还无底，也不知道上帝会不会照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出师不利 甘地静静地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光波荡荡，巨浪悠悠。 想起已经到手的律师文凭，想起马上就能与家人团聚，甘地只感到兴奋不已。 船快驶进孟买港口时，突然风起云涌，海浪凶猛，浪花高飞。长列的波涛一个接一个在船后穷追不舍，咆哮着向行船扑奔而来，像是要吞噬这一艘客轮。 狂吼的风暴既没有吞掉这艘船，也没有扰乱甘地的心境。海上的风暴不可能预示着他学成回国之后的创业顺与不顺，他现在无意作这样的联想。现在他最关心的是尽快见到母亲，请她验收儿子在英国留学所作的答卷。 一声长笛。船到了。哥哥的头巾在码头的人群中晃动。 哥哥告诉他，母亲已经告别人间。这个噩耗形同晴空一声霹雳，使甘地的喜悦心情一扫而光。他悲恸欲绝。他日夜想念的母亲，万分崇拜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孩子，一切美好的想像都已经成为过去。他在英国的时候，母亲已去世。只是哥哥怕影响玄远之地的弟弟，才把这个消息瞒了下来。甘地按照印度教徒的规矩守了斋戒。 梅赫达医师与甘地一同回国，他坚持要甘地到他那里小住几天。后来这两个家庭结成了永恒的友谊。梅赫达向甘地介绍了当地很多朋友。特别是诗人赖昌德，使甘地推崇不已。从诗人身上他看到了人间追求至善至美的人格力量。他认为赖昌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大师。无限地追求至善是人类的权利，大师的桂冠正是这种权利的报酬，其余的都操纵在上帝手里。他后来回忆说，在现代人物中，只有几位文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倾倒，其中之一是这位诗人赖昌德，另两位是作家托尔斯泰和诗人泰戈尔。 甘地在哥哥的安排下，正忙于准备开业的园地。哥哥为人宽宏大量，且交游很广。他对弟弟寄予莫大希望，总希望留学归国的弟弟在政坛取得成功，飞黄腾达，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因出国提出的种姓问题又重新掀起轩然大波。种姓内分成明显的两大派，一派主张立即恢复甘地被开除了的种姓身份；另一派则认为甘地出国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无论如何不能做这样的让步。为了这事，哥哥操碎了心。甘地回到拉奇科特，就由哥哥安排到圣河里洗了澡，大摆了种姓宴席，讨好当地的长老们。虽然这时家庭费用拮据，但是哥哥认为这关系到弟弟的前途命运，不可怠慢。甘地考虑到哥哥的苦心，出于对哥哥的尊敬和孝悌，虽然心里并不很情愿，表面上也只得忍辱含垢，照哥哥的意思来做。由于哥哥极力讨好两派，又在中间作了大量有效的赎罪工作，这场风波才算平息，甘地被重新接纳种姓之内。谁都知道，如果永远被种姓拒之门外，就意味着永远没有社会地位，什么前途未来无从谈起。而且按照种姓的规矩，被种姓遗弃，朋友亲戚，甚至包括岳父母、姐姐姐夫都不能予以招待，连在亲戚家里喝一杯茶都不允许。否则，就会株连这些亲朋。 在没有恢复种姓之前，甘地的行为特别谨慎。尽管一些亲戚都愿意冒着破禁的危险来接待他，他一概都婉言谢绝。就是那些不同意他恢复种姓的偏执的人中，也有一些对他非常客气的，而且宁可在事业上帮他一些忙，在种姓的问题上却不肯作出任何承诺。甘地不抱怨任何人，也力求避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如果甘地当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带来一场更大的冲突，使自己陷入被动。恢复种姓之后，甘地回忆说，后来的结果都是由于自己的不抵抗而获得的。 年轻人满脑子异想天开的幻想，恨不得一下子就能体现出自我价值。他有时感到妻子多余，弄得夫妻关系经常有些紧张，无聊地把妻子“逼”回娘家；后来又想到对自己刚刚四岁的儿子和那几个侄儿的教育进行改革，应该以教他们体育为主业，以增强他们的体质；再后来又想对家里的喝茶喝咖啡进行改革，提倡吃麦片粥以代替茶和咖啡。 直到家庭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甘地才从想入非非之中回到现实，决心去吃法律饭，操起律师的行当。 在朋友们的劝导下，他决定先到孟买谋求发展。因为那里的高等法院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熟悉印度法律的可能。到了孟买，甘地开始挂牌营业，正式办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从这个时候起，甘地才有了当家的体验。甘地请了一个农民当厨子。可是这位农民不仅不会做饭菜，而且一天到晚弄得屋里脏兮兮的。甘地有一天对他说：“你不会做饭还情有可原，但是你总应该懂得日常的礼拜吧。”那位厨子却说：“耕犁就是我们的礼拜，铲子就是我们日常的仪式。我就是这么一个婆罗门。我是靠你的慈善过活的，不然，我早就去种地了。”于是甘地勉为其难地成了这厨子的老师，告诉他如何烧菜煮饭。不同种姓的人是不应当在一起吃饭的，但是甘地从来不在乎这样的禁忌，依然与这位厨子无拘无束地一起生活。 无人登门，甘地只得整天坐在自己冷清的办公室里研究印度的法律。他的哥哥则到处为他招揽生意。一些朋友经常向他讲一些其他律师和辩护士的精彩表现，为他树立楷模。在甘地看来，这些精彩的故事听起来激动人心，但是想起来，反而使自己感到泄气。他不敢与任何人攀附。 他的门口挂着律师的招牌，却又老是担心有案子找上门来。他总感到，如果真有案子上门，他实在没有勇气受理。他严重缺乏其他律师所具有的踌躇满志、喜欢挑战的精神状态。 就在这个时候，恰恰案子来了。 这个叫马密白的案子，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只能称得上小案子。但是虽然是小案子，有人告诉他，作为律师的他得先交一份佣金给中间人。甘地坚决拒交。中间人解释说，在这里，大名鼎鼎的律师们都照样要交佣金的。 甘地偏不信这一套，别人是别人，我甘地是甘地。结果，未付佣金，他仍然接受了这个案子。因为是第一次接受案子，他收了人家30卢比的费用。这个案子充其量仅只一天的功夫就可以了结。为了迎接对簿公案，甘地做了充分的准备。 法庭上。法官高高在上。 甘地要为被告辩护，得先向原告的见证人提出诘问。谁知他一站起身来，就浑身发抖，感到头在转，天在转，地在转，整个法庭几乎全在旋转，事先想好的问题，一下子全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先天性的胆怯心理使他惊慌失措，他望着见证人，急得满头大汗。 他干脆坐了下来，告诉代理人他无能受理这个案子了，请他去找有名的巴德尔，并把所收费用如数退还。巴德尔先生果然来了，收费51卢比，易如反掌地就了结了这件案子。甘地狼狈地从公堂里退了出来。满脸羞得通红，他还从来没有感到今天这样难受。他暗暗表示，再也不接受这些鬼案子了，除非上帝助我，又有了足够的勇气。从那天起一直到他去南非，甘地的确一直未再涉足法庭。 初出茅庐，出师不利，不仅仅只是他愿不愿再上法庭，其实就是自己愿意再试，人家也不会再去请他。在孟买闯天下的律师梦看来就破在这件小案子上了。谁还会找这样无能的人打官司呢？不可能。但是事情就是那么难以捉摸。没过几天，果然还真有人找他。原来，有一位贫苦的穆斯林，他在波尔班达的土地被没收了，请甘地为他撰写一个“状子”。 甘地只是嘴上功夫不行，但是笔头子还是较硬的，他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法律功底，写个“状子”当然不在话下。他答应了。“状子”一写出，结果出手不凡，得到同行们的高度赞扬。听到赞扬声，甘地似乎又重新建立了点自信，不过只是能写写“状子”的信心，仅此而已。 甘地曾想到，免费为人写“状子”，重塑威信刺激业务兴旺。但是那实际上不可能。他要养家糊口。靠收一点“状子”费，极为微薄，根本不能日敷其用。想来想去，觉得只有重新找一份工作，放弃律师职业。 他首先想到的是教师的职业。他总感到自己的英文程度相当不错，当个中学英语教师应该说绰绰有余。正在这时，他从报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 征聘英语教师，每日授课一小时，月薪75卢比。 甘地不假思索，立即赶去应征。 “我们需要大学毕业生！”中学校长说。 “可是我在伦敦大学参加专科考试并且及了格的，拉丁语是我第二外国语。”甘地解释道。 校长摇着头，还是坚持只要大学毕业生。运气不佳，甘地无奈，根据哥哥的建议，只得离开孟买，返回到拉奇科特。六个月的孟买生活，一事无成，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孟买留给他的是酸楚的失望。 甘地得益于哥哥的帮助，在拉奇科特又建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其业务主要是给人写写呈文状子，平均每月可以争到300卢比的收入。在孟买他坚持不给中间人回扣。但是今天不行。哥哥坚持要给办案子的辩护士一定回扣。 哥哥是这样解释的：“你要晓得，我是和另一个辩护士合伙的。我总是愿意把我们所受理的、你又能够对付的案件都分给你去办，如果你不拿回扣给我们的伙伴，你一定会使我为难。你和我有一个联合事务所，你的收入就是我们共同的收入，我自然也有一份。但是我们的伙伴呢？如果他把同一个案子交给另一个律师去办，他一定也从那个律师那里得到一笔回扣。”甘地被哥哥说服了。 事务所就这样运转起来，还算可以维持家庭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事务所还刚刚开始启动起来，谈不上有什么更多的起色，甘地却又遭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这件事由甘地的哥哥引起。哥哥被仇人指控，在担任波尔班达王公秘书和顾问的时候，犯有渎职和滥用职权的错误。这件事被告到了政治监督官那里。这位政治监督官也一向对哥哥有成见，而恰恰甘地在英国就相当熟悉他，并且结下几分交情。哥哥要甘地去说情，甘地起先不愿去。一方面他与这位政治监督官交情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另一方面甘地不愿利用交情去说情，再说，如果兄长的确在过去的工作中犯有过失，说情也没有用。但是哥哥不同意甘地的观点，他认为甘地作为弟弟，又认识这位官员，利用这个关系为兄长说句公道话，并不是要他开脱错误，而是请他不盲目怂恿那些好诬陷的小人，这是弟弟的责任。况且现在世风如此。你不走动，他说你有错误没有也有，他说你错误大小也大了，他说你坏好人也坏了。甘地说不过哥哥，推辞不了，只得硬着头皮去见那位政治监督官员。 两人一见面，这位政治监督官员先是装模作样打打招呼，仿佛的确有过一些交情，但是他马上先发制人问道：“我想你决不是到这里来滥用这个交情吧？”那眉宇间飞扬着非常鄙视的神色。 甘地只得说明来意。受哥哥之托，只不过来说明一些情况。 这位长官一听冷笑一阵，不阴不阳地说：“你哥哥是一个阴谋家，我不愿意从你这里听到什么。我没有时间，如果你的哥哥有什么意见，让他遵循正当的途径提出来。”说着他站了起来：“你现在该走了。” “但是请您听我说完。”甘地央求道。 政治监督官不由分说，马上叫来听差，令他送甘地出去。听差得到主人的指示，毫不留情地就把甘地推出外门。 甘地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回到家里，他马上就写了一个条子送去： “你侮辱了我。你通过你的听差侵犯了我。如果你不赔罪，我就要告你。” 谁知这位政治监督官也不好对付。他也马上叫随从送来一个条子。甘地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这样的话：“你对我不敬。我叫你走，你却不走。 我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我的听差送你出去。但是他要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不得不施加一点力气送你出去。你要告，悉听尊便。” 甘地非常委屈地把这一切告诉哥哥。哥哥难过一阵，也无对付的良策。 许多同行朋友知道这件事后，都感到无能为力，帮不上什么忙。正在这时，有位大律师从孟买到拉奇科特办理一件案子。甘地想方设法把此事的文件材料送给他看，想得到他的指点与政治监督官争个输赢。没想到，送信的只向甘地转告了这么一句话：“告诉甘地吧，这是许多辩护士和律师司空见惯的事。他才从英国回来，血气方刚。他还不了解英国官员。如果他打算挣一点钱，在这里平安过日子，让他把那封信撕了，忍受这个耻辱吧。他要控告这位老爷，不会有什么好处，相反，他倒会毁了自己。告诉他，他还不懂世故呢。” 甘地后来回忆：这个忠告对于他就像毒药一样苦，但是不得不吞下去。 这时的波尔班达早已受英国人管辖。英国人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话就是法律，他们在这里骄横跋扈，为非作恶，已经习以为常。就连过去认得的英国人，一旦成了自己的统治者，也会一下子撕破伪装，以一副统治者恶劣的嘴脸对待被统治者。自己的国土如今成了人家随意践踏的场所。 甘地意识到，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执业的权利都没有保障了。 他越想越气愤。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官场黑暗，天下乌鸦。就连身为印度人的行政长官，也都不知天高地厚了，经常狗仗人势，气势汹汹地对待着自己的同胞。何况那些目空一切的英国人。自己是一名律师，但是却没有能力用自己的才能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印度同胞的尊严，实在令人揪心。 正在这时，天赐良机，他接到一桩来自南非的案子。原来波尔班达一家商行在南非做生意，正在当地法院打官司，牵涉到4万英镑的得失。这件案子已经拖了很长时间，现在已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同时请了甘地前往协作。条件是商行负担来回旅费，坐头等舱的轮船。时间要超过一年，付给105英镑的报酬。 甘地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他指望在新的挑战面前锻炼自己，展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坚守尊严 甘地动身去南非时，再没有当年准备去英国留学那样的坎坷和离别的痛苦。母亲已经去世。在这里自己的事业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光环。他本来就想寻找一个新的天地、新的契机来从零做起，南非有约，应该去碰碰运气。只是由于甘地与妻子的感情越来越深，这时又有了两个孩子，他对这个家庭的眷恋之情使他多少有些依依不舍。然而，南非的吸引力却使这种离别之苦变得可以忍受。甘地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南非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困境等待着他，他天真地认为摆脱了国内的出师不利，到了远方就可以大展鸿图了。 “不到一年，我们又会在一起了”，甘地这样安慰着妻子。妻子不能在公开场合为他送行，只是在家里与甘地吻别。 甘地赶到孟买，经过一番周折，买到了轮船大副房间里空着的一个铺位，通常这个铺位是不出售的。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甘地终于在1893年5月底到达南非纳塔耳港。 船一靠拢码头，等着来接朋友的人都纷纷走上船来。从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甘地无意中发现这里的人对印度人并不怎么尊重。商行的阿布杜拉赛先生也到码头来迎接甘地。应该说，阿布杜拉赛先生称得上是富有的商人，也是有名望的人。人们同样是用一种藐视的目光和粗暴的态度对待他。这使甘地很难过。阿布杜拉赛先生却似乎已经毫不在乎了。 商行对甘地也还算照顾。把他送到商行的住所，安排了单间，与阿布杜拉赛成为隔壁邻居。 三天之后，阿布杜拉赛把他带去看杜尔班法院。他向甘地介绍了几个人，并让他坐在法律代理人的身边。庭长望了他几眼，示意他把头巾摘下来。甘地认为庭长的要求侵犯了他的自由，因此断然加以拒绝，并厌恶地瞟了一眼庭长，愤然离庭。 似乎命运不愿意久等，在南非的斗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南非的生活浓炼了甘地的道德理想，衍化出他理想化的非暴力主张的思想和实践，也改变了甘地的命运。 当时南非也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在这里种族歧视和偏见十分盛行。而早在30年前，英国政府就与印度政府达成协议，从印度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来从事种植和采矿业。久而久之，有些印度人开始做些小本生意，慢慢转为商人，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的商人也开始赶来定居经商。白人对他们的憎恨比对当地黑人更甚，他们害怕印度人勤劳节俭构成的威胁。由于印侨和劳工们的素质不一，加上信仰和种族关系又特别复杂，劳工们只知做苦工，商人们只知赚钱，似乎都在忍气吞声地求生存，对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缺乏有力、有节、有组织的斗争，所以英国人更是趾高气扬，不把印度人放在眼里。今天这里来了一个甘地，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他与别人不一样，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学，懂法律，他知道什么叫自由平等，什么是天赋人权。面对目前这样严峻的情况，他不仅要做到自己不任人宰割，而且，他感到更有责任与印侨一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和强加给印度侨胞各种的偏见。 甘地以雄辩的文笔写了一封信，描述了在法庭里发生的这件事，并从自由平等角度阐述了在法庭戴民族头饰的风俗和权利。信中措词对当局对南非法庭多少有些“不敬”。报社发表这封信后，如同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投到了表面沉静的池水，产生了一层层涟漪，南非社会不免惊骇。 南非当局对此更感头痛，将他列为“不受欢迎的来客”。印侨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有人支持，有人认为甘地多少有些冒失。但是不管怎么样，头巾风波使甘地名声大振，仿佛被“意外地做了一次广告”。 经过这次斗争，甘地在南非旅居期间，一直戴着印度头巾。不少印侨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效法。 从此，甘地逐步扩大交游范围，结识了许多各界朋友。这个时期，商行准备打官司。阿布杜拉赛决定请甘地代表他到德兰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亚完成这项任务。阿布杜拉赛为甘地买了头等火车票，让他独自前往。在送别的时候，这位印侨商人提醒甘地说：“小心点，这里不同于印度，随时都可能遇到麻烦。上帝与你同在。” 火车于晚上9点左右到达纳塔耳省马利兹堡。这里上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乘客，他一看甘地是个有色人种，马上板起脸来，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官员，不露声色，一言不发。对甘地说：“你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头等车票呀。”甘地解释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粗暴地说，“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甘地毫无惧色地说：“我也告诉你，我必须坐到目的地！” 那几个蛮横无理的人见讲不过甘地，便找来了警察。身材高大的警察一来不分青红皂白像抓小鸡一样提起甘地就往下丢，把他的行李也全部扔下车来。火车响起揶揄的汽笛声，在茫茫的夜色中开走了。留下一阵悲风陪伴着孤零零地被无情地抛在站台上的甘地。 候车室内，他静坐一夜。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外衣放在行李里，甘地本想打开行李取件外衣御寒，又怕遇到了新的麻烦和新的侮辱，只得双手抱胸，龟缩身躯抖抖索索地祈祷。 第二天早晨，甘地打了一个电报给铁路局长，抗议这种野蛮行径，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阿布杜拉赛立即去见了局长，但局长认为铁路当局这种做法是正当的，不过他签名通知各路站长保证甘地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布杜拉赛同时通知了当地的一些商人到车站来帮助甘地。他们找到甘地之后，大家都诉了一通苦。甘地遇到的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小巫见大巫，还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在南非多年，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已经数不胜数了。 果然，接下来更多的苦头还在等着远道而来的年轻律师。 坐了一段火车之后，到达查理斯城。从查理斯到约翰内斯堡需改乘马车。 麻烦再次突如其来。驿站经纪人把甘地从马车厢里拉出来，说他的票取消了。 不管甘地如何辩驳，对方都不听，因为这个经纪人把甘地看成了印度的“苦力”，认为印度苦力与白人坐在一个马车厢里是痴人做梦、不可思议的事。 于是甘地被强行安排在马车厢外的一个座位上。甘地明知道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侮辱，但是他下决心忍住了。他知道，如果提出抗议，说不定马车都坐不上，这样就会无休止地耽误行程。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 马车慢条斯理地走到了下午。小站稍息。车上的领班这时从马车厢里出来抽烟，又要强占甘地的座位。他从车头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要甘地坐在踏板上。欺人太甚！甘地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态度强硬地说：“你要我坐在你的脚下，办不到！” 手脚粗大的领班二话不说，走过来揪住甘地的衣领，使劲扇了甘地几记耳光。打得甘地眼冒金星，头昏耳鸣。打过之后，他还要把甘地拉下车去。 甘地使劲抓住马车的铜栏杆，才不至于被拉下来。车上所有乘客目睹了这一暴虐行径。其中有几个乘客看不过去了，便劝解道：“算了，别打他了。就让他坐那里吧，如果不让他坐那里，就让他进车厢里来吧！”但是这个领班仍然又拉又打又骂，甚至吓唬道：“到下一站，你看我的厉害！”马车一路颠簸，甘地一路心惊肉跳。不知下一站还会怎样，只有请上帝保佑了。 到了下一站，天已黑实。甘地看到了几个印度人向马车走来，他悬在空中的心才开始踏实一点。这几个人恰恰是奉命前来接送甘地的。甘地把这件事情通知了驿站公司的代理人。不管它有没有用，都应当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能坐守待毙。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不为这种权利作斗争，印人的命运是不可能奇迹般发生变化的。甘地感到了出征南非的责任。 到达比勒托利亚后，甘地为办案作准备。这个案子是由商业交易而引起，问题复杂，涉及到很多法律常识。实际上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聘请了最有才华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的具体任务是为律师准备原告案内和挑选一些有助于案子的事实。甘地对这个案子兴趣非常之浓，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工作做得很卖劲很出色。实际上，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是亲戚。双方虽然都想通过法庭弄个水落石出，但是双方也的确都希望快点了结这桩事情。案子本身有利于原告达达·阿布杜拉，事实极为有力，法律依据也很充分。甘地又去找了被告铁布赛，劝他找人仲裁。甘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他们二人和解。 在仲裁人面前，原告、被告各自申述案子，结果达达·阿布杜拉胜诉。但是甘地又考虑到要铁布赛一次性赔款37000英镑似乎不可能。于是他又动员达达·阿布杜拉同意分期付款。双方同意。结果二人重归于好。大家对这个案子的结果非常满意。甘地也为这次成功感到喜出望外。从这个案子中，甘地真切地体会到了按法律办事的力量所在。在他以后20年的律师生涯中，他都吸收了这次的经验，以法律为依据，尽可能在私下里解决双方的纠纷和矛盾，而且尽可能使双方和好如初。 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甘地接触了本案的律师阿·伍·贝克。贝克先生在当地享有盛名，且对宗教事业十分热心，是个虔诚的而且很有学问的基督教徒。甘地在英国留学时就对宗教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两人一见如故，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事业、共同关心的话题，使他们成为要好朋友。贝克还为甘地介绍了许多宗教界的朋友，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宗教活动，交换读书心得。浓厚的宗教气氛和朋友之间的真诚相待，使甘地感到了群体感情的珍贵。他还阅读了许多宗教经典，尤其是《圣经》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耶稣的品格令他迷恋。他对贝克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基督的高贵形象，是如此坚韧、和睦、可爱而又充满宽恕。他教导信徒当受到侮辱和打骂时，不能回击。当别人打左脸时，最好伸出右脸供打。我认为这是一个完人所树立的最好榜样。”甘地还通过对自己信仰的印度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比较研究，得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观点：任何宗教都是平等的，没有好坏与善恶的差别。 铁布赛在比勒托利亚与达达·阿布杜拉齐名，都是南非印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公众中而且很具号召力。甘地在与他的接触中发现了这个优势，因此，甘地提议，在铁布赛家里召开一个由当地所有印度人参加的集会。甘地在会上作了题为《商业上的诚实》的演讲。面对公众演讲，这是第一次。 这次演讲获得意外的成功。演讲主要就侨民在任何地方都致力于培养个人的道德，即生意上的诚实，清洁的个人习性，相互支持的勇气，团结一致，谈了自己的看法，告诉大家这种自觉和无懈可击的修养对居住在异国土地上的印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往往代表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不是慷慨激昂，而是娓娓道来。从此之后，每一段时间，印侨们就要召开一次会议，成为惯例。这次会议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夜之间，腼腆胆怯的甘地在印侨之中确立了新的地位。 案子顺利了结，甘地不想再留在南非，便开始作回国的准备。作为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股东的阿布杜拉赛坚持要为甘地饯行。就在这个时候，新的任务又向甘地招手了。 原来纳塔耳立法议会正在讨论法案，企图剥夺印度人的选举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 阿布杜拉赛告诉甘地：“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而成为法律，那就会使我们的处境极为困难。这是钉入我们的棺材的第一支钉子，它打中了我们自尊心的根蒂。” 于是参加饯别会的印侨都纷纷挽留甘地留下来。盛情难却，甘地同意再住一个月。不久，便由甘地召集，在阿布杜拉赛家里召开了一个会议，主要是决定对选举法提出反对意见。参加会议的志愿者很踊跃，印侨学生、商人几乎都到了。甘地在会上作了情况说明，并提出要电告议会议长和总理约翰·鲁宾逊。大会决定请甘地代笔草拟一个请愿书，并经印侨四处奔走征求到一万多人的签名，当地几家报纸刊登了这个请愿书，并刊发了评论。但是这个法案还是获得了通过。 印侨们更是气愤不已。他们通过这次斗争，懂得了更加团结、坚持斗争的道理。请愿书被印了一千多份，在当地广为散发。《印度时报》发了社论，表示支持请愿书提出的要求，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表示坚决支持这一行动。 在舆论的奋力支持下，印侨们建立了新的信心。 甘地原想再留一个月的打算看来是不行了。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印度朋友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起来，要求我长期住下来。”为了解决甘地 的收入和开销，当地20多个商人自愿聘请他为法律顾问，为期一年。达达·阿布杜拉把准备为甘地送行的经费拿来为甘地买了家具，办起了甘地律师事务所。这样，甘地就不得不决定暂时定居南非纳塔耳了。 甘地向纳塔耳高等法院申请律师资格。来南非之前，他曾向孟买高等法院申请获得了注册资格。但是这里的律师协会全是欧洲人，他们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种族观念的影响，一致反对同意甘地的申请。律师协会还请了当地一名最著名的律师支持他们。但是这名律师却又与阿布杜拉公司关系甚密。他悄悄约见甘地，告诉甘地只要阿布杜拉能出具品行证明，也许有指望。 果然如此，最高法院的干涉没有成功，还是通过了他的申请。 但是在注册宣誓仪式上又起风波。首席法官非要甘地摘下印度头巾才能宣誓。甘地犹豫一下还是照办了。对此一些印侨很是不理解，包括达达·阿布杜拉等有名望的人都想不通。可是，甘地向他们解释说：“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为别的，只为保存自己的力量应付更大的斗争。我不应该因为坚持戴头巾把一个战士的技能消耗殆尽。为了更大的事业，这是值得的。” 后来甘地多次谈到这件事，他颇为欣赏这次“妥协的美妙”。他认为这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这种精神是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甘地之所以同意继续住在纳塔耳，从事律师业务其实只是他的次要目的，主要目的他还是想要把在南非的印侨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因此，他经常考虑这么一个问题：斗争需要一个经常性的组织，这个组织要有号召力、战斗力。经过反复思考，他建议将这个组织的名称叫做“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1894年5月22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正式成立。 大会在阿布杜拉家成立。这天这里挤满了人，大家热情很高，情绪激昂。 会章规定，每月交五先令的人，才能入会。达达·阿布杜拉月交二英镑，甘地自愿月交一英镑，还有不少人都愿意月交10个先令。加上一些捐款，会费已不成问题。但是原来规定会费每月收一次，难度很大。甘地又是大会秘书，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他的头上。后来甘地经与大家商量，把会费改由一年交一次，免除了许多麻烦，而且交起来也踊跃。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吸取了当地印侨学生或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参加，由此印度人教育协会也宣告成立。 协会成为一个辩论场所，会员定期前来宣读各种问题的论文。 在这期间，甘地先后写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个英国人呼吁》；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这两本小册子当时在南非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为组织赢得了很多支持者和同情者，争取到了许多朋友，并且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支持，也为大会提出了行动路线。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虽然只吸收了华侨学生和知识阶层的人员入会，但是大会明确提出了要为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服务。 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泰米尔人，手持头巾，张着两个门牙被打落的嘴，直流鲜血，站在年轻的律师甘地面前。甘地看到这种惨像后，极为同情，劝他缠起头巾，像平等地位的人一样挺直腰杆。这个受到侮辱的访问者名叫巴拉桑达拉姆。他在德班一个欧洲人家中当契约工人。他的主人无端痛打了这名无依无靠的苦工。甘地请来了医生开了受伤证明书，然后领着这个受伤的人去见县长。在县长的支持下，使这名工人离开了他的雇主，转到另一个雇主手中。甘地解救了一名契约工人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苦工都把甘地视为朋友，他们从这件事情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认为甘地是他们的靠山，为他们带来了希望。 就在巴拉桑达拉姆事件之后，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当时纳塔耳政府推出一项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年税25英镑的决议。甘地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做出反映。他把这件事提到大会讨论，大会当即决定要组织必要的反抗。 当地政府为了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意，还派员前往印度交涉。正当甘地领导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组织反抗之时，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却表示不同意征收 25英镑但却同意征收3英镑人头税。这个态度使甘地以及印度侨民很失望。甘地认为，纳塔耳政府这样做，是对印度侨民的一种新的欺压办法。总督接受3英镑的人头税，完全没有顾及到印度人的利益。试想，如果一家四口，夫妻二人加上两个孩子，每年得交12英镑，而做父亲的在那里每月只有14个先令的收入，就是3英镑的人头税也同样是非常残酷的。因此，尽管印度总督与纳塔耳政府达成协议，甘地仍然没有放弃斗争。他决定直到人头税取消为止。这场斗争后来成了流血事件，当局向契约工人们开了枪，一些人因此丧了命，一万多人还受到监禁。就是这样，斗争实际上还是没有停止。20年后，3英镑的人头税终被迫取消。应该说，这是广大印侨共同斗争所取得的最后胜利。 斗转星移，甘地已在南非侨居三年。他与这里的印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这里印侨离不开他、需要他。在遥远陌生而又不友善的土地上，甘地经历了苦难，在恐惧中得到了磨练。他心灵中闭合的花蕾已经完全绽开了。他干脆做了决定，把家搬到南非，准备久住此地了。 1896年，甘地告假回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重返南非 甘地按照计划，只在国内待上半年，乃携带妻儿一起重返南非。 在南非，他广泛接触了基督教徒。为了更加有效地与穆斯林保持密切联系，他决心利用24天的航程在船上抓紧学习乌尔都文和泰米尔文。他在船上找到了一位会乌尔都文的老师，虚心地学了起来。船上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他的学习成绩他自己较为满意。回到印度，他没有在孟买住几天，就直接回到拉奇科特。他要在家里着手写一本有关南非形势的小册子。后来这本被称为绿皮书的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总算完成。这本书客观地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被歧视的悲惨景象。书一出版，印度《先驱报》首先发表了社论，加以评介。接着路透社摘要播发并由总社播发到南非纳塔耳。 在家中，他了解到孟买一带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瘟疫流行。这种疾病的流行，使得广大人民感到终日惶惶不安，如果发展下去，流传开来，还会影响到拉奇科特，甚至全国。甘地很快就向当局提出申请，自愿参加防疫工作。他与防疫委员会成员一起，走巷串户，检查卫生，尤其是检查厕所。在需要检查不可接触者①的地区时，只有甘地一人敢于前往，其余的人总是以各种理由躲得远远的。 ① 不可接触者：按照《摩奴法典》划分的最低贱的阶层，被称之为“不可接触者”或“残民”。 这段时间，甘地到处宣传他在南非所见所闻，他要把所见到的南非对印度人的偏见和歧视告诉所有的人。为了获得社会的支持，唤起民众对南非印度人的声援，他专程赶往孟买，拜见那些名门望族。费罗泽夏·梅赫达当时在孟买声名赫赫，有“孟买之狮”、“本省无冕之王”之称。他热情地接待了甘地，并特意为甘地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甘地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 费罗泽夏·梅赫达很喜欢甘地的这次演讲，甘地觉得无上快乐。甘地趁这个机会动员一些名士到南非工作，但是没有成功。很多人反倒劝甘地再也不要去南非那个鬼地方了，以免再次遇到暴力灾变和弥天暴戾。 “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决不鼓励任何像你这样的人去和你一起牺牲。”很多人都这么回答他。 但是甘地觉得，一个爱国者无论如何都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劝别人不动，但是甘地本人也不会被别人轻易劝动。他一直把《纪达经》中的几句话当作座右铭：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彷徨无所。 随后甘地又到马德拉斯进行了一次演讲，受到狂热般的欢迎。这是因为巴拉桑达拉姆事件激发了听众的情感。他带去的那本名叫《绿皮书》的小册子第二版，在这里抢购一空。这种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里，甘地还接触了《马德拉晚报》、《印度教徒报》的负责人，他们都对甘地的行为深表同情和支持。 在国内期间，甘地还拜会了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罗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物对甘地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与提拉克会晤之后，甘地又去拜见了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 正当甘地在国内积极为南非斗争呼吁的时候，南非发来电报，催甘地“速归”。那里的印度侨民急切地盼着他去继续领导他们。这年12月，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寡姐的儿子乘船再次向南非进发。 这次乘的船是直达纳塔耳的，整个航程只要18天。谁都没有想到，在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他们遇到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船仍在行进，爆裂声和巨浪声响个不停，使人毛骨悚然，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船在杜尔班港口抛了锚。 也许真是上帝的安排。这一锚抛下水去，麻烦立即就从天而降。船被勒令隔离五天，理由是孟买还在闹瘟疫，而瘟疫病菌最长生存期为23天。这还不算。杜尔班的白人听说甘地也在船上，每天都在港口举行大会，用一些威胁的言辞吓唬甘地，企图要把这条船打回印度去。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没有被港口的骚动吓倒。他们仍然派人到港口迎接甘地一行；甚至有人答应以赔偿公司的损失为条件阻止船靠岸，但公司不听这一套，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让船靠码头、乘客登岸。公司人员在岸上与船上的甘地保持着密切联系。 23天期满，船获准入港，乘客准许上岸。船长艾斯坎比先生告诉甘地，最好是黄昏时候上岸，因为岸上的白种人对他发表《绿皮书》非常恼火，白天上岸恐有危险。但是不到半小时，公司的律师劳顿先生上了船，他希望带甘地一家现在就走。甘地同意。为了保证安全，劳顿先生安排甘地夫人及孩子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去，他与甘地徒步跟在后面。 刚一上岸，甘地就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来。他们一边恶毒地喊着甘地的名字，一边一窝蜂似地围追过来。劳顿先生怕甘地吃亏，赶紧叫了一辆人力车。未等上车，那些青年掀开劳顿，疯狂地用石头、砖头、臭蛋向甘地投掷，还有人抢走了甘地头上的头巾，并打的打，踢的踢。甘地被打昏过去。这时人越来越多，死活都不肯放过甘地。他刚醒过来抓住一根栏杆想站起来，又被一阵粗暴的乱打打倒在地。这时恰好有个认得甘地的警官妻子路过此地，见到这种情景，打开手中的雨伞，站在人群与接近死亡的甘地之间，加以阻挡，暴行才算停止。这时警察也赶到了。甘地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警察立即把他送到罗斯敦济家里。然而暴徒们仍不肯罢休，很快又把罗家围了起来，高喊要吊死甘地。警察只好让甘地穿上警察制服悄悄离开此地。 事情过后，很多人都动员甘地向法院控告那些歹徒。一些报馆也纷纷派记者采访。甘地总是表示自己的原则是不泄私愤，因此不打算控告任何人。 他认为控告那些青年人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是轻信了别人的挑唆，以为甘地这次回印度发表了许多对南非白人不恭的话，伤害了纳塔耳白人的名誉，但是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到了那时，这些人会自惭形秽。甘地把自己的这个态度写成了书面声明，交报馆发表。三四天之后，甘地安顿好家，开始投入工作。甘地的宽宏大量显示为一种仁义和刚强，提高了甘地的地位和印侨组织的声誉。那些暴徒同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谴责。 甘地本来已有两个儿子，到了南非又增加两个。他实在不想再有孩子了。 按照印度教规所定，男女之情只能为生儿育女而起，否则就是亵渎神灵。这时他产生“禁欲”的想法。但是青年律师也承认，在下定决心禁欲之后，也还多次出现过反复，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还有过几次失败”，尽管与妻子是分床而卧。甘地认为这大概与自己的意志薄弱相关，缺乏信心。一直到1906年甘地才正式立下誓言。向妻子通报了自己的誓言后，妻子表示理解并完全赞成。从此，甘地要么绝食，要么节食，要么只吃一点新鲜水果和坚果，以保证禁欲誓言的彻底奉行。 但是誓言为誓言，困难为困难。人都是有感情的，讲感情时难免有冲动。 其实这也是圣贤常情。甘地后来认识到单靠人力自身的控制难以达到真正禁欲境界，只有以上帝的名义和他的恩赐才是立志禁欲者最后的源泉。 《薄伽 梵歌》的谆谆训教，实际上成了甘地超越苦难的方舟。他很相信《薄伽梵歌》这么几句话： 色之于味，如影随形； 色离绝欲之人，味绝深道之士。 甘地在一封著名的《致在印度的每一位英国人》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为了帝国的事业，我冒了四次生命危险，一次是波尔战争，当时我领导野战救护队，该队的工作，布勒将的电报曾提到。一次是纳塔耳的朱鲁人反抗，当时我又领导同样的一支救护队，由于努力进行训练工作，结果患了严重的肋膜炎。最后，为了履行我在德里军事会议上对蔡姆斯福爵士的诺言，我在赫达地区积极投入募兵工作，作了漫长而艰苦的行军，结果患了几乎不治的痢疾。当我从事这一切工作时，我是相信这样的行动必然使我的国家在帝国中获得平等的地位。” 现在是1899年。10月10日，波尔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从1899年打到1902年。这是一场由英国的南非殖民当局与荷兰垦殖者之间发生的战争。荷兰垦殖者在南非组织特兰瓦奥伦治自由邦，但英国当局拒绝承认他们的独立自主，经过长期血腥的战争后，荷兰人的土地被并入南非联邦。实际上，这场战争是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但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理由却声称是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虐待歧视南非境内的印度人。 甘地起先本来是完全同情波尔人的。但是由于听信了英国人的宣传，加上他对于不列颠统治的忠心却又驱使自己在战争中偏向英国人一边。 甘地发动招募了1100多人，成立了战时救护队。经过紧张的医护训练，所有参加的人都取得了医务工作的证件。参加救护队的成员全都是南非印度人，将近300人是印度自由人，其他均为契约工人。当甘地正式申请上前线时，政府并不在乎。直到战争打到最艰苦阶段，英国人感到了波尔人的压力，才接受了甘地的请求。救护队始终在前线工作，在战地救护伤员，每天行军都在20到25英里以上，而且还要抬着担架。在他们救护的伤兵中还包括英军的伍盖特将军。救护队在前线工作六个星期便宣告解散。他们在前线的出色表现和英勇行为得到了社会高度评价，当地报纸发表了赞扬他们的诗歌，称“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布勒将军还为救护队40名队长颁发了作战勋章 。 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南非印侨团结更紧，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信德人之间兄弟般感情进一步加深，觉悟也有一定提高，由此侨团组织更加成熟完善，为他们后来领导群众斗争创造和积累了新的经验。这是甘地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救护队解散之后，甘地应国内朋友的邀请，于1901年12月告别了旅居六年的南非，携眷返回印度，并赴加尔各答参加了第十七届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会上他提出的有关南非印侨的议案获得通过。 在印度期间，甘地的二儿子曼尼拉尔患了严重的伤寒病，并导致肺炎。 全家都为这个孩子的生命着急。医生请来了，治疗无多大效果。医生劝道，孩子不能坚持素食了。但是甘地认为，如果让孩子改吃肉食，这是对自己信仰的挑战。对也好，错也好，甘地的儿子不管怎样都不能因一时有病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当时孩子体温升至摄氏40度。甘地曾从南非一位德国人开的素食馆里学到一种水疗法，建议试一试。经过医生允许后，他便开始按照土办法将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三分钟，接连三天只给他掺水的桔子汁喝。晚上，孩子的烧并未退下来。甘地又将一条被单用水泡湿，然后紧紧地裹着儿子，再加两床干毛毯，严严实实盖在上面，头上也用一条湿毛巾蒙着。孩子的生命之线现在操在上帝手中了。甘地这么想。 因为太疲劳，甘地把孩子交给妻子守护，自己便到室外透透空气，祈祷苍天。回来时孩子居然清醒了，出了一身汗，烧也退了下来。据说，这孩子后来是几个孩子中身体最好的。这是上帝的恩典，还是水疗法的作用，甘地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去推测。 若干年后，他自己患有头痛和便秘的毛病，投医问药不见效果，他又一次尝试着用水疗法为自己治病。可是这次上帝没有关照他，效果同样不明显。 于是他又使用了一种土方子：土疗法。所谓土疗法，就是用水掺和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觉时系，醒来时收。果然还灵验。加上他又曾读过一本 《重归自然》的书，从此对水疗和土疗治病法深信 不疑。这两种方法成了甘地一家治病的最常用的方法。 甘地回印度刚刚一年，才安居下来，突然有一天又意外收到了来自南非的邀请书。他离开南非时曾说过，只要南非侨团用得着，他可以随喊随到。 安顿好妻儿，34岁的甘地再次启程前往南非。 这次去南非，一些印度青年要求同甘地一同前往。他们在国内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想到南非谋求一番事业，而甘地恰恰也需要助手。其中包括了后来成为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成员、甘地侄儿摩干拉尔·甘地。 甘地再次离开妻儿，一去就是12个年头。 出发前，甘地的长兄神态失常，一提起甘地要走，就泪流满面，像有一种诀别预兆笼罩在心头，他实在不想再让甘地远离故乡了。于是他劝甘地现在应该到了多为家庭负责任的时候了。甘地说服不了兄长。为此其兄几个月都不愿与甘地通信。甘地深感不安。然而这并不影响甘地对兄长的敬爱，相反他认为这种敬爱是纯洁伟大的。几个月后，兄长还是谅解了甘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青年领袖 南非印度侨团的意外召唤，说明在那里有着重要的使命等着这位事实上经成为侨团首领的甘地。 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近期要访问南非。印侨们觉得这是一个极好机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向张伯伦提出要求，为在南非的侨民争取应得的合法的权益。 甘地一到南非的德班，就立即着手准备备忘录，以便尽快递送到张伯伦手里。然而初次与张伯伦的会晤，甘地却大失所望。张伯伦来到南非，只在乎争取英人和波尔人对英国政府的民心，而把印度侨民一点也不放在眼里。 “你知道，”张伯伦对甘地说：“英国政府对自治领土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甘地感到，张伯伦是个老辣的政客，他的态度虽然带有文雅而坦率的一面，但是他的话里分明表现出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国家实行强权政治不可动摇的一面。已经成熟并拥有了斗争经验的甘地偏偏不信你那个邪。张伯伦即往德兰士瓦访问。甘地也就通过朋友弄到许可证迅速赶到那里为当地的印侨准备备忘录。这里的亚洲人事务部以为甘地没有获得许可证，按照政府颁布的维持和平法令，密谋准备拘捕甘地。但是官员们一了解，才知道甘地是持许可证而来的。于是他们又采取其他方法设法阻止甘地与张伯伦见面，便提出要当地侨团提供代表团代表名单。甘地与另一位印侨领袖铁布赛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负责人。那位长官态度极其恶劣地对甘地说：“你不知道你无权到这里来吗？你所得到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特地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你走吧！”说完，便把甘地赶了出来。 随后亚洲人事务部向印侨团寄来一封信，明确要求把甘地名字从印度代表团名单中除掉。甘地经过再三考虑，为了不致影响印度人的请愿活动，便劝侨团领袖同意找乔治·戈夫莱律师来代替甘地率领代表团前去请愿。 侨团有人为此埋怨甘地，认为当初印度人不应帮助英国人打赢波尔战争。但甘地却有另外的想法。他认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为印度人甚至整个亚洲人壮胆服务，打掉亚洲人事务部那帮官员的嚣张气焰。事务所经过注册成立后，甘地马上着手收集亚洲人事务部两个官员在当地敲诈勒索的罪证并向法院控告他们的罪行。由于陪审团的开脱，法院虽然没能判处他们有罪，但是当地政府深深感到甘地及其侨团不好惹，将两人革职。 从1903年起，甘地开始与通神学人士有了友好往来，经常与朋友诵读《瑜伽经》、 《瑜伽论》、《瑜伽修多罗》、《古兰经》、《圣经》。《薄伽梵 歌》对他更有吸引力。他几乎每天都背诵其中一两首。而且把几首《薄伽梵歌》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随时诵背。他把《薄伽梵歌》作为行为准则。这段时间，甘地也同欧洲人有了密切的交往。他的思想和行为“按照神灵的指示”，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所有接触的欧洲人中间，他最推荐的是史丽丝小姐。她是甘地的速记员。刚来时才17岁。甘地后来回忆与她的交往时评价说她：“其品格像水晶一样莹洁，其胆识可以使战士失色。”在进行非暴力斗争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狱，多亏她继续领导了这个运动。 1904年，马丹吉特先生与甘地一起共同创办《印度舆论》周刊，开办了一所印刷厂。刊物由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任主编，甘地负责经营。事实上，刊物的总负责人是甘地。甘地为刊物付出了很大心血。从创办起，每期几乎都有甘地的文章 ，宣传他的主张，宣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在印侨中间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印侨亲密的伙伴。 这段时间，甘地无意中读到了英国哲学家约翰·鲁斯金的著作 《给那后 来的》。书中三个观点对他启发很大。这三个观点是：1.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2.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价值，因为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有的权利；3.劳动的生活，即种地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甘地打算把这些原则付诸行动。他准备开辟一个农场。在那里每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无论属于什么人种肤色和国籍，每月一律支取三英镑生活费。《印度舆论》周刊也将搬到农场去办，印刷所也同样如此。这个想法得到很多人支持，很快就筹集到1000英镑资金，一个星期便买下了20英亩土地。这里有一股清幽的泉水，有遍山的果林，离杜尔班只有二4英里，离火车站只有2英里，生活交通都极为方便。这个农场取名叫凤凰村。 到凤凰村建立，甘地已到南非又是一年，原来答应妻子一年内回去。现在各方面事业正处在鼎盛时期，要回国成为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把妻、儿接到南非。妻、儿在船上发生了一点意外。八岁的三儿子因与船长玩耍折断胳膊。一到家，甘地不请医生，坚持用土疗和水疗为儿治伤，居然痊愈。凤凰村很快发展成小村庄，逐渐兴旺起来，不少人在这里定居，开始繁殖。对待孩子们的教育，甘地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虽然他很想为孩子亲自上文化课，但由于事务繁忙，实在做不到，孩子们对此也颇有埋怨情绪。他所做到的就是叫孩子们参加推磨、扫地一类的劳动，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品德；每天带他们往返四五里地到事务所，锻炼他们的体魄；每天与他们一起读《薄伽梵歌》，以完善他们的信仰；每天用古遮拉特语与他们谈话，以培养他们不忘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长大好为祖国服务。 又过一年，即1906年4月，南非发生朱鲁人“叛乱”。南非联邦纳塔耳省的朱鲁人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时，曾组成独立的政府。后英国人提出最后通牒，叫他们放弃主权，朱鲁人英勇地进行抵抗，于是便在1879年爆发了野蛮的朱鲁战争，结果是朱鲁地区被兼并。这次所谓“叛乱”，实际上只是长期散居在遥远山岭和夹谷之间的朱鲁人的抗税行动。 甘地与朱鲁人没有发生矛盾，朱鲁人也没有伤害过印度人。甘地开始对“叛乱”存有怀疑，但是想到不列颠帝国利益的存在，便主动向纳塔耳省总 督提出申请，准备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这个建议很快被批准。甘地很快招募到24人开赴骚动地区。他们的救护队被安排照护朱鲁人。因为白种人不愿意为受伤的朱鲁人作救护工作。这些受伤的朱鲁人并不是在战场上挂的彩，而是被英军抓获后鞭笞的。他们得到印度救护队的护理，如天赐福。印度救护队把自己对朱鲁人的同情全部转化成为细心的照看。甘地认为，这次救护队总算没有白成立，通过救护那些可怜的朱鲁人，他的良心得到了安慰，同时也从朱鲁人的斗争中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非暴力抵抗运动，是在这个运动名称诞生之前就存在了。甘地开始曾试图用“消极抵抗”来概括这一运动，后来感到这样的表述似乎过于狭窄，不能充分表达其中丰富而真正性质的内涵，而且在古遮拉特文中，它还被当作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还可能成为暴力。甘地苦思多日不得其恰当的名称，只得在《印度舆论》刊物上发了一个征名启示。结果甘地的侄儿摩干拉尔·甘地提供的“萨达格拉哈”得了奖。“萨达”意为真理，“格拉哈”意为实力。后来甘地根据这个意思将其改为“萨提亚格拉哈”。“萨提亚格拉哈”在古遮拉特文中意思是坚持真理，具体地说，也就是“由真理与爱及非暴力所产生的力量”。甘地认为“坚持真理是强者的灵魂力量，弱者是不能使用的，既然如此，不论有无武器，都将遵循这种原则”。为坚持真理而采取特别方式进行斗争，这便是甘地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要素。这一运动实际是甘地在南非生活的历史，也是他体验真理的历史。后来他经过深思熟虑，撰写了《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一书，充分阐明了他的观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制定了一项亚细亚法案草案。法案规定凡年满八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如不登记，将处以10o英镑罚款或三个月拘役甚至驱逐出境。 甘地一看到这个草案，即感到问题的严重。这分明是要彻底毁掉印侨的利益，把印侨逼到绝路，以至将印侨伺机赶出南非。甘地当即召集了印侨首领会议，商量对策，会议决定向当地政府请愿。9月11日甘地等又在约翰内斯堡犹太帝国剧院召集印侨大会，与会人数达三千多。甘地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号召大家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反抗到底，绝不能容忍这种“套狗的项圈”，更不能屈从于这一歧视性行为。大会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表明印侨宁可牺牲，也不屈服的决心。但是印侨的反对仍然无济于事，这个法案当然还是通过了。 针对这一情况，甘地建议应立即组织代表团到伦敦去向英国政府请愿，通过英国政府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以取消这一法案。 11月20日，甘地一行到达伦敦。在伦敦活动了六个星期。他们的努力得到英国舆论界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国大党元老、82岁高龄的达达拜·瑙罗吉等的支持和同情。在他返回南非途中，英国殖民大臣即已宣布，法规暂缓执行，附属法规也暂缓实施。可是到了1907年3月，德兰士瓦国会又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其内容与亚细亚法案大同小异。而且法案要求印侨应于当年7月31日前往警察局登记。 斗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斗争，甘地主持成立了“非暴力抵抗协会”，领导这场斗争。协会在甘地的率领下，多次举行集会，挨户游说，号召大家不要前往登记。当时南非华侨也与印侨一起参加了这场斗争。根据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原则，甘地希望不参加登记的侨民不要与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如遇逮捕则欣然就范。 离登记期限只有最后一天。政府在比勒托利亚举行印侨群众大会。与会人员达一万三千多人。政府官员在会上讲话动员大家尽快登记，甘地作为翻译一边翻译官员讲话，一边又发表自己的观点，意思是如果此法一旦实行，我们的利益将无保障。结果，同意登记的印侨仍然寥寥无几。不久甘地等24名印侨领导人被传讯。甘地要求法庭对自己予以重判，法庭果然判他二个月徒刑。1908年1月10日执行这一天，许多印侨举行抗议游行，被警察驱赶，多人受伤。接着又有非暴力抵抗运动领导及成员入狱，入狱人数达155人。 甘地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这段铁窗生活，在监狱里，他拼命地阅读托尔斯泰、鲁斯金等人的著作，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社会改良思想中吸收营养。这段时间，南非、印度、英国对南非关押非暴力抵抗运动者的抗议越来越盛。当局屈于压力，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不得不前往监狱与甘地谈判。经过谈判，双方作了让步，甘地同意号召登记，而史末资同意修改法案。 甘地召开集会，动员印侨登记，引起不少印侨怀疑与不满。一个帕西族印侨上前质问他：“当初动员我们不登记的是你，现在动员我们去登记的又是你，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你呢？” 甘地耐心解释说：“如果为了服从这个法案，就是签一个字也是罪孽，更别说按手印。现在情况不同了。正如行礼，假如你强迫我向你行礼，我照办了，那等于当众羞辱自己，但如果我出于自愿，让我以同等的资格向你行礼，那就是表现我的风度与人情。”他的这个观点显然使一些印侨无法接受。 但是甘地决心已定，他坚持要第一个领到登记证。就在他快到登记之处时，冷不防被他的同胞痛打一顿。然而甘地没有动摇。在甘地的带领下，已有八千多人前去登记。 就在登记之后，当地政府背信弃义。史末资将军发表一个声明，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承诺。甘地曾经说过，信仰非暴力抵抗的人，随时都要准备被欺骗。这是他的深切体会。甘地不甘失败，多次与政府交涉，未果，于是在1908年8月16日，甘地再次组织盛大群众大会，动员领到登记证的人员交出证件，并当众投入火中。顿时，二千多张登记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这时史末资将军再次约见甘地谈判，破裂后，政府对非暴力抵抗者又一次进行镇压，甘地等一百五十多名非暴力抵抗运动者被捕。一个多月后甘地出狱。当他前往德兰士瓦时，当地警察局要查验他的注册证，甘地不从，又一次被投入监狱，被关押三个月。直到1909年5月24日才出狱。该年6月，史末资一行前往英国伦敦寻求支援，甘地等人立即组织代表团前往伦敦请愿。这次到伦敦虽然没有任何收获，但是甘地在理智与道德上得到了很大促进，在他的脑海中原有的潜在力量更加活跃。在回南非的船上甘地奋笔写下一部三万字的书稿《印度自治》。这本书充分论述了甘地坚持真理以及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思想和实践。它后来成为印度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思想武器，受到印度人民和民族的高度重视。 经过这场暴风雨般的斗争之后，甘地继续从事他的律师事务工作。他的名字已在南非和印度大地广为传开。1910年5月30日，甘地的一位德国籍好友卡伦巴赫将约翰内斯堡附近的 1100英亩的农场无偿地捐献给非暴力抵抗者。甘地在此建立了“托尔斯泰新村”。他想按照托翁的思想，建立一个没有暴力、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王国。新村建立后，非暴力抵抗者陆续搬进新村居住。托尔斯泰新村是一个大家庭。甘地就是那一家之主。从1910年起，甘地自愿停止了他年薪6000英镑的律师业务，每月只领3英镑的生活费，全部积蓄也都用于公益事业。新村实际上也是非暴力抵抗者的庇护所。有一次甘地听说新村里开始出现堕落行为，他便以绝食加以警告。到1913年，非暴力抵抗运动者陆续从监狱里出来后，甘地动员大家慢慢地又搬到凤凰村生活。 1913年，甘地本想回印度，但还来不及启程，南非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一对印度夫妇来到南非，但是当局不准其妻登岸，理由是印度婚姻不合南非移民法规定。甘地为这对夫妇奔走呼吁，政府不予理睬。3月30日，甘地在约翰内斯堡举行集会，提出抗议。政府依然不予解决，引起印侨强烈不满。这次行动广大印度妇女也都积极参加了。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运动，逮捕了不少妇女非暴力抵抗者。事情越闹越大，双方越闹越僵。许多工人开始罢工。新堡五千多人开始往德兰士瓦行进，准备移居托尔斯泰新村。 甘地向史末资发出通知，希望他们改变主意，但是史末资回答是：悉听尊便。 于是队伍继续前进。这时，政府便将甘地再次逮捕，并镇压了长征队伍。甘地被判19个月苦役。甘地入狱，纳塔耳二万工人罢工。政府派出军队，武力镇压罢工工人，罢工群众死伤无数，当地监狱人满为患。是年12月18日甘地获释。史末资再次与甘地晤面谈判。当时正值欧籍铁路工人罢工，政府已是焦头烂额。甘地表示诚意，承诺放弃准备再次发动的非暴力抵抗。到1914年1月21日，甘地与史末资达成协议，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人员，甘地也停止非暴力抵抗。过了五天，南非联邦政府通过一项《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 甘地冒着生命危险组织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从1906年9月到1914年1月26日，历时7年，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印侨们奔走相告，感慨万千。 半年之后，甘地就要告别生活、战斗了21年的南非回国。印侨们依依不舍。这时国内传来他长兄去世的消息。甘地悲痛欲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舵手涅槃 甘地本可以直接从南非永久性回国。但是当时在伦敦养病的戈克利先生邀请他取道伦敦再返印度。他不能不这样做。甘地一生之中，有过许多朋友，许多真诚的朋友。戈克利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评价戈克利像恒河一样让人感到亲切而自然。 1910年12月，甘地途经毛里求斯从南非返回孟买。那时正值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甘地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是甘地第一次参加国大党的集会。大会期间，他认识了戈克利。 戈克利当时算得上国大党元老，属于温和一派。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随着国大党的组成，在印度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甘地虽然一直没有参加国大党活动，但是他与国大党领袖人物一直保持着联系。国大党曾经邀请过他回国主持国大党工作，被他拒绝，他当时认为他的事业是在南非。 甘地第一次参加这个政党召开的这么隆重的会议，他心里多少有些紧张，望着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前辈们，甘地肃然起敬。听了大会主席致词之后，甘地由戈克利带去参加提案委员会。因为甘地曾向大会提交了一个关于南非问题的提案。 甘地轻声并有些胆怯地对戈克利说：“务请帮忙。” 戈克利说：“胆子大些。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 提案委员会匆匆通过了其他几个提案。但是似乎忘记了甘地的提案。 “那么，我们已经完事了？”费罗泽夏·梅赫达问。 “不，不，还有南非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戈克利见会议这么草率，急忙站起来说。 “你看过他的提案吗？”费罗泽夏·梅赫达问道。 “当然。”戈克利说。 “你认为怎么样？” “很好。” “那么提出来吧。甘地。” 当甘地宣读完提案之后，大家都喊起来：“一致通过。” 就这样，甘地关于南非问题的提案被通过了。对于甘地来说，虽然提案并没有引起大会更多的重视，戈克利先生的真诚的支持使他感到十分宽慰，而且提案毕竟得到了国大党的通过，得到国大党的同情和支持，这对南非印侨确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在戈克利的安排下，甘地住在戈克利家里。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交往，并结下深厚的友谊。与其说甘地对戈克利是尊敬，还不如说是崇拜。他把戈克利当成一名领袖来推崇。郁达夫曾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甘地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与戈克利交往的。戈克利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对待甘地，尽可能满足他生活上的要求。甘地却要求不多，生活上处处都是自己动手，从不需要别人照料。甘地这时已经成为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袖，也称得上是一名颇著名的律师，在他身上能够保存这样的美德，使戈克利非常高兴，他常对这位小弟弟赞不绝口。 甘地认为，他看着戈克利工作，像是受教育一样感到快乐。戈克利从不浪费时间，孜孜不倦地为党的事业工作着，他的谈吐，他关心的问题，无不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印度当前贫困和屈辱是他说不完的话题。 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公众的利益上。曾经也有人劝过戈克利人生应该多一点别的兴趣。而戈克利总是回答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够我用得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戈克利家里常常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而且前来拜访他的多是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当这些人来到戈克利家里时，戈克利总喊甘地坐在旁边，从不回避他。他还经常把采访的重要人物介绍给甘地，让甘地多与他们接触。其中有位客人使甘地印象很深。他叫罗伊，是一名医科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每月只留40卢比，其他全部用于公众事业。他至今没有结婚，而且也不打算结婚。罗伊与戈克利完全属于志同道合者。甘地喜欢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戈克利与别人交谈，他觉得能听到这种交谈，是一种享受。 戈克利生活非常简朴。他家有一辆马车。他出门都是乘坐自己的马车。 他告诉甘地，作为一名为自由而准备作出牺牲的人，就不能贪图安逸和享受，更不能拿公家的钱花在自己的安逸。 戈克利身体状况不太好，总是感到身体有诸多不适。甘地关切地劝他应该多走动走动，锻炼锻炼身体。但是戈克利说：“我没有那个工夫啊。” 甘地住在戈克利家期间，通常将时间分成两半，一半用于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名人。甘地参加了一次集会，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波尔战争的演讲，戈克利先生因为忙，没有出席，但是他了解到情况后，对甘地的演讲给了充分的鼓励。甘地抽出了时间，在戈克利的帮助下，到缅甸观光过一次。一路走过，他感慨很多。这里妇女勤劳善良，而男人大多懒散不精，显出一片昏昏沉沉的样子，甘地很难过。走进神庙，人们自然会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看到的是，在昏浊的烛光下，老鼠成群，庙台上灰尘寸厚。作为一个佛国，这里却完全没有虔诚可言，佛主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摆设。甘地还看到，这里生活着不少的印度人，但是其中一些人竟然与英国人串通一气，对缅甸人做出不道义的事情。甘地更是痛心。 甘地向戈克利表示，想亲自去坐一坐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体察民情。戈克利赞同他的意见，并热情地为他准备了许多食物和衣服。临行那天，戈克利喊来罗伊教授一起为他送行。戈克利说：“如果你坐头等车走，我就不送行了，但是你坐三等车走，我们就非得来送你。”甘地带着戈克利美好的祝愿，踏上了征程。 坐上了三等车，甘地发现这里与头等车差别是何等大啊。就说车厢里面吧，它与厕所几乎没有两样，肮脏不堪。铁路当局对这些情况视而不见，根本不管。甘地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来乘坐这种车。事实上，从这次旅行后，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车出入，直到他大病一场之后才放弃这种体验。 旅行归来，戈克利建议甘地在孟买定居，一方面从事他自己的律师业务工作，另一方面协助戈克利从事公众工作，也就是国大党的工作。甘地对戈克利的挽留很是感动。但是他对留在这里工作信心不足。以前在这里的失败，一直像阴影一样环绕在他的脑际。甘地大概并没有读到过中国“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的格言，因此，他婉言谢绝了戈克利的意见。他还是准备回到拉奇科特去，那里有曾经极力鼓励他去英国留学的达维先生。事实上，一到那里，达维就给他接了三桩案子。达维先生说：“胜诉败诉都与你无关，你只要尽力为之就行了。我当然会全力帮助你。” 就这样，甘地告别了戈克利先生。不久，又应南非之邀赶往南非。甘地在南非，一直与戈克利先生保持通信联系，并多次邀请他到南非访问。 1912年10月22日，戈克利抵达南非开普敦。南非政府以贵宾礼遇相待，并派员陪同他到各地参观考察。印度人与欧洲人都热烈欢迎这位国大党领袖，所到之处都举行盛大欢迎会。戈克利这次南非之行获得重要成果。1912年11月15日，他与南非政府达成协议，废止了歧视印侨的法案，修改了移民法中种族歧视的内容，取消了3英镑的人头税。戈克利应甘地邀请，亲自到托尔斯泰村小住。甘地兼作他的私人秘书。他对甘地以及印侨所作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离开南非之前，戈克利在比勒托利亚市政厅发表了告同胞书，告同胞书说：“常常记着你们的前途大半握在自己的手中；我求神不要让你们在德兰士瓦已进行过三年的这种斗争，又将被迫再度恢复。不过假如再次恢复，或为了主持正义，或制止不义而作类似的斗争，你们的表现，你们联合起来的力量，以及你们愿意受苦牺牲的精神，将起决定作用。” 这一次甘地本来想直接从南非回国。由于戈克利的邀请，用甘地自己的话说是“指示”，甘地欣然前往伦敦。甘地这次仍然是乘坐三等舱位。临行前甘地因为进行过两次绝食，加上水也喝得少，澡也洗得少，身体极为虚弱。 同事劝他在南非先恢复一下体力再动身，但是甘地不从。甘地携妻、子于1914年8月6日到达伦敦。但是前两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戈克利因健康原因先去了巴黎，被战争阻挡在巴黎。甘地忐忑不安，不知他何时到达伦敦。 战争的爆发，使甘地产生了新的想法。他认为，英国的先生都已投笔从戎，印度人也不应该落后。于是他召开了一个英国和爱尔兰印侨大会，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印度人与英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平等可言，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我们为什么要与主人合作呢？甘地当时认为，英国官员的问题比英国制度方面的问题更多更严重。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乘人之危，不能在战争期间以要求相胁，而是应该在他们有急需的时候，加强合作，以博得同情、提高自己的地位。甘地极力说服大家积极参加志愿队。响应的人很多。甘地于是给英国当局写信，表示愿意受训组织救护队。英国官方对甘地在危难关头肯出面为帝国服务表示感谢，并为志愿人员进行了为期6个星期的训练。在当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的时候，甘地意外地患了肋膜炎。 这个时候，戈克利从巴黎来到伦敦。他经常与甘地见面，给他讲解战争。 在病中，甘地仍然坚持他的素食主义原则，每天只吃花生、香蕉、柠檬、橄榄油、西红柿和葡萄等，完全戒掉了牛奶、豆角、谷物等食品。戈克利知道后，便严肃地向甘地指出这样不妥。他希望甘地听从医生的劝告，立即改变饮食结构，并同意他用24小时来考虑这件事。戈克利是甘地心中的偶像，而戈克利的脾气是不希望人家对他说一个不字。但是第二天，甘地仍然抱着誓言不可变的决心来见戈克利。一见面，戈克利劈头就问： “你已经决定接受医生的劝告了吧！” “如果我不吃那些东西就会死去，我宁肯死。”甘地说。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不能有别的选择了。” 戈克利望着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甘地，摇摇头，只好对医生说：“那就这样吧，不要再勉强他了。请你在他自己所规定范围内随你开什么方子吧。” 戈克利比甘地先行回国。当甘地一踏上阔别十多年的祖国大地时，欣喜若狂，许多先前的朋友以及知名人士都到码头隆重欢迎他。恭候在此的印度领袖们在甘地的船未靠岸时，便乘小艇上船迎接。这次，印度当局特别开通，允许甘地乘坐的轮船在过去只准英国贵宾才能靠岸的码头登陆。甘地的名声早已响彻印度大地，他已经成为印度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戈克利当天虽然身体不好但同样赶到孟买码头欢迎他，并且在孟买为甘地发起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此后欢迎会不断。 在一次欢迎会上，甘地致了答谢辞。他说了下面一番话：“如果欢迎辞中所用的词句十分之一是我可以当之无愧的，那么你们应该用什么语言来歌颂那些南非受苦受难而牺牲了生命，因而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同胞呢？你们要用什么语言来歌颂纳潘和纳拉杨斯万米呢？他们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为了祖国的荣誉，他们用诚挚的信仰，抵抗了一切审讯、苦难和侮辱。你们要用什么语言来歌颂瓦莉亚玛呢？她是一个十六岁的可爱的姑娘，当她从马兹堡监狱释放出来的时候，骨瘦如柴，患着热病，大约一个月后就死去了。你们说我鼓舞了那些伟大的印度儿女，但我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正是那些心地朴实、充满信心、埋头工作、决不希望任何报酬的人们启发了我，使我有了一定的觉悟；他们壮烈的牺牲，坚定的信念，以及对伟大的神的虔诚，驱使我去做我所能做的工作。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妻子，不得不在众目睽睽的情形下工作，而你们却又把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工作夸大得过火了。惟有他们才有应该得到你们要加在我和妻子头上的荣冠。这些年轻人，才能接受这样亲切而盲目地加在我俩身上的全部赞美之词。” 的确，广大的印侨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甘地，甘地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甘地才到孟买几天，戈克利建议他应该会见一见省督。他照办了。戈克利说：“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甘地答道：“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还要了解对方的意思，并设法尽可能同他们取得协议。在南非我就是这么做的。” 戈克利又带他去见了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他们以同样的热情溢美之词欢迎他。戈克利希望他参加这个团体，但是社员们觉得甘地的思想和行事方法与社里不同，吸收甘地多有不便。戈克利于是解释说：“无论你是不是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甘地告诉戈克利，自己想在古遮拉特办一所学院，好把凤凰村的人安顿下来。戈克利非常赞成，他说：“学院的经费由我筹划。我把这个学院当作我自己的。” 甘地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出发前，戈克利又一次举行茶话会，为甘地饯行，并亲自安排甘地需要吃的水果和干果。可是，就是在这次茶话会上，戈克利昏倒了，被送往医院。 甘地到达圣提尼克坦，同样受到那里的师生的热烈欢迎。凤凰村的人们都在那里得到了安置。甘地的侄儿摩干拉尔·甘地成为他们的领袖。一夜之间，这里变成了凤凰村，师生接受了甘地的思想，什么事情都亲自动手。尽管凤凰村的体制在这里坚持不久，但它的象征却永远存在。后来每年3月，圣提尼克坦的居民们都要庆祝甘地日。 在那里，甘地前去拜见他渴慕已久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先生。虽然没有见到，但是泰戈尔却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称他为“玛哈德玛”，意思是“伟大的灵魂”、“圣雄”。人们通常说的“圣雄甘地”，就是出自这位伟大诗人之口。 不久，甘地接到了戈克利先生去世的消息。他悲痛之极。他感到，自己刚刚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印度公众之中，自己正需要一个舵手。而这位舵手恰恰在这时离开了人间。甘地偕夫人立即前往浦那参加了戈克利隆重的葬礼，为了寄托哀思，甘地赤脚一年。 甘地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他对戈克利的敬仰之情：“我曾想找一位真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个，这就是戈克利。” 戈克利去世后，甘地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申请加入公仆社，这样才能安慰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但是社员们仍是两种意见，一派同意，一派反对。 甘地不得不放弃申请。不过，支持他入社的人也好，反对他入社的人也好，都与甘地情同手足，交往甚深。他说：“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 戈克利生于1866年，到去世时还不到50岁。他仅比甘地大两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真理学院 甘地决定旅行全国，对国情进行一番全面深入的考察。他从国内学校到洋学堂，又从洋学堂再到隔洋相望的非洲大陆奋斗十多年，对国内的情况特别是人民的疾苦知之甚少。 甘地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的人，用本地千百万民众同样的待遇要求自己，就连坐车一直都是坚持只乘三等车。这天他来到加尔各答，成为巴素家的客人。巴素知道甘地只是一个水果食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能买到的水果和干果全都买遍了。家里的妇女通宵达旦地为甘地剥去果皮，这使甘地非常难过。这如同每到一地就有无数的群众狂热地崇拜着他，把他困得水泄不通一样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从此甘地发誓，每天进食不再超过五种食物，天黑之后再不吃任何东西，以便接待他的人不致因此而大肆挥霍。 这次旅行的原则是：只看不说或多看少说。 漫游过程中，甘地念念不忘那些曾经一起在南非共同战斗的凤凰村居民们。他要设法为他们建造一座永久性住所。那些居民们几乎都是与自己一样一劳永逸地回归故土。而这个永久性住所，同时又能够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培训基地。甘地把这个想法告知朋友后，很多人都为他出谋划策，选择地址。经过筛选，甘地决定把学院建在故乡古遮拉特的首府阿赫梅达巴。 因为，甘地的一名助手，就是阿赫梅达巴的律师，他而且愿意把他的一所洋房租给学院。当然学院建在此处，这不是完全理由。甘地深深地了解，这个地方是印度手纺业最发达的地方，至今还算富饶之地，文化教育尚可，这一方面便于倡导乡村建设，另一方面学院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容易得到有钱人的赞助。有人问甘地，应该为学院取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甘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的信条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我在南非进行的 ‘非暴力抵抗’，要搬到这里来实验。因此，这所学院，名字就叫 真理学院。” 真理学院，1915年5月25日宣告成立。 学院一成立，就有25名青年男女搬了进去，他们有来自南非凤凰村的居民，也有从印度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甘地的意图是大家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 学院的校规是：坚持真理、坚持非暴力、坚持节欲、坚持节食、反对偷窃、反对私蓄，忠诚地为他人服务。 美好的愿望往往要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本来，这里富翁豪贾多，而且开始的确有不少人都邀请甘地把学院办在此处，并承诺一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但是由甘地掌舵的这只船总难平稳地航行。就像当年刚从英国留学归来船才靠近孟买就遇到特大风暴一样颠簸摇荡。就在真理学院草创不久，甘地收到笪卡尔海军上将的一封信，说有一个谦逊的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愿意获得准许进入你主持的真理学院。甘地犹豫一阵后还是同意接受，于是便给海军上将去了复信。那个家庭共有四人，夫妻俩再加上一女一儿。当甘地接纳了这个“不可接触者”家庭为学院成员后，内部就产生了抵触和不满情绪，捐赠因此而中断。使甘地感到痛心的是，在学院内，连他最亲密的朋友、曾经在南非遭受过很多次伤害的卡斯杜贝和甘地夫人嘉斯杜白也对此持反对态度，总是对“不可接触者”一家十分冷淡。甘地于是只得一个个做工作，并劝对方忍受细小的屈辱。见工作成效不大，甘地有些生气，他请求所有的反对者都离开，他本人愿意与“不可接触者”一块生活到贫民区去，和他们一起谋生。他说：“我们不能忍受不可接触者制度存在。” 这样，内部风暴才算平息下来。内部的问题解决之后，外在压力随之而至。 首先遇到的是井水问题。那一口井归业主所有而且由他派人管理，他总是借口学院成员水桶不净把井水弄脏了，并且还经常辱骂来取水的那个不可接触者的家庭成员。甘地知道后，教大家不要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仍然保持常态去汲水。业主看到大家并不以恶意相答，反而觉得自己理亏，渐渐也就忘记了这回事。但是毕竟经济支援源被切断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甘地的侄儿首先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我们的物资已经涸尽，下个月就只有喝西风了！”甘地不急不忙地说：“不要紧，大不了大家都搬到不可接触者区去住。”正在困难当头，一名不留姓名的先生来见甘地，说：“我愿意援助真理学院，你肯接受我的敬意吗？”甘地点头，他又说：“你明天同一时间在这里等我。”第二天，甘地在同一时间在院外等他，只见他乘车而来，把一张支票交给甘地，甘地正要问他尊姓大名时，这人却驾车飞驰而去。展开支票，甘地一看吓呆了：13000卢比！这人是谁？他就这样走了。这也许是上帝的使者，在最关键的时候来援助学院吧。这笔经费使真理学院渡过了难关。 同年6月，甘地获服务印度甲级勋章一枚，英王表彰他为不列颠帝国服务有功；同时泰戈尔被封为爵士。 1916年2月4日，甘地关于漫游一年只看不说或多看少说、不发表政见的承诺已满。这时正逢贝拉勒斯印度教徒大学举行成立典礼，哈基总督也应邀前往主持奠基仪式。这一天这里名流荟萃，高朋满座。甘地应国大党知名人士玛拉德拉的邀请，也前去参加仪式并发表演讲。 这是一次异乎寻常非常壮观的盛大集会。会场上总督的光临，戒备森严。 甘地身着土布短裤和上装，在他的崇拜者震耳欲聋的呼声中他站起来，开始用英语演讲。本来前面演讲的人都是歌功颂德，讲些莺歌燕舞不着边际的东西，甘地的言辞却与整个会场气氛很不协调。他首先对那些迷信英语而贬低印度语的现象加以讽刺，表示“深为羞愧和耻辱”。然后又提醒同学们不要以为进了这所学府就十全十美，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就是伟大帝国的人才了。 他还批评了一些印度知识分子不对自己的民族说心里话，像自己也是一个外国人一样。他强调印度自治，鼓励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为摆脱贫穷、为坚持真理而斗争。同时批评官方挥金如土，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向副王 （指总督） 效忠，极尽铺张与侈奢，而现在到处是警察，虚张声势，让人感到压抑，使老百姓感到可怕。甘地的讲话使庄严的大会显得有些紧张，甘地假装不知，继续他的演讲。然后，他又针对那些浑身珠光宝气的王公们说：“除非你们摘掉身上所有的珠宝，并说明是受印度同胞的委托代为保管，否则，印度就不可能得到拯救。”很多王公听到这里气恼不已，愤怒地离开会场。大会主席和当时在国大党内极为活跃的贝桑特夫人几次制止甘地讲下去，甘地岂肯听从。结果大会主席怒而起身，拂袖而去。 会场一片混乱。 沉默了一年的甘地，他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讲，有太多太多的感慨要发，有太多太多的思想要宣传，这是他关闸以后的第一次开闸，不吐不快，他怎么会轻易放过这次演讲的大好时机呢？这时的甘地虽然个子又瘦又小，但是胆量已经过人。听的人有什么反应，这不是他的事，离开也罢，反感也罢，愤怒也罢，随你们选择。但是他相信印度需要这样的讲话，民众需要这样的鼓励。 当晚，甘地接到通知，警察当局命令他立即离开贝拉勒斯。随后，也主张印度自治的贝桑特夫人公开批评甘地的演讲，整个印度舆论大哗。甘地虽然被赶出贝拉勒斯，但是他的声音，仍久久回荡在这个城市的上空。 甘地既不渴望战斗也不想谋到领导权。然而确实是命运的安排，无论过去在南非还是今天在印度，这两样东西都使他无法逃脱。虽然他只是在静静地照料着自己的真理学院，但他却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心着印度的前途。他发觉自己已经被卷入印度第一次民众反抗的斗争漩涡。他自称这是非暴力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 离演讲只隔一个月余，新的斗争便拉开序幕。 玛拉维亚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基爵士在接受这个议案时声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甘地觉得这是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能使印度满意，应该鼓动立即废除这一制度。而这时舆论界也开始行动，赞成立即废除。甘地认为这是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很好题目。1917年2月，玛拉维亚再次要求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遭拒绝。甘地这时已经感到自己不能再坐而视之了，宣传鼓动立即废除契约制度的时机成熟。 甘地按照自己定的规矩，以帝国公民协会名义召开一次大会，之前先开执行委员会，拟定一个决议案交大会通过。经过反复商榷，他们决定定于 7月31日为政府宣传废除契约制度的最后期限。协会公众大会通过这个方案。 贝桑特夫人也以政治家的风范精心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向总督请愿。 甘地再往卡拉奇、加尔各答、德里等进行宣传鼓动。到处都是积极响应。 甘地一路独自旅行，一路骚扰不断。 罪犯调查局人员一路跟踪他。特务们常以查票为借口找甘地的茬儿。甘地倒是无所谓，他看得多了。只是这里的旅客纷纷不平，痛责特务。他们并不认得大名鼎鼎的甘地，只是把他看作一名沙陀 （化缘修行的人）。他们常 常指着特务吼道：“你们为什么老是跟这位可怜的沙陀过不去呢？”有一次，由于特务的寻衅，甘地差一点没能上车，这时几个旅客见状，扛起甘地把他小小的身子从窗口塞进去。 斗争取得了胜利。还不到7月31日，政府便宣布废除契约制度。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时间转眼到了1917年。 这件事发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比哈尔省的三巴朗地区。这里到处都是靛青种植园。原来三巴朗的佃农按照法律规定，每耕种20卡塔土地，必须有三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正好有一亩）制。甘地从未到过此地，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有一次一位三巴朗的贫苦农民请求甘地到那里看看农民的悲惨状况。于是年初，甘地便启程前往三巴朗。 有位圣人前来调查农民的悲惨遭遇！这个消息很快传至千家万户，成千上万的农民潮水般涌向甘地住地，以目睹圣人为福，并向他诉说苦难。当地种植园主立即表示不满，警察当局命令甘地马上离开此地。甘地不予理睬，结果被传到法庭。谁知这天几千农民没有任何人组织自愿跟在甘地身后涌向法庭。法庭只得保释甘地。在调查过程中，当地的税务官、县长、警察局长们渐渐了解了甘地，感到他并不是有意冒犯他们个人，而只是对他们的命令进行文明的抵抗。于是甘地所到之处，他们主动派人维护秩序。地方报纸也开始关注此事，对甘地的调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甘地开始着手调查，爬山涉水，走村串户，与乡民谈话，了解民情、过细取证。他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有一次他刚从三等车厢内下车，一群农民就围住他，把他送上一辆马车，然后解开马，要用人力拉他走，以示对他的尊敬。甘地含着热泪，耐心劝说半天才算说通那些热心的农民。 甘地一边调查，一边组织志愿人员对当地严重缺乏文化的农民进行基本卫生学的教育并为他们的孩子在六个村子创办学校。这是甘地的一贯主张，一方面在外部反对不公正不平等，一方面又在内部消除愚昧和无知，鼓励大家要敢于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当局对甘地的行动深感无奈。最后只得成立一个包括甘地在内的调查委员会。甘地在当地记录了几千名农民的申述辞。委员会因为由政府宣布成立，当地农民感到焦虑不安，很是信不过。有一天，在培迭亚汇集了一万多名农民请求与圣雄见面，想听听他的看法。甘地便会见了这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 甘地告诉他们，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但他们最好不要每天到委员会办公的地方集会。如要诉冤，去找他的助手申述。农民们这才一颗石头落了地。委员会在甘地精神的感动下，拟出了一个偏向佃农的调查报告。 后来一位委员会成员说，甘地总是那么精力充沛地对待调查，总是满怀信心地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力争，总是毫无偏见地对待对手，真是难得。 在回忆此事的时候，甘地总想起他在三巴朗被传讯到法庭时发表的声明，声明中他曾这样说：“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唤。” 存在将近一年的“三卡塔”制度终于被废止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头了。甘地本想在这里久住一段时间，多为农民作些建设性工作，多开设一些学校。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上帝不允许他作出这样的安排，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三巴朗斗争，实际上是甘地在印度所领导的第一次群众性斗争。这次斗争是直接针对欧洲种植者所进行的。 当时，国大党最为活跃的是三位人物，他们是提拉克、贝桑特夫人和甘地。提拉克以雄辩的口才到处旅行演讲宣传自治运动；贝桑特夫人则以她创办的《新印度报》、《公益报》等阵地，宣传自治运动；甘地则以真诚的感情和不屈的意志在三巴朗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不过，国大党的这几位领导人物只有甘地最能与广大农民保持联系，同时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了解。 年内，英国印度殖民大臣张伯伦被撤职，由孟达古接任。国大党当即决定，委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詹姆士和印度殖民大臣孟达古请愿，要求支持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先前提出的改革方案。甘地被选为代表团成员，该团成员还有提拉克、真纳、老尼赫鲁 （莫提拉尔·尼赫鲁）等。甘地没有参加这个 改革方案的起草，但他仍然十分认真地为改革方案作宣传。在他的努力下，古遮拉特数千人联名签字呈递请愿书。 不久，国大党古遮拉特政治会议在多德拉举行。甘地当选会议主席。甘地当即宣布，每次会议必须进行例行通过效忠决议的做法取消。甘地说：“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谁要责问，就说是我甘地的意见。” 甘地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活动，无不惦念着他的真理学院。可是在这年的夏天，真理学院却遇到了新的困境。原来，真理学院附近的一个小村子突然发生了瘟疫，情况十分严重，如有不慎，便会波及真理学院，孩子们的家长整天为此提心吊胆。甘地开始想通过加强卫生工作来防止瘟疫的侵入，但是小环境再干净，大环境不行还是等于零。于是甘地决定搬迁。校址选择在沙巴玛迭河畔。这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树木，有的只是一片荒野和毒蛇。开始先搭帐篷居住，搭成一个铁皮厨房，生活异常艰苦。而且隔这里不远处就是一座监狱。甘地不无幽默地告诉大家：“举行非暴力抵抗的人进监狱是十分正常的命运，经常看到监狱也不无意义。”这个时期，真理学院成员已发展到40多名，男女老少同舟共济，同吃大锅饭。 甘地望着那看不到城市、看不到村庄的荒坡，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土地。 这里还需要交待的是，当甘地离开三巴朗不久的时候，他在那里办起来的六个村子的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甘地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深为痛心。 乡村建设性工作的基础原来就这么脆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绝食相争 现在，甘地要集中精力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厂的劳资纠纷了。 纠纷的起因是由于厂主要削减工人的工资。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争执异常激烈。工厂老板不肯作出任何让步，工人们只有采取罢工的办法进行抗争。 甘地一接触这里的情况，感到有些微妙。老板曾经与他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也曾经资助过真理学院。但是甘地又感到工人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又想采用私下里运用法律形式仲裁的方法解决这起纠纷。但是老板不同意仲裁的原则。 于是甘地主张工人们继续罢工。不过甘地在表明这个观点之前向工人的领导者提出了四个先决条件。一是绝不用暴力；二是绝不进行破坏；三是绝不依靠施舍；四是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甘地的要求被工人所接受。甘地表示坚决支持他们要求生存权利的行动。 参加罢工的工人成千上万，他们几乎天天举着写有“埃克（保证）”“埃克”和“遵守誓言”的旗帜，在阿赫梅达巴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 甘地本人则每天在沙巴玛河边一棵大树下与工人领导人开会商量罢工事宜。 情况开始变得严重起来。要求纺织工人不要靠施舍维持生活而降低身价，这个容易办到。但是给几千工人解决工作，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可不容易。头两个星期，工人显示出了巨大勇气的自制，每天举行大规模的集会。 但是过了两个星期，他们终于表现出了气馁的迹象，他们的热情开始减退，士气逐步低落。开始，甘地经常提醒工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誓言，而工人们总是高声回答说：“宁死而不食言。” 但是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罢工工人被饥饿的威胁逼上绝境，脾气也越来越坏。参加集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那些到会的人脸上也显然流露出沮丧和绝望的神色。20天过去了，用甘地的话说，饥饿和厂主的奸细都在制造恶果，魔鬼在偷偷地对人们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愿意帮助他们的神，而且，誓言只是弱者的托辞。纺织工人开始出现怨言，说甘地叫我们斗争到死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却必须挨饿。甘地深深感到不安。 一天早晨，在罢工工人的集会上，甘地大胆地宣布了他的决定：“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获得最后胜利，或者直到他们全部离开纺织厂，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 工人们大为震惊。他们齐声叫道：“你不要绝食，我们绝食。绝食的不应该是你，而是我们。我们松懈了，请你宽恕吧。现在我们要重振士气，忠于我们的誓言，坚持到底。” 甘地坚定地说：“你们不必绝食，只要你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就足够了。 你们明白，我们没有基金，不能救济你们，因此，你们还应该想办法找点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不管罢工继续多久，你们都能免于忧愁。至于我的绝食，不到问题得到解决，决不停止。” 甘地枯柴般的手在空中有力地挥动着，他的威望和感召力已经全部书写在他那消瘦的面颊上，他的瘦小并且稍稍有点弯曲的身躯这时在工人们眼里也突然显得高大起来。 在这之前甘地曾与罢工领袖一起到市政府联系为罢工工人寻找活干。但是没有希望。后来根据摩干拉尔·甘地的建议，真理学院正在建一个织布室。 可以考虑用一批工人前来工作。工人们听说这事，纷纷前来干活，大家从河边杠来一筐筐沙土，帮助学院用于奠基。这是一支壮观的运土队伍。几十年以后，这个感人的情景还时常浮现在甘地的眼前。但是学院经费毕竟有限，不可能容纳众多的工人。 甘地一宣布绝食所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次绝食的办法并不是甘地第一次使用，但是运用绝食在激发民众的斗争热情还是首次。在绝食之前，甘地常常去找纺织厂的老板商量，劝他们公正地对待工人们。可是老板们却说：“我们也有誓言，我们和工人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不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甘地一绝食，接着又有一些工人也接着宣布绝食。工厂老板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神情恐慌，开始愿意寻找解决办法，后来终于委派仲裁人实行仲裁。甘地绝食三天后，持续21天的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大罢工以胜利而告结束。这一天双方在一片欢笑中参加罢工结束集会。厂主还在会上向工人们散发了糖果以示庆祝。 这场严峻的考验刚刚结束，孟买省中部的凯达县爆发了土地所有制纠纷，出现了严重饥荒。甘地不得不匆匆赶到那个地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几乎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甘地在当地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因庄稼大面积歉收，农民正濒临饥饿的边缘，但是当局仍毫无休止地榨取他们。而这时，农民正在考虑暂停交纳一年的田赋。在甘地尚未提出方案之前，国大党成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先生已经在此经过调查提出了报告，而且还亲自与当地的专员进行了讨论和对话。同时还通过一些知名人士在孟买的立法院开展工作，此外还有不止一个团体积极为解决此事正在游说。身为国大党古遮拉特大会主席的甘地，很快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打了电报。但是当地官员不仅不予让步，而且对甘地进行侮辱和恫吓。 甘地认为，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是二分五以下，农民可以要求完全停止那一年的田赋。但是官方一再坚持当年的收成大大超过二分五，而农民普遍反映收成不足二分五。双方各持己见，谁也不承认对方的数字统计。官方甚至认为，农民们坚持这样的意见，要求仲裁，这是“大逆不道” 的行为，因此大为光火。 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官方根本听不进所有的意见和建议。结死的板块一时难以松散。没有别的办法，甘地只好建议农民实行非暴力抵抗。并劝说所有富裕和贫困的农民立誓不交纳税租，直到那些交不起税租的农民得到政府豁免为止。 为了争取这次斗争的彻底胜利，非暴力抵抗者签订了誓言。据甘地自己后来回忆，誓言如下： “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免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和余下的田赋。 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决不自动交税，从而使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使我们自尊心受到损害。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债来交纳税租，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这个誓言写得非常文明，全篇贯穿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愿望，充满斗争策略的智慧。协助甘地参与这次斗争的人员有伐拉白·巴德尔律师，本来他的律师业务很兴旺，但是为了实践非暴力抵抗而不得不放弃他的律师工作，还有在阿赫梅达克组织纺织工人罢工的安娜舒耶朋夫人，以及商卡拉尔·班克，班克后来曾撰写过一部《凯达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很受甘地的青睐。 甘地与助手们走遍各村向农民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原则，帮助农民积极参与斗争、消除害怕心理。开始的时候，政府并不打算采取强硬措施。后来看到甘地的活动越来越有力，便打算采用暴力进行镇压。政府在乡村到处张贴了处罚通告，强行卖掉人民的牲口或将农作物作抵押。许多农民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吓得惊慌失措。 面对这样的情况，甘地采取新的斗争方式。他劝农民们在穆罕拉尔·潘提尔的领导下，把甘地认为被错误地当作抵押的那块地里的洋葱收割起来。 甘地认为，政府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的办法即便是有法律为依据，也是缺乏道德的，这无疑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收割洋葱，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而这正合潘提亚先生的心意。他不希望这次运动草草收场、悄悄结束。于是自告奋勇带着几个人便去收割这块被征封之地的洋葱。结果这几个人被捕。法院开庭那天，群众包围了法院。法院只得判他们短时间拘禁。 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都来为他们送行。 斗争坚持了五个月，才开始出现了新的希望。这一天，甘地接到了税务部门的通知，声称只要有能力的人交纳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彻底的胜利，但毕竟也是胜利成果，农民们表示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但是甘地却想到了新的问题。贫苦的人可以缓交，那谁是贫苦人呢？这还不是由政府来确定吗？ 甘地后来在总结这次斗争时，是这样评价凯达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觉悟的开始，他们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 也还是同一年，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遍及全欧洲。印度副王切姆斯福特勋爵因为担心法国会发动进攻，就在德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以谋求印度领导人的支持而进行招兵。甘地应邀出席会议。甘地总是认为，只要英国需要，每个印度人都有责任给予帮助。于是便以“中士招募官”的身份，到处为帝国招募新兵。甘地到处游说，走到哪就在哪里举行集会，鼓励青年应征入伍。人们开始感到很奇怪，怎么一贯主张非暴力的甘地突然又如此为帝国卖命宣传入伍打仗。有人甚至对他提出了责问。他总是不慌不忙回答说：“借帝国的政治家来证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对生死存亡的帝国服务，我想不到考验我自己的更好办法。”很长一段时间，甘地的工作都不见成效。从1月到4月，整整四个月，费尽了口舌，报名的人才多起来。而这时，甘地自己也把身体累垮了，并且患了痢疾。当时甘地并不在意，回到真理学院在家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同伐拉白先生一起赶往纳提亚。结果病情加重，又被送回真理学院。他试用自己的水疗法治疗，但医生和朋友都劝他喝些肉汤，作为立誓不喝牛奶的变通办法。但是甘地一边呻吟一边却清清楚楚地回答一个“不”字。医生固执地劝他：“如果吃几个鸡蛋，也许恢复得快一些。”然而执拗的甘地却缄口不语。 在甘地病重期间，专员捎来口信，要甘地不要再为招兵操心了，因为德国已经被打败了。为了早日参加工作，甘地在商卡拉尔·班克的陪同下，请达拉尔医生进行了诊断。但是这位医生劈头就说：“如果你不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体复原。如果你还愿意接受注射，我敢担保你体力可以完全康复。” 甘地为难地回答道：“你可以打针，但是我发誓不喝牛奶的。” “那么喝羊奶你该不会嫌弃吧。”嘉斯杜白插嘴说。 聪明的医生赶紧接过话来：“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想也够了。” 甘地让了步。早日投入非暴力抵抗斗争的热望使他第一次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喝了羊奶之后，他又接受了医生为他的裂疮动手术。后来他对他这次的行为作了如下的解释： “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但还是同意喝了羊奶，求生要强于对真理的忠诚。希望继续进行非暴力抵抗精神的迫切愿望至少使献身真理的人这一次放弃了他神圣的理想。” 1918年12月，国大党在德里召开会议。大会没有按照惯例通过“效忠议案”，而是通过自决议案，声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和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治原则”。大会请求英国政府同意印度像其他自治国家一样派出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并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为国大党代表。 就在这之前，甘地曾给英国副王写信表示：“我们希望有美好的未来，为此我们愿意作出奉献。”可是刚一进入新的一年，甘地却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罗拉特法案》这份“厚礼”。 甘地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夫人嘉斯杜白问他要什么，甘地告诉夫人，赶紧把帕泰尔、奈都夫人等叫来，我要开一个紧急会议。当天参加会议的共有20多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会代表签名发表。 所谓《罗拉特法案》，实际上是残忍地剥夺了印度人的公民自由，规定政府官员有权不经审讯即可任意逮捕监禁他们。 甘地来到了德里，参加了立法议会辩论会。他倾听着印度领导人情绪激昂的发言，要求政府取消法案。当时总督也在屏息谛听，目不转睛，但总是不发一语。甘地以为他被说动了心。结果是什么效果也没有。甘地曾就此感叹说：“只有一个人真正睡着的时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么叫也不会有结果。” 印度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正是《罗拉特法案》将甘地卷进了如火如荼的印度政治风暴之中。从1919年到1948年他去世时为止，他一直站在印度斗争舞台的中心，是一位以他的国家独立而告终的伟大历史戏剧中心的主角。他彻底改变了印度政治舞台的整个性质。” 甘地趁法院尚未公布其为法律，抓紧时间一连给总督写了几封信，呼吁他撤销这个法案。但是没有下文。1919年3月18日，法案公布，从而成为法律，甘地当即又给总督去信，表示政府的行为除了使他采取非暴力抵抗外，别无选择。 这次游说甘地选择了南方。拉贾戈帕拉查里与他结伴而行。他与尼赫鲁、普拉萨德、伐拉白被称为甘地的四大金刚。 第二天一起床，甘地兴奋地告诉拉贾戈帕拉查里，他昨晚在梦里得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号召全国总罢市。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同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当作绝食和祈祷的日子。“到那时，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在同一天进行总罢市，该是多么惊人和壮观的一幕”。甘地不无激动地说，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似乎已经看到了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拉贾戈帕拉查里接受了甘地意见。于是甘地很快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子开始定于3月30日进行，后又改为4月6日。这一改动使甘地希望出现的壮观场面露出了缺陷。德里和其他一些地方接到改动时间的通知迟了，那里仍于3月30日进行了总罢市。但是罢市非常成功，群众情绪高昂，步调前所未有的一致。消息传到甘地那里，他感到十分惊讶。他再不是过去那个优柔寡断的甘地了，今天他已经成为圣雄，他的号召力在印度再没有谁能与之相比。 政府原来也对甘地的作用估计不足，以为又是那种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吵吵闹闹，并没有什么多大用处，没有想到前不久的这位“中士招募官”一下子使他们变得害怕起来。 4月6日那天，甘地赶到孟买。他要亲自在那里组织实施他的计划。清晨，甘地率数千群众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甘地当天发表几次演讲，宣传德里罢市成就，鼓舞大家士气。甘地还在那里无视禁令地出售了两本书，一本是 《印度自治》，一本是《献给后来者》。甘地在售书过程中一 再向买书的人说明，这是，买书有可能坐牢，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些，“那时候他们对于坐牢的恐惧全然消失了”。政府这次没有干预，他们说，原版书为，这次出版的是新版，新版不在禁令之列。 第二天，甘地又召集了关于使用国货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宣誓大会。当晚甘地前往德里。 德里。3月30日的总罢市和示威活动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示威者与行人遭枪杀。在去德里的路上，甘地被逮捕并被押回孟买。甘地被捕的消息一下子传开，很多城市的群众极为愤慨，偶然出现暴力行动。11日警察当局告诉甘地：“你现在恢复自由。”甘地当即前往白敦尼。他一下车，群众簇拥而上，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的口号进行游行。接着游行群众被警察驱赶，混乱一团，有死有伤。过后甘地驱车赶往警察局质问局长，并以严辞相告：“人民都爱好和平，并没有过激的天性。”可是也就在当日，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听说甘地被捕，群起罢工，杀死一名警察，还准备拔掉铁轨，暗杀政府人员。警察大肆镇压，人民惊恐万状。甘地立即前往该地重申非暴力抵抗的意义。14日该地停止暴力行动。甘地对参加斗争的群众高昂的斗志感到高兴，对他们遭到的伤亡感到痛心，对群众在斗争中的不冷静却也感到遗憾。他在纳提亚一次演讲中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式的判断错误”。他认为，在群众还不具备参与非暴力抵抗素质的时候，自己异想天开发动了这场规模宏大的斗争。他决定从这一天起惩罚自己，三天绝食苦行。 在甘地绝食三天期满的当天，也就是1919年4月13日，在旁遮普更大的惨案发生了。甘地称之为“黑暗的事件”。 这要从头说起。 4月10日清晨，英国当局未加任何审讯就无理将两名政治家驱逐出阿姆利则，三万群众拥上政府门口进行抗议。当队伍开始游行时，宪警开枪，数人伤亡，这无疑是火上浇油，群众奋起反抗，引起暴动。当场打死六名英国人，放火烧了银行，砸坏了政府办公楼，割断了市区电话线。当天政府宣布戒严。次日戴尔将军指挥驻扎在阿姆利则的英队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当时还有二万多群众在嘉里安瓦拉广场集会。英队封住仅有的一个出口，占据四周高墙，向数万群众开枪扫射。并有几架飞机在上空投掷炸弹。广场内顿时成为一片血海。据政府官方统计，这次惨案死亡人数达四百多人，致伤二千多人。甘地赶到当地进行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被杀一千二百多人，伤残三千六百多人。屠杀过后，警察当局又大肆逮捕，对示威者进行恐怖审讯，公然鞭打脚踢。同时还发布一道惨绝人寰的命令，要求凡经过某条街道的所有印度人都应该像肉虫一样，肚子着地爬过去，否则后果自负。 据后来宣布，英方这次大屠杀的目的是从军事观点出发的，意图不仅对在场人，而且对旁遮普全省，造成精神上的威胁。由于英方当局实行戒严和封锁新闻，以致连国大党领袖也在惨案发生后好多天才知道这个消息。 一位印度作家这样写道，这次“黑暗的事件”，“标志着印度与英国关系史上的转折点，使英国统治大厦产生了致命的裂痕”。的确，英队的暴行激起印度人民的极大愤慨，从而把整个印度大陆反英斗争推向新的。接着全国有50多个城市乡村开展了武装暴动。 甘地的心情非常沉痛。他组织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到处继续宣传他的主张，但是现在人们正处在激愤时期，他的声音也变得微弱起来。 4月18日，甘地宣布停止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向总督要求前往旁遮普，未被批准。这时甘地接受了 《青年印度》主编的职务，一位朋友也把 《新生活》月刊交给他管理。甘地便利用这两个阵地进一步宣传他的非暴力 抵抗的主张。 与此同时，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听到“阿姆利则”惨案后，于5月30日致信总督，提出严正抗议，并将政府颁发的勋章退回。6月8日，国大党对政府加以谴责，提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制造惨案的暴行。 10月17日甘地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他便很快赶到旁遮普省对惨案进行彻底调查。甘地广泛地接触当地民众，了解他们的疾痛，掌握戒严期间无数怵目惊心的事实。在这期间，甘地应穆斯林领袖罕与萧克·阿里邀请前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哈里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联席会议。在会上甘地第一次提出了“不合作”这个新的概念。 德里会议，主要是讨论基拉法问题。基拉法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君主神权与主权不稳，这在印度穆斯林中引起强烈反应，于是他们发起“基拉法运动”，要求战胜国之一的英国，保护基拉法的权利。甘地支持这一运动。基拉法运动的开展，实际上给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的纲领带来了新的力量。当时很多同事不理解甘地。甘地1920年3月10日发表谈话说：“如果能够使人人都相信战争始终是一种坏事，我们就可能尽快地获得一切权利。一个能够断然放弃暴力的个人或民族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甘地也不强行要求他们接受他的非暴力主张，他又说：“穆斯林教徒承担着特殊的古兰经义务，印度教徒可以分担也可以不分担这些义务。因此，为了防止不合作和非暴力方法万一遭到失败起见，穆斯林须保留采用古兰经所允许的一切方法的权利来伸张正义。” 1919年12月，国大党有意将年会安排在阿姆利则召开。甘地出席这次会议，提拉克是最后一次出席这次会议。他虽然对甘地组织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有意见，当甘地在会上提出旁遮普暴行谴责议案，倡导以德报怨、谴责“暴民”时，他也没有做声。但是，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他却坐 不住了。 改革法案，即英国政府前不久通过的孟达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主张 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挥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机构。提拉克认为该法案不切实际，主张通过决议加以反对，而甘地则主张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法案。双方意见分歧很大。最后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个妥协性决议。虽然在改革方案问题上甘地与国大党元老发生分歧，但是这些元老包括提拉克、老尼赫鲁等对甘地对旁遮普的调查、特别是对他在南非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年会决定，甘地继续就旁遮普事件进行调查，并担任党章修改和为旁遮普遇难家属募捐等任务。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 自从有了阿姆利则年会的分歧，这次国大党会议能不能通过甘地提出的“不合作运动方案”已经没有把握。国大党这次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至9日在加尔各答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5800多人，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元老都到会。在前一个月，元老提拉克已经去世，正如甘地所说：“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不到他狮子般的吼声。”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甘地的方案，而甘地知道，国大党政治家中的一股强大的势力，正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方案。在这之前的5月28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地计划之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当即在5月30日召开了会议却并没有通过他的方案，理由是与阿姆利则决议不符，当前不宜开展不合作运动。所以才决定召开这次特别大会。 甘地不合作方案的由来是这样的。 今年初，英国抛出土耳其和平条款，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哈里发 （伊 斯兰教皇）的权利，遭到整个穆斯林的反对。甘地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进行讨论，甘地认为“不合作仍是我们惟一可循的途径”。 穆斯林的请愿要求被拒绝后，他们决定3月19日定为国耻日。甘地就在这天正式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任的态度，希望能够使问题“求得光荣的解决”；二是假如解决结果不令人满意，则印度可能全部撤回对政府的合作；三是希望国人不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四是如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正义，穆斯林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此后，甘地又致函总督，重申自己的观点，希望英国能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决议。遭拒绝。甘地于是于8月1日写信给总督，退还英王授予的勋章 ，并表明不再敬爱一个无耻的政府。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对甘地的行为也很动气，指责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是“设计恶劣”的幻想。 现在甘地只指望国大党的支持了。但是这有多难。自从他的方案提出，贝桑特夫人等就始终公开持反对意见。会议经过一番审议争议最后只有以投票方式来决定。完全是意料之外，方案竟被通过。甘地受到极大鼓舞。他没有想到他的支持者竟还有那么多。按照章程，特别会议的决议还需提请年会审议。那些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家们也都准备在年会上再就甘地方案提出反对意见。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年12月国大党在那普尔年会却又获得一致通过，当时除孟加拉省以外，几乎所有省份都支持甘地。国大党在决议有关行动的部分指出： “本届大会进一步认为，印度人民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只有承认和采纳渐进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直到上述行为得到改正，自治得以确立为止。”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修改的新党章 ，以及由甘地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性工作建议，如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推广土布等。 那普尔年会为甘地带来了重大胜利。随之便有报纸把这次重要会议称之为“甘地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甘地在国大党地位的确立，在国大党内“甘地时代”开始。 大会之后，不合作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律师停业、学生退学，政府官员放弃高官厚禄回到人民中间，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兴起。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开始创办民族学院、国立大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进一步加强。举国上下人民群众面貌焕然一新。正如老尼赫鲁先生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随着不合作运动的开展，政府威信急剧下降，多次下令限制，无丝毫作用。 1921年，全国性不合作运动进一步发展，罢工的面越来越大，参加罢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开展之际，甘地担心又会出现上次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于是决定暂缓群众性运动，把主要精力转到禁止洋布、推广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上来。1921年7月18日，国大党在孟买召开会议，决定中心工作仅限于此。31日，甘地在伯利哥举行焚烧洋布集会，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并将收集到的洋布付之一炬。这期间，甘地自己每天都抽出半天坐在纺车前，吱吱吱地纺线织布。在真理学院，摩干拉尔·甘地对纺车进行了许多改进，织起布来又快又好，甘地曾乐意向社会推销。 也就是在这个月，阿里兄弟并没有暂缓不合作运动，他们主持在卡拉奇召开会议，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如果哈里发的要求在圣诞节前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则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9月14日，阿里兄弟被捕，并被判苦刑。 为了声援阿里兄弟，甘地决定先缓土布运动，重新开展群众性不合作运动。9月21日，甘地削发抗议。并组织起草集体签名发表一个宣言，指出： 无保留地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与政府断绝关系，另谋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员的义务。宣言号召人民，准备抵制军队和抗税。 正在这时，泰戈尔与甘地出现分歧。泰戈尔撰文指责甘地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希望人们不要盲从。于是两人开展了一场辩论。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描述这场论战时说，“大诗人激怒了甘地这位空想家。论战达到高不可及的地步，表现出只有当代印度两位伟人才能驾驭，而他们的崇拜者则不知所云”。 阿里兄弟仍被判刑二年。斗争更加激烈。在孟买，一些市民缺乏冷静。 正在甘地演讲的时候，有些人就将那些穿洋布衣的人的衣服撕烂焚烧，同时砸烂酒店、焚烧警察局和电车，打伤打死警察。次日警察施以报复，局面不堪收拾。甘地为了不使这次暴力行动打乱自己不合作运动的全盘计划，再一次宣布绝食。他并表示，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他将把自己的儿子送至乱区，让暴民杀死。 甘地的行为震慑了那些丧失理智的人。混乱的局面渐渐被控制，三天后恢复正常，甘地开始进食。从此以后，甘地每逢周一，便绝食24小时，直到印度自治为止。 这次绝食历时四天，始于1921年11月19日。 可是事隔不久，即1922年2月5日，印度北方的乔里乔亚村村民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后退回警所，狂暴的民众纵火烧毁了这个警察所，几名警察被困在室内烧死。甘地闻讯，惊愕不已。 11日，甘地要求国大党撤销集体民事反抗计划，并决定从12日起再次绝食5天以自谴。国大党迫于甘地的压力，正式宣布取消群众性不合作运动。 不合作运动的突然中止，甘地因此遭到许多非议，而且也给当局以镇压的可乘机会。但是甘地决心已定，不肯更改，他解释说：“将整个积极的活动彻底颠倒过来，在政治上可能不稳定、不明智，但是毫无疑问，这是谨慎而又正确的行动。我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保证，我的屈辱和悔过对国家一定有益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惟一美德就是真理与非暴力。我们需要超人力量。我什么也不要。我和我虚弱的同胞们有一样的血肉之躯，因而我和任何人一样，也很容易犯错误。” 但是的确，甘地的失常，让英国政府钻了空子。 1923年3月10日，不合作运动刚好中止一个月，甘地便在阿赫梅达巴突遭逮捕。甘地在受审时，对指控他煽动闹事供认不讳。但是他又说：“这在法律上是蓄意犯罪，但对我来说，这将是一个公民最崇高的职责。” 他被判处六年徒刑。他说：“我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时刻。” 甘地在监狱里坚持每天纺纱和读书。他把坐牢看成是卧床疗养和潜心修炼的日子，而不是惩罚。 1924年1月，甘地因患阑尾炎被送至浦那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因需恢复健康而获释。这期间，国大党内部分歧严重，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关系也趋于紧张，到处是混乱不堪的景象和沮丧悲观、愤世嫉俗的情绪。甘地针对这种情况，8月31日在孟买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当前致力于建设性工作，提倡手纺手织、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睦、解救贱民三大工作，这才是最要紧的团结方法。他的想法得到众多人的支持，连一向反对他的贝桑特夫人也在《印度青年》上发表文章 ，表示同意接受甘地的主张。她声明，如果国大党负责人接受甘地的主张，她答应重新入党。甘地在党内重新建立了威望。 然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矛盾越来越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时教派仇杀开始，而且很快在全国泛滥开去。甘地眼看呼吁已无多大作用，又一次决定从9月18日开始在阿里寓所绝食21天。绝食期间只喝清水和盐水。 他说：“上帝似乎已被废黜，让他回到我们心中吧。” 绝食如同前几次一样果然产生了效果。它导致了很多人内心自省。两个教派的领袖一再向甘地表示立志从大局出发，和睦相处，不要冲突。他们还在德里召开了一次联欢大会，通过一系列亲善决议。 绝食的最后一天黎明，甘地披着黑毯出现在孟买的祷告人群中。上午，所有的领袖都来了。甘地要冲突双方的领袖各自在神的面前发誓，握手言和，从此团结一致，不再搞分裂。得到满意的态度后，开始举行停止绝食仪式，医生拿来一瓶桔子汁，甘地喝下，绝食结束。 但是甘地也十分清楚，用这种方法维系的亲善不可能牢固。果然不久这种维系又出现了新的裂痕。 他沉思良久，轻轻地叹息道：“我辛辛苦苦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奋斗了三十余年，却终于不成功，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土布之情 为甘地写传，不能不写由他发起的土布运动。 如果要为土布运动溯源，那就应该先从甘地早在1908年从伦敦回国的途中撰写的《印度自治》说起。甘地在书中一再强调应该在国内提倡印度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在家纺纱织布。他认为，这是印度摆脱愈来愈严重的贫困的万全之策。如果纺纱织布的事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如果这一事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如果自己的成果又被自己的人民所器重，一方面不仅会在人民之中构筑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会有效地抵制英国的经济约束，抵制洋货洋布。这是印度走上自治的必由之路。但是甘地的这一主张，一直未能得到张扬和实施。 实际上甘地长到那么大，他自己连纺车是个什么样子，始终未能见到，到1915年他返回印度时，仍然与纺车无缘谋面。但是甘地一直把土纺土织放在心上，他下决心要让土纺土织成为一种运动，伴随着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展，一同将自己的国家送上自治的轨迹。 1915年5月25日，真理学院在古遮拉特靠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柯契拉甫正式成立。甘地觉得应该把这作为实施土纺土织的机会。他决定先从自己做起，从真理学院做起，然后形成规模，再推向全国。 这天摩干拉尔·甘地按照甘地的要求买到了几台织布机。真理学院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围着织布机转来转去，他们仿佛面对的不是一架织布机而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布匹。不过，织布机怎么用呢？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这才从欣喜的状态情绪下清醒过来。真理学院的人们一般都是自由职业者、商人或其他手艺人，就是缺乏织布能手。于是这架织布机一下子变得陌生而不可琢磨了。 但是甘地认为，真理学院首开这样的先例，是要用实际行动织出自己的布料和布匹，以此来告诫人们，自己动手，摆脱贫困，再说，也通过土纺土织，了解千百万纺织工人种种苦难的实情真感。 甘地决定先举办一个操作培训班。因此，先要请一名纺织专家来教给大家纺织方法。最后终于在浦那请了一名织布技师。然而这名技师却有些技术保留，教一半，留一半。摩干拉尔·甘地异常勤奋，认真参加学习之余，还利用大量时间进行钻研，终于掌握了全部技术，然后又由他来培训大家。 这一门技术过关之后，另一个困难又要攻克：纺纱。 几乎是没有办法请到这类技师来这里传授技艺。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欣喜地跑来告诉甘地，说他在附近一个村子发现一名农妇会纺纱，并且她愿意把她所精通的手艺传授给真理学院的人们。甘地马上派了一名接受能力强，并且好学肯钻的女青年去向那名农妇请教。会做不见得会教，学员只得徒手而归。纺纱一般是适合妇女劳作，而当地懂这门手艺的妇女大都散落在穷乡僻壤，大海捞针，无法寻觅。 其实，关键是没有弄到一台纺纱车。 1917年，甘地被邀到在古遮拉特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会议期间他结识了一名叫甘嘉朋·马兹蒙的妇女。甘嘉朋受教育不多，豪情奔放，胆识过人，阅历很深，饱经风霜。无论到哪里，她都坚持一个人行走，不需要任何人护送，还会骑马。这类女性，在当时的印度实为难得。甘地向她说起关于真理学院纺纱织布所遇到的麻烦。她很痛快地就答应她可以解决纺车问题。 她果然把纺车找来了，只可惜这是一架只能当作废品的纺车，松松散散，部件不全。不过，这毕竟是一架纺车。经摩干拉尔·甘地的鼓捣，这架纺车勉强可以使用。接着在甘嘉朋的帮助下，又请来了一些织工指导，总算开始纺纱织布了。他们织出来的布，虽然略显粗糙，但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汗水和智慧相融合而产生的结晶物。 后来甘地在他的自传中说。“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间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出力不小。” 为真理学院土纺土织立下汗马之功的甘嘉朋，本身就是一位纺织能手，甘地在他的自传中提起她织布的情景时很是敬佩，他回忆道：“甘嘉朋在织布机旁织布的英姿很是动人。当这位识字不多但是沉着的姐姐坐在织布机旁的时候，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至于旁边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要吸引她的眼睛离开她心爱的织布机就更加困难了。” 甘地从这时起开始着土布装。 织布成功，甘地借题发挥，以此来教育真理学院的学员们，希望他们改变轻视劳动的流俗：“劳动是人类天赋的义务，为了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劳功。”不久，甘地学会了纺纱织布，并且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广泛宣传土布。 从1916年参加戈克利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演讲开始，只要有机会，他都不忘在演讲辞或在他撰写的文章中加进他感到意义非凡的土布运动和土布精神的内容。他把土布运动当成了一项建设性工作向社会推而广之。他一再强调，“我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而且，“我们应大 力提倡在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 他把他的主张带进了国大党。 记得1919年圣诞期间国大党在阿姆利则召开的年会，大会主席是老尼赫鲁。据老尼赫鲁之子，后来成为印度独立之后第一位总督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自传》称：“阿姆利则大会是甘地领导的第一次大会。提拉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讨论问题时很活跃。然而大多数代表，尤其是会外的群众都指望甘地来领导。 ‘圣雄甘地万岁’的口号开始左右印度的政治。新从监狱 出来的阿里兄弟马上参加大会。民族运动开始采取新的形式，向新的方向发展。” 这次会议虽然出现了甘地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尖锐的意见分歧，虽然未能通过甘地提出的对旁遮普与古遮拉特“暴力”进行谴责的议案，但是大会通过了50多种议案，其中也包括甘地主张的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议案。继1921年7月国大党孟买会议提出中心工作限于9月30日以前加紧提倡土纺土织的土布工作之后，工作委员会号召国大党从当年8月1日起一律不准再穿洋布衣服而改着土纺土织的土布衣装。在这一天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甘地意味深长地说：“不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自救。” 甘地认为，他之所以要在全国发动一场土布运动，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极大的破坏了印度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英国人以武力的手段，低价收购印度棉花，经过加工制作成产品，又以高价销向印度，从中对印度进行经济掠夺，榨取大量财富。印度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养活了那些大腹便便的英国有产阶级。而这时印度的劳动人民却过着非人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被践踏。所以开展声势浩大的土布运动，抵制洋布，也就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有效的反抗。他衷心地希望党员能支持他，积极参加这项运动，也希望民众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做出真诚的行动。 自从国大党发出党员不允许穿戴洋布衣帽之后，甘地宣布他自己将永远只用土布缠腰，上身不着衣装。这种装束一直保持下来，直到老年，虽然上身，但下身的一块土布则变得神圣起来。不管是在什么场所，城里、乡下、国内、国外，他都没有丝毫改变。他说：“我是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产者，我也要穿着简朴，时时告诫自己要终身为印度的劳苦大众谋福利。” 他不仅积极为真理学院找纺车，而且还每天坚持纺线织布。就连 1922年身处囹圄的他，也要坚持每天用四小时纺纱做棉条，他说，不仅因为自己的劳动果实体现了个人的能力和价值，举目可见，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印度人民开展生产自救、走向自治的需要。1924年6月，刚出狱半年的甘地，参加国大党在阿赫梅达巴举行的年会，又提出了四项议案。 第一，取消党员每月缴纳四先令党费的规定，改为党员每月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15小时，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四英两； 第二，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视为失职，而由他人递补； 第三，凡忠实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资格承担党内负责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学校、封号、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第四，谴责恐怖行动，确定暴力行动有悖于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则。 大会在审议这四项议案时，引起很大争议。在讨论第一项议案时，极为不满的国大党元老老尼赫鲁、达斯和一些反对者愤然退出会场。大会表决，这项议案仍然被多数票通过，但是最后又被撤回。甘地自然十分伤心。 当时身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回忆这件事是这样说的： “我始终没有能够搞清楚甘地为什么那样热心纺纱，因为他一定事先知道许多人会激烈反对他的这种主张。也许甘地想借此限制国大党的党员，只相信他的建设性和土布计划的人才参加国大党，并把其他的一些人赶出去或强迫他们服从。他们虽然取得多数派的支持，但他的决心动摇了，开始跟别人妥协。在以后的三四个月中间，甘地在这个问题上几次改变主意，这使我很惊奇。他似乎像一个人飘浮在大海上摸不着方向。在我过去的认识中，他不是这种人，因而我对于他现在的这种行动感到奇怪。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并不重要。把劳动看作选举的条件当然是好办法，但是像甘地那样规定要纺纱，未免有失原意。”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看到，不仅老尼赫鲁，就连年轻尼赫鲁也都不理解甘地的主张。可见，在国大党领袖层，甘地要推行自己的方案是何等艰难。 正如尼赫鲁所说一样，他都感到奇怪，甘地竟然作了让步。甘地同意把纺纱只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同时保留党员每月仍旧缴纳四个先令的党费的规定。 但是甘地并没有因此淡化推广土布的感情。同年8月31日，他在孟买的豪华剧院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他的建设性工作思想，主张把土纺土织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亲善、解救“贱民”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 从这时起，甘地的主要活动便是到全国各地旅行演讲，宣传他的建设性方案，其中包括土布运动的主张。 在以后的五年中，甘地似乎终止了鼓动性的政治活动，专心致力于他的建设性工作宣传，并把这种主张深入到农村中的广大群众，他希望他自己能走遍70万个乡村。他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独立的真正基石”，“我所主张的不仅是将印度从英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我要使印度摆脱一切枷锁”。这段时间，尽管他也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大党的会议，为国大党的内部团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尽力，但是他主要仍是在无声无息地走遍全国。他常常深入“贱民”区，广大的“贱民”以狂热的崇拜心情向一位当代圣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他无论走到哪里，那些“贱民”都赤着脚，站在毒辣的太阳下迎接他。有一次他参加一次会议，看到“贱民”被隔离开来，坐在一个远远的角落，甘地便走到他们中间讲话，这部分人由此而非常荣耀，“受人尊重”。 一路所见所闻，甘地对他推行的土布运动非常满意。在孟加拉，他看到了国大党在这里首先实现了以缴纱代替交党费，土纺土织在甘地所到之处也蔚然成风。 甘地的高明之处是，善于给人找事做。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职业者，甘地总是能让他忙碌。而且就在让你忙碌的时候，他就使你兴高采烈地想到自己正在为祖国服务。他精心指导在全国深入开展的土布运动，就是要唤醒民众都自觉参加劳动，并让你在做这些事情时，感到就是为争取自治斗争在作必要的准备。广大民众就是在他这种高明的宣传中不知不觉地觉悟起来，义无反顾地按照甘地的设计参与运动。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土布运动的发展，甘地组织成立了印度土布协会。1927年间甘地在与一位外国来访朋友交谈时，对土布运动的纲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不把资本看作劳动的敌人。我认为两者之间协调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我在南非、阿赫梅达巴建立的劳工组织，丝毫没有敌视资本的精神，在认为是必要的程度内，每一次抵抗是完全成功的。我的理想是平均分配，但是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形说，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我为公平的分配工作。我是用通过土布运动来达到这一点。既然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能根本清除英国人的剥削，所以我预计它能澄清同英国人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布运动可以导向自治。” 很显然，他把土布运动的纲领看成是一个组织劳资协调关系和“澄清英印关系”的行为。 这次旅行，他的夫人与他一直结伴而行。有一次到了科隆坡，在演讲会上，有人问他与他一起旅行、浑身土布素装的是不是他母亲。甘地没有为此生气，而是幽默地说，“我与她已经40年不做夫妻了，我的母亲已去世多年，我的一切事情都是 ‘这位母亲’代劳。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享荣誉，她服 劳役”。甘地的讲话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关于这段时期旅行宣传，印度作家有过这么一段描述： “甘地政治生涯中这段似乎悠闲而毫无成果的阶段，其实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内，他撰写了《我体验真理的经历》自传，用古遮拉特语经过三年在《印度青年》上连载。不久便印成英语出版。 自从土布运动的推行，尤其是1924年6月阿赫梅达巴国大党年会上，就甘地关于党员以缴纳纺纱代替交纳党费的议案与国大党两位元老老尼赫鲁和达斯产生分歧，导致老尼赫鲁与达斯愤然离会的尴尬局面后，甘地与这两位国大党元老的关系又如何呢？ 他们之间以前也曾出现过争执，但是老尼赫鲁、达斯与甘地很快又相处甚好。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1924年9月甘地为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禁止仇杀而决定绝食21天的第8天，老尼赫鲁便召开了一个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一再强调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大会并向甘地保证，所有与会人员将为这种团结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些原则。之后，老尼赫鲁还专程赶到真理学院看望甘地，并劝他打破绝食，使大家得到甘地的合作，为制止当前正在蔓延的宗教仇杀而共同奋斗。 同年12月，国大党第39届党代会由甘地主持召开。老尼赫鲁与达斯都同意修改党章 ，将党员每月所缴四个先令党费改为2000码纺纱。这次会议气氛异常和睦，两位元老也一改过去的强硬态度。 1925年5月，甘地旅行路经加尔各答，达斯便热情邀请甘地到他居住的大吉岭休息五天，甘地欣然接受。甘地在达斯家小住几天，得到达斯一家的盛情款待。可是，就在甘地离开不久，便接到达斯不幸突然去世的消息，甘地悲痛不已，再次返回加尔各答参加达斯的葬礼，并发表题为《德命班多万岁》的祭文，高度评价了国大党这位斗士的功绩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同年7月16日，甘地在国大党自治派会议上，提议国大党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年底，国大党年会选举奈都夫人为下一年度国大党主席，甘地表示支持，这是国大党第一次由妇女荣任主席。时隔2年，即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刚从欧洲回国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向大会提交了一系列议案，包括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 甘地出席会议，从内心来说，他认为这些议案偏激，不切实际，但是从大局出发，甘地沉默不语，不作反对。结果尼赫鲁的议案被通过。会后，甘地即返真理学院。 这个时候，他的第三个儿子拉摩达斯结婚，甘地让他们用打扫牛栏和用水洗树代为婚礼。甘地送给他们的一份厚礼是一架纺车。甘地鼓励他们一定要发扬土布精神，安贫乐道、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婚礼上，甘地同样号召所有真理学院的学员们要牢记自己的宗旨，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祖国为人民谋利益。可是也就在年底，真理学院的乌托邦幻想破灭。真理学院内部发生了使甘地几乎绝望的“丑闻”。“丑闻”主要是三件事，一是摩干拉尔·甘地挪用公款，私存一万卢比；二是甘地的夫人接纳了别人送的200卢比礼物和四卢比捐款；三是一名寡妇与一名男子发生不被人承认的“关系”。甘地对此不留情面，一方面责令院方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在《斯瓦拉吉》刊物上发表《我的悲伤，我的耻辱》一文，以示警世和自谴。 也就在这时，就印度自治问题，分别代表保守与激进两派的尼赫鲁父子的意见发生分歧。在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上，两人互不相让。甘地夹在当中，只得提出折衷办法。但是年轻的尼赫鲁，却一再坚持主张现在就宣布独立，甘地对此很生气，批评道：“独立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不是舞文弄墨就可以做到的。” 会议之后，甘地仍然热衷于他对土布运动的工作。就在加尔各答，他主持了一家土布商店的开张仪式，并在演讲中承诺，如果谁购买二卢比土布，就可得到由甘地亲自签名的票据。圣雄的签字具有意料中的诱惑。这家商店一下子生意红火，购买土布者纷至沓来。甘地望着这一情景，露出了他少有的笑容。 关于甘地与老尼赫鲁的关系问题，尼赫鲁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我父亲和甘地的关系，除在1924年短期在政治上疏远之外，以后又重归于好，而且比以前更加亲密。尽管他们大不相同，但彼此十分尊重。他们尊重的是什么呢？父亲曾经替一本收集甘地选文的小册子《思潮》写过一篇短序，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父亲的心情。 “他在这篇序言中写了下面的话： ‘我听说过圣人和超人，但是从来没有福气遇到这样的人。我得坦白承认我很怀疑世界上真正有这种人。我相信人，我相信英雄事迹。这本书所讲的思潮起源于人，而且是英雄事迹，他们指出人性的两大特点：信心和力量。’‘谦逊的人物不屈不挠。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和不可征服的力量，继续号召他的同胞为祖国而忍受牺牲和痛苦。这种号召在千百万人的心里引起共鸣。’ “很显然，父亲很想强调指出，他不是把甘地当作圣人或超人而对他表示钦佩，他把甘地仍然当作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圆桌会议 也许甘地的确感到自己老了，也许甘地已经看到自治仍在国大党内占了绝对优势，也许甘地确实觉得已过花甲的长者应该全力扶持年轻人主持工作，他一再在国大党的会议上提出国大党应该由贾瓦拉尔·尼赫鲁 （一般称 尼赫鲁）担任党的主席。尽管他十分清楚尼赫鲁在英国受的教育，对印度情况不甚了解，他的立即独立的主张显现出幻想成分，但是甘地了解这位年轻人，他的工作热情高，对祖国、对民众有感情，而且又多次经过铁窗烈火的考验。尽管这位年轻人对甘地的土布运动不太理解与热心，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出现过重大分歧，但是甘地决心已定。 在1928年9月国大党勒克瑙工作委员会会议上，甘地的提议终于被大会通过。 尼赫鲁对甘地是尊重的。这段时间甘地总是避开政治，坚持周游各省，访问每一个重要的县，每一个重要的城市，也访问偏僻的农村，忠心耿耿地宣传他土纺土织的主张。1929年，甘地正在联合省宣传土布精神，尼赫鲁专门陪他一个星期。 据尼赫鲁回忆说，甘地每到一处都轰动了许多群众，需要事先作出很好的安排，才能实现甘地的计划。特别是在东部地区的多拉克浦，来看甘地的群众总是人山人海，每天集会都在十万人以上，每几英里就有数万群众站在路旁等着这位圣雄。甘地演讲，其实很多人都听不到，但是他们能亲眼目睹到圣雄的尊容就已经够满足了。这些场面使尼赫鲁既惊奇也感动。 这时的甘地已经60挂零，貌不惊人，总是赤着身子，系着土织腰布，他的高贵和庄严的风度，他那从容不迫表现出来的谦逊的风采，形成了他的力量和权威，使别人不得不对他表示尊重和敬仰。他那宁静深沉的目光，总是能够对事物作出深刻的观察，他那清脆和善的声音，总是使人感到沁人心田，引起共鸣。不管他的听众是100人还是10000人，都能够与甘地息息相通。 在今天这位老者身上，我们再看不到那种萎萎缩缩、前言不搭后语的年轻律师的影子了。他只要一开口，就能使听众着迷，他善于雄辩，但绝不靠他美丽的辞藻，他语言简单中肯，思想深刻，思维敏捷。他永远以内心精力充沛的印象，给群众以安慰。他以他真诚的人格力量争取人，并且有效地解除反对者。 甘地的提议尼赫鲁出任国大党的主席已获通过，但是在国大党内部却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甘地便耐心地向这些人解释。他说：“把权力转到年轻人手里，不用担心，像我这样不中用的人还掌握权力，那才是可怕的。有人觉得他太激动，但是我觉得他有战士般的冲动，也有政治家的谨慎。把权力交给他，国家是安全的。” 甘地真心诚意地支持这位年轻人。甘地在向青年演讲时，告诫他们说，他们正在面临考验，并叫他们把尼赫鲁的当选作为自己工作的贡献。 现在大家都在为印度的独立进行工作和斗争。在国大党内，出现了自治领地位派和完全独立派之间的分歧。甘地和尼赫鲁的感情产生了共鸣。甘地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真正的自治领地位能成为事实，如果英国人方面的想法真正有了转变，真正希望看到印度成为一个自由和自尊的国家，而在印度的官方当局又是有真诚的服务精神，那么我就可以等待实现自治领地位的宪法。我的自治领地位的概念包括这样的意义：要是我愿意，我现在就能够和英国人绝断关系。” 同期尼赫鲁在拉哈尔代表大会上作主席致辞时也说：“独立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就是从不列颠的统治和不列颠的殖民主义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一旦获得自由以后，就毫不怀疑印度对于建立世界合作和联合的一切意图都会表示欢迎，甚至同意把自己的一部分独立献给一个使印度享有平等成员权利的大团体。” 正是有了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基础和感情上的默契，他们都同意执行1929年12月加尔各答代表大会关于完全独立的决议，并着手准备。 甘地在这次大会上说：“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纪元。完全独立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长远目标。” 工作委员会号召把1930年1月26日作为独立日，并掀起一个光辉灿烂的群众示威游行。民族独立的号角已经吹响。 1月26日，印度城乡竞相庆祝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尼赫鲁发表了鼓舞人心的《独立日誓辞》。这份文件不仅对外国统治者的罪行进行了强有力的控诉，而且号召国内的爱国青年和全国人民勇往直前，直到殖民统治的最后一点痕迹被消灭为止。这天清晨，数以万计的群众分别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举着“非暴力”的标语，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各村中也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村庄进行和平示威。特别是孟买，当天还有10万工人举行罢工加入了游行队伍，声势浩大、气势磅礴。参加游行的人们非常激动，不少人眼睛闪着泪花。从此，这一天被视为独立日。 英国政府对国大党的重大决议和游行活动置之不理。于是人们又把目光移向甘地，不知这位非暴力运动的领袖下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自从甘地在拉哈尔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民族的政权目标是获得完全独立时，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又将领导人民对英国的统治进行新的斗争了。 果然没有辜负民众的期望，甘地在时隔独立日仅四天，便向总督欧文提出了11点要求。他说，如果英国给以自治的实质，即使不给以表面的形式，他就准备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他提出的11点要求如下： 1.彻底禁酒； 2.恢复每卢比一先令四便士的汇率； 3.减低地税50％； 4.削减军费，最初至少削减50％； 5.英国官员薪金减少50％； 6.对外国布匹征收保护税； 7.制定保留沿海航行权力的法章 ； 8.释放一切非暗杀罪或非图谋谋杀罪的政治犯；9.取消或接管罪犯调查所； 10.发给自己武器执照，由群众进行监督； 11.废除政府的食盐专营法，取消盐税。 甘地由此再次发动并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次运动首先针对印度政府的食盐专卖权。在这之前，甘地照例告诉印度副王，他要采取行动，抵抗事实上剥夺了穷人使用食盐的食盐法。当时这位副王以嘲弄的态度一笑置之。3月12日，甘地率领从真理学院挑选出来的78名男女敢死队成员开始了24天向丹迪城海滩进军的大举动。这位身材矮小、身着粗腰布、手持竹拐杖的圣人和他的队伍沿途对各地群众宣传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意义和目的。 甘地所到之处，再次出现历史空前的状况，沿途各村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地赶来，跪在圣雄所经过的路旁，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等待着他的到来，甘地的身影刚一出现，人们便群起欢呼，情绪极其高昂。三个星期之后，甘地一行到达海滩，4月6日这天早晨在祈祷之后，大家跳进大海举行宗教洗礼。甘地高高地举起一把海盐，发表演说：“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以自制食盐。 如果我被捕，希望大家能够前仆后继，为自由奋斗到底。”甘地的行动，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对食盐法的挑战，同时引起了政府的极大不满。 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奇发生了警察扫射事件，全国各地则都发生警察用了棍棒殴打示威群众事件。游行集会受到禁止。群众对外国布店和酒店进行严密监视，加以报复。 人民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斗争的烽火越来越猛烈。4月18日，希塔曼的警察军械仓库受到袭击。在白沙瓦，革命的浪潮达到了高峰，示威游行规模更大，当游行领袖被捕后，成千上万的群众蜂拥而至包围了拘留所。英国当局出动了武警装甲部队威吓愤怒的群众，群众顽强反抗，当场烧毁一辆装甲车。英军向无数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还派来了空军机动部队，对示威群众进行疯狂镇压。他们的理由是，被捕的游行领袖加法尔·汗是“红衫党” 领袖，而“红衫党”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他组织的游行实属“分子”的活动。在几周内，全国有10万余名男女包括一些国大党领导和党员被投入监狱，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在白沙瓦，两个排的印度籍士兵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也遭到血腥镇压。 非暴力抵抗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专做冒犯政府法律的事情。英国人很恼火，总督多次颁布针对非暴力抵抗的禁令，但是很难奏效。 5月4日午夜，刚睡不久的甘地被3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逮捕，押往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被捕了！” 人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一场风暴更加猛烈地席卷全印。孟买约五万纺织工人、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在甘地被囚禁的浦那，一些正义之士为了甘地的被捕表示抗议，毫不犹豫辞去了很体面的职务和工作。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各地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人数更多，规模更大，与此同时警察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镇压，开枪杀人捕拿无辜。西北边省动用了军队、飞机和坦克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6日，500吨炸药被残忍地投掷到帕坦居住区。但是，越是镇压，人民越是奋起抗争，红衫党人数本来只有二三百人，一下子发展到近八万人，旁遮普在血腥的镇压下诞生了一个“自由党”。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甘地在斗争中逐步成长，带领群众赶往孟买附近盐场冒死抢盐，结果被捕。6月5日，也就在甘地日那天，国大党在阿拉哈巴拉召开会议，进一步强调按照甘地的11点要求坚持斗争，并呼吁印籍军警放下刀枪，站在同胞一边，参与印度独立自治斗争，为自己争取一个光荣的经历。同日，孟买又有近七万工人罢工游行。这一时期尼赫鲁父子先后被捕。 总督眼见天下大乱，失去民心，局面无法收拾，便有意放出风来，表示自治领地位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并决定授权贾雅卡前往狱中与甘地和尼赫鲁父子谈判，同时，准备召开圆桌会议。7月23日，贾雅卡来到耶拉伏达监狱，谈判可以，但是要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并致信尼赫鲁父子，表明自己的态度，请尼赫鲁先生定夺。与此同时另一名代表总督的特使则在内尼监狱与尼赫鲁父子晤面。但是尼赫鲁父子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因为他们要得到工作委员会和甘地的态度才能表态，随后父子两人给甘地也写了一封信。 为了便于谈判，政府把尼赫鲁父子从内尼监狱转移到耶拉伏达监狱，好与甘地以及同囚在此狱的奈都夫人一起同总督特使会谈。从8月10日起，谈判三天，甘地等四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低条件，即承认印度有脱离英国的权力；同意按照印度人民的意愿建立对印度人民负责的、受印度人民信赖的政府。总督断然拒绝这些要求，并且在谈判之后，将国大党主要领导全部捕捉。这时国大党开始转入地下活动。尽管如此，国大党一直也未放弃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城市罢工不断，焚烧洋布的活动不断，农民的抗税活动不断。强行镇压对于今天已经觉悟过来、敢于反抗的印度人民，已经没有多大效力了。政府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在这个情况下，英国政府突然从一个暴君的立场转到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绅士立场”，决定召开圆桌会议，会议将由英王主持，英国三个政党和印度国大党以外的各团体代表参加，专门讨论印度问题。会议于1930年11月12日至1931年1月19日在伦敦召开。在没有印度国大党参加的会议上，工党政府与印度“代表们”讨论了印度立宪机构，“原则上同意”印度各土邦参加全印联邦，由印度人执政，但是全印联邦的外交、财政和防务仍由英国人执掌。印度“代表们”大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可能表达印度人民的意愿。会议结束时，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故作姿态说，下一轮圆桌会议希望由国大党代表参加。而在这前三天，也正是这个麦克唐纳在会议上企图利用甘地来欺骗印度人民，暂许甘地出狱。 1931年1月26日甘地及所有国大党领袖被释，欧文总督并下令撤销对国大党集会的禁令。这一天正是印度独立日一周年纪念。人们对甘地等获释欢欣鼓舞，全国各地纷纷集会以示庆祝。甘地参加了孟买的纪念庆祝活动，向新闻界发表演讲，表明这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已经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谁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方向。参加活动之后，甘地行色匆匆赶往阿拉哈巴德。 德高望重的老尼赫鲁已经病入膏肓。这位元老，在这场斗争刚开始时，就预感到有此不妙，正如奈都所说，收拾好我们的牙刷，准备去坐牢。果然不出所料。当甘地与他的70多名敢死队向盐海前进到江布沙的时候，老尼赫鲁约了他的儿子一起在此等候，与甘地交谈了几个钟头，分手的时候，甘地一行再次上路继续他们的行程，他看到甘地拄着拐杖，走在群众的前头，步伐稳健，面容和平而勇敢，元老很有些感伤。他本来没有理由被捕的，只是儿子尼赫鲁被捕后，自己代表工作委员会主席，而且作了一系列决定，并在运动期间，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号召警察和士兵不能把枪头对准自己的人民。他本来身体不好，加上负责非常时期党的工作，的确筋疲力尽。按照他的想法，只等尼赫鲁和甘地出狱，他就完全休息了。当然，他认为，作为达到伟大的民族目标的重大行动，他有着坚定的信念，虽九死也无一悔。 甘地深夜到达阿哈拉巴德，老尼赫鲁还在等待着他。甘地的到来，以及与他简短的谈话，使老尼赫鲁感到了极大的安慰。老尼赫鲁的夫人也同样很兴奋，仿佛甘地一到，老尼赫鲁的病情就会好转一样。然而他这时已经像一只受了伤的狮子，奄奄一息。甘地面对这位战友，也不敢提出他最为相信的水疗、土疗之法了。老尼赫鲁拉着甘地的手说：“圣雄，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们了，来不及看到独立自主了。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不久将获得自主。” 国大党其他的领袖们出狱后也都赶来看望这位老人。不久却都因工作慢慢离开了，只有甘地仍然留在这里守候这位老朋友。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鲁与世长辞了，他们一家都在悲痛之中。甘地主持为老尼赫鲁操办了后事，而且他一直都在这一家人身边。葬礼那天，甘地发表简短而感人的悼词，高度评价了这位斗士为印度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正在这时，参加第一次圆桌会议的印度“代表们”回到国内，一抵岸，他们就大肆宣布英国的诚意，说印度自治领地位有指望。面对这一个情况，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甘地与欧文总督直接进行一次谈判。甘地非常乐意。 立即给总督拍去一份电报，提议会谈。 总督同意。 甘地于16日到达新德里，17日开始谈判。这时国大党中青年也赶到该地，作甘地的后盾。 对副王同意与甘地谈判，温斯顿·丘吉尔十分不快。他坚决反对放弃印度，认为丢掉印度，将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位强硬派人士对甘地十分瞧不起，谈判期间，丘吉尔发表了很不友好的言词，他说：“瞧那位伦敦法学院毕业的善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身子，瘦如骨柴，居然还心安理得地与副王平起平坐，进出王府，装模作样与英王的代表一起用餐喝茶，真是令人作呕。” 这话传到甘地耳里，他并不表示什么，只是心里嘀咕，你丘吉尔还没有资格与我圣雄平起平坐哩！ 有一天下午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只将甘地的晚餐送到副王府官邸。那时甘地只吃枣子和奶。甘地用的餐具是从耶拉伏达监狱里用过，后来带出来的罐子。副王极有兴趣地望着甘地。当甘地用勺子从罐子里舀出枣子时，副王询问他吃的是什么，甘地笑着说：“先知的食物。”副王站起身来，探视着罐内，想看看甘地指的是什么，甘地则自豪地用勺子敲敲罐口，面无表情道：“这是我在监狱里用过的罐子。”欧文只好不置可否地笑笑，坐下。 谈判继续进行。国大党坚持如下条件，始终不予让步：一是停止对国大党和印度公民迫害；二是允许印度人民自制食盐；三是禁止洋布；四是调走并处理警察的罪行。政府方面也不让步。谈判陷于僵局。甘地征得国大党中常委同意，为了使自己的条件在谈判中让对方接受，提出可以考虑停止非暴力抵抗。欧文表示可以商量，但是非暴力抵抗应该彻底放弃。甘地反对，他说，这是人民手中的武器，只能暂时停止，不可能中止和放弃。谈判持续了一个星期，终于达成甘地—欧文协议。双方以茶代酒，举杯相庆。 25年后，已是哈里菲克勋爵的欧文回忆说：“我十分尊重那位了不起的身材矮小的伟人。” 1931年3月，甘地—欧文协议正式签字。协议内容包括：甘地同意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但要求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所有政治犯。在修改食盐的问题，双方意见仍不一致，但是英方同意松动，允许人民自采自制，不过只能在居住范围内使用。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对甘地—欧文协议并不满意。而政府方面则根本不想兑现自己的承诺，比如释放非暴力政治犯，有的地方则公然不执行，有的则将政治犯改为暴力犯。在拉哈尔，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三名政治犯就即将被判处死刑，甘地到处游说，未能改变政府决定，导致群众集会示威，与警察再次发生冲突，死伤无数，入狱者达几百人之众。但是甘地仍然十分冷静地告诫国大党的同事，要坚守诺言，这样我们才能取信于社会。甘地的做法也使许多群众不理解，有些人还当面指责他出卖工人利益，并有人游行，高喊“打倒甘地”的口号。尼赫鲁这时身为主席，深深感到今天有了这个协议来之不易，不应该就让这个成果在没有运行之时就流产，在他的支持下，国大党全印度委员会1931年3月29日在卡拉奇召开会议，通过了甘地—欧文协议，并提出由甘地代表国大党出席英国第二次圆桌会议。这个时候，甘地则反复与欧文总督交涉，5月中旬又与新任总督，惠灵顿勋爵照面，要求政府履行协议。没有结果。面对这种情况，甘地在出使英国之前，发表谈话说：“我极可能是两手空空而归。” 同年8月29日甘地乘船去伦敦。 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这一天是星期一，恰好是甘地的静默日。甘地便只得在祷告时向上帝请示，希望允许他破戒，因为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利益前来参加会议，他不能在今天缄口不语。这一天他发了言。 他相信仁慈的上帝不会怪罪他。 甘地坚持不住豪华宾馆，而是住在伦敦贫民区服务中心，他感到自在舒适。他很快赢得了英国工人们的信任。他不拘小节，和蔼可亲，诙谐幽默。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只缠腰巾时，他机智地答道：“你们穿的是灯笼裤。而我穿的是超短裤。” 的确，他的装束与会议代表那种西装革履格格不入，但是甘地丝毫不觉得别扭，哪怕他常常被孤零零地晾在一边，也毫不在乎。12月1日会议结束那天，英王要召见所有代表，有人告诉甘地，再是如此装束似乎不大雅观吧。 甘地则表示，如果你们觉得不雅，那我可以不见你们的英王。有人问他，你着这样的装束，是真的感到合适？甘地笑笑说：“英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让我穿。” 甘地在会议上提出印度自治和发展问题，没有成功。参加圆桌会议的其他印度代表一概倒向英王方面，英国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点头。甘地看到这种状况，感到悲哀。在会议即将结束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到会作了会议结论，大致内容是，印度政府只能是联邦制，议会享有部分权力，其他权利仍由殖民政府控制。甘地不顾会议程序，当即站起来发表声明，强调国大党的立场，他说：“国大党立场并不是要赶尽杀绝任何人，而是要使印度人民从奴隶的地位挣脱出来，获得自由。” 趁这次会议的机会，甘地访问了英国一些地方。他先后访问英国四次，但是当年那位走在大街上，身穿英国战前绅士传统服饰，头戴丝质礼帽的甘地，谁也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他没有任何独特的吸引人的地方。这次来的是圣雄，半裸、浑身充满传奇色彩，到处传着他的奇闻轶事，情况就与过去截然相反了。人们都在谈论他、报刊也在关注他，包括他的言谈，包括他的举止。许多英国人同印度人民一样，都渴望与这位圣人相见，特别是乐于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具有吸引力、启发性、外加煽动性的演讲。听到他的演讲总是能产生思想和情感的沟通。这使甘地想起早几年，在印度真理学院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名来自英国的甘地的信徒。她对甘地是那样的崇拜。这位崇拜者名叫米拉·贝恩。她后来在报纸上撰文回忆说：“当我走进屋子的时候，一位瘦小而皮肤黝黑的人影起身向我走来。我突然失去了一切意识，只感到被一圈灵光笼罩着。我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他把我轻轻地扶起，我听到一个声音说， ‘你将是我的女儿’。我又恢复了现实境界的意识。我看到一张 微笑的脸，双目充满慈爱，柔和的眼神中闪烁着坚毅，这就是圣雄，我终于见到这位伟人了！” 这次到英国，米拉·贝恩也来了，她正陪同甘地访问了失业人数最多的兰开夏。在那里，甘地与失业工人就失业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同情他们的遭遇。甘地向他们作了简短的演讲，他说：“你们有300万人失业，而我们印度则有3000万人失业。你们失业救济金是70先令，而我们的失业救济金只有7先令6便士。那种悲惨的情景是难以想像的。因为失业，人们缺乏自尊和对上帝的信仰，每天都有几百万人在堕落，我不便把上帝的旨意带给他们，我知道他们的难处。只有给他们带来工作的神谕时，我才能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旨意。对于这千百万失业者来说，对他们谈论上帝没有任何用处，对他们来说，面包和黄油才是他们的上帝。”听着他的演讲，兰开夏的失业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认为在印度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圣人关心着失业者，应该说，这是印度人民的荣幸。 会议之后，甘地对法国、意大利、瑞士进行游行访问，每到一地，都有数千名当地群众热情围观欢迎，争相亲眼目睹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尤其是巴黎，人群把道路都堵死了，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欢迎他的群众发表演讲。在此期间，著名作者罗曼·罗兰盛情款待了他。他在罗曼·罗兰家住了五天。罗曼·罗兰是欧洲第二个为甘地作传的人。他与第一位为甘地作传的约瑟夫·多克所作的传记各具特色。多克曾经在约翰内斯堡与甘地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有机会对甘地的生活工作进行细致观察，而这位法国作家在撰写甘地传记时并没有见过甘地。 罗曼·罗兰后来用他非凡的笔力，描述了这次见面的情景： “这位身材矮小的人带着眼镜，满口无牙，穿着白色外套，但的双腿如同苍鹭的双脚一样纤细，修过面的头上有零星粗发，未戴帽子，头发被雨淋湿了。他干笑着走近我，嘴巴张得很大，如同一条愉快的狗在喘气。他很快伸出双臂抱住我，将自己的面颊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他那灰白色的头贴近了我的面颊。我自己开心地想，这是圣多明和圣方济各在亲吻。” “这次访问使很多人像飓风一样冲向我的两幢别墅。电话铃从来没有停止。躲在灌木丛后的摄影者像伏兵一样连续向我们按动闪光灯。莱芒牛奶工人联合会告诉我， ‘印度之王’在我这里期间，他们打算提供他一切膳食。 我们还得到了 ‘上帝之子’的来信。一些意大利人写信给圣雄，恳求他为下 一次全国彩票抽签预言10个吉祥数字。 “这个外表微弱瘦小的人物从来不知疲倦，他头脑中不存在劳累这个词”。 甘地告诉罗曼·罗兰，他过去相信“上帝是真理”，现在则相信“真理是上帝”。 甘地在意大利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接待，并访问了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但却遭到教皇的拒绝接见。他全然不计较这些，仍然泰然地站在教廷的圣像前，仰首翘望，喃喃地说：“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受难者。” 后来，有人问他对墨索里尼的看法，他说，墨像一个刽子手，“在刺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是难以维持长久的”。 带着旅途的疲劳和对第二次圆桌会议的失望，甘地于1931年12月18日回到印度。这次三个月欧洲之行有得有失，得的是，他认为“如果你以信任与慈爱之心对待别人，那么你将得到十倍的信任，百倍的慈爱”。失的是，这次圆桌会议“毫无意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神之子民 命中注定他的命运多灾多难。 命中注定他领导的斗争有起有伏。 甘地从英国返回印度，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欢呼。 民众的痛苦，甘地是了解的，但是这位圣雄此时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解其味呢？ 就在甘地在英国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期间，印度国内的情况很是不妙。 新任总督惠灵顿勋爵明目张胆地撕毁了甘地与欧文协议，对民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国内现在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加上英国政府在第二次圆桌会议利用非国大党代表孤立国大党代表的政策，表明英国政府已向世界公开宣称，在印度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宪法改革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印度的国大党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就不得不提出一步新的解决方案，即教派自治方案。宪治方案一出笼，英国政府便向国大党发起猛烈进攻，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与此同时，与国大党联盟的、相互同情的、相互支持的进步组织均被视为非法组织。和平自由又成泡影。 记得在德里那段日子里，他与欧文举行谈判期间，甘地每天早晨都喜欢散步，而尼赫鲁总是相伴左右。他们谈到了许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 在谈到国大党的前途时，尼赫鲁曾经设想，祖国获得自由以后，像目前这样的国大党将自行消灭。而甘地则认为，国大党在下列条件下应该继续存在，即：国大党可以通过一项自我约束的条例，规定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如果任何人想在国家机关中获得这样一个拥有权力的职位，必须退出国大党。甘地之所以这样想，意图在于使国大党始终处于超然无私的地位，从而能够对行政机构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门施行巨大的监督压力，使他们不致脱离正轨。甘地的思想与现代政党的概念显著不同，现代政党的建立，其目的是要夺取政权，以使按照党的指导思想去改造政治和经济。尼赫鲁就是这么想的。 甘地也知道，在他前去伦敦参加圆桌会议之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内曾有人联手等待时机一旦成熟，就将他开除出党。而事实上，如果开除甘地，就意味着开除二分之一的党员。这样一来，国大党就会分裂。 据尼赫鲁回忆说：“在以往的15年中，甘地先生在国大党内乃至在全国内，是一个比任何国大党主席还要重要的人物。他是内定主席的人，他们的建议一贯得到采纳。他一再拒绝主席职务，而宁愿让他的同事或助手担任。 我做国大党主席完全是由于他的关系。事实上是他当选，是他退让，竭力促成我当选。瓦拉平平·巴特尔被选为主席是由于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当时我们刚刚出狱，国大党各地方委员会还是非法团体，不能按照一般情况进行工作。因此，工作委员会便做主选举了喀喇嗤大会的主席。整个委员会，包括巴特尔先生在内，请求甘地先生接受主席职位，从而能在未来形势紧急的一年中，成为国大党的名义首脑，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名义首脑。但甘地不同意，坚持要巴特尔当主席。” 这一两年，关于甘地的谣言也不少。有的谣言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有一次的谣言是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甘地在某地或许在德里，未经通报便富有戏剧性地突然闯到副王面前跪下来，抱着副王的脚，泪如雨下地恳求副王把和平赐给这个不幸的国家。这是一名英国记者编的故事。他的想像力非常丰富，甘地只不过觉得这人有点滑稽。另一个故事说的是甘地接受了一笔巨款，约有几万英镑，秘密地将它保存在朋友家里，而国大党正在追查此事。 国大党惟恐甘地从国大党退出来以后，失掉这笔巨款。这个故事就有点荒唐了。 甘地也清楚，国大党对这次圆桌会议并不抱什么希望，甘地自己也是这么看。但是甘地从不绝望，决心要努力到底。然而努力的结果却到了今天这步田地。现在连尼赫鲁在去孟买迎接甘地的路上也被捕两天了。圣雄说：“这是惠灵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大煞风景。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召开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在这之前，甘地仍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企图和惠灵顿勋爵进行一次会谈。但是对方提出应该是有条件的谈判。这些条件是： 他不得谈论最近在孟加拉、联合省和边省发生的事变，以及新的法令和根据法令全面进行的逮捕。甘地当即给总督发去电报，要求无条件会见。政府的答复是把甘地和国大党主席加以逮捕，并令全国开始严厉镇压。 1月4日，这个曾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一起品茶的人，再次成为国王陛下的客人，不过这次是在监狱里。他和国大党主席巴特尔一同被捕，并未经审讯就被关押到浦那的耶拉维达监狱。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圣雄多次被捕监禁，与此同时，丘吉尔在伦敦多次雷霆震怒地叫嚣，必须“剪除甘地，摧毁他所代表的一切”。诗云：“让你暂时离开幸福，在局促不安的日子里受些痛苦。” 也是1月4日，关在内尼监狱的尼赫鲁被判处两年严厉监禁和500卢比罚款，如不交纳另加六个月徒刑。 还是在同一天，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事变，示威群众与警察多次发生冲突，群众死伤多人，监狱充满了和平抵抗的囚犯，人满为患。 甘地这一次就没有先前坐牢那样乐观地把它称为“修炼的日子”了。他预感到国大党领袖人的大面积被捕，群众运动的普遍被镇压，一定包藏着英国政府更险恶的用心。 这个时期，英国政府正在抓紧酝酿教派自治问题，企图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维持不可接触制度。 甘地闻知此事，于3月11日从狱中致信殖民大臣，信中说：“你也许能回想起，在圆桌会议上，当少数派的要求被提出来，我在发言的结尾曾说过，我将誓死反对贱民实行单独制。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情绪，也不是说得好听。我的意见是，它是一项严肃的声明。” 1932年8月，英国政府将麦克唐纳的宪制方案宣布，仍然将“不可接触者”划出单独选举区。 解救贱民！甘地响亮地提出了这个口号。甘地称这次斗争为哈里真运动。 哈里真是神之子民之意，这是甘地对贱民的称呼。 他给英国首相寄去一封信，指出他将终身抵制任何“贱民永为贱民”的措施和制度。并且声明，如果政府一意孤行，不肯改变这种态度和决定，他将绝食至死。 信，如石沉大海，英国人不把他当回事。 9月20日，甘地正式宣布从当日起绝食。那天凌晨，他从床上爬起，用土布围住下身，便开始给泰戈尔写信，信中说：“现在是星期二的凌晨三点钟，我将于今天中午走进炽热的洞穴。我的斗争很需要你的帮助。你是一位耿直的朋友，一位真正的朋友。” 信还尚未发出，泰戈尔便向狱中的甘地发来电报，电文说：“为了印度的统一和社会的完整，牺牲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满怀尊重和敬爱，伴随着你崇高的苦行。” 当天，许多印度记者前来监狱采访。甘地对他的这次绝食“苦行”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说：“我虽然出身高贵，但我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百分之十的上层，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要的是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所有可怜大众，与他们生死与共。我想要提高他们的地位，光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是不够的，主要在努力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提倡为他们服务，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我坚决反对。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绝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和对他们的限制。” 如果说甘地的绝食在全印度引起极大震动的话，那么甘地的这番动之以情的话则唤醒了民众。无数的人突然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过去自己也曾诅咒贱民，以他们为鄙视，与甘地的态度相比，真是自惭形秽。现在甘地决心以绝食至死的勇气来维护贱民权益，才是伟大的壮举和高洁的灵魂。假如甘地在这次绝食中丧生，那么过去诅咒过贱民的人也和政府一样有逃脱不了的罪过，法律不予制裁，就是上帝也不会放过。于是各方人士都纷纷参与解救贱民的斗争，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经过社会各界同心同德的呼吁和抗争，种姓印度教首领与贱民首领签定了一些协议，拟取消单独为贱民区划定选举区的做法，并给贱民的席位增加一倍，同时取消阶级一说。甘地绝食五天之后，正在让医生作健康检查之时，传来消息说，英国政府同意这个新方案。 感到焦躁不安的甘地，脸上也露出了微微的笑容。26日下午，甘地恢复进食。 几乎在甘地刚恢复进食的同天下午，被甘地称为真正的朋友的泰戈尔特意赶到监狱，为甘地咏唱了一首赞美诗。这首诗选自《吉檀·迦利》。诗云： 当生命枯萎之时，应该洒以同情的慈霖； 当整个甜美消失时，应该携带甘露的歌声。 这次斗争初战告捷。从此，在很多城市的大街上，种姓印度教徒与哈里真开始公开互相来往，不分彼此贵贱，许多庙宇也为那些“神之子民”敞开了大门。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等方面，过去的贱民已与印度教徒享受平等待遇。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同年年底，契拉诺邦的一所印度教庙宇就仍然不准许贱民入内朝拜。一些印度教徒保守势力，全然不顾什么协议和方案，他们只承认历史事实和教派法典。甘地知道此事以后，严厉指责了那些顽固派的行动，强调要立即改正这种错误行为，并声称，如果不改正，他将再次在监狱里绝食。谁知那些顽固派反而指责甘地，动不动就拿绝食相威胁，老是危言耸听。甘地说，绝食是只有宗教教养好的人才能掌握的武器，当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只有牺牲最后的生命，但是这不是谁都能做得到。顽固派们依然不听，认为甘地是印度教的离经叛道者，如果甘地果然绝食，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将同时绝食，奉陪到底。甘地与他们展开了公开论战。最后，经过公民投票，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赞成甘地意见，同意贱民入庙，从此消除一切歧视。 甘地认定，这一时期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解救贱民，少问其他。到了1933年1月4日不合作运动纪念日的那天，几位领导人前往监狱请示甘地，是否重新组织不合作运动。甘地告诉他们请他们自己做主，他说：“我现在精力和时间有限，而印度还有4000多万贱民等待着有人去拯救他们。我要从事解救贱民工作。”对于甘地来说，思考便是决定，决定便意味着行动。他创办了一个新周刊《哈里真》，自任主编。先前自己主持的《青年印度》已经被迫停刊。甘地要掀起一个哈里真运动，非要一块舆论阵地不可。而这时的政府似乎也希望他在狱中从事这项改革活动，这样就可以把全国的注意力从政治骚动转移到社会改革上来。甘地亲自为《哈里真》周刊撰写发言词。 这段时间，国大党与非国大党领袖，包括贱民领袖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协议，对贱民的教派自治决定通过了一个修正案。 由于协议中有一条规定：为取消不可接触诫条和改善贱民的情况，举行一次全国性运动，英方当局允许甘地在监狱中进行有关哈里真的工作。这就使得监狱以外的国大党人把精力从组织不合作运动的工作上，转移到组织哈里真福利上去了。 到1933年4月，甘地仍对全国解救贱民工作不满意，所以他又一次想到了绝食。29日深夜，他告诉随侍人员，到深夜12点时，有一种发自体内的声音提醒他，指示他绝食。他试图进行体能反抗，但是无效果，所以迫不得已，只得遵命。30日他即宣布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 他就此发表声明时强调，这次绝食，不是要反对任何人，而是自己自洁的措施，通过这次绝食，纯化自己的清心和灵魂，使自己与上帝和真理更加接近。第二天，他又给总督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这次绝食与政府无关，请不要误会，完全是内心的趋动和自省。尽管如此，甘地已是年迈的老者，又宣布绝食21天，使政府当局很感头痛。原定5月8日上午10点开始绝食，结果上午9点就将甘地释放了。大概政府认为，如甘地要绝食以自洁，别死在监狱，死在监狱就有说不清的麻烦，至于在外面还绝不绝食，绝食带来什么后果，那将由他自己负责了。但是甘地出狱后，仍不改决定，照常绝食21天，同时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一个月，要求政府释放非暴力政治犯。 接着国大党领袖们在浦那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根据甘地的意见，拟停止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斗争形式改为个别不合作运动。甘地为这个决议作出解释说，群众性斗争风险太大，受迫害的受镇压的人太多，这是不合算的，而个别斗争，灵活性强，既可以前仆后继，又可以把战线拉长，保持斗争的持续发展。甘地致总督一信要求见面通报这一意见，总督表示这一意见不能接受，因而不予会见。国大党立即宣布实施这个意见。甘地首先将自己花了18年心血组织起来的真理学院解散，动员学员奔向各地开展个别不合作运动，自己则率领33名真理学院学员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宣传他包括解救贱民在内的建设性方案。 这是应该早就预料到的。真理学院刚刚宣布解散的第二天，甘地及夫人以及所有学员全部被捕。自从1930年3月甘地离开真理学院开始他的丹地之行时就宣誓，如果他的国家不能从外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就不再踏进真理学院的大门。三年以后的今天他回来了，可惜是含着宣布这个培训基地不复存在的酸楚心境来的。然而，就是这样，政府也不放过他。他8月1日被捕；8月4日被释放，但是警察当局要求他不准离开浦那。甘地断然拒绝，再次被捕，判刑一年。政府表示，只要甘地表态不再从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将他释放，但甘地不允，他就他不能接受任何有条件的释放，并于8月16日再次宣布绝食至死。监狱对甘地的管制更加严厉，只准读些书报，不准接受任何记者采访，每天只准接待两名来访的亲友。 与此同时，伟大诗人泰戈尔先生发表一个声明，声援甘地，但是政府当局不准这个声明在报纸上发表。诗人受到沉痛打击，便以诗泄愤，诗曰《问》。 诗人是这样责问上帝的： 我的神，你一次又一次，派遣使者来到这个无情的世界，教导我们“饶恕一切人”， 教导我们“爱所有的人”， “从心底里驱除仇恨的火焰”。 他们具有一副高贵的心灵， 永远值得人们铭记与怀念。 而在这天的不幸日子， 我却把他们撵出门外， 丢一个虚伪的教礼给他们。这位命运坎坷的诗人继续叹道： 今天我的喉咙哽咽，我的芦笛吹不出悠扬的音乐，我的整个世界在漆黑一团的深夜的噩梦里消失。 我因此含泪问你一个问题： 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人， 那些扑灭了你的光亮的人， 你能饶恕他们吗？ 你能爱他们吗？ 已是垂暮之年的诗人在他那宁静的别墅里发出了失望的呐喊。这是对甘地强有力的道义上的支持。甘地继续绝食，政府虽然并不让步，但是也深感焦虑不安。甘地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他被送进医院时几乎奄奄一息，他把身边的心爱之物都送给了陪在他身边的人，有气无力的告诉他们：“我可能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身旁的人望着甘地瘦干的身躯，泪似泉涌。甘地强打精神，给他们诵颂了一段 《薄伽梵歌》： 我是大地的清香， 我是众生的生命， 我是火中的光焰， 我是苦行者的苦行。 甘地要身边的人赶快拿笔来记下他的话，他要给在另一个监狱的尼赫鲁发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在这些痛苦地日子里，我常常想起你。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见。我多么重视你的意见，这是你所知道的。看到英杜（指英迪拉）和沙鲁普的孩子们，英杜①看来很快活，人长胖了。一切都好。盼回电。” ① 英杜：英迪拉小名，也就是后来印度著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她的父亲是尼赫鲁，她的丈夫甘地与圣雄毫无亲缘关系，仅仅同姓而已。 被关押在内尼监狱中的尼赫鲁，听说甘地再次绝食，度日如年，心急火燎，常对别人发脾气。圣雄怎么这么干呢？他还说这是上帝规定的绝食日子，真是让人放心不下。尼赫鲁担心如果甘地真正长眠不醒，印度不知该如何。 当他收到甘地的电报以后，他似乎有些放心了。他相信甘地的生命力很强，不会就这么死去。就是在绝食那么痛苦的日子里，在给瓦赫鲁的电报中，突然提出了尼赫鲁的女儿和妹妹的孩子们去看他的事，而且还不无幽默和乐观地谈到女儿长胖了，这真是奇人。当然尼赫鲁也知道，这恰恰是甘地的性格，他总是不会忘记生活中表面看来似乎很小实际意义重大的事情。 尼赫鲁完全不赞成甘地的绝食，但又不想伤害他，于是他向甘地拍出了一份这样的电报： “电报收悉。我对于我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能够表示什么意见呢？我急得好像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是惟一的人所共识的指路神。我在黑暗中摸索，可是我跌跤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总常常想起你，敬爱你。” 绝食已过一星期，政府看到甘地即将失去生命，便匆匆宣布无条件释放了他。此后甘地开始进食。在静养10天之后，甘地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一年，这一年内，他只从事“解救贱民”的工作。 最近连续两次绝食，两次被捕入狱，有人发现甘地在这期间思想观念发生了细微变化。这一发现是甘地的私人秘书马哈德乌·迪赛，他有幸与甘地一同坐牢，他当时详细地记录了甘地的言行和来往的书信。印度作家克里帕拉尼在他的书中曾经引用了以下几段迪赛的记录。 “甘地大儿子哈里拉尔的女儿摩奴来信告诉甘地，她的舅妈巴莉贝恩打了她那从不干好事的父亲。甘地回信说她干得好，她的行为是一种纯真的爱，而不是暴力行为。” “甘地原来一直坚持只用印度阴历记时，只要看到有人使用西方日历，就非常动气。但是现在他已放弃使用阴历，他说，欧洲的日历已为全世界所接受，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它怀着仇恨。” “一位麻风病人给甘地去信，询问当生活成为一种负担并非常痛苦时，这人是否有权放弃生命。甘地回信说，我的见解如下：一个人患上了不治之症，要靠其他的帮助才能勉强生存下去，而他自己又确实不能做出任何公益事业予以报答，那他就有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他来说，绝食而亡要比投水自尽或悬梁自尽更有好处，因为这会考验他的坚强信念，并使他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理想。” “米拉·贝恩被关在另一座监狱。甘地给她去了一信，信中说，你提到罪犯现在和你已成为同伴。在我们的字典里，应该禁用罪犯这个词，要不然我们都成了罪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起石头打她。’没有人敢用石头打那个犯罪妓女。尽管他半开玩笑地引用这句话，但却道出了意味深长的道理。” “甘地在贝恩的信中还写道：你不应该责怪自己不信任我和我的智慧，这是因为你没有马上看到我的特性，或者你已经看到了，但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不是一个完人。当我有错时，你为什么要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呢？那只是盲目的崇拜。” 甘地的威望虽然极高，高到像中天的太阳，人们都要沐浴着它的阳光才能生存成长。但是，他从不自恃高明，从不指望有人把他当作什么神一样的跪拜，每当看到人们对他过分的敬仰，他内心就有说不出的味道，他与老尼赫鲁尽管常常打打闹闹，但是仍然不失为生死之交，其感情就是建在相互合乎情理的信任和尊重基础上，并不是谁把谁当作高不可攀的存在。 与尼赫鲁的交往也是如此。他扶植尼赫鲁，相信这位年轻人能够率领国大党干出一番事业。尼赫鲁对他则非常尊重，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大事小事全部请教他，征求他的意见。但是双方如果就某个问题出现不同意见时，完全可以做到各抒己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阳奉阴违。 甘地的决定，从来都不是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往往总是伴随着想不通或者截然相反的态度来与他共事。就说1922年那次，甘地决定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代之以土布生产、改革、教育，似乎对大家是个打击。当时大多数国大党领袖们都在监狱里，对这一决定感到十分惊愕，并且使许多一般党员都感到愤怒。老尼赫鲁还从狱中写信给甘地，对他的主张提出愤怒的抗议。信中质问甘地，如果科摩林角上的一个村庄没有遵守非暴力原则，为什么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城市应该受到惩罚呢？ 这次与12年前的情景几乎完全相同，好像就是历史的重演。这时尼赫鲁同样还在监狱，他对甘地决定和声明与当年他父亲一样表示极为不满。他在狱中给甘地写了一封长信，表明自己的观点。信中说：“当我听到你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定，我很不愉快，甚至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虽然我仍然会响应你的号召，但是你提出今后的工作方向，我尤感困惑。我有一种突然的感觉，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被刺破了，它是我最珍贵的维系。在这荒漠的世界里，我感到可怕的寂寞。” 岂止是尼赫鲁，党内很多人士都不知道这位老人到底要怎么样。党内的情绪明显低落下来了。这时的甘地一边开始从事他的解救贱民的长途旅行，主要是想为募集解救贱民的基金，另一方面他又不失时机地向党内作出他的解释。同时又根据新情况推出了新的策略。1934年4月7日，甘地在旅行途中再次发表一项声明，号召所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个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如果谁想组织非暴力不合作斗争，必须征得他同意。他希望所有国大党员必须学会自制和安贫的艺术及美德；都能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特别是参加土纺土织，推广土布、解救贱民的工作。最后他向国大党人忠告道：“以洁身自好的个人行为同各界人士相处，来扩大教派之间的心灵团结，排除自己身上形形色色的不可接触的肮脏，以亲自接近饮酒和吸毒的人并普遍培养个人纯洁来开展戒酒或戒吸毒品。这些工作可以使得穷人维护最低标准的生活。” 他料到他的这项声明在党内会产生更多更大的麻烦，首先想到的是给尼赫鲁写去一封信。信中说：“在我看来，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只要我们能发挥好手段的作用，目的就不难达到。” 现在，该说的话说了，该劝的劝了，该公开声明的已经声明了，他要专心致志地上路，竭尽全力去做解救贱民这份有益的工作。 一直随同他行走的米拉·贝恩记述道：“我们一直走啊走，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满腔热情的爱。这使与人民群众隔离很久的甘地精神大振。” 甘地曾经说过，为了解救贱民，他可以用生命作抵押。这不是一般性豪言壮语。话出之甘地之口，就是誓言。现在他一步步地朝前走，正在逐步实现他的诺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决意退党 甘地与泰戈尔在性格上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年逾古稀的泰戈尔被问到他的最大优点是什么时，他答道：“自相矛盾。”当问他的缺点是什么时，他也答道：“仍是它。”他这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这也难怪，大诗人的感情和心绪都缺乏应有的固定性。感情容易涨，也容易落；心绪容易起，也容易平。 甘地从来没有这么以明快的态度承认过。他觉得他平生没有别的，有的只是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几十年来，他们致力和争取的达到的自我实现，面对面地看着上帝，达到“莫克萨”（摆脱生与死的自由）。他为此目的而生，为此目的而行。他虽然不敢说他的体验就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承认他的体验像科学工作者一样，贯以极端的准确、远见和细致。他的整个性格凸现出的执拗、固执、义无反顾的色彩。惟独从来没有出现过犹豫、动摇、彷徨和徘徊。其实他的思想深处也同样充满着自相矛盾。尼赫鲁说：“甘地本人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矛盾。”只是甘地本人并没有意识到。 他与泰戈尔同样都认为，他们是按照神明的旨意和召唤坚持他们的心目中的真理。 今年甘地应该是65岁，因为这年是1934年。 他在继续为解救贱民进行呼吁，募捐基金。一年之中，行走富有成效，长途跋涉12500英里，募得基金数额高达80万卢比。行程中，由于发生了连甘地都无法作出科学解释的意外，又导致了甘地与泰戈尔的一场争论。 原来，当年3月，比哈尔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甘地正好来到此地开展解救贱民的宣传。地震发生后，他仍然不顾生命安危要坚持赶到灾区现场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那里他进行了演讲，借题发挥，说：“贱民制引起了上帝的愤怒，因而带来了这场灭顶之灾的苦难，这是神明的惩罚。像我这样的人不能不相信，神明是为了惩罚我们的罪过才引发地震的。” 地震灾区损失惨重，人们流离失所。泰戈尔认为面对这种情景，甘地不应该在灾民之中唤起不必要的恐惧。针对甘地的演讲，他立即发表一个声明，指出甘地的不是。 泰戈尔说：“圣雄指责社会保守主义的盲目追随者，他们那种接触和不可接触的思想的罪过在比哈尔的地方召来了神明的狂怒，仿佛神明为了表示不满，特意选择了它。我以为这种说法甚为不妥。更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同胞里为数不少的人，刹那间就接受了这种不科学的观点。如果我们把道德原则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的本性远比神明高尚，因为神明为了教诲人们行善，竟采用了下贱的手段。我们不可能想像，任何文明人的统治者，居住在遥远的地方，为了教训比它更值得谴责的罪行，竟进行了如此盲目的毁灭。不仅孩童，连不可接触者也被卷入。实际上，令人痛心的是，圣雄经常利用大自然的不测事件，为自己的某个观点服务，比他的反对者更甚；如果他们也在这个神明发怒的时候幸灾乐祸，把过错推诿给圣雄甘地及其追随者，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甘地以上帝的惩罚为藉口，造成毫无根据的迷信和恐慌，实在毫无价值。” 甘地并不认为自己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他和别的老人有着相同的特点，除了能接受他人的感情之外，一般都只认为自己的观点对，特别是作为圣雄般的人物，要使他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比登天还难。他撰写了《比哈尔接触与不可接触思想》一文，在他自己主持的《哈里真》周刊上发表，进一步捍卫自己的观点。 甘地在文中说：“我承认我对自然法则一窍不通，但我信奉上帝。尽管我无法向无神论者证实上帝的存在，同样我也无法证实贱民制的罪恶与比哈尔省的天灾之间是否有何种联系，但我确实感到了这种联系的存在。我认为，这次地震的触发不是神明随心所欲的旨意，不是任何盲目力量相遇的结果。我们既然理解不了神明的法则，又不理解他的手段，那么最高明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知识犹如一粒尘埃。我坚信自然活动和人的行为之间联系的信念。这个信念不断使我接近神明，使我谦和，使我获得神明的亲证。如果我的信仰证明站不住脚的话，它仍然给我和相信我的人带来益处。它将鞭策我们，使我们精力充沛，更加努力地进行自我净化，证明贱民制是一种十恶不赦的罪恶。” 也许甘地真的就是这么认为，也许他有意这样将不平等制度与天灾联系在一起，以调动人们用救灾一样的精神来粉碎不平等制度的激情。这我们且不去管它。圣雄与命名圣雄诗人之间的争论，各自站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实在难以清楚地分辨他们的正误。但是，尼赫鲁是站在泰戈尔观点一边的。他甚至由此联想到18世纪美国波士顿的宗教狂热者还断定马萨诸塞的地震是由于避雷针亵渎神明而引起的。 甘地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他要为解救贱民做一切努力。只是地震发生一个月后甘地关于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个人来从事这份工作的主张，也在国大党内掀起了波澜。不久，在国大党领袖会议上，甘地不得不做出进一步解释，一再强调，他不是要国大党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而是由他代表国大党从事这项具有危险性的工作。他公开表示，如果国大党做出决定完全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他本人只有退出国大党。同事们一再劝告，待10月的全印委员会议再作决定。 甘地清楚地记得，他是从1919年参加阿姆里察会议，才算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在这之前，他出席过几届年会，在每次年会上“只不过为了重申我对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如果从那时算党龄的话，现在也有15个年头了。 10月份就要召开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上将讨论他要求的请求。现在已是9月初，甘地觉得应该赶在会议之前发表一个声明，阐明自己的动机和理由，一方面以稳定党心和民心，另一方面也要澄清别人对自己举动的误解。9月17日，他宣布了他的长篇声明。这项声明，明确地向世人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其理由是，第一，使自己能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花在建设性纲领上，比如发展土纺土织事业，解救贱民的事业，农村办教育的事业等；第二，能使国大党内的左派能按照他们的想法进行他们的活动，而不致受到他“行使道德压力的威胁”。他一再表示，他这样做的动机是试图达到“完全 的超然地位和行动的绝对自由”的境界，以毕生精力去实现自己“真理的体验”。当然，在声明中，他也不忘指出了他与国大党内的分歧，他说，他是把他的非暴力原则只作为信条和信仰，而不像国大党把它作为一种政策。他说，他把土纺土织当作实现自治的有效途径，而有人则把这项建设性工作看成没有意义；他说，他把解救贱民当作宗教与道德问题的大事，党内则认为他抓的只是枝节问题；他说，在议会代表团问题上，他认为在当时没有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在党内设议会代表团以实现党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是遭到多人反对等等。 声明发表的同时，甘地又给巴特尔写了一封信，再次说明他的理由。 信中说： “此外还有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尼赫鲁就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相当了解他希望什么和主张什么。这个社会主义团体或多或少地代表他的看法，虽然他们的实行方式也许不完全是他们主张的方式。这个团体的势力和重要性当然会发展。我的见解和他们发表在权威性的小册子上的政纲，有根本分歧。但是我不愿意使用我能行使的道德压力，来压制他们传播自己书刊中所提出的意见。我留在国大党内就等于行使这种压力。” 从此，他决心不在任何引起争议的政治问题上，发表公开的声明和演说。 在他经常发表文章的《哈里真》周刊上，在全国范围内旅行所作的无数次演讲中，在与各类记者的谈话中，在他的大量信件中，全部只谈他关心的土布、农村工业、解救贱民、提倡办学和卫生、保护耕牛、节育，以及其他许多与政治无关的事情。 1934年10月26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议在孟买召开。 大会讨论甘地提出的议案时，引起激烈的讨论。代表们似乎感到其他的议案这时都不显得重要了，甘地要的信息布满了他们的脑海，惋惜的、担忧的、激动的，各种表情都只书写了一种心迹，那就是：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再三挽留甘地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但是甘地表示不改变主意。 10月28日，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重申对“甘地领导的信心”。决议指出：“大会坚决认为，他应该重新考虑退出国大党的决定。但为此事而作劝说的努力既已失败，本大会勉强地接受了他的决定，同时，在记录中载明我们对于他为民众所作出的独特贡献的深厚谢意。此外，大会又欣然获悉，他表示在有必要时将对国大党提出建议和指导。” 决议宣读之后，甘地进入会场与代表们告别，全场八万代表站立起来，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向圣雄致敬。他笑容可掬，精神饱满，他的愉快的心情感染了会场的人们。他那天真烂漫的神态使他富于惊人的魅力。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便带来了一阵新鲜的气息，活跃了场内的空气。 在热烈火爆的气氛中，甘地向代表们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以后他与国大党将保持一定距离，他只关注国大党所坚守的原则。后来，果然如此，甘地总是强调他不是国大党党员，甚至连四分之一的党员都不是了。 但是事实上做不到。他放弃了国大党党员资格，但国大党却不能对他置之不理。正如尼赫鲁在监狱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所说的那样：“对甘地是无法摆脱的。由于印度的客观环境，他的人格感召着人们，不容你忽视。” 甘地离开会场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议继续开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国大党参加立法会议选举。 甘地从此在离瓦德哈不远的塞瓦格拉姆村建立了自己的住宅，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年。在这几年里，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提高和发展哈里真的道德和发展乡村经济，包括他心爱的土布事业以及普及教育等工作上。他在《哈里真》周刊上经常发表文章 ，阐述他当前的主张。在一篇文章中他曾这样说：“印度社会只有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我能成功地使农村摆脱贫困，我就赢得了自治。” 甘地默默无闻地在乡村工作，但是政府对他极其不放心，以为甘地又在建立真理学院或者正在暗中组织农民进行大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于是老是派暗探到乡村打听消息，了解甘地的活动情况，监视甘地的行动。甘地知道后笑着说：“我现在只关心我向农民们推广土布、粗米和土面，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印度农村的乡村工业，如果政府不光是打探，也发点善心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其实，我在这里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政府应该做的。我替他们做了事，他们还应该给我报酬才是哩！” 当然，甘地虽然说已经远离了政治中心，离开了国大党退休，但是他在乡村随时都准备接受国大党人的咨询，工作委员会的重要委员们，在所有重要政治问题上，几乎都要跑到他这里伴随鸡和狗的叫声向甘地请教。显然，他退出了国大党，也难以等同于他退出政治活动，在政治上他仍然对国大党产生影响；他还要经常向那些写信来求教的青年复信开导他们；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向那些连绵不断前来向他求教的人晓之以理。甘地从来都是来者不拒，从来都是胸襟坦荡，不掩掩饰饰、吞吞吐吐。久而久之，这个乡村，又变成了政治朝圣的中心。 不仅如此，甘地还经常对国大党的领导机构提出自己的建议。有一次，一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青年写信给甘地，甘地在复信中告诉对方，要他去请教尼赫鲁，说尼赫鲁完全可以做他们的领袖，尽管这时他还在蹲监。他继续写道：“我敢肯定，如果他在我们中间，他就会稳步地急速地前进。我建议你们向国家提出符合印度国情的切乎实际的社会主义，而不要提出如你们纲领所称呼的好高骛远的假设。我感到高兴的是，你们送给我的纲领不过是一份草案，虽然它是由一个有力的专门委员会拟定的。如果你们在最后确定政纲的时候，能够邀请具有社会主义常识，同时对实际情况又有丰富经验的人参加意见，那便是很明智的。”甘地时刻惦记着尼赫鲁，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他人推荐他，他总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当家。 同时，他还经常应国大党的邀请，出席国大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并发表一些演讲。1935年12月28日，他参加了国大党50周年纪念大会，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他讲了话。从这次讲话中，人们可能看出他退休一年后的思想和他关心、思考的问题。他说，凡是能够担负起伟大事业重担的人，往往也都是从小的工作做起，而且做得很好。他希望大家不要光只顾喊些空头政治口号，只把大目标挂在嘴上，而不愿从实际工作做起，这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如果事事只想到政治目标，便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惑”。 这一两年，局势仍然动荡不已，广大人民群众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剥削看得越来越清楚。“印度人民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新世界” （马克思语）。经过这些年的斗争，风风雨雨锻炼了民众，大家早已丢掉了 麻木的状态，对政治越来越关心，投入反帝斗争的积极性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自觉程度。尽管现在斗争处于低潮，但对广大民众来说，他们时刻在等待着，只要圣雄一声呐喊，他们又会跟随而上，决不后退，为印度的民族和民族的自由而效犬马之劳。可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甘地却过起隐居生活，不再站在政治斗争的顶尖领导大家，这不能不使许多人猜疑，有些人认为他逃避斗争逃避现实，是一个退缩了的躯壳。 现在甘地慢慢又露面了，而且他的话中明明深藏着一种人们似乎又听得懂又只能心会的东西。从表面上看，甘地从活跃的政治舞台上引退下来，而实际上，这样做确实包含着重大策略意义。这种间歇的退却，使他能够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活动机会，去积聚自己的力量，以便需要时，能立即拉出自己的队伍进行不屈的斗争。这一点，慢慢地已被很多人看出。 1936年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会议同样邀请了甘地出席，甘地也毫不谦让地来到了会议上。虽然甘地不参加会议的讨论，但他提出国大党主席应由尼赫鲁担任的推荐方案获得通过。尼赫鲁在会后组成新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时，大量吸收了左派，人数近三分之一，但右派仍在国大党机关占绝对优势。这次会上，批准否定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 去年由印度颁布的这个组织法，丝毫没有改变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地位。 它规定，在英属印度11个省建立拥有一定保证的责任政府和实施自治。总督拥有为保护少数派，维护法律和秩序采取行动的权利。印度各土邦和各省加入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管理中央事务。但是所有权利或称一切权利包括司法权只能由英王陛下实现。这样的方案，必然遭到印度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英国政府考虑到印度政府组织法中关于联邦机构部分内部引起的反对声高于其它，就决定先将此作冷处理，选举先从省自治中部分开始实施，选举时间定于1937年初。这时的总督已经换成林利兹戈勋爵。他为了保证英政府的意图的贯彻，极力分裂印度的反帝阵地，对左派实行打击迫害政策，并且号召国大党予以合作。同时主张与政府合作的组织、团体及党派，里外呼应。 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则想通过这次竞选，大力宣传国大党的纲领，以壮大自己队伍，组成强有力的反帝运动。国大党提出了明确的竞选纲领，包括争取完全独立，废除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现存的土地制度，改善工农状况，实行男女平等，废除贱民制度，释放政治犯等。 这里是轰轰烈烈的竞选宣传。而甘地这时却搬迁到西迦昂的一个偏僻的小村，住在一座破烂的茅棚里，准备长期在这里过悠闲自得的乡村田园生活。 这里环境恶劣，卫生极差，消息闭塞，交通不便，百姓穷苦不堪。甘地的本意是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部落住上几年，更便于了解真实的民情，与穷苦农民交上更深的友情。 但是这种世外桃源生活似乎永远不属于甘地。他刚来这里不久，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子里突然又热闹起来。甘地的到来使百姓们混浊的目光里闪出了光亮，疲倦的精神渗出亢奋。而且，国大党成员一群一群、一路一路在这里进出，社会各界的名流也都一时放下了架子赶到这个地方。他们都来朝见那位弱不禁风而又使所有人崇拜的圣雄，或者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或者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或者希望他就某个重大问题提出更胜一筹的指导性思想。这里终究是塘小鱼大，茅棚容不下一位圣人。仅住五个月，甘地身体不适，不得不转移疗养。直到1937年6月才得以重返此地。 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甘地的四个儿子，有甘地满意的，也有甘地不满意的，有有政治头脑的，也有不关心政治的，有好的，也有坏的。长子就是一个坏的典型。这小子叫哈瑞拉·甘地。他酗酒成性，好逸恶劳，什么偷鸡摸狗、招摇撞骗的事，都能成瘾。甘地在他身上花的心血也最多，在南非真理学院，他总是把几个孩子带在身边，让他们一同与自己从家里走到律师事务所，一路走一路给他们讲 《薄伽梵歌》，讲《摩奴法典》，讲《弥 勒奥义书》，教导他们怎么做人的道理，有段时间甚至把《薄伽梵歌》摘录成一段一段抄在纸上贴在墙上，随时可背可读，但是在几个孩子中，只有长子老是没有兴趣，老是心不在焉。记得《摩奴法典》中有这么一段话：“有坏心思的人，在世成为众矢之的；经常不幸，为疾病所苦，短命。有好习惯、信仰之心纯洁，不诋毁任何人的人，虽无吉祥征兆，也应寿至百岁。”其他孩子只读两遍就记住了，而哈瑞拉始终背不出。 现在就是这个哈瑞拉又来了一个新花招，宣称要改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很明显，他是想利用甘地的影响通过这个途径达到什么不正当的目的，根本就不是真的从信仰出发。知子莫若父。甘地为不致使自己的儿子品行造成不良后果，他撰写了一篇《致穆斯林友人》的文章 ，坦率地告诉穆斯林友人，要他们对他儿子的行为采取慎重的态度，防止他捞名誉，骗好处。 当国大党积极参加竞选时，甘地却突发奇想，在脑际中浮现出一个并非乌托邦的乡村蓝图，并为此做出了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称之为“理想乡村”。 他在方案中写道：“这个理想乡村，应该具备完善的卫生设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阳光充足，而且建筑材料应该取之当地。家家有菜园，有庭院，有畜栏。乡村道路通城，集市繁华。拜神有场所，吃饭有食堂，读书有学校。 另外设立长老会，请德高望重的老人长辈专门在乡村从事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活动。乡村中谷物、蔬菜、水果和土布能自给。” 然而，这个理想乡村目前在他的手上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面对时代的风云变幻，不可能继续如此洒脱地超越现实。 他必须出山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诅咒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 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战火遍及40多个国家的国土。交战双方共出兵1.16亿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战争中死亡者达5000万至5500万人。 这场罪恶的战争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三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时，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号召全印度人民准备应战，负起对人类的责任。面对这场毁灭人性的政局大动乱，作为彻头彻尾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袖，他不可能不卷入这场战争，人民的生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祖国的神圣也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圣雄不可能袖手旁观。 这一次他既不是到庙宇教堂去寻找上帝，也不是独自行走于百村千乡向北方教徒进行演说，而是要直接面对硝烟弥漫的战场去发挥他的力量。他要用自己的主张和威望去扑灭战火。 早在1937年，圣雄在西迦昂偏远小村过隐居生活时，他就曾接待过一名来自纳粹报纸的特派员，向他阐明了他对武力征服的观点。他非常严肃而激昂地对来人说：“我了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维持人类尊严地位的观点。但我们之中却有人相信，采用非暴力也能赢得独立。如果我们必须被迫流血，那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一天。倘使印度被迫动武争取自由与独立，势必将是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实现。我已抛弃了刀剑主义，我已使它成为可能。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人的尊严加上理智的爱，必然代替野心的残暴。” 甘地只笃信非暴力学说，认为只有它才是拯救人类免遭毁灭的惟一出路。 还是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妄图凭借他的优势兵力，不宣而战，一举入侵埃塞俄比亚。 甘地当时发表声明，按照他的一贯主张，敦促埃塞俄比亚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释说，任人宰割的结果比反抗效果更大，因为“无论如何，墨索里尼总不会占领一片荒凉的沙漠”。但是，埃塞俄比亚人民正在惨遭战祸，他们不畏强暴，奋勇抵抗，以落后的武器同以飞机、大炮、坦克等武装起来的意大利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才挫败了意大利速胜的企图。 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之后，德国法西斯得寸进尺，次年3月便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甘地这时又劝告捷克人要“徒手在希特勒面前死去，但不能屈服于它的意志”。直到面对犹太人大规模被屠杀的现实，甘地才大为震惊，大声疾呼：“如果人类史上有正义战争的话，那么对德国的战争将是一场正义战争，以阻止疯狂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不过，他接着又在声明中补充说：“我不相信战争。手无寸铁的男女进行默默的、坚决的反抗，从‘吾主’身上汲取力量，勇于忍受痛苦，这将迫使德国人尊重人的尊严。”然而，纳粹分子始终是不会讲仁慈的，他们野蛮的暴行有增无减，数年之后，600万犹太人无可奈何地被送进毒气房，无情地将甘地的幻想打入地牢。 种种无情的现实，对圣雄都是无情的打击。这个时候他在思想上虽仍坚持非暴力的主张，但也偶然出现了一些灵活性。在宣传非暴力时他也这么说： “如果在胆怯和暴力之间只有一种选择的话，我建议使用暴力。”正是因为 这种灵活性，使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很多人都感到这位圣雄有时的确捉摸不透。本来他一直坚持认为，“非屠杀致死，是勇敢的最高形式”，他却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招募官的身份为大英帝国招募战斗人员。他在访问西北边省骁勇好斗的帕坦人地区时，又在演讲中这样说：“如果你们理解非暴力运动的力量，将武器收起来，你们就会感到更强大；但是如果未能理解这种力量的奥秘，如果你们因放弃武器而感到没有比以前更强大，而是缺乏战斗力，那么你们最好放弃非暴力运动的声明。” 现在战事正在不断扩大，战火正在蔓延。甘地指出，“我完全同情同盟国”，“但是一切战争统统是邪恶的”。甘地祷告苍天，希望苍天做主，为人类输送一位英雄人物如冉冉升起的朝阳，从熊熊燃烧的燔祭品中飘然而起，为非暴力学说洁身牺牲，照亮人类前途的道路，拯救人类免于自相毁灭。 国大党党内和党外许多人士感到现在正是印度向英国进攻的时候，因为英国的困难，就是印度争取自治独立的良机。甘地极不同意这种乘人之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做，有悖印度的传统道德，与国大党的纲领也不一致。他说：“我们不应寻求从英国的毁灭中得到独立。这绝不是非暴力运动所采取的办法。” 丘吉尔正在伦敦鼓励他们同胞们奋起抵抗，不惜“流血流汗、承受艰难，牺牲生命”。甘地再次发表了荒唐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吁，他希望在英国人民身上实施自己的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建议他们走另一条路。他说：“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的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 德国人的炮火在伦敦上空隆隆作响，甘地这位糊涂的先知想到的却仍是非暴力抵抗可以起到堵住德国人的炮眼的作用。 印度总督召见甘地，希望他能动员国大党支持英国。因为在这之前，尼赫鲁曾表示，印度是否参战，要由人民决定，他表示坚决反对印度“参加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国大党一些人反对他去见总督，但是甘地执意要去。他对总督说，他个人的意见是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但是出于人道，他同情英法。 之后他发表《我的同情》一文，阐明自己的观念。 甘地的声明发表后，一些党派团体也纷纷表示自己的态度。 1939年9月10日，印度教会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支持英国作战保卫印度，并且积极动员印度青年入伍参军，准备作战。 18日，穆斯林联盟召开会议，作出决议，提出只要给穆斯林以公平的待遇或征询穆斯林联盟的意见以制定新宪法，穆斯林将会不遗余力地支持英国，与英国合作。 在这同时，国大党召开工作委员会会议，发表长篇声明，大致内容如下： 谴责法西斯主义，谴责德国纳粹。但是如果英国仍然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国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国作战。决议还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承诺：是否战后即同意印度独立。 就在这几天，甘地再次发表自己的声明，表示：“任何对英国的可能援助都应是无条件的，只是反对战争只有在非暴力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时，他又声称，尼赫鲁等所采取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国大党的声明不反对大不列颠政府和人民，也是对自己同胞，对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宣言。他希望党内党外都应该支持国大党的立场，采取不同措施，要求英国政府承认印度独立。 他的这个观点与前不久的不同意国大党以危难为条件逼英国就范的立场有了较大变化。接着他又在他主编的《哈里真》周刊上发表《我的难题》文章 ，充分将自己的观点抖出来。他认为，不管战争怎么残酷可怕，不管战火烧到哪里，他都决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去招兵买马、支持英国作战了。他反复强调，如果印度要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作用，也只能使用非暴力的武器。 虽然他对英国人民深表同情和尊重，但他表示已对大英帝国完全失去了尊重与爱戴。因此，国大党要求印度只能作为英国的同等伙伴参战的主张，他是赞成的。他很明白，危险迫在眉睫，国大党不能没有他。如果他坚持己见，他们除了同意他的主张之外别无选择。在目前这种紧迫的形势下，甘地不见得如何自负了，他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与国大党发生更大的分歧，甚至分道扬镳。于是在《我的难题》一文中，他又写道：“假如我抛弃我最好的同志，因为他们不能追随我扩大使用非暴力，那么我也不能达到非暴力的目的。因此，我将维持对他们的信心。” 这时，他想再次在全国开展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运动，并挑选支持者到全国各地进行广泛宣传：“出人出钱打仗帮助英国打仗是错误的，惟一值得做的事是用非暴力抵抗去反对一切战争。” 甘地的反复无常，引起一片反对声。甘地不慌不忙地解释说，其实种种责备非暴力的观点是不应该的，“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在某一特定问题上与我以前所作的声明始终如一，而是要在某一特定的时期与呈现在我面前的真理相一致，其结果是我在真理中成长起来。” 不久，甘地召见国大党领袖，与他们谈起用什么方法对待未来的战争。 国大党领袖们表示不可能接受他的非暴力主张。于是他再次发表声明，声称： “如果印度完全放弃非暴力，那整个世界将暗淡无光，失去希望。我有不变 的信心，任何时候宁可死去也还是不会对侵略者以牙还牙。”他希望那些坚持非暴力抵抗的人，要“保持人类的尊严，不要自己堕落”。 英国政府决定放弃对甘地和国大党的争取，他们认为甘地的“无稽之谈” 和国大党的筹码对他们没有多少益处。林利兹戈总督在伦敦发表《白皮书》，公开表示不排除可能采纳穆斯林联盟的主张，大大地帮了穆斯林联盟的忙。 不过，这位总督来到印度之后，又在孟买发表一次演讲，试图又想给国大党妥协派一线希望，让他们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他说：“英国准备在战后尽可能短的时期给印度自治领地位。”并表示愿与甘地见面。1940年2月5日，甘地与总督会谈。失败。事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巴特拉开会，宣称国大党不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力争印度独立。而与此同时，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要求成立巴基斯坦。 战局在发展。英国张伯伦内阁倒台，丘吉尔组成战时临时政府。6月中旬，德国入侵俄国，国际形势突然转变。7月，英国当局宣布扩大总督行政会议，并成立国防会议。 甘地与国大党分歧越来越大。 7月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召开紧急会议，主席阿萨德在会上作报告说：“国大党是个政治组织，不是争取和平的机构，甘地的主张在党内无法实施。”甘地当即宣布引退。 9月16日，全印度委员会又通过决议，请求甘地重新领导国大党。当时的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在紧急会议上说：“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使我们决定再度要求甘地任国大党的实际领导工作。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他已经同意这样做，因为目前他和工作委员会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分歧了。” 甘地当即与总督举行会谈。总督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说：“我不会让你向任何人进行反战宣传，削弱民心士气。因为反战宣传既危害印度利益，也包括你们所要求的言论自由。” 甘地也毫不示弱地说：“如果政府承认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 谈判破裂。 甘地接着开始组织个别民事非暴力抵抗运动。精心挑选了一名忠实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骨干巴维走南闯北宣传，反对出钱出人帮英国作战，主张非暴力抵抗战争。结果被捕。《哈里真》周刊被迫停止。之后，尼赫鲁亲自出马举行集会并进行反战演讲被捕。从此接二连三，大批国大党领袖和非暴力抵抗运动者被捕入狱。据资料统计，到1941年初，被捕入狱者达2500多人。 直到1941年底，尼赫鲁等领袖人物才被释放。 事实上，印度被看成是英国附属，它的真正利益对统治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丘吉尔关心的是战争的进行，他要不择手段去哄骗印度去为英国的利益打仗卖命、流血牺牲。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军队直抵印度国门。 英国正逐步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无法阻止日本人在东南亚地区以势不可挡的挺进趋势，动员印度的大量资源和人力已成为军事上的迫切需要。丘吉尔在社会敦促下，最后终于同意对德里作出重大让步。虽然他拒绝承认印度立即独立，但英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为了把日本烧到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战火扑灭，不得不作出保证，待日本战败后，印度将取得自治领地位，换言之，印度可在英联邦范围内享受自治权力。谁都知道，丘吉尔从来就不掩饰他对甘地和国大党的蔑视，早些时候曾狂妄地宣称：“出任国王陛下的首相，决非主张肢解大英帝国。” 面对更加严峻的形势，国大党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12月23日，国大党发表声明，表示同情一切遭受侵略的国家，同时号召印度人民与国大党合作，为争取印度的自由而战，拿起刀枪，赶走侵略者。 但是甘地仍然固执己见。他认为丘吉尔的态度“是件有毒的礼物”，因为他的目的是在于争取印度立即予以合作，以暴力抵抗日本法西斯。圣雄对国大党的态度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做违背了非暴力信条，要抵抗日本，惟一有效的反抗武器乃是非暴力，“只有非暴力才能免于印度的灭绝”。圣雄的眼帘中总是闪现出这样的动人画面：“一排排印度人，手无寸铁，用瘦弱的血肉之躯，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和烧红的枪口扑去；他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直到尸堆成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残暴的敌人心慈手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在他非暴力原则指导下出现的奇迹，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他向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写信，表示，如果国大党决定与政府合作，坚持暴力抵抗，那就请解除孟买决议托付给自己的责任。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在重读孟买决议案时，我发现各位委员是正确的，我却把它误解为一种原 文中不可能具有的意义。国大党抵制作战行动的斗争，所根据的理由并不以非暴力原则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上述错误的发现使我不可能领导国大党进行斗争了……因此，请你们解除孟买议案加在我身上的责任。”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考虑到与甘地之间分歧太大，根据甘地意愿，免除甘地继续领导国大党至高无上的虚有职务。 1942年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再次推荐尼赫鲁为国大党领袖。 3月7日，仰光陷落，看来日本侵略的浪潮很快就要席卷孟加拉和马德拉斯。情况十分危急。丘吉尔授权战时内阁中的社会党同僚温斯顿·克里普斯作为他的特使前往印度处理有关事务，调解印度各种派别之间的冲突，“促进全印度人民思想和力量的集中”，动员一切力量以服从于英国战争计划压倒一切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到印度，的确克里普斯是个最佳人选。他是位反对帝国主义者，对印度的要求他曾公开表示过同情，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熟悉，还与真纳在处理律师应处理的案件中有过交往。而且他又笃信基督教，生活简朴，与甘地也应该可以打一番交道。他自己也感到自己善言能干，机敏过人，这次出使印度不会有太多的困难。 3月下旬他一到德里就公布了他从英国带来的丘吉尔战时政府认为“合理而切实可行的”立法草案，即“克里普斯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大致是： 1.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将给予它自治领地位。 2.大战结束后，成立省和土邦代表会议来制定新宪法。 3.不愿加入联邦的省和土邦，仍可继续保持与英国现存的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 4.大战中，各党派支持政府作战，所有国际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 克里普斯到达德里的第三天，约见国大党领袖阿萨德。阿萨德认为这个问题太重大了，自己不便表态，要在党内进行讨论。 克里普斯的确很聪明，他觉得虽然甘地已不再处在国大党领袖位置之上，但是他的态度和意见至关重要，具有比任何人都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他请求与甘地面谈。 一见面，甘地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这份草案是“破产银行的一张过时支票，假如你的草案就是这么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那么你还不如今天就搭下一班飞机回去”。 仅有的一次见面不欢而散。圣雄对克里普斯的出使非常失望。 接着国大党在党内充分讨论了克里普斯草案，同样感到大失所望，并通知克里普斯，这份草案没有人会接受。 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使命。因为英国缺乏诚意，又不肯作出重大的让步。克里普斯同样也被英国政府糊弄了。 1942年4月13日。星期一。 这天正是甘地的静默日。在静默之中，上帝给他的“心灵之光”突然使他产生了灵感，启发了这位圣雄考虑多日的问题。这个启示的成果归纳成一句话，就是“退出印度”。 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场新的反英运动的口号，同时也给甘地带来一场灾难。 这一天，他顾不得许多禁忌了。他操起笔，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退出印度，这是我对英国的最终看法，这个看法将不会改变；要取得战争胜利，惟一途径只有非暴力，这个看法我也不会改变。”接着他又会见了英国记者路易·费舍尔，将这封信的内容重复一遍以后接着说，英国人必须立即放弃印度的统治。“他们必须把印度交给上帝，或者使它处于无政府状态”。 甘地暗中盘算，如果英国人撤离印度，那么日本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进攻该国了。 这时的甘地似乎与英国记者谈得有些兴奋了，他脱口朗诵了泰戈尔的一首诗： 别让我为免遭危难而祈祷，而让我无所畏惧地面对危难。 别让我止息痛苦而恳求，而让我能有一颗征服痛苦的心。 别让我在生命的战场寻找盟友，而让我竭尽全力地奋斗。 别让我在焦虑恐惧中渴望拯救，而我让希求耐心来赢得自由。 答应我吧，别让我成为懦夫，只在成功之时感知到你的恩典；而让我在失败之时发觉你双手的握力。 甘地虽然被免除了领导国大党的职务，但是他实际上作为笼罩一切的精神领袖的地位，是永远不能有形地改变的。国大党仍然少不了他。正如尼赫鲁早在十年前说的：“甘地是印度最典型的代表，他表现了这个受难古老国家的真正精神，他本人几乎就是印度，他自身的缺点也正是印度的缺点。对他的轻视不能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当甘地提出“退出印度”这一重大主张后，国大党领导再次登门拜访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圣雄。请求他为准备即将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议起草一份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甘地欣然接受。这位倔强的老人，只要不违背他所定的原则，什么事都好商量。他多次与国大党领袖发生分歧，但他却从不因为这些分歧而排除新的统一，对国大党，他总是有求必应。而国大党的领袖们，也从来没有因为甘地的古怪与固执降低他的威望和对他的崇敬。 关于这一点，连当时仅只24岁的英迪拉都十分清楚。记得1941年3月，她在欧洲生活六年之后回国，刚在孟买登岸，她就收到甘地的电报，要她去看他，这时恰恰又接到了父亲来信说十分想念，尽快见面。但是英迪拉却仍然赶到偏僻的西迦昂拜见半裸的圣雄。 她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写道：“他还是我熟悉的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她却看到了另外的一种气氛，她继续说：“如谁该给他送吃的，谁该给他送报纸，都有严格分工，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有一次，他的围身土布洗好后晒在外面，突然下起雨来，我跑过去把神圣的土布收下来，我这只是帮个忙，因为当时我正闲着。没想到这里的人却认为我这样是乱插手。大概他们认为，圣雄的东西别人是不好乱动的。到了晚上，事情更糟，圣雄叫我参加祈祷会，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女孩。我们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这时有人窃窃私语，等到看见有人扶着我们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我们的身上。我站起来问： ‘我们做错了什么吗？’他们说：‘是的，你们坐的 是人家的位子。’我们说： ‘我们不知道这个规矩。’我们只得另择位子坐 下。圣雄在这里培养了如此严谨的习惯，我实在感到惊讶。” 这位未来的印度总理，5岁开始就在甘地身边跳来跳去。十三四岁时，正遇甘地发起行走丹迪抗议盐法的活动，为了表示对甘地的声援，她曾组织了“猴子旅”，像猴子一样行动，负责张贴标语，书写通知，寄发邮件，以及在毫不怀疑的警察鼻子底下传递消息。她的爷爷老尼赫鲁去世之后，她就把对爷爷的感情转移到甘地身上。 从英迪拉自述和她的经历片断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甘地对晚辈国大党领导人的所遗存下来的巨大影响。 圣雄不可能与国大党、与印度截然分开的。 正如伊斯兰教《古兰经》所说： “公道的天平，任何人都不受一点冤枉；他们的行为虽微如芥子，…… 也要报酬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退出印度 上帝对圣雄特别恩赐。 “退出印度”的口号的产生，甘地说这又是上帝给他的启示。 不管怎么说，甘地在危难受命，为国大党起草的《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已于1942年7月15日国大党在瓦尔达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虽然经过长达九天的讨论，但毕竟还是接受了圣雄的主张。 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对殖民当局施加压力，或者说是最后通牒。 甘地在决议中写上了这样强硬的话：“本党主张英国退出印度，并无意和英国为难，妨碍联合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更加鼓动侵略者来到印度。如果这一要求不能接受，本党将不惜一切牺牲，运用一切非暴力的力量来达到目的。” 一个月之后。午夜。甘地袒胸赤足，在孟买一间灯光黯淡的大厅里向全国发出呼吁。他讲话的声音清晰而威严，他那皱纹重叠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激动与兴奋，细小的眼睛射出炯炯有神的光亮。他抑扬顿挫说：“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如有可能，我要求在今晚黎明来临之前就取得自由。为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办法：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我们将解救印度，或者我们将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奴隶制度继续下去。” 这个赌注下得过严。从子夜到黎明，既是近时目标，也是长远目标。 黎明终究要来。黎明等到了，圣雄等到的不是自由，而是镣铐和牢房。 英国人面对庞大的凶恶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无计可施，然而对付一个弱不禁风的老人，他们的智慧和武力显得轻松自如。在不到一个时辰，甘地和国大党所有负责人全部被捕入狱，英国当局指示要对这批“不听话的政治犯”关押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据英迪拉回忆说，她也同他父亲尼赫鲁一同打入地牢。 甘地从牢房高高的窗口眺望诡谧的繁星，心里嘀嘀地唤道：“上帝啊，你是不是也睡着了？”以往的被捕他都有心理准备，这次却完全在意料之外。 昨晚讲话后，他曾很有把握地称言说，这次讲话影响太大，英国政府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更不敢蛮干抓人。可是，现在偏偏被英国人抓了，又能怎么样呢？ 甘地被囚禁在黑暗的牢房无力回天。但是人民却不肯就此罢休。甘地与国大党领袖们被捕，导致了全国性群众反英运动的爆发。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到处是抗议的声音，哪里有警察哪里就有反抗的搏杀。这场运动持续将近一月余，才被全副武装的军警制服。 有两名外国作家对甘地这次讲话所导致的结果作了如下评述： “甘地的讲话导致国大党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大大地帮了穆斯林联盟的忙。穆斯林联盟领导人支持英国关于参战的努力，因而英国人对他们感激不尽。甘地的呼吁不但未能迫使英国人立即撤离印度，同时将来英国人撤退后，加剧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分治的危险。” 这话不可当真，也不可不信，且不必管它。 现在甘地坐在牢房里无事可干，只有掰着手指回忆囚禁生涯的时间。现在算来，在牢房里大概度过了五个春秋，共计1688天，其中南非249天，印度1439天。其实，他只算了过去，算不出未来。尽管有人称他为“先知”，但他深为遗憾，连这次该坐多长时间牢都算不出来，哪里有“先知”的灵性。 他哪里知道这次一进牢房，就是一年九个月又 15天呢？如果把这个数加起来，应该说，甘地的囚徒生涯为2338天，其中在印度就坐了2089天的牢房，一生整整在牢房里待了六个年头。 甘地被囚禁在邦拉维达监狱。这里是他几次光顾的地方。过去关押在此地，他还有耐心进行纺纱，一边口里喃喃地念着“吾主啊吾主”，一边把破旧的纺车摇得吱吱嘎嘎地响。今天不行了，年事已高，精力和底气都不允许这样做了。 他不断地给政府写信，有时一天一封，有时是几天一封。政府如此横蛮无理地关押他和国大党领袖，他不能不气愤，不能就这么认输，他要抗议到底。信一封封寄出去了，就是没有回音，政府对他置之不理。 禁锢的第五个月，甘地宣布绝食21天。这天是1943年2月8日。 即便是如此，英国人也同样执意不肯妥协让步。丘吉尔在给副王的指示中说，如果甘地打算绝食至死，那只好悉听尊便。 已是迟暮之年的老人，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摧残。这一点英国人也是知道的。2月10日甘地开始绝食，政府即发布声明，声称甘地自己决定绝食21天，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与英国毫无关系。舆论控制在他们手里，话就随他们说了。 绝食一开始，甘地就显得极大的不适应。到第四天，他便不能起床，到12天，健康严重恶化，心跳微弱，生命垂危。 英国人尽管秘密地关注甘地身体，但是却仍无让步之意。看到甘地即将与死神见面了，他们便悄悄地为他准备后事，派了两名神父在监狱里手忙脚乱地准备筹备甘地的葬礼。夜深人静，一副火葬用的檀香木被神秘地运到邦拉维达监狱。他们等待着甘地死。 这个无视生命和道义的政府的行为，引起全印度社会各界以及中美等国舆论界的愤慨，人们纷纷呼吁英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但是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始终无动于衷。 然而奇迹出现了。在绝食到第13天的时候，甘地的神志渐渐清醒过来，经过顽强搏斗，他逃脱了死神的纠缠，以坚强的毅力拖过了21天。这位耄耋老人又一次取得了战胜死神的经验。在21天绝食期间，他仅仅喝点盐水或桔子水。虽然他没有死去，但是他对英国政府彻底丧失了信心，他决心不再呼吁、抗议，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将在监狱中度过他的晚年。 甘地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对这一段的斗争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认为，他提倡以非暴力的方法来反对战争，这是坚持真理的表现，这种方法作为反对英国人施加压力的形式来说，也是有效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总是置身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每当有机会与英国人谈判时，工作委员会便会采取一个“现实立场”，认为英国人只有在交出权力的条件下和印度提供合作的基础上，谈判才能进行。自己要求解除职务，而工作委员会又欣然同意，这也是斗争的需要，显然是一个绝妙的安排。然而，当国大党主席及工作委员会与英国人正式谈判的时候，每个阶段都来征求自己的意见。虽然自己形式上置身于谈判之外，但自己的意见在确定国大党谈判者的政策上却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谈判破裂英国人显然不准备承认国大党提出的最低要求时，自己再度以反战、反英群众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并提出“退出印度”的口号，这是很正常的。 他继续在沉思之中。我们怎么能和那些连自己的独立都遭到严重威胁的人们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呢？即使独立可以由一个民族给另一个民族，英国人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些本身处在危险中的人们是不可能拯救别人的。 但是，如果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进行殊死的战斗，而又具有一点儿理智的话，他们就必须承认我们享有独立的权利。英国人现在应该有秩序地离开印度，不要像他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那样冒险。这种行动意味着高度的勇气，承认人类力量的有限和印度的正确行动。就在这次准备绝食前，自己还在致总督的信中这么说：“如果你要我行动老实，就请你说服我，让我相信自己错了，而我一定花大力改正。如果你要我代表国大党提出建议，那么，你就应该把我安置在工作委员会的各个委员中。我请求你下决心结束这一僵局。”其实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一点不过分，只是英国人什么都做不到。 一个牢狱之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支配社会的，英国人又铁石心肠，也就没有必要与他们讲理了。 甘地开始在狱中读书，读书是他的终生爱好。他不仅阅读了莎士比亚、博朗宁、萧伯纳的选集，而且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部分著作。把自己置于书海之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慰藉。正如《纽约·传道书》上说：“惟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甘地的夫人嘉斯杜白，在甘地被捕后第二天也被捕入狱，与甘地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她本来看起来就比甘地苍老许多，她敬佩甘地，但又常常为他担忧。在甘地的影响下，她也成为一名坚定的非暴力抵抗者。这次入狱，能与人们信仰的圣雄关在一起，她并无怨言，只是眼看着甘地绝食，一天天走向绝境，几乎走入黄泉，她的心揪得紧紧的，不久便重病在身，卧床不起。 六十多年的患难夫妻，没有想到在七十多岁时一起被囚在一所监狱，一间囚室。这在世界上恐怕难以找到第二对。 嘉斯杜白已经病了近两个月了，监狱并未采取什么有效措施。眼看她的病情一天加重一天，奄奄一息，甘地本不想再向政府说什么、申请什么，但是这时他忍不住还是给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允许孟买的马太医生前来狱中为她治病，并让他的侄孙女摩奴来监狱看护，准许他们的儿子来狱中探视。 焦急地等了一个月，政府不作任何答复。甘地不甘心，再次向政府写信，要求给夫人治病，否则他申请关到别的监狱去，以免眼巴巴看着夫人在没有得到任何医疗和护理的情况下而活活折磨死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匆匆忙忙派来一名医生。她患的是急性支气管炎，医生决定注射盘尼西林。甘地得知非得通过静脉注射药物到夫人体内，他认为这与他一向提倡的原则有悖，便断然拒绝洋医生接触嘉斯杜白的身体。 1944年2月22日。悲痛的日子无情地降临了。 嘉斯杜白在甘地的怀抱中停止了她的呼吸。 甘地没有眼泪。他守在夫人的遗体边，想着他13岁结婚的情景，想着她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想着她对他倡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理解和参与，往事历历，浮现眼帘。她以她无私的情怀向他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生命。 他是她的骄傲，她是他的依靠。 面对夫人安详的遗容，他轻声地咏诵起《薄伽梵歌》和《新约·约翰福音》，生怕声音大了，影响夫人的安眠。 《薄伽梵歌》说： 与梵合一心境舒畅， 既无欲求亦无忧伤， 对于众生等同看待， 此为对我至诚敬仰。 《新约·约翰福音》说： 信的人永生。 《薄伽梵歌》又云： 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因此，履行无可避免的责任时，你不该哀怆。 在甘地的迫切要求下，政府只好答应让甘地的亲友们到监狱来为甘地操劳终生的夫人送葬。 英国政府原来暗中为甘地准备好火化用的檀香木，现在只好用来火化他夫人了。熊熊燃烧的大火，将夫人的遗体慢慢化为灰烬。甘地再也止不住悲伤的眼泪。生离死别的滋味，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他拄着他用了多年的竹拐杖，站在火堆边长达六个小时不肯移开半步。在甘地眼里，那急急上蹿的火苗，为夫人搭起了升天的阶梯，那沙沙作响的声音，为夫人正唱着凄楚的挽歌。 永生！永生！…… 他喃喃自语地为夫人祝福着、祈祷着。 嘉斯杜白的去世，对甘地打击太大，他的精神几乎崩溃，健康也每况愈下。病痛和阿米巴痢疾随之上身，不久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丘吉尔怕甘地在战争胜利之时死在英国设立的监狱里，出于无奈，只得下令释放了他。 这是1944年5月的事。从入狱到今天，他又在监狱里待了1年9个月又15天。甘地回到孟买，住在一位富有的支持者的别墅里，开始很久时间神情恍惚，在朋友的照料劝告下逐步好转，身体也得以慢慢康复。这时印度发生饥荒，副王赶紧电告丘吉尔，印度饥荒严重，若无过硬措施，恐怕有变。首相丘吉尔则在电报中简明扼要地答复说：“为什么甘地至今仍活在人间？” 有一天，一位外国客人前来拜访甘地。走进房子，看到下面一番景象： 三位门徒正苦练瑜伽。一个双脚朝天，头顶地面，全身保持异常稳定；一个门徒双腿盘坐，闭目冥思，人间凡尘退缩千里之外；一个躺在地上，光身的肚皮上放着一只偌大的装着沙土的布袋。而甘地正坐在便桶椅上，目光远视，平实从容。 造访者看到这个场面，感到非常诧异，人们日常传诵着的圣雄其行为竟如此随便。他不禁大笑起来。 “你为何发笑？”甘地从马桶上站进来，双手操围土布。古铜色的上身，显得皮薄无肉。 “巴布，①”客人说，“请您看看这房间里的人。他们一个人体颠倒，一个追求虚无，一个乐于昏睡。而你自己却坐在马桶上看着你的弟子练功。您想想，您能带他们解放印度吗？” ① 巴布：父亲之意，也指对长者的称呼。 “怎么不能呢？你读过中国老子的《道德经》吗？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清静胜热，静为天下正。意思是说，天下最美好的东西似乎也有欠缺，但它永远也用不坏；天下最充实的东西也有空虚，但它永远也用不完。最直的看起来好像变曲，最灵巧的似乎十分笨拙，最会说的人好像缺乏口才。疾步可以战胜寒冷，安静自会生凉以克服炎热，做到清静无为便可统治天下。”说完，甘地也张着没牙的嘴哈哈大笑起来。 甘地想：我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没有任何力量、任何人使我停顿下来放弃斗争。 确实如此。甘地没有放弃斗争，他不可能放弃斗争。不过，熟悉的人也不难发现，甘地在斗争的策略有了些许的变更。 不久，《新闻纪录》报记者斯图尔特·吉尔德采访他。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说了自己的看法。报上是这样报道他的谈话的： “他今天所要求的和1942年所要求的不同。今天，他对一个完全能控制内政的国民政府可以感到满意，但是1942年就不是这样。” 这不是一次一般性的随意之谈。 报道继续写道：“这是我（甘地）为结束目前僵局而作的个人努力。这些话与其说是向人民说的，倒不如说是向要当权的人说的。” 在报端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之后，甘地又写了两封信给总督，再次直接向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信中说：“如果英国当局宣布印度立即独立，并且印度成立了向中央议会负责的政府 （宣布独立与成立政府的问题， 仍应服从下一个条件，即：当战争尚未结束时，军事行动应按目前情况继续进行，但不得使印度承担任何负担），我就准备建议工作委员会宣布：鉴于形势的改变，根据1942年8月决议而举行的群众性非暴力抵抗运动不能再提出，同时国大党对于作战行动也应给予合作。如果英国政府方面有获至解决的愿望，应当以友好的会谈代替通信，敬希裁夺。” 这两封信中，甘地都重复强调他重大的让步性原则：只要求立即宣布印度独立和成立国民政府，国大党将在战争中给予合作。他尽可能避免“退出印度”这样使英国人感到扎眼的词汇。但是英国人却只给他如下答复： “在战争期间，对宪法作任何修改都是不可能的。你所建议的国民政府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向中央议会负责。” 看到这样的答复，甘地冷静地说：“英国人是疯狂了！” 今天又到8月7日。甘地想起这个日子，心灵感到了强烈地震颤。老朋友泰戈尔在1941年的今天走上了“天堂”，而自己还苟延残喘地活着。记得他是在动了手术一个星期之后病情恶化、停止呼吸的。甘地好后悔，为什么不去动员他拒绝手术呢？为什么不去动员他用用我们的水疗法或者土疗法呢？可惜那时他去了孟加拉。这位伟大的诗人，毕生对神明、人性和生活都抱着信念。他是那么富有感情，没有痛苦的感受是无法活着的，不管哪种痛苦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是那么敏锐，能洞察一切迷误。他在去世前曾写过一首歌，震撼人心。他希望在他去世时唱这首歌。现在每年他的祭日人们都在唱这首歌。甘地这两年一直忙于斗争，没有唱过。今天，甘地要唱了。 他摘下金丝眼镜，用迷花的眼光凝视苍天——那里是他的“天堂”，轻轻地唱了起来，他盼望泰戈尔的亡灵能够听到—— 前面是宁静的海洋， 喔，舵手！ 放下船！ 你将成为永恒的同伴， 把我抱在怀里， 在无限的道上， 点燃永恒的星火。 解放者， 你的宽恕，你的慈悲， 成为我无限旅途的永恒侣伴。 让死亡的桎梏消失， 让广大的世界伸臂把我抱在怀里， 让我内心获得对巨大未知的认识。 经过这一段时间痛苦的沉闷之后，印度民众对独立的要求再度强烈起来。国大党改变了斗争策略，主动与其他党派、团体积极合作，在国内威信逐步上升。 时间将到1944年8月9日。人们纷纷要求要在这一天举行全印度盛大示威游行活动，纪念二年前的今天甘地与国大党所有领袖被捕，抗议政府的暴虐，要求印度立即独立，英国人“退出印度”。甘地则不主张这么大动干戈。 他耐心地劝道：“不要忽视警察当局对这一天的特别禁令，孟买除外”，“即便是孟买，这个最容易会见我们的地方和举行过英雄的1942年8月会议的地方，对警察的蔑视也只能是象征性的”。 自出狱之后，甘地的态度时而不温不火，时而反复无常，人们对他多有疑虑，有人甚至骂他是亲日派。对此，甘地专门发表一次声明，说：“我一向坚持用非暴力不抵抗的原则解决问题。过去在运动中，有人采取了破坏行动，许多事情是利用了国大党或我的名义来进行的。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印度必须独立，英国必须退出印度。但是只有通过非暴力抵抗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才能结束英国或其他外国在印度的统治。不管我的态度怎么变，这个根本的主张是不会变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各种猜测就与我无关了。” 其实，对这一点，他刚出狱时，在浦那国大党举行的集会上，就曾经侃侃陈词： “你们对我的信赖真使我不知所措。我的偶然获释已使人们产生很大的期望。我对自己是否能值得如此厚爱和信任表示怀疑。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不管我有多少力量，都应该完全归功于我献身真理和非暴力运动这一事实。” 如果说这些言论还不足以表达甘地胸襟的话，那就只有请上帝做主了。 上帝是公正的，他对裁判这一类问题不会缺席吧。 当然有一点也是应该解释的。现在自己的身体时好时坏，甚至衰弱不堪，有时候保持沉默，是保存体力的需要。当然，“非暴力抵抗者生病也是件不光彩的事”，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是“上帝的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真纳兄弟 “亲爱的真纳兄弟”。这是甘地的话。这话是他1944年9月说的。 在我们展开叙述甘地与真纳兄弟之间的交往之前，请允许我在这里先对印度教和穆斯林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最古老而又最复杂的或许就是印度教了。印度教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三千年，而目前还活动着的宗教大部分都起源于16世纪左右。印度教可能是最宽泛的宗教，从最原始的万物有论到最为高级、复杂的哲学体系都可以被它包容。它以这种宏大的纳容态度承认了几百万个大大小小的神，它们的寺庙与祭司。因此对印度教来说，可能的宗教观点实际是无限的。 印度教被看成是三种其他宗教的源泉。在公元前16世纪的两次改革运动中，耆那教和佛教就从印度教中分化出来，并向传统印度教观念展开挑战。 有一段时间，印度教几乎被这两种新教所取代。然而在几个世纪之内，印度教不断吸取它们的特色，又重新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 穆斯林侵入印度，锡克教作为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混合物于15世纪诞生了。不过它从来就是一个少数派的宗教。 与其他世界性宗教不同的是印度教没有一个确定的创始人。尽管在它的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但没有一个人的教导能成为后世印度思想的源泉。 印度教的基本经典是吠陀书。吠陀书的意思为“形象的知识”。吠陀书分四部：第一部《梨俱吠陀》，主要包括一些神话；第二部《耶柔吠陀》，它主要是献祭时的诗歌；第三部是《娑摩吠陀》，收集了祭司献祭时的颂词；第四部为《阿闼婆吠陀》，普通人向神祈祷时驱邪的符咒之语。每一部吠陀书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通常是对神的赞颂；第二部分主要是指导崇拜者如何正确进行祭祀等活动；第三部分指导隐士的宗教事务；第四部分称奥文书，由哲学文献构成。 《摩奴法典》是古典时期的另一部有关道德教义的书。它的基础之一就是种姓制度。这种制度源于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的雅利安社会早期的分裂。法典把这种分裂视为神定的。法典将种族分为四种，即：婆罗门（贵族、僧侣）、刹帝利 （武士）、吠舍（农民及工商业者）、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 四种种姓中还可分成三千多个小种姓。甘地一家属于第三种姓，即吠舍的一支，班尼亚种姓。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层，被蔑称为“贱民”。 不可接触者占印度人口的六分之一之多。他们虽然是印度人，但是由于前世犯下了罪孽，按法典要求被排斥在任何种姓之外。他们的皮肤黝黑，举止谨慎，逆来顺受，衣着寒伧，很容易被人认出。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不可接触者，因为其他印度人害怕与他们接触，受到玷污，如果一接触，必须举行洗身礼仪。据说，不可接触者的脚印也会亵渎婆罗门居住区街道。当一个不可接触者和一位享有种姓的印度人相遇街头时，前者必须站立路旁，避免自己的身影玷污后者。任何享有种姓的印度人不得和不可接触者一起进餐，也不得饮用他汲取的水，或者使用他接触过的器皿。不可接触者无权进入寺庙，他们的孩子禁止入学。直至死亡，他们终身是下贱人。死后他们的身体不能进入公共火化场。由于生活贫苦，不可接触者无力购买足够的木材火化，部分未能完全火化的遗体被抛进河里，或者埋在地下。更有甚者，他们的遗体常常暴露旷野，任凭秃鹫撕食。不可接触者可当奴隶一样贩卖，价格相当于一头牛。他们从事的劳动通常是认为最卑贱最肮脏的，如掏粪便，打扫街道，捡拾垃圾。不可接触者惟一的特权是可以不奉行素食主义。从这里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甘地以解救贱民为己任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气魄。 《摩奴法典》还论述了人的再生状况，也叫生死轮回。说人如果因身体的错误，来世将转生为非动物；因言论错误来世将转生为鸟兽形象；因思想错误将转生为最低贱的种姓。如果只行善事，则会转生为神。 《薄伽梵歌》是印度教视为印度文化和宗教的史诗。它的基本教导与宗教含义很多，明显的教导是个人应肩负他的种姓职责，种姓义务被抬高为宗教的责任。它也表现出对各种个人解脱之道的开放性。人可通过苦行、沉思、献身或者崇拜神，或遵从他的种姓的准则与各种途径达到涅槃。正是因为这一点，被视为世界性宗教中最宽泛的宗教。可见其它。 印度教信仰三位神。认为“梵”是最实在的观点，是印度思想的核心，它有三个形象和作用：创造、维护、毁灭。而梵的每一个作用都是通过一个神来表现：梵天——创造神；毗湿奴——维护神；湿婆——毁灭神。 穆斯林，意为“服从者”，为伊斯兰教信仰者的统称。它是最年轻的世界性的宗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之一，拥有三亿多信徒。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是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他的名字叫安拉，实际上也是其他宗教以别的名字所崇拜的同一种神。他是宇宙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虽然安拉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的先知使人民知道自己，但最好的最后的启示是在公元七世纪赋予先知穆罕默德的。根据他的教诲，信仰者的生命只有一次，信仰者怎么生存将取决于他们怎样度过永恒的存在。在一次生命期间，信仰者必须服从安拉的意志。要成为一个好穆斯林，必须要做的事称为“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五大支柱是：念清真言（“除了安拉，没有别的神 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每天的礼拜 （每天五次——早晨、中午、 下午、黄昏、夜里）、纳天课（教徒应当与穷人分享自己的财产）、斋戒（斋戒期间白天不允许吃食物、喝水、抽烟、）、朝觐（每年一定的季节，到麦加城朝拜）。 伊斯兰教的经典称为《古兰经》。“古兰”是“朗读”、“背诵”之意。 《古兰经》记述的是安拉的训言。 在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恰逢良机，它产生在阿拉伯人形成统一力量的准备时期，又时逢拜占庭帝国内部，残酷暴政即将崩溃之际，波斯帝国也脆弱不堪。在先知死后的一个世纪中，伊斯兰教成了阿拉伯人的统一的军事力量，它征服了巴勒斯坦、波斯、埃及，横扫北非，进军西班牙，以后又征服了整个中东，进入印度、中国，甚至太平洋的一些岛屿。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敏感，尽管这两种宗教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依然在印度一起生活了一百多年。它们主要不同的特点是： 穆斯林教是坚定的一神论者，印度教徒却倾向于信仰无限多的神；穆斯林否认能以任何形式表现安拉，印度教徒却用许多图像把庙宇装点得富丽堂皇；穆斯林偶尔向安拉献上一头牛作为燔祭，印度教徒却视牛为神圣，保护它们免遭伤害；穆斯林认为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而印度教徒一直遵循种姓制度，使社会划分成等级，高等阶级比低等阶级有更多的宗教特权。 甘地是印度教徒；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穆斯林。甘地年长八岁。他们的经历有不少相同之处。真纳也曾在伦敦留过学，当时的理想也是当一名律师。真纳于1906年“选择了国大党作为自己活动的政治组织，因为只有通过这个组织，他才能为人民的政治进步有效地尽到自己的责任”。1920年12月在那尔普会议上，“真纳强烈反对改变国大党宗旨，他不顾大多数听众的激烈反对，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自此以后，真纳就脱离了国大党”《真纳传》）。 早在 1931年秋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圆桌会议上，穆斯林代表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在发言中曾这样论述印度穆斯林国家的使命，他说：“如果从同族同种的印度这个概念出发来制定宪法，或者把英国民主精神所规定的原则应用于印度，那就是无意中试图在印度制造一场内战。……我希望看到旁遮普、西北边省、信德和俾路支被组合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我认为，一个统一的西北印度穆斯林国家的形成将是穆斯林的最后命运。” 到1944年，国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几乎停止活动。在这个时候，穆斯林联盟实力更强，关于建立巴基斯坦主权国家的态度也更加明确坚定。自真纳脱离国大党后，便加入穆斯林联盟。现在他已成为穆斯林联盟的绝对主宰者。广大穆斯林表示坚信真纳的领导是正确的选择。 这一年，甘地出狱，国大党其他领袖也相继获释。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矛盾日益加剧，显然不利于争取印度的独立。甘地面对这种形势，不可能等闲视之。他请求会见副王，没想到遭到断然的拒绝。 他知道英国政府一直对穆斯林主张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隔开来的要求持鼓励态度，并利用这种不和谐作为继续占领印度的藉口。与此同时，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沙浦洛和前马德拉省省督拉贾斯进行谈判，意在团结穆斯林共同为争取印度责任政府而斗争，因为当时英国政府就是以穆斯林不愿参加这个政府为由而拖延不干。但是会谈也没有实质性成果。这一点应该说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就在这年的3月23日纪念“巴基斯坦日”的时候，真纳曾发出文告，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文告说：“我们离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巴基斯坦和赢得我们的自由更近了。……穆斯林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解放、我们的命运。” 但是，圣雄是个乐观主义者。他一生炽热地相信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理解并为此而努力工作。他还常为解决宗教间的对立而绝食。他从不轻易就相信失败，就算他对此忧郁不堪，但他绝不会感到沮丧。7月17日，圣雄给真纳写去一封信，建议他们俩在一起坐下来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甘地的信充满诚意并且非常恳切。信中说：“请不要把我看成伊斯兰教或印度穆斯林的敌人。我一向不仅是你本人而且是人类的朋友和仆人。亲爱的真纳兄弟，请勿使我失望。” 真纳复信表示，愿意在家接待他。 9月9日，甘地赶往孟买真纳家中进行会晤。两位领袖的谈判一直进行到27日。会谈结束当天，双方在一项声明中宣布会谈失败。并把会谈期间彼此之间的通信交给新闻界发表。 事实上，甘地在会谈中冒着众叛亲离的危险，承认了巴基斯坦的原则。 但是，他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应该通过西北和东北全体居民的投票来决定。 真纳坚决反对。他们双方的态度，在他们会谈过程中的书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甘地给真纳的信说：“无论根据什么国际法典，我们都是一个民族。” 真纳给甘地的信说：“你说你渴望代表印度所有居民，我很抱歉，我不能认为你的话是对的。你除了代表印度教徒之外谁也不能代表。不但穆斯林，而且印度其他人民的真正幸福都有赖于印度分治。” 甘地回答说：“如果你的信是定论，那么希望就渺茫了。能否保留在两个民族问题上的分歧而只在自决权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真纳却说：“我们是在作为一个民族，而不是作为一个地区的单位要求我们的自决权。” 甘地在信中说：“我们认为穆斯林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如果分治不可避免，也应该像兄弟俩分家一样分治。” 真纳请甘地进一步解释这个说法。 甘地回信说：“我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的，即不是把印度看成两个或更多的民族，而是看成一个由许多成员组成的家庭。” 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的观点。 会谈结束时，真纳向记者说，无法与甘地达成协议。但是甘地却说：“我相信这并非是我们努力的最后结果。失败归失败，这种失败只能意味着无限期休会。” 这次甘地遭到副王的拒绝，加上又愿意到真纳府上谈判，使不少甘地的追随者深为不满，甚至反感。认为甘地这样做是助长了真纳的傲慢自大，这是一种羞辱。但是甘地并非这么看。他认为，为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以及个人自身精神的超越，不存在羞辱，即便是羞辱，也算不得什么。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甘地又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的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首相： 有报道说你想彻底击溃微不足道的“苦行僧”（据说你这样称呼我）。 我一直想当苦行僧和裸行者 （这是件很难的事）。因而，我将此看成是一种 无意识的赞赏。所以，我想以此接近你。为了你的人民和我的人民，并通过他们，为了全世界的人民，请求你信任并任用我。 你真诚的朋友甘地 甘地试图挽救他即将支离破碎的国家，甚至不惜向丘吉尔求助，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必然会遭到冷遇的。从这一点看，甘地多少也是迂腐的。一位印度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甘地在南非及其后来在印度，都成功地争取了怀有敌意的外国人，可是在对待自己的同胞的问题上，他却遭到了惨败。人们对此又如何解释呢？为什么这位仁慈的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却未能赢得大多数印度穆斯林的心呢？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注意的问题。他不仅没有赢得支持，反而使穆斯林和很多印度教徒脱离了他。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讽刺。” 对这个问题，法国作家拉皮埃尔和英国作家柯林斯作了分析回答。他们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裂的原因多在于社会方面的因素。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在他们中间筑起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加上人生有轮回生死之说，统治者就利用先祖这些规定性作为精神控制，维护社会上的不平等，而且说服鼓励贫苦大众，听从命运的安排，只有忍耐，他们在轮回中才能享有美好的命运。穆斯林则谴责这种制度。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体现教友之间无与伦比的兄弟关系。在归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中，绝大多数来自于原来信奉印度教的贱民，即不可接触者。加入伊斯兰教后，他们地位迅速得到提高，摆脱了不虔诚教徒昔日遭受的指责和凌辱。再有，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40年代，在全国各地，印度教徒几乎掌握了全部高利贷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办事干练，另一方面，由于古兰经严禁穆斯林从事金融交易。因此，他们往往受到印度教徒的盘剥和奴役。 印度教徒将牛奉若神明，这从古印度的圣贤们开始。所以千百年来，牛在印度教徒那里一直免遭宰割的厄运。谁要宰牛，谁就大逆不道，犯下不可补赎的罪过。据统计，仅1947年印度拥有两亿头牛，平均每两人一头牛，这个数字居世界之首，相当于当时法国人口的五倍。这两亿头牲畜中，四千万头每天产奶不足一公斤，其他的四五千万头用于拖拉车辆和耕地。所剩一亿头牛中，一部分滴奶不产，一部分衰老无用，终日懒洋洋地漫游在乡村和城镇，每天吞食相当于一千万印度人的菲薄口粮。甚至甘地也大声疾呼，保护牛畜意味着维护上帝的整体事业。这种对牛的狂护，穆斯林极为反感。他们常常把牛赶往屠宰场，故意恶作剧地经过印度教庙门前。多年来，这种针对活动引发的流血事件不计其数，成千上万个生灵伴随着牛群死于非命。 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印度期间，为了便于他们的统治，非常卑鄙地利用了两大教派的矛盾，并使这一矛盾不断加深扩大，甚至呈现出白热化。 甘地何尝不清楚这些历史和复杂的因素。 他知道，建立穆斯林自治国的方案，于1933年1月28日首次在一份文件中提出，文件长达四页半纸，在英国剑桥附近一家村舍里起草打印。方案起草人拉赫马特·阿里是名印度穆斯林大学生，时年40岁。他甚至建议，未来国家的名字将称着“巴基斯坦”——精神上纯净人的国土。其实，这名大学生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思想与胆量，这后面自然是真纳的主见。 尽管甘地口头上说，他与真纳的会谈并不意味着终结，只是无限期休会，但是，再与真纳谈判的可能性很小了。多年的交道，他了解真纳。 现在二次世界大战已胜利在望。大战结束，印度马上就会陷入来自内部的混乱。防止爆发内战，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了。甘地深知，当期待已久的胜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非常容易失去理智。他向已经互相策划战胜对方的盟国提出忠告，但谁也无心去留意他的劝告。他说：“和平应当公正。 为了能够公正，和平即不应有惩罚，也不应有报复。德国与日本不应该遭受羞辱。强者应该永不采取报复行动。因而，和平的果实应是大家共同分享。” 他同时提醒盟军，“印度的自由将向全世界受剥削的种族表明，他们自己的自由也为期不远了。自那以后，他们再也不会遭受剥削了。” 这话虽然说给盟军听，也同样说给真纳听。 1945年下半年以来，印度国内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工人、农民几乎普遍都以不同方式参与这一伟大运动。军队也开始出现骚动，不满于现状。 面对这种形势，印度总督菲尔及时发表战后英国方面的印度主张。大意为： 英国政府同意，由印度人自拟新宪法，并尽力根据现行制度与印度人民与各教派合作；中央行政会议将改组，除总督和统帅外，所有其他委员均由印度人士担任，印度政治领袖、印度教与穆斯林联盟领袖各占三分之一，外交部长及国外代表可考虑也由印度人担任；总督准备近期召开会议，改组行政议会，会中将由各党领袖、各党现任及前任首席部长提出政务委员会参考名单；中央合作，各省自行推行政府制。随即，韦菲尔便向会议参加者发出请柬。 国大党立即做出反映，表示所有被邀请人员将参加会议。真纳同时打电报，要求会议推迟。6月24日，总督会见甘地、阿萨德、真纳等，通报会议将于明天在西姆拉如期举行。甘地表示他不参加会议，但是，他将在西姆拉会议外指导国大党。真纳提出，国大党的穆斯林不能出席副王行政会议，穆斯林出席会议代表应由穆斯林联盟选举产生。会议于25日上午11时在副王别墅召开，为保密起见，没有邀请记者参加。真纳在会上提出国大党只能代表印度教，不能代表穆斯林。国大党主席、穆斯林阿萨德表示，国大党将不接受任何使该党降为教派组织地位的建议。会议一开始就出现紧张气氛。副王根据各派意见，提出组成政务委员会人选参考名单。国大党坚持这个名单要包含国大党中二名穆斯林，即阿萨德和萧克·阿里。真纳反对，他坚持穆斯林代表只能由穆斯林联盟提名。双方各持己见，会议宣告破裂。会议结束时，甘地给副王写信说：“本来如此愉快而又有希望地开幕了的这次会议，看来由于过去同样的原因而失败了。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很痛苦。”真纳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议提出的方案是个圈套。” 甘地的一位崇拜者路易斯·莫希尔在分析西姆拉会议失败原因时写道： “穆斯林联盟在战争期间强大起来，并且在大多数选举中挫败对手非穆斯林 候选人。但是无论韦菲尔，还是甘地，都不承认真纳有权代表印度穆斯林。 国大党内有许多穆斯林，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就是一位穆斯林，旁遮普的前首席部长希扎尔·哈亚特·汗是真纳和巴基斯坦的反对者。如果国大党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印度教徒组织，那么它就否定了国大党的非宗教性质和甘地原则。” 但是巴基斯坦的作家阿拉纳在《真纳传》中说：“印度教徒妄图长期控制的统一印度的这只船，最后触礁沉没了。这完全归功于伟大的领袖。”在整个传记中，他都称真纳为伟大的领袖。 西姆拉会议刚过一个月，英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举行大选。 工党获胜，丘吉尔战时内阁只得将权力交给克莱门特·艾德礼。劳伦斯勋爵被任命为印度事务大臣。 又过20余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原子弹。日本广岛、长崎变成了一片废墟。日本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8月16日，日本投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赤脚朝圣 一位性情温柔的老者，光着上身，赤着脚板正在孟加拉湾上游恒河三角地带泥泞的路上行走。他身材矮小，体重充其量不过五十来公斤，皮肤被晒得油黑，手臂似乎有些过长，两只硕大的耳朵微微向两边翘着。手上的竹杖，前头已被戳得分裂，一幅明亮的眼镜被金丝带牵着挂在脖颈上。如果他跟人说话，只要稍一留神，很容易看出那一口假牙。他的身后跟着几名他的追随者，其中一名女性青年是他的侄孙女摩奴。他就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甘地。 甘地的嘴里总是念着泰戈尔的诗句： 如果没有人响应你的召唤，独自走下去。 如果有人害怕不敢讲话，独自大声讲。 如果所有敌人都离开了，独自走下去。 踏着荆棘，沿着洒满鲜血的小道， 独自走下去……” 这是1946年年底。这一次他准备用三个月时间，苦行游说孟加拉湾的各地，为维护统一贡献余热。 甘地是一位活跃在多条战线上的斗士，只有在战场上，他才能表现出最佳的状态。他有许多关注的战场，如果政治战场无所事事，他则转而进行其他的战斗。农村经济建设、民众基本教育、国语普及、妇女儿童福利、解救贱民工作等，有他做不完的事，这些事业相对政治运动，其意义并不逊色。 他曾经说过，“如果印度只满足于政治上的独立，如果我没有更好的事去做，那么，我将隐居喜马拉雅山，让那些愿意听我讲话的人去那儿找我吧。” 很明显，甘地所追求的自治，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由棕色人统治来代替白人统治，更重要的是群众自治，特别是乡村中那些孤立无援、没有发言权、忍饥挨饿的群众的自治。所以他自愿去从事那些单调而平凡的工作。他的伙伴们对甘地的观点有些不肯接受，甚至讥笑他这是老仆人所干的事情。但是甘地却坚信这条路是走得对的，因此，他要为此苦斗到最后一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本不发达的印度经济又遭受了彻底的破坏。现在饥荒的幽灵在全国各地游荡徘徊。那些无耻之徒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穷苦百姓愈加贫困潦倒。一些党派团体只渴望得到该团体的利益，对人民的死活则毫不关心。印度现在到处是一派破败景象。耶稣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两年前，他曾走访了孟加拉省和其他一些地方，曾到过桑提尼克坦。这里是他老朋友泰戈尔的故乡，他怀着极大兴趣参加了诗人所创造的各种教育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活动。伴随泰戈尔动人的诗句，“这儿是你的脚凳，那儿是你的脚，这儿住着贫穷、最卑贱而默默无闻的人”，他为“穷人之友纪念医院”主持了奠基仪式。 大战刚刚过去，人们渴望和平，但是现在的印度，到处酝酿着暴力和仇恨。英国自己也是国力憔悴，精疲力竭，而印度不再是财富，对他们来说也许成为负担，它已不是帝国获取猎物的狩猎场所，而正成为危害帝国的温床。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新任首相艾德礼一上台就宣布保证“印度尽早实现自治政府”。1946年3月，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商务大臣克里浦斯和海军大臣亚历山大三名内阁成员组成的一支权力极大的使团来到印度，和印度领导人以及副王讨论如何按部就班地将权力移交给印度人的条件和形势，以及安排印度人自己制定未来的宪法。这种来势似乎太突然，几乎使所有的党派团体领导人都感到惊讶和晕眩。他们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向来诡计多端，这次怎么会狗嘴里吐出象牙呢？肯定其中有诈，藏着深不可测的杀机。就连甘地这位在政治舞台上生活几十年的斗士，今天也有些不知所措，他当时曾向一位英国朋友透露了自己的心事，“这一次，我相信英国人说话算数。但艾德礼的提议太突然了。印度将会突然获得自由吗？今天，我像一位乘船的旅客，在暴风雨的海上吊在甲板柳条椅中，无法独自行动。” 使团的到来，他当时正在浦那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指导创建自然疗法中心。 非常遗憾的是，即便英国三位内阁部长再有本事，再有手腕，他们也无法能够把国大党与真纳扭到一股道上。使团分别接触了国大党领袖、穆斯林联盟领袖、锡克教徒领袖，也与甘地见了面。全国人民都在翘首盼望这次重大行动，不能变成走过场。甘地在与使团会见后的20天，于4月29日以《独立》为题发表文章 ，再次表明他对独立的理解，同时强调非暴力在现阶段的重要性。文中说：“我的人间天国不允许以印度兵代替英国兵。国家要靠军队保护，国民的道德决不会好。如果内阁代表团是来推销货物的，印度便应当抉择。如果想变成帝国主义，则多年以后，印度可能成为第五大强国，但对世界却毫无贡献。如果选择非暴力为政策，则终必能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且能以首创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压迫民族。”两个月后，内阁使团要求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各派四名代表与使团、总督会谈。国大党派出以阿萨德、尼赫鲁等组成的会谈阵容。甘地被国大党和内阁使团邀请参与会外协商。会谈在西姆拉举行。会谈可以肯定说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国大党坚持“会议不应当讨论关于印度分治的任何建议”，而穆斯林联盟则坚持要在“含 有建立巴基斯坦的原则和基础”的条件下进行谈判。 会议正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僵局之中。甘地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建议使团先提出一个方案，以便会议进行具体研究和讨论。他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他本来早已对英国政府丧失信心和信赖，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不能不委曲求全，如果是早两年，他决不会出此下策。他曾说过，如果不是英国插手，在穆斯林、印度教和其他印度社团中就不会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使团根据甘地的建议，提出一个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可能取得一致的几点意见”： 1.全印度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将被授权负责外交、国防和交通，并有权为这些方面筹捐资金； 2.各省行使其他一切权力； 3.各省可以组织联区，每一联区可以决定该区负责哪些共同省属事务； 4.联区可以成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 5.在印度联邦的立法机构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占多数的省份的代表名额相等； 6.联邦政府照组成立法机构的同样比例组成之； 7.联邦立法机构每隔10年可以根据多数票的意见重新考虑条款； 8.成立一个制宪机构，并为此目的制定出详细程序。 这个建议，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同时不能接受。尼赫鲁建议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各派一名代表双方讨论分歧的一些问题。真纳表示他与尼赫鲁直接谈判，结果没有成效。于是各自都向使团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意见。 甘地经过四天对其条款进行研究后，公开表明了他的态度：“这是英国政府在目前环境下所能产生的最好文件。” 真纳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条款“毫无意义，论点支离破碎，成立巴基斯坦是惟一的办法”。 不满意归不满意，但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后来都接受了使团的方案。 只是在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的基础上，未能统一认识。副王不知道对真纳的固执己见十分厌烦，还是有意如此，在8月12日邀请尼赫鲁组建政府。因为当时阿萨德已经去世，尼赫鲁接替了他担任国大党主席。使团也已返回英国。这一举措使真纳灰心丧气，怒不可遏，他宣布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 真纳曾在1945年12月25日，庆祝他70寿辰时，向为他祝寿的人说过： “如果在我们的自由斗争中印度教徒不同我们一起，那么本国穆斯林和穆斯 林联盟将独自向着他们的巴基斯坦和自由的目标前进。” 8月16日，加尔各答成为血海，一场空前的仇杀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发生了。加尔各答城一片混乱，无辜妇女和儿童遭到了野蛮的蹂躏。 5000人死亡，2万人受伤。仇杀持续将近24小时。有人曾在报刊上这样叙述自己的见闻：“进入警察局的陈尸所需要戴防毒面具，因为没人管的腐烂尸体堆到了天花板。……我同宪兵队的两名英士一起坐吉普车巡视城市街道达三小时。我们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比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军人在战场上看到的还要恐怖。” 在加尔各答大屠杀的同时，诺阿卡利县同样爆发了流血冲突。 印度独立之前的黎明，一场更大的内战风暴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印度半岛。 8月24日，副王宣布了尼赫鲁为首成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员定于9月2日宣誓就职。副王在9月2日晚向全印度发表广播讲话：“临时政府一直为穆斯林留着5个空位，但是穆斯林联盟一直拒绝交名单，他不能无限期地等待穆斯林联盟参加临时政府。英国政府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意把国防部长的职务交给一位印度人。”他呼吁印度各界同政府合作，“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表现容忍和冷静”。以尼赫鲁为总理的临时政府宣誓就职那天，阿赫梅达巴和孟买同时发生教派玩命的骚乱。 正当黎明到来，同胞们有望摆脱桎梏，获得新生，可是这时，他们却在那里狂暴地同室操戈。甘地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他们曾经发疯似地追随过他，但是很少有人理解支持他的行动和根本学说。他笃信非暴力，认为只有非暴力才能拯救人类。他非常希望，通过非暴力来实现印度的新生，然后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人类。但是他的美好构想已经被他们摒弃了，到处是屠杀，到处是仇杀，那么独立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胜利。现在虽然未处于内战之中，但是的确已经到了内战边缘。而暴行的结果，只会延长英国人的统治，英国人是要在和平的环境下，将政权交还给印度。假如我们用着英国人的刀枪，他们是不会走的，就是走了，别的外国人也会闯入。 仇杀事件接连不断，只会加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鸿沟和隔阂。“黑夜茫茫，看不到一线光明。50年来我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真理、仁爱和非暴力原则，看来已失去我所赋予的意义。”他坚信，如果印度被瓜分，其核心将会破坏殆尽，就像一块完整的地毯被割开，其美丽协调的图案必将紊乱失色一样。 他要云游四方，发表演说，祈求神灵给他继续传输心灵之光，寻找出医治的良方。 他赤脚行走，大方向是孟加拉。直接前往仇杀盛起之地。 不过他又承认：“我不知道我去那里能干些什么，我所知道的一切则是，如果我不去的话，我的心灵就不能平静下来。”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去孟加拉，并不是去搜集反对穆斯林的证据和审判什么团体，而是想劝导公众，要容忍克制，以便像多少世纪以来大家和睦相处，友好相待。 在去诺阿卡利途中，他先在加尔各答歇脚几天。加尔各答的大街上，仍然残留着大屠杀的凄惨景象，到处是瓦砾、杂物。臭气熏天，宗教厮杀的烈火似乎可见，人们逃命时拼死惨叫声时时在他耳边响起。他认为，如果他勇敢地以同情和宽容之心与穆斯林人生活相处在一起，遵循他们的意愿，以他的行为告诉人们，不管你是什么教徒，都是朋友兄弟，同样怀着良好的祝愿，或许能够使大家重新修好，重建家园。他下决心要用他的勇气和真诚打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心。 就在甘地尚未离开加尔各答去诺阿卡利时，又从比哈尔传来了可怕的狂暴的宗教残杀。其野蛮程度不亚于加尔各答和诺阿卡利。甘地大为震惊。比哈尔，是甘地深爱的地方。当时那里的人民是那样披肝沥胆地支持他、拥戴他，而现在竟然也把非暴力原则置于脑后了。甘地痛苦不安。在甘地看来，屠杀和反屠杀，都是暴力，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难以分清谁对谁错，凡是暴力，就没有对错可言。他号召印度教徒都应该赎罪，先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决定“饮食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如果有罪的比哈尔人不悔过自新”，这种半绝食的行为将成为“一种绝食至死的举动”。 甘地在极度痛苦状态下，来到了斯里拉姆普尔村。这是1947年1月1日。元旦。这个村曾有二百多户印度教徒，现在只剩下3户人家。当晚，他在村里召开集会，他的心灵之光给他带来了教诲。他大声疾呼：“让那些政治家们在德里唇枪舌剑地争论吧！让他们无休止地讨论印度前途吧！过去的事实多次证明，解决印度问题的真正答案，必须到农村去找。” 七个星期之内，他光着脚板，苦行游说，行程达185公里，走访47个村庄。作为一名印度教徒，他总是在余怒未消的穆斯林中间走村串镇，深入家庭，用好言劝慰穆斯林，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一再告诫他们惟一值得人类进行复仇行动就是以善报恶。这的确有着生命危险。但是他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了，他要用自己的影响去安抚人心、稳定人心，帮助他们捐弃前嫌，“重新点燃友爱之火”，“驱赶宗教偏见的恶魔”。 甘地与他的四名信徒，每天全靠村民的施舍度日。 甘地旅行用的小包袱内只装有铅笔、纸张、针钱、陶瓷碗、木匙和甘地随身携带的一尊象牙小雕像。这尊雕像表现的三个顽皮的小猴子，一只双手捂嘴，象征德行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勿视邪恶，勿传邪恶”。摩奴在她的棉布口袋里，为甘地装着他经常要诵读的四本书，它们是：《薄伽梵歌》、《古兰经》、《耶稣行实与训诫》和犹太教《箴言》。他每天仍然坚持凌晨 二点起床，诵读《薄伽梵歌》，然后再进行晨祈。而在同时，他便要喝一大碗掺盐凉水，以洗肠胃，数年如一日。现在尽管苦行漫游，非常贫苦，他也从不间断。到晚上，他必定要与其他教徒们一同参加晚祈祷。他常常从容不迫，先读几段《薄伽梵歌》，然后再朗诵几段《古兰经》。 每到一村，他都要请求住到穆斯林的茅舍之中。如果没有人肯接待，他便率领他的信徒们在村外树下，晚上伴着神秘的星空入睡。 太阳升起的时刻，甘地一行便要离开斯里拉姆普尔。在这里待了六个星期，村民们深为他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到村头相送，目送他手持竹杖，弯腰驼背，步伐蹒跚地去寻找幻灭的梦想。 崎岖的小径上，甘地仍在不厌其烦地朗诵泰戈尔的诗，为大家提神，为自己增添安慰：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召唤，你走下去吧，独自一人走下去吧。” 他继续行走，从不知累，也不知疲倦，他的精力使年轻人都难以相比。 在他的身上像有一种奇特的力量支撑着，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停止啪啪作响的脚步。 诺阿卡利到了。这个县里的情况是甘地前所未闻。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共同居住。同在一个村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几乎长年势不两立，不来往，不通婚，村路往往劈成两块，以中间的中心线为界，不可逾越。两个教派各有自己的水井，互相之间从不互汲井水，宁肯渴死。村子里如果办学校，也是各办各的，孩子们都严格按照教规所定只上自己的学校。哪怕就是用野草和牛屎制作祖传药丸，治疗的是同一种疾病，他们的制作方法和用药剂量也完全不同，互相之间更不通医。这种约定俗成的隔断，不知形成于何时。 在途经的一个村子中，看见所有的房屋被烧毁，大多数男性村民被杀害。 一只牧羊犬突然窜到甘地的脚下呜咽着，仿佛要带甘地一行前去观看什么。 甘地随着这条犬走到村角，只见那里三具尸体，腐烂发臭，这大概是狗的主人，一家三口全部遭难。一群妇女围上来，纷纷向甘地诉说他们的丈夫、儿子被惨杀，自己的女儿被凌辱，悲痛欲绝。甘地心如刀绞，只得一边安慰，一边劝说以善报恶。 这时，他想起了1月2日他在斯里拉姆普尔写的日记：“自凌晨2点，一直未眠。只有上帝的恩典在支撑着我。我可以看出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它是这一切的根源。四周一片漆黑。上帝何时将我从这种黑暗中解救出来，指引我走向灵光呢？” 甘地的传记作家曾将这次行走看成是“独自朝圣”、“赤脚朝圣”。朝圣一般来说应该是赶往圣地，而甘地却是行走在那些灾祸之地。但是甘地自己觉得这次行动具有朝圣的意义，他觉得他的胸怀带着朝圣的虔诚。在途中，他曾收过一位妇女诗人的信，信中也称他“敬爱的朝圣者”，并祝他“上帝与你同在”。 这里只有羊肠小道，到处是河道沟壑，用竹竿搭成的桥梁非常之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河底、深渊。这种困难其实也不算什么。甘地在走村串户期间，还经常遭到一些人为的麻烦。穆斯林似乎都不愿意他到处召开集会，不是予以阻止，就是在他经过的路道上撒满粪便。遇到这种情况，甘地总是耐心地用树枝扫除，村民们则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他的每一个行动，几乎都在敌对、仇恨、恐吓的目光注视下。 这的确对78岁的甘地是一个新的考验。盼望已久的政治自由即将来临，国家的政权唾手可得，而他却远离这一切，深入到危险境地苦心游说。他总是告诉印度教徒们，要按照上帝的要求，与穆斯林以兄弟相称，如有必要，就算去死，也不要杀人。死亡比耻辱要好得多。 经过长途跋涉，甘地一行来到贾格特普尔村。甘地在这里举行了妇女会议，作了演讲，然后他要助手鲍斯记录遭受污辱的妇女的陈述。但是大家都羞于开口，只有一名年轻的姑娘讲述了她家的遭遇。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被杀后扔进火里当场烧掉，歹徒闯进她家，对她进行施暴，房子被烧，她与母亲已是无家可归。听了甘地的演讲，她似乎建构了新的思想准备，她说：“我和母亲现在走投无路。如果他们再来的话，我知道我会以死来保全自己。” 总的来看，诺阿卡利县的仇杀的怒潮现在基本平息。甘地在此不便久留多说什么，以免煽起新的后果。 艰难奔波。1945年3月，甘地们来到了比哈尔。这里是印度教徒复杀，穆斯林正在痛苦的呻吟。这里是他的崇拜者区域，所以他曾为此地的仇杀绝食。尼赫鲁已经代表国大党到过这里，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期控制骚乱。有效果，但效果未必到位。这里的善后工作有待78岁的老人来了结。 在这里，甘地的口气就大有不同。他公开表示对穆斯林的同情，公开责备自己的同一教徒，并呼吁他们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赎罪忏悔。他发动了为遇害的穆斯林募捐，他的许多崇拜者听了甘地的话，纷纷将钱塞进圣雄口袋，以解救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大概是这个地方比行走以来其他地方都可靠，甘地讲话的措辞也就不再是掩掩遮遮了。有一次他大声叫道：“难道穆斯林认为我不该说出他们在诺阿卡利所犯的罪孽，而只是让我讲比哈尔省印度教徒的罪恶吗？如果我那样做，我就是个懦夫。我认为，穆斯林和比哈尔印度教徒的罪孽都是同样不可饶恕，都应该受到谴责。” 正在这时，拉瓦尔品第和旁遮普的印度教徒又传来了悲惨的消息。比哈尔再次失去理智，试图重新进行大规模的行动。甘地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警告说：“如果你们再失去理智，那就首先毁灭我吧！” 坦率地讲，甘地的努力是真诚的。但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他既疏远了印度教徒，又没有得到穆斯林的欢心。他勇敢无畏、光明磊落、正直坦率，人们敬佩他，但是，现在的确没有多少人愿意死心塌地地按照他的意见行事了。 比哈尔人没有再动刀枪，但是这里的悲剧仍在继续上演，而且逐步显露出更糟的迹象。 甘地的确是一个让人敬佩又让人痛恨的人。他在南非的对手史末资将军，公开对抗何等激烈。他曾被史末资捕入监牢。在牢里甘地亲手做了一双布鞋，在史末资离开南非时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事隔25年之后，史末资在回忆这件事时说：“纵然我感到自己不配穿这样的伟人所做的鞋，但自那以后，我很多年夏天都穿着它。” 甘地在独自行走期间，发生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这件事情连他最忠实的支持者都感到不快，千百万印度教徒感到心神不安，历史学家为之茫然莫释。 甘地的禁欲是按教规行使的，他自己则把它视为升华理想境界的手段。 当他们一行来到诺阿卡利县时，圣雄突发奇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甚至使无数人动摇了对甘地作为争取自由领袖的地位。 那天，他们将要动身前往诺阿卡利。出发前，甘地与摩奴谈起了家常。 这位19岁的少女，有着不幸的童年。父母双亲早早地离开人世，她成为孤儿。 后来由甘地一家养育成人，甘地一直对她体贴入微，他像母亲一样对待这位侄孙女。因此他们无话不谈。摩奴这次与甘地的交谈，竟然向甘地透露了自己的。她告诉甘地，虽然她已经长大成人，但是她从来没有同龄少女那种应有的冲动。 甘地的目光从镜架上面射到了少女的脸上。她一脸的平静，连羞涩的成分都未曾见到。 甘地感到自己得到一个重大发现。他一直认为，非暴力抵抗者，都应该带头实行节欲、禁欲，以实际行动实现教规的指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谈何容易。从摩奴的谈吐中，甘地感到这位侄孙女是可以塑造的，是可以将自己的理想与教规的要求注射到她的精神以及行动中去的。他对摩奴说：“如果在千百万印度少女中，我能成功地培养一名白璧无瑕的杰出女战士，这将是我对印度妇女的重大贡献。”自从嘉斯杜白去世之后，摩奴就一直与甘地形影不离，最近这段的苦行游说，也多亏她一路照顾垂暮之年的甘地。甘地决定把她作为一名非暴力抵抗者禁欲的先锋战士来培养。 “你还愿意继续跟我走吗？”甘地严肃地问摩奴。 摩奴点头。 “那么”，甘地说，“你要接受考验的全部条件。” 所谓全部条件，也就是两人从此同床共枕，但是要忠诚无邪。甘地表示将恪守禁欲誓言，摩奴则表示芳心不乱守住贞洁。甘地想，摩奴的心灵是高尚、纯洁、晶莹，还是卑琐、污浊、下贱，都可以在一起同睡的草垫上见分晓。其实甘地还有另一个意图，既然要考验她，也要培养她，当她一旦接触到自己枯槁皱折的身躯时，一切自然会一劳永逸地消失，久而久之，就可望达到升华她的灵魂的境界。心地纯洁的摩奴，从内心深处根本不存在什么淫欲邪念，她愿意迎接考验，满腔热情将自己的身子投入到同甘地在一块草垫上。 双方谈妥，他们如同以往一样的平静，开始上路。 从这一天起，他们将那一老一少的身躯共同交给了由甘地信徒们背着的垫子，两人睡在一起，吃饭也用一个碗。这种非同寻常、过分亲近的生活，很快遭到了甘地一行人的非议。他们实在想不通，一位他们无限拥戴的圣雄在即将80岁的时候，还有这等邪好。这简直有辱他们崇高的使命。摩奴听到了信徒们的非议立即告诉了甘地。甘地沉着地似已早有所料地对摩奴说：“不要紧张。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好像是内心激烈的征兆。我原谅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我的原则。” 甘地的禁欲已经有40年历史了。从他正式向妻子提出算起，那也是1906年。自从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旦踏上与印度教徒一样古老的人生道路，一直没有出现过反复。直到1936年的一个晚上，他在梦中出现了性的冲动，那年他67岁。他后来供认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他为这件“令人诚惶诚恐的事”感到惊诧不解，心神不安，发誓进行六个星期的闭口不语来惩罚自己。几十年来，仅此一次。他禁欲有宗教的因素，但又不完全是或不仅仅是为了宗教。他认为，禁欲在于使人摆脱愚昧无知，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投入到为之奋斗的事业上，控制房事，精力充沛。 当然，他的禁欲与古老的印度教徒所规定的禁欲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禁欲，教规有九条要求。其中包括禁欲主义者不得身居女性中间；不得与女性蹲在一张芦席上，也不准窥视女子身体的某一部位；必须避免热水浴或按摩带来的快感，禁止食用可能刺激的食物，比如牛奶、酸乳酪、精制黄油以及高脂肪食品。甘地在饮食方面一直进行探求，想寻找断欲食物。 但是，现在他与一位少女同吃同睡，在实践中改变了教规的原则。他对他的行为做了这样的注释：“一位尽善尽美的禁欲主义者，必须能够睡在赤身、花容月貌的女性身边，又丝毫不会为其艳丽姿色而心荡神摇。”教规要求不允许接受女子的按摩，避免引发的死灰复燃。但是，甘地长期都要吩咐年轻女子为其按摩，而且常常一边接受按摩，一边与来访者交谈，有时甚至与国大党领袖讨论政治问题，他也是躺在那里一边接受按摩一边发表高见。 甘地对禁欲信心十足，每逢机会，必作宣传。多次在谈判会上，他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之后，甚至还会插上一段关于禁欲的意义或禁欲者高贵操守之类的内容，弄得那些谈判对方不知所措。他认为自己心洁如镜，不必去在意别人说什么。他为自己的孜孜追求感到自豪。有一次他竟公开宣布，凡是忠于禁欲誓言的人不管男人或女人，如果在执行任务时天色已晚不能回家，男女在同一间房子里过夜，只要不违背禁欲原则，任何人都不应该也不要非议指责。 在诺阿卡利地区进行游说期间，甘地与摩奴的起居照常如法炮制。他们一起就寝，一起起床，一起祈祷，一起用一只碗用餐。每天睡觉前，还要先接受摩奴纤弱细手的按摩。二月份，天气有些寒冷，有晚摩奴发现甘地身体冰凉，便把所有的衣服盖在他身上，并为他作了全身按摩后，“与他紧挨着身子，靠自己的体温温暖对方，一直平安睡到次日晨祷”。第二天，摩奴把昨晚的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甘地的信徒们。他们双方都感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在相伴的日日夜夜，确实没有谁玷污了这种圣洁的关系和特殊环境下的考验。垂暮之年的甘地，因为得到了摩奴的体慰，孤独的心境有了新的补填。夫人去世，他失去了伴侣，长子终日沉湎于酒杯，还有两个儿子仍留在南非，一直杳无音讯，另一位儿子也不在身边。摩奴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甘地与摩奴之间奇异深奥的关系，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其中的清白，别人始终不能接受。现在外部流言蜚语正在盛传。每到一地，穆斯林都要羞辱他们，拒绝他们进村入户，印度教徒期待着他的到来，但是面对如此从未见过的现实，他们也不得不表示冷淡。消息很快传到德里，国大党领袖们本来正胸有成竹准备与副王进行关键性会谈，现在被这一消息惊吓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 在一次公众祈祷会上，甘地对那些流言蜚语甚至诽谤进行了抨击。但是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听，更没有几个能相信甘地讲的是真话。世俗就是那么残酷。在游说到哈伊姆查尔村时，由此引发的风波已到顶点。甘地说，你们不信，我便把仁爱带到比哈尔去。 国大党领袖们包括尼赫鲁在内，为此张惶落魄，担心圣雄与摩奴继续同睡下去会在正统观念尤为强烈的比哈尔引起混乱，造成新的纠纷。于是接连派人前来拜访圣雄，请求他放弃目前这种让人无法接受的“探索”和“考验”。 甘地断然拒绝。 摩奴毕竟还是一名少女，她的承受能力远不及圣雄。她已经悄悄地哭过几次。不是后悔，而是遗憾他人对这种高尚的体验不理解。于是她向圣雄建议，为了权宜之计，从大局和为大局奋斗出发，暂且放弃这种使思想狭隘的人乱成一团的计划。 甘地无可奈何，心灰意懒，只得接受摩奴的建议。 比哈尔之行，摩奴没有与甘地做伴。从此，那副草垫子上只有圣雄骨瘦如柴的躯体在上面了。 后来，摩奴仍然回到甘地身边，大概是6月，两人又恢复一起过夜，每天照样形影不离。她把自己所有的青春年华乃至毕生精力都用在陪伴、照顾这位老人，她后来说，她一直认为这是上帝给她的神圣任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枉然拼搏 1947年新年伊始，满目疮痍的伦敦浓雾茫茫，显得十分萧条和阴森。唐宁街10号，被丘吉尔称为“那是一位典型的平庸之辈”的工党教授出身的新任首相艾德礼，脸色阴郁地正在等待着一位超群逸众的海军上将的到来。 他是维多利亚女皇的重孙路易斯·弗朗西斯·艾伯特·维克托·尼古拉斯·蒙巴顿。蒙巴顿今年46岁，在英国早已声名显赫。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首相召见他，是要他出任印度副王，也就是印度总督。首相决定把这项在印度至高无上的任务交给他，不是让他去统治印度，而是让他去安排英国撤出印度。这是一项极为痛苦的使命。现在，英国政府决心明智地撤出印度，以免被武力赶跑显得狼狈。昔日的泱泱帝国今天没有能力去继续统治它的殖民地了。 蒙巴顿深知，“这是一项毫无成功希望的使命”。他了解前任总督韦维尔元帅，他才华卓越，都被弄得焦头烂额，自己难道能成功吗？得到帝国末日时期的这张任命书，并不使蒙巴顿兴奋，相反，他感到沮丧。这个职务真还不如刚卸任的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部统帅一职使人心情舒畅。70年前，曾祖母在德里郊区的平原上被宣布为“印度女皇”，当时，各土邦王公向她欢呼，“祝愿维多利亚女皇的君权和统治与天地共长久，与日月争光辉”。今天自己要亲手去结束女皇统治的领地。 艾德礼首相向他介绍了印度难以收拾的局面，三亿印度教徒与一亿穆斯林正处在世代仇杀之中。英国在两大派别不可调和的夹缝之中越陷越深。现在必须当机立断，保证平安撤退。 蒙巴顿作为军人，不可能拒绝首相的任命。他知道，一旦在那里失败，过去建立起来的赫赫军功也将被看成一钱不值了。但是，他虽然年轻，却同样显得非常老练。首相介绍情况后，他立即提出了保证完成任务的先决条件： 第一，政府必须公开宣布，英国保证停止行使主权，同意印度独立的确切日期，这样便于他与各派深入谈判；第二，在他任职期间，他享有充分的权力和完全的自由，而无需向伦敦请示汇报，尤其不允许伦敦经常插手干预。首相听完这两个条件，惊愕地望着这位年轻的海军上将，不安地问：“你大概不会要求享有特命全权，使你凌驾于国王陛下政府的权力之上吧？”蒙巴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正是我担心的，也是我期望的。请您想一想，如果内阁经常干预，我将如何开展工作？”蒙巴顿本想通过这两个过分的要求，使首相改变主意，另择高士，可是首相却点头同意。 2月20日，英国政府即发表声明，宣布不迟于1947年6月，把权力交给印度人。3月蒙巴顿赶往印度上任。他对印度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决定应赶紧分别会见印度三位重要头面人物，他们是尼赫鲁、甘地和真纳，如果达不成协议，他将让印度分治。 他首先与英国印度临时政府总理尼赫鲁会晤。 这时尼赫鲁已经58岁，谢顶了。他与蒙巴顿过去有过一面之交，那是在新加坡，年轻的海军上将刚刚建立起了最高司令指挥部。有人建议上将不要会见这位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人，不要因为上将的会见抬高了他的地位。 蒙巴顿不快地反问道：“我抬高他的身价？相反，正是他给我荣誉，有朝一日，他将成为独立后的印度总理！”果然被他言中。 尼赫鲁，巧舌如簧，下笔成章 。他很早得到甘地的确认，在国大党内不断擢升，三次担任该党主席职务。圣雄早有预见，他们进行的斗争火炬将由尼赫鲁高举下去。尼赫鲁也把甘地奉若神明。虽然偶有矛盾和分歧，但他始终怀着真挚的友情追随甘地。局势发展到今天，尼赫鲁与甘地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只有崇敬的感情还在。 尼赫鲁与蒙巴顿一见如故，彼此交谈感到很惬意。他们很快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必须尽快地采取行动，分治印度必将导致一场悲剧。 在与蒙巴顿会谈中，尼赫鲁也谈到了他对甘地孤身一人赤脚游说的看法。他说：“甘地弄错了事情。他希望在伤口上敷抹点药膏，就能医治整个印度的躯体，而不愿意诊断引起疾病的原因，根治病人的全身。” 尼赫鲁与蒙巴顿告别时，双方开了玩笑。蒙巴顿说：“尼赫鲁先生，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看作结束英国统治的最后一任副王，而是前来为新印度开辟航道的首任副王。”尼赫鲁则面带笑容地回答道：“他们说你富有危险魅力，现在我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副王要在非常时期顺利地实施他的计划，必须取得甘地的支持，甘地的作用不论对国大党还是对印度的独立，都是不可忽视的。蒙巴顿刚到印度未举行登基大典之前，就曾给甘地致函，邀请他见面，并且表示，只要他愿意，蒙巴顿将派专用飞机把他从比哈尔省接到德里。甘地拒绝了上将的飞机，如同往常一样乘坐三等硬座车赶来会见他。 1947年3月31日，圣雄仍然半裸着上身，再一次走进了印度副王的办公室，“和副王平起平坐地谈判”。尽管蒙巴顿对甘地表示特殊友好，吩咐妻子也参加会晤。但是甘地一坐下来，就叹气不已。蒙巴顿夫妇不知圣雄对他们的接待哪一点不满意，相互对视，又不好相问。这时甘地告诉他们，自从南非工作以来，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财产，现在可以说是两袖清风，全部财产就是一部《薄伽梵歌》，一个白铁饭碗，一尊雕像，一副眼镜和一只怀表。 “但是这只值8个先令的怀表今天在火车上被人偷了！”他伤心地说，“这是离开南非时朋友们送的。如果你想把每分钟都奉献给上帝，那么你就 得准确地掌握时间。” 圣雄首先制造了这么一个气氛，成功地把蒙巴顿夫妇的注意力引导到自己身上。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先声夺人。 接着他谈起印度的现状。蒙巴顿希望他在谈印度之前先谈他自己。甘地很乐意，离开印度问题他又滔滔不绝谈起自己。经历、思想、禁欲。双方显得密切起来。这次会晤持续两小时。之后，蒙巴顿安排三人一起照了相，甘地在照相时还情不自禁地把手臂放在印度副王妻子的肩上，把她当摩奴一样看成了自己的不可缺少的“拐杖”。这次会谈没有接触实质问题，蒙巴顿的原意只想初次见面，建立友好关系。这个目的倒也达到了。 第二次会见。 新德里的仲夏，炎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只有蒙巴顿办公室里凭借一台空调，把温度保持在20度上下。当甘地刚从火热的气温下进入温室时，冷得浑身战栗。科学技术带来的现代文明与甘地总是格格不入。蒙巴顿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吩咐关掉空调，打开窗户，蒙巴顿的妻子还取来了一件海军粗毛线衫，披在瑟瑟颤抖的甘地身上。 蒙巴顿的妻子吩咐佣人忙着摆弄豪华餐具时，与甘地一同前来会晤的摩奴也为他准备自己惯用的粗茶淡饭——一碗用柠檬汁、酸乳酪和椰枣粉调拌在一起的稀粥。甘地的小匙把已经折断，由一根竹签捆绑在上面。两只白铁碟子和这支小匙都是最后一次坐牢从牢里带出来的。甘地面带微笑，把稀粥装满一碟递到蒙巴顿面前。 “这个味道很好，你最好尝尝，不比山珍海味差。”甘地神色诡谲地说。 蒙巴顿看了一眼那稀里糊涂的东西，不知所措，他不知甘地来这一手。 “我想我从未吃过。”他面无表情地说。 “不要紧，万事开头难，试试看，说不定你很喜欢。”甘地固执地继续坚持要对方尝一尝。 蒙巴顿拗不过眼前这位神奇的老人，出于礼貌和真诚，只得小心翼翼地吃了一口。甘地眼巴巴望着他，他只好吞下肚去。好在甘地没有得寸进尺，非要副王吃完。 会谈正式开始，双方直奔主题。 蒙巴顿首先表明观点，告诉甘地，英国历来的政策是决不屈从武力，但是鉴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取得胜利，英国现在决定撤出印度，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甘地说：“重要的是，请你不要分裂印度，请你拒绝分割印度，即使这一拒绝招致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蒙巴顿说，分治乃是他打算采取的最后一步棋。他问甘地：“舍此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甘地摸了摸头，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这个设想大胆到甚至使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蒙巴顿都感到惊讶。甘地的意见是解散尼赫鲁政府，邀请真纳组织新政府。国大党决不会破坏真纳组建计划。如果真纳不接受这个计划，那就由国大党来组建政府。甘地怕对方没听清，重复说：“你可以把整个印度交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要分裂印度。请你将三亿印度教徒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委托真纳组建政府，把英国的主权交给他们。” 这一提议有些新奇，蒙巴顿大为惊愕。 “那么，你根据什么理由认为，你们党会接受这项建议？”蒙巴顿试探地问道。 “因为国大党首先希望避免分治，并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分治方案得逞。” “那么真纳会对此作出什么反应？” “如果你告诉他说，这个方案是甘地提出的，真纳一定会对你说，这个诡计多端的甘地！” 一向被认为思维敏捷的蒙巴顿这时也糊涂了。他的顾问悄悄附在他的耳际提醒说，甘地的提议疑点太多，可能里面大有文章 ，千万小心，别钻进他的圈套。蒙巴顿倒没有这么看，他只是觉得甘地的建议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甚至是冒险的空想。但是他决不放过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思考良久，他肯定地说：“如果你正式保证，国大党确实打算批准这项方案，同时准备诚心诚意通力协作使之付诸实施，那么我担保予以答复。” 甘地从沙发上跳起来，信誓旦旦地说：“我完全是肺腑之言，如果你同意此项决定，我打算周游印度各地，说服人民接受这个方案。” 数小时后，甘地接受记者采访时，满面红光，激动不已，“心酣意畅，乐不可支”。他神秘地对记者说：“我想我已避免了一场危险。” 他显得有几分得意。他认为目前这个方案是拯救印度迫在眉睫的分裂的厄运惟一正确方案。然而他错了。 不久，他在自己栖身的贱民区的住所召集了国大党的领袖会议。他袒露上身，盘脚坐在草席上，头上顶着一块湿毛巾，以此消热。苍蝇在他的身边飞来飞去，空气中阵阵刺鼻难闻的气味被闷热的夏风刮进来。当他把自己向蒙巴顿提出的方案亮出来请大家讨论时，国大党的领袖们无不瞠目结舌，甚至喘不过气来。在他们看来，这方案不仅是怪诞，而且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们根本不敢相信，他们拥戴和崇拜的圣雄怎么会出此下策。政权即将到手，胜利果实怎么能轻易交给对手？几乎没有一人表示理解年迈的圣雄方案。 甘地一再劝说这些乘坐豪华汽车来到此地的领袖。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蒙巴顿就会答应分治。而一旦分治，就会爆发出规模更大的流血事件，使印度再次面临灭顶之灾。他希望大家冷静地思考一下，的确从国家人民的利益来认真考虑，不要放弃印度完整的一线希望。但是，甘地的说服工作现在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尼赫鲁们绝不同意把权力拱手相让给敌手穆斯林。领袖们走了，甘地心灰意懒地躺在草席上，摩奴把一只布沙袋轻轻地放在他的肚皮上，悄悄地走开了。孤寂的甘地感到印度的前途难以捉摸了。第二天，他只好把国大党的意见转告了蒙巴顿，声称自己已经尽到责任，但是无能为力了。 蒙巴顿接着先后与真纳会谈六次，真纳是印度的关键人物。会谈之前，蒙巴顿按照接待甘地的规格，先安排真纳站在蒙巴顿夫妇之前留影纪念。真纳对着那些不断按动快门的摄影师说：“啊！一朵艳丽的玫瑰花亭亭玉立在两根刺之间！”蒙巴顿夫妇听后显得不快。但是蒙巴顿毕竟是善于协调和处理关系的政治家，对此他不露任何声色。 真纳也曾是出类拔萃的律师，身高两米，风度翩翩。他曾说过，非暴力抵抗仅仅是那些愚昧无知、目不识丁的人参加的运动。真纳与甘地不同，他出巡时，是喜欢组织隆重的仪仗，以全身披金挂银的大象为先导，军乐队高奏《保佑吾皇》乐章 。他喜欢在花园散步，每当在郁金香和牵牛花前驻步时，他欣赏的不是花的美丽，而是看它是否排列成行，他对生活从来都要求有条不紊。他酷爱阅读书籍和报纸，他订了世界各国的报纸，经常还把一些文章剪下来贴在剪报册上，在旁边写上自己的阅读评语。他评价尼赫鲁是，“满口空话，辞藻华丽的儒生，只能充当牛津大学的教授而不能成为政治家”。 评价甘地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传教士”。真纳经常受到攻击和非难，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指责他是意志薄弱的人。 谈判中，真纳反复声明他的观点，现在印度已超越讨价还价的阶段，惟一的办法是成立巴基斯坦。 在这种情况下，蒙巴顿组织起草了一个分治方案，并于4月召集11个省督讨论，得到认可。随后又征求国大党领袖的意见。也得到赞同。但是尼赫鲁提出方案应该修改，增加一条赋予11个省和各土邦王公惟一的选择是：或者与印度合并，或者加入巴基斯坦。 让英国人“退出印度”，是甘地梦寐以求的追求和成就。在这场艰难曲折的斗争中，甘地所做的事情比谁都多。但是在胜利在望时，为他带来的是分治的悲伤。但是尼赫鲁却认为：“将头砍掉，我们当然会摆脱头痛。” 甘地则反复重申，如果一定要分治，也应该是在获得独立以后的事情。 先让英国人撤离印度，然后由印度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可能会有短时的混乱，这可以使印度得到新的锻炼，“但是磨难会使我们得到净化”。现在甘地的声音已经没有多少人理睬，主动权已经不在他手中了。 6月1日，蒙巴顿呈送关于印度分治的方案从伦敦回国。2日，他便召集印度各派领袖开会，通报这一情况，并给大家一天时间作最后考虑。中午又接着约见甘地，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这天恰遇甘地的静默日。甘地不说话，只用他随身带来的铅笔，在一个破旧的信封上写道：“今日不宜交谈，来日再谈。”表示他对此保持沉默，或者因为他还没有找到新对策，以静默日为掩护，不急表态。但是在另一张纸上，甘地又写道：“在我的讲话中有过一句反对过的话吗？”蒙巴顿拾起这张纸，兴奋地说：“这是有意义的纪念品。” 次日，方案公布。据说甘地打算在4日的晚祈祷会上公开谴责这个分治方案。 蒙巴顿急忙派人把甘地接到副王办公室，再次进行了长谈。甘地颓然瘫坐在安乐椅上，一边不停顿地摇手，一边用微弱的声音叹息道：“可怕啊！可怕！” 蒙巴顿劈头就说：“现在这个方案，报上说是蒙巴顿方案，我认为是甘地方案。”圣雄诧异地望着对方。蒙巴顿继续说：“事实上，是你提出的建议，希望让印度人民自由选择，这正是方案所许诺的。由各省人民选举产生的省议会将仲裁每个省的前途问题。各省议会将进行投票，决定本省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如果各省议会令人意想不到地一致决定加入同一个国家，那么印度的完整即可得到挽救，同时你也赢得胜利。如果出现相反情况，你总不指望英国人以武力反对各省议会采取的决定吧。”甘地心有所动。不发一言便离开了此地。第二天的晚祈祷会上，甘地意外地没有发表任何谴责之词，使那些怀着极大的兴趣前来聆听甘地发表反对分治演讲的人大失所望。有人当即向甘地提出质问，为什么不再次进行绝食，抗议分治？ 甘地冷冷地说：“绝食不是随心所欲的盲目行动。要有神的谕旨。”他希望大家保持冷静，并宽恕国大党，宽恕穆斯林联盟，宽恕他自己。一些人本来对分治恼羞成怒，听了甘地的话，马上就把不满转移到甘地身上，指责他是“两面派”，当初正是他迁就真纳，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对此，甘地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地走了。 接着有一名记者赶到甘地住处进行采访，问道：“为什么你不像以前那样进行战斗呢？” 甘地抑制住自己伤心的情绪，平静地说：“我为什么不战斗？我没有时间呀。我不能非难目前的国大党领导并破坏人民对他们的信任。除非我能告诉他们：这儿有一个可供选择的领导！我无力来提供这样一种选择。在当前的情况下，去削弱目前的领导显然是错误的，因而我必须吞下这颗苦果。” 夜幕降临，甘地与摩奴同睡在一张草垫上。甘地又想起了不久前与摩奴的对话。当时他哀叹道：“如今我孤苦伶仃。甚至尼赫鲁都认为我错了。他们认为印度分治一旦结束，和平局面即可恢复，在他们看来，随着岁月流逝，我好像变得有点糊涂了。他们可能言之有理，而我却在黑暗中枉然拼搏。” 摩奴说：“别想那么多了。别人抛弃了你，还有我在，你把我从死神手上夺过来，我不会离开你的，尽管你的所有信徒都离开了你。”甘地长嘘一声说： “别提你上个月那场病了，为什么我就没有得到神的帮助呢，你高烧腰痛， 我心急如焚，土疗、水疗怎么就在你身上失败呢？后来我也只好违背神的旨意，让外科医生动了手术，切除了阑尾。我本来不想让任何男人碰你的身体，也不想让你接受暴力治疗，就像当初我对待嘉斯杜白一样。但是我又担心重蹈覆辙。原谅我吧。那时我整天守在你的身边，可是医生还说，公民更需要你，摩奴有医生照顾。我当时说，人民和掌权者现在都不需要我了。我的惟一夙愿是为国捐躯，在我生命的最后一息呼唤着神的名字。”一阵沉静之后，摩奴又听到甘地说：“不久我可能魂归西天，不会亲自经历这场灾难，但是，如果我担心的苦难降临印度，危及印度的独立，那么后人应该知晓，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每当想起这些不幸灾难，他的内心是多么苦闷悲怆。” 7月7日，英国国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并宣布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届时，英国将在印度放弃所有权利和责任。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这一决定不久，尼赫鲁向蒙巴顿发出出人意料的邀请。他希望印度独立后由蒙巴顿担任首届总督。这一邀请使年轻的将军猝不及防，举棋不定。但是在犹豫之中，他又希望真纳也不要担任巴基斯坦的总督职务。他这样动员真纳，以后只有总理才能独揽大权，而总督只是一个名誉性职务。真纳则不信这一套，他冷冷地对蒙巴顿说：“在巴基斯坦，我将担任总督，至于总理将遵照我的意图负责国家事务的具体操作。” 蒙巴顿在艾德礼和丘吉尔的怂恿下，对尼赫鲁的邀请很有些心动，但是印度走向独立后还由他英国官员任总督，实在有点难以置信，在正式表示接受这一特殊的邀请之前，他不得不征求甘地的意见，这个人虽已是“风烛残年”，他的意志却并不衰老，他不同意的事，他想不通的事，他会不顾一切地坚持反对到底，除非他已改变主意。蒙巴顿清楚地记得，甘地有次心血来潮，在一次演讲中竟提出，未来的印度元首应该由“一位贱民出身的清洁女工来担任。她心地善良，廉洁奉公，清白无瑕”。这位善开国际玩笑的圣雄，比蒙巴顿大30岁，两人尽管存在一些观点的分歧，却也不乏建立了忘年之交的友情。 很意外的是，甘地知道尼赫鲁邀请和蒙巴顿的心事之后，主动来到副王别墅，表示他愿意由蒙巴顿作为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国家元首。甘地瘦弱的身躯埋在沙发里，迟疑的目光注视着那金碧辉煌的宏伟建筑。蒙巴顿感激地走上前来想与这位多次出入英国人的监狱的老人亲切握手，但是甘地却毫无表情地摇摆着手，继续说：“不过，”甘地清了一下嗓子说，“你得放弃这座宫殿，放弃那玉堂金马的生活，搬到一所没有佣人侍候的住宅中去，过清苦的日子，自己打扫卫生。这座宫殿可以办成一所医院。” 蒙巴顿露出一脸苦笑，这大概又是圣雄开的一个国际玩笑，聪明的上将，这时也感到疑惑不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荣耀时刻 星相学家召开紧急会议，最后确定1947年8月15日这一天的凶吉。根据星相学家的测算，这一天为黑道凶日，肯定不宜举行开国大典。会议一致要求应尽快把这个不幸消息告诉印度领导人，以使他们及早作出新的安排。尼赫鲁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转达给副王，并且建议，按照星相学家的推算，8月14日为黄道吉日，这一天大吉大利，福星高照。于是蒙巴顿决定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独立应在1947年8月14日午夜时分宣布。 独立庆典那天，土布制作的三色旗就要取代大不列颠的旗帜。三色旗已经伴随着非暴力抵抗运动在游行和示威队伍中高高飘扬将近30年了。旗帜的图案为甘地亲自设计。图案由三条藏红、白、绿色横带组成，横带中心精心设置了一驾纺车。土纺土织是甘地孜孜追求的事业，也是鼓励人民以此作为和平自救的武器。独立日在即，国大党内部开始对这面旗帜上的纺车提出了异议，一些人认为，纺车是旧日印度的形象，是闭关自守的象征，这种“老太太的工具”，古老而落后。于是决定用一轮车轮取代纺车，表示世界大同。 车轮由一对雄狮簇拥，象征力量与勇敢。 甘地了解这一情况后，心情很不舒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不管图案设计的价值如何，我拒绝向炫耀此种学说的旗帜致意。” 在甘地看来，他心爱的祖国不仅在获得独立时又遭到分裂，独立后印度却很有可能与自己奋斗几十年的理想相去甚远。想起这些，他的心就像要被谁撕碎似地难受。他希望未来的印度，应该是摆脱了奴役的印度，应该是摆脱了现代技术的印度，应该是笃信神冥的印度，应该是没有暴力的印度，应该是自觉禁欲的印度。他就是想通过这样崭新的印度形象在世界上至少在亚洲树立一个理想的典范。现在看来不但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相反，自己的理想却还被新的领导人看成是老朽的胡言。有人甚至还说，纺车是“甘地的玩具”。尼赫鲁也撰文写道：如果追求甘地的主张，人类可能会倒退到过去落后的年代，印度将永远置于难以想像的令人窒息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即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 独立前夕，甘地公开宣布他对印度独立后关于领导人生活原则的看法。 他说各部部长以上领导，都必须身穿土布衣服，搬进没有佣人的寓所，抛弃汽车，摆脱种族偏见，每天至少参加一小时体力劳动，比如纺线、种菜，打扫厕所。印度领导们，听到甘地的规定，都感到这位年迈的老人天真幼稚，十分可爱。 独立之日就是分治之日。现在许多地方都呈现出不祥之兆，冲突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甘地是早就预料到了。果然，整个7月，种族和教派暴力流血事件又蔓延开来，即将席卷全国。甘地坐卧不安。 最大的导火线可能要算旁遮普和孟加拉省的边界划分。1947年8月13日，最后划分的绝密文件送到了副王处。副王为了防止在这两个地区发生惨痛事件，往旁遮普派出了增援部队，同时宣布该地区48小时实行宵禁。 在这之前，也就是在7月末的一天，甘地执意要拉着尼赫鲁前往旁遮普，甘地也不管他对自己的态度如何，这次非一同去不可。他们到那里慰问了锡克族与印度教徒难民。难民营里，集中了将近32000多名难民，来自附近100多个村庄，他们都是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幸存者。这里饥寒交迫，脏乱不堪。 难民看到甘地和尼赫鲁吼叫着包围了他们，向他们痛诉自己的不幸遭遇。甘地在这里忙个不停，向难民讲解卫生常识，告诉他们如何修建厕所，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医疗所。回来的时候，两人坐在车上，已是精疲力竭。身体虚弱的甘地把两只脚放在已经与自己的分歧公开化了，不再是他的追随者的尼赫鲁脚上，疲惫地进入梦乡。尼赫鲁看到难民们惨不忍睹的场面，心境极不平静。一边轻轻地为熟睡的圣雄按摩双脚，一边闭目沉思自己肩上压着的沉重负担。 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甘地从旁遮普回来的第二天，蒙巴顿会晤了他，请他立即赶往加尔各答，用他个人的威望和非暴力学说，去遏制那里即将发生的屠杀。因为那里人口稠密，且已形成恐怖事件的惯性，目前已处在火山即将爆发的时刻。蒙巴顿说：“在旁遮普我们有军队可以控制住局面。但是加尔各答如果发生骚乱，我们将处境危艰，对此我感到束手无策。那里虽然驻扎了一个旅的军队，但是实在没有其他部队可作增援。如果真的一乱，这座城市就会化为灰烬。” 甘地说：“我早就预料到，一旦印度分治，灾难就会发生。这正是你对真纳妥协让步的结果。” 蒙巴顿说：“也许是。但是现在不要再说这些了。只要你一去，我想就是那一个旅的军队的援军。” 本来甘地这一次无意到加尔各答去。他原计划在印度独立日子里，进行祈祷纺线，并在年初独自行走到到过的孟加拉南部的诺阿卡利县去绝食，以进一步安抚那儿仍在惶恐不安的人们。 就在这时，赛义德·苏拉瓦尔蒂也来请求甘地前往加尔各答挽救紧张局势。苏拉瓦尔蒂与甘地的观点从来都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此人是典型的政客，道德败坏，为人虚伪，贪财如命。47岁的苏拉瓦尔蒂衣装讲究，总是穿着鳄鱼皮鞋，经常在加尔各答城内与酒吧舞女或青楼女子鬼混；一日三餐都必须有佳肴珍馔，经常惹是生非。1946年8月，加尔各答发生洗劫屠杀事件，他就是直接责任人。“直接行动日”那天，他以孟加拉省首相名义，宣布全城放假一天，阻止警察维持秩序，秘密鼓动穆斯林极端分子行动。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甘地对他的行为多次进行过批评。他今天苦苦要求甘地，这与他过去的向来趾高气昂的气质形成鲜明的跌差。他心里惧怕印度教徒报复。但是他却这样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一样，同样需要你，你经常宣称，你既属于穆斯林，也属于印度教徒。” 甘地向来豁达大度、胸怀宽广。看到苏拉瓦尔蒂确实有恳求之意，想到那里的确需要自己的力量，便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两个附加条件，如果苏拉瓦尔蒂答应，他便即刻动身。条件为：一是苏拉瓦尔蒂代表穆斯林必须做出承诺，保证在诺阿卡利县境内的印度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一名印度教徒遭杀害，甘地便绝食至死；第二，苏拉瓦尔蒂必须日日夜夜与甘地住在一起，不带任何保镖和武器，生活在贫民窟内，两人以生命作抵押，换取稳定。 甘地到达诺阿卡利已是8月13日下午。甘地挑了一座属于一位老年穆斯林妇女的房子居住下来，该屋的主人是在去年流血事件中被印度教徒所杀。 房子一年没有人管，尘灰寸厚，蜘蛛网布满空间，满屋臭气扑鼻，老鼠和蟑螂随意爬耍。周围到处是火冒三丈的印度教青年晃动。有人还当面指责他，去年印度教徒惨遭杀害时，甘地则不见人影，没有赶来保护他们，而现在他居然要来保护穆斯林，简直岂有此理。面对危险，甘地平静地对待一切。傍晚，有几名印度教青年站在室外大喊：“甘地，你是叛徒！要保护印度教徒，不要保护穆斯林！甘地滚回去！”喊了一阵，便开始用石头砸窗户。甘地干脆把门打开，站在门口，面对那些敌视的青年。愤怒的青年一下子呆住了。 他告诉他们此行的目的，阐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睦的重要和非暴力的真理力量。他说：“我是为捍卫印度教，也是为捍卫穆斯林而来的。我求你们保护我。你完全有权反对我，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的一生就要结束了，我没有多少日子好过了。但是与其看着你们陷于疯狂之中，还不如我马上死去。”接着他告诉大家，他到此地是得到了当地穆斯林领袖的承诺才来的，现在我们印度教徒也要有所承诺，如果谁要挑起事端或动武，我就死在谁面前。他提高声音说：“我先是印度教徒，血管里流的是印度教徒的血，我怎么会是印度教的叛徒呢？”他那面对拿着石头的青年时的镇定和从容，他那句句在理的解释，使一场仇恨的风波立即就平息下来。没有想到，他的出面不仅平息了一场风暴，而且突然间就出现了感人的宗教和解场面。顷刻间，大街小巷以及甘地的住地附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欢聚一起，载歌载舞，相互拥抱，共同庆祝独立日。有位孟加拉人亲眼目睹了这种由仇恨突然转为友爱的过程，他将此描述成“或许是我一生中难见到的奇迹”。 明天就是独立日。从昨天到今天，印度政府包括尼赫鲁曾连续三次派人专程赶往加尔各答邀请圣雄，希望独立日那天，能在广播中向全国发表祝词。 他们试图使他相信，大喜日子，人民如果听不到甘地的声音，将是很不好的事情。甘地粗暴地回答说：“没有任何祝词，如果有害的话，就让他有害好了！”英国广播公司也向甘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同样遭到断然拒绝。他说： “你们一定忘了我会讲英语。”这位平常仁慈、幽默、和蔼、大慈大悲、忍 耐性特别强的人，此时却显得判若两人，斯文扫地，可见，他不像别人对独立日那样兴奋激动。这一天，禁食一天。坐在家里接待了好几批印度教徒代表团，向他们解释他在加尔各答提出的非暴力契约的性质，希望大家弘扬博爱的精神。 下午五点整，甘地在摩奴等的搀扶下，走到院内，与等在那里的一万多名群众一起进行晚祈祷。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要求印度人每天晚上作一次祈祷。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他的指示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在这种场合下，他走到哪里，就与哪里的教徒一起祈祷。晚祈祷，几十年来成了甘地非暴力运动联系群众的纽带。 今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祈祷，因为它是英国占领下的最后一次祈祷。甘地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说：“从明天起，我们将摆脱大不列颠的桎梏，但是从今日子夜起，印度将分为两部分。明天是喜庆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 接着，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使命，继续说： “如果加尔各答恢复理智，维护手足之情，那么整个印度也许就得救了。但是，如果兄弟残杀的战火蔓延到全国，我们刚刚获得的自由不复存在。” 这位印度自由的缔造者，告诉大家，他本人不参加印度独立庆祝活动。 他希望大家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同他一样，“为印度的解放斋戒，祈祷，并且尽量多抽丝纺线，因为，珍爱的纺车最有能力把国家从灾难中解放出来”。他在“纺车”这个词上停顿了一下，加重了一点语气。他对国大党领袖们把他的纺车从旗帜上拿下来耿耿于怀。 凌晨两点，圣雄与摩奴从一张草席上爬起。他要开始背诵《薄伽梵歌》。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人民都在欢庆胜利，圣雄为这个胜利呕心沥血几十载，他却要远离热闹，远离欣喜，只是静静地赤着背蹲在凉席上，诵念梵歌以开始印度独立的纪元。他打开《薄伽梵歌》，翻到18问答中的开头的一节对话，那正是勇士阿周向黑天神发出的绝望的召唤。7个月前，正是元旦，他赤脚行走在诺阿卡利游说，他曾对摩奴说过：“我是否把国家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看不清了。” 诵背完《薄伽梵歌》之后，圣雄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一位政府官员，一封给他的英国女追随者米拉·贝恩。 第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他庆祝重大事件的方法就是感谢上帝的恩惠。 因而，他就禁食并祈祷。新宣誓就职的西孟加拉内阁成员来到他身边，乞求他的祝福。他的忠告很独特：“从今天起，你们不得不戴着带刺的皇冠……谨防权势，权势会。不要去显示和夸耀你们的权势，那样会使你们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请记住，你们既然执政，就要为印度农村贫苦人服务，愿上帝帮助你们。” 给米拉·贝恩的信中说：“欢乐的人群到处可见。但我内心并不满意。 我缺少些什么呢？……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团结太突然，不够真实。他们将这种转变归功于我，我感到疑惑不解。或许我不在此地时，事情也会这样，岁月将会显示出这一切。” 天亮以后，这种不真实的场面再次闪现在他的面前。一队穆斯林和印度少女，焦急地等待在甘地的住所门口，他们甚至已经在这里等待了一夜，他们只是想见一面先知和圣贤。他们算得上是第一批来到这座破败的寓所朝圣的人。甘地一早就见了他们。之后，人群陆续赶来，甘地不得不每隔半小时停止纺纱工作，与室外的朝圣者会面。他对这些群众今天无话可说，他说过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 但是，当政界人士要求他赐福时，他总是向他们提出忠告：“不要相信权力，因为权力会人。你们要小心圈套，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是为乡村穷人服务。” 这天下午，有近三万人在甘地室外参加了祈祷活动。圣雄坐在临时搭起的木制讲坛上讲话。他感谢加尔各答人民对他的支持，他说，加尔各答的胜利为包括旁遮普等其他地区树立了楷模。“经过仇恨后，友情的甘露显得格外的甜蜜”。甘地最后说。 苏拉瓦尔蒂也在祈祷会上讲了话，他同甘地一样进行了一天的绝食，今天他不再油头粉面，而显倦容。他最后高呼“印度万岁！”人们在这个时候忘记了对他的仇恨。 甘地与苏拉瓦尔蒂坐在陈旧的雪莱轿车上绕城一周。所到之处，都有热情的群众向车上洒香水或扔鲜花。人们高喊着：“甘地！救星！”甘地没有检阅的荣欣，有的只是他看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面带微笑出现在同一个街道、同一个场所所潜伏着的危机的担忧。 在独立的一天，蒙巴顿、尼赫鲁与真纳也都在各忙各的了。 昨天晚上，副王府已经面貌全非，象征帝国的标志和图案都被消除。午夜过后，印度议会代表团来到新德里王宫。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以新的立宪大会主席的名义庄重邀请最后一位印度副王出任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总督。蒙巴顿激动而严肃地保证，一定要像印度人那样为印度人服务。尼赫鲁交给他一个组织新印度首届政府的人员名单，然后共举酒杯“为印度”祝福。 尼赫鲁同时也为“乔治六世国王”祝福。这使蒙巴顿很敬佩，尼赫鲁真了不起，在英国人的牢狱中吃了那么多苦，居然能在今晚做得出如此漂亮、慷慨的举动。但是当尼赫鲁走后，蒙巴顿准备看他递交的政府组成名单时，原来只是一张白纸。尼赫鲁也许太兴奋了，也许是忙中出错。当神奇的午夜十二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圣雄却安然地在一个遥远的乡村的草席上沉睡。从这时起，一面新的国旗在印度上空猎猎作响，迎风飘展。 1945年8月15日黎明，人们喜气洋洋，穿红戴绿，像过盛大的节日，奔走相告：我们自由了！连蒙巴顿也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日子”。 一阵银号声宣布独立仪式开始。王宫大门外面响起21声礼炮，在欢乐的首都上空久久回荡。印度新主人们站在大理石平台上，脸上都挂着幸福而庄严的微笑。蒙巴顿举起右手宣誓过后，尼赫鲁和各部部长向着蒙巴顿宣誓。这一天，英国人普遍受到了善待；监狱的政治犯受到大赦，死刑犯得到了缓刑。 牲畜受到优待，所有宰屠场休息一天。 同一天，巴基斯坦诞生。在离加尔各答3000公里以外的卡拉奇，甘地的政敌正享受着他的胜利。真纳在“真纳万岁”“伟大领袖万岁”的欢呼声中开始了他的庆典。早在4个月前，英国情报局就弄到了一份绝密材料，证实真纳已经患了绝症。他们分析说，如果真纳在8月以前死去，也许会减少许多麻烦。但是真纳活得好好的，现在他站在敞篷车上威风凛凛地检阅着他的人民和信徒。真纳梦寐以求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旨在使处于少数地位的穆斯林摆脱印度教的奴役。但是巴基斯坦建立后，还有5000万穆斯林仍然散居印度。到1917年，东巴再次分治，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穆斯林大国——孟加拉国。印度一个团体本来派了几名刺客想在8月14日巴基斯坦庆典仪式上前去刺杀真纳，但是到了那天却一切正常，刺客放弃了计划，准备炸专列的炸弹没有引爆，准备向真纳官邸附近开枪的枪没有响，其原因后来没有人知道。 真纳“福大命大”，化险为夷。 相反，甘地就危险多了，去年6月，圣雄正前往浦那，途中炸弹一声巨响，使得车上的人惊慌失措，机车被损，险些被颠覆。当然甘地也是有惊无险，幸免于难。 平静只是暂时的。甘地担心的事，预感到的事终于发生了。不真实的友好突然之间化为干戈，仅仅只是昙花一现的景观。 尼赫鲁刚刚擦掉额头上的尘灰，准备吃晚饭，饭后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女儿英迪拉接了一个电话，放下电话，她站在父亲面前，脸都变了样。电话是从拉合尔打来的。那里很多地方着了火，全城停电停水，外出乞讨水的女人和孩子，被杀害了。仇杀再度开始。这大概是他向蒙巴顿当晚交了一张白纸以为是内阁组成人员名单的真正原因。但是这毕竟是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规模也不大，还不足以影响庆典。 然而，疯狂的屠杀很快就传播开来。新边境的划分诱发了悲惨的一幕。8月16日，新边境一公布，印度北部顷刻间淹没在规模惊人的血海之中。到处都疯了！以恐怖对恐怖，以死亡对死亡。刚刚建立的巴基斯坦同样也是一片混乱。旁遮普省、西北边省和德拉省战火正在燃烧。近1000万人离乡背井被迫进行大迁移。试图跨越边界寻找新的归宿。 8月底，在加尔各答的纳克尔丹广场上将近有10万人聚集一起，等待甘地的露面，而且已经等了五个钟头了。当甘地瘦弱的身影出现在平台上时，一股神秘的力量激励着群众。圣雄感到很激动。他凝视着欢呼雀跃的人们，说：“现在，友善的热潮席卷加尔各答，每个人都应当为友谊长存做出贡献。” 甘地在演讲时，又有大批群众涌来，最多达到55万之多。人群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汇成一片友谊之海。甚至还有印穆教徒共同游行，高呼友谊团结的口号。蒙巴顿知道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后，写信给圣雄说：“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5.5万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而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一个人，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暴乱。向您致敬。” 但是好景不长，病毒便来了。1947年8月31日，甘地要摩奴准备好，明天将前往诺阿卡利。他并允许苏拉瓦尔蒂回家一趟，也好明天一道起程。 晚上10点，甘地刚睡下，一大群狂热的青年鲁莽地闯进甘地住处，嚎叫着乱打乱掀。甘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被虚假的热忱迷惑了。甘地挺身而出，想制止骚乱的人群，但是砖头、棍棒无情地朝他飞来。本来这伙人是来找苏拉瓦尔蒂的，幸运的是他离开了。甘地清醒过来后极力劝说，慢慢把狂热分子劝出这房子。没过多久，就传来这伙人在外面烧了一辆路过的汽车，工人当场被炸死的消息。第二天，事态在进一步扩大。 在突发的危机时刻，甘地只得宣布绝食，“直到战火熄灭”。甘地为大大小小的事先后进行过16次绝食，其中两次历时三星期。有几次差一点命归黄泉。他认为，绝食就是“感动麻木不仁的良心，激发善心”。尽管年事已高，但为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以生命为赌注是值得的。这次圣雄不同往常，一开始绝食，身体机能就有极大的反应，体力衰退，头眩眼花，午夜，便连话都讲不出来了。这个消息像插上翅膀一样很快传遍加尔各答，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前往探视，走出这所住宅，无不谴责暴力。白天到处是纵火、杀戮、抢劫，入夜，稍有缓和。第二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纷纷来到甘地面前，跪着求他停止绝食。但是甘地半闭着眼，用手比划着，那意思分明是告诉大家，骚动和屠杀不停止，他的绝食也不会停止。第三天，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暴行肆虐的街头游行，抗议暴行。中午，27名极端分子丢下手中的武器，低着头，来到甘地面前，请求宽恕，哀求圣雄停止绝食。加尔各答平静下来。 1947年9月4日晚9点15分，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水，宣布已经进行了73小时的绝食结束。 筋疲力尽的甘地盘腿坐在草垫上，接受各界人士的慰问和朝拜。 国大党原来的老友贾戈帕勒查理，现任孟加拉总督，赶来看望圣雄。他悄悄问甘地：“巴布，你怎么能为反对强盗们而绝食呢？” “我想感动那些人的心。”甘地说。 “那么，要是你发生意外，情况不是更糟？” “那我起码看不见了。” 孟加拉总督拉着甘地枯瘦的手拍了拍，庄严地说：“圣雄建立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你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印度独立也无法与之相比。” 老态龙钟的圣雄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为老友的奉承、称赞所陶醉。转念一想，这似乎太狂妄了，赶紧收敛笑容。 “这是神的力量！”他谦逊地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永恒幸福 甘地对摩奴说：“你们准备一下，我明天动身到旁遮普去。” 圣雄在加尔各答创造了奇迹。他确信，这里在短时间内不会再发生流血事件，数万信徒在聆听了他具有上帝般威力的声音后，懂得了珍惜和平。而在旁遮普，12个县境内则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血流成河，人们流离失所。 甘地急切盼望到那里去，给那里的宗教对立仇恨的怒火“泼上一桶凉水”。 《伦敦时报》在文章中说：“加尔各答是印度的奇观。”甘地要把这个“奇观”同时移植到旁遮普。 1947年9月9日。甘地一行来到新德里。新德里的情况使他大吃一惊。 他不得不中断旅行，决定待在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新德里是印度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前帝国于1931年神气十足地以这里为首都，独立后仍然定都于此。多少庆典和盛事都安排在这个都市，虚华的繁荣再没有第二座城市超过它。然而，今天却被疯狂的暴力使它面目全非，变成一座最血腥的城市。 新德里位于旁遮普边缘。本来就有无数穆斯林长期生活在此，最近又有大批穆斯林纷纷前来避难。锡克教徒和国民公仆团的极端分子们极为恼火，加上一些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又不断讲述不幸境遇产生刺激的客观效果，9月3日早晨，恐怖浪潮迅速蔓延。事件是从屠杀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的。几分钟后，整座城市陷于混乱，到处是尸体和鲜血。如果首都秩序一旦崩溃，必然将殃及全国，后果不堪设想。一场突如其来的屠杀，将所有公共机构弄得也瘫痪不支，占警察总数一半多的穆斯林几乎都开了小差。尼赫鲁不得不自己上街维护秩序，声嘶力竭地驱赶暴乱分子。 尽管印度已经独立，新的政府已经成立。但是英国人给印度人留下的一个烂摊子，是一个到处都在喷火的火山。蒙巴顿从旁遮普返回后，没有参与新政府收拾这个局面的工作，而是躲在附近的拉姆别墅坐山观虎斗。尼赫鲁与内政部长帕迭尔请他不要袖手旁观，出面组织应急委员会。三天之后，甘地来到这座城市，从此他再没有离开新德里。 这一次，圣雄仍想住进贫民窟的小棚内。可是现在已经不行了，这里被旁遮普逃来的难民挤得水泄不通。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难以找到。他只得听从内政部长帕迭尔的安排，住进了阿尔伯克宫5号首都最考究的官邸中心——比尔拉宅邸。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宅邸中，周围是他忠实的信徒，尼赫鲁政府的财物都可以任他调用。可是他却比在加尔各答感到更孤独。他不能离开贫民或者不能离他们太远，离得太远，就感到根基不牢，自己恪守的坚持真理、奉行非暴力的原则就不能得到理想的贯彻。目前新德里还需要他的原则作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他们需要宽恕、博爱，这是他们惟一可以逃出仇恨漩涡的法宝。基于这种想法，圣雄每天都要前往难民营宣传他的原则，告诫人们化仇为友，以仁爱之心获取对方的仁爱。每天回来，他都疲劳不堪。 甘地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面住满了来自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难民，或者是焦急地等待着被送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 这些难民不幸的多难的困境使圣雄感到特别难受。但更使他痛心的是他们眼中闪出的愤怒的火焰和报仇的欲念。尽管甘地全心全意地在难民中宣传他的主张，化解双方的仇恨和矛盾，但是人们对他好像已经失去了信心和信赖。 一次，一些印度教徒指着圣雄的鼻子尖刻地问道：“你给我们说说，我们该怎么活下去？你让我们放下武器，可是，在旁遮普，穆斯林看见我们的兄弟就开枪。我们要不要像羊一样任人宰割？”还有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入口处，一位穆斯林男子把他的小孩尸体扔到甘地怀中，眼里含着泪水，满腔怒容。 甘地极度痛苦，大声疾呼：“新德里的市民们难道变疯了吗？难道他们已没有一点人性了吗？” 圣雄的坚定信念没有像往常那样容易打动人们的心了。但是圣雄并不灰心，他仍然义无反顾地照常开展工作。这一天，他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驱车进入吉拉难民营内。一些穆斯林围住了他的汽车，朝他发出很不礼貌的嘘声。这时一个人冲上前去一把就将车门打开。甘地不等别人动手，就已经泰然自若地站在车外了。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前不久，他因保护穆斯林在加尔各答进行了绝食，身体实际上尚未完全恢复，他讲话的声音很虚弱，实际都要摩奴逐字逐句的重复人们才能听清。甘地耐心地说：“印度教、穆斯林、天主教和锡克教徒，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对我来说，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话使一些穆斯林的情绪慢慢缓解下来。联想到他在加尔各答保护穆斯林的救命之恩，加上他到新德里以后又一批批地接见穆斯林，愿意听取他们的不幸遭遇，感到的确不应该把气和仇恨发在他的身上。一些穆斯林表示友好，便劝甘地留在新德里，继续保护广大穆斯林。而甘地也表示，新德里一日不安宁，他就一日不离开。甘地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的转变，甘地特意关心穆斯林的事实，尽管获得了穆斯林的好感，但是却大大激怒了印度教徒。有一天下午五点的晚祈祷，甘地刚开始发表演讲，人群中就爆发了“打死甘地”的愤怒的吼声，随之就掀起激烈的抗议声。甘地无法再演讲下去，祈祷会也不得不在一片混乱中草草收场。 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这一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来自国内外数千封电报和信件不断地送达比尔拉宅邸。摩奴带着激动的心情将这些带着祝贺与爱戴之情的电报、信件内容一一念给圣雄听。祝寿的人们陆陆续续赶往比尔拉。他们有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他们怀着满腔敬意向圣雄献上鲜花、水果或糖果。尼赫鲁率领各部部长也来了，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也来了。早在这里等候的记者们异常兴奋地忙碌着。 但是，人们都发现了一个事实，即甘地并不显示出多么欢愉，他的脸上始终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无论谁来，他都始终没有停止他手中正被摇得吱嘎吱嘎响的纺车。以前，他曾充满幻想地声称自己可以活到125岁，现在看来是夕阳西下，不可能实现这样的预言，尽管他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会到那时才能取得真正彻底胜利。自然法则，谁也不能改变，平民如此，圣人亦然。而且现在到处是杀戮，杀的都是兄弟姐妹，作为一名目击者活在世上太令人心酸了。他决定，今天的生日，只能用纺纱来表示庆贺才最具有实际意义。这些年来，他的土纺土织的倡议，实际上已经被人们忘却了，只有他一人还在继续坚持，坚定不渝地坚持。他真不理解，现代人为什么都这么热衷于杀人，而把真正的美德抛到九霄云外。在当晚的祈祷会上，甘地不无悲戚地说：“你们要祈求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冲突；或者为我祷告，让我早死。我不想在烈火纷飞的印度过生日。”为了祝贺甘地的生日，独立电台录制了专题节目，晚上播放时甘地拒绝收听，他自己不听，他身边的人也不能听。他要大家与他一起，一面默祷，一面聆听他纺纱的人间最最动听的声音。 圣雄的心情十分沉重。仇杀还在新德里像幽灵一样飘荡，他无能为力，他的话失去了昔日的魔力，非暴力支离破碎。印度分割前，穆斯林视他为头号敌人，说这个诡计多端的人想假扮成他们的朋友，而现在印度教徒则又称他为头号穆斯林，说他是印度教的内奸。他的名字本不应是莫汉达斯·甘地，而应是“穆罕默德·甘地”。现在国家已经独立，谁还有耐心肯听一位年老无用的人喋喋不休呢？尽管这天生日上门的人不少，来信来电不少，但都是些表面的文章 ，都是处于对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忏悔说：“在我的实践真理和不伤生的信条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令人难以觉察的瑕疵，所以才产生出目前的结果。我错选了缺乏战斗力的人们开展非暴力运动。对于真正的非暴力运动来说，他们徒有虚名。或许上帝有意使我失去判断力。我应该说我毫无识别能力。我无法看清这一切。”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似乎又使圣雄恢复了一点自信心。 那是11月底的一个晚上，离新德里不远的小城帕尼帕特的锡克教徒又杀害了穆斯林。他们先是在车站割下了一名穆斯林的头颅，接着疯狂地扑向穆斯林居住区。一个半小时，年迈的甘地风尘仆仆地赶到出事现场，在临时搭起的平台上，甘地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人们摒弃暴力和仇恨，树立理智和宽容，讲究仁爱和慈悲。他说：“请你们拥抱一下这座城市的穆斯林。” 顿时，一阵敌视甘地的声音响起：“难道是你的妻子被他们奸污了吗？难道是你的孩子被他们杀害了吗？” “是的”，甘地说：“是我们的妻子被他们奸污了，是我的儿子被他们杀戮了，因为你们的妻子也是我的妻子，你们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 甘地刚开始演讲时，人群中还有人高高举起寒光闪闪的扑刀，但是慢慢地，人们把刀丢掉了。来听演讲的人越来越多，黑压压的人群个个凝神屏息。 甘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口干舌燥地反复强调他的理想和原则，“正是这一理想使我们所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基督教徒成为我们印度共同母亲的儿女”。 两个小时后，人们把甘地高高抬起，送他上车。 据圣雄忠实的秘书披露说，12月初的日子里，甘地好像是“最痛苦的人”。现实使他痛心疾首，万念俱灰。但是圣雄并不愿意就此罢手、放弃真理。他认为新政府日益，各部部长盛大豪华的宴会一个接一个，尼赫鲁独揽大权，却还暗恋着蒙巴顿的妻子埃德温娜①，他们根本不管难民的死活和印度的未来，甚至政府还雇用很多与穆斯林有仇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作警察，使得局势更加紧张，暴乱一再发生，而且国大党还拒绝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亿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但是结果却使得两个民族陷入更深的敌对。 ① 据 《英迪拉·甘地传》和《甘地夫人自述》。 甘地想，目前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再次“铤而走险”。 “现在，他们不愿听从我的忠告，但是一旦我再次绝食，他们就会对我满口允诺”。甘地神秘狡黠地对蒙巴顿说。 这是甘地最后一次绝食。时间是1948年1月13日上午11点55分。听完他的秘书念完基督赞美歌“主啊，你的十字架为我带来幸福”之后，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地进入梦乡。他的秘书后来回忆说：“自从圣雄9月回到新德里以来，他的面容从未像现在这样愉快，这样无忧无虑。” 甘地的这次绝食，使很多人感到反感甚至愤懑，特别是印度教徒和那些部长们，更是气愤不已。极端分子和国民公仆团怒不可遏，秘密策划，欲除甘地。他们组织了游行队伍在甘地的住所外面高喊：“让甘地死去吧！”甘地只是默不作声。 绝食的第一天晚上，甘地仍然在摩奴的搀扶下，迎着残阳的余辉来到宫邸外的草坪上，与六百多名群众一起进行祈祷。圣雄照常向大家进行演讲。 他先是吟诵了泰戈尔的诗句：“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召唤，走下去吧，永远独自地走下去吧。”然后他解释了这次绝食的目的，他说：“祈祷诸神纯净大家的心灵，消除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要下定决心，兄弟般和睦相处。”他喘了几口粗气之后接着说：“不管印度或巴基斯坦发生如何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求首都的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 演讲结束，人群为甘地让开一条路。摩奴一只手搀扶着他，另一只手提着痰盂。她现在感到甘地的身子越来越轻了。大概不久，人们就见不到这位老人了。绝食的第一天，圣雄体重减轻1公斤。现在是49.5公斤。 绝食期间，只要一息尚存，甘地起居正常，凌晨照样要诵读《薄伽梵歌》。 这期间，他的小儿子曾来信劝说停止绝食毁身的行动，因为“您的死不能完成您的毕生事业”。甘地要摩奴记录，自己口述了下面的话作为复信：“是神授意我绝食，只有神才能使我停止。我只祈求神给我力量，不致为了偷生而停止绝食。”一些部长们也前来看望过圣雄，但是甘地看到内务部长帕迭尔时，指着他说：“你不是我过去认识的帕迭尔了。”因为，扣除给巴基斯坦的款项，他是积极分子。 甘地的健康日益恶化，身体衰竭，面色惨白。摩奴后来回忆说：“犹如一卷棉花。”但是甘地总不让她去惊动任何人。“如果神需要我留在尘世，它一定会保重我的生命。”他说。 绝食进行到第三天，街道上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各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的生命。部长们迫于压力，接受了甘地提出的关于向巴基斯坦付款的条件。在独立日那天，尼赫鲁曾在讲话中疾呼道：“丧失了甘地的生命，就像丧失了印度的灵魂。”今天，他又在红堡广场面向一万人的听众，再次提醒大家意识到这一点。随后，在印度半岛各城市，“拯救甘地”的口号响起，“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数十万人聚会，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甘地住处附近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关注着甘地的安危。 16日，尼赫鲁来到巴布榻前，紧随其后的是蒙巴顿夫妇。他反复表示“我不半途而废”。接着他握着蒙巴顿妻子的手幽默地说：“看来我只有绝食，贵人方可驾临。” 17日，甘地开始昏迷。健康状况被迫通电全国。 18日，国大党动员对立冲突各派来到甘地面前，签署了7项声明，庄严保证答应甘地提出的所有要求，其中包括极端分子的神秘代表。 甘地看到鲜血如河的屠杀，被古老的纷争所分隔对立的人们现在又在自己床前站在一起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对他们说：“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任何事情总是可以办成的。如果印度不朝好的方面发展，你们的诺言只不过是一场恶作剧，我也只好一死为快。” 当人们都走后，室内只剩下尼赫鲁与甘地。尼赫鲁悄悄告诉他的巴布，他已从前天开始绝食，以分担甘地的痛苦。甘地深为感动，随后派人送去一封信，信中说：“现在你可以停止绝食了。祝你健康长寿，永远成为印度的璀璨明珠。巴布衷心为你祝福。” 下午约100名女穆斯林要求拜见甘地。医生不允，但甘地执意要见。甘地见她们进来，便双手合十，以示谢意。接着他说：“在家里，你们在父兄面前都不披带面纱，为什么在我面前不可以摘掉呢？”这些妇女们均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面纱取了下来。甘地说：“我看到了真正的仁爱。” 甘地的绝食，虽然没有打动真纳，但是真纳宣布，他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生国家。 恐怖分子还在抓紧准备谋杀甘地的活动。 1月20日，也就在甘地停止绝食后的两天，甘地和往常一样在他的住所外的草坪上与人们一起祈祷，他正在向信徒发表讲话时，一枚炸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人们惊慌失措，但是圣雄仍然面不改色继续讲下去。蒙巴顿夫人为此专门赶来祝贺圣雄死里逃生，并赞扬他英勇无畏。他说：“英勇无畏不敢当，只是我把这枚炸弹看成是部队的军事演习罢了。如果有人用枪顶着我射击，而我面带微笑，毫不畏惧，心中不断呼唤上帝的名字，那我才无愧得到你的敬佩。”他说，他早在1946年就挨过一次炸，但上帝不肯收他。40年前，当他的妻子在约翰内斯堡受到一个愤怒的帕坦人恐吓时，他曾泰然自若地说：“死于一位兄弟之手，而不是死于疾病或其他原因，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件伤心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如果我对刺杀我的人毫不愤怒或怨恨，我知道那样会增加我永恒的幸福。” 据摩奴后来回忆说，甘地多次在夜深人静时，与她谈到“刺客的子弹”、“枪林弹雨”这些预兆不祥的字眼。 甘地还告诉蒙巴顿夫人：“我打算今天就动身前往巴基斯坦。如果政府和医生允许的话。” 比尔拉宫邸被炸事件发生后，警察局对甘地的安全采取了严厉措施。副局长梅赫拉专门负责这项任务。甘地知道以后赫然震怒。他对梅赫拉说：“神是我的惟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一生，任何人也不能拯救我，你即使派遣100万人也无济于事。我不希望你来干预我的活动，也不允许你阻止信徒们参加祈祷会。”他想了想，又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谴责那个投掷炸弹的年轻人。不要藉口他干了坏事而惩罚我们的一个兄弟。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将出走，一切后果由你负。” 1月29日，是甘地一生中最后一个夜晚。这晚他先是纺了一会纱，然后给几位朋友写了几封信，后又练习书写孟加拉文。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一晚上完成了国大党新党章的起草。他没有想到这便成了他的遗作。后天就要动身去巴基斯坦，照例他是要做细心的准备的，以往每次外出巡视，他对准备工作都是考虑很细。但是摩奴隐隐约约感到甘地今晚有些失常。当摩奴问他还要做什么准备时，他甚至烦躁地说：“有什么准备呢？谁知道明天怎么样？” 摩奴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诺阿卡利进行苦行跋涉时发生的一件事。甘地有一种习惯，每当到达一个村子，总要在林边河里洗洗脚。有一次发现用来按摩脚底的石子不见了，便对负责管石子的摩奴进行了严厉斥责，并要她在没有任何人护卫的情况下，单独去寻找。沿途人迹稀少，充满危险，摩奴一路提心吊胆，总算还是找回来了。甘地看着满头大汗的摩奴说：“我比你更意识到危险。如果流氓将你抢走，你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我会兴高采烈。但是如果你面对死亡胆小怕死，半途而退，我会感到羞辱和伤心。当我听到你每天唱着《独自行走》这首歌时，我内心一直怀疑你是不是出于真心。从今天的事件中，你可以了解我对自己最钟爱的人是如何严酷无情。” 可是，今天晚上，甘地却一切都由摩奴做主，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不在意了。当然这不能看作是一种什么预示，但是，摩奴知道，圣雄是决意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上帝了。 1月30日，晨祷时间到了。甘地叫醒摩奴。他吩咐摩奴给他唱一首赞美诗： 不管你是否劳累， 兄弟啊，不要停下脚步！ 晨祷完毕。甘地感到头晕。他把头枕在摩奴的大腿上，让摩奴为他按摩头部。甘地有些闷闷不乐。他喃喃地说：“如果日益严重的现象发展下去，那么我们有何颜面去见世人？整个民族的荣誉，与参加解放之战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滥用职权，那么我们将会深受其害。” 说完，又吟诵了两行诗句： 人世间花园里的春天，几天就完了， 在它凋谢前的日子里， 你们要及时观赏它的姿容！ 这一天，甘地异常繁忙，接待了很多客人。而且与内务部长帕迭尔进行了长谈。他刚递过辞职报告。他与尼赫鲁在工作上发生了分歧。蒙巴顿也希望甘地找帕迭尔谈谈，最好不要轻易辞职。甘地告诉他“要学会共事”。圣雄决定今晚祈祷时再找尼赫鲁谈一次，希望他们俩一劳永逸地团结合作。因与帕迭尔谈话时间过长，晚祈祷的时间便稍稍推迟了。 今天，与甘地一同前往祈祷会场的人少了二个，他的女儿兼医生苏悉拉到巴基斯坦尚未回来，警察局副局长梅赫拉也有“贵干”去了。以往总是苏悉拉在前面。 甘地仍由摩奴和他另一位侄孙女阿巴搀扶往会场走去。一路上甘地老埋怨她们为什么在他谈话时不提醒他，免得让那些信徒们久等。甘地唠唠叨叨，两位少女默不作声。 今天下午天气晴朗，晚霞宜人。 甘地看到聚集在草坪里的信徒们，便从两个侄孙女的肩头上把双手收回来，双手合十，向信徒们致意，慢慢地上台阶。信徒们高声地喊着：“圣父！圣父！” 这时一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从人群中挤出来，猛地推开甘地身边的两位少女，跪在圣雄的脚下，似乎向甘地表示敬意。摩奴以为他要去抚摸圣雄的脚。摩奴连忙有礼貌地将他推开，说：“巴布已经迟到20分钟了！” 没有想到这个青年突然挺直身子，一掌把摩奴打翻，掏出手枪，用冰冷的枪口对着圣雄的胸膛，一连放了三枪。两颗子弹穿透了甘地的身体，另一颗子弹钻进了圣雄的肺叶。殷红的鲜血染红了甘地洁白的土地。 圣雄仍然双手合十。“主啊！”他喃喃地说道，随后徐徐倒在草地上。 这时正是下午5点17分。 甘地呼唤着上帝的名字，离开了人世。 凶手是一名印度教徒的极端分子，他的名字叫纳图拉姆·戈德森。他早年曾追随过甘地，投入不合作运动，并入狱坐牢。1937年创办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公仆团”，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这张报纸专门宣传反对甘地，宣传暴力。他刺杀圣雄后，并没有趁乱逃走，而是举着手中的手枪，呼喊警察，他是凶手，束手被擒。 圣雄遇刺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印度全国顿时沉浸在哀痛与悲伤之中。 尼赫鲁更是悲伤不已，24小时后，他爬上比尔拉宅邸高高的大门，即兴对已经麻木的全国发表了演讲：“我们生命中的光明从此消失了，到处是一片黑暗。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印度为圣雄举行了国葬，并按甘地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洒向恒河。 英迪拉在1976年出版的《甘地夫人自述》中写道：“他是一位圣人。甘地是永生的。他体现着人类最高的道德水平。他生活在现代，但是他吸收了人类过去最美好的一切，而且着眼于未来。他的崇高思想是永不泯灭的。他的许多言论和著作都是为了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有些则给个人修养使用。他的才智并非源自理性的知识，他是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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