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传》 第一章 菲尔特 引 言 “我会回来的。”一位鼻子上架着眼镜的15岁的男孩说。 检查他们行李的海关人员嫌恶地瞧着他，一言不发。 这就是1938年的基辛格。他跟随父母被迫带着少数几样私人物品迁移到美国，因为当时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已达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6年后，他果真回来了——以占领者的身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不是普通的美国大兵，而是黑森州贝格斯特拉斯区的行政长官，掌握着这些迫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的生杀大权。 20年后，他屡次访问故里，这几次可不是一句“衣锦还乡”所能概括得了的。据盖洛普民意测验，1973年，他是美国最受赞扬的人物。新闻界称他为超级老k、外交魔术师。因为，是他秘密访华，叩开了中美关系僵冻多年的大门；是他安排了苏美自冷战以来首次最高级会晤，创立苏美关系趋向缓和的新局面；是他协助尼克松把美军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拔出来；是他穿梭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使中东地区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他那天才的超级外交操作能力使他一跃成为世界名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本世纪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 早在他还是22岁的行政长官的时候，他就流露出少有的成熟。面对那些憎恨过他的人，他没有以牙还牙、趁机报复，而是以公正、现实的态度对待他们，高效率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候阅历尚浅的基辛格已经具备了大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非凡气质。 如果说他身上缺了点什么，那就是政客式的枯燥乏味。这位工作狂在社交界夺宠、在好莱坞猎艳、从漂亮女人那儿博取青睐同样也干得十分卖力。谁也没料到脸上架着厚厚镜片、英语带有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的德国难民在这些方面也是高效率的，众多美貌绝伦的女明星、女记者、女秘书等都倾倒在他超凡的魅力之下。他的私生活的新闻价值几乎不逊于他辉煌的外交成果带来的声誉，他浪漫、多情的心怀与他的勃勃野心一样灼热、一样令人炫目。 然而，基辛格又始终是众矢之的。从自由派知识分子到保守党活跃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是没有道德原则的、玩弄权术的阴谋家。 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中的朝野人士把指责基辛格当做一种时尚，尽管他们当面亲昵地称他为亨利。一位美国资深外交家乔治·保尔，把新书的手稿寄给编辑时，编辑告诉他：“我们有个大问题，几乎在每一章你停下你所说的话时，你就在攻击亨利·基辛格。”保尔回答说：“告诉我，在哪一章我漏掉了，我要加上一些恰如其分的诽谤之辞。” 由于人们对基辛格的看法分歧如此之大，这个人物对新闻媒体有无穷的吸引力，即使到了90年代，他已逾70高龄，离开政界已达15年之久，他仍成为新闻热点人物。 基辛格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期间，曾为两位总统服务过——尼克松和福特。他与尼克松的关系颇具传奇色彩。在某种意义上，俩人可以说个性一致、观点一致，并且都对外交事务有着强烈的兴趣。尼克松利用基辛格的头脑和理论体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辉煌，基辛格仰仗尼克松的恩宠以一个小小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进入世界名人圈。但终因基辛格功高震主，俩人成了一对“怨偶”。嫉妒的尼克松一心一意想降低基辛格的知名度（如果不是水门事件，他或许已经成功了）。基辛格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自我标榜、招摇过市，另一方面对总统诚惶诚恐，极尽拍马之能事，因为骨子里基辛格对尼克松怀有一种仆人对主子的感情。 基辛格与福特的相处则轻松自如。福特欣赏基辛格的才华，容忍他好出风头的脾气。虽然福特光明磊落的个性没能改变基辛格好秘密行事的风格，但在他当总统期间，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更富有道义特征。福特打心底里喜欢基辛格，1984年，当他从他所属的大公司董事会退下来时，他建议让基辛格顶替他。基辛格在任福特的国务卿期间，私下里有时抱怨福特是榆木脑袋，但语气并不尖酸刻薄，而是带一种关爱的口吻。“听到我父亲谈福特，看到他在新总统面前那样自在，的确很感人。”大卫·基辛格回忆道。 关于基辛格传，国内曾有几种版本。有的因出版较早，基辛格十年代的情况没有记载；有的则侧重于他的某一方面。而本书则通过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将一个完整的基辛格展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十年代鲜为人知的情况。同时，本书对基辛格的童年、少年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在他的自传中是只字不提，其实这对他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一再强调严酷的纳粹时代及他的13位亲人惨遭屠杀的事实没有给他的个性打上烙印。但他这种自欺欺人之谈只能说掩盖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他害怕过多地谈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会在美国引起那些反犹太人强硬派的反感和对他的攻击。 实际上，他在政治生涯中屡次表现出来的缺乏安全感、对人极端不信任、死撑硬汉子形象，如飞蛾扑火似的急于求得批评者的认同等等都是源于他童年、少年的痛苦经历。“基辛格是个强者，但纳粹能够侵害他的灵魂。”弗里茨克雷默尔——基辛格第一位恩人评论道。 1996年7月 31日 1. 基辛格一家 菲尔特城是一座靠犹太人繁荣起来的城市。14世纪犹太人由于被禁止进入纽伦堡，便在城墙外河边的村庄定居下来。商人、工匠把菲尔特变成一座生机勃勃的商业城市，并且成为巴伐利亚为数不多的犹太文化中心。到1860年，菲尔特已有14 000人，其中一半是犹太人。 在工业时代，许多犹太商人建立了纺织厂和玩具厂。其中发了大财的人成为犹太贵族，他们在城里建医院、学校、孤儿院和交响乐队。7座犹太教堂环绕大广场而巍然耸立。 犹太教师路易斯·基辛格来到这座城市定居。 路易斯·基辛格的父亲戴维·基辛格是一所学校的创始人，并且还在教堂唱诗班担任领唱。他总是衣冠楚楚，被他的朋友们称为“礼拜日基辛格”，以有别于他衣着相对随便一点的哥哥西蒙，而后者被人称为“工作日基辛格”。 路易斯·基辛格是戴维的7个孩子中惟一担任教职的。他虽然是犹太教信徒，但他从不把自己跟忠于祖国、富有爱国精神的德国人区别开来。 路易斯在一所公立女子初级的中学找到一份校长兼教师和顾问的工作，这在德国社会里是一个显赫的地位，路易斯本人为此感到十分骄傲。 多年以后，当他失去工作，逃离故乡后写信给老同事，仍注明自己是“退休校长”。 路易斯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教师，精通业务，严厉刻板，却不曾伤害过一只苍蝇。 路易斯刚来学校时，另一位校长跟他谈起几年前毕业的一名叫葆拉·斯特恩的女孩。这位校长知道怎样打动这位不苟言笑的年轻教师，他向路易斯出示了她的成绩，里面的“a”的数目足以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但这成绩有一定的误导，葆拉身上没有路易斯那种学究气，她富有机智，头脑实际。她与路易斯形成很般配的一对儿。路易斯理智而超然，葆拉精力充沛，是家庭里的决策人。 斯特恩一家住在离纽伦堡约30英里的村庄。相比于基辛格一家，他们是较为开明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社交圈里有来自非犹太人的朋友。 葆拉的母亲年轻时去世了，她父亲跟她后母生活在一块儿，但他们仍只有她一个孩子。 葆拉到菲尔特上学的时候住在姑妈家。虽然路易斯已35岁，葆拉只有21岁，但她姑母仍竭力促成他俩的婚事。斯特恩夫妇也没有意见。1922年，这一对年轻人正式成婚。牧牛业经营得很成功的斯特恩给他女儿的嫁资使他们足以购买一套5室的公寓房。9个月后，即1923年5月27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这就是海因茨·基辛格，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基辛格。 2. 少年海因茨 到海因茨·基辛格出生的时候，菲尔特的犹太人口已减少到3000人，一个新迫害时期开始了。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民众需要发泄战败带来的耻辱和经济困难造成的愤怒，于是，犹太民族成了替罪羊和出气筒，条顿民族和雅利安民族的纯洁性得以大肆提倡。 犹太人被禁止参加公众集会——包括足协举办的足球比赛。 海因茨是菲尔特队的球迷，尽管父母要求他不要做违法的事，他却不愿意离开他心爱的球队。他常带上弟弟或一个朋友装作不是犹太人，到球场去看球。有一次，他和弟弟在球场上被人认了出来，遭到一群男孩的殴打，回家后没敢告诉父母。女仆替他们收拾干净，瞒过他们的父母。“我们所冒的风险只是挨一顿打。”他过后回忆说。而这种事常常发生。 基辛格对足球的着迷远胜于他踢球的本事，尽管他经常练习。足球是他在这个动荡世界里的一种逃避。他很瘦弱，力量不够，但他尽量用技巧弥补。他曾一度被选为班足球队队长，倒不是他球踢得好，而是他有组织才能。 少年基辛格争强好胜，在他家后院石子路上踢球，如果他赢了，这场比赛可以收场，如果他输了，他非得要别人陪他玩到他赢为止。 他的学习成绩远胜于他的运动素质，“他是一个书虫。”他弟弟瓦尔特回忆道。他跟他父亲一样，浑身带着股学究气，他的儿时朋友也总记得他老是一副腋下夹着一本书的样子。 他的母亲甚至担心他利用书来逃避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他回避其他人”，她回忆道，“有时候他懒得出门，因为他沉浸在他的书中。” 海因茨跟与他一岁之差的弟弟很相像，俩人都是瘦削的身材，卷曲的头发，都有高高的额头和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大耳朵。但他们性格迥异。海因茨羞怯、清高、善于观察，有时像他父亲那样好沉思、局促不安、严肃认真。瓦尔特顽皮活泼、好交际，像母亲一样头脑实际，运动素质和动手能力比海因茨强。 在朋友中间，虽然海因茨好独来独往，但他因智力超群而被推举为领袖，而瓦尔特工于心计、精明能干，常常是幕后策划者。 路易斯极想让海因茨上国立学校，海因茨本人也十分愿意，但等到他申请到国立学校就读时，反希伯来主义浪潮开始了，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被拒之门外。 他只好转到一所犹太学校去念书。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并不亚于公立学校，德国历史和犹太人历史是重点学科，外语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基辛格学的是英语）。这是所小学校，每个年级约30名学生，男女生对半。 但后来这所学校的规模扩大到1个班50人左右，因为公立学校不再接纳犹太学生，许多纽伦堡的犹太学生不得不坐电车赶到这儿来上学。在这里，宗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每天，基辛格和其他学生要读两小时的《圣经》和犹太教法典。 基辛格对父亲充满挚爱但又敬而远之。“他是所能想象的最温和的人，特别地温和，”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他心中不存善恶问题，因为他不能想象恶是什么样子，他不能想象纳粹代表着什么。他的温文尔雅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那种有求于你的阿谀谄媚。” 路易斯是个极富有教养的人，热爱文学和古典音乐。家中有大量藏书和一架钢琴。他从不以道学家自居，但他的所作所为是那样正统、规矩，不能不叫别人把他看成是道德的化身。 他的孩子们很少跟他谈论自己的问题。“他不懂孩子们会有问题，也不认为他们确实有问题”，基辛格回忆说，“他更不理解10岁儿童所具有的那种类型的问题。” 而葆拉·基辛格却相反，她是解决家庭危机的能手。“我父亲很幸运，有一个能作主的，头脑实际的妻子。”基辛格说。她从没有博大精深的理论，却把家务事管理得井井有条。 葆拉目光敏锐、直觉很强。在她的微笑和优雅的气质后面隐藏着一种坚强的性格。她不像她丈夫甚至她儿子那样好思考，也没有多少学问，但她更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周围人在想什么。 孩提时代的基辛格不合群，只喜欢跟好朋友厮守在一块。他的形影不离的朋友是海因茨·利昂，即后来成为以色列生化学家的曼纳欣·利昂。他们几乎每个下午和周末都在一块度过。星期六，利昂的父亲教他们犹太经文，并带他们徒步旅行。 基辛格常跟利昂和他父亲讨论他无法跟自己父亲开口的问题。“他们住在我们附近，他骑自行车过来，”利昂回忆道，“我感到他和他父亲之间存在着问题。他害怕他父亲，因为他有点迂。他父亲老是检查他的家庭作业。他不只一次告诉我，他无法跟父亲讨论任何问题，尤其是关于女孩子的问题。” 基辛格和利昂常带着女朋友在星期五晚上到公园去散步，有时候到结冻的湖上滑冰。在一个安息日夜晚，俩人玩得太开心，回家晚了。“在当时德国，一条最神圣的行为准则是按时回家，从不在外面过夜。”利昂的母亲过后说，“于是，我丈夫抽出皮带，揍了他们一顿。”利昂的父亲很不公正地责怪基辛格带坏了利昂，禁止他儿子一星期跟基辛格会面。后来，利昂的父母把利昂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夏令营呆了六星期，以避开基辛格。 对小基辛格来说，有一块地方特别充满魔力，这就是他母亲的家。 他们每年夏季都去那儿，这是一个建立在温馨乡间的家，房子修得富丽堂皇、十分安全。海因茨在这里追逐着自家养的鸡，再大一点，便开始跟朋友们一块玩球。有时候，基辛格会跑到朋友的花园，借来梯子和垫子玩杂技。这种事对生性严肃的基辛格来说，本来是不屑为之的。 基辛格从菲尔特的学校毕业之后，就读于伍尔兹堡的犹太神学院。 他在那儿过得很愉快，宿舍生活，无穷无尽的书籍可让他逃避外面世界的威胁，每日可去看望他那充满睿智的祖父。但基辛格去伍尔兹堡不是为了做犹太教教师，因为，在德国做犹太教教师，甚至是犹太人已没有出路。他去伍尔兹堡是因为当时他无事可做。 3. 逃亡 1923年基辛格降生的时候，纽伦堡已出现反希伯来人的报纸，这一发行量达50万份的报纸叫嚣要把犹太人全部灭绝，很快在菲尔特也燃起反犹太人的熊熊大火。 1935年，在纳粹党的煽动下，通过了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基督徒通婚，禁止犹太人在国立学校任教以及从事其他专业性的工作。 因此，路易斯·基辛格突然被认为不能教真正的德国人，失去了他引以骄傲的工作。他筹建了一所犹太人假日学校，在校里教会计学，但他从此变得一蹶不振，被他那颗善良的心所无法理解的仇视弄得卑微而委琐。 多年之后，基辛格尽量不提他的犹太人身份。在他难得的几次有关他童年时代的谈话中，他称自己的家庭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德国人”，当然，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是德国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已经德国化的犹太人。 他也尽量淡化孩提时代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迫害、殴打和那种被社会所抛弃的感受。“我在菲尔特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抹不去的痕迹。” 基辛格说，“我并未意识到自己不幸福。我并不真正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对孩子们来说，这些事没有那么严重。” 基辛格的童年朋友认为这话是自欺欺人之谈。有些人认为他那富有传奇性的缺乏安全感就来自于他对记忆的逃避。一个为了看球装成是别人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为了得到社会承认和政治地位去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他的朋友们这样认为。 葆拉·基辛格对纳粹时期所遭受的痛苦更加直言不讳。“我们的孩子不允许跟其他孩子玩。”她说，“他们被关在花园里。他们喜爱足球，尤其是亨利，但纽伦堡的比赛禁止他们观看。”她特别记得她的孩子那满脸的困惑和害怕——当他们看到纳粹青年一边走一边奚落犹太人时。 “几乎所有的菲尔特城的青少年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穿着制 服，高唱进行曲，在街上列队行走，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瞧着，不懂为什么他们没有权利参加。” “反希伯来主义是巴伐利亚的特征，并不是从希特勒时代才开始。” 曼纳欣·利昂说。“我们跟非犹太人孩子没有来往。我们看到非犹太人孩子走过来就害怕。我们经历了现代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我们把这看作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 基辛格的其他童年伙伴也有过类似的痛苦回忆。他们不能去游泳池、舞厅或茶室，他们到哪儿都能看到“犹太人禁止入内”的牌子。他们认为这些事情都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我们都在某种自卑的心态中长大。”弗兰克·哈瑞斯说。 纳粹的崛起对葆拉·基辛格打击最大。路易斯对所发生的一切噤若寒蝉、呆若木鸡，但葆拉却很敏感，并为此感到深深地痛苦。她是个生性活泼、好交际的女人，在夏天，每天她和一些非犹太人朋友去游泳池游泳，当她的非犹太人朋友开始回避她，当犹太人禁止出入游泳池时，她开始意识到她的家庭在德国没有前途。 “这是我的决定，”她过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们。我知道留下来没有生路。” 她有一个表亲多年前移居到美国曼哈顿的华盛顿高地，虽然她们从未见过面，葆拉于1935年底写信给她，问是否能让海因茨和瓦尔特到她那儿去生活。“不”，她的表亲回答，“整个基辛格一家应移居到那儿，不仅仅是孩子们。” 葆拉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不愿意离开他。他因为癌症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到1938年春季，她意识到别无选择。她的表亲已为他们办好进入美国的必要手续，他们离开德国所必需的所有文件已得到批准。 基辛格一家最后一次去拜访葆拉的父亲和后母。“我从未见过我父亲哭，但他跟我母亲的父亲告别时哭了，”基辛格说，“我极为震惊。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卷进了什么不可挽回的大事件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碰上我父亲无法对付的事。” 1938年8月20日，基辛格一家坐船到了英国，在亲戚那儿作短暂停留后便去了美国。离开德国时他们只允许带上一些零花钱，家中大量藏书被迫留下。 不到三个月，纳粹暴徒捣毁了他们的犹太教堂和大部分犹太人的机构。随即基辛格的伯伯、姑姑、婶婶等13位亲戚先后丧生在纳粹集中营里。他们中有人曾认为希特勒不会持久，以致坐以待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广阔天地 1. 华盛顿高地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穿过街道——经过多年殴打和嘲弄后的一个自然反应。他独自一人在曼哈顿西部第185号街道行走，正朝一个卖冰淇淋小摊走去，突然他瞥见一群男孩——陌生的非犹太人朝他这边过来。在菲尔特，这番相遇至少遭致一场羞辱，他开始跨下人行道，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他在美国。 本世纪初，俯瞰哈得逊河的华盛顿高地住满了波兰和俄国犹太人。 这些人发了财后搬到郊区去住了，留下一连串的犹太教堂和熟食店来接待新的犹太移民潮。当从希特勒那儿逃出来的难民抵达华盛顿高地时，这个地区被戏称为第四帝国。 50岁的路易斯·基辛格很难适应新的语言环境下的生活。他很有英语功底，可能正因为此，他害怕犯语法错误，为自己浓重的口音难堪。 因此，他惜言如金，比他那些教育程度差得多、忌讳也少得多的朋友说得要少。 这里不需要教师，经济大萧条使找工作也变得十分困难。他的岳父在他们到达美国时就死去了，基辛格一家从他那儿得到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但这点钱很快就用光了。路易斯干了两年的临时工后，才在一个德国朋友开的工厂混到一个低薪的图书保管员位置。 支撑家庭的重担落在比他年轻14岁的葆拉肩上。她好交际、头脑敏捷、能言善道、并且很快就学会用英语交谈，她替人在酒宴、婚宴帮厨，后来又独立替人操办晚会。 从菲尔特的恐怖气氛中解脱出来的海因茨·基辛格就像逃出樊笼的囚徒，一头扎进他的新生活。在朋友中间，他第一个发现他以前未见过的棒球。他很快弄懂了棒球是怎么回事，甚至怎样去体育馆观看，门票多少钱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但当他和朋友们一块去参加驾驶考试时，他失败了。他又试了两次，还是不及格。别人都轻松地通过了这种考试。 到美国一个月后，他进了乔治·华盛顿中学。这所学校是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系统的骄傲，学校有这个城市最好的教师，并且提供最好的教育。 一开始，他被认为是有外语障碍的学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第一学期他英语得了70分，第二学期一跃为90分。从此他几乎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他是德国难民学生中最成熟、最严肃认真的一个”，他的数学老师安妮·辛德白说，“我觉得那些学生比我们的学生要严肃认真得多。”一位基辛格班上的德国难民回忆道：“我们当然很认真。不认真学习又能做什么呢？除了学习好，争取进市立大学，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溶于美国社会。现在，孩子们取笑学习用功的人，过去我们都很用功。”说着，他带着一丝微笑补充道：“特别是亨利（海因茨·基辛格）。”海因茨·基辛格不再那么虔诚地祷告，他母亲感到他去犹太教堂作礼拜主要是为了做给他父亲看。 在陌生国土上度过少年时期的基辛格仍旧落落寡合、不善交际。他因为头脑成熟受到年轻移民的尊敬，但他跟他们保持着心理距离。“当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亨利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难调整出恰当的心态，尤其是当我们的父亲没有工作时。”他的弟弟瓦尔特说。 他特别怕上舞蹈课。在奖品数目几乎跟学生数目一样多的舞蹈课上，基辛格从未获过奖。 舞蹈班上有个黑发姑娘，是从纽伦堡逃出来的难民。在离开德国之前，她家是个很成功的制鞋商。她长得楚楚动人但不太热情奔放，像基辛格一样深沉而清高。 文学和音乐是这位叫安妮·弗莱歇尔的姑娘的特殊爱好。除此之外，她还具备做贤妻良母的所有素质：她和姐姐自己做衣服穿，她喜欢给邻家看孩子，照料偏瘫的父亲。她很快就跟亨利约会了。 基辛格父母对这对年轻人的来往表示欢迎，因为这样能使他们的儿子不那么孤僻。 虽然基辛格的英语带有浓厚的巴伐利亚口音，但他比他的朋友更想跟美国人同化，更野心勃勃，更想在美国取得成功。其他人悠哉游哉地呆在亲戚关系密切的犹太社会里，即便生意做得成功，也不愿脱离移民的生活方式。 但这不是基辛格。他热切希望溶入社会，变成地道的美国人。 “我同化得快，也许是因为我16岁就开始工作了，这使我更加独立。”他自己解释道。 基辛格从乔治·华盛顿中学毕业之后，毫不费力地进了纽约市立大学。这所学校专为纽约的天才学生提供免费高等教育的机会。基辛格是这所大学的全优生，尽管他白天仍然要到制刷厂上班。当时，他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只想毕业后继承父亲的专业——做一名会计。 可他一直在寻求更高、更远的发展机会，军队为这种想逃避拘谨生活的青年提供了最好的出路，1943年2月，19岁的基辛格应征入伍。 2. 军队生活 在一个脏乎乎的训练营里，亨利·基辛格获得了美国公民权。这不过是军队为仍旧是移民身份的士兵补办的例行手续，没有什么仪式。他被人推来搡去——打预防针、数脉搏、立正。 但对基辛格来说，公民权是他挣来的荣誉。为美国而战就是为祖国、为家乡而战，他已不再是外人。 军队给像基辛格这一类的人提供了许多新机会，这里有来自美国各个角落的人，如果说美国是个熔化锅，“军队使熔化锅里的东西熔化得更快”——基辛格在军队的战友和在政府的同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说道。 基辛格熬过了基本训练阶段之后，写信给也要服兵役的瓦尔特，给他提供了一些兄弟般的忠告，要瓦尔特尽量保持中庸之道，不要跟社会渣滓交朋友，不要赌博，不要借钱给人，不要去妓院。“我跟你一样爱女人，但我不想碰那些肮脏、受梅毒感染的兵营交际花。”他写道。 基辛格用一种典型的兄长的口吻结束了自己这封信：“你我有时候合不来，但我猜你像我一样知道在紧要关头，我们能信任对方。我们现在就处在紧要关头。” 军队里的紧要关头是以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在智力测验中，基辛格是他那支部队得分最高的。于是，他被列入军队特殊训练计划的对象，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拉斐特学院学习。 他浑身上下仍透出一股学究气，他愈来愈相信自己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甚至在军队挑选出来的聪明头脑中，他仍被认为是最有头脑的，老师常常要他辅导其他学生的功课。学习迷住了他，叫他不能自已。他常常不吃中饭在屋里啃书，置身于零乱的房间里一边嚼着饼干，喝着可口可乐，一边嘟嘟囔囔地评议个不停。 有一阵子，有些好斗的青年冲着他说一些反希伯来人的话，基辛格太聪明了，不会由着性子卷入一场争斗。虽然他的幽默感还未形成，他已经发现可以用善意的嘲弄或自嘲来缓解紧张局势，化敌为友。 这个军队特殊训练计划来得突然，停得也突然，原因是当士兵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时侯，另一些士兵却在这里学习，公众纷纷对此表示反对，高级当局只好下令停止这项计划。基辛格只得又回到枯燥无味的大兵生活中去。 一天，基辛格所在的部队刚刚行军了10英里，大家都分散在草地上休息。突然，一辆吉普车挟带一股灰雾滚滚而来，嘎地在目瞪口呆的士兵们面前停下。 “谁是你们的长官？”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列兵叫道。一位中校摇摇晃晃地站出来。列兵用大炮般的普鲁士腔调吼道：“将军派我来谈我们为什么要加入这场战争。” 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深深印在半睡半醒的亨利·基辛格的记忆中。 他做了一件他从未做过的事：他递了一张字条：“亲爱的列兵克雷默尔，我昨天听了你的演讲，说得好极了。我能帮你的忙吗？列兵基辛格。” 35岁的克雷默尔出生于一个反希特勒的富有家庭，他曾做过律师并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他从家乡普鲁士逃出来，入了伍，受命到一个兵营又一个兵营作形势报告。 基辛格的字条叫他很感兴趣，他们面对面地谈了20分钟。“你有一副不同寻常的政治头脑。”克雷默尔告诉他。基辛格很吃惊，他不曾注意到自己这个特点。 克雷默尔成了赏识基辛格的第一个伯乐。是他把基辛格从步兵营调出来，做了保林司令官的德语翻译；是他选拔基辛格做占领地区的行政长官，为基辛格进入反谍报机构铺平道路；是他说服基辛格战后进哈佛大学读书。确切地说——“我扮演的不是发现基辛格的角色！我的作用是使他自己发现自己！”克雷默尔吼道。 的确，在他们有关政治、哲学、历史的畅谈中，基辛格发现自己不可能成为一名会计。 克雷默尔还在基辛格身上发掘并培养了保守主义的倾向。“亨利的历史知识，对历史的尊敬导致他对秩序的推崇。”克雷默尔说，“他有一颗保守主义心灵，他理解国家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 现在，克雷默尔觉得自己过去看走了眼，但即使在他后来对基辛格充满怨恨的年代里，他仍忍不住把他以前对基辛格的感情和敬意倾诉出来：“他的动机比我原来想象的要粗糙得多。他在反谍报机构工作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自以为是、难以相处的人。基辛格有个艰难的青春时代，我没有。我知道我是谁，他却不知道。基辛格也许早就渴望权力。他显然渴望获得承认。但我记得当时他渴望获得知识、追求真理。 他想知道一切，不仅是对他有用的东西。他过去是——现在也是你能想象的最富有天才的人。上帝从篮子里拾起才气，平均分配给人们。但对基辛格，他把整个篮子都给了他。” 1945年3月，基辛格所属的84师占领了德国的克雷菲尔德市。这座城市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没有垃圾处理站，断水、断气。在克雷默尔推荐下，仅仅是列兵的基辛格做了行政长官，只用8天时间建立了一个市政府，着手恢复秩序和供应。就这样，他被提升为反谍报机构的中士，专门负责抓隐匿的盖世太保。 基辛格依靠德国人的性格来完成这项任务。他贴出布告，要求当过警察的人前来向他报告。一个粗鄙的家伙现身了，声称自己曾在警察局供职。“不会是秘密警察吧？”基辛格故意开玩笑地问，那人骄傲地说是的，基辛格把他关了起来。 德国人服从的天性被基辛格充分加以利用。他带上自己的犯人，开着吉普车在城里游荡，只要那人指定是他的同事，见一个，抓一个。叫基辛格吃惊的是，他原以为盖世太保都是凶神恶煞，谁知却是一些可怜兮兮、非常愿意合作的小官僚。 基辛格并未感受到多少复仇的快意，尽管纳粹把他的家庭、亲戚赶尽杀绝，他很快对抓盖世太保失去了胃口。“抓了那么多盖世太保，弄得一切都乱哄哄的——妻子们嚎啕大哭，孩子们抱着爸爸的大腿不放。于是我派了一个列兵去执行这项任务。” 基辛格中士为他俘获敌方人员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得到了一枚铜质勋章 。 1945年5月，盟军取得了对希特勒的胜利使基辛格得以重回故里，实现了他15岁在海关许下的诺言。在菲尔特，他在曾与朋友一起散步的地方徜徉，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回顾当年痛苦的经历，平时不动感情的他不能不感到心灵的震撼。 他寻找儿时的朋友，大部分迁走了，留下的死在集中营，只有一个幸存者，是他的同班同学，现住在一个非犹太人家里。 俩人一见面就认出了对方，双方都极力克制着不谈发生过的事。基辛格为他提供食品和钱，照料他恢复健康。 这位集中营的幸存者使基辛格意识到一点：生存才是最重要的，要生存就得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凭着高尚的道德是活不下来的。这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定下了一个基调。 基辛格到纽伦堡转了一圈，他爬上山岗，眺望着已是一片废墟的纽伦堡，对自己说：“再见吧，我的青春时代。” 那年他只有22岁。 基辛格中士被提升为一支新的反谍报部队的指挥官，负责在贝格斯特拉斯地区维持秩序，捉拿纳粹危险分子。他成了这片鄙视他民族的土地上的君王，有绝对权力逮捕任何人。 可是，基辛格避免有任何仇视德国人的表示，决不趁机报复。反谍报组某些犹太译员有虐待受询者的行为，基辛格朝他们吼道：“你们在纳粹底下生活过！你们知道他们怎样虐待人，你们又怎能回过头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些人？” 基辛格称自己为亨利先生来掩盖其犹太人身份，他不想让德国人以为犹太人卷土重来，对他们实行报复。 尽管条文上规定不能与当地居民来往过于密切，基辛格却有意无意地拿出一副德国人的作派。他占据了一栋现代化的别墅作自己的住宅，选了一位美丽、聪颖的贵族的妻子作自己的情妇，常常宴请当地的市长及名流。“亨利是位出色的外交家”，一位他在菲尔特和华盛顿高地的朋友说。“他能与德国官员友好相处，使他们照他的旨意办事。” 基辛格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助、报答了那些应该得到报答的人。卡尔·海茨勒一家在纳粹时代是惟一与斯特恩一家和基辛格一家保持友好来往的非犹太人家族。基辛格吃惊地发现，他们被不公正地指控为亲纳粹派，美国指挥官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在基辛格的干预下，他们要回了自己的住宅，基辛格还帮助他们募集资金，恢复产业。 克雷默尔的妻子、儿子仍住在自己家的别墅里，因为她不是德国公民，她没有定量供应卡，基辛格每星期给她送去食品。 在离开欧洲之前，基辛格曾拜访了自己84岁的学识渊博、充满睿智的祖父戴维·基辛格。在给家人的信中，基辛格这样描述他：“他每天跟一位92岁的姑娘打牌，并坚持说对方利用他的年轻在牌上作手脚。” 令基辛格钦佩不已的是，虽然他祖父有三个女儿死在集中营里，但他谈起纳粹时代所发生的事时却没有一副痛苦不堪、泣不成声的样子。 基辛格在自己的家信中对祖父能避开仇恨盛赞不已，并暗示自己被姐妹的死弄得悲痛不已的父亲应该以他为榜样。 “作为生活在纳粹底下的犹太人，生活在美国的难民，以及军队里的列兵，所有这些经历并不真正帮我树立信心。”基辛格曾说。 他错了。 军队不仅帮他美国化，而且使他变得坚强起来。儿时经历造成的缺乏安全感仍存在于他的个性中，但是，能在战争中活下来，充分发挥了其领导才能，这给他的个性罩上了一个硬壳，同时也蒙上了一层信心的光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官场敲门砖——哈佛 1. 高材生 1947年，基辛格回国后，名牌大学中只有哈佛大学还继续吸收新生。 24岁的基辛格决定从二年级读起。 基辛格在选择同屋时虽然仍要求是犹太人，但他从不跟同屋谈犹太主义。他甚至强烈反对以色列的崛起，认为这会造成阿拉伯人的不友好，损害美国利益。“我有一个印象”，他的犹太同学说，“基辛格在童年时代遭受的反犹太主义的痛苦比我小时候在新泽西遭受的要轻得多。” 他给同屋的印象是特别用功、特别成熟。早上7点钟起床后就去读书，直到傍晚才回宿舍。他虽然对运动有职业兴趣，但不曾参加任何一项，他从不追逐女人，似乎还是那么腼腆而不善交际。 他在所有的功课上都是a等。 他曾想选化学专业，为此跟化学教授吉斯田尔科斯基探讨过。教授建议他不要这样做，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时刻。“我跟吉斯田尔科斯基开玩笑说，如果他允许我当了一名平庸的化学家，可省去我多少年的麻烦。” 于是，基辛格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政治系教授埃利奥特。当他到达教授的办公室时，教授正在奋笔疾书。“倒霉，又是一个辅导生。” 埃利奥特说着开了一张25本书的清单要基辛格阅读，并写出一篇论文。 别人都觉得埃利奥特这种傲慢的打发人的方式很可笑，可基辛格立刻去了图书馆，把书单上的书一一阅览一遍，用3个月时间，以每天工作到深夜2点的劲头完成了这篇论文。 一天早上，他把论文交给埃利奥特。 下午，电话铃响了，是埃利奥特要召见他。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把所有这些书看完，并写出如此连贯的论文。 埃利奥特是个体形、个性、自我都很庞大的人，他平生最大憾事就是没有从政。从政对他来说既是个人野心的实现，也负有一种使命感。 他把这一点传染给了基辛格。 埃利奥特的指导对本科生基辛格到终生教授的基辛格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他为基辛格写的推荐信中这样写道：“我可以说在过去五年里，从没有一个学生具有基辛格先生的思想深度和哲学洞察力。另一方面，他有一副条顿式、彻底系统化的、缺乏典雅的头脑。他带有某种感情用事的倾向，这可能跟他的难民出身有关，但总体上看，他的头脑非常均衡而公正。” 在埃利奥特的指导下，基辛格创造了一个哈佛之最。他写出了一篇383页的论文，这在哈佛本科毕业生中从来没有过。尽管哈佛人才济济、英杰辈出，大家仍对此不由得发出惊叹。这篇题名为 《历史的意义》的 论文，其内涵之丰富，规模之巨大，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汇入其中。 在这篇论文中，基辛格大唱悲观主义论调：“生活就是痛苦，出生蕴含着死亡。”他还阐明了自己欧式保守主义的观点，强调国家利益和势力均衡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在他后来的博士论文中得以充分发挥。 基辛格在大学三年级时结婚了，对象是中学舞蹈课上的同学安妮·弗莱歇尔。基辛格在军队就早已放弃宗教崇拜，但为了父母，他和安妮仍在一座犹太教堂举行了婚礼。那年他25岁，安妮23岁。 小俩口搬进了阿林顿高地的一个小套间。“安妮帮他一心一意地扑在研究上”，亨利的弟弟瓦尔特说“他受不了轻浮的学院生活。我俩都无法跟宿舍里那些预备学校出身的家伙融洽相处。与安妮结婚使他更加严肃认真。” 的确，他写作的时候，安妮只能轻手轻脚，除非必要，平时连话都不敢跟他讲，这种状况经常要持续好几个月——这对任何女人都是不堪忍受的。 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基辛格的奖学金付掉他的学费后所剩无几。安妮找到一份图书保管员的工作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另外还料理家务，帮他打印清稿。 埃利奥特教授对于基辛格，与其说是一个学问授予者，不如说是私人保护者。他知道他这个辅导生在思辨能力上已超过了他，但他是基辛格的哈佛同事中难得的一位不表示嫉妒的人。相反，他尽其所能地帮助基辛格，帮他找工作，赚钱，在对基辛格颇为冷淡的学术团体里为他打下社交和政治基础。 在埃利奥特的推荐下，基辛格主持了哈佛夏天国际研讨会，研讨会成员都是欧亚各地前途远大的青年，基辛格对他们殷勤周到。他有一种本能，知道该邀请到那些日后会成为他的东道主的人。 这些人中间许多人在基辛格当政时就已成为各自国家的重要人物，或新闻记者、银行董事长。基辛格受益匪浅，甚至到90年代，他还跟这些人保持着工作关系。 在哈佛就读的这段日子，基辛格给人印象是个没有童年的人。他老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老是来去匆匆，好像世界上就属他最忙。 他在哈佛最强有力的对手是后来成为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基辛格对他怀有竞争心理。”基辛格声称正好相反。也许俩人说得都对。布热津斯基后来没有捞着哈佛终生教授的职位。 基辛格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因为他那傲慢、难以相处的脾气和那掩饰不住的、想在政界谋求发展的勃勃野心，哈佛也拒绝给予他终生教授的职位，哈佛需要献身教育而不是把哈佛当做跻身于权力中心的台阶的人。 1955年，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协会聘请基辛格作为一个研究小组的报告人。这一小组负责考察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4年倡导的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含义。基辛格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因为它像国际研讨会一样提供了一个接触外交政策精英集团的机会。 进入这个研究小组后，基辛格才发觉哈佛只不过是远离世界权力中心的一潭死水。 研究小组的中心议题是美国有可能需要发展进行局部战争也就是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战争能力，基辛格负责整理会上讨论项目并写出一本书。他把专家分成小组，要求每一组就一个具体问题提出建议，经过两年努力，他以个人名义出了一本书——《核武器与对外政策》。 在对外关系协会的历史上，头一次一个研究小组变成专为帮助报告人写书的顾问班子。 无名教师写的有关国防政策的严肃书籍很少能上畅销书榜。令出版商和他本人吃惊的是，1957年这本书出版后，连续14个星期高居畅销书榜首。《纽约时报》数星期把此书列为头版头条。“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对基辛格大加赞赏，尼克松还有一张拿着这本书的照片。总之，这本书的广泛流传，使基辛格一跃成为外交政策研究方面的名人。 2. 权力边缘 在兵营是克雷默尔，在哈佛是埃利奥特。1955年，基辛格生活中出现了第三个伯乐——他远比前面两位显赫——这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 不像基辛格，纳尔逊·洛克菲勒在这个世界上有牢靠的地位，能对那些向他挑战的人处之泰然。 “他具有二流的才智，一流的识别人的直觉。”基辛格曾这样评价洛克菲勒，“而我的才智是一流的，但对人的直觉判断力却是三流的。” 1956年，32岁的基辛格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研究小组计划的主持人，指挥一个上百号人参加的班子和众多的顾问小组。纳尔逊·洛克菲勒196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基辛格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构成前者竞选的基础。他因此更深一层地进入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中权势人物的关系网里。 从1957年开始，哈佛终于接受基辛格为正式教师，随后经过一番努力，基辛格成为哈佛的终生教授。 有了固定的教授工资和洛克菲勒给他的顾问费，他才决定要孩子。 他和安妮先后有了女儿伊丽莎白和儿子戴维。 安妮是个不知疲倦的家庭主妇。以德国式的效率料理着一日三餐，并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她认为，随着基辛格的地位提高，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 安妮在有些客人面前会感到不知所措，她常把厨房当做庇护所，一个教授回忆说：“她站在吃饭间门口聆听着，好像害怕走进来。”基辛格是个典型的德国丈夫，只把她当做家庭妇女来对待，对她在饭桌旁讲的任何话都不加理会。 但安妮很为丈夫的工作感到自豪，常把她丈夫的文章剪贴在本子里收藏。 不过，这俩人在自己各自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基辛格在他们的车库上面建了一个私人书房躲起来。有时候他带一个朋友到自己书房坐坐，安妮壮着胆子跟进来喝杯咖啡，基辛格粗鲁地赶她走，因为这是他的房间。他们的朋友把这个书房看作是他逐步抛弃安妮的一个标志。 安妮是一位谦逊又很成熟的女性。她喜欢音乐和艺术，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很健谈。可是，随着基辛格步入令人炫目的权势圈，家庭妇女型的妻子似乎已拿不出手，而安妮也觉得他不是一个能在一起过日子的人。1964年8月他俩正式离婚，结束了17年的婚姻。 这场婚姻的破裂虽然令人伤感，但在双方的心目中没有留下多少怨恨。他们仍旧友好往来，常常谈论孩子们，有时候，安妮还会请亨利吃一顿饭。他出名后，她极力维护他的名声，甚至安排他跟她所属的圈子里的人对话。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心地善良、很有名气的化学教授。 这段时间里，基辛格从事其事业中为时最长的一段学术研究工作。 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几个星期，基辛格出版了《选择的必要》，他在此书中提倡的“灵活反应”战略被肯尼迪政府接受为现行战略，肯尼迪一度邀请他为白宫顾问，后因他的作风不合肯尼迪的胃口而中断合作。基辛格从这件事中吸取了一个教训：总统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什么事不能做，最好是告诉他什么事能做，或至少提供他愿意接受的选择。 60年代前后，他发表了有关欧洲防务的大量文章 。1964年，他把这些论文收集成册，以书名为《麻烦的伙伴关系》出版。这本书反映了他在核问题上对欧洲盟国的深深的不信任。 基辛格仅仅是一个副教授、一个中级政府顾问的时候就已能得心应手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重要人物。他还熟练地掌握了明争暗斗、奉承吹牛的技巧，一方面急于为白宫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很圆滑地与政府中的熟人周旋。 在同事中间，他有媚上欺下的名声。 随着肯尼迪政府的结束，基辛格在华盛顿再度受到欢迎。1965年、1967年约翰逊政府派他和学术界知名人士去越南考察，旨在争取他们对战争的支持。谁知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他认为越南政府不得人心、打 不赢战争的观点。约翰逊政府恼怒异常，声称基辛格的越南之行与政府无关，并不再启用他为顾问。基辛格终于了解了政府官员是如何操纵新闻界的，又是如何不考虑调查报告作者的，后来他把这两个教训运用到自己的官场生涯中。 从1957年到1968年为止，他一直在权力的边缘上徘徊，就像一个把鼻子紧贴在玻璃窗上朝里看的外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一对阴谋家 1. 改换门庭 1968年，洛克菲勒决定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的竞选演说阐明了他不赞成用美国武力解决越南战争的观点，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安全的当地政府，把战争退还给南越。 这些观点来自基辛格，因为他是主要撰稿人。 演说中还有一个观点被大家所忽略：号召对红色中国采取新政策。 基辛格在加入尼克松班子之前已经把这个问题作为新的势力均衡框架的一部分来考虑。后来基辛格把这个想法卖给了尼克松。 基辛格是洛克菲勒最狂热的支持者，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超然的学者风范。他谴责尼克松“浅薄”，对“外交政策持有危险的误解”，一副失败者的形象。当尼克松最后赢得提名后，基辛格毫不掩饰自己的绝望心态。 1968年，共和党选定总统候选人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基辛格被邀请进入尼克松外交政策顾问团。他犹豫了几天，婉拒了这个邀请：“我呆在幕后更能帮上忙。” 他在尼克松竞选总统的活动中的确帮上了忙，他掌握了一些约翰逊政府跟北越秘密和谈的情况，及时向尼克松发出预先警告，使得尼克松及时改变策略。 在基辛格为尼克松竞选活动出力的时候，他俩从未谋过面。只有当基辛格通过幕后途径针对巴黎和谈提供自己的见解时，尼克松才注意上了他。 在一次竞选旅行中，尼克松向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透露想叫基辛格作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瑟夫私下告诉了基辛格。基辛格像只吓呆的兔子，千叮咛、万嘱咐，求他不要泄露出去。 真是命运的捉弄。基辛格与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的顾问共进午餐，讨论纳尔逊该不该接受尼克松可能提供的内阁位子。其他人都建议纳尔逊拒绝进入内阁，继续当他的州长，只有基辛格坚持相反的意见，因为他极想作为纳尔逊的助手进驻华盛顿。 电话铃响了，是当选总统要在皮埃尔饭店召见基辛格，在坐的人压根儿没料到这次召见是给基辛格在新政府提供一个重要位子。 会见的时候，基辛格为尼克松的紧张吃了一惊，尼克松的动作好像跟他的言语不协调，但他话中有话，透出一股鬼鬼祟祟的味儿。 尼克松说他决定由白宫制定外交政策，把国务院晾在一边，用蔑视的态度对待国务院的官僚们，就像他作副总统时他们对他的那样。 “我同意。”基辛格微笑地说。接着，他建议尼克松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接管国务院提供政策选择的职责。 连续三小时，这位德国难民知识分子和这位加利福尼亚的小镇杂货商的儿子谈论着权力以及如何把政策决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到谈话快结束时，尼克松才不再局促不安——他就是害怕这类私人交谈，怕遭到冷遇。他暗示他需要基辛格加入他的政府，但没有明说是什么职位。基辛格模棱两可地表示出一定的兴趣，指出也许作为洛克菲勒班子的成员入闱。这之后，尼克松下决心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渴望这份工作，但他担心他的同事——无论是洛克菲勒集团的还是哈佛大学的——会怎么想。 他先征求哈佛同事的意见，这些人大都是反对尼克松的顽固派，基辛格迎合他们的偏见，一遍又一遍地描述尼克松如何羞怯，如何缺乏政治家的风度。如果基辛格接受了这份工作，当务之急是给尼克松注入一种目的性和一份信心。 尽管他的朋友和同事暗藏羡妒之心，但还是催他接受这个职位。而洛克菲勒班子的成员却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基辛格在他们眼里像一名妓女，一只变色龙。 虽然尼克松向纳尔逊·洛克菲勒本人关上了内阁之门，但后者对提拔基辛格一事感到很高兴。他惟一不安的是基辛格不该这么冒失地让尼克松等他的回音：“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一位总统。”他对基辛格说。 洛克菲勒不但毫无怨恨之意，反而馈赠给基辛格5万美元 （在1990年相当于17万美元）作为他孩子的教育经费。基辛格问明尼克松和白宫顾问其具有合法性，接受了这笔赠款。 “基辛格博士清楚地知道他不能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与总统之间筑起一面高墙，”尼克松告诉记者，“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务卿。” 这里面没有一句真话。但是，这次任命受到新闻界的广泛好评。 2. 恩恩怨怨 在尼克松任职的第一年，尼克松有时会在白宫开一些只有几位关系密切的朋友参加的私人宴会，尼克松常常让基辛格尽情表演，而他坐在一旁听着，脸上溢出骄傲的神采。 尼克松对基辛格最初的态度是含有几分敬畏的骄傲。并且，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在炫耀自己的宝贝时所感受的那样：既兴高采烈又忿恨不平。 他骄傲是因为他不能像洛克菲勒那样用钱买最出色的头脑，但凭借他的总统地位，他摘去了洛克菲勒皇冠上的宝石。 尼克松还在曼哈顿做国际法律师时就一直被东海岸外交政策精英集团排斥在外，因而对他来说，基辛格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基辛格始终与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尽管他们对他敞开了欢迎之门，但因为他的出身和气质，他不可能成为实实在在的圈内人，而且他一向瞧不起那种使当权派一致对外的平庸才智。 但尼克松很快对基辛格的野心有所警觉，“我不信任亨利，但我能用他。”他告诉刚刚步入权力集团的基辛格的对手们。 尼克松尤其对基辛格个性中的极端表现欲感到很恼火。基辛格一方面多疑，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惟我独尊。基辛格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的不和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尼克松从幸灾乐祸变成了绝望。 基辛格与乔治敦区社交界和新闻媒体的密切关系也成为愤恨的源泉，尼克松怀疑他在晚宴上吹嘘自己的成果，炫耀他如何使一个总统危险的冲动得以控制。基辛格在社交圈说的话大部分给添油加醋地反馈上来，这进一步地加重尼克松的疑心。 基辛格过去的恩人或主子——克雷默尔、埃利奥特、洛克菲勒都是赫赫有气派的人物，但基辛格在皮埃尔饭店见到尼克松时发现，这是个不讨人喜欢、软弱和不引人注目的人。后来基辛格又注意到尼克松很害羞，害怕见生人，害怕当面把令人失望的消息传达给当事人。“他不喜欢人，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进入政界。”基辛格曾说道。 毫无疑问，尼克松让周围人对他产生不信任感。基辛格这种具有多疑症的人尤其如此。每次当总统来了一个特别奇怪或令人害怕的电话，或者总统打电话时听上去喝醉了或有所失控，基辛格总示意他的下属监听，与他分担恐惧感。 基辛格私下里称尼克松为“那个疯子”、“我们的酒鬼朋友”，“如果让总统自行其是，每星期都会发生核战争。”基辛格会对他的助手悄悄嘀咕道。 “没有人比他更接近总统，也没有人有权利像他那样瞧不起总统——这就是他苦苦追求的效果。”一位既是哈佛同事又在尼克松政府供职的人这样说起基辛格。 作为一个难民，一个既缺乏安全感又野心勃勃的局外人，基辛格学会了如何博得权势人物的青睐。在与尼克松接触中，他尤其学会了如何拍马奉承。 尽管他在背后对尼克松极尽诋毁之能事，当面却知道讨好献媚。上任后头一个月的欧洲旅行中，尼克松急切需要知道他自己干得如何出色，基辛格满足了他的愿望。头一次会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后，尼克松四次电话打到基辛格办公室问自己干得如何，基辛格又一次满足了他的愿望。 尼克松的白宫录音带一旦公开，对基辛格造成的损害比谁都大，因为他对尼克松说的奉承话全在上面。1982年在洛杉矶，基辛格对曾是尼克松国内事务助理的约翰·埃尔希曼说：“迟早这些录音磁带公布出去，我们俩人看上去就像一对十足的傻瓜。”说的只是你自己吧，埃尔希曼想。 尼克松常带有一种恶意的快感大肆抨击犹太人，尤其是当他看到基辛格坐立不安，却又不敢反驳他的时候。对于尼克松的反希伯来倾向，基辛格从不采取对抗态度。“尼克松有许多加利福尼亚中下层阶级出身的人的偏见”，基辛格在制止他的犹太助手对尼克松不满时说。 他过后为自己辩护道，与尼克松抗辩是“自杀性的行为”，“尼克松的话题总离不开新闻界的阴谋，权势集团的敌意，乔治敦区社交界的傲慢浮夸，你要反驳他就会付出被逐出核心圈的代价。” 尼克松渴望奉承，基辛格乐于讨好，这使得他们形成一种复杂而稳固的关系。他们没有密切的私交，但他们都多疑，好秘密行事，倾向于把人朝坏处想，善于搞背靠背，推行实用政治，都是冷酷现实主义和操纵权术的混合物，都对外交事务感兴趣并且相信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情感要求上，而是建立在力量评估上。 一天之中，基辛格和尼克松要会谈五六次，有时候达数小时之久。 早晨，例行汇报后，尼克松又把基辛格在椭圆形办公室留上两小时；下午他在行政办公大楼召见基辛格。 总之，基辛格与总统呆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人，以这种方式，他俩结成一对阴谋家，共同对抗官僚机构和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欢迎去越南 1. 走马上任定国策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片乱哄哄的气氛中登上国会大厦的台阶，开始就职典礼。那是1969年1月20日。 秘书们应基辛格的要求，在每个高级官员的桌上放上三个决议备忘录——nsdm1（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备忘录），ns-dm2，nsdm3——这标志着权力已集中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 下午，当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在白宫前面注视参加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经过时，基辛格已经起草了将发往美国驻外大使馆的电报。就在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他需要使用国务院的通讯设施，他越过草坪来到观礼台，性格温和的罗杰斯微笑地为这位工作勤奋的总统助理签了字。 基辛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又为尼克松起草发往从勃列日涅夫到戴高乐的各国首脑的私人信件。尼克松知道国务院要花四个星期才写得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并且还会弄成一锅粥，因而他压根儿就不打算让国务院知道这些信的存在。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背着罗杰斯搞的官方性的秘密行动。此后，基辛格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幕后渠道。 尼克松就任伊始，就继承了美国外交的四大错误路线。 第一，进退两难的越南战争。 此刻，已有31 000名美人死在那块远离华盛顿的地方。美国发起这场战争是因为它认为北越的行为是中国—苏联扩张主义的体现。但到了1969年，显而易见，这实际上只是对北越独立民族主义的误解，也是对中苏关系的误解。 第二，排斥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 美国受到坚如磐石的堡垒的威胁。这一观点已经过时。从1960年开始，中国开展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运动，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停止提供援助，老的边境争端出现，美国面临着操纵均衡势力的挑战和机会，而尼克松的前任并未意识到这点。 第三，美苏之间对双方利益都没有好处的军备竞赛的升级。 第四，因为美国的无能而使美国与中东的关系陷入僵局。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华盛顿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减退而苏联的影响力 随之增加。埃及和叙利亚成为苏联的伙伴。 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着手处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有时他们做得很出色，有时却弄得一团糟。不管他们干得如何，他们采取了一种新的处理美国事务的方法，即：愈来愈依赖于诡计、保密和幕后途径，以此来避免遭到来自国会、公众甚至内阁的反对。 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时，美国在越南驻扎了536 000名军人。美国每星期的死亡人数高达200人，对美国纳税人造成的战争负担达到每年30亿美元，这相当于1990年的100亿美元。 战争前景一片暗淡。 河内认为，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越南是一个国家，把它分为两个国家纯粹是外来势力强加给它的，先是法国，后是美国。华盛顿则认为这场战争是北方邻国对南越主权国家的入侵，美国要制止北越占领南越，用五角大楼的文件措词就是：“不让中国人染指南越。” 尽管尼克松后来的行为与所说的相互抵触，但他知道美国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他对他的一位演说撰稿人说，“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讲。事实上我们应该正为说相反的话以取得某种谈判优势。” 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务》这本书中阐明了他对越南的观点。这本书在他被任命正式宣布后得到广泛的好评。 这本书一开头就对美国策略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我们没有看到游击战争的基本准则，游击队没输就等于赢了，常规军队没赢就等于输了。”但基辛格又认为，美国不能断然撤军，原因是美国必须维护自己的信誉。这一观点是基辛格越南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的全球战略思想体系的中心部分。 基辛格的“信誉论”是建立在一个靠不住的前提上——美国撤军的话，就会失去世界的尊敬。 为了保住美国的信誉，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务》一书中建议：美国可以直接与河内就军事问题谈判，如果从南越撤军，释放战俘，西贡可以直接与民族解放阵线就政治问题谈判，譬如南越的政府模式和联合的可能性等等。 问题是不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不会停止军事斗争的。此后，基辛格也承认：“他们不是为了妥协而战斗40年的。” 基辛格上任后不久还做了一件事，他召集了一个政府军事研究智囊团，专门就越南问题为政府提供可供选择的建议。 经过认真研究，共产生了七项提案。提案Ⅰ，走了极端。准备通过军事升级以求得谈判胜利，这里面包括了对柬埔寨展开地面、空中攻势，轰炸北越及首都河内，在海防港布雷。提案Ⅵ，走了另一个极端。美国单方面撤军。这项提案被认为太鸽派化了，很快被基辛格否决。 这两项提案之间，还有一些其他选择方案，但没有一项提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军事升级的同时，逐步撤军，这看上去似乎太自相矛盾了，靠无限制轰炸和入侵柬埔寨来迫使河内就范；另一方面进行稳步的单方面撤军。 这项美国政策的形成，主要起因于尼克松的“疯人理论”，尼克松想使北越意识到他会不择手段停止这场战争。 基辛格很快把这种“疯人理论”为我所用。他急于要苏联明白，总统随时都会采取强硬手段。对尼克松来说，这既有好处，也有不利之处。 基辛格给人的印象是通情达理，他有意让人知道他很难控制总统的战争冲动。 基辛格对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很有信心。“给我们六个月时间”，他对一群抗议者说，“到那时如果我们不能结束战争，你们可以回来拆掉白宫的栏杆。” 尼克松认为，苏联是解决越南争端的关键。基辛格很快以自己的形式接受了这种想法，并由此而产生他称之为“连环套原则”的方案：利用贸易和武器控制协议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来迫使苏联减少对越南的援助，如果苏美在越南这种局部战争中关系紧张化，想同时在武器控制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是不现实的。 “连环套原则”是一项与基辛格智力相匹配的政策，他是一个善于把表面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的人，又是一个喜欢玩弄诡计的人，这一原则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基辛格在就职典礼日把这项提案交给尼克松，总统立刻就同意了。 苏联想尽快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尼克松明确指出，如果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不给美国帮助的话，美国就不开始新一轮的谈判。 大部分美国人不喜欢“连环套原则”。美国的官僚机构倾向于分工明确，而且就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情况来衡量其成效而不是把这个具体问题放到整体框架里去衡量。 “连环套原则”很快被认为妨碍了武器控制谈判及美苏关系的改善。国务院是主要反对者。尼克松、基辛格不想改变初衷。基辛格又在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身上打主意，他把体现“连环套原则”的计划交给多勃雷宁，并煞有介事地向他出示了尼克松亲笔写的谈话要点，可多勃雷宁一直杳无音信。 尽管对方连答复的面子都不给，到1969年6月，美国只得宣布开始恢复武器控制谈判。 对尼克松来说，旅行是他担任总统期间最愉快的事。就职典礼后一个月，尼克松就出访西欧。他的公开理由是在与苏联谈判之前，广泛征求盟国的意见。对基辛格来说，回到少年时代的大陆，回到已看不到昔日辉煌的出生地，难免给他现在的新地位增添了几许酸楚。 这次旅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戴高乐的访问。戴高乐曾因独立于北约而惹恼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在 《麻烦的伙伴关系》这本书中，基辛 格还曾为他辩护过。 戴高乐竭力鼓动对中国开放，“我认为不应该把他们孤立在自己的愤怒之中”，他说。尼克松闪烁其词。 “10年后，如果中国取得重大核武器成果时，我们就别无选择了，只能同他们打交道。”尼克松说。 戴高乐回答道：“最好在你们不得不承认它之前这样做。” 一颗种子就在此刻播下了。 最叫戴高乐感兴趣的话题是苏联。他认为由于苏联对中国越来越神经质，它不可能同时分出力量来对付西方。接着，他用了一个后来成为尼克松—基辛格政策里程碑的词：“朝缓和方向努力是有意义的，你不准备制造战争的话就制造和平。” 对于基辛格来说，欧洲之行的重要性在于确立自己的地位。工作一个月以来，他还没有与总统建立私交，他们仍以备忘录和会议的形式交换意见。为了把权力从官僚机构手里夺过来，在旅行中，基辛格把大量时间花在建立自己的威望上。 在一次走下飞机时，基辛格恐惧地发现由于礼节问题，他不能随侍在尼克松身边，更糟的是，他虽然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一个级别，按字母顺序，他却排在霍尔德曼的后面下飞机。霍尔德曼后来回忆道：“他告诉我，这会对他与外交官打交道的能力产生可怕的影响。”霍尔德曼微笑着让他先行。 在比利时停留时，比利时人摆好了四张椅子，准备首相和外交大臣与地位相等的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会晤，但基辛格丝毫没有退到另一个房间的意思，比利时人只得再加上一把椅子给基辛格，又拉上另一位本国官员来凑数，以求双方人数均衡。 2. 秘密轰炸柬埔寨 柬埔寨只有越南一半大，人口只有越南的十分之一。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受到扩张主义邻国的欺辱。从1941年开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统治着这个国家。从他那尖细的嗓门，闪烁不定的气质来看，他不像一国之君，但他靠微妙的平衡和灵活多变使他的国家保持着独立。 他的一个平衡政策就是允许北越利用他与南越接壤的边境作庇护所，建立供应站。这样，美国人无法越境轰炸这些北越人。 尼克松早就想对柬埔寨境内的北越人采取行动，尤其是军方发现北越对柬埔寨边境的渗透频率越来越高，但大部分官员都不同意这样做。 “我们知道，新的轰炸肯定会招致国内的抗议，我们对这些抗议都没了胃口！”基辛格过后说。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是轰炸柬埔寨的热心倡导者，据他收到的密报称，南越指挥部就设在柬埔寨境内。 基辛格和国防部长莱尔德都认为轰炸柬埔寨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 尼克松也不想让轰炸破坏他的旅行。谁知北越发起了一场全面攻势，美军的死亡人数超出以往的一倍。基辛格气坏了，北越人也不等等看新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就发起进攻。尼克松更是恨得牙痒痒的，他认为北越是想给他这个新总统一个下马威。 尼克松一行抵达布鲁塞尔后，基辛格和他的副手黑格等人制定了使用b－52轰炸机轰炸柬埔寨的计划。此计划高度保密，坐同一架飞机的国务卿到了伦敦才得知这一计划。国防部长莱尔德支持这项计划，但反对保密。他认为，如果向公众解释这是为了消灭的指挥部和庇护所，公众更能理解。 没有人就向一个中立国家投弹的道义问题进行探讨。 有两个星期，尼克松在副手们不一致的意见中摇摆不定，听了基辛格的建议后，他签署了轰炸命令，听了罗杰斯的话后，他又收回成命。 终于，有一天，他被激怒了。他操起话筒，用充满火药味的口气威胁，谁不同意轰炸就解雇谁。他的话语急促而不连贯，吼叫着说出自己的决定后，“砰”地挂上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发布新的命令：“国务院只在不会反对的情况下再通知他们！”话音刚落，“砰” 地又挂上电话。几分钟后，又来了一个电话：“不许抗命。” 尼克松一激动就是这副样子，基辛格已是司空见惯了。 代号为“早餐”的行动计划在3月17日开始了。在这个晴朗的夜晚，b－52轰炸机飞行员受命把炸弹投到一个个2英里长、半英里宽的“盒子”里，其中有48个盒子是柬埔寨领土。对此，飞行员们一无所知，以为自己在越南领土上。 北越指挥部没有被消灭，轰炸的结果好像捅了马蜂窝，北越人气疯了。 紧接着“早餐计划”的是“中餐”、“快餐”、“晚宴”、“甜食”、“晚餐”。基辛格说这些名称是唤不起食欲的，这些计划总称为“菜单”。 “菜单”持续了14个月时间。 空军高级官员没有得到有关轰炸的通知，国务院也蒙在鼓里，也没有正式征求过国会的意见，当然也谈不上告知行动的规模。 军方对轰炸的结果很满意，因为美军的死亡人数从发动攻势时的平均每周450人，急剧下降到平均每周120多人。 如同走钢丝一般保持着微妙平衡的西哈努克却遭了殃。为了躲避美国轰炸，北越疏散了他们的营地——赤化的地域扩大了。也许轰炸不是造成西哈努克一年后被推翻的直接原因，但他已显示出摇摇欲坠之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基辛格帝国 1. 暴躁的家长 基辛格最得意的是尼克松赋予他充分的权力挑选最好的专业人员。 他的助理中有两位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莫顿·霍尔珀林和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 霍尔珀林符合基辛格的学术口味，并有着露骨的野心，他迫使基辛格把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别人需通过他向基辛格汇报。 “霍尔珀林希望成为代理人，所以总是候在亨利门外，”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回忆道。其实索南费尔特也是如此。基辛格开玩笑说他一脚踏出办公室没有不给索南费尔特绊倒的。 索南费尔特总是在他的行政大楼办公室窗前注视白宫西侧入口，一旦发现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或其他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人出现时，他就冲出办公室，加入基辛格举行的任何会见。 索南费尔特最不满的是他不该仅作为基辛格的助理来对待，而应该是能单独面见总统的官员。对此，基辛格是反对的。“这是他缺乏安全感的表现。”索南费尔特说。 基辛格与这个助理碰到一起就出现紧张气氛，其他助理巧妙地利用这点。一次，他们无法给基辛格的时间表加进一个总统午餐会，就故意说总统要索南费尔特参加，基辛格立刻宣布他重新调整时间表，由他代替索南费尔特去。 尽管他们之间不断有摩擦，基辛格还是钦佩索南费尔特的分析才能。他在基辛格手下没有飞黄腾达，但奇怪的是，他坚持了下来，并在数年后被基辛格带进了国务院。 基辛格的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的办公桌就在白宫西区地下室基辛格办公室的外面，因而黑格能接触到最敏感、最机密的事务。 他善于平息基辛格大发雷霆而引起的众怒，使办公室正常运行。基辛格发作的时候，他忍受着——这是军事训练中得到的宝贵经验，下级以立正的姿势接受上级的责骂——等基辛格拂袖而去后，黑格便开始模拟当时的情景，先装成基辛格跺脚窜跳，又把当时的自己想象成一个僵硬、痴呆的机器人，绕着圈子走路，其他人见了都忍俊不禁。 如果有人被基辛格的怒火弄得心惊胆颤，他总是一个同情者。黑格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在上级面前是个无所顾忌、难以驾驭的人，在同事间却是那样的善解人意，这正是基辛格在尼克松面前擅长扮演的角色。 还有一点黑格做得很成功，基辛格认为他不是个战略思想家，并且不会越级讨好，也就不会对他与尼克松的关系构成威胁。有关黑格的头脑，基辛格的判断是对的，但他很快发现，对于黑格的野心和忠心，他是大错而特错。 基辛格上任刚几个月，基辛格的私人助手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就因神经衰弱而崩溃。 基辛格工作人员的离职率是惊人的。1969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创办时的28位助理，到1971年夏天，只有7位留了下来。 部分原因是基辛格把他们当做奴仆而不是外交政策专家，他不许他们与白宫人员接触，不许单独与新闻界打交道，不许独自面见总统。 因为基辛格缺乏管理意识而又不愿放权，也就无法合理安排时间。 头一年，他的办公室成了瓶颈。“第一年这儿就像摩洛哥妓院，大家在他门外数小时地等待。”索南费尔特说。基辛格总比规定时间晚来10分钟，白宫高级官员会议也不例外。 有时候，像武器控制谈判这一类会议还会屡次被取消，不到最后期限是召开不了的。等到好不容易把基辛格请来了，常常会议刚开几分钟，就会被他的电话打断，他抽身离去，往往半个小时之后才露面。 基辛格的管理风格充满诡秘，而不是开放、民主，他不喜欢大型会议，因为他害怕其他人会拉帮结党，合伙整他。“哪怕一点点小事他都弄得鬼鬼祟祟的”，他的私人助理说。 私下里，基辛格与助理们和同事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总是设法让每个人相信他们是少数几位他能够信任的。 “他不仅动人、睿智，而且使我感到我是惟一他愿意采纳建议、寻求帮助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海军上将爱尔默·祖维特说。 基辛格是想要祖维特背着国防部长替他工作。“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最知识分子化的一位，是惟一具有开阔眼界的人。”基辛格对他说。 等祖维特一离开，基辛格对他的助理们嘀咕道：“如果还有什么叫我无法忍受的，那就是一位知识分子上将。” 可是，基辛格的魅力也产生了不良的效果。他迎合恭维的人太多，不可避免地得了个两面派的名声，因为交换意见是国会山权力斗争游戏的一部分。交流基辛格奸诈的传说，很快成了华盛顿晚宴的主要内容。 基辛格本能地根据周围环境的微妙变化来改变自己的色彩，与保守派在一起，他坚毅果敢；跟民主派在一起，他说着同样的话，但绞着手，做出一副痛苦抉择的样子，特别是越南问题，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是“鹰派之鹰”；到了晚上宴会时，和他的民主党朋友一块端起酒杯，他 又突然变成了鸽派，尼克松及其追随者曾为此异常恼怒。 基辛格最喜欢拿人杀气。“怎么让我给碰上一个这样的笨蛋”，他吼叫着，抓起助理写的备忘录摔在地上，跳起来，踩上去。 “如果他生气地踩上一脚，你还有救”，一位助理说，“如果他两脚离地，你的麻烦就来了。” 基辛格对女人的态度比较温和，如果时间安排出现了问题，助理们总是请一位最漂亮的秘书去跟基辛格说。 他的助理们终于也学会了对他的发作置若罔闻。一次，他站在办公室外面怒吼，没有一个人抬头看看，最后他忍不住了，“我很气，难道就没人注意到这点吗？”他的秘书转向他说：“我们知道你生气了，但只有你安静下来，用正常语调说话，我们才会注意你。” 有时候，基辛格也会拿自己的脾气逗乐。搬进大办公室后，基辛格曾抱怨道他在生气的时候，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穿越房间摔门而去，以至于有时到了门口，他已忘了为什么发怒了。 然而，在基辛格的怒气和独裁中挺过来的助理感到，基辛格是华盛顿为数不多的几个赏识独立思考、讨厌谄媚的官员。他欢迎挑战，欣赏分析透彻的争辩，当作出重大决定时，他不像尼克松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广泛地征求助理们的意见，使他们至少在那一时刻感到为他工作是有价值的。 总之，基辛格才华横溢的超凡魅力和他形成的敢于在智力上应对一切勇于挑战的氛围，也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的助理。 2. 同僚对手 威廉·罗杰斯和尼克松是老朋友，但不亲密。1952年，尼克松竞选副总统时，罗杰斯出过力，他还把尼克松从竞选经费丑闻中解救出来。 尼克松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败涂地后，来到曼哈顿当律师，被共和党权贵拒之门外，又是罗杰斯把他接纳到自己的名人圈里。 罗杰斯相貌堂堂，温和中带有几分傲慢，对尼克松总是一副降格相交的味道，这叫尼克松充满了妒忌和怨忿。 有人说尼克松内心深处是为了羞辱罗杰斯，才请他担任自己的下属——国务卿。 基辛格成了尼克松为达到此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我为自己有高超的学问而过于骄傲自信，罗杰斯则过于强调他的官僚特权，因而两人都不能做到豁达大度。”基辛格曾这样说过。 他俩之间很快爆发了一场权力之争。罗杰斯作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对具体案例有着精辟的分析能力，但他对全局缺乏战略意识，并且在外交事务上是个生手，这正中尼克松的下怀，因为他想把对外政策制定权从国务院夺到白宫手里。因此，基辛格对罗杰斯的蔑视可谓与日俱增。 在戴维营，基辛格像着了魔似的逢人就说罗杰斯如何懒惰、无能，不配当国务卿，尼克松对此不置可否，他喜欢下属之间勾心斗角。 但很快，基辛格对罗杰斯的那股子疯狂劲儿叫尼克松也受不了，他命令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国内事务助理约翰·埃尔希曼、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组成了一个“亨利协调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米切尔租来的小平房里举行。尼克松希望一个轻松、非正式的环境能帮基辛格平静下来，他也能借此摆脱基辛格在罗杰斯问题上的纠缠。 基辛格带着一份打印好的宣言来参加会议，宣称罗杰斯不经过白宫（基辛格本人）不得发表演说，基辛格有权不经过罗杰斯直接与其下属 会晤等等，然后开始数落罗杰斯的不是。米切尔点头答应找罗杰斯谈谈，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做。 此类协调会以后还在继续，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是为了让总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听基辛格对罗杰斯的抱怨。 基辛格就罗杰斯一事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如果你不干了，你再也接不到漂亮女人的电话，你魅力的秘密就在于你的权势。”有人说。 “你说得对，这可是巨大的牺牲。”盛怒中的基辛格仍不忘幽默。 基辛格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的对垒更有趣。莱尔德在政界混了多年，在国会有许多熟人，并且不像罗杰斯，他深谙国防业务。基辛格发现他与莱尔德之间的纠葛更富有挑战性，而不是令人更疯狂。 莱尔德的地位是宪法授权予他制定国防政策，他没有必要听从一位总统助理的命令。罗杰斯在对外政策上同他想法一致，但莱尔德知道怎样将政策付诸实施，并且他在国会的势力帮他巩固了地位。有时候，他去参加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时，当场表态同意他们的观点，私下又说赞同基辛格的保留意见，等他到他的国会朋友面前才真正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狡诈和玩弄权术方面，莱尔德与基辛格势均力敌。 1971年，基辛格想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国防计划检查委员会来调控国防部的预算。莱尔德表面同意，但把会议时间不断推迟，并呈上一份混乱不堪的报告，迫使基辛格命令自己的助理重写，导致时间一再拖延，3月份决定的事到8月份还未召开会议。在此期间，莱尔德拟定了三份不同的预算计划，一份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份给了自己的国会朋友。到这个份儿上，基辛格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 “这是政府里最狡诈的人。”尼克松眨着眼说。 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泄密一事最神经质，可莱尔德就是一位泄密能手。他反对1970年的入侵柬埔寨，便向《纽约时报》泄密，他曾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在未征得国防部同意的情况下为基辛格提供军事方案。为了防止莱尔德的泄密，基辛格对莱尔德实行消息封锁，但他没料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就有莱尔德的密探，莱尔德用四星上将的允诺，换得了那人的合作。 基辛格的一切活动都未逃过莱尔德的耳目，包括基辛格的秘密之最：与北越的巴黎和谈与中国之行。基辛格的幕后途径瞒不过莱尔德，中央情报局对基辛格了解的情况，莱尔德心里有数；中央情报局不知道的，莱尔德都知道，连替白宫建立电话系统的美事通讯局也为莱尔德提供情报。莱尔德了解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直接对话，对此，基辛格一直蒙在鼓里。 3. 权力的擢升 对尼克松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很快令人厌倦了，因为每讨论一个问题，他就要亲自面对罗杰斯和莱尔德的反对，更不用说他们这两个部门在考虑问题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拖沓的官僚作风和泄密的可能性。1968年7月上旬的一个早晨，尼克松私下会见霍尔德曼时正式决定加强基辛格的重要性，大部分外交政策问题不再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而是由尼克松、基辛格私下决定。 “谁对此有异议，谁就辞职！”尼克松一再强调。 这正中基辛格的下怀，打从一开始，他就在寻求与尼克松私下制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 新闻界起初还以为真像尼克松所说的，他要把权力交给他的内阁，但很快他们嗅到了这个权力转移。基辛格任职三星期后就上了 《时代》 杂志的封面，《纽约时报》报道说基辛格接管了本属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制定权。 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安会）会议变成了一个过场。尼克松 开个头，便让基辛格把问题呈交上来。有关各部门对问题的不同意见，虽然也放在国安会头头脑脑的桌上，但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概要和建议方案。秘书们甚至在国安会召开之前就可以起草总统决定了。 尼克松还有基辛格班子为他准备的谈话纪要，这些纪要预见到罗杰斯或莱尔德会说些什么，并为总统提供了驳回他们看法的论点。 华盛顿的权力渠道是直接掌握资料，基辛格不信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命令中央情报局提供更多的原始数据而不仅仅是评估和结论。 基辛格还直接和军队打交道，莱尔德为此很不高兴，但基辛格坚持己见，要求海军上将祖维特为他提供咨询。 靠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基辛格驱散了多年笼罩在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陈腐气息。他要求助理们对这两个部门呈交总统的混乱不堪的报告进行修改，使其包含的选择方案一目了然，尼克松非常欣赏这种新颖、出色的修改过程。 第一年夏天，基辛格和尼克松就已不再用备忘录交换意见，而是数小时地泡在一起讨论。连霍尔德曼都开始怨恨基辛格独霸的时间，但他知道他的主子就喜欢这种诡秘的方式。 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所有与外国政府的官方交往必须通过国务院这条渠道，即使是总统特使也不例外。 显然，基辛格和尼克松不喜欢这种方式。刚上任不久，基辛格开始建立与苏联的幕后途径。在一个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一名官员找到基辛格，说大使多勃雷宁因患感冒正在楼上休息，希望能见到基辛格。他上楼后，多勃雷宁热情而又圆滑地接待了他，并请基辛格为其安排一次与尼克松的会晤，他要转交一封他们领导人的信。 基辛格过后说是尼克松要求不让罗杰斯参加这次会晤，但尼克松却说是基辛格的主意。不管是谁的主意，这次会晤没有罗杰斯。会晤时，尼克松听从了基辛格的建议，同意由基辛格与多勃雷宁建立一条正式的秘密外交渠道，凡是敏感的外交问题都由基辛格出面谈判。 此后，多勃雷宁每星期来一次白宫，从白宫东侧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门进去，到富兰克林·罗斯福谋划战略的地图室与基辛格见面。国务卿罗杰斯对此毫无所知。 这种幕后途径很符合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个性，他们都不信任别人，都好秘密行事，并且秘密外交还给他俩树立了一种颇富浪漫色彩的独行侠的形象，基辛格自己也承认这种方式满足了他，也许还有多勃雷宁的虚荣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窃听 1. 国家安全窃听计划 在基辛格上任4个月后的一个5月的早晨，基辛格和助理们坐在圣克莱门蒂的游泳池旁吃早饭看报，突然，基辛格一跃而起，摇着《纽约时报》叫道：“岂有此理！” 在报纸头版的角落里有一条关于轰炸北越在柬埔寨供应线的新闻，这是条不引人注目的新闻，没有报纸转载，没有来自参议员的抗议，也没有人示威游行。 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气得脸发青，尼克松吃惊地发现基辛格特别地感情用事。基辛格要追究国务院或国防部泄密的责任，他甚至打电话把莱尔德从高尔夫球场上唤出来，“你这狗娘养的，我知道你泄露了此事，你必须向总统解释清楚。”莱尔德气得挂断了基辛格的电话。 但尼克松的想法却不同，他怀疑基辛格的助理班子有问题。基辛格吓坏了，如果他的部门成了泄密渠道，他与总统刚建立的脆弱的关系肯定会遭到破坏。他立即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要求严查此事。 胡佛一向对哈佛出身的人嗤之以鼻，对莫顿·霍尔珀林的提名曾表示过反对，基辛格因自己也是哈佛毕业的，所以没有理睬胡佛。 尼克松曾给基辛格以充分的权力挑选自己的班子，不管他们在政治上是否对尼克松忠诚。但现在尼克松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他以后也一直觉得让基辛格把鸽派和民主党人纳入自己的部门，导致了许多问题如窃听、“管子工事件”、白宫的偏执狂倾向等等。 尼克松同意胡佛的判断：可能泄密来自莫顿·霍尔珀林。在基辛格约霍尔珀林出来谈论此事时，联邦调查局在他家装上了窃听器。8月，霍尔珀林提交了辞呈，但窃听没有停止，一直持续了21个月。 在基辛格的授意下，除了霍尔珀林，黑格还要求对基辛格班子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丹尼尔·戴维逊以及国防部长莱尔德的军事助理罗伯特·玻斯里进行窃听。当然，黑格还是表达了基辛格的希望：窃听只能持续几天，不要有书面记录，但胡佛对此置若罔闻。 罗伯特·玻斯里的窃听，表面上似乎有些道理：他的上司莱尔德是泄密能手，实际上就是他把轰炸柬埔寨一事告知报社。玻斯里一天要与莱尔德通二三次电话。 白宫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命令联邦调查局对17人进行了窃听，这17人中有13名政府工作人员和4名新闻记者。窃听计划持续了21个月，到1971年2月才告结束。窃听概要一开始是送到基辛格办公室，由黑格整理后给基辛格过目。 这些被窃听的人中间，有些因为对尼克松缺乏敬意，有些因为与民主党或鸽派有瓜葛，有些因为是基辛格对手部门的人——国防部或国务院，有的可能因为对基辛格和黑格来说太具有竞争性。总之，窃听计划本身充分反映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缺乏安全感的个性。 基辛格的助理莱克因入侵柬埔寨而愤然辞职，但仍没有躲避开被窃听；另一位助理洛德虽想辞职，可还是留了下来，他家也被安上了窃听器。自从对他们进行窃听开始，尼克松断然撤去了基辛格对窃听的管理权，改由霍尔德曼审阅窃听报告。 这样做有几重原因，一是胡佛认为泄密来自于基辛格和他的班子；二是霍尔德曼害怕曾担任基辛格特别助理的洛德会看到窃听报告；更重要的是，入侵柬埔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开始对基辛格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对他驾驭不了罗杰斯和莱尔德感到恼火。再者，黑格背着基辛格找到尼克松，说他对基辛格博士就柬埔寨行动而产生的狂乱情绪表示巨大的关切。 霍尔德曼增设了一个出于个人目的窃听：詹姆斯·麦克兰——国内事务助理埃尔希曼班子里的人。但在霍尔德曼的监管下，窃听的政治作用仍在继续，民主党国家委员会的水门官员被窃听就是一例。 基辛格曾为窃听一事辩护过。他认为军事泄密会危及美国人和南越人的生命，有必要采取措施堵住漏洞。但实际上，有关入侵柬埔寨消息的披露以及其他叫尼克松、基辛格大惊小怪的泄密都不属于这一类型，它们均是敌人知道，美国人民却蒙在鼓里的消息。 私下里，基辛格把窃听责任推给黑格，说许多应基辛格要求安装的窃听实际上是黑格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这有些道理，但也因为基辛格急于要在尼克松、霍尔德曼、胡佛面前标榜自己的清白才对黑格听之任之。 基辛格还以别人也干过来为自己开脱。的确，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就有过窃听，但给自己的下属——白宫家庭成员装窃听器，这是史无前例的。为此，基辛格振振有词地说，给下属们安装了窃听器，一旦消息泄露出去，窃听的结果可以表明责任不在他们身上。 但他忘了，洛德和莱克等人有着和他同等的、不容侵犯的权。 窃听计划的一个秘密是基辛格不知道的。在某些情况下，他是间接的窃听对象。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认为基辛格是最糟糕的泄密者。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 “不要让基辛格和新闻界混在一起，他说得太多。”尼克松在取消基辛格的窃听监控权时对霍尔德曼说。 1969年9月，cbs外交通讯记者卡尔布的家中被安上了窃听器，理由是“总统认为卡尔布可能得到许多消息”。窃听记录直接送到国内事务助理埃尔希曼手里，而不是基辛格的办公室。 一年后，浑然不知的基辛格接受了卡尔布的多次采访。 另一个窃听器安放在基辛格的朋友《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家中，这也是总统的旨意，由埃尔希曼安排的。这个窃听没有让联邦调查局插手，而且不属于基辛格、黑格监控的“国家安全窃听”的一部分。 克拉夫特相信这个窃听计划是冲着基辛格来的。有趣的是，尼克松害怕基辛格向克拉夫特泄密，有时却故意让基辛格告诉克拉夫特一些内幕。 2. 自我监听 基辛格觉得有必要监听自己。他一上任就命令秘书听他的电话，做记录，准备谈话备忘录，这套体系逐步完善，电话分机上都安上了死键，秘书、助理们拿起电话监听时，对方听不出来。基辛格还和黑格安装了电话录音设备，组织了一批记录员。根据录音，连夜赶出高质量的几乎一字不差的电话记录。 在国安会成员班子里，分机上的死键并不是秘密。尼克松在电话里大发雷霆或语无伦次时，基辛格总挥手示意助手们拿起电话，罗杰斯和莱尔德以及其他官僚对手来的电话都属于监听范围。基辛格喜欢翻白眼、做鬼脸来取悦正在监听的助手。 基辛格用电话记录来表明自己的忠心。如果罗杰斯和莱尔德说了叫总统不高兴的话，他会拿去给霍尔德曼和总统本人看。 基辛格授权黑格监听他的谈话。很快，黑格对基辛格的一切秘密了如指掌。但在有些助理们看来，黑格有时纯粹出于好奇去听基辛格的谈话。后来，当他的野心开始膨胀起来的时候，他把这些谈话记录拿给霍尔德曼和埃尔希曼看，以此来讨好白宫。 基辛格是个缺乏条理性的人，请别人监听可以帮助他整理思绪，并且也可以为他和尼克松做出决定留下一份记录。 基辛格心里明白，监听和记录别人的谈话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一直秘密行事。1971年，《华盛顿邮报》得到一些电话记录片断时问他，他会不会把这些记录用于他的回忆录，他回答说：“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都是总统文件，我无意写书。”结果是他写的两本有关尼克松岁月的书大量地引用了这些记录作背景材料。 1973年，他打算引退时，曾偷偷把包括电话记录在内的30箱文件运到洛克菲勒宅地的防空洞去收藏。后来，当他决定继续任职时，他又把这些文件运回来，因为私自储藏政府文件是非法的。1976年，他正式离职后，还打算把电话记录占为己有，后遭到记者团要对他起诉的威胁，只得宣布把这些记录赠给国会图书馆，但要求必须在他死后5年方能启封。 监听和电话记录是尼克松白宫政治模式的一部分，总统在1971年曾命令给自己安装秘密监听系统。 基辛格由于自己的脾气，导致了1969年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窃听计划的产生，现在他整天担心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他老是问霍尔德曼：“霍尔德曼，今天你的窃听器又说了我什么？” 1973年，当黑格接替霍尔德曼的工作时，他告诉了基辛格白宫的秘密录音系统。基辛格意识到这简直是灭顶之灾，录音记录了他如何迎合总统怪诞的心血来潮和偏见。他因觉得受到了侵犯而怒不可遏，但也不知他考虑过被他监听和录音的那些人的心情没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没有出路 1. 越南化 让美国陷入越南的困境的理由很简单：南越军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御的进攻，美军的撤离就意味着南越政府的倒台。而外交规律则是你军事上无法取胜的事，在谈判桌上也无法取胜。惟一解决办法是武装南越军队，让他们接管那里的50万美军。 新政府意识到要抢在反战呼声爆发之前，用定期撤军来安抚民众，赢得时间，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体面但实际上很冷酷的计划—— “越南 化”。这是一项莱尔德倡导，尼克松接受，基辛格嗤之以鼻的政策。 尽管莱尔德支持这项计划，美方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等于慢性投降，尼克松不顾军方反对，决定与南越总统于1969年7月在中途岛会晤。 阮文绍，这个排长出身的总统，竭力要求美国人平等相待——把他当做同盟国领袖而不是傀儡或下属。作为尼克松随员的基辛格请阮文绍先到场，以免尼克松等候，但阮文绍坚持说美国总统是东道主，应先到中途岛迎接他。 阮文绍要求单独会见尼克松，尼克松通过基辛格转达，坚持要基辛格也参加会晤。阮文绍就也带了一个随员。 阮文绍到达美国海军司令住宅的会议室时，发现里面放了一把大椅子，显然是给尼克松坐的，三把小椅子摆在大椅子两侧。阮文绍转身溜进饭厅，找到一把跟尼克松同样大的椅子，搬到会议室，放在尼克松椅子的对面。 阮文绍事先已得到情报，知道撤军规模为25 000人。为了维护一个习惯于外国人背信弃义的民族的尊严，阮文绍坚持这项撤军计划应称为“重新部署”。于是，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一致同意25 000名美军将回国重新部署。 尼克松和阮文绍心里都明白，撤军一旦开了头，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尼克松以他惯常的欺骗性向新闻界宜称，这项撤军计划是在阮文绍总统的建议下，依照美方战地司令官的评估实施的。实际上，这两人都不同意撤军。 基辛格则更实事求是一些，也许因为他并不欣赏这项政策，去中途岛途中，他和记者们进行背景讨论时说，如果“越南化”给河内造成将有一个强大对手的错觉，那么还能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我们的撤军速度让河内感到我们是为退出战争而寻找借口，这将阻挠谈判的成功，因为他们只需坐等其变。” 结果是，撤军的确是以令人痛苦的速度进行，其速度之慢，又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拖了3年，从而导致了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其速度之快，的确又鼓励了河内坐等其变。 对于基辛格来说，“越南化”违背了他的现实原则：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应紧密配合。在谈判桌上谈双边撤军的同时已在战场上单方面撤军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撤军越显得机械化，就越不能作为谈判武器。” 莱尔德竭力提倡“越南化”。“我们这是浪费时间，因为公众不再支持这场战争”，他过后说，“亨利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不是政客，他只害怕 ‘越南化’会阻挠他的外交。” 每当要宣布一项撤军计划，莱尔德就召来一批记者和赞同撤军的国会议员大肆鼓噪一番，“我感到我要对基辛格施加压力，叫他无法劝说尼克松改变主意。” 从中途岛回来后不久，莱尔德命令在越南的美军从与敌人正面冲突的状态改为协助南越军队并采取守势。 莱尔德先斩后奏，命令下达后再通知总统。基辛格想说服尼克松否决这项决定，但因命令已下达无法收回而作罢。 基辛格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冗长、悲观的备忘录，促使尼克松决定撤军必须建立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之上：敌人减少了军事行动；谈判有了进展；南越军事力量有所加强。这也算基辛格在与莱尔德勾心斗角中取得的一个小小胜利。基辛格告诉记者，三项原则的确立和运用是为了让河内意识到：撤军不是一个机械过程。 但很快，没人再把这三项原则当回事。撤军果真成了一种机械行动。 2. 秘密和谈 1969年8月，陪同尼克松周游世界即将抵达最后一站时，基辛格和他的助理安东尼·莱克悄悄搭上一架美国小型军用喷气式飞机飞往巴黎。到达后不久，以春水为首的两名北越代表也来了，他们带着一副尴尬的笑容，握了握基辛格向他们伸出的手。 基辛格和北越为期3年的秘密谈判序幕拉开了。在此之前，基辛格只为尼克松扮演了两种角色：私人顾问和国安会的操纵者。但现在，他可以扮演第三种，而且是最令人兴奋的角色——谈判代表。他不再生活在总统的阴影中，而是开始了他天马行空式的超级外交——先是巴黎，然后是北京、莫斯科、中东——充分展现出他天才的创造性操纵外交的能力，并使他一跃成为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 8月上旬，尼克松曾请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话给中国，说美国有兴趣开辟一条沟通渠道。尼克松还向齐奥塞斯库透露：如果11月1日越南方面没有进展，美国将采取严厉措施。 尼克松就是打算罗马尼亚把这些信息转达给苏联，为巴黎和谈做些铺垫工作。 在这次谈判中，基辛格奉尼克松的旨意放弃了约翰逊政府的立场，不再要求北越在美国撤军的6个月之前撤军。基辛格以缓和姿态表明，如果河内同意双边撤军，美方答应不在南越保留常驻部队。 为了说明美方的新立场，基辛格要莱克制订一个全面的双边撤军时间表。基辛格深怕别人知道他参加了巴黎和谈，甚至连自己班子里的越南问题专家都蒙在鼓里，以至于不熟悉情况的安东尼·莱克把时间表上的人员分配弄错了。 幸亏这个漏子捅得不大，因为北越人对这份双边撤军的时间表既不注意也无兴趣。春水滔滔不绝地讲了45分钟，历数越南人数世纪抵御外来侵略者的丰功伟绩——所有的侵略者都通通被赶出国门。所以，美国也不例外，只能无条件地、单方面撤军。越南人决不会改变这个立场。 叫基辛格恼火的是，北越人在私下的秘密和谈所说的与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一样，他们固执地奉行表里一致的原则。 把谈判秘密化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把美国公众和国务院等官僚机构排斥在外，事实上河内是大占便宜。美国的真正谈判建议不为人所知，而他们则可以就自己的立场大肆进行公开宣传。假如基辛格把巴黎和谈公开化，恐怕更符合美国利益，至少能把反战情绪平息下去。 这次和谈春水惟一能提供的是河内考虑与基辛格进行更多的秘密谈判的可能性。 1970年，新的一年开始后，基辛格感到开展新一轮谈判的条件成熟了。这时的美国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位置。尼克松“沉默的大多数”演说暂时赢得了公众支持，随着撤军的继续，反战热情开始减退，《新闻周报》报道说：“理查德·尼克松使战争不再成为头版新闻。”“越南化” 也出人意料地进行得不错，南越军队从　85万人增加到　100万人，并全面控制了　55％的农村。 这一切都是暂时现象，所以基辛格急于回到谈判桌上。尼克松对河内是否作出让步表示怀疑，但基辛格还是说服尼克松同意发出和谈邀请。 基辛格急于恢复和谈还因为北越将派遣一名特殊顾问来，他就是黎德寿。基辛格和其属下都知道，按春水的标准，谈判是进行不下去的。 黎德寿一头灰白头发，一成不变地穿着一件毛式中山装，他的一双见多识广的眼睛总是那么不动声色。他虽然大谈和平，但和平对一位15岁参加游击队、有10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人来说，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基辛格认为他蛮横无礼，这是一种针对比自己低下的人的看法。 基辛格开玩笑，说奉承话，嘲弄自己，想借这一套和他建立私人交情。黎德寿有礼貌地听着，甚至还会开怀大笑，但基辛格清楚地知道，一个在监狱里受了10年罪、战斗了20年的人是不会轻易被一个资产阶级的所谓魅力打动的。 基辛格常说他的谈判策略是迈大步而不是零敲碎打地让步，因为在他看来，一小步一小步地后退，会使对方待价而沽。但实际上，基辛格仍在微妙地一点一滴地软化美国的立场。 令基辛格痛苦的是黎德寿和他的看法一致，都认为“越南化”撤军削弱了美国的谈判地位。“美国50万军队打不赢的战争，让其傀儡去打，又怎么可能打赢呢？”黎德寿微笑着问。 基辛格与黎德寿3月16日的第二轮谈判让人最难忘的不是谈判本身，而是这次旅行。基辛格乘坐的波音707因油料问题不得不降落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安排巴黎秘密和谈的美国武官沃尔特将军别无他法，只得径直去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蓬皮杜求救。蓬皮杜把自己的私人飞机借给了他，他乘坐这架飞机到法兰克福，把基辛格接回巴黎。在返回途中，西德地面指挥向这架来路不明、事先没有降落计划的飞机提出询问，并要求知道美国波音707飞机上为什么少了一个人。蓬皮杜的驾驶员征求沃尔特的意见，沃尔特想了想说：“告诉他们，离开的是一个女人。” “如果蓬皮杜夫人知道了怎么办？”驾驶员问。 “如果蓬皮杜夫人知道了，我以美人的名义担保，我会告诉她真相的。”沃尔特回答道。 沃尔特的救援行动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觉得德国地面指挥对乘客的性别不会那样轻易地被蒙混过去。 等平安地来到谈判桌旁，基辛格向黎德寿出示了一份准确的美军撤出时间表，但黎德寿拒绝任何双边撤军计划，坚持美国单方面撤军。在4月4日的谈判中，他提出如果美国不改变立场，会谈就不必再进行下去了，基辛格只得中断谈判。 基辛格为秘密谈判付出了代价。有一段时间，美国国内风闻河内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和平建议，而尼克松政府却顽固不化，这无疑给国内的反战运动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基辛格在与春水8月份的会谈中曾发出威胁。如果到11月仍没有进展，美国要考虑采取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措施。11月1日，是约翰逊停止轰炸纪念日，尼克松周游世界时到处散布这种威胁，特别是对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这任政府的政策是只警告一次”，尼克松不止一次地说道。 9月，基辛格召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时说，如果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不合作的话，美国将不考虑武器控制谈判。谈话期间，尼克松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打来了电话。“总统刚才在电话里告知我”，基辛格对多勃雷宁说，“就越南问题来说，火车已经离开了车站。” “我希望是飞机”，多勃雷宁不为所动地说，“飞机飞行时能改变航线。” “总统用词很慎重，他说是火车。”基辛格说。 基辛格赞同在越南策略中加入军事威胁，不然的话，他认为谈判不可能成功。9月，他召集了一群助理讨论如何把尼克松有关11月1日的威胁变为现实，而不仅仅是句空话。这些人中间有黑格、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劳伦斯·林、莫里斯、华茨。他们的任务是制定一项代号为“鸭钩”的野蛮的报复计划，但华茨、安东尼·莱克、罗杰·莫里斯及劳伦斯·林都反对“鸭钩”计划。一天晚上，华茨在写他的反对意见时，走到白宫草坪上想换换脑筋，他看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与其他反战抗议者一起拿着蜡烛站在白宫的大门外。 劳伦斯·林是个头脑冷静的分析专家，他写出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反对战争升级的备忘录。基辛格虽然命令对“鸭钩”计划进行研究，但他鼓励劳伦斯·林尽其所能地写出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我有一个印象，基辛格不赞成 ‘鸭钩’计划，他的目的是要让尼克松知道这个计划行不 通”。劳伦斯·林说道。 但莱克得到的却是相反的印象，他感到基辛格赞成军事打击，并且因为尼克松不像洛克菲勒那样强硬而感到失望。 基辛格综合了大家的看法，最后写出了一份不搞军事升级的建议备忘录，尼克松同意了。 许多年以后，当回顾这段历史时，尼克松称这项决定是他一生中的大错。基辛格后来也有后悔之意，他认为：“我们一上任就该炸他个天翻地覆。” 令人吃惊的是，尼克松同意不实施“鸭钩”计划之后却仍对多勃雷宁发出这种威胁。多勃雷宁只当尼克松是吹牛，答复说他的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帮不上什么忙，但他们已为尽快开始军备控制谈判做好准备。 尼克松接受了他的请求。 会谈结束后，基辛格把尼克松大肆奉承了一番，但他知道这次美国是栽定了，多勃雷宁不再会把尼克松的威胁当回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入侵柬埔寨 1. 入侵决定 1969年3月，美国开始对柬埔寨进行秘密轰炸，目的是要摧毁所谓的北越指挥部和供应点，西哈努克颤颤巍巍地维持了29年的平衡遭到破坏。1970年3月，西哈努克出访苏联和中国时，国内右派首相朗诺废黜西哈努克，致使后者仓皇逃往中国避难。 当时有人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这次政变，其实中央情报局在柬埔寨连一个情报站都未设立。尼克松为事先对这次政变毫不知情而大发雷霆。基辛格在与黎德寿的会谈中，越方谴责推翻西哈努克是美国的一个阴谋，基辛格“虽然为他们对我们的情报工作能力评价如此之高而深感荣幸”，但还是想说服对方金边事件绝非美国所为。问题是美国犯了一个错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国的所作所为促使北越和西哈努克都相信这的确是美国干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立刻宣布承认朗诺政府。 朗诺是一个有魅力但缺乏谋略的人，他命令北越立刻离开柬埔寨，北越因此而发起一场旨在摧毁柬埔寨政府的进攻，柬埔寨军队的装备奇差，士兵们只在金边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受过训练，他们不得不乘坐百事可乐的运货车去参加战斗。 柬埔寨向美国呼吁紧急援助，在越南的美军司令提议地面干预，尼克松面临着他任职期间最决定命运的军事决策。 这不是一个好日子。4月是尼克松任职期间最残酷的月份。基辛格与北越的秘密谈判破裂；苏联军事顾问大批涌入埃及；尼克松指示基辛格，看是否可以安排一个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晤，基辛格来到多勃雷宁处，这位苏联大使只是让他看了一场在西伯利亚猎虎的片子；参议院否决了尼克松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阿波罗13号”登月旅行出现大故障，宇航员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抗议者的威胁迫使尼克松取消了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计划，他因此不得不忍受女儿的哭闹。 尼克松不是一个沉着、冷静的人，不断积累的神经紧张把他变成了一个——在基辛格眼里——醉鬼式的人物。 4月22日，尼克松连续发出好几个备忘录给基辛格，要求采取大胆行动支持朗诺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随即召开，尼克松、基辛格、罗杰斯、莱尔德等均列席参加。会议产生了3种选择方案：罗杰斯和莱尔德赞成的观望和等待；基辛格赞成的南越军队在美国空军支援下进攻柬埔寨、摧毁其境内的供应线，或直接派遣美军。 尼克松当场宣布赞成第二个选择方案。副总统阿格纽称第二个方案“性质暧昧”，这下可触到了尼克松的痛处，他最不愿在副手面前显出 不够强硬。 第二天深夜，连续接到尼克松好几个充满咆哮声的电话以后，基辛格明白了，尼克松想在柬埔寨行动中动用美国地面部队。 4月24日，尼克松白天背着国防部长起草了军事命令，晚上却与他的好友贝比·雷博佐醉倒在戴维营。 基辛格总感到背着国防部长颁布军事命令总不是件事儿，于是，他告诉莱尔德美国入侵已是选定的方案。 莱尔德和罗杰斯有发言权的国安会全体会议却被尼克松一再推迟。 4月24日晚，基辛格召集他班子里的鸽派开了一个会。由于他对自己的智慧信心十足，他喜欢寻求挑战，但他在与人打交道时缺乏信心，所以又急于从他身边人那里寻求支持。 被邀请到他办公室的有安东尼·莱克、罗杰·莫里斯、莫瑞·林和温斯顿·洛德。“这些都是我流血的心”，当他们进来时他说道。 这些助理没有一个人同意入侵柬埔寨，有些入侵的后果就被他们不幸而言中。 但是，基辛格反驳意见听得越多，越觉得动用美队全面进攻北越的供应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反对这种做法的人无法解释如果柬埔寨成了的大面积的供应渠道，“越南化”怎样进行下去。只动用南越部队对一条供应线发起有限进攻是毫无意义的，这既会招致国内的不满，又打击不了北越的有生力量，实际上是所有选择方案中最不可取的。 4月26日，星期日的国安会全体会议的召开，仅仅是因为基辛格说服了尼克松：他不可能不征求国防部长和国务卿的意见就入侵一个国家。莱尔德和罗杰斯从尼克松那儿知道的只是4天前尼克松说的，动用南越部队进攻柬埔寨。 像过去一样，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带着决定去参加会议而且试图操纵那些不知情的官员们。他们装作会议只是关于可能有的选择方案的军事情况介绍，作为国安会正式成员的副总统根本没被邀请，莱尔德和罗杰斯几乎什么也没说。会后，尼克松签署了军事命令，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用的是全名而不是缩写字母。 罗杰斯一直到第二天才明白有关入侵计划是昨天会议的议事日程。 他警告说，虽然入侵目的是为了摧毁北越在柬埔寨的“中央办公室”，但实际上这个机构不会停留在固定地点。如果没有找到它，美国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莱尔德坚持说美国驻越南司令不赞成入侵柬埔寨，尼克松要基辛格利用秘密途径去问问，基辛格没料到驻越司令收到这条信息后立刻就告诉了莱尔德。莱尔德对背着他搞阴谋很气愤，但他已习惯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一套，并且对事情的进程他已无法挽回了，只得告诉驻越司令： “爱伯，我知道你会怎样答复，不要担心，我会理解的。” 4月 28日，尼克松召见罗杰斯和莱尔德，当面告诉他们，他已命令南越军队和美军一同入侵柬埔寨。基辛格不在场，总统担心他控制欲太强，抢了他的风头。 2. 进军柬埔寨 尼克松在他4月30日的演说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五年来，美国和南越均未对这些供应线采取行动，因为我们不想侵犯一个中立国家的领土。”实际上，秘密轰炸这些供应线的“菜单”计划已经进行了13个月。 1970年5月 1日的早晨，　31 000名美军和43 000名南越士兵涌入柬埔寨境内，靠撤军换来的国内平静遭到了破坏。5月4日，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国民警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游行的学生开枪，打死两名女孩、两名男孩，一位女孩跪在倒下的同伴身边啜泣的照片成为整个国家陷入恐怖的象征，举国沸腾了，当权者也差不多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基辛格因吵吵嚷嚷的示威者而无法入睡，只得躲进白宫的地下室里。 5月8日，将近10万名示威者包围了白宫，警察用60辆警车围护住这个总统之家，同时地下室里驻满了军队。无法入睡的尼克松在林肯会客室里踱来踱去，不停地打电话，直至黎明。 凌晨3点30分，副国务卿接到尼克松的一个电话，电话里尼克松向他抱怨50名低级外交官联名反对入侵柬埔寨一事，“我是总统”，尼克松朝这个还未睡醒的职业外交家咆哮道，“今天早上给我把这些狗崽子都解雇了。” “他一激动就发狂地打电话”，基辛格说。那天晚上，光他接到的尼克松的电话就达7次之多。有些电话只有2分钟时间，有些电话一讲就是20多分钟。 但在尼克松看来，是基辛格给压垮了。基辛格甚至还流露出后悔之意，尼克松失望之余，拒绝再召见他，甚至有一段时间连他的电话也不接。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尼克松撤销了基辛格对窃听的监控权，并命令霍尔德曼设法不让基辛格与新闻界接触。基辛格与总统副手们的关系也陡然紧张起来，他拒绝参加霍尔德曼早晨8点的例行会议。 虽然《华盛顿邮报》对入侵柬埔寨批评尖刻，报纸的董事长格雷厄姆女士出于私人交情，邀请基辛格到电影院去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电影看了一半，格雷厄姆才发现自己的选择很糟糕，这部电影情节是关于导致纳粹得势的魏玛政府耽于享乐的情景。基辛格坚持把电影看完，格雷厄姆女士问他如何能忍受这些镜头，他回答说：“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已习惯给别人让道。” 一个月后，尼克松发表演说，用夸张的口气称侵柬行动是这场“漫长而困难重重的战争中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基辛格也认为这次行动至少在军事上是个胜利，敌军在柬埔寨的40％的武器储备被缴获，美军死亡人数从1969年春季的每星期300人降至来年春季的每星期35人。 不过，这些数据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实际上，美军的死亡人数由南越军队的死亡人数来代替，并且尼克松一直声称此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北越的“中央办公室”，而这个主要目标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 那些反对者对入侵柬埔寨的后果的预见不幸一一得到验证，甚至还比他们说的要严重得多。柬埔寨终于被卷进它长期试图避开的越南冲突中。在美国入侵之前，北越军队只在柬埔寨四分之一的农村有影响力，美国入侵后，这个国家的半壁江山落入北越的势力范围。英国记者奥克洛斯尖锐地指出，美国三年的军事干预是红色高棉滋生的惟一温床。在北越的帮助下，红色高棉由小股游击队变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在美军重型炸弹的轰炸下，这个组织变得越来越野蛮，从而导致了1975年的血腥大屠杀。 尼克松和基辛格后来从未对入侵柬埔寨后悔过，只是认为力度不够，没有同时轰炸河内和北越工业区。他们没有意识到河内在柬埔寨事件中取得了空前胜利，并在美国人心目中成了“得道者多助”的一群。 3. 后院起火 4月25日晚，基辛格打电话给比尔·华茨，要他准备担任国安会全体会议的助理协调人。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后，华茨在会议召开之前1小时通知基辛格，他不打算参加会议，他辞职了。 基辛格暴跳如雷，在办公室把书扔得到处都是。 华茨与基辛格的关系可追溯到洛克菲勒时期，他们都是洛克菲勒的摇旗呐喊者，华茨的辞职对基辛格是个打击。 华茨回到家中，他妻子一看便知道他已辞职。“为什么？”华茨问。 “因为这6个月来你第一次笑了”，他妻子答道。 华茨虽然与基辛格的关系源远流长，但他们中间没有基辛格对莱克和莫里斯所怀有的温情。莱克和莫里斯是基辛格的一对金发宠儿，莱克显赫的出身和聪明的头脑一直为基辛格所赏识。所以，当他俩决定辞职时，他们没敢直接找基辛格，而是把一份联合辞职信交给了黑格。他们因对越南政策持异议，因对窃听有所风闻，因尼克松醉酒而辞职。 基辛格痛苦之至，命黑格去做调解工作。一向嫉妒莱克才智的黑格，把为基辛格工作描绘得十分恐怖，甚至还愿意替莱克找一份工作。 入侵发生后，头脑冷静的分析家劳伦斯·林陷入了震惊之中，他无法工作，甚至连备忘录也写不下去。基辛格为了挽留他，特意安排尼克松接见他，但于事无补，劳伦斯·林提出辞职。 黑格奉基辛格之命去劝说劳伦斯·林，但劳伦斯·林得到的是和莱克相同的印象。 大部分才华横溢的年轻知识分子，也就是基辛格称为“我的流血的心”的助理们——霍尔珀林、戴维斯、华茨、莱克、莫里斯、劳伦斯·林都离开了他的班子。他们的理想和才华，一直为基辛格所赏识，而且他已喜欢上他们每一个人，尽管他和黑格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安装了窃听器。 留下的只有黑格，一个忠于职守的实用主义者，毫无理想和才华可言。基辛格从来就不喜欢他，有一阵子待他很粗暴。基辛格从黑格那儿感受不到对他宠儿的智力所怀有的那种敬意和温情。 基辛格只能越来越依赖惟一没走的“流血的心”一族的成员——温斯顿·洛德。因为他显赫的出身、温文尔雅的气质，基辛格从来不对他发脾气，并且他妻子劝他留下来，因为为“这位杰出的人”工作比离开权力中心更能发挥他的作用。温斯顿·洛德代替莱克成为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在基辛格的不断要求重写报告的压力下坚强地挺了过来。 4. 邀宠 在入侵柬埔寨期间，基辛格不断与学生、示威者、著名反战活动家举行小型的、非公开的会议。仅5月份，他在白宫、自己家或饭店就搞过10次这种类型的会见。1971年上半年，他与学生团体会晤过19次，与知识分子、学术界人士会晤过29次，与其他著名社会活动分子的会谈达30次之多。 不管尼克松是不是这样看，基辛格认为政府有义务与批评者取得联系，尤其是学生。再说，凭借他的头脑，他自信自己能够成功地说服、哄骗、取悦那些批评者，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 基辛格这样做还因为他喜欢智力挑战。虽然对他的庇护人，他竭尽谄媚之能事，但如果别人这样对他，他嫌烦，宁可有一场出色的辩论。 正如飞蛾扑火一般，他想改变或取悦他的批评者似乎成了一种心理强迫症，并且在他的外交政绩中也反映出来。他对于敌手远比对付同盟者要顺当，在中东，他成功地博得了萨达特的欢心，但与以色列人打交道时却出现严重问题。他把注意力投向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宁、、周恩来、黎德寿，但他对南越总统阮文绍却怠慢有加。 他对会见反战活动家尤其热心，这是因为他害怕过激的抗议行为会引起左倾势力的抬头，甚至会出现反犹倾向。“与我的同时代人不同的是，我清楚地知道现代社会结构的脆弱性”，他告诉他的年轻的鸽派助理。“我们在把你从右派手中拯救出来”，基辛格在入侵柬埔寨后挽留莱克时说。“你就是右派”，莱克回答道。 但基辛格对右派的野蛮性比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莱克有更深切的体会。他认为，一旦右派以为政府在东南亚执行的是一种逃跑政策，政府中的犹太人就会成为被谴责的对象，成为替罪羊，他害怕在美国出现魏玛的翻版。 1970年5月8日，当警车仍把白宫团团围住的时候，13名哈佛的著名教授鱼贯走进白宫，与他们引以为傲地称为“亨利”的老相识共进午餐，这是他与学术界人士会面中最痛苦的一次。会上，教授们不依不饶，一致谴责尼克松政府在国内制造混乱，在国外进行一场非道义的战争。 无论基辛格如何解释，都未说服他们。 “这次会面彻底完成了我从学术界脱胎换骨的过程。”基辛格说。 但实际上并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冷静，会面所造成的伤痛直到战争结束后仍未消失。 相反，基辛格与一个叫麦克托纳尔的小伙子的交谈更成功。这位头发蓬乱的反战主义者在美国侵略柬埔寨期间，开始了为期37天的绝食抗议。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他天天到白宫门前静坐绝食。基辛格没有通知其他白宫人员就拜访了他。麦克托纳尔纯洁的和平主义观点、孩子气的真诚、美国式的和蔼可亲，既叫基辛格感到新鲜，同时又深深地打动了他。 从麦克托纳尔的角度看，基辛格想要撤出越南的态度是真诚的，“只是我没法说服亨利不使用武力”，他过后用词准确地说。而基辛格并没有说服他停止绝食。 一年后，基辛格成为一个所谓的绑架阴谋的目标。这些“阴谋家”都是些反战神职人员，其中包括4名天主教神父和4名修女。基辛格开玩笑说，这是“性饥渴的修女”所为。但私下里，他会见了这些阴谋策划者。 会谈进行得很成功，基辛格充分施展他的魅力和说服力，他们的反应比哈佛教授要友好得多。基辛格甚至接受了他们的礼物——一枚刻有“绑架基辛格”的徽章 ，并开玩笑说他准备向其他白宫人员出售。 基辛格还会见了民主党的主要批评政府人士乔治·麦戈文。麦戈文是少数几个不为他的魅力所动的人。会后，他告诉记者：“我看不出这次会晤有什么用处。” 基辛格甚至冒着得罪尼克松的危险想召见反战活跃分子简·方达① 。 因为简·方达拒绝基辛格不公开的请求而不得不取消会谈。 ① 简·方达：好莱坞六七十年代的著名女影星，社会活动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幕后途径 1. 艰难的军备控制谈判 1968年，美国开始研制多弹头分导运载工具 （简称mirvs）。这种武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于美国的安全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能在对方防御系统运转之前给予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此项研究遭到国会、学术界、甚至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的反对。 尼克松对此事毫无兴趣，一切悉听基辛格的建议。基辛格为了不过分得罪五角大楼，没有把mirvs列入军备控制计划。 1970年4月，在维也纳开始了第一轮军备控制谈判。史密斯提出全面禁止试制、生产和部署mirvs，遭到基辛格的拒绝。基辛格倾向于双方拥有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简称abm），用以保护首都，对于进攻性导弹实行封锁，对于mirvs则无限制。 就像棋手抓住了对方未受保护的王后，苏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接受了这些建议。基辛格过后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美国公众决不会同意用价格昂贵的abm去保护只有政客和官僚的华盛顿特区，而苏联却十分愿意把他们的首都置于保护之下。基辛格只得把来年的时间花在使美国摆脱这个困境的谈判上。 接着，基辛格又犯了一个大错。苏联大使多勃雷宁通过他们往常的幕后途径问，美国喜欢一项限定性协议还是一项综合性协议。所谓限定性协议是指包括限制abm的协议，而综合性协议则包括限制进攻性武器的一揽子计划。基辛格根本没搞清多勃雷宁的区别就贸然答应哪一种形式都合适。 随后，多勃雷宁带回来的是反限制abm协议的建议，基辛格说他和尼克松答应考虑。 基辛格去征求在维也纳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立即回话说：“任何对美国abm的限制，必须伴随着对苏联进攻性武器的限制。abm是我们最有力的谈判筹码。” 基辛格意识到史密斯是对的，但苏联已认为美国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基辛格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又泡在收拾自己弄成的烂摊子上。 由于没有禁止mirvs，造成随后15年的军备控制的不稳定状况，基辛格为此深感自责。 这期间，华盛顿对需要什么样的abm争论不休。国会赞成有一个保护导弹基地的abm，政府赞成有一个保护各自首都的abm（苏联人正求之不得）。令杰勒德·史密斯一行人感到恐惧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突然命令允许建立4个保护导弹基地的abm。 苏联人立刻提出反对，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套系统不仅本身价格昂贵，并且养护、维修、报废、更新是更大的资源浪费。多勃雷宁提醒基辛格，是美方提出在各自首都附近建一个abm系统的，基辛格颇为尴尬。 于是，基辛格建议利用幕后途径同时秘密地进行军备控制和柏林问题的谈判。苏联从1958年起就急于解决柏林问题，在这里，基辛格又一次开始实施他的“连环套”理论，苏联要想得到他们需要的abm协议，就必须把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条款加进去。如果他们应允，就会有柏林地位谈判与之配套。以上条款又与其他协议息息相通——谷物交易、贸易额增加、科学交流——这都形成一个网络，用来限制苏联的冒险主义，迫使它在越南问题上有所帮助，最终导致永久的缓和。基辛格在1971年这一年创造的连环套比1969年尼克松在军备控制和越南问题之间构造的连环套成功得多，也周密得多。 为了建立柏林幕后途径，基辛格邀请西德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访问美国。为了不惊动国务院，他安排西德的国家安全顾问巴赫去观看“阿波罗14号”登月飞船上天。他俩在一架军用喷气飞机上进行秘密磋商，为了避人耳目，基辛格还邀请演员道格拉斯与他们同机旅行，而道格拉斯则在飞机后舱呼呼睡大觉来打发时间。 1971年5月上旬，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达成幕后途径协议，同意在abm协定中重新考虑限制相关的进攻性武器。 在维也纳的杰勒德·史密斯听到他的苏联谈判对手愿意就同时限制abm和进攻性武器进行谈判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送给他57岁生日的生日礼物。但因为史密斯对幕后途径的协议毫不知情，所以他的谈判协议在细节上不如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达成的好。显然，维也纳的苏联谈判官员比史密斯占优势，因为他知道他的人在华盛顿做些什么。 基辛格怒气冲冲地找到多勃雷宁，谴责苏联利用美方两个谈判途径的不和从中渔利，并警告最终说了算的是白宫途径。几日后，多勃雷宁带回来基辛格能够接受的条款。1971年5月20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联合宣布了这项协定。 基辛格称这项协定是军备控制谈判的“突破”，其实他仅仅又回到一年前的状态。 尼克松让霍尔德曼去向罗杰斯解释，这项协定的达成是因为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的缘故。其实作为国务卿，罗杰斯有权查阅这封并不存在的信。 武器谈判专家史密斯对基辛格的做法表示宽容，但不欣赏，而且他很快就发现了基辛格因不同专家、同僚商议而犯下的又一个错误。 这种幕后途径可以使基辛格在处理事情时避开来自国会和公众的压力，但这种权力集中正好是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制度所要阻止的。 当然，幕后途径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柏林协定和军备控制协定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它们是国务院永远无法达成的。“这对官僚机构来说是不正当的，但管用。应当以它们的成就来衡量事情本身。”基辛格这样认为。 就个人而言，幕后途径使基辛格不仅成为国家最高战略家，而且成为首席外交家。 2. “管子工”和停火协议 “为亨利·基辛格干杯。”查理·科尔森举杯为基辛格达到的突破性的军备控制协议祝贺道。尼克松举起了他的威士忌，霍尔德曼和国内事务助理埃尔希曼举起了他们的姜麦酒。基辛格微笑着连声道谢。 他们一行五人乘“红杉”号快艇沿波托马克河游览了一圈，以肃立的姿势从弗农山的国旗旁边驶过，随后靠岸吃饭。 尼克松把领带塞进衬衫里，一边大嚼牛排和玉米，一边大谈与苏联的缓和和越南的和平前景，这是他最神采飞扬的时刻：在品尝着优质勃艮弟葡萄酒的同时就外交事务高谈阔论。突然，他转向科尔森，“你能搞到一架sst飞机让我飞往中国吗？” 基辛格脸都白了。中国问题在他眼里属于绝密。“放松点，放松点”，尼克松说，“如果你的班子里那些自由派不停地向《纽约时代》杂志泄露消息，我哪儿也不去。”那种典型的尼克松式的神经质微笑从他脸上一闪而过，他又恢复到一个阴鸷的政客。 “哪一天我们抓到他们，我们要把他们摁倒在地，狠狠地踩上几脚，把他们揍扁。”尼克松说。 基辛格点点头，挤出一丝微笑。 这就是当最大的泄密事件出现时，白宫上空笼罩着的政治气候。 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连载了丹尼尔·艾尔斯柏格提供的《五角大楼文件》43卷有关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美国入侵越南的国务院调查报告。 基辛格得知此事后，暴怒的程度超出了已习惯于看他发火的人的想象。“如果不是亨利的煽动，”埃尔希曼说，“总统和我们都认为这些文件反映的是林顿·约翰逊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 “这会破坏我们指导外交政策的能力，”基辛格来回踱着步，挥舞着胳膊吼道，“没有一个外国政府会再信任我们，我们还不如把这些文件拱手送给苏联人，然后万事不管。” 基辛格对此事的关切有一定的道理，但叫他发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泄密来自艾尔斯柏格——他的朋友和顾问。尼克松把基辛格跟艾尔斯柏格联系到一起，把他归入基辛格班子里霍尔珀林之流的自由派叛徒，这使得基辛格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不由得勃然大怒。 《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实际上没有基辛格想象的具有那么大的危害性。但基辛格的大惊小怪诱发了尼克松的歇斯底里，结果一个月后，白宫出现了一个新部门——管子工，专门从事堵漏工作。 埃尔希曼命自己的手下埃吉尔·克罗管理这个部门，然后从基辛格班子里抽调了戴维·扬。戴维·扬是位牛津大学出身的律师，基辛格的秘书，因与黑格发生龃龉而要求调离，埃尔希曼分派他做这项工作。当埃尔希曼把调离戴维·扬一事通知基辛格时，基辛格抗议道任何人都不得不经过他去挖他的人，但他只是例行公事地发发牢骚，根本也不再过问戴维·扬的新工作是什么。 “管子工”专门入室搜查泄密来源。科尔森、霍尔德曼、埃尔希曼这三位在水门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人一致声称，基辛格对这个部门的形成负有责任。平心而论，基辛格与他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从未签署过非法入室搜查的命令，也从未试图掩盖这些非法行为。 基辛格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泄露如此惊惊咋咋的是因为与北越的和谈已到了关键时刻。1971年5月31日，基辛格在巴黎与春水会晤时，最终提出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军。 “这项建议是为了让我们摆脱令人不胜其烦的双边撤军要求，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单方面撤军了。”基辛格回忆道。 同时，美国方面则要求河内同意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停火，并放弃推翻阮文绍的企图。 美国作出了明显的让步。基辛格的越南问题专家担心北越军队留在南越战争注定将会继续下去。基辛格表示理解，但坚持这项让步。“我们需要达成协议。”他说。 以基辛格特有的风格，他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通知南越政府时都对这项让步含糊其辞。因而到1972年10月这笔交易正式成交后，阮文绍陷入极度的震惊和愤怒之中。 北越知道妥协的程度吗？答案是立刻。春水发疯似地记着笔记。会上充满着一种希望的骚动，黎德寿也离开河内前往巴黎。 但北越对这项建议还未做好心理准备。打了两年的仗，他们不推翻南越政府是不会同意停火协定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辉煌的突破 1. 通向北京之路 1971年6月，中国托人递来一个邀请基辛格去中国安排总统访问事项的秘密便条。基辛格不像尼克松那样喜欢煞有介事，但当他收到这份梦寐以求的邀请函时，竟炫耀性地出示给尼克松看，并说：“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 虽然这有些夸大其词，但基辛格的话还是包含着几分实情。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是自《马歇尔计划》出台以及北约形成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头等大事。在基辛格眼里，它“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即使是像周恩来这样小心谨慎的政治家也宣称整个世界为之而震撼。 突然之间，存在了25年的东西方两极平衡，在创造性外交的微妙作用下让位于三角关系，美国人对那片占世界人口1/4的神秘土地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整整一代美国人和他们的政策制定者把中国看成是狂热的革命王国，十分恐怖。美国政策制定者还错误地认为红色中国的扩张主义导致越南战争的发生。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准备利用一种微妙的连环套，以打开中国的大门来迫使北越更加孤立和脆弱。 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的方法是与和周恩来的秘密接触。他打出中国牌来抵制苏联的能力，充分反映出他极富个性特征的外交风格。 他的对手对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他靠恭维、蒙骗、挑拨离间来取悦他们。他跟那些能与之结交的伟人打交道时，尤其应付自如。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研究拿破仑时代治国之道的学者，他深谙个性与政策不可分割。秘密对他来说是控制他人的武器。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他对权力之间的关系与平衡有一种本能的把握。 因为美国和中国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共同表示关注，这就有可能最终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尼克松虽然是个坚定的产主义者，但他也是个不动感情的现实主义者，他同意基辛格应从地缘政治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而对于中国领导人——这些来自于世界最古老的政治实体的人——来说，现实主义原则并不陌生。 尼克松早在1969年就想利用与中国增进联系来对苏联施加压力，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联合国期间，尼克松秘密通知基辛格去刺激他一下。 基辛格与尼克松看法一致，但他把中国问题看得更微妙，他认为不仅要利用中国来对苏联施加压力，并且要建立一种三角关系来创造稳定的世界平衡，也就是说，不是拿中国去和苏联嗑嗑碰碰，而是为了取得一种平衡位置来达到更富有建设性的目的，即与其中任何一个权力集团都维系一种利益攸关的基本关系。 中国与苏联于1969年春突然反目为仇——当他们的边境出现争端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机会到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未经请求就情绪激昂地把这件事和基辛格描述了一遍，并强调他们应共同把中国当做一种威胁势力来看待。晚上，基辛格把多勃雷宁那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给尼克松形容了一番，尼克松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生活》杂志就中 苏冲突发表了一篇社论，敦促政府寻找一条能与中国和平共处的路子，尼克松给编辑递去了一张便条：“我完全同意。” 国务院的专家们对突然改变政策一向谨小慎微，倒是国务卿罗杰斯支持尼克松的目标。 最初，基辛格很难把中国问题处理权从国务院夺过来，因为两国驻华沙大使自1954年以来一直举行磋商会谈。可是，连续134次会谈没有产生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 1969年下半年，美国驻华沙大使在基辛格的授意下，在招待会上拦住中方代表，希望开始另一轮会谈，中方表示同意。然后，国务院的官僚按惯例忙了半天写出了一份报告，分发到各个大使馆、办公室官员以及它庞大机器的各个角落。 基辛格对这种大刺激的方式感到恐惧，并告知尼克松。尼克松也认为这样做，“这孩子还未出生我们就会毁了他。” 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一向缺乏灵活机动性，他们反对派总统特使，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而且，他们强调一上谈判桌就得解决重要的根本问题。 如把中国纳入军备控制谈判、要求中国承诺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等。 问题是基辛格如何绕过国务院的渠道来展开对话，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于1970年5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而取消华沙会谈，这种关系的破裂在基辛格眼里实属天意，因为它标志着国务院参与的结束。“等我们一年后重新建立联系时，那将是另一个目标明确的渠道。” 基辛格为建立幕后途径忙得不亦乐乎。他让驻巴黎的美国武官弗农·沃尔特试试，但中国方面没有反应。也许基辛格的错误在于他想通过中方渠道，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是个强硬的反美人物。 这期间，双方都在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试探。1970年9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声称，有一天要访问中国，通过埃德加给《生活》杂志递了一句话：“不管尼克松作为总统还是游客来中国，他都很愿意跟他聊聊。” 由于华盛顿数月里频频发出友好的信号，中国最后决定选择巴基斯坦这一渠道。在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递交给基辛格的便条上，周恩来写道： “为讨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特使前来北京。”基 辛格相信台湾问题仅仅是一个摆设，为万一会谈不成功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基辛格用一张没有政府水印的纸作了回复。在他的便条里，又设下了一条微妙的连环套：“如果越南问题得以解决，美国会从台湾尽快撤军。” 基辛格把便条复印了一份给罗马尼亚，苏联从罗马尼亚得知了此事。一个奇特而有趣的情形出现了，中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苏联都是知情人，只有美国国务院被蒙在鼓里。 2. 打开神秘大门 1971年春，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运动员科恩主动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打招呼，还同中国乒乓球队坐一辆车玩了一趟。 科恩送给庄则栋一件t恤衫，对方回赠了一条围巾。 中国可能认为这是华盛顿精心设计的一个政策信号。在随后的一周内，美国队吃惊地收到了访问中国的邀请，整个世界在这种出其不意的乒乓外交面前呆若木鸡。“你们已在中美人民交往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周恩来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为运动员举行招待会时说。 4月21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再一次重申愿意接待美国总统特使的愿望。 一个关键时刻终于来临了。 可派谁去呢？尼克松对自己的助理基辛格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竞争心理，甚至是某种嫉妒。他想自己去，但基辛格竭力奉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总统仓促出访中国是危险的。”基辛格坚持说。 于是，尼克松开始考虑一连串的人名。基辛格最初提出戴维·布鲁斯，他是驻维也纳的美国与越南的谈判代表，提出布鲁斯是因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更换。 尼克松提出洛克菲勒，这令基辛格坐卧不安了好一阵，直到尼克松认为他太引人注目，基辛格才松了口气。 基辛格过后说：“罗杰斯的名字没有提出来过。”尼克松的回忆则相反，尼克松考虑到如果国务卿去，“中国人肯定会知道我们是认真的。” 基辛格在一旁直翻白眼。 最后，尼克松把基辛格折磨够了，才慢慢地说道：“亨利，我想你不得不走一趟了。” 基辛格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太想亲手把这件事办成。尼克松选了他，也因为他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总统助理。到目前为止，他尚未举行过有现场记录的记者招待会，其级别也够不上能抢尼克松风头的地步。 本来基辛格打算在巴基斯坦或中国南方会见中国领导人，因为庆贺此事时同尼克松干了一杯白兰地，或许由于酒精的作用，他大胆地叫温斯顿·洛德起草一份“直接从伊斯兰堡飞往北京”的答复。这样，尼克松注定要在美国人听完基辛格对北京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访问这座神秘的城市。 按理说，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也是瞒着国防部长莱尔德的，但莱尔德通过自己的秘密途径了解了此事，他恶作剧地找到基辛格说，他准备在7月初去台湾考察防务部署情况，这正是基辛格出访中国大陆的日期，基辛格不作任何解释请他另找时间安排这趟旅行。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如所宣布的那样出访亚洲各国，没有记者随行。当他抵达巴基斯坦时，据说因感冒不舒服，准备到巴基斯坦著名的疗养胜地去休息几天。实际上，他已坐上一架有中国导航员的巴基斯坦波音707飞往中国。 随他前往的还有两名特工人员，他们都是富有献身精神、认真负责的人。俩人一直因未把巴基斯坦疗养地的宾馆好好检查一遍而忧心忡忡，没想到竟糊里糊涂地登上了一架有敌方导航员的飞机，飞往一个有8亿同情者的地方，并且其中有许多人还是荷枪实弹的。 在机场上，一位巴基斯坦的记者意外获悉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将飞往中国，他气喘吁吁地把这条将会成为独家新闻的消息报告给伦敦的办事处，可伦敦的编辑却认为他肯定是喝醉了，听完后就将此事抛在脑后。 当飞机临近中国边境时，温斯顿·洛德站起来走向座舱，他过后开玩笑说，他要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领空的美国官员。 1971年7月9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在北京降落。他们被带到一个用围墙围住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宾馆，里面有清澄蜿蜒的湖，优雅美丽的小桥。在那里，他见到了面容清瘦、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基辛格记起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一事，连忙先伸出自己的手。“这是抛弃过去的第一步。”他回忆道。 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基辛格对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描述。在他眼里，周恩来应答敏捷，很有哲学头脑，是个历史分析高手，善于搞高明的策略性试探。周恩来主宰会议气氛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他的外表，而是他那收发自如的气质，这使他就像一根“卷起的弹簧”。他表情丰富，一双洞察心灵的眼睛交织着热烈、谨慎和自信。他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同时也带有一种克制的激情。自从控制中国22年来，他一直是惟一的总理，看得出，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两天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几乎每隔7小时举行一次会谈。周恩来身上带有一种真正伟人所具有的优雅的气质，这正是基辛格明显缺乏的。尽管周恩来统管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他看上去从容不迫，从不受人干扰，也不给人一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的印象，甚至从不需要接电话。“我不知道他怎样做到这点的。”基辛格过后神往地说。 当基辛格的两名特工警觉地注视着周恩来的时候，基辛格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两国共有的战略兴趣。周恩来说话时面前只放着一张纸。这种既程式化又不失其轻松自在的对话，就像“两个政治哲学教授在聊天似的”。 他们讨论的双方共同兴趣是对苏联的不信任。基辛格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步骤，即向中国最高情报机关出示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情报，他甚至把截获的苏联通讯情报和苏联部署在中国边境设施的高质卫星照片送给了周恩来。 在会谈期间，基辛格对中国菜赞不绝口，狂吃海喝。宴会是那样的极尽铺张之能事，他说一个国事访问者即使300年前饿死了，中国人也能把他补活过来。这位声称有胃病的人竟增加了5磅体重。基辛格一行还捞到了观光游览的机会，那天下午，当基辛格和助理们一起去参观这座15世纪的皇宫时，紫禁城又一次禁止向中国老百姓开放。 等到黄华代表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公报一事时，基辛格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没有了。黄华宣称最高级会晤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基辛格说这是无法接受的。黄华不再继续讨论其他条款，而是建议双方都去告诉对方自己的基本要求，然后设法写出一份令双方满意的草案。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谈判方式，与基辛格习惯的一小步妥协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人喜欢先摆出双方都认为无法达成一致的原则性问题，然后一步到位，很快实现保留双方基本要求的令人愉快的目标。基辛格总是说他特别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愿望，中国人第二天带来了一份新的公报草案，只改了一个小小的词，但这正是基辛格最想要的。 3. 巨大反响 带着与中国最高级会晤安排的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他49个小时中国之行的报告，报告共40页。“我们已做好基础工作，等着你和毛揭开历史的一页。”报告结尾写道。 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里宣布了这份公报。由于事先未就其内容打任何招呼，至少使一家电视台的时事评论员长达 10秒钟时间哑口无言。尼克松的当头棒喝，把他的敌人——苏联人、北越人、新闻界、民主党打得晕头转向。 那天晚上，尼克松破例和他的助手们潇洒地玩了一回。他与基辛格、埃尔希曼、霍尔德曼等人乘直升机来到洛杉矶豪华的佩里诺饭店，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样的酒才能配得上这个不同寻常的庆祝场面。佩里诺先生拿来一瓶据说是窖藏10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埃尔希曼过后回忆道：“尽管我品酒不在行，我还是感到这酒有点冲人。但我们那两位 ‘专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一致宣称这酒出奇的好。” 晚饭吃得很开心，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尼克松一再强调：“不要再和新闻界讨论亨利的出访。”基辛格连忙回答道：“总统先生说得对，如果我们进一步谈论此事，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态度不够严肃。” 饭后，管后勤的海军助理把埃尔希曼拉到一边说这酒要600美元。 埃尔希曼要他把价杀到300美元，对方接受了。他们告诉新闻界的是这酒花了40美元。 因为基辛格力求把中国之行秘密化，结果大大地得罪了日本。日本可是得到过华盛顿郑重其事的保证，即任何与北京恢复关系的打算都必须事先征求日本的意见。基辛格这种做法使日本感到受了侮辱。 苏联希望举行的最高级会晤被尼克松一拖再拖，待北京宣布与美国的最高级会晤日期时，苏联极为震惊。第二天是星期一，多勃雷宁大使使出浑身解数试探是否有把与苏联的最高级会晤排在前面的可能性。“两个国家争相与我们交好，这只会有助于和平进程。”基辛格过后说，“这就是三角战略的原则。” 7月15日，有关基辛格秘密出访中国的消息公布后，他一跃成为国际名人。他上了新闻杂志的封面，在电视里频频露面，在全国各地都是报纸的头版新闻。“这位48岁的外交政策专家在成功地发展总统级外交的同时，却给人一种错觉，他是整日厮混在鸡尾酒会上的常客。” 尼克松感到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总统这次的大胆举动却成了基辛格——这位乔治敦区社交界和新闻界的宠儿——的功劳。尽管尼克松一再强调基辛格不准再宣传有关中国的新闻，但据秘密统计，这段时间基辛格与记者和专栏作家会谈过24次，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他的丰富多彩、声情并茂的有关中国之行的描述之中了。 基辛格10月份又去了一趟中国，这次是以公开身份：他有幸看了一场中国革命京剧。在他印象里，该剧很乏味，反面人物是邪恶的化身，穿着黑衣服，正面人物穿着红衣服。“我惟一看懂的是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拖拉机手。” 第二天，他受到了公开游览长城的款待，几乎每张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他游览长城的照片。尼克松为此又一次气急败坏。 第二次去的目的是起草尼克松与周恩来将于1972年2月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的谈判公报。基辛格拿出一份适合这种会晤的措词含糊的建议文本，但周恩来却谴责这是在掩饰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基辛格一下子呆住了。 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份公报应首先指出抑制苏联霸权的共同兴趣，然后留出地方给双方各自宣布他们在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上的立场。起初，基辛格为这种建立在分歧上的协议感到恐怖，但过后仔细一想，他看到了这种方法的新颖独到之处，这确实能解决他们感到为难的事。 基辛格常为中国人的聪明和风度而叹服，这也是他在接受采访时津津乐道谈论着的一点。 中国建议把第二次访问安排在10月中旬，基辛格满口答应。他竟未意识到这正好是联合国投票决定让中国还是让台湾得到席位的时间。中国可能把这看成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微妙妥协，实际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受命尽量保住台湾的席位。但因为基辛格如此迫不及待地讨好中国，局势已无法挽回，台湾以76票对35票被逐出联合国。 布什很少待人尖刻，但基辛格这次可是大大地得罪了他，尤其是基辛格还告诉布什，他对台湾地位的选举结果感到失望。“想想看我们在纽约说的是一回事，但在华盛顿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无法避免这种结果。”布什愤愤不平地说。 基辛格在与布什的关系上缺乏远见，导致了他以后政治生涯的失利。 与罗杰斯相比，基辛格的睿智和练达很合周恩来的口味，这一点使他成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最合适人选。 在全国陷入对越南战争的一片愤怒呼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孤立主义中之时，尼克松和基辛格至少在短暂的时间里吸引住了美国人的想象力。戏剧性地打开一个遥远国土的大门是那样的令人兴奋、令人着迷，那样的鼓舞人心，同时，也是那样的明智。有关美国无能操作创造性外交及无力成为世界上的积极势力的悲观论调顿时烟消云散。 正如湖上的冰突然裂开，与中国关系的解冻使越南战争看上去像一个时代错误。对北京、华盛顿，同样对莫斯科来说，东南亚丛林里的冲突——不论是一场理想主义的斗争还是一场战略战争，眨眼之间已变成一个令人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不再为与苏联结盟的北越的胜利而兴奋不已，苏联则对缓和比对延长美国在越南的痛苦更感兴趣。 南越方面也为此感到不安，阮文绍总统觉得美国在寻找更漂亮的情妇，他们不再需要老情妇在身边碍事，“越南已变得又老又丑”。 突然之间，外交政策的性质转变了，不再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冷战，而是组成了一个暧昧、复杂、均衡的关系网，以求得国际间的稳定。但对一个不擅长势力均衡外交的国家来说，要维持这样一个不简单、不清晰的角色是很不舒服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最缺乏性感的名人私生活 1. 秘密登徒子 1969年，芭芭拉·霍沃的晚会是华盛顿名流荟萃之地。当亨利·基辛格到达时，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信封。霍沃问是不是秘密文件，“不是”，基辛格回答道，“是《花花公子》的新样本。” “你真不愧是登徒子之流的人物。”《华盛顿邮报》记者莎莉·魁恩说。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你不能称我为登徒子”，他说，“为什么不把我看成是秘密登徒子？” 这位矮胖、沉闷的教授开始踏上成为社会名流和性感象征之路。 在他任职的头两年，他的声望仅限在圈内人中间。把他变成世界名流的是秘密中国之行和6个月后披露出来的与北越的秘密和谈，《新闻周刊》为此称他是“超级老k”。 基辛格，这位带着厚厚眼镜片，有着浓重口音的人很难给人留下一种超级明星的印象。与其说他是性感象征还不如说他是有钱的熟食店老板。他对大块肉的爱好令他忍不住说话的时候还大嚼土豆片。他强度最高的运动是按摩，他的按摩师说：“他身上没有一块肌肉。” 然而，他身上有70年代成为政治名人的一切要素。权力、眼光、善于出风头、善于突出自己。“他上哪儿都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基辛格曾这样评论。他在戴高乐、约翰·肯尼迪、林顿·约翰逊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气质，这正是他在自己身上着力培养的。在尼克松的会议上，基辛格一出现，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他，他什么也没做就已把整个会场掌握在手中。他精力充沛、好出风头，这使得他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社会名流，都能超越自己生活中的形象。 乔治敦区是华盛顿上流社会社交界的核心，这里以每晚10点结束的晚会和殖民地时代的砖瓦结构的豪宅而著称。华盛顿居民能忍受各种社会过失，除了权力上的失势。因而，当尼克松当选时，这里的女东道主们迫不及待地搜寻白宫新班子中的有趣人物。基辛格以他的头脑，他的魅力，他的逢迎讨好的脾气，很快被乔治敦区社交界所接纳，并被冠以白宫新家庭中最有趣的人。 基辛格从不在家招待人。事实上，他从没有为自己烧过饭。“他宁愿饿着也不烧饭。”南希·马金尼斯告诉朋友。他的公寓房间除了堆积如山的书之外，惟一有点装饰味道的是基辛格与各类外交官的照片。 尽管基辛格绯闻不断，他的卧室却毫无浪漫色彩。房间里摆着两张床，一张床堆着换洗衣服。有一位女人曾偷偷看过那地方，短裤、袜子扔得到处都是，像是个没人住的地方。 1969年前，基辛格从未到过好莱坞附近。随着他名流地位的擢升，影视明星的世界突然向他敞开了大门。 或许因为他成长过程中从未放纵过少年的冲动，或许因为他始终对美国通俗文化感到有趣和好奇，基辛格投入好莱坞社交生活的那股子劲头，绝不亚于他搞幕后途径谈判的热情。 女影星吉尔·圣约翰是他猎取的第一个对象。他俩在科克·道格拉斯的晚宴上相遇。深夜，基辛格给吉尔·圣约翰打电话，仅仅是为了聊聊天。“对他来说，聊天能让他放松紧张情绪。”吉尔回忆道。 双方都觉得这办法管用。“我们长时间地聊天。我不管什么时候有了麻烦或情绪低落，都可以给他打电话，他总是忠心耿耿地跟我谈上数小时，即使是凌晨3点也没关系。” 基辛格与吉尔·圣约翰的约会次数大大超过了他与其他女演员约会的次数。当他们公开露面，众人的目光和照相机镜头都投向他们的时候，他总是睨视着她，脸上堆满了孩子气的幸福微笑。他喜欢炫耀地把她的红色卷发绕在自己的手指上，让其他就餐的人侧目而视。他虽然对与女演员们发展真正亲密的关系不感冒，但他更喜欢其外在形式。他告诉吉尔，他与他们的好莱坞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更轻松自在、无拘无束，因为他们更开朗、外向，感情流露更自然。基辛格晚上把她送到她家门口时，从不进去，朋友们说她起初为此感到疑惑，但她得出结论，他爱她主要是喜欢和她谈话。 正如基辛格的许多社会朋友，吉尔·圣约翰是激烈的反战斗士，但她一直是公开支持基辛格的最佳女演员。她甚至为1972年尼克松再次当选拉选票。关于这一点，基辛格申明道：“你们这些人总以为我在好莱坞浪费时间。”可见，基辛格做任何事都带有目的性。 除了吉尔·圣约翰，基辛格还有一长串与他约会的女演员名单。他倾向于喜欢年轻、漂亮、不太出名的这一类，从抽象意义上看，这给他一种偷吃禁果的情趣。 好莱坞女特技演员拉达·爱蒙德一天下午拜访吉尔·圣约翰，恰好基辛格也在那儿。令她吃惊的是基辛格提出跟她约会。“我觉得吉尔正坐在旁边，这事有点不可思议。但他和吉尔的关系很奇特，他们好像为对方的桃花运而感到兴奋。” 于是在吉尔·圣约翰的怂恿下，她接受了基辛格的约会。但事情并不完全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去看了一场明星荟萃的义演，然后基辛格和他的保安人员把她送到家。他告诉她，他不能进屋造访，因为他的保安人员认为她住的街道太窄，容易被围堵。 基辛格为什么喜欢和影星们混在一起？当问及这个问题时，基辛格回答说：“我跟女演员约会是因为我不想跟她们中的任何一位结婚。” 尼克松和他的手下起初对基辛格的风流韵事感到十分有趣。尼克松也知道“登徒子”的形象是刻意塑造的，“在那个年代没有多少值得微笑的事。”尼克松过后说。基辛格的艳史正好成为尼克松同他的朋友促进亲密关系的谈话资料。 然而尼克松对基辛格还是有几分羡妒。这从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评论基辛格社交生活中可以看出。“他喜欢晚会”，尼克松曾说，“我受不了晚会是因为我参加得太多，我过去也喜欢晚会，亨利参加过几次后，肯定也会吃不消的。” 但最终尼克松的嫉妒和气恼战胜了他。他指示霍尔德曼，在国宴上不要老把基辛格安排在漂亮女人身边。 基辛格曾与白宫礼仪官路茜·温切斯特有过约定，在正式场合中把基辛格安排在最漂亮的女人身边。当她这一次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做时，基辛格找到她抱怨道：“路茜，你竟安排我坐在一个95岁的干瘪老太身边。” 2. 权力是最强的催欲剂 在洛杉矶的希尔顿饭店，舞蹈家安妮·米勒看到基辛格与吉尔·圣约翰公开地手拉手。第二天，米勒成了基辛格在好莱坞晚宴上的女伴。她友好地对他这副裸地轻薄样子提出批评，说：“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正在越南被射穿脑袋。” 基辛格顿时沉下脸，“米勒小姐”，他不再称她“安妮”，“你一点也不了解我。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一桩不幸的婚姻中度过，毫无乐趣可言，现在是我享乐的时候。等这任政府到期，我又得回去做我的教授。但当我还在位的时候，我不能让机会白白流逝。” 基辛格喜欢女人，女人也喜欢他。1972年，“花花公子俱乐部”所作的“我最愿意出去约会的男人”调查中，基辛格名列榜首。关于这一点，他的解释是“权力是最强的催欲剂。” 基辛格对付女人的手段除了他惯常使用的讨好、目光交流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对想同他谈话的女人特别有耐心。“70年代很少有男人真正愿意听女人倾诉”，据贝蒂·洛德说。“他是最了不起的朋友，尤其是电话朋友。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在那儿。”吉尔·圣约翰说。 有关基辛格丑闻艳史的秘密在于他并没有秘密丑闻。“亨利的浪漫情怀是在与你约会之后，放慢车速，让你下车。”霍沃说。 最典型的莫过于他与简·科金的关系。简·科金是个富有吸引力、好交际的纽约姑娘。1970年到1971年之间，基辛格一直与她约会。但他只在华盛顿与她来往，因为他向南希·马金尼斯作过保证，不在纽约跟任何别的女人出去。 既然科金和他都是单身，科金又十分愿意，但他们仍未使关系进一步亲密化。科金去过一次基辛格家，他们到达后，电话铃响了40次，“那种地方即使你想得要命，也不会有任何浪漫之事发生。” 这种靠电话维持的关系随着科金的结婚而中断。她与丈夫移居巴黎，并邀请基辛格去巴黎时给她打电话。 基辛格1972年到巴黎进行和平谈判时果真给她去了电话，请她共进午餐，是否要带科金的丈夫同来，基辛格的回答是“不”，“因为这会破坏会面的乐趣”。当时，基辛格的巴黎和谈已不是秘密，一大群记者蜂拥而至。吃完饭，科金建议从后门溜走，基辛格说：“不。”他们从前门走出去，不是径直朝等着的车走去，而是由基辛格陪着她走过一个街区，让所有的镜头对准他们。结果，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几乎都登了他与“一个不明身份的金发女郎”在一起的照片。 随后，简和她丈夫为基辛格举办了一系列晚会，让他有机会结识从欧洲小王国的王族到工业巨头等名流。 丹尼尔·亨伯利是个有名的自由撰稿人。在一次采访基辛格的过程中，她对自己的采访对象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爱上了他。 有一次，她在基辛格房门上留下一张条，他凌晨2点给她回了电话。 据她回忆，他用那种温暖、缓慢、充满感情的嗓音和她说着，让她感到一阵阵上的兴奋。 但当他俩在一起吃饭时，基辛格变得冷冰冰的。他过后告诉她，他的第一个妻子对他进行过多年的感情胁迫。“我不能忍受压力”，他说，“尤其是从另一个女人那儿。” 虽然基辛格有与影星的名声，但他还是喜欢聪慧、世故、练达的职业女性，如芭芭拉·霍沃、玛格丽特·奥斯默。1971年，当他从中国秘密返回，到巴黎与黎德寿秘密会谈时，一大群跟踪他的记者得到的消息是他与玛格丽特·奥斯默在巴黎约会。过后，《新闻周报》说基辛格是惟一利用私生活来掩护他职业活动的人。 芭芭拉·霍沃是1969年基辛格在外交家戴维·布鲁斯的晚会上认识的。基辛格告诉她，他将和尼克松去中途岛与阮文绍总统讨论撤军一事。 随后，他请霍沃吃饭。 “如果你从越南带回来撤军条约”，她说，“你可以打电话给我，要我做什么都行。” “晚饭就够了”，他说，从此以后，他们成了朋友。 等霍沃和基辛格约会以后，她才知道基辛格只对一个女人很认真，她就是南希·马金尼斯。这个知书达礼的瘦高女人，是基辛格在1964年共和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认识的，她是洛克菲勒外交政策的研究人员，是洛克菲勒坚定的支持者。“她非常冷淡”，霍沃回忆道，“的确是惟一适合亨利的。” 除了最亲密的朋友，没人知道马金尼斯几乎每个周末都来看望基辛格。她甚至对他的住房内部了解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她的扣子掉了，在基辛格房里找剪刀，找遍所有角落才发现这房里根本没有剪刀。 基辛格从1964年起就开始向她求婚，但他在生活上那股邋遢劲儿叫她犹豫多年。她与基辛格生活中其他女人不同的是，由于她良好的教养，她讨厌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出风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风刀霜剑 1. 印度—巴基斯坦战争 贪婪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从未掌握好非殖民主义化的艺术。 在让印度独立以后，英国于1947年划出穆斯林地区创立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中间隔着一千英里的印度教统治区，西巴基斯坦控制着较穷的东巴基斯坦。但是，维系这两个地区的伊斯兰信仰不足以消除它们经济和种族的差异。 东巴基斯坦兴起建立孟加拉国的独立运动，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叶海亚·汗采取的对策是残酷镇压。1971年3月，巴基斯坦军队紧随着美式m—24型坦克涌进达卡，开始对自己的同胞有组织地大屠杀。 东巴基斯坦笼罩在惊心动魄的恐怖之中。大学女生宿舍陷入熊熊烈焰；跑出来的学生被机枪一排排地扫倒。士兵挖出上千名活着的儿童的眼睛，截断他们的四肢，然后杀害他们的父母。到年底，被屠杀的人数累计超过50万。 与此同时，1000万难民涌入印度边境，难民潮导致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呼吁东巴基斯坦自治。 国务院出现了少有的意见一致的气氛，强烈要求谴责巴基斯坦的残暴行为。驻东巴基斯坦的美国领事寄来了那里19名美国外交官签名的请愿书。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基辛格的手下都认为巴基斯坦军队的残暴应促使美国把兴趣转移到印度——这个巴基斯坦的历史对手身上去。 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行为一直保持着沉默。 基辛格有他的顾虑，巴基斯坦为中美沟通提供了秘密幕后途径，基辛格不愿意给叶海亚·汗留下忘恩负义的印象，也不愿中断这个途径。 这就是基辛格好秘密行事的代价。 当然，他也有战略上的考虑。他认为与中国建立三角关系超过道德情感。他还把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局部紧张看成是美苏之间冲突的表现。 基辛格亲巴基斯坦的倾向在尼克松那里得以加强。尼克松私下里称英迪拉·甘地夫人为母狗，基辛格注意到，她流露出的道德优越感和那种居高临下的沉默勾起了尼克松潜在的局促不安。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回来后，向尼克松及其高级助手呈上一份报告，说印度打算利用孟加拉危机分裂巴基斯坦，苏联会为印度呐喊助威。如果印度进攻，中国肯定站在巴基斯坦一边。美国应支持巴基斯坦挫败印度的进攻和苏联的干涉。 这种分析聪明绝顶，但有一个缺陷：与实际情况不符。印度声称对巴基斯坦的领土没有图谋，并做到了言行一致。苏联宣称建议双方克制，同时也说到做到。中国根本没有表明支持巴基斯坦，倒是巴基斯坦先对印度发起一场全面进攻。 国务院与基辛格意见不一致，他们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认为印度不打算进攻巴基斯坦，苏联也没要他们这样做。当国务院在高级评估小组会议上和基辛格展开争论时，基辛格气得跳了起来，“总统总是说要向巴基斯坦倾斜，但我得到的每条建议都是朝相反方向倾斜。”他愤愤说道，“有时候我想我是在疯人院里”。这是他第一次在有记录的场合使用“倾斜”之词，以后这个词很快成为这届政府政策的口令。 基辛格尤其为8月份印度、苏联签署的友好协议而气愤。其实协议中没有规定双方必须为对方承担防御义务。情报部门甚至认为这个协议可以约束新德里。 虽然两年前已开始筹备这项协议，但印度之所以赶在8月份与苏联签署协议是因为基辛格惹恼了他们。印度官员发现基辛格访问印度是为了给他秘密中国之行做掩护，而中国又是巴基斯坦的同盟，这等于是基辛格把印度推给苏联。 1971年11月，甘地夫人访问美国时，尽管对厄克松打开中国大门表示赞同，但基辛格注意到她说话时的口气像一个教授在表扬一个差生。 甘地夫人对基辛格在会谈中的主导地位感到吃惊。“尼克松先生会说上几分钟，然后问， ‘是不是这样，亨利？’接着亨利滔滔不绝地讲 上一大套，”甘地夫人过后回忆道，“于是尼克松说完几句，又问道： ‘亨利，你认为呢？’我是在与基辛格而不是尼克松会晤。” 12月3日，巴基斯坦从西巴基斯坦对印度发动偷袭，任何客观的历史学家都会认为这一举动和3月的武装镇压一样鲁莽，因为那一带边境本来没有战争。偷袭使印度在扮演和平受害者的同时，得以对巴基斯坦展开一场全面的报复性战争。 在危机处理委员会上，基辛格再度要求国务院接受尼克松亲巴基斯坦的倾斜姿态。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记录本上全是“基辛格博士命令道”、“基辛格博士指示道”或是“基辛格博士要求道”之类的词句，其他人 则均用“建议道”。不在会议现场的总统就像一个遥远的幽灵，偶尔被基辛格用咒语唤来作挡箭牌。 尼克松惟一现身的两次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中心议题全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枝节问题，似乎尼克松来开会只是为能上电视台的镜头。在尼克松没有参加的几次会议上，基辛格和罗杰斯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罗杰斯指责基辛格站在中国一边，基辛格过后抱怨罗杰斯缺乏地缘政治均势的头脑。尼克松像往常一样拒绝面见罗杰斯，致使这位国务卿以为“倾斜”政策纯粹是基辛格邪恶势力影响下的产物。 因为亲巴基斯坦的倾斜政策在国会并不受欢迎，基辛格极力保守秘密。在12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基辛格矢口否认反印度倾向，但纸包不住火，从其他渠道泄露出来的消息，使基辛格的演讲漏洞百出。 在此期间，基辛格还认为应不断给苏联施加压力。最可笑的事情发生了。苏联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马特斯凯维克对美国进行友好访问，这个充满快乐但不太敏锐的大个子有一天吃惊地收到白宫未曾预约的与总统会晤的通知。他错误地认为尼克松还记得1959年访苏期间和他吃过中饭，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后，连忙真诚地向尼克松表达了勃列日涅夫的友好问候。但尼克松立刻把次大陆局势和他解释了一遍。“如果印度入侵巴基斯坦，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尼克松威胁道。马特斯凯维克老老实实地回答，这些问题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印巴之战经过一个星期后，显然印度开始取胜了。12月6日，印度提出停火，巴基斯坦立刻接受。甘地夫人没有要巴基斯坦一寸土地，和平就实现了。 基辛格硬说是因为美国坚持不懈地对莫斯科施加压力后才取得这种结果，这种估计有些夸张。就在基辛格对印度炫耀武力、对苏联发出威胁之前，印度和苏联就一直声称他们的目的只是为孟加拉争取独立。 基辛格为给莫斯科施加压力已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在一次不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竟然说如果苏联不改变方法，尼克松将重新考虑明年5月在莫斯科的最高级会晤。华盛顿为之哗然，好多白宫工作人员认为基辛格有越权之嫌。尼克松只是私下抱怨有可能取消最高级会晤，实际上他一直为将要进行的对莫斯科的历史性访问激动不已。于是，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只得出来声明，基辛格的说法是错误的，基辛格发往莫斯科的这个威胁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2. 窝里斗 “管子工”戴维·扬调查一起向报社泄密事件时，意外地发现泄密嫌疑犯竟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安插在基辛格班子里的间谍。当埃尔希曼将消息告诉尼克松时，总统并不感到震惊，他只是关心如何避开基辛格的大发作，同时他还想保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中的一个新同盟者——亚历山大·黑格，“不要让基辛格责备黑格。” 埃尔希曼找上霍尔德曼去把这件事告知基辛格，俩人一想到基辛格大发雷霆的样子就伤透脑筋。 果不出所料，基辛格强烈要求尼克松解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当他得知尼克松不会这么做时，他气急败坏地叫道：“他不解雇穆勒！他们给他、给我安插间谍，然后背叛我们，他居然不解雇他们！” 在黑格的鼓励下，尼克松尽管被基辛格搅得心烦意乱，仍然坚持淡化处理这件事。尼克松这样做是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一直愿意背着莱尔德为他做事。这回尼克松专门派他的老朋友司法部长米切尔·约翰私下去见穆勒，“让他知道我们手中有他的把柄。” 黑格对这件事的态度一直令人不解。这些高级军官在刺探他老板基辛格的军情，他不但不气愤，反而竭力袒护军方，指责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老对头戴维·扬在拆军方的台。 扬对黑格的忠诚表示怀疑。关于这点，埃尔希曼也表示赞同。正是黑格坚持把那个间谍安排在秘密中国之行中的，黑格“不断把基辛格出卖给军方”。扬告诉埃尔希曼，因为在调查中，他发现穆勒有时把间谍偷来的部分敏感文件转交给黑格，这说明黑格知道秘密文件已流入五角大楼。 尼克松对基辛格与黑格之间的不和干着急。黑格不仅仅是基辛格一个不知疲倦的助理，而且已与总统建立了独立关系。尼克松乐得和这位言辞强硬的军人发展关系，因为他总是迎合尼克松的想法，即基辛格是个在越南问题上软弱并且好感情用事的人。尼克松最感到自得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他是一个强硬而冷静的领袖，身边围着一群意志不太坚定的助手。 基辛格与黑格之间的裂痕不仅仅是在处理这起间谍案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而是因为黑格开始向军方、基辛格手下霍尔德曼甚至总统诋毁基辛格，他的这种不忠实的行为给基辛格当头一棒。黑格对基辛格的讨伐，一方面是原则和个性冲突引发的，另一方面是出于满足个人野心。 到1971年底，黑格已快成为基辛格感到最可怕的梦魇的化身。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班子的成员背着基辛格向总统通风报信。黑格告诉总统基辛格如何地喜怒无常，把他描述成情绪化的天才，变化多端的情绪使他显得不可靠。“基辛格非常感情用事”，尼克松回忆道，“我得到的许多有关他粗暴对待手下的报告，这一类事都是黑格告诉我的。” 黑格的饶舌叫霍尔德曼对他的动机也产生了怀疑。起初，霍尔德曼以为黑格来报告基辛格的情绪是为了征求好的应付办法，“我现在不这么想了”，霍尔德曼过后说，“我认为黑格是搬弄是非，而不是把事情平息下去。他这样做，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二是为了恶意报复亨利对他的怠慢。” 黑格的个人三角外交活动开始于1969年下半年，就在那一年的10月，他得到了第一颗星，晋升为准将。尼克松当着其他助手的面亲自为他授军衔。“亚历山大，我知道你的工作有多勤奋，因为我晚上出来转过”，尼克松告诉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在场的助手们，“我经过你们的办公室，发现黑格的灯亮着，亨利的灯像往常一样熄着。我猜他又去了乔治敦区的某个晚会。”基辛格的微笑是苍白无力的。 于是，基辛格走到比他高的黑格面前，擦了擦那颗星，黑格立刻采取立正的姿势。 “做个好孩子，亚历山大，我们会再给你一颗星的。”这次轮到黑格挂上一副惨淡无力的微笑。 总统第一次打电话叫黑格而不是基辛格时，办公室像被蒙上了一块尸布那样变得一片死寂。基辛格正在和主要秘书谈话，尼克松专线上的灯亮了。基辛格机械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单独接这个电话。“是你的，黑格将军”，主要秘书说。有那么一会儿，基辛格一直站在黑格的办公室外面等待着。然后他独自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砰地关上门。黑格接完电话后一副大汗淋漓的样子。 尼克松与黑格建立直接联系是为了暗中破坏基辛格的自信心。这样做，有一部分原因是尼克松为命运的不公、新闻界的背信弃义而愤愤不平，因为命运和新闻界把尼克松认为自己该得到的外交政策的辉煌全部归到基辛格的名下。尼克松开始玩弄权术，利用黑格来折磨基辛格，而黑格也乐得奉陪，因为除了别的动机，黑格骨子里还是个反犹太分子。 自从基辛格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派的间谍一事冲进总统密室，把一个好端端的圣诞前夜搅得鸡犬不宁，尼克松叫来埃尔希曼，要他去建议基辛格进行心理咨询，尼克松甚至在考虑是否解雇基辛格。 埃尔希曼把尼克松的想法告诉黑格，虽然黑格乐得与基辛格争权夺势，但这一次他竭力维护基辛格。“总统需要亨利”，黑格告诉埃尔希曼，尤其指明北京和莫斯科最高级会晤即将到来，“你得知道这些天总统该做什么事，只有亨利能让最高级会晤顺利进行。” 埃尔希曼始终没敢把总统希望他进行心理咨询的事告知基辛格。 埃尔希曼和霍尔德曼性格迥异，他俩有时候也互相较劲儿。霍尔德曼是个机械的宪兵式人物，他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把总统置于保护之下。这意味着每天要花数小时记下尼克松杂乱无章的口授，剔除隐晦模糊的部分，整理出一条条命令。他这项工作做得很出色，足以把尼克松从他自身的弱点中拯救出来。 霍尔德曼的个性有其坦诚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没有野心，他已得到他生活中想要的东西，无意再卷入官僚之间的倾轧和争斗之中。霍尔德曼从不与华盛顿权势人物拉关系，也不喜欢与有独立见解的人结交。基辛格与新闻界和参议院议长套近乎，这种事他是不屑一顾的。 霍尔德曼不是一个好搞恶作剧的人，但他喜欢捉弄基辛格。每天他都在办公室跟他的助手劳伦斯·赫吉白一起吃午饭，基辛格经常进来坐坐，基辛格本能地在房间里转一圈，对霍尔德曼放在桌上的重要备忘录扫视一遍。“我们故意把一些看上去很有意思的信件和文件放在明处”，霍尔德曼回忆道，“等亨利到了，赫吉白装作无意中把午餐盘子放在那些文件上面。于是，亨利就转来转去，我们也一本正经地走在他前面，始终跟他保持一步距离。” 基辛格和霍尔德曼保持着一种互不侵犯的同盟关系，基辛格常去拜访他，征求如何接近尼克松的意见，因为霍尔德曼对外交事务没有兴趣，基辛格能信赖他把自己的意思准确地转达给尼克松。 但在内心深处，基辛格感到霍尔德曼这人很危险。当尼克松开始在西装翻领别上美国国旗徽章时，霍尔德曼在一次助理事务会议上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以示与自由派人士的区别。基辛格对把国徽当做象征仇恨的图腾来使用的做法记忆犹新，虽说他很想成为尼克松的圈内人，但他断然拒绝这样做，“霍尔德曼有一颗纳粹的心”，霍尔德曼辞职后，基辛格对一群记者这样说。 当基辛格提到埃尔希曼时，他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心底里是一个体面的人”。埃尔希曼比霍尔德曼有野心。他想从仅仅负责琐事的位置爬到国内政策最高助理的位子，这点他做到了。但他想成为内阁成员的梦想却没实现。他很关心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且总试图在加强尼克松的良心本能。入侵柬埔寨之前，他在玫瑰园与尼克松长谈了一次，警告他国内将会爆发的怒潮。他还安排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到椭圆形办公室来会见尼克松。他的三个孩子参加了反战抗议，他是一个真正关心孩子们心理的家庭型男人。 起初，埃尔希曼与基辛格保持着一种轻松自在的关系。两家人在戴维营经常来往。埃尔希曼家有一个游泳池，常邀基辛格和他的孩子们一起来游泳。 一年以后，埃尔希曼发觉基辛格太缺乏安全感，他从未见过像基辛格那样咬指甲咬到肉根上的人。并且，基辛格对别人写他的文章总是如临大敌。埃尔希曼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正因为这一点，他和基辛格能保持一种善意的互开玩笑的关系，以平息各自怀有的敌意。有趣的是他们对什么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基辛格富有机智，才思敏捷，出口成章 ；埃尔希曼则带有一种哥们义气式的诙谐，好拿人逗乐。 有一天，埃尔希曼在电梯里碰到基辛格，他狡黠地告诉基辛格，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基辛格与一个漂亮女人在晚会上的消息。于是，埃尔希曼开始戏弄他，“如果那是个男孩你恐怕更高兴。亨利，晚会上有没有漂亮伶俐的男孩？” 基辛格沉着脸，一点笑容也没有。 1971年底，随着尼克松和他的人合伙来对付基辛格，基辛格突然发现自己与总统失去了联系。早晨与尼克松的会晤也取消了，打过去的电话一直没有回音。“尼克松抵御不了让我在风中慢慢挣扎的诱惑。”基辛格过后说。 总统在圣诞节后还命令对基辛格班子的保密措施进行彻底检查，让基辛格知道泄密仍是他手下干的，这如同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尼克松还任命埃尔希曼负责这项检查工作。 基辛格像霜打的茄子，一下就蔫了，以至于南希·马金尼斯打电话给朋友们，要他们一起来劝慰基辛格。她抽泣着告诉亨利·布朗顿，基辛格考虑在1972年1月提出辞呈。 基辛格所不知情的是尼克松打算解雇他。为此，尼克松多次找霍尔德曼和黑格讨论过。大选之年即将到来，尼克松还记得基辛格在1968年选举时是以欺诈的方式获取越南和谈的情报，用来为尼克松竞选活动服务，尼克松担心他这一次又会脚踏两条船。 然而，随着北京和莫斯科最高级会议时间的确定，基辛格打算1月份辞职的可能性以及尼克松打算解雇他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小。尼克松甚至决定，在竞选年开始之际公布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的秘密谈判，虽然这显然又带有把基辛格变成新闻明星的负作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三足鼎立 1. 北京最高级会晤 为了加强尼克松与周恩来握手的戏剧性效果，尼克松决定单独一人走下“空军一号”的舷梯，只有他妻子帕特可以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进入镜头。一路上，基辛格被多次告诫要等握手结束之后才能从飞机里出来。飞机停下来后，霍尔德曼干脆派一名助理堵住舱室通道，直到握手仪式完毕，美国已收到现场直播信号后才放人出来。 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一个月前，白宫向北京派去一支浩浩荡荡的后勤队伍，准备在文革浩劫中所剩无几的中国官场创造美国公共关系的奇迹。基辛格对最高级会晤还未开始就如此招摇极为反感，但实际上他过虑了。 中国人对电视的力量远比基辛格看得准。他们知道，在美国黄金时间让美国人看到中国，比一份联合公报更能推动中美关系。并且，中国官员深知调整外交政策需要重新教育民众而不是蒙骗他们，这一点也能看出他们比基辛格老练。 中国人乐得帮忙制造轰动效应。握手镜头、尼克松游长城、中乐队演奏《美丽的美利坚》的画面立刻把美国观众和投票人脑海里那个封闭不祥之地变成了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好客的国土，这是任何一份措辞精辟的联合公报所无法做到的。基辛格后来也承认：“先遣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历史作出了贡献，这是我过去不理解也没有给予重视的。” 因为与的会晤一直没有最后落实，国务卿罗杰斯担心基辛格那副急切的样子会造成这样一种效果：美国人只不过是一帮向中央帝国邀宠的可怜虫儿。“重要的是不要造成这样的局面”，罗杰斯说，“毛高高在上地等着尼克松爬上长长的阶梯。” 罗杰斯的顾虑毫无必要，他该为一件不可想象的怠慢而担心：基辛格将会安排好尼克松与的会晤，但国务卿却无法参加。 一碰到重大事件，尼克松就会激动得忘乎所以，命令这个不许参加，那个不准露面。比如，尼克松常下令不邀请基辛格参加登月宇航员回到地球的欢迎仪式，但基辛格总是毫不例外地在仪式上露面。在最高级会晤开始的一星期前，尼克松告诉基辛格，不许罗杰斯参加他与的会晤，以便尼克松能讨论敏感问题。 基辛格完全可以不理睬这个要求，把国务卿安排进去，因为这不仅仅是外交礼节问题，把国务卿排斥在外的决定，会导致官僚机构更难以接受美国新的外交政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责就是引导总统摆脱会导致错误决定的小心眼，但基辛格没有履行职责。他过后也承认，他的行为毫无价值，“国务卿应该参加这个历史性的会面。” 在中南海一栋普通的房子里接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他的书房摆着一排排书架，桌上、地板上到处堆着书，给基辛格造成一个印象，这好像是一个学者的静居之处，而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高领袖的觐见室。基辛格发现沙发上被蒙上了沙发套，就像一个好节俭的家庭不愿弄脏沙发的装饰。房间里还有一个痰盂。 满面笑容地接见了他们，那笑容既穿透人心又带有一丝嘲弄，好像要告诉他们，他已看穿了人性的弱点，任何欺骗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基辛格的开场白谈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要求学生阅读的作品。 “我的著作一点也不重要。”这位38年前领导过长征的农民儿子回答道。 “主席的著作震撼了一个国家，改变了世界。”尼克松说。 “我只能改变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说。 没有就自己的世界观高谈阔论。相反，他以一种苏格拉底的戏谑的对话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用一种狡黠随意的口气把他的客人引向他的结论。在基辛格看来，那种简明费解的评论就像柏拉图洞穴墙上文字的复制品，既反映了现实又不包含现实。 最重要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是台湾问题。但以他那种简明难解的谈话方式把一个事实讲得那么明白，以至于大家都没注意：台湾并不是两国共同关心的最重要问题，没有必要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它已经20年没有得到解决，再等上20年或100年也没有关系。 所以，所谓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就是没有必要追求台湾问题上的突破。在最高级会晤上，美国会作出一些让步，例如言明将会有撤出武力的长远打算；中国也会作出让步，例如允许美国对要求不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拥有“兴趣”。基辛格熬上好几个不眠之夜斟酌在联合公报里哪个应该是条件从句，标点符号应点在哪儿。但实际情况是这个问题给拖了下去，直到现在也未解决，尽管强硬派谴责美国出卖了台湾。 这次最高级会晤的象征意义体现在第一天晚上周恩来举办的国宴上。在人民大会堂出现了20世纪以来最不协调的情景。顽固的分子尼克松高举着如柴油般易燃的茅台，引用的话作为祝酒辞，以示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全美国在乔治·华盛顿的诞辰日都能看到这个场面的现场直播，美国人对这个曾是敌对国的兴趣到了着迷的地步。 周恩来在会谈中遵照的指示精神，把台湾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周恩来一再强调两国共同关心的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强烈倾向。 中国急于与美国建立明确的反苏同盟，尽管美国为此感到高兴，但也有点不知所措。基辛格的目标是创造三角外交关系，而不仅仅是在陈旧的两极对抗的游戏中谋求一个新同盟。 “美国在与莫斯科长久敌对状况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基辛格解释道。相反，他想缓和与莫斯科和北京的紧张局势。如果中国和苏联都从美国这儿寻求可以对抗对方的同盟关系，美国就占了大便宜，1972年初的情形正是如此。 “这是一场三维游戏”，基辛格回忆道，“任何简单化的形式都会产生灾难。” 对美国来说，最关心的是越南。如果基辛格能使这两个大国争相讨好美国，他们就不会那样坚定不移地支持北越，这是基辛格一直谋求的政策。1972年初，他的目的达到了。北越总理访问北京时请求不要接待尼克松，被断然拒绝。 然而，基辛格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是，随着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美国继续在越南作战的意义就越来越小。如果美国在1969年撤军，把中苏捆在一起的最后一个问题也随之消失，从而加速他们之间的不和。这期间，中国将被迫担负起把印度支那从苏联霸权主义中挽救出来的职责。 基辛格非常起劲地、秘密地起草着后来定名为 《上海公报》的联合 公报。其他人对此都无所谓，尼克松从未就公报一事与他讨论过。周恩来总理也仅仅和基辛格谈过一次。 基辛格为了把国务院排斥在外，甚至只依赖中方翻译进行谈判。这样，国务院中就无人知道事情的进展。 毫不奇怪，国务院开始对这份公报吹毛求疵，“这就是不让别人参加谈判所付出的代价。”基辛格过后也承认。 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尽量使国务院的意见看上去不值一提。尼克松气坏了，穿着内衣在宾馆里冲进冲出，嘴里咒骂着要清除国务院，解雇罗杰斯。 基辛格为了撇开国务院，坚持所有与中国的通讯都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他办公室。荒唐的事发生了。尼克松要送给中国一头麝牛作为礼物，这头麝牛得了兽介癣，基辛格那拨忙得焦头烂额的助理们为了索取不让这头牛掉毛的药方，不停地给国内打电报，当然，这都是利用避开国务院的秘密渠道。“亨利背着我跟越南谈判已经很过分了”，罗杰斯告诉一位助手，“但他为一头得了兽介癣的牛也这样干，真是忍无可忍。” 三角外交政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点并不叫尼克松感到愉快。“他似乎总害怕他得不到充分的荣誉。”基辛格说。 尼克松回到白宫后，命令霍尔德曼为他的声誉发起一场公共关系运动。在长达17个段落的备忘录里，尼克松详尽地把自己的外交能力吹嘘了一遍。他要求霍尔德曼不要把备忘录直接给基辛格看，而是根据尼克松的要点，以霍尔德曼自己的口吻再写一个备忘录交给基辛格，让基辛格兜售给他的新闻界朋友。在尼克松的备忘录里，他有意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其中一点令人十分有趣。 “他能抵御任何放在他面前的诱惑，特别是中国人做的花生和其他一些好吃的东西。” 这是在拆基辛格的台，正如尼克松一直津津乐道的，基辛格在谈判的时候总不忘塞一嘴的花生或其他能够得着的零食。尼克松在他那漫谈式的备忘录中还向霍尔德曼解释道，“吃会导致反应迟钝。” 忠实的霍尔德曼果真第二天给基辛格送去一份以自己名义写的、包括尼克松大部分要点的备忘录。基辛格后来写道：“霍尔德曼的建议有些很有道理，有些古里古怪。” 尼克松在参观十三陵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注意到一些在那里游玩的衣着鲜艳的姑娘们是有意安排的，不是普通的游客，他把这点写进了自己的报道。在美国人离开北京之际，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制造假象。”这位中国总理以美国总统不可想象的坦率说，“你们的新闻界给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承认我们做错了，我们不想隐瞒这个错误。” 尼克松没把周恩来有关隐瞒的危险的话放在心上。相反，轮到他回答时，他说那些漂亮姑娘很赏心悦目，并且批评美国的新闻界不可靠。 回到华盛顿后，“管子工”单位的老手豪佛德·亨特用艾德·华伦这个化名雇佣大学生打入民主党。与此同时，他的同伴g·格登·里迪与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商讨一项经费达50万元的对民主党的窃听计划。窃听的第一个目标是水门饭店的民主党总部。 2. 我要去莫斯科 尽管北京最高级会晤得以成功举行，莫斯科5月份最高级会晤也即将到来，北越发起春季攻势的决心没有被动摇。相反，为了对1972年的美国大选产生影响，他们作出更大的努力向非军事化地区进攻。 中国与北越的联系不如苏联与他们那么紧密。再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似沉浸在新近建立的中美友谊中，不愿挑起事端。 为北越提供大部分武器装备的苏联就是另一码事了。多勃雷宁被召到白宫，在尼克松的要求下，基辛格威胁说，如果北越不停止它的春季攻势，美国将取消与苏联的最高级会晤。 多勃雷宁不止一次收到这种警告，但他照旧若无其事地邀请基辛格4月去莫斯科安排最高级会晤，他太了解这届政府的重心所在了。 果然，基辛格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基辛格承认，在他想要去莫斯科的愿望中，自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最高领导层，虚荣心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分不开的。” 如果是罗杰斯当去莫斯科的秘密特使，基辛格肯定会竭力反对这项任命，几乎可以想象他那气得全身发抖的样子。但如果是他背着罗杰斯去，那滋味就不同了，因为罗杰斯一直在奋力把最高级会晤的安排权从他手里夺走。 基辛格刚刚说服一肚子不乐意的尼克松同意他秘密出访，北越就断然取消了与基辛格4月24日的和谈，这说明苏联没有规劝他们的盟友作出退让的姿态。尼克松又毫不客气地取消让基辛格去莫斯科的决定。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从白宫向行政大楼的总统密室走的路上，尼克松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基辛格，基辛格极为震动。因为有一群游客在白宫转悠，并饶有兴趣地瞧着他们，他们只得站在草坪中间谈话。尼克松过后强调他作出这种决定，也是因为“亨利被他那谈判使者的身份弄得神魂颠倒”。 尼克松要取消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晤，并要对越南北方和港口实行大规模轰炸，考虑到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骚乱，尼克松说他有义务物色一个接班人，也许是洛克菲勒、里根或约翰·康纳利——只要他愿意转入共和党。 尼克松说这番话显然是想引出对方情状恳切的关注，他的目的达到了。基辛格高举着双手说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替代不了尼克松，并极为激动地指出，尼克松不应用这种形式跟任何人说这种话。 为了引诱尼克松同意让他去莫斯科，基辛格又提出一种他自己也认为不可能有的可能性。也许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苏联会说服北越派外交部长前来谈判。 尼克松心软了。“你非去不可了。”他告诉基辛格，但内心深处，尼克松一点也不这么看。 4月19日晚，基辛格在乔治敦区的一个晚会上逗留到深夜，他的司机接走了他。不过不是回家，而是直奔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同时，一辆白宫电视台旅行车在附近的乔治敦区拐角接走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基辛格答应去莫斯科路上带上他。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事先未得到通知，当情报人员发现苏联大使深夜在街拐角上了一辆车，他们决定追踪这辆电视台旅行车。来自白宫的司机一会儿穿越停车场，一会儿钻进后街小巷，甩掉了他们的跟踪，为此这位司机还乐了好长一阵子。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花了一天多时间才弄清事情的缘由。 在基辛格离开之前，尼克松告诉他，如果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越南问题上没有提供实质性帮助，基辛格应立刻收拾行装回家。 基辛格的四天会议于4月21日开始。他与他的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彼得·罗德曼等人被安排在列宁山宾馆。在这座用围墙围住的俯瞰莫斯科河的避暑山庄里，基辛格踱来踱去，咬着指甲，想着心事。 罗杰斯等基辛格上了路才知道此事，美国驻苏联大使根本不知道基辛格在莫斯科。这种羞辱削弱了大使职能的发挥，因为在他的东道国眼里，他的上级不信任他，显然不像苏联人信任多勃雷宁那样信任他。基辛格为了不让大使馆知道，与白宫的通讯往来全用飞机上的通讯设施。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的到来感到紧张。他是个生性粗暴、好交朋友的人，但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他把克里姆林宫首席美国问题专家阿巴托夫召进他的中央委员会大楼的五楼办公室谈了两小时。“他特别逗人喜爱，而且本能地知道哪个观点容易被对方接受。”阿巴托夫这样评价基辛格。 阿巴托夫给勃列日涅夫提供的最好建议是：要打动基辛格的心，必须从他的自负下手。“他很自负，您可以利用这一点”，阿巴托夫说，“把他当做特殊人物来款待，把他当做与您平起平坐的人，而不是一位 总统助理。”那四天里，勃列日涅夫试图一一照办，但他绝不可能像和周恩来那样叫基辛格心驰神往。相反，勃烈日涅夫给基辛格留下一种呆头呆脑的印象。 按照尼克松的指示，基辛格一见面就提出越南问题。基辛格警告说，由于河内的春季攻势，美国可能会取消5月的最高级会晤。勃列日涅夫的回答是念了一个北越拒绝派使团前往莫斯科与基辛格谈判的字条，他骄傲地把这份用俄文写的电报给基辛格看，以显示他的真诚。 勃列日涅夫提出一个停火建议，遭到基辛格的拒绝，因为这意味着南越的许多土地将为北越所有。基辛格后来为自己拒绝勃列日涅夫的建议辩护道，如果这项建议由河内在谈判桌上提出，他会很好考虑，但河内从未提出过。说不定如果基辛格接受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苏联就不得不帮助采取措施以取得某种结果。 尽管尼克松不停地发电报给基辛格，要求他不改初衷；尽管第一天有关越南问题的会谈毫无结果。第二天基辛格还是转到了有关军备控制的谈判上去。 尼克松通过黑格要求基辛格提早一天回国，基辛格求黑格帮他说说话。“勃列日涅夫愿不惜一切代价促成最高级会晤”，基辛格回电，“他发誓对河内的攻势一无所知。”后面这句话令尼克松感到基辛格太天真。 但不管怎么说，尼克松还是答应让基辛格多停留一天，可他要求有关基辛格出访的通报一定要明确指出专门就越南问题讨论过。因为在尼克松心中，这是让基辛格去莫斯科的惟一原因，他理所当然指望这条命令得以执行。 可是，基辛格在接受莫斯科的邀请时，没有向苏联人讲清楚这一点。 最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拿出了一个暗示基辛格来莫斯科是为了安排最高级会晤的文件，基辛格所能做的只是稍作修改，加上“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讨论”的字句。 基辛格争辩道：“重大国际问题就是指越南问题。”这个模棱两可的句子没有说服尼克松，他尖刻地指出：“在我看来，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要你去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晤，他们实现了这个目标，而我们想在越南问题上有所进展的目的却未达到。” 但公众对基辛格的出访却欢呼雀跃。 《纽约时报》评论道：“他能 演好这样一个危险而细腻的角色真是一个奇迹。”《时代》声称：“没有人能做到把顽强的毅力、渊博的学识、沉着冷静和与权力圈各类人物打交道的手腕集于一身，你不能不赞美这个人。” 在基辛格去莫斯科的前一个月，黑格得到了第二颗星，他拍马讨好总统的方式就连精于此道的基辛格都感到难堪。 3. 一波三折 随着河内军队向南方的挺进，“越南化”已名存实亡，南越军队甚至都不能组织有秩序的撤退。尼克松、基辛格气哼哼地宣称要取消最高级会晤。最终不过是虚张声势，反倒是莫斯科警告华盛顿，在河内攻势面前有所克制，有助于最高级会晤的成功。 尽管北越步步紧逼，并取消了4月份的巴黎秘密和谈，尼克松仍然签发美军从越南撤军的命令，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大选临近的考虑。 5月，基辛格在南越军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情况下重新安排了与黎德寿的秘密和谈。他声称这次和谈是冷酷无情的。一点也不奇怪，在北越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他们决不愿意停火或妥协。基辛格中断了谈判。 基辛格回国后，黑格乘直升飞机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他去见尼克松，这表明黑格的地位有所变化，他已不再仅仅作为基辛格的助理，而是作为有独立身份的参加者被邀请来讨论问题。 在“红杉号”快艇上旧马达的轰鸣声中，三人决定要对北越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至于说这个月下旬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晤，尼克松极不情愿地说只好取消了。 将要失去最高级会晤的前景令基辛格惶惑不安。一想到即将产生的谈判破裂以及国内骚乱，他就头疼。何况，他这三年来苦心经营的外交均势也是靠与苏联的最高级会晤得以完成。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心想寻求一条路子既能使他们在北越攻势进行过程中去莫斯科，又能使他们看上去不是那么轻易上钩。就在他们竭诚殚虑之际，一个新念头冒了出来：原先要取消最高级会晤是因为当苏联提供的坦克在屠杀美国士兵时，在克里姆林宫碰杯显然是不合适的，并且也要使有关美苏关系将受到影响的威胁兑现。但现在既然尼克松已决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美国必须立刻宣布取消最高级会晤才行，否则苏联人就会抢在美国前面宣布。 霍尔德曼一直不明白基辛格的思路：为什么美国进攻北越，苏联会取消最高级会晤。霍尔德曼的感觉是对的，勃列日涅夫本质上是个政治仆从，而不是一个谈判战略家，他不太可能把越南问题跟最高级会晤纠缠在一起。 尼克松派基辛格去征求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意见。康纳利的强硬，盛气凌人的自得，肯吃苦耐劳的政治本能，使他新近成为尼克松的金发宠儿。 基辛格对在港口布雷表示忧虑。“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不得不取消最高级会晤。”基辛格绞着双手，愁眉苦脸地说。 “这没有道理”，康纳利回答道，“如果我们取消，我们就会看上去像做错了什么。尼克松应该想轰炸就轰炸，想布雷就布雷，只要能惩罚北越，什么方式都行。”康纳利建议道，“如果苏联人要取消最高级会晤，让他们去。但我相信他们不会的。” “康纳利一说完，我就知道他是对的。”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于是，尼克松、基辛格共同承认他们从前的打算是错误的，他们决定尽管对方一再忽视他们的威胁，他们将继续去莫斯科参加最高级会晤。 5月4日，尼克松在行政大楼的密室研究将对北越采取什么规模的军事行动。参加者有基辛格、霍尔德曼和新近加入核心圈的成员——黑格。 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照例被排除在外。基辛格建议在海防港和其他主要北越港口布雷，在河内附近增加 b—52轰炸机轰炸。 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共同得出结论，在港口布雷军事意义不大，因为正在进行的攻势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基辛格不同意，他认为北越的大部分石油都从海上运输，即使布雷不能阻止现在的攻势，但至少能削弱想要无限期战斗下去的决心。 这里，基辛格为罗杰斯设下一个圈套。他知道在北越港口布雷已是尼克松的决定后，打电话告诉副国务卿约翰逊，说他担心布雷一事会影响最高级会晤，希望罗杰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纠正这个想法。约翰逊把基辛格的话告诉罗杰斯，罗杰斯怀疑基辛格心术不正。于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罗杰斯故意含糊其辞。约翰逊注意到罗杰斯的感觉是对的，基辛格只是伪装反对这项计划，基辛格怂恿罗杰斯反对总统已经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叫总统更进一步不信任他”，但基辛格竭力否认他有这种企图，他说他想要罗杰斯在会议上有发言权。 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了军事升级的决定后，国内朝野一致认为在海防港布雷会使最高级会晤流产。基辛格对此也持悲观论调，甚至连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也抑郁不乐，因为他肯定他的克里姆林宫主子会取消最高级会晤。基辛格为他的连环套又加了一环，他告诉多勃雷宁，西德政府已保证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上次签订的有关柏林的协议。这对苏联人来说十分重要。虽然美国对推行柏林决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基辛格装作是这么回事。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对西德政府的控制与苏联对河内政治局的控制半斤对八两，但双方都想象对方有更多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在决定是否取消最高级会晤的会议上显得特别轻松自在。这个会议由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罗波夫主持。他后来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的美国问题专家阿巴托夫主张不取消最高级会晤，政治局大部分人同意，只有乌克兰主席强烈反对：“我不愿握住在越南沾满鲜血的手。”他提到尼克松时说。但来自乌克兰的其他政治局成员不这么看，勃列日涅夫转向乌克兰主席说：“同志，你可以代表自己，但不能代表所有乌克兰人说话。” 由于地区领导大部分都唱反美论调，勃列日涅夫害怕自己的领导地位因此会受到影响，于是他在最高级会晤召开的三天前开了全体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来正式批准这项决定。“我不愿独自承担指责。” 勃列日涅夫告诉阿巴托夫。 “在促使我们觉得有必要保持与美国的关系过程中，基辛格觉得是中国起了决定性作用，”阿巴托夫多年以后说，“但实际上是柏林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在中央委员会召开期间，西德开始对有关柏林的协议投票。勃列日涅夫宣布休会，以便等结果出来。协议以一票之差通过。“如果在波恩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勃列日涅夫和中央委员会肯定会决定取消最高级会晤。但我们从基辛格那儿得到过协议会通过的保证。” 5月10日，多勃雷宁来拜访基辛格时，基辛格一下子明白了苏联人已同意举行最高级会晤。多勃雷宁带来的抗议书措辞温和，并拿出了一个封好口的信封要基辛格猜政治局的决定。随后，他问总统是否已决定接见苏联的贸易部长，基辛格回答说：“这有可能安排进尼克松的日程表。将会有记者和摄影师在场”，基辛格补充道，“苏方会不会介意？” 多勃雷宁回答：“不会。” 苏联贸易部长到达椭圆形办公室后，他与美国总统对“友谊”这个词在不同语言里的表达法进行了探讨。一位nbc电视台记者高声提出最高级会晤是否还会进行的问题，苏联贸易部长回答道：“我们对此毫不怀疑，我不懂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难道你对此有疑问吗？” 美国布雷—轰炸计划从未征求过南越总统阮文绍的意见，但他对这条消息感到十分高兴。惟一叫他遗憾的是这次军事升级寿命太短。“如果你们不停地轰炸河内，你们会从飞机上看到白旗升起。”20多年后他回顾道，“基辛格对俄国和中国顾虑太多，你们这是打一场无把握的仗。” 1972年5月的军事升级行动不像1970年5月的对柬埔寨的入侵，没有引起轩然大波。越南化进程已经平息了国内的不满，苏联同意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决定也使不多的几声抗议悄然逝去。 北越进程很快开始减缓。黎德寿又回到谈判桌上。基辛格的原助理罗杰·莫里斯评论道：“布雷至少使北越的迅猛攻势停了下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时间。” 基辛格又神气活现起来。“缓和”的第一个主要尝试就导致了苏联策略性地接受美国在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在他和总统去莫斯科的路上，他宣称这是最伟大的外交成果之一。 4. 莫斯科最高级会晤 5月26日晚，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弗拉迪米尔大厅见面了。他们在这里签署的协议标志着无限制军备竞争时代的结束和对作点缀的军备谈判时代的开始，尼克松总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银笔，在最重要的战略武器限制协议上签了字，又放回口袋里。 后来私下里，他把这支笔送给了基辛格。香槟酒呈上来后，他向他的东道主祝贺，越过大厅，他见到了基辛格，他悄悄地举了举杯表示称赞。 基辛格也满脸堆笑地举了举酒杯回敬尼克松。 在5月22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尼克松、基辛格和他们的高级助理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的沙皇住过的房间下榻。罗杰斯和国务院其他成员被孤立在5分钟路程之遥的旅馆里。那里有一个长廊可作办公之用，有一个巨大的舞厅可用来做工作间，但他们无事可做。 基辛格和他的助理——索南费尔特、海兰、洛德用一架卧室里的钢琴堆放军备控制文件，用窗台来堆放越南问题文件，这间临时办公室与帕特·尼克松的美发师的房间比邻。她老是弄不清怎样安排插座，不停地叫基辛格的助理们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替她牵线、拉线。“我们的举动证实了基辛格的观点”，海兰说，“我们没把最高级会晤太当回事儿。” 第一天下午，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去会谈，尼克松没有带基辛格去。基辛格简直急疯了，他踱来踱去，不停地向多勃雷宁抱怨他应该被允许一起去。尤其令人恼恨的是尼克松采取了基辛格最喜欢用的战术： 只用苏方译员维克托·苏科德烈夫。这样就没有美方人员的记录可供基辛格研究。 苏科德烈夫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去整理副本备案。多勃雷宁正好路过，他替基辛格求了个情，问苏科德烈夫能不能给他一个副本？苏科德烈夫征求勃烈日涅夫同意后，答应了。 被摒弃在外的经历没有治好基辛格好秘密作事的毛病。他请求苏科德烈夫准备一份英语备忘录，这样就不必请国务院的人把文本翻译成英语。苏科德烈夫深夜到达克里姆林宫，把会谈记录用英语口授给基辛格的女秘书朱莉·皮诺，基辛格衬衫扣子一半敞开着踱进房间。带着他在下属面前惯常有的迷人风度朝朱莉嘟哝道，他明天早上7点要这个文件。 然后他转向苏科德烈夫：“维克托，我能放心地把这个姑娘托付给你吗？” “你给我们的任务”，苏科德烈夫回答说，“意味着没有任何时间作别的事情。” 虽然越南问题没有正式列入最高级会晤议事日程，但在勃列日涅夫的夏季别墅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越南问题成了中心议题。一天，勃列日涅夫事先未打招呼，用他的车带上尼克松风驰电掣般地朝他的别墅冲去，后面跟着拼命追赶的基辛格，弄得秘密情报人员和基辛格的助理洛德等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了别墅后，勃列日涅夫招待尼克松坐水翼艇在莫斯科河上横冲直撞地兜了一圈。 等每个人都到达别墅会议室的椭圆形桌子旁后，他们不着边际地聊了一会儿。尼克松这才步入越南问题这个正题。突然，苏联三位最高领导人轮番对美国在越南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谴责。 尽管慷慨激昂，整个情景却像是作戏似的，好像苏联人想要有一份正式记录可出示给国内强硬派和河内的盟友看。后来海兰告诉他，这是精心安排好的。这些激辩的潜台词还是很温和的，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提到一架飞机刚刚运回两具苏联海员的尸体。这两人就是在美国轰炸海防港时丧生的。等这一幕剧演完后，勃列日涅夫邀请每个人去二楼餐厅，吃了一顿极其丰盛、气氛愉快的豪宴。 第二天，基辛格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越南问题进行了一场更有实质性内容的讨论。基辛格作了一个小小的但意义重大的妥协，就是在越南选举一个由南越政府、、中立党三方组成的委员会。 基辛格最高级会晤的核心重点之一是一份长达1000字的苏美关系基本原则的宣言，这是“缓和”的灯塔。在这份宣言中，双方同意坚决放弃“以对方为代价取得一方利益的努力”，他们还保证不从地区紧张局势中谋取好处，不在世界各地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苏联领导人高度重视这份“基本原则”文件，苏联报纸甚至把它摆在军备武器谈判前面进行宣扬，基辛格也认为这是重要成果。但大部分美国官员，特别是总统和国务院都把它当做陈词滥调，不值一提。 的确，“基本原则”宣言并没有阻止苏联在安哥拉制造紧张局势，也没有阻止美国在中东捞取单方面的好处。 基辛格像操作《上海公报》一样操作这份宣言，并把国务卿罗杰斯排除在外，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罗杰斯对这份文件的形成一无所知。基辛格请求勃列日涅夫装作是突然向美方建议这份文件，这位苏联领导人乐意合作。“这是勃列日涅夫司空见惯的把戏。”基辛格后来写道。 连环套战术的重要一环是美国有关更好的经济关系的诱惑。这一环节由商业部长彼得·彼德森具体操作，因为在尼克松眼里，基辛格对经济一窍不通，基辛格自己也只把经济问题看成是小问题。彼得森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达成给苏联最惠国待遇的协议，以及免除二战租借债务的协议。就在这时，北越突然之间愿意以谈判方式中止战争。 作为最高级会晤的中心议题是战略武器控制谈判。这个谈判分两部分：一是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合约，二是5年冻结进攻性导弹研制的临时协定。 在1971年5月的军备控制谈判上，基辛格以美国愿意不带附加条件地接受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为前提，成功地达成冻结进攻性武器的协定。但那次“突破性”成果存在许多问题：允许双方建多少个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潜艇发射导弹属不属于进攻性武器冻结之列？地对空导弹的现代化进程在冻结协定中能允许到什么程度？ 在4月份去莫斯科的密访中，基辛格已理清了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一团乱麻。他提议每个国家建两个这样的系统，一个保护首都，一个保护导弹基地。这样于美国不利，因为美国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计划在华盛顿建立防御体系。但从总体上看，这样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协定使任何防御体系变得毫无战略意义。从而遏制了昂贵、复杂的武器领域的潜在竞争。 在那趟旅行中，基辛格还迫使苏联人把潜艇也列入临时协定中的导弹冻结条款，只是给他们定的限额太高了点。留给最高级会晤讨论的只是一些深奥的技术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微妙处理。基辛格在这些方面并不在行，但由于他虚荣心和缺乏耐心，他固执地不让军备控制谈判专家到莫斯科来。这样他不仅要面对葛罗米柯这样的谈判高手，而且还要与苏联武器专家l·v·斯摩诺夫交锋，后者是个技术精湛但头脑顽固的人，对任何来自基辛格的幽默取笑，他的反应是勃然大怒。 自然而然，基辛格与苏方达成的协定在细节方面遭到了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等人的猛烈抨击。 基辛格深知苏联正计划制造更大的轻型导弹，美国显然无法说服苏联停止这项计划，他干脆在协定中隐瞒不提，以至于后来在美国强硬派中引起一片哗然，他们认为美国被苏联人耍了。 “回想起来”，基辛格说，“在最高会晤期间，最好把双方的谈判团带到莫斯科让他们继续工作。”撇开像杰勒德·史密斯、波尔·尼兹这样的专家，意味着时时会有误会发生，而且，从莫斯科到白宫到赫尔辛基来回往返的电文就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 基辛格指的是尼克松决定不把史密斯和他的谈判团带到莫斯科来，以使把结束谈判的荣誉掌握在白宫手里，但他也承认他同意这样做，也是因为虚荣心和出自想控制最后谈判的愿望。 史密斯被突然告知立刻赶往莫斯科参加签字仪式。等他到莫斯科后，他愤愤不平地发现没有官员迎接他。一辆苏联轿车把他接到了克里姆林宫，但所有的美国人都去参加尼克松为勃列日涅夫举办的答谢宴会去了，史密斯只得在过道里踱来踱去等着他们回来。他从凌晨3点起床后，就开始忙着根据基辛格发给他的电报指令整理签字仪式上所需要的文件，一直到晚上，除了在飞机上喝了些庆祝谈判成功的啤酒外，什么也没吃。“我来到苏联首都准备为我苦心经营了那么长时间的军备控制谈判签字”，他回忆道，“但我感到当那些伟人举行国宴时，我像只过道里的猫渴望找到几丁肉渣。” 在记者招待会上，史密斯坦率地回答了记者有关苏联拥有多少潜艇的问题，并且承认协定允许他们制造相当多的潜艇，基辛格急忙插进来说，潜艇具体数目还待商议。 “你想干什么，制造恐慌？”基辛格在去克里姆林宫参加签字仪式的路上斥责史密斯。 因为军备控制谈判协定有许多疑问，基辛格同意在签字仪式后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没有邀请史密斯参加。 史密斯来到美驻苏联大使的家中，这两位有教养的资深外交家一块喝着酒，听着音乐，发泄着对基辛格的共同不满。就是这样的夜晚给基辛格提供了一长串宿敌名单。 对军备控制谈判协定的最严重的批评是协议在处理进攻性导弹发射装置时采用的“冻结”方法。这种方法不是要求均等。而是让苏联人在协定的准许下尽情享受他们在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捞到的诸多好处（苏联人在核导弹的数量和规模上领先于美国）。在最高级会晤召开一 半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已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觉得苏联导弹数目是骇人听闻的。 华盛顿的黑格把这些意见转给基辛格，并表示他也赞同他们的看法。他没有告诉基辛格的是他在华盛顿一直在诋毁军备控制谈判，在签字仪式那一天，他对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和基辛格强硬对手的施莱辛格说：“这是国耻日。” 当基辛格收到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黑格的反对意见时，他觉得有必要向尼克松提出来。他找到尼克松时，尼克松裸地躺在按摩桌上让他的私人医生给他进行背部按摩。“裸地躺在按摩桌上”，基辛格后来说，“尼克松作出了他担任总统期间最英勇无畏的决定。”他要基辛格不要理睬华盛顿方面的意见，继续他的协定。 过后，基辛格给黑格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他的工作是广泛宣传以求得支持而不仅仅是转达关注。 协议虽然冻结导弹发射装置的数量，但允许现代化改进和替代。这实际上鼓励了在导弹上安装多个弹头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实施，造成双方在战略武器上一次大规模地扩充。 但不管怎么说，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最高级会晤标志着两个因核武器竞争而把世界推向死亡边缘的敌人在现实而不是在感情的基础上结成一种新的伙伴关系，标志着“缓和时代”的开始。 自1972年5月莫斯科最高级会晤后，最高级会晤成为处理苏美事务的惯例，对可能失控的关系进行微妙的约束。军备控制谈判进程也起到一种象征作用：它成了关系好坏的晴雨表。 莫斯科成功之行把基辛格变成世界超级明星，新闻时代的头号也是惟一的外交名人。 《芝加哥太阳时代》称他为传奇人物，有造诣的世界 主义者。 在回国途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伊朗拜访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基辛格带着自己新的名人身份光顾了一个以跳肚皮舞为特色的夜总会。“她是个漂亮姑娘，并且对外交政策很感兴趣。”当问及到他们谈了些什么，基辛格答道。 这张照片上了 《华盛顿邮报》及其他报纸的头版，把尼克松在华沙 受到数万名波兰人热烈欢迎的照片移到了里面的版面上去。霍尔德曼一点也不觉得有趣，“太过分了”，他在回途的飞机上发火道，“抢总统的镜头是不可原谅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和平在握 1. 黎明前的曙光 1972年5月，美国在海防港布雷和轰炸河内后不久，北越的军事进攻劈劈啪啪热闹了一阵，被迫停了下来。在越南南方，北越仍旧退回到四年前的战线与西贡军队僵持着。 重要的是，基辛格一手促成的三角式全球均势开始发挥作用：由于美国成功地与中苏建立了现实关系，北越感到自己被以前的庇护国孤立起来。 在越南南方，北越有14万多军队，并且还支持着民族解放阵线同等数目的游击队，但河内发现要短时间内击败有美国空军支持的南越 120万军队是不可能的。于是，1972年8月，在战斗了12年后，北越政治局终于投票决定以谈判方式解决争端。 在巴黎的谈判使者开始暗示他们不再要求立刻用一个“联合”政府取代阮文绍政府，而美国政府早已放弃要求北越退出南方的立场。这样的话，达成协议只剩下一些枝节问题。 基辛格想在11月7日总统竞选日之前签署停火协定。民主党已提名乔治·麦戈文，一个反战鸽派人士为总统候选人，基辛格急于把停火协定作为政治资本献给尼克松，以便打击麦戈文。 事实上，基辛格的主要动机是他感到美国在竞选之前处在更有利的谈判位置上。迅速拟定了一个谈判时间表是因为他们害怕尼克松一旦再次当选会拿他们开刀，他认为可以利用黎德寿和他的河内政治局的急切心态叫他们作出更多的让步。他的感觉是对的。 然而，尼克松并不想在竞选前急忙达成和平协定。因为这看上去像是为争取选民而刻意策划的政治阴谋，有损共和党和尼克松的形象。尼克松还怀疑基辛格想在大获全胜的竞选中为自己捞取荣誉。尼克松现在已没有心情跟他的助理平分秋色。并且，他认为他再次当选后能处于更加有利的谈判地位，因为“敌人将不得不了结此事，不然的话他们将要承受我们能够给他们造成的一切后果”。 何况，尼克松对用谈判解决问题压根儿不抱希望，这点也是他和黑格讨论的结果。黑格的晋升是史无前例的，尤其作为一个只做办公室文职工作的人。在他得到第二颗星的6个月后，即1972年9月，他被提升为4星上将，陆军副参谋长。 在8月1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基辛格已看出河内已不再坚持从罢黜阮文绍为停火的先决条件。但尼克松却很轻蔑地向黑格表示他根本不相信会有任何进展。 南越总统阮文绍对用谈判解决争端也不热心。他压根儿不想要美队撤退，也不愿接受北越军队仍留在南方的停火协议。再说，他需要足够的时间并要求得到预先通知来使他的国民对和平妥协条约有思想准备。基辛格对这些要求一点儿也不敏感。“北越人总是谴责我们是美国的傀儡”，阮文绍后来说，“而基辛格就是把我们当傀儡者。他们对我们不是平等对待。我们要成为谈判的一方，但他们却背着我们干，并且几乎什么也不告诉我们。” 当然，阮文绍自己也往往因态度粗鲁而把事情弄得很糟。他屡次拒绝会见美国驻越大使——很有教养的艾尔斯维斯·邦克，并且只把基辛格和黑格当做普通信使来看待。 随着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的秘密会谈越来越接近实质性阶段，基辛格意识到保守秘密除了能满足自己喜欢作戏的心理，除了能使北越钻空子欺骗舆论外，已变得毫无用处。但他仍改不了偷偷摸摸的习惯。为了出席9月15日那次会议，他有意在旅馆门前挂了个“请勿打扰”的牌子。把自己的喷气式飞机留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乘另一架飞机离开伦敦去巴黎。“这毫无意义——就像小孩子的把戏，因为我们将在这一天宣布与黎德寿的会晤。”他承认道。 另一次巴黎会议将安排在10月8日，基辛格知道这次会议将会产生决定命运的突破。他带黑格一起去，因为据他声称，黑格对西贡能承受什么样的妥协有第一手意识，但实际上，他后来坦白，他是怕黑格在他背后捣鬼。 果不出所料，黎德寿提出的方案几乎每一细节都向美国立场迈了一大步。基辛格感到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当他们美国人独自在一起时，洛德高兴得手舞足蹈，黑格激动地宣称他们成功了，他们为战斗和死亡在越南的士兵挽回了荣誉。 10月16日，基辛格又与黎德寿召开了一次长达16小时的马拉松式的会议，达成一项双方均能接受的协议，明确规定不用一个联合政府来代替阮文绍政府，但南方的占领区将由民族解放阵线省革命政府管理，战争停止，美国人将撤出这一地区。 虽然基辛格费尽心机想促成老挝和柬埔寨也停火，但他没有成功。 河内保证一个月后在老挝实施停火协议，但抗议道：他们对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影响越来越小，无法做到这点。黎德寿说的是实情，几年之后，战争在北越政府与柬埔寨之间爆发。美国当时对这种形势发展一无所知。 基辛格未向西贡阮文绍总统透露一点他已起草成形的协定。基辛格处于策略上的考虑，觉得应先描述一个暗淡的谈判前景吓一吓阮文绍，这样等到阮文绍看到真正的协定时才会松一口气，欣然应允。 问题是阮文绍就是害怕美国背着他跟北越交易，所以，无论基辛格将来会说什么，无论他的论点多么强有力，阮文绍根本就不信任他。 从巴黎回来后，基辛格和黑格一块到尼克松的密室去汇报。基辛格乐不可支，因为自从他和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与苏联建立缓和关系后，他们又将实现剩下的目标——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对基辛格的协定表示同意，但要求必须征得西贡的同意才能签署。如果西贡不同意，就推迟到总统选举之后再说。 基辛格意识到麻烦来了，他已答应北越，不出两星期，他将到河内去参加签字仪式，北越已在为做东道主而准备着。如果美国反悔，北越会公布协定内容。美国国会肯定会要求签署这项协议而不是拖延战争。 但基辛格并未预先通知北越达成协议的时间可能会推迟。 在基辛格就细节问题继续和北越磋商的时侯，尼克松仍旧坚持不急于签字，曾因黎德寿等人改变谈判立场而激动不已的黑格不但不帮助基辛格说服尼克松，反而背着基辛格怂恿尼克松不要改变其看法。 基辛格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步骤：他把巴黎商定的一揽子协议向 国务卿罗杰斯和盘托出，并请求他的部门给予支持。罗杰斯提醒他，如果他早这样做的话，什么事都会顺利得多。罗杰斯成为协议的坚定支持者，并告诉尼克松，不可能再产生比这更好的协议了。 可是，当基辛格飞往西贡征求阮文绍的同意时，阮文绍不仅对他怠慢有加，并且断然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大的失败。”基辛格告诉阮文绍。 更关心自己国家前途而不是基辛格生涯的阮文绍丝毫不为之所动，“怎么，”他说，“你是急于想获得诺贝尔奖？” 尼克松获悉西贡的态度后，通过黑格不停地向基辛格打电报，要他取消河内之行，并声称决不停止对北越的轰炸。黑格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他助理谈话中公开和基辛格对抗。他已提名为陆军副参谋长，不必再装成基辛格的忠实助手。他认为基辛格想去河内已有越雷池之嫌。 基辛格从西贡直接回华盛顿后，叫尼克松大为恐慌的是，基辛格开始向新闻界泄露谈判内容。尼克松曾对科尔森说：“我猜现在大家都会以为基辛格赢得了这次选举。” 基辛格向新闻界透露谈判内容并不像后来人们指责的那样是为了让尼克松再次当选。他这样做主要是针对两个越南首都。对西贡，他要让他们知道美国非执行他起草的协定不可。对河内，他要向他们保证西贡问题不是什么大障碍，协定的基本纲要不会改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一句叫他多年不得安宁的话“和平在望”。 此言一出，股市直线上升，新闻界欢呼雀跃，称越南问题已到了“隧道尽头”。尼克松气得发疯，认为这削弱了美国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2. 圣诞节的幽灵 在 1972年选举日之前的一个周末，基辛格在圣克莱门蒂沿海滩散步，踢着沙子，注视着孩子们捡贝壳。走了三英里路程后，基辛格注意到人们在朝他挥手。一位中年人问基辛格能不能跟他握手，这个人只想说他感激和平的到来。基辛格突然忸怩起来。“要是在别的国家哪会有这种事发生？”他问陪同他散步的记者。“让一个外国人为他们制造和平，接受像我这样的人——我甚至带着外国口音。” 那个星期三，尼克松赢得了47 000 00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60％。 选举结束后，尼克松派黑格去西贡与阮文绍展开一场军人对军人的对话，说服阮文绍接受和平协定。但阮文绍固执己见。“你是将军”，他对黑格说。“我是将军。作为将军，你会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吗？如果苏联侵略美国，你会接受一个让他们留在他们侵略的地方却说这是和平的协定吗？”黑格无言以对。 阮文绍告诉黑格，协定有69处需要修改，待基辛格11月20日再次见到黎德寿时，他把这些意见全部呈递过去，并表示这都是西贡的要求。 河内拒绝作任何实质性的大改动。 尼克松对基辛格的“和平在望”耿耿于怀。他认为因为基辛格说了这句话，要中断谈判在政治上已经是不可能的，整个国家都在期待着和平，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顺着10月8日原则上达成的协议。 基辛格在谈判中迎头遭到黎德寿对殖民主义者背信弃义的痛责，虽然他理解他们的心情，但因始终无法就细节方面与北越最后定稿，基辛格烦躁不安，终于下决心中断谈判，恢复轰炸。 尼克松比基辛格更沉得住气，但他也看出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谁把这个坏消息向公众公布？ 基辛格认为只有尼克松适合这项工作，只有他能鼓动美国人民支持新的轰炸计划。尼克松不为所动，他要基辛格自己来收拾自己造成的“和平在望”的烂摊子。 霍尔德曼、埃尔希曼、黑格都站在尼克松一边，认为总统应该公布成功，助理公布失败。他们开始有意在总统和基辛格之间制造距离，使得尼克松对基辛格更加戒备。 黑格建议用b—52轰炸河内和北越其他地方，在只有基辛格、黑格和总统组成的三人会议上，尼克松作出这项决定。 基辛格勉强同意了尼克松的决定，照他的本意，他更愿意使用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河内，这样不会招致太多的公众不满。但他当着尼克松的面，还是对尼克松的决定赞不绝口。 尼克松二话没说，命令基辛格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项决定。他深夜授意基辛格，要他这样描述总统：在危机面前沉着冷静，不屈不挠。 可是基辛格也不是那么好操纵的。在他的“和平在望”新闻发布会里，他只三次提到过总统。这一次，他14次提到总统——并不是为了兜售包装过的尼克松的自吹自擂，而是以一种微妙的形式把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推到尼克松身上。并且，他对用b—52进攻河内的决定只字不提。 12月18日晨，在安德森空军基地的29位机组人员本以为“和平在望”的声明意味着他们圣诞节能回家。但他们的军官却向他们宣布：“你们的目标是河内。”这次行动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圣诞节轰炸”。 那是一个寒冷、阴沉的冬夜，克里夫·艾希利驾驶b—52轰炸机第一个到达河内，他被地对空导弹击中，飞机内部烧得如一面火墙，他的六名机组人员跳伞后，在空中看到这架巨大的有8个发动机的喷气式飞机带着熊熊燃烧的烈焰栽到地面上。在12天的轰炸中，2架b—52被击落，美方93名空军人员失踪，而越南战争进行到这次轰炸之前，也只有一架b—52被击落。 在连续不断地轰炸中，只有圣诞节停了一天，所以尼克松事后对“圣诞节轰炸”这个命名耿耿于怀。 有人谴责美国不分青红皂白，对居民区实行地毯式轰炸。河内一家医院被击中，埃及、印度大使馆也遭了殃，1318名越南平民在河内、300名在海防港遇难。 河内遭到轰炸是为了在美国已准备接受的和约上作些改动。这些改动相对于为此而失去的生命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尼克松和基辛格事后甚至都不记得该作什么修改。尼克松和基辛格确信，需要强迫河内作出一些摆摆样子的让步，以此来为西贡挽回面子。 这次军事行动对美国和基辛格的声望具有毁灭性打击。新闻界称“圣诞节轰炸”为美国的耻辱，称基辛格不过是个德国老好人，尽量把尼克松制定的任何魔鬼政策都冠以体面的字眼而已。在随后的年代里只要一到12月，新闻记者雷维斯就提醒不要忘了“圣诞节轰炸”给美国带来的耻辱。 国际上反响也很大。在曾被轰炸削平整座城市、一个星期死了5万人的汉堡城里，有家报纸用了一句德国人非常熟悉的话来评价这次轰炸：“甚至同盟国也会称之为对人类犯下的罪恶。”瑞典首相把这次行动与纳粹的残暴行径相提并论，基辛格苦恼万分，甚至公开提到瑞典在二次大战中只不过是中立身份。 尽管基辛格从感情上不接受，但从理智上他还是赞成“圣诞节轰炸”。他甚至得出结论，尼克松使用b—52轰炸机比使用小型战略飞机效果要好得多。但在接受采访中，他有意与轰炸决定保持距离，这使得他与尼克松的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对尼克松来说，选举大获全胜不足叫他欢欣鼓舞，而是叫他备受折磨，这反映在选举结束后的一天，他把他的助理和内阁官员叫到白宫“罗斯福办公室”，叫他们目瞪口呆的是，他叫他们所有人都递上一份辞呈。 基辛格过后说，那是一个可怕的举动。 尼克松有一招安排是想换掉比尔·罗杰斯。霍尔德曼负责把消息告诉罗杰斯，罗杰斯拒绝辞职，他要找尼克松——他的朋友面谈，但尼克松生性讨厌直接冲突。罗杰斯要求让他再留任6个月，不要让他的离职看上去像是基辛格的胜利。 基辛格气势汹汹地找到霍尔德曼，责问他为什么罗杰斯没有被换掉。可是，叫他始料不及的是，尼克松也想辞退他。在基辛格与尼克松的关系中，他犯下的最放肆也是很逗乐的大错是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齐的采访。这位女记者是最善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与世界领导人正面交锋，诱导他们吐露事情。基辛格过后承认“我这样做至少是出于虚荣心，”因为能成为奥里亚娜·法拉齐的采访对象本身就标志着昂贵的身价。 但基辛格在接受法拉齐采访之前谈好一个条件，他必须先问她问题，如果感觉不错，再回答她的问题。 法拉齐被带进基辛格的办公室时，他背对着她正读着一份冗长的打字机打出来的报告。她等待着，觉得他这是为了形成威慑力而故作姿态，是愚蠢、缺乏教养的表现。“他一点也不轻松自在，一点也不自信。” 她得出结论。 当然，基辛格的提问叫她也有点慌乱，但她很快镇定下来，基辛格对她的盘问结果表示满意，决定两天后接见她。 这两次会面都安排在基辛格“和平在望”讲话之后，选举之前。采访的整个过程并不太顺利，每隔十分钟，尼克松就打电话来，基辛格总是全神贯注、毕恭毕敬地听着。虽然基辛格常讨女人尤其是女记者的欢心，基辛格给法拉齐留下一种冷冰冰的印象。巴黎和谈搅得他心神不宁，他面无表情，一直未改变他那种悲伤、单调的嗓音。当法拉齐感到她正要触及到他内心深处时，尼克松的电话把他叫走了。两个小时后，他的助理对还在等待的法拉齐说，基辛格已随总统动身去圣克莱门蒂。 采访在11月下旬公开发表，导致了爆炸性的反响。文章宗旨是基辛格把尼克松年代整个外交政策的成就据为己有。法拉齐用一种带欺骗性的天真口吻下了一个圈套，这位不曾细想的总统助理糊里糊涂地钻了进去。 法拉齐：“基辛格先生，你怎样解释你那不可思议的明星地位？你怎样解释你比总统更有名气，更受欢迎这一事实？你怎样看待这种事？” 基辛格：“看法是有的，但我不会告诉你……我还在任期的时候，凭什么要告诉你。不如你告诉我你的看法……。”法拉齐：“像一名棋手，你走了几步好棋。中国，这是第一步……。” 基辛格：“对，中国是我成功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好吧，我告诉你。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关键是我总是单独行动。美国人最吃这一套。美国人喜欢牛仔独自骑着马在前面押运货车——一个独自骑进城，除了马什么也不带的牛仔。甚至连枪也不带，因为他不开枪……。这个神奇、浪漫的角色再适合我不过，因为单独行动自始至终是我的风格……。” 法拉齐：“你怎样把你担任的重大责任与你的登徒子名声协调起来？” 基辛格：“……我想我的花花公子名声曾向人们也正在向人们保证，我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基辛格的孤独骑士形象带有一种令人可笑的魅力，他一辈子从未骑过马。 采访文章发表后，基辛格企图矢口否认，但因对方有录音磁带，终究不敢轻举妄动。他声明法拉齐断章取义，主观臆断他的讲话，这有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法拉齐从未把磁带拿给美国记者听过。 但不管他怎样为自己辩解，他给自己树立的这种形象仍然大大触怒了白宫另一个也以独行侠自居的人——尼克松。尼克松为此气得嘴唇发白。 3. 和平鸽飞来了 在巴黎附近的别墅里，北越代表站成一行好像是等着迎接他们的美方谈判代表。基辛格迫不及待地要制造一种友好气氛。“这不是我的责任”，他握着黎德寿的手说，“轰炸不是我的错。”虽然北越终究没有忘记发表一个措辞严厉的演说，但他们很快表示他们愿意认认真真坐下来达成一项新协议。到第二天早上结束之际，即1973年1月9日，协议的基本原则已经形成。 基辛格用充满感情、奉承讨好的语言给尼克松发了电报：“我们用新的重大谈判突破来祝贺总统今天的生日……。我们能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总统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他使北越人相信他不会屈从于国会，也不会屈从于公众的压力。” 尼克松善意地作了答复：“你今天所做的是我6年来收到的最好礼物。” 待与北越代表团告别宴会结束后，基辛格深夜来见尼克松。他俩在一种充满关切之情的气氛中谈了两个小时，“那天晚上，我感到自己对他怀有一种奇特的眷恋之情，”基辛格回忆道，“尽管我们都感到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无法再走到一块”尼克松从他的角度在回忆中写道：“我走出来送他上车。我告诉他，国家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直截了当地表扬人叫我很不自在。……但亨利期待着这个，我这样做是对的。他反过来回答说，如果不是我——照他所说——有勇气作出12月8日这样困难的决定（‘圣诞节轰炸’），我们不会取得今天的成果。” 1973年1月的协定基本上跟10月达成的协议一致。基辛格声称1月协议有一项微妙但重要的北越方面的妥协，就是用一条非军事化地带把南北方分隔开。协议用的语气含糊不清，说是双方决定使“平民通道”正式化。基辛格后来不敢肯定地声称，这意味着武装通过这个地带是禁止的。 然而基辛格作出的让步才是最重要的：分隔南北双方的界线继续被看作暂定分界线而不是国境线。这意味着，阮文绍坚持把南越当做被北越侵略的主权国家的要求被基辛格阉割了。 基辛格的才智在这些地方得以发挥：巧妙地把妥协伪装起来，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并且用一种独到的模棱两可把这一切包装起来。 基辛格的助理黑格等人认为，轰炸北越的目的应该是得到原则上更令人满意的协定，起码要把北越军队从南方赶出去。 北越声称1973年的协定基本上是他们1969年5月提出的10点计划模式。其实，这是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的。1969年5月的10点计划中，河内坚持用一个亲共联合政府替代阮文绍政府。 但1973年1月的这笔交易，其代价是昂贵的：美国额外增加了20 552死亡人数，美国社会组织变得如一盘散沙；人们开始藐视政府权威；美国声誉在海外遭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在整整一代年轻人中间；战争扩散到老挝和柬埔寨。并且，这笔交易刚刚持续了两年，就完全控制了南方，赶走了阮文绍。可见，虽然基辛格用谈判解决争端的动机令人钦佩，但美军如果在1969年声称已为西贡履行了义务，然后全面撤军，其后果要比1973年这样做好得多。 “在这个协议下，你认为西贡能生存多久？”埃尔希曼问基辛格。 他期待得到一个保证，但吃惊地，甚至极有震撼力地听到，“我想”，基辛格说，“如果他们幸运的话，能维持一年半左右。” 这就是尼克松、基辛格把战争拖延了四年所能做到的：在美国撤军和西贡溃败之间造成一段“体面的间隔时间”。 最重要的是，基辛格和尼克松虽然秘密告知阮文绍，他们会用武力强迫北越履行协定上的条款。这件事两年后当西贡开始崩溃时给捅了出来，引起一片哗然。 “正是这些承诺说服我签了字。”阮文绍过后说。 但这些秘密保证违背了应由国会批准军事承诺的原则，因而触怒了亨利·杰克逊等一批参议员，他们促使国会通过切断对西贡的所有经费的决议。 但不管怎么说，巴黎协定把美国从绝望的越南泥潭中拔了出来，使它又能像过去那样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角色。靠结束这场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与苏联搞缓和，基辛格帮助制订了一个有利于全球稳定的三角。这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不敢想象的，也是外交政策制订集团的迟钝的官僚们永远做不到的。 这也意味着尼克松的第二任有可能继续推行和扩展创造性外交。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基辛格带着86岁的父亲路易斯观看了第二任就职仪式。当参议员和政界显贵走上来向亨利·基辛格道贺时，路易斯·基辛格容光焕发，激动万分，好像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生活的全部痛苦似乎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得以补偿。”基辛格注意到。 三天后，即1月23日，尼克松宣布停火。为了给罗杰斯一点抚慰，基辛格同意不出席由国务卿参加的巴黎正式签字仪式。记者海伦·托马斯打电话给基辛格问签字仪式开始时他在做什么，他回答说：“造爱而不是制造战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崩溃中的腾飞 1. 权力更迭的前兆 1973年上半年，水门事件丑闻开始蚕食尼克松的白宫。4月的最后一天，尼克松尴尬而情绪激动地向全国宣布，霍尔德曼、埃尔希曼因涉嫌掩盖丑闻而辞职。 在尼克松的邀请下，刚刚离职的霍尔德曼又溜回白宫，帮尼克松寻找新助理。仅仅担任陆军副参谋长四个月的黑格被挑中来接替霍尔德曼以前的工作。 虽然霍尔德曼已被解职，尼克松还是要他去通知黑格。不过，霍尔德曼婉拒了通知基辛格的任务。 黑格谦恭地给基辛格去了一个电话，说除非得到基辛格的祝福，不然他不会担任这份工作。基辛格认为他是一派胡言。 尼克松通过电话正式通知基辛格这个任命时仍遭到基辛格的反对。 基辛格认为黑格对他不忠实，尼克松问他还有没有其他人选，基辛格推荐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基辛格的最高助理，一个西点军校出身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但尼克松拒绝了。 斯考克罗夫特代替黑格担任基辛格的助理期间，尼克松通过霍尔德曼暗示他像黑格一样把基辛格的举动汇报给尼克松，斯考克罗夫特没有理睬。 可想而知，基辛格与黑格之间的摩擦加剧，尤其是这位新办公厅主任在基辛格给总统的汇报中加进自己的看法。基辛格怒气冲冲地威胁道，如果不让他担任国务卿，他立刻辞职。 黑格任期一天后，基辛格就去了苏联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一趟辉煌的旅行，因为他受到国家领导人而不仅是总统助理的招待。他的目的是安排勃列日涅夫访问华盛顿、戴维营和圣克莱门蒂。因为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要谈，勃列日涅夫邀请基辛格一行去苏联领导人的“戴维营”——一个叫扎维多沃的狩猎地。没有一个西方官员有幸去过那儿。 勃列日涅夫曾像暴发户一样，向基辛格他们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别墅，勃列日涅夫问基辛格这别墅在美国要花多少钱，基辛格回答至少40万美元，勃列日涅夫的脸沉下来，缓和突然变得岌岌可危。不对，基辛格助理索南费尔特纠正道，至少值200万美元。勃列日涅夫变得乐不可支，又一次和平在握。 基辛格事后开了一个玩笑，说勃列日涅夫想说服母亲相信，他已成为苏联领导人。为了打消她的疑虑，他带她在他的王国扎维多沃兜了一圈，参观了他的小轿车、船、豪华住宅、游泳池和剧院。她终于相信了。 “真了不起，”她说，“但如果来接管了，你怎么办呢？” 一天下午，基辛格回到了别墅后发现专门为他订购的猎装。勃列日涅夫穿着同样的装束接基辛格上了吉普车。基辛格厌恶以杀生取乐，声明只以顾问身份作陪。回美国后，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把苏联人的这种热情款待描述了一遍。 “你开枪了吗？”记者问。 “没有。我指导他如何打猎。”基辛格回答。 “你指的是朝哪儿瞄准？”记者问。 “朝哪个方向。外行阻止不了一个哈佛教授提供理论和看法。” 勃列日涅夫为基辛格选定了几只野猪射猎，基辛格回答说，凭他的枪法，野猪的死因一定是心脏病突发。 勃列日涅夫打了一阵猎后，领基辛格上了狩猎台，有人把冻肉、黑面包和啤酒送上来，他俩一起用餐时谈到了中国，勃列日涅夫霎时变得杀气腾腾，中国人是奸诈的野蛮人，他们正在制造核武器，必须采取一点行动，勃列日涅夫说。 勃列日涅夫显然希望得到暗示：美国能默许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基辛格没有给予鼓励，只是不动声色地回答，中国的壮大使和平解决争端更有必要。 苏联翻译维克托·苏科德烈夫过后说，狩猎台上的两人对话是勃列日涅夫有意安排的。 索南费尔特带着发青的眼圈从林子里冒出来，他的眼睛被枪托的后坐力击伤了，但他扛着两只野猪。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称他为“大师级猎手”。基辛格装作不相信，故意说苏联人肯定在索南费尔特的枪里作了手脚，好让他以为他瞄准了猎物，然后命躲在伏击处的红军猎手击倒了那两只野猪。 基辛格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国后，记者们毫不客气地问起 1969年至1971年间秘密“国家安全”窃听计划。 不久，《纽约时代》杂志发表了记者赫什从联邦调查局搞到的有关窃听的材料。黑格曾想阻止赫什披露这些内幕消息，因为尽管他作为基辛格的助理时常说基辛格的坏话，但他还是对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天才充满敬意。现在他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必须在水门事件的涡流中维持某种稳定，他甚至这样奉劝赫什：“你是犹太人，你相信亨利·基辛格，一位在纳粹手里丧失了13位亲人的德国难民会采取窃听助理这种集权国家的手段吗？”但他始终没能阻止赫什发表那篇文章 。 基辛格魂不守舍，到处宣称他要辞职，后来尼克松说了句：“我批准了整个计划”，才替他解了围。到1973年5月为止，他面临的还只是一些私人问题，如向他的目瞪口呆的朋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亨利·布莱顿解释他为什么参与窃听他们的电话。 尽管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基辛格仍成为最受欢迎的人。1973年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他高居榜首，而尼克松却屈居第三名。他在公众的一片赞誉声中度过了50岁的生日。新闻界称他为“游客会像对待伊莉莎白·泰勒一样围观的天才明星”，称他为“头号大众名人”。在他50岁生日晚会上，温斯顿·洛德、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亨利·布莱顿这三位被窃听的对象和他们的妻子们也在宾客中露面。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妻子带了15名助理出席了晚会。 “人们总是问是历史造就了人，还是人造就了历史”，洛克菲勒在贺词中说道，“亨利解决了这个问题。” 晚会结束后，记者们跟踪到马金尼斯的寓所门前等待，她和基辛格刚刚进去不久。 “他在里面从来不超过20分钟。”门房告诉记者。果然，20分钟后基辛格出现了。 “幸亏我没呆得太久”，基辛格看到挤成一团的记者说。他钻进自己的轿车，朝他的单身汉住处飞驰而去。 在他的生日那个月里，发生了一件不引人注目的事情：安妮·弗莱歇尔嫁给了布兰代斯大学的化学教授索尔·科恩。这似乎把基辛格从他多年培植的风流单身汉形象中解脱出来，他和南希·马金尼斯也决定结婚。 2. 荣升国务卿 多年以后，尼克松承认：“我并不是真正愿意叫亨利担任国务卿。” 他说的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我觉得我们在国务院需要一位经济专家”，他回忆道。“我想亨利在地缘政治方面无人与之匹敌，但经济他不在行。” “亨利想当国务卿，认为他当之无愧，并让我知道如果他得不到这个位子，他就辞职。”尼克松又回忆道。到1973年夏天，总统已是焦头烂额，不能再失去基辛格。“因为水门事件”，他过后说，“我别无选择。” 奇怪的是，虽然黑格与基辛格过去一直处在剑拔弩张之势，但这一次，黑格却力主提升基辛格为国务卿。他知道这是惟一可以保存现任政府在外交事务上权威的办法。从5月开始，他就告诉基辛格他已把这个问题向尼克松提出来，并且经常通报基辛格：尼克松每一步的激烈思想斗争过程。 尼克松直到8月才决定提名基辛格。他要黑格去通知罗杰斯辞职。 罗杰斯简直是要把黑格逐出他的办公室。罗杰斯说他不能向一位中间人交出高级的内阁职务。 最害怕发生个人冲突的尼克松终于在8月中旬打点起精神，准备亲自要求罗杰斯辞职。罗杰斯没有使老朋友为难，他带着一封措辞亲切的辞职信到戴维营来见尼克松。 所发生的这一切，尼克松对基辛格只字不提。 8月21日，基辛格被邀请到尼克松家游泳池游泳。他到的时候，总统正仰面漂浮在水面上。突然，他既不热情也不激动地说：“我将在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宣布任命你为国务卿。”这是他第一次对基辛格谈起此事。 基辛格在自己的房间里观看这场记者招待会。尼克松热情洋溢、慷慨陈词地把威廉·罗杰斯赞美了一番，说是极不情愿、极遗憾地接受了他的辞呈。待要宣布对基辛格的提名时，基辛格恰好去接一个瑞典朋友的电话，他向电话里的人解释他不能聊天，然后挂上电话。等到他走到电视机旁，他已经漏掉了对他提名的宣布。 原来尼克松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我认为基辛格博士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众所周知的。” 这位从纳粹魔掌中逃出来的德国难民即将成为美国的第 54位国务卿，但当他从电视上看到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记者围攻的时候，他的心凉了半截。 基辛格知道，在参议院确认提名听证会上，他最难过的是如何解释窃听电话这一关。为此，他预先排练了好几遍，他甚至建议卡尔·麦希去他的原籍瑞典作大使，以此来安抚这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实际上麦希后来根本未得到提名。 结果，听证会对基辛格还是很客气的。基辛格在一次未公开的会议上解释道，他知道窃听一事，他在里面起的作用只是提供能接触到有关敏感文件的人名单。外交委员会认可了他为自己所作的辩护。9月21日，参议院以78票对7票确认了对基辛格的提名，就连投反对票的乔治·麦戈文也在电话里向基辛格表示了他个人的崇高敬意。 9月22日，首席官——沃伦·伯格在白宫东厅主持了几乎有150人参加的基辛格就职仪式。弗瑞兹·克雷默尔、纳尔逊·洛克菲勒这两位基辛格旧时恩人也在宾客行列。大部分人想到一个从独裁者那里逃出来的难民在养育他的土地上成为高级领导人，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可基辛格的母亲葆拉一直乐呵呵的。洛德的妻子问她为什么没哭，她大笑着说：“亨利不让我哭。”实际上，她高兴都来不及，哪顾得上哭。35年前，就是她决定收拾行包，带领全家移居到新国土，这才有了今天。 一星期前，在华盛顿高地，她的一个朋友跟她谈起自己的儿子，一名律师的成功，突然那位朋友意识到不妥，忙说在基辛格母亲面前吹嘘自己的儿子是多么愚蠢。“儿子就是儿子。”葆拉回答说。 基辛格继续留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一职务，但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管理的主要责任就落到他的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身上。这位空军将军与他的上司截然不同，他谨慎、直率、从容不迫，对人类的弱点有着透彻的了解，头脑均衡而明智，但并不具备天才理性思维能力。正因如此，他与基辛格相处融洽。 基辛格的大部分高级助理去了国务院，形成他7楼小集团的核心。 忠实的温斯顿·洛德成为政策计划室主任。说话刻薄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因被视为基辛格一路人而没捞到财政部副部长的职位，只得随基辛格到国务院，做了东西方关系顾问。索南费尔特的助理，原中央情报局的苏联专家，好冷嘲热讽、颇有见地的威廉·海兰负责情报研究司。 重要的是，1969年曾因工作紧张而累垮、不得不离职的基辛格助理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又回来作为基辛格的执行助理，后来成为负责行政管理的副国务卿帮办。 基辛格荣升国务卿一个月之后，他和黎德寿因越南协定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评选结果所造成的反响一点也不和平，因为越南南北双方仍旧冲突不断。一位哈佛教授声称：“要么挪威人不了解那儿发生的事，要么他们太富有幽默感。” 黎德寿拒绝领奖和他名下13万美元的奖金，就连基辛格，虽然有点儿受宠若惊，但也做不到坦然接受。他没有亲自去挪威，并且把这笔奖金捐作越战阵亡将士子女的奖学金。两年后，西贡落入手中，他写信给诺贝尔委员会要求归还奖品和奖金，遭到拒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纵横捭阖 1. 赎罪日战争 1973年10月6日，基辛格正在纽约布沃尔多夫饭店套房里酣睡，突然间，精力充沛的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j·西斯科闯进卧室，用粗哑声音几乎是喊着对基辛格说，以色列同埃及、叙利亚马上就要交战了。这就是后来称之为的“赎罪日战争”。 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基辛格对中东外交基本上不过问，这是为威廉·罗杰斯保留的领域，因为总统认为基辛格的犹太人身份容易使人对他产生不信任。 现在基辛格任国务卿，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中东变幻莫测的局势中。 整个战争期间，尼克松被水门事件搅得惶惶不可终日。战争刚开始时，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比斯坎岛考虑如何应付要他交出白宫磁带的合法要求。在随后两星期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因涉嫌一桩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杰拉尔德·福特接任他的职位。紧接着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被撤职。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也辞了职。这就是著名的“星期六之夜的大屠杀”。 由于总统分身乏术，基辛格反倒可以放手一搏。他和黑格作出的好几个关键性决定都未征求过尼克松同意。 基辛格和其他人都普遍认为以色列会赢，所以他反对给以色列提供主要援助，以免使胜利一边倒。“策略在于阻止以色列羞辱埃及。”基辛格后来说。 战争进行到第四天，局势明朗化了：以色列陷入了困境。以色列内阁通宵召开会议，决定使他们的核导弹处于戒备状态。以色列驻美大使西姆查·迪尼茨凌晨1时先后两次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迅速给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基辛格答应早晨8时30分见他。 基辛格与迪尼茨的会面气氛相当紧张。虽然迪尼茨没有提核戒备一事，但仍给基辛格留下一种敲诈勒索的感觉。 基辛格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危机委员会以及与尼克松商议的结果决定对以色列采取低调军事援助。 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对所谓低调支援颇不以为然，并且，他认为亲以色列倾斜政策并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位新任国防部长头脑敏锐，好发脾气，成为基辛格的新对手。 10月10日，苏联开始对叙利亚进行援助。他们做得并不太过分，只是空运了一些燃料和弹药，而不是坦克和飞机。 参议员杰克逊等人谴责苏联挑起危机，而基辛格则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克制的，为此，他专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以色列因运输问题迟迟未得到美国许诺的低调武器供应，国内官员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迪尼茨又是毫不客气地给基辛格打了午夜电话，说以色列的弹药只能维持三天。 运输问题出在基辛格为了保持低调，坚持要到私营公司包租飞机运送军事物资。没有一家私营公司愿意卷入战争，愿意因此而得罪阿拉伯国家，并且，跟基辛格唱反调的五角大楼也不热心督促这些公司接下这笔生意——实际上这些公司主要靠五角大楼给碗饭吃，一般不会轻易违背他们的意愿。 遭到以色列大使深夜打扰的基辛格也不客气地把国防部长从睡梦中唤醒。据施莱辛格说：“随着以色列开始分崩离析，亨利也开始肝肠寸断。” 施莱辛格经过仔细考虑，想通了一点：既然已决定给以色列军事援助，不如直接动用美用运输机，只有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战争进行了一星期后，以色列特拉维夫上空响起了美国运输机的嗡嗡声。街上汽车纷纷停下，房间窗户纷纷打开，人们开始欢呼“上帝保佑美国”。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自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每天有上千吨的物资运来，几乎每小时都有飞机着陆。第一天的运输量就超过了苏联在前4天里运往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物资的总和。 虽然美国犹太人一直谴责基辛格延误了空运，但他这样做是为了以色列安全和美国国家利益两者兼顾。至少这些延误给莫斯科和开罗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并不是在挑起事端，而是对苏联的挑衅作出反应。如果停火掌握得恰到好处，空运会导致基辛格一开始就希望出现的结果： 以色列略胜一筹，促使以色列、埃及在谈判时都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而在中间插一脚的美国也大有外交潜力可挖。 战争持续两星期后，和平似乎在望。埃及第三集团军仍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控制着以色列占领区的一个狭长地带，但在北方，以色列军队已进入运河以西的埃及境内，形成要切断第三集团军之势。勃列日涅夫给基辛格捎来话，希望他只身去莫斯科达成一项立即停火的协议。基辛格暗自窃喜，因为以色列还有两三天工夫可以取得更大的军事成果。 像以前一样，他偷偷摸摸地动了身，摇身一变，又成了过去那种驾着风火轮自由飞翔的超级外交家。 在飞往莫斯科途中，基辛格收到斯考克罗夫特的电报，说尼克松电告勃列日涅夫，他授予基辛格为全权代表的权力。如果在以前，他会把这看作是施展身手的好机会，心里说不出的得意。可这回他有点儿恼火，他本指望以请示总统为由，拖延停火，让以色列提高军事地位。基辛格操起电话直接询问黑格，为什么尼克松要给勃列日涅夫去一封那样的电报，黑格告诉他，他本人已陷入困境，无暇顾及这些事。基辛格第一次从黑格那儿知道了“星期六之夜的大屠杀”事件。 苏联的动机显然是立刻停火，所以，他们只花了四小时时间就同意了基辛格和西斯科匆匆起草的三个条件。谈判进程进行得如此神速，基辛格只得找其他借口推诿搪塞。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问基辛格有没有执行协议的具体的技术方案。基辛格说他有，但相关文件留在列宁山的宾馆里了。他的助理彼得·罗德曼打断说不用担心，他已把这些文件随身带来了。“不”，基辛格说，“这些文件还在宾馆。”罗德曼没有罢休，他得意地从自己的文件包里拿出文件，基辛格对他怒目而视。直到这时，罗德曼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拖延战术。那天晚上，基辛格脾气之大，以至于以后在谈判会上，无论他问罗德曼或洛德要什么，他们都一拖再拖，直到他要好几遍。 基辛格又在玩危险的游戏，他在替以色列谈判却没有征求以色列的意见。幸运的是，在他到达以色列之前，谈判结果已发往以色列并已经过研究。 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希望消灭埃及第三集团军后再停火。当基辛格到达以色列时，喜气洋洋的平民把他当做和平使者来欢迎，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在飞机脚下拥抱基辛格时，他悄悄问到总理：“我猜他对我气得发疯。”埃班表示同意。 第三集团军是埃及的王牌军，在基辛格的停火协议生效之际，以色列已经快要占领第三集团军最后一条供应线——苏伊士公路。以色列军方为此气急败坏。 基辛格犯了一个很糟糕的错误，他问明要多久可以完成一项军事行动，然后回答说：“就两三天工夫？越南的停火协议也不是在规定日期生效的。” 可想而知，以色列迅速切断第三集团军的供应线，包围了这支军队并开始收紧口袋。苏联和埃及向世界、向基辛格本人发出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直接给基辛格发函谴责此事。这是一道不寻常的程序，说明他已意识到是基辛格而不是尼克松在导演这出戏。 基辛格如同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国内以亨利·杰克逊为首的亲以色列派也指责基辛格以牺牲以色列利益为前提来与苏联搞缓和。基辛格的缓和政策也确实出现了不祥之兆。 埃及总统萨达特倡议苏美共同派军队到中东来监督埃以双方执行停火协议。出于合作的意愿，苏联欣然同意，但也出于其他动机，苏联声称如果美国不愿意联合行动，他们将单独派军队去中东。 基辛格原本的打算就是在中东排除苏联的军事干预，所以他立刻通知多勃雷宁，美国不愿意双方派军队去中东。 在正常情况下，尼克松会同意基辛格的做法，但被水门事件搞得颓丧无比的尼克松却宁可和苏联合作。基辛格决定不跟尼克松商议此事。 多勃雷宁从勃列日涅夫那儿得到的回信是，既然美国不同意双方派军，苏联将独立行动。 基辛格如临大敌，连忙打电话跟黑格商量，并询问是否该叫醒尼克松，黑格只说了一句：“不行。”此事责任重大，基辛格感到一阵惶惑。 他召开了包括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参加的最高级内阁会议。开会之前，黑格要求基辛格借总统之名主持会议，基辛格表示同意。会上决定以尼克松的名义回复勃列日涅夫，坚决拒绝让苏联或美队进入中东地区。会议开到深夜之际，一个重大决定产生了：美国应该给莫斯科送一个带威胁性的军事信号，那就是使全世界的美国核部队处于更高一级核戒备状态。 “你要保守秘密”，在离开白宫情况室时基辛格朝穆勒上将嘟哝道。 这是典型的基辛格风格，他要发一个让苏联注意到而美国公众蒙在鼓里的信号。 “听着，亨利”，施莱辛格插嘴道，“你让两百多万军人和后备役军人突然进入戒备状态而又不想让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不久，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到了，他只字不提头一天晚上的叫嚣，客气地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只派非军事人员而不是士兵去中东。 对基辛格来说，这是苏联屈服于美国决心的表现。对其他人来说，这表明基辛格对勃列日涅夫头天晚上模棱两可的声明太神经过敏。 “我们可能理解错了”，基辛格次日对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说，“但在深夜你不能冒险。” 杰克逊参议员借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信大肆攻击缓和政策。为了维护缓和，基辛格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强调“我们不认为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缓和这条路将证明是对的”。 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出核戒备是不是用来引开公众投向水门事件的视线。基辛格质问记者们：“该由你们这些女士和先生来决定是否也应在外交领域制造一场信心危机？” 像尼克松一样，举行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新闻发布会后，基辛格也渴望听到恭维话；像基辛格一样，黑格知道如何迎合他的需要。 “你干得不错”，新闻发布会一完，黑格就打电话给基辛格。 “还过得去吧？”基辛格问。 “漂亮极了。”黑格再一次强调说。 尼克松也向基辛格表达了自己高兴的心情。这一次，轮到基辛格说奉承话了。“总统先生，你又赢了”，他说。 刚与基辛格通过话的尼克松又打来一个电话，“我想去戴维营，” 他说。他犹豫了一会儿，“你想一块去吗？”他问道。要是在过去，基辛格决不会放过一次跟总统去戴维营的机会。可这次他变得支吾起来。 “我理解。”尼克松说。 尼克松在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上不顾他的话将会引起莫斯科的极大愤怒，严厉谴责苏联制造了自1962年古巴冲突以来最困难的一场危机。基辛格被他这一番措辞吓得目瞪口呆，气哼哼地要求黑格想法约束尼克松的行为。黑格也私下召见多勃雷宁，费尽口舌地解释了一番，才避免风波再起。 2. 通向日内瓦之路 埃及的第三集团军在停火协议生效后遭到以色列的包围，并面临着因饥饿而投降的危险。 基辛格开始在以色列大使迪尼茨身上打主意，见说服无效，他以尼克松的名义发出冷酷的威胁：“我们不允许有我们参加达成的停火协议生效后埃及军队被消灭。”果尔达·梅厄夫人的反应是强词夺理、反咬一口。 还是埃及总统萨达特率先打破僵局。他同意埃及、以色列在军事上直接谈判，以便给第三集团军提供一条供应线。 10月28日，在开罗和苏伊士之间的101公里处，以色列将军阿哈隆·亚里夫和埃及将军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将军走向对方，笨拙地互敬了个礼，握了握手。自从以色列独立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以色列和阿拉伯代表直接进行和平会谈的现象。101公里处成为这段历史的里程碑。 显然，虽然以色列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但它的军事优势不再保证它的安全。它也不再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惟一的甚至是首要的主顾。 埃及和叙利亚虽然军事上失败了，但政治上胜利了。在他们打破他们无法忍受的现状的时候避免了一场羞辱。 对基辛格来说，1973年10月的胜利在于他能够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不动声色地降低他们在中东的影响力。一想到连核戒备都动用上了竟没有破坏缓和，基辛格就容光焕发。 在基辛格的一生中，他去过许多地方，就是没去过阿拉伯国家。这一次，受萨达特之邀，他将去埃及举行会谈。 基辛格的战略方针既出类拔萃又带风险。如果他能推行下去，意味着中东将与美国结盟——其战果之辉煌不亚于他的中国之行和改变战略均势的缓和政策。如果他失败了，必然引起以色列的谴责、阿拉伯国家的过激行动和与苏联合作的崩溃。 随着与萨达特会面的日期接近，基辛格疯狂地咬着指甲，陷入一片悸惧之中，因为他从未见过被他看作小丑的埃及总统，他甚至担心自身的安全。他父母极力反对他的这趟旅行，但他从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走在开罗街上，没人会注意他，这一点，据法赫米半开玩笑地回忆道，也叫他很窘。 于是，在开罗郊外的塔赫拉宫出现了极不相称的一对：代表美方的是一个穿着皱巴巴且不合身西装的胖乎乎的犹太人，迎接他的是一个高大、笔直、皮肤黝黑的埃及领袖，后者虽出身农民之家，却带有贵族般的高贵气质。 经过磋商，萨达特同意采取基辛格全面撤军的建议，这意味着埃及从莫斯科这一边倒向华盛顿一边，为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开辟了一条新路。 萨达特为了国家利益敢于放下架子，牺牲成见，在谈判中迈出大步，但果尔达·梅厄和她的内阁并没有作好接受他谈判计划的准备。萨达特认为他国家的安全要求他敢作敢为，以色列人，可以理解的是，觉得他们的安全要求他们保持高度、经常的警惕。 但同时，101公里处的直接对话进行得比基辛格想象得要好得多。基辛格面临的问题不是来自谈判破裂的危险，而是来自协议达成的威胁。 对以色列来说，这证明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谈判。对埃及来说，这是一种加速协定形成，尽快使第三集团军解围的机会。对双方将军来说，说不定下一次的诺贝尔和平奖就会落到他们头上呢。 但基辛格既出于政策的考虑，也出于虚荣的动机，坚决要求在12月18日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不要达成任何协议。 “亚里夫（以色列将军）在那儿兜售什么呢？”基辛格责问以色列大使迪尼茨。“叫他停下来……假如他成了撤军英雄，你们12月18日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实际上，基辛格是要由他来操纵和谈进程。 在华盛顿，尼克松想到自己备受水门事件折磨，而基辛格却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且行云流水般地周游世界，享受头版头条的待遇，嫉妒心油然而生。他把多勃雷宁召到白宫，密谈了半小时。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试图阻止这次会谈，却没有成功。 基辛格得知尼克松干预中东外交，尤其是把苏联拉进这次行动中后，气得火冒三丈。他通宵未眠，一封接一封的电报打到华盛顿。冷静的斯考克罗夫特告诉他，尼克松还想召见沙特大使，被黑格挡回去了，不然事情会更糟。 基辛格在筹备12月18日日内瓦会议过程中惟一的失败是没有说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参加。阿萨德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灵魂上铭刻着外国人数世纪在他的国土上犯下的罪行。当基辛格到大马士革见到他时，他正坐在阿拉丁击败最后一批基督教东征军的巨幅油画下面。 基辛格提出日内瓦会议问题，阿萨德表示要他参加这个会议，首先必须以色列退出他的领土。 基辛格避开叙利亚参加不参加日内瓦会议这个问题，开始跟阿萨德讨论如何写邀请函。 突然，阿萨德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如果要耽误几天，他无所谓。邀请函上其他问题都是枝节问题，他很乐意听从萨达特的安排。 “那封信中你和萨达特总统同意的一切事项我均会感到满意的。”阿萨德说。 基辛格开始相信阿萨德难驾驭的名声有点言过其实。这封信中有没有他不同意的地方？ “噢，对了，信中有一部分不准确。”阿萨德回答。 “哪一部分？”基辛格继续问道。 “信中说叙利亚已经同意参加会议”，阿萨德干巴巴地说，“我不同意。” 起初，基辛格惊呆了。他突然意识到阿萨德对邀请函的措辞如此无动于衷是因为他压根儿没有接受邀请的打算。 等他返回以色列，他把自己“败走大马士革”当笑话说给以色列人听。他这幕剧可以说演得惟妙惟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穿梭外交 1. 第一次以色列—埃及穿梭外交 穿梭外交并不是有计划产生的。1974年 1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带着一份新的军队脱离接触的计划来到华盛顿，他建议由美国国务卿亲自把这个计划呈交给萨达特，基辛格欣然同意。 等他到了萨达特的冬天住处阿斯旺，埃及总统也提出一个建议：与其把问题交给日内瓦谈判小组磋商，不如他自己留在中东从中斡旋，以加快推进速度。基辛格正求之不得。等他到耶路撒冷作短暂访问返回阿斯旺后，一种新的外交风格诞生了。“欢迎你们登上在埃以之间穿梭的飞机！”兴高采烈的约瑟夫·西斯科在第二趟旅行开始时脱口而出，“穿梭外交”因此而得名。 在随后的两年里，基辛格为四轮重要谈判而11次访问中东。 基辛格决定自己主持而不是交给日内瓦处理第一轮西奈脱离接触会谈。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把苏联人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当然，他也承认“这里面无疑包含着一种虚荣心”。他不愿意放弃外交主动权，主要出于双重考虑：一是相信没人干得跟他一样好；二是害怕有人干得跟他一样好。 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带给基辛格的军队脱离接触计划的中心部分是以色列军队撤到苏伊士运河以东20公里，将建立一个10公里的联合国缓冲区分隔双方部队。每一方应划出纵深40公里的兵力限制区。 萨达特决不会同意这笔交易，因为40公里的兵力限制区已延伸到埃及主要地区。但这都好商量。萨达特比他的将军和以色列内阁更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照这个路子商讨达成协议，将标志着以色列自1956年以来第一次从它占领的重要领土上撤退。 因此，令基辛格吃惊的是，萨达特毫不含糊地接受了达扬建议的以色列的前沿线。他所不同意的是达扬计划只允许埃及在运河以东保留两个营，他认为这是对占领那一地区的军队的侮辱。他要保留10个营和一些坦克。但萨达特将接受基辛格所能争取到的任何数目——当然，基辛格要全力以赴。 在耶路撒冷，基辛格面对的是他的哈佛大学的学生、亲密朋友伊加尔·阿隆领导的谈判小组。这位以色列副总理希望基辛格跟萨达特还价还到5至6个营。令人称奇的是，阿隆和萨达特跟基辛格说话时好像都把他当做自己一方的代表。 “6个营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说。 “如果他们坚持10个营，我们坚持6个营，也许8个吧。”阿隆说。 基辛格提醒阿隆，把一个小一点的数目放在妥协的前面是愚蠢的。 如果以色列能接受8个营，就说8个好了。“如果这件事拖得太久的话”，基辛格警告道，“他（萨达特）的顾问会转而反对它的。” 萨达特接受了这个数目。但他不愿意跟以色列——埃及未承认的国家一块举行协议签字仪式。基辛格出了个主意：埃及、以色列分别把协议条款写进给美国的信中，由美国向双方出示一封包含“美国建议”的信让他们签字。这种形式很繁琐，但行得通。 当基辛格带着几乎是最后协议的文本来到萨达特处，萨达特未加思索地决定口授一封信给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这使得他成为第一个跟以色列建立直接联系的埃及现代领导人。 “当我谈到和平的时候，我是言出必行。”萨达特在给梅厄的信中写道，“我们过去从未进行过联络。我们现在有基辛格博士帮忙，我们可以通过他进行对话。” 果尔达·梅厄正患有严重的带状疱疹，一星期没有出家门。当基辛格到达以色列时，那里下着10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雪。基辛格靠军车开道才抵达梅厄的住宅。他给她念了萨达特的信。 “这是件好事”，她简洁地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随后，她写了封回信，在信中除了表达她的和平愿望外，还高度赞扬了基辛格。 “很幸运，我们拥有我们共同信任的基辛格，他随时准备为和平事业贡 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脱离接触协定的最后几项已被接受。协定将由埃及、以色列军队司令在101公里处签字。基辛格已回到萨达特的夏天住处阿斯旺，萨达特刚刚读完梅厄的信，一个助理走进来说签字仪式已经完毕。“我要脱掉军服”，萨达特宣布，“除了庆祝仪式我再也不会穿它了。告诉她这就是我的答复。” 那天下午，尼克松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协议，这总算使他从国内的痛苦深渊中抬起头喘口气，尽管大部分荣誉仍旧归在基辛格的名下，据民意测验结果，85％的美国人认为基辛格干得不错，自从有这项民意测验以来，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得到过如此高的赞扬。两家以色列报纸在头版把他描绘成和平天使；埃及出现大型的群众欢庆场面；在叙利亚，公众的仇视情绪已转变成一种秘密愿望：希望他们的国家列入基辛格下一个议事日程安排之中。 只有从莫斯科传来了一片指责声。在一份给尼克松的正式公函中，勃列日涅夫抱怨美国无视过去达成的谅解，即美国在处理中东问题时应与苏联联合行动。对基辛格来说，这个哀伤的指责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祝贺。 基辛格在中东外交中采取的不是他所欣赏的一步到位的方法。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或有什么可能达成解决像巴勒斯坦问题这种基本争端的全面中东协议。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哄以色列退出被占领土地，劝诱阿拉伯人接受以色列及它确保边境安全的权利。就这样，他靠这种一步一步的谈判方式取得了他想得到的结果。 与那种客观估量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不同的是，基辛格在中东充分利用他与政治家的友谊来达到谈判目的。“他建立了一种私人关系”，以色列原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说，“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迫使别人为他帮忙。” 这在中东是很适用的，因为阿拉伯世界的生意心态除了好讨价还价之外，就是喜欢套交情，彼此建立信任感，基辛格也不例外。他尤其欣赏这种在讨价还价中发展起来的友谊。“他骨子里是个希伯来人。”一位研究中东的学者说。 他发展的最重要的私交也是最出乎意料的，是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关系。基辛格常常用一种肃然起敬的口气把萨达特说成是“先知”。除了周恩来，没有一个他接触的国家领导人在他心目中留下如此深的敬意，激起如此浓厚的感情。 有一次，萨达特把他领到别墅的热带花园里，在一颗芒果树下，萨达特亲了他。“你不仅是我的朋友”，萨达特说，“你是我的兄弟。” 吃了一惊的基辛格随后告诉记者，“以色列人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是因为他们没有亲我。” 基辛格与果尔达·梅厄的关系则是很折磨人的，就像一位意志坚强的犹太母亲和她飞黄腾达的不孝之子之间的关系。“果尔达是不是恨我？”基辛格常常问大使迪尼茨和其他人。“不会的。”他们向他保证，但他们也承认关系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尽管果尔达一会儿叫基辛格气得发疯，一会儿叫他垂头丧气，基辛格对她还是怀有感情的，因为他理解她对她的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安全所怀有的关切之情，因为他理解她对以色列的生存所持有的献身精神。对这一点，作为犹太人的他决不会置身事外。 1974年梅厄最后的官方举动是为基辛格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基辛格狠狠地亲了梅厄一下，这个吻比他给与萨达特和从萨达特那儿得到的要大得多。“我知道”，她说，“你从不亲女人。” 基辛格与伊加尔·阿隆，以色列副总理、以方主要谈判代表的关系既亲密又紧张。基辛格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基辛格曾试图跟埃及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套近乎，但却没有成功。“他假装是和平缔造者和调解人，实际上总是在为以色列谋取利益”，法赫米后来谈到基辛格时说，“考虑到他自己是个犹太人，这一点也不奇怪。” 法赫米最厌恶的是基辛格的两面派行为。“他总是咒骂以色列人，常常取笑以色列领袖来使我们相信他是我们这一边的，并以此来掩盖他的偏心眼，”他说，“不幸的是，只有萨达特吃他这一套。” 好多跟基辛格打过交道的人都指责他口是心非。基辛格确实是个很狡猾的人，他善于用自己的话、行为、玩笑、风格去迎合他的谈话者。 在叙利亚，他讥讽地称果尔达·梅厄为“以色列小姐”；在以色列，他拿阿萨德开粗俗的玩笑，还模仿沙特阿拉伯国王如何就和犹太主义之间的联系大放厥词。 但基辛格的狡猾还在于他避开裸的两面派行为。他用词很讲究，从不撒谎，只是掩盖一些真相，使人产生误解。“但这不能算是欺诈行为。”他过后说。 詹姆斯·施莱辛格，基辛格在那些年月中的对头，对基辛格这些做法特别反感。他甚至认为这与基辛格的出身背景有关。“亨利的欺诈风格在欧洲不会像在这儿一样受到责难”，施莱辛格说，“过分玩弄权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吃香。” “亨利没有意识到的是阿拉伯领导人好互通传闻。”施莱辛格补充道。其实，基辛格理智上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喜欢做变色龙，对不同的听众变化出不同的颜色，并企图用诋毁另一个人的方式讨这个人的欢心，这不仅仅是一种谈判技巧，也是一种性格缺陷。他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儿采取的风格与他在白宫和华盛顿晚宴上采取的风格毫无二致。 前任国务卿授权让人家办事的时候多，亲自出马的时候少，基辛格则正好相反。他要求主要部门的决定都得由他作出，留在华盛顿的副国务卿无权作主。这样一来，国务院实际上是基辛格上哪儿，它上哪儿。 基辛格的指挥部设在一架名叫“萨姆—86970”的波音707飞机上，它曾被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作为“空军一号”使用过，机上装有一个由两位技术军士操纵的大型电子控制台，能与世界各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天，二百多封电报往返于他的飞机。每次停下来，8辆装得满满的大卡车把文件从飞机运到宾馆。《华盛顿邮报》称这为“历史上最大的永久漂浮的外交政策集团。”基辛格也称他的波音707飞机为飞行中的国务院。 早在基辛格还只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时候，他的文件箱就已被认为是黑洞。他的助理不断想点子让他处理掉等着他签署的堆积如山的文件。过去，他们故意在文件封皮上标明由索南费尔特批阅的字样，因为这肯定会诱使他抓起文件仔细阅读，现在除了这一招外，他们还在他们需要他批阅的重要决定备忘录标上“庆贺电报”、“斯考克罗夫特与总统的对话”，引诱他翻阅。 他所担任的责任之多，任务之重，就连管理行家也会感到应接不暇，何况基辛格并不善于管理。他讨厌委托别人干，下达的命令既不明确也不决断，弄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不严格遵守时间表，好向下属发泄不满，一点不想掩盖自己对官僚机构所持有的蔑视态度。当他开始为谈判无限度地四处奔走时，这些管理缺陷进一步地暴露出来，尤其是他只带上像伊格尔伯格和洛德这样的高级官员，而把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晾在一边。 然而，他在穿梭外交中显露出来的才华掩盖了他管理方面的无能。 他善于用令人信服的、极其生动的语言向埃以双方描绘失败的可怕后果。基辛格警告以色列人，犹豫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有可能横插一脚，一旦美国公众厌倦了，以色列就将在没有美国空投的情况下战斗。反过来，他告诉萨达特：如果战争爆发，五角大楼决不会放过你。 因为需要以色列作出更多的让步，基辛格从历史的角度生动形象地分析着局势，设想出一个因以色列人食古不化而造成的大动乱和被世界遗弃的前景。耶路撒冷的谈判者都有了一本基辛格悲观主义论调的仿真词典。当他称这一进程是“自杀性的”，他的意思是很困难。“不可能” 可译为“不太可能”。“困难的”意味着“有成果的”。当他说：“我来看看我能做什么”，这个意思是“我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妥协，只是没告诉你们罢了”。 除了威胁恫吓之外，他还充分地利用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手段。在阿拉伯世界里，他许诺美国将进行技术投资。第一个脱离接触协定签字后，埃及得到了一座美国核电站。第二年，西奈第二轮会谈破裂，基辛格认为是以色列的错，则要求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减慢给以色列的武器供应。 这正中施莱辛格的下怀，他以书面的形式下达了这个命令。伊加尔·阿隆在戴维营向他过去的老师抱怨此事，基辛格矢口否认这是在施加压力。他向阿隆保证，外交分歧和武器运输之间没有联系。阿隆非常清楚美国这样做是冲着协定未达成而来的，面对基辛格的狡辩，他又惊又怒。 但这方法很有效，下一轮谈判中，以色列驯服多了。 2. 不愉快的插曲 1973年12月，在基辛格结束对耶路撒冷访问之际，他悄悄撇下记者，瞻仰了为纪念死于纳粹之手的600万犹太人而修建的雅德·瓦森。 他本意并不想去那儿，但以色列官员请求每个来访的国家领导人都这样做，他也不例外。虽然基辛格，一个从菲尔特逃出来的难民没有必要要人教他大屠杀是什么，但有些以色列人认为这位国务卿先生有必要上这堂课，他们认为基辛格忘了自己是什么人，是什么出身。 在参观雅德·瓦森期间，基辛格表现出对自己身份所怀有的矛盾心态。一家以色列报纸报道：他只是不情愿地去了那里，并且快速走过那些柱形纪念碑。20分钟后，他看看表，悄悄地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说：“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但他的以色列东道主并不想缩短参观时间，或设法变哀思为快意。以色列官员告诉基辛格，他的名字在菲尔特刻在显眼处，他还向基辛格出示了有13位基辛格的被杀亲戚姓名在上面的书。 带着亚莫克便帽的基辛格呼吸沉重起来。他患有感冒，他很疲倦，但他也——他过后说——“心碎了”。凄风苦雨抽打着山侧的纪念碑，哀悼祈祷文在空中回荡，基辛格低下头，默哀良久才离去。陪同他的一个官员说他好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他是借此机会独自回顾一下他自己的过去，历史的冷酷无情，以及人类在政治家的活动中所承受的风险。 作为美国第一位犹太人国务卿，基辛格不得不面对他的宗教背景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尼克松在与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私下会面时，称基辛格为“我的犹太伙计”。 有关基辛格宗教背景的话题令基辛格很不自在。“我出身犹太人，但事实是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在70年代早期告诉一位犹太朋友。 “美国给了我一切。一个家，一个学习机会和谋取高职的机会。我不知 道其他犹太人想要我成为什么人，但我先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人。” 他从军队回来后就不再做礼拜，但他不像詹姆斯·施莱辛格，他从不拒绝犹太教，而施莱辛格一家已蜕变成新教教徒。 基辛格对犹太人的态度常常能从他的幽默中反映出来。他的玩笑总是针对原谅以色列一切罪恶的“我的教友”对他施加的压力，得知以色列人违背停火协议、包围埃及第三集团军后，气头上的基辛格在一次危机处理会议上抱怨道：“如果我不是生来就是犹太人，我肯定是个反希伯来分子。”在另一个盛怒的场合，他脱口而出：“任何一个被迫害了2000年的民族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 基辛格的犹太身份使他在与尼克松交往中处处觉得矮人一等。他不想这样，“但尼克松就是要他有这种感觉。”埃尔希曼说。 基辛格常常迎合尼克松对犹太人的偏见。有一阵子，他告诉索南费尔特或霍尔珀林，他不想要他们参加会议是害怕露面的犹太人太多。 尽管基辛格心情矛盾，但内心深处，他视以色列的生存为己任。如果以色列真的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会是它最坚定的卫士。同样，如果以色列朝自我毁灭的路上迈步，他又是最着急的批评者：“作为一个在大屠杀中丧失13位亲人的犹太人，我怎么会背叛以色列？”他告诉犹太领导人。 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以阿拉伯国家为首把原油价格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2美元，并削减了　％的产量。510月　19日，尼克松要求国会拨款 22亿美元作为给以色列的一揽子援助，使它可以为空运去的军事装备付款，阿拉伯人迅即作出反应，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全面石油禁运。 石油禁运对国内产油的美国来说影响不大，但减产和石油价格的提高在石油消费国导致了一场真正的危机。12月23日石油输出国会议上，伊朗国王把价格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每桶11.65美元，几乎是10月上旬的4倍。 几乎有10年时间，日本和西方盟国陷入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的困境。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新价格超过了他们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外援的总和，并且这些外援很快就被迫取消了。 “保护我”，尼克松对伊朗国王说。好大喜功的伊朗国王满口答应。 美国在这笔交易中要付出的是无限制地向这个石油富有国出售任何武器。五角大楼曾警告说伊朗已购买了他的军队消化不了的太多的先进武器。但出于政治原因，五角大楼的意见被否决了。 基辛格也竭力促使美国向伊朗出售任何它想要的武器，伊朗国王兴奋地称基辛格为“最聪明的美国人”。 但购买武器的高额经费从哪儿开支呢？伊朗国王提出美国购买伊朗石油作为战略储备，尼克松很不明智的回绝了。伊朗只得借支持埃及、叙利亚为名抬高石油价格，偿还购买武器的债务。 即将成为财政部长的石油大亨威廉·西蒙在1973年底认为，应利用与伊朗国王的武器关系迫使石油价格降下来。但即使大涨价之后，基辛格仍旧不愿意使用这个连环套，尽管他对这方法驾轻就熟。 西蒙，这位头脑敏锐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保守主义者，不可避免地成为与基辛格争夺势力范围的对手，但他们的争斗出乎意料的很友好，尤其是以基辛格的标准来看。“我跟西蒙签有互不侵犯条约”，基辛格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不谈经济问题，他只会慢慢接管外交政策。” 西蒙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舍赫·艾哈迈·亚马尼关系友善，更愿意向沙特阿拉伯而不是伊朗靠拢。在一次公开场合，他说漏了嘴，称伊朗国王为“怪人”。基辛格气哼哼地给他发了一封责问电报。 “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西蒙说。 基辛格的答复既怒气冲冲又不失一种幽默。“在什么文章里”，他回电道，“你能称美国盟国首领为‘怪人’？” 基辛格、尼克松依靠伊朗国王来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此项政策理论上行得通，但在实践中却变成一场灾难。伊朗国王因他购买到的庞大武器库而妄自尊大起来。70年代末，他被国内的基要主义者推翻，这些人强烈反对他的西式世界观和他的石油美元带来的副产品——异教徒式的现代化。随即而产生的反美主义多年来一直削弱着华盛顿在该地区的作用。 基辛格为缓解能源危机所作的主要贡献是快马加鞭地充当中东调解人。1974年2月在阿尔及尔召开了阿拉伯小型首脑会议。在公开场合，他们重申禁运立场。私下里，他们秘密决定请基辛格再次奔走，为叙利亚—以色列前沿阵地争取一项脱离接触协议。 基辛格对叙利亚穿梭外交正求之不得，但尼克松一心一意想解除石油禁运，好让他从水门事件中求得几分解脱。“我惟一的兴趣是石油禁运”，他告诉基辛格，“这是国家惟一感兴趣的事。他们才不管叙利亚会发生什么事呢。” 幸运的是，埃及外长和沙特阿拉伯外长受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之托，飞到华盛顿请基辛格出山。他们向尼克松、基辛格转达了一个决定，即3月份解除石油禁运，但有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前提：基辛格必须马上开始叙利亚—以色列穿梭外交。 3. 叙利亚穿梭外交 当基辛格到达大马士革进行预备性访问时，一场耐力较量开始了。 阿萨德总统仅仅为接受脱离接触会谈这个概念就让基辛格苦口婆心谈到凌晨3时。 叙利亚前线缺乏促成埃及—以色列交易的要素。不像埃及，叙利亚军队没获取任何新领土，阿萨德固执地要求在谈判桌上赢得他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关于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协议看起来很像是一场单方面的撤退，其目的是使阿萨德能够声称，叙利亚没有白打这一仗。对于这场偷袭的受害者说来，这并不是它迫切要求达到的目的。 以色列最先的打算是只让出 1973年占领土地的 1/3。阿萨德总统公开要求是，叙利亚得到它1973年丧失的所有土地，外带一半戈兰高地。 两个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800名以色列人死在戈兰高地上……”果尔达·梅厄告诉基辛格，“阿萨德却说他要求归还他的所有领土，他的脸皮也太厚了点。” 就连基辛格的按摩师也像吃了枪药似的，铆足了劲猛烈地给基辛格按摩，弄得他气都喘不过来。 “我们需要和平”，按摩师说，“我愿意用我的10年寿命换取和平。” “你会放弃戈兰高地多少公里的土地来换取和平？”基辛格问道。 “放弃？公里？在戈兰？你肯定疯了！什么也不会放弃！一毫米也不放弃！” “那我就应该中断谈判不是？” “绝对不行”，按摩师说，“我愿意用10年寿命换取和平。”这下子，基辛格的背又遭了殃。 基辛格在以色列使用的主要武器已被以色列的部长们命名为“亨利的世界末日演说”。他这滔滔不绝、充满激情的暗淡前景的描绘早已打动不了以色列内阁，内阁甚至拒绝任何基辛格认为可平安地作为开场白带给阿萨德的建议。 在大马士革，阿萨德同样态度僵硬，他坚持以色列归还一半戈兰高地，少一半，协议就别想达成。 叙利亚穿梭外交刚开始时，新闻界问埃及总统他有什么好建议可提供给他的盟友阿萨德。“只要信任我的朋友亨利就行。”他说，可现在，基辛格徒劳无功地赶到亚历山大向萨达特求救来了。 萨达特告诉他，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一座名叫库奈特拉的，人烟稀少的小城。这座位于戈兰高地腹地的小市镇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协议必须包括以色列退出库奈特拉，萨达特说，“我就能让整个阿拉伯世界接受，为阿萨德挽回面子。” 果尔达·梅厄和她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私下曾讨论过愿意让出库奈特拉，但他们没有告诉基辛格，相反，他们提出分割库奈特拉的方案。 基辛格知道分割是行不通的，但基辛格一眼看出答应让出库奈特拉意味着以色列克服了一种心理障碍：他们终于愿意从 1967年的分界线往后撤。基本原则已经确立。余下的就是一公里一公里地讨价还价。 基辛格决定到大马士革后，把以色列从库奈特拉撤退的愿意程度略作夸张，把其他方面的小妥协按下不提。谁知，以色列报纸毫不客气地把以色列政府立场透露出来，基辛格勃然大怒，冲着以色列谈判代表嚷嚷他们为什么没有新闻审查制度。 军事新闻审查是合法的，但出于政治目的审查就不合法，一位谈判代表向他解释。基辛格没被说服。后来还是伊加尔·阿隆，他在哈佛的老学生给他上了一堂有关民主含义的课。公众辩论和机密泄露就是民主付出的代价，他向美国国务卿解释道。 谈判进行一周后，基辛格为了跟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面，到塞浦路斯转了一趟。基辛格有意选塞浦路斯作会面地点，是因为要把苏联排除在中东和谈之外。在这件事上，萨达特、阿萨德跟基辛格沆瀣一气。葛罗米柯认为以色列应该退出戈兰高地。行啊，欢迎他飞往耶路撒冷向梅厄去游说，基辛格对他说，公开显示出苏联人在这件事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基辛格还向叙利亚人表明，他在叙利亚时，葛罗米柯不能去那儿。 于是令葛罗米柯惊愕的是，叙利亚——这位莫斯科的老主顾告诉他，他的访问要推迟10小时。叙利亚官员还强迫他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45分钟之久，因为基辛格在那里还没有办完事呢。 当基辛格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之间来回穿梭时，一步一步的谈判过程已变为一条街一条街的讨价还价。成问题的是在小镇周围有三块田地已被以色列定居者开垦耕耘过。这三块地一年的产量也付不起基辛格飞机一天消耗的油料，但这里有一条原则，以色列从未放弃过它有居民定居的、耕耘过的土地。 5月14日，第二星期的穿梭外交已接近尾声，基辛格决定要以色列作出让步。果尔达·梅厄愤慨地说：“不能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还没有这个资格。” 基辛格也变得没好气起来。如果不是美国的支持，他告诫她，以色列就得退出整个戈兰高地，并且还得面对苏联压力和石油禁运的后果。 到那时，你就想不起要谈德鲁兹这样一个小村庄。一大堆更糟糕的事等着你去烦神呢。 虽然基辛格喜欢扮演坐地还钱的角色，但他也意识到这种锱铢必较的谈判方式有损他国务卿的形象。“我就像个地毯商在这儿四处游荡，为一二百米跟人讨价还价！”有一次他叫道：“就像市场上的小贩！我试图拯救你们，而你们却认为多给了我几米是帮了我的大忙。好像我是库奈特拉居民似的！” 不管怎么说，以色列在逐步放弃库奈特拉。 水门事件的最后打击已使尼克松的地位摇摇欲坠。当 1974年5月叙利亚穿梭外交正在进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了它的著名的弹劾听证会。3个月后，委员会将投票决定弹劾总统，尼克松将辞职。 尼克松惟一能打打岔的事就是密切注意基辛格在中东的活动，并且，他开始给以色列发了一系列的威胁信，要他们接受基辛格的建议。 总统还命令斯考克罗夫特切断给以色列的供应，除非其立即服从。 以色列终于同意和基辛格达成一项协议：基辛格将提出一个“美国建议”，也就是要以色列退出与库奈特拉毗邻的开发过的土地，但允许以色列用军事控制库奈特拉周围的三座山包。 起初，阿萨德不接受。基辛格都开始跟他斟酌谈判破裂公告的措辞了。然而，正当国务卿已准备两手空空地回华盛顿去，叙利亚总统请求他为谈判作出新的努力。5月18日，他终于让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接受了脱离接触分界线。 自1919年以来，没有一位国务卿如此长久地离开过国家。在 34天里，基辛格飞行了 41次，行程达24 230英里——有人认为基辛格埋头于无休止的细节谈判是为了避开肮脏的水门事件泥淖。“有人怀疑他甚至拖延穿梭外交来避开复杂而有毒的水门争议”，《纽约时报》报道。 这种指控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管处于什么动机，他事无巨细的奔忙取得了最好的成果。《时代》上的文章标题是“魔术师又创造了奇迹”。 他以前的学生伊加尔·阿隆在祝酒辞里深情地祝贺道：“你是这个世纪的外交部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变迁 1. 告别单身汉 “记住”，秘书在那个星期六把头伸进办公室说，“不要在你自己安排的会面时间内迟到了。”通常情况下，基辛格会朝提醒他遵守他最不屑一顾的时间表的人发泄自己的不满，但这一次，他只是转向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建议卷起戈兰高地地图的时间到了。达扬一点没料到他有什么特殊计划，就连在大厅里等着他作简短报告的记者也没料到。 1974年3月30日，民事法官弗朗西斯·托马斯主持了一个4分钟的不公开的仪式：50岁的基辛格与38岁的南希·马金尼斯结为夫妇。托马斯法官过后回忆道，他通常主持一次婚礼收25美元手续费，但这一次，他太兴奋，竟忘了向基辛格夫妇要钱了。 南希·马金尼斯生于曼哈顿，她父亲是个富有的信托产业律师，母亲热衷于慈善事业。父母双方都来自于有新教圣公会记名股票的富有家庭，都是上层俱乐部的成员。 南希在家族的20英亩的庄园和两个兄弟及一群表兄弟一块长大，因而带有一种假小子式的沉着和坚强。她大学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出于对更高智慧的追求，她放弃工作，读了博士。 南希利用暑假为纳尔逊·洛克菲勒做研究工作。正好基辛格负责外交政策研究，有时批阅批阅她的综述论文或备忘录什么的。南希一直未引起基辛格的注意，直到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 会议开始之前，基辛格问她会不会去参加开幕式，她说会。“你想象不出在提名大会上找一个人有多难”，他回忆道，“但我找到了她。” 1964年的南希，28岁，单身，从容严肃，引人注目，但她那瘦高个的身材，懒洋洋的作派，武断的气质使她不怎么把基辛格放在眼里。基辛格曾假装有重要事情要办，到旧金山与她见面，并向她求婚。“我认为他完全疯了”，她回忆道。他年纪大得多，离过婚，并且是一心想在政界求发展的犹太知识分子。 在社交风度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南希总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 她是那种能用自己的风格引起像洛克菲勒这种人注意的女子。“对一个渴望得到承认的德国犹太青年来说，马金尼斯是他的梦中情人”，一位洛克菲勒女助理说，“名校出身，上层俱乐部会员，上流阶层的一员。” 当基辛格向权力擢升之际，他迫不及待地想被权势社交圈所接纳。 南希吸引基辛格的地方还有她是圈内人。他的自鸣得意曾叫朋友们大吃一惊——“你能相信她是‘殖民地俱乐部’会员却愿意嫁给我？” 基辛格的犹太父母和南希的新教圣公会父母都不喜欢他们结合。但这不是拖了这么久才结婚的原因。南希不愿意嫁给一个政界名人，她不像基辛格，她讨厌哗众取宠。 结婚的事一拖再拖，甚至在举行婚礼的头天晚上，结不结婚还不清楚。婚前，基辛格带着大卫和伊丽莎白两个孩子到莫斯科跑了一趟，但他没有告诉他们定下日期的婚礼，以至于刚刚回家的两个孩子几小时后又返回波士顿机场，乘飞机飞回华盛顿参加他们的婚礼。 南希在陪同丈夫进行穿梭外交时，充分崭露出她的外交才干。站在 阿拉伯领导人身边时，她会弯曲一个膝盖使自己在他们或丈夫一旁不显得鹤立鸡群。无论是阿拉伯报纸，还是以色列、美国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她的每个动作细节。记者注意到在飞机上，她不穿鞋，只穿长统袜参加丈夫的新闻报告会。她的趾甲颜色跟每天的装束协调一致。在以色列“大卫国王宾馆”游泳时，她动作优雅、有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果尔达·梅厄在祝酒辞里提到“这里谈论南希的人比谈论亨利博士的要多”。 她泰然自若的气质掩盖了她的焦虑——回国后她因患有溃疡而躺倒医院。虽然竭力袒护丈夫，对他的敌人不依不饶，但她好像把困扰他的问题埋藏心底。她很少像他一样发脾气，但她不断抽烟；尽管无节制地大嚼巧克力和高热量的劣等食品，却拼命要维持苗条体形。这都反映出她内心何等紧张和不平静。 南希的巨大力量还在于她富有理性的头脑、坚定的信念和对外交政界领域的精通。结婚后，她不再那么一本正经，知识女性的形象被一种轻浮的交际女性形象所取代。她喜爱的话题不再是国际事务，而是服饰和内部装潢。 这或许是因为她现在扮演不同以往的角色。作为国务卿的妻子，发表个人观点是要冒风险的。她一生都在逃避出名，可现在，她突然发现自己被记者团团围住，说每个字都要十分小心。 2. 白宫易主 1973年8月，约翰·安德鲁斯，一位保守的、理想主义的年轻的演说撰稿人与基辛格在圣克莱门蒂散步。安德鲁斯认为尼克松只有靠披露水门事件全部真相来挽救自己。 “为什么他不跟猪狐狗跑，而是跟狐狸跑呢？”安德鲁斯问。 “因为”，基辛格回答，“他就是其中一只狐狸，他就是狐狸。” 作为国务卿，基辛格对水门事件采取的方法是避之惟恐不及。从1973年10月到1974年8月尼克松辞职，基辛格访问了 28个国家，海外行程达196 000英里，平均每天 600英里。他对一个他在自己办公室接见的外国外交部长开玩笑说：“我很高兴你在华盛顿的逗留时间跟我在这里的访问时间正好一致。”尼克松曾就水门事件的处理方法与基辛格电话商议过，基辛格因知道白宫装有秘密录音设备，故意说一些不得要领的话。 到1974年7月中旬，基辛格感到尼克松非辞职不可。他敦促黑格尽快办成此事。这两位野心勃勃的人在水门事件面前化干戈为玉帛。就在几星期前的克里姆林宫，俩人还像小学生似的为谁住总统旁边套房而发生口角，现在他们同仇敌忾，共同寻求引导尼克松辞职的路子。 但是，基辛格从未当面奉劝尼克松辞职，直到尼克松作出辞职决定的前一天。8月6日，基辛格未经邀请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当然是经过黑格同意的）。基辛格说，如果尼克松继续抗争，总统弹劾案的判决结果会使国家陷入瘫痪，使外交事务陷入瘫痪。尼克松不置可否。 那天傍晚，黑格打电话要基辛格马上去椭圆形办公室。他到了那儿，发现总统独自一人站在窗前，凝望着玫瑰园。“我决定辞职”，总统说，“辞职令将于后天生效。”基辛格尽量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描述该如 何通知其他国家政府。他这样做的时候，尼克松的脑海里反反复复萦绕的是那些领导人会怎么想——、勃列日涅夫、周恩来——当他们收到电报时。 “历史会比你的同时代人更善待你。”基辛格告诉他。 “这要看是谁来写历史。”尼克松说。 基辛格从未跟尼克松建立起私人交情，一到他面前就心里不踏实。5年多来，他一直叫他“总统先生”。这一次他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拥抱了尼克松。 那天晚上，基辛格正和南希及来度暑假的伊丽莎白、大卫一块吃晚饭，9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是尼克松打来的，他问基辛格愿意不愿意过去聊聊。 只有两人在场，基辛格和尼克松。在这之前，尼克松召集妻子和两个女儿，摆出姿势在白宫照了最后一组家庭照片，然后，他独自走进“林肯起居室”，他的秘密避难所，打开心爱的柴可夫斯基乐曲，等着基辛格到来。 尼克松需要信心，基辛格搜肠刮肚地满足他的要求。他俩一块回顾共同取得的外交事务上的辉煌成果。基辛格表现得很友善，他不断强调，没有尼克松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决心，这些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对话使尼克松镇定下来。但当他提到他辞职后将面临的刑事审判，他又过分紧张起来。审讯会杀了他的，这正是他的敌人想要看到的。 “如果他们跟您过不去，我就辞职。”基辛格保证道。据尼克松回忆，基辛格哽咽地说出这番话并开始哭泣。 尼克松也开始抽泣。“亨利，你不能辞职”，总统说，“不要说这种话，这个国家需要你，没人能替换你。” 对尼克松的这番回忆，基辛格过后抱怨道：“你会以为见面的目的是为了讨论我的辞职，而不是他的。” 尼克松跟他叨叨絮絮谈了90分钟后才放他走。尼克松走到林肯卧室门口，突然停住脚，对基辛格说，你和我可能信仰不同，但我知道你我都信仰超人的存在。于是，尼克松请他的国务卿跪下来和他一起祈祷。 这对基辛格来说，是个很别扭的请求，且不说他已好久没有祈祷过，就是在孩提时代他还持有信仰的时候，祈祷也不必跪下来进行。但基辛格没有推辞，笨拙地跪下来和总统一块祈祷。 多年以后，基辛格对这情景依旧不愿多谈，好像这是他遇见的这个怪人施加在他身上的最后一个小小的羞辱。 基辛格从尼克松那儿出来回到办公室后，伊格尔伯格和斯考克罗夫特都等得不耐烦了。“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痛苦而难忘的事情。” 基辛格说。斯考克罗夫特提醒道，总统在最后一夜找他谈心，他应该感到受宠若惊。伊格尔柏格说他吃惊地发现基辛格是那样感动，那样激动，那样富有同情心。“我总以为你不是凡人”，伊格尔伯格说，“我错了。” 他们正说着，尼克松的私人电话铃响了。伊格尔伯格拿起死键分机监听。起初，他和基辛格听不懂尼克松说什么，但他们总算弄清了一点，总统请求基辛格不要把今晚的事告诉别人。伊格尔伯格悄悄放下电话。 基辛格办公室的电话录音自动录下基辛格所有电话，第二天，按惯例，秘书整理出电话内容的文字记录。在基辛格的批准下，斯考克罗夫特毁掉了磁带和文字记录。 根据美国法律，总统离职，其位置由副总统继任。杰拉尔德·福特便成了下一任总统。 在尼克松的最后一个月中，基辛格私下接管了斯考克罗夫特指导副总统作外交政策报告的任务。 尼克松在人事安排上只给了福特一条忠告：留下基辛格。但尼克松告诫道：“基辛格是个天才，你不一定接受他所有的建议。他是宝贵的人才，他会很忠诚，但你不能听之任之。”尼克松在与手下谈起此事时更直言不讳：“福特非得意识到这点不可。有时候要敲敲亨利的头，因为他会以为他就是总统。有时候你得拍拍他的背，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 至于后一点，福特一上任就深有体会。一般每到星期一，基辛格就来到椭圆形办公室，为某个攻击他的匿名文章或因感到有人在抢他的地盘而痛苦不已，并宣称要辞职。福特镇定自若地抽着烟斗，一边听着，一边安抚，直到基辛格平静下来为止。这并不是福特乐意干的活儿，但他意识到处理这类问题是他的本事，正如处理国际问题是基辛格的能力一样。 杰拉尔德·福特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所不同的是，他的力量在于他的简单、他的坚定，和他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看重的价值的熟谙。他从来不跟自己过不去，并始终与他对美国制度的基本信仰保持一致。 也算是上天有眼，面临一场信心危机的美国政府正需要这样一个人：直率而不是欺诈，拥有善的本能而不是出色的策划能力。 但有时候，福特的正派被人瞧不起，好像正派是令人愉快的美德但不应该是总统必备的品质。如果说尼克松的助理的任务是把总统从最坏的本能中挽救出来，那么，福特的助理则觉得他们应该把总统从最好的本能中挽救出来。 这也就是叫基辛格烦恼不已的地方，福特宽容大度，但他的助理对基辛格却不依不饶。福特辞退了黑格，把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提拔为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位野心勃勃、富有魅力的原国会议员认为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给福特树立一种更具威望的总统形象。他气愤地告诉新总统，他看上去好像把最重要的政策决定权委托给别人，留给自己的只是接见“向日葵皇后”，接受感恩节火鸡这一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拉姆斯菲尔 德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使福特看上去不仅仅是对基辛格的外交政策鹦鹉学舌一番，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拉姆斯菲尔德和基辛格的冲突。 基辛格感到与福特在一起比与尼克松在一起自在得多。他私下曾告诉朋友，这次白宫易主就像割去了5年多在肚子里作怪的肿瘤。一次，福特在戴维营请基辛格吃晚饭，基辛格把自己的狗泰勒带去了。基辛格溺爱狗的毛病简直是无可救药。吃饭期间，他不停地喂桌子底下的泰勒，而福特的狗，像只有教养的狗，礼貌地坐在远处，泰勒却跑过去抢那只狗的食物。基辛格生怕自己的狗受到伤害，呵护个不停，福特只是亲切微笑地注视着这一切。“我父亲跟尼克松从未自在到敢把狗带到戴维营。”大卫说。 福特与基辛格相处融洽的秘密在于福特是个有安全感的人，基辛格的聪明才智对他不构成威胁，他对基辛格好出风头的嗜好也不在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奇迹消失了 1. 缓和的死亡 缓和政策——削弱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是很受欢迎的。商人能借此扩大生意，农场主喜欢因此而出现的新的谷物市场，甚至连一些主流保守主义者也觉得尼克松和基辛格建立这种平衡关系是聪明之举。 然而，随着尼克松倒台，福特当政，基辛格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一片批评声中努力维护缓和。 保守主义者认为，缓和，尤其是过分渲染的缓和政策会叫美国人冲昏了头，从而放松对的警惕。他们指出缓和没有阻止1973年中东战争这场危机，他们还怀疑，1975年在赫尔辛基有关欧洲防务安排的谈判有出卖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之嫌。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就是这种批评的摇旗呐喊者。 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自由派共同表达的主题是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缓和方针太冷酷，太精明算计，只从实用政治的角度关心力量对比，忽略人权和一些构成美国国策的基本原则。吉米·卡特就极力从人权的角度攻击缓和。显然，反对缓和使两位未来总统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同时，因对尼克松、基辛格人品抱有成见，为泄私愤而攻击缓和的也不乏其人。 如果没有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跳出来，这些批评只不过流于无一定之规的牢骚怪话罢了。杰克逊团结了一大批保守派、新保守派、冷战自由派、工会领袖、犹太人和人权活动分子，反对1972年跟苏联签署的有关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他要求如果苏联想要得到最惠国待遇，就必须取消对犹太人移民的限制。为此，杰克逊专门搞了一个 《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 殊不知，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中隐藏着一份私心：他想当总统。 因此，他接受了一个可以把犹太人和工人召集在自己麾下的事业。犹太人可以为他的竞选活动出钱，工人可给他带来大量选票。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杰克逊是不能被安抚的，”基辛格说道。 他花了两年工夫想在杰克逊和苏联人之间达成一份谅解，但杰克逊很少有妥协的意思流露出来，因为只有搞臭这届政府，他才有可能向总统宝座擢升。 基辛格清楚地知道把人们从被压迫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价值。暗地里，他一直在努力增加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数量。1968年，只有400名犹太人允许出国定居，到1973年，犹太移民人数达35000。“苏联移民政策取决于美苏关系的总体状态，”基辛格过后写道，“如果杰克逊成功地破坏了这层关系，他肯定只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移民人数。” 不幸给他言中。杰克逊要求苏联明确地公布每年犹太移民人数，并且要求移民人数增加到100 000，而苏联认为让自己的公民大量移民，并且还要公开声明，觉得是一种侮辱。基辛格也觉得，这纯粹属于人家的内政，不应去干涉。于是，基辛格在苏联和杰克逊之间开始了一场穿梭外交，设法从苏联那儿挤出更多的妥协来平息杰克逊的聒噪。这里，他故伎重演，有意作一些模棱两可的许诺，由着苏联和杰克逊作出符合自己心意的不同解释。然而，他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料到勃列日涅夫和杰克逊出于政治目的都不想对自己的解释保持沉默，从杰克逊那儿传来的说法触怒了苏联人，在基辛格去莫斯科安排福特总统的最高级会晤时，葛罗米柯递给他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对他的诚实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 加之基辛格忙于应付杰克逊，忽略了进出口银行把给苏联的贷款限制在3亿美元这件事，从而更加触怒了已经很恼火的苏联人。 维持了不到 3年的缓和土崩瓦解了。已经达到每年35 000犹太移民骤减到14 000人，苏联拒绝了最惠国待遇，北越军队和柬埔寨军队放手对非地区发起进攻，基辛格两年的努力也付诸东流—— 《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在众议院通过。 基辛格最不该的是在操作超级外交的同时试图在飞机舱室里管理国务院。《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产生和通过时，他均不在国内。并且，他惹恼了这个修正案的有权势的反对者——他想跟杰克逊和他自立为王的委员会私了，而不是到参议院的权威人士那儿寻求帮助。 杰克逊在贸易和犹太移民事务上发动攻势的同时，还倡导反对基辛格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方式。杰克逊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是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基辛格对这位哈佛同学有很高的赞誉：“智力上，他足以跟我匹敌。” 施莱辛格跟基辛格一样自以为是，因而也与同事处不好关系，但他那种傲慢的态度使他不具备基辛格的个人魅力。福特尤其讨厌他，光是提到施莱辛格这个姓名就能使福特热血沸腾。 基辛格的问题在于把国防部和军方排斥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之外，从而惹恼了他们。五角大楼没有制造新的陆地导弹的计划来与苏联攀比，但他们想要基辛格在谈判桌上取得他们靠自己无法取得的成果，也就是要苏联人削减他们的陆地导弹来与美国的数量持平。 福特和基辛格于1974年11月23日应勃列日涅夫之邀，踏上了去海参崴参加战略武器控制谈判的旅途。在驶往海参崴的火车上，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大谈体育运动，海兰注意到，如果在别的场合，他俩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我一紧张就吃东西。”基辛格说。显然，由福特来跟勃列日涅夫谈军备控制的前景不可能叫他内心平静。苏联人在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点心，福特回忆道：“亨利简直是无法抗拒这些东西的诱惑。”他总是朝四周扫视一眼，看有没有人注意他，然后很快从盘子里拿起一块点心。 不久，大家都发现了他的动作，他那神经质的胃口成了笑话，在一小时的火车到达终点时，他已吃完了三盘点心。 基辛格很幸运，那天晚上的谈判持续到深夜，晚饭取消了。其他人都只好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谈判进行得很成功，苏联人毫不含糊地接受了美国人“持平”建议，反而弄得美国人有点不知所措。最后的协议框架是把双方导弹数量限制在2400个，其中包括不到1320个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基辛格控制了整场讨论。“这个新总统是干什么的？”一位苏联外交官问《时代》的记者，“一有问题提出来，他就转向基辛格，要基辛格回答。”更令人吃惊的是，勃列日涅夫实际上也听从基辛格的话。在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上，海兰回忆道：“勃列日涅夫几乎像学生一样向基辛格求教，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自己顾问的解释。” 施莱辛格勉强同意了这个协议框架，作为福特的内阁成员，他不能太不给总统面子，但杰克逊参议员可没有这方面顾虑，继续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期谈判条约进行猛烈攻击。 2. 焦头烂额 在艰难的叙利亚穿梭外交取得成功之后，基辛格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立刻缔结一份约旦—以色列协议，侯赛因国王耐心地等着基辛格来他的国家就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区问题穿梭往返，他没等到。果尔达·梅厄的继任者伊扎克·拉宾领导的以色列内阁断然拒绝与温和的约旦进行谈判，基辛格没有坚持，转而提出，要以色列从埃及边境再撤退10或15公里，以增进埃以关系。 以色列的固执和基辛格的迟疑，促使阿拉伯首脑会议授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约旦河西岸跟以色列谈判，导致了阿拉法特的崛起。 以色列内阁对基辛格的撤退建议也不感兴趣，基辛格有关世界末日的演说流露出一种真情，感动了拉宾和他的手下，但没有说服他们坐下来谈判，西奈二期协定流产了。 基辛格保证他不会公开埋怨是以色列破坏了西奈二期穿梭外交，但这没有阻止他对“同宗教者”进行个人攻击，他称拉宾为“小男人”，悲叹没有一个像果尔达·梅厄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主持大局。 1975年3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基辛格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北越开始了最后的攻势，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府遭到红色高棉的袭击。在葡萄牙，一场反左倾政府的政变流产了。在安哥拉，爆发了一场有古巴军队、苏联援助支持的国内战争。杰克逊—凡尼克的可笑结局损害了缓和，在海参崴缔结的军备控制谈判协议框架在一片细节争议中土崩瓦解。 1975年8月，基辛格打点精神又开始了埃及、以色列之间的穿梭外交，期待挽回面子。他在以色列遭遇到一群犹太人的骚扰。他们在他的旅馆外面叫嚣“犹太伙计！犹太伙计！滚回去！”他们用的是尼克松的称呼，他们知道这称呼会叫基辛格气得发疯，他们没有猜错。 在耶路撒冷，连续12夜通宵谈判总算有了结果，美国以2.6亿军事援助换得以色列在西奈二期谈判协议上签字。nbc电视台播音员在“晚间新闻”中不无讥讽地说：“这是能用钱买来的最好的协议。” 从1973年春季开始，基辛格倡议用b－52轰炸柬埔寨和越南在柬埔寨的渗透路线，以表明美国维护和平的决心。6个月里，倾泻到红色高棉控制区的炸弹超过二战时期投到日本的所有炸弹，但柬埔寨政府军未重新获得一寸土地，美国国会忍无可忍，于1973年8月禁止在印度支那任何地方投弹。 由于北越和红色高棉同时发起最后攻势，美国朝野都以为这两支力量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关系。实际上，1972年底，他们之间已出现很深的裂痕，红色高棉谴责北越在停火协定中出卖了自己。几年后，当他们各自赢得国内战争之后，几个世纪沉淀的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仇恨开始浮出水面，边境冲突不断，最后两国之间于1978年爆发了战争，北越占领柬埔寨，逐出了红色高棉。 由于基辛格也错误地以为红色高棉和北越是盟友，他策划了一场错误外交。他以为中国人想要阻止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取得胜利，因为红色高棉代表河内和莫斯科在印度支那的扩张，他正确地察觉出中国与苏联支持的北越之间出现了紧张局势。于是，他于1973年6月向中国建议，让西哈努克回去建立联合政府取代红色高棉的全面统治，中国拒绝了。 中国清楚地知道红色高棉是北越的对头，不是傀儡。 当红色高棉发起进攻时，柬埔寨军队所能做的就是在撤退前乱放一阵空枪。美国5年的支持和5亿美元的援助却没能使他们敢与人数少、装备差的红色高棉较量。 美国国内的鹰派、鸽派都反对给柬埔寨进一步的支援。福特也意识到一切已为时太晚。 柬埔寨总统朗诺已经逃跑了，美国大使给朗诺的继任者提供了一架供逃跑的直升飞机，他拒绝了。“我不能像个懦夫一样离开，我只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相信了你们这些美国人。”他说。几天后，他被红色高棉砍了头。金边被红色高棉攻占。 1975年1月8日，河内政治局宣布：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完善的军事、政治条件和战略优势。在南方完成国家民主革命、和平统一我们祖国的时候到了。 受基辛格、福特委托去越南观察局势的维扬特将军回来说，必须马上恢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b—52轰炸机的轰炸，外带7.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即使有了这些东西，维扬特将军断定，也挽救不了比擅长跑步的福特还跑得快的南越军队。 基辛格清楚地知道南越溃败不可避免，但他处于对美国信誉的考虑，要求国会拨款7.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福特大部分助理反对提供援助，其中包括新闻秘书尼森和福特的私人摄影师肯纳里，后者被福特看成像儿子似的，福特常引用他的妙语。 肯纳里认为任何人说南越能被挽救都是一派胡言。 福特尽管同意基辛格的援助计划，但对此事一点不热心。他拿着基辛格起草的援助申请报告到国会去念，巧妙地删除了基辛格谴责国会对巴黎和平协定失效负有责任的语句。 国会没有一个人赞同用7.22亿美元去做表面文章 ，支持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 在外交政策方面，福特很少违拗基辛格的建议，但是，在他的7.22亿美元请求还未正式否决之际，他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告诉他的顾问哈德曼，他要到图兰大学去演讲，他要表达他认为越南战争已经结束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不立刻直截了当地说呢？”哈德曼问。 “亨利会不会同意，我没把握。”福特说着抬了抬眉毛。显然，他为这个想法感到得意。 遵照福特的吩咐，演讲稿送到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时，有关战争结束的那几句话没有写在里面。 新闻秘书尼森立即意识到没有写在演讲稿的那几句话有多重要。但他害怕劳累了一天，又喝了鸡尾酒的福特会破坏这场轰动效应。“慢慢地把话说出来。”尼森建议道。摄影师肯纳里则更干脆：“他的意思是不要把事情搞砸了。” 福特没有。在拥挤不堪的6000名学生面前，他宣布：“美国可以重新获得越南以前的骄傲。就美国而言，这种骄傲不能靠重新投入一场结束的战争来取得。”顿时响起一片欢呼雀跃、跺脚、吹口哨声。 简简单单的一句“结束的战争”震撼了整个国民的心。这反映了福特慷慨、正派的本能，反映了这位老橄榄球运动员知道在哨声吹起、比赛结束之际如何优雅地接受失败。基辛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和想把责任归咎于国会的愿望有一定道理，但它们不合适。 “总统先生”，当福特在”空军一号”走进记者舱时，其中一位问道：“基辛格国务卿有没有为你准备讲稿或事先同意了这份讲稿。” “没有！”福特大声说，盖过飞机的轰鸣声让所有人都听到。 第二天清晨，哈德曼通向福特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响得像烟火报警器”。他冲到椭圆形办公室发现福特抽着烟斗，基辛格像只笼子里的狮子来回踱步。这一次福特怎样解释也无法叫基辛格平静下来。 “为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 哈德曼嘟嘟囔囔地说，最后定稿写得太晚，他们没有料到有关越南的那一行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他没提福特打一开始就要求把这一条加进去。哈德曼注意到总统的眼睛朝他顽皮地眨了一下。 一天，基辛格走进办公厅主任拉姆斯菲尔德的办公室，愤世嫉俗地宣称：“我是惟一在3周内丢失2个国家的国务卿。” 3. 诸圣日前夕①大屠杀 ① 诸圣日前夕：基督教纪念日前夕，即10 月31　日之夜。 1975年10月底，福特的一群老伙伴和没有担任公职的顾问来见他，跟他谈起他的声望在下降。他们认为内阁成员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使白宫呈现出内部无政府状态。他们特别指出基辛格和施莱辛格老是吵个没完，这些人的结论是如果想要结束这种状态，必须把这两人都解雇了。 福特不用别人怂恿就想解雇施莱辛格，并且过后说，他的惟一错误是没有早点动手。“他那副孤芳自赏的样子，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叫我很反感”，福特过后说，“我不敢肯定他会对我以诚相待。”哈德曼回忆说这种憎恶甚至在不值一提的小事中反映出来。“福特不喜欢内阁官员来见总统时忘了扣衬衫扣子，忘了系领带”，他说。 至于基辛格，福特不仅能容忍他，并且的确喜欢他。多年以后，在1991年，当福特给基辛格颁发纳尔逊·洛克菲勒公仆奖时，福特说：“我不仅非常赞赏亨利，我也喜欢他。”但是，基辛格的缓和政策正遭受来自施莱辛格的猛烈抨击，国会也即将采取背离缓和路线的重大行动。基辛格的实用政治和不谈人权的外交政策也淹没在一片谴责声中。福特的政治顾问们告诉他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基辛格已被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视为一块绊脚石，而这些人控制着共和党的初选，福特决定降低基辛格的知名度，但保留他的外交政策的实质。 其次就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科尔比。用基辛格的话说：“这该死的笨蛋每次一靠近国会山就抵御不住坦白可怕罪恶的冲动。”福特决定尽早摆脱他。 于是，就产生了座次变动的计划。办公厅主任拉姆斯菲尔德接替施莱辛格国防部长的职位。助理办公厅主任理查德·切尼升为办公厅主任。 他后来成为乔治·布什的国防部长。乔治·布什在中国呆了一年后写信给总统，要求回国。福特开始想要他当商业部长，后来给了他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置。 内阁改组没有波及到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但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福特不再把他作为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考虑。 基辛格仍做他的国务卿，但放弃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由助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接任。 福特在10月25日打电话给基辛格和拉姆斯菲尔德，要他们过来商议改组一事。虽然拉姆斯菲尔德非常想得到高级内阁职位，但他过后宣称他对这次调整感到吃惊。“见鬼，牛已经出栏了，靠这种办法帮助树立你的形象已为时太晚，等到选举过后再说吧。”基辛格也反对这种变动，可福特主意已定。 最难办的是摆脱施莱辛格，福特在星期天早晨叫他来椭圆形办公室，谈了几乎一小时。施莱辛格的脸绷得愈来愈紧，福特的火气愈来愈大。当福特提到施莱辛格有必要递来辞呈时，国防部长抢白道：“我没有辞职，是你解雇了我。” 基辛格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把这次内阁改组看成拉姆斯菲尔德的阴谋。他坚信，这位原国会议员自己想成为福特的副总统人选的竞选伙伴，所以逐步排挤掉洛克菲勒。再者，拉姆斯菲尔德把布什一脚踢到中央情报局，等于又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因为总统要确保情报局长不介入政治。 拉姆斯菲尔德否认自己有想当副总统的野心。“我知道布什对我怀有竞争心理，但我告诉他那不是真的，福特也跟他说过。”但随着布什后来步步高升，拉姆斯菲尔德颓然结束了他的政府官员的生涯。 拉姆斯菲尔德与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关系更糟糕，因为他们发现，主要是拉姆斯菲尔德在背后唆使福特免去基辛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位，并且他敦促福特把这个空缺给哈德曼而不是斯考克罗夫特。他这样做实际上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班子继续朝国务院而不是朝国防部倾斜。 基辛格的批评者责怪基辛格而不是拉姆斯菲尔德策划了这次改组。 基辛格在军队里的“伯乐”弗瑞兹·克雷默尔就是其中一位。他跟施莱辛格一样反对缓和，俩人常在一块儿为基辛格的狡诈、他的悲观的历史观、他的失败主义和他愿意跟苏联人做交易而扼腕痛惜。 克雷默尔对施莱辛格被解雇一事感到十分震怒，他决意作出一个非同寻常的姿态：拒绝跟基辛格说话。情况变得不能再糟糕，南希·基辛格不得不带着他们的狗泰勒去拜访克雷默尔的儿子史文，想从中斡旋，但于事无补。 施莱辛格本人倒是认为这事不能怪罪基辛格。他知道基辛格并不真正想赶走他。施莱辛格认为，不停地说对手的坏话只是基辛格的天性而已。“他跟我共事比跟拉姆斯菲尔德共事要舒服得多……”施莱辛格说。 有一阵子，因为失去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位，基辛格感到很丧气，他又到处宣称他想辞职。他召集了一群顾问和智囊型人物给他出主意，叫他害怕的是，大家一致请求他别干了。 一个由亲密朋友组成的核心小组在基辛格家和温斯顿·洛德家开了4天会，起草了一份又一份的辞职信。为了让福特意识到这不是另一场阴谋，基辛格将只给总统一刻钟时间考虑。 但是，在实施这项计划之前，基辛格决定当面跟福特讨论此事。温和地、平静地抽着烟斗，福特请他留下。这次花了一个多小时，但福特终于使他相信局势还没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又一次决定不辞职。 10月31日内阁大改组，被后人称为“诸圣日前夕大屠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退场 1. 无用功 1975年1月，葡萄牙决定让它的殖民地安哥拉独立，它召集了3支以部落为基础的抵抗力量，要它们组成联合政府。这些抵抗力量的首领都同意和平共事，然而，由于得到各种各样外国政府的支援，它们开始打作一团。 第一支抵抗力量称为“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由北方刚果部落组成。中央情报局定期给它们金钱资助。虽然，它们并不是亲西方派，美国仍决定加大支援力度。令人吃惊的是，它们的其他赞助者有中国、罗马尼亚、印度、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和福特基金会。 第二支力量称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由姆本杜部落组成，其中包括一些来自首都的知识分子，也是惟一具有思想体系的组织。它们普遍相信欧洲马克思主义，得到葡萄牙和一些西欧社会党的支持。但它们的主要资助者是古巴和略有点犹疑的苏联。 第三支力量称为“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由南方部落组成。 这是一支极左力量，它的领导人曾到北越、中国和北朝鲜寻求支持。尤其是北朝鲜，专门替它们培训战士，并且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武器是北朝鲜提供的。叫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后来跟南非结成同盟，并与美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等后来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取胜后，他们退回到游击状态，并成为《里根 国际关系原则》中的产主义自由战士。 这种部落争端却被基辛格看成东西方之间的较量，并且他认为安哥拉的局势是对缓和条例的一种考验，是一种试探，看看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寻求利益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他觉得有必要抓住这个机会显示美国敢于应战苏联的意志。 在基辛格建议下，福特批准了给“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提供16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的计划。已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结盟的“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也得到一定限度的支援。 南非派遣5000多人的部队和“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以及“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一支军队偕同作战。古巴人毫不含糊地派遣有苏联火箭炮和飞机的大规模军队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撑腰。 基辛格看到“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已露败象，立刻要求追加 2800万美元的援助给这支力量，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正忙着向国会披露情报局内部丑闻，不想多事，干脆把秘密援助计划交给国会定夺，国会不客气地否决了所有秘密援助。 另一个提案争议颇多，那就是要不要派美事顾问去帮助“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中层干部阶层就此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他们赶在基辛格开始他的令人炫目的周游世界旅行之前派人询问基辛格的意见，其余人则挤坐在中央情报局总部一幅大型安哥拉地图前面等待。 询问的人回来了，说：“他实际上什么也没说。” “他看了文件吗？”其余人问。 “看了。他嘟哝着走出了办公室。” 询问者试着模仿基辛格的嘟哝声。 大家都有点不知所措，尤其是基辛格已经踏上去北京的旅途。 “是肯定的嘟哝声还是否定的？”有人问。 去询问的人停了停。“只是嘟哝声，我的意思是既没有抬高嗓门也没有降低嗓门。” 于是，这些管理国家惟一战争的人开始一本正经地破译基辛格的嘟哝声，有的人用升调发出来表明肯定语气，有的人用降调发出来表明否定语气。每个人都几乎试了一遍。最后，大伙儿一致决定，基辛格的意思多半是不派人前往。 “用这种方法管理战争事务真叫人瞠目结舌。”多年后，那位去询问基辛格的人回忆说。 “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在没有得到美援的情况下土崩瓦解，“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仅仅在南方坚持了15年的低水平的游击运动，令基辛格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安哥拉成为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 从1976年开始，基辛格终于意识到他需要一种新政策，特别在黑人对白人统治国家的仇恨已达一触即发的非洲。苏联只要有可能，肯定会充分利用这种紧张局势，而基辛格江郎才尽，已无还手之力。在福特的推动下，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带上一种理想的色彩而非仅仅是冷酷的实用政治分析。 基辛格在1976年的非洲旅行中，流露出愿意用道义来作为外交政策工具。“他有一种靠吞并对手观点来削弱其影响力的出色本领。”基辛格的哈佛大学的老同事说，“这种变色龙似的，接受起先对他来说很陌生的观点的能力充分证实了他的机敏。” 基辛格在卢萨卡赞比亚总统举行的国宴上声称，虽然南非仍有时间和平废除种族隔离，但“这时间是有限度的，——比前几年普遍认为的忍耐限度要短得多”。 卢萨卡宣言迎来一片欢呼声，赞比亚总统称它为“重要的转折点”，基辛格的一位助理激动地说：“这么长时间里我们这是第一次做一件有道德的事。” 基辛格期望运用新外交手段再现辉煌，决定利用罗得西亚作舞台，演一出穿梭外交的拿手好戏。他这样做有点鲁莽，因为罗得西亚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但他考虑到由于罗得西亚国内战争不断升级，已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得势的苏联可能会对黑非洲产生觊觎之心，他也顾不得那么多，立刻开始了在黑人和白人统治者之间的繁忙穿梭。 他修改了他的中东穿梭外交方式，没有再对双方哄骗利诱，而是向罗得西亚白人统治区首领尽可能地施加压力。他还成功地说服南非对罗得西亚这个内陆国家的经济生命线一起施加压力。他警告南非，如果它们不提供帮助，也将面临大多数黑人掌权的局势压力。 基辛格作为访问南非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来到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传话给罗得西亚白人统治者伊安·史密斯，只有他同意讨论两年过渡到大多数掌权问题，基辛格才肯接见他，史密斯勉强同意。 “你是要我在我的自杀遗言上签字。”史密斯听完基辛格的计划后说。 基辛格一言不发。过后他说，他是痛苦地注视着史密斯同意回国向他的政府建议放弃他们的国家。 正如基辛格的其他谈判，他喜欢用模棱两可的文字掩盖分歧。在这件事上，史密斯需要两项让步。在两年的过渡期里，国家临时4人委员会主席必须是白人，警察和国防部长必须是白人。 基辛格到坦桑尼亚跟黑人领袖谈过之后，发现他们不能接受后面一条。于是，基辛格在给史密斯的电报中，故意对后面一点含糊其辞。 史密斯不知是计，宣布同意两年过渡计划。新闻界给震撼了，基辛格又一次被捧为创造奇迹的人，成为新闻杂志的封面人物和摄影机的焦点。史密斯来到日内瓦跟几位与他争夺地盘的黑人抵抗力量首领面对面地谈判时，发现他们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谈判破裂了，基辛格的协议框架只得由他的后继者塞鲁斯·万斯去充实、签订了。 平心而论，虽然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没有立刻见成效，但它实现了更大的目标。黑非洲国家对美国不是充满戒备就是充满敌意，现在它们开始把华盛顿当做可以帮助它们实现多数人掌权的势力加以信任，不断上升的亲苏倾向开始减缓。这点表明即使是貌似成功的外交也比类似安哥拉的蹩脚的武装干预更能挫败苏联影响力。 2. 黯然离职 当1976年大选日接近时，福特面临着两大使他声望下降的问题：一是他把尼克松从水门事件中赦免出来；二是国民经济因石油耗尽而停滞。其次，基辛格的外交政策继续遭到猛烈抨击。 杰拉尔德·福特的竞选助手怂恿福特与基辛格保持距离，他们认为福特可以靠这种方法树立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形象。基辛格回敬道：“总统们不会靠回避他们的国务卿来维护他们的权力。”有的助手干脆公开说，如果福特连任总统，他不会再留任基辛格。 虽然基辛格对自己的工作时有抱怨，但他好像急于保住位置。有一次，在他的波音707飞机上跟朋友们聊天，他感叹道：“哪个大学会给我这样一架飞机？”福特助手们的风言风语传到他耳朵里，他又是气愤又是害怕。 福特跟基辛格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后，公开声明：“只要我是总统，我愿意基辛格做我的国务卿。” 福特试图在表扬基辛格的时候尽量表明他不受基辛格的支配：“我认为，与我一道工作并在我指导下的基辛格为了美国利益和世界和平做了一些美国历史上一个国务卿所能做的最出类拔萃的外交工作。” 基辛格也意识到避开人们注意焦点最能帮上福特的忙。在罗纳德·里根的首轮挑战开始期间，基辛格马不停蹄地周游列国，这些旅行除了能使他躲得远远的，没有其他作用。 里根对福特—基辛格外交政策挑战的核心部分就是全面攻击缓和。 这位加利福尼亚州长称缓和为“单行道”。里根谴责道，赫尔辛基会议和索南费尔特主义，是出卖东欧受奴役的国家，福特和基辛格认为这些国家应该放弃主权要求，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这些攻击使基辛格忍不住擅自拿出一份长达10页的驳辞，但这无济于事，反而给里根竞选注入了新的生命，并帮助里根引起更多的新闻界的注意。 福特对维护缓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避而不谈。他绝口不提缓和使世界紧张局势得以缓解，相反，好像缓和这两个字叫他难堪似的。“我们要忘掉使用 ‘缓和’这个词”，福特说，随后，他把它改为“通过力量 实现和平”。 基辛格惊恐万分，但是，连他自己也开始对缓和重下定义。他称缓和是“阻止苏联扩张”。 被罢免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向里根建议基辛格的历史悲观主义可以作为攻击点。这种悲观论调在基辛格1950年的学士论文里就充分反映出来。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是永恒的。针对苏美关系，从内心深处，他认为美国特别不愿意在军事上投入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势力范围的斗争。 “据传闻，基辛格博士曾说他认为美国是雅典，苏联是斯巴达，美国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里根公开说道。“这种信心丧失”，里根谴责道，“使基辛格急于跟苏联做交易。” 基辛格连忙飞到达拉斯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声称造这种谣言的人可以得到普利策小说奖。“我不相信美国会打败。我不相信美国在走向衰落”，他说。这种说法并不能澄清他的历史哲学观，但至少使有关他悲观主义的批评告一个段落。 8月份，里根能获得总统候选人的赢面不大，他的战略专家为他策划了一个名为《有关外交政策中的道义的要点》的修正案。这份修正案几乎是裸地攻击基辛格，当基辛格得知福特的人不想反对这个修正案时，他又是气愤又是伤心。 福特最初读到这份修正案时，脱口而出：“我不喜欢，我要驳回它。” 但福特的助手们使他相信从原则上驳回这个提案只会使他失去总统候选人提名，这是里根的圈套，千万不要上当。 尽管斯考克罗夫特请求福特驳回，洛克菲勒力劝福特，支持这样一种侮辱性的修正案是错误的，但福特听从自己的竞选助手们的话，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修正案在国会全体通过。也正如他们所预料，里根什么也没捞着。 福特的一名助手私下里说，如果这修正案只包含一句话：“解雇基辛格”，福特就不得不奋起反抗，这下才会有好戏看呢。 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竞选的整个过程中，福特处于守势，即使最后10天里，虽然看上去他的支持率在上升，但他的守势地位没有多大变化。 打从一开始，卡特，这位原乔治亚州州长就把基辛格作为攻击对象。 他称“尼克松—基辛格—福特”外交政策是偷偷摸摸的、幕后操纵的、不可靠的。卡特的竞选基调主要由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在哈佛的老对手制定，他给卡特准备的讲稿声称：“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像美国人民自己一样坦率、真诚。” 到福特和卡特第二轮辩论开始，福特的支持率稳步上升，他似乎有赢他民主党对手的可能。这场将在10月6日开始的辩论主题是外交政策，这是福特的强项，因为选民如果认为这位候选人太天真或未经受过考验，或者他们感到不能放心地把世界命运交到这个人手里，他们就不投这个人的票，卡特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势。 基辛格的助理威廉·海兰是其中一位帮福特排演辩论的人。他肯定又会有人提到赫尔辛基会议和索南费尔特主义是否出卖了东欧这个问题。“我们打算要福特立即否认有这么一个主义存在，并强调我们的确没有抛弃东欧。”海兰回忆道。在排演中，海兰扮演提问者的角色，他有意在东欧问题上胡搅蛮缠，最后总统都生气了。“我不得不提醒他我是他这一边的。”海兰说。 问题是海兰为福特准备的这个问题的答复一看便知是外交政策专家而不是政治策略家写出来的。实际上福特最好这样说：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他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来到奥地利一匈牙利边境迎接从苏军屠杀中逃生的难民。他对东欧人的恐惧和愿望有第一手资料的了解，所以他决不签署任何承认苏联在东欧有特殊权利的协议。不幸的是，福特没有提过这件事，基辛格和海兰根本不知道他的1956年的旅行。 在正式辩论中，卡特对福特展开了人身攻击：“基辛格先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福特先生显然放弃了领导责任。”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是，福特脾气很坏，因而下半场辩论中，他一直强压怒火、心神不宁。 果不出所料，东欧问题被提出来，并且基本上没有脱离海兰的模式。 福特没有照海兰他们为他准备的答案背诵，而是说：“苏联并没有统治东欧，在福特政府执政期间，它决不会统治东欧。” 海兰发出一声呻吟，坐在电视机旁观看辩论的斯考克罗夫特脸都吓白了。但一向关注的基辛格却打电话给福特表示祝贺，等到他与斯考克罗夫特通过电话后，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苏联在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地驻有军队，怎么能说它决不会统治东欧呢。新闻界借此对基辛格发起猛烈的抨击，试图将他拖入因总统失言而引起的争执之中。有一位记者问道：“福特总统已被公认在与吉米·卡特进行第二轮辩论时因疏忽犯了错误，这是否表明他真的不了解情况，他对某些外交政策问题没有充分的认识？”基辛格尽其所能地为总统辩护道：“在辩论的压力下，他没有像他本可以做到的那样恰当地说明问题…… 。”但有些缓和的批评家认为是基辛格使福特陷入维护缓和和赫 尔辛基的绝境才说出这种话。 总之，这个致命错误夺走了福特的总统宝座，也使基辛格与总统机群中的波音707无缘再相会。 12月份，基辛格来到布鲁塞尔参加北约会谈。这是他最后一次国事访问，至此为止，他任国务卿期间行程已达555 901英里，访问过的国家达57个。他认为他的继任者塞拉斯·万斯也会走这么多路吗？一个记者问。基辛格想到风传布热津斯基可能会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笑着说： “这要看谁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上司。” 因为这是基辛格的告别旅行，许多北约部长都赠送给他礼物。部长兼将军约瑟夫·隆斯称颂道：“你会因成为这个世纪最有成效的外交部长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公民基辛格 1. 改不掉的嗜好 八年来，亨利·基辛格这是第一次没有乘坐豪华的喷气式总统专机抵达纽约。这是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职日过后一星期。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感觉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灰溜溜地离开白宫，基辛格心有不甘，虽然没有供自己使用的空军喷气式飞机，基辛格可不愿意让人看到他在机场大楼等行李这一情景，于是，他借了纳尔逊的私人飞机。他认为对他这种身份的人来说，乘坐商业航班旅行是一种羞辱，并且太惹人议论。 基辛格还急于保住有特工日夜保护的地位，这对一个将在曼哈顿定居的有争议的公众人物来说无可厚非，但这里面仍包含有一种自以为是。在特工簇拥下去餐馆或开商务会议，即使在曼哈顿的豪富区也是尊贵的标志，可减去被请求在吧柜等桌子的可能性。 有好几个月，新政府继续维持基辛格的特工保护费用。但这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卡特是一个坚持自己拿行李的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基辛格郁积了20年的怨恨。布热津斯基开始嘲弄特工保护是一种代价甚高的追求个人享受，不久就取消提供给基辛格的这种待遇。基辛格别无他法，只得自己掏腰包请私人保镖为他提供全天候保护，每年的费用达15万美元。 私人飞机和私人保镖使基辛格不会湮没无闻。前几任国务卿都能够过上隐居生活，并且，假装欣赏在这些已获得尊贵身份的人看来是一种奢侈的隐居生活方式，但不是基辛格。在一个新闻热点经常变更的时代，基辛格竟可以在他的继任者再度走进饭馆却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仍旧保持头上的光环。 卡特执政两年过去了，《华盛顿市》杂志问道：“谁是华盛顿最耀眼的明星？”伊莉莎白·泰勒？吉米·卡特？它在肯尼迪中心一个欢庆仪式上找到了答案：在这个明星荟萃之地，最引起观众喊叫或发出嗬嗬赞美声的头号明星是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令人惊讶的是，15年后做同样的调查，结果还是一样。 基辛格经久不衰的声望有一部分来自于他的个性和头脑。尽管在野，他在公开场合依然炫目，在私下里依然富有魅力。他在电视上发表有分量的见解，在晚宴上跟人建立亲密关系，给听他演讲的听众准备好脍炙人口的箴言和趣闻。 他承认他的自尊心驱使他努力摆脱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他是如此自负，以至于他自己都拿这个特点开玩笑。有一次，他到罗马为电视台准备一个特别节目，得知教皇为两位新圣徒准备庆典仪式。“第三位是谁？”他问道。 他对那些小小的怠慢、冷落很敏感。基辛格安装了一个直通国务卿办公室的私人电梯，但他的朋友、继任者万斯国务卿却陪他走到公用电梯旁，这叫他很沮丧。 基辛格夫妇在曼哈顿52号街购买了一套二联式公寓套房，带4个卧室，其中两个留给前来度暑假的大卫和伊莉莎白住。他们另外花了47万美元在康涅狄格州的西北角买了一个占地50公顷带殖民地时代建筑风格的农庄。这一带都是富人和艺术家的居住区。农庄原来的主人种植了成片的蓝浆果，每年夏末，人们来这里采集果实，农庄主人向他们索要80美分一磅，并把卖果子的钱全部捐给教堂。这种别致奇特的采集活动深受当地人爱戴，但基辛格夫妇不喜欢陌生人在他们的领地上闲逛，在人们的惊愕声中，他们把蓝浆果树连根拔掉，并把一片美丽的树林砍掉，因为这片树林阻挡基辛格眺望属于他的湖和山丘。 所有这些需求和愿望导致一种高消费的生活水平。除了掏出15万美元请私人保镖之外，还得请3位家庭律师替他应付官司，因为他参与了电话窃听事件。莫顿·霍尔珀林、安东尼·莱克也在指控他的行列。 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不可能再去捧相对清贫的教授饭碗，他从此跟哈佛绝缘。 他同意签合同的第一个全天性工作是当投资银行的顾问，年薪约15万美元。这份工作后来促使他成立了自己的国际咨询公司。他还跟全国广播公司，签署了一个年薪20万美元的5年合同，其他约20多万的年收入来自于每年数10次的演讲、做客座教授，或给其他银行做顾问。 头四年，基辛格的主要工作是写回忆录，他的代理人已为他谈妥500万的版权收入。他在华盛顿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写回忆录。一帮有报酬的助手帮他阅览成千上万的文件、电话记录、谈话备忘录，为每一章节提供必要资料。这些助手中有他原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下，包括彼得·罗德曼、威廉·海兰等。基辛格一天要写上10小时，一队打字员随时给他打印出来。 包括从1969年到1972年这段时间的《白宫岁月》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书。它不像其他回忆录那样把一些彼此无关联的事件流水账式地记下来，相反，它是一本像是被历史学家精雕细作的，很有学术价值的书。 同时，书中不乏小说家的细腻手法和对人物性格的精彩描述。甚至基辛格的学术和政治批评者对这本书也称颂不已，它成为1979年圣诞节季节的头号畅销书。 基辛格的第二部大部头 《动乱年代》花了三年时间写成，其覆盖面 只是维持了一年半的、短命的尼克松第二任期。有关福特岁月，他没有再写的打算，对进入官场之前和退出官场之后的日子，他也没有动笔的愿望。 基辛格投入到另一种渠道的写作，他给《洛杉矶时报》写专栏，《华盛顿邮报》、《纽约邮报》经常转载这些文章 。这些专栏比一般专栏文章要长，充满错综复杂的分析，而不是尖锐的观点和内幕披露。基辛格常在去乡间别墅的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写这些文章 ，使人感到它们不像他的回忆录那样富有魅力和讽刺意味。 1982年年初，基辛格感到肩膀剧痛，诊断结果是3根通向心脏的动脉堵塞，需要手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4位总统——里根、尼克松、福特，令他吃惊的是还有卡特打电话祝他恢复健康。数星期后他回到家中。 在去波士顿做手术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表明基辛格为什么喜欢保镖和私人飞机。当他在南希的陪同下穿过机场时，迎面走来一个某教的狂热信徒。那女人朝基辛格不停地喊叫：“你为什么跟‘卡莱尔旅馆’的男孩睡觉？”南希一把揪住她的脖子，一边推搡着一边叫道：“你讨打呢？”这位女人控告了他们，他们不得不花一天时间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法官判南希无罪，补充说她的行为是“本能的、人道的”。 基辛格夫妇的社交圈里很少再看到知识分子的踪影，基辛格对这个阶层，尤其是写文章攻击他越南和柬埔寨政策的书生避之惟恐不及。他们的社交朋友常常是《妇女时装》杂志的封面人物，时装设计师等等。 尤其吸引基辛格的是那些乘坐私人喷气式飞机旅行的人，因为他们代表令人炫目的权势和金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基辛格要到纽约来定居。现在，他和妻子已成为这个圈子里最耀眼的明星。 2. 不管部部长 尽管曼哈顿的新生活多姿多彩，基辛格仍念念不忘重新步入政界。 他是在一个新民主党总统当政时离开华盛顿的，令他垂头丧气的是，紧接着有两届共和党当政的政府，没有一届政府给他提供一份工作。从80年代到90年代，他总是在权力的边缘徘徊着，不时地探头进去，但从未再涉足那个领域。 在卡特年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虽然对他冷眼相看，国务卿万斯却对他礼数有加，使他在这届政府还有一点说话权。 基辛格与卡特政府最大的冲突发生在1979年，美国拒绝接受正在流亡的、被推翻的伊朗国王，但基辛格认为美国从道义上应该给这位老盟友提供庇护。在基辛格的奔走安排下，美国终于同意让废黜的伊朗国王来纽约治病，德黑兰愤怒之至，一群暴民冲进美国大使馆，把所有工作人员扣为人质。 在基辛格的眼里，帮不帮助一位老盟友仍旧牵涉到美国的信用问题，但他没想到，当初就是他和尼克松无限制地把武器卖给伊朗国王，从而使后者走向灭亡。 基辛格曾想竞选参议员，但南希·基辛格威胁他，如果他再投身政治，她就加入民主党并提出离婚，他只好作罢。 “为什么你要竞选参议员？”有人问。“我为自己的名望积累了10年的资本，每一年这些资本都在减少，不加以补充的话，我会被遗忘的。 我需要能表现自己的讲台。”基辛格回答。 198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里根将要获得提名，他想要四年前被卡特击败的杰拉尔德·福特作他的副总统。里根的竞选助手请求基辛格说服福特接受这个建议。 基辛格看到这些以前常拿他作攻击对象的保守主义分子请他帮忙，激动不已。再说，福特的复出可能意味着他能东山再起，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使命。 要他说服福特不难，但基辛格将在新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却是个棘手问题。里根根本不信任他，也不喜欢他，认为他在苏联问题上太软弱。 里根，这位演员出身的加利福尼亚州长是位斗士和理论家，他只注意事情的真相，而基辛格注意的则是事情的微妙变化之处。 福特很明显地表示，要他复出，必须让基辛格出任国务卿。基辛格知道这是触霉头的事，劝他不要这么做，但福特坚持自己的想法。 果不出所料，里根坚决不同意让基辛格任国务卿，最后他选择了布什做他的副总统。 里根提名黑格为国务卿，更加拉大了他与基辛格的距离。虽然在水门事件达到白热化之际，基辛格与黑格弥合了一部分裂痕，但双方仍旧互不信任，基辛格对这位前助理的浅薄头脑充满蔑视之情。黑格由于一个不光彩的自杀性的举动，当了一阵短暂的、默默无闻的国务卿后，被里根赶了下来。 代替黑格的是乔治·舒尔茨，一位基辛格真心喜欢并赞赏的人。在公开场合，基辛格说如果给他机会，他会提名舒尔茨为总统。私下里，他忍不住要向朋友诋毁舒尔茨几句，特别是舒尔茨的中东和平努力陷入僵局时。基辛格的坏话迅速在华盛顿圈子里流传开，舒尔茨有所风闻。 他怒火中烧，但不动声色地停止给基辛格提供有关最新动态的消息。既了解基辛格又了解舒尔茨的詹姆斯·施莱辛格觉得奇怪，为什么基辛格至今还未意识到说人家的坏话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惹麻烦。 基辛格反对里根的对外政策，尤其对里根同意戈尔巴乔夫全部销毁两国中短程核导弹的建议而感到恐慌。他的反对是发自内心的，但也带有一定目的——讨好极右派。这些人控制着共和党的选票，但基辛格注定讨不到他们的欢心，因为他们不仅在早年是反对“缓和”的斗士，而且他们讨厌他的风格和出身背景。 基辛格与尼克松维持着一种紧张但得体的关系。他俩从来没有私人交情，但彼此小心翼翼地互为依托。1977年，当尼克松接受系列采访时，俩人关系恶化。尼克松把基辛格描述成好耍阴谋诡计的、好私下里说一些不负责任话的、渴求权力的人。是他，而不是基辛格策划了与中国和苏联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用一种尖酸刻薄的语气谈到基辛格好往名人圈里钻的嗜好，以及他遇到好坏消息都大惊小怪的脾性。 基辛格在电视里看到有关采访尼克松的节目，气得在房里上窜下跳，倒不是尼克松对他个性的描述叫他不堪忍受，而是因为尼克松抹杀了他的外交成就。 尼克松在他第二年出的回忆录里把基辛格说得更好一些。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果敢的总统，如何领导一位才华横溢但感情用事的外交天才。 尼克松写完回忆录后，回到新泽西州，买了一栋树木环绕的牧场式的房子。他常驱车到曼哈顿一间办公室写书或做一些恢复声望的工作。 基辛格从未将他纳入自己的社交圈，他也没有加入的意思。他们最多在一块吃吃中饭或喝杯百事可乐。私下里和公开场合，他总是敦促里根充分使用基辛格。 里根的人总是把基辛格晾在一边。惟一派给基辛格做的事情是1983年里根任命他为美国对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基辛格干得很卖力，大家一致认为政府应该给他一份差事，就连跟他一起工作的民主党人士对他也赞不绝口，圣安东尼奥民主党市长说：“虽然他当过国务卿，是世界知名人物，但他很有耐心，很公正。基辛格博士智慧过人，听他用你理解的另一种方式把问题阐述清楚是一种享受。” 委员会旋风般的旅行到每一站均有成群的记者作报道。已有七年不担任官职的基辛格仍旧保留着一种国家领导人的气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如果不是基辛格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当这个团体抵达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时，基辛格一走出飞机就被记者团团围住。外交部官方欢迎团站在一旁惊叹地注视着基辛格跟记者们谈笑风生、娓娓道来。 委员会的成果是一份132页的报告，由于里根政府没有遵守报告里面的主要协议，这份构思完美的基辛格委员会报告成为无人问津的故纸堆。 当布什当上总统后，基辛格简直就像遭到现世报的厄运。布什不仅不给基辛格提供一份工作，反而从他的咨询公司挖去两名得力干将—— 伊格尔伯格和斯考克罗夫特，分别任助理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为他俩的任命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能探入新政府的心脏。 但由于布什对担任联合国大使期间基辛格不重视他耿耿于怀，基辛格偏偏又在东欧问题上得罪了国务卿贝克，当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崩溃时，政府任何具有纪念意义的决定都没有基辛格的份儿。 跟这些唱主角的人物中断来往的基辛格只得跟副总统套近乎。这是一种奇特的关系，因为俩人迥然不同。但俩人互有所依，副总统靠他为自己空洞的外表注入实质内容和影响力，基辛格则靠副总统给他一种谋取高就的可能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世界著名顾问的发家史 1. 雇佣外交家 基辛格退隐后成立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尤其到了1982年，他没有再写第三部回忆录的打算，里根又不让他出任国务卿，他的公司业务开始活跃起来。 没有受过法律训练又缺乏经济头脑的基辛格不可能像其他人惯常做的那样退回到法律公司或银行。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为雇佣政客，为私人公司提供外交政策专门知识并索取高额报酬。 许多华盛顿高级官员一离开要职便开起了律师事务所或组成议院外活动集团，向大公司兜售他们在政界的关系。基辛格与他们相比，做法高尚得多。他决定决不为某一个客户向美国政府游说。在步入商界之前，他等了五年，超过了一届总统任期。虽然他偶尔带客户旅行，把他们引荐给外国领导人，但他主要不是做出售关系、铺平道路之事，相反，他卖的产品是他自己的洞察力和外交事务分析。 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的左膀右臂是基辛格原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斯考克罗夫特除在这个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和经理之外，自己手里还掌握着一些秘密客户，从中牟利。他在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的年薪达近30万美元。 招人喜爱的、天性善良快活的伊格尔伯格帮助基辛格把公司变成一个大企业。到1988年，他离开公司进入布什政府之前，他的工资已达到67万多美元，其他收入也达24万美元。 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在电话簿上找不到。如果你的电梯正好在公司所在楼层停下来，你会发现透明塑料窗后面坐着一位接待员，门上也没有公司名称。 公司内部的装潢风格看上去就像一个中等保险公司代理处。沿大厅有一长溜的小办公间。基辛格自己的l形办公室在拐角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带签名的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基辛格一出现，办公室里就发出一种略带惊恐的、兴奋的嗡嗡声。 他很少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到各个办公室去巡视，要求澄清他文件夹里的各种决议，警觉地察看他们为他定好的时间表，然后全盘否定。 这期间，他会大发宏论，或讲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他常抱怨他要养活这么多职员，这肯定是复仇之神施加给他的残酷惩罚。然后他又突然话题一转，就某一个计划提出敏锐的建议，或恭维某人几句或开个玩笑。 1991年1月15日是布什和联合国勒令伊拉克退出科威特的最后期限。偏偏基辛格要到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开一天会。这叫他烦透了。他希望那些忧心忡忡的客户打电话来时，能找到他。同样重要的是，他希望有电视台前来报道他的看法。“这种事再也不许发生了。” 基辛格在走廊里跺着脚乱发脾气。大家都一本正经地点着头——虽然他们弄不清怎样说服联合国把它的战争计划跟基辛格的公司董事会协调起来。 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是给基辛格修改时间表。他不仅仅是旅行。他喜欢私人飞机，需要保镖，希望在每一站都有司机开着车来接他。他讨厌日程表排得过满，但他一发现空挡就想起要会见另外一个什么人。时间表经过修改之后，他抱怨也抱怨够了之后，他会在最后一刻推迟或取消这趟旅行。 心不在焉的基辛格一会儿勃然大怒，一会儿祝贺这个、表扬那个；有时候嚷着要辞职，有时候又拿自己开玩笑。他的职员都适应了他这一套。当门在他身后关上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时间都在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做，好像他们刚刚跟一个聪明绝顶但好冲动的孩子打过交道。 但大家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这种恭敬与其说来自于惧怕，不如说来自于对他的尊重和喜爱。 实际上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出售的是名望和评议。一位执行经理如果在作出对外投资方面的困难抉择时请教过基辛格，他心里要踏实得多。“如果我们投资的国家局势恶化，”一位公司经理解释道，“我知道我们要是事先跟亨利讨论过形势，我们就不会给人一种玩忽职守的感觉。” 基辛格竭力否认自己为他的客户叩开大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不那么拒绝此事，因为他离任愈久，这种事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得体，再说，提供引荐之职能，或向一位处在高官地位的朋友请求帮助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生意本能。 90年代有一种生意大有前途，那就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因为许多国家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但美国银行一提到直接向第三世界政府贷款就神经紧张，这些国家只得依赖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有资产。基辛格在这些私有化交易中是缺一不可的人物，因为当今世界没有人像他一样在这么多的国家政府里有这么多私人关系。“西方信托公司”主席罗伯特·德评论基辛格道：“亨利无论到什么地方，每个人都想见他。这人已超越他生活中的形象。跟他旅行就好像仍和一位国务卿旅行一样。” 基辛格夫妇为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举办的晚宴上，基辛格的客户和朋友经常也属邀请行列。 “美国国际集团”是国际上屈指可数的国际保险公司。这家公司花了15年工夫在韩国申请出售人寿保险的执照没有成功。基辛格去了汉城，跟政府官员会晤，这些人都把责任推到下一级官僚机构身上去。基辛格决不仅仅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让别人去处理就算了。他亲自过问申请执照过程的每一个细节，搞清楚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然后找出解决办法。1989年，“美国国际集团”在韩国开了第一家保险公司。 1989年11月，“美国国际集团”主席格林伯格跟基辛格到亚洲跑了一趟，这趟旅行充分体现了基辛格的关系网的价值。他们的第一站是新加坡。从1959年起一直担任总理的李光耀是基辛格的老朋友，他为基辛格举办了一个私人午餐会和一个大型招待会。在大型招待会上，“美国国际集团”在当地的高级经理有幸在有基辛格的陪同下会见总理——一个建立工作关系的良好方法。接着，他们去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总理是基辛格在哈佛的国际研讨会的学生，而“美国国际集团”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保险公司。旅行以三天对北京的访问而告终。这是“六四”事件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 “六四”事件发生后，基辛格坚决反对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他认为这是中国内政，邓小平应该作为真正的改革家而受到赞扬，“没有一个政府能忍受首都主要广场被数万名示威者占据八星期。”他说。并且，他还得出结论：“北京这出戏对美国人来说，是对我们的政治是否成熟的一种考验。” 基辛格对邓小平的维护使得他最亲密的朋友、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都跟他闹翻了，但连洛德也承认“即使他在中国没有一美分的商业利益，他也会采取同样立场”。 基辛格和格林伯格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会晤期间，“六四”事件被提出来。基辛格解释道：美国政策既要照顾其利益又不能违背其价值观，但他希望关系迅速得以改善。邓小平则大谈文化大革命，当时，他是被肃清的对象，他的儿子被激进分子从窗口扔出去，造成终生残废。 基辛格推测，邓小平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表明他感到他又遇上一场刚刚开始的暴乱，他像基辛格一样，生活教会了他秩序和权威的价值。 基辛格和格林伯格还见到了李鹏总理等其他国家领导人。温斯顿·洛德大使在美国大使馆为基辛格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北京的政治、文化、经济官员云集于此，“美国国际集团”大发了一笔“关系财”。 回国后，白宫邀请基辛格吃晚饭，他向布什、贝克、斯考克罗夫特作了汇报。“如果要修复关系，美国必须作个姿态。”他解释道，“中国人对外人干涉内政一向很敏感，30年前，中国人就因为同样问题中断了跟苏联的关系。” 布什下决心做的事使基辛格更富有影响力，他派遣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基辛格的两位原来的商业伙伴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秘密访问中国，修复裂痕。基辛格事先不知道这件事，过后发现后大吃一惊，他意识到好像他是这个决定的无形推动力。 基辛格的时事评议、幕后影响力和商业关系形成一个良性的、错综复杂的网。1990年2月，基辛格在他的公寓举行了一个为把他的客户介绍给中国大使的晚宴。当晚宴结束后，中国大使在大厅入口拥抱了基辛格，并对国会里一场正在辩论的赞成经济制裁的决议表示忧虑。基辛格立刻掏出一本黑皮笔记本记道：“打电话给布伦特。”他的一位商业客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没有迹象表明他这样做了，但他这个小小的姿态给在场的人留下很深印象，包括从中国大使到公司总经理。 2. 夕阳无限好 基辛格的咨询公司和其他诸如演讲、发表评论文章 、在电视台当客座评论员等给他每年带来800万美元的收入。到90年代初期，基辛格老当益壮、声望不减，但他重新步入政界的希望愈来愈小。待他快接近70岁生日之际，他的生活充斥着旋涡般的晚宴、商业旅行、乡间周末。他的时间表依然排得满满的，从黎明到深夜的每一分钟都计算在内，预约都在数月前定下来。当他为滚滚财源来去匆匆时，依然精力过人、焦躁不安。他太积极好动，锋芒毕露，无法保持一种淡泊致远的老政治家形象。但他在商务活动、新闻明星、豪富社交生活中找到一种平衡的、他所喜爱的、热烈兴奋的生活方式。 基辛格跟他的两个孩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伊丽莎白读了医学院，并在波士顿地区成为一名医生。长得跟父亲很像的大卫在曼哈顿一家大公司当律师，后来跳槽当了一名娱乐杂志的记者，基辛格对此事的反应是装着吓了一大跳的样子。 基辛格对美式橄榄球和英式足球愈来愈入迷。每个星期天他和朋友们坐在电视旁剖析每个队的战术，推算比赛结果。1990年，这位曾在家乡菲尔特城被禁止看球的男孩如今成了罗马世界杯足球赛的名人。“我在世界杯比在我喜爱的其他非足球活动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注意”，他告诉新闻界。1994年，他筹划安排美国作世界杯的东道主，并成为指导赛事委员会的荣誉主席。把足球引进美国，他说，“是一种传教事业”。 当基辛格坐下来为自己的财政情况进行预算时，他猜测他的演讲收入会减少，毕竟他下野已达15年之久，名望和权力肯定会下降。但是，在90年代，这种事没有发生，像变戏法似的，他始终坐在名人宝座上没有跌下来，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无法做到的。 他到底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主要是靠朝这个方向百折不挠地努力工作。就像台柱演员离不开聚光灯、离不开摄像机。新闻制片人发现他是不可多得的瑰宝。 90年代初期，如果说基辛格耀眼光芒中缺了什么，那就是无论在社交上还是专业上，他的世界少了几分实质，多了几分浮华。他与他的大部分朋友缺乏心灵和智力的交流，他们的轻浮与他有点格格不入。然而，那些晚会仍是那么炫目，旅行仍是那么辉煌，朋友情谊仍是那么温馨惬意。 青年时代，基辛格征服了学术领域。然后是在华盛顿世界和外交事务取得了辉煌成果，成为新闻明星和名人，然后又是开大公司、进入富人圈。在这些领域的每一个——从高档次的全球外交领域到微不足道的杂志专栏——他这个人智慧和暴躁性格的混合物、自以为是和缺乏安全感的混合物、富有魅力和作风鬼祟的混合物使得他成为他的时代的首要明星之一。 1991年，葆拉·基辛格——这位把自己家人从纳粹魔掌中挽救出来的女人，这位心满意足的母亲迎来了自己90岁生日。 她仍旧那么步履轻捷、心直口快、头脑敏捷，同时也那么健康，她的公寓在10楼，那个月，她公寓的电梯坏了好几天，大家要她搬到一个方便一点的套房，她拒绝了。每天，她爬10层楼梯上下，对年龄所作的惟一让步是每爬三楼左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大楼里的朋友趁她歇气的时候邀她喝一杯茶。 她生日的那天晚上，瓦尔特·基辛格的一位当教师的儿子从加利福尼亚飞来拜访她。他把她带到他住的饭店，当她走进房间，她吃惊地发现她的儿子们——亨利和瓦尔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均在那儿。 吃饭期间，亨利·基辛格提到他母亲的力量。“因为她不屈不挠的天性”，他说，“这一家才从纳粹德国逃出来。也正因为她，他们到美国后能舒适地生活着，她的儿子们能上大学。在逆境中，正是她通过她的勇气、精神和奉献把全家人团结在一起。我取得的每一成就，我们一家取得的每一成就都归功于我们的母亲。” 葆拉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沉浸在这个情景之中。接着，她说：“这一辈子活得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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