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传》 第一章 圣诞夜的烛光 引言 1998年9月27日，全世界的目光将聚焦于德国。这一天，德国总理大选揭晓，赫尔穆特·科尔如果连任成功，他将开始他的第五个总理任期。这样，科尔不仅将会带领德国跨越20世纪、监督他的政府从波恩迁到柏林的工作、成为加强欧洲联盟一体化的最为重要的动力，而且科尔还会超过俾斯麦任职19年的记录。 当然，以上还是一个假设。 目前，科尔正为争取连任而作积极的准备。很多人知道，科尔是一个美食家，他的好胃口是德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与克林顿会晤时，科尔总是要和同样贪吃的美国总统开怀畅饮。科尔爱吃甜食，好喝白葡萄酒，每顿要吃大量肉食和土豆。然而，随着1998年9月的临近，科尔首先想到的是要为竞选减肥。科尔认为，在竞选紧张的时刻，肥胖对健康是不利的。科尔可能只说出了减肥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恐怕是过于肥胖的形象将在选民心目中失去一些得分。如今，这位大块头总理已重新安排自己的食谱，他已经停止吃甜食，把肉食和土豆改成面包和茶；把心爱的白葡萄酒改成稀释的西红柿汁。人们都知道科尔的身高是1.93米，但他的体重是多少，没有人能说得准，科尔也从不与人谈及自己的体重，科尔说，他的体重属于“国家机密”。但据科尔身边的人说，他的体重在136公斤左右。也许，当科尔开始他的第五个总理任期的时候，他的体重会是120公斤。 同时，为了助丈夫一臂之力，科尔的妻子汉内洛蕾也在为丈夫竞选而奔走呼号，摇旗助阵。这位现年65岁、喜欢用发胶、爱穿高领衬衫的法语和英语翻译，平时沉默寡言，也很少抛头露面。自从科尔担任总理以来，汉内洛蕾的公众活动局限于慈善事业，但现在她更多地出现在政治敏感性较强的集会上，而且开始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好斗的一面。她说自己同丈夫一样坚强，并且不希望科尔失败。汉内洛蕾对选民说：“如果你们选中科尔，你们可以长期信赖他。”38年前，科尔用2000封情书赢得了汉内洛蕾的芳心；38年后，丈夫面临跨世纪连任的机遇，而科尔的竞选对手——社会民主党人格哈德·施罗德又是来者不善，汉内洛蕾不甘沉默，积极介入竞选，为丈夫摇旗呐喊，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断言谁将成为德国跨世纪的总理还为时过早。不管科尔能否连任成功，有一点是没有人会怀疑的，那就是：赫尔穆特·科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欧洲的一位巨人，是西方无可争议的主心骨人物！当密特朗以惊人的意志力完成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终于被癌症击倒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带着他的“新思维”，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惨状中灰溜溜地走下政治舞台之后，当叶利钦同时与车臣难题、北约东扩及自身的病魔艰难搏击的时候，当克林顿被海湾问题及性丑闻困扰而无法以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形象接受美国人及全世界审视的时候，科尔却长时间以一个巨人的形象屹立在西方政治舞台。 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科尔都是成功者。科尔的成功不是偶然的。科尔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成功之花是开放在奋斗的枝叶上的。科尔的人生轨迹是一条努力奋斗的轨迹，是一条积极向上的轨迹。这条轨迹无疑给后来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下面要讲的，就是科尔的人生故事，从1930年4月出生到1998年。 让我们走进赫尔穆特·科尔的世界…… 1930年4月3日，星期五，路德维希港市立医院。约翰·卡斯帕尔·科尔焦急地在走廊上踱来踱去，他不时地向产房张望，额角上沁着细密的汗珠。6时30分，随着一声洪亮的啼哭，他的第三个孩子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夏埃尔·科尔诞生了。俄顷，他的妻子采齐利娅抱着新出世的儿子被护士从产房中送了出来。 采齐利娅看上去很疲倦，她带着幸福的微笑，一个健康、结实、漂亮的男婴在她的怀中安详地睡着。老科尔大步迎上去，一把扶住妻子，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激动，他的手揽在妻子的肩头上略微有些颤抖。 这是路德维希港极平常的一天。莱茵河上几只水鸟快活地飞来飞去。椰子树的树荫下人们或低语，或品尝着水果，或携着手悠闲散步……人们依旧如往常一样地工作、生活，谁也没有发觉今天同平时有何特别之处。 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们在沉闷的生活的压抑下甚至抱怨、诅咒、痛恨着这个社会。前几个月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整个德国在这场风暴的冲击下奄奄一息，看不到任何生气。迄今为止，德国有380万人失业，仅路德维希港就有1.2万人失去了工作，国家财政几乎瘫痪。不仅如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还必须向战胜国缴纳无法估量、无法筹措的赔款。 阴霾笼罩在德国的上空，人们痛苦不堪，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虽然如此，在路德维希港城区弗里森海姆内的霍亨索伦街89号中的一位老夫人却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把1930年4月3日，当作一个重要的日子记录下来。 约翰·卡斯帕尔曾经预言：希特勒意味着战争。现在，这已经得到了证实。早在1929年，这个战争狂人就叫嚣：要沿着德国古代条顿武士开拓的道路向东方进军，从波兰、俄国夺取大片领土，作为称霸欧洲和世界的起点。1939年4月11日，希特勒又在《关于1939—1940年武装队统一训练》的命令中推出了所谓的“白色方案”，其实质不过是德国进攻波兰的军事计划的代号。 在通往路德维希港城区弗里森海姆的霍亨索伦街上，一个小男孩穿着“希特勒青年”制服，懒散地挎着一只半旧不新的书包，低着头，踢着路上的石子。炽热的阳光将树木的阴影投射到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小男孩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此刻，他心中的痛苦、抑闷，就连路德维希港灿烂的阳光都化解不开。前几天他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科尔接到上头的命令：必须在1939年9月1日作为军官奔赴波兰战场。 战争，战争意味着什么？流血、死亡。这个小男孩除了感到黑暗、痛苦、惊惶之外，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他的父亲今年已经53岁了，再过几年就应该退休，可是，他必须像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一样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刀枪无情，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吗？ 小男孩咬着嘴唇，眼睛被突然涌出的泪水蒙住了。他飞起右脚将一颗石子踢得老远。 战争，这个可恨的魔鬼！它摧毁了他无忧无虑的世界，结束了他天真烂漫的童年，改变了他的生活节奏，恐惧、惊惶像梦魇一样地跟随着他。战争，战争到底能得到什么？！ 小男孩吸了吸鼻子，抬起头露出了一张油黑的脸和两只异常晶亮的眼睛。看上去他顶多不过10岁，可是他的个头却像个小大人了。这个男孩子在路德维希港—弗里森海姆上小学，他的名字叫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夏埃尔·科尔。 “快些走啊，天黑之前我们必须赶到那里集合。” “不错，可是我的两只脚已经磨出了泡，我实在走不动了！” “唉，赶了这么多路哪个不是累得精疲力尽，这可恶的战争！”一股人流从远处向这边涌来，他们风尘仆仆、蓬头垢面、步履杂沓，带着一些少得可怜的财产。这是一群来自西堤的农民，他们正从前线撤出来。当这群难民从科尔的身边经过的时候，科尔看见许多人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相同的、难以名状的哀伤和长途跋涉的劳顿，可是，他们却不得不拼命地迈着两条腿。 科尔呆呆地定在那儿，看着这群人扶老携幼三三两两从他身边走过去，他的胸腔似乎一下子被什么堵住了。 波兰人会不会打到路德维希港呢？ 有一天，我，赫尔穆特·科尔会不会也像这群农民一样地逃亡？饥饿、疾病、劳苦、惊悸、流血、死亡……一连串的问题像梦魇一般扩张、膨胀。科尔突然惊叫一声，拔腿狂奔而去！情况变得越来越具有灾难性。 《总汇报》每天几乎都能登出触目惊心的消息。在其他地区，人们也许会闲适地聚在一块儿对此品头论足。可是，路德维希港却人心惶惶，人们像受了惊的羊羔，不知道事态究竟会怎么发展，明天是否会有更坏的消息等待着他们？ 学校照常开课，科尔照常上学。可是那些作业、难题已经丝毫提不起科尔的兴趣。在战争的阴影中什么都变得索然无味，什么都失去了吸引力。上课、下课、放学，就像一个重要的公式操纵着科尔的生活。而他，赫尔穆特·科尔只是这个公式中不带任何感情的棋子。 1936年，科尔进入弗里森海姆国民小学就读。那时，他才刚满6岁。当他被父亲带到校长面前的时候，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不点——小小的身材，瘦瘦的骨架，一件由哥哥留下来的粗糙的洗得发白的衣服，一双清纯的眼睛。 “校长先生，您好。”约翰·卡斯帕尔·科尔说，“这是我的儿子赫尔穆特·科尔，以后您得费心了。” 几个孩子欢笑着从他们身边跑过。校长知道，这几个孩子也是新入校的小学生，他们来自工人或公职人员的家庭，但是，他们却比眼前的小科尔健壮、高大得多。校长暗想：这个小孩子以后少不了要挨别人的拳头。他看上去这么小……不，应该说是最小的一个。 “校长先生，您好。”小科尔有礼貌地向校长行礼。 校长万没想到，初次见面，小科尔居然表现得如此从容、大方，俨然一个涉世已久的大孩子。更令人奇怪的是，在科尔望着他的时候，目光镇定，神色自如，面孔上竟无丝毫畏惧！ 时隔不久，校长惊奇地发现，赫尔穆特·科尔身上流露着一种领导气质和强烈的领导欲。这种气质和促使科尔不自觉地扮演着领导的角色，而那些“abc士兵”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 “天哪，那些孩子看上去比他要大上两三岁，科尔居然指挥他们？”校长时常发出这样的疑问。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孩子。因为科尔桀骜不驯，骨子中缺少一种孩子们对师长应有的敬畏，他甚至在态度放肆或偷偷吸烟遭到体罚后依然若无其事。 科尔的女教师却喜欢他。因为科尔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他头脑灵活，反应敏捷，能够极快地掌握、消化课堂上学习的知识。 科尔坐在教室的一角，一片阳光穿过树梢正好投在他的身上。他趴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在纸上画着几个字：战争、希特勒、死亡、约翰·卡斯帕尔·科尔——这决不是几个平平常常的字！这个孩子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性，但是他却无法从这种窒息的氛围中走出来。 放学以后，小科尔随着人流向他的家里走去——路德维希港城区弗里森海姆内的霍亨索伦街89号。这里原是他外祖母的庄园，1932年4月6日，当外祖母撒手人世之后，他们全家就搬进这所宽敞的房子里。在这里，他们不用交房租，但这并没有使这个13口之家生活得殷实富有。 科尔推开家门，父亲正歪在椅子中翻阅着当天的《总汇报》。距他不远的桌子上摆着一台收音机，这台“大众收音机”是科尔家30年代从拮据的开支中节省出来的财产，但它在这个中产者的家庭中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可以从它那里了解到许多新鲜的事情或者欣赏到著名的钢琴家演奏的优美旋律。 小科尔喊了一声“爸爸”，就撂下书包准备到花园去看望他的母鸡、雌火鸡和兔子。但是，父亲却叫住了他。 “再过两个月就要进行毕业考试了吧？”父亲两只眼睛依旧盯在报纸上，漫不经心地问。 “是的，爸爸。”小科尔不得不停下脚步。 “功课做完没有？” “还差一点点。呆会儿我照顾完兔子、母鸡就立刻完成它们。” 父亲“嗯”了一声又说：“下半年你就是中学生了，功课更紧了，你要用功才好。” 小科尔点点头认真地说：“我会的，爸爸。可是这会儿我想去看看母鸡和小兔子们，它们正等着我呢。” 父亲点头表示儿子可以离开，他知道孩子们饲养小动物不仅仅是为了好玩或出于某种兴趣，更多的却是为了“餐桌”的需要。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之外，必须投入到家务劳动中去。 小科尔说完准备离开，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于是转过身向父亲问道： “爸爸，波兰这个国家是不是很美？” “当然，波兰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确实是个好地方。” “所以，希特勒就想着首先占领她？” 父亲万没有料到儿子居然会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他今年只有10岁，10岁的孩子还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与战争。可是，自己10岁的儿子居然涉及了成人的思维范畴。他放下报纸，诧异地望着儿子，微微愣了一下，说：“你是在同我讨论政治吗？” 科尔一本正经地回答：“是的，爸爸。” 父亲点点头，没有再过多地追问孩子提问的原因，因为这个国家风起云涌的局势不得不使孩子在政治上早熟。父亲稍加思索，说：“这主要是由波兰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如果德国占领了波兰——我只是说‘如果’，你明白吗？”父亲顿了一下，又说：“如果德国得到了波兰，就可以消除进攻西欧的后顾之忧，并打开进入苏联的通道。同时，德国还可以从波兰得到大量的粮食、矿产、发达的工业和大批的劳动力。这一切将大大地增强德国的作战能力，有了波兰的‘支持’，德意志就可以长期地同英国、法国抗衡了。” 这样的解释对于具有政治天才的科尔来说是再明白不过了。作为一个纯真的孩子他却无法理解希特勒的野心。他眨了眨眼睛，不解地说： “如果德国人将波兰人从波兰的领土赶出去，波兰人不就失去家园，沦为难民吗？” “是啊，所以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战争。” 科尔摇着头说：“可是希特勒不是这么想的。” 父亲张口结舌，他现在根本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为希特勒辩护。这位希特勒的野心路人皆知。从1938年10月起，德国接二连三地向波兰提出领土要求，欲将波兰走廊和但泽自由市据为己有，让德国修建一条享有治外法权的超级公路和复线铁路，跨越波兰走廊，使德国同但泽自由市、东普鲁士连接起来。可是，希特勒的“和平演变”没有得逞，这些无理的要求遭到波兰政府的拒绝。于是，希特勒恼羞成怒，咆哮着说：“不流血再也不能取得胜利了，现在根本不存在波兰的问题，时机一到，我们就要坚决进攻波兰……” 科尔一句最简单不过的话使得这位政府的公职员约翰·卡斯帕尔·科尔不得不陷入痛苦的深思，他从心底蔑视这个国家的领袖及其世界观，但无法改变它们。就在父亲被军国大事弄得头昏脑胀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悄悄地溜到母鸡、小兔子、火鸡那里重温他的快乐了。 夕阳西下，天边的云彩都化作野蔷薇或玫瑰花的颜色，一片绿茵茵的草地点缀着红的、白的、黄的小花。科尔蜷着两条腿悠闲地坐在晚霞里，怀中抱着一只小白兔，他低着头，用手指耐心地、细致地将嫩叶或青草送到小兔子的嘴里。“这小家伙真讨人喜欢！”他眯着眼睛，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安详的、温柔的光彩。出于天性，对于凡是“有皮毛”的动物，他都倍加珍爱，并且心甘情愿地为它们效劳。在他看来，饲养家禽还不能称之为什么劳动，而只能作为一种怡情的事情去享受它。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把小朋友和同学邀请到家里，举办一次兔子和火鸡展览。 除了照顾家禽，小科尔还学习修剪果树，在这个共有140米长的花园里就种了140棵果树。 安顿好小动物们，现在该轮到小科尔好好休息了。小科尔用手枕着头，晚霞金子般地悄悄地洒在他的身上。他微闭着眼，尽情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一行行果树整整齐齐地站在那儿青翠蓊郁，每一片叶子闪着金灿灿的光。他吸了吸鼻子，仿佛闻到一种水果的清香，一时间，竟忍不住心驰神往，浮想联翩了。这种恬美的乡村生活深深地打动了这个孩子的心，他想，自己将来要当一个农民或者森林管理员。 “孩子，吃饭了。”采齐利娅·科尔站在一棵果树下向这边招手。 “好的，妈妈。”科尔站起来，拍掉衣上的泥土，这时，他发现天边只留下一抹瞑色了。 母亲协助父亲有条不紊地治理着这个13口之家，不幸的是他们有5个孩子均在12岁以前死去了。1944年，他们的长子，伞兵瓦尔特·科尔，随同部队撤退到哈尔腾的途中在威斯特伐伦身亡，当时，年仅18岁。 母亲是一个“圣经通”，并且对天主教“圣徒”的历史了如指掌。在宗教信仰方面，她更加尊崇新教会，例如，当收音机转播礼拜仪式时，她一定会选择新教的布道，而不去选择天主教，她认为新教比天主教“更透彻、更深刻。” 在雄鸡的啼唱声中，路德维希港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天刚蒙蒙亮，许多人还沉睡在梦乡里，就有一些小孩子在莱茵河畔捕捉河虾了，他们要赶在上学前把这些河虾拿到集市上卖掉。 “嘿！你们看，我又捉到两只！”小科尔揩去额角的汗珠，骄傲地向远处的伙伴们挥了挥手。现在只不过6点钟，他足足捕了大半篓河虾了。 为了生活，一切都是为了生活。虽然他现在还只是个小学生，虽然这些事情的收入非常低微，并且常常让人瞧不起，可是这个孩子却努力地干着。他知道：如果不努力，如果不攒些钱，全家人就无法生活下去。 1939年8月31日，德军开入德波边境的前沿阵地。中午12时半，希特勒命令进攻波兰。当晚，一群德国的党卫队员换上波兰军装，冒充波兰军队袭击了德国边境的格莱维茨电台，在广播中用波兰语辱骂德国。接着，全德电台“义愤填膺”地指责波兰，称德国遭到波兰的侵略。 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国突然出动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6000门大炮对波兰的主要交通枢纽、机场、城市、行政部门、部队驻地、机关学校等进行轰炸。随后，兵分两路，从西南、东北两个方向，向波兰发动“闪电式”进攻，直捣波兰首都华沙。 9月3日上午11时，英国被迫对德宣战，当晚法国对德宣战。同日，新西兰也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1939年8月31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命令进攻波兰的当天，约翰·卡斯帕尔·科尔奔赴波兰战场。 父亲走了，带走了无限牵挂和哀愁。科尔站在街口默默地目送父亲渐渐远行的身影，心中涌动着一种落寞、抑郁的情怀。 路灯昏黄、幽暗。这时，科尔的记忆突然跨越时空回到了去年圣诞节的晚上。那时，全家人在父亲的带领下去参加天主教圣诞子夜弥撒，随后父母为孩子们读着新约中的圣诞故事，姐姐坐在钢琴边弹着“美好、古老”的圣诞曲，大家高兴地跟着唱…… 那是一个多么动人、心醉的场面啊！ 大家嘴里嚼着可可和甜食，手里拿着如袜子、毛衣或衬衫之类的圣诞礼品，而小科尔的手中却多了一只怀表……他闭上眼睛，似乎还听到爸爸用慈爱的声音对他说：“赫尔穆特，今天我送你一只怀表，不过，你要答应我，长大了才能拿出来用，好吗？”“好啊，我现在还小，长大了我才用它！”…… 不知什么时候，小科尔的眼眶突然濡湿了，朦胧中他仿佛又看到了圣诞夜灿烂的烛光，他轻轻地祷告：“爸爸，上帝保佑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惶惑 1940年复活节的时候，赫尔穆特·科尔完成四年的国民小学教育升入弗里森海姆中学。他的小学毕业成绩单是这样记载的：6个2分和3个3分（德国学校的评分制规定，1分为最好，5分为最差），这时，他已经整整10岁了。10岁的孩子是不能够拉去打仗的，凭借着晚出生的福分，科尔理所当然地逃过了这次灾难，而他的前任——被誉为“铁腕宰相”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则在1937年就被分配到某防空连，开始了他历时8年的服役生涯。 1984年1月25日，当身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的科尔在耶路撒冷的国会提到“晚出生的福分”时，不无庆幸地说： “首先要说明一点，我是希特勒之后的这代人中的第一位联邦总理。孩提时代我经历了战争，在一个父母反对纳粹的家庭中，非常清醒地经历了纳粹时期。 “……我作为在纳粹时期能够没有陷入罪孽的人补充这一点，是因为这个人曾经得到了晚出生的福分，并幸运地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1940年的科尔是不可能像1984年的联邦总理那样分析、认识德国历史的。 德意志民族是古代日耳曼民族中的一些部落经过长期融合形成的。自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德国之后，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个国家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了。 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这个国家野心勃勃，1914年它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历时4年之后，1918年它又向协约国递交了投降书。1930年的德国已由原有领土的540858平方公里减少到472082平方公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德国人意识到战争的罪恶，反而增长了其向外扩张的野心。1929～1933年，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德国终于在1939年9月1日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德国人的命运将会是什么？他们的总理希特勒将会用大炮和坦克给他们带来好运吗？ 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科尔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悲剧已经在德国大地上演了…… 随着战争序幕的拉开，德国的经济和工业部门相继出现了严峻的情况：劳力短缺，妇女和战俘被迫拉入工作岗位；工人的加班费被取消；工作时间被延长，工人每周必须工作6天，每天工作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有的甚至长达12个小时；除此之外，食品供应也受到限制，人们只能凭票购买，那些在军工厂受过特种教育的工人和职员，虽然不必到战场上去充当炮灰，可是他们其中许多人却不得不离开家园，栖身在破旧的临时工棚中领取减了数倍的工资。 当局的这些作法立刻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人们采取怠工等办法破坏生产，向当局表示抗议。而劳工局一方面组织盖世太保，对重要岗位上的工人通过公开的、杀鸡儆猴的方法施加压力，维持生产；另一方面则采取“清理运动”，把对战时经济不太重要的工厂中无关紧要的人员裁减出去。 由于在波兰、法国的战场上希特勒军队战果丰硕、捷报频传，所以国内工人们的反抗并没有产生多大成效。许多人在痛苦中挣扎、沉浮，他们幻想着那些国家能够尽早投降，但是却未意识到德国应该尽快退兵结束这场战争。 1940年4月至6月，德国侵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等国，许多国家也纷纷掀起了抗德的浪潮。 科尔忧心如焚地关注着战局，因为他的父亲已经被拉到战场上去了。父亲能够平安地回来吗？ 1940年5月11日，赫尔穆特·科尔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一架从阿尔萨斯飞来的法国飞机将一颗哑弹投到了他的花园中。从这以后，路德维希港这个曾经在1859年被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授予独立公社的城市只好在战争与死亡的威胁中惶惶度日了。 1940年7月10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在击溃波兰、法国之后，又空袭了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护航船队，开始进攻大不列颠。 不久，英国皇家空军出动80架飞机进行大举反攻，摧毁德军运输舰21艘、驳船214艘，希特勒的“海军计划”遭受重创，面临破产。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德军节节败退，希特勒暴跳如雷，大骂德国元帅都是笨蛋，一怒之下接连撤掉三名司令。但是，不论希特勒如何穷心竭力都无法挽回败局。他的军队被歼50个师，仅陆军死伤就达83万多人。 1942年1月1日，苏、中、美、英等26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集会，发表共同宣言，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停战协定与和约，不久，又有21个国家加入此宣言。在德国国内，德军亦是穷兵黩武，溃不成军。战争结束时，仅路德维希港就有1778人死于空袭。 科尔已经不可能照常上课了，虽然他只是个孩子，但是也必须参加到救助和运送死者和伤员的队伍中去。那个时候，路德维希港不时地要遭敌方炮弹的洗礼，到处火光冲天、硝烟弥漫。被炸毁的房屋阻塞着街道，横七竖八的尸体随处可见，散发着刺骨的腐臭。 那是一个怎样的岁月啊，人们度日如年，朝不保夕。许多年之后，科尔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的：“我作为一个12岁的孩子属于一支由学生组成的部队，它必须在对路德维希港的空袭过去后去救火，把被掩埋住的人、伤员、死者和家具从被毁坏的房屋中抢救出来。我们很大胆，敢于冒险，同时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稚气的干劲弥补了某些不足。” 和平国度的人们绝对无法想象战争中的人们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灾难。你的亲人或朋友昨天还同你相聚在一起，到了明天，你见到的或许只是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十分钟前你的窗口正对着一幢摩天大楼，十分钟后留在你面前的也许只剩下一大堆瓦砾。路德维希港的人们每天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他们不知道死神何时会降到自己的身旁。 作为一个孩子，科尔可以勇敢地投入到抢救和运送死者和伤员的队伍中去，可是，他却无法面对一张张在轰炸后极度惊慌的面孔。有一次，科尔痛苦地对他的母亲说：“妈妈，那些受害者极度惊慌失措的神态真让人忘不了！” 日子在轰炸声中和人们揪心的哭喊声中度过。小科尔一如既往地从事着自己分内的工作。但是，他再也没有体味到快乐是什么滋味了。有一天，他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外面走进来，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科尔的心跳顿时加快，不由快步向屋里跑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战火铸成的铁汉子 “爸爸！” 约翰·卡斯帕尔·科尔听到喊声抬头一看，只见两串晶莹的泪珠正挂在儿子的脸上。 “孩子！”不知为什么，他只觉得喉间一下子被什么塞住了，他大步迎上去，一把将科尔紧紧地揽在怀里。小科尔搂着爸爸的脖子，心中说不出的温暖、舒适。许多天来，他第一次真正开心地笑了。 父亲的归来给科尔家带来了喜悦，那种被硝烟染就的哀愁冲淡了许多。在这个年代有什么比平安无恙更令人高兴的呢？自从父亲从前线回来休假，科尔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就时常被父亲支出房间，因为父亲要和朋友们秘密收听“贝罗明斯特”和“伦敦广播电台”的新闻，谈论一些孩子们不应知道的事情。 小科尔极不情愿地、满腹狐疑地从房间中退出去。他不明白那些秘密为什么小孩子不应该知道，其实他已经长大了，而且比其他孩子更懂事。当他刚要迈出门坎的时候，他似乎听到大人们正在谈论“关于犹太人的事情”。 当历史跨越到1943年的时候，路德维希港的情况更加糟糕了，人们已经无家可归。为了保障安全，政府不得不通过“送孩子去农村”的方式把滞留在城市的孩子们疏散到偏远地区。这时，学校已经不可能正常开课了。 1944年10月，科尔同他的同学们被安置到奥登林区的埃尔巴赫，他与一个同学住到了一位伯爵的看门人的家里。 十月的林区是静谧而美丽的。天高云淡，一片片落叶从半空飘坠下来，有如彩蝶飞舞。但是，不论是朝霞似锦的清晨，还是微风徐徐的傍晚，孩子们都感到一种雾霭般淡淡的忧愁。 科尔和他的同学们依然在战火的间隙中上课。 1945年12月，孩子们又被用船运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在途中，当孩子们攀着船上的栏杆向水天一色的茫茫的天际凝视的时候，心中不免升起一种浓浓的惆怅和流亡的伤感。战争已经使他们具备了一般孩子们所没有的成熟，他们在深深地为自己的前途担心。 孩子们现在才十五六岁，正是花儿一般的年华，他们应该在学校中享受充足的阳光，接受良好的教育。可是，他们的国家却一会儿将他们送到这儿，一会儿又将他们送到那儿。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科尔，你在那里干吗？牛奶挤好没有？” “噢，先生！牛奶挤好了。放在那只小桶里。我现在正为母牛洗澡呢。” “是吗？好好干！呆会儿你还得把地扫了，上午你必须做完。 “好的，先生我这就去！” “噢，等一等。对了，你还得去喂猪。喂完猪后，你顺便把猪圈打扫一下。” “是的，先生。我一定会把工作做好，您放心去吧。” “噢，孩子，你急什么？我的话还未说完呢。晚上，你到我房间里来拿工资——26个马克。” “好的。先生。我知道了。” 科尔把一只老黄牛从牛栏中牵出来，他要赶着到地里去。 1945年8月，科尔就来到了位于莱茵河畔的明斯特—施瓦察赫附近的迪尔施塔特一家南德糖业股份公司大农场当学徒。在这拥有1200摩根的土地上，这个孩子为了每月的26个马克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这种生活一直维持到同年的11月中旬。战争，使得这个深居简出的孩子吃够了苦头，把他磨练成一个铮铮铁汉，他变得沉着、冷静、机警，而且富于冒险精神，他相信：“只要赫尔穆特·科尔想做成的事，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困难的选择 当时的人们绝对无法想象，那个年仅15岁的名叫赫尔穆特·科尔的中学生，能在若干年后一跃成为本世纪后半叶成就最卓著的德国领导人。他不但引导着德国再度步入世界强国之林，而且出人意料地完成了二战后第一位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所憧憬的，实现两德统一的梦想。这一点，科尔本人也未料到，但是上天已经将他的命运同政治安排到了一起。 1945年初，波兰政府根据国际条约，在苏联方面的庇护下，在直至奥得—尼斯河一线的德国领土上建立了波兰行政机构。为了能把分割出来的10.26万平方公里的德国土地尽快地划给波兰，英国首相丘吉尔采取了“最令人满意、最持久的措施”：将东部地区800～900万德国人从“新波兰”的领土上驱逐出去。 战争结束之后，朴实、正直、勤奋、诚实的德国人民在各种势力的横冲直撞中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战败国的命运，虽然许多人同战争毫无关联。 1945年8月30日，占领国组成的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德国的全部政府权力。苏联人又决定在萨克森省、勃兰登堡边区、梅克伦堡、福波莫瑞、萨克森州以及图林根州推行一次轰轰烈烈的土改革命。 这次土改革命同1917年至1928年间，苏联曾在农村推行过的阶级斗争相类似，力求把建设社会主义大企业作为最终的奋斗目标。 据有关资料记载，迄1949年1月1日为止，7112户庄园的250公顷土地改变了其原有结构，更换了所有者和主人，4278户较小的农场主失去了财产。没收的土地中924365公顷被划分给了119530户无地农民和雇农。将近550家企业被转化成为“全民所有财产”，负责从事研究、繁殖培育种子或饲养动物等工作。 被没收土地的私营农业大企业主或被逮捕或被驱逐，那些土地的新主人也要按照不同情况为每公顷土地交付1000～1500公斤黑麦。 面对着这种局势，一些人兴高采烈，一些人忧心忡忡，大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慨。 赫尔穆特·科尔情绪沮丧、意志消沉。他现在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德国当一个农民绝对不会有什么乐观的前景！可是，他今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过河的卒子 1945年11月15日，科尔毅然结束了在南德糖业股份公司农场三个月的学徒生涯，重新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校园——路德维希港罗斯纳尔街理科高级中学。有一天，这个新来的学生突然出人意料地站在学校领导面前拍着胸膛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想带领同学们把那些教室修理好。” 学校领导瞪大了眼睛，半晌才嚅嚅地说：“你……指的是那些在战争中被炸毁的教室？……由你们自己动手？……不需要学校或政府的帮助？” “是的，先生！” 虽然科尔的态度是那样自信，但是学校领导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而更多人把它当作一个小孩子的信口雌黄。罗斯纳尔街理科高级中学教室修缮问题一直困扰着财政拮据的市政官员。老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对此更是束手无策，大家几乎找不到一个妥当的办法解决它。“科尔是不是疯了？政府官员都无能为力的事情，他——一个15岁的中学生能够解决吗？” 然而，几个星期之后，奇迹出现了！人们在惊喜之余不得不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科尔不但带领着同学们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 但是，科尔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却并不代表着科尔温驯、乖巧、处处招人喜欢。这不，他的化学老师赫尔穆特·勒普坐在办公室里，正绷着脸孔。科尔的同学，后来走上布鲁塞尔欧洲学校领导人岗位的洛塔尔·维特曼站在勒普的旁边整理着刚刚收上的作业簿。 5分钟之前，勒普老师同科尔争辩过，而且场面颇为激烈。勒普蹙着眉，对他身边的维特曼说：“科尔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学生，而且有着卓越的政治活动能力。只是，我弄不明白，他为什么有一种强烈的辩论要求，不仅与同学，而且在我和其他老师面前也是如此。” 洛塔尔·维特曼默然不语，他知道科尔同老师们大多是以公开和直接的方式进行争论和谈话的，并且不会逾越师生间的距离，但是，老师们却认为这个学生实在太难对付了。例如，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组织一次音乐会、舞会或郊游，并且也能在他所发起的讨论中充当裁判的角色，但是，如果哪个家伙敢捣乱的话，他就会毫不客气地用拳头对付他。 洛塔尔·维特曼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科尔甚至因意见分歧同京特·施密希老师闹到了施派尔的主教府。结果，在施派尔教会的主教面前，科尔慷慨陈词，直抒己见，最终赢得了胜利，弄得施密希老师灰溜溜的。 如果追溯起京特·施密希同科尔的相识经过，那倒是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是一次宗教课，施密希从教室外面走进来，他走到讲台前，将课本和讲义放好之后，用眼睛极快地向台下15名学生轻轻地扫视了一遍。当他的目光从科尔脸上掠过的时候，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但却无法说出这种感觉究竟是什么。前不久，他刚从施派尔调到路德维希港来，正想努力地熟悉每一个学生。就在这时，科尔把手高高地举起来。 施密希暗暗好奇，微笑着说：“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吗？” 科尔应声而起，高声说道：“老师，我想向您提两个问题。” “好的，你有什么问题只管提吧。” 科尔眨眨眼睛，脸上泛起一抹狡黠的笑容，他说：“是这样的，我们想知道天主教教会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是怎么想的；您本人对此有何评价？”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施密希站在那儿显然有些尴尬，这个时候，15个孩子的眼睛都牢牢地盯着他。 这对新来的宗教老师是一个陷阱，一种考验。施密希心里很清楚，但他只能缄口不语。他没有生科尔的气，而是冷冷地用一句“无可奉告”的外交词打发了科尔和那些想看他出洋相的孩子。 在这以后，施密希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科尔的身上。他发现赫尔穆特·科尔为人坦率、沉着，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他有办法让全班同学都听他的，并且在领导面前毫不矫揉造作，更无半点讨好和殷勤的成分。 科尔是“好木头”校足球队的中锋，由于他的身材高大、体力过人，在比赛的时候，对手们不得不尽量避开他。他常常充分地利用自己1.93米的个头优势，用同学们的话说，这不仅使他在学生中，而且在老师那里也获得了出人头地的中间人的地位。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条件允许，双方都会借他一臂之力；而他自己也懂得利用这个优势来树立“特殊形象”，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赫尔穆特·科尔在修复教室过程中所体现的才能，以及他的作风举止，很快博得了同学和老师的喜爱。他的成绩与日俱增，同学们都愿意听他的，他自己也愿意成为同学们的代言人，并且义不容辞地维护同学们的正当权益。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虽然他总是处在领导地位，但是，他却以一种‘同志式’的态度待人接物，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完完全全的自我意识！”后来成为作家的阿尔诺·赖因弗兰克同学曾经这样评价科尔。他的赞扬，立刻博得了许多同学的拥护。 “是的，我曾经在许多方面得到过他无私的帮助。可是，他从来没有指望从我这里回报些什么。” “你们知道，我的家境贫寒，我和我的家人常常为此伤透脑筋。科尔为了使我能够获得由美国资助的‘胡佛餐’而四处奔波。我一想起这件事情，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他只是我的一个同学，可是他的行动却远远超出了他的义务。” “他还常常毛遂自荐，主动为那些有特殊困难的同学，到校领导面前请求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也有的同学不满地说：“可是……你们知道，科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言语中时常带着讽刺意味……这真让人受不了！” 还有的同学说：“科尔自高自大……经常炫耀性地当着同学的面，把两条腿绑在一起游泳，以显示他的体力……对于那些违背他的意愿行事的人，他甚至运用拳头强迫别人服从……” 不论别人或是称赞，或是贬责，科尔仍旧是科尔！他自己走着自己的路，决不会轻易退却、屈服。他说，只要他想完成的事，没有谁能阻挡他。 或许，正是这种性格帮助了科尔，使奥托·施塔姆福特发现了他的不同之处…… 这是一节数学课。窗外，碧空如洗，繁花似锦，小鸟儿在树上唱着歌。教室中静悄悄的，奥托·施塔姆福特老师正站在讲台前聚精会神地讲着数学定理。奥托·施塔姆福特今年35岁，是犹太员，1933年流亡到法国，后来被盖世太保逮捕，战争结束时，他仍呆在集中营里。他的妻子也是人，是当时德国法占区产主义“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临时主席。 科尔不喜欢数学，虽然老师讲得那么卖劲儿，可是他免不了要开小差。现在，他正在数学簿上画着一个个头像。 只听奥托·施塔姆福特说道：“同学们，今天我向你们介绍圆的内接四边形定理：圆的内接四边形的对角互补，并且任何一个外角都等于它的内对角。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施塔姆福特用圆规和三角板在黑板上画着图案，所有同学都专心地看着黑板，只有科尔仍趴在桌子上画着什么。 奥托·施塔姆福特脸色一沉，走到科尔跟前，只见一张数学稿纸上画着几个拿枪的人像，人的下面依次标着：希特勒、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旁边写有一行字：到底是谁把德国人从德国的土地上赶了出来？ 奥托·施塔姆福特看罢，并没有批评科尔，而是用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说：“下了课，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老师一定生气了。”科尔在想。可是他万没料到这位数学老师却让他交上了好运。 奥托·施塔姆福特的寓所离霍亨索伦街89号只有150米左右。在那里，施塔姆福特和他的妻子每周都要举行一次小型的关于政治哲学的免费研讨会。他们畅所欲言，相互交流着列宁、斯大林和马列主义。科尔被他的老师带到这里，这些思想虽然和科尔日后所奉行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但是却使这位中学生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一次，科尔在奥托·施塔姆福特举办的研讨会上认识了德国主席马克斯·赖曼。 1946年，科尔作为第00246号成员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1947年又在路德维希港同他的战友共同创建了青年联盟。当时，科尔年仅17岁。从那时起，他在政治上已经成了过河的卒子，今生再也找不到回头的路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选择了“政治” 风流水转，两年时间弹指即过。1949年，海德堡宫。一位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提着一桶浆糊，站在沿街的墙根下。墙面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其内容大都是号召市民选举某某为第一届联邦总理或联邦总统之类。小伙子看罢之后，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因为他知道如果再将标语贴到中间去的话，一定引不起路人的注意了。他身旁是一条行人穿越道，几个男女守在那儿，似乎想要得个空隙，走到马路的那边去。不远的地方，一个年纪较他略大的青年人正弯着腰，整理着花花绿绿的标语。 “嘿，科尔，请你过来帮一下忙！”那个整理标语的青年人直起腰向那个身材魁伟的小伙子招了招手。 “海因里希·霍尔肯布林克，你的活儿干得可不怎么利索。”科尔摇了摇头走了过去。 说话间，一辆“希特勒时代”的旧出租汽车缓缓地在不远处停了下来，俄顷，车门一开，一位气度不凡的老人从出租车中钻了出来。这位老人就是未来的第一位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不过，现在还是大选时期，73岁的科隆市长阿登纳是作为候选人参加此次联邦总统和联邦总理竞选的。 科尔站在那儿不胜感慨，他觉得这位总理候选人实在“太老了”，而那辆出租车又委实太旧了。那个时期，联邦德国的汽车还相当匮乏，即使是像联邦议院的议员那样的上流人物也不得不开着那些只是应急修理了一下的汽车和旧出租车参加竞选。至于若干年后，德国汽车工业突飞猛进，生产出奔驰之类的豪华名车，是当时的德国人无从想象的。 世界经济危机和战败国的命运，使得本已萧条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但是，德国工业并未因此而停滞不前，各行各业励精图治，不久，经济方面便大有起色。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饥荒、生产场所的破坏、机器设备的老化以及材料、运输工具的奇缺，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控制。以1950年为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产原钢1181.4万吨，苏占区生产了99.9万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产汽车219400辆、摩托车257700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产汽车7200辆、摩托车9600辆。 德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战后的人民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其中绝大部分产品已作为赔偿品被战胜国运走。他们只有生产的义务，却没有享受的权利。科尔站在大街上，看着衣履寒酸的市民一个个从身边闪过，看着科隆市长和他的旧汽车，一时间，心中卷起千层浪！他咬了咬牙，暗暗下定决心：他要令这一切改变！使德国人都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是，现在他必须工作，必须为竞选张贴标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维护欧洲的和平，使德国不要有发动战争的能力，苏、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国家早在1943年就开始商讨德国问题。经过一番运筹帷幄后，以德国分裂、美苏分治为主要特征的“雅尔塔格局”就逐渐形成了。 根据1945年7月17日～8月3日的“波茨坦协议”，四个占领国在占领期间要“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从政治、经济上保持德国的“统一性”，共同负责恢复德国的统一。但是，签字国的作法却恰恰相反。 1948年6月18日和6月22日，西方占领区（美、英、法）和苏占领区先后实行货币改革，首先使德国从经济上分裂了。 1948年4月20日至6月日，美国、法国、英国、荷兰、比利1时、卢森堡六国外长在伦敦召开会议，决定在西占区成立制宪会议和选举政府。 1949年5月23日，西德制宪会议通过临时宪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9月12日，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德国、巴伐利亚党、德意志党、中央党等12个政党的数百名议员在联邦议院选举了第一位联邦总理。数天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德意志党的联合政府应运而生，康拉德·阿登纳成为了二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 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给科尔带来任何快意，相反，在他的心中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忧愁。在海德堡宫，他和那位阿登纳有过不期然的相遇。但是，他始终觉得，这位阿登纳先生作为新联邦德国的总理实在太老了！ 就在这个时候，苏占区反法西斯主义政党、自由德国工会联盟以及的信仰者在东柏林德国人民委员会大厦举行会议，1949年5月30日通过宪法草案，10月7日生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东柏林。 早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前，西德人就有把首都定在西柏林的想法。但是，迫于四占国的压力，联邦政府不得不改变计划，并花掉比预算高出百倍以上的金钱，将首都从西柏林迁至波恩。这一始料不及的麻烦使西德人元气大伤，但是他们不得不继续挺直腰杆面对惊人的占领费、200万失业大军、不计其数的战争伤员和比1939年多出生的1000万人口的困难。 实在太难了！德国举步维艰，德国人民有苦难言。这一切都是法西斯带给他们的灾难。 一份《莱茵法尔茨报》缓缓地从科尔的指尖滑落下来，他跌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显得空洞而多愁。 刚才，他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 ，文章说，在东柏林虽然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它“不合法，没有资格代表人民”，因为它的政府不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在实现德国统一之前，只有联邦政府才是德意志人的惟一合法的国家性组织。 科尔对哪个德国是“合法的”，哪个德国又是“非法的”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是整个德国的前途，全体德意志人民的前途。作为一个德意志人，谁都不希望自己和同胞们被一纸法律所分离。 两天后，科尔和他的同学们在“欧洲现实工作小组”针对德国及其前途进行了讨论。 “欧洲现实工作小组”是科尔同汉斯·巴尔登斯在路德维希港理科中学成立的。汉斯·巴尔登斯任该小组的第一主席，后来他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联邦议员。七八个青年人围坐一团，巴尔登斯望着科尔，神情严肃地说：“第二主席，你能谈谈对民德成立的看法吗？” 科尔坐正身子，思索了片刻，说：“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德国以来，我们德意志民族的每一片土地都是这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都没有权力将它分开。现在，这个国家虽然被分裂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互为外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德意志民族内部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只是暂时的，我们德意志人应该协调内部关系，同四占国取得谅解，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和统一的欧洲。” “不错，科尔说得对！德意志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年轻一代的共同故乡不是西德或民德，而是一个统一的德国！”立时，整个会场响起一片掌声。 这时，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民主德国是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各自在政治、经济方面所奉行的制度、信仰大相径庭，实现两德统一哪有那么简单？” 这句话宛如晴空霹雳，整个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 大家心中暗暗思量：是呀，实现两德统一哪有那么容易？先不说民德那边，单是四占国就让西德难以招架了。不知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经过十年、二十年，还是上百年！想到这，大家的情绪仿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科尔怔了半晌，然后站起来，神情凝重地说：“刚才那位同学的论点很有现实性。的确，统一大业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作为新一代的德国青年，对于我们所追求的事业应该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著名的政治家舒马赫在两德统一的构思上主张普鲁士中央集权的设想，希望德国的统一建立在联邦的基础上，我认为他的这个设想很值得研究。” 1950年春，科尔不得不将一些业余爱好、甚至他钟爱备至的政治活动暂时搁置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考试。同学们深为他的数学担心，但是科尔却笃信自己的德语和历史能够助他平安过关。在数学毕业会考中，他拿下了1950年度莱茵兰—法尔茨地区最糟的分数——6分，但是，他的历史和德语却令他一鸣惊人！ 科尔的宗教老师京特·施密希在1990年3月还记忆犹新地说：“在考历史的时候，他出示同学们认为是错误或至少有疑问的答案和说明。当他坚持要在考试中以‘快速查阅法’把可以证明他论断的书面资料拿来时，把大家搞得一团糟。”说到这里，施密希的脸上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情。他又说，“最后资料被送来了，经查阅，科尔的论断完全正确！那个时候，同学和老师都缄默了，都在心里暗暗地佩服他！” 在作文考试中，科尔再一次大出风头。当他把一份题为“社会问题是市场问题吗？”的作文答卷交到主考官手中时，考官们一时竟感到惑然。他们弄不明白，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这位学生从哪里得到如此丰富的知识？ 老师们也知道科尔平时博览群书，但是，诸如詹姆斯·乔伊斯、夏尔·皮埃尔·佩吉、乔治·贝纳诺斯、维尔纳·贝根格罗伊恩和弗朗茨·卡夫卡等人所撰写的书籍，在学校图书馆是绝对无法找到的，不知科尔是从哪里读到这些作家的作品的。1948年6月底，西方大国在西柏林和西部占领区推行了货币改革。这一改革措施如春风、似夏雨，使得几乎濒临崩溃的德国经济出现了勃勃生机，老的贸易联合会、私营机构、航运、保险、粮食、原料、燃料等方面的形势都得以大幅度的扭转，年青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展现了一种空前的“经济奇迹”。这个时候，人们可以任意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那些“奇货”也成了随处可见的商品，搬上了柜台。 西德经济的腾飞使科尔看到了“政治”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决不是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或发明创造可以达到的，政治的力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可以改写一段历史，可以为成千上万的人营造实惠和幸福。 科尔感到，选择了“政治”这条道路多么幸运！他甚至为自己的抉择而窃喜。他的理想已不再是做一位农民或森林管理员，而是成为莱因兰—法尔茨州州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狂奔的激流 法兰克福沃尔夫冈·歌德大学是一所坐落在莱茵河畔的著名学府，当时任教的法学老师都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 早在1945年之前，人们对“法学”这个概念并没有多大印象，但是，自从1945～1946年期间，美国法院在纽伦堡司法大楼对前国社党头目，高级军官和部长等主要战争罪犯作出判决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开始谈论法律、关心法律，并且对律师这个职业另眼相看，赫尔穆特·科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0年下半年，科尔来到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法学和心理学。那时，正是秋天，白嘴鸦、欧椋鸟、穗鸟和花脊鸟在婉转地嘤鸣，一朵朵的忍冬花和山柳菊灿烂地开着，把法兰克福打扮得婀娜多姿。就在这样的季节里，科尔和他的同学们——那些来自东部的难民，那些从硝烟中死里逃生的前军官和士兵，还有那些因战争而延误学业的青年，开始了大学生涯。 但是，仅仅一年，科尔就转学到海德堡的鲁普雷希特—查理大学。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了每天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把时间和金钱白白地消耗在路德维希港至法兰克福的往返之中了。 鲁普雷希特—查理大学距路德维希港只有30公里，是鲁普雷希特一世1386年创办的第二所大学。当时全校共有5000名学生。在这里，科尔遇到了他昔日的一些同窗好友，难以名状的乡情，如莱茵河的波涛在心中激荡。 1951年冬季开始时，科尔在海德堡大学开始攻读法律和哲学，并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历史、国家法、政治经济学和公法。他知道，如果想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就必须用更多的知识充实自己。 他并不希罕那张大学文凭，但他却需要一种超群绝伦的才能、一种匠心独运的创见、一种高瞻远瞩的谋略。大学学习是他职业政治家的立足点，如果要想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奇才，他不可能远离知识和真理。直到1988年，在科尔担任联邦总理的6年之后，还无限感慨地说：“如果有人……脚下还没有立足之地……就马上从政，我认为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这种心理的促动下，科尔不知疲倦地学习。进入海德堡大学之后，拮据的经济依旧围绕着科尔，他不是富家子弟，他的父亲只是个中产阶级，除了他之外，他的家人还需要父亲的供养。因此，虽然他也能像那些有钱人一样接受着高等教育，却不能穿着名贵的衣服，开着高级跑车，他必须干活，像任何一个需要生活而没有钱的穷人一样。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业，他开着一辆再也不能小的摩托车，来到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当起磨石工。那是一段怎样艰辛的日子啊，一位雄心勃勃的小伙子为了摄取更多的知识、为了生活和他所酷爱的政治，他不得不在同一天中同时接受三种不同的工作。 在学校，他是一个好学不倦的学生；在工厂，他穿着工作服同工人们一同挥洒着汗水；在政坛上，他却是一位被青年效仿、膜拜的帅才。 尽管如此，1.93米的“黑巨人”骑上特别矮小的两轮机动车的滑稽形象实在令大学生们忍俊不禁，哑然失笑。每当这时，这个钢铁汉子不免产生一种隐隐的酸涩。1951～1955年，科尔一直干着磨石工的工作，后来他又辗转到了一家木工厂，拿起了计件工资。 在那个时代，人们绝对无法把那个曾经干过低贱活的科尔同德意志联邦总理联系起来。事实上，1986年3月14日法国《快报》所描绘的“作为使经济重新复苏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是德国独特的最高人物”，同1951年在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当磨石工的科尔，的的确确是同一个人。 在海德堡，科尔选修了政治学，并聆听了阿诺尔德、贝格施特雷瑟和著名记者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所讲的政治课。当时，政治学还处于萌芽状态，许多人都不能正确认识它，有的人甚至把它贬为“缺乏科学性”，但是，科尔却独具慧眼认准了它。 科尔非常喜欢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教授，因为这位老师敢随心所欲地将这门有争议的新学科传授给他的学生，而不像别的教授那样采取一种保留态度。 科尔的才华很快得到施特恩贝格尔的赏识，1956年他被选拔为“红色协会”的成员，“红色协会”是科尔对该小组的美称，实际上是由施特恩贝格尔选拔的优秀的大学生和博士生组成的研究性的小组。 进入“红色协会”之后，具有政治天赋的科尔如鱼得水，锋芒初露，他独特的见解常常受到施特恩贝格尔的称赞。爱才的教授先生出于体恤之心，将这位生活困难的高才生安排到了本校的阿尔弗雷德·韦伯研究所当学术助理，月薪150马克。此外，还为科尔联系了德国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这样，使得赫尔穆特·科尔越发显得鹤立鸡群了。 科尔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因此，在海德堡学习期间，他有的放矢地选修那些对从政有益的课目，并开始关心裁军、缓和政策和德国史。关于这一点，科尔的博士导师瓦尔特·彼得·富克斯在1990年3月9日回忆说：“根据科尔的经历，我知道他读完博士学位后会进入政界，对此，他也毫不隐瞒。至于他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我俩从未谈起过……” 富克斯的推断是不无道理的。从1954年开始，科尔就担任了莱茵兰—法尔茨州青年联盟副主席的职务；1955年又被任命为基民盟莱茵兰—法尔茨州执委会委员。 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并没有滋长科尔的虚荣心和满足感。1956年，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恳请51岁的历史学家富克斯做他的博士导师。他知道，博士学位对于一个未来的职业政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富克斯接纳他为博士生之后，科尔开始着手博士论文的撰写，他的论文题目是《1945年后法尔茨的政治发展和政党重建》。在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对此论文的撰写更是无人问津，可是科尔却偏偏独树一帜，并因此同历史结缘。为了能找到有关的资料，从1957～1958年2月，科尔翻阅了大量的年鉴，并深入诺伊施塔特社民党区总部、基民盟区办事处、区政府查阅卷宗、记录和口头报告。 从当时来讲，科尔的这些努力完全是为了撰写论文的需要，但是从中获得的收益远远不是当时的科尔所想象的。两年之后，他凭借着这方面的根基在政坛上独当一面，成为州议会中一颗耀眼的新星。那时的记者竟公开地把这位年青人同著名的社民党主席赫伯特·魏纳相提并论。 这时的科尔不但学会了全面地对待问题，而且知道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他说，“我们不能回避我们的历史”，历史事件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可能对原来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我们应该原原本本地接受它，研究它，从中探索自己的行动准则，防止重蹈覆辙。 广博的知识使科尔变得含蓄而有深度。在学术讨论会上，他不会草率地发表论断，而是微笑地坐在椅子上，虽然，他明白自己可以引经据典驳倒对方。 紧张的学习和艰辛的工作并没有使科尔的政治活动受到冷淡和冲击。在1957年联邦议院的竞选中，为了尽职尽责完成好领导选区的竞选工作，他随着张贴宣传画的小组东奔西走，常常工作到深夜。 1958年初，杜鹃鸟发出第一声啼叫的时候，科尔的博士论文终于完成了。当长达160页的论文交到史学家富克斯的手中时，这位史学家连声叫好，称它是“大胆之作”！ 洋洋万言中，科尔以精辟的语言，从盟国对德政策中德国的奥得—尼斯河边界谈到莱茵区问题；又从1945～1947年成立莱法州法尔茨的国家法地位谈到了解散中因—萨省问题。 在论文的最后，科尔这样写道：“在法尔茨居住着一群生性快乐、思想开放的人，他们对社会的共同生活和美好的时代充满热忱，对教条的思想深怀反感……除豁达大度外，他们还具有时常表现得过于强烈的、令人难堪的自尊心。” 1958年7月28日，科尔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有人说，赫尔穆特·科尔仕途平坦，毫不费力地平步青云。这种评价对科尔来说是极不公正的，这一点至少从他在海德堡的学习和工作上就体现出来了。 从1946年加入基民盟发展到1982年10月1日的联邦总理，在36年的宦海生涯中，如果没有狂风骤雨的冲击，他绝对不会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坚强的总理。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唾手可得，更没有傻子会将一个国家的命运交到一个庸人的手里。 这一切，正如泰戈尔所说的：“像一支和顽强的崖口进行搏斗的狂奔的激流，你应该不顾一切纵身跳进你那陌生的、不可知的命运，然后，英勇地把它完全征服，不管有多少困难向你挑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三十而立的新郎 “科尔的探戈舞跳得很好，说起来，我同他的相恋就是从跳舞开始的。”汉内洛蕾坐在海因里希·霍尔肯布林克夫人的对面，她粉颈低垂，脸上带着一抹娇羞的笑容。 海因里希·霍尔肯布林克在1959年担任青年联盟的州主席，他和他的好友科尔一直并肩作战，共同指挥着青年联盟。1967年，他被科尔任命为莱法州国务秘书，后来，他成为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源于这个关系，汉内洛蕾就同霍尔肯布林克夫人相处得很好。 汉内洛蕾是难民的女儿，她和她母亲逃到西部的时候，除了一个手提包什么都没有。生活教会了她很多事情，同时也赋予她善良和恻隐之心，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会义不容辞地伸出援助之手。 她的父亲，祖籍法尔茨，曾在柏林供职，后来又在莱比锡的胡戈·施泰纳公司任高级工程师。 汉内洛蕾的两只手优雅地放在裙褶中，这使她看上去显得仪态端正、温柔文静。今年她已经26岁了，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可以划入大姑娘的行列了，但汉内洛蕾还是显得那么纯情可爱，同时她的身上洋溢着一种成熟的青春魅力。 在沉默片刻之后，汉内洛蕾又说：“那是1949年，我与科尔在路德维希港弗里森海姆区的葡萄园客栈的一次舞会上邂逅了。当时科尔18岁，我才15岁。那时我们还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们彼此之间只是颇有好感。但是，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情况就不同了。 “我们开始恋爱，但是困窘的经济条件却不允许我们呆在一起，除了写信，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方式来表达各自的感情。 “1950年6月，我同科尔一起结束了高中课程。那时，他去了法兰克福大学，我则到了盖默斯海姆上大学并攻读外语，后来我又去了巴黎。1952年，迫于手头拮据，我不得不放弃巴黎的学业回到莱法州，在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干起了法文和英文翻译。整整7年了，现在我仍然在干着这份工作。 “其实，我非常希望能继续巴黎的学业。但是，我和科尔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们需要钱，需要一份工作。 “科尔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1951年又到了海德堡攻读法律和哲学。那时，他是那么酷爱他的学业和政治。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信中说，亲爱的，相信我，有一天我会成功的，我会当上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 “我怎么会不相信他呢？从1948年到现在已经整整11年了。这11年中，他的学习、工作和政治生活我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他因成功而欢笑，也因失败而痛苦过。他的内心世界同别的男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我看来，他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从1951年到1958年中，他没有哪一天真正休息过。他一般都是呆在学校里，课余时间和假期就去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做磨石工。我知道他心比天高，可是那会儿他却和工人们干得那么卖劲儿。我常常调侃他说，若干年以后，谁能想到我们的州长先生却是从一个磨石工干起来的？他回答我说，罗蒙诺索夫曾经说过一句话：不会做小事的人，也做不出大事来。若干年后，我要让莱茵兰—法尔茨州人知道，他们的州长先生当年正是从最基层干起的。” 霍尔肯布林克夫人笑道：“亲爱的，你说了这么多，难道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吗？我想听的可不是这个。” 汉内洛蕾说：“我知道，你是在问我什么时候同科尔结婚。” “不错。” “可是我刚才不是回答你了吗？科尔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我喜欢他，同时也非常了解他，他对生活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他喜欢吃各种汤食和葡萄干馅饼，不喜欢吃家禽，那是因为他曾经饲养过它们，但是他却喜欢吃北京烤鸭……” 霍尔肯布林克夫人瞪大眼睛，突然笑道：“亲爱的，你不要激动，我明白你喜欢科尔，而且你们俩人情深意笃。但是你明白科尔也是个男人，他需要一个妻子，一个温暖的家。” 汉内洛蕾无奈地一笑，笑容中带着几分幸福又带着几分酸楚，她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了许多。她说：“可是，我们的经济状况太糟了，他去年刚从海德堡大学毕业，手上的钞票还不能让他组建一个家庭。你知道么，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例如房子和洗衣机。” “我知道你们的难处，但是我想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嫁给科尔呢？” 汉内洛蕾抬起头望着她的女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科尔什么时候有钱够给我买一台洗衣机，我就马上嫁给他！” 这时的科尔已近而立之年。1958年他攻读完哲学博士学位后，就来到了路德维希港维利·莫克铸铁厂任厂长助理。1960年，他作为路德维希港市议员，月薪仅仅只有50马克，作为州议会议员的薪金为500马克。基民盟和青年联盟的职务则不能给他带来一芬尼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从事一份职业的话，几乎无法生存下来，更谈不上成家立业了。 这会儿他正呆在路德维希港维利·莫克铸铁厂厂长助理办公室中。在这里，他负责会计工作，并且同莫克工厂周围的地产主洽谈地皮业务。 莫克一共雇用了250名职工，作为中产阶级，他一方面勤勤恳恳地工作，另一方面又尽情享受着用汗水换来的财富。这种法尔茨人乐天派的性格，使得莫克和科尔十分投缘，只要有可能，莫克就会毫不吝啬地请他的助理到餐馆美食一顿。 科尔的月薪为800马克，这份报酬耗费了他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弗里德尔·莫克夫人在1990年回忆说：“我丈夫聘用他，是因为他确信，科尔可以暂时帮他一把。” 中午下班的时候，莫克出现在科尔的办公室。看得出这位老板准备请他的助理吃饭，因为最近他的助理在同地产主的谈判中，着实替他赚了一笔。 果然不出所料，莫克向科尔招呼说：“中午我请客。” 往常，科尔一定会很爽快地答应，但是今天他却说：“对不起，莫克先生，我想中午抽空找雅各布·文茨先生谈谈。” 雅各布·文茨，是巴伐利亚抵押和汇划银行主管借贷的官员，作为铸铁厂厂主，莫克理所应当地结识了他。“哦，原来是这样。”莫克点点头，两只眼睛不解地瞧着他的助理。 科尔释然一笑，说：“是这样的，我想在路德维希港的蒂罗尔街盖一座房子。可是我手上暂时没有这笔钱，所以我想找雅各布·文茨先生谈一谈。” 莫克含笑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文茨先生正等着你呢，祝你好运。” 科尔阔步而去，在文茨的办公室，他遇到了这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经过一番交谈之后，文茨耸耸肩膀说： “科尔先生，关于借贷的问题我必须考虑一下，几天之后我会通知您。” 文茨直盯着科尔，仿佛想凭他的职业嗅觉将眼前的青年人洞察清楚。 科尔明白文茨的用意，他是怕眼前这个刚刚拥有职业的年青人无法偿还贷款。他无奈地点点头，说：“希望几天后，我能听到您的好消息。” 文茨没有再作声，只是淡淡地一笑。之后，这位精明的银行家找到铸铁厂的老板维利·莫克了解科尔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 “相信我，银行家先生。这个青年人为人正派，讲信誉，完全值得信赖。非但如此，他在基民盟和青年联盟中还担任着重要的职务。” 于是，赫尔穆特·科尔的第一座房子便盖成了。1960年6月，科尔终于和他相识12年之久的女友汉内洛蕾·伦纳喜结良缘。这时，科尔已经30岁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一条好汉子 汉内洛蕾同科尔结婚之后，俩人感情很好。科尔称她“绝对可靠”，而科尔夫人则自认为是位“贤内助”。他们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瓦尔特，二儿子叫彼得。 随着科尔声望的日益提高，人们开始对科尔的私生活发生了兴趣。科尔夫人原则上对此守口如瓶。她说：“如果有实实在在的问题，我愿意回答，要是扯个人的废话，我只会感到厌恶。” 1959年4月1日，科尔辞去了维利·莫克铸铁厂厂长助理的职务，来到“莱法州化工联合会”，任经济、税务政策专员，负责环保工作。三个星期后，他当选为基督教民主联盟莱茵兰—法尔茨州议会党团成员。 当初，当赫尔穆特·科尔拿着一份个人履历表，叩开“莱法州化工联合会”会长维利·黑默尔的办公室的时候，黑默尔正站在窗前喝着伏特加酒。 科尔说明来意后，黑默尔既未招呼这个应聘者坐下来，也未发表什么意见，而是绷着脸将科尔手中的个人履历表接了过来。黑默尔低头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赫尔穆特·科尔，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1946年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1947年在路德维希港参与创建青年联盟，1954年当选为莱茵兰—法尔茨州青年联盟副主席，1955年任基督教民主联盟莱茵兰—法尔茨州执委会委员，1956～1958年在海德堡大学阿尔弗雷德·韦伯研究所任学术助理，1958～1959年在路德维希港维利·莫克铸铁厂任厂长助理……黑默尔看到这里，冷漠的脸开始露出诧异的颜色。他放下酒杯，重新将面前的这位应聘者打量一番。 这位叫科尔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透着健康、精明，再加上宽厚的肩膀，1.93米的个头，看上去就像铁塔一般，仿佛再多再难的事情到他手上都能迎刃而解。 “科尔先生，根据您的履历，我觉得您搞政治比较合适，您为什么到我们化学工业联合会来应聘？” 科尔打趣道：“维利·黑默尔先生，您难道觉得搞政治的人需要工作有什么问题吗？”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您太年轻了，这么年轻的人就有这样大的成就，实在不简单！”说到这里，黑默尔将一份“6个月试用期合同”从抽屉里拿出来摊在科尔面前说：“科尔先生，如果您同意的话，请在上面签个字，您已经被我们录用了。” 科尔点点头，俯身在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好了，科尔先生，我们已经是同事了。根据您的履历，我知道您曾在维利·莫克铸铁厂干过厂长助理，从来没有同环境保护打过交道，但是，我相信你会很快胜任这份工作的。” “谢谢您的信任，会长先生。” 黑默尔说：“在路德维希港广场的总部，我会给你设置办公室，让你完成财政、海关和环保方面的工作。具体任务呆会儿我会派人将资料送去。每个月我们给你1000马克的薪水。如果你干得出色，我们会考虑给你加薪水，并为你配置一个女秘书。” “谢谢你，会长先生，我想我会努力的。” “希望如此。”黑默尔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他相信科尔的工作能力，即使这位下属不能完成好他分内的事情，但基民盟议员的身份对联合会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于是，他低头假装翻阅桌上的文件，暗示科尔可以离开了。 但是科尔没有走，而是向前走近一步说：“会长先生，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在联合会中，我决不作为雇主代表参加任何劳资谈判和劳工法院的审理。” “……？”黑默尔抬起头吃惊地看着科尔，他几乎想问，小伙子干嘛提这个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是个不错的差事。但是转念想到许多人愿意接受这个工作，同时，他也从心底佩服科尔刚才这一要求所表现出的人品，便点头说：“好吧，我答应你。” 由于科尔的好学肯干，在联合会中，他很快掌握了这门新业务，并博得了黑默尔的称赞。数月之后，科尔成为该联合会的正式专员，并开始为自己物色女秘书。1959年10月1日，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姑娘的名字叫伊娜·帕佩。当时会长黑默尔并不在场，科尔通过一次面试就将她录用了。 后来黑默尔居然爱上了这位姑娘，并同她结为伉俪。 科尔和伊娜的合作非常愉快，从1960年开始，这位上司就亲切称呼他的女秘书为“帕皮娜”，不久，又改用“你”相称，当帕皮娜工作干得出色的时候，科尔就会请她吃饭，以示谢意。但是，这位女秘书的工作决不是那么轻松的，正如她1990年回忆的那样“……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得替他的党干事。对他来讲，干事是应该的。他干起活来就像匹不知疲倦的马。” 光阴荏苒，转眼间，科尔在联合会已工作8个月了。 科尔正埋头工作，帕皮娜从外面走进来对他说：“科尔先生，会长叫你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 科尔一愕，说，“好的。我呆会儿就去。” 帕皮娜在笑，调皮地说：“我打赌，科尔先生从会长那里回来一定会请我们吃点心。” 科尔惑然地望着她，没有多加思考她话中的含意，就直奔黑默尔的办公室。 果然，他回来的时候，掏出钱包塞在帕皮娜的手中，说：“去隔壁‘国王咖啡’店买点心来，今天我请客。” 原来，领导们认为科尔“分内工作十分突出”，“分外工作也非常出色”，决定从1960年1月起把他的月薪提升到1200马克。后来，在1962年、1965年、1968年科尔的月薪一直在增加，到1968年1月时，他的月薪已高达3000马克了。 科尔的吃苦耐劳在联合会中是有目共睹的。他每天一般工作12～14小时，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联合会上，党务工作仅占他工作时间的1/5。 维利·黑默尔越来越感到科尔的重要性，不仅对他，对联合会来说亦是如此。科尔到底要得到什么？他干嘛要在联合会中表现得那样突出？由于科尔办事雷厉风行，卓有成效，黑默尔不得不为自己在联合会中的地位担心。他甚至有点后悔当初聘用这个人，他实在太能干了。 但是，时隔不久，黑默尔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1961年10月25日，科尔当上了莱茵兰—法尔茨州基民盟议会党团副主席。当时的《莱茵法尔茨报》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说：“这位烟斗不离手的人认为，总是数他最年轻，这是命运的安排。” 科尔想要做的是一名政治家！至于他在联合会中工作卖力、表现突出，只不过是出于他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随着疑云的消散，黑默尔不久便同科尔建立了诚挚的关系。 科尔今后到底想朝哪个方面发展？他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在联合会中，没有谁能替科尔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当科尔的同事们读过1966年8月的《曼海姆晨报》后，他们就能够肯定科尔博士对路德维希港市长的职务绝无问鼎之意。科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个城市对我格外亲切，我母亲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可是我本人对市长这个职务从来就没有兴趣。” 关于科尔的前途问题，早在1952年就有所争议。科尔中学时代的宗教老师施密希曾同他的学生打赌说，赫尔穆特·科尔今后至少能当上联邦德国的部长，否则，我甘愿输掉一箱葡萄酒。 不论科尔究竟意欲问鼎什么职位，1961年的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彼得·阿尔特迈尔面对咄咄逼人的科尔越来越束手无策了。 ……也许，阿尔特迈尔真的不行了。当初，为了同科尔分庭抗礼，他准备将莱法州基民盟秘书长海因茨·科尔巴赫扶到州议会党团副主席的位置，结果，科尔巴赫以一票之差败给了科尔。 虽然赫尔穆特·科尔成功地登上了他政治生涯中关键性的一个台阶，但是，在1961年年底他离莱法州州长的位置还是存在很大一段距离的。那么，他又是如何击败阿尔迈尔特成为最年轻的莱法州州长的呢，这话还得从50年代初说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美梦成真 早在50年代初期，阿尔特迈尔就领教过这个科尔的厉害。那时科尔还在海德堡上大学，正值血气方刚，但他已经是路德维希港基民盟的头面人物了。 阿尔特迈尔比科尔年长31岁，以前是位商人。他只上过国民小学，后来又在一所商业学校进修过，在他任州长期间，他管辖下的一所大学曾授予他名誉医学博士。就阿尔特迈尔的学历而言，他与年青的科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更不用说像科尔那样，在分析问题时能把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阿尔特迈尔州长可不认为自身有什么不足，由于年长位尊，他希望青年人对他有一种畏惧感，并且惟命是从。对于那些自高自大，擅自作主的家伙只会引起他的厌恶，而科尔恰恰是这种人。 科尔和他的青年联盟公开抨击“祖父辈”们一手遮天，不给年轻人担负实际政治责任。他们要求：基民盟应该尽快地取消重叠职务，不要让年轻人失去锻炼和施展才华的机会。 这位阿尔特迈尔州长在被青年联盟搞得束手无策的时候，又不得不放下自尊，低声下气地去求助那个比他小了整整31岁的科尔，虽然他讨厌这个小伙子，但是却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如果内政方面的具体决定和人事安排没有科尔认可，那么任何人都休想把事情顺利办成。 青年联盟的人都听科尔的，他是青年联盟的少年英雄。 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威廉·博登和阿尔特迈尔一样，很不喜欢科尔。博登是阿尔特迈尔的前任，现已70高龄，但是科尔犀利的口才，遇事不瞻前顾后的作风，常常令他无暇顾及健康而大动肝火。 作为博登和阿尔特迈尔，当然不希望这个被他们视为“叛逆”的科尔有所作为。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个同他们处处为敌的科尔博士，很快便接替了他们的位置。 具有理政天赋的科尔成功之处在于，看重别人的论点、策略，而不是官职和头衔。他遵循俾斯麦对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教诲，不会轻举妄动，而是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这一点，从1954年青年联盟州主席的换届中就体现出来了，当时，凭着科尔在党内的影响力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他完全可以接替青年联盟州主席彼得·约斯滕的职位。但是，科尔认为自己还没有一批可靠的人马而不肯就职。后来，这一职位由科尔的党内知己海因里希·霍尔肯布林克接替了。 又如，阿尔特迈尔曾希望科尔出任某一部长缺额，但是科尔拒绝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认为他不聪明，而科尔却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1966年8月底，科尔在接受《曼海姆晨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今年36岁，来日方长。我曾有机会去波恩任职，但我宁愿再等一等。” 在青年时代，科尔就深深懂得，如果他想有所作为必须要有一批可靠的人马拥护他。因此，从50年代初期他就有意识地把志同道合的同志聚集起来，结成联合阵营。这一政治策略的实施使他在今后的政治生涯中左右逢源。很多有为的青年都愿意结识他，靠拢他，而那些政治对手们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决不敢贸然出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尔结交的人越来越多，科尔联盟的阵容也越来越大。这时海因里希·霍尔肯布林克、海因茨·施瓦茨、奥托·迈尔和维利巴尔德·希尔夫等人都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科尔分子”。那么，阿尔特迈尔和威廉·博登讨厌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科尔了。 自进入市议会和州议会之后，科尔变得越来越充满信心。 这种作风使科尔很快有了一批追随者，有的人甚至把他比作社民党主席赫伯特·魏纳。 路德维希港的两位市长——汉斯·克吕贝尔和维尔纳·路德维希港就深刻地领教过科尔的厉害。克吕贝尔和路德维希港都是社民党杰出的人才，在行政管理方面颇有建树，但是，他们却常常被科尔的指责搞得不知所措。 不仅是路德维希港的两位市长，法尔茨的州长阿尔特迈尔、州议会党团主席博登都有同感。在州议会中，假如科尔想阐明自己的主张而让他的对手驳倒，那么霍尔肯布林克就会重整旗鼓，再将科尔的主张复述一遍，并将那位对手痛击一番。万一霍尔肯布林克再失利了，那么海因茨·施瓦茨又会走上讲台再度将科尔的主张重复一遍，直至将对手彻底击败。 “科尔分子”的这种辩论战术大大触怒了阿尔特迈尔。在科尔进入州议会之前，州议会是州长的世袭领地，他说什么别人就做什么，从来没有人敢忤逆他。可是科尔却不吃这一套。这样一来，州长先生就开始在盛怒之后酝酿教训科尔的办法，1960年初，阿尔特迈尔终于让科尔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了一次洋相。 首先，这位州长要求科尔在议会上就州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预算结果发表演说。当科尔信心十足地登上讲台时，晦气也跟着来了——起先是话筒失灵，接着讲话稿由于准备不足而不能出口成章 。科尔在台上被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当他失去继续发言的勇气，面红耳赤地败阵而归的时候，阿尔特迈尔笑了，他相信这个处处忤逆他的人应该从此服输了吧。 谁知，结果却恰恰相反，科尔不但没有服输，而且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决心今后一定要引以为戒，在每次演讲或发言前作好充分准备，决不重蹈覆辙。 这时阿尔特迈尔的事业早已越过了他的顶峰，他再也不敢指望每个基民盟议员都如1959年以前那样对他惟命是从。科尔的势力越来越大，使得他在工作中力不从心，这个时候，他真有些怀念过去的好日子。 就在阿尔特迈尔州长忧心忡忡的时候，他的对手赫尔穆特·科尔却坐到了联合会的办公室中，他的长毛牧羊犬“伊戈”懒懒地趴在他的脚边。 科尔从小就喜欢动物，所有的动物，如狗、猫、马之类，他都喜欢。但是繁忙的工作却不允许他在动物身上花费太多时间，他只能把狗带到办公室，以便在中午那短短的45分钟休息时间，或者下班后，带着他心爱的“伊戈”去散步。 科尔不但对动物特别喜爱，另外对艺术品也是情有独钟。据德国《彩色画刊》1996年6月13日一篇题为《科尔总理的收藏》中介绍： “波恩总理府中陈列的现代艺术品之多是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政府所在地都无法相比的，主要藏品有表现画家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埃米尔·诺尔德，奥古斯特·马克和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的绘画及马尔克斯、奥古斯特·马克等人的雕塑作品，知识界人士爱把这里戏称为艺术品‘储蓄所’。 “一些专家，如前美因茨州立博物馆馆长贝特霍尔德·罗兰等定期对总理府艺术品的陈列和购置提出建议。 “科尔常说：‘艺术使人精神振奋，能为人生注入更多的活力，这在身心疲惫的时刻尤为重要。因此艺术可能是政治生活中最好的调节。’ “科尔当上总理后，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两幅肖像画。一幅是19世纪政论家和学者约瑟夫·冯·格罗斯的画像，另一幅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素描。总理府每年用于购买艺术品的拨款有10万马克。因此，昂贵的艺术品必须通过分期付款或者经过特殊批准方能购置。不仅高层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所有获准参观总理府的外国来访客人、中小学生和旅游团都能欣赏到这些精美的艺术品。” 1961年10月，威廉·博登去世，阿尔特迈尔不啻于被削掉一条臂膀。博登是他的战友又是他的前任，他的去世对于阿尔特迈尔来说真有切肤之痛。他的喉间发出沙哑的呻吟，他的两只手不由紧紧地攥住桌边。那些现实的议会党团成员已经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清楚地意识到，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 想当年，他——阿尔特迈尔可是咤叱风云，名噪一方的英雄。莱茵兰—法尔茨州原来是由普鲁士、黑森和巴伐利亚各自的一部分组成的。当时，那些社民党人和许多同乡会组织决定将这个州解体，但是被他制止了。战后的法占区当局企图把该区内的许多企业拆迁到法国，在他极力的反对下，也没有得逞。这些政绩没有谁能抹煞得了，甚至许多人现在还对他心存感激。 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换旧人。难道他真该急流勇退了吗？ “不！”他在心里低吼了一声，他不肯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科尔击倒。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莱法州基民盟秘书长海因茨·科尔巴赫，他要把科尔巴赫扶到州议会党团副主席的位置，准备同科尔分庭抗礼。 但是，阿尔特迈尔仍然是失败了，科尔以一票的优势当选为议会党团副主席，原副主席赫尔曼·马特斯升为主席。1990年2月7日，科尔回顾此事时说：“这件事对我而言是个重大的转折。” 1963年5月9日，科尔又以41票中的38票当选为州议会党团主席。同年10月，在诺伊施塔特举行的莱法州基民盟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基民盟党的专区主席。 为了实现州长的梦想，在通向仕途的大路上，科尔有条不紊、中规中矩。首先，他设法在1965年11月7日法尔茨专区基民盟改选大会上，保住了主席职位。在1966年3月6日，他又一举夺魁，成为基民盟的州主席。 不仅如此，为了使自己的决策能够顺利实施。科尔把自己最信任的战友一个个扶植到重要的岗位。 1967年，科尔帮助海德堡大学同学伯恩哈德·福格尔和海纳·盖斯勒当上了部长，打入了阿尔特迈尔的阵容。 同年，科尔帮助霍尔肯布林克成为州经济部国务秘书，1971年又被任命为部长。 1968年，“科尔分子”之一的奥托·迈尔被任命为农业部长。 1976年，科尔的同乡瓦尔德马尔·施雷肯贝格被任命为国务秘书。 1976年12月科尔辞去莱法州州长职务，移居波恩之时，又将福格尔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并使其连任到1988年。 另外，魏茨泽克、加杜等人均受到科尔的提携重用。 这一切正如1963年10月4日《莱茵信使报》所评论的那样，科尔在党的高层领导那里“从来没有靠山或后台老板”，他所信赖的“人马”来自青年联盟，依靠的是自己根据地——法尔茨州基民盟基层对他的支持。 为了保证1969年5月的州长选举万无一失，科尔在1968年年中进行了一次行政改革。“这一步棋，在历史上几十年才出现一次……”，科尔不但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并且争取到了社民党领导人汉斯·科尼希的支持，为顺利地当选州长铺平了道路。 终于，梦寐以求的时刻来到了。在1969年5月19日，科尔以96票中的57票，当选为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几天以后，科尔辞去了莱法州化工联合会的职务，并像平常一样请联合会的“全班人马”一起吃点心。之后，他钻进自己的“标致”，飞驰而去，一股清爽的风儿扑面而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勃勃生机 科尔当选为州长之后，马上来到了他的故乡路德维希港市的艾伯特公园。 “赫尔穆特·科尔！”人们突然发现新当选的州长出现在眼前，不由得欣喜若狂，立刻似潮水般将这个法尔茨人州长包围起来。 科尔主动同人们聊天，他那纯正的法尔茨方言伴着随和的微笑，使人们意识到这个可亲的州长曾经和人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 五月的阳光以特有的温暖照耀着大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那么幸福。“朋友们，今天我是站在家乡的土地上，是站在曾是属于曾外祖父的雅各布·约瑟夫·施努尔的土地上……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法尔茨人，有着同样的血统，我们是一条拉不断的历史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当科尔说到这里时，质朴的乡音立刻被暴雨般的掌声冲断了。祝贺、感叹、欢笑之声此起彼伏，人们以最大的热忱向新当选的州长表示致意。 在欢乐的人群中，不乏平时那些攻击、反对科尔的社会民主党人士。但是科尔的浓厚乡土观念却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他们忘掉了以往的一切，两只手掌情不自禁鼓动起来，他们甚至认为，这个基民盟主席出任州长没有什么不好。5月20日，科尔发表了第一个政府声明。他在声明中指出：“按照惯例，只有在经过大选组成新议会的情况下，才发表声明。而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并非如此。新的州政府是在本届州议会立法期内组成的。由基民盟和自民党组成的州政府是经受了考验的。正因为如此，两党一致同意继续进行合作。此次州政府的更迭是因为彼得·阿尔特迈尔辞去了州长的职务。……新的州政府将继承莱茵兰—法尔茨州成立以来的民主传统，并将继续其卓有成效的政府工作……” “根据我们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我们要与邻居建立良好的关系，特别是要加强同法国的关系，致力于德法友好事业是我们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州政府希望，莱茵兰—法尔茨州与法国勃艮第的伙伴关系能够继续得到加强。我们祝愿两地的伙伴关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特别是通过青年人之间的交往得到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莱茵兰—法尔茨州才成为一个政府实体，并重新建立了民主政治生活。数百年以来，由于疆界的变迁以及遗留的政治问题，使得本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于德国的其他地区。过去，主要是军事上的原因，本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基本建设一直停滞不前。……今后，州政府将竭尽全力，推动本地区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希望州政府能够得到各阶层的支持与合作！” 同一天，作为新当选的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的科尔，在《莱茵法尔茨报》发表的演说中说道： “新政府工作作风的基本特征，就是想办法普遍地缩短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为此，除了在行政区划和职能部门进行行政改革之外，新的州政府还将就一些重要的问题和制定法律方面的难点，直接与公民进行讨论。 “通过解决社会中、行政部门以及高等院校存在的停滞僵化的问题，可以彻底消除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不信任感……应当受到批评的并不是国家，而是它的某些表现形式及其某些代表人物。因此，必须推行一种明智的政策，而改革就是这种政策的开端。” 由于以往科尔致力于政治，建树颇多，甚至党外人士都对他怀有信心。5月21日，州议会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奥斯卡·蒙青格尔将阿尔特迈尔州长同科尔州长进行一番仔细的对比之后认为：由于“年青英雄”科尔本身博学多才，政治风格上敢于推陈出新，鉴于他以往的战绩，他的上任，也许会比因循守旧的老州长更好一些。他希望新任州长能够同莱法州人同甘共苦，不要一下子就从莱茵兰—法尔茨州跳到波恩去。 另一位社民党政治家，美因茨市市长克尔·富克斯声称，“应该给新州长一段适应的时间”。对于州长5月20日的声明，社民党人表示接受。 作为同基民盟合作达18年之久的自民党，对新州长的主张表示欢迎，并表示，“青年人应该参加政治生活，他们也应该对塑造政治生活提出自己的主张。” 从1969年月底开始，科尔向民众的承诺开始兑现，在美因茨5市或莱法州的其他地方，那些不受民众欢迎的当权派人物不得不从自己的世袭领地或职业上陆陆续续地离开，虽然其中不少人对从前的地位恋恋不舍，颇有感情，但是科尔的上任，使他们的仕途已经谈不上任何希望了。 与此同时，维利巴尔德·希尔夫和海因里希·施赖纳坐到了州国务秘书的位子，汉斯·施赖纳、费迪南·施塔克和瓦尔德马尔·施雷肯贝格尔也成了新的局长。 经过人事调整，整个莱法州呈现出一派和睦、协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科尔的“人事”目光不仅仅着眼于莱法州的管辖区域，甚至延伸到其他地方。例如，原巴登—符腾堡州州长库特·格奥尔·基辛格之所以能在1966年成功地当选为联邦总理，与科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科尔成功的人事政策还体现在另一方面，他待人热情、大方、富有同情心，却又不失幽默，人们和他坐在一起很容易勾通，并产生好感。早在化工联合会，他的同事们就对他的助人为乐、开诚布公的风格赞不绝口，甚至，时隔20年后仍不能忘怀。 值得一提的是，科尔当年在联合会中虽然充当领导的角色，但并不因此而鄙视那些穷苦的人。早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做工，同工人们一起干活、流汗，同他们一起分享痛苦和欢乐。他明白这群人，更明白当自己站在工人“上面”时，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在受聘的时候，他向联合会表示，今后决不作为雇主代表参加任何与工人切身利益有冲突的活动。从这一点不难看出，科尔富有同情心而且是个怀旧的人。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位科尔博士在人际交往中，有时会情绪波动而显得粗暴不堪。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温文、可近会使人联想到一位态度和蔼的银行家。因此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人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偶然的粗暴。 虽然阿尔特迈尔州长在任职期间曾经极力制止肢解莱茵兰—法尔茨州的分裂行为，但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科尔就任之前，情况更为不妙。该州北部的特里尔区和科布伦茨区要求从莱法州脱离出来，归属到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名下；东部的蒙塔鲍尔区则接受“黑森—拿骚同乡会”鼓动，要求归属于黑森州；“莱茵黑森协会”则理直气壮地提出把魏玛共和国时期属于巴伐利亚州的法尔茨地区还回来。不仅仅是“巴伐利亚—法尔茨协会”，“库尔法尔茨联合会”对法尔茨地区也虎视眈眈大有问鼎之意，提出将该区划归巴登—符腾堡州。 科尔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69年5月20日，在上任的第二天，这位州长就向公众宣布了行政改革计划。顿时，四下哗然。人们议论纷纷，如此庞大的工程，刚刚上任的科尔州长有能力、有办法解决吗？有些人不置可否，冷眼旁观；一些人不怀好意等待局势的发展；而有一部分人则暗暗替科尔担心。 作为国务活动家的科尔并不是未经周密的考虑和准备就提出这项计划的，早年在海德堡撰写博士论文时，他就翻阅了大量的年鉴，从中摄取了渊博的知识。他学会了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尊重历史的规律、基本因素和特点，而不只是从简单的表面现象入手。这种科学的、冷静的思维方式使他练就了独特的战略眼光，并能够一眼就看出庞杂、重叠的问题中，什么是有利的，什么又是不利的。 另外，他是一位从地方成长起来的政治家，这一段经历使他有机会看到“制定各种法律的程序及实际情况”，并培养了驾驭行政机构的能力。这一切正如他所说的：“我17岁时就张贴宣传画，同政治观点不同的人交锋，组织和领导集会，安排演讲，有时亲自向听众讲解各种安排。我上升的道路完全是从基层开始的。我得到任何东西都要经过一番周折，我了解青年们的愿望，也了解中年人和老年人忧虑的问题。”所以，当行政改革刚一推行，便成效斐然，引起四方轰动。 这一改革措施克服了机构臃肿、区域划分庞杂的弊病。使原有的5个行政区合并为3个，原有的39个县合并为24个，原有的2460个市乡改为212个。除此之外，莱茵兰—法尔茨州颁布了幼儿园法，并对医院进行了改革。 改革之后，许多行政部门变得多余了，它们的行政官员无事可管，需要另作安排。这时，科尔的对手们和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又纷纷站起来指责科尔，说他是想借此排除异己，但是这些可笑的论点在未来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莱茵兰—法尔茨州经过科尔的规划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这个时候，那些致力于解散该州的社民党和同乡团体不再吵吵闹闹，人们惊喜地发现一个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莱茵兰—法尔茨州已经在科尔的领导下诞生了。于是，欣喜的人们在高兴之余纷纷打破旧的观念，决心在州长的领导下，把家园建成一个民主、和平、充满活力的极乐世界。1975年5月，在科布伦茨、特里尔、蒙塔鲍尔和莱茵黑森四个地区进行公民表决，结果显示：％的公民赞成保留莱法州。这样，75阿尔特迈尔时代的和平危机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科尔在推行人事政策、行政改革的同时，文化政策也列入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在科尔的重视下，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私立的自由教育都得到蓬勃的发展。在科布伦茨、沃尔姆斯和兰道等地区新创建的师范学校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在特里尔布还创办了一所大学。没有良好的教育就不可能缔造出杰出的人才，作为政治家的科尔不但要给他的人民带来富裕的生活，而且要把本州丰富的文化遗产留给后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操之过急 如果我们纵览科尔的政治生涯，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他始终是作为反对党或反对派的一员，一步一个台阶走上来的。 1960年10月，在路德维希港市议会选举中，科尔虽然出任基民盟的最高候选人，并为选举煞费苦心，但是最终没有战胜社民党而以失败告终，甚至在一番周折之后，基民盟连联合执政党的地位也未捞到。 在莱茵兰—法尔茨州议会中，基民盟虽然是以执政党的身份出现，但是科尔并未因此而改变充当反对派头目的命运。州长阿尔特迈尔和州议会党团主席都不喜欢他，同他的思想格格不入。这样一来，科尔为了在州议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又成了执政党的对立面。 到了1971年10月4日基民盟选举联邦主席时，科尔又站到了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赖纳·巴泽尔角逐对手的位置上。但是这一次，科尔对对手缺乏正确的估计，而且颇不识时务，使得他在520张选票中，仅占了175张。 当时的巴泽尔比科尔州长实力显然强劲得多。1971年8月初，基民盟的绝大多数组织包括州一级的党组织、党的主席团以及地区的基民盟组织，就一致提名巴泽尔为党主席候选人。而科尔的支持者只有汉堡、下萨克森、莱茵兰—法尔茨三个州的基民盟执委会。悬殊如此之大，科尔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放弃竞选，等待时机成熟。但是，他仍然一意孤行，坚持自己的竞选计划。他表示，在必要的时候准备迎接挫折和失败。 在阿尔特迈尔担任州长的时候，科尔曾经因为时机不成熟而拒绝出任某部长的缺额。可是，在1971年10月他却犯了操之过急的大忌。从政治策略来讲，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后来，科尔就此错误进行了反思，并承认，自己当时实属“不识时务”。 现在，我们不妨随着原基民盟的代理发言人沃尔夫冈·贝格斯多夫的回忆，看看科尔是如何在萨尔布吕肯遭受挫折的。 1971年10月，德国的一场重要演出在萨尔州大厅举行。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历史上，首先有两位政治家为了继承康拉德·阿登纳的遗产而竞争该党主席的职务。从1966～1969年在大联合政府担任总理的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辞去了基民盟主席的职务，决定把这个位子让给一个较为年轻的人。 当时担任基民盟和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的赖纳·巴泽尔利用其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已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他想使自己在预计1973年举行的联邦议院大选中，理所当然地成为联邦总理勃兰特的竞争对手，而在萨尔布吕肯举行的党代会上他能否当选为党的主席，则是他成为基民盟总理候选人的先决条件。 对于被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在1969年取而代之的联盟党来说，这意味着继续推行其迄今为止的反对党纲领，批评家一再称之为等待中的执政党。联盟党还一直没有进入反对党的新角色，他们在联邦议院中的所作所为，在别人看来好像还担负着政府重任，或者好像勃兰特政府马上就要垮台，他们又要掌权似的。赫尔穆特·科尔这位年轻的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很早以前他就主张对基民盟的纲领和组织进行彻底的改革，他要求基民盟接受反对党的角色，从而为未来承担政府责任进行充分准备。在一些人看来，只有对基民盟进行彻底的改革，才有可能在大选中获胜。 正因为这样，科尔才提出要竞选党的主席一职，他和曾长期担任过内政、外交和国防部部长职务的格哈德·施罗德交换过看法，并一致认为，应由施罗德出任总理候选人。按照科尔的意见，巴泽尔的任务就是继续担任反对党的领袖，在联邦议院充任经改革而面貌一新的联盟党的头面人物。 在德国这场重要演出的尚未到来之际，已可以从代表们的表情中看出，争论是多么激烈，气氛是多么紧张。两个竞争者都在动员各自的力量。赖纳·巴泽尔已经争取到大部分州的执委会以及联邦执委会多数成员的支持。而支持科尔的仅有他自己本州和东道主萨尔州的执委会以及青年联盟、基民盟社会委员会和几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如尚在位的党主席基辛格博士、基民盟秘书长布鲁诺·黑克博士以及被科尔视为可以当总理候选人的施罗德博士。 在会上，两位竞争者相继发了言。科尔发言时双手紧紧抓着讲台的边，在讲话中他详细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不同寻常的是，科尔在发言前，曾坐在会议休息厅的一个角落里，对自己的发言稿做了润色。 赖纳·巴泽尔发言时曾从五个方面对自己的纲领进行了阐述，并且和科尔不同，提出了几个人的名字，说他们可以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如提议让康拉德·克拉斯克当基民盟秘书长，让瓦尔特·莱斯勒·基普当司库等。在他们两人讲完后，格哈德·施罗德发了言。与其说施罗德的讲话是为了支持科尔，倒不如说他的讲话主要是反对巴泽尔封官许愿；他要求对党的领导工作做出合理的安排。施罗德的讲话只赢得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 最后发言的是基辛格，但他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巴泽尔在议会中的工作成绩，而且当众承认，是他动员科尔作党主席候选人的，同时他又指出，如果联盟党在1973年的联邦议院大选中获胜，科尔就必须把党的主席一职让给格哈德·施罗德。他认为没有必要把总理的职务和党的主席职务集于一人。 事先科尔曾对基辛格的发言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基辛格讲话的调子则使人深感意外，科尔的支持者对此大失所望。就其本意来说，基辛格是支持科尔的，但他讲话产生的效果却适得其反。 在讨论决定人事问题的关键时刻所发生的这一切，使科尔感到已不可能在萨尔布吕肯与巴泽尔一决雌雄了。对科尔来说，党的主席这次是当不上了。但是，在选举党的副主席时，他却获得了最好的选举结果。这说明，他仍有机会成为巴泽尔的继任者。说不准哪一天他仍有可能成为新的基民盟的希望之星。 在基民盟联邦主席竞选的当晚，萨尔布吕肯州凯泽斯劳滕的一家饭店灯光如昼，笑语喧哗，觥筹交错，完全是一种喜悦的节日气氛。听他们的口音，你不难发现这是一群来自莱茵兰—法尔茨州的快乐朋友。 这些人衣冠楚楚、谈吐不俗，时而举杯豪饮，时而发表一些充满政治色彩的言论，时而又风趣地开开玩笑。其中一位身材魁梧、风华正茂的中年人特别引人注目，他正是在基民盟党主席竞争中败北的科尔。 在科尔的脸上，看不到痛苦，也看不到沮丧，他举着酒杯谈笑自如，两眼依旧闪耀着自信、坚毅的光芒。 在选举之前，科尔曾经研究过一份编号为“a31/71”关于基民盟联邦主席选举结果的分析报告。他知道，如果按照他的原定计划同巴泽尔进行角斗，希望是很小的。但是，他没有退缩，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完成，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也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更何况，这世上没有风险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失败为成功之母 成功了，科尔乐得其所；失败了，他亦能泰然处之。成功和失败有时仅仅只有咫尺之遥。科尔高举着酒杯，他的笑声豪放开朗，气冲霄汉。他说：“干一番事业，就要敢于挑战！” 也许，正是出自科尔对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是上天有意安排了这一次挫折，要把科尔磨炼成一位真正的钢铁巨人，大约历经了20个月，赫尔穆特·科尔——这个“土生土长”的法尔茨州长，在1973年6月12日波恩举行的第21次党代会上，终于戴上了梦寐以求的基民盟联邦主席的桂冠。选民们最终的选择仍是科尔！600张选票，科尔居然占据了500张。 大约在1969年9月份的时候，科尔曾在《明镜》周刊上读到了一篇关于讨论民主德国应不应该被看成一个外国的文章 。撰文者——社会民主党人士维利·勃兰特外长对外公开声称，“承认民主德国为一个外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直到两德统一即将成为现实的1988年，他仍然执拗地认为，德国统一对于“联邦德国是一个永世谎言”。 科尔不明白勃兰特外长为什么对两德统一如此缺乏信心？成功和失败作为两个事实，在风起云涌的政治变幻中是司空见惯的。任何事情在发展中不能肯定是成功或是失败，这两者的导致不仅取决于内因，外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德国重新统一决不能一味钉死在“白日做梦”的框架上。 在科尔看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冲突和发生的障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正如很多人期待着实现两德统一一样的顺理成章 。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众心所向，历史的规律没有谁能够阻止！ 从中学时代开始，政治家舒马赫的主张——德国“应当走原德意志帝国的路子，建立在州，也就是联邦的基础之上”，就深深印入科尔的心里。带着这种思想他离开中学又步入大学，之后又携着它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直到德国的统一真正得以实现的那一刻。在莱法州州长就职演说中，科尔这样说道：“只要了解我们州的历史和它数百年的疆界变迁，就会懂得，我们理所当然地是统一的德国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州政府将全力支持尽早结束我们祖国分裂的政策。” 在当时，科尔并不是找不到政治知己。俾斯麦在大学时代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达特肯·索尔打赌说，德国将在“20年内实现统一”。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20年之后，当时间指到1989年11月28日的时候，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发表的十点计划足以佐证俾斯麦的预言。俾斯麦的预言实现了，赫尔穆特·科尔的战略抉择和战略目标亦实现了。 到了那个时刻，勃兰特才不得不匆匆改口表示支持德国统一。这一例足以证明，科尔的政治才能和远见卓识比起勃兰特、施密特两位总理何只是略高一筹？ 有人评价科尔浓厚的法尔茨语音，是闻其言而知其人。作为“土生土长”的莱茵兰—法尔茨州长，科尔受到了来自各界同乡人士的热烈欢迎。这种待遇，科尔的前任阿尔特迈尔州长是从未享受过的。这时，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和科尔的政治对手又借此大作文章进行冷嘲热讽，讥讽说方言的人是没有文化的土包子。但是在1990年的弗莱堡大学所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德国的方言依旧深得人心。那些对科尔进行肆意诋毁的人在事实面前难免会显得有些尴尬了。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在1975年举行州议会选举时科尔的政绩得到了选民们的确认。科尔领导的基民盟获得了53.9%的选票，这是联邦德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最好选举结果。同年5月20日，科尔再次当选为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6月23日，在曼海姆举行的党代会上，科尔以707张选票中的696票的好成绩再次摘取基民盟联邦主席的桂冠。 捷报频传，春风得意的赫尔穆特·科尔在联邦德国已经成为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这时，不仅是莱法州人，而且全联邦德国的人都在关注着：在1976年10月3日联邦总理的竞选中，科尔能够击败他的对手施密特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信念和力量 在艾弗尔山里的公路上，一辆小轿车风驰电掣地飞驰，莱法州文化部长伯恩哈德·福格尔靠在车座上阖目养神，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轻松愉快的音乐。一会儿，他又睁开眼睛，依着车窗向外望去，欣赏着郊外宜人的景色，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的嘴角泛起一抹惬意的笑容。三天之后，他将作为莱茵兰—法尔州州长接管科尔的工作。 在1976年10月3日联邦总理的竞选中，科尔以48.6%的选票失利，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成功。为了能够再一次同施密特总理一决雌雄，科尔思量再三，于1976年12月2日辞去了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的职务，决定移居波恩，充当反对党领袖。而福格尔作为科尔在海德堡大学的同学和党内知己，理所当然地赢得了科尔的青睐，成为莱法州州长的继任者。 虽然这次联邦议院选举从表面的结果来看，科尔功亏一篑，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尔实则是个胜利者。因为施密特虽然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科尔，但在当时，他在其党内已经出现了信任危机，同一个不支持他担任总理的政党在一起，施密特的日子不会怎么好过的。相反，通过这次竞选，科尔在基民盟内和所有选民面前充满信心地说道：“在一次事实上不是胜利的选举胜利之后，同一个不支持他担任总理的党在一起，施密特比过去更加孤独了。” 在10月3日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联盟党获得了48.6%的有效选票，比预计超出了13.6%，创造了该党自阿登纳时代以来取得的最佳选举结果。社民党获42.6%，自民党获7.9%。在这之前，施密特在选举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希望他能获得20～25席的多数，但最后的结果不遂人愿，他赢得的仅有10席的多数。 虽然施密特作为一个胜利者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但是事实上他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忧郁。各种各样的困难横在他的面前，有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而他现在的处境比任何一届总理都糟糕，他的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次阿伦斯巴赫所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如果联邦议院大选推迟到12月举行，那么将有51%的选民拥护联盟党。这个数目，科尔足以使施密特从联邦总理府中搬出来。 执政党虽然勉强过关，但他们却对科尔问鼎联邦总理桂冠的举动，感到荒唐可笑。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访问波恩时，施密特就用一种轻佻的语调介绍科尔说：“这位就是想要我这个职位的人，但是他捞不到。” 这位汉堡人处处显示自己身上的国家权力，并尽可能地摆出一副国家首脑的样子。在1976年大选前的一次电视辩论会上，施密特俨然用上司的口吻倨傲地称科尔为“州长先生”。他在提醒这位法尔茨人——他的地位仅仅是一州之长，而施密特一张口就能体现国家的权力。 等到1976年10月3日联邦议院选举揭晓，施密特犹如松了绑的普鲁米修斯。他忍不住沾沾自喜，虽然这次选举他获胜是那么勉强。但新闻媒介都站在总理一边，为他呐喊助威，庆功祝贺。例如，早在1976年5月17日，《明镜》周刊就如此描述科尔，“在华盛顿，科尔不得不感到，他暂时仅仅是一个总理候选人。美国的实权人物让这位基民盟领导人在接待室静候。” 科尔吐了个烟圈，他感到失败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而且包括整个法尔茨人和整个联盟党在内，他必须为此去作更大的努力与冒险。在这种情况下，科尔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他毅然辞去了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的职务，不顾好友们的劝阻，决定到波恩去坐那把不太稳定的反对党领袖的交椅。 科尔深知此去一路风雨兼程，不知道有多少艰难险阻在等着他去排除，也不知有多少流言蜚语等着他去承受。对于这些坎坷和不快科尔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波恩议会中工作的经验，是如何运用智慧和力量将施密特击倒。他知道，没有谁会为他预先准备一顶联邦总理的桂冠，不会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科尔不指望奇迹的出现，他只想凭着自己的战略手段和远见卓识亲手开辟一条成功之路。 福格尔心中深深地为科尔祈祷祝福，但更多的心思却是在考虑今后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深孚众望的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就在这时候，汽车里的收音机中播放出一条他做梦也料想不到的消息。 “经过为期长达27年的合作之后，基民盟和基社盟在德国联邦议院的联合议会党团终于解体了。在一项基民盟为之震惊的决议中，基社盟议会小组于星期五在维尔德巴特克罗伊经过为时12个小时的秘密会议后，以30票赞成、18票反对、1票弃权、1票作废决定，在联邦议院第八个立法期内，53名基社盟议员将单独组成议会党团。” 福格尔知道，从1973年开始，基民盟和基社盟就貌合神离，时常周期性地发生争吵。在联邦议院选举之前，科尔为了保证竞选的成功率，在1969年失败的条件下再度采取相同的战略手段，决心从社民党—自民党的联合阵线中将自民党争取过来。但是，科尔的主张立刻遭到施特劳斯的反对。 施特劳斯认为，科尔的想法是脱离现实的天方夜谭。作为瓦尔特·谢尔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所领导的自民党绝对不会同联盟党合作组成执政联盟，不论是1978年，还是1980年或1984年。 但是，科尔从各种事实中已经洞察到根舍和施密特的执政联盟时有龃龉。如果在这种前提下去拉拢根舍同联盟党合作是大有希望的。因此，科尔坚持自己的战略抉择而不顾施特劳斯的反对。这时，这位巴伐利亚人开始恼火了，心中甚至产生了某种念头。不久，一切都有了答案，在联邦议院选举中科尔败北，至于争取自民党结盟一事，又重蹈1969年的覆辙，以失败告终！ “哥萨克骑士”施特劳斯愤怒极了，他向外声称，如果当时联盟党总理候选人不是科尔而是他本人，在10月3日他将击败施密特作为1976年的联邦总理载入史册。他显然在指责科尔破坏了他的好事。为了自己的前途，这时施特劳斯下定决心同科尔一刀两断。 福格尔从收音机中得知上述情况之后，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施特劳斯的做法显然要使科尔孤立，并失掉许多选票，福格尔心乱如麻，立即吩咐司机驱车返回美因茨。 在美因茨，福格尔见到科尔，科尔对施特劳斯的政治独立深感惊愕，他以为，基社盟放弃两党的合作将意味着在联邦议会中失掉许多席位，而执政党在1979年举行的总理选举中将获渔人之利。施特劳斯的感情冲动，决不会给他和他的党带来任何好处。 福格尔向科尔表示，施特劳斯的举动使他深感遗憾。如果科尔现在改变政治抉择，不再以莱法州州长的职位交换波恩反对党领袖地位，那么他将重新做他的文化部长。 科尔注视着福格尔沉默良久，心中反复地问自己是去？是留？这时，从前的宗教老师亨特·施密希在信中所提及的建议又浮跃眼前：“如果你要从事政治，你就必须要权力……”他知道，他的老师在劝他留在美因茨。 科尔闭上眼睛，这时他发现做出一个抉择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一个是美因茨莱茵河畔舒适、长期高枕无忧的州政府大楼；一个是波恩康拉德·阿登纳大楼的漂亮办公室。是去？是留？这两个问题在他头脑中重叠出现，搅得自己头昏脑胀。经过苦苦斟酌之后，科尔下定了决心： “为了能当总理，他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还是到波恩去了。谁要是了解他，那么就会相信，他会实现他的目标。”社民党州议会党团主席卡尔·托维特在若干年之后回忆说。 从1976年1月开始，施特劳斯和他的政治助手里夏德·施蒂克伦已经开始着手分裂基民盟、基社盟，并把基社盟变成全联邦地区的“第四党”。在《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图片报》和《南德意志报》都有“第四党共同行动会”的政治宣传。据魏克特研究所的民意测验显示，大约有6%的选民打算在不久的联邦议院大选中支持“第四党”。 施特劳斯得意洋洋，沉醉在“第四党”的政治前景中。科尔在震惊之余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他在思考，如何给这个巴伐利亚人以一个适当的回击。并使他从梦幻中觉醒过来。 12月13日，科尔和施特劳斯在巴登—符腾堡州驻波恩代表处进行了一次长达20个小时的会晤。一大群记者守在该州代表处的前院等待着会谈的结果。终于，经过一番苦战之后，科尔和施特劳斯并肩走了出来，基民盟和基社盟终于又站到了一起。但是外界人士对此并不抱乐观态度。他们知道，施特劳斯不过是科尔形式的盟友，他的许诺是不能轻信的。 1976年12月14日，《莱茵法尔茨报》评论说：“经过这场辩论，实际上是两败俱伤……握手、拍肩以及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均不能掩饰联盟党自家造成的创伤，即便最后声明再长也难以治愈它。与其说是充满圣诞节前的欢乐，倒不如说是弥漫着内疚自责的情绪，所有代表们的面部表情似乎在问，这种破镜重圆的爱情能维持多久？” 1976年圣诞节，科尔告别他可爱的故乡前往波恩。尤利亚妮·韦伯、霍斯特·科尔奇克和司机泽贝同科尔一同前往。瑟瑟的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一样，科尔不由伸手拉上车窗，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这时，科尔心潮起伏，思绪悠悠，仿佛又回到了1976年联邦议院竞选期间。 在1976年联邦德国总理竞选期间，科尔和基民盟竞选委员会提出了“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口号。科尔的政治宣言像狂风骤雨席卷了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社民党对此毫不示弱，回击联盟党“没有执政能力”是“我国安全的危险因素”。 这时科尔声望之高仅次于总理施密特，到底鹿死谁手不得而知。1976年8月举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52%的基民盟选民、25%的自民党选民以及20%的社民党选民认为，联盟党将在大选中获胜。而52%的社民党选民、44%的自民党选民和19%的基民盟选民则认为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将继续执政。 社民党当然意识到“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威力，它像一枚炸弹随时会炸毁社民党自勃兰特以来的执政党地位。施密特自1974年就任联邦总理以来前后不到30个月，如果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失利，这个结果对社民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很久以来，就流传这一种说法，即把联邦共和国比喻成“经济上的巨人和政治上的侏儒”。现在不少人认为，在这位汉堡人的领导下，这个侏儒一天天地长大了，渐渐地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称。不仅如此，在举行大选的1976年，联邦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了4%多一点，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六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也有所下降。因此，阿伦斯巴赫民意测验所得的调查结果表明，在1976年月，大约有848%的选民认为赫尔穆特·施密特是个“较理想的总理”，而35%的选民则认为科尔是个“较理想的总理”，正如他从前是一位好州长一样。 为了保证竞选成功，使自民党愿意和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施密特宣称，未来的联邦政府将在新的联邦议院中使仅有30名议员的自民党人获得外交部、内政部、粮农林部部长和5名国务秘书的职务。埃里希·蒙德在1990年回忆说，社民党这种“近乎于政治收买”的手段，“基民盟和社民盟则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自民党心动了，根舍当下拒绝了科尔请求与联盟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意图，不久，选举结果揭晓，施密特以微弱的多数当选。科尔竞选失败。虽然如此，但联盟党的雄厚实力和战略战术却令他们的对手心有余悸。 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选举后承认，“基民盟的竞选班子在组织工作方面部分地超过了我们”。 黑森州州长霍尔格·伯尔纳在惊骇之余，忙不迭地说：“看来需要对我们的党内组织进行一次改革。” 科尔想到这里笑了，他感到自己仍有足够的信心、力量把联邦总理的宝座夺过来。1976年5月17日，《明镜》周刊不是告诉他，科尔“暂时仅仅是个总理候选人”吗？“暂时”还会有多久？是一年，二年，三年，还是五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乡情浓于水 抵达波恩不久，科尔将昔日在美因茨那些忠诚可信的人马召集过来，组成新的班底。这些人是：尤利亚妮·韦伯、沃尔夫冈·贝格斯多夫、霍斯特·特尔奇克和爱德华·阿克曼等人。此外，他又从美因茨将州部长海纳·盖斯勒召到身边，取代了库特·比登科普夫的基民盟秘书长职位。 为了能够争取工会的好感，为联盟党赢得新的选民层，科尔在1977年6月初把42岁、能干好斗的诺贝特·布吕姆提到党的社会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取代了汉斯·卡策尔的职务。 诺贝特·布吕姆博士是一位引人注目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在吕瑟尔斯海姆的奥佩尔公司当过学徒，后来又辗转到建筑业、金属手工业及卡车司机等岗位上工作过。长期的基层工作，不但使布吕姆了解基层组织并在这里赢得了颇高的声誉。科尔认为，布吕姆出任此职是再恰当不过了。 科尔需要一批休戚与共、志同道合的人马，只有这些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才有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人事政策”为己所用。他说：“如果自由的思想传统有能像社会和保守的思想传统那样在基民盟内找到自己的政治故乡的话，这个党就不可能是人民的党。” 在波恩，科尔依旧沿袭了他在美因茨任命新官员的风格，擅自将一些党内、甚至连公众素未谋面的州部长和州务秘书召到自己的身边，委以重任。科尔在掌管美因茨时如此，在充当反对派领袖时如此，在进入联邦总理府后还是如此。 但是目前鉴于地位的变化，科尔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改变昔日在莱法州时那种粗放得毫无约束的工作作风。在这里，他必须小心谨慎、像地震仪那样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有所反应。现实不允许他犯任何错误，否则那些政治对手和吹毛求疵的人又将绘声绘色地贬责一番。 科尔在波恩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人们同时也很快地适应了他。在他作为反对党领袖进入联邦议院4周后，据英弗拉民意测验的调查结果表明，科尔的日子远远比他的对手勃兰特和施特劳斯好过得多。在一份从-5到+5的表格上，施特劳斯得0.4，勃兰特为0.1，而科尔却达到了1.2。 就在这个时候，连任的施密特总理却为目前的尴尬局面伤透脑筋。在联邦议院选举后的两个星期，劳动部长、卫生部长、国防部长、邮电交通部长、发展部长纷纷向总理递交了辞职报告，各奔前程，原因是施密特不能实现其在新的任职期间内不更换内阁成员的承诺。 与此同时，养老金的问题使得施密特心烦意乱、不知所措。竞选中，政府宣布从1977年7月1日开始，把养老金提高10%。但是，选举之后，从新的统计数据中发现经济增长率比原先预期的要小，政府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承诺。如果养老金像宣布的那样从7月份开始增加，1977年仅养老保险金一项就将造成100亿马克的赤字。 起初，政府决定将增加养老金的时间向后推迟半年，但尚未实施，各地的批评便蜂拥而至，他们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决定。联盟党就此抓住不放，抨击施密特是一个“养老金撒谎者”，用莫须有的事实欺骗了善良的选民。1979年9月，科尔对《星期日世界报》说，“我们的年迈公民要求诚实。”对他们来说，“养老金是长期劳动生活的结果”。 这时，施密特还遭到了来自工会和社民党议会党团的指责。社民党议会党团公开表示：他们将拒绝接受养老金延期的决定。 养老金的问题使得曾经被誉为“经济与货币政策的魔术师”的施密特忧心如焚、食不知味。他后来回忆起此事的时候，还心有余悸地说道： “在我担负政治责任的漫长岁月里，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没有一次像1976年底发现养老金的财政估算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那些日子里更使我痛苦。” 接踵而来的是维利·勃兰特的声望急转直下。赫伯特·魏纳对其肆意攻击，使得勃兰特叫苦不迭，狼狈不堪。 不仅如此，社民党和自民党的联合政府出现了分裂之兆。约有一万名党员打算同母党决裂，成立一个右翼的分裂党，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阶级斗争。为此，这些右翼分子于1976年3月在汉诺威附近的加伦贝尔格宫举行会议商讨大计。在30年前，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政治家库特·舒马赫重新组建了社会民主党。 1977年6月中旬在不伦瑞克，另一部分社民党人士揭竿而起，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联盟”，力图为社民党开辟“另一条自由出路”。 执政党内部分崩离析，危机四伏。反对党中一些权威人士也节外生枝，决定不再履行支持科尔的义务，而把目光转移到刚刚走马上任的联邦议院议长卡尔·卡斯滕斯身上。科尔料想不到这幕剧的导演者居然是他在1966年支持出任联邦总理的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基辛格向公众们暗示，科尔不再是联盟党总理的“合适人选”，卡斯滕斯将取代科尔。 联盟党另一位领袖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下一届联邦总理也大有问鼎之意。虽然根据1977年埃姆尼德研究所民意测验的结果，施特劳斯大失人心，但是他争夺总理宝座的雄心并未因此而削减。在1976年10月联邦议院大选之后，施特劳斯为了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独立采取政治行动，曾经不惜牺牲同基民盟长达27年之久的合作而去换取那个遥远的梦想。但是，不幸的是施特劳斯的抱负始终没有实现，在1987年猝死的那一刻仍是如此。 施特劳斯来自德国南部，生得肩宽膀厚，虎背熊腰，先后出任过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1962年他因被指责在《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透露北约机密的文章而被迫离开国防部长的职位。之后，他引退慕尼黑，进修于因斯布鲁克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1966年重返波恩内阁。 一位评论家形容施特劳斯的性格是“一座经常跳闸的巴伐利亚电站”。 施密特评价施特劳斯“有过人的记忆力，敏捷的理解力，渊博的知识，并且充满活力。但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具有这些优点，可这个人完全是受感情冲动支配的……我想，国防部长施特劳斯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正因为他才华出众，才是一个危险的部长！” 为了削弱科尔的势力，从1976年10月大选之后，施特劳斯公然同他的盟友科尔展开了唇枪舌战，希望能够借此损害科尔在选民中的形象。科尔在政治纲领中曾强调国家应该资助那些有孩子的妇女、丧失劳动能力者、失业者以及那些无组织的公民。施特劳斯则贬之为“左侧中风症”。 为了能够保证在下届联邦议院选举万无一失，科尔开始把目光投向联盟党之外的自民党身上。自民党和社民党时有龃龉，如果科尔能够争取到自民党的支持，那么执政党的阵营便不攻自破，而联盟党则能摆脱在野党的命运。因此，从1969年开始，科尔就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1976年亦是如此。从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一种毫不动摇的自信心的科尔并不因此而气馁，依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这时，施特劳斯又藉此大作文章 ，四处散布科尔“向根舍讨好”等等，力图使科尔声名狼藉。当然，施特劳斯万万不会料到，在1982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科尔恰恰是按照自己的意图争取到根舍的支持才实现多年的夙愿。 科尔自1976年作为反对党领袖进入联邦大厦和康拉德·阿登纳大楼以来，就失去了政府的职位，他在莱茵兰—法尔茨所得到的薪水积蓄远不能满足在波恩的开支。而他的对手施密特除了拥有一份丰厚的总理薪金，还有一份来自舆论界的报酬。在经济方面，科尔比起施密特的确自愧不如。 自科尔进入波恩之后，舆论界似乎不太喜欢这个法尔茨人甚至还包括他的法尔茨方言。那些浅薄的人常常捕风捉影或制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来攻击、诋毁科尔。即使在他当上联邦总理之后，还有如此糟糕的评论在《明星》画刊上出现： “基民盟、基社盟最后也不得不（向施密特）略表谢意……他捉弄了联盟党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这个虽有100公斤重、但显得微不足道的人物。”施密特在这方面却远比科尔好得多，虽然社会民主党的威信一落千丈，但是施密特的威信却一直居高不下，并被人们尊称为“铁腕宰相”、“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或“国际经济专家”。 1976年12月，科尔移居波恩时，已经46岁，正值壮年，而施密特差不多就满58岁了。施密特1918年出生于汉堡。当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策动未遂政变时，他才4岁。中学毕业后，施密特便参加了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军，接着正式开始服兵役。1937年他被分配到一个防空连，1941年升任少尉并调往苏联前线，之后调到戈林的帝国航空部供职，最后调往西线。1945年4月溃退时被英军俘虏。这个时候，赫尔穆特·科尔因疏散和他的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奥登森林的埃尔巴赫，时年15岁。 施密特1953年进入联邦议院，1974年5月16日在联邦议院的大选中以267票中的225票成了勃兰特之后的联邦总理。这个时候，施密特已经有55岁了，就当时来讲，却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理。可他的继任者科尔1982年就任此职时年仅52岁。 施密特仪表不俗，在他出任总理之前，汉堡的一家报纸就宣布他是“德国最性感的男人”。该报40%的女读者认为，他富有魅力，聪明机智，风度翩翩。虽然他的身高只有1.72米，比起1.93米的科尔看上去矮了一截，但是这一点从电视屏幕上丝毫看不出来。施密特对幽默不感兴趣，他说：“愚蠢的讽刺玩笑，担任公职，最好不要开这种玩笑。” 科尔从外形、气质到性格与施密特迥然不同。他相貌堂堂、身材魁梧、富有力度，幽默更是堪称一绝。他戴着无边眼镜，理着新式发型，嘴角总是挂着微笑，给人一种现代感。他的身材有着不容忽视的“优势”，时常可以在沉默中令对手们感到一种难以抵挡的压力，从而不得不做出让步。从这一点来说，似乎远比施密特的良好形象来得实惠一些。 施密特具有一种杰出的而又戏剧性的表演才能，他的身上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令竞争者望而生畏的国家权力。如果没有这种才能，人们也许会怀疑，施密特能否当上总理？1976年2月11日，那位以擅长从屏幕上分析人物心理的蒂洛·科赫在电视中无可奈何地问道：“他什么时候能露出他的真面目？肯定不是在摄像机前……” 施密特演讲时讨厌照稿宣读，如果为他准备了讲稿，那么他难免要修改一番。他演讲时喜欢用手势加强语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施密特讲究表演艺术，他不但能够吸引听众，并且可以把随口而出的言辞，当作名言兜售给他的人民。在电视讲话中，施密特总是显出一种政治家的风度，他谈话时字斟句酌，并不时停顿下来，目光避开镜头投向远方，仿佛若有所思。如果有人想从施密特嘴里套出些什么，施密特则会说： “我愿意用另外的说法”，接着话锋一转，便轻轻松松地绕开了你的问题。 科尔在回答提问时，不喜欢咬文嚼字，也不习惯如其他政治家一样经过一番斟酌酝酿之后才作出一个恰当的答复。科尔谈话时喜欢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如果遇上滔滔不绝的人，他就会耐心地听下去，而不去打断别人。当他发表意见时，如果有人想插话，他能立即中断自己的讲话。 但是，当时的许多人似乎习惯施密特的演说风格，而不能正确对待科尔那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不加思考的表达方式。他常常被打上“土包子”或“表达方式过于简单生硬”的标记。但是，历史证明，这位法尔茨人的的确确沿袭了这种语言风格，并用它向人们指出了联邦德国的今天、明天和未来。那位汉堡人所做到的仅仅是告诉人们如何解决日常事务。许多社民党人特别是年轻人指责施密特是一个经理型的人物。他短小精悍、目标明确，但缺少一种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这位总理在公众中的形象似乎证实了这种论断。作为总理，施密特自称是“联邦共和国的高级职员”，并且把选举比作股东大会。 施密特在与他的内阁成员或其他人谈话的时候，会使对方产生一种感觉，仿佛自己是笨蛋。有一次，施密特在一次紧张的竞选旅行之后，在火车上同记者们进行一次背景谈话。没过多久，那群记者马上意识到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施密特看来是多么愚蠢。结果，20名记者中有一半以上对施密特产生了敌对情绪。施密特的情绪经常处在紊乱状态，他身边的人把这种暴怒理解为他身体不适或者情绪不佳。 科尔对路德维希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像久旱的禾苗渴望雨露的滋润，像羁旅行役的浪子思慕母爱和家园。在他成为莱法州州长的时候，第一个举动就是来到家乡的“艾伯特公园”操着乡音与市民们聊天。在他1982年成为联邦总理之后，他又再一次登上故土同6000名同乡欢聚，在“艾伯特公园”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家庭庆典”。他说： “在我走过的漫长道路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感到朋友们的亲近。” 经常“置身于群众中”是令科尔高兴的事情，特别是置身于乡音和乡亲之中。没有哪种声音比“乡音”更令他神往。科尔深有感触地说： “周末回到路德维希港同那里的人们交谈，我经常会发现他们不一定对波恩上层讨论的问题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一些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例如瓦尔德霍夫体育协会队踢得如何，或者凯泽斯劳滕俱乐部一队用了哪位教练或会起用哪位教练。” 科尔在波恩这块政治热土上苦苦奋斗，惟有“乡情”才能冲淡这个路德维希港人在各种低潮中所产生的抑郁和不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胜利者的心态 赫尔穆特·科尔深深地感到，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之多的重荷。他除了要应付施密特、魏纳和勃兰特方面的压力，而且还要提防施特劳斯和德雷格尔的冷箭。波恩的新闻媒介大多是站在总理一边，它们除了恶意的诋毁之外，依靠的是含沙射影和裸的虚构。也许，这就是政治斗争的特点吧。 从1976年12月以来，科尔的境况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在波恩充当反对党领袖，使昔日在美因茨呼风唤雨的这位英雄不得不呆在冷板凳上。不仅如此，对科尔声援的呼声甚至在任何地方都不引起反响。对此，科尔早已有心理准备，但有时也难免感叹一番。 施特劳斯一直无法掩饰想成为联邦总理的雄心。为了在1980年联邦议院选举中成为候选人，在所有涉及党派政治的问题上，同社民党总理施密特站到了一起，联合攻击科尔。这使得反对党领袖在感叹之余又增添了一腔怒火。 政治上的斗争本来错综复杂，可是施特劳斯仿佛对光明正大的方法不感兴趣，而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贬损盟友的形象。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科尔的形象不但没有因此而受损害，反而声望日高。有一次，施特劳斯在联邦议院批评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魏纳“说话刁着烟斗唠唠叨叨”，不用“正规德语”，而且措辞粗俗不堪，对待“身旁的人就像易北河东部大地主对待自己的马车夫”。无独有偶，赫尔穆特·科尔说话时刁着烟斗，恰恰使用的语言不是“正规德语”……这个时候，人们不得不产生联想，这位施特劳斯是否别有用心？ 反对党内部的纷争，使得社民党有机可乘。他们对外声称，科尔受到了他“自己人”施特劳斯和德雷格尔的冷落，从而意志消沉、萎靡不振，甚至已经无法保住自己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科尔依然保持冷静的头脑，有条不紊地在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周旋。对于施特劳斯和德雷格尔采取妥协态度，以求息事宁人。对于社民党则以攻为主毫不隐匿锋芒。而对于自民党人则表示出友好。他从来没有放弃同自民党结盟的政治主张，虽然在1969年和1976年遭到了这方面的失败。科尔表示，如果自民党继续同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必然陷于地位下降的漩涡。 对于科尔这种友好、欢迎的态度，根舍并非熟视无睹。他本人虽然没有就此发表意见，但是，他却让他的副手希尔德加德·哈姆布吕歇尔对外宣称：“自民党必须明确表示，它不是同社民党组成联邦联合政府的附属品。”根舍的用意不言而喻，自民党并不拒绝联盟党的友好。另外，社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使得根舍惴惴不安。他强调如果联合政府破裂，责任将不在自民党身上。这样一来，根舍完全有理由把联盟党看成未来的可能的执政伙伴，并以礼相待。 社民党虽然对外津津乐道地散布科尔地位不保，但是，他们却不希望果真如此。如果有朝一日科尔垮台既成事实，那么自民党很可能另起炉灶，不再成为社民党的执政伙伴。这样一来，社民党执政联盟不得不在瓦解和重新改组两种结果中抉择。 1978年1月，施密特有保留地克制了那种趾高气扬的态度，对科尔开始寻求和解，希望能够藉此息事宁人。科尔对施密特的友好立即心领神会。6月中旬，他表示联盟党将同政府合作，特别在有关对付恐怖主义活动方面将全力支持。但是，这时候社民党又开始对“合作”犹豫了。1978年6月29日《前进报》上登载着一则醒目的标题——《我们可以抛开科尔》。 对于社民党的出尔反尔，科尔一笑置之。他知道施密特决不会委屈总理的大驾对反对党表示友好，更谈不上什么“合作”了。这两位政治家经常有所争议，甚至超过了执政党和反对党“顺乎自然的”激烈程度。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从1976年到1982年科尔接替了施密特的总理职位为止，他们俩人很少真正地开诚布公地交谈过。 被外国新闻媒介宣称为科尔的“祖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有一次操着他莱茵地区的方言说：“这位科尔先生是一条好汉。” 但是这位“好汉”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享受过应有的待遇，总是被人低估，至少在他1982年成为联邦总理之前是这样。许多制造舆论的人和预言家们对这个幽默和蔼的法尔茨人并不看重，可选民们却认定了他。他们很多年以来就那样坚定不移地认为，科尔是值得信赖的，他的工作能力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将给他们带来好运。 科尔永远是科尔，没有任何困难可以吓倒他。明年联邦议院总理竞选即将拉开序幕，人们不禁要问：这位路德维希港人数年之前，告别了舒适的莱法州州长职位抵达波恩，含辛茹苦经营着反对党领袖的角色，决心同施密特一决雌雄。在来年，他能否在下一届联邦总理的竞选中，赢得一片喝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又是一个胜利者 施特劳斯决心不再放过这一次机会。他已经快65岁了，他明白，自己的政治生命是十分有限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必须叫赫尔穆特·科尔从总理候选人的位置上滚开，否则，他将永远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施特劳斯只要想到这一点，心中那股追求事业的火焰就熊熊燃烧起来。1980年10月5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联邦德国将从无数英雄中角逐出一位新总理。他要向世界证明，这位应运而生的新总理，非他施特劳斯莫属。在比登科普夫和汉斯·卡策尔等人的策划下，1976年的联邦议院选举科尔成为了联盟党的候选人，以48.6％的选票败给对手施密特。施特劳斯不只一次地认为：如果当时他能代替科尔领导联盟党进行竞选，他将胜券在握，使施密特一败涂地。在一次被泄露给公众的谈话中，施特劳斯断言，科尔缺乏成为联邦总理的性格和头脑。而基民盟的政治家们，也缺乏一种足以压倒对手的战略战术。 从那以后，施特劳斯处处同科尔作对。甚至示威性地宣布结束27年以来同基民盟组成的共同议会党团。但是，施特劳斯知道如果他想击败所有的对手成为联邦总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只存在于巴伐利亚州（基民盟在这里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最多只能赢得相当于全国选票的十分之一。因此，施特劳斯一直酝酿着，在巴伐利亚州之外组建一个新党，来扩充他的势力。 但是，施特劳斯的计划刚刚问世就遭到科尔的强烈反对。科尔声称，如果基社盟执意那么干的话，基民盟将首次在巴伐利亚州提出针对基社盟的候选人。施特劳斯退缩了。如果惹恼了拥有80万党员之众的姊妹党，他将什么也捞不着。虽然在他看来科尔是那样无能。但是，施特劳斯有时不得不依靠科尔，利用科尔。为了两党的共同利益，基民盟和基社盟又站到了一块儿。然而，两党间的这场明争暗斗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1979年上半年，基社盟许多代表人物对施特劳斯的建树大肆吹捧，力图将他推到总理候选人的位置上。与此同时，库特·比登科普夫——这位在科尔的提携下成长起来的路德维希港人、科尔的同学、一年后的威斯特伐伦—利珀州委员会主席的前秘书长，这时候也反戈一击，要求将科尔党的主席职务与议会党团领袖职务分开。 眼前的形势对科尔来说，显然是不利的。这时，这位反对党领袖不得不当机立断作出战略抉择。是暂时放弃总理候选人的资格以求息事宁人；还是接受以“施特劳斯—比登科普夫为轴心”的联盟党反对人士的挑战？科尔想到这些，不由暗自苦笑，这个抉择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 尽管许多人对科尔寄予厚望，但是，科尔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决定放弃竞选总理，而在5月28日提议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基社盟则一致推举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7月2日，联盟党通过一次投票表决，结果施特劳斯以135票的多数获得该党总理候选人资格。 这个结果公布之后，立刻引起相当多的基民盟成员的不满。他们不甘心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好处落到比基民盟小5倍的基社盟手上。阿尔布雷希特和维尔弗里德·哈塞尔曼在下萨克森州带领96000名情绪激动的基民盟成员示威性地举行联名信行动，责问科尔，为什么扮演了一个“低头忍让的联合议会党团主席”的角色，拱手把总理候选人让给基社盟？阿尔布雷希特提议，要求在基民盟和基社盟各自推举一位最高候选人参加联邦议院竞选。 但是科尔理智地拒绝了阿尔布雷希特的要求。他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作为基民盟联邦主席他应该尊重选民的决定，而不能像一个肤浅的市井小民那样出尔反尔。 科尔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着手筹备1980年10月的联邦议院竞选工作，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曾经欲问鼎联邦总理的雄心勃勃的反对党领袖不但没有因为失去竞选的资格而垂头丧气，反而显得轻松、自信。他一方面全力以赴地参与竞选，仿佛此次会战的主角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另一方面则有条不紊地处理日常事务，履行一个政治家的职责。一位自称“科尔密友”并“十分知情”的人士在1980年5月18日的《明镜》周刊中证实，科尔在暗中全力支持施特劳斯参加竞选。 科尔对他的命运到底是怎样想的，观察家们和好奇的民众挖空心思，推测各种可能。他们对科尔的真正意图却不得而知。但是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甚至连那些昔日对他存有偏见的新闻媒介、政治对手们都认为，应该重新看待、评论这个法尔茨人。1980年4月3日，是科尔50岁生日，在这一天《斯图加特日报》向他表示祝贺时，欣喜地评说，科尔是一个“虚怀若谷、气度非凡的人”。 当然也不乏冷嘲热讽，但是科尔在舆论褒贬面前不亢不卑。他不想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精力，他需要的是权力、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 1980年初，科尔重新组建了议会党团领导班子，力图打破官僚程序，加强公民对联盟党的信任。新的领导机构中有6位基民盟副主席和2位基社盟副主席，在组建不久，他们就按部就班地履行各自的职责。 这时，施特劳斯作为联盟党1980年总理候选人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战略委员会”和“竞选委员会”已经开始运行为他效劳。一些基民盟人士成为了施特劳斯的追随者，他们的想法和施特劳斯一样，认为科尔是个庸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让施特劳斯试试吧，他很可能会失败。了解施特劳斯的人难免会为这位基社盟领导人产生几分忧虑。他们知道，这位联盟党的候选人远不如他所吹嘘的那样受欢迎。但是，不管怎么样，施特劳斯已经为自己投下了赌注，决心同施密特背水一战。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或许是施特劳斯流年不利，所有的情况都那么糟糕，令人嗟叹不已。在施特劳斯的导演下，联盟党迎来了30年来最惨痛的选举结果。 在竞选过程中，施特劳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风尘仆仆地从一个竞选集会赶到另一个竞选集会，汗流满面地高呼着1976年科尔在联邦议院竞选时所使用的口号“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有时候，施特劳斯松开衣领手舞足蹈，毫不留情地对政府加以抨击。但是，他有时又变得小心翼翼，看上去像一个胆小怕事的谦谦长者。人们弄不明白，施特劳斯怎么了？ 结果令人遗憾，施特劳斯进行宣传的地方，得票率反而下降。从这位巴伦伐利亚人的演说词中，人们很难找到值得信服的地方。例如在埃森，选民们居然以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将信任的目光全部倾向了社民党。 施特劳斯失败了，而且败得非常惨！他说，这一切完全是天意。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的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普勒的猝死，给他的竞选带来了料想不到的晦气。与1976年相比，下萨克森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巴登—符腾堡州的选票都明显下降。联盟党内约60万前选民竟然把信任的目光转向社民党和自民党。施特劳斯找不到任何口实来责怪科尔或其他人。 在大选的当晚，施特劳斯拖着疲惫的身躯出席了记者招待会，他心口不一地说，他——施特劳斯将来一定会是巴伐利亚的总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用以慰藉的谎言，这位巴伐利亚人很早之前就吵吵闹闹要当联邦总理，可是，事与愿违，他得到的选票比被他称之为“无能”的科尔1976年的48.6%更少，甚至连巴泽尔在1972年所取得的44.9%选票都未达到，他获得的选票只占44.5%。 施特劳斯是一个失败者。他在回答电视记者的提问时承认，他可能犯了错误。但是，当他领悟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在这之前，科尔和盖斯勒曾经提醒过他，可是他却充耳不闻。 施密特再一次成为了联邦总理。社民党获得了42.9%的选票，较1976年减少了0.3%，而自民党的选票却增加到了10.6%。 “两个巨人的搏斗”已经降下帷幕。人们也许会对施密特攻击施特劳斯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施密特曾经“很不得体”地将施特劳斯比作“像公牛撒尿，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在竞选集会上，这个汉堡人只要提到施特劳斯的名字，听众就会暴发一阵哄笑。接着，全场安静下来，人们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施密特。施密特压低声音，无限忧伤地说：“这个人连自己都不能控制。”然后，他向后退一步，把一根手指指向空中大声说道：“不能让他来控制我们的国家！” 也许，这个时候人们忘掉了施密特具有一种表演天才，他有办法也有能力激发听众的情绪，使他们感动万分。这种才能使他受益匪浅。 但是，白热化的竞选活动使得施密特元气大伤。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施密特患了重感冒，他看上去显得心力交瘁，他脸色苍白，声音嘶哑，完全没有了昔日的神采。到了1981年，他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甚至需要立即动手术。 “两个巨人的搏斗”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施密特表面上是胜利者，但是他的前景并不乐观。在联邦议院竞选结束半年之后，科尔说：“每个人都感觉到，这次大选胜利的基础已经崩溃，联邦总理的威信已不复存在。社民党内冲突激烈，它尽管表现出了人事安排之争，但实际上却暴露出原则纲领上的深刻分歧。我不知道自民党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准备承担哪种角色？” 两位政治家出人意料地从竞选斗争中获得了好处，一位是根舍，另一位是赫尔穆特·科尔。科尔在竞选中公正无私地支持他的盟友施特劳斯的举动使得他的反对者和竞争者大为震动。如此君子风度，不仅仅是一个“好”字可以形容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这位赫尔穆特·科尔的抉择到底包容了什么，蕴含了什么，又向世人启迪了什么，诉说了什么？似乎作出怎样的估价都不为过分。 1980年10月5日，如果科尔取代施特劳斯领导联盟党参加联邦议院大选，也许同样不会给联盟党的党员和他的拥戴者带来最好的结果。但是，在这一天，科尔的政治远见却是无可争议的，他的两项预言都得以证实。第一，如果自民党不愿意同联盟党合作，联盟党将无法改变在野党的命运；施特劳斯将不能逾越巴泽尔在1972年所创下的选票大关。第二，自民党在弗莱堡举行的党代会上肯定会宣布继续同社民党合作。 科尔在支持施特劳斯参加竞选一事上襟怀坦白，对待党内同志的“错误”同样也做到了仁至义尽。以库特·比登科普夫为例，这位同乡兼同学是由他一手“捧”上来的。在1976年，比登科普夫曾经感恩图报地将科尔推到了联盟党总理候选人的地位；但是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比登科普夫却突然不顾友情叫嚷着要把科尔的党主席职务同议会党团领袖职务分离，并和施特劳斯结成联盟，共同反对科尔。 基于比登科普夫的行为，科尔完全可以在职权范围内，给这位同学吃一点小小的苦头。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却既往不咎，依旧同比登科普夫友好相处。记者恩斯特·迪特尔·卢埃克在1980年8月31日的《星期日图片报》上，透露了这位反对党领袖对比登科普夫的看法：“科尔穿着衬衫，手里拿着一杯酒水混合饮料，靠坐在一个黑色皮沙发椅上，开口说：‘库特在杜塞尔多夫也够难的！’没有气恼，没有失望。这个人可以始终心安理得地使用‘光明正大’一词而不必为之脸红，尽管他的友情时常被人卑劣地滥用。” 也许正是因为科尔的宽宏大量和超群绝伦的政治才能，在联盟党内他一直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在1980年10月7日，联邦议院大选后的第二天，他再次被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以214票中的210票确认为议会党团主席。 科尔感到自己胜利在望。在波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快乐。这时，他不必像从前一样左顾右盼，隐匿锋芒。他领导下的议会党团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豪地承认了自己的反对党地位。当联邦总理施密特发表政府声明之后，科尔又以一个反对党领袖的身份针对声明中的缺点予以中肯的批评。科尔对施密特的指责是无懈可击的，施密特在羞愧之余，不得不承认声明确实缺乏远见卓识，没有向民众勾画出国家的美好前景。 不仅如此，施密特还明显地感到自己的“世袭领地”受到侵犯。这个反对党领袖科尔居然公开向总理建议，应该将外交政策和安全予以区别对待。这两方面曾经一直属于前联邦国防部长施密特管辖，但是，科尔现在却中规中矩地介入了！科尔绝非无能之辈！ 总理施密特的领导力量在逐渐减少，他特别信赖的维利·勃兰特在这种情势下也异常清醒地同施密特的声明保持距离。他可不愿意同施密特一样受到科尔的攻击。联邦德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新闻媒介慢慢地淡化了原有的门户之见，对反对党领袖科尔产生了好感。1981年2月10日的《汉诺威汇报》用称赞的口吻评论到： “人们几乎可以作这样的估计，联邦议院的真正获胜者将不再是施密特，而是科尔。实际上，这次联邦议院大选巩固了这位反对党领袖的地位，并削弱了联邦总理的地位，而且削弱到连悲观者到了10月5日还意想不到的地步。” 联邦政府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反对党进行责难。在科尔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施密特在议会中很难发挥他的口才。有时，他与科尔之间的辩论竟然像谈判一般，相互一问一答。不仅如此，科尔还注意辩论的策略，而不是搞盲目的唇枪舌剑。他的6位议会党团副主席同科尔配合默契，步步为营，迫使政府只有招架之攻，没有还手之力。 科尔的谈吐和风度俨然是一位咄咄逼人的国务活动家，不仅仅只是一个反对党领导人。施密特在这种攻势下噤若寒蝉，他居然不能从脑海中搜寻一句半句来回击科尔。 1981年3月9日，当科尔驱车前往曼海姆参加基民盟第29次党代会时，来到阔别多年的“玫瑰园”小憩。1947年科尔来到这里的时候才17岁，当时他是青年联盟的成员。为了倾听到库特·舒马赫的演讲，这个热血沸腾的小伙子，凭着一本假护照，从法占区路德维希港来到了美占区曼海姆。荏苒光阴，34年之后，当昔日的那位路德维希港人重温故地的时候，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了。当年的那位青年联盟的小伙子今日已经成为联邦德国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 科尔徜徉在“玫瑰园”中回想往事，一时不由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在基民盟党代表会上，科尔遇到了施特劳斯。双方各抒己见，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使人看到了一种“崭新的联盟感”。在会上，科尔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基民盟、基社盟有义务为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而不能像施特劳斯所提倡的那样，一味地通过对政府的攻击以迎接议会大选这一“真相大白之时刻”。科尔说，联盟党准备再当4年反对党。 科尔的讲话赢得了包括基社盟头面人物施特劳斯、齐默尔曼·施托伊伯和多林格尔在内的人的喝彩。选举时，科尔以715票中的689票当选为联邦执委会主席。 科尔问鼎总理座位的雄心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他在基民盟党代表会上提出准备再当4年的反对党？科尔的言行很快引起了曼海姆记者的兴趣，当科尔接受这位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如果这届政府由于不再有能力治理国家而提前解散的话”，他将不会放弃从前的主张，即在合适的时候“通过边门进入政府”，而不准备“让一种目前不会使他获得成功的局势牵着鼻子走”。 科尔的声明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在等待，等待自民党在不久的将来向联盟党的靠近，等待一个成为“德国政治的替代力量”的最佳时机，等待“直到权力自动落到他们的身上”。这正是科尔多年一直所奉行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策略。但是，这位反对党领袖绝对料想不到，在翌年的10月，他的政治抱负就得以实现了。这个事实的来临，对于文韬武略的科尔来说，是来得太迟了呢？还是来得太快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众望所孚 莱茵河水后浪推前浪，他就像一位哲人，似乎在向人们抛出一个谜语：取代施密特总理的究竟是哪一位？ 是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党的根舍？还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科尔？ 众说纷纭，没有谁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只有莱茵河水意味深长地奔流着。 施密特的总理宝座能否坐得稳当，在联邦议院的内外已经引起人们的争议。尽管时局对施密特来说十分不利，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社民党人认为：如果没有施密特，社民党的境况会更糟糕。 许多政治评论家和外国外交官认为，施密特至少想使他的政治生涯延续到下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到期的时候，即1984年年底。1980年大选之后，社民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的议席已由过去的10个跃升到45个之多。按道理，施密特应该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在议会中贯彻他的意图。1984年——如果施密特能坚持到这个时候的话，他将成为除阿登纳总理之外，任期最长的总理，那时，他担任联邦总理就达到十年了。 但是，反对党领袖科尔在回答一次记者的提问时认为，施密特政府不可能维持到1984年。1981年6月3日的《图片报》刊载了科尔这段预言：“对于日益向左转的社民党能否容忍施密特任满议会整个立法期这一点，我表示怀疑。至于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能否保持到1984年，鉴于社民党的激烈争执和自民党的困境，这点还很难说。” 施密特勉强地维持着这个政府，他必须像一个杂技演员，小心翼翼地在摇摇晃晃的钢丝绳上施展出各种技巧。党派政策方面的策略，深刻的政见分歧，以及个人之间的猜忌，都需要这位杂技演员用平衡术来化解。这时，施密特至少需要处理好三个人的关系，否则随时随地会招至灭顶之灾。其一，维利·勃兰特；其二，自民党主席根舍；其三，自民党经济部长格拉夫·拉姆斯多夫。 施密特知道，如果他能够和勃兰特唇齿相依同舟共济的话，那么社民党内的不安情绪就会减少，而自民党也不会另谋出路。但是，社民党应该选择什么道路，勃兰特和施密特总是各持己见。到了1981年秋季，两人的矛盾更加激化。艾哈德·埃普勒和奥斯卡·拉方丹倾向于党主席勃兰特；而赫伯特·魏纳、埃贡·弗朗克、外交部国务部长彼得·科特里尔、议会党团副主席卡尔·利特克和安内玛丽·伦格尔等，都认为施密特总理比较明智。 这两位政治家早在10年前政见就有分歧。当时，施密特针对勃兰特过分重视争取从学生动乱中涌现出来的年轻选民表示不满。他认为，勃兰特的主张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将导致传统的选民对政府失去信心。而现在，勃兰特主张靠近反对核能和反对导弹，特别是反对美国导弹的年轻抗议者的做法更使施密特恼火。他担心，社民党的纪律将因此而被严重破坏。 勃兰特则反唇相讥，他认为，从1981年联邦德国所发生的两件大事，社民党人士应该重视那群反对核能和反对导弹的年轻人。2月间，大约有8万示威者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布罗克多夫进军，并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示威者抗议，反对政府在那里修建一所核电站。同年10月，大约有30万人在波恩集会，要求政府方面结束核军备竞赛。勃兰特指出，如果政府在这种形势下还麻木不仁的话，那么只会使“绿党”的支持者增加，将会对社民党产生不良影响。 对于根舍的名字，公众已经熟知多年。他1927年3月21日出生在原民德地区哈雷市郊一个庄园主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在柏林被美军俘虏，战后在哈雷和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1952年逃往西德地区，在不来梅加入自民党。他曾经是一位律师，因肺病住过三年多医院，虽然他只是波恩较小的联合执政党的主席，但是他在政坛上却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并且谁也无法把他从部长的职位上挤下来而不使政府发生危险。 根舍是科尔的朋友，也是同住在波恩郊区的近邻。尽管根舍曾经两次三番地拒绝同联盟党组成联合政府，但是根舍同科尔的交情使得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追随者耿耿于怀。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后的事实就证实了这一点。 根舍具有一种迅速理解事物的能力，而且具有一种一般人所没有的智慧勇敢。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作为内政部长的根舍曾提出以自己去交换被阿拉伯恐怖分子绑架的以色列人质。 施密特认为，根舍是一个“没有固定方针的策略家”，人们对他的人品和政治主张一直难以确定。就施密特本人来说，对于自民党的要求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但是，1980年大选之后，施密特从越来越多的事例中发现，同根舍打交道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自民党党主席似乎在寻找一种对抗。例如，关于新政府纲领的谈判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施密特感到，基于根舍的态度，两党合作实在是太艰苦了。 在1981年8月讨论预算时，根舍在一项声明中说，联邦德国现在面临着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根舍强调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十字路口”，“来一个转折是必要的”。针对根舍的声明，施密特难免要思量一番：根舍在声明中所提及的“转折”，究竟用意何在？是联合政府同舟共济去实现这一转折，或是他本人在政治伙伴的抉择上来一个转折？ 施密特嗟叹不已，此时他深感大势已去。也许，他会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他作为联邦总理到底还能呆多久？窗外霪雨霏霏，施密特突然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倦怠和晕眩。这时，他哪里料到病魔已经缠上他了。 有一次，他在石荷州度假别墅中摔倒了，他跌在地上两眼直冒金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支撑着孱弱的病体勉强站起来，可是双腿一软，再度跌了下去。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的病情多次复发，但是他对此守口如瓶，仍然日理万机。终于，在1981年10月13日施密特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被送入科布伦茨医院，医生们不得不为这位心力交瘁的总理安上心脏起搏器。 联邦总理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各种慰问似潮水般地涌向总理府。但是，不出几天，这位总理又倔强地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可怕的事又发生了，联邦总理由于疾病的袭击，他的记忆力已经出现了灾难性的混乱，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都从他的脑海里抹掉了，只剩下一片空白。这时，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拼命地去了解，最近到底发生过什么。然而，这一切他又不得不对外界保密。 从1974～1982年，这位曾经被誉为“铁腕宰相”的联邦总理的确衰老了许多：面部肌肉松弛，皱纹密布，看上去就像一只秋霜后的茄子。在联邦总理职位上度过的8年多的时间，仿佛捱过了20年，老了20岁。 就在这时，一件令人不高兴的事情又发生了。 在1982年2月3日格尔德·h·佩尔埃蒂主持的《每日专题报道》节目中，这位节目主持人采访了社民党议员哈拉尔德·舍费尔、克劳斯·格罗贝克尔和格哈德·施罗德。 采访摘要如下： 佩尔埃蒂：社民党议会党团有人问，赫尔穆特·施密特到底要向谁施加压力？在这个问题澄清之前，人们正日益感到失望。今天到这里来（参加议会党团会议），而且在信任案问题的压力下，根本无法再谈及细节的社民党议员的自我感觉如何呢？ 舍费尔：如果提出信任问题，就表明了联邦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联邦议院一名议员的活动余地就局限于回答这一问题，即，要不要这位总理。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他要这位总理，他要这届政府。 佩尔埃蒂：此时人们的感觉如何，是不是感到有压力？ 舍费尔：感觉很好。 格罗贝克尔：谢天谢地，您没有问我的情绪如何。 佩尔埃蒂：那么您的情绪如何呢？ 格罗贝克尔：很糟！ 佩尔埃蒂：结果将如何？ 格罗贝克尔：这还难说。我认为总理感到厌倦了。 施罗德：在信任案问题上，我信任总理，因为他的替代者将是愚蠢的科尔，而且这个人是不会有人要的。正因为这种情况，我在信任案问题上自然会投赞成票。但是我承认，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非常糟糕的。这不是儿戏，必须说明这一点。 一直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社民党—自民党联盟，数月来正以惊人的速度分裂。8月底，联合政府内部的悲观人士透露：联合政府的末日即将到来，但是不会在9月26日黑森州的选举之前。 作为联邦总理的施密特在汉堡曾经和自民党主席根舍进行会晤，但是事与愿违，施密特没有拴住根舍，两位脾气截然相反的人最后不得不因无法交流而分手。紧接着，执政的社民党在汉堡选举中遭到惨败，自民党没有跳过5%的栏杆，不能进入市议会。 其实，1982年的德国经济已经开始好转，在消除连续三年的赤字之后，结算出现了盈余。谁知，联邦政府刚刚做到这一点，境况又暗淡起来，社民党常常因为经济政策上意见分歧而吵吵闹闹。 8月30日，自民党头面人物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公开谈到了社民党的“愚蠢策略”，并对联合政府的前途表示了更多的怀疑。9月1日，施密特在内阁会议上反唇相讥，指责拉姆斯多夫的言论是“令人吃惊和愤慨”的，如果这位经济部长想走，他应当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不要通过向记者谈话作某种暗示。 根舍对此相当不满，他明白，如果局势继续僵化，拉姆斯多夫很可能会被免职或被迫辞职，那么其他自民党部长也必须从政府中离开，这样一来，联合政府不得不寿终正寝了。 9月9日，拉姆斯多夫向施密特递交了一份长达34页的《关于克服经济增长速度过慢和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方案》，遭到联邦总理的反对。于是，根舍的预测开始变成现实。 在9月9日，即拉姆斯多夫提出建议的当天，施密特在联邦议院大大赞扬了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的政绩，最后他向基民盟主席科尔宣战，要求科尔在下周内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表决。但是，科尔没有接受这一要求。 关于拉姆斯多夫的建议在短短数天内，已经为世人知晓。虽然右翼的政治家们对此持批评态度，但是工会却将其称之为“战争宣言”。 施密特对此非常失望，他在9月12日给汉斯·阿佩尔的电话中，请求他在下次联邦执委员开会中对这一问题能够“作出强有力的表态”。 破裂越来越明显，施密特甚至开始考虑应不应该接受勃兰特和魏纳的建议：免掉拉姆斯多夫的部长职务。 施密特认为从这个方案不难看出，拉姆斯多夫缺乏经济分析能力。9月15日，他向这位部长提问：是否可以把他的方案理解成为“离婚证书”。 “不，我只想为政府帮点忙。”拉姆斯多夫这样反击说。 于是，施密特要求他立即向公众发表声明，以阐述其支持政府的观点，拉姆斯多夫照办了。虽然如此，这位部长已经不能在联邦政府中继续呆下去。因为，施密特已经作出决定：免去四位自民党部长，宣布重新选举。 9月17日，在施密特宣布免去四位自民党部长职务的前几个小时，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根舍、格哈特·鲁道夫·鲍姆和约瑟夫·埃特尔抢先一步集体辞职。 最终谁能够成为胜利者还很难说。现在，作为基民盟主席的科尔坐在会议厅里，他低头不语，正在琢磨将来执政道路上即将面对的困难和相应抉择的办法。而根舍呢，坐在离科尔不远的自民党议员中，故作镇定看着他的伙伴。谁都知道他的这种镇定是佯装出来的，他不可能对目前的形势无动于衷。 自1974年以来，根舍就同科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前不久，他们俩已经秘密达成协议，决定在议会中通过一项所谓的“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把施密特政府推翻。这种政治手段在十年前赖纳·巴泽尔曾经在勃兰特身上使用过，但是结果却是勃兰特胜利了。科尔究竟是步巴泽尔的后尘，还是创造奇迹，根舍没有十足的把握。毋庸置疑，根舍决定同科尔组成联合政府，实现历史转折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 因此，作为自由民主党主席的根舍向科尔仅仅这样承诺，自民党将不会反对基民盟、基社盟制定的政策。科尔也向根舍表示，如果他能成为联邦总理的话，他将帮助自民党保住其地位，并在1982年11月的自民党柏林党代会之后实现自己的诺言。 根舍暗暗下决心，决定把最大的赌注押在这位好友的身上。虽然他不能保证让足够的自民党议员在联邦议院中投科尔的票，但是他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即使突破这一大难关，他仍需要面对另一个问题：自民党在选举中是否能超过5%的选票？如果得票不超过5%，他的党将无权占有议席。根舍想到这里，不由抬起头向科尔那边望去，谁知科尔也正向他这边望来，两位党主席会心地一笑，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时，施密特开始了他的讲话，全国各地的电视观众将通过实况转播目睹这一场面。施密特语调低沉，显得老态龙钟，言辞间极少用手势强调自己的语意。 他说，在社民党和自民党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共同点，如果重新开始，他们依旧可以合作。但是，令他失望的是，自从1981年夏天根舍第一次提出实现政治转折的那一刻起，他本人对两党合作就不得不抱怀疑态度了。自此以后，自民党领导人态度模棱两可，从来没有说一句明确的话，这句话就是：自民党坚持社民党—自民党联盟…… 随后，他转身向右边的自民党人说道，他同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们曾经给予他长期的支持。就他本人而言，他已经尽了最大力量来维持这届联合政府。可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政府的声誉……他不能、也不愿再坐视政府的权威和声誉不断地被毁坏而不管。 施密特说到这里，声调更加低沉，他建议重新举行大选。在此期间，自民党部长们的职务交由社民党人接替。他说，他将提出信任问题……如果他失去信任，他将请求卡斯滕斯总统解散议会。 这一切对于根舍来说，实在太快了！他知道，施密特虽然已经提出提前大选的建议，但是能否通过还未见分晓。因为联邦共和国的宪法为避免政府经常变更、产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那种脆弱的政府而设置了障碍。更严重的是联合政府破裂之后，根舍担心选民的情绪会对自民党不利，如果真的如此，他的党将会遭到毁灭性的灾难。 科尔也意识到了根舍的危险，他希望自民党获胜，成为他未来政府的合作伙伴，而不希望看到施特劳斯及其巴伐利亚人与其一同执政。 最后，科尔和根舍商定于1982年10月1日提出不信任表决案，1983年3月6日举行大选。 虽然大局已定，但许多悲观人士却依然反对换马，他们不相信科尔联合政府会比施密特政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 在联邦议院举行投票的前五天，在黑森州，根舍最担心的局面出现了：自民党的拥护者减少了一半，以至他无权再度进入州议会。基民盟的选票有所减少，而社民党的选票却出人意料的好！ “背叛就是不得好报”，社民党人欢欣鼓舞，并希望能在10月1日取得理想的成绩。 施密特同自民党的决裂，受到了社民党的欢迎。因为社民党已经无法忍受他们的总理一次又一次地督促联邦议会党团的同志同根舍和拉姆斯多夫妥协。这种勉强的作法使许多社民党人认为宁愿放弃执政党的地位。这一次，施密特回心转意同根舍决绝，使他们扬眉吐气，他们决心团结在总理周围，给他以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施密特施展着浑身解数争取那些反对根舍的自民党人，但是他对10月1日的表决却不抱幻想。他明白，自民党议员将用足够的选票确保科尔荣登总理宝座。他坐在总理府办公室的丝绒沙发椅中，用一种充满眷恋的目光缓缓地打量着这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房间。书柜、双面挂毯、表现派画家埃米尔·诺尔德的油画……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无不是精挑细选，他要求这里的一切都应服从汉萨那种冷静务实的风格。只是，他还能在这里呆上多久呢？ 他合上双眼，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倦怠，几缕白发垂落下来，他在问自己是否真的老了？现在他感到最遗憾的是，还有两项重要的计划没有达到：超级大国没有就欧洲战略导弹达成协议；欧洲货币体系没有超出它的第一阶段。他的继任者赫尔穆特·科尔能有足够的能力、经验完成他的计划吗？施特劳斯和他曾经有着同样的看法，希望科尔领导的最多只是一个“过渡性内阁”，但是，谁又能保证事实会给他们这样的明证？ 在10月1日的前一天晚上，施密特召见了外交使节。他用含蓄的语言说，在这个国家的内政形势发生了变动的时刻，把大家请来，是想告诉大家德国人是靠得住的，虽然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后来他谈到美国，说他与四位美国总统是“持批判态度的伙伴”。他要求停止军备竞赛，并重申如果将来的日内瓦谈判没有结果，他仍然主张在德国部署美国导弹。接着，他提到了同法国、波兰的友谊以及自己对欧洲文化的信念。 他的讲话像一个政治遗嘱，所有的大使都明白，施密特总理是在向他的政治生涯告别。许多人被这种气氛感动了，美国大使阿瑟·伯恩斯双眼泛起了晶莹的泪花。虽然施密特总理不得不提前离开总理府，但是他的政治天才和艺术家的性格、气质并没有因此抹煞。 终于，10月1日（星期五），在人们的期待中到来了。下午3点10分，联邦议院主席夏德·施蒂克伦宣布了“建议性不信任表决”的结果：赫尔穆特·科尔以下院497名议员中的256票击败了现任总理施密特。 施密特坐在社民党议员中间，脸色苍白，当表决宣布之后，他全身掠过一阵痉挛。他的政府彻底崩溃了，他的心不由随着残酷的现实沉了下去。对此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是，他仍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昏眩。这时候，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位曾经咤叱风云的领袖，而是一位倦怠的、风烛残年的老人。但是，他仍然是那个施密特！他站起身，挺直脊背，阔步走到基民盟的议席那里，微笑着向新当选的总理科尔伸出了手。 联邦德国总统卡斯滕斯在他的别墅哈默尔施密特官邸举行任命仪式。科尔举起右手，神情凝重，他庄严宣誓：“我宣誓，我要致力于德国人民的福利，增进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捍卫联邦的宪法和法律，认真地完成我的职责和对一切人主持正义。上帝保佑我。” 宣誓完毕，这位身着礼服、仪表堂堂，52岁的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带着迷人的微笑走入联邦议院。他说，他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理，将奉行康拉德·阿登纳、路德维希·艾哈德和格奥尔格·基辛格所主张的政治方针。他将像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前任者们那样，推行“中间道路政治”。他说，他将努力促进商业贸易，控制失业现象，恢复西德人民的自信心。他指出，他的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就是恢复西德人民对他们的国家和政府的信任。他保证将在明年3月6日举行大选。 赫尔穆特·科尔浓厚的法尔茨方言在大厅中回荡，这时他已经作为联邦德国总理载入史册。举国上下都将期待的目光投在他的身上。人们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赫尔穆特·科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年轻的总理，他是否有能力和魄力，引导着自己的政府和国家进入一个崭新的、美好的未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女性的魅力 科尔上台的时候正赶上德国第三次经济危机。从1980年第二季度开始，德国的经济渐入困境，到1982年7月，联邦德国工业衰退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零。德国的经济在风雨中飘摇，失业现象比战后重建时期更为严重，据调查数据表明：1982年上半年失业人数为170万，到了冬季，失业者可能增至250万。 1982年10月13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指出：在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过去几年中就毁掉了50万个工作岗位。不仅如此，今年的情况更加严峻，预计有1500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不得不宣布破产，失业者中仅青年就将近20万人。 联邦德国在低谷中呻吟，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和财政危机，而且还要面对精神和政治上的危机。这时，国家财政岌岌可危，1982年底联邦政府的债务将突破3000亿马克的赤字；联邦、各州、市和邮政部门的总债额将达到7000亿马克。国家部门的债务每天都以2亿马克以上的数字递增…… 在这种每况愈下的氛围中，人们惶惶如惊弓之鸟。他们害怕失去工作，担心军备竞赛，惟恐这个国家一蹶不振。许多年轻人担心前途，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有些人则茫然不知所措，沉溺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或回忆之中。 鉴于这种情况，科尔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厉行改革。他先从削减内阁阁员工资的5％开始，他说：“我们将在政府声明中要求每个人作出牺牲，我想让内阁阁员作出榜样是有益的。”科尔表示，这一措施将从11月日起执行，并且在今后126个月内所有部长和国务秘书的薪金将削减5％。 美联社记者评论说，赫尔穆特·科尔这一作法不会明显地节省开支，也不会解决施密特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危机。但是，科尔的措施却是在告诉人们，在他的领导下，西德人准备勒紧裤带。 为了缓解当前的形势克服日趋严重的失业现象，10月6日科尔召集德国工会联合会、德国公务员联合会、德国职员工会的有关领导会谈，商讨经济纲领。10月8日，科尔又召集了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德国工商大会、德国农民联合会、德国银行联邦联合会等10家经济联合会的最高领导人座谈，群策群力，商讨克服失业、提供足够的培训岗位和重振德国经济的有关问题。与会代表认为，鉴于当前的各种危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 科尔政府决定，把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服务员的工资增长率控制在2％以内。此外，科尔还提出削减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经费，并制定出了一些具体措施。联邦德国的公民一直享受着良好的福利待遇，在过去的10年中工资增加了105％，除年假之外，还可以去矿泉疗养地享受由国家资助的4个星期的休养，科尔打算取消这项福利。科尔的各项改革政策问世之后，立即遭到工会人士和广大工人的抵制。 1982年10月22日，德国工会联合会在法兰克福、多特蒙德和纽伦堡等城市组织20万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愤怒的工人们高喊着口号，抗议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抗议失业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工会联合会主席布赖特在法兰克福举行的集会上呼吁：联邦政府计划采取的革新政策是反社会的，不利于人们的就业，至于冻结工资和削减福利的措施也不会增加工作岗位。他要求政府制定一项较为合适的就业计划。 冶金工人工会主席洛德雷尔在纽伦堡举行的集会上提出强烈抗议，他扬言，如果政府一意孤行的话，那么工会联合会将同它对抗到底。 1982年10月30日，工会联合会在斯图加特和汉诺威组织了18万人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 面对着外界的诋毁、诽谤和恶意中伤，赫尔穆特·科尔毫不动摇，他认为，他自己的勤劳、忠诚和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历史会给予公正的评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自然能够理解，他无须为此操心。他需要做的是如何全力以赴地使联邦德国走出经济低谷，迎接外界的挑战；如何在互相对抗的势力中实现自己的承诺。但是，面对着这群义愤填膺的工人，科尔不无惊讶地说，我才上任4个星期，怎么能够对过去13年发生的经济问题负责？ 1982年12月17日，科尔请求卡斯滕斯总统解散联邦议院，并于1983年3月6日举行第十届议院选举。卡斯滕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斟酌之后，终于拍板同意。这时，已经是1983年1月7日了。 这个时候，科尔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革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据西德五大经济研究所提供的调查数据：今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为1.2％，1983年预计将达到％。不仅如此，在科尔的领导下，联2邦德国结束了持续三年之久的衰退，通货膨胀率、失业率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从1982年底开始，贸易额第一次出现了顺差。 事实证明，科尔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只是，西德人能够支持这位联邦总理吗？ 随着选期的日益临近，德国的各个城市热闹非凡。各个政党的候选人不辞劳苦四处召开竞选大会，发表演说，争取选民。而广大选民们也积极、认真地参与，倾听着候选人的慷慨陈词。他们知道，选举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值初春，寒风料峭，衣不胜寒，可是会场上人们却情绪高涨，声浪喧天，一时间，大家似乎把季节都淡忘了。 科尔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也是候选人之一，另外三位候选人分别是：施特劳斯、福格尔和根舍。其中又以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福格尔实力最强。东欧国家几乎公开表示希望福格尔在大选中获胜。而大多数西方政府领导人都觉得，要是保守的科尔在下星期日的大选之后能够留任，那就比较称心。 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都不远万里到了联邦德国。两个超级大国的介入，使得紧张、激烈的竞选更加火上添油。 科尔深深懂得：根据北约加强装备计划，从今年年底开始，在西德部署204枚中程核导弹，此次大选将直接牵涉到其他国家主要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核力量的对比。美国表示支持科尔，苏联则表示支持福格尔。 两虎相争，到底鹿死谁手？ 1982年3月6日，星期天，德国首都波恩。 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要到来了！上午8时大选正式开始，下午6时结束。随后，各电视台相继发表各区统计结果。各党派总部人影攒动，声浪滚沸，人们正在忙着分析动向。晚上8时，科尔面露笑容，迈着轻快的步伐，出现在基民盟总部大厅中，他刚一出现，立时被人海淹没了。 科尔高兴地对在场的记者说：“我们曾经希望有个好结果。今天就有了这个好结果……我们采取中间派政策。选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是这样采取行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明显地失败了。” “科尔！科尔！”狂欢的人们暴以一阵又一阵的声浪。 就在这个时候，科尔看到人群中一位女士向他投来会心的微笑，科尔心中顿觉一暖，眼眶湿润了。他深切地感受到，在他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有一股巨大的爱情力量在支持着他。科尔为此而感到骄傲。 这位女士正是他的夫人汉内洛蕾·伦纳。 汉内洛蕾轻轻挥动手臂向丈夫表示庆贺。那只是一个极简单的动作，可是其中又包含了多少柔情蜜意？作为妻子，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了解他是用汗水、心智作代价，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地位。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这个时候，汉内洛蕾感到周围的灯光、人影一时间突然疏淡了、遥远了……那个18岁的中学生赫尔穆特·科尔正带着赏心的笑容从路德维希港的晨曦中向她走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深沉的莱茵河 1945年7月17日至8月3日，苏、美、英三个反法西斯国家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会晤，发表了“波茨坦协议”。 在波茨坦会议中，三国不仅仅在关于中国是否与会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像波兰西部的边界问题、保持德国的“统一”等问题也是各持己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把三国所讨论的问题整理成一个会议纪要。于是，1945年8月3日著名的“波茨坦协议”就这么问世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波茨坦协议中没有任何分割、肢解德国的条例，反而表示在占领期内占领国负责共同维护德国的统一。 事实上苏、美、英三国根本不想保持德国的统一、完整，而是按照各自的意图一步步地、有条不紊地肢解这个国家。 一阵冷风吹来，莱茵河的水似乎一下子变得更加迅猛了。科尔望着绿滢滢的河水，心潮澎湃，思绪一下子从历史回到了现实。他站在河边喃喃自语道：“在那一段日子里，德国人实在太难了。在这之前他们曾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痛苦和灾难，也许，这就是历史对这个民族的惩诫吧。”想到这里，他的眼中泛出一层薄薄的惆怅。在战争结束时，科尔还只有15岁，但这个年龄已是足够让他看懂人间的冷暖了。那个时候，成百万的德国人被占领国从“新波兰”的领土上驱逐出来，人们流离失所，而苏占区内苏联人则大刀阔斧地推动土地改革，人们不得不用钱去购买自己的土地，除此之外，还有疾病、饥饿、房荒…… 莱茵河是这一切的见证人，也许，只有它才能给予历史公正的评价。人们没有忘记，战争一结束，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线很快明朗了。科尔站在莱茵河岸，倾听着莱茵河水滔滔的诉说…… 1946年3月1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演说，号召所有西方国家“共同承担抵制苏联扩张的责任”，从此之后，东西方冷战就宣布开始了。 同年6月30日，苏联军管会对苏占区实行全面封锁，禁止苏占区内的德国人同西区的德国人自由来往。这样，两个德国的边界就逐步形成了…… 1947年1月1日，美英成立联合占领区，1948年6月20日，美英法宣布合并。与此同时，三国实行货币改革，发行新货币德意志马克（简称西马克），致使德国首先从经济上分裂了。 同年6月23日，苏占区推行货币改革，发行新的货币马克（称东马克），并决定将东马克作为整个柏林的惟一货币。西方三国拒绝接受，同一天将西马克引进西柏林。 11月30日，东柏林成立市政府，单方面宣布解散原来统一的柏林市议会和市政府。 5天之后（12月5日），西柏林选举市议会并成立市政府。从此，柏林遂告分裂，形成一城两制的奇特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占区和苏占区裂痕日趋明显：一方在资本主义思想的驾驭之下；一方则受到意识形态的领导。终于，当历史走到1949年5月的时候，一场不可避免的分裂到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同一个德意志民族的两个不同经济、政治的国体出现在世界版图上。 1948年4月20日至6月1日，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在伦敦举行高级会晤，决定在西占区成立制宪会议。1949年5月8日，通过了《基本法》（西占区临时宪法），5月23日，西德制宪会议宣布：《基本法》正式生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同年9月15日，73岁的康拉德·阿登纳当选为第一任联邦总理。 1949年5月30日，民德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草案。10月7日该草案生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任命奥托·格罗提渥为总理。10月11日，威廉·皮克当选为民德总统。此后到1990年10月3日，西德与民德——同一个民族、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人民咫尺天涯，整整40余载。科尔凝视着深沉的莱茵河水，心底只有一个念头：德意志民族不能长久分离，德国一定要统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本是同根生 这里的夜绚烂而妩媚，万家灯火，争奇斗艳，大街上的车灯汇成一条川流不息的五彩的河流。沿街的酒家、快餐馆、金融大厦、夜总会、美容院……旋转着各式各样的霓虹灯，将城市的夜空装点得分外妖娆。这是1982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都波恩。 时针指向了23：00点，但是，联邦总理府的灯还没有熄。赫尔穆特·科尔坐在办公室前把一本《德意志史》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一只烟斗搁在烟灰缸上早已灭了多时。 作为一个政治家，科尔喜欢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问题，研究其内在的实质。他明白，如果要实现两德统一的话，必须奉行前总理施密特的“双轨政策”，即一种既发展东方关系，又坚持立足西方的外交政策。二战结束后，特别是1955年5月西德加入了北约，民德加入了华约，从此欧洲就分裂成东西两大对立的阵营，而两德则处在东西“冷战”对峙的前哨阵地。 在西德、民德建国初期，两国都曾把恢复国家、民族的统一作为最高目标。西德在临时宪法《基本法》序言中写道：“全体德国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自决情况下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早在1950年11月，民德政府也致函西德政府，希望由两德代表对等组成全德制宪委员会，成立全德临时政府，然后再举行全德自由选举。但是，1955年两德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之后，两德统一也就遥遥无期了。 在70年代之前，西德认为，民德政府不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是在没有反对党参加的情况下组建的，因此“不合法，没有资格代表人民”，只有联邦共和国才是“德国人民的惟一合法代表”。在外交政策上，西德政府推行旨在孤立民德的“哈尔斯坦主义”（哈尔斯坦是西德外交部国务秘书），拒绝与民德建交的国家往来。例如，1957年曾与南斯拉夫断交；1963年又因此与古巴断交。 从60年代开始，由于苏联在两德统一的问题上态度慢慢冷却，加之两个德国在各方面的分歧加大，致使民德渐渐地打消了统一念头，开始强调两德共存。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民德政府在对形势作出冷静的分析后，仅仅几小时的时间就筑起了一道全长166公里的柏林墙。1974年9月27日东德人民议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全部删去了有关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统一的提法。昂纳克强调指出，“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尽管民德态度异常决绝，但是西德可不这么想。1969年社民党大选获胜，勃兰特政府执政之后，大刀阔斧地删去“并不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的做法，在处理与民德关系方面，一笔勾销“哈尔斯坦主义”，承认民德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并在1972年12月同民德签订了“关系基础条约”，相互承认，互设常驻代表处。从此以后，两德之间的来往不断增多，范围涉及经济、文化、科技、交通、邮电、卫生、环境等领域。为了维系、递进民族感情，从80年代起，西德平均每年向民德提供的各种形式、各种名义的款项就达20多亿西马克。 科尔执政之后，在促进两德统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1982年10月13日的政府声明中中肯地说道，德意志人的国家是破裂了，但是德意志民族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发展下去。他的政府“将竭尽全力在和平与自由中争取并完成德国统一”。柏林墙、铁丝网和射击命令绝对不能阻止德意志民族感情的发展。人道和理智最终将拒绝这些东西，将其捣翻，使德意志人在没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自由地从这个德国到另一个德国去。 1982年10月5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总书记昂纳克致信科尔。科尔在10月26日复信昂纳克说，苏联为了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抗衡。将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部署新导弹，这将严重威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当初美苏两国决定在日内瓦进行的欧洲导弹谈判，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稳定东西军事力量的均势。苏联为了施加其政治影响，居然破坏这一均势，它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作为民德领袖的昂纳克应该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不遗余力地避免这一次“军备升级”，并且尽可能地施加影响，使苏联在民德的土地上不增加新的导弹部署或者削弱将要部署的导弹。 科尔在信中强调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为了稳定欧洲局势、给德意志人民带来利益，两个德意志国家务必要加强、扩大睦邻关系和合作。 1982年以来，美国就开始在欧洲着手部署新的导弹，苏联也不甘示弱，跟着宣布将在民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相应的措施，同美国抗衡。两个超级大国都认为，在欧洲核优势的斗争中，联邦德国的地位至关重要。根据1979年12月底北约双重决议，在西欧部署的美国新式导弹中108枚潘兴ii式导弹全部安排在西德境内。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引起了德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据新华社10月20日电，西德许多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来反对苏美两国的军备升级，各地示威的群众预计达40万之众。在西德首都波恩，8万示威群众聚集在波恩大学的草坪上，高呼着：“既不要北约，也不要华约”，“不要导弹，要工作”的口号。当时，天上飘着绵绵秋雨，人们站在雨中，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在汉堡、在斯图加特、在翁克尔、在新乌尔姆美军基地前……都相继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游行、集会，愤怒的群众拉起“人链”，喊着响亮的口号，以反抗苏美两国的军备竞赛。在这些人中，有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及其他领导人。 科尔总理就此发表讲话时说，联邦政府将支持并履行北约组织1979年底的双重决议，该决议中提到针对减少和限制苏美两国的核武器来统一进行谈判。他说：“我们的政府深信在东西关系中实行对话是有益的。” “我们对正在进行的裁军会谈寄予很大希望，特别是希望在日内瓦进行的中远程武器谈判取得具体进展。”1982年11月15日科尔在白宫同美国总统里根进行秘密会谈时说，不论欧洲其他国家作出什么决定，波恩将从1983年年底开始部署美国的新型中程核导弹。这番保证同他原先坚持北约组织1979年的双重决议同出一辙，但是科尔更赞成就拆除苏联的中程导弹和取消美国的导弹部署计划问题进行谈判，科尔表示，他愿意作美苏核谈判的中间人。 1983年4月15日科尔在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之后，他又于同年的7月4日下午乘飞机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访问，这是他执政以来首次访问苏联。在出访前，科尔表示，如果苏美两国日内瓦谈判失败，西德将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 科尔在访问期间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外长葛罗米柯等举行了会谈。双方在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双方各自坚持自己先前的立场，互不让步。 苏联领导人表示，如果在今年年底前西欧开始部署美国导弹，欧洲和世界局势都会恶化，那么苏联及其盟国将立即采取对应的措施。另外，苏联在日内瓦苏美会谈中决不会让步。 科尔发表讲话时说，如果不久以后的日内瓦谈判不能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那么他的政府就会别无选择地坚持北约双重决议部署美国导弹，以维护、保障西德的安全。科尔希望日内瓦谈判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人们几乎可以从空气中嗅到火药味。《法兰克福评论报》说，科尔出访苏联没有成功，日内瓦谈判“看来情况不妙”。但是，尽管这样，德国人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期待着苏美两国能够在日内瓦会谈中得到一个相互平衡的结果。不久，传来令人失望的消息，苏美因意见分歧而中断了日内瓦的中程核武器谈判。 人们大失所望，一种莫名的忧伤、惶恐袭上心头，他们害怕战争，担心军备升级。在这个时候，民德人和西德人意识到，如果德意志人还如先前一样互相敌视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地理环境和“共同的责任”，现实不允许他们儿戏。因此，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不得不站在一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成功的第一步 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两德关系开始升温，打破了上半年的“冰冻期”。当初，在联邦议院通过部署美国导弹的决定之前，昂纳克就怒气冲冲地宣称，如果在西德的土地上出现了美国导弹，两德关系将出现危机。不久，昂纳克的警告成为事实。但是，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日趋严峻，昂纳克的态度开始转变，表示愿意同西德同胞合作。他说，民主德国要“全力以赴，使德国土地上永不爆发战争”。 谁都知道，一旦战争打响，民德和西德这两个位于“冷战”的前哨阵地将首当其冲地成为军备竞赛的牺牲品。世界上没有人愿意作无谓的牺牲，昂纳克也是这样。1984年3月中旬，春回大地，德意志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民德莱比锡春意融融，每一株树都吐出了绿芽，每一朵花都打出了新苞。虽然春光中仍有刺骨的寒风，但是人们却清楚地知道，寒冬已经过去了。 这一年的莱比锡显得热闹非凡，一批批的人从外地向这里涌来，这其中有政治家、议员和企业家，他们的脸上露着笑容，眼里充满了希望，他们说，莱比锡的春季博览会即将开幕了。 照理说，政治家和博览会之间并无多大联系，但是自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开始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之后，两个德国人都认为，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否则，他们将无法度过这段灰暗的时期。 莱比锡的博览会引起了西德人的关注，仅前往的政治家就达120人。在这群政治家中有两人最引人注目，一位是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另一位是西德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 民德国务委员会主席、总书记昂纳克也兴致勃勃地出席了此次博览会。3月13日，昂纳克在同西德萨尔州州长劳尔谈话时表示，他将接受科尔总理的邀请，将于今年访问西德。 昂纳克这一决定公布之后，引起了极大反响。施特劳斯和拉姆斯多夫激动地说，他们期待着昂纳克的西德之行。 昂纳克是否能够实现他的承诺出访西德？他的访问是否能够递增两德之间的感情，甚至促进两德梦寐以求的统一？德意志人抑压着心头的狂喜，静候这一天的到来。 1984年8月9日，联邦德国外长根舍传出喜讯：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将在今年9月下旬访问联邦德国，科尔总理将就“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同昂纳克举行会晤，并作为会谈的重点。 “我确信昂纳克会在9月26～29日来访联邦德国。”8月17日，科尔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充满信心地说，到时候，我和昂纳克阁下将针对“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无法做的”进行磋商、讨论。科尔说，我们永远不能放弃统一的这个目标，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宜提到日程上来…… 这个法尔茨人永远是那么自信、热情。在追求民族统一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提出疑问或停息过。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对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他成功了。 同一天（8月17日），德意志内部关系部长温德伦亲率一批基民盟的议员对民主德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私人访问。 两德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切都那么令人开心、鼓舞。1983年民德政府批准去西德的人数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民德甚至下令拆掉了东西德边界上架设的一些自动武器。几位西德的领导人高兴地说，东德边界的战士不再向企图逃跑的东德公民开枪了。 不仅如此，两德在经贸方面也加强了合作。例如，西德大众汽车公司与民德签订了一项在民德建立一条大众汽车发动机生产线的合同，金额共计6亿马克。《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说，在当前形势下，大众汽车公司与民德的这项协议不但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1983年7月25日，西德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访问东德，决定由他牵头向东柏林提供10亿马克的贷款。东德在接受这笔贷款后开始拆除两德边界上的自动武器装置，并采取了一系列便利双边人员往来的措施。 1984年7月，联邦总理府国务部长耶宁格尔宣布：联邦政府为德意志银行提供的9.5亿马克的贷款予以担保。民德可以自由地支配这笔贷款，期限为5年。这时，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为了加强两德并促成昂纳克出访西德，科尔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政府给民德提供巨额贷款，科尔能如愿以偿吗？ 昂纳克即将出访西德的消息传开之后，在苏联引起了巨大反响。 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拉格拉金7月27日在《新时代》上撰文说，西德是在欧洲土地上部署美国导弹的“主要幕后策划者”，它和欧洲盟国破坏了苏美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核武器的会谈。 同一天，苏联的《真理报》用大量篇幅指责联邦德国“使复仇主义成为国家政策”，“直接干涉民主德国内政”。并且“企图利用经济杠杆和政治接触来达到这些目的”。 尽管西德人在苏联的攻击下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仍然满怀希望地期待昂纳克的出访，但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发生了，9月4日德通社正式宣布：昂纳克决定推迟对西德的访问，新的访问日期昂纳克本人还没有透露。 当苏联用各种新闻媒介向外界输送对西德的攻击的时候，在民德内部，国防部长霍夫曼和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埃里尔·米尔克对昂纳克的出访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这种阻力下，昂纳克的立场动摇了，他在接见西德生态学家代表团团长莱嫩时说，他决定暂时取消9月份的“西德之行是由于他受到了侮辱，在当前的情况下，同波恩建立正常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他的西德之行是不定期的推迟，但并不意味着取消这次访问。至于“侮辱”究竟是什么，昂纳克没有说明。 昂纳克作为民德领导人从没有到过西德，但是他青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今天的联邦德国的土地上度过的。30年代初，他曾经和赫伯特·魏纳一起工作过，当时他俩都是的信仰者。他在柏林被纳粹逮捕后，坐了近10年的牢，德国被战胜国分裂后，他留在了东部地区，后来扶摇直上，升到了现在的领导位置。 毋庸置疑，昂纳克希望到西德来，在萨尔州的维伯尔斯基兴有他的故居，有他亲爱的妹妹和昔日的朋友，还有他双亲的陵墓……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任何阻力都抑压不住他的思乡之情，昂纳克当然不在例外。 所以，科尔深信总有一天昂纳克会从柏林飞到西德的土地上来，或在1985年，或在1986年，或在1987年。民德宣布昂纳克推迟访问西德这一消息的3天之后，在挪威进行访问的科尔在当地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虽然昂纳克的西德之行取消了，但是西德将不遗余力地在人道主义方面继续改善、发展同民德的关系。 是的，人们完全可以相信柏林墙、铁丝网永远阻隔不了德意志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情谊。但是，有一点，人们不禁要问：究竟要到哪一天，民德人和西德人才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交流，而不需要批准或穿过柏林墙。如果说以上的希望为时尚早。那么，谁能告诉人们这样的一个问题：昂纳克究竟哪一天能够迈着健朗的步子，笑容满面地从飞往西德的飞机上走下来？ 1987年1月，新年伊始，《南德意志报》记者迪特尔·施罗德和克劳斯·德雷尔带着试探的口气向联邦总理科尔提问说，当初（1984年9月），昂纳克曾允诺到西德访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昂纳克宣布推迟此行，请问总理阁下，今年昂纳克是否会到西德来访问？ 科尔回答说，我们已经向昂纳克阁下发出邀请，假如他能够并且愿意接受这一邀请的话，我们这方面没有问题。 1月9日，《南德意志报》用两则标题概括了记者们对总理的采访内容。正题为《假如昂纳克要求，我们这方面没有问题》，副题是《但谈不上关系“正常化”》，人们清楚地看到，自从1984年3月上旬昂纳克允诺到西德访问以来，两德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1984年11月30日，东德全部拆除了部署在东西德边界上的自动射击武器；1985年8月15日，两德又达成了进一步方便过境交通的协议。 但是，人们不能否认，柏林墙和铁丝网依旧横在两德人民的中间。1986年1月9日科尔就两德政策问题发表讲话，提出进一步放宽旅行限制，使被分裂的家庭重新团聚和扩大文化交流等一系列设想时，昂纳克却在西德记者采访时说，两个德国并存是人类的幸事，是欧洲稳定的重要因素。 昂纳克在两德统一问题上是怎么想的？难道一个民族在分裂多年之后重新提出统一是痴人说梦吗？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人们对昂纳克能否应邀出访不得不提出疑问了。可是，科尔对此相当乐观。他说，我们不妨给昂纳克一段时间，我想他应该会到波恩来。 也许，昂纳克真的需要一段时间。 1987年9月7日，一架飞机载着昂纳克从民德启航飞赴莱茵河畔的西德首都波恩。 莱茵河波光粼粼，水草如丝，一群群的水鸟在水面上快活地飞翔。堤岸上，开满了红的、白的、黄的小花，一丛丛、一朵朵散布在碧草间，宛如一幅美丽的织锦。就在这一天，昂纳克西德之行在几经周折后终于如愿以偿了。 飞机在云海上翱翔，一朵朵白云迎面而来又轻快地向身后飘去。昂纳克忽然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血液似乎都沸腾了。 这时，昂纳克禁不住从窗口往外俯视，但见河流如带，房屋栉比，触目所及，极尽繁华。那绿油油的稻田、那银色的池潭、湖泊、那巍峨的高山，还有那如火的枫林……太美了！昂纳克赞叹不已，他暗忖道： “那个科尔果真有高人之处，看来舆论界的评价并非言过其实。” 不知怎么，昂纳克忽然想到，如果两德合二为一的话，领土面积将达到35705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7850万，国界线长6478公里。这个数字再加上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尖端的科学技术，足够使德国重新称霸欧洲，成为欧洲所有国家的代言人的。 昂纳克闭上眼睛，一幅幅的蓝图出现在他的眼前，一时间，他仿佛觉得一切设想都成为了事实。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伟大、智慧的民族，它是古代日耳曼民族中的一部落经过长期融合形成的。人口中主要是日耳曼人、还有少数的丹麦人、吉普赛人和索布族人。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当选为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并创立了德意志早期封建国家和德意志王权，这就标志着德国的历史开始了。当时的德国包括今天的德国、荷兰、瑞士、奥地利，可谓地大物博。 936年，奥托一世继位后，一方面巩固政权，另一方面则带领他的子民南征北战并击败了匈牙利和意大利，建立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当德意志王权走过鼎盛时期后，13世纪中期开始衰败，到了1618年一场著名的“三十年战争”把这个王国搞得分崩离析，继而演变成360多个大小邦国和上千个骑士国。 1806年，拿破仑一世麾兵而下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1815年，德意志联邦宣布成立。从919年开始，德意志民族的战争就接连不断，在数百年中，事实让人们熟悉了喊杀声、刀枪的撞击声和大炮的轰鸣声，但是无休无止的战争实在让人们腻透了。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战胜奥地利、法国兼并南德诸邦之后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德国。 如果从这时候起德意人满足的话，世界也许会由此变得和平了。但是，仅仅在普法战争（1870年）结束40多年后，德国人又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领土、更多的殖民地、更多财富和更多的居民。结果，适得其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失去了原领土的1/8，原居民的1/10和所有海外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失去了10.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昂纳克想到这里暗暗感慨说：“德国人再也不需要战争了，人类需要和平，欧洲需要和平……”这时他突然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历史责任感。这就是：他要不遗余力地使两个德国并存下来，因为这是维护欧洲和平、稳定的前提。 这些年来，不仅是东德这么看，许多国家都这么认为。西德是“继续存在的资产阶级民族”；民德是“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民族”，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昂纳克浮想联翩，这时飞机已经在科隆—波恩机场缓缓降落了。联邦德国总理府部长朔伊布勒，在机场的飞机舷梯旁迎接，代表总统和总理对昂纳克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陪同昂纳克出访的有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主席米塔格、外交部长菲舍尔、国务秘书赫尔曼以及外贸部长拜尔等人。 科尔在总理府为昂纳克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1987年9月7日上午，科尔的手同昂纳克的手紧紧地相握了，两德领导人开始了第一次会谈。 科尔说，我真诚地希望阁下的这次访问能够为扩大两德关系和加深双方之间的合作提供动力。虽然两国不能消除原则问题上的对立，但是我认为这些却丝毫“不能妨碍双方进行合作”。 昂纳克点头笑了笑，说，自从1972年东西德正式签署两国“关系基础条约”以来，两国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有了“根本性进展”。从民德政府来讲，是希望两德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例如在人员往来、交通、旅行、青年交流、体育、家庭团聚、边界、新闻、邮政、经济等方面。从我个人来讲，对至今为止两国之间的政治对话和合作表示满意。 在谈到两德统一的问题上，科尔神色凝重地说，在任何国际环境下，联邦德国始终不会放弃坚持民族统一的立场，我希望民德和西德能够在“和平道路”上来克服“分裂”。 这个时候，昂纳克的笑容在不知不觉中凝固了。他双眼微微一转，冷冷地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像水和火一样是不相容的”，德国问题“已以德国的最终分裂而获解决”，我希望西德不要做统一的“甜蜜美梦”。 昂纳克说到这里，脸上毫无表情，但是他双眸中射出来的光，让人看了感觉那么遥远，那么生疏、冷淡。 科尔审视着昂纳克脸上的表情，他几乎想大声说，昂纳克先生，您的亲人现在在西德，您难道不想同他们永远呆在一起吗？但是，这句话科尔没有说出来，他在思忖片刻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民主德国对西德来说并不是外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德意志民族内部的特殊关系。我想代表联邦政府再次表明，我们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坚定不移。” 9月9日，昂纳克回到了他的家乡萨尔州。当他看到了他心爱的妹妹和老朋友时，他禁不住热泪盈眶。几十年了，在他离别故园的时候，他的妹妹还是一位妙龄姑娘，当他重返故园时，昔日的红颜已成为六旬老妪了。 此去之后，何日再相逢？昂纳克虽然是一国领袖，却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柏林墙的大门打开了 康拉德·阿登纳在50年代就明确地指出，联邦政府争取民族统一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只有在东西方国家取得谅解、双方普遍赞同的情况下，西德统一的机会才会到来。 不错，不论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具体到一个人，在他的旅途中，谁不想成功呢？但是，为什么有些事情一帆风顺，而有些事情却事与愿违呢？ 有100个人着手从事同一项事业，他们禀性相同，才能相当，甚至活动节奏、办事效率也不相上下。然而，他们中间仅有几个人成功了，其中原因是什么？尽管这100个人是以同样的方式开拓事业，可是他们的机遇是不等的。韩愈在《与鄂州柳中丞书》中写道：“动皆中于机会，以取胜于当世。”这说明，成功与机会是分不开的。而赫尔穆特·科尔则是二战结束后惟一有机会实现两德统一的人。 1989年1月21日，昂纳克发表讲话说，如果西方不消除建筑柏林墙的动机，那么柏林墙将继续存在50年，甚至100年。谁能料到在同年的10月18日，昂纳克却被迫辞去党内外职务；在11月9日，封锁40余年的柏林墙突然宣布开放了。风云突变，沧海桑田，何以仅仅只有数月之隔？事情说来其实并不稀奇。 1989年年初，民德内部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动荡的预兆。可是到了春夏之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政治急剧变化，给民德带来巨大冲击。这时，民德人似乎不再那么听话了，一些长期压抑在心头的想法突然炽热起来。1989年5月2日，匈牙利开始拆除通往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从此为民德人打开了一个经匈牙利入奥地利逃往西德的缺口。从这时起，西逃的民德人犹如决了堤的洪水一齐涌入西德驻匈、捷、波等东欧国家的大使馆，要求西德外交人员帮助他们进入西德。8月1日，匈牙利开始拆除与奥地利之间未经特许不准入内的隔离带，为西逃民德人大开方便之门。 离家出走的人越来越多，民德政府对此束手无策。由于大批民德人的进入，使得大使馆无法正常办公。在这种情况下，西德只好陆续关闭了驻匈、捷使馆和驻民德的代表处。8月11日，科尔致函昂纳克，要求双方共同寻求解决民德人进入西德使馆的问题。23日，科尔就此发表政府声明，说西德不会对此局面无动于衷，他希望同昂纳克会晤。 民德政府几乎找不出任何方法来制止越来越多的人西逃。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61年8月，从整个东欧逃到西德和西柏林的人达350万，其中269万为民德人，占民德总人数的1/6。针对这种现象，民德统一社会党在同苏联协商之后，决定对民德与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边界实行“有效控制”。于是，1961年8月13日，在昂纳克的统一指挥下，从零点开始行动，在短短的几小时内，民德军民建筑了一条长长的柏林墙。 最初的柏林墙只是一道铁丝网，后来才成为钢筋水泥结构。其全长为166公里，把整个西柏林环形包围，只留有9个过境通道。为了有效地防止公民“逃离共和国”，设计者在柏林墙的设计上煞费苦心。柏林墙共有两堵，中间是一条宽窄不等的狭长地带，平均宽度为50米，作为控制区。在控制区内有一条宽6～7米的军用车辆通道，在108公里长的地段上还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5米。如果有汽车掉进去的话，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柏林墙高约3.5～4米，墙头铺设着铁管，使人无法翻越。在柏林墙沿线总计有265个瞭望塔、137个碉堡、274个警犬巡逻设置。除此之外，还布置了地雷区、观察哨所、射击装置、报警器和照明设备。在建墙的同时，民德和西德的整个边界上还拉起了铁丝网，一旦有人稍加触及，就会发出刺耳的警鸣。 而今，成千上万的民德人离开家园辗转进入西德，民德政府对此几乎无所适从……1989年9月10日，匈牙利宣布废除1969年同民德政府签署的《关于禁止对方无有效证件公民去第三国的协定》，此时，柏林墙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以及其他东欧各国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其速度之快令人始料不及。9月14日～19日，在民德境内出现了反对派组织“新论坛”和“民主革新党”。 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大权独揽”，要求民德政府效仿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波兰从2月份开始，举行了由各党派参加的“圆桌会议”，6月份团结工会在竞选中获胜，8月份组成了由非人领导的马佐维耶茨基政府。与此同时，匈牙利国内亦是一片沸沸扬扬，社会主义工人党从2月份起放弃了执政党的地位，准备举行全国大选。 没有谁知道民德的局势究竟会怎样发展，但是它的变化早已引起了苏、美、英、法、西德等国家的关注。 西逃的队伍仍在增加，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开始用专列把滞留在布拉格的1.1万多民德人送往西德。10月15日，运送民德难民的专列从华沙开出……在这种形势下，民德政府不得不宣布：公民可以申请直接去西德，而不需要经过第三国。 1989年10月7日，是民德建国40周年庆祝日。早在前一天，戈尔巴乔夫就乘专机抵达东柏林，参加民德的国庆活动。从1985年执政以来，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方面奉行两个德国政策，反对两德统一，另一方面则按照“政治新思维”精神支持民德改革、允许它自由选择道路和不干预内政的新政策。他在1987年《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写道：“100年后将会怎样，那需要由历史决定。而现在则应从业已形成的现实出发。”这个现实就是“存在着两个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德国”。 戈尔巴乔夫抵达民德之后，迎接他的除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还有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波茨坦等城市举行的示威游行。示威者组成庞大的队伍，高呼着口号，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 戈尔巴乔夫在出席东德国庆40周年的活动中，一方面对民德执政党和政府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则强调说，社会主义需要进行“第二次呼吸”，“不仅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且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谁行动晚了，谁就要受到生活的惩罚。”他在参观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受难者的纪念碑之后，对纪念碑前的人群说：“我确信，每个国家的前途都必须由本国的人民自己决定。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德国朋友，知道他们善于深思熟虑，有能力从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有能力实行相应的政治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维似乎对昂纳克并没有起到任何影响。这位坚定的信仰者在国庆讲话中强调，民德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永远前进，决不后退。”但是，昂纳克的立场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得到拥护，许多人对他的信仰不理解，批评他顽固僵化、因循守旧。1989年10月18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十届九中全会上，埃利希·昂纳克因“健康原因”被解除职务。会议选举埃贡·克伦茨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10月24日，克伦茨又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克伦茨完全接替昂纳克了。 克伦茨刚刚上马4天，戈尔巴乔夫就打电话来对他的当选表示祝贺，并邀请他出访苏联。克伦茨欣然允之，11月1日前往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会谈。3个小时的会晤使克伦茨茅塞顿开。他说，民德原先对“社会发展实质的估计不够现实，没有及时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次访问将使民德从莫斯科的“新思维”中得到启迪，并将推动国内的改革。克伦茨对记者说，民德赞成改革事宜。 戈尔巴乔夫恭祝克伦茨说：“我认为你会成功的。”并希望民德领导人能够剔除改革中的绊脚石。 民德的局势正迅猛地发展。在民德40周年国庆的第二天（10月8日），一个新的反对派组织“社会民生党”又悄悄地诞生了。10月29日，西德两位政界要人瓦尔特·蒙佩尔和霍斯特·埃姆克趋步东柏林同反对派领导人进行秘密会晤。同一天，在东柏林市政厅前，两万群众举行集会，第一次有人公开地提出拆除柏林墙。 10月30日，在莱比锡、哈雷等城市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要求民德给“新论坛”以合法的地位。令人费解的是，警察竟未出面干涉。 此时民德的局势真可谓瞬息万变。克伦茨依旧按兵不动奉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我深信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较好的主张。”“我们应该持现实的看法，我们不应生活在幻想世界里。”他继续强调：“柏林墙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边界，实际上它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和两个军事集团的边界。” 克伦茨的“柏林墙”论已经不能够当作什么至理名言兜售给他的人民了。仅仅几天之后，柏林墙突然宣布开放，其速度之快真有些“戏剧色彩”。 11月4日，东柏林爆发了民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者多达50万人。同一天，捷克斯洛伐克征得民德政府的同意，为民德人打开了进入西德的边界。人们获悉后欣喜若狂，第二天居然有1万多人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进入西德，有的甚至徒步而行。 这时，民德的政权实际上是岌岌可危了，党报《新德意志报》甚至也站到了示威者的一边，赞扬他们“热情奔放，激烈而具有建设性”，希望党能够“发生转折”。 鉴于这种情况，共青团报纸公开要求国家领导人辞职。11月7日和8日民德政府和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先后集体辞职。政府发言人沃尔夫甘·迈尔11月7日在东柏林用一种难以掩饰的忧伤对记者宣布说，从今天起，以维利·斯多夫为首的44名内阁成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在新部长上任之前，政府将照旧办公。 昂纳克下台之后，国内危机四伏，越来越多的人对民德失去信心要求到西德去，迫于这种形势，克伦茨冥思苦想，仍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策，只好打电话向戈尔巴乔夫求援。戈回答说，两个德国之间的边界不得不开放，他相信民德领导人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决定”。克伦茨心领神会，说，政治局会制定出新的旅行规定，但是还需要好几天时间。 民德的政治家们投入紧张运筹之中，到11月9日依旧什么决定也未作出来，但是，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当时的民德党中央正在起草一份《关于民德公民经捷克斯洛伐克去西德长期旅游的变更决定》，新规定允许公民离开民德，但需要提出申请。这个决定原计划是准备在11月10日凌晨4时以政府发言人沃尔夫冈·迈耶尔发表声明的形式公布，并送给德通社副总社长伍尔达克。 但是，事情发展并非如此。下午1时政治局审阅、批准了该决定，4时之后，新上马的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克伦茨向中央委员会宣布了该规定。政治局委员、党中央新任发言人、东柏林第一书记冈特·沙博夫斯基下午并未参加克伦茨主持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但是他在东柏林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却突然接到了一张由外贸部长拜尔递给他的便条。这张便条是克伦茨写的，他告诉沙博夫斯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个新规定，即政府立刻取消所有限制，允许人们自由地经民德任何一个过境点到西德旅游。这时，已经是下午18时了。1小时后，沙博夫斯基传达了便条的内容。德通社总编魏尔兹贝格等人从电视上收看到沙博夫斯基的讲话后，不顾总社长伍尔达克的反对，在4分钟后公布了那个《决定》。 东柏林人从电视、广播中获悉后纷纷走出家门，向柏林墙汇合，仅仅几分钟时间，柏林墙边就聚集了几千人。到晚8时，人群沸腾起来，许多人高喊着“打开大门”，有的甚至爬到4米多高的墙上……成千上万的人像潮水一般不断地从各地涌来。欢呼声以及用手捶打大门的声音混成一片。到晚10时，边防部队和警察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和指示的情况下打开栏杆，让欢乐的人群“不受阻碍地”向西柏林涌去。晚11时，西德电视台在晚间新闻中播出：“民德宣布，其边界即时起对所有人开放，通向西方的旅行自由了，柏林墙的大门打开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十点方案 柏林墙的开放意味着什么？ 西德总统冯·魏茨泽克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布什说：“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发生了。 撒切尔夫人说，我希望这是“拆除柏林墙的第一步”。 密特朗说，我真为“欧洲的自由和进步”而高兴。 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说，柏林墙开放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两德统一还不是现实的问题。 11月10日，一架飞机从波兰首都华沙启航飞向汉堡，然后又飞往西柏林。机舱中科尔不时地从窗口向外探视，他的嘴角、眉梢上挂满了笑容。按计划他现在应该在波兰访问，但是柏林墙的开放使他没有心思将计划完成下去。柏林墙开放之后，大量的民德人涌入西德和西柏林给西德和西柏林造成极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他必须回去解决此事。 下了飞机之后，科尔来到西柏林市政厅前发表讲话。他激动地说： “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这确是一个极其愉快的时刻。”科尔在西柏林逗留一天后，赶回波恩召开内阁紧急会议。 同一天，西德政府就柏林墙的开放发表声明说，实行旅行自由是民德的重大举措，西德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民德的改革能够进一步深入。 从柏林墙各个过境点和西德边界上的各个过境点进入西柏林和西德的民德人越来越多，11月11日达70万；12日竟猛增到130多万；到了13日，仅获得私人旅游签证的人就有518万了。面对这种情况，西德国内上至政界要人、社会名流，下到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都在谈论一个问题：柏林墙的开放能够促进德国的统一吗？ “不，两个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11月11日上午，克伦茨同科尔通了电话之后，在东德电视台这样坚定地表示。他说，科尔和他商定“不久后在东德而不是在东柏林会晤”，两国将在“经济、环境、文化、人道主义、运输和邮电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但是，他和科尔的会谈不会促进两德统一。 克伦茨的态度并未使科尔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失去信心。他知道，只要是他想办成的事，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当初昂纳克不是决定不定期推迟访问西德吗？结果在三年后依旧欣然赴约；克伦茨在上任的时候不是称赞“柏林墙”吗？结果仅仅几天后，“柏林墙”就宣布开放了。因此，在电话中，科尔满怀信心地说，克伦茨先生，我们的政府将不遗余力地“改善东德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叫他们觉得现在所住的地方生活不错而不想离开”。 克伦茨在接受西德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民主德国决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州，只能是作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存在。”两个德国的并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作为史实，它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民德大多数人看来，西德某些政治家的那种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态度越来越令人讨厌。 11月13日，在莫德罗被民德人民议院选举为民德总理之前，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同样表示反对两德统一。他说，“两个德国的存在是欧洲稳定的基础”，柏林墙虽然开放了，但并不意味着两个德国会统一，民德将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在第二天，莫德罗又强调，民德拒绝艾滋病、犯罪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侵蚀，柏林墙作为东西方和平与缓和的保障，必须保留，如果“完全拆除柏林墙可能造成混乱”。 民德反对派“新论坛”也反对两德统一。在12月18日的声明中， “新论坛”表示：现在两德统一是不明智的。这样做虽然能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大部分人将面临失业和失去共同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如果两德要实现统一的话，这个事实只能在两个平等的德意志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民德现在需要的是外部经济援助和合作，而不是过去的对峙或突然建立联邦。 在民德公民中也有不少人对两德统一持反对意见。据莫里民意测验所调查结果表明：在被问及的201名东柏林人中，有48%的人认为两德统一不是个好主意；38%的人表示赞成；14%的人则举棋不定。 在东欧的急剧变动中，特别是1989年末民主德国政局变化，德国统一问题骤然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这是美国始料不及的。面对这种形势，美国忧喜参半，一方面，美国感到这是西方势力进取东欧的绝好时机；另一方面，又担心处置不当会因此危及自身利益。布什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心采取观望态度，耐心等待一段时间，而不做使人后悔的事。11月13日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政府惟一的决定是支持苏联和西德竭力避免德国过早统一。 在两德统一的问题上，苏联同样持反对意见。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让民主德国受到欺侮”，“必须从战后的现实出发——存在两个主权的德意志国家，两个联合国会员国，背离这一点将会导致欧洲的不稳定。” 但是，不管怎样，赫尔穆特·科尔决心把实现两德统一作为联邦德国的头等大事来抓。1989年11月28日，他向联邦议院提出了如何逐步实现统一问题的十点计划。该计划准备分三步统一德国：第一步，西德准备接受莫德罗总理在11月17日政府声明中所提到的关于建立两德“条约共同体”的想法，推动民德进行“根本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即“发展德国邦联结构”。第三步，把两德关系的发展纳入总的东西方关系和欧洲联合的进程之中，并逐步在人民自决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统一。 在科尔十点计划提出的当天，东德政府发言人表示，该计划不符合现实，德国统一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11月29日，民德政府发言人迈耶尔指责科尔无视两德关系的基础条约，无视赫尔辛基会议文件中关于两个德国主权和独立的明确规定。迈耶尔说，两德关系的稳定是欧洲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任何一个严肃思考问题的人都不想打破欧洲的平衡。在谈到建立“邦联结构”时，迈耶尔颇有兴趣地指出，所谓的“邦联”应是“一种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邦联”。 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民德群众普遍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12月11日晚，在德累斯顿举行的游行示威中，一些人举着西德的国旗高喊着“祖国统一”；而另一部分人则大声吆喝“纳粹分子滚蛋”。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城等地举行的游行集会上，情况亦是如此。 还有一部分民德人面对这种情况既喜又忧。他们一方面憧憬着“邦联”，另一方面又害怕“邦联”之后，实力雄厚的西德经济会使民德相形见绌。有的报纸甚至预言说，民德人在统一之后将失去他们原来拥有的许多东西，沦为廉价的劳动力。 美国政府认为，德国统一对他们来说，既有利，又有弊，而且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这些利弊也在相互转换。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方面心情相当复杂，他们一面权衡自身的利益得失，一方面又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在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上作出抉择。 起先，德国统一问题刚刚被重新提起，美国深感突然，只好采取应付、拖延的态度。美国国务卿贝克说，两个德国“从自由履行的权力一下子跨到统一问题，为时尚早”。但是，随着两德统一的呼声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科尔提出十点计划之后，美国的立场又变了。11月29日，即科尔的十点计划提出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贝克表示，科尔的这一举措是美国和西德多年以来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贝克又提出了美国在处理德国统一问题的四项原则，试图来影响统一的进程。 从法国来说，它是不希望看到德国统一的。其一，两德统一后，德国各方面势必迅速崛起，主宰欧洲事务，法国的政治地位将受到冲击；其二，两国宿怨甚深，从1870～1944年曾三次交恶。因此当十点计划一问世，密特朗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12月6日，密特朗飞赴基辅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双方一致认为，德国统一还为时尚早。 英国政府同样反对两德统一。十点计划提出的当天，撒切尔夫人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德国统一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以后，撒切尔夫人也多次声称“解决德国统一问题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力图来延缓统一的进程。 不管外界反应如何，科尔决心沿着自己的抉择走下去。他知道这个世界上不经过努力而成功的事是没有的，正如他小时候不去拼命地干活就不能挣到钱一样。他对自己说，赫尔穆特·科尔，对，就这么干下去！你会成功的！ 就在这个时候，民德国内局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2月3日和6日，上任不到两个月时间的民德领导人克伦茨突然辞去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鉴于国内统一呼声日益高涨，从12月7日起，多数党派改口支持两德统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民德执政党突然表示，两个德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不仅如此，他们还将“统一社会党”改名为“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继而又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科尔放下手中的报纸，这时，他的秘书走进来向他报告说：“总理先生，您12月19日至20日出访民德的日程已经安排好了。” 1989年12月19日，德累斯顿机场。 新当选的民德总理汉斯·莫德罗站在那儿脸上漠无表情，但他的眼睛却眯成两条细线向远处的天空遥望。 天空是湖水般的蓝色。上面飘着几朵白云，几只小鸟的身影偶尔从天幕下掠过。外交部长奥斯卡·菲佶尔站在莫德罗的身旁。他低头看了看手表说：“总理，我看他们应该快到了。” “他们”是谁？何以能够惊动民德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大驾？“他们”绝对不是平常的人！ 当时针指到上午九时的时候，一架德国飞机缓缓地降落了。舱门一开，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走了下来。随同科尔的还有：德意志内部关系部长多罗特·维尔姆斯、联邦经济部长赫尔穆特·豪斯曼、联邦总理办公厅主任鲁·赛特尔斯等人。 莫德罗阔步上前一把握住科尔的手说：“非常欢迎总理阁下的到来。” 科尔笑着说：“总理阁下亲自出迎，真令我感激不尽。” 莫德罗笑道：“哪里，哪里，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正希望获得贵国的支持与合作呢！” 科尔说：“两个德国都是源于日耳曼民族，我国有义务同时也非常愿意同贵国合作。” 两位总理互相寒暄，随后便钻入汽车，直奔德累斯顿的贝莉维饭店。 科尔此行对于民德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国政府除了签署两个重要文件之外，而且还要商榷数十亿马克的投资计划和信贷建议。在科尔出访的前夕，西德《星期日图片报》在一篇题为《科尔携带千亿马克计划会晤莫德罗》的文章中作了详细介绍。文章说，联邦政府为了进一步方便人员往来和实现广泛的经济合作，12月19日科尔总理将携带数十亿马克的巨额投资计划飞赴民德同莫德罗总理举行会谈。另外，联邦政府还打算在今后的10年内，为西德经济界向民德提供1000亿马克投资计划提供担保。 德累斯顿的谈判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科尔和莫德罗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全面合作协议和建立德国混合委员会的文件上签了字。 12月19日下午科尔和莫德罗在德累斯顿文化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莫德罗在会议期间向1500名新闻记者激动地宣布，民德政府为了推进人员自由往来，决定在圣诞节前夕取消西德公民和西柏林市民前往民德所需的签证，免除西德公民访问民德时每天必须以1∶1兑换25个以上马克的决定。另外，民德将开放勃兰登堡门并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 这绝对是一个动听的声音，甚至比贝多芬的交响乐更美妙十倍！记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镁光灯连闪。 科尔在会谈中继续强调他的十点计划，并允诺向民德提供大规模的经济和财政援助。两德的关系正朝着健康和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种势头，乐观人士完全可以断言：在不久的将来两德统一定成事实。 12月22日下午，勃兰登堡门人山人海彩旗飘扬。近20万人聚集在这里，正激动地期盼着勃兰登堡门重新开放。忽听得一阵春雷似的欢呼声，勃兰登堡门在关闭了28年之后，终于向德意志人开放了。科尔在庆祝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勃兰登堡门的开放，“是我一生中情绪最激动的时刻之一。”下午3点，在两国官员的陪同下，科尔和莫德罗手牵手走过勃兰登堡门。 1989年12月30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年终讲话。在回顾德累斯顿的访问时，这位联邦总理感慨地说，那次访问，我和我的民德同胞曾经有过令人难忘的会面。 勤劳、热情的民德群众令科尔难忘，同样，这位联邦总理的一言一行也深深地打动了民德人的心扉。从科尔的身上，很多人看到了“邦联”的前景。他们认为，如果这位和蔼的法尔茨人能成为他们的国家领导人的话，他们将会生活得非常不错。在这种心理的促动下，许多人改变立场，开始拥护统一。据调查，民德群众中要求统一的人，从十点计划提出时的不到一半，猛增到1990年1月20日的76%。 1990年1月27日，民德电视台向全世界广播：今天参加“圆桌会议”的各党派人士一致通过，决定将原定在5月6日举行的民德自由选举提前到3月18日举行。 1990年1月29日。民德总理汉斯·莫德罗应苏联政府的邀请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会晤。这时民德国内各政治党派为了争取选民，确保3月份大选的胜利，纷纷挑起了“德国，祖国统一”的大旗。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意识到如果他们依旧奉行反对两德统一的政策，势必会遭到德国人民的反感。 当初，戈尔巴乔夫极力推行“新思维”并受到世界普遍赞赏，而民德日益高涨的统一正是“新思维”影响下的产物，如果苏联仍持异议，很可能让“新思维”取得的成果功亏一篑。另外，两德实现统一苏联将从中获得两个好处。其一，苏联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必定会实行中立，那么西德离开北约后，北约的实力将被削弱。其二，苏联从德国获得的外汇收入将明显增加。 在权衡自身的利弊得失之后，戈尔巴乔夫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折。在同莫德罗举行的会谈中，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民德总理说，德国统一问题并非出人意料，“德国人有权统一”。四大国对德国的义务、欧洲安全和裁军进程与德国统一必须是一致的；“原则上没有人怀疑德国人的统一”。 莫德罗听罢不由惊呆了，他简直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但是，仅仅几秒钟的时间他马上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他身边坐的那个人正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转变立刻受到了来自西德方面的欢迎。科尔在1月31日满面春风地说，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是“令人鼓舞的”，联邦政府在两德统一的问题上愿意同东西方邻国合作，寻求一个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设性方案。科尔用赞赏的口吻说：“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造和开放政策，这些变化是决不可能发生的。” 从1月29日到30日仅仅两天时间，但是这两天的时间足够使一个人的思想发生转变。莫德罗思想变了，在两德统一的立场上他不再犹豫不决，而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提出了实现统一的方案——《德国，统一的祖国》。这时，时间仅仅才指到1990年2月1日。 在莫德罗方案提出的当天，这份文件就摆到了科尔的办公桌上。科尔强压住内心的激动，把文件反反复复地看了数遍之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方案》的大意是：二战结束之后，两个德国统一的问题经过几度挫折后，已经正式提到了日程。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遵循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严格履行两德原已签订的条约，统一前实行自决原则，互不干涉内政； 第二，维护苏、美、英、法四国的权益，维护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 第三，统一后的德国实行军事中立。 接着，莫德罗提议，从四步来实现统一： 第一步，建立条约共同体； 第二步，成立邦联； 第三步，把两国的主权转让给邦联的权力机构； 第四步，通过邦联内两个部分的自由选举，建立邦联式的统一的德国。 科尔看罢，良久不语，双眉微蹙，他拿起笔在“统一后的德国实行军事中立”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条横线。 1990年2月3日，科尔在瑞士的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上说： “我坚决拒绝德国中立的概念。”这个提法“同全欧联合进程的逻辑相矛盾。处在欧洲心脏地带的一个统一的德国是绝对不能孤立的。”我对莫德罗总理赞同德国统一的主张表示欢迎，但是严正拒绝德国中立的方案。至于究竟如何实现统一道路上的每个步骤，联邦政府准备等到3月18日民德大选揭晓之后，同自由选举产生的民德政府进行会谈。 莫德罗坐在会场的一角没有吱声，他的脸上带着一层淡淡的忧郁。民德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国内经济面临着崩溃。他的国民对他的政府越来越没有信心，每天大约有2000左右的人打点行装迁移到西德去。仅一月份西迁的人就有5.5万人……莫德罗的心沉甸甸的，有如压着一个巨大的铅块。面对这种形势他头昏脑胀无计可施。这时，他甚至有一个想法，为了维持这个国家，他将不惜一切政治代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五章 “2+4”方案 在1989年底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中，美国总统布什以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不符合苏美两国的利益。当科尔的十点计划甫一提出，美国深感问题的突然和复杂，并以“为时尚早”、“不应操之过急”进行延缓。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切尼表示，“我们今天无法预测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也无法猜测它怎样到来”。 但是，随着德国统一步伐的加大，特别是民德执政的统一社会党一次又一次的“退让”令美国惊诧不已。这时，精明的美国人认识到，1990年3月的大选将使民德发生重大转移。如果现在还不抓住时机控制德国统一的进程，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和在西方盟国中的地位将受到冲击。于是，美国匆忙改口说，德国统一是“现实的”，“美国现在和将来都将一贯站在支持德国统一的前列”。 两个德国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统一呢？在这个统一过程中，美国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这一进程呢？ 围绕着上述问题，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副顾问罗·盖茨进行商榷；美国国务卿贝克、国务院顾问罗·佐利克、助理国务卿雷·塞茨和政策计划处处长丹·罗斯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于是，被誉之为“外交杰作”的“2+4”方案慢慢地诞生了。 塞茨提议先由两德商议解决与统一有关的“内部”问题，即有关两德统一的方式、时间、速度以及两德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制度等等；然后再由两德和四大国共同研讨、解决统一的“外部”问题，即有关四大国对德国的权益、统一后德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战后边界以及柏林问题。 塞茨提出该建议后，布什和贝克考虑一番表示赞同，并决定在四大国和两德未通过之前暂时保密，不告之其他北约成员国。 “2+4”方案若真正提到日程付之于实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90年1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来到美国访问，美方在寒暄之后立即呈上该方案。赫德见罢愕然一惊，沉吟半晌后嗫嚅着说，我以为只由四大国来决定德国统一问题更加合适一些，即“4+0”方案……但是赫德敌不过美国的一番苦劝，最后勉强表示接受“2+4”方案。 四天之后，西德外长根舍又欣然赴美。美方照本宣科之后，根舍点头应允。但他强调说，应该先由两个德国来决定各项事宜，然后四大国方可介入，即“2+4”，而不是“4+2”。接着，根舍又指出，联邦政府反对“4+0”，也反对“2+15”，即反对所有北约国家都参与德国问题的讨论。 在说服英国和西德之后，美国信心百倍地把目标再指向苏联和东欧。2月5日，贝克离开华盛顿，首先在爱尔兰香农拜会了法国外长迪马。这是一个初春的天气，窗外柳芽新吐。双方经过一个小时的谈话后，迪马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贝克先生看来我只好接受您的方案了，不过，我想申明一点，我更喜欢‘4+0’这个方案一些。” 2月7日，贝克又兴冲冲地飞赴莫斯科拜会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当贝克刚刚把美国的设想摊出，谢摇头说，这个问题应该同戈尔巴乔夫商量比较合适。于是，次日上午，贝克又来到了克里姆林宫。这一次，贝克没有达成所愿，戈在听完贝克的介绍之后若有所思地说，他和英、法政府一样更加欣赏“4+0”，至于“2+4”，戈不置可否。 这时，贝克已经不可能留在莫斯科了。第一，他必须参加2月13日的渥太华“开放天空”的外长会议；第二，在2月13日之前，他必须按照日程安排访问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第三，恰逢这个时候（2月10日），科尔携同他的外长根舍来到了苏联访问。贝克不想在没有英国人和法国人参加的情况下同科尔接触并谈及德国问题。于是，贝克匆匆告别了莫斯科，但是在临走前，他派人给科尔送去了一封信。科尔想不到能在莫斯科接到美国国务卿的来信，在信封上醒目地写着几个字：“供您亲阅。”科尔微蹙眉头，当他把来信读罢之后才明白，这位细心的贝克先生是向他通报苏联政府对“2+4”方案的反应。科尔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从掌握的信息来看，在莫斯科，他的任务将是严峻的，很难保证能够说服戈尔巴乔夫。 2月10日，科尔、根舍在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紧张的会谈，下午6点左右一切都明了。 戈尔巴乔夫说，德国统一的问题应该由德国人自己来解决，包括统一的时间、速度、条件，以及统一后的国家形式。苏联尊重德国的选择，但是德国在统一过程中必须尊重战后欧洲各国的边界，尊重四大国的责任和权利。如果统一后的德国仍留在北约，苏联将不能接受。说到这里，戈盯着科尔的眼睛严肃地说，我希望德国的土地上永远不要发生战争。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已经说明苏联政府为两德统一开了绿灯。科尔喜上眉梢，越发感觉胜券在握，他郑重地对戈保证：统一的德国只包括现在的两个德意志国家领土。德国人已经饱受战火的蹂躏，因此“从德国土地上应当产生的只是和平”。 莫斯科之行取得圆满成功，科尔喜不自胜。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联邦总理站在麦克风前毫不掩饰地说，2月10日，“这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个好日子”，戈尔巴乔夫“最终打开了通向德国统一的道路”。 科尔的事业进展得顺利极了，就像预先编排的故事一样。科尔感到在这条通往两德统一的道路上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挑战，同时也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信心。他信步而行，来到莱茵河畔，但见波光潋滟，水草如丝，真是说不出的清新秀美。一时间，他豪情万丈，竟迷失在这大自然的风物中了。 1990年2月13日，当波恩的人们照常起居工作的时候，上千名从各地赶来的新闻记者却早早地守候在联邦议院或联邦总理府前，急不可待地等待着科尔和莫德罗解开下列问题的答案。 两德将如何建立货币联盟？这是否是实现统一的第一步？ 鉴于民德国内的经济危机，科尔政府将在此次会谈中向莫德罗政府提供多少援助？ 两个德国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统一？ 这天上午，民德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亲率17名部长对波恩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双方将针对西德内阁2月7日提出的关于两德建立货币联盟，西德向民德提供紧急援助以及两德统一的途径进行会谈。 记者们发现，今天的莫德罗显得坦率、真诚，清澈的眼里充满了希望。在这之前，他是一位忧心如焚、食不甘味的总理。他的人民无休无止地从民德流入西德，使得民德经济濒临崩溃。据统计，仅1989年外流人口就达34万，1990年初又增加了8.5万，长久如此，国将不国……鉴于这种国情，莫德罗总理的选择是什么？科尔总理的反应又是什么？他们在双方的攻势下能做出让步吗？ 当记者们再度引颈顾盼的时候，科尔已经悠然自得地从会议室走了出来。他说，现在历史已经赋予德意志人实现祖国统一的机会。能否实现统一，完全是取决日耳曼子民了。西德政府决定向民德提供50亿马克以上的直接或间接贷款，其中包括3000万马克的人道援助。另外，双方决定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建立货币联盟和经济共同体的问题。…… 科尔的讲话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记者们用笔或录音机迅速地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这时科尔的秘书走到科尔跟前轻轻地对科尔说：“总理阁下，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渥太华来电，‘2+4’方案宣布出笼了。” “2+4”方案的出笼，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波兰等欧洲国家纷纷抗议，对六国搞越顶外交表示不满。它们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们曾受到了德国的侵略、颠覆，在两德问题上它们应该享有发言权、决策权，但是它们却被六大国无情地遗弃了。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要求务必对其中关于德国的邻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安全问题的提法作出修改。比利时外交大臣伊斯更斯在2月23日写信给美、英、法和西德外长，希望比利时能够参加德国问题的有关谈判。与此同时，卢森堡、西班牙、挪威也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在这些国家中，最忧郁、最惶恐的就要数波兰了。波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用子弹和皮鞭为波兰现代史写了最悲壮、最惨烈的一页。据记载，近246万波兰人被迫为德国人做苦役，600多万波兰人在德国人的屠刀下丧生，这个数字足够使一个世纪的波兰人不能忘怀。 早在1989年12月5日（德国问题刚刚提上日程），敏感的波兰就发表声明说，德国统一问题不只是德意志民族内部的事情，同时也是整个欧洲国家共同关心的事情，因为两德统一将“涉及到德国的邻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波兰不可能坐视不管。但是，在“2+4”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六大国却将它拒之门外了。 在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就基本确定把波兰东部约占其总面积1/2的17.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苏联；然后把波兰西部边界向西延伸到德国的奥得河作为补偿。这个建议是由苏联人提出来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从削弱德国的角度出发表示同意。但是，当时的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却没有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波兰，在这次决定中，这个国家丧失了将近7.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事实让这个民族又一次成了受害者！ 或许是出于内疚吧，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和7～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人建议把波兰的西部边界再向西推移，扩充到奥得河的支流西尼斯河。苏联人的提议没有获得美、英的应允。但是，事实上西尼斯河以东的地区已在波兰政府的掌握之中了。美、英出于无奈，只好敷衍说，波兰西部边界的最后确定，留到召开对德和会时再解决。转眼40多年弹指即过，可是这个和会却一直都未召开…… 二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条约，550万的德国人必须从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地区迁移出来，许多人辗转来到了西德。柏林墙开放之后，这些人心中那股强烈的故园之情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他们毫不掩饰地说，他们要回到老家去！ 作为西德总理，科尔从这一部分人的情绪出发，在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上一直吞吞吐吐，不置可否。 与此同时，西德共和党则旗帜鲜明地宣称，要恢复1937年的德国版图。波兰人忐忑不安，他们害怕灾难再一次落到他们身上。这个民族对战争、分裂已经厌倦了，他们渴望和平！这是他们起码的要求，也是他们最高的要求！二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法，当他们把近于1/2的领土划给苏联之后，他们从德国那里得到了几乎1/3的波兰领土和4/5以上的波兰海岸线。如果德国人再把这部分领土收回，那么可想而知，波兰将面临着什么？ 1989年12月5日，波兰总统新闻发言人指出，不管两德如何发展，波兰“将始终不渝地捍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决不允许“对波兰现有的边界作任何修改”。 自从德国统一被提上日程，波兰人就日夜忧虑地注视着两德的事态发展。他们担心：随着民德、西德消逝，取而代之的德国，这个新的国际法实体将不会承认两个德国分别同它签订的有关边界问题的条约。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到了1990年2月13日，当“2+4”方案宣布出笼之后，波兰人更加惶恐，几乎怀疑他们最害怕的灾难就要降临了！他们不禁要问：如此重要的会议为什么又要把波兰人撇开？ 2月14日，波兰总理马佑维耶茨基发表声明，强调波兰在德国问题上享有发言权、决策权，其他国家不能取而代之。 2月15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发表声明说，波兰必须参加德国问题的有关谈判。 2月21日，波兰总理建议西德政府并致四大国首脑说，民德和西德在统一之前必须同波兰草签一项边界条约，等到统一之后，再由新的德国同波兰正式签约。 2月22日，波兰议长科扎凯维奇发表声明，要求波兰参加“2+4”会谈。他说，从雅尔塔历史教训中人们应该知道，如果四大国抛开其他有关国家进行签约，后果将会是什么？…… 2月23日。德国，波恩。 科尔坐在那儿，有如一尊石像。算起来，他今年整整60岁了，但是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老。两德统一的进程和四大国的反应令他欢欣鼓舞，波兰的声音却让他愁眉不展。意大利的要求他可以抛开，比利时、卢森堡的主张他同样也可以抛开，但是这个波兰，他可以抛开吗？ 不，当然不行！可是，他如何说服那些曾生活在奥得—尼斯河以东地区、志在收回老家的国民呢？又如何击败那个极右的、主张恢复1937年德国边界的共和党，并且和这个组织争夺近200万的右翼选民？抛开联邦总理不说，仅仅从一个日耳曼人的角度出发，赫尔穆特·科尔完全理解那些人的心情。他同样也珍视那10.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只是，10.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苦心孤诣期盼了40多年之久的两德统一谁重谁轻？ 科尔叹了一口气，一缕忧愁袭上他的心头。他自我解嘲地笑了笑，联邦总理并不是一件想像中的好差事。 科尔思前想后难以抉择，这时，他的秘书走进来对他说：“总理阁下，您的电话。”这个电话是波兰总理马佐维茨基打来的。在电话中，波兰总理谈了他对德国统一进程和德国邻国安全问题的看法。马旁敲侧击地说，他希望德国人在统一问题上能给波兰人一个满意的答复。科尔放下电话，心情沉甸甸的。 1990年2月24日，科尔飞往美国，在戴维营休养地，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谈，25日中午，科尔和布什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在谈到波兰问题时，布什表示，美国“正式承认目前波兰—德国边界”。 科尔走到麦克风前，目光慢慢地从全场掠过。他说，很多人担心德国统一之后将会改变现有的边界，但他想告诉所有的人，德国人对波兰领土并没有不良企图。但是当记者问到德国何时正式放弃奥得—尼斯河以东地区的时候，科尔却推托说，这是未来全德议会决定的事情。 科尔的态度引起了包括民德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猜疑和不满。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先后表示，支持波兰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并警告联邦政府不要做出任何改变战后边界的事情。3月1日的《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科尔的反应使人们忧心忡忡，人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这就是：德国人在统一完成之后是否存有野心？鉴于这种情况，西方国家将密切注视科尔，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将采取行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延缓德国统一进程。 在西德国内，执政的自民党及在野的社民党、绿党纷纷对科尔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诸如基社盟总书记胡贝尔之类的保守人士又为科尔的作法叫好助威。 社民党副主席多伊布勒尔·格梅林宣称，科尔在美国戴维营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德、波边界问题的讲话，使西德找回了在邻国和盟国中丧失了几十年的威信。 社民党主席福格尔则指责科尔的行为是“冒险主义的，不负责任的”，“越来越严重地损害着德国的利益。” 绿党发言人费克斯说，科尔的举措只能让邻国“失去信心。” 究竟是放弃奥得—尼斯河以东地区，还是据理力争？ 3月2日科尔的发言人宣布：联邦政府可以同波兰草签一个边界条约，但是波兰必须重申放弃二战赔偿的要求，并以条约形式确保德裔波兰人的权利。 联邦政府的答复不但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大大激怒了波兰人。马上，波兰政府提出了一个高达5371亿马克的赔偿要求。波兰说，当年德国法西斯曾强迫246万波兰人做苦役，现在波兰人决定收回他们昔日应得的报酬。在科尔声明公布之后，波兰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要求：波兰必须参加“2+4”谈判；两德统一之前，必须先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 3月4日，根舍对科尔把边界问题和战争赔偿联系起来的作法提出批评。他说，“这种做法将失去波兰的信任……悬而不决的问题越多，就越难打开通往德国统一的大门。” 德国统一问题越来越复杂了，3月6日，西德执政党联盟召开紧急会议，谋求解决办法。3月8日，西德联邦议院通过3月6日的提案，宣布“德意志不论今天还是将来，都不对波兰提出领土要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六章 竞选者的允诺 1990年2月7日，波恩内阁成立了一个以科尔为主席，以外交、经济、财政、司法、德意志内部关系、农业、劳动和社会等部部长为常任委员的“德国统一内阁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筹谋两德统一工作。委员会下设各种工作小组，分别负责货币联盟、经济改革、平衡社会福利制度、法律、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问题的研究。 不久，西德又成立了一个由各党议会党团领袖为成员的“议会统一委员会”，协助内阁工作。 两个委员会组建之后立刻上马运行。针对民德经济落后、举步维艰的情况，科尔和他的部长们商议决定以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允诺作为催化剂，加快统一进程。在2月13日莫德罗赴波恩访问期间，科尔就旁敲侧击地说，民德可以利用西德“每年高达1000亿马克的资本输出的一小部分”。 仅仅凭借巨额援助的允诺科尔政府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不，当然不行。科尔还需要从民德国内找出一个党派组织取代莫德罗政府。这一步对顺利地实现统一具有关键意义。西德将为这个党派制定纲领，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帮助，确保其在竞选中的获胜。可是，这个角色应该由谁来充当呢？ 科尔点燃烟斗。他的秘书将一大撂资料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被人民议院批准参加的竞选党派和组织共计33个。为了壮大声势，赢得选票，有些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党派还组成选举联盟。这样，实际参加竞选的党派或竞选联盟共计22个。 科尔把资料翻阅数遍，他的目光不由停留在“德国联盟”这个名字上。对，就是它！联邦政府正是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取代民社党。 于是，从2月初到3月中，科尔六次亲赴民德的埃尔富特、马德堡、罗斯托克、德累斯顿、科特布斯和莱比锡发表讲话，支持德国联盟。3月1日，他在卡尔·马克思城组织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3月18日德国联盟获胜，那么西德将向民德提供数十亿马克的援助。在科特布斯的竞选集会上，科尔又允诺，如果德国联盟执政，那么在西德实现货币统一时，民德公民的存款可以1∶1兑换西德马克。如果德国联盟不能掌权，那么西德将不向民德提供援助。 在科尔许愿的促动下，民德选民开始倾向德国联盟。 何谓“德国联盟”？为何能赢得科尔政府的青睐？难道它的上马果真能够实现科尔苦苦追求的统一大业吗？ 德国联盟是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组成的竞选联盟。它主张尽快实现统一，并全面引进西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竞选期间，它们发表了一份竞选纲领，题目是《德国联盟为参加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选举的呼吁和紧急纲领——自由和幸福，决不再要社会主义》，其主要候选人是基民盟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 随着竞选日期的临近，民德人既喜又忧，心情十分复杂，他们不知道新政府上马之后，他们将面对什么。但是在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城市，人们都盼望着统一，有的人甚至早早地挂起了西德国旗。 与此同时，其他各政党也异常活跃。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召开竞选集会，回答选民的疑问。为了赢得选民，绝大多数党派都拥护两德统一，并把如何实现统一作为竞选的题目。在这些党派中又以两个最为突出： 一个是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是1989年秋冬民德局势发生剧变之后，从德国统一社会党脱离出来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它主张在民德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强调保护公民的利益，主张分阶段统一；但是它却反对科尔提出的按西德基本法第23条：民德恢复州建制，然后各州分别加入西德的办法。社民党声势浩大，颇得人心，在民意调查中，曾有一半以上的选民拥护它。它的名誉主席是西德的勃兰特，候选人是主席伊·伯梅。 民主社会主义党即原统一社会党是一支老党，在民德执政40多年，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群众基础。政治上它主张在民德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它希望在维护民德主权和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行真正的、有步骤的统一。它反对西德以任何方式吞并民德，反对科尔把留在北约和欧共体作为西德统一的前提，其候选人是居西和原民德总理莫德罗。 民意测验结果表明，1990年1月份，53%的选民支持社民党，13%的选民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联盟之一），12%的选民支持民社党。到了1990年3月11日，35%的选民支持社民党，36%的选民支持德国联盟，15%的选民支持民社党。 11日距18日公决仅仅7天之遥。在这短短的一个星期中，如果选民坚持他们的立场，那么获胜的显然应是德国联盟。 德国联盟能够一举夺魁吗？答案还不能肯定。据民意测验，尚有许多人仍徘徊不前，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党派来决定民德的命运，像这种情况，仅东柏林地区的选民就占20%。 终于，当时针转了168圈之后，1990年3月18日这个令人激动的日子，在千万双眼睛的期盼中，在德国联盟、民社党……一场接一场的竞选演讲中，在晨曦初露、漠漠如织的春烟中终于到来了。这一天，民德阳光明媚、春色宜人，如此美景是在向人们预兆着一个好消息吗？ 天刚蒙蒙亮，民德选民就陆陆续续地从家中出发，来到了各投票站。据统计，这一天产生的有效选票为1154万张，投票率为93.22%。 民德大选不仅牵动着德意志人的心扉，而且还引来了欧洲，甚至全世界的目光。在3月18日当天，10名欧洲委员会议员应民德人民议院主席亨特·马洛伊达的邀请来到了东柏林；波兰等国家纷纷派出了观察小组。全世界50多家电台、电视台、报纸和通讯社共派出了2470多名记者；此外还有33家外国电视影像公司来到了东柏林的共和国宫，其盛况可同奥运会相媲美。 是谁？究竟是谁？幸运的光环应该照在它的身上？是德国联盟？是民社党？是社民党？是…… 1990年3月19日凌晨，大选结果初步揭晓，德国联盟以48.15%的选票获胜，在400个议席中获得192席。 科尔如愿以偿了！如果没有他的许愿和帮助，今天的幸运者决不是德国联盟，也许是社民党了！ 德国联盟虽然得胜，但是仅凭48.15%的选票是不能组阁的，于是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出面把“自民盟”拉入联合政府。这样一来，两个联盟的选票共计53.43%，执政已不成问题。这时，德国联盟又提议，联合政府中再加上社民党的一份。 德国联盟加上自民盟足以组成民德政府，为什么偏偏又要把社民党拉进来呢？这个问题我们先不急于回答，不妨先看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3条： “本基本法先在巴登、巴伐利亚、不来梅、大柏林、汉堡、黑森、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莱茵兰—法尔茨、石勒苏蓝格—荷尔斯泰因、符腾堡—巴登和符腾堡—霍恩佐伦各州生效。本法在德国其他部分加入联邦共和国之后，也将在那里生效。” 原来，德国联盟是想通过西德《基本法》第23条这一捷径尽快加入西德。如果走此捷径的话，必须得修改民德宪法，而修改民德宪法又需要2/3的多数通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民主觉醒）、自由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德国自民党和德国论坛党）和社民党组成的新民德政府在4月12日宣告成立。人民议院选举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为总理。 正当民德两盟一党为组阁讨价还价的时候，一件意料之中而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德梅齐埃阴沉着脸，浏览着手中的文件，脸上早没有数日前当选总理时那种灿烂的、夺人的光彩。3月29日，联邦银行提出了建立货币联盟时东、西马克兑换率的建议。建议说，民德公民的存款每人按1∶1兑换2000马克，其余存款和工资、养老金、债权等一律按2∶1折算。 德梅齐埃知道这个建议将意味着什么。民德公民的工资现在只有西德平均工资的1/3，如果再以2∶1折算，那么民德人的工资实际只有西德人工资的1/6了。一旦东、西宣布统一，那么物价势必会暴涨，再加之少得可怜的工资，这种现实是任何一个民德人都不能接受的。 当初，科尔在民德竞选期间许诺说，如果德国联盟掌权，在建立两德货币联盟时，民德公民的存款可以1∶1兑换西德马克。但是在德国联盟上台之后，科尔想要做的和他昔日曾允诺的并不是一回事。 民德各党和群众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科尔食言。 即将卸任的民德总理莫德罗用一种愠怒而又充满忧郁的口气警告说，科尔要对不久将来的罢工及示威游行负责。当莫德罗的指责从东柏林传到波恩之后，科尔却摇着头，一脸惑然地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东马克可以1∶1兑换西马克。 科尔的态度引起了西德社民党的反感，社民党批评科尔说，这位联邦总理“欺骗”了善良的民德选民。自民党也发出警告说，科尔这种举措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来自各方的批评和指责像雨点一般地飞向波恩，飞向联邦总理府。科尔动摇了，他知道，如果该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引起民德人的公愤，甚至会危及统一的进程和他自身的信誉。他匆忙改口说，联邦政府对比价问题“尚未作决定”，他会对此“仔细研究”并作出答复。 时隔不久，答案很快出来了。4月23日，当民德人如往常一样在轰鸣的机器旁或伏在办公桌边工作的时候，一条消息破空而来——联邦政府公布，民德公民每人以1∶1兑换4000马克的存款；工资、养老金、奖金、租金等均按1∶1发放；其他存款和债权、债务等一律按2∶1折算。 一阵胜利者的快感掠过民德人的全身，抗议声嘎然而止。 为了照顾年老退休者利益，科尔政府对草案作了修改，决定分三个年龄档次以1∶1兑换西马克。即14周岁以下的儿童每人按1∶1兑换2000马克；年满15～59岁的人可兑换4000马克；60岁以上的老人则每人按1∶1兑换6000马克。 货币比价问题给民德人带来的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但是西德同胞将要为此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是1.5万亿马克，还是2万亿马克，甚至是更多的金钱…… 4月24日，民德总理德梅齐埃飞赴波恩同科尔举行了首轮会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决定： 一、25日，将在东柏林举行两国专家级会谈，商讨货币联盟有关的两德国家条约的细节。 二、7月1日，民德和西德将实现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 在同一天，两德外长围绕两德和四大国外长会议的筹备工作进行了会晤。 5月10日，联邦议院座无虚席。在一阵春雷似的掌声中，科尔就两德统一问题的政府声明开始发表了。他说：“建立一个自由和统一的德国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经过我们德意志人的努力，这个目标即将成为亲身可经历的现实。西德人在外部和德意志民族内部都取得了谅解，现在我们同民德政府在货币联盟的重要问题上又取得了一致。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7月2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成立一个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从7月2日开始，我们德意志人只有一种惟一的流通货币——西马克。它的使用就意味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是水乳交融了。” 在声明快要结束的时候，科尔慷慨激昂地说：“虽然两德统一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是在统一的道路上仍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等待着我们。我呼吁所有的人精诚团结，发扬民族精神，把这个任务完成。在祖国分裂40多年之后，我们德国人终于迎来了一个惟一的机会，即‘在自由自决的情况下实现德国统一和德国自由’。” “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牢牢地抓住它，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基本法赋予我们的任务。亲爱的同胞，让我们手携手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和统一的欧洲，作为我们新一代共同的家园。” 这是历史的声音，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声音。当它作为一个信号发出来的时候，它绝对引不起人们的任何美感，也不能作为佳篇令世人传诵。但是，这平实质朴的每一句，这普普通通的每一则词汇，都似晨钟暮鼓般深深震撼了德国人的心灵。 40多年前，在一场灾难性的风暴结束之后，一个民族被无情地肢解了。茫茫大地，满目疮痍。一位耄耋老人——康拉德·阿登纳曾那样激动地向他的德意志子民描绘着、憧憬着说，有一天，当历史的脉搏如往常一般跳动的时候，“在自由和统一的欧洲建立了一个自由和统一的德国”。 但是，这位老人在有生之年并未等到这一天。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这一天的的确确是在一个名叫赫尔穆特·科尔的法尔茨人接替阿登纳的职位之后开始的…… 1990年5月18日。 波恩总理府绍姆堡宫，原阿登纳办公室。 整个屋子静悄悄的，没有人出声，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显得那么庄重严肃，同时又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 窗户敞开着，暖风送来丁香花的芬芳和小蜜蜂嗡嗡的欢唱。 西德财政部长魏格尔和民德财政部长龙贝格将一份文件仔细地审阅后，分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所有人的表情顿时轻松下来，露出了从容的微笑。科尔总理、德梅齐埃总理、在座的西德联邦银行董事迪特迈耶尔、民德总理府议会国务秘书克劳泽以及双方政府成员、议员和经济界代表们。他们容光焕发，满脸春色，灿烂的笑容犹如五月的阳光。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当魏格尔和龙贝格分别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第一个“国家条约”就宣布诞生了。 科尔站起来，热泪盈眶，他百感交集地说，“今天是德意志民族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人们的梦想——德国和欧洲的统一将成为现实。”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七章 “2+4”外长会议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经在《莱茵河》中，用饱含感情的语言写道： “那天晚上，当我第一次看到莱茵河时，我觉得它确实是一只狮子。我长久地注视着这骄傲而高贵的河流：凶猛而不疯狂，原始中却显出威严…… “是的，我的朋友，这是一条高贵的河流。它目睹了封建社会、共和体制和皇家帝国。它当之无愧，既是法国的骄傲，也是德国的自豪。这条河流既是战争者，也是思想家的见证，因为它概括了整个欧洲历史的这两大面貌。在那使法国前进的壮丽波涛中，在那使德国思索的深沉的潺潺水流中，我们都能找到历史的痕迹……” 1990年5月5日，波恩。 科尔在想：我们的子孙在若干年之后，应该会想起这一天。从今天开始，对实现全体德国人的自决权来说，再也不存在什么障碍了。 科尔浅浅地呷了一口酒，一种说不出的舒畅倏然流过他的全身，他走到窗前，向莱茵河的方向遥望。但见耿耿星河，圆月在望，一朵朵奇丽、硕大无朋的烟花升上夜空，将波恩装扮得分外妖娆。噢，他想起来了！原来，今天是波恩传统的“莱茵烟花节”。这时，根舍迈着轻快的步子从外面走进来向科尔汇报“2+4”外长会议的情况。 当初，六国外长在出席渥太华“开放天空”会议时一致认为，德国人实现统一应该分两个阶段进行，即：先由两德商榷有关统一的法律、经济和政治等内部问题；再由两德外长和苏、美、英、法四国外长讨论与德国统一有关的外部问题，包括邻国的安全、德国统一后的联盟归属、四大国的权利、战后边界等。 在民德大选后，德梅齐埃当选为民德总理并出面组阁。他和执政联盟一致认为，为了迅速实现统一，民德必须从政治上作出明显让步。即根据西德《基本法》第23条加入西德，并全面引进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尽快建立两德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德梅齐埃的主张和科尔总理的构想一拍即合，于是，两德在统一的内部问题上很快取得了一致。这样一来，如何尽快解决有关两德统一的外部事宜，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外长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1990年5月5日，在波恩举行了首轮“2+4”会议。经过近七个小时的会谈，六国外长一致认为，德国人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德国统一应当“有秩序地、毫不拖延地继续进行”。 为了配合两德内部统一的速度，会议决定，今后几轮会谈的时间表及会谈内容：6月份在东柏林召开第二次外长会议，商讨德国统一后的联盟归属和在欧洲建立“相应的安全结构的办法”；7月份则在巴黎围绕战后边界问题进行讨论；9月份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也是最后一轮外长会谈，议题是：如何结束四大国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 科尔静静地坐在那儿皱着眉，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根舍抿了抿嘴唇又说：“这次会议还决定，在第三轮外长会谈中，邀请波兰外长斯库比舍夫斯基与会，讨论德波边界问题。” 根舍说到这里，科尔微微一怔，似乎颇感惊诧，但是他没有打断根舍的谈话。只听根舍继续说：“为了表明诚意，我以联邦政府的名义向波外长发出邀请信，然后再由即将访问华沙的美国国务卿贝克面呈斯库比舍夫斯基。” 科尔突然抬起头说：“根舍先生，你能把这件事情再说清楚一些吗？在这之前，我们一直都反对波兰介入‘2+4’的讨论。” 根舍说：“是的，总理阁下。在这之前我和您的观点一样都不赞成将波兰拉入‘2+4’的会谈中来，但是，四大国外长一致表示，他们决不会出卖波兰，并决定把奥得—尼斯河边界作为德、波‘永久性边界’写进‘2+4’会谈的最后文件中，以国际条约形式把它肯定下来。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我根本没法说服，只得应允。” 科尔双唇紧闭，在沉默片刻之后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看来，为了祖国的统一，我们只好作出牺牲了。我想，我们的人民应该理解我们。” 根舍点了点头，无限感慨地说：“是的，为了祖国统一，我们必须得让出奥得—尼斯河以东的那片土地。这是历史向我们索取的报酬，也是那些被逐出家园的人们为欧洲和平作出的一个巨大而特殊的贡献。” 科尔点燃烟斗慢慢地吸了一口。他知道这位外长还有许多话想说，他不想打断他，他希望他的同志能畅所欲言。 果然，根舍又说：“在解决外部问题上，民德和我们的政府比较接近，有时几乎同出一辙，这使‘2+4’实际上变成了‘1+4’。例如，苏联政府为‘2+4’准备了一个对德和约草案，草拟由12到16个国家签署。您知道，这个和约我国是不可能接受的。这时，民德外长梅克尔说，民德不需要苏联提出的和平条约。这样一来，在这次会谈中苏联方面不得不放弃这个主张了。 “又如，苏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反对德国的统一方式。他说他不赞成民德按西德基本法第23条加入西德。我立即提醒谢说，外长先生，请您记住这一点，统一的方式是两德的内部问题，其他国家无权干涉。这时，梅克尔先生也用婉转的语气回绝了苏联的这个提法。 “不仅如此，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很多问题上都和我们有着共同的看法，这又使‘2+4’变成了‘4+1’——即我们只要说服苏联，六国之间就不存在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苏联人并不想同我们作对。在会谈结束后，苏外长说，‘没有必要渲染出现的分歧’，六国在德国问题上总能找出令大家都满意的办法。” 科尔若有所思地说：“统一的目标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但是，这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比如，德国统一后的联盟归属问题。西方国家和我们的观点都一样，希望统一后的德国能留在北约，甚至表示愿意向苏联做出让步，如修改北约战略，建立北约和华约的接触，加强同苏联的经济合作等等。但是，莫斯科方面认为，北约是与苏联为敌的集团，如果德国统一后仍留在北约，那么势必会破坏欧洲的均势，危及苏联的安全。因此，苏联主张，统一后的德国要么实行中立，要么同属北约和华约。外长先生，我们的统一任重而道远啊。” 根舍点头说：“总理阁下，我明白德意志人的处境，我更明白怎样去履行我的职责。” 科尔明白，苏联人坚持反对德国统一后归属北约是不无原因的。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战争爆发了！伏尔加河的水痛苦地流淌着，2700万人在战火中倒了下去，1800万人变成了残废…… 多么漫长的梦魇啊！ 苏联人民惊惶地徘徊在半壁残垣和瓦砾之中，眼泪和鲜血打湿了他们的衣裳。他们在诅咒，他们在祈祷，他们对德国纳粹恨之入骨。 1943年11～12月和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分别在德黑兰、雅尔塔召开了首脑会议，商讨如何肢解德国，使它不复东山再起。 转眼间，40多年过去，许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消逝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但是，苏联人却不能忘记希特勒，不能忘记2700万条生命被战争活生生地夺走。 当初，民德总理莫德罗访苏，戈尔巴乔夫为两德统一大开绿灯已是让步，如果再让德国统一后轻而易举地归属北约——这个与苏联敌对的军事集团，试想，苏联人如何会答应？ 因此，在归属问题上苏联一直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反对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1990年3月5～6日，当莫德罗千里迢迢飞赴莫斯科访问之际，戈尔巴乔夫就指出，苏联不赞成把统一后的德国纳入北约。他说，德国问题关系到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因此，两德在统一过程中必须尊重其他欧洲国家的利益，不可破坏战后边界；两德统一必须有助于欧洲和平。 虽然西德和西方国家做出让步希望戈尔巴乔夫改变立场，但是事情仍毫无进展。 怎么办？ 科尔坐卧不安。在首次“2+4”会谈结束不久，5月17日，他来到了美国同布什举行了会谈。德美双方一致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将是北约的完全成员国，这一点不容谈判；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北约和华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此作为说服苏联的一个途径。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得知后非但未转变态度反而怒火中烧。5月30日，戈在加拿大同马尔罗尼总理举行会谈时说，西方国家如果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留在北约这一立场，只会使东西方一年来所发展的关系受到破坏。德国统一之后必须中立，苏联决不改变这个主张。西方国家不要因为苏联正面临着改革而“混水摸鱼”。戈说，西方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必须是北约成员国，而不提出别的解决办法，就像一张老唱片反复唱同一个调子。说到这里，戈尔巴乔夫的脸上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愠怒。他说，他希望双方能克服障碍，找出一种新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曲调。 戈的讲话无疑否定了布什和科尔的主张。但是，美国并未因此丧失信心。5月30日至6月4日，在戈访问美国之际，布什将一个“九点计划”摆到了这位苏联首脑面前。其内容如下： 1.愿意把统一的德国和中欧其他国家武装力量的限额作为今后削减欧洲地面部队和其他常规力量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虑。 2.在缔结欧洲常规力量的条约后，马上加快关于欧洲短程核力量的谈判。 3.同意达成允许目前驻民德的苏军继续留驻几年的过渡性安排。 4.重申统一后的德国决不研制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5.保证在统一前后都不在民德地区部署北约部队。 6.保证战后边界不受侵犯，德国不向波兰、苏联提任何领土要求。 7.同意提高欧安会的地位，比如，可以为这个组织设立一个永久性秘书处。 8.审查和修改北约的战略和力量结构，以减轻该联盟对苏联的威胁，以反映欧洲的新现实。 9.美国赞成西德和苏联之间的经济安排，西德将在一个过渡时期内，支付在民德的部分苏联部队的费用，并将在苏联军人回国后为他们的新任务提供财政资助。 戈看罢多时不置可否。他坐在那儿，有如一尊石像，脸上不带任何表情。 布什注视着他，一双眼睛清澈深邃，他想知道，戈尔巴乔夫究竟在思考着什么。在“九点计划”中，他从苏联某些安全和经济利益入手尽可能取悦于他，但是，他的条件是苏联必须同意德国统一后加入北约。而这一条件又恰恰是戈许久以来不能接受的。 在沉默一段时间后，戈尔巴乔夫说，德国统一后应当中立或同属两约；北约性质需要改变，使其能够同华约建立政治关系。 戈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但是精明的布什发现，戈强硬的态度已开始软化。 苏美首脑的会晤未达成任何协议。消息传到波恩，科尔局促不安，他意识问题的严重性，随即起程直奔白宫。宾主寒暄之后，布什便将苏美两国会谈的详情一一告知科尔。布什说，德国联盟归属苏美双方仍有分歧，但戈的态度已经开始松动。科尔说，他从未希望这一问题能在一夜之间获得解决。他希望“2+4”会谈能在今年秋天讨论、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科尔在美国盘桓了4天，直到6月9日才依依而别。从美国飞赴波恩的途中，科尔茫然若失，感到在通往统一的道路上真是风雨兼程。他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目光投向窗外，突然之间他脑中灵光一现，不禁暗自叫道：“对呀，我何不从戈尔巴乔夫的需要入手使他回心转意！” 在西德行动的同时，民德也加紧他的外交活动。6月7日，民德总理德梅齐埃抵达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德梅齐埃的到来使戈尔巴乔夫感到，他现在有必要向德国人阐明自己的立场。戈语重心长地对德梅齐埃说，他并不想阻碍德国统一进程，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考虑德国人自己的、邻国和所有欧安会与会国的长远利益。 几乎在同一时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来到苏联。撒切尔在德国统一问题刚刚提到日程时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是她在德国归属问题上，却同西德有着相同的立场。在同戈举行会谈时，撒切尔指出，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归属北约，但北约应消除苏在安全方面的担忧。 当时间指到1990年6月12日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感到在德国归属问题上他有必要做出适当让步。几天前，民德总理结束莫斯科之行后，又分别访问了英、法、美三国。6月11日，德梅齐埃和布什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说，德国从统一之日起就享有“充分的主权”，“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结盟关系”，其他人无权干涉。德梅齐埃表示，北约性质必须改变，以消除苏的担忧。 在西方国家和两德的节节攻势下，6月12日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建议。他说：“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可以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如果你们接受作为一个联系成员国参加，同意两个集团在德国统一的进程中走到一起的原则，在这一进程中，东、西德共同承担的义务将不改变，如果这两个集团本身也根据维也纳和全欧进程进行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新建议很快被莫斯科电台转播，电台说：“假如北约和华约性质发生变化，就可以同意德国成为北约的联系成员国。” 戈的新建议以及所奉行的德国统一后不得加入北约的主张，无非是为了阻止、拖延两德迅速统一。但是，有人要问：戈虽贵为一国领袖，掌管军国大事，但是，他如何有延续德国统一进程的神通？是不是出于苏联是超级大国的原因？非也。原来，根据波茨坦协定、雅尔塔协定，苏联拥有对德问题的权利和责任。只要苏联抓住“如何保证德国统一后的欧洲安全”问题不放，两德就难于实现统一。 戈的用意，对于西方各国来说，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因此，新建议一出笼立即遭到拒绝。布什说：“他很清楚我们的立场，那就是统一的德国应无条件地留在北约。”撒切尔夫人也在英下院说：“我对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两个不同组织的成员表示怀疑。” 科尔表示，戈的“这一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不理解大西洋联盟的精神和原则。”6月16日，科尔在新明斯特召开的石荷州基民盟组织的代表大会上说，德国不能够孤立、中立或与北约分离，如果德国统一后脱离北约，那么就意味着北约毁灭和美国人离开欧洲。 苏联的反应使科尔感到他务必要展开对苏的全面攻势。他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加紧与民德“内部”统一；加紧与西方三国以及东欧国家的联系，使苏联在外交上没有多少回旋余地；敦促北约“重新确定未来的作用、战略和军事结构”，减少苏联对北约的担心；用实用主义取悦于苏联。联邦政府宣布决定由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牵头向苏联提供50亿马克（合29.8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致函欧共体12国和美、加、日等国首脑，希望西方国家对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帮助戈尔巴乔夫度过难关。 6月22日，在民德首都柏林举行了第二次“2+4”外长会议。议题是：德国统一后的联盟归属及在欧洲建立“相应的安全结构的办法”。 苏联的立场依旧使德国归属北约问题悬而不决。西方国家表示，苏联的主张是不能接受的，德国统一之后应当获得完全主权，而不存在什么过渡期的问题。 为了缓和苏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根舍提出，西德将向莫斯科提供50亿马克的巨额优惠贷款。 或许是西德的允诺打动了苏外长的心。在会议结束后，谢瓦尔德纳泽说，他提出的德国归属北约需要五年过渡期，并不是没有回旋余地，苏联“准备作出妥协并考虑其他选择。” 谢的讲话引起了科尔的深思，他暗暗思忖：苏联从经济、政治上的需要考虑，不可能同西方国家搞持久战。如果西德进一步向苏联提供一些好处的话，苏联政府将会作出什么妥协？这个妥协是否是西德人所梦寐以求的？想到这里，这位联邦总理不禁血脉喷张。他想，过几天他应该到莫斯科走一遭，同戈尔巴乔夫好好谈一谈。因为他知道，戈尔巴乔夫一直坚持德国统一后归属北约的立场，其真正目的不是为延续德国统一，而是为了以此同西方，尤其和西德讨价还价，获得经济好处。 7月15日和16日，西德总理科尔、外长根舍和财政部长魏格尔一行对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谁也未料到，此行的结果竟使美国国务卿贝克在获悉之后“大吃一惊”。他说，他一直认为要到秋天才能打破的僵局，居然在七月中旬就圆满解决了，而国际舆论却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送给科尔的一份“厚礼”。 1990年7月16日。苏联，北高加索列茨诺沃茨克城，疗养胜地阿尔黑兹村。 科尔从卧室中走了出来，天空是湖水般的蓝，一缕缕的游云轻轻飘流，有如薄絮。鸟儿在晨雾中啁啾。多么美丽的一天！科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只觉精神为之一振。昨天的这个时候，他和根舍、魏格尔还在奔赴莫斯科的途中，而今天他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家乡北高加索列茨诺沃茨克城。就在这时，戈尔巴乔夫正从那边走过来，他的脚步轻快稳健，如同七月的阳光。他一看见科尔就微笑着说：“在这么美丽的山区城市，空气清新，极目远眺，许多事情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些。”科尔闻言一愕，惑然地望着戈尔巴乔夫。他知道戈的话定有深意，但是他却弄不明白这种深意究竟是指什么？随后，科尔和戈氏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会谈，并达成八点协议： 1.德国统一只包括目前的西德、民德和柏林； 2.统一后，四大国就停止自二战以来对德国承担的责任和权利； 3.统一后的德国可以自由决定归属哪个联盟； 4.苏在民德的驻军在统一后的3～4年撤离德国； 5.在苏联撤出之前，北约不向民德地区扩展；但西德联邦国防军的本土防御部队可在统一实现后进驻民德和柏林； 6.苏军留驻今民德领土时期，美、英、法三队也仍留在西柏林，其人数和装备不得超过现有水平； 7.德国统一后的3～4年内军队交接将裁军37万人，载军从维也纳谈判签订第一个条约时开始； 8.统一后的德国决不染指abc（核、生物、化学）武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八章 成功的一步 德国统一后的联盟归属之争，在科尔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降下帷幕。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评价说，这是东西方缓和的，它标志着冷战从此结束了。 西方国家和西德无疑为这次会谈的胜利欢欣鼓舞，但是，民德的反应又如何呢？他们对此有何评价？ 1990年8月上旬的某一天。 民德，柏林。 落日缓缓地下沉，地平线上的山峦、河流以及建筑物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的烟雾。夜色越来越浓，暮夜在悄悄地递嬗。 两个男人坐在暮色里，他们的轮廓被落日的余辉烘托、渲染得棱角鲜明。这俩人一个叫德梅齐埃，一个叫梅克尔。梅克尔说：“总理阁下，您知道，科尔已经同戈尔巴乔夫在北高加索列茨诺沃茨克城达成了八点协议。这八点协议的问世就意味着实现德国统一的最大外部障碍已基本消除。但是，有一点，总理阁下，科尔同戈达成的协议中有一部分问题涉及民德，可是，科尔却没有同民德商量而自作主张。民德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上应该享有决策权。我想，民德政府就苏军在民德留驻期间的法律地位和撤军日期有必要同莫斯科举行会谈。” 德梅齐埃静静地听梅克尔把话说完，他没有马上发表意见，而是把一份资料递到梅克尔的手中，“外长先生，我想请你先看看这份资料。” 德梅齐埃的态度使梅克尔略感吃惊，但是这位民德外长还是接过总理递过来的资料。看过之后，梅克尔脸色为之一变，他惊叹道：“总理阁下，我未料到我国经济会恶化到这种地步！我想，我们应该想办法使我国的经济走出低谷。” 德梅齐埃轻叹一声，他的脸在暮色中显得更加抑郁，“不错，我们应该给我们的人民以富裕的生活和合适的工作岗位。但是，如果得不到西德的援助，我想，在近期内，我们没有办法使它走出低谷。”说到这里，德梅齐埃沉默一会儿，又说：“我想，现在应该是考虑如何正式加入西德的时候了。在发展经济上，科尔总理应该比我更有办法。” 梅克尔说：“但是，总理阁下，从7月1日两德正式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之后，我国政府又同西德政府在7月6日实现政治统一的问题进行了谈判。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德国了。” 德梅齐埃哑然失笑道：“外长先生，你又不是不知道，政治统一困难重重，我们的政府举步维艰啊。” 梅克尔闻言，脸上的表情立即严峻起来，他当然知道德梅齐埃面对的困难是什么，这次困难甚至使民德发生了一场政府危机。 自从政治统一提上日程，民德各党就为民德何时加入西德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吵。7月8日，民德自民党议会党团提出尽快宣布加入西德，然后再举行全德大选，这个主张得到民德社民党的支持。而基民盟和德社盟则认为在签署第二个国家条约后宣布加入，等到全德大选揭晓再正式加入西德比较合适。结果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直吵得面红耳赤。 面对这种情况，德梅齐埃忧心如焚，他一方面同自民党、社民党商讨，另一方面又同基民盟和德社盟沟通，希望能找出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办法，但是毫无结果。这时（7月24日），自民党为了达成所愿，向德梅齐埃提出退出政府，社民党也表示不再参政。 其实民德各党各派都在主张尽早加入西德，但是又为什么偏偏在加入的时间上争来争去呢？原来，其中另有隐情。7月25日的《新德意志报》评论说，它们这些党派所争执的问题，只是从它们本党的利益和个人的升迁出发，并没有考虑到民德选民的利益。 民德自民党主张先加入西德，后举行全德大选，是为了把西德的选举法搬到民德，把无法获得5％以上的选票的民德小党拒之门外，使它能够像西德的自民党一样左右逢源。 民德社民党之所以支持自民党的主张并不是因为出于一番好心或认为自民党的主张合情合理，它的真正目的是打击民社党，因为民社党在西德并没有姊妹党，尽管它在3月18日的大选中获得了16.3％的选票，但是，如果先加入西德再举行全德大选的话，民社党将很难越过5％的选票大关，这样一来也就不能进入议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支持民社党的选民很可能会支持社民党。 那么基民盟主张在签署第二个国家条约后宣布加入，全德大选之后再正式加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一，它想阻止社民党夺取民社党的选民；其二，它想帮助它的执政伙伴德社盟能够顺利地进入全德议会。在3月18日的选举中，德社盟只获得6.32％的选票，如果按照先加入西德，后举行全德大选的方法，德社盟很可能被淘汰。 怎么办？ 德梅齐埃坐在暮色中双眉紧锁，脸上挂着一缕难以掩饰的忧愁。这个忧愁甚至比这昏暝的暮色更浓更稠。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就像一块千斤巨石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当初，他曾带领着基民盟参加竞选，如今他却不得不在竞选的胜利中煎熬。 在沉默良久之后，德梅齐埃说：“外长先生，我想把原定于12月4日举行的全德大选提前到10月14日举行。这样不但能使民德的经济危机不再蔓延，而且能解决目前的政府危机。” 梅克尔默默地点了点头，说：“您就这么办吧，我没有意见。” 8月3日上午，民德部长会议主席德梅齐埃在记者招待会上突然宣布，他将建议人民议院把原定于12月4日举行的全德大选提前到10月14日举行。 消息不胫而走，西德政府发言人福格尔获悉后，激动地宣布，联邦政府将在下午派人向正在奥地利休假的科尔总理汇报情况。 8月8日，民德人民议院通过了基民盟、民主觉醒议会党团提出的议案——10月14日，即举行民德地方选举时，举行全德大选，民德正式加入西德。 民德8月8日的决议受到西德执政党联盟的热烈欢迎。但是，根据西德《基本法》的规定，两届议会大选之间的间隔期不得少于45个月，即不得早于11月18日。出于这种情况，西德政府准备通过修改《基本法》的办法予以实现。但是这个建议又受到西德社民党的反对。于是，西德联邦议院决定，推翻民德人民议院8月8日的决议，全德大选仍然订在12月4日举行。 全德大选的时间算是定下来了，但是民德究竟何时宣布加入西德呢？8月22日晚，民德人民议院就此举行了特别会议。 社民党说，应定在9月15日，即第四轮“2+4”会谈结束后加入。 德社盟说，事不宜迟，干脆当晚就立即宣布加入。 基民盟说，加入的日期应订在10月初，欧安会外长会议承认“2+4”外长会谈结果之后为好。 到底选择哪一个时间呢？民德各党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德梅齐埃坐在那儿，显得有些激动，但他感到他的思绪就像缕缕的絮丝一样缠绕卷缚，分不出头尾。 会议室里灯光雪亮，每张面孔都被照得清清楚楚。德梅齐埃的视线慢慢地扫过全场，他发现不少人已经离开会场，许多议员疲惫不堪，有的甚至酣然入梦。他低头一看表，原来时间早已过了午夜，应该是拿定论的时候了。他这么想着就走到各党议会党团主席那儿开始磋商。 当时针指到1990年8月23日凌晨3时零5分时，人民议院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3条，于1990年10月3日正式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年8月23日凌晨2时45分，西德波恩联邦总理官邸。 一阵清脆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科尔睡眼惺松地从梦中惊醒，他心中暗自奇怪：这么晚了，是谁打电话呢？思忖间他抓起了话筒。只听电话那头说：“总理阁下，我是赛特斯（西德总理府部长）。我想报告您一个好消息：刚才，民德人民议院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于10月3日正式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一阵从来未有过的亢奋倏然流过科尔的周身。科尔身子忽地一振，顿时睡意全消！他感到身上突然产生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莫名的旺盛精力，这种精力足以使他再工作十二个小时。于是，他迅速地穿上衣服，走出卧室，吩咐他的助手们为他准备政府声明讲话稿。 8月23日，当西德人如往常一样拧开收音机的时候，就听到了联邦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就人民议院的加入声明发表演说。科尔说，亲爱的同胞们，今天应该是所有德国人值得高兴的一天，在今天凌晨3时零5分，民德人民议院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90年10月3日正式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0年10月3日（星期三）将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基本法》在40多年前赋予我们的任务实现了！“全体德国人”终于“在自由自决中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和自由。”我们应该感谢民德的伙伴以及东西方的邻国和盟友，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将无法取得今天的成绩。这件事情在欧洲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是在没有发生战争、没有流血死亡、没有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实现的…… 最后，1991年6月20日联邦议院通过投票表决，决定把统一后的德国首都定在柏林。 1990年8月31日，西德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民德总理府议会国务秘书京特·克劳泽，在东柏林菩提树下宫签署了两德“统一条约”，即第二个国家条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九章 最幸福的时刻 德国统一的进程是那样迅猛，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西方舆论形容说，德国统一，在三个月前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两个月前还是一个朦胧的梦，一个月前仅仅是一种希望，而现在就要成为现实了。 1990年9月2日，两个德国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四轮“2+4”会谈后，签署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宣告冷战时期已经结束了，标志着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是两德及苏、美、英三国外长根据1990年2月13日在渥太华发布的“2+4”方案，经过同年5月5日在波恩、6月22日在柏林、7月17日在巴黎（此次会议波兰外长出席）和9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四轮会谈而达成的协议。 《关于最终德国问题的条约》虽然只经过7个月的4轮会谈即达成协议，看似一帆风顺，但实际上各方面自始至终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直到条约临近签字时，各方还在讨价还价。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还是外长们“在签署条约的最后一分钟才达成妥协的”。 联邦德国为了尽快实现两德统一，在经济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德、苏关系中，经济问题一直是苏联方面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保证“2+4”最后文件达成协议，两德不得不打出经济牌。9月10日，两德和苏联就苏联提出在1994年底苏军撤出民德之前的“过渡时期”达成协议，协议规定：两德向苏联提供120亿马克的财政经济援助，同时向苏联提供30亿马克的无息贷款，作为苏军在德驻留费用的补贴；为继续履行苏联与东德之间的供货协议以及使苏联免受东德使用西马克带来的经济损失，决定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评估苏联在东德的不动产；东德以10亿马克的价格向苏联提供价值25亿马克的农产品，差额部分由西德补贴。 由于西德政府的慷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终于在签署条约的最后一刻给了德国人一个满意的答复。 在签字仪式上，西德外长根舍在东道主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下第一个在条约上签名。接着，民德总理兼外长德梅齐埃、法国外长迪马、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美国国务卿贝克、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依次在条约上签名。 签字仪式结束后，四国外长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首先发言，他百感交集地说：“1990年9月12日，对欧洲和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在许多方面都将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载入史册。” 谢瓦尔德纳泽还特别提到，条约的成功签署，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功不可没。当初，如果不是科尔总理访问苏联，同戈尔巴乔夫总统“就一系列复杂的军事、政治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大家就不可能在这里“经历真正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了。 谢瓦尔德纳泽在重点介绍了条约的内容后指出，条约的“历史意义在于，为爱好和平民主统一的德国加入欧洲及世界大家庭的生活创造了可靠的基础”，他“完全有理由代表‘2+4’会谈的同行们对业已完成的工作表示满意”，这一工作还“为将来提供了有用的、甚至绝无仅有的经验”。“我相信，我们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的后代会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明智的和负责任的。”最后，这位苏联外长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卷书合上了，新的时代开始了！……从这一天起，欧洲和世界历史在其重要的组成方面将沿着这一条约为它开辟的新轨道发展。” 西方舆论及各国首脑和外长纷纷对条约的签署表示祝贺，并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经历了40多年分裂的艰苦岁月之后，祖国统一的梦想将要变成现实。科尔十分激动地说，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当1990年10月3日作为两德统一的日子确定下来以后，两德政府就开始精心策划，怎样把统一庆典搞得隆重而热烈。他们成立了专门机构筹备庆典活动。科尔代表西德政府邀请美、苏、英、法四大国首脑出席在柏林举行的统一庆典。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大多数德国人和欧洲人都在翘首盼望着10月3日这天的到来。那一天，他们的心花将与庆典上的礼花一起怒放！ 9月12日，最后一次“2+4”会谈取得了圆满成功，《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署。科尔是第一个得到这个好消息的，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在办公室来回走着。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白宫来的热线电话。科尔想，一定是布什总统正式答复他，准备出席德国的统一庆典。 然而，科尔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失望的神情。布什告诉他，由于日程安排困难，他不能应邀出席德国的统一庆典。 科尔马上就恢复了正常情绪，他说：“好的，总统先生，我明白您的苦衷，就我本人来说，我是非常理解您的，我会把您的困难向议会说明……好了……非常感谢您对德国统一事业的支持。没有您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科尔放下电话，心想，德国统一庆典是举世瞩目的伟大的历史时刻，它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缺席而减色的。 也许是因为美国总统布什不能出席，苏联、英国、法国三国首脑也托词不能应邀出席德国统一庆典。 1990年10月1日，两个德国和美、苏、英、法四大国外长，利用出席纽约欧安会35国外长会议的机会，签署了一项联合宣言，宣布在10月3日两德统一后，在统一的德国和四大国正式批准“2+4”条约之前，即中止行使四大国对柏林和整个德国的权利和责任。签字仪式在纽约贾维茨会议中心举行，美国国务卿贝克主持了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后举行了35国外长会议开幕式。美国总统布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同德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的国家再次获得统一，我们不久将欢迎一个统一的德国进入（欧安会）大家庭。” 驻柏林的美、英、法三国盟军司令部于10月2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三国司令签署了一份文件，宣布随即结束对柏林的占领使命，停止巡逻，把有关事宜全部移交柏林市政府。同一天，东、西柏林市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大柏林市正式统一。 在举行统一庆典之前，民德政府各机构已于10月2日停止运转。这天下午，民德人民议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议院主席贝格·波尔女士在总结这届人民议院的工作结束时说，他们“圆满完成了以自由方式实现德国统一的任务”。 10月2日格林威治时间18时，帝国大厦广场一个巨大热气球升上了天空，气球上印有一只和平鸽，并写着“祝福，柏林！祝福，德国！”的字样。19时，民德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柏林剧院举行庆祝加入西德的大会，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和总理科尔等应邀出席。民德总理德梅齐埃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德国的统一使人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全体德国人应该“在统一后的德国共同塑造美好的未来”。随后，民德著名指挥家指挥乐队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欢乐颂》。 10月2日晚，两德的广播、电视还播放了德梅齐埃和科尔发表的电视讲话。德梅齐埃说，“一个国家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多见的，但国家的分裂也是不合常理的”。德梅齐埃认为，民德加入西德后，“统一进程还不能算结束”，“新的货币、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还会带来很多困难”。“对过去不应当一笔勾销，而应当认真地、满怀责任地去分析、总结，但这种分析、总结又不应当使今后产生新的分裂”。科尔在电视讲话中也指出，德国虽然统一了，但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 10月2日23点55分，以锤子、麦穗和圆规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黑、红、黄三色民德国旗，从勃兰登堡门和所有政府机构的建筑物上降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作为统一后德国国旗的西德的黑、红、黄三色国旗。在同一时刻，纽约联合国大厦降下了民德国旗，所有民德驻外使馆、机构也完成了最后的历史使命。 1990年10月3日零点，德国统一庆典正式开始。首先，在柏林帝国大厦的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魏茨泽克总统、科尔总理以及德国政府其他成员、来自全德各界的2000多名代表和驻德国的外交使节出席了升旗仪式。14名分别来自两德的少年儿童高擎着一面60平方米的巨大国旗步入广场。在国歌声中，人们注视着这面黑、红、黄三色旗冉冉升至40多米高的旗杆顶端，很多人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升旗仪式结束后，广场上开始燃放焰火。七彩的烟花、焰火把柏林帝国大厦广场装点得仙境一般，人们欢歌载舞，尽情抒发着他们对统一了的祖国的美好祝福。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两德统一感到迷惘，有的激进组织甚至组织示威游行，从10月3日零点起举行“反庆祝活动”，把10月3日作为“德国的耻辱日”等等。 由于组织严密，整个庆典活动进展顺利，秩序良好，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大的乱子。倒是主席台上发生了一件诙谐的事情。当时，一个胸前挂着“贵宾”牌子的中年男子突然登上主席台，向空着的政府发言人克莱茵的座位走去。总理府部长赛特斯以为来人是民德地区的贵宾，便向他点了点头。保安人员见赛特斯向来人点头，便没有过问。等克莱茵讲话完毕后，中年“贵宾”上前抓住话筒说了几句某公司的广告词后，便溜下主席台，然后消失在人群中。那“贵宾”是何许人便成了一个谜。 德国统一庆典的这一天，魏茨泽克总统任命德梅齐埃、贝格曼·波尔女士、国务秘书克劳泽、自民党副主席奥尔特雷普和德社盟主席瓦尔特等五名原民德领导人为联邦政府“特别任务部长”，并向他们颁发了证书。上午9时，德国天主教主教会议主席卡尔·勒曼在柏林玛丽教堂为德国统一举行隆重的礼拜仪式。与此同时，整个德国教堂钟声齐鸣，官方和民间的庆祝全面展开。上午11时，国家庆典在柏林爱乐乐团音乐厅举行，总统、总理、议长、参议院议长及原民德主要领导人出席。魏茨泽克总统发表重要讲话，他引用中国谚语“兄弟一条心，荒山变成金”，呼吁所有德国人继续发扬“双方积累的有价值的经验和特点”，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消除思想上的分歧，填平物质上的鸿沟”。在对外关系中，他表示德国将“努力寻求坦诚和密切的睦邻关系，让德国的所有边界都成为通向邻国的桥梁”；统一后的德国将“完全融合在西方，面向全欧洲，使德国分裂的结束成为欧洲统一的重要桥梁”。 10月3日，科尔总理就德国实现统一及统一后的对外政策致函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由德国驻外使节面交并作说明。科尔指出，“德国人民通过自由自决并同邻国达成一致，以及在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从德国的土地上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曾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无穷的灾难，“今后从德国土地上只会产生和平”。统一后的德国将恪守《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科尔最后说：“在解除了由于分裂而带来的精神负担之后，德国人将以新的活力和充满信任的合作精神，来同所有怀有同样的崇高目标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塑造和平的未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章 新德意志的政治巨人 德国统一是采取东德的5个州申请加入联邦德国的形式，因此，原西德总理自然就变成全德总理了，从1990年10月3日德国的正式统一，到12月2日全德举行首次大选，全德议会和全德政府实际上是临时性质的。原联邦德国的497名议员，加上从原民德人民议院的400名议员中选出的144名议员，共同组成了全德临时议会。同时组成的全德临时政府，除联邦德国政府的全体成员外，原民德政府中有四人加入了临时政府。作为过渡时期的总理，科尔领导临时政府处理全德国的事务。 1990年12月2日，德国举行了统一后的首次全德大选。全德18岁以上有选举权的选民共60373753人，参加投票的选民有46996733人，占选民总数的77.8％。宣布参加这次大选的政党和团体41个，提出候选人近4000名，争夺联邦议院656个议席。同一天，首都柏林市议会也举行东、西柏林统一后的首次选举。 这次大选热闹非凡，参加大选的政党和团体之多，是历史上少有的。但真正能够成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仍然是联盟党和社民党两大党派，其他的政党、团体都是陪太子读书。这与以往西德举行大选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这次大选的联盟党和社民党之争明显地缺少悬念，没有了以前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大选前夕，以科尔为首的执政联盟成竹在胸；而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拉方丹和党主席福格尔则显得信心不足，他们甚至对应付大选于不顾而搞起了内讧。至于其他小党和团体，他们所考虑的只是怎样争取到超过5％的法定界限而跻身议会的问题。 10月3日上午，联邦选举负责人公布了全德首次大选的最后统计结果。选举结果正如人们所料的，由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胜，社民党和绿党失利。各党派得票百分比和在议会中所占议席的情况分别为：联盟党得票43.8％，在662个议席中占319席（其中基民盟36.7％，268席；基社盟7.1％，51席）；社民党得票33.5％，占239席；自民党得票11％，占79席；原西德地区的绿党得票3.9％。未超过基本法规定的5％的界限，被挤出议会；原民德地区的联盟90、绿党和民社党的得票率从全德范围分别为1.2％和2.4％，均未超过5％，但根据这次大选在东、西地区分别计票的规定，它们在原民德地区的得票率分别为5.9％和10％，从而进入议会，分别获得8席和17席。其他几个得票率较高的党派和团体是：共和党2.1％，国家民主党0.3％，德社盟0.2％，均未超过5％，而未能进入议会。 当时，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自民党得票合计为54.8％，超过半数，因此，科尔将继续组阁。选举结果公布之后，科尔就表示，他领导的联盟党和自民党将继续联合执政，并立即开始组阁谈判，争取在年底之前提出新政府组成名单。自民党主席根舍则表示，自民党的选举结果为下一届政府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联盟党和自民党之所以能在统一后的首次全德大选中获胜而保持其执政地位，主要是因为执政联盟实现了德国统一，这就为执政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创造了一个雄厚的资本。在统一问题提到日程之前，由于选民对政府的税收和医疗改革不满，导致基民盟和自民党在西德一些省市选举中接连失利，自民党甚至被挤出了西柏林和法兰克福市议会。眼看联盟党和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朝不保夕，以科尔、根舍为首的执政联盟抓住时机，利用德国统一这个热点问题，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甚至在一度引起激烈争吵的德、波边界和东、西马克兑换问题上，也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不断推进统一进程，以至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闪电式地实现了德国统一。这一历史性功绩令执政联盟在选民中威信大增。其次，经济形势好也是执政联盟获胜的一个因素。 这次大选的结果，反映了统一后的德国的政党新格局，基本上保持着原西德的政党格局，仍然是联盟党和社民党作为主要竞争对手，而自民党则在两大党之间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 1990年12月2日全德大选之后，在选举中获胜的执政联盟的三个政党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由于在经济、内政和安全等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在争夺内阁席位上也互不相让，以至于经过6周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991年1月17日才宣布正式组成新一届内阁。新内阁由20人组成，即总理、总理府秘书和外交、财政、经济、国防等18部的部长。内阁的主要成员没有变动，来自原民德地区的人，只在内阁中担任交通部、家庭和老年部及妇女和青年部等三个部的部长职务。 1991年1月30日，新当选的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了长达60页的政府声明，详细阐述了首届全德政府在4年执政期内的方针政策。 科尔表示，统一后的德国将在世界政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新政府的愿望是全德人民展现更美好的前景——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富裕和公正。他允诺，他的政府在任期内优先考虑的一项目标始终是：为全德国创造均等的生活条件。他号召全体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达到这一目标。 科尔成为了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理，他自己感到十分荣幸，同时，他也感到自己肩上任务是何等重大。东西部地区经济状况的差异、失业、环境污染、基础设施陈旧、人心涣散等，真可谓问题成堆，亟待他和他的政府去治理，去解决。 此刻，科尔多么想再一次回到家乡路德维希港，去聆听乡亲们亲切的话语，去倾听莱茵河温柔的涛声……但是不能，他没有时间消遣，他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时间，去指挥新政府这支乐队演奏和谐的美丽的乐章 ！ 科尔明白，历史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德国的迅猛统一，他已经站在了西方政治舞台的中心。为了保持并不断地完善自己西方政治巨人的形象，他必须再接再厉，为迅速发展德国经济，为使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努力拼搏。 科尔在心底暗暗地说：我不仅要成为20世纪西方伟大的政治家，我还要争取成为领导德国跨世纪的政治巨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一章 和邓小平握手言欢 科尔非常重视德国与中国的关系，他本人特别敬重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先生。作为联邦德国总理和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科尔多次访问过中国。1987年7月12日，在菡萏花开之际，科尔第三次出访中国。 他在临行前对此次访华充满信心。他说，联邦政府决心在各个领域扩大和加强同中国的合作。科尔强调，德国对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这将使子孙万代受益。他在谈到即将对西藏访问时说，毋庸置疑，全世界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科尔说，中国和西德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合作，中国“最近几年通过在国内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并由于它日益愿意在国际间进行合作并承担责任，它的国际影响已稳步增加。” 1987年7月12日，科尔总理和夫人汉内洛蕾一行乘专机抵达上海，受到上海人民的热烈欢迎。当飞机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的时候，科尔禁不住从机舱圆形窗口向下俯视，但见群山叠嶂，河流如织，真是说不出的秀美壮观。忽然，科尔轻声地对汉内洛蕾说：“你看，我们已经到了中国。” 汉内洛蕾俯身鸟瞰中原美景，不由惊叹道：“太美了，就像一幅巨大的油画。”科尔说：“记得上一次来中国是在1984年，转眼间又是3年了，这三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汉内洛蕾说：“中国政局稳定，民族精诚团结，具有丰富的资源和人力。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想，下一个世纪中国定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科尔微笑着点点头。这时空中小姐高兴地报告：“我们已经到达上海了！” 下了飞机，科尔一行来到了正在上海进行访问的联邦德国海军“德意志”号训练舰上，并举行了招待会。随后，科尔同夫人一行乘专机离开上海飞往北京。 7月14日上午，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科尔总理。 两个东西方巨人为了谋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坐到了一起。一个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一个是致力两德统一的西德总理。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和血统，但是却有着相同的雄才大略和治国安民的壮志豪情。 科尔注视着这位身穿中山装、精神矍铄的老人，想到中国的巨变，一种钦佩之情油然而生。科尔颇为感慨地说：“阁下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是令人佩服呀！” 邓小平呵呵一笑，说，“这几年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取得了不少成绩，人民生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离我们的目标还差得远呢。” 科尔说：“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要中国的经济能保持现在的稳步增长，下一个世纪将属于中国。” 邓小平谦虚地笑着说，这是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我希望总理阁下的预言能成为现实。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闯出了自己的道路。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抓住机遇，加快步伐，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长治久安之路。虽然中国前景看好，但是在改革开放中，我们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麻烦，我们会谨慎地对待它，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科尔凝视着眼前的老人释然一笑。他相信这位领袖的承诺会变成现实。 在访华期间，科尔总理专程来到了具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参观了布达拉宫、太昭寺、哲蚌寺等名胜古迹。作为第一次出访西藏的外国领导人，科尔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情欢迎。他在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让共进晚餐时说，他的西藏之行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科尔第三次访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7月18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访问的结果令他“非常满意”。科尔在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希望两国今后在政治上“相互磋商”，经济上“密切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并将其作为维系中德合作的“三大支柱”。中国方面不仅对科尔的观点表示支持，而且允诺在同外国的经济关系中，给联邦德国以特殊的地位。 西方外交部长对科尔总理的西藏之行予以高度评价。一位外交官评价说，科尔的访问也许能够叩开西藏的大门，这是意义重大的一次访问，西藏不再是有争议的神秘的政治问题区域。 由于中德两国之间不存在直接利害冲突，亦无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自1972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两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发展援助合作等方面都得以迅速地发展。仅以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为例，自1978年签订科技合作协定以来，两国已签订80余个部级或科研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或大型科技项目议定书。合作领域从最初的11个，逐步发展到包括航天、核能等在内的24个。 不仅如此，两国在文化、教育、体育交流方面同样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范围涉及科学家和师生互派、语言培训、音乐、美术、戏剧、电影、广播电视和体育等方面。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国在德国的留学生和进修生已经超过6000人，居欧洲首位，其中很多人享受德国提供的奖学金。1987年7月科尔访华之后，德国经济界决定把中国领取奖学金的学生从每年150人提升到200人；并且支持中国政府关于把在联邦德国的交换的中国大学生和科学家名额从2000人增加到3000人的计划。 1988年11月，德国歌德学院在北京设立了分院。1989年10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德语教学在北京正式开播。当时针指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使中德两国的关系罩上了一层阴霾。德国参加了欧共体对中国进行的所谓“制裁”，德国是惟一议会通过制裁决议的国家，态度比任何国家都坚决，步子迈得比任何国家都大。德国议会两次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政府的“动武”，“侵犯人权”。联邦政府发表声明，决定断绝同中国的高层接触，停止向中国提供出口信贷担保和新的发展援助。 然而，那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图谋毕竟扰乱不了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不得不转变态度，表示愿意同现代化的中国结成合作伙伴。1990年5月，前总理施密特访华，分别会见了和邓小平；6月，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施特尔肯来到中国，受到李鹏总理的亲切会见；10月，德国莱因兰—法尔茨州州长瓦格纳率团访华。同年9月，两国外交部长在联大举行会谈，表示愿意继续发展中德关系。10月，在两德实现统一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致电冯·魏茨泽克总统；总理李鹏致电科尔总理；外长钱其琛致电根舍外长表示祝贺。德国领导人复电说：“非常珍视和感谢中国对德国统一所持的积极态度。”1990年10月30日，德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决定恢复对华提供出口信贷担保和新的发展援助。但是，德国真正同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却是在1992年12月10日。在这期间，两国经历了一段曲折的“以民促官，以经促政”的漫长过程。 1991年，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和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访问德国，主要是经贸活动，基本上未涉及政治。1992年3月，中国外长钱其琛访德，德方认为这是1989年以来双方最高层的政治接触。此次出访，德对华政策开始松动，但从接待的情况来看，德方仍是三心两意。1992年10月底，德外长金克尔访华，在北京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德国对华政策开始明朗。 1993年11月15～20日，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科尔第四次访华，也是他继1993年2月下旬至3月初访问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五国之后，又一次重要的亚洲之行。 9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增长迅速，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目前，亚洲的对外贸易已占世界贸易的1/4，外汇储备占世界的1/3。据预测，在今后20～25年中，东亚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超过北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经济区的总和。 科尔1993年春季出访亚洲五国，耳闻目睹了如火如荼的亚洲经济变化，不禁怦然心动。他回国后，在基民盟的一次亚洲形势讨论会中，要求政府立刻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起草报告，展开“亚洲攻势”。 科尔指出，亚洲经济蒸蒸日上，活力强劲，“具有全球意义”，德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实行积极的亚洲政策，加强同亚洲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科尔强调，中国在德国的亚洲政策中占有关键性的地位。 陪同科尔总理此次访华的有经济、科技、经济合作和邮电等4位部长，5位议员，工业联邦联合会主席，工会联合会主席以及35位被誉为“特别经济客人”的大企业家，如奔驰、西门子、大众等大公司的董事长。观察家认为，德国代表团此次访华人数之多，阵容之大在中德互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9年春夏之交的之后，中德关系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低潮，德国参加了欧共体对中国的所谓“制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广阔的中国市场，特别是在经济因素成为外交中心的今天，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终于找准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首先，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奋发图强，使得各方面都得以迅猛地发展，中国的经济1992年的增长率达12.8％，是全世界最高的增长速度。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超过西班牙、韩国和新加坡，跃居世界第十一位。在西方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迫使德国人感到，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刻不容缓。《柏林晨邮报》评论说，如果在最后一分钟“还不在中国立足”的话，德国工业将被挤出中国这一未来的巨大市场。 1993年9月，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长在访问德国时宣布，1990～1995年期间，中国大约需要进口3500～4000亿美元的商品。这个消息，无疑像一块磁铁对德国经济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德国经济每况愈下，失业大军已达350万人，公共债务已经突破16000多亿马克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科尔政府如果仍持观望态度，徘徊不前，那么势必会使德国在占领亚洲市场方面大大落伍于日本和美国。 不仅如此，精明的德国人还发现，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日新月异，势如破竹，在今后几年内势必要通过增加进口，来满足高速增长的经济需要，而中国进口的重点，如高技术、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工业、钢铁、化工等，正是德国传统的世袭领地。德国企业界呼声日高，一再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务必加强对华关系，尽快进入和占领中国市场。 自1992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的出口迅速扩大。据德方资料统计，1992年德国对华出口由40.6亿马克猛增到57.4亿马克，增长了41.3％；但从中国的进口仅由115.6亿马克微增到116.5亿马克。 1993年3月下旬，德国经济部长雷克斯罗特访华，收获丰盈。他说，德中北京会谈“热情友好”，结果令人“非常满意”。在雷克斯罗特为期三天的访华期间，中国承诺向德订购12架a300—600空中客车飞机，总金额达10多亿马克。另外，中国还同德国签订了进一步购买10架a300—600空中客车飞机和6架a340空中客车远程客机的意向声明。此外，中方还向德订购了轧钢设备、炼铝设备和饮料灌装设备。中国允诺1993年将到德国东部采购总额约为2.5亿马克的商品。 自1992年下半年以来，德国经济开始滑坡，许多企业被迫宣布破产，失业人口骤增，导致劳资矛盾尖锐，罢工、示威现象日趋频繁。雷克斯罗特此行带回了巨额订单，无疑给萧条的德国经济注入了活力。陪同雷克斯罗特访华的30名德国工业界代表异口同声地说，此次访华真是“值得”。 科尔总理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中德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涉及交通运输、化工、能源、钢铁、机械、电子、电信和环保等领域合作的合同和意向书，价值约70亿马克，其中合同部分占30多亿马克。科尔心花怒放。北京的阳光以特有的温暖洒在他的额头、眼角及发梢上，令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他感到，德中关系发展前景就像这阳光一般灿烂、明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二章 “科尔时代”会结束吗？ 1998年是德国具有重大意义的选举年，将选举跨世纪的联邦总理。国内外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已经执政16年、在德国战后历史上惟一连任四届的“统一总理”科尔是否还能保住总理宝座？科尔是在1997年4月3日庆祝他67岁生日时宣布他将再一次作为执政联盟——联盟党和自民党候选人参加1998年9月27日的总理竞选。科尔在1994年10月大选前曾表示，如果获胜，下一任期将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那么，为什么已经68岁高龄的科尔还要再次出马呢？人们也都在关注科尔的政治前途，“科尔时代”会结束吗？ 科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内地位巩固。从1973年6月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主席，此后连选连任，至今已25年。在这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顺利地度过了多次危机。他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和驾御局势的能力。其政治阅历和个人威望在联盟党内尚无人可比。党内大多数人认为，尽管科尔谋求五连任的难度很大，但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推出的总理候选人——下萨克森州州长格哈德·施罗德等要想取代科尔并非易事，他们相信科尔在1998年的选举中会再次取胜。 科尔这位资深的政治家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盟内部都享有很高的声望。1991年11月被授予“欧洲治国才能奖”，以表彰他为德国统一而建立的功勋。1992年11月9日（柏林墙拆除3周年纪念日）他被授予柏林“荣誉市民”称号。1995年12月被评为1995年“欧洲风云人物”，该奖是专门奖给在行动、成就、事业和人品方面代表欧洲的同一性和意愿的欧洲人的。他作风稳健务实，知人善任，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条件。 科尔的个人素质和个性特点对他的成功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联盟党的议员说，每次同科尔见面都能获得信心，他能给人以鼓舞。在总理候选人问题上，联盟党中也有人暗示，为了加强同施罗德的抗争，科尔应将权力交给新一代领导人、科尔的得力助手，也是科尔自己确定的接班人、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朔依布勒。但朔依布勒本人认为，“科尔仍是最合适的总理候选人，因为他很有作为，而且能起到稳定作用。” 洞悉局面，善抓机遇也是科尔成功的关键。在1994年大选时，德国经济陷入衰退，导致失业率增加，使联盟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降到最低点，舆论认为科尔必败无疑。科尔不但没乱方寸，而且沉着应战，到6月份支持率开始回升，虽然这与1994年经济明显好转有关，但也与科尔的沉着个性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分不开，最终形势化险为夷，第四次当选为总理。 科尔的最大政治资本是他在德国的统一、欧洲一体化建设、特别是在德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方面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其享有的国际声望是国内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无法相比的。 科尔在1989年已看出当时苏联的经济危机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动向。为了德国的统一，他以贷款和援助为诱饵，再加上运用感情攻势，使戈尔巴乔夫最终点头认可德国统一。同时，科尔也深知，光有戈尔巴乔夫的点头还不行，还必须得到美国的首肯，并克服英、法的巨大阻力，方能实现统一大业。所以科尔紧紧拉住美国，赢得了美国的信任和支持。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他拒绝了国内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保持“两个经济区”的渐进方案，毅然把马克引入东部地区，从而使东西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统一整体。德国统一获得成功，是科尔的一大政绩，被称为“统一总理”。 科尔把实现欧洲货币联盟，进而实现欧洲统一当作他政治生涯的最高目标。他说，“21世纪的和平取决于欧洲大厦的建设，我要把这座大厦建得能够抵挡任何恶劣天气，并为欧洲人创造出足够的生活位置”。科尔在1997年底对记者说：“欧洲20世纪后50年有两个历史性的日子。一个是1989年11月6日，柏林墙倒塌，为德国恢复统一开辟了道路；另一个是1997年12月12～13日，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确定了欧盟谈判吸收第一批中东欧国家名单。”今年2月，意大利总理普罗迪两次出访德国，敦促科尔重振其“欧盟领袖”的地位，以便按时实现欧洲经货联盟。从欧洲单一货币的设想被提出开始，科尔就是单一货币的坚定支持者。今年4月底，德国联邦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德国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的议案，为德国1999年1月1日开始实施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开了绿灯。在议会辩论中，科尔指出，加入欧洲经货联盟对德国人以及全体欧洲人来说是德国统一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从长远来看，也可能是欧洲本世纪“最重要的决定”，欧元为21世纪新的经济活力、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创造新的面向未来的劳动岗位提供了机会。一些曾反对德国加入欧元的政党也纷纷放弃了他们的主张，站到欧元支持者的阵营中。 德国政治家们认为，实施欧元符合德国的长远利益。首先，欧元的实施将加强德国的地位和声望。统一货币是欧洲一体化建设中的关键一步。长期以来，科尔政府是欧洲一体化的积极倡导者，因为欧洲一体化将有助于德国进一步确立它在欧洲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实现其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的愿望。其次，实施欧元有利于德国经济增长。实施欧元后将消除欧盟国家之间的“货币差别”，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德国公司开拓欧盟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场提供良机。德国是出口型国家，而且其外贸总额的将近50％出口到欧盟国家，在欧盟拥有单一货币之后，德国必将在出口贸易中更加受益。最后，欧元将增强德国经济对金融风波的“免疫力”。支持欧元的经济学家们指出，统一的欧洲货币区的出现，将减轻美元动荡对欧洲的冲击，有利于德国等“欧元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欧元的强大也有利于欧洲国家的海外投资。在谈到科尔对欧洲建设时，德意志银行的贝克尔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要是科尔不继续执政的话，那么德国在执行货币联盟计划方面会更加困难”。当然，科尔也不想撒手欧洲统一事业，这也是他想再次竞选的原因之一。 科尔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充分体现了调解人的作用。科尔的最大优势是同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保持着亲近乃至亲密的私人关系。他同叶利钦的私交更深，科尔是叶利钦心脏手术后第一位趋之探望的外国领导人。1996年叶宣布参加又一任总统竞选后，科尔是“七大国”领导人中第一个去莫斯科支持叶竞选的。对科尔访问莫斯科，当时的新闻界是这样描述的：欧洲的这两个大国领导人、老朋友在壁炉前，在轻松的气氛中，一对一地讨论欧洲安全问题，以及两国关系的现状和前景。这是其他国家领导所不及的。科尔虽然支持北约东扩，但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安全模式，没有俄国的参与是不行的。他主张北约东扩应考虑到俄国的安全利益。总之，科尔竭力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周旋。这一切，俄罗斯是明白的。 在巩固西欧内部大市场、抢占东欧及独联体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亚洲市场，向高速发展的亚洲进军。科尔政府是在西欧国家中最早提出“新亚洲战略”的国家。德国重视亚洲有三个特点：一是它着眼于21世纪，有较长远的考虑；二是它着眼于未来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三是德国外交是为经济服务的。德国经济是对外依赖型经济，近几年来发动“亚洲攻势”的根本目的就是进一步开发和确保德国未来的资金、商品和原料市场。 科尔一直全力支持亚欧会议这一对话机制。科尔总理强调，尽管欧洲和亚洲国家间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方面存在差异，但差异不能阻止双方寻求共同点。他说，“欧洲和亚太地区正在重新组合，为21世纪开辟道路。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和欧洲建立充满信任和持久的伙伴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人们看到，率企业界人士访问亚洲国家已成为科尔近几年来的惯例。 在科尔政府的领导下，德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现在德国不仅是一流的经济强国，也正在成为政治大国，并跃跃欲试地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等于英法两国产值之和，约为3.2万亿美元。马克早已成为西欧的主导货币。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盟事实上的领袖。它担负欧盟全部预算的2/3，它在北约中的实力和地位仅次于美国。在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中，德国提供的援助和贷款占这些国家得到的援助、贷款的一半以上。在贸易上，利用地利之便，已经成为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在整个欧洲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大国。这一切，科尔都功不可没。 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科尔的强势显而易见，但在内政方面的许多棘手问题都制约着科尔，使他面临严峻考验。 失业大增带来巨额负担。德国经济1997年达到2.5％的增长率，主要是受美元升值和出口贸易增长所致。德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国债额、失业人数、企业破产数和税收损失均创历史记录。特别是劳动力就业市场，1997年全国平均失业人数达440万，失业率为11.7％，再创历史最高纪录。据德国失业者联合会主席格伦说，1998年的失业人数可能增至500万。德国就业问题面临着150年来的最大挑战。高失业率给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年政府要拿出1700多亿马克来接济失业者，人均4万马克。 就业问题成为科尔竞选得票多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科尔在1996年召开了“就业峰会”，制定增加就业的战略，提出在2000年之前将失业人数减少一半。科尔虽然在1997年10月份推出了大幅减税等改革方案，但由于德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尚未具备，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需待时日，朝野在就业问题上又缺乏共识，最终使改革方案搁浅。这意味着政府无力兑现改善投资环境及解决失业问题的诺言而失信于民。60％的人认为科尔没有能力成功地带领德国进入21世纪。舆论普遍感叹“科尔老矣”。 高税收使企业和个人不堪重负。目前，德国低收入者的纳税率为25.9％，高收入者的纳税率为53％。企业和个人交纳的税款每年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高税收使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挫伤。由于赋税过重，国际竞争力减弱，许多企业破产。还有大量企业为了逃避高赋税，将资金转移到国外，使经济受重大损失，更加剧了失业。科尔深知高税收带来的严重问题，因此积极倡导税制改革，并在1997年提出了被称为“世纪改革”的方案。该方案提出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到39％，最低税率降到15％，并将企业所得税从原来的47％降到35％，通过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增加就业。然而这一方案因同社会党提出的方案有严重分歧，而没能实施。 过去在全世界受到高度赞扬的德国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现在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德国工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而工作时间是世界上最短的。工资呈逐年上升趋势，使企业不堪重负。德国西部地区的工资每小时为47.25马克，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7.3马克；东部地区的工资每小时31.89马克，也远远高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德国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美英等国高21％，然而，每周工作时间仅为37.5小时，另外每年还要带薪休假30天。德国人一年工作时间为1167小时，目前德国用于各种社会福利费总额达1.1万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60年代只占23％。高福利同高税收一样使企业不堪重负，导致大批企业破产、裁员，或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减少国内的投资。 今年的大选是德国统一后的第三届议会选举。由于面临上述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公众怨声载道，科尔也焦头烂额。科尔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也是竞选不利条件之一。现在不仅反对党攻击科尔，联盟党内部反对派也不少。 3月2日，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推出下萨克森州州长、54岁的格哈德·施罗德作为该党总理候选人，为科尔造就了一个强硬的对手，是科尔竞选总理的正式挑战者。当前的民意调查表明，施罗德被选民看好的程度高于科尔，科尔的地位正面临严重威胁。科尔在职近16年，其间，社民党四次向科尔发起冲击，都以失败告终。近一两年，欧洲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特别是执政10多年的英国保守党被工党撵下台，使德国社民党振奋不已。此番社民党又在年初的州选举中初战告捷，更加信心倍增。目前，影响大选的变数很多，但面对这么一个年富力强的新对手，科尔也说，这次竞选“将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斗争”。 科尔时代会结束吗？国际社会都在这样发问。历史上不乏社民党被民意看好，到投票时却败给联盟党的先例；也不乏科尔在看似被动的局面中扭转局势的先例。结局如何，人们正在拭目以待。（王兰英） 参考书目 《科尔传》，维尔纳·马泽尔著，潘琪昌译，东方出版社出版。 《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国际内参》1990年至1998年，新华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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