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传》 第一章 光荣与梦想 引言 肯尼迪家族原居爱尔兰，19世纪中叶在移民热潮中来到美国北部。在短短的50年间，这个家族的财产便跃居美国前八位，从一个制桶工人到美国巨富这条路究竟有多远呢？有的专家认为，世界豪门巨族的发展一般要经过好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勇气和运气。而肯尼迪家族仅用了三代的努力，时间是非常短的。但这个家族除了金钱之外，还出过一位驻英大使、两位众议员、两位参议员、一位司法部长、一位总统。这一切都是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30年间，因此，这一切就被当作人间的神话。 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应该是约翰·肯尼迪——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他参加了太平洋战场的战斗。他的成长以及对世界的体会就与这两次大战有着本质的联系。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平静的国家，但这种平静是海水水面的平静，因而它也孕育了深层的骚乱。 在美国历史上，肯尼迪总统不可能不被关注。他是美国第一位出生于20世纪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是美国惟一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同时他也是一位亿万富翁的儿子，他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具有人格上的魅力，喜欢微笑，喜欢幽默；他是美国总统中在电视上最出风头的人，他是美国新的一代的代表人，他还宣布他的政府实行新边疆主义；他总是朝气勃勃，他在总统任职期间也还是在不断地成熟和发展。 肯尼迪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死因。那时他46岁，他的任期还没有结束，他的野心就在枪声中悄然而逝。从此，他的微笑、他的魅力、他的幽默，以及他的理想都不复存在了。珍视这一切的美国人开始哭泣，开始愤怒，开始纪念。正是肯尼迪之死使他们对美国的前途感到迷惘，在他的身后留下了美国未见分晓的希望与疑虑。肯尼迪没有矫揉造作和浮夸虚饰的清新姿态，吸引了美国新的一代人。可以说，肯尼迪使二战后的美国人与欧洲人看到满怀希望的绚丽前程。肯尼迪时代的精神风貌也许要比这个时期的历史进程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即使肯尼迪时代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人们仍然对此充满好感，肯尼迪也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 我写作这本书，正是基于上述观点，即我对美国历史的认识、对肯尼迪家族的认识以及对他本人的认识等等。 这本书作为人物传记，我尽量遵循一个原则：肯尼迪不是神，也不是动荡年代的英雄，他只是一位美国总统，因此这本书应当演绎出一位美国总统的成长史和思想轨迹。此外，我写了一位总统的爱与恨、得与失、欢乐与忧伤。他的一生是一张由无数种境遇和心情织就的网。他得到了太多，最后又失去了一切。上帝给予了他的多少东西，也就会收回多少东西。我写这些也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生活着，是芸芸人流中的一个点。同时我也认为他不能算一位英雄，他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总之，我也许正是为了消解这个人身上的神话色彩和英雄主义，我认为这是历史与传记作品普遍的原则。 1963年达拉斯的枪声响过之后，在美国骤然之间出版了无数关于肯尼迪的出版物。一方面这是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人对这位总统的特别关注。据目前不完全的统计，有关肯尼迪的书籍已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肯尼迪家族的回忆作，有肯尼迪的朋友和特别顾问写的传记，有传记作家和畅销书作家的调查作品。这些作品，有的非常严肃和客观，如西奥多·索伦森、约翰·戴维斯和西奥多·怀特的著述；有的则相当浅薄，且极尽造谣和臆想之能事，纯属迎合下流阅读兴趣的东西。所以面对鱼龙混杂的诸多材料，我采取的办法是，广为搜罗，小心取用。我阅读的材料，包括20世纪中期的美国史书，有关肯尼迪的个人传记，有关肯尼迪家族的资料，肯尼迪本人及其家人的一系列著述，我认为这些材料较有权威性。其他野史材料，比如有关肯尼迪当政的奇闻轶事，有关杰奎琳的秘闻，我只是仅作参考。因为版本繁多的此类野史资料，内容五花八门，同一件事众说纷纭，所以也看出了其中的不严谨和不客观的地方。 这样，在资料搜集和整理之后，我认为肯尼迪的传记，还应该具有这样的要求： 第一，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的肯尼迪，是这个巨族之一员，肯尼迪的不断成长使他最终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这与其家族的发展、变化分不开，也与家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肯尼迪总统只是这个家族的代表，不论是其青年求学时期，还是出任参议员时期和总统时期，他的身上总有肯尼迪家族的影子。 第二，肯尼迪与同时代美国社会的变化发展是有关联的，因此我尽量把肯尼迪放到美国社会中描写。人物传记的功能之一也许就是为了表现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只有能反映历史特征的人物才称得上历史人物。肯尼迪是本世纪60年代初新一代美国人的典范和代表。美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下的需求产生了肯尼迪，同样地，肯尼迪的思与行也要满足这个国家新一代人的需要。这样，我们才可能把美国的那一时期称之为“肯尼迪时代”。 第三，在这一本传记里，没有流言和轶闻。一切不被证实的材料都不被使用。在诸多美国人的著作中，肯尼迪的生涯里出现过许多女人。但我在本书中只写了一个女人——杰奎琳，肯尼迪的妻子。我可以说，其他女人没有对肯尼迪的一生产生更多的影响，因而可以忽视。我试图选择肯尼迪生命中发生过的诸多事件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事件与肯尼迪本人、他的家族和国家有着关联。这便是笔者的依据。 1946年是美国社会急剧演变的一年。由于战争年代的压力和逼迫，许多传统的看法消融了。大批妇女参加了劳动大军，尽管有千百万男子复员，妇女依旧在劳动力方面甚至军队方面起着更持久、更重要的作用。人们由于对战争年代的动乱以及大萧条和新政所带来的许多变化感到厌倦，也就是说，由于战争结束，这个国家发生了诸多变化，并因为这些变化，而产生了美国历史上“新的一代”。从政治上看，美国社会应该提供“新的一代”的发言人。 约翰·肯尼迪在这一年中敏锐地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变化和需要。他出生于1917年5月，还不到而立之年，然而对于政治生活却并不陌生。他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是美国有名的亿万富翁，30年代担任过驻英大使。从此，让肯尼迪家庭跻身政界就是约瑟夫对儿子的惟一期待。现在约翰·肯尼迪要进入政坛，以便实现父亲约瑟夫渴望的而他的兄长小约瑟夫未能实现的肯尼迪家族的梦想。 对于约翰·肯尼迪来说，首要的事情是马上得到一份公职。但重要的公职并不是结在树上的果子供人采摘的。就在这一年，肯尼迪的运气来了，马萨诸塞州的政治之树上突然有一个公职出现——代表波士顿第十一选区的众议院议员席位。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将会大有价值的好果子，所以肯尼迪家族决计得到它。 第十一选区的议员席位之所以空出来，是因为约翰·肯尼迪的外公约翰·菲茨杰拉德市长以前的主要对手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决定放弃他的国会席位，再次竞选波士顿市长。事实上肯尼迪家族和菲茨杰拉德家族都痛恨柯利，但他们却都帮助他竞选市长，以便空出议员席位。 1945年11月，柯利在竞选中获得胜利，接着决定在次年11月举行特别选举，选出一名议员补上他的空缺。约翰·肯尼迪从海军退役，在报社干过一段时间后有些失望，现在对他来说，正是天赐良机。 波士顿第十一选区是杰克（约翰·肯尼迪的昵称）最理想的政治土壤。从1848年到1929年，肯尼迪家族和菲茨杰拉德家族都和这里关系密切。约瑟夫·肯尼迪仍然拥有东波士顿马弗里克广场的哥伦比亚信托银行。这个地区的许多人仍然记得杰克的祖父帕特里克·约瑟夫和他的酒店。 当然，十一选区的其他地区对肯尼迪家族并不十分友善。查尔斯顿是一个滨水区，居民大部分是爱尔兰码头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哈佛所在的坎布里奇大多为自由知识分子居住地，塔夫茨所在的萨默维尔也是和肯尼迪没有瓜葛的工人区。所以，他一参加竞选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实际上他也确实是一个外来客。他自己从未在十一选区居住，对这一地区的人们和生活情况一无所知。 但是约翰·肯尼迪也是有优势的。首先，他有富裕而好胜的家庭作后盾。其次，他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再次，他的知名度也相当高。在争取议员席位以前，他作为赫斯特报系的记者是出过风头的。他的每篇文章都会在该报系的每一份报纸上出现，文章除附上小照片以外，还有如下简历：约翰·肯尼迪中尉是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的儿子，是最近退役的南太平洋鱼雷艇英雄。他是从一个军人的角度来报道旧金山会议的。战前他写过畅销书《英国何以沉睡》。 更重要的是，肯尼迪家族有着异乎寻常的竞争精神。约翰·肯尼迪在过去和以后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在考虑了诸多因素后，肯尼迪家族组成了竞选班子。老约瑟夫·肯尼迪是主要组织者。他对竞选组织者们说，“我们要像推销肥皂片一样推销杰克”。此后，他雇用了一个公共关系公司，着手进行马萨诸塞州国会选举史上空前规模的广告活动。 杰克的竞选经理是狡黠的约瑟夫·凯恩，他是杰克的表叔。在十一选区，认识人最多的是凯恩，因为他是在东波士顿的弄堂里长大的。他曾经负责过1937年詹姆斯·托宾对詹姆斯·迈克尔·柯利的市长竞选。1942年他又被堂兄约瑟夫雇为竞选经理，负责约翰·菲茨杰拉德对约瑟夫·凯西的竞选。他曾在叔父帕特里克·肯尼迪和堂兄约瑟夫的岳父约翰·菲茨杰拉德门下学习政治。他不仅坚定而且机智，他熟知波士顿爱尔兰政治的诀窍。约瑟夫·肯尼迪因此认为凯恩是自己儿子最好的政治导师。但是他有些怀疑他那优雅的、受过教育的儿子能否和凯恩相处得好。 使他欣慰的是，杰克和他的表叔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约瑟夫·凯恩对于如何向第十一选区推销杰克是有高见的。 在竞选的最初日子里，凯恩有意把约翰·肯尼迪说成一个具有出色的战斗历程的战斗英雄。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老兵退役，如果没有出色的战争经历是不能参政的。因此，为了争取退伍军人的支持，约翰·肯尼迪担任新组成的小约瑟夫·肯尼迪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分会会长。这里必须指出，小约瑟夫和约翰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小约瑟夫在1944年的战争中因飞机爆炸而牺牲。肯尼迪家族虽然因此成为美国的英雄家族，但也痛失了一位最有政治前途的儿子。此后，以小约瑟夫名字命名的退伍军人分会成立。这是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基地。当时，凯恩提出了一个相当有魅力的竞选口号：“新一代献上一位领袖”。这样立即迎合了具有相当数量的自称“新一代”的美国人的胃口。约翰·肯尼迪已经包装完毕，正等待卖个好价钱。 竞选就这样开始了，这绝非易事。约翰·肯尼迪，是百万富翁的儿子，自己也算一位百万富翁，但他的选区多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卡车司机、小店主、酒吧侍者和女侍者，由于阶级的不同而产生的仇视心理是无法避免的。此外，约翰在军队之外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也是他的弱点。 从竞选一开始，约翰·肯尼迪对女人的魅力就发挥了作用。约翰常常说：“妇女的力量，是未开发的资源。”此外，他在许多妇女组织的会议上，在公开的集会演讲中，他有一句出名的俏皮话：“年长的女人将作你的母亲，年轻的女人将作你的爱人。”确实，这两种力量如果能够利用，对于竞选是有利的。因为妇女占注册选民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约翰·肯尼迪将发动妇女作为本次竞选的赌码。在当时看来，既新颖又好笑。只有透过数十年的历史长河，我们才能够理解并且惊叹他的胆识和远见。 因此，肯尼迪家族为年轻的小姐和少妇举行了茶会，其中包括在坎布里奇海军准将旅馆举行的有名的“波士顿茶会”。这次盛大的茶会有1500名年轻的小姐受到邀请，请她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来看看一位风流倜傥的百万富翁公子约翰·肯尼迪。于是波士顿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鱼贯而入，品尝由罗斯夫人端上的糕点，听着主持人说，“这里的每一位小姐都可能成为肯尼迪夫人”，因而羞红了脸。在这一类的茶会上，约翰·肯尼迪面带微笑，气宇轩昂，他让舞厅内的每一个姑娘都觉得自己受到约翰·肯尼迪的青睐。 此外，约翰·肯尼迪还有许多可供宣传的资本。比如小约瑟夫之死，以及约翰·肯尼迪在所罗门群岛的功绩。约翰·肯尼迪在二战中担任过太平洋战争中一○九鱼雷艇艇长，后该艇被毁，约翰在海上漂流，被土著人发现获救于所罗门岛。当约翰·肯尼迪在小约瑟夫·肯尼迪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分会发表第一次演说时，这位英雄受到报界的极大关注，有人把他的样子说成是基督再世。所罗门的战斗被再次炒起来，老约瑟夫·肯尼迪不停地为奖章游说，他使关于一○九鱼雷艇的报道醒目地出现在《读者文摘》上，并把文摘分发给第十一选区的每一个选民。 和他的英雄的战斗史相联系，肯尼迪的病体也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本。在人们的想象中，他的病体是和战伤有关的，女选民看到年轻漂亮的战斗英雄手撑拐杖特别感动。 当然，约翰·肯尼迪还可以利用他的两笔最大的财富——家族与金钱。约瑟夫·凯恩在竞选初期解释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时说，在政治竞选中最必不可少的要素是金钱、金钱、金钱。约瑟夫对有关人员表示，花钱不必受限制。为使约翰当选，花多少钱他都心甘情愿。约瑟夫·肯尼迪完全清楚，他儿子的议员竞选是通向美国总统宝座的第一步，一点儿也不能出错。为了保险起见，约瑟夫·肯尼迪要统管竞选。他亲自掌管竞选经费，他亲自会见并雇请主要的竞选工作人员，他亲自作出大部分关键的决定。约瑟夫·凯恩负责日常工作。后来，当有人问他在他儿子的国会议员竞选中起了什么作用时，约瑟夫·肯尼迪说：“我只是一个拜访人。我和我认识的人保持接触。” 至于他的家庭，更是人人全力以赴，个个竭尽所能。罗斯·肯尼迪夫人作为这个伟大家族的母亲，有时以简朴的装束出现在波士顿北角家庭观念重的意大利妇女面前，向她们出示她九个孩子的档案，有时她又会戴上宝石首饰，围上貂皮围巾，去向切斯纳特希尔高雅的女士们谈她最近在巴黎看到的新式时装。哪一位是真正的罗斯·肯尼迪夫人呢？是波士顿北角的家庭主妇，还是能够在巴黎时装展览会上购物的百万富翁的妻子呢？ 公平地说，约翰·肯尼迪是努力的，他每天早上6点30分起床，在14～18小时内一直在工作，经常是手扶拐杖。在一个冷飕飕的秋天的早晨，他到查尔斯顿码头，站在大门口迎接来上班的码头工人。另一天早晨，他又站在马弗里克广场上向过路人问好。他访问查尔斯顿的三层住宅，和退伍军人一起游行到精疲力竭。 他的演讲在开始时显得太快，而且缺乏政治风度。每一次软弱无力的演说，儿子首先获得老约瑟夫的赞美。接着，老约瑟夫不再护着他，而是指出这位候选人的缺点，这些缺点都是老约瑟夫留神从听众那儿收集到的。不久，约翰的演讲有了进步。他以后的演讲，使人听了不仅有紧迫感，而且令人信服。这种巨大的推动力来自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几乎是病理性的失败恐惧和他的父亲的压力。老约瑟夫坐在幕后，支付一切费用，暗中操纵。 约翰·肯尼迪就这样忙碌奔波，不能让父亲丢脸，要不停地前进，不停地前进。清晨到码头上和工人握手；到东波士顿去看望第十一选区里那些认识他的祖父帕特里克·约瑟夫的人；去结识那些得到过他祖父的恩惠，并在他的酒店里饮过酒的老住户的子孙；去第十一选区参加妇女——老年、中年和青年——的茶话会，向她们微笑，充当他们的儿子、兄弟、情人和丈夫。这是第一次决定性的亮相，它将铺向通往白宫的道路。 约翰和他的家族终于如愿以偿，他不仅击败了在民主党初选时的对手，而且也击败了共和党的敌手，成为一名29岁的美国国会议员。 约翰·肯尼迪成了一名经常缺席的国会议员，因为众议院的生活是没有特色的。他在国会的沉默寡言背离了喜拍人背、热烈握手的波士顿政治。例如，他很少参加守灵，除非他认识死者。他的个人举止特别不拘礼节，在国会的餐厅里，他时常身着毛衣，脚穿运动鞋。人们不知道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来到华盛顿是为了什么。 约翰给选民们的第一封信就是抱怨众议院会议厅的音响效果差，灯光暗淡，以及议员的无礼，当别人演讲时，他们不是谈话就是看报。然而那个时期他提出的一些批评，反映了他的某些老师早已看到的知识分子的好奇心。他对政治进程、福利国家和社会化医疗提出了难以预料的、坦率的疑问。他感兴趣的一个职务是当劳工和教育委员会委员。他在委员会里质问证人时充分体现了他的才华。他的陈述确凿而且直截了当。在担任众议员的年代里，有人要求宽恕波士顿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的受贿一案，马萨诸塞的代表团中只有他一人毅然拒绝了这个要求，显示了约翰惊人的独立自主能力。 在众议院议员席上，约翰又针对美团反对住房法案，说美团的领袖们自1918年以来对国家的利益从来没有建设性的考虑，结果约翰赢得很大的支持。他又是波士顿地区惟一投票赞成圣劳伦斯海上航路的众议员，当时马萨诸塞州的人们担心这条航路会破坏他们目前的贸易利益。 在外交政策方面，除了短暂的时期杰克表露过像1945年那种乌托邦式的不确定态度外，约翰·肯尼迪总是紧随他的父亲、他的教会以及当时的时代。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紧张的，两大阵营基本已经形成，冷战的局面使和资本主义难以在同一块天空下和平共处。苏联对美国的威胁相当大，富兰克林·d·罗斯福已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东欧给了。二战后，白宫和国务院已经失去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肯尼迪在1950年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非正式讨论会上宣称他对约瑟夫·r·麦卡锡有好感（麦卡锡疯狂，使美国陷入白色恐怖，后引起美国公众汹涌的反麦卡锡主义浪潮，对年轻的理查德·尼克松战胜自由派的加利福尼亚参议员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表示高兴，并且宣布他希望摆脱外国人的缠磨。于是自由派人士不信任这位年轻的众议员，在他们看来，这位众议员酷似他直言不讳的父亲。 约翰·肯尼迪与他的父亲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民主党冷战政策日益增加了国际主义色彩。1948年，他投票赞成加强空军力量而不是减税，这种事情他的父亲是不会干的。实际上，他赞同杜鲁门主义，赞同整个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复兴计划，虽然他对朝鲜战争保持某些保留态度，也赞同民主党政府在欧洲和亚洲采取的几乎全部的对外政策行动。 在国内问题上，约翰·肯尼迪对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嘲笑自由派的空想社会改良家，反对给医院建设提供资金，反对给农村合作社以联邦资助，反对给纳瓦霍和霍皮族印第安人以援助，反对在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地区提供金钱去建造，反对禁止雇用歧视的法案。此外，他也赞成扩大社会保障福利，制定最低工资法，以及制定给予穷人医疗照顾的折衷法律。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改善住房条件，特别是改善回国的退伍军人的住房条件，凡是有利于他的选民的任何法案，他几乎都投票赞成。在劳工和教育委员会上，他采取中间道路，反对反劳工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但对劳工领袖表示不满。在他看来，许多劳工领袖都是的敲诈勒索者。他的意识形态，像国家的意识形态一样，显得模糊不清，但在对待国内的问题上则是例外。 在劳工和教育委员会上，约翰·肯尼迪对国内问题格外关注。他揭露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员哈罗斯·克里斯托弗尔犯了伪证罪。对此肯尼迪怒不可遏，或许像一个退伍军人那样愤怒，因为克里斯托弗尔的工会发动罢工来干预1941年为重整军备所作的努力。在众议院反对的斗争中，肯尼迪打头炮，不断对其进行猛烈的攻击。 年轻的、当选为议员的约翰·肯尼迪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当即建立了肯尼迪家族在首都的司令部。和大部分29岁的美国人切断家庭关系另起炉灶的做法相反，他在乔治城租用的三层住宅实质上是他父亲住宅海思尼斯港别墅的延长而已。 而从这一点看，约翰·肯尼迪也许算不上美国新的一代人的领袖和代表。我们也许要从肯尼迪家族来理解其中的奥秘。 为了使家族的政治事业更加兴旺，约瑟夫·肯尼迪认识了约翰·雷诺兹，布朗克斯一位强有力的爱尔兰房地产商人，他为天主教堂，特别是纽约总主教管区经营房地产赚了大钱。老约瑟夫与雷诺兹一拍即合，他们决定积极从事曼哈顿的房地产买卖，不久，新的财源滚滚而来。在1942年至1960年间，仅房地产一项，肯尼迪的收入就超过1亿美元。 约瑟夫在40年代房地产上大获胜利以后，在1949年又为七个活着的子女建立了另一项信托基金，实际上他只是以子女的名义购进许多房地产和石油财产，然后把这些财产并入早已建立的基金。 肯尼迪家族的财产数目及来源对于美国社会是一个谜。约瑟夫·肯尼迪一生经营过股票、电影业、酒店业、房地产业和石油业。他是最后投身冒险的石油业的，他加入了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寻找石油的辛迪加。出油率大约为百分之五十。他也支持得克萨斯州小型掘井公司，从石油业中捞到不少好处。 集中多种报道和数据，比较准确地估计肯尼迪家族的财产数目，约为3亿美元。其中为子女设立的基金为7500万美元；小约瑟夫·肯尼迪基金7500万美元；各项房地产7500万美元，各种股份为7500万美元。 这正是约瑟夫·肯尼迪的奋斗目标，使子女在经济上有了保障之后，因此在政治上得到好处。他自己并不需要多少奢侈品。他和罗斯夫人没有住在特别奢侈的住宅里，他没有搜集昂贵的艺术品和赛马票，他也没有购买许多罗尔斯·罗伊斯汽车。约瑟夫·肯尼迪的奋斗得来的钱主要用于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儿子们和他们的事业。 了解了老约瑟夫在这个家族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就能够理解约翰·肯尼迪无法切断家庭关系的原因了。乔治城的住宅里除了年轻的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外，还住着他的妹妹尤尼斯。付房租、公用事业费和薪水的是父亲的纽约帕克代理公司保罗·墨菲。不久，这个住宅就成了华盛顿的肯尼迪家族聚集地。老约瑟夫和罗斯是这里的常宿客。退回去一个时代，肯尼迪这种厮守的家族气氛是温馨的，但在20世纪的美国，肯尼迪家族是不合时宜的，他们身上没有“典型的美国人”的味道。 约翰·肯尼迪议员一到华盛顿在第八十届国会就职，马上有点神经质地宣布，他对他的党的国会领袖和他的父亲保持独立性，这从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的政治野心，因为他不会因为党派和他的作过前大使的父亲而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约翰·肯尼迪进入国会的第一年，朋友们把他说成是一个焦急而厌烦的年轻人。他来去匆匆，开会和约会经常迟到。衣服、纸张和钞票乱扔，需要他的仆人和秘书跟在后面收拾。他的秘书玛丽·戴维斯说他像一个懒散粗俗的新英格兰人，不合体的衣服挂在瘦弱不堪的身体上。 约翰·肯尼迪对金钱漠不关心，他几乎从来不带钱。当他的秘书或朋友替他付车费和饭费时，他往往忘记还钱。他常常从朋友处借小钱而不还，每当在饭店或夜总会应该结账却因为没有钱而不得不请他的女友付费时，他们往往大惊失色。他的大笔开支经常是他的下级和他父亲的下级支付的，所以他自己很少开大宗的支票。 约翰·肯尼迪的议员生活显得平淡无奇，国会的年薪制使他闷闷不乐。他讨厌第十一选区的贫苦选民，最后他把大部分社会福利工作都交给助手特德·里尔登。有人认为，他在国会的表演之所以黯淡无光也许另有原因，那就是他的阿狄森氏病。他在任期第一年的一次欧洲之行时曾经发病。当时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刚刚提出，于是1947年夏天许多议员亲自到欧洲去调查那里的经济情况。约翰·肯尼迪决定和众议院劳工小组委员会的几个伙伴一起前往。他的行程还包括俄国，以研究制度下的“劳工状况”。 正式的调查开始之前，约翰·肯尼迪与他的妹妹凯瑟琳一起访问了南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的利斯莫尔堡。这个庄园属于凯瑟琳的公公德文莫尔公爵，距爱尔兰肯尼迪祖先的家园不远。约翰·肯尼迪做了一次故乡之行；想起了肯尼迪家族的历史，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然而打击马上就到了，约翰·肯尼迪突然病倒，不得不住进伦敦医院。医生认为，他已是晚期阿狄森氏病患者，现在的病为阿狄森氏现象。 此时，内分泌学家发明一种合成物质，可以补偿肾上腺不足，以分泌激素可的松。肯尼迪接受这种名为脱氧皮质酮的注射。也许是这种注射挽救了他的生命。 1947年10月，约翰·肯尼迪被迫放弃他的欧洲之行，从南安普敦乘玛丽皇后号回波士顿。波士顿报界的记者到机场欢迎。肯尼迪家族对记者们说，年轻的议员患的是战时在南太平洋染上的“疟疾”。实际上，肯尼迪的阿狄森氏病已经很重，所以接受了涂油礼。他最后得知，他也许活不过45岁。 在波士顿的莱希诊所，肯尼迪接受了脱氧皮质酮的注射，健康恢复很快。当他回到华盛顿恢复议员工作时，他对他的健康忧心忡忡。他的背脊病没有得到治疗，常常需要使用拐杖，现在又成了一个阿狄森氏病人，寿命也许不超过45岁。在华盛顿苦苦思索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健康状况，也许永远不能实现他父亲的野心。 这也许可以从某一方面说明肯尼迪在国会的第一个任期无所作为的理由。 1949年，可的松被发现，在阿狄森氏病人面前展现了新的前景。到1951年，可的松已经可以口服，肯尼迪每天摄取25毫克。他的大腿上还定期接受150毫克醋酸脱氧皮质酮丸的植入。这样，他的健康和精力大有改善，在情感上也有某种变化。由于对健康的忧虑消失了，肯尼迪变得野心勃勃。他决定参加1952年参议员竞选。 约翰·肯尼迪最后宣布竞选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肯尼迪家族不自量力。因为34岁的约翰·肯尼迪所要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令人敬畏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他的爷爷老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美国老参议员，老洛奇也使肯尼迪的外公约翰·菲茨杰拉德遭到最后一次惨败。洛奇家族是歧视来自爱尔兰的肯尼迪家族的美国佬社会的代表。小洛奇是出身高贵、有教养的新英格兰人的化身，其祖先可以追溯到马萨诸塞州殖民时代。作为一位政治家，他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为进入参议院，他先后战胜了三位爱尔兰人：詹姆斯·柯利，约瑟夫·凯西和戴维·沃尔什。 约翰·肯尼迪的参议员竞选超出了政治范畴，变成了阶级斗争。正是马萨诸塞州的美国佬阶级迫使约瑟夫·肯尼迪离开波士顿，竞选使肯尼迪家族直接反对这个阶级。对于老约瑟夫·肯尼迪来说，洛奇之战使他的声誉面临危险。 尽管战胜小洛奇这样的对手困难重重，但肯尼迪家族有三个条件。首先是金钱。新的肯尼迪金库比老的洛奇金库充实得多。其次是约翰·肯尼迪的魅力和不知疲倦的竞选。第三，爱尔兰人和美国佬已不再是誓不两立。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对付新来的意大利人、犹太人和黑人。也就是说，肯尼迪可望得到更多美国人的支持。 肯尼迪家族相信，最大的危险在于，艾森豪威尔此时正竞选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威望在美国非常高，可能使其他共和党人同他一道当选。小洛奇说服艾森豪威尔辞去欧洲北约部队总司令竞选总统，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小洛奇是有优势的。 因此，约翰·肯尼迪必须使他的人格超过洛奇和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与洛奇的思想相似，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分歧。强调个性是肯尼迪的特长，所以竞选演变为某种声望的角逐，这对肯尼迪显然有利。 肯尼迪家族很快制定一种战略。这种战略也很简单，那就是使肯尼迪渗透到马萨诸塞全州。当肯尼迪议员多次在州内游说时，他把沿途遇到的有朝一日可能对他的竞选有用的年轻人的材料整理成庞大的档案。这种档案也派上了用场，肯尼迪把信件发到了他所到过的39个城市和312个乡镇。 随着1952年选举的渐渐来临，肯尼迪家族的捐款源源涌入马萨诸塞州。一次接一次以约翰·肯尼迪名义赠送的大量礼物送往慈善机关，特别是意大利—美国慈善社。这一年约瑟夫·肯尼迪写信给儿子说，他可能寄给某个团体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只是因为这是1952年。约翰坦率地告诉一位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说，随着1952年竞选活动临近，他父亲的慈善基金会一直把捐款集中于马萨诸塞州选区。老约瑟夫发现可赠予1000美元的委员会，其数目不受限制便创造了一系列针对渔业、制鞋业和纺织业的慈善团体。最显著的一例是，约瑟夫·肯尼迪将500万美元借给《波士顿邮报》的老板，把这家濒于危机的报纸挽救过来。自此，《波士顿邮报》上出现大量支持肯尼迪的文章 。杰克说：“你知道，我们必须买下那家报纸，否则我就会被长舌卷没。” 参议员竞选活动的周密组织主要归功于约翰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的大力帮助。在1951年的一次环球旅游中约翰与他的关系变得特别密切，而他的咄咄逼人的策略不久便名扬四海。 罗伯特·肯尼迪26岁，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律师。这个羞怯、内向的年轻人作了他哥哥的竞选经理。他首先决定去征集提名约翰为候选人的人的名单。法律要求为2500人，在职的洛奇也只征求这个数目。但是，肯尼迪从全州征求了262324个签名，并让他的助手向所有人发出了感谢信。这在马萨诸塞州的历史上和政治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 那种在1946年很起作用的行为准则又在起作用了。肯尼迪的着重点是赢得妇女选民，这一着棋如果成功，将大大帮助他走向政治巅峰。果然，肯尼迪家族在全州每一个城市都举行了茶话会，他们不仅要求各界妇女参加，还要求她们带上最好的花边、桌布和银器。她们当然也愿意这样做，把接到这样的邀请当成一种荣耀。确实，和已经声名远扬的肯尼迪家族打交道并为他们效劳是能够让女人们心动的。随着竞选的发展，肯尼迪开始意识到他对年轻女人的迷惑力比他对年老妇女的“孩子魅力”更突出，所以他邀请年轻女人越来越多。约翰·肯尼迪常常由他的家庭成员陪同，他发出的典型的请柬是要求一位妇女出席“为约瑟夫·肯尼迪夫人和她的儿子约翰·肯尼迪议员举行的招待茶会”。在招待会的主人席上，每一位妇女都有机会和漂亮的约翰·肯尼迪握手，甚至可能得到他的匆匆一吻。这样的茶话会在1952年共举行33次，出席的年轻女人有70000人。肯尼迪超过洛奇70737票，差不多正好是出席茶话会的妇女数。 在肯尼迪家族，除了罗伯特·肯尼迪担任竞选经理，其他人也各行其责。母亲罗斯·肯尼迪夫人又一次承担起各种角色。约翰的妹妹们尤尼斯、帕特里夏和琼也全力以赴，在家里接电话、邮信和倒茶。 约翰·肯尼迪与小洛奇在沃尔瑟姆作的决定性辩论，是由“美国妇女选民联盟”组织起来的。在这次辩论赛上，年长的洛奇神气十足，一派贵族遗风，而肯尼迪显得更轻松、更年轻些。而且，人们马上又发现，肯尼迪比洛奇这位波士顿的贵族更敏锐、更漂亮、更有自信心。肯尼迪的支持者站在后台，喜不自禁地看着有点儿呆板的洛奇回答肯尼迪的问题，洛奇的手在背后神经质地挤压和弯曲。第二天，马萨诸塞州报纸上的照片说明了问题：头发浓密的肯尼迪露齿而笑，拳头直指沉默不语的洛奇；过分严肃的洛奇，在整个过程中都显得拘谨。在竞选中，人格比其他任何问题的分量都重，辩论照片将成为强有力的武器，肯尼迪家族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宣传机器此时也加大了马力。肯尼迪竞选班子散发了90万份关于约翰·肯尼迪的八页小册子，封面上是小约瑟夫和约翰的照片，标题是：约翰实现死在英吉利海峡的兄长小约瑟夫的梦想。这份自我推销的小册子中有约翰·肯尼迪在南太平洋拯救战友的绘画和美联社记者约翰·赫西关于pt—109号艇的文章 。肯尼迪家族不惜资本使它流传开来。小册子发给了马萨诸塞州的每一个注册选民。 一直到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还自信自己会在竞选中取胜。在肯尼迪四处游说的时候，小洛奇还花许多时间在州外替艾森豪威尔去拉选票。 就在选举日前夕，罗伯特·肯尼迪的孩子降生了，他早在弗吉尼亚大学就读时就与同学埃塞尔结婚。孩子的降生给肯尼迪家族带来了欢乐。但这个孩子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精明的竞选经理请来了波士顿的理查德·库欣大主教为婴儿举行洗礼，这样使许多爱尔兰和意大利选举人对肯尼迪的名字产生了好感。 胜利使肯尼迪家族得到极大的满足。约翰·肯尼迪赢得参议院席位不仅要克服严重的身体困难，而且要战胜人们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偏见。64岁的约瑟夫·肯尼迪通过儿子约翰·肯尼迪尝到了他一生中可望不可及的胜利喜悦。这个胜利大大减轻了约瑟夫·肯尼迪内心深处的愤恨和自卑。它补偿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东波士顿爱尔兰人而遭到的一切冷眼与迫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秋日情话 1953年9月12日，约翰·肯尼迪结束了他快乐的单身汉生活。这一年他36岁，他的新娘24岁，叫做杰奎琳·布维尔。 尽管约翰·肯尼迪的婚事在美国、在马萨诸塞州都成为人们关注的大事，但当肯尼迪家族宣布约翰·肯尼迪要与一个叫杰奎琳·布维尔的24岁的姑娘结婚时，人们还是表示了惊讶。 1929年7月28日，一个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名声的小女孩降生了。她就是杰奎琳·李·布维尔，昵称杰基。她的母亲叫珍妮特·李·布维尔，此时22岁，身段苗条，皮肤健康，脸蛋漂亮，风姿可人。珍妮特的祖父母来自爱尔兰，因饥荒逃到美国，后来发了一点小财，成为中产阶级。她的家世，远远赶不上波士顿的肯尼迪家族。 杰奎琳·布维尔的父亲叫杰克·布维尔，全名是约翰·维尔努·布维尔三世，此时39岁。他个子高，肌肉发达，一头黑发毛光水滑，眼睛深蓝，皮肤黝黑，是个勾引女人的高手。他的诨名叫“黑王子”，许多人习惯称他为“黑杰克”。 杰奎琳刚出生时，布维尔夫妇住在东汉普顿“拉沙塔”。这个印第安人的称呼表示“和平之乡”的意思。“拉沙塔”是一座英国贵族庄园式建筑，占地14英亩，坐落在敷热尔街，在同海平行的道路一侧的沙地上。这座庄园是约翰·维尔努·布维尔——即杰奎琳祖父的财产。杰奎琳的祖父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律师，后来从一家酒店退休，加入了他叔叔米歇尔·查尔斯的证券公司，并且最终继承米歇尔·查尔斯的一大笔财产。 这个家庭还算得上属于上流社会，所以一到夏季或周末就到东汉堡屯的别墅去，其余的时间则去新泽西、曼哈顿、纽特利。 杰奎琳的父亲1910年考入耶鲁大学，毕业后在华尔街亨利·亨氏证券公司作经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也卷进了战争，黑杰克被征召，但他拒绝入伍。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他才去服役，在低级酒吧烟气缭绕乐声喧嚣的氛围中熬过了战争，1919年回到“亨利·亨氏公司”复职。1922年，黑杰克在亲戚和家人的帮助下，办起了自己的证券公司。虽然他每年赚取的佣金达75000美元，但是由于黑杰克太能花钱，所以每年大量欠债。黑杰克赌钱，喝酒，喜欢大宴宾客，又嫖女人，这些在当地都很有名气。 珍妮特的家是纽约典型的暴发户。她是在“闪光的20年代”成长起来的，养尊处优，住一所大厦，有仆人侍候，上名牌贵族学校，有私人小汽车。 1928年7月7日，黑杰克和珍妮特举行了热闹隆重的婚礼。1929年杰奎琳出生。1929年对于布维尔家族，尤其对于黑杰克是个不太好的年头。黑杰克后来计划在40岁以前赚到500万元，但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对黑杰克是个严重的打击，股票市场惨跌。经济危机给黑杰克的打击使他落到了只能仰仗岳父接济的地步。珍妮特的父亲詹姆斯·李很清楚，黑杰克不是个善理财的人。他答应提供他无息贷款，并免费提供他营业用房，但是也提出了先决条件：第一，黑杰克必须节制开支，减少用度，改变其奢侈的生活方式；第二，他应当放弃诸如数不清的俱乐部会籍以及对欧洲时尚的追求。只许保留一部汽车，不许赌博，不许酗酒，不许购买风险大的股票。如果黑杰克愿遵守执行这些条件，他就应当每个月向詹姆斯·李的会计师报送一份损益报告表。 黑杰克由于收入锐减，只好把家搬到了珍妮特父亲私有的一套住房中去住，地址在花园大道240号。此外，他们在东汉普顿长期包租了一幢消夏别墅。这幢楼的花销由黑杰克的父亲提供资助。 杰奎琳幼时的生活环境是优裕的。她还只有2岁时，就参加了东汉普顿的赛狗会。她牵着只苏格兰种小狗，戴一顶白帽子和一副白手套参加比赛，并得了奖。《星报》报道：“2岁的杰奎琳·布维尔蹒跚地走向领奖台，以极为自豪的神态向大家展示了她的苏格兰种小狗，它跟她差不多一样大。” 杰奎琳在曼哈顿东大街一所贵族小学上学，她显得非常聪明，常抱怨学校的功课太轻松。同时她又十分调皮，当然她也肯动脑筋，但是其结果是让老师和同学大伤脑筋。有一段时间，杰奎琳每天都要去校长办公室受训，校长对她说：“我知道你爱马，你自己就像匹纯种的马。你能跑得很快，你有耐力，有脑子，但是你没有受到过合适的训练，所以你不会成器。我们假设你养有世界上最漂亮的一匹赛马，如果它没有受过训练，学会等候在跑道上，学会等候在起跑的门栏前，学会服从赛场上的多种命令，它能有什么用呢？它甚至不会拉送牛奶的车或者垃圾车。那它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你只会扔掉它！” 关于马的这番比喻，改变了杰奎琳的思想和行为，她很快变成一个循序渐进、有张有弛的好学生。 许多人认为，杰奎琳特别的性格与家庭生活关系甚大。从某种意义上讲，黑杰克为他在纽约和东长岛继承的崇高社会地位所苦。黑杰克不仅被列入社交界名人录，也被列入美国社会最有名望的“四百名人录”。 1936年，杰奎琳7岁。这一年对杰奎琳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无忧无虑的年头。她的母亲和父亲以及布维尔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在一起，组成一个统一富有的大家庭，纵情享受东汉普顿的美丽和富足。可以相信，这个黑头发大眼睛的女孩一刻也不曾想到，在灿烂的外表下面的不祥之兆将破坏她的家庭生活，而且将一去不复返。 1936年9月30日，珍妮特提出与丈夫黑杰克分居6个月。在她丈夫的家庭里，她惟一信任的人是她公公，即杰奎琳的祖父约翰·维尔努·布维尔。珍妮特同意由他来起草分居协议书：孩子由她抚养，黑杰克有在每个周末来探视的权利，黑杰克每月付给珍妮特生活费和孩子赡养费共1050美元。 黑杰克搬出了公园大道的寓所，住进苇斯特伯雷饭店一间虽小但有阳光的客房中。他每周周末照例来看看孩子们，照样兴冲冲、风风火火。杰奎琳盼望能够与父亲一起外出。在她的感觉中，父亲是她最亲近的人了。布维尔家把珍妮特看作祸水，认为她破坏了黑杰克的婚姻。珍妮特追求完美，她教育孩子举止适当，睡眠要按时，花钱要节约。黑杰克则完全相反，带她们到高级商店买衣服和珠宝，吃冰淇淋喝苏打水，不管自己经济上如何拮据，对女儿们从来十分慷慨。在孩子们看来，母亲就像神话中的妖婆，父亲则是不可能有错的好人。 黑杰克在1937年4月曾经谋求与妻子和解，珍妮特由于考虑到孩子，也就勉强同意了。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两个人在整个夏天都吵得一塌糊涂。 1939年，珍妮特聘用了米勒本克法律事务所的威廉姆·埃瓦尔茨作为她的离婚顾问。埃瓦尔茨立即建议她请一位私人侦探去收集关于她丈夫不受信任的证据。他解释说，这就是指奸情，那将为在纽约的解决离婚问题提供一个自动生效的根据，并且能保证给珍妮特一笔丰厚的离婚费。 珍妮特这样做了。她得到的证据是一位名叫玛尔若蕾·贝尔吕恩的交际花，是黑杰克无数猎获物中最新的一位。珍妮特掌握了姓名、时间、地点，甚至这个女人的照片，便找到了报社。1940年1月26日，《纽约每日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用了一个胆大的标题：《社会经纪人被起诉离婚》，暗指黑杰克有一系列的通奸事件，并把玛尔若蕾·贝尔吕恩引述为他的情妇之一。 珍妮特贸然发表她丈夫私通的指控带来严重后果，不仅严重损害了杰克·布维尔在纽约的声誉，而且对两个女儿的影响也是毁灭性的。不久，珍妮特的起诉在纽约被驳回。 1940年6月，去意已决的珍妮特来到内华达州以黑杰克“心灵残忍”为名提出离婚。黑杰克最终表示同意。黑杰克每月支付1000美元，一半作为珍妮特的赡养费，一半作为孩子们的生活费。在这个基本费用之外，他还应负担孩子们在未成年期间的一切医疗、手术开支及其学费。最后黑杰克同意每月共支付2500美元。另一方面，他被允许探视孩子们，重大节假日，他可以亨用一半时间与孩子们聚会。每年夏天可以有6周与孩子们度假。 这一年杰奎琳11岁。属于自己的幸福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家庭的变故会对她的一生有何影响，她现在还不能懂得。她出于本能，采取了一种把自己和外部世界隔离起来的办法，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躲开这种不幸的藏身之地。 杰奎琳变成了一个果断的但却喜怒无常的人。在学校里，她听音乐，写诗，画画，在赛马会获金牌，在时装表演会上又夺得了头奖。但这一切远不能冲淡她在家庭里的伤感。1941年，珍妮特又要结婚了。他叫休·杜德黎·奥金克洛斯，是耶鲁和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毕业生。他比珍妮特大5岁，被人昵称为胡迪。 胡迪的家族非常富有，他的父亲娶的是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创建者奥里佛·d·杰恩宁士的女儿埃玛·布鲁斯特·杰恩宁士。埃玛继承来的财富后来就传给了胡迪。 珍妮特认识这个人以后，看中了他的金钱、地位，也看中了他的勤奋和慈善，所以很快在1941年年底举行了婚礼。他们生活在华盛顿的海姆棉尔史密斯农场，那是胡迪的财产。 1942年9月，杰奎琳从东汉普顿度完暑假回来后就住进了弗吉尼亚州梅克林县的一幢别墅，这也是胡迪的私产，他称之为快活林。杰奎琳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是比较幸福的，她在荷尔通·阿尔姆斯中学学了两年以后，被录取入康涅狄格州的法明敦中学。这所1843年创立的寄宿学校，学生全是豪门贵族子弟。那时候，学校的整个气氛是特别高傲的，有特殊的优越感，学生们都非常势利眼、任性、霸道。 杰奎琳到了这样的环境，一点也不吃惊、畏缩。她的高智商使同窗佩服。在法明敦读书时，她还参加了学生剧团“法明敦剧团”的演出活动。每年圣诞节都要演出两出戏。杰奎琳饰演过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的男主人公宾斯里。高年级时，她还参加写剧本。她选的主题是儿时就喜欢的故事：到城里来的马戏团，她仍扮演马戏皇后，乘一辆马车从舞台上驰过，手持一根用花和彩条扎成的五月桂，周围是一队欢快舞蹈的姑娘。 杰奎琳很快被学校重视了。在法明敦中学许多人眼里，她似乎是个完全不合传统规矩的人。她不仅反叛学校的校规，也反叛社会的礼俗。 1947年6月，杰奎琳从波尔特小姐学校毕业了。这年夏天，海姆棉尔史密斯农场为了把成年的杰奎琳介绍给社会和朋友们而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后来，赫斯特报系闲话专栏作家伊戈尔·卡西尼把杰奎琳命名为“本年新入社交场者的皇后”。 杰奎琳在那年秋天进入瓦萨女子学院，开始她在学院里是冷冰冰的，由于被选为这一年的皇后，她产生了参加社交生活的。但是瓦萨的同学也难得亲近起来，许多同学讨厌并嫉妒她的称号。杰奎琳同时要应付对她的表扬和因此而产生的另眼相看。有大半年，报纸专栏接连不断地刊登关于她的文章和报道。 杰奎琳在大学同样具备反叛意识。她的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羞怯，一种让人无从捉摸的品质。一方面，她有几乎像明星似的资质，只要她一出现，人们就禁不住要注意她。另一方面，她又是那么内向。 杰基赢得了桂冠，也赢得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一大批青年绅士从78公里之外的纽约赶来，聚集在胡敦河边，想与这位新加冕的皇后相识。 1949年夏天，杰奎琳和妹妹小李与同学一道去欧洲旅游。她们在英国期间参加了白金汉宫的“皇家花园舞会”。在游完伦敦和英国乡村后，她们又去了巴黎，参观了中世纪的堡垒勃罗汉萨。在里维拉玩了两天，又去了瑞士的苏黎世。以后又去了意大利，游览了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 这个夏季一过完，杰奎琳马上对欧洲发生了兴趣。1949年8月中旬，杰奎琳来到法国学习。开学的6周是强化语言训练，然后回到巴黎索本神学院就读。1949年的法国仍然处在战后艰难的日子里，食物非常难买。杰奎琳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交友，了解欧洲。在巴黎人看来，杰奎琳有一种使人一见就心烦意乱的气质，一种少女的纯真。巴黎喜欢杰奎琳，尽管这与12年后的情景大不一样。 1950年2月寒假期间，杰奎琳的妈妈和继父到巴黎来看她。他们在巴黎待了一周以后，胡迪告诉杰奎琳：“不止要看看巴黎，也要看看整个欧洲大陆。……欧洲不全是迷人的东西。闪闪发光的不全是金子。”他们去参观了希特勒在贝希斯加登的消夏别墅和慕尼黑的达豪集中营。 这一年杰奎琳最后一次遍游了欧洲，然后坐邮船“自由号”回到美国，转到华盛顿大学继续读书。 1951年，杰奎琳·布维尔参加了《时装》杂志举办的第16届巴黎大奖赛的征文竞赛。获奖的话，她就可以得到在杂志社实习一年的奖励，其中半年在巴黎，半年在华盛顿。这次大赛的要求是提交四份服装设计图样、个人简历、一份《时装》杂志目录的复印件和一篇论文。论文题目是《我希望能结识的人》，要写一位已经逝世的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或芭蕾舞演员。杰奎琳太想取得这次大奖，为此她花了许多时间写论文，把波德莱尔、王尔德两位作家作为她愿结识的人。她的勤奋得到了回报。她获胜了，打败了225所大学的1280位应征者。 珍妮特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兴高采烈。1951年，杰奎琳得到了华盛顿大学的学士学位，她的妹妹小李从波尔特小姐学校毕业即将进入萨拉·劳伦斯学院攻读文艺史。胡迪同意出资将两姊妹送去欧洲旅游。姊妹俩把沿途所见所闻由杰奎琳配上速写和诗，小李写成小故事剪贴在一起，加上《一个特美的夏季》的标题，在旅行结束时送给了她们的母亲，后来这个集子由德拉柯特出版社在1974年出版。 杰奎琳从欧洲旅游返国后，黑杰克要她住在纽约，在他的证券生意中任职。珍妮特则要她住在华盛顿，答应帮她找职业。杰奎琳仔细权衡这两种前途的利弊，决定待在华盛顿。胡迪觉得她有写作才能，建议她去报社工作，托《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阿瑟·克罗克帮忙，把她介绍给《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总编辑兼股东弗兰克·沃德罗普。1951年11月，杰奎琳的记者生涯开始了。 杰奎琳对事业是虔诚的。开始几周，她是从打杂做起，然后当上来访接待员，再后来恰好有个专栏作家辞职了，总编辑决定利用这个空缺设立一名“调查摄影记者”，杰奎琳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自愿申请担任这个职务。 杰奎琳给报纸专栏出的题目真有些异想天开，比如《富人比穷人生活得快乐吗？》《你认为女人最想要什么？》《你认为妻子应当让丈夫觉得他比她更帅吗？》《假如你明早就要被处决，你在人间的最后一餐想要点什么样的菜？》《你想不想砸碎上流社会？》《当你听到狼嚎时你有什么感觉？》…… 她设计的许多问题，有些几乎带有预言的性质，例如《你最想当谁的第一夫人？》《你喜欢你儿子长大以后当总统吗？》《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应当和丈夫一起参加竞选活动吗？》…… 但是不久杰奎琳就对报纸的工作有了怠倦之心，并且有了新的生活目标，那就是约翰·肯尼迪。约翰·肯厄迪与杰奎琳·布维尔在1951年初夏时曾见过面，双方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更无发展关系的趋势。那时肯尼迪也忙着竞选参议员，杰奎琳在欧洲回来后又投身新闻工作，所以约会的机会都不曾有。 1952年12月，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也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杰奎琳与肯尼迪的关系开始发展。肯尼迪身上确实有些东西对她产生吸引力：外貌、魅力、机智、富有。杰奎琳从肯尼迪身上体验到了某种偏狭和孤高自傲的性格。他内心深处好像是一潭深水，而杰奎琳自己也差不多是同样的。 杰奎琳集中精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温柔、热情、心情愉快的好伴侣，一个爱好文学艺术和音乐的有教养的女性。她最吸引人的特点是，她好像一座灯塔的迷人的灯光，当光柱照射到你身上时，光彩夺目，使人目眩。 在他们来往的初期，杰奎琳利用采访机会去国会山看肯尼迪。肯尼迪也邀请杰奎琳去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及舞会。不久，杰奎琳把报社的工作降到第二位，匀出时间帮肯尼迪编辑和撰写参议院关于东南亚问题的报告，把法国作家保罗·缪兰于法国卷入越南战争之书及其他法文书翻译出来供肯尼迪参考，有时也帮肯尼迪去商店选购衣服。 不久，杰奎琳来到海恩尼斯港肯尼迪家族的别墅做客。她很快得到约瑟夫·肯尼迪的青睐，他说杰奎琳有个性，精明成熟，他很愿意这个女孩成为儿媳妇，他相信杰奎琳能对肯尼迪有所帮助。 就这样，肯尼迪家族决定让约翰·肯尼迪与杰奎琳·布维尔订婚。到6月，除李氏家族以外，有关家族都已表示同意。詹姆斯·李因为十分厌恶约瑟夫·肯尼迪，不愿意让外孙女嫁到肯尼迪家族。珍妮特有保留地同意了婚事。肯尼迪家族正是她为杰奎琳选定的目标。但尽管肯尼迪家族富有，她仍然认为肯尼迪家的社会地位低于她的女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杰奎琳与约翰·肯尼迪结婚是一种“低就”。她的理想是把杰奎琳嫁到杜邦、范德比尔特或梅隆这样既有大钱，血统又高贵的人家。因此，珍妮特在同意婚事的同时，稍稍保留了对于约翰·肯尼迪及肯尼迪一家人的优越感。 布维尔家族和肯尼迪家族对婚事是支持的。杰克·布维尔第一次看见约翰·肯尼迪就很喜欢他，认为这位年轻的参议员前程远大。因此，他对肯尼迪家族的一切保留都烟消云散了。 事实证明，这桩婚事对大家都有好处。对于约翰·肯尼迪来说，那将大大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他很快将成为有妻室的人，这正是中心地带的人所希望的，对于肯尼迪家族的人来说，那将大大改善他们的形象。对于杰克·布维尔来说，那将使杰奎琳摆脱奥金克洛斯的控制。又因为肯尼迪家族很有钱，从此将免除他向杰奎琳提供生活费的负担。对于珍妮特·奥金克洛斯来说，肯尼迪的金钱和野心将使她得到更多的声望和荣誉。对于杰奎琳·布维尔来说，那将实现每一个少女的美梦。因为在比较老式的非男女平权的50年代初期，妇女不应有自己的事业，年轻女于应和她能找到的最有钱的和最漂亮的男人结婚。 1953年6月25日，奥金克洛斯夫妇在海姆棉尔史密斯农场为约翰·肯尼迪参议员和杰奎琳·布维尔举行正式的订婚宴，正式的订婚通告登了报。接着举办了两场舞会，一场是奥金克洛斯在海姆棉尔史密斯农庄举行的，另一场是在肯尼迪的朋友哈里顿家举行的。 杰奎琳一周以后回到海恩尼斯港，她希望在这里度过一段闲暇时间，打打网球，看点书，画点速写。可是她不能如愿以偿。《生活》杂志的一位摄影记者来采访，要求她和肯尼迪在随后三天中让他拍几百幅照片，以便在杂志上刊登关于他俩的罗曼史。杰奎琳想拒绝，可是肯尼迪的姐妹劝她接受，解释这样对肯尼迪有好处。 7月间，杰奎琳陪肯尼迪去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市。那里最近遭到龙卷风的袭击。肯尼迪把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一张15万美元的支票，送给了受灾很重的圣母升天学院基金会。在他们的包机中，坐着许多记者，其中一位问杰奎琳，“你感觉在你和参议员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杰奎琳回答说，他们有太多共同的东西，杰克是非常有独立性的人，她也是一样。 两方家庭都着手操办婚礼。珍妮特希望举行的是一个小型的、只有少数亲友参加的婚礼，不要照相，不要新闻报道。对于这样的安排，约翰·肯尼迪首先表示反对，又让约瑟夫·肯尼迪与珍妮特交涉，自己跑到地中海旅游去了。 结婚喜筵安排在克莱姆贝克俱乐部。婚礼前夕，四名引领员和十名伴娘每人得到一份礼品。约翰·肯尼迪开玩笑说，他之所以要同杰奎琳结婚，是为了把她从新闻界赶走，因为她已经成为一名眼光锐利的记者，作为一名调查摄影师，正在威胁他的政治前途。作为回报，杰奎琳也开玩笑说，这位参议员在政治上虽然成功，但作为求爱者却是个失败者，在追求她的过程中他没有写过情书，只从百慕大写来过一张明信片。她把明信片举起来高声念道：“真希望你在这儿，杰克。” 新闻记者、政治评论员、全国性杂志编辑、社交专栏作家、辛迪加专栏作家、电影界名人、国会议员和众议院院长等社会各界人物被邀请参加宴会。约瑟夫·肯尼迪邀请波士顿大主教理查德·库欣主持结婚大弥撒，协助他的是弗朗西斯·罗西特阁下和至少三位天主教知名牧师。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卢基·维纳来唱“万福玛利亚”，对一对新人表示祝福。 1953年9月12日是一个辉煌的日子。三千多名观众聚集在圣玛丽教堂门口想一睹新郎和新娘的风采。警察只好拉起绳子把人群挡住。在教堂里，挤着750名客人。 约翰·肯尼迪和杰奎琳在华尔多夫大饭店欢度了新婚之夜。第三天就启程飞赴墨西哥城准备转道去墨西哥南部的旅游胜地阿卡普尔科。 阿卡普尔科是杰奎琳多年以来梦想的度蜜月的好地方。多年以前，她曾与母亲、继父一起来这里旅游过。而现在，当她作为肯尼迪家族的新成员再次来到时，她居然能够将墨西哥总统唐·米盖尔·阿勒曼的别墅作为栖息地。她的蜜月生活快乐、丰富。她写小诗： 他会找到爱情 但他将因此永失安宁 但他须永远寻觅 那金色的羊毛…… 短暂然而快乐的蜜月结束后，杰奎琳回到纽约。1954年早春，杰奎琳和肯尼迪搬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敦居住。肯尼迪每个星期用一个晚上到巴尔的摩跟霍普金斯大学一位教授学习快速阅读。而杰奎琳，则去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上美国历史课。 新婚的第一年，他们的生活显得匆忙而且充实。杰奎琳回忆说，那一年，他们像吉普赛人似的总是提着箱子跑来跑去，因为约翰·肯尼迪要到全国各地做竞选演说。杰奎琳努力地做好一位贤内助的工作。她要保证让疲惫的杰克回家后有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她要改变杰克过去不注意穿着和自由散漫的形象，重新塑造一个大众能够接受的约翰·肯尼迪。 杰奎琳也帮助肯尼迪锻炼成为一个较为动人的演说家。过去肯尼迪在演讲时，常常做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把两手插在裤兜里，话说得很快，还讲得很长，更不懂得在有的地方应当停顿一下，有的地方应当重复。杰奎琳凭着在波尔特小姐学校里所受的演剧的训练，加上她生好戏剧，所以可以帮助肯尼迪。她教会肯尼迪放慢语速，语调要抑扬顿挫。她还向他示范，演讲人的手势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954年10月11日，肯尼迪被康乃尔大学外科专科医院纽约曼哈顿医疗中心批准住院，接受x光检查及其他检查，以确诊他背部周期性疼痛的原因。早在1944年，就曾有医生建议他做脊柱手术，但肯尼迪家的私人医生沙拉·约尔旦反对约翰·肯尼迪开刀。她担心肯尼迪由于阿狄森氏病，肾上腺素缺乏，会因手术引起休克、感染或其他术后病变，风险较大。杰奎琳则不管肯尼迪怎么决定都行。肯尼迪自己要求动手术，他对妻子说：“我宁肯死，也不愿后半辈子拄拐杖。” 肯尼迪住在单人病房，他在墙头挂上一张玛丽莲·梦露穿着短裤和紧身汗衫的招贴画，在床上摆着许多绒布做的动物。桌上有一个鱼缸，里面养着几条金鱼。他和杰奎琳待在一起，共同迎接即将来到的痛苦。 10月21日，康乃尔大学外科医院的四位大夫；以菲利普·威尔逊博士为首，在肯尼迪的脊柱上做了外科手术。手术似乎做得非常成功，可是过了几天，发生了感染，肯尼迪的病情恶化了，有三周时间，他的名字都写在医院的危重病人名单上。 到11月中旬，肯尼迪的危险期终于过去了。在艰难的二十几天里，杰奎琳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适应多种情况。她连着几小时坐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替他按摩额头，帮助他起床和躺下，凭记忆背一些诗给他听，买来一些玩具逗他玩，还跟他玩跳棋、猜谜等游戏。总之，她做了一切能使肯尼迪暂时忘却疾病痛苦的事情。 杰奎琳在照顾肯尼迪的那些日子里，也表现了她在接待一些显要的政治人物方面是很会应酬的。例如，曾任美国伊利诺斯州州长、美国副总统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曾经来过电话表示慰问，杰奎琳就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说他的电话使肯尼迪的情绪好了起来。新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林登·约翰逊来过电报慰问，也接到了杰奎琳内容差不多的回信。贝尔纳德·巴鲁赫来医院探视，被一位护士挡驾，杰奎琳知道后，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您要是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您就好了。我知道杰克因此很难过，因为他想见您想得要命。但是我敢肯定，我比他更想见到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见的就是您。现在我感觉您就像一艘在夜间驶过的航船。”不仅如此，肯尼迪接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慰问信以后，杰奎琳也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您为他做的事，比任何一位医生所能做的对他都要好。” 11月底，医生们建议肯尼迪回他父亲的房子去住，因为有比较熟悉的环境，对他恢复有利。在杰奎琳和私人护士的陪同下，肯尼迪躺在担架上被抬上面包车送到机场，然后飞往迈阿密，在那里的机场，再用面包车送往棕榈滩肯尼迪父亲的别墅。 两个月以后，约翰·肯尼迪又被送到纽约，回到医院做特别手术，因为再次感染，必须把第一次植入的金属片拿掉。三周以后，又让他回棕榈滩疗养。 肯尼迪在身体稍微恢复一些以后，杰奎琳就鼓励他进行阅读、写作和绘画。在这一段平实又悠闲的时间里，约翰·肯尼迪的雄心又勃发起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勇者之像 约翰·肯尼迪刚步入政坛时，还是个极不成熟的政客。也许他因病在棕榈滩休养时，正好可以静静地思考一番他政治生涯中走错的第一步棋。这一着棋，就是约翰·肯尼迪对麦卡锡的态度。 经过二战以后，当美国人迎来50年代的时候，美国正处在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全国上下，在参议员麦卡锡的煽动下，正发着的歇斯底里症。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辉煌胜利的得意劲儿还没有消失，美国人对于在世界某些地区的循序渐进的胜利感到恼火，对于国内主张遏制——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限的战争——感到难以接受，听来令人生厌。1951年元月《生活》周刊的一篇社论拒绝接受与苏联共存那种“政治哄骗”和“有害谬论”。 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从大陆崩溃后，国务卿艾奇逊决定把全部真相向美国人披露。1949年8月5日，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长达1054页的《白皮书》，承认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由领导，并宣布停止援助国民党，并一一列举导致这个悲惨结局的一系列事件经过。美国三位将军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都曾劝说蒋介石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和失败情绪，但结果无一成功。对日战争以来，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数额已超过20亿元。但是送给国民党的美国武器，有75％最后落在领导的军队手中。 艾奇逊的白皮书导言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绝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无可避免的。我国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在美国人对《白皮书》还议论纷纷时，国民党最后一批残部从大陆港口坐上轮船逃到台湾，一架b－29轰炸机从亚洲飞行回来，该飞机的飞行实验室带来一批令人十分惊慌失措的照片。本来b—29轰炸机属常规飞行，其使命是搜集气体应力材料，它的照片本来只有低级技术人员有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迹象。这一切表明在苏联某地发生过原子爆炸。这个震动太大了，他们过去对美国人说苏联如果能搞成核武器的话，要在50年代末期。杜鲁门总统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再摇头道：“真的吗？真的吗？”当他知道真有其事时，他沉重地说：“这就是说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美国人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一届政府，亚洲危机和美国失却核垄断都是要害问题。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杜鲁门在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下，曾经公开宣布： “军队对台湾的最后占领，将成为对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一切进攻，同时要求台湾的蒋介石停止在空中和海上对大陆作战。第七舰队要负责使上述要求得以实现。” 把第七舰队像楔子一样塞在台湾海峡不让解放台湾，也不许国民党反攻大陆，从而给美国添麻烦。 但是，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认定当时可以很容易就打败的军队，右翼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亲自到国民党驻华盛顿“大使馆”，和主人一起喝得醉醺醺后高呼“反攻大陆”，他们压迫艾森豪威尔取消杜鲁门当初的命令，让第七舰队站一边去，要把蒋介石放出笼子，让他能够放手对大陆采取行动。 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30个师越过麦克马洪线，美国国内的态度更加激化，麦卡锡也就变得炙手可热。许多政客惟恐背上“赤色”或“亲共”的黑锅而害怕与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正面交锋，就连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脱一类正直之士，也出于党派利益的需要，甘愿支持麦卡锡妖言惑众。 麦卡锡这个名字，代表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1951—1954年间，麦卡锡一手遮天，操纵参议院设调查委员会，大肆搜集黑名单，大搞非法审讯，以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人士，红帽子满天飞。麦卡锡肆意践踏宪法规定的权利，严重损害美国在国外的声誉和形象，使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举凡马歇尔将军和迪安·艾奇逊等人，都遭到了最下流的辱骂，无数科学家、政治家、学者横遭不白之冤，这种思潮被称为麦卡锡主义。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宣称他对参议员麦卡锡有好感。肯尼迪称麦卡锡为“伟大的爱国者”。 尽管这样公开的表态并不太多，但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他一直后悔得要命。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他险些因此败北。 似乎很难说清在当时肯尼迪是以一种什么心态支持麦卡锡的。但有几点也许值得注意：第一，由于麦卡锡的一手遮天，肯尼迪也不愿在这场是非难辨的运动中背上黑锅。由于麦卡锡的法西斯式的做法，美国的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对麦卡锡的支持是对自己的保护。第二，当时美国相当数量的选民被麦卡锡所迷惑，他们相信美国只有全面遏制才能够得以生存，他们对美国国内存在赤化分子深信不疑，一句话，他们深信麦卡锡的妖言，如果约翰·肯尼迪要争取选民的话，他自然会站到麦卡锡的一边去。在某种程度上，约翰·肯尼迪经常是为了赢得选民不惜改变立场的。第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肯尼迪属于美国战后“新的一代”，是坚决主张冷战，主张美国以国际领袖的身份到处伸手的一代人，他们与约瑟夫·肯尼迪作为战前孤立主义的一代人有着明显的思想分歧。所以他才会以一个爱国者的名义来理解麦卡锡的疯狂行为。 无论如何，约翰·肯尼迪在麦卡锡主义问题上留下了洗不清的污点。但是这对他的影响暂时还无法觉察。 麦卡锡对美国一代人甚至都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但在很长一段时期，美国人并没有发现。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竞选美国总统，他到威斯康星州时，有摄影师要求他和麦卡锡俩人合拍一张照片，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告诉听众说：“我和麦卡锡参议员的分歧，我们彼此都清楚，我们已讨论过了。” 但是艾森豪威尔也错过了处理麦卡锡政治迫害运动的好时机。1954年春，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森在麦卡锡的一个叫沙因的小伙计身上找到机会。沙因由于麦卡锡变相干涉免除了兵役，但取得了军官头衔。陆军将这些材料披露给新闻界。麦卡锡一跳八丈高，大吵大嚷。随后在麦卡锡委员会就陆军对麦卡锡一案的控告与反控告举行的正式听证会上，出现了十多年来最荒诞可笑的戏剧性插曲。这时，电视的日间实况转播达35天，估计吸引了2000万观众。这不仅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特的政治把戏，而且麦卡锡当场的所作所为给公众的感情以极大的震动。尽管过去曾一度对麦卡锡有过同情，但大多数观众在电视上见到这个家伙的卑俗粗鲁、暴戾恣睢、举止不端和缺乏公共态度的那副架势，实在不堪入目，不能不表示出强烈反感。不久，参议院通过一个谴责麦卡锡的报告。大学教授也早在反对麦卡锡主义。从此麦卡锡主义声名狼藉，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词。1957年5月，麦卡锡悄然死于不明之症。 由于约翰·肯尼迪对麦卡锡的态度，自由派人士有理由不信任这位年轻的参议员。 很有些意思的是，在这个对每一个正直的美国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的关头，没有勇气面对国内不公正狂潮的肯尼迪，却出版了一本歌颂勇气和独立精神的书。 这就是1956年在美国出版的《勇者之像》，在疾病缠身的那段时间里，肯尼迪阅读了大量作品，思考了民主政治的若干问题，尤其对民主党的发展史进行了思索。杰奎琳在写作方面帮了肯尼迪的忙，她帮助肯尼迪构想了书的主题，为最初的研究工作做了大量事情。肯尼迪在书的前言中说：“如果没有我的妻子杰奎琳从最初就给予鼓励、支持和批评，这本书是根本不可能写成的。她在我整个康复期中所给予的帮助，我是怎么感谢也不够的。”肯尼迪的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也整理了这本书的基础材料。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因为《勇者之像》一书的出版而闻名全国。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传记作品，写的是那些显示政治胆略的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 在《勇者之像》中，肯尼迪将重建时代描绘成“南方始终不会忘记的一个十足的噩梦”。这句话反映了内战后南方的这个历史性看法，这个看法在50年代仍然广泛地为人们所持有。民权运动只是刚刚开始，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还没有完全发现种族主义的前提，过去对重建时代所作的解释就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对于民权的记录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不存在特殊的看法。他在竞选总统的运动中会争取种族隔离主义者的选票。50年代参议院进行的四次主要的民权投票，他两次都站在自由派人士一边，而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他两次站在南方一边。他投票要求陪审团对被控破坏1957年民权法的分子进行审判，当时南方的白人陪审团几乎没有人尊重黑人的法定权利。 肯尼迪的记录是否是冷漠的反映呢？约翰·肯尼迪早期在众议院委员会上对哥伦比亚特区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反对可能对贫穷的黑人失之公平的销售税。他强烈支持地方自治，保守分子却加以反对，因为特区的人口大部分是黑人。1952年，他主张参议院应该通过一项规定，反对使用阻挠手段（南方人曾使用这种手段来阻挠民权法案的通过），但未获成功。他要求仅仅以多数票使提付表决成为可能。1953年，他挑选内布拉斯加州的西奥多·索伦森作为自己的主要顾问，他喜欢索伦森，因为他喜欢重实际的自由派人士而不喜欢重感情的自由派人士。但是索伦森早期的民权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记录，包括在其家乡成立一个种族平等大会分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伦森还是一个拒服兵役者。选择索伦森证明了肯尼迪的开通。因此，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的保守的投票，并不说明道义上的冷漠。实际上，它们意味着这些问题对他并不是最主要的，他还不是坚定的自由主义拥护者，这种自由主义将从他总统职位的意料不到的运气中获益不少。 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的投票记录前后矛盾，不管其原因何在，他作为一个潜在的总统候选人需要得到更多的拥护者，而不只是罗马天主教徒和东北部的城市居民。在1928年的选举中，赫伯特·胡佛与纽约州的罗马天主教徒州长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竞选，冲破了传统上一贯投票赞成民主党的南部各州，除了南部四个州外，赢得了南部所有其他州。在战后年代，反天主教教义有所复活，反天主教教义的增强是由于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攻击埃莉诺·罗斯福写的一篇只不过是赞扬政教分开的专栏文章 。反动的斯佩尔曼还说服纽约的政治家禁止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里阅读《民族》杂志——它在大部分天主教学校的图书馆里早已查禁——因为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天主教会的等级权力。1950年，肯尼迪本人犯了错误，他支持给予天主教教区学校以联邦资助，他的强烈支持对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家是无益的。对于肯尼迪，幸运的是，最高法院后来以五比四作出赞成的决议，体面地提供了这种援助。其他富有经验的民主党人，最主要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能够不太费力地消除了自由派北方与主要是保守主义的南方之间的分歧。但他们都是新教徒。 肯尼迪深入到南部并深入到非天主教徒中间。他与保守的南方人结成私人朋友，主要是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约翰·兰金以及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斯佩萨德·霍兰和乔治·斯马瑟斯。即使在提出新英格兰的经济计划时，他也力图不去疏远南部那些经济上互相竞争的各州。同时，他的战略旨在利用自己的天主教教义。在民主党1956年代表大会召开前，索伦森透露了以康涅狄格州民主党领袖命名的贝利备忘录，认为一位天主教候选人将会加强全国的候选人名单。备忘录认为：艾尔·史密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点是他损害了城市男女天主教徒，而不是1928年他的选举失败；那年经济非常繁荣，这自然使他的共和党对手赢得了胜利。1928年和1956年之间的巨大不同在于天主教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而且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拥有大量选举人票的州里。备忘录还认为，那些选区的一个危险信号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天主教徒选民中间有强有力的显示。 《勇者之像》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好莱坞摄制人多尔·沙里的注意，他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摄制了一部关于民主党历史的彩色影片。肯尼迪作为一部关于政治廉正的畅销书的作者，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还有谁比约翰·肯尼迪更适合讲述呢？肯尼迪出色地叙述了民主党的由来，从杰斐逊和杰克逊起一直叙述到它战后与的冲突。接着他为艾德莱·史蒂文森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总统提名演说，更增添了他自己的光辉。《纽约时报》称肯尼迪为“电影明星”，使人们对他惊人的崭露头角有了重要而深入的了解。 《勇者之像》于1957年获普利策奖的人物传记奖。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们认为，对于那些也许有志于成为政治家的男孩们来说，它是一本极好的书，因而排除了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其他选择。 1956年，由于《勇者之像》的畅销和一系列越来越精彩的演说，约翰·肯尼迪比大多数民主党官员更有名声。他的朝气勃勃、风度翩翩、坦率耿直、处事稳重，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功而获得的勋章 ，使他对一些新的和不抱成见的投票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956年亦是美国选举年。民主党最有希望的史蒂文森组成了竞选阵营，并且透露正在考虑的副总统人选有两个南方人，即戈尔和克莱门特；两个天主教徒，即肯尼迪和瓦格纳。这样，一批崇拜肯尼迪的人就开始活跃起来，康涅狄格州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第一个支持他，接着是罗德岛州州长丹尼斯·罗伯茨。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卢瑟·霍奇斯说，肯尼迪在南方也是可以接受的。当参议员继续以好奇甚于关切的心情观察整个问题时，报纸和杂志上的一阵暴风骤雨式的报道和社论都热情洋溢地宣传他的可贵的特点。 但是日渐明显的是，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是一个有利条件。史蒂文森本人也对此有些疑问，因副总统人选问题而递交到史蒂文森办公室的信件中有很大一批是反对罗马天主教和肯尼迪的。肯尼迪在此时感到非常苦恼，他也许是不太在乎副总统这个位置，但是如果因为自己的宗教问题而被否定他就不甘心。 史蒂文森最后赢得了总统提名，与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角逐。然而此时他戏剧性地宣布，将把选择副总统竞选伙伴问题交民主党代表大会公开做决定。好几个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试验，肯定会帮了凯弗维尔的忙。尽管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可史蒂文森却认为这对沉闷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是一种刺激，是同共和党选择尼克松的一种对照，也是对那些友好的候选人之间的矛盾对他形成的政治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 史蒂文森宣布，在他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第二天，副总统的人选将举行一次真正的投票。这样就掀起了12小时的狂热的政治活动。肯尼迪家族针对这一情况马上进行了一次闹哄哄的会议。但这次活动大半是在混乱和无知的状态中进行的，没有计划，没有准备，没有多少窍门，也没有几个熟人，肯尼迪家族全部出动了。 约翰·肯尼迪尽快地会见了各州的领袖，访问了几个州的核心小组。他对于这次争取提名是否可取仍然有些疑虑，但战斗正在这里进行着，他的战斗精神不容他逃避战斗。罗伯特·肯尼迪和尤妮斯·肯尼迪到别的代表团去替杰克游说。 投票紧接着开始。凯弗维尔、肯尼迪、汉弗莱、瓦格纳、戈尔参加了副总统提名竞选。约翰·肯尼迪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大厅后边的斯托克耶茨旅馆里躺在床上从电视中观看这场角逐，当他看到自己在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华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意想不到的实力，不禁惊讶地摇摇头。他说：“这件事现在真成了一件值得争取的事啦。” 接下来，拥有64票投票权的伊利诺斯州中的46票给了约翰·肯尼迪，这使他非常高兴。缅因州的14票出现了分裂，这又使他很失望。俄亥俄州的迈克·迪萨尔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戴维·劳伦斯都担心候选人名单上会出现一个天主教教友，所以把他们两州合起来132票中的100票全给了凯弗维尔。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汉弗莱、戈尔和瓦格纳的票数看来都不够，虽然头两个人还希望会出现僵局。在下一轮投票中，他们所得的选票，以及其他一些候选人的选票，大有可能转到领先的两个人手中——不是转向凯弗维尔，就是转向肯尼迪。凯弗维尔这时以超过三比二的比数领先于肯尼迪。电视机上传来消息说，汉弗莱正在向斯托克耶茨旅馆凯弗维尔的一套房间走去，大概预备把他的选票转向田纳西州的凯弗维尔。 约翰·肯尼迪马上告诉身边的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快上那儿去，截住汉弗莱，告诉他我也想同他谈谈。” 在凯弗维尔的门外，除了乱成一团、互相竞争的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外，什么人也看不清。没有人知道谁在房间里，谁要进去或谁要出去。索伦森好不容易见到了汉弗莱的竞选经理尤金·麦卡锡，于是转达了肯尼迪发出的邀请。尤金·麦卡锡否定了联合的任何可能。 这时候，第二轮投票已在进行，对肯尼迪有利的趋势开始了。南方急于遏制住凯弗维尔，所以肯尼迪正在赢得戈尔和南方其他候选人的大部分选票。此外，肯尼迪也赢得了瓦格纳的选票。凯弗维尔的进展比较缓慢，不过他的代表几乎没有几个背离他的。罗伯特·肯尼迪、约翰·贝利和他们的助手们分布在大厅各处，叫唤代表团站到肯尼迪这边来。 当新泽西州和纽约州很快地把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得到的126票全部交给了约翰·肯尼迪后，新闻记者们的纷乱喧嚣声，便从凯弗维尔的走廊里转移到约翰·肯尼迪的走廊里来了。约翰·肯尼迪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电视里正显示出大会会场里一片混乱和肯尼迪的总票数不断上升的情景，肯尼迪不动声色地看着。从内心里，他也许有了一丝轻松，他起来洗了一个澡，又到床上躺着。然后，他带着助手穿过后门转移到一间僻静的房间，躲避记者们的纠缠。 这场角逐仍然不分高低。约翰·肯尼迪知道，如果不能取得大多数，光领先是不够的。俄克拉荷马州仍然支持戈尔。有人请求俄克拉荷马州州长支持肯尼迪，但州长说：“他不是我们这样的人。”他这一句话也许极好地概括了肯尼迪无法打进美国西部新教徒农牧场区的这一事实。瓦格纳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转到了凯弗维尔那边而不是肯尼迪这边。 接着，林登·约翰逊代表得克萨斯州站起来讲话，他在几个众议员的帮助下，已经消除了包括萨姆·雷伯恩在内的他的代表团里的反天主教徒的情绪。他宣布得克萨斯州的56票全部支持“那位带着战争伤痕的战斗的参议员……下一任合众国的副总统，马萨诸塞州的约翰·肯尼迪。” 这时他身边的人伸手向他祝贺。约翰·肯尼迪冷静地回答：“还没有定呢。”但他的票数不断在增长，他的信心又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约翰·肯尼迪一边看电视，一边与索伦森讨论如果被提名，他应对代表大会说些什么话。北卡罗来纳州在第二轮投票中弃权，现在把半数的选票全部投给肯尼迪。肯塔基州的主席宣布，他的代表团“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一直站到少数派一边，现在热情地加入多数派，并将选票投给肯尼迪。” 但是最后肯尼迪未能如愿以偿，他已接近半数，但毕竟还差一点。在伊利诺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西部—中西部地区全部19个州中，肯尼迪只能取得它们384张选票中的20张选票。突然间风向又变了。 最后，电视屏上显示出凯弗维尔取得半数以上选票。约翰·肯尼迪失望地站起来，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走吧。”于是他冲过门外的人群，把那些希望他等到一切结束后再上台的办事人员推到一边，带着疲倦的微笑大步走上了主席台。他没带讲稿，讲话简短而动人。他对支持他的人表示了感谢，对史蒂文森作出的由代表大会公开决定提名的办法表示祝贺，他并且提议全体一致同意凯弗维尔的提名。 约翰·肯尼迪迈着沉稳而缓慢的步子走回旅馆，同杰奎琳和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那天晚上，他同家人和朋友们举行了一次说笑话的晚餐会。这样一来，他的烦恼和失落的情绪似乎烟消云散了。 1957年，约翰·肯尼迪回到华盛顿，担任参议院关于劳工管理方面不适当活动的特别委员会的委员。肯尼迪当众议员和参议员时，都曾坚决拥护民权。他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公平就业委员会，支持取消人头税，支持反对私刑的立法，并支持修订关于妨碍议事活动的规则。在来自新英格兰的众议员中，他是第一个任命一位黑人做他的工作人员的官员。 1957年，约翰·肯尼迪支持行政部门提出的温和的、但是创先例的选举权法案。根据正常的表决程序，向国会两院提出的议案均先送交有关的常设委员会，在委员会里进行讨论表决，做出通过、修改或否决的决定，然后再向两院提出，供两院全体会议审议。从程序上讲，赞成绕过委员会审议法案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从深层讲，这也会使保守的参议员们在工作权和众议院的其他法案上耍花招。约翰·肯尼迪坚持，民权法案应按正常程序送交委员会，并须在一星期内审议完毕。 许多维护民权的民主党人私下也同意他的意见，认为放弃传统程序所引起的恶果会使一个强有力的议案更难获通过。但是由于他们担心在政治上被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策略击败，他们大多数人全投票支持尼克松的裁定，即不经过委员会而批准民权法案。约翰·肯尼迪支持按正常程序的投票，则被民权派的领袖们谴责为企图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在波士顿的黑人领袖们的信件中，在报刊社论和专栏文章里，肯尼迪的投票都受到攻击。 肯尼迪喜欢引用一首诗： 在生命行将熄灭的余烬里 我感到遗憾的是： 我做“对”时，没有人会记住 我做“错”时，没有人会忘记 不过他在参议院里冒着风险去得罪的对象，在传统的民主党联盟的成员中还不止是黑人和南方人。有组织的劳工长期以来一直是肯尼迪强有力的同盟者。肯尼迪在参众两院任职期间，始终都在两院的劳工委员会内工作。劳工领袖们赞赏他在众议院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参议院带头争取提高最低工资、改善社会保险，其中包括医疗照顾、支援经济萧条地区，以及确定全国失业补助金的标准。马萨诸塞州的卡车司机工会一贯是拥护肯尼迪的，但在1957—1959年间，肯尼迪同他的劳工界朋友之间的关系却变得十分紧张起来。 当时由约翰·麦克莱伦为主席，罗伯特·肯尼迪为总顾问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揭发了工会贪污的材料。为进一步深入调查，参议院在1957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工会舞弊行为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由麦克莱伦小组委员会和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约翰·肯尼迪应邀参加。 肯尼迪知道这意味着要拿他同有组织的劳工的良好关系冒险，当时至少有两个想担当国家重任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斯图尔特·赛明顿都拒绝参加。当时还有暗示，说只要罗伯特·肯尼迪“做得漂亮”，全国卡车司机工会就支持约翰·肯尼迪当总统候选人。 但是不管这里面有什么政治陷阱，肯尼迪对这个调查委员会很感兴趣。作为参议院劳工委员会劳工立法小组委员会主席，肯尼迪知道他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听证会上所提出的任何立法建议。很多已被挑选出来的、具有人所共知的反劳工观点的工会舞弊调查委员会委员们，很想在肯尼迪谢绝当委员的情况下，接替他的位置。这着重地说明了肯尼迪接受这个职务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约翰·肯尼迪决定参加这个委员会，他主持委员会作出有关劳工改革的立法。在他的国会生涯中，他第一次以几年的时间，几乎排除一切杂务地专搞一项立法。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他是“破釜沉舟”，不争取劳工支持他竞选总统了。劳工领袖们对他先是冷淡、猜疑，后来则是激烈地反对了。劳联—产联主席乔治在肯尼迪为他提出的改革法案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大声嚷道：“愿上帝把我们从我们朋友的手中拯救出来吧！”——对此，肯尼迪冷静地回答说：“米尼先生，我也要说这句话。”机械工人工会主席艾尔·海斯把肯尼迪比作阿根廷独裁者庇隆。其他人则试图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他。但是这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就一项福利及养老金法案提出并几乎要通过一批反劳工的修正案。米尼和工会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才逐渐勉强地认识到，通过某种立法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可供选择的对象是：要么通过肯尼迪的劳—资改革法案，以铲除他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宽恕的舞弊行为；要么就通过诺兰的劳—资关系法案，以限制他们工会谈判的权利。 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多数劳联—产联领袖既支持建设性的法案，也支持他们自己志愿的法规。这次斗争使约翰·肯尼迪极为深刻地看到了劳工领袖们的本质。像贝克、霍德以及他们的流氓朋友这样一伙人很快便从其他人中孤立出来。 企业界的人也怨恨肯尼迪兄弟，因为他们揭露了资方同舞弊分子的勾结。美国律师公会主席也怨恨肯尼迪，因为他发表声明，指责有组织的律师对于其会员同舞弊分子勾结，侵吞工会经费的事“显然漠不关心”，而肯尼迪对此深为关切。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政客也对肯尼迪兄弟施加压力。当那个以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史蒂文森密友身份闻名的杰克·阿维代表一个当事人要求约翰·肯尼迪进行调解时，约翰·肯尼迪告诉他，只有总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能制止调查。等阿维和他的同事离开以后，约翰·肯尼迪对他的弟弟说，他认为这个请求令人作呕。 随着这些反对者的压力增大，约翰·肯尼迪的决心也增大了。在拉尔夫·邓根、哈佛大学劳工法专家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以及由其他六位学者组成的一个小组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份劳工改革法案，掌握了劳工法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并且第一次真正掌握了立法的程序。1958年，肯尼迪—艾夫斯法案在参议院以88票对一票获得通过，结果在众议院却被葬送了。1959年，经过在院内长期艰巨的斗争，肯尼迪—欧文法案以90票对一票获得通过。 这个法案于是同众议院所通过的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一起提交会议进行协商。肯尼迪宁肯通过一项折衷方案而不愿什么法案也不通过，他终于能从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删去了15项限制工会正常活动的条款。虽然最后的文本总的来说更接近于参议院的法案，但约翰·肯尼迪却认为，这个法案不冠上他的姓名是更为策略的。 在整个这项长时期立法努力中，贯串了调查性的探索工作。当他签署麦克莱伦委员会报告时，一些全国性的和马萨诸塞州的工会领袖们被激怒了。他回答说，如果他不签字，他在参议院里关于这个问题的威信就丧失殆尽了。但是这使他在政治上既有损失，也有收获。电视观众们对肯尼迪兄弟越来越熟悉了，他们看到肯尼迪兄弟严厉地盘问那些不诚实的工会领袖，并教训那些滥用诚实会员基金的骗子。同麦卡锡的作风不一样，这个委员会给一切证人以提出事先准备好了的声明的权利；给予提出问题进行盘问的权利和获得证词文本的权利，反对一人作证，完全防止自证其罪。 1958年，约翰·肯尼迪再次竞选参议员。事实上，从1952年他35岁进入参议院以来，他从未容许任何其他问题阻止他在政治上的前程，也不容许轻易取胜的预测来干扰他1958年的行动。事实上，1958年的肯尼迪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在比参议员职位更重要的位置上取胜，他在竞选副总统提名时，已被广大美国人认识其才华。他的青春形象刷新了美国人对政治的偏见。 但是，在1958年，约翰·肯尼迪对再次竞选仍然是非常谨慎而严密的。他以更为熟稔的手段运筹这次竞选活动。 肯尼迪在这个平静的年头里同他在马萨诸塞州每个角落用心培育起来的个人组织保持接触。关于约翰·肯尼迪“为马萨诸塞州多做一些工作”而谋求提出立法和行政行动的详细报告遍寄到本州的各个地方。约翰·肯尼迪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周末时间到州内各地去发表演说。他的大部分演讲，特别是在小市镇上发表的，都是超党派的，而且口气相当温和。他还仔细培育马萨诸塞州各种报纸对他的好感，因为这些报纸大都是共和党的，而且在1952年几乎全部拥护洛奇。那些记者、编辑和报刊发行人到参议员的办公室去，总是大受欢迎的。报社经理凡是需要一个代言人，一篇社外人士撰写的社论，或是在某一个与政府有关问题上需要人帮忙时，总发现参议员是乐于效劳的。结果，同1952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没有一份马萨诸塞州的报纸在1958年反对肯尼迪再次当选为参议员。 约翰·肯尼迪不但永远争取他的支持者，还经常争取他的反对者。他总是愿意忘掉分歧，宽恕诋毁他的人。并且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不应提倡报复。他经常提醒共和党人，他同索顿斯托尔合作，他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措施以及他的独立投票纪录。他经常使工商界人士知道，他努力繁荣马萨诸塞州经济和制止工会的不法行为。他告诉主张削减预算的人们，他对参议院“第二胡佛委员会报告”起着领导作用，并且向他们散发他父亲的另一个老朋友赫伯特·胡佛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的翻印本。意裔美国人为他同弗科洛的不和而激怒，码头工人因为他支持圣劳伦斯航道而怨恨他，卡车司机工会和其他工会会员被他的劳工改革工作搞得不安。而黑人又因为他投票赞成陪审团审判问题修正案而对他有所疑忌——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收到他寄去的材料，强调他为他们利益所做的工作，他对他们事业的友好态度以及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支持。此外，他保证做到对一切来信立即回复，对所有来访者都表示亲切的欢迎，并尽量亲自处理州里的问题。 肯尼迪竞选做法的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做法后来也应用到总统竞选的预选中去，然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应用。 在1958年，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找不出一个愿意对抗肯尼迪的重要候选人。有些共和党战略家建议不反对肯尼迪，以便抑制民主党人出动对他投票的热潮。波士顿《先驱报》的一个专栏作家甚至建议两党都支持他。有人还说，共和党人不可能战胜他。他们不能借用一个更好的人，他们自己肯定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一致推举他呢？ 约翰·肯尼迪比对手多得了八十七万三千余张选票，以创纪录的三与一之比赢得了连续第五次的政治胜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平步青云（上） 1960年9月2日，参议员约翰·肯尼迪阔步走进一个记者招待会会场。他用自信而干脆的声音宣读了一份关于他参加竞选总统的一张不满一页纸的声明。他说： “今天我宣布参加竞选美国总统……在过去的三年零四个月里，我访问了联邦的每一个州，并和各界的民主党人交谈过。因此，我参加竞选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即我能在提名和大选中获得胜利。” 这一年约翰·肯尼迪42岁。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候选人当选过美国总统，甚至在本世纪内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不曾提名过如此年轻的候选人。此外，约翰·肯尼迪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信仰天主教的教徒从未有人当选总统，而且从1928年以来，甚至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地从中考虑过人选。约翰·肯尼迪是美国参议员——参议院过去只选出过一个共和党人的总统，而民主党在这100年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名一个参议员当总统候选人。 但是1960年的约翰·肯尼迪变得非常坚强和果断。他对总统这个职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说：“这个职位是行动的中心，是美国制度的主要动力和力量源泉。”此外，“你至少有机会对好些问题能有所作为……对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公民，都会十分关心的……而且，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有益而成功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此外，他有一些非常自信的估计。他觉得，民主党内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也只有四五个人，但这些人的才干绝不会在他之上。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是不能击败的。约翰·肯尼迪觉得理查德·尼克松将是一位“顽强、老练、精明的对手”，但这个人志大才疏，他的演说风度和过去的历史都不足以在选民中激发起信心来。 约翰·肯尼迪对自己的不利条件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使记者们难以相信并使拥护者感到惊愕的是，他当众列举出自己的不利条件。他说，他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当选为美国总统，因为在美国的教徒中基督教新教徒占有二比一以上的多数，也从来不曾有一个43岁的人曾经当选总统；而且特别因为这些原因，他的党不大可能会选中他作提名候选人。 不过，他同时也具备别人不曾有的优势。约翰·肯尼迪在旅行、写文章 、宣传以及对劳工改革所进行的斗争中，人们日渐注重他的品质，反映在全国和州的民意测验中，肯尼迪的实力不断增强。不管是同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同两个有希望的共和党人进行较量，他在比赛中总是独占鳌头。从1957年到1959年，凡是私下和公开举办的民意测验都对肯尼迪越来越有利，而使他的对手越来越泄气。当然，这种风头对肯尼迪不太有利，批评他的人变得更加公开，更加畅所欲言了。共和党政府在两昼夜的时间里，对它以前似乎赞成的三次肯尼迪的提案突然转为反对态度。这三项提案是：对印度的援助、同波兰的经济关系以及劳工改革。资深政客劝告他动手不要太早，不要逼得太紧了，这样会使自己的精力耗尽。不止一个专栏作家说，从肯尼迪的年龄和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来看，他1960年竞选总统时机还未成熟。 约翰·肯尼迪不得不压缩演讲次数、电视上露面次数，把宣传的重心从他的家庭和他本人转向宣传他的信念和成就。但他绝不承认“不要过早动手”这句话，他宁愿同熟稔的记者交朋友，而不是煞费心机去躲他们。 所以约翰·肯尼迪的步子还是快的。这种快有利于回答人们对他健康状况的疑虑，有助于选民们不在意他那不太成熟的外表。这种快节奏还产生了一种其他逐鹿者无法阻挡并且望尘莫及的自发的势头。肯尼迪深知，一个具有这种不利条件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必须领先并早日赢得胜利。 在向新闻界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断然拒绝考虑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第二天在《会见报界》节目中，他说，现在的形势与1956年“多少有点不同”，如果他未能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么我认为我在参议院里可以最适当地为党和国家效力。……我不想把往后的八年花在主持参议院的工作……并等待着总统去世来继任总统职位。” 然而，第一个周末，新闻界的权威评论家仍认为肯尼迪实际上是一个副总统候选人，或者他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如此自信地吹他竞选总统职位的事。据那些很少离开华盛顿的政治记者的判断，没有多少重要人士拥护他竞选总统。全国知名的民主党人几乎都认为，鉴于他的宗教信仰、年龄、职务以及籍贯等因素，提名和选举他当总统都是不恰当的。他们也都赞成他当副总统，部分原因是想避免种种反天主教的攻击。他是大家心目中的第二号人物的第一号人选。 国会参众两院的所有民主党领袖都赞成林登·约翰逊，民主党的领袖艾德莱·史蒂文森没有公开表态，私下则赞成自己。上届民主党总统哈里·杜鲁门赞成赛明顿。有影响的已故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则赞成史蒂文森或汉弗莱。 对众议院民主党人进行民意测验表明他们赞成赛明顿。参议院民主党人进行的民意测验则赞成约翰逊。在新闻出版界编辑中进行的民意测验预测为史蒂文森。对民主党各州委员会主席的民意测验却表明为赛明顿。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民意测验中表明他们赞成史蒂文森。自由派的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委员会则赞成汉弗莱或史蒂文森。大多数黑人领袖首先提到的是汉弗莱。大多数劳工领袖，特别是那些被反舞弊调查和立法激怒了的人们，都首先提到汉弗莱或赛明顿。大多数南方的领袖首先提到约翰逊。 约翰·肯尼迪一方面不忽视上层工作，一方面注意从基层积聚他的力量。他的实力基地不在知名人士聚集的华盛顿，而是在代表们所在的外地各州。 地方党的领袖们——他们通常比全国闻名的那些大人物掌握着更多选票——倾向于约翰·肯尼迪，因为肯尼迪在他们的邻居们和朋友们中享有声望。肯尼迪还多次访问过他们的州。他曾在他们的宴会上和群众集会上讲过话，为他们的竞选活动筹集并且付出过活动经费，他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和帮助，他对他们每个人都表示关怀。他从来不拒绝任何一个人的电话，他从不忽视一封来信或怠慢一个来访的客人。政治领袖们、知识分子们、劳工领袖们、黑人领袖们都从肯尼迪的办公室以及马萨诸塞州肯尼迪的竞选办公室收到过大量信件；他们并且不断收到肯尼迪写的或者关于肯尼迪的大量文章 ，他们还不断收到肯尼迪打来的电话，肯尼迪写的书或关于肯尼迪的书。 约翰·肯尼迪看上去不大像一个政治家，但他却显得越来越像一个胜利者。现在，挡在肯尼迪面前的难题首要的仍然是宗教问题。民主党需要的是一个总统，如果提名一位天主教徒参与竞选而结果不能获胜，那对民主党来说是不应该的事，而民主党认为一个天主教徒去竞选，势必有许多人反对，所以他们不愿提名肯尼迪。 这确实是一个恼火的问题。肯尼迪并没有召唤人们来掀起一场运动，以取消不让天主教徒进入白宫的禁令。他并不急切地想为他的祖辈在波士顿遭到的歧视复仇。而且同某些报道相反，他对于成为第一位天主教徒总统也没有格外的新奇。因为他只想当总统，而他又恰好是一名天主教徒。 所以，他一再说他不希望别人依据宗教信仰来投他的赞成票或者反对票，他不希望这个毫不相干的标准成为他是否获胜的原因。他在1960年这个年头，就乘飞机巡行了24个以上的州，行程约65000英里——其中多次在预选的关键性搏斗中，他和杰奎琳一起去迎接了这一艰难而光荣的挑战。约翰·肯尼迪曾就当前的重大问题发表350次演讲。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打电话。他从不作任何不能兑现的诺言，也不对任何人封官许愿。肯尼迪显示出了勇往直前的胆略，赛明顿说：“他不过是比我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胆子大一点，更富有精力、智慧和刚强之气罢了。” 假如没有别人在预选中参加竞选，假如史蒂文森在俄勒冈州参加了竞选，假如赛明顿在印第安纳州参加了竞选，假如约翰逊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了竞选，假如汉弗莱在威斯康星州的第二选区失利并不再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竞选，假如迪赛尔在俄亥俄州没有认输，假如帕特·布朗迫使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或者约翰逊全力支持赛明顿，那么肯尼迪可能已经落选了。然后这一切都不曾发生，他倒可以哼着竞选歌曲《莫大希望》回家休养，准备洛杉矶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麻烦又来了。哈里·杜鲁门，这位民主党前总统在7月的一次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对赛明顿的支持，并加上了对约翰逊的支持，而且还额外提出了鲍尔斯、迈纳等六人的姓名。杜鲁门用激烈的词句攻击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事先早有安排的……愚弄人的……完全被一个候选人操纵着的”组织，说他们对代表们施加压力，使代表们一下子倒向肯尼迪那边。杜鲁门对天主教徒的竞选是反感的，这一次他公开地、含蓄地提出了肯尼迪的宗教信仰和经验不足的问题。他说： “参议员，你是否肯定，你已为治理这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或是这个国家已为接受你担任总统做好了准备？……我们需要一位尽可能成熟的和有经验的人。……我可否劝你耐心等一下呢？” 约翰·肯尼迪看到杜鲁门的谈话之后，马上提出请求并获得了电视节目的时间安排。7月4日，约翰·肯尼迪飞往纽约，就杜鲁门提出的年龄问题进行驳斥。肯尼迪提到他为国家效力18年的经历，并表示愿意“让我们的党和国家作为我的工作经验与能力的鉴定者”。他说，如果“认为担任了14年通过选举产生的重要职务还算经验不足的话”，那么杜鲁门提出的十个姓名中只有三个，而全部美国总统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可算是经验丰富的，而20世纪的全部美国总统——包括威尔逊、罗斯福和杜鲁门在内，则都是经验不足了。他继续说，假如是以年龄而不是以经验作为标准的话，那么这种检验成熟的标准将把“所有年龄在44岁以下的人都排除在受人信赖和负责指挥的职位之外，也就是说杰斐逊不应写《独立宣言》，华盛顿不应指挥大陆军，麦迪逊不应制订美国宪法……而克里斯朵夫·哥伦布甚至不应该发现美洲。” 肯尼迪说，在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里，在国会和各州的首府都有年轻人任职的情况下，选民们有权要求具有同样精力和活力的人在白宫任职。他和尼克松俩人都是四十多岁而且俩人同时进入国会，过去还有六个总统以及许多总统候选人也是在四十多岁时任职的。虽然1960年世界上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的确都出生于上一世纪，而在另一个时代受的教育，但是他们在改善世界命运方面有多大的成功呢？亚洲和非洲那些新兴的国家正在挑选一些“能够抛弃老的口号、幻想和猜疑的”年轻人。然后，他以自己竞选总统的结论结束电视辩论： “因为有一个新世界要去争取——一个和平和友好的世界，一个充满希望和富饶丰裕的世界。我要美国带头走向这个新世界。 “杜鲁门先生问我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这使我想起一百年前亚伯拉罕·林肯来，他那时还未当总统，在他受到老政客们的围攻以后，写下了那些话：‘我看到暴风雨来了，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要是上帝指定一个位置、一份工作给我，我相信我已准备好了。’今天我对你说，假如这个国家的人们挑选我当我们的总统，我相信我已准备好了。” 但是上帝还来不及指定一个位置给约翰·肯尼迪时，更大的暴风雨倒来了。这个可怕的敌人便是埃莉诺·罗斯福。她是二十八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1905年3月与富兰克林结婚。1921年罗斯福双腿瘫痪后，埃莉诺开始支持他走上政坛。罗斯福后来果然当上州长，继而当上总统。她代替行动不便的罗斯福到各地旅游、演说，她巡视贫民窟，参观幼儿园和青年游乐园，访问贫苦佃农。《纽约家》周刊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矿工瞪大了眼睛对另一个矿工说：“我的天哪，这来的不是罗斯福夫人吗？” 在钦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贤妻、政界人物、杰出女政治家、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第一夫人，比起罗斯福来说，她更能打破常规，更同情下层人，在政治立场上意见更左。她有关心全人类的雄心壮志，她不断写她的专栏稿，先后出版15本书，改革了民主党的塔马尼俱乐部，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年复一年地被美国妇女界选为最受敬仰的妇女；而且据盖洛普报道，全世界各地，她也是最得人心的妇女。 约翰·肯尼迪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对者，埃莉诺对约翰·肯尼迪的偏见大抵是因为二十年前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任驻英大使的约瑟夫·肯尼迪之间的一场争吵。 1960年，埃莉诺·罗斯福在海德公园村披露了这件事情的缘由。那是1940年，“当约瑟夫·肯尼迪先生从伦敦回波士顿时，同记者进行了那次不幸的会见。在那次会见中，他对我们进行一些谴责。我的富兰克林说：‘我们最好把他叫到这里来，看看他有什么话说。’于是约瑟夫·肯尼迪先生乘火车来到莱茵克利夫。我去车站接他，然后直接带他到富兰克林那里。嗯，大约过了十分钟，一名助手跑进办公室告诉我：‘总统要见你。’这种事前所未闻。我慌忙跑进办公室，看见富兰克林的脸色苍白如纸。他叫肯尼迪先生出去，然后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想再见到那个人。’……他随后又说：‘把他从这儿赶出去！’我说：‘但是，亲爱的，你已经邀请了他在这儿和我们度周末，而我们也请了客人吃午饭。另外，火车要下午2点钟才开。’富兰克林说：‘那你开车陪他在海德公园村兜兜圈子，再把他送到火车上去吧。’我照着他的话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四个小时。” 1960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罗斯福夫人在海德公园村与众议员理查德·博特的谈话中承认她不喜欢约瑟夫·肯尼迪，并且因此影响了她对约翰·肯尼迪的态度。她说，父债本不应子还，但正如她不能宽恕约瑟夫·肯尼迪任驻英大使时的态度和行为一样，她无法原谅约翰·肯尼迪在麦卡锡问题上的优柔寡断。 罗斯福自由派特别怨恨肯尼迪在麦卡锡主义问题上的表现。尽管肯尼迪也投票抵制过麦卡锡的意图，但他从不公开表态反对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的过分行为。自由派抱怨他对民权问题缺乏关心，同麦卡锡一样认为从罗斯福时代起就广泛存在着颠覆活动，屈从于他的爱尔兰选民，或是受到他的父亲——一个麦卡锡支持者的过分影响。1953年初报刊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在日记中写道： “我应邀和马萨诸塞州新参议员杰克·肯尼迪一起吃午饭。杰克具有两种人的素质，要么成为第一流的参议员，要么成为头等法西斯主义者，这仅仅取决于努力接近他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现在他的弟弟已成为麦卡锡委员会的顾问，他自己也得到了该委员会的任命，尽管他宣称这次任命违背他的意愿。有一段时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富兰克林·d·罗斯福会与约瑟夫·肯尼迪决裂，随着对杰克了解的增多，我理解了这一点。” 令肯尼迪感到最难对付的是埃莉诺·罗斯福的尖锐批评。罗斯福夫人尽管宽宏大量，却不能完全摆脱对天主教会的敌视的影响。此外，1949年她因反对联邦资助教区附属学校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执。天主教红衣主教斯佩尔曼指责她对天主教会有偏见，认为她不配作一名美国的母亲。这一难以容忍的指责使她非常气恼，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她与肯尼迪长达十年之久的争执埋下了伏笔。1950年罗斯福夫人宣称她“当然反对”肯尼迪提出的用公共基金资助天主教机构的议案，但对肯尼迪提出的一项比较适度的建议，即政府拨出一定的资金用作公共汽车接送天主教学校学生费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宽容。这或许是因为肯尼迪的这项议案是和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共同发起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埃莉诺·罗斯福不得不记住在挑剔肯尼迪的同时，她往往是在反对她的两个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詹姆斯·罗斯福。 事实上，罗斯福家族与肯尼迪家族的交往史已达30年，现在的冲突只不过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不快。约翰·肯尼迪的父亲已留下许多不愉快的回忆，如他对德国人和战争的态度；他与罗斯福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对埃莉诺·罗斯福的粗鲁谈话。现在埃莉诺·罗斯福看见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行动起来，她还能期待得到什么呢？ 埃莉诺·罗斯福对肯尼迪没有公开反对麦卡锡尤其反感。正如她的一名心腹所说：“我想她认为那个人在当时缺乏采取行动的勇气，尽管在选区里他是一个受欢迎而又有影响的人物，不会有太大风险。波士顿有很多爱尔兰和波兰天主教徒，他们受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复仇政治运动的影响极为严重，对此肯尼迪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当1956年肯尼迪争取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想把埃莉诺·罗斯福拉入自己的阵营，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为他拉到一大批罗斯福崇拜者的选票。结果却适得其反，罗斯福夫人当众质问他为什么至今不曾公开表态反对麦卡锡，使约翰·肯尼迪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由于肯尼迪曾经写过的那本名为《勇者之像》正在此时出版，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极容易受攻击。人们嘲笑他应当少讲些形象，多拿出点勇气。 肯尼迪在1960年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遭到罗斯福夫人更加激烈的反对。她在著名的《星期六邮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再次重申1956年她对一个朋友所说的话。当时有人请她支持肯尼迪竞争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她回答说：“我认为麦卡锡主义关系到每一位国家公务员，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一问题。但我至今还没有听到参议员肯尼迪的态度。我不敢肯定，一个不愿就这一问题发表立场的人会有什么政治前途。”该报在发表她的文章时用了通栏标题：“她对最近在竞选中遥遥领先的年轻参议员肯尼迪评价不高。” 最严重的冲突是12月埃莉诺·罗斯福在一次电视节目上的谈话引起的。她对一名节目主持人说，在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中，除了艾德莱·史蒂文森以外，没有人具有“我们所需要的伟大人物的素质”。有人问她，如果她面临着在民主党保守派的肯尼迪和共和党自由派洛克菲勒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她将怎么办？她回答说：“我非常希望这一特殊情况不会出现。我想我会尽一切努力促使民主党选出一名不会有肯尼迪参议员可能引起的那类问题的总统候选人。”在一篇针对《勇者之像》的作者的尖锐评论中，罗斯福夫人说她“不愿把需要下届美国总统处理的困难问题交给一个了解勇气、羡慕勇气却不能自主拥有勇气的人。”此外，她对约翰·肯尼迪的父亲深表遗憾。他“在全国各地耗费巨资”，以帮助他的儿子取得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恐怕现在每一个州都有了他的代理人。” 肯尼迪认为埃莉诺·罗斯福为了他父亲的观点来责备他，这很不公平。由于他认为罗斯福夫人的反对是裸的偏见，因此他完全被激怒了。但与此同时，肯尼迪也不得不更审慎地思考这其间的问题，思考如何可以摆脱困境，扭转不利。约翰·肯尼迪终于认识到，他最后的胜利，也许仍然要仰仗富兰克林·d·罗斯福这张王牌。 约翰·肯尼迪开始在巡回演讲中引用罗斯福，在罗斯福纪念日的集会上和民主党人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他在演讲中高度称赞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进步形象必将永远成为民主党的楷模”，还从不忘记提起罗斯福1936年在富兰克林运动场那次演讲。罗斯福当时绊倒了，但他很快镇定地站起来，使台下的听众毫无觉察，继续发表了“他的最振奋人心、最成功的一次演说”。肯尼迪强调说，那次演讲中宣布的一条准则至今仍是我们的最佳指南，即“政府可能出错，总统们也的确会犯错误，但正如不朽的但丁所说，神的法律用不同的尺度评判冷酷者之罪和热心人之罪。一个博爱仁慈政府的偶然失误要比一个玩忽职守僵死如冰的政府的经常性的疏忽好得多。” 肯尼迪投入196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之后，从威斯康星州开始，便遇到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能扭转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停滞状态，推动美国继续前进的人，正如罗斯福在胡佛之后鼓舞全国人民奋进一样。然而，由于肯尼迪并未真正把自己与罗斯福融为一体，人们再次怀疑他是否真正会献身于自由派的观点。他如果不能得到罗斯福的大批追随者的信任，就不可能有希望赢得196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肯尼迪在一所天主教会学校礼堂里做过一次竞选演讲，之后，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你还不公开表态反对麦卡锡主义？”肯尼迪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我不准备接受你或罗斯福夫人或其他任何人在这一问题上对我的批评。”正如一位记者所写的：“肯尼迪政治命运的每一个转折点上，都笼罩着罗斯福夫人的影子。” 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经过一番竞争终于赢得了胜利，但结果还不够理想。他需要在西弗吉尼亚初选中再次接受考验。如果他想继续竞选下去，他必须在这个新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州取胜。肯尼迪知道，在西弗吉尼亚州仍有一个长长的影子笼罩着他，它不仅来自埃莉诺·罗斯福，也来自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本身。 在这个对肯尼迪至关重要的西弗吉尼亚州，肯尼迪很快认识到，他惟一的初选劲敌——汉弗莱可能远远比他更有条件获得该州大批罗斯福追随者的选票。休伯特·汉弗莱生长于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镇。那里什么也没有，而且阳光毒辣，尘埃飞舞，令人窒息。汉弗莱在父亲的杂货店帮工。有一次往袋子里装杀虫剂，因干得太久而病倒了。后来他开着父亲廉价的a型小汽车去城郊观看人人都在谈论的一件大事——从老远的华盛顿到南达科他州的多兰来了些种树的人们，他们正在实施罗斯福的得意计划：建立从加拿大边境至得克萨斯州的数英里宽的防护林带来挡住尘暴。那天种下的树很快就死了。然而对汉弗莱来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关键的是在华盛顿有一个人非常关心遥远乡村的问题。并尽力在为他们做些事。 汉弗莱此时开始了对心目中的偶像的崇拜。当时肯尼迪尚未对新政发生兴趣，而年轻的汉弗莱在记录1935年夏天他随南达科他休伦男童子军旅行至首都的经历时曾写道：“华盛顿特区令我浑身振奋，我简直是喜形于色，沉迷于这个政治王国。啊，天啊！我祈愿自己的梦想实现——我将努力走进这个王国。为此，我首先要读书，并且要学会像自由派那样思考。罗斯福真是一个非凡之人！”第二年夏天，当汉弗莱任南达科他州一个县的青年民主党领袖时，罗斯福视察到这个尘暴地区，汉弗莱幸运地同他心目中的英雄握手。 汉弗莱一走出家门，便雄心勃勃地追随罗斯福。1939—1940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当时他十分贫困，靠妻子制作三明治，然后以每个一角钱的价格卖给其他学生来补贴生活。他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新政的政治哲学》，文中高度赞扬了罗斯福的成就。毕业之后他到明尼苏达州先后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和一些战时机构工作，之后才开始 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他的第一项成就是担任明尼苏达州竞选负责人，促使罗斯福在该州轻易获胜。 在汉弗莱争取他生平的第一个重要职位——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时，传来了罗斯福逝世的噩耗。他听到消息后立即致信亨利·华莱士： “我刚刚获悉我们伟大的总统逝世的消息。愿上帝保佑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就好像我的一个家人过世一样。”一周以后，汉弗莱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产业工业联合会召开的劳工集会上发表演讲。台上挂着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为汉弗莱投票就是为罗斯福的政策投票”，台后的幕布上醒目地挂着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巨幅画像。 1960年，参议员汉弗莱以同样的方式向肯尼迪挑战。他的竞选班子散发了几千张传单，传单上印着汉弗莱站在装饰着菊花、挂着罗斯福画像的讲演台上的形象。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评价，“这不是一个喷气时代需要的候选人，他不适合年轻而兴旺的美国；他只是一个拼命挖掘二十年前大萧条的记忆，想用魔法召回正在消褪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偶像的政治家。” 尽管汉弗莱的竞选口号在其他地区可能无效，但在西弗吉尼亚州却 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当有人请在西弗吉尼亚参加竞选的人们谈谈其中的原因时，他们都一致答道：“罗斯福的名字在西弗吉尼亚煤矿区具有魔幻般的魅力。”人们依然记得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埃莉诺·罗斯福对住在窑洞里的贫困的人家的关心。记者彼得·利萨戈叙述道：“如果说西弗吉尼亚有一个神话的话，那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罗斯福在西弗吉尼亚留下的纪念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我所指的纪念物就是在罗斯福当政期间修建的桥梁和建筑。你可以到一些山区小屋去看看，墙上挂着的惟一相片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位西弗吉尼亚的政治人物解释道： “在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台之前，西弗吉尼亚地区完全由矿主统治……罗斯福总统通过立法使矿工们能够合法地组织起来，集体与矿主讨价还价。结果不久以后，大部分，实际上是所有的矿工都不再支持共和党，而支持民主党。我所在的县——麦克达威尔在1933年以前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共和党，但随着罗斯福的当选而获得组织起来的权力之后，他们都转变为民主党人。这一状况持续至今。”显然在这样一个州里，对罗斯福忠心耿耿的汉弗莱对肯尼迪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最初的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以40对60之比落后于汉弗莱，他被迫重新考虑策略。民意测验家路易斯·哈里斯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他需要做的事是争取低收入的民众，激起他们的热情。而要办到这一点，他只有一条路可走——放弃他过去在威斯康星州不偏不倚的形象，把自己表现成一名“彻底的新政式民主党人”。当罗伯特·肯尼迪问一名西弗吉尼亚人他的哥哥应当把重点放在哪里时，得到的回答是同样的劝告——四个“f”①，只能抓住这四个“f”，即旗帜、食品、家庭和富兰克林。后来他解释说：“我觉得在我们州的任何地方参议员肯尼迪只要讲述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可以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情者和选票。” ①四个f：四个f开头的英文词指“flag，food，family，franklin”。 为了实施这项策略，肯尼迪把在华盛顿做意大利小汽车生意的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吸收进竞选班子。在前总统的所有的儿子中，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看起来最像他的父亲，特别是他笑起来时，简直酷似罗斯福。他的声音，正如汉弗莱后来说：“听起来像是总统在矿石收音机或‘爱默生’收音机上发表‘炉边谈话’。”小富兰克林来到西弗吉尼亚，四处发表他的“新政”演讲，每当他提到“我的父亲”时都会赢得听众阵阵的鼓掌欢呼。显然，小罗斯福的演说比肯尼迪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具诱惑力。由于肯尼迪找到了自由派创始人的化身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因此汉弗莱比他更有条件成为罗斯福的继承人这一事实已无关紧要。此外，在约瑟夫·肯尼迪的提议下，几千封有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签名的信件北运到纽约，然后盖上“纽约·海德公园村”的邮戳，邮寄给西弗吉尼亚的选民。 同时，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汉弗莱进行攻击，他对西弗吉尼亚的选民们说：“在你们的初选中另外还有一名候选人，他是一名优秀的民主党人，但我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哪里。”他指责说，当肯尼迪在太平洋战场上英勇战斗的时候，汉弗莱却在后方忙着拖延时间，逃避服兵役。 小罗斯福的这些话帮助肯尼迪去赢得胜利。在选举的最后结果悬而未决的时候，肯尼迪竭力掩饰他怕在西弗吉尼亚初选中失败的心理。他说：“毕竟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没有在所有的初选中获胜。”然而他的担忧是多余的，这场竞争最终以肯尼迪的胜利而告结束。汉弗莱立即宣布退出竞选。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初选中显示出的实力，帮助他赢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正如一位竞选老手所说：“肯尼迪在波士顿被孕，但在西弗吉尼亚出生。”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介入，汉弗莱退出了竞选，肯尼迪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道路因此变得平坦起来。但他仍然面临着来自埃莉诺·罗斯福的阻力，她比汉弗莱更加集中地体现着罗斯福的遗产。埃莉诺曾一度不准备公开表态，但当小阿瑟·施莱辛格和j·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等一群自由派站出来支持肯尼迪时，她立即表示公开反对。她宣称：“我将改变我的主意，行使我作为一名妇女所拥有的权利。”她继续说：“毫无疑问，民主党产生的最强有力的候选人应该是史蒂文森。” 埃莉诺·罗斯福的三个儿子——詹姆斯、富兰克林和埃利奥特都支持肯尼迪，这使她的立场更加引人注目。虽然罗斯福夫人更愿待在家里，但她还是飞往洛杉矶，为否定对肯尼迪的提名，争取史蒂文森的提名做最后的努力。她还要顺便对肯尼迪放一箭：“如果一个人并未尽最大努力挑选最好的人便轻易接受一个次于他的人作候选人，这似乎十分可笑。”在一次有很多人出席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夫人表示，她不相信肯尼迪能够获得重要的黑人选票，也不相信反天主教的偏见不会伤害肯尼迪。克利夫兰的一名报刊专栏作者报道说：“罗斯福夫人只不过像老祖母般慈祥地说了六句话，参议员肯尼迪就像被劈了两斧子。”然后他接着说，当记者问罗斯福夫人她的儿子们对肯尼迪的支持时，她说： “一个母亲的苦衷，尽管她十分了解什么才是最好的，可还是不得不像所有的母亲那样跟在这些傻孩子后面叹息。”在投票的前一夜，这位倔强的、75岁高龄的女人参加了不下11个会议，她用坚定而又悲伤的语调解释她为什么不能容许毫无疑问是一位绅士的肯尼迪进入她的政殿。 但此时，肯尼迪已经准备就绪了。在洛杉矶那儿，他为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已做了充分的筹备。宣传机器也开足了马力，每天都发布新闻消息，每天都向新闻界宣布新增加的支持者的名单：如北卡罗来纳州当选州长桑福德、明尼苏达州的弗里曼、新泽西州的代表等。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志愿工作者，比如马萨诸塞州的代表，有闲的旁观者，肯尼迪的老朋友，都被分配任务去同54个代表团膳宿一起，按时向肯尼迪报告这些代表们的情绪、问题和倾向，特别是密切关注他们的投票情况。肯尼迪的“控制室”里存有每个代表的档案卡片，肯尼迪的“代表接待室”里挤满了人群；许多俊俏的姑娘忙着分发附有竞选徽章的免费咖啡，并且放映一部介绍候选人的影片。 肯尼迪于7月9日星期六抵达洛杉矶，受到数千人的欢迎。随后，他在《会见报界》的电视节目中说：“我认为我们将赢得提名，但是我并不认为大局已定。……没有一次代表大会是这样的。”他知道，191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钱普·克拉克和1924年代表大会上的威廉·麦卡杜，在大会刚开始时都受到多数代表的拥护，结果却没有得到提名。不过，那时的规定是，被提名者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代表的选票。要不是罗斯福和法利在1936年废除了这项规定，使民主党从此变得自由化的话，肯尼迪是绝不会获得提名的。 代表大会于7月11日星期一开幕时，一个声势愈来愈大的推举史蒂文森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罗斯福夫人附和了尊敬的沃尔特·李普曼早些时候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的主张，表示希望肯尼迪的“大公无私敢作敢为”会使他同意担任副总统的职位，因为在这个职位上，他会得到“成长和学习的机会”。她说，黑人不会投他的票的。休伯特·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预选后一直对肯尼迪很友好，不过始终没有正式承担义务。这时他说，出于“对国家的关注”，他决定从支持肯尼迪转而支持史蒂文森。原来以为能争取过来支持肯尼迪的许多加利福尼亚州的代表，已经被史蒂文森拉走了。哥伦比亚特区的许多支持肯尼迪的人受到支持史蒂文森的人的压力。 史蒂文森本人曾被要求支持肯尼迪的提名，一些和他们俩人都有友好关系的人一再要求停止这些拉票的努力，因为这种做法只能帮赛明顿和约翰逊的忙。他们要求他结束这种踌躇不决的态度，以取得肯尼迪的尊敬，并支持肯尼迪的提名，作为对肯尼迪在1956年支持他提名的报答。 与此同时，约翰逊的支持者亦愈益活跃起来。在参议休会至8月间这段时间里，多数党领袖约翰逊同意其支持者的要求，正式宣布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但他对反肯尼迪和反天主教的众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的观点没有表示赞同。他的声明警告说，“罪恶的势力，……对于无辜的人是毫无怜悯之心的，对于没有经验的人也不会格外照顾的。”雷伯恩攻击肯尼迪的领导地位“没有受过考验”。约翰·康纳利和印第安·爱德华兹对肯尼迪体力上能否胜任总统之职表示怀疑。老资格的政客故意地谈论着可能会出现一种僵持局面：由于史蒂文森夺走了肯尼迪的一些选票，所有总统候选人就都继续处于竞争状态，那么，在经过两轮投票肯尼迪的票数减少以后，约翰逊，或许是史蒂文森，将作为妥协的人选。有人企图修改代表大会的规则，以防止候选人的提名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解决掉。这次动议显然是为了阻止肯尼迪被提名而提出的，但未获通过。 尽管约翰逊和史蒂文森挤进竞争圈内，约翰·肯尼迪仍然对前途充满信心。他知道，凡是赢得提名的候选人总要被人指责是采取了“高压手段”、“哗众取宠”和“讨好拉拢”的。谣言、混乱和暴徒式情绪之类的东西，就如同铜管乐队、气球、标语牌和演讲一样，构成了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内容的一部分。然而代表工会上真正重要的事情，却是争取761名代表的选票，即1520票总数中的半数。 实际上，转而支持史蒂文森和约翰逊的代表人数比所宣传的要少得多。无论是会场里支持史蒂文森的观众，还是会场外支持史蒂文森的纠察队员，抑或是无数封有组织的支持史蒂文森的电信，都代表不了美国人的大多数。支持约翰逊和赛明顿的人可以去谈论将会出现的僵持局面，但是，自从三分之二的规则被废除以来，没有一届民主党代表大会曾出现过僵持局面。别的人只抱有获胜的希望，但肯尼迪却拥有支持他的代表——这是肯尼迪高明所在。 史蒂文森和约翰逊都可能提出由肯尼迪做他们的竞选伙伴，但肯尼迪对此明确地予以拒绝。他对一个猜测史蒂文森和肯尼迪会联合的人说，“来，我可以答应你，倘若我与谁搭档接受副总统提名的话，我就把明年的参议员的薪金给你。”他的父亲表示：“我们决不会为胜负、金钱或留个芳名而接受副总统的位置。” 肯尼迪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次民权集会上和代表大会前招待所有候选人的一次宴会上公开讲话，他集中谈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而不是评论别人。他说，惟一的“健康”问题是“今天美国经济的贫血问题”；惟一的年龄问题是对我们的年老公民坐视不管。他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拜访那些尚未作出许诺的代表团和领导人，就像一个沉着冷静、富有目的感的人物在一堆杂乱物品中快步向前走去一样。 此外，别的问题也让肯尼迪和他的竞选班子忙得不亦乐乎。竞选纲领大部分是在政纲委员会主席鲍尔斯领导下起草的，以肯尼迪个人的观点来说，他认为竞选纲领许诺了太多的根本无法兑现的相互矛盾的东西，提出了太多的无保证的希望和无必要的担忧。资格和规则委员会提出了一些非重大的问题。代表工会的许多行政和人事问题，都是事先由劳工代表和自由派代表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秘密委员会制定的，肯尼迪和汉弗莱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主要问题仍然是761张选票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在第一轮投票结束时就扭转局势，否则，就要等到第二次投票了，一些受法律限制只能投一次票的人就可能帮不了肯尼迪的忙，结果失去的选票还不足以补偿从别的一些总统候选人那里争取来的选票；但是如果有必要投三次四次票的话，一种僵局就可能导致幕后妥协。 星期三下午，每个候选人的提名和表态工作都在进行之中，约翰·肯尼迪在最后的时间里要求明尼苏达州州长奥维尔·弗里曼为他做主要提名演说。弗里曼是一个适合上电视屏幕的、强有力的发言人，他是中西部人，农场主的好友，自由派，新教徒，一州之长，肯尼迪希望在他这个州里从史蒂文森和汉弗莱手中夺走选票，弗里曼具有一切必需的品质。但这一决定耽搁了很长时间才做出，原因是开始肯尼迪想劝说史蒂文森来担任这一工作，史蒂文森没有同意。 民主党196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演讲和候选人该做的工作在这个时候终于彻底地结束了，所有的候选人和竞选班子的工作人员虽然还无法放下心来甚至只能把心提得更高，但毕竟也无法再作任何努力了。 众目睽睽的重要时刻终于来临了。1960年7月14日上午10时07分，所有代表都将票投进了票箱，唱票工作在嚣闹的会场进行。 一切都来得那样平静。肯尼迪在第一次投票中就取得了胜利。 肯尼迪得知自己获得提名后，第一件事就是用他的专用电话线打了一个电话给杰奎琳。杰奎琳当时待在海恩尼斯港，等候小约翰的出生。接着，他便赶到大会会场，向围着他的家人和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作简短的致词，表示谢意。然后，他就返回寓所，他也许太困了，他目前需要的，也许仅仅是休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平步青云（下） 约翰·肯尼迪在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后，接下来的重要决策是寻找一位竞选伙伴了。肯尼迪在谈到他所需要的竞选伙伴时说：“我认为他应该有能力履行总统的职责，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位对美国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农场事务很有经验的人……他是一个中西部或西部的人。” 由于约翰·肯尼迪曾经拒绝担任副总统提名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伙伴这一位置，许多人因此认为肯尼迪轻视这一职位。肯尼迪为此发表声明，否认这一推测。他说：“我一定挑选我所能得到的最优秀的人。倘若我的寿命不是像我希望的那么长……不过这对第二把手说来，确实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前景……那就是，只有在万一我死去之后，他才能对事态的进展发挥影响。” 肯尼迪的特别助理提出了一份副总统的提名人选名单，有22个名字，后来减少到15个，后来又减少到六个。挑选副总统的过程总是以寻求一个可以加强竞选力量的人开始，而以寻求一个不会削弱竞选力量的人结束。凡是过于开明的人，过于保守的人，过于不善言谈的人，为党内某些派别所十分讨厌的人都从名单上去掉了。最后，排在名单上的第一名的人是一个既没有这些不合格条件，又同时具有许多合格条件的人，他的名字就是：林登·b·约翰逊。 尽管对约翰逊竞选总统的支持只具有地区性的性质，但他本人不仅仅是一个南方人，他更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多数党的领袖，也是一位在过去八年的国会工作中比艾森豪威尔还有建树的参议员。他对农业和西部问题相当熟悉，在肯尼迪没有多大影响或完全没有影响的一些地区，约翰逊对选民却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教徒。他为对外援助、社会立法，特别是为民权所做的工作，使自由派的反对有所缓和。他的协助对肯尼迪获得国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约翰逊在总统提名的投票中是亚军——409票（肯尼迪806票），此外，他作为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作为一个最反对肯尼迪的地区的候选人，作为一个肯尼迪难以驾驭的大州的发言人，约翰逊是最强有力的竞选伙伴的人选，是合乎逻辑地对这一职位有“优先取享权”的人物。 因此，约翰·肯尼迪在当天晚上稍事休息后就挂电话给约翰逊，他要求与约翰逊交谈。在约翰逊的套间里，肯尼迪强调了全国和全党的团结，提出要他出任副总统。约翰逊对此表示了兴趣，俩人同意与其他领导人讨论这一个问题。 挑选约翰逊当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公布了。这次提名未采用以往规定的办法，避免了唱票，约翰逊的提名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了。 接下来肯尼迪和特别助理西奥多·索伦森准备接受提名的演讲稿。最后商定的这篇演讲稿包含这样的内容：一是接受提名和政治纲领。二是为重建党内的团结而伸出橄榄枝，赞扬约翰逊、赛明顿、史蒂文森和杜鲁门，肯尼迪说：“由于他们又站到我的一边，我感到安全。”三是努力减轻反天主教人士的顾虑。四是对尼克松的攻击。有人反对这样做。后来，这一段是演说中最易遭到批评家攻击的一部分，但是肯尼迪考虑到电视观众人数众多，演讲中应该包含这样的内容。五是对无党派人士发出超党派的呼吁。肯尼迪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诅咒黑暗，而是为了点燃光明。……我是在向不论年龄大小而充满朝气的人发出号召，在向不论属何党派而精神坚定的人发出号召。” 这篇演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肯尼迪哲学的总结，即对“新边疆”的总结。关于新边疆，他说： “不是我总结出我打算提供给美国人民的东西，而是总结出我打算要求你们提供的东西。这是在向他们的自豪感而不是在向他们的钱包发出呼吁；它要求美国人承诺做出更多的牺牲而不是得到更多的安全。 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论我们是否在寻找‘新边疆’，‘新边疆’已是既成事实……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 肯尼迪告诉美国人，他们现在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面临着美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项抉择。他说： “不是仅仅在两个人或两个党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安乐之间，在民族的伟大坚强和民族的没落衰微之间，在进步的清新空气和‘按部就班’的陈腐、阴湿的空气之间进行抉择。” 在宽敞的、平坦的露天会场里，在夕阳徐徐西沉的时候，约翰·肯尼迪，这位获得提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充满信念和决心的气势发表了演说： “全人类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决定。全世界都在期待着，想看看我们如何行动。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去尝试一下。……请你们伸出手来帮助我，请你们发表意见并投我的票。” 但这时马上有一个人举起手来，她表示反对。这便是埃莉诺·罗斯福。 肯尼迪赢得提名以后便开始讨好罗斯福夫人。一开始她非常愤怒，当肯尼迪在洛杉矶机场给她打电话时，她竟拒绝与他讲话。她回到纽约后，表示不愿再让自己的名字卷入民主党全国竞选活动之中。但肯尼迪坚持不懈地去接近罗斯福夫人，希望能够以真诚和宽容精神打动她。 罗斯福夫人过了一段时间才同意和肯尼迪谈话。1960年8月14日，肯尼迪有些紧张地来到海德公园村，他把会面看成两个首脑人物的高级会谈。他对一位朋友说：“这就像是拿破仑与沙皇在提尔西特对峙时的 ‘提尔西特之箭’。”肯尼迪对罗斯福夫人说民主党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更加四分五裂，罗斯福夫人回答说，肯尼迪如果没有史蒂文森追随者的支持就不可能在纽约和加州获胜。罗斯福夫人对肯尼迪请求支持一事没有漫天要价，但声明肯尼迪不应该只依靠史蒂文森，还应该依靠另一名曾经为罗斯福工作的人，即切斯特·鲍尔斯。当肯尼迪向她报告说他正鼓励史蒂文森做一些研究时，她回答说，还应该干些别的事——他必须用行动赢得艾德莱·史蒂文森的首肯。肯尼迪在谈话中许下的诺言渐渐平息了罗斯福夫人的怒气，她同意担任纽约的肯尼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罗斯福夫人与肯尼迪一经达成临时协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迅速发展起来。9月初，肯尼迪给在波兰的罗斯福夫人写信说，最近争取社会立法的努力已告失败。但他宣称：“我准备在竞选期间把这场斗争带到民众中去。如果我当选，我将最大限度地利用‘第一个百日’来产生这些社会急需的立法和其他措施。”罗斯福夫人回到美国之后，不顾年事已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肯尼迪的竞选活动之中。 196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现在正式开始。 这是一场典型的二人决斗。两个候选人都属于摇滚音乐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年轻的海军军官，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入政界，而且都是四十多岁，精力充沛。理查德·尼克松从一开始，还在1960年的1月时，就认为即将到来的这场选举是美国大选史中最为势均力敌的。结果也确是如此。 但是对约翰·肯尼迪来说，总统竞选是以低调开始的。当时民主党人四分五裂，疲惫不堪。他的获得提名使党内业已动摇不定的南方派更加恼火。他选中约翰逊的决定则使已经疑虑重重的自由派更加恼火。农场主对肯尼迪显然是抱怀疑态度的，劳工对约翰逊也是抱怀疑态度的，而黑人对两个候选人都不信任。拥护史蒂文森的死硬派抱怨肯尼迪的野心、财富、父亲、兄弟以及他拒绝就任命史蒂文森为国务卿一事表态。 另一方面，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尼克松却得到了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保守派代表人物b·m戈德华特的支持，而且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也是一个得力的竞选伙伴。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由于担任过全国性的职务和参加过四次全国性的竞选，所以远比肯尼迪知名。测验还表明，大家认为尼克松更有经验，而人们所知道的肯尼迪主要只是一个富有的、缺少经验的天主教徒。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刚结束，民意测验便表明尼克松以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四十四％的比数稳稳领先，还有百分之六的未定数。所谓民主党的多数是由南方的绝大多数选民——这时由于宗教和民权问题而态度不明朗——和决定大选结果的美国其余地区的动摇不定的派别所形成。艾森豪威尔已经使民主党在北方的据点形成了选举共和党人当总统的习惯。许多关键的州，如纽约、新泽西、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等，从1944年罗斯福当选以后，在全国选举中一直就被共和党所霸占。 与此相反，共和党处于极有利的地位。他们控制着行政部门，掌握着用人、宣传和分配公款的全部权力。他们得到大笔的捐款。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和稳健已经使民主党提出的传统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了。他的威望成了尼克松的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而他在职八年的和平与繁荣景象也颇引人注目。实际上，观察家们还想不起有哪一个通过选举执政的党能享有如此广泛的好评。根据历史上任何一次考验来看，即使撇开肯尼迪的没有先例的宗教和年龄问题不谈，他似乎仍然会被击败。 这一切都只是分析。事实上优劣势也没有明确的界限，时代的特色也有了变化。当时的美国已不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到处发表竞选演说时的美国，更不同于在那之前两年进入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到1960年，向新开发的郊区移民活动正处。国家较前更为富足。新的人口普查表明，华盛顿已成为第一个黑人占多数的美国城市——由1950年的百分三十五变成了百分之五十四。到1960年，4000万个美国家庭，也就是全部美国家庭的百分之八十八，至少拥有一架电视机。充分意识到亿万电视观众的存在，两位候选人都设法要取得他们的欢心。马歇尔·麦克卢汉对电视中俩人的形象做了一比喻，他说，肯尼迪的形象颇似一个西部打斗片中“沉默寡言的年轻警长”，而尼克松却像一个“铁路公司的律师，专门签署不利于小城市居民的占地契约。” 两个候选人各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计划。肯厄迪求助于青年人，求助于蓝领阶层的选票和罗斯福在30年代提到民主党方面来的自由派选民。肯尼迪的两大重要基地是民主党人占优势的南部——掌握这个地区是他的竞选伙伴的任务——和工业集中的东北部。他的竞选活动主要是集中在九个大州：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纽约、得克萨斯、新泽西、伊利诺、俄亥俄、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如果在这几个州能够获胜，那他就可以获得当选必须的269张选举人票中的237张。他采用的手段包括对700万未登记的选民进行集体登记—新登记的选民，十人中就有七人是民主党人——由名牌大学智囊团中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思等人宣传他们的观点，并依赖以劳伦斯·奥布赖恩和肯尼思·奥唐内为首的马萨诸塞州的青年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出色战术。 肯尼迪原有的有利条件有：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他父亲的巨大财富，他的普利策奖，对他友好的报界，他个人的魅力——当时记者们已开始称之为“肯尼迪风格”——以及他身为多数党成员身份。 他的不利条件是：他父亲二十年前曾支持绥靖政策至今人们记忆犹新，他年纪太轻——尼克松毕竟有47岁而他只43岁——经验不足，还有从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竞选总统。 因此肯尼迪决意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坚持到底。尼克松却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他认为一项政治竞选运动有其和低潮时期，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令人生厌，因而失去选民支持。据他看来，中心目标是在选举 日使竞选运动达到。和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集中力量于关键性各州，对他来说是七个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密执安、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伊利诺。他也曾保证要到所有其他43个州去竞选——后来显然后悔做这种表示。他没有智囊团，尼克松一如既往，仍是一个孤家寡人，乐于自行其事，沉于内省。当时肯尼迪大肆宣扬的主题是，美国的威望正江河日下，美国人必须努力争光；而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却鼓吹自由企业的好处，个人的责任感、顽固的精神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繁荣与和平。 尼克松的有利条件是：工商业大亨的支持，较丰富的经验，强大的中产阶级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当政。厄克松本人比共和党更受人爱戴，而且比他的敌人所描述的要能干和受人欢迎。他头脑冷静、思想敏捷、口齿伶俐，具有广泛的竞选经验和丰富的电视演说知识。他还能利用整个行政部门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竞选伙伴洛奇在全国远比约翰逊有名，而且当时可能比肯尼迪还要有名。 尼克松当然也有不利条件，较老的选民对胡佛身居白宫的时代记忆犹新，他在斗争中不择手段的名声——“老家伙尼克松”——是这次竞选运动中始终脱不开的噩运，以及他身为少数党党员。 美国的共和党人数每年都有所减少。“老大党”的候选人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全部票数的百分之四十九。1954年，百分之四十七；1958年，百分之四十三。1960年发表的一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过去八年内，不同职业集团对共和党的忠诚下降的情况。在回答哪个党“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的问题时，1950年农场主中的百分之二十八回答是共和党。而在1960年，这样回答的则只有百分之十八。在白领阶层，下降情况更为显著，从百分之四十四降到百分之二十九。所有人都愿意艾森豪威尔身居白宫，但这种感情并不能转移到充当配角的共和党人身上。 由于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副总统态度暧昧，使他对1960年的竞选运动所能发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弱。他显然喜欢尼克松，而不喜欢他认为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的肯尼迪，他把肯厄迪称作“那孩子”。但是他对许多人讲过“尼克松根本不是总统的料”；这句话也已经传开。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何以如此冷漠无情，令人纳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看不起尼克松。在他第二任期间讨论谁可继任时，他明确表示支持他最后一任的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他说：“哈，1960年我倒愿意为他竞选一番！”在他随口拟出的心目中的名单中，他还加上了“其他一些新起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他忠于友谊地把谢尔曼·亚当斯也列了进去，“当然到1960年他将是61岁，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太老。”他只是在最后才说：“……还有迪克·尼克松。”艾森豪威尔1960年8月24日对尼克松的竞选活动给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在你执政期间，副总统曾经参与过一些什么重大的决定？”总统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竟是：“如果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可能会想起一件。”尼克松在《六次危机》这本书中提到，艾森豪威尔曾打电话向他道歉，说他只不过想开个玩笑。 1958年中期选举之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竞选预测，选民中赞成肯尼迪的人超过了尼克松，比数为59对41。到1959年7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前夕，则变成肯尼迪百分之六十一，尼克松占百分之三十九——比1956年艾森豪威尔对史蒂文森的优势还要大。访苏之后，由于有了著名的尼克松“厨房谈话”，比数为肯尼迪52，尼克松48。到1959年11月，尼克松第一次居于领先地位，以53对47。到1960年3月8日第一次总统预选前夕，这六分比差依然存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以55对45的优势领先。 尼克松于下一周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后，根据盖洛普的报告，他以51比49对肯尼迪领先。在之后的一周，尼克松更加拉开了领先的距离，成为53比47。到1960年8月，俩人还是并驾齐驱，9月份，犹豫不决的选民数字增多，使得两个候选人的比数都降至百分之五十以下，不过尼克松仍然以49票对46票对肯尼迪领先。 这时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进入低潮，曾满以为会得到民主党提名的林登·约翰逊安排了一次国内特别会议，希望在那儿一显身手。尼克松于8月26日兴高采烈地在亚特兰大州开始了他的第一轮旅行，而肯尼迪却让会议给纠缠住了。六天以后，国会特别会议结束，肯尼迪才出发到缅因州去。盖洛普的最新比数是，尼克松：50；肯尼迪：50。 也许是因为命运的捉弄，尼克松南部之行的第三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右膝盖。伤处一时不愈，经沃尔特·里德医院检查，发现伤口已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菌感染。他必须留住沃尔特·里德医院两个星期，接受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就会破坏膝关节软骨。因此，从8月29日至9月9日，他只能仰卧在床，一条腿牵引着，为平白失去的时间懊丧不已。恢复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嘶哑了。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一再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未能制止住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全国最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皮尔博士带领着一群牧师，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怀疑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能够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他们还说，无论肯尼迪做出什么样的答复，他的宗教信仰总使他不能成为总统。他们说，肯尼迪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教会的教义，不能摆脱天主教统治集团的“破坏政教分离之墙的……坚决的努力”。波士顿的哈罗德·奥肯加牧师说，肯尼迪像赫鲁晓夫那样，是“一种制度的奴隶”。 肯尼迪决定抓住时机来对付这个他知道迟早必须正视的最微妙的问题。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恰好已邀请他9月12日到休斯敦的赖斯旅馆讲讲他的信仰问题，肯尼迪接受了邀请。肯尼迪对工作人员说，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讲稿，必须把立场说得异常清楚而全面，使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绝不会对他恪守宪法的态度有所怀疑。 9月12日晚，将由电视向得克萨斯州直播的这次会议终于开始了。肯尼迪穿着一套黑色衣服，打了一条黑领带，有点紧张地坐在讲台后面主持会议的两个牧师当中。在座的还有一群新教牧师，以及一大批飞来参加这场重大对抗的全国性报刊的权威评论家。会场的气氛显得紧张、敌对。 最后，主持人开始介绍肯尼迪，然后肯尼迪沉着地登上讲台。他的演讲非常成功，许多人认为这是他竞选中最好的一篇讲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于肯尼迪为自己的信念做出的简明总结叫好。 肯尼迪庄严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分离的原则，并说如果他发现自己无法解决良心和职务之间的矛盾，他就辞职。牧师们对此报以掌声。 休斯顿的这场较量并没有结束宗教方面的论战，也没有使议论肯尼迪的人沉默下去，不过不仅在休斯敦大饭店的舞厅里，而且在整个得克萨斯州和全国各地，肯尼迪的这次演讲都受到广泛而热烈的赞扬。 两个星期之后，盖洛普宣称双方选民的人数又趋接近。尼克松是47，肯尼迪是46，尚有百分之七未定。 竞赛的关键时刻已经临近。在9月的两个星期里，两位候选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跑遍了全国作竞选演讲。这时，尼克松已在25个州里旅行了15000英里，对两百多万选民发表了演说，但是他发现，如他后来所说，“不管你接触的群众有多少或走过的地方有多大，那也不过沧海一粟：而在9月25日以前所取得的效果，同第二天，9月26日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第一次通过全国电视网广播的面对面辩论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全国性的无线电——电视联播网不惜牺牲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在较早的时候便提出免费让两大政党的候选人一起到台上进行辩论。 像所有的共和党人一样，艾森豪威尔劝尼克松不要同肯尼迪辩论。尼克松在全国各地远比他的对手知名。他被认为是较为成熟和较有经验的。他没有理由去帮助肯尼迪集结起观众来。而肯尼迪在1952年同洛奇的辩论、在西弗吉尼亚州同汉弗莱的辩论，以及在洛杉矶代表大会上同 约翰逊的辩论，都获得了好成绩。 但是尼克松也有自信的理由。他在1946年的一场辩论中击败了一个能干的众议员而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1952年为他的私人政治基金进行辩护所发表的“切克斯演说①”普遍被认为是把他送上副总统宝座的那次竞选运动中最巧妙的运用电视的一次。他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即席的“厨房辩论”显著地提高了他在民意测验中受欢迎的百分比。 ①1952年尼克松竞选副总统时一次电视演说，提到他的爱犬切克斯，人们把这次演讲称切克斯演说。 由于要维护这种声誉，由于自信能够击败肯尼迪，由于希望通过辩论去影响他需要其选票的几百万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据说还由于注意到免费电视广播的经济上利益，并考虑到两党的全国主席已经暗示两位候选人为了公众利益应当接受邀请，尼克松感到要体面地退缩是不可能的。8月间，当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获得提名以后，联播公司立即提出了一次具体的建议。肯尼迪马上接受了，并对尼克松直率地提出了挑战。四天以后，尼克松同意进行电视辩论。 最后，对方达成了协议，决定连续举行四次广播，每次一小时，由所有的电视网和无线电网同时联播。这四次辩论的时间定为9月26日、10月7日、10月14日和10月21日。这四次辩论，特别是第一次，对选举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肯尼迪获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认识到，这场林肯和道格拉斯以来最有历史意义的辩论必然产生空前的影响，而且必然会有1000倍以上的观众观看。他惟一的希望是自己可以为此做好充分准备和获得充分的情报。为了这个目的，在第一次辩论之前，竞选班子特别是顾问和助理们，把材料压缩制成卡片，花了大量时间来探讨国内每一问题的事实和数字、肯尼迪的每一项指责和尼克松的每一项反指责。竞选班子提出了所料想到的一切棘手的和敏感的问题。肯尼迪谨慎、自信，而且非常勤奋地准备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通过和新闻记者、大学听众、电视讨论会等等的几百次快速的答辩会议，已经为这个时刻准备了好几年。 9月26日晚，肯尼迪与助手驱车来到电视台，电视台人员为他稍微化妆了一下。接着尼克松也到了，他们非常紧张地互相微笑了一下，寒暄了两句，便待到晚上8点30分。 肯尼迪首先讲话，他讲得平静、直率，也许太快了一点，并且不够生动，不过却讲得十分有力。他的语句简短而锐利。他所选择的题目和用语都是他在竞选的最初几周里所熟悉的： “我认为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尽可能地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呢？如果我们失败了，自由也就失败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我认为它能够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 在结束语中，约翰·肯尼迪起先简短地答复了剩下的几项指责，后来几乎把尼克松撇在了一旁。他以辩论开始以来双方都未曾表现出过的那种高度的热情直接地向听众说话：“……只有你们才能决定……你们要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们要对将来做些什么事情。我认为我们已经为采取行动做好了准备。” 肯尼迪和尼克松都为这第一次辩论全力以赴做准备，仿佛要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一般。就说话技巧和思想内容来说，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而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现在又有许多选民知道肯尼迪了，而且是在赞许的气氛中知道他的。抱怀疑态度和持异议的民主党人现在全团结到他这边来了。震惊的共和党人再也不能说他不成熟和没经验了。新教徒也不再把肯尼迪只当成一名新教徒了。 那天晚上，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辩论的人，认为两个人都干得不错。但是更多的电视观众却能看到肯尼迪肤色黑红，身体健康。而另一方面，尼克松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掉了五磅肉，他显得面容憔悴，衬衣领口松松地大了半个号码。 不仅肯尼迪发现，许多人都觉得他干得很漂亮。拥护他的群众的人数和热情大为增长。尼克松的新闻秘书不得不发布一条消息，大意是说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身体极佳，精神很好”。肯尼迪收到先前态度暧昧的南方民主党州长们热烈祝贺他的一份电报，他们一共九个人，从他们在霍特斯普林斯举行的会议上观看了这场辩论。共和党的政党们团团围住尼克松，要他显得健康点，说话要强硬点。俄亥俄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弗兰克·劳希决定加入肯尼迪的队伍。早在代表大会之前就表现冷淡的民主党人——包括史蒂文森的支持者、大城市的党魁们，尤其是新教徒——全开始为肯尼迪效劳了。 盖洛普新的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经以49对46领先，百分之五未定。 尼克松按照医生的指示，每天喝四杯可可牛奶，恢复了体重。在以后的几次辩论中，他的健康状况看上去和他的对手相当。 随着竞选运动接近最后阶段，有两项关键事件影响了黑人的选票。洛奇未与任何人商量于10月12日在哈莱姆区发表讲话时说：“……内阁里应当有一名黑人……这是我们的既定纲领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尼克松忿怒地否认这是他的纲领的一部分。这样毫无道理但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黑人。 一星期以后，10月19日，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的一次入坐运动再次触犯了佐治亚州的法律。在亚特兰大一家百货公司里，金牧师由于拒绝离开该公司的餐馆被当场逮捕，被判处四个月的苦役。有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于此事的意见，他说他没有意见。私下里，他觉得马丁·路德·金的宪法权利遭到了侵犯，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罗杰斯，请司法部进行调查。罗杰斯同意，但艾森豪威尔不想介入，此事遂被搁置。肯尼迪兄弟的反应却与此不同，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亲自打电话给金的夫人科雷塔·金，向她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意尽力给予可能的帮助。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给审理金案的佐治亚州法官，第二天，这位黑人牧师就被保释出来。当时，报界对这一切倒并不知情，但是金太太却把这情况告诉了其他黑人领袖，他们把这话传扬开去，这无疑对11月8日在北部各城市取得席卷多数起了相当作用。临时改变主意的投票人中就有马丁·路德·金的父亲在内。他对记者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投一名天主教徒的票，但是他儿媳的电话说服了他。肯尼迪听到这些，不禁有些吃惊：“想不到马丁·路德·金的父亲竟是一个老顽固。”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是啊，我们大家谁没有父亲啊？” 在10月的最后几天里，盖洛普的结论是，这次竞选势均力敌，难以预料。埃尔莫·罗珀、路易斯·哈里斯等民意测验机构都一致同意这种说法。劳伦斯·奥布赖恩对肯尼迪也说是吉凶难卜。 不过情况也并不是始终难解难分的。双方的笔杆子和政界人物都认为在10月里双方势力互有消长。在选举之前两周，出现了倾向肯尼迪的明显趋势，紧接着又出现了一股在最后一分钟推向尼克松的浪潮。尼克松因而认为肯尼迪过早把竞选活动推上了“顶峰”。但是还有一种解释。形势的转折是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加入竞选活动而来的。u—2事件，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都未能削弱艾森豪威尔在国内的崇高威望。但是，尼克松和他的关系却仍很不和谐，副总统之所以直到10月21日星期一才能请求他给予帮助的原因正在于此。总统在那时突然投身竞选，使整个运动顿时改观。可以想象，再多一个星期，甚至几天，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 到竞选末期，选举的情况愈来愈模糊不清，仿佛成了许多景物和音响胡乱重叠的镜头：肯尼迪用他的冷静而简洁的腔调提醒观众说，卡斯特罗已使人到了“离佛罗里达只有八分钟的喷气机航程的地方”；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人利用白宫“作为一个训练基地来学当总统，而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肯尼迪几乎像念咒一般一次又一次地说: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可是我认为还可以更加伟大。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能够使国家再度前进”；杜鲁门满口脏话，尼克松回答时发誓他在白宫决不玷污总统的身份；艾森豪威尔反复申述共和党八年来的政绩：个人收入增加4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社会保险事业的扩大，圣劳伦斯河航道的开辟，41000英里州际公路的修建——“朋友们，美国人从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过这样多的成就”——在汽车队所经之处，十几岁的姑娘们，为了一睹候选人的风采，在群众队伍中蹦蹦跳跳；副总统尼克松许诺道：尼克松政府绝不容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这个政权增加光彩，大大提高它在亚洲的力量和威望，甚或不可挽回地削弱那一地区的各个非政权；”当肯尼迪说到即将来临的，“充满挑战的革命的60年代”时，在大学校园出现了热烈场面，尼克松赞成恢复原子弹试验；在竞选末期肯尼迪的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拥护者和他握手时用力过猛，把他已经被捏伤的手捏得鲜血直流；尼克松指责肯尼迪说，他宣称美国威望空前低落，是在“灭自己的威风，使我们产生自卑感”；肯尼迪每一次提到他怀孕的妻子，就在妇女中引起微笑；还有尼克松敦促听众的话：“你们认为在这危急时刻，美国和世界需要的是谁，就投谁的票。不论你们最后决定如何，我知道那必将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我们大家都一定遵守，我们大家都一定支持。” 突然间，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天气晴朗，再加上竞争双方的势均力敌，使参加投票的人数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共达68832818票，比1956年多百分之十一。投过票以后，尼克松为求得片刻轻松，和三个朋友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海岸，带他们参观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肯尼迪则在海恩尼斯港自己家庭大院，玩了一天榄橄球。罗伯特·肯尼迪在阳台上装上了精巧的电子设备，投票当夜和星期三早晨，约翰·肯尼迪在这儿观看投票结果。 一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根据截至当晚7时15分的资料预告尼克松将获胜，使得当晚的气氛相当活跃，它预告的双方比差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一百比一——以尼克松的459票对肯尼迪的68票。接着，随着具体的数字倾泻而来，全国看来犹如山崩似的倒向民主党肯尼迪一边。在一向票数统计数字最快的康涅狄格州，肯尼迪以90000票的多数取胜。他以巨大的优势赢得纽约市的拥护，并以331000张票，即全部票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一夺得费城。在库克县，在迪克·戴利的严密监视下，民主党的票数大大领先，似乎使共和党占优势的伊利诺州南部已无法赶上。到10点30分，肯尼迪所得选民票数已领先150万张。这时，一般估计他可能将以超出对方400万或500万票的多数获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计算机推算他将获得311张选举人票；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501型计算机则算出401张。美国东部的电视观众到这时候纷纷关上电视准备睡觉，认为大局已定。杰奎琳·肯尼迪在丈夫的耳边低声说：“哦，杰克，现在你已经是总统了！”肯尼迪平静地回答说：“不……不……现在还言之过早。” 确实言之尚早。肯尼迪得票的高峰出现在午夜之后不久。这时他领先的票数在200万张以上，而且洛杉矶县的报告表明，他可能以800万票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可是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选票开始出现了麻烦。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那一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在肯塔基州摇滚音乐盛行的列克星敦县，肯尼迪所获票数不及1952年的史蒂文森，更大大落后于1948年的杜鲁门。而堪萨斯州的初步报告表明，尼克松已超过或相当于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时所获得的优势。其后两个小时内，情况逐渐明朗。而这却使在海恩尼斯港看电视的人们继续感到不安。 共和党的选票势如席卷：堪萨斯州百分之六十点四，南达科他州百分之五十八点三，北达科他州百分之五十五点四，内布拉斯加州百分之六十二点一。在历次民意测验中都有利于肯尼迪的威斯康星州，也以六万多张票的多数倒向共和党，而当洛杉矶郊区的选举结果报上来时，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的领先地位也在消失。从全国来说，肯尼迪所获选票的优势已逐步下降到170万，160万，110万。显然，它将下降到100万以下，也可能完全绝迹。 凌晨3点钟，全国已经获悉尼克松取得胜利的州将比肯尼迪取得胜利的州多。但这并不能给共和党人多大的安慰，他们实际上无法得到能使尼克松当选所必须的265张选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肯尼迪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票数。四大州的选票未定：伊利诺州（27张选票），密执安州（20张选票），加利福尼亚州（32张选票），明尼达州（11张选票）。尼克松必须在这四个州全部获胜，才能当选为总统，而在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性很是渺茫。 黎明时，海恩尼斯港所有的人都已入睡，只有罗伯特·肯尼迪还在守望着电传打字机、电视机和电话。那一夜肯尼迪的电话费用是10000美金。早上9点30分，密执安州的共和党人承认失败，认为，肯尼迪领先67000票的优势已无法动摇。肯尼迪在明尼苏达和伊利诺两州也已取胜。这已足以使美国特工处处长鲍海姆认为大局已定。他从华盛顿打电话给住在海恩尼斯港度假坪旅店的16个特工人员，让他们进驻肯尼迪大院。竞选运动已成为历史。肯尼迪已当选总统。 12月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肯尼迪得34226925票，尼克松34188662票——相差112881票，不到人民总投票数百分之零点六六。这对尼克松，真是伤心事。如能在全国每一选区多得半张票就会使他获胜，他获得的选票比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所得总选票数几乎多出百分之五，在全国八个地理区——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各州、南部、各农业州、落基山各州、中西部工业区、太平洋地区五个州和边界州——除前三州外，他都获胜。他的某些顾问建议尼克松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尼克松原想试一试，但决定不干。障碍重重难以克服。 1960年1月，美国宪法又对尼克松进行了尴尬的捉弄。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在总统选举人投票之后，“参议院议长，应在参众两院议员出席情况下，当众拆验各地选举报告，计算选票。”而参议院议长，一向由美国副总统担任。过去，在1861年，也曾有一位副总统约翰·布雷肯里奇，不得不这样亲自宣布自己败给亚伯拉罕·林肯。尼克松庄严地宜布选举结果，303票对219票，南部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有15票投给哈里·伯德。尼克松借此机会作了高姿态的发言，向肯尼迪和约翰逊表示祝贺，并对美国政府接替程序的稳定性大加赞扬。国会报以热烈的欢呼。 就职日的午餐会是在f街俱乐部举行的，尼克松从那里出来时，汽车司机客气地提醒他：他使用副总统专用轿车，今天已是最后一天。那天夜晚，尼克松驱车到国会山。在黑暗中，全城一时仿佛荒无人烟。后来他写道：“我走下汽车，再一次俯视我心目中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景色——现在已为皑皑白雪所覆盖的林阴大道，远处耸立着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林肯纪念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白宫主人 1960年11月9日，新闻界正式宣布：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成为第三十五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为自己的胜利而喜悦。他观看了尼克松表示认输的午间电视节目，然后对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认输和祝贺的礼节性电报表示了谢意；他脱下便装，换了一套西服，到海恩尼斯港兵工厂向聚集在那里的全国电视业和新闻界人士表示感谢…… 接连不断的声明感谢之后，肯尼迪回到了他科德角的乡间别墅。从这里可以看见海，远远望去，大海是平静的。肯尼迪想：是一切喧嚣都过去了，还是一切刚刚开始？长期追逐而来的成功之意，被连日的疲乏，来之不易险胜的忐忑和随后即来的重任冲淡了。 屈指一算，此时离总统就职只有72天了。在这72天里，肯尼迪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组成新政府；任命大约75个重要内阁成员；对600个其他重要职位进行提名；留用哪些现任官员；对忠于肯尼迪的人委以官职；将来人事政策的确定；处理过渡时期一切行政问题，诸如财政、交通运输、膳宿供应，同新闻界的关系等；处理来自各国首脑请愿者、求职者、老朋友等人们大量来信，计划就职典礼；写一份就职演说稿……这些问题数量之多和性质之复杂，要求肯尼迪在这72天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团结他的助手们，但这还远不够，他在这72天里还必须跟艾森豪威尔这位已经注定是前总统的将军一起工作，以便有秩序地交接权力；还要跟失败的共和党人尼克松一起工作，以便恢复国家的团结。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运动中曾对肯尼迪抱倨傲态度，对于肯尼迪得到报界的另眼看待和不受抨击忿忿不平，他推迟了布鲁金斯学会建议的竞选结果日益明朗但未最后确定前的第一次会晤。但艾森豪威尔在他年轻的继任者面前显示了长者风范。11月9日，他第一次从华盛顿发来贺电，几个小时后，他又发来一份电报。这第二份电报谈的全是移交问题，提出在双方都适宜的时间与肯尼迪会晤。他指定他的首席助理威尔顿·珀森斯作为他同肯尼迪政府的联络员，并表示他的所有官员都准备随时提供帮助。 肯尼迪在12月6日以即任总统的身份被艾森豪威尔邀请前去白宫会晤。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们所想的，会有一群兴奋的年轻人到白宫庆祝他们的胜利不一样，肯尼迪是独自一人坐在高级轿车的后座上来到的，他们对这位继任者不由地有了几分好感，觉得他是个善解人意的家伙。同样，1961年1月19日的会晤也是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的。两次会晤后，艾森豪威尔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肯尼迪则发现，艾森豪威尔比他想象的好。他感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态度，他说，“我认为我们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做到了。” 尼克松以微弱劣势败北，但他本人没有要求重计选票，而且，很有礼貌地给肯尼迪拍了一份认输电报。肯尼迪复电：“这是一次良好的竞赛”，并且表示相信“在今后岁月里，你我之间能够保持我们长期以来的诚挚的关系”。为了实现他提出的与尼克松的这次没有先例的会晤，肯尼迪从科德角别墅的棕榈滩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尼克松的假日休憩地。俩人都称这次会晤是友好的。 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一经同肯尼迪会晤，就本着爱国精神承认了肯尼迪当选的必然性。这就缓和了关于竞选舞弊的猛烈指责，打消了重新计票的要求，并解除了南方无党派选举人的威胁。差距这样小的竞选结果，能够如此顺利地被人所接受，证明一种友好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怨恨、冷淡、互不通气，这几乎是以往总统权力移交时的特点，显而易见这次不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移交工作中洋溢着真诚、亲密的调子，这就向美国和全世界表明了一种约翰·肯尼迪所渴望的团结精神。 所有在总统就职日以前该做完的事情似乎都在乱糟糟的气氛中完成了，但只是看起来乱糟糟而已。肯尼迪两个月前在海恩尼斯港兵工厂就竞选胜利发表的那篇简短说明：“现在，我和我的妻子在为一个新政府——以及一个新婴儿——做准备”。他的准备实际上是井然有序而卓有成效的。 他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贝康山上向州议会发表演说，向马萨诸塞州告别。这表现了一种关怀之情，他没有忘记自己出生的这个州对其政治生涯功不可没，但他也无法像马萨诸塞州以他感到自豪那样，把这个州的所有政治家引以为荣。1961年1月州政府官员的不道德行为接二连三地被揭发出来，令人震惊。总统既不能回避这种现实，也不能为此发表一篇自以为公正的演说，然而演说又是必须的，所以他请求他的特别助理西奥多·索伦森为他准备一篇恰如其分的演说词，恰如其分，是多么高的标准，不过索伦森做到了。这篇演说稿不长，只有三十多句话，但精彩动人，这是他当选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正式讲话： “对谁赋予多，对谁要求也多。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历史的高级法庭审判我们每个人，审查我们在短短的任期内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时……我们的成就……将根据对下列四个问题的答复来衡量： 首先，我们真是勇敢的人吗？…… 其次，我们真是果断的人吗？…… 第三，我们真是正直的人吗？…… 最后，我们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吗？…… 我这个马萨诸塞之子，希望在上帝的庇佑下能使这些品质成为我们政府办事的特征。” 演说之后，所有的电视观众都认为他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像一位总统。 不错，肯尼迪是像一位总统了，他避开了一大批求职的人，推荐了学生时代同一寝室的伙伴，前格洛斯特市市长本杰明·史密斯去填补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他把自己的公司股票和债券全部卖掉，把它们变成了政府债券。他批阅了几十份报告，一再跟日益增多的同事开会商讨。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他拜会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还有赫伯特·胡佛，劳工领袖们，农场主的领袖们，黑人领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举行各种形式的记者招待会，他跟林登·约翰逊以及国会两院的主要民主党人商谈。他收阅定期的情报摘要，并同英国大使和德国副总理进行了会谈，在就职之前他还要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晤。……索伦森曾记录下一天下午肯尼迪给他的指示，这张单子可以说明肯尼迪准备工作的范围： 打电话给威斯纳。……问问洛维特，菲斯克是否愿意接受任命，在今天下午会议前把结果告诉我。……替肯·加尔布雷恩在农业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找个办公室。……问问萨鲁，斯普劳尔小组在什么时候向白宫报到。……向腊斯克打听一下，同麦金尼比起来，让麦科恩留任是否要好一些。……和众议院议长核对一下海斯问题。……派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到菲律宾去了吗？……查一查米尔斯的投票记录。……征求一下马西的意见。……让萨里担任财政部的什么职位好？……马格纳森要求在就职演说或者国情咨文中提出电视教育和海洋学方面的问题。……问问莫尔斯有关最低工资报告的事。 这一切都紧张，但都不避人耳目。同这种明显的紧张气氛不大相同的是，制定一个新的总统施政纲领的工作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工作。自从1933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接替共和党人做总统，这次接任是无先例的。换了别人，也许会忙完些琐事之后等着就职，而后指派一些研究小组，以赢得时间，考虑问题。但肯尼迪不同，他对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有着不同的想法。早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有人问道，要是他当选总统，首先要干什么，肯尼迪就明确回答： “……要确定，有哪些未了的事务要办，议事日程上安排些什么，并且在1961年头几个月里就把它们摆在美国人民的面前。”肯尼迪也建立了一系列研究小组，对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剩余粮食、非洲、美国新闻署、海外人事及裁军问题等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报告，但新总统施政纲领的制定既没有等待，也没有取决于各特别工作组报告的完成。1960年11月和12月，在预算局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帮助下，一份包括总统可能采取行动的所有关于立法、预算和行政问题的查核清单已经拟定好了。经过肯尼迪新任命的预算局长和留用的副局长开了一次会议之后，这份材料压缩到便于总统处理的规模。11月21日，肯尼迪新班子的重要成员和他一起开了一个日以继夜、争论起伏的会议，对这份包括二百五十多个项目，从地区的复兴问题到奈基式Ⅲ型地对空导弹问题等内容的清单进行了研究。肯尼迪时常对这份材料中的某些问题发表明确而果断的意见，他这种还未到真正负起全部责任时就已迫不及待的心情，让他的手下感到振奋。 根据12月21日会议的决定，肯尼迪向他每个未来的内阁成员发出了一封详细开列了各种问题和要求的信件，分派给他们草拟详尽的文件和建议的任务。新的预算已准备就绪。各个特别工作组的报告也适当地加以采纳——早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一位肯尼迪总统的施政领业已定型了，在新政府政策的几乎所有紧要方面，包括经济衰退的复苏、经济的增长、预算、收支平衡、保健、住宅、公路、教育、税务、资源保护、农业、制定规章的机构、对外援助、拉丁美洲的防务及利益冲突等问题，内容详实的总统咨文和大约277个单项要求，将在肯尼迪执政的头一百天内提交国会，也就是说，美国这一架庞大的机器已经准备按肯尼迪程序运转，只要他面对7000万美国人民说他现在是头就行了。 到1月初，肯尼迪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了。他对于庆祝总统就职的音乐会和同时举行的五个舞会的计划，对于检阅长达四小时就职典礼的游行的计划，对于民主党为筹集百万美元基金而组织的总统就职庆祝会和其他的庆祝活动都是兴致勃勃的。他请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就职典礼中发表一首诗，要玛丽安·安德森歌唱《星条旗》，他甚至指示，参加正式宴会时要戴大礼帽，而不要戴霍姆堡帽。 当然，最重要的，是就职演说，肯尼迪在11月就同他的许多助手谈这件事，他需要来自每个人的建议。他希望这篇讲稿简短，并集中于谈对外政策。肯尼迪觉得这样就可以避免党派之争，或对前任有所非议。同时，肯尼迪不愿沿用关于的威胁或类似的冷战词汇，当然也不能用任何可能会使赫鲁晓夫误会的含糊其词的话。 肯尼迪的演说稿从来没有改过这么多遍。他在棕榈滩构思时，指示索伦森搜集材料，然后他把索伦森从华盛顿郊区他自己家里接至肯尼迪父亲的海滨寓所，看了索伦森为他正式起草和集中材料用的底稿。他们在俯瞰大西洋的一个室外就餐用的阳台上工作了一个上午。 肯尼迪显得无比挑剔，他对于概述国内目标的每种想法都不满意，他说，听起来就像党派宣传，毫无团结可言，太像竞选了。最后，他把国内方面的材料竟然全删去，他说演讲稿反正太长了，他要让这篇演说成为20世纪最短的一篇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词。西奥多·索伦森认为肯尼迪不可能搞得比1944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压缩了的战时演说更短。可肯尼迪不相信，他决心写出1905年以来最短的一篇总统就职演说。他做到了，只写了不到1900字。 这已是就职前一天，1961年1月19日。一个星期以来，天气都非常寒冷，这天一场新雪纷纷扬扬地下起来。暗蓝的暮色和飞洒满天的白色雪花交相辉映，让临近喜庆的华盛顿城显得高贵和神秘。雪不停地飘，当晚上8点，肯尼迪和杰奎琳出席在宪法大厅举行的音乐会时，整个哥伦比亚特区已是银妆素裹，国会周围许多方形和圆形的广场上银光闪耀，雪用一条闪亮的银线给行政大楼和三角地联邦机构建筑群的屋檐一一缀了花边。凌晨3时45分，肯尼迪回到乔治敦的寓所不久，雪住了，但严寒继续，阵阵狂风从波托马克河和潮湾公园呼啸而过，寒风刺骨，华盛顿东北的黑人区的陋巷积雪成堆，克利夫兰花园区一带用石油烧暖气的小锅炉像受了传染似的一个个都烧坏了，为了融化冰雪，便利交通，沿着林荫广场点起了火堆，但由于不能烧得太旺，因而敌不过肆虐寒风，效果甚微。驻扎在华盛顿地区的3000名军人干了一桩颇为惊人的事。他们开动700台扫雪机和卡车彻夜奋战，把厚达8英寸的积雪扫清。听到下达扫雪的命令时，一个肯尼迪新任命的经济顾问疲乏地对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说，“如果他们叫我们去扫雪，那也不要感到惊奇。” 天亮了，是寒冷而晴朗的一天。 从各州来的观光者、喜气洋洋的肯尼迪竞选工作人员、外国的使节和显要人物、上任和卸任的官员、一个特邀的由155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组成的团体，以及数千名各种年龄、各种背景的普通公民，云集在首都和国会山上。在油漆一新的国会大厦东端，临时的木制观礼台上，在闪耀的阳光下和严寒的天气里，凝聚着效力于“新边疆”的内阁成员以及白宫官员。他们这些人今天穿得有点像“边疆居民”，礼服里套着毛线衫，戴着毛线手套和肯尼迪要求的大礼帽。 中午时分，气温升高了一点，风势依旧威猛。12点，冻得发抖的人群看到新总统出现在典礼台上。他们欢呼，以为马上可以听见他的演说，可他们失望了。他们还得再哆嗦一阵子，要等红衣主教理查德·库欣为他知名的教区居民发表一篇感到自豪同时无休无止的祈祷。祈祷刚完，从讲台下升起一股蓝烟，电线短路了，特工处长惊恐无比，以为整个典礼台就要燃烧起来，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命令大家立即解散。终于不冒烟了。 肯尼迪宣誓后随即进行的就职演说从头至尾就是这个调子： 让这个信息从此时此地传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去吧：火炬已经传到了一代 美国人手中。他们是在本世纪诞生的；受过战争的锻炼，也受过艰难而困苦的和平 时期的训练；他们对我们的悠久传统感到自豪。 民主党众议院院长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发表的演说，比林肯的还好。”的确如此吗？也许有点夸大其词。可它的确是一篇优美的文章 ，不像标准的政治演说那么古板激烈，不像20世纪初的政治演说那么松散拖沓，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听起来，它都是活泼而有气势的，坚定而又尖锐的。 肯尼迪的就职演说难以概括、压缩或提炼。这篇演说本身就是新总统的希望和决心的一份简洁的摘要——他对新老朋友和盟国所许下的诺言；对人提出的一次新的寻求和平的要求；以及他要他的人民跟他一起肩负起自由的重担的召唤。表达这些要求的每个词句已经简练得难以再概括，而且又重要得难以再省略了。这些话是对那一时代的美国人民说的，但是对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民都具有意义。可以说，这些话体现着肯尼迪和他的同胞们过去继承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也体现着他们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在包括约翰·肯尼迪以前和以后的所有演说中，这是一篇必须在这里全文照录的演说： 我们今天不是庆祝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庆祝自由的胜利，这一天象征着一个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开端，它表示着一种更新，也表示一种变革，因为我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做了我们的祖先在将近175年以前所规定的那种庄严的宣誓。 现在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同了，因为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贫困和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生存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是有争论的。这个信念就是：人权并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上帝之手所赐予的。 我们今天不敢忘记，我们是那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不愿亲眼看到或听任我们国家过去一向保证的，今天在国内和全世界仍然做出保证的那些人权逐渐被夺走。让每个国家，不管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都知道，我们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 这些都是我们所保证的，并且还不仅仅是这些。 对那些在文化和精神方面跟我们同出一源的老盟友，我们誓保一个诚实的朋友的忠诚。如果我们团结一致，那么在许多合作事业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发生分裂，那么我们几乎什么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敢在意见分歧、各行其是的情况下应付强大的挑战。 对那些我们欢迎它们走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兴国家，我们保证，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结束，绝不会仅仅去换得另一种更加严酷的暴政，我们并不总是期望看到它们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将始终期望看到它们坚强地维护它们自己的自由，并且记住，在过去，凡是愚蠢地试图骑在虎背上去寻求权力的人，到头来必然会葬身虎腹。 对于居住在半个地球上的那些正在为摆脱大众贫困而斗争的生活在茅屋和村落里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进行自救，而不论需要多长的时间。这并不是因为人可能正在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投我们的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 对我们国境以南的各姊妹共和国，我们提出一项特别的保证：在一个新的争取进步的联盟中，把我们善意的话变成善意的行动，帮助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政府挣脱贫困的枷锁。但是这场和平革命的希望不能成为一些敌对国家的牺牲品。让我们所有的邻国都知道，我们将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并且让其他一切大国都知道，本半球的人打算继续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 对联合国这个各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集会，在一个战争手段远远超过和平手段的年代里，我们对它寄予极大的希望，我们重申予以支持的保证：防止它仅仅成为谩骂的论坛，加强它对新兴国家和弱国的保护，并扩大它的权力所能运用的范围。 最后，对那些要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对手的国家，我们向它们提出的不是一项保证，而是一项要求：在科学所发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的自我毁灭的深渊之前，双方应重新开始寻求和平。我们不敢以软弱来引诱它们。因为只有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足够的军备的时候，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这种军备…… 如果在猜疑的丛林中能开辟出一个合作的滩头堡，那么，让双方共同作出新的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强者是正义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将得到维护。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我当政的头一百天内完成，不会在头一千天内完成，也不会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完成，甚至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一生中也许还不会完成。但是让我们开个头吧。 我的同胞们，我们方针的最终成败与否，更多的取决于你们，而不是取决于我。开国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响应这种召唤而献身的美国青年的坟墓遍及全世界…… 因此，我的美国的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祖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你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 全世界的同胞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我们大家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的公民，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公民，你们应要求我们拿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高度的力量和牺牲。问心无愧是我们惟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后裁判者，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实际上必然是我们自己的工作，那么让我们来引导我们热爱的祖国向前迈进吧。 演说结束的时候，原本瑟瑟发抖的人群似乎已经忘记了寒冷、党派界线，一切旧有的宗教、种族的问题似乎都被遗忘了。无疑，这是个良好开端，可就职演说中提及的各种希望会实现吗？美妙的音节和文字背后有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肯尼迪的“新边疆”的对外政策是软弱的遣词造句还是冷冰冰的武装边境呢？尽管在新边疆派看来，肯尼迪是历来总统中最好的坚持这一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总统，不过对别人来说，这可不一定，需要事实和时间的佐证。 肯尼迪真正成为白宫的主人是从1961年1月21日开始。他命令所有白宫工作人员上午9点上班，而他比任何人都早。总统办公室几乎还没有什么陈设，肯尼迪也还不太习惯别人称呼他“总统”。在一些会议和白宫工作人员宣誓仪式之间的空隙里，肯尼迪熟悉办公室里各种电钮与电铃，和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会晤时曾撇下其中的一个，说“派一架直升飞机来”，六分钟后，一架直升飞机就停在了椭圆形办公室外的草坪上。肯尼迪还走到别的办公室看一看，跟工作人员谈谈，瞧瞧速记员，拆拆邮件，打打电话，并开始了他的工作。上午10点30分，他签署了第一号行政命令：给400万贫苦美国人增加剩余食物的品种，并把数额加倍。11点钟颁布了它。 白宫像一锅沸水，还未完全寂静下来，政治家和记者们不断进出肯尼迪的办公室。新总统的第一个来访者是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各种团体、知名人士和各种奖金的获得者，从浸礼会教友到美女皇后，每天都在肯尼迪的办公室受到接待。每星期有30000封信件源源涌入白宫。不仅总统肯尼迪在奔波繁忙，整个行政部门也一样，深夜，他们的办公室还灯火通明。 新总统始终未能克服入主白宫的那种孩子气的自豪感和兴奋情绪。他请客人参观他所谓的这份财产，向他们介绍某个房间或摆设的来历，不厌其烦，还抱怨有些东西不好，得打发走。他试了试林肯的床，说还行，将近三年以后，在爱尔兰的新罗斯，肯尼迪讲到一个过去的爱尔兰移民的故事：这个人在白宫的前面拍了一张全家福，然后骄傲地对他在爱尔兰的朋友们说，那是他夏天的别墅，他的朋友们应该到那儿去看看。总统的结束语是：“好啦，它也是我们冬天的住所，我希望你们会来看看我。”骄傲自豪溢于言表。 然而太乐观了似乎也不行。肯尼迪在享受胜利的喜悦时，也发现自己接手了一摊子烫手的东西。 1957年10月苏联在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新的冷战攻势来影响全球。在随后的三年里，联邦德国受到苏联的最后通牒。 南部越南遭到由河内政权所策划支持的游击战术和革命活动的威胁。 在国内，七年内发生的第三次经济衰退，造成了二十多年来最高的失业人数。 受压迫的黑人居民日益感到灰心丧气。给大农场主的补贴越来越多。拥挤不堪的大学教室和无人照顾的老年公民的数量日益增加。 这些问题都不是在民主党的竞选演说中讲讲就行的，而是面临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也不像任何一方在竞选中所提出来的那样，有着现成的政治上的解决办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猪湾风波 肯尼迪还不曾在美国第一把交椅上坐稳，就大大地跌了一跤。这一灾难来自古巴。 美国人在50年代末才开始注意古巴，大多数《纽约时报》的读者们津津有味地得知，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出没在马埃斯纳山区的莽莽丛林之中。他们的领袖是一个身材魁伟，说话啰嗦，三十出头的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在1956年圣诞节带领仅仅12人在古巴登陆，古巴现任政权的领导人巴蒂斯塔的军队还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跑进了山区。 起初，年轻的卡斯特罗的游击队被古巴军队围困在马埃斯纳山里。然而，巴蒂斯塔的政权、独裁，他镇压人民，越来越失去古巴人对他的支持。于是古巴人便聚集在卡斯特罗周围。到1958年，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经走出山区，在许多地方创建了前沿阵地，并在战斗中击败了巴蒂斯塔。 巴蒂斯塔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什么。在同他的军事首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切切实实放弃了继续统治的权力。然后，巴蒂斯塔就带着他的家属和最亲密的支持者来到机场。1959年1月1日，他们乘两架飞机飞往美国迈阿密。 这时，离哈瓦那最近的卡斯特罗军在150英里以外，是一支小分队。当巴蒂斯塔离去七小时后，小分队的欧内斯托·格瓦拉少校还在他的吉普车篷顶上酣睡，当得知巴蒂斯塔离去的消息，格瓦拉立即组织小分队沿大路向哈瓦那进军。部队在黄昏时开拔，彻夜前进，第二天早上到达首都，然后直奔拉卡瓦尼亚碉堡。少校走上铁吊桥，大声吼道：“我是格瓦拉，我要同你们的长官讲话。” 过了一会儿，一辆政府的吉普车开出碉堡，驶过吊桥。碉堡的指挥官，一位陆军少校，解下手枪，把它交给格瓦拉。他说：“我们对战斗不感兴趣，现在没有必要战斗了。” 古巴的内战从此结束，卡斯特罗上台了。开头几年，卡斯特罗政权颇得美国的同情。当时美国记者笔下，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造反者是争取自由的罗宾式好汉，一个卡冈都亚式的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不近女色，生活清苦，除了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外，没有其他的个人享受。谁也没法让他换掉那身肮脏的绿军装。他恢复了古巴失去的尊严，铲除了，推行了教育古巴儿童和激励他们父母的庞大计划。 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的友邻，他带着100箱表示友好的兰姆酒跑到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斯琴·赫脱吃小牛排，喝香槟酒，仍然穿着那身肮脏的绿军装。他说：“我对权力不感兴趣，我并不想要权。” 卡斯特罗的这番表白并不准确，当别人窥视他的权力时，他还是要维护权力和权威的。于是内部出现了斗争和分化，卡斯特罗采取了强硬措施，一百多人被关进了监狱，有些人北逃到美国的佛罗里达，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这些古巴流亡者收容下来。 此时，美古关系也日益恶化，因为卡斯特罗搞，与苏联亲近。卡斯特罗称美国为“以人类为食的秃鹫”，废除了美古军事协定，声称，谅美国也不敢侵犯古巴。 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在中央情报局指导下，训练和武装一支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解放部队。1960年总统选举前不久，又决定把它装备成一支常规的战斗部队——古巴旅。 肯尼迪是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从杜勒斯那儿听到这个计划的。1961年1月28日，总统上任刚满一周，这个计划被提到白宫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肯尼迪对这个计划的态度比较犹豫，但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对新总统担保，不会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他们都弄严实了。 肯尼迪觉得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已很紧迫，对古巴旅来说，错过眼前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因为卡斯特罗就要从苏联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式飞机，一到6月1日，就有装配足够的飞机编入现役，由现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把古巴旅消灭在海滩上。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古巴旅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渴望战斗。古巴的解放，就只等总统的一句话了。 肯尼迪毕竟是个谨慎的人，他仍然犹豫。于是压力愈来愈大，艾伦·杜勒斯直接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就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运动制造一个难题，因为解散的、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周游美国，揭露肯尼迪如何背弃他们。 肯尼迪被最后的理由打动，他问成功的机会如何。杜勒斯提醒他说，中央情报局曾在1954年6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杜勒斯说：“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旁边，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的。而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计划。1961年2月底，肯尼迪再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他们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去训练古巴旅的危地马拉基地。兰尼兹尔将军在读过报告并研究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后，再次预言此举必成。海军作战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也是这个想法。 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肯尼迪又把一位具有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去调查，这位上校并没有费心思去调查，很快便递交一份报告书。他说： “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旅和营的指挥官对计划的各个细节现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绪很高。这些军官年轻力壮，有才智，狂热地希望战斗…… 他们说，他们深知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的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边，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绝对有把握的。” 在报告最后，上校说：“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 这时，肯尼迪让步了。他终于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多少有点道理：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就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的一个咄咄逼人的政权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仍然疑虑重重。 杜勒斯、中央情报局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的顾问们一致坚信，由于对卡斯特罗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很多，所以登陆一定可以成功。他们说，已有2500名古巴人参加各种抵抗组织，另有20000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准备给登陆的起义军以积极支持。这一点当然重要，因为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强调，美队绝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对记者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部队绝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将竭尽全力，我认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责任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的问题。” 他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者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林中”的。这样，总统就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已经想到了。他相信，这样一变，使这次原想大张旗鼓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变成一种无关宏旨的渗透活动，因而感到，危害美国信用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经排除。于是他签署了计划。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体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这支远征队便到了有进无退的地步。 这一回肯尼迪失算了，因为中央情报局干的根本是另一套。从1960年11月4日以后，古巴旅就再没有接受过游击战训练。后来新招募的人大多数不适合进行艰苦的丛林战争。全旅只有135人是合格的兵，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地质学家、教师、养牛人、新闻记者、音乐家、描图员、工程师、艺术家等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一支精锐的部队，必须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但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其中有的已经60开外了。 肯尼迪的失算此时还不过刚刚开头。实际上，这支叛军在山区究竟如何活动，从未经过试验。说来难以置信，离登陆点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离岸有80英里，同猪湾之间还隔着一片无法越过的沼泽地带。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们应该清楚这一点。问题是没有人同他们说过要进山区。中央情报局既未请示总统，又没有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竟擅自对叛军隐瞒了那个备用计划。其理由是：倘若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有可能取胜时放弃滩头阵地。此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还向流亡者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的。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个挫折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挫折。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贯瞧不起古巴的空军，对它的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为了消灭这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4月15日对古巴各机场进行空袭。计划由八名流亡者驾驶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去，事后由其中俩人在迈阿密声称自己是从古巴空军中逃出来的。这种做法当然很不妥当。卡斯特罗当然知道是不是从他那儿逃出来的。而恰恰在这个倒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叛逃者在杰克逊维尔着陆了，这就更增加了美国人的手忙脚乱。笨重的b—26飞机速度慢，操纵困难，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费兰克·本德打电报给圣罗曼说：轰炸任务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毁了。如果这是真的，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这样。古巴的空军还剩下六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四架战斗机，更重要的是还剩下两架t—33喷气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t—33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是教练机。但是它毕竟还是喷气式，因而可以对b—26的尾部进行射击。而b—26轰炸机又是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b—26原来是有自卫的尾炮的，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这几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备用油箱，使飞行员在古巴飞得久一些。这样，流亡者飞行员可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手中。 在一场两栖行动中，制空权相当重要。而在这里，由于中央情报局犯了另一错误，就更显重要了。原来，谁也始终没有说过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竟命令把头十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油、食物、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这条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运兵船之一。它们和两艘护航舰一起参加行动，统称为加西亚轮船队以掩人耳目。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条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的象征。船身满是铁锈，发动机常出毛病，底舱恶臭冲天。那些流亡者见到它不免大吃一惊。选择这样一条船来执行偷袭任务，简直荒唐。它的起重机和绞盘用起来无不嘎嘎作响。它那锈成一片的装卸机闹声更大。“里奥”号早已出了毛病。当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达墨西哥湾时，一片螺旋桨撞上了一根木栏。该旅的潜水员下去一看，发现完全打弯了。这样，它的运转便大受限制，现在只能颠簸前进，去和敌人空军进行决斗。 肯尼迪原以为，这些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悄悄地在一处荒凉的海岸上登陆。但曼哈顿的一家新闻发布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惊。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白宫或任何人，就聘用莱姆·琼斯联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新闻，内容由中央情报局人员用电话通知该公司设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然后由那里分发报界。有一份“供即将发布”的公报说，“古巴起义者反对卡斯特罗的大战将在几小时内打响。今天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加强供应和支援。”电文最后呼吁“全面配合，一起来从事破坏和叛变。” 在华盛顿，政府内部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和这些流亡者捣乱，因为他们进行的活动无一不被搞得一塌糊涂。拨给他们分批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都是一些14英尺长，没有护甲板的小船。船上的50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枪身突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这次行动更为不祥的一个征兆是，原定在东方省发起佯攻用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边。他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到“海滩”号上去。陪同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报告说，佯攻计划“主要由于领导无方，归于失败。” 登陆东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罗措手不及的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另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国内来个总发难。肯尼迪总统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地下运动是这次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却令人哭笑不得。地下运动是总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联系，他是地下运动近乎传奇式的领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号闻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适当时机，就通知他们动手做乱，造成总起义的气氛，然后由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加以传播。天鹅电台将在广播中告诉人们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参加他们的队伍，如何炸毁发电站，等等。纸上谈兵看来倒是不错，但要具体执行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谁先谁后的根本问题。时间上的配合很难安排，起义活动与消灭古巴空军的空袭就发生了矛盾，不管谁个在先，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对另一件事的警惕。当时认为制空权更重要，因此先进行空袭，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晚上，天鹅电台播发命令让地下组织起义，命令是用暗号和措词华丽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看，这倒没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他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光是在哈瓦那，就有数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 第一批登陆的古巴旅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灯，可是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想选择夜间出其不意地偷袭的目的已无法达到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150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陆，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到夜里2点30分，有人发现岸上的一间小木屋，顶上露出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清晨6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先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凌晨3点15分，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些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可以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失败了。” 我们再来看战场上，好戏还在继续呢。船只逃跑以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一比十三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不到100人。 入侵者的情绪十分高。他们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冲进去把你们撤出来。”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有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为互相敌对的阵营。《哈泼斯》杂志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古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出乎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班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料，许多人现在感到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有理由的。”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i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还有标语牌上写着“公平对待古巴”，“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他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对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人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回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希望成功。”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了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六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乌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排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上，肯尼迪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肯尼迪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面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斯克斯”号上出动六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星期三早晨6点30分到7点30分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队发动攻击。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地执行任务早已精疲力竭，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做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躺在“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甲板上一动未动。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变得越来越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全部用完。敌人迫在眉睫。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下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战斗武器。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古巴旅的幸存者蒙受了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由于美国政府在导致这1133人被俘监禁的事件中也有责任，肯尼迪决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罗处决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获释。 大约一年零八个月以后，由于肯尼迪对古巴发出严重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虏们，在价值5300万美元的物品交换下获释了。 无疑，猪湾事件成为肯尼迪一生中最糟糕的失败。从此以后，肯尼迪兄弟转而反对中央情报局。肯尼迪一直把杜勒斯看成是间谍大师和政府的台柱，在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杜勒斯是个传奇人物，与传奇人物共事是困难的。” 从此以后，肯尼迪尽力避免与中央情报局接近。他罢了杜勒斯的官。他对助手说他恨不能将中央情报局焚化扬灰。 也许我们可以理解许多有识之士将后来肯尼迪遇刺与中央情报局联系起来。 这是后话。现在肯尼迪正有些烦躁、尬尴和失落。对于他来说，一切都还刚刚开始，生命的高峰还远没有到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柏林危机 古巴旅的行动在星期三彻底失败。星期四上午，也就是1961年4月20日，肯尼迪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采取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还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决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街头声名狼藉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也许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肯尼迪从此宣告了他把国际作为惟一敌人。 认真阅读过关于古巴问题的报道的人也有尼·谢·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位新总统，年轻而又缺乏经验，这一跤摔得真够呛。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这看来是对他猛击一拳的大好机会。 肯尼迪知道，克里姆林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的这次大失败的。他估量了经过猪湾事件残存的自信心之后，感到有些惶惑。本来2月份已经安排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来，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这可能被看成一种软弱行为。因此他丝毫不敢放松和放弃，相反加倍努力进行维也纳会谈的准备工作。有人告诉他，苏联主席认为艾森豪威尔两次在和他进行最高级会谈之前都缺乏充分准备，因而对他很看不起。因为艾森豪威尔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是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于是肯尼迪决定，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俩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的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这一套，1959年秋天，他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由于u—2事件的出现，同艾森豪威尔举行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流产，美苏缓和的希望的破灭，赫鲁晓夫早已不痛快了。因此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提出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来代替，以代表西方、和中立国家三种利益。他根据俄国一种三马并拉的车子，把这种安排叫“troika”，即“三驾马车”。他当时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使联合国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这阵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洋洋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 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经济援助和必要时进行军事干涉的双管并下计划——提出了在整个60年代的巨大挑战：“无限支持为求解放而斗争的民族的正义战争”。六个星期后，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暗杀。于是这位狂怒的俄国人就称这一谋杀事件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苏联的右派力量还有其他一些不满也由赫鲁晓夫表现出来。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们怀抱的老挝，现在却正转向中立道路。红军中的强硬派要求恢复苏联在1958年秋季暂停的核试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二千万吨、三千万吨、五千万吨和一亿吨级的武器，急于要加以试验。这些冷战症候每天不断刺激人们，使外交气候保持寒冷，但又不致酿成世界危机。 但是不管对肯尼迪还是赫鲁晓夫来说，都还有一个盖过一切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有时称它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称“需要割除的一种毒瘤”，或可能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这个问题就是柏林的分裂。 柏林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问题。当阿道夫·希特勒的狂热被消灭以后，德国的首都柏林被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共同占领。 苏联曾经受到纳粹战争机器的全力打击，致使城镇残破，田园荒废。德国投降后，对任何德国的复苏迹象，俄国人都特别敏感。此外，他们也一直把西方驻扎在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成眼中钉。1945年，苏联宣布把柏林与西德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两天，又以“维修”为名封锁了一条公路桥。1948年3月30日，苏联通告驻柏林的美事长官，从4月1日起，苏方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员证件，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了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并开始在柏林制订一系列的交通限制。接着就命令全面封锁，招致了与西方国家的全面决裂。 这样，拯救柏林的惟一希望只能靠空运，否则柏林人就只有被活活饿死。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运输，只能靠从两个机场，即美国占领区的坦珀尔霍夫机场和英占领区的加陶机场起飞。 飞行员称这次空运行动为“粮食行动计划”，开始时，载运的食品还不够。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只空运1147吨，看来俄国人的封锁真会达到目的。但是到了6月30日，当c—54型运输机中队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达参加空运时，就出现第一次突破。这些飞机较大，载量也较重，使得起飞和着陆的间隔可以长一些。 当在法国占领区建成第三个机场后，这个“粮食行动计划”就过关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运达4500吨，到了次年的1月和2月，每日达到5500吨。现在情况很清楚，柏林不成问题了。而且还不止如此，家庭和一些工业已经开始有了配给煤。克莱的c－54机队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运已达8050吨。被封锁的柏林正在很快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苏联很快知道封锁失败了。1949年5月12日，他们解除了封锁。空运补给已成为历史。原来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经实现了。如果从1948年初那几个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锁”算起，这次封锁持续了15个月。而这期间美国和盟国的飞机共飞行277264班次，运输食品、燃料、药品和衣服多达2343215吨。邱吉尔高兴地称赞说：“美国拯救了世界！” 1948年苏美的一系列行动，使柏林分裂为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和西方占领的西柏林。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柏林的东德与西德两部分日益隔绝。1958年，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抬高了苏联的身价的时候，赫鲁晓夫抓住了机会，要求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他当时给盟国六个月的期限，后来由于艾森豪威尔把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一个条件，期限才加以延长。艾森豪威尔曾做过若干让步，他同意柏林形势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该地卫戍部队的规模，以及西德利用该市作为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 所以，赫鲁晓夫带着恶意宣称：“美国插在欧洲的那只脚有一个发痛的水泡，这就是西柏林。随便什么时候，我们想要踩一下美国人的脚，叫他们感到疼痛，我们只要切断西方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同这个城市的交通就行了。” 现在赫鲁晓夫又利用这一问题来偷袭肯尼迪了。他在关于解放战争的演说中大做文章 ，公开威吓肯尼迪。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不“正视实际存在的形势”，苏联就将“采取坚定措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现在又面临着丈森豪威尔驱逐过的恶魔了。 肯尼迪飞往奥地利的维也纳时，在巴黎的停留时间内收到了哈里曼的建议。巴黎真是个高贵而舒适的地方，时装和性感女郎在世界排名第一。巴黎勾起了年轻的第一夫人浪漫回忆。她今年32岁，而在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现在，她却带着两卡车行李，满身珠光宝气，成群的随员，一个完全可以拿得出手的丈夫，来到了这里。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法国的报纸惊呼她是如何的“动人”，“迷人”，“艳若天仙”！总统在走进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说：“我想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个男人。” 维也纳却不一样了。肯尼迪夫人也曾跟赫鲁晓夫开过玩笑，例如说： “哦，主席先生，请不要拿统计数字来烦我了。”但是阴森气氛过于沉重，甚至连她也无法付之一笑。从赫鲁晓夫的俄造黑色海鸥牌汽车一穿过铁丝网，进了美国驻奥使馆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筑物，整个气氛就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恶劣起来。 肯尼迪并不打算在维也纳会晤时对柏林问题提出新的建议。但当第一天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好像随便地提到有必要第二天讨论柏林问题。肯尼迪无法回避。赫鲁晓夫说，主要问题是和约，如果美国拒绝签订和约，苏联还会照样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的签订。在讲了这番刺耳的话以后，他们就去用晚餐了。 第二天，赫鲁晓夫还是用这刺耳的声调提出这一问题。他说，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作早该实行了。只能共同或分别签订承认两个德国永远存在的和约。他说，如果美国人和侵略成性、复仇心重的西德人表示冷淡，苏联人将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西柏林可以作为“自由城市”维持下去，但它同外界的联系将转交给“拥有主权”的东德人。 肯尼迪回答说，他对赫鲁晓夫如此的坦率表示欣赏。柏林不是老挝。它是美国至为关切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甘愿丧失我们在柏林的权力，那么谁也不再会信任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和诺言。如果我们抛弃了西柏林人和一切统一德国的希望，我们就算背弃了美国的义务和美国的盟国。 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同样地强硬，他说，他很抱歉，可是他不得不使肯尼迪确信，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苏联在年底签订协议。继续拖延下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肯尼迪问道：这样的和约是否会妨碍柏林通道？ 赫鲁晓夫说：会的。 肯尼迪强调，美国不会放弃它的权力。赫鲁晓夫先生应考虑两个人所负的责任。 赫鲁晓夫发怒道：美国为什么要待在那儿？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同意过，德国的局势是不正常的。可是他希望拖下去，因为这牵涉到美国的威望。 这种谈判使肯尼迪感到难以招架。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了最后通牒，说：这根骨头必须从苏联的喉咙里去掉，不管同美国能不能签约。如果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打仗，那他也没什么办法。对付企图发动战争的疯人，只能给他穿上紧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密谈。肯尼迪竭力劝阻赫鲁晓夫不要采取这样莽撞的步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说：“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事。”他签订和约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他要在12月签订这个条约。 肯尼迪说：“如果真的这样，今年冬天想会很冷。”可是当时还是一个炎热的夏季。会谈结束后肯尼迪得到一份苏联官方的备忘录，肯尼迪注意到备忘录只提到两个德国可以讨论分歧的时间为六个月，却不提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年底”的期限。可是赫鲁晓夫在他就维也纳会晤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中再次强调他打算在“年底”使西柏林“摆脱占领制度”。这样留给肯尼迪和西方就没有多少时间了。 肯尼迪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是：维持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是美国不惜任何代价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肯尼迪认为，为西柏林的自由而采取坚定的立场，归根到底会减少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而在西柏林问题上屈服只会削弱未来安全的可靠性。 在维也纳会谈之后，赫鲁晓夫使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00百万卢布。肯尼迪也随赫鲁晓夫逐步升级。6月25日，他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00百万美元，召集预备役，提高征兵额两倍，提高战斗部队的最高限额，并修整启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船舰。艾奇逊和副总统约翰逊要他宣布紧急状态，但是肯尼迪主张让谈判之门继续开着。 肯尼迪为此有些紧张，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有些事情让他对国内办事态度感到失望。比如他想尽快给苏联备忘录一个迅速的明确的答复，于是他等候国务院的复文稿本。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美国官方对西柏林问题仍然保持沉默。最后过了一个月，总统要求拿到复文稿本。使他惊愕的是，他看到的不是所有美国人、德国人、苏联人可以理解的、条理清晰的答复，而是将一些陈词滥调和消极词句汇集在一起，其中没有一点新东西。整个文件本来只要花现有稿本十分之一的篇幅和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写出来。肯尼迪要求他的特别助理索伦森当天下午提出一个比较简短的文本。然而修改之后的文章仍不能代替正式照会，还需在盟国之间及各部之间再次传阅，肯尼迪因此恼火万分。 到了7月18日，美国已做出全面答复，肯尼迪也思考了一些具体措施。肯尼迪看到了美国联合参谋部制定的柏林军事应急计划。按照这些计划，如果发生封锁通道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将进行一系列军事“试探”。可是由于西方没有在地面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打算和能力，这些小规模试探不足以表明一种认真的意图，而且必然迅速受到苏联人的，甚至东德人的单独的遏制。 肯尼迪认为这种战略是软弱的、幼稚的和危险的。所以肯尼迪采取了在中欧迅速集结战斗部队的办法——使集结起来的部队大到足以使赫鲁晓夫相信，美国已把切身利益深深卷入进去，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手段。肯尼迪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劝使赫鲁晓夫不逐步封锁西柏林。 7月19日星期三下午3点钟，肯尼迪在官邸二楼起居室同顾问们会晤，他以坚定的、明确的态度阐明了每一项决议。要求追加的军事预算是32亿，而不是43亿。要求国会给予准备动员预备役的权限，不是立即进行动员。动员征兵数将增至原来的三倍以上，西柏林应做好准备，盟国对经济制裁应取得一致意见，以及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然而，在向赫鲁晓夫提出达成协议的任何新意见之前，西方必须提出一些互相一致的意见。可是，到7月中旬还是什么也不曾出现，实际上，寻求能够使各方面都接受的新意见，在肯尼迪任期内都不可能出现。法国人反对进行任何谈判，英国人反对不谈判就去冒战争的危险，而德国人的秋季选举正在迫近，他们对这两种立场都反对。 7月25日，肯尼迪要发表电视讲演。这篇演说是忧郁的，也有人说是软弱的。但是事实上，除了有关外交途径的段落由于意见不一致外，其余部分还是坚定的。 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西方世界的首领，第一次如此庄严地发表他的讲话。他说： “西柏林现已成为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伟大场所，已成为一个焦点，在那里我们所承担的庄严的义务……目前正同苏联的野心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 我们不能，也绝不会允许人逐步地或者用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因为履行我们对这个城市所作的保证，对西德的士气和安全，对西欧的团结，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信心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个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的安全分开。……我们将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会有帮助的话。但是我们还必须准备用武力进行抵抗，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武力的话。只做一手准备是会失败的。有两手准备就能有助于自由与和平的事业……。 总的来说，我们谋求和平，可是我们不会投降。这就是这场危机的中心含义，也是你们政府政策的意图。在你们和其他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下，这场危机是能够克服的。自由能取胜，和平能持久。” 在演说的最后，肯尼迪以个人的身份谈了对这次危机的体会和对人民的希望。 “在我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当时我不能体会，而且任何一个没有承担过这一重任的人都不能体会，这些担子会多么沉重，多么持久。……在这些日子里，我要求获得你们的帮助和忠告。当你们认为我们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我要求你们提出建议。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大家都将竭尽全力为祖国服务。在今后的几个月，在我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的善意、你们的支持，尤其是你们的祈祷。” 这篇被美国人认为忧郁的动人的演说，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好战的。 此前，他已追加了苏联的军事预算，穿上了他的老军装，喧嚷着要毁灭侵略者。为了利用西方的分歧，赫鲁晓夫那年夏天交替使用合理的姿态和威胁的姿态，他某一天恐吓地谈到为柏林的一场核战争给西欧留下的 “一堆废墟”，下一天又亲切地建议，美国和俄国的象征性部队可以按联合国的一项解决办法留在西柏林，另一天又警告说，如果西方强行发动一场战争，意大利的橙树丛、希腊的橄榄园和雅典的古卫城都将遭到毁灭。 危机愈来愈危险地迫近爆发点。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一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益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00人越界过去。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30分中，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钢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和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人便很长时间无法与西柏林的亲友取得联系了。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防不胜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但是在国内，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东德政权早就有关闭边界通道的力量，它迟早会这样做，至少，在西方未能被指责是挑起这件事之前，它就做出来了。大家也同意，墙——建在东德领土上，是在苏联管辖区内13年之久的，系列类似行动中最近的、最恶劣的行动——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和不近人情的，但它不是进行一场战争的理由。 9月1日，赫鲁晓夫的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赫鲁晓夫还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绝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须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令，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也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明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肯尼迪感觉，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迫近过。 然而，肯尼迪确信需要做出某种反应——不是去威胁人，要他们公开承认失败，而是使感到震惊和沮丧的西柏林人恢复士气。应急计划是为出现干扰西柏林通道而准备的。肯尼迪增派1500名美国士兵，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通过东德检查站，开到西柏林。他说，将驻军增加1500人显然并不能在苏联的直接进攻中守住这个城市，而苏联人将认为这批军队是我们为了那种意图交出的人质。这是肯尼迪在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中最焦虑的时刻，他推迟了在周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宫换换环境的惯例，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不断保持接触。当第一分队的60辆装甲车通行无阻地进入西柏林时，他感到危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同时，他派副总统约翰逊去向西柏林居民发表讲话，鼓舞他们的希望和意志，并代表总统表示美国“要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神圣荣誉，去重申美国所承担的义务。” 陪同约翰逊的是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他在此后不久作为肯尼迪私人代表重返西柏林，在那儿待了较长时间。在1948年，当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陆上封锁，需要西方进行大规模空运时，克莱是负责指挥的。肯尼迪派他出访柏林，是作为对盟国努力的不断鞭策，作为西柏林人所热爱的象征。 对于美国这一行动的反应，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我们获悉肯尼迪已经派了一位曾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指挥驻德美军的将军去柏林。说明美国人已经把我们打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的事看成一种威胁，并且对此采取了反措施。好吧，我们也有我们的对策…… 边界管制的日期定于1961年8月13日始，我们把计划保密到最后一分钟。当预定的日期和时期到来时，我们的部队占据了边界阵地。群情立即沸腾起来。我们开始得到情报说，有一支军队正在准备摧毁这座“墙”。他们打算强行恢 复出入这个城市的自由通道。到了第二十二大开幕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科涅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报告说，美国的吉普车、卡车、后备兵员运输车和推土机越过边界时，他们就发现自己处在我们坦克的炮筒下面。西方都在关卡路上停下来，相持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晨，党代会继续进行。科涅夫报告说，柏林边界的情况没有变化。谁都不走动，除了有些时候双方的坦克手爬出来走动走动，以便取暖。 我说，科涅夫同志，我看你还是命令我们的坦克掉头从边界开回来为好。不要叫他们走的太远。我肯定在20分钟内，美国坦克也会开回去。只要我们的炮筒还对着他们，他们是不能不掉转坦克并且开回去的。他们自己已陷入困境，并且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出来。他们正找出路，那就给他们一条出路吧。我们撤出我们的坦克后，他们也会撤出他们的坦克的。 科涅夫完全按照我的话去做，并且报告美国坦克掉了头，在二十分钟左右就不见了——恰如我预料的一样。事情就这样结束。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的边缘缩回去了。他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很清醒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 赫鲁晓夫承认，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懂得改善两国关系是惟一明智之举。肯尼迪也害怕战争。他是个灵活的总统，他跟艾森豪威尔不一样，在外交政策上，他是自己的主人。 因为柏林问题的缓解，德国总理勃兰德记下了对肯尼迪的印象： “这位总统很符合德国人对一位领导的最佳想象，一位理想主义者，对未来有开阔的想象力，有一点浪漫主义，同时又是一位实干的成就卓著的人物。在德国人看来，作为一个领袖，他应讨人喜欢，也是一位优秀的计算家，他忠诚，心地透明，同时又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些特征和能力从来没有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现在一位年轻的美国总统，似乎能同时满足这些如意的想象，所以许多德国人毫无保留地信任这位美国总统。” 两年之后，1963年6月26日，西柏林人给予了肯尼迪一生中最后的最热烈的欢迎。欢迎队伍的规模，他们的欢呼声以及从他们眼中流露的希望和感激，使人感动。肯尼迪走上市政厅外的平台上，发表一篇激动和鼓舞人心的演说： “两千年前，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罗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柏林人。 “世界上有许多人不真正理解——或者口头上说不理解——自由世界和世界之间的重大争端是什么。让他们到柏林来吧。有些人说，是未来的浪潮。让他们到柏林来吧！……甚至也有少数人说，确实是一种不好的制度，但是它使我们能够取得经济进展。让他们到柏林来吧！ “自由遇到许多困难，民主也还不完善，但是我们绝不需要筑起一堵墙来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 “我们……期望有一天在一个和平而有希望的地球上，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以及这个伟大欧洲大陆——将合成一个整体。当这一天最后来到时——这一天是会到来的——西柏林人民可以对这一事实感到合乎情理的满意：他们一直在第一线战斗了20年。 “一切自由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哪里——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以能说‘我是柏林人’这句话感到自豪。” 当天晚上，肯尼迪登上归国的飞机，越过东德上空飞往爱尔兰。他红光满面，浑身是劲。他说，他要给继任者留下一张便条，告诉他在泄气时打开它，那上面写着“到德国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星球争霸 肯尼迪的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美国因为空间问题曾重重地摔了一跤。 1957年10月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它飞过美国领空时发出的“嘟嘟”声让美国人倍感耻辱。 好容易美国人习惯了，苏联的二号卫星又上了天，而且上面还坐着一只卡莱种的小狗。美国人沮丧无比，《匹兹堡新闻报》登出了一条大字标题，深切地呼唤：“艾克，发射卫星吧！”?于是，艾森豪威尔决定在空中和苏联一比高低。 第一颗美国卫星终于要上天了。这年的12月6日，卡纳维拉尔角卫星发射基地一片忙碌，为了取得宣传上的效果，政府事先已让全世界知道了这件事，五角大楼新闻发布员同127个国内外记者保持联系，美联社向各报社预发了一份报道：“美联社卡纳维尔角12月6日电： 现正绕地球飞行并发出天线电信号的小月球是美国对俄国的答复，说明美国对外层空间也能占一席之地……” 一等卫星入轨，这份报道马上公开发表，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半岛所有的学校都把孩子放了假，工厂和机关都休息一天，街道上、院子里、海滩上，到处挤着翘首企盼的人，等待着那神圣一刻。 上午10点42分，起重架拉开，1点44分发射正式开始，从火箭底部开始喷射出白热化的气体。在华盛顿，可以听到卫星发射计划副主任保罗·沃尔什的声音：“五……四……三……二……一……零！发射！” 那庞大的火箭晃了几晃、笨重地从发射台缓缓上升，一英尺、二英尺……已过了2秒，它却再也不动了。沃尔什有预感，大叫一声：“它会爆炸！”刹时间，那个失灵的火箭低部滚出一团橙黄色的火焰，向下冲射，又返回上升，一股火浪把卫星的右侧全包住…… 黑烟散尽后，火箭有气无力地倚在发射柱上，还有火苗在跳动，残缺的箭尾插进发射柱。卫星还没丧失功能，正按照规定的108兆周的频率呻吟般地发出信号。 美国曾向全世界大吹大擂的“先锋”卫星计划只落个如此下场，他们只好乖乖忍受嘲弄和讥笑。 在联合国的俄国人笑容可掬地建议美国人申请技术援助；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播送了一首顺口溜：“啊，美国人主意想的好，可惜小卫星就是不肯往上跑。” 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在参议院里发表悲伤地演说：“要多久，多久，上帝呀，要多久我们才能赶上俄国人的两个卫星呀？” 尽管多数党领袖、参议员约翰逊一再敦促，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制定空间计划方面仍是迟缓和拖拉的，共和党官员们甚至还对俄国人在空间所作努力的意义大加嘲笑和表示怀疑。 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的竞选活动中曾激烈抨击美国在空间探索上的差距。在他看来，这象征着国家在共和党的统治下缺乏首创精神和创造才能。他确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领会到空间竞赛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影响。在东西方竞相劝说举棋未定的新兴国家该走自己的这条道路时，肯尼迪担心苏联在空间引人注目的成就会造成一种危险印象；苏联在各方面无可争议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方面一马当先。事实也正是这样。美国人无法忘记“先锋”号的燃烧，爱说俏皮话的人给他们第一颗卫星起的恶毒的名字，倒栽星、噼啪星、呆子星……还回响在耳边。他们美国丢尽了脸，而苏联人出尽了风头。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入轨道，是他们的卫星首先到达月球并拍下照片；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的轨道，并用它携带的无线电装置，发回有关这颗星球的资料。 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以杰罗姆·威斯纳为首的一个第一流的负责交移工作的特别小组曾向肯尼迪提出警告，美国在把人送入空间的竞赛中不可能取胜。有人表示担心，苏联对空间的垄断将给西方带来新的军事危险和不利。其他国家还认为苏联在空间领先意味着在导弹方面也领先。不管这个假定是否正确，它影响到这些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 诸多因素使肯尼迪在就职演说和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发出了“来创造科学的奇迹而不是使人看到科学的恐怖。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星球吧！”的号召，还在1961年向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要求在一个新的领域——外层空间——进行和平的合作。他说：“绝不能让宇宙的寒冷地区成为更加寒冷的冷战的新战场。” 但是，苏联人怎么会响应这种号召呢？他们无意同大大落后于他们的美国空间计划——不是指科学研究数量和种类上，而是指把大型运载工具发射入轨道的十分重要的能力上进行合作。 赫鲁晓夫的拒绝激发了肯尼迪的斗志。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甘居二流，甘当亚军，同国家安全和“新边疆的探索精神”是不相符合的。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关注两个超级大国任何一方面的竞争，他和赫鲁晓夫之间较量的每一回合结果都关系着前途和命运。 想到苏联也许会受到非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仰慕，肯尼迪就有些无法容忍，他觉得他应该做出崭新的决定，以扭转落后的局面。 在肯尼迪还没有做出任何崭新的决定之前，苏联人又让所有的美国人乃至全世界无比震惊。 4月份的第二周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传播在莫斯科盛传的一个谣言，说苏联已经用火箭把一个宇航员送入空间并使他安全返回地面了。尽管这个消息报得过早了些，可是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报告说，这一飞行已定于当晚进行，当华盛顿还在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在以缓慢而动人的节奏播放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来迎接新的一天了。接着播送了一条重要公告：“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为了跟踪观看，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走出教室，售货员走出商店，工人也走出厂房。大家都惊讶无语，似乎难以想象，在他们的头上，真有一个自己的同胞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在繁星中飞翔。 这个人名叫加加林，苏联空军少校，27岁。他进行了108小时的宇宙飞行，其中89个小时在轨道上运行。他站在列宁墓前，受到了20发礼炮的欢迎。莫斯科的一个广场以他命名，随后又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苏联艺术家开始设计一种印有加加林肖像的纪念邮票。在俄国报纸上，他的名字被印成红色。崇拜他的苏联记者称他为加加。有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炯炯的目光中，似乎还反射着太空星光的闪耀。”赫鲁晓夫与这位宇宙航行员谈话时把他称作哥伦布，这位宇航员则说：“当我在外层空间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他被全世界的人看成英雄，连美国人也承认。 美国人不禁咬牙切齿。一位空间负责人说：“这会使肯尼迪在1964年竞选中失败。”一位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苏联还会送上三个人，然后六个人，然后送上一座实验室，把他们全连接在一起，然后发回几张纽约的照片给咱们瞧瞧。”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位宇航员怒气冲冲地对记者说：“我们本来也能把人送上去的，只要两年前上面的人决定抓紧，一个月以前，我们的人就上去了。” 肯尼迪对此怎么想呢？那天下午4点钟，肯尼迪出席了国务院新礼堂举行的一次群情激昂的记者招待会。有人问：“总统先生，有位议员今天说，他实在不愿意再看到美国在空间领域方面落后于俄国了。我想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在这个领域里，我们赶上乃至超过俄国的前景怎样呢？”肯尼迪避开了正面回答，他说：“不管别人多么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他绝不会比我更甚，但事实上赶上苏联的确需要时间。我希望，我们将投身到别的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里，说不定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我们确实是落后了。” 肯尼迪的回答让很多人失望。美国当时著名的专栏作家休·赛迪评论说，这“似乎很难说是符合‘新边疆精神’的。”一家新闻杂志报道说，全国人的心情沮丧，羞辱，有时是狂怒，并且预言只有拿出点特别惊人的特别困难的火箭技术，比如说，来一次环绕月球的载人飞行，才能在世界人民的眼里盖过苏联宇航员。 事实上也是如此，只有搞月球飞行，别无他途。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会议，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他的顾问们——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助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署署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特别助理索伦森——一个个都发了言。他们都是专家，而肯尼迪对空间知道得不多，他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做出合乎科学的选择。在他们发言之后，肯尼迪沮丧地喃喃自语：“也许我们永远也赶不上了。”过了一会，他又强打精神说：“让我们来这么谈吧，有没有哪些方面我们能赶上他们呢？我们能干点什么呢？”他知道，美国已有三枚半成品的火箭，造成后，每枚都能产生一百多万磅的推力。他问专家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什么时候可以造好？我们能来个飞跃吗？” 德赖登博士告诉肯尼迪，未来的惊人的庞大计划按其可能的发展程序大约包括：更长时间的单人轨道飞行，双人宇宙飞船，空间轨道实验室，固定的宇宙中间站，绕过月球后返回地面的载人火箭，登上月球再返回地球的载人火箭，勘察星球的载人火箭，以及用于宇宙航行的全部可控制的飞机。博士说，美国要在这份单子的前几项的任何一个项目上超过苏联人，其前景都是暗淡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在火箭方面就占了绝对优势。击败苏联人的第一个最好的赌注是使人登上月球。也许会输，而且赌资巨大，至少得花费200亿美元，甚至更多。肯尼迪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费用，我感到难办的就是这个。”说完，他有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从那儿他没有得到宽慰。贝尔告诉他空间探索是件太费钱的事。肯尼迪显然有些恼火了，“你们诸位老兄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吗？” 但是，除了飞上月球，别无他途。 肯尼迪把手指头在门牙上敲了半晌，然后请他的专家们再算计算计。他站起来准备走时又说：“等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就可以决定究竟值不值得干了。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怎样赶上他们！咱们得找出这么个人来——什么人都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肯尼迪要求副总统约翰逊以空间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根据美国的人力、科学才能，超时工作的设备、代用燃料、机构之间的合作及资金等条件，设法对取得空间优势所能采取和必须采取的步骤的一切基本问题找出答案来。 委员会集中力量召开了一些意见听取会，韦布拟出了新的空间预算的细节。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肯尼迪做出了决定：把空间探索从低速转向高速。 没过几天，一件事就证明了肯尼迪的高速是有一定根基的。 经过两年零四个月的拖延和挫折后，宇航局“水星工程”中的第一架运载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架升起。在一亿名电视观众屏息凝望之际，一枚细长白色的“红石”火箭冉冉升入云霄，放出一道越来越宽的烟雾尾带。坐在里边的是海军中校小艾伦·谢泼德。这可比几年前“先锋”号升空的情景美妙多了。全国都欢腾起来。在收税快速公路和高速干道上行车的司机都把车停在路边，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布暂时退庭，以便让法庭上的人都能利用警察从一个盗窃犯那里查获来的电视机看看发射情形。全国都在旁听谢泼德在空间飞行舱和佛罗里达控制站之间的对话。他在外层空间呆了15分钟。尽管他的飞行和加加林所经历的复杂轨道不可同日而语，可欢乐与自豪中的美国人不在意这个，当谢泼德的飞行舱随着降落伞飘曳而下，落在“钱普伦湖”号航空母舰旁边时，舰上的水兵欣喜若狂，大声狂呼“谢泼德”。这不过是他走向荣誉的开始。在纽约，他受到当时说来空前盛大的抛掷彩带的欢迎。伊利诺州迪尔菲尔德一所新开办的学校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市场上出现了专供倾慕谢泼德的人向他投寄的庆贺明信片。他的故乡，新罕布什尔州人口只有6987人的德里镇，举行游行向他致敬，人们从新英格兰各地赶来参加。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一篇措辞感人的演说中，描述了新罕布什尔州为有此新英雄而引以自豪的心情。州议员们争论着要不要把德里镇改名为“美国空间城”。 刚刚由于猪湾事件受到巨创的肯尼迪，对这一切备加注意。5月25日，他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这是他在四个月里发表的第二个国情咨文。他要求为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70亿到90亿美元”。他说他知道要求的这个数额很大，然而，现在是非常时期，是面临不同寻常挑战的时期，他将此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他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促进一个目标在十年之内完成：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 肯尼迪没有事先规定一个确切年份，只提到“这十年”作为期限，这样他以后可以解释为1969年或1970年。事实上，詹姆斯·韦布这位航天专家把这样一种预想告诉了他，即预期在1968年下半年实现月球之行，这将作为他第二任任期胜利的顶峰。不管日期如何，这个时限的保证是为了使人们感到极端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空间计划上，并且有一种实现它的迫切感。 肯尼迪告诉国会：“这个时期，没有一项其他的空间计划比这一项对人类影响更大或更为重要，……实现起来也没有如此困难和如此昂贵。”他说，这将需要把它置于国家最优先考虑的事务中，需要从其他重要的活动中抽调科学人员和资金，需要更大程度的献身精神和纪律性，并且要杜绝长期以来干扰空间计划的一切小规模的怠工、竞争和变动。 国会以极大多数口头通过了这一提案，但肯尼迪乘车驶回白宫时，他对索伦森说，国会欢迎他这项保证的例行掌声使他感到热情不足。索伦森告诉他不必太在意，200亿美元是一笔巨款，议员们知道有许多更好的途径可以花费这笔巨款，但现在他们同意了，这就是胜利。 由于这一提案，那一年的空间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扩建卡纳维拉尔角的设施以及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建一座飞行控制中心的工程同时动工，为美国空间探索事业进行或由之产生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宇宙航空工业的前景一片灿烂。 7月，空军上尉弗吉尔·格里索姆完成了一次类似谢泼德的飞行。俄国人不甘示弱，8月派遣季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17圈。11月，美国宇航局把一只雄黑猩猩送入轨道，绕地球飞行两圈后回收。飞行中，黑猩猩通过对各种光信号的反应，扳动不同把手，自己喝水或吃带香蕉味的面团。紧接着，宇航局宣布，美国首次载人绕地球飞行的驾驶员将由海军陆战队中校小约翰·格伦担任。格伦相信飞行会成功，他向记者说“冥冥之中自有伟大的神力”。肯尼迪对宇航局的专家们说千万别出什么乱子。 经过十次令人沮丧的延期之后，格伦终于在1962年2月20日上午10时从发射台上起飞了。一切和谢泼德那时相似。格伦说“升空。运行正常。进入航道。” 格伦飞行的费用归根结蒂是电视观众出的，他们要求他说出一切感受，于是格伦开始报告说，他感觉不到自己的速度，他看到墨西哥湾的暖流带，他在西海岸上空认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顿湖和大峡谷，一天里看见四次美丽的日落，……太多了，听众们都无心再听了。正在这时，格伦也无心再说，麻烦一个接一个地来了。飞往墨西哥上空时，一台保持飞船平衡的小型喷气发动机运转失灵，他得接过控制器的工作，自己全神贯注地飞行。第二次飞经太平洋上空时，回转仪失灵，飞船开始翻滚，环绕着水平轴旋转。格伦熟练操纵控制器，排除了这个现象。在第二轨道飞行时，格林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烦，飞行舱“友谊七号”的玻璃纤维防热罩似乎松开了，要是罩子在飞船重返大气层之前脱落，格伦就会立即化为灰烬。但是格伦安全地落入大西洋中，“诺亚”号航空母舰将他打捞上来，防热罩没有问题，是警报灯出了毛病。 照例等待格伦的是英雄崇拜。他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脚印被用白漆勾下，准备送去展览，副总统约翰逊在“诺亚”号上迎接他，说：“在我的家乡，我们得说你可真是一棵拔尖儿的棉花。” 格伦也受到肯尼迪总统的关注，他一天大部分时间都从电视里观看格伦的飞行情况。格伦安全返回地球后，他坐飞机从棕榈滩赶来欢迎他，他说：“格伦上校的辉煌成就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前面还有漫长的路途。我们起步晚了。但这是一片新的海洋，我认为美国必须在这片海洋上航行。”格伦趁着总统的好心情，想把一顶安全帽戴在肯尼迪头上和他合影，但没能成功，肯尼迪告诉格伦，他曾看到过一张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戴着印第安人头饰的照片，那时他就发誓，绝不戴滑稽帽子与人拍照。 格伦的飞行在许多方面都成为转折点。《时代》周刊评论说：“就国家威望而言，格伦这次飞行不折不扣地恢复了美国在空间竞赛中的地位，并且使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身价得到了极大而又迫切需要的提高。”在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的火箭专家们因为格伦的飞行又鼓起了信心，都在热烈谈论着要在1964年发射能载两个人的飞船；用巨型固体燃料推动器，把更大的有效载荷送离地球；而把三个人送上月球并把他们回收的“阿波罗”计划，也许1968年就能实现。对空间旅行的强烈兴趣，形成全国范围内的热潮。这成了这年在西雅图举行的“20世纪博览会”的主题。“轨道”成为麦迪逊大道的普通用语。不同政治态度的欧洲人都大为叹服，甚至连绝不亲美的著名画家巴勃罗·毕加索在谈起格伦时也说：“我为他感到自豪，就像是我自己的兄弟一样。”随后，谁都开始发射起卫星来了，甚至连加拿大人也把一枚小型运载工具送上了轨道。 然而也就在此时，美国大学和知识界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有人要求削减空间预算，纳税人抱怨费用过大。但肯尼迪一旦迈开了步子，就不再后退。对于那些认为把空间预算用来消除贫穷无知更为值得的人，他指出，美国有财力把这两方面的事情办好，提出缩减空间预算的国会议员，不论空间计划规模的大小，都不会投票提供更多的福利基金。对那些批评他把力量集中在登月计划上的人，他指出，这是进行具有广泛基础的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但它没有花全部的钱，约有60项不相关的工程占去了空间预算的将近四分之一。对那些争辩说无需人登上月球，单靠仪器就行了的人，他回答说，“人是一切仪器中最了不起的计算机，人的判断力、勇气以及吸取经验的能力使人在各种仪器中居于独特地位。”对于那些担心发射一旦失败，已做出的宣传将使美国像几年前一样蒙受重大损失的人，他回答说，这个冒险不仅显示出美国人献身自由的精神，也可以提高他们取得成就的威望，使别人不会产生轻视的情绪。 肯尼迪心里十分清楚，格伦成功了，但美国仍然不是名列第一。所以他不想放弃，这绝不是把一个人送上月球的简单问题，真正的目的是在一个新的冒险时代中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1962年9月，肯尼迪在休斯敦赖斯大学发表演说，总结了美国为什么必须“在这片新的海洋中扬帆航行”的各种理由。他说，不论美国行动与否，太空的探索都会继续下去，正如美国是以能量和远见卓识来立国一样，它在每一个新时代中——工业革命、现代发明和核动力——总是首先破浪前进，从而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因而，这一代美国人也立志要成为世界上领先的星际航行国家。他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对生命以及对太空总的看法： “有些人说，干嘛非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干嘛非要登上世界最高峰？35年前干嘛要飞越大西洋？也可以问赖斯大学干嘛要跟得克萨斯队一比高低？……我们决意在十年中登上月球，还做一些其他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事容易做，而是因为它们艰难；因为这个目标可以用来组织和衡量我们最出色的能力和技术。…… 许多年以前，有人问后来死在埃佛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干嘛要爬那座山峰时，他说：‘因为那儿有那么一座山峰。’对，因为有那么个空间，……有月亮和行星，因为那儿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的希望。” 肯尼迪加速实行空间探索计划，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大有助益。许多国家开始和美国合作，跟踪探索美国的空间载运工具，并从他们的气象、航行和通讯卫星中得到一定的好处。许多国家制订了同美国的太空计划相联系的太空研究计划。格伦飞行之后，连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点改变。 格伦飞行成功以后，在各国首脑拍来的雪花般的电报中，肯尼迪惊讶地发现，赫鲁晓夫也拍了一份。在电文中他不仅表示祝贺，还对双方合作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肯尼迪指出，苏联对于他在就职演说、国情咨文和联合国演说中提出的合作建议，始终没有做出反应，这一次他们心动了。肯尼迪认为他的总统办公桌上对空间这个问题有更多的筹码了，也许前景就会有所改善。 肯尼迪就进行合作的特殊领域问题给赫鲁晓夫写信，信的内容大半是重复一年以前他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建议：建立联合气象卫星体系，通讯卫星协作，交换太空医学情报，合作跟踪卫星的安排，以及其他较为一般的领域里的合作。苏联对此的反应很有限度，他们对每一项都提出了质疑，谈判进展缓慢，肯尼迪的顾问抱怨说，期望过多的合作会挫伤国会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不过最终还是达成了一个协议。 赫鲁晓夫就这个协议发表了听起来似乎是漫不经心的声明，他说美国准能第一个登上月球，而后苏联再跟上。肯尼迪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他不会等着苏联人的，赫鲁晓夫给他的这颗糖还不够甜。 肯尼迪继续在空间探索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宇航员m·斯科特·卡彭特乘坐“曙光七号”在5月24日进行了美国第二次载人轨道飞行。7月10日，国家航空和宇航局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一颗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设计并拥有的、价值约300万美元的通讯卫星，用来中转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电话和电视信号。8月27日，“水手二号”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飞行至金星21600英里的范围内，从3600万英里外将数据发回地面，10月3日，小沃尔特·m·希特乘坐“西格玛七号”完成环绕地球六圈的飞行，在太平洋离回收船四英里的预定地点降落……所有的都是好消息，坏消息到肯尼迪去世八个月后才传来，因为他在空间计划上花费得太多，其后几任政府都无力采取具有创造性的办法来处理从瓦兹到哈莱姆黑人区震撼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骚乱和反对美国插手越南的示威游行一起，打击了美国，其严重程度可以说自100年前南北战争以来从未有过。肯尼迪无法逃避责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种族风暴 总统就职日，约翰·肯尼迪坐在白宫前面严寒冰冻的看台上检阅游行队伍，他注意到，从他面前经过的彩车和乐队队伍中，海岸警卫队仪仗队里看不到一个黑色面孔。回到海恩尼斯港，他打了个电话给财政部长狄龙询问这件事，海岸警卫队归狄龙管。肯尼迪得知海岸警卫队学院建立86年以来没有录取过一个黑人学生时，他对狄龙说，那么就从明年开始这第一次吧。狄龙犹豫了一会儿，同意了。 过了几天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到了他的发现。他要求每位内阁成员检查一下自己管辖部门的情况。他强调，“我关心的不仅是数量，而且是各级岗位，如外事机关、高级决策、专业和管理工作的任职机会上。”肯厄迪自己此时已任命黑人安德鲁·哈彻任副新闻秘书，罗伯特·韦佛为房屋财政署署长。他们两个人都是在黑人中“第一个”担任这种高级职务的。 肯尼迪的告诫得到他的内阁成员们的重视，陆续，黑人第一次被任命为驻非洲及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合众国的检察长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长官。奉命担任联邦高级职务的黑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包括一名助理国务卿帮办，一名劳工部副部长，以及几个部门和委员会的成员。在多数部门里，担任高级专家或管理职务的黑人人数增加了好几倍。在司法部黑人检察长的人数由十人增加到七十多人。约翰·肯尼迪还从黑人中任命了五名终身任职的联邦法官，比历史上所有其他总统所任命的都要多，他任命了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要黑人律师、有才华的瑟古德·马歇尔到上诉法院任法官。他提名美国第一个黑人女法理学家马乔里·芬森夫人到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任职。 在新旧政府交接初期，约翰·肯尼迪曾要求副总统约翰逊主持几个有关政府签订契约和雇佣人员等方面的反歧视委员会。上任后，肯尼迪把这些委员会合并成为单一的总统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这使黑人在就业方面所受到的歧视大为减少，在纺织厂里，黑人过去仅仅当清洁工，现在出现了管理人员；黑人也可以在过去被告知不必去申请工作的飞机厂里找到工作…… 但是，所有这些旋风般的活动并未真正改善黑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受歧视地位：选举权受到限制，黑人受教育的权利无以保障，失业者、收入过低者在黑人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在其他人种中所占的比重，还有更多的问题。肯尼迪知道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是长期的，事实上，肯尼迪在1947年刚当选众议员后就为禁止征收人头税以保障黑人和贫苦白人有投票的权利的法案投下支持一票。1953年，还是参议员的他，又平和而不为人注目地赞同民权立法，现在他也在努力工作着。事情的解决需要时间，但是黑人不愿意再忍受下去。那时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管他出生在国内哪一地区，和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出生的白人婴儿相比，读完中学的机会只有一半，读完大学或学到专业知识的机会只有三分之一，而他们失业的机会比白人多一倍，他们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只有白人的七分之一，寿命比白人短七年，可望挣到的钱只有白人的一半。这太不公平，而这太不公平从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黑奴宣言》一直持续到了近一百年后，这不公正持续得太长了。黑人希望结束以前那种慢慢来的政策，也希望肯尼迪能够了解，对今天的黑人来说，自由比苏联的赫鲁晓夫重要，比越南、古巴或者空间竞赛都重要。 黑人想提醒肯尼迪，于是在1961年春天，在加加林的太空飞行三个星期后，5月4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七名黑人和六名白人同情者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征美国南部。他们预定以曲折的路线穿越美国南部各洲：向南穿过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转向西南到达亚特兰大城；再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继续向前，跨过密西西比州直达新奥尔良。他们的目的是要蔑视当地风俗，对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进行挑战。他们自称是“自由乘客”。 自由乘客在里士满市、彼得斯堡、林奇堡，这些地方都停留了，他们在挂着“白人”牌子的小吃铺里吃东西，根本不进标明“黑人用”的厕所，结果不是很糟，只是惹得别人恶狠狠地瞪上几眼，咕哝几句脏话而已。随后，有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他们这次旅行的消息，都是在广告栏边上占那么两三段，其重要性还不足以让州长们或更高级的官员们引起注意。但对那些喜欢在报纸里寻找趣闻的加油站服务员，长途汽车站的售票员，过路的县级司法官以及经常在汽车站和火车站附近游荡，等待出事看热闹的那些人来说，这些自由乘客却是被注意的对象了。 麻烦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城开始。一名黑人自由乘客走进汽车站的理发馆要理发，拒绝离开。他于是便以擅入他人房屋的罪名被逮捕。在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三名自由乘客挨了打，到温斯博罗，有两名自由乘客被捕。自由乘客一路无事地到达了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在这里，他们分两路前往伯明翰，一路乘猎犬公司长途汽车、一路乘羊径公司长途汽车。在1961年，旅客只能通过弯弯曲曲的78号美国公路，经亚拉巴马州由亚特兰大到伯明翰。中间要经过一片穷乡僻壤，就是在这，那辆猎犬公司的长途汽车遭到一群手持铁棒、木棍和轮胎链子的三k党人的伏击。他们是从周日的报纸上知道自由乘客的行动计划的。一块块石头从车窗外飞进来，跟着是燃烧弹和火焰，自由乘客便向外逃跑，等警察到来朝天放空枪时，自由乘客已被狠狠打了一顿。受伤者由救护车送走，其余的自由乘客被从伯明翰赶来的黑人营救出去了。 在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上的自由乘客没有遭到三k党人的伏击，但在终点站伯明翰遇到了更糟的情况。一群手持钢管的人把车站包围起来，暴徒足足殴打了自由乘客30分钟之久，尽管伯明翰警察局局长、“公牛”尤金·康纳知道事情的发生，但他却一个人也没有派去。自由乘客中有三人被打成重伤，需要住院治疗。出事后的第二天早上，《伯明翰新闻》承认“昨天伯明翰街头真的充满了恐惧与仇恨。”然而，亚拉巴马州的官员们并没有为此表示遗憾。州长约翰·帕特森说：“我不能保证这一帮惹是生非的人的安全。”“公牛”康纳则说：“我们伯明翰人是最平和的，除非有人闯进本市故意找碴，我们这里从来不会闹事。”有人问他为什么出事时一个警察也不见时，康纳说，那天是“母亲日”，他们都放假了。 这次殴打事件引起了司法部的注意。罗伯特·肯尼迪这位部长以为他打个电话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认识帕特森，总统竞选中，他是南方州长中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的。电话通了以后，罗伯特·肯尼迪请求帕特森保护自由乘客，他们有权跨州旅行，地方当局明确有责任保证他们安全通过。帕特森同意了。可随后他又回了个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他是靠三k党人的支持当选州长的，如今，三k党人需要他的报答。 这是肯尼迪弟兄就种族问题同南方州长进行的第一次奇怪的电话，和以后的几次一样，都是令人恼火的。罗伯特·肯尼迪试图再和帕特森通话，但一连几天都回答说州长找不到，也许去度假了。 伯明翰的形势继续发展。原来的自由乘客挨打受惊之后乘飞机去了新奥尔良，另外一批来自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马丁·路德金主持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及一些新近组成的民权团体的志愿人员接替了他们。 肯尼迪总统再也不想听到自由乘客被殴打的消息，他打电话给帕特森，回答还是他不在，联系不上。他跟副州长通了话。几小时后，副州长告诉约翰·肯尼迪，可以安排他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约翰·肯尼迪对自由乘客的行为有些厌恶。为什么不能等一等呢？他已经在努力了，他在过渡期间用联邦剩余的粮食赈济了田纳西州海伍德县和费耶特县为争取投票活动而被逐出的黑人佃农，联邦法院下达了一项制止驱逐他们的行动的命令。 在肯尼迪看来，这事赶在这时候实在糟糕，不仅仅是首次载人环绕地球的空间飞行刚败给俄国人，中央情报局不断催促他同意古巴旅去攻打卡斯特罗这位领导的哈瓦那，他还得准备去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晤。俄国人现在还在利用小石城事件向第三世界宣传，美国被描绘为种族主义者，这次，肯尼迪需要胜利。 约翰·肯尼迪选定了一个既英俊又有胆量的田纳西青年约翰·塞根塔勒，他是罗伯特·肯尼迪的挚友。一个小时之内，塞根塔勒就上了飞机。起初，看来他的使命颇为成功。他同帕特森商谈了两个小时，然后俩人同罗伯特·肯尼迪通了话，在帕特森在一旁听着点头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塞根塔勒报告说，亚拉巴马州已向他保证，用帕特森的话来说， “该州具有维持治安的手段、能力和决心，并不需要外面援助”。州长说，他能保护州内一切居民和外来旅客，无论是在城市内还是在公路上。罗伯特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肯定了州长帕特森的保证。 有了这样的保证，一群由21名黑人和白人学生组成的自由乘客队伍决定第二天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可是出现了事先没有料到的麻烦：找不到司机。为了弄到一名司机，司法部长又在电话中和猎大公司驻伯明翰的代表乔治·克鲁特费尽口舌。最后克鲁特派了司机，使自由乘客得以前往蒙哥马利。 但是到了蒙哥马利，自由乘客发现处境更糟了。 公路巡警队长曼是尽了责任的，他的路警保证了自由乘客的长途汽车在联邦65号和31号公路上都平安无事，在车子距蒙哥马利约14英里时，曼还向蒙哥马利警察局局长莱斯特·沙利文打了招呼。但是沙利文根本不理睬通知，他认为自由乘客是不守本分的黑鬼和忘了本的白人。因此，车到了联合长途汽车公司终点站时，自由乘客陷入了估计有一千到三千人的包围中。起先一名警察也没有。自由乘客下了车。很快有人抡起拳头开始揍他们，人越来越多，还喊着“揍他们，揍他们！” 来了警察，是州属骑警，不是蒙哥马利的警察。骑警人数太少，起不了作用。曼拔出手枪，救出了一名黑人，其余的自由乘客无法脱身。一个蒙哥马利女人举起她的孩子，以便让他用拳头打一个黑人。还有一些女人在咒骂自由乘客中的两个白人姑娘，并且用手提包抽她们。姑娘们向一个驾着摩托车经过的人呼救，可他说：“你们是罪有应得，我希望她们狠揍你一顿。”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和亚拉巴马州州长谈判的约翰·塞根塔勒驾驶着租来的汽车向姑娘们招呼说：“来吧，我来帮你们，我是联邦政府的。”可是还没等他有什么举动，他就让人给拽到人行道上痛打了一顿。他在人行道上的血泊中人事不省，足躺了25分钟，才有救护车开来。后来肯尼迪弟兄大发雷霆，警察局局长沙利文解释说，没替塞根塔勒喊救护车是因为市内所有白人的救护车都报告说坏了。 殴打发生时，正好民权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在车站街对面的联邦检查官办公室里，他把所看到的及时报告了司法部。没有耽误，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警长官吉姆·麦克沙恩一道搭乘飞机飞往蒙哥马利。小石城事件后，联邦法警长官和他们的助手就开始接受弹压骚乱训练，以便在军队之外，建立起另一支能保证执行联邦法律的力量。拜伦·怀特在蒙哥马利市外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召集了400名受过训练的人员，其中有税务缉私员和边境巡警及联邦监狱的警卫。他们被派去对付目前局面。多尔也在忙着，他已从美国地方法院取得了一份不许三k党和全国州权党干扰长途汽车跨州旅行的禁令，这群暴徒大都是这两个组织的。帕特森州长也露面了，他是出来抗议这些措施不符合宪法的。他还说，派联邦政府的官员来是多余的。事实证明，帕特森完全错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美国最有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乘飞机到达蒙哥马利。他在拉尔夫·艾伯纳西牧师家里宣布，当晚他将在第一次浸礼会教堂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这可是三k党人及其同伙做梦也想不到的行凶作恶机会。拜伦·怀特正在布置联邦法警做准备工作时，接到了告警电话：帕特森州长已召集亚拉巴马州的治安人员开会，正在指示他们逮捕违反本州法律的联邦人员。怀特走进了会场，记者把他和帕特森之间紧张的舌战记录了下来。帕特森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把政府所了解的关于争取民族平等大会的情况告诉他，怀特说：“不成。”州长又要求让他了解自由乘客的来龙去脉，怀特仍说：“不成”。州长最后问怀特自由乘客的行踪，怀特又让他失望。 当时，自由乘客跟马丁·路德·金一道在浸礼会教堂。天黑时，已有一千五百多名伯明翰黑人前来参加集会。会刚开始，一些凶相毕露的暴徒便开始在街对面的公园里聚集起来。怀特得悉当地的警察又不在场，就马上利用一切能弄到手的运输工具——运送邮件的卡车、私人汽车，还有一辆囚车——把法警派到现场，他们都穿着便装，戴着臂章 ，带有手枪、警棍和催泪弹枪，当暴徒们抛掷石块和破瓶子冲过来时，大约100名法警已经在教堂外排成了一条散兵线。这时，州长宣布戒严。法警散兵线一直坚持到具有决定性的援军开来。弗洛伊德·曼带来骑警，国民警卫队的亨利·格雷厄姆少将也带来一队人马。即便如此，法警也还是放了几排催泪瓦斯弹才把冲过来的暴徒顶住。瓦斯飘进又热又拥挤的教堂里去。里面的黑人几度陷入恐慌。如果教堂真的被暴徒们烧掉，肯定会死好多人。实际上，由该州和联邦的治安人员组成的混合队伍把他们保护得很好。 州长帕特森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抗议说，亚拉巴马州遭到了侵略。罗伯特·肯尼迪否认这一说法。帕特森指责他，说他把自由乘客派到州里来的，并且认为发生暴力事件也应由他负责。罗伯特告诉他，“别对我来这一套。”但是帕特森一字不改地又那么说了一遍，然后他说，国民警卫队可以保护教堂和教堂里的群众，可是不能担保金的安全。 总统肯尼迪和司法部长肯尼迪在一起，他拿过话筒，对帕特森说： “我不相信这话，你让格雷厄姆将军给我打个电话。我想要听一听一位美国陆军的将军告诉我，他保护不了马丁·路德·金。” 州长帕特森对着总统咆哮起来，他尖声嚷道，他讲的是本人的意见，而不是将军的意见。他大吵大叫说，由于派来了联邦法警，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局面，并声称肯尼迪总统在政治上将他毁掉。 肯尼迪总统一点不介意，依旧心平气和地说：“约翰，保存教堂里那些人的性命比保存你我的政治生命更为重要。” 这样才结束了要对自由乘客使用暴力的威胁，自由乘客算是取得了成功，他们没死一个人，而种族隔离政策却完全被打破，州际旅行方面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理论上早在1950年就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到如今才在实际上取消。罗伯特·肯尼迪要求州际贸易委员会发出条例，规定在州间交通站，包括飞机场和火车站，一概不得实行种族隔离的政策；四个月后，9月22日，条例也照发了。有少数城市以不合当地法律为借口，拒绝执行；司法部对他们提起公诉，到1961年年底，黑人可以从东岸旅行到西岸，一路上在候车室里再也看不到“白人”、“有色人”字样了。 但在南部各州却并不认为帕特森失败了。他们都团结在帕特森周围，送钱给他，给他打气，答应帕特森不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这可是不祥之兆：因为他们全部宣誓应承了。而不守誓言则有碍荣誉。到6月，南部各州差不多每个政客都公开发了誓，其中包括次年继帕特森当选亚拉巴马州州长的乔治·科利·华莱士。 约翰·肯尼迪有了处理这次事件的经验，1962年秋天，他处理另一个种族事件的时候显得得心应手。 这个事件起因于黑人詹姆斯·梅雷迪斯申请进入全是白人学生的密西西比大学所发生的对抗。它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密西西比州和联邦也发生了对抗。 密西西比州是美国种族歧视制度最为严重的州。1931年，《美国信使》月刊上分两期把美国各州按优与劣，“文明与野蛮”排了一下队。评比的标准包括财富、识字人数、教育程度、名列《美国名人录》的人数、交响乐团的多少、犯罪比率、选举人登记、婴儿死亡率、交通设施和医疗条件等。评比结果，密西西比州排在最末，比南部其他各州更落后。这种情况一直到1962年也无改观。事实上，十年后，到1972年的时候，《生活方式》杂志再次评比时，密西西比州仍居末位，倒数第二是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人平均上学时间不到九年。按照商业部《美国统计摘要》中对贫困所下的定义，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穷人。四个家庭中有一家没有自来水，百分之二十九的家庭没有电话，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人每天读报，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订阅时事杂志。密西西比大学的詹姆士·西尔弗教授称之为“封闭的社会”。在60年代初，还有为数惊人的该州居民（包括白人和黑人）竟然从未听说有民权运动其事，足见这“封闭”的提法正确。自由乘客在密西西比州之所以没有遭到袭击，只是因为州警没有让他们获得足以引起暴徒围攻的行动自由。长途汽车一开到亚拉巴马州的边界，便被护送到麦克逊城，在那里的车站，自由乘客如不理睬种族歧视的区分标记，就给抓起来送进监狱。最后，联邦法院推翻了对他们的判决，但是这一否决对被关的自由乘客已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时他们都已服满刑期。 在司法部里，差不多只有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一人了解，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优势是难以动摇的。他知道该州的先知们把当前这个时期看作是第二次重建时期。他们想，只要他们能像他们曾祖辈那样坚持反抗，联邦政府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挑战就会失败，问题也就会烟消云散。但是在1961年，除了他的助手多尔，其他官员大部分都不同意伯克·马歇尔的看法。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年底收到司法部一份关于民权问题进展的报告，信心十足，形势乐观。 但密西西比州的黑人詹姆斯·梅雷迪斯又让他不能安然地面对种族问题。 梅雷迪斯是个曾在空军里服役九年的退伍军人，是该州中部科斯久什科城一个农户的十个子女之一。他听了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之后，受到鼓舞，当晚就给密西西比大学写信申请入学。在寄回填好的表格时，他附了一段说明：“我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美国公民。鉴于在这新的时代我国教育制度正在发生着的种种变化，我相信你们不会对我的入学申请感到诧异。我当然希望对我申请的处理能给密西西比大学和密西西比州增添光彩。” 被整个南部称为“老密西”的坐落于奥克斯福德城的密西西比大学以一串学术性的复杂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但是梅雷迪斯可不是那么容易就给打发掉的，他不妥协，而且得到了该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梅德加·埃弗斯的强有力的支持。1961年6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替梅雷迪斯在联邦地方法院起诉，控诉“老密西”之所以拒绝他入学，纯粹出于种族原因。这场官司在美国司法史上堪称空前。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官两次判决梅雷迪斯的申诉书无效，1962年6月，第五巡回法院的上诉法庭否决了原判；然后第五巡回法院的法官本·卡梅伦又否决了这个否决。上诉法庭宣布卡梅伦的命令无效，但卡梅伦马上针锋相对地又发另一道命令。再三反复，到第四个回合之后，卡梅伦还是明确表示他打算这样干到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最高法院法官雨果·布莱克申诉，请他主持公道。布莱克是亚拉巴马州人。9月间，他维护上诉法庭的原判，命令该大学立即准许梅雷迪斯入学。但该州州长罗斯·巴尼特说“这绝对办不到！”两天以后，他在全州电视网上宣称：“我们绝不向罪恶的和不法的暴虐势力屈服。” 罗斯·巴尼特除了年岁远大于即将间接与之决斗的梅雷迪斯，还有肤色不同，在有些方面极为相似。二人都是在密西西比州中部贫瘠的荒原上长大成人的，也就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开拓者所熟知的不毛之地。二人都是家中十个子女之一。巴尼特 也同梅雷迪斯一样，思想古板，他是一个原教条主义信徒，对《旧约》所讲的句句信以为真，相信圣经是禁止种族“混杂”的。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气氛下，巴尼特和梅雷迪斯有可能会交上朋友，巴尼特素来善良，乐于济人危难，对黑人也不例外。但他要求黑人朋友安分守己。三年前，巴尼特就靠着发誓要让梅雷迪斯这样的密西西比黑人不越轨，才获得该州白人公民委员会的赞助，当选了州长。总统选举中，他中途抛弃了约翰·肯尼迪，因为约翰·肯尼迪抱的信念是：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或歧视在道义上是无法辩护的，在社会上是不能容忍的。巴尼特是他那一类人和他那个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可爱、无知、友善、多疑，对早已崩溃的南部同盟仍怀着愚忠，现实使他震惊，未来使他恐惧。约翰·肯尼迪不希望在联邦中种族隔离最严重、偏见最深的密西西比州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梅雷迪斯的事情，他希望劝说密西西比州的官员和大学的行政人员和平地、负责地按法律行事。可巴尼特不顾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希望。梅雷迪斯在法警护送下第一次到奥克斯福德注册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巴尼特的干涉。他想帮助学校当局，因而以“特殊注册员”的身份宣读了一项“现在及今后永远”不许梅雷迪斯进入校园的命令。这仅仅是开始。到9月下旬，形势更是急转直下。在这个月的最后十天里，几乎每天都做出了新的努力，在法庭上，在大学里，在州立大学董事会中，在州长办公室或同州长私下的电话中。梅雷迪斯入学一次又一次，陪同他入学的执法警官人数逐渐增加。约翰·肯尼迪同巴尼特的谈话一次比一次尖锐，约翰·肯尼迪感到，巴尼特藐视的不是他，而是美国政府的尊严。 巴尼特却不这样想。他认为他具有无可非议的合法立场，那就是所谓“干预权”——他作为州权的代表者，可以插手过问联邦政府和密西西比州居民之间的问题。他曾要求州议会授权，得到了批准。这件事的发生实在难以置信。“干预权”作为一种理论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无人赞同。从事实上讲，1832年当约翰·卡尔霍恩①试图加以引用时，当时的密西西比州议会就曾予以驳斥，说它是：“异端邪说，对联邦的存在有致命的危害……同宪法的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驰，直接有害于各州的福利、安全和独立。”如今已过去130年，巴尼特州长却试图让这个死了的教条复苏回生。联邦第五巡回法院拒绝承认巴尼特的理论，传令“老密西”负责人到法庭来申诉不能定他们藐视法庭罪的理由。大学负责人在法庭上认输，同意梅雷迪斯入学。可巴尼特仍旧不肯退让，他扬言对大学负责人的“投降”感到震惊，并宣布任何司法部人员要是干涉密西西比人执行自己的职责，都将予以逮捕和监禁。 ①卡尔·霍恩（johnc.calhoun，1782-1850年）代表南部各州奴隶主利益的州权主义者，1825-1832年间任美国副总统。 在巴尼特的直接领导下，梅雷迪斯又给挡在了校园外。他一而再，再而三未能入学的现实令所有美国民权运动领袖以及华盛顿大部分官员都认为司法部未免过于姑息，有损于联邦政府的威望。约翰·肯尼迪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他发布了一项声明和一道行政命令准备把密西西比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并部署一些其他部队。他宣布他将在星期天晚上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把整个事件向美国人民公布。 巴尼特似乎胆怯了，在同肯尼迪兄弟的一系列秘密电话商谈中，他表示了让步，提出星期一由他在奥克斯福德稳住暴徒，而让梅雷迪斯秘密注册。约翰·肯尼迪因为这个承诺便也让步，取消了电视讲话的打算。 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巴尼特是不可靠的，他当晚给司法部打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原来的协议无效。于是约翰·肯尼迪又订下第二天（9月30日，星期天）晚上7点半的电视时间，肯尼迪对巴尼特出尔反尔甚为恼恨，他说将在电视中向全国宣布，巴尼特如何在“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后又自食其言。巴尼特听说后，赶忙打电话给总统，上气不接下气地建议“当天下午”就把梅雷迪斯用飞机送进学校。 事情看起来可以解决了。梅雷迪斯可以不经过流血就上学，约翰·肯尼迪最初级的希望实现了。尽管在事后巴尼特曾发表一项愤慨的声明，说这件事是背着他干的，说他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只能屈服。 星期天，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梅雷迪斯被悄悄带到了“老密西”的巴克斯特楼，而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和法警队伍穿过不大使用的校园西大门在那座用红砖砌成的古老精致的大学办公楼里建立了指挥所。约翰·肯尼迪把电视演说时间推迟到了晚上10点，他以为到那时，这一次事件就算圆满结束了。可是这个星期天，又是倒霉的。实际上日落时，校园里的秘密已透露出去，传遍了整个奥克斯福德市。办公楼外很快就聚集了大约一千人。他们威胁着法警，“打死这些爱黑鬼的杂种！”“爱黑鬼的家伙们，滚到古巴去！”又一起叫着：“二、四——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徒人数成倍增加，骂得越来越难听。他们先朝法警投石子，接着扔大块石头，接着扔烟头。他们不知道梅雷迪斯在哪里，否则他们会撕碎他。 在华盛顿，肯尼迪总统还没有了解到形势的最新发展就开始电视广播了。当时，据他所知，巴尼特信守自己的诺言，正让州警在维持治安。他向全国的电视观众说明梅雷迪斯现在已进入了大学的校园，阐述贯彻执行法院判决的必要性，赞扬密西西比人在美国历次参战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并向“老密西”的在校学生呼吁说：“事关你们大学和你们州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会起来维护这一声誉的。” 在奥克斯福德，学生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讥笑。有人夺来一辆救火车和一台推土机，要用来闯过法警的警卫线，冲进办公楼，但被几枚投掷得很准的手榴弹击退了。进攻者用可口可乐瓶子做的土炸弹还击。校园里乱哄哄的，混乱之中有时还可以听到清脆的枪声——这是隐蔽的狙击手在朝大会堂放枪。两个人被打死了：一名法国驻美记者和一名奥克斯福德的围观者。法警受伤的超过三分之一，有166人，其中有28名是被狙击手射伤的。 危机处在了，可肯尼迪总统一无所知，华盛顿与奥克斯福德的通讯中断了，直到卡曾巴赫从公用电话亭投着硬币告诉他事情已多么严重时，他才知道，自己在电视里的讲话多么幼稚。放下卡曾巴赫的电话，他马上给巴尼特打电话，要求他把警察派去现场，他打断巴尼特慢腾腾的推托和辩解，说：“听着，那里已经有人被打死了，事态正越变越糟。”约翰·肯尼迪听到暴力激化的消息十分伤心，他下令在孟菲斯待命的部队进入行动。部队的反应缓慢让肯尼迪苦恼，他每次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回答总是说部队“正在途中”，而奥克斯福德打给他的每一次电话总是绝望地询问部队在哪里。 从卡曾巴赫那里传来的全是坏消息，约翰·肯尼迪疾首蹙额，脸色灰白，他在通宵的等待和此起彼伏的电话声中，他诅咒自己相信了巴尼特，没有早点命令部队出动。 军队终于到达，约有二百名左右肇事者被逮捕，其中只有24名是学生，其余来自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第二天早上，梅雷迪斯由一群执法警官陪同，进入被打得破烂不堪的大会堂，在那里，板着面孔的注册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终于让他入学了。当时在办公楼里没有任何抵抗行为，只有无可奈何的神色和假惺惺的礼貌。当梅雷迪斯走出大会堂的时候，有人向他嚷道：“黑鬼，这就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 约翰·肯尼迪总统显然认为是值得的。他说：“如果……行政部门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者不能……保护梅雷迪斯先生……这个国家就不能生存……这个政府就会很快瓦解……那样付出的代价将比这大得多。”他认为，梅雷迪斯事件的代价可以分摊在随后和平入学所避免掉的许多其他事件上。他还补充说：“我认识到，这引起了大量怨恨我的情绪，但我真不知道他们希望美国总统要起别的什么作用。他们指望我履行宪法规定的誓言，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 总统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不久以后，密西西比州的事例所显示出的说服力促使克莱姆森大学接受第一个黑人学生和平入学。同时，密西西比州战役不是结束，而是开端，肯尼迪同南方的关系再也不会恢复老样子——在1963年更严重的危机和抉择在他面前。 到约翰·肯尼迪任总统的第三个年头，民权运动的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中间经过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和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事件，争取种族平等运动仿佛像一出连台戏一样，在这出戏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则扮演烈士的角色。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良心已被唤醒，他们的愤慨逐步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障碍。但是，这种时代就要结束。更为愤怒、激烈、不顾一切的黑人就要杀上舞台的中心。地位已经确立的黑人领域越来越发现，黑人青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趋势的出现，预示着在争取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将出现一个更为危险的时期。但是约翰·肯尼迪因为在这一年年底就被刺死，他没能经历更危险的时期，而只是经历了到下一台戏前的几幕插曲。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为“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这让伯明翰那个外号叫“公牛”的警察局长尤金·康纳，就是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拒绝派州警保护自由乘客的警察局长非常喜欢引用金的这句话，他为自己的顽固而骄傲。23年来，他一贯使用恐怖和残暴的手段来恐吓黑人领袖，无不获得成功。不仅伯明翰的学校完全实行种族隔离，这里的公共厕所、饮水站、剧场、公园、运动场、饭馆甚至教堂全是如此。联邦政府禁止种族歧视的规定，“公牛”康纳根本不在意。伯明翰长期以来一直被民权集团看作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主要对象，但1963年春，民权运动领袖们一直尽量不去招惹康纳，那时，康纳正在竟选市长，而种族问题的示威运动只会使他获得更多的白人选票。到4月份，竞选结束，康纳失败了。 康纳的失败引起了一场策划已久的斗争，在日益觉醒的黑人社会中，每天都有游行、请愿、抵制、静坐和类似的示威游行。康纳和他的部下每天都对付他们，用警棍、警犬、救火水龙带、装甲车，还逮捕他们。三千三百多名黑人，其中包括儿童，被关进了监狱，金本人也在内。金的妻子在得知丈夫被单独监禁时，为他的安全担心，她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的宽慰和保证使她放了心。 后来噩梦过去时，约翰·肯尼迪说：“民权运动应该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布尔·康纳。他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帮助了民权运动。”康纳的警犬用牙齿撕开黑人的衣服和用700磅压力的水龙头把黑人冲得紧贴建筑物不能动弹的照片被登在报纸的头版，这些恶心的情形使全国、全世界都为之激动。以前胆小的黑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内被激怒而采取了行动；过去漠不关心的白人也感到震惊而产生了同情心。约翰·肯尼迪看到美国人的良心终于开始被打动了，于是着手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使人们的良心觉悟到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约翰·肯尼迪在黑人问题上发表的公开演说是很少的，他一直在试图谋求不造成分裂的解决办法，他希望依靠说理和劝导解决问题，因此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抱怨政府对待伯明翰的态度，他们觉得约翰·肯尼迪过于软弱。 到5月初，司法部副部长说服了伯明翰比较负责的企业领袖们，使之认识到种族和谐比动乱对他们更有利。他们在就业的机会和公共设施方面做了一些改变。新上任的市长答应采用温和点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黑人领袖暂时停止了示威。约翰·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他们继续合作和前进。当有人问他这个解决办法是不是一个典型时，总统说：“我们还得看往后几天里伯明翰会出现什么情况。” 三天以后，约翰·肯尼迪得到了答复。5月12日下午，他得知，伯明翰一个黑人住宅和旅馆被炸弹炸毁了。恐惧、愤怒、骚乱和反骚乱再一次支配了伯明翰。约翰·肯尼迪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大约有3000名士兵迅速被派遣到伯明翰附近的各个基地。晚上9时，总统通过所有的广播网发表了一个简短而强有力的警告性声明。随后，在司法部部长同金牧师通过电话进行商谈时，约翰·肯尼迪在办公室内等候继续出现暴力行动危机的电话报告。 但是伯明翰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亚拉巴马州乔治·华莱士对派遣联邦部队的命令的法律根据表示异议，理由是他的州警有能力维持秩序。但约翰·肯尼迪因为在梅雷迪斯事件中过于迅速地接受类似保证，导致过于迟缓地调动联邦部队而吃亏，所以这次他坚定地回答说，他所拥有的镇压国内暴力行为的权力使他完全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行使和何时行使这种权力。 在伯明翰的情况时续时断地恢复之时，约翰·肯尼迪和华莱士却在逐步走向密西西比州那样的另一次对抗。在那次，当联邦部队终于到达奥克斯福德，保障了梅雷迪斯的安全之后，约翰·肯尼迪曾疲倦地问弟弟罗伯特，是否不久还会出现差不多的事情。罗伯特说，同梅雷迪斯案件相类似的亚拉巴马大学的一件诉讼案，将在1963年春达到同样严重的阶段。约翰·肯尼迪决心作好准备迎战，但决意避免另一次梅雷迪斯事件。他派了曾在古巴上空使用过的侦察机把亚拉巴马州州立大学的校园拍摄下来，军队指挥官便利用这些照片来部署兵力。他自己飞到了马瑟肖尔斯，在华莱士讲话的讲台上发言，简单地警告他不要违抗法律，司法部展开了一个深入细致的运动，去接触亚拉巴马州的教育家、编辑、牧师、企业家和其他社团领袖，希望造成一种友好团结的气氛。 根据法院的判决，三名黑人学生被宣布有资格在6月开始的大学夏季学期入学，一个进塔斯卡卢萨分校，另两名进塔斯卡卢萨大学本部。大学愿意让他们入学，有名望的亚拉巴马人也敦促华莱士不要抵抗，可华莱士州长生涯初展宏图，他决意借这个机会给本州人看，他是严格遵守竞选誓言的：他要站在亚拉巴马州每一座白人学校门口将黑人赶走。 约翰·肯尼迪不想过多地和华莱士纠缠，他想表演就让他表演吧。但肯尼迪自己这次所作的准备是细致而充分的，在附近本宁堡待命的部队已经坐上了直升飞机，校外的人完全被清出了校园，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两次发表的声明中，约翰·肯尼迪都表示希望使用部队是不必要的，希望所有亚拉巴马州人都认识到法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避免使用部队的方法就是遵守法律，随着决定的日子日益迫近，约翰·肯尼迪向华莱士发出劝告，请他离开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但华莱士不听劝告。 1963年6月11日，华莱士州长站在大学注册大楼门口，自知是愚蠢而无聊地朗读了他的一篇声明，作为对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朗读的总统声明的答复。但是当两名黑人学生被带进宿舍时，他却没有阻挠，他内心知道，任何程度、任何种类的反抗都无济于事。约翰·肯尼迪一直在电视里观看着他们的对抗，正如预先计划好的那样，他迅速把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当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塔斯卡卢萨告诉华莱士这个消息时，他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大骂一通后也就走了，两名学生没有遭到意外就注册入学了。 1963年6月11日这天，标志着州政府对取消大学种族隔离问题采取公开抵抗做法的结束，它也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承担起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义务的开端，在此之前，约翰·肯尼迪只是处理了一件又一件种族歧视的具体事件。 约翰·肯尼迪曾考虑，如果塔斯卡卢萨发生动乱，他就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但这次动乱未成事实，约翰·肯尼迪还是决定，趁着大家的注意力还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时，无论如何要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 约翰·肯尼迪一直都不认为民权问题仅仅是联邦政府的问题，他同副总统和司法部长一起会见了工会领袖和企业家，如剧院老板、餐馆经营者、百货商店经营者，要求他们在雇佣人员和服务方面消除种族界限，他还要求全国各地的市长改善他们的习惯做法和法令。早在1963年2月，约翰·肯尼迪还发表了他任期内的第一个民权咨文，它要求扩大民权委员会的作用，使民权委员会能充当对地方团体提供交换情报和互助的机构。它要求给予正在取消种族隔离的学区技术和经济援助。它要求对选举权的法律做种种修改。它大声疾呼要在所有地区实施平等权利，并检讨了行政当局所采取的步骤。这咨文不是应付任何危机或特殊压力的，而是约翰·肯尼迪总统自己倡议的产物，是他正常立法的一部分，它在黑人中受到欢迎，他们听得进去，可国会和国内其他人根本对它不屑一顾。 但到了6月11日这天，全国都开始倾听约翰·肯尼迪的计划了，亚拉巴马州的事件才刚刚过去。所有的人都在想他们的总统因此有何打算。但对约翰·肯尼迪来说，他的这次演说仍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它至少是以他三年来的思想演变、三个月来平等权利运动、三周的白宫会议、致国会的新咨文的稿本，以及6月9日对市长的讲话和“2月份的民权咨文”为根据的。 演说一开头先提到亚拉巴马大学，以此作为引言，演说的内容是宣布一些新的立法。这篇演说的动力就是约翰·肯尼迪，他的职务和他的国家对这一主张毫不含糊的保证：“种族问题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法律中是没有地位的。”他警告说：“威胁着公共安全的不满浪潮日益高涨”，他强调，国家的义务是使这项“伟大的变革……对大家都是和平和建设性的”。他概述了他将向国会提出的法案，但是着重指出“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必须在所有美国人的家庭中去解决。”他赞扬北方和南方那些有合作精神的公民，说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法律责任感而是出于人类尊严感。约翰·肯尼迪还说，种族问题在美国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也不是党派问题，而且甚至不单是“一个法律或立法问题”，单靠法律并不能使人了解什么是正确的，它主要是一个道义问题，他把种族问题看成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一场道义危机。 在此之前，除了亚伯拉罕·林肯，没有一个总统曾如此强烈地承认一切种族歧视的非正义性；在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总统可以坦然地忽视他有消除种族歧视的道义上的责任。 约翰·肯尼迪的演讲最终目的在于防止一个种族的不满情绪把国家分裂为二。他的讲话被黑人欢迎，但也激起了某些白人的深刻反感。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当黑人领袖们对肯尼迪的讲话发出欢呼，认为它是第二次解放宣言之后几小时，他们中的一员，密西西比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干事，便遭到暗杀。第二天在国会山，南方的参议员专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发誓要扼杀一切民权立法，关于“地区重新开发”的例行扩充计划，本来估计能顺利通过，但由于54个南方民主党人投票反对，它在众议院以五票之差被否决。共和党人公开地谈论，北方白人中的“强烈和不利的反应”会将约翰·肯尼迪和他的民权法案一起打倒的。 约翰·肯尼迪也并不想轻率地或贸然地拿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作赌注。随着危机的加深，他的忧虑也加深了。当他选择的办法：强调行政权力和投票权，被证明不足以对付种族危机时，他的战略也改变了。他明白他不只是对黑人负责，更要对国家负责。他以前一直认为，国家最高利益要求他避开一场得不偿失、两败俱伤的立法斗争，但他现在则认为，这种尝试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于是在6月19日，约翰·肯尼迪送交给国会一项内容最全面的民权法案，他知道，要使他的法案通过，不止是需要向国会呼吁。一场和平革命所需要的条件还不止是通过这个法案。这个法案不会解决种族关系的所有问题。这个法案必须由联邦、州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加以补充，还必须由开明的公民、私人企业、非官方的劳工组织和市民组织采取行动加以补充。约翰·肯尼迪在行动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他的努力在全国得到了响应，这使约翰·肯尼迪十分自豪。他高兴地看到连锁商店、剧院和餐馆自动取消了实施种族隔离的标记和做法，南方的市长和商会开始同黑人领袖商谈，北方和南方的雇主和工会开始减少种族限制，联邦发起的学徒训练计划使营造业向更多黑人开门，梅迪雷斯取得了学位，在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王子的县，学校在自愿基础上重新开学。进步是缓慢的，不充分的，但同以往数百年相比，则是迅速可喜的。 不过黑暗依然存在。亚拉巴马州的华莱士州长把黑人小孩从伯明翰和其他两个城市新设立的黑白人同校的学校里赶出来，伯明翰的一个黑人教堂被炸…… 夏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黑人示威减少的情况时，约翰·肯尼迪强调指出，应该利用一段平静的时期促成进步，而不能把这一时期看成运动已结束。他十分坦率地解释，示威之所以平静下来，部分原因是情况在好转，另一部分则因为重要的黑人领袖们认识到，种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任务，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极端主义的形式等于是作茧自缚。 约翰·肯尼迪讲话后不久，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告诉他，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时，他大吃一惊。他担心会弄得不可收拾。但他无法提出强硬的反对意见。 当游行的日期8月28日临近时，约翰·肯尼迪明确表示那天他将留在办公室里，他知道23万人的游行队伍有可能做出所有事情，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他决定不在游行队伍前露面，游行前也不会见黑人领袖。怀有几分大难临头恐惧感的人多不胜数，许多华盛顿人说那天他们哪也不去就待在家里，数千名加班的警察集合待命，4000名士兵在河对岸做好准备，有些国会议员要求为国会大厦提供保护。 但是到了8月28日，一切无比顺利。游行队伍所表现的昂扬精神和自我约束力使约翰·肯尼迪感到惊异，使全美国人惊异。来自各州各种族的参加者保持热情，耐心倾听文娱节目和马丁·路德·金的发言。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描述了将来和谐与平等完全实现的日子。 这次行动使约翰·肯尼迪深受感染，他在白宫欢迎这次游行的领袖们时对金说：“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他们的梦想也是他的梦想。约翰·肯尼迪并不以为这次游行会让国会对民权法案更感兴趣，也怀疑有任何种族隔离分子因此就改变了立场，但他相信，这次游行有助于让民权主义者团结得更紧。在如此庞大和焦躁的人群中竟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单凭这件事就唤起了人们新的兴趣，赢得了新的支持者。 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大多数白人是赞同肯尼迪的民权法案的，但同时，多数人又感到他走得太快了。 约翰·肯尼迪不是不清楚他的立场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影响。私下里他担心这个种族争端会让他在1964年落选，但他对一位黑人领袖说他绝不回头。在公开的场合，他仍然抱审慎而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人民迟早会大胆面对真理，亚伯拉罕·林肯的传统会被继承。 约翰·肯尼迪虽然不反对那些人称他的演说和法案为“第二次解放宣言”，但他本人并不热衷于比较。像第一次宣言一样，既由于信念，也由于必要，它正视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自由问题，也像第一次宣言一样，由于它立足于说理和解而遭到了黑人和白人双方的反对，但毫无疑问，约翰·肯尼迪做了他那个时代能做的，他继亚伯拉罕·林肯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1963年，在纪念第一次解放宣言一百周年时，约翰·肯尼迪写道：“那个宣言仅仅迈开了第一步——不幸的是，宣言的作者没有活下去推进这一工作。”他写的是林肯，却不幸言中他自己的命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导弹危机 早在1960年古巴开始接受苏联武器之前，就有传说古巴岛上有苏联导弹了。这种传说到了1962年夏天变得真实可靠起来。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在向古巴集结大规模进攻性设施。自7月初古巴武装部长、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到过莫斯科之后，古巴港口活动明显频繁，从黑海开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驶抵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马里埃尔。船上所载货物不详，但却令人生疑。这些船吃水很浅，而特点是舱口非常宽，而且每条船上都乘有大批苏联技术人员。及至8月底，在古巴的俄国人已经有五千多名。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查询站受讯问的难民说，他们目睹成队的卡车拖着用防水帆布包着的长形管状物件。有个从古巴回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曾看到其中之一的尾部并画下一张简图。同一星期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一家酒吧间夸口说，古巴现在已经有了装着核弹头的远程导弹。 传闻仍然让约翰·肯尼迪备感压力。自从猪湾事件以后，古巴一直是他在政治上最沉重的负担。1962年国会选举的迫近，古巴问题显得格外突出，虽然从1961年起，肯尼迪一直强调运用更为积极的间接的办法——拒绝古巴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禁止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向古巴出售武器，禁止向古巴输出除粮食和药品外的一切物资，禁止进口商和旅游者带进古巴出产的任何产品，对于从事同古巴进行集团贸易的单位限制其使用美国港口和船只——使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孤立，打击卡斯特罗的经济、声誉和政治目的。但无可否认，约翰·肯尼迪的这些措施都没有使卡斯特罗下台，这被那些反对约翰·肯尼迪的人利用来煽动政治局面。约翰·肯尼迪反对入侵古巴，但是保证“最为密切地注视着古巴发生的一切”。 9月初约翰·肯尼迪向公众透露通过侦察获得的情况时指出，迄今没有发现进攻性武器的证据。在古巴有越来越多可能用来袭击美国的苏联武器是令人不快的，但这同长期以来存在于古巴或别处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差别，因而还不足以成为做出军事反应的理由。不过他还是表示，如果确实是有这类武器，那就会出现最严重的问题。 苏联继续装运物资到古巴这一点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9月11日发表的好战声明——他称美国是个毫无斗志的国家，迫使约翰·肯尼迪在9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篇态度明确的声明，但一直到了此时，他视野的焦点仍不是古巴本身，他担心赫鲁晓夫是要把他拖入古巴的另一场纠纷，从而使卡斯特罗成为破坏美国同拉丁美洲各国关系的炸弹，然后苏联人则趁机对西柏林采取行动。由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约翰·肯尼迪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他没有向国会、新闻界以及国内好战派让步，他不想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把美国卷进一场不值得的战争中去。 约翰·肯尼迪一直没有得到关于导弹的确切消息。到10月初，他听到了蜜月旅行后回到首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的意见，约翰·麦科恩得悉一个月以来没有对古巴西部进行空中侦察，原因是在那里发现可能有萨姆导弹设施。谁也不愿冒险让萨姆导弹再打下一架u—2飞机，麦科恩对约翰·肯尼迪说，这个险非冒不可。10月9日，约翰·肯尼迪总统批准了u—2高空侦察机对古巴岛进行一次侦察，尤其注意西端，因为有情报表明在那个地区可能已有一个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 由于目标地区上空有云，也为训练新的u—2飞机的驾驶员，耽误了几天，10月14日清晨晴空万里，u—2飞机从南向北飞过了古巴西部的高空。当晚，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熟练的专家们对经过处理的一长卷胶片进行了审查分析，同早些时候拍的照片进行了比较，到星期一下午，照片上所看到的证明了传说中的导弹确实是存在的。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已修起了一片梯形场地，而这种场地到当时为止，还只是在u—2飞机拍摄的苏联照片中看到过。场地的四周都有萨姆导弹发射场，保卫着一座发射台。照片中看不到弹道导弹，但分析人员都能认出有导弹转运、装配和发射装置。 10月16日上午9点左右，邦迪在收到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一份详细情况汇报后，就去告诉了约翰·肯尼迪发生的事情，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花招非常恼怒，并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内心震惊无比，但脸上流露出的只是稍感意外的表情。他实在没料到苏联人企图在古巴这样一个地方采取如此轻率和冒险的行动，而他的态度似乎太乐观了。接连几个星期，他一直对难民们散播的狂热的传说持怀疑态度。 事实胜于雄辩，约翰·肯尼迪要邦迪在当天上午安排两次提供证据的会议。随后他开始准备对古巴出现进攻性导弹所作反应的公开声明。在他准备这些材料时，他其实并不太相信有必要根据声明采取行动。但在11点45分政府主要成员召开的会议上，技术专家送来的报告表明，再过十来天，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便可使用，当这一工程完成后，美国在遭到袭击时的报警将从一刻钟缩短到两三分钟。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卡特告诉肯尼迪，苏联的中近程弹道导弹能击中1100海里以外的目标，华盛顿、达拉斯、卡纳维拉尔角、圣路易以及这些地方之间的所有城市和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属的基地都在其射程之内。事情发展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与会的人普遍认为，美国作出任何反应都可能让局势恶化，但比听任赫鲁晓夫干下去好一点。 约翰·肯尼迪心情忧郁，但态度开始干脆，他第一个指示是大大增加u－2飞机的侦视，拍摄出更多的照片。约翰·肯尼迪现在可以提供出充分证据使美洲国家组织、盟国不再认为他对古巴是敏感、多疑的了，还需要更多的照片来确定事实，空军奉命每天对古巴全境侦察拍照。 约翰·肯尼迪的第二个指示是要求与会的成员迅速而细致的通盘考虑一下面临的种种危险和一切可采取的行动。这刻不容缓。这次会议和接下来的几个会议上，得出了几种方案的雏形。有人说，在导弹综合发射场可供使用之前就毁掉它，比如通过空中打击的方式，有人提到派遣美洲国家组织检查小组或者直接同卡斯特罗接触的可能性，还有人谈到，除发出警告和加强监视外，最好是海军封锁，这样不至于有太大伤亡。会议没有得出结论，但大多数人在此时却偏向空袭这个方案，约翰·肯尼迪一言不发，他觉得这个方案可能会导致对古巴的入侵，并最终引发一场战争。他需要考虑考虑。 约翰·肯尼迪的第三个指示是在事实真相和美国的反应能够公之于众之前，每个人都要严守秘密。他强调过早的泄密会使苏联加快行动，或者引起美国公众的惊慌。 本着这个宗旨，约翰·肯尼迪在开完会以后，仍按原计划前往康涅狄格州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直到午夜才返回华盛顿。 危机的第一天过去了。以后会发生些什么，约翰·肯尼迪不愿去设想。 10月17日，危机第二天，整个白天和大半个晚上，约翰·肯尼迪和他的政府主要成员都在开会。u—2飞机获得的新证据令人不寒而栗。苏联技术专家昼夜不停地工作。从照片上已看到导弹。在一周之内，16个，也许是32个导弹发射场就可供发射使用。除了有确凿证据表明，圣克里斯托瓦尔确有中程导弹发射场外，还发现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哈瓦那之间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设有射程2200百英里的远中程导弹发射场。远中程武器的准备工作将于12月1日完成，这就是军界所说的“第一次打击”武器。据估计，苏联用这些武器可以向美国本土的目标一次集中发射40枚核弹头。 10月17日的会议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苏联人为什么采取这样激烈的、危险的、一反常态的做法，下一步他们打算干什么？ 与会的人提出了几种答案。第一种是冷战策略的一步。赫鲁晓夫一向认为美国人胆小，一旦实际面对导弹，除了抗议，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因此将在全世界面前显得软弱和优柔寡断。这是对美国抵抗意志的一次试验和考验。如果赫鲁晓夫这一着成功的话，他就能从古巴用导弹扼住美国的咽喉，在西柏林问题上将立足于比以前更重要的地位，赫鲁晓夫在核武器上花了大量的金钱和力气之后，虽然并不是真的希望在战争中使用它，但至少他想试一试，用它来达到讹诈的目的。 第二种人认为古巴导弹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圈套。假设美国真的有反应，比如说进攻古巴，那么联合国会感到震惊，拉丁美洲国家的反美情绪会很激烈。一旦美国将精力转移到这方面，赫鲁晓夫就迅速进入西柏林。 第三种人觉得古巴导弹就是为了保卫古巴，古巴是苏联在西半球的惟一卫星国，这对赫鲁晓夫非常有价值。 第四种答案是苏联借这次机会与美国讨价还价地交易。赫鲁晓夫很了解古巴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所起的异常敏感的作用，他期待用这些导弹基地在一次最高会议上或者联合国中能作为同约翰·肯尼迪交锋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以这些导弹基地换取他所需要的那种柏林协定，或者让美国撤退其海外基地。 第五种答案是苏联人为了显示导弹实力。苏联人如果要发展州际弹道导弹来威胁美国，费用昂贵。如果在古巴设置基地，部署现有的中近程弹道导弹和中远程弹道导弹，苏联就能够迅速地、相当廉价地大大增加以美国为目标的导弹总数。这些导弹能够越过美国大多数导弹警报系统，在发射和到达目标这段时间里实际上让美国不能发出战术警报。 约翰·肯尼迪自己分析以后，认为第三种和第五种分析很有可能，但理由也不很充分。只有第一种分析最有可能。不管哪种分析是正确的，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苏联的行动得逞的话，那么正如总统在后来所说的，它都会在整个冷战中“从物质方面和政治方面改变力量的均势”。 约翰·肯尼迪也并不是自始至终泡在会场里，保密工作要求他维持正常的日程并履行其他的职责。然而无论身处何地，肯尼迪的外表看起来如何乐观镇定，他的内心总是忧郁、焦虑的，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仍然没有确定，可赫鲁晓夫的导弹也许不会等着他。 10月18日星期四，危机的第三天。空中摄影和照片审查分析人员们的辛勤工作表明，在古巴的苏联导弹是对着一批特定的美国城市的，几分钟之内可以使800万美国人丧命。据情报委员会在上午11点钟会议提出的最新报告，第一批导弹在18个小时之内就能做好发射准备，约翰·肯尼迪显然很紧张，不过他并不慌张，他对与会者说：“这个星期我得对得起我那薪水。” 约翰·肯尼迪这天接见了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约翰·肯尼迪总在努力把话题扯向导弹的事，可葛罗米柯不搭腔，约翰·肯尼迪知道他绝不可能从这次谈话中得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就什么也不说了。 不过这天也有较大的进展，原先很少有人支持的“封锁”计划在这天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听起来，“封锁”和导弹问题几乎无关，它既不能把导弹赶跑，也不能使别国觉得这种方式是正义的，公海上的自由是不容侵犯的。而且封锁也并不比空袭的方式好太多：它也有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军事行动，而且时间旷日持久，让人备受煎熬。 可“封锁”计划毫无疑问是最有限、最低调也最为保险的军事行动了。它给赫鲁晓夫提供一种选择，只要他的船避开，就可以避免一切直接军事对抗，至少，它可以在不打一枪或不杀伤一名苏联公民和古巴公民的情况下就实行起来，引起直接的军事报复的可能性有可是不大。即使真的在加勒比海上交锋，对美国来说，也是力度最大的。 而且因为封锁是有限的、低水平的，恰好可以使美国更有节制地，随着形势需要逐步升级，它可以作为向赫鲁晓夫发出的一种明白无误但又不是突然或屈辱性的警告，让他知道美国的行动的初级目标和终极目标。封锁避免了直接入侵古巴，可以使美洲国家和美国的盟国不反感，甚至可能赞赏美国的度量，这会给以后可能采取的行动铺平舆论道路。 当约翰·肯尼迪了解到多数人的意见统一于封锁时，他指示曾经是国际法教授的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为封锁古巴寻找法律上的根据。 由于保密的盖子仍然盖得严实，约翰·肯尼迪在10月19日，危机的第五天，又一次按照原来的约定离开华盛顿前去芝加哥帮助民主党人竞选。在华盛顿，封锁的准备工作在匆匆进行着，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大西洋司令部和加勒比海司令部于下午1点20分进入戒备状态。五角大楼宣布，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已要求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暂留六个星期，以便商谈“编制预算问题”。卡曾巴赫报告说，照他看来，在当前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封锁在法律上是说得过去的。约翰·肯尼迪得到卡曾巴赫的报告后决定，在下周一傍晚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报告情况，这已是最早的安排，因为事先还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执委会的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具体计划的大致轮廓初步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决定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对封锁表示赞同，为此，必须在有投票权的20个美洲共和国之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做到这一点很重要，封锁计划因此更具合法性。贝尔电话公司经理得到美国新闻署长副手唐·威尔逊的通知，让他的西班牙语广播电台随时准备广播危机的事实，但暂时不要告诉电台什么。 10月20日星期六，约翰·肯厄迪仍在芝加哥，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往芝加哥谢拉顿·黑石饭店给总统打电话，告诉他执委会已经准备好了行动计划。约翰·肯尼迪把新闻秘书塞林格叫到总统专用套房去，递给他一张纸条：“轻微上呼吸道感染，体温上升一度。天气恶劣多雨。建议返回华盛顿。”芝加哥时间9点35分，塞林格向报界宣布了这个消息。在空军一号座机里，他问肯尼迪，“总统先生，您的身体并没有什么问题吧？”肯尼迪回答说，“要是你一无所闻，那算你运气。” 总统座机在东部标准时间1点37分抵达安德鲁机场。执委会会议从下午2点半开始，最后，约翰·肯尼迪同意封锁。美国战术空军指挥部的司令官告诉他说，大规模空中偷袭也未必能够消灭古巴的全部导弹发射场和核武器，这使他对封锁的决定不再有丝毫犹豫。 前美国副总统艾德莱·史蒂文森这天来到华盛顿，提出一个办法，他建议约翰·肯尼迪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从古巴撤除导弹，美国也把设在土耳其的导弹撤掉，并放弃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海军基地。普遍地反应是强烈反对，约翰·肯瓦迪也觉得这未免过于姑息对手。 其他方面都进展顺利。星期一下午7点约翰·肯尼迪总统发表演说前应做的事都详密周致地安排妥当了：向美国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向国会领袖介绍情况。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也在准备之中。为了做好细节安排和整理法律依据，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参与了问题的讨论，即将发生某种重大事件的消息开始泄露出去。许许多多原定的旅行取消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灯火通明，许许多多应邀赴宴的高级官员要么中途托辞退席，要么压根不露面。《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和《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差不多掌握了大部分的事实。约翰·肯尼迪对此感到不安，他亲自打电话给他们二人，请求他们在星期二以前，不要把他们所知道的发表出去。 海军在加勒比海上部署了180艘舰艇。b—52轰炸机部队受命满载原子武器在空中飞行，一架飞机着陆后，它在空中的岗位立即由另一架接替。深夜，第一装甲师从得克萨斯开拔，前往佐治亚的港口准备上船。另外五个装甲师也处于戒备状态。这一切都被解释成早就安排好的加勒比海的海军演习。 10月21日星期日，在国务院，致各国政府首脑和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的43封公函已经写好，等待约翰·肯尼迪的签名，约翰·肯尼迪正在给赫鲁晓夫写信，这封信将连同他的演说稿副本一道送去。美国驻外使馆都已得到通知，要准备应付示威游行和暴力行动。第二天下午6点钟，在约翰·肯尼迪发表演说前一小时，美国驻各国大使将会收到说明情况的电报。 10月22日星期一中午，塞林格宣布，约翰·肯尼迪总统将在下午7点作电视演说，内容关系美国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 事情都很顺利，演说稿已修订好，高空拍摄的照片也提供给外国了，在土耳其和意大利基地上守卫核武器的美国人员奉命进入特别戒备，除非得到总统命令，不准发射这类武器。46个盟国使节、拉美各国驻美大使以及新兴国家的外交使节在听取情况介绍后，没有发生反对的情形，戴高乐总统知道一切后说，这正是他会采取的措施。艾德莱·史蒂文森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要求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来处理“由于在古巴秘密设置了能够向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地区发射热核弹头”的导弹，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 20位国会领袖接到通知，总统下午5点要会见他们，凡来不及搭民航机前来的，都由军用飞机，有的还使用了喷气式战斗机接来。对约翰·肯尼迪来说，这不仅是这天让他最不愉快的一件事，也是危机出现以来他面临最棘手的时刻。国会领袖知道事实后，无一不斥责封锁的办法过于软弱，强烈要求入侵古巴。可约翰·肯尼迪说，无论如何，入侵不能立即开始，最好的办法是同赫鲁晓夫磨。 国会领袖们不想听约翰·肯尼迪温文尔雅的解释，约翰·肯尼迪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向他们解释，他7点钟还要做电视演说，那是至关重要的。 约翰·肯尼迪在表明他坚定不移的决心之后，怒气冲冲地回到住宅去更换衣服。他对同去的索伦森嘟哝着说：“假如他们想干我这个差使，让他们干好了。对我来说，这差使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但到了去演说前，约翰·肯尼迪已经平静下来，他最初听到古巴导弹的消息时，反应不是也很激烈吗？ 7点钟演说准时开始。所有的电台和西班牙语广播网同时播出： “同胞们，晚安。政府遵守自己的诺言，一直对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集结情况保持着极为严密的监视。在过去的一周里，已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在那个被禁锢的岛上，正在修建一系列进攻性的导弹发射场。设置这种基地的目的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提供向西半球进攻的核打击能力。…… 由于引入这些能够突然进行大规模毁灭的大型的、远射程的和显然是进攻性的武器，古巴就急剧地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这构成对整个南北美洲的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 多年以来，苏联和美国双方都极其小心地部署战略核武器，从未打乱确保在没有重大挑战下绝不使用这些武器的不稳现状。我们自己的战略导弹从未利用秘密和欺骗的手段运往任何其他国家的境内。……美国公民已经适应于苏联境内或潜艇上所设置的苏联导弹瞄准下过日常生活。…… 但是人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同美国和本半球国家有特殊历史关系的地区，违反苏联的保证，无视美国的政策和本半球的政策，秘密、迅速和一反常态地设置导弹的做法，突然地、秘密地将战略武器第一次设置在苏联领土以外，是对现状做出蓄意挑衅和毫无理由的改变。…… “我们不会过早地或不必要地冒全球性核战争的风险。在核战争中，甚至胜利的果实也是到嘴的灰烬，然而，到了必须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绝不畏缩。” 约翰·肯尼迪引述了俄国人的一再许诺，说如今看来显然是蓄意欺骗，并郑重警告赫鲁晓夫：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袭击，必将招致美国对苏联的全面报复，企图闯越封锁线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 演说完毕后，约翰·肯尼迪收到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写的一份机密报告，详细开列了为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所准备的力量：足够向古巴目标发动2000架次攻击的军用飞机，由90000名海军陆战队和伞兵组成的入侵队伍，以及25万名增援部队，假如真的入侵古巴，美国伤亡人数估计有25000名。 约翰·肯尼迪还收到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说俄国人和古巴人莫名其妙地把他们的飞机一字摆开停放在机场上，像21年前在珍珠港的美国飞机一样等着被击毁。肯尼迪让空军上将泰勒派u－2飞机去佛罗里达美国空军基地进行高空摄影，说：“如果咱们的飞机也这么着，那倒有趣了”。果然，美国人的飞机也那样摆着，空军部迅速让飞机疏散开来。约翰·肯尼迪认为这个插曲很有意思，专门打电话告诉了弟弟罗伯特。 演说让有些美国人惊慌失措，有人企图离开美国，躲到别的安全之处，有人在忙着收拾他们的放射性尘埃防空洞。10月23日股票市场开始下跌。 可演说让赫鲁晓夫暂时停手了。莫斯科足足13个钟头毫无反应，然后，美国驻苏大使接到一份照令，指责美国的“海盗行为”，并否认设在古巴的导弹意在用于军事目的。苏联没有轰炸中东的美军基地，也没有封锁柏林，或是采取封闭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苏联的战略不管原进攻意图如何，都被约翰·肯尼迪的警告制止了。密苏联人调兵遣将的时间不多了，约翰·肯尼迪已经签署了封锁公告，明晨即将生效。公告上，被列入禁止通过的项目中包括进攻性导弹、轰炸机及其核弹头和电子装置。美海军已在加勒比海上跟踪俄国潜艇了。驶往古巴的25艘苏联商船并没有改变航线，这些商船正在接收着发自苏联的特大数量的密码电报。 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午9点钟开始举行，下午5点，会议以18票对零票，一票弃权通过了支持隔离封锁行动的议案。几乎是同时，美国驻牙买加、特立尼达、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大使们报告说，他们阻止苏联弹头空运进入古巴的努力已获成功；他们驻在国的政府都同意不准许苏联集团的飞机在飞往古巴的途中过境着陆。联合国也传来好消息，在安理会11个国家中，美国获七国支持。 全是些令人鼓舞的消息，约翰·肯尼迪把隔离截击线由800英里缩短为500英里，希望苏联因为这种表示友好的趋向而尽快解决问题。可麦克纳马拉从五角大楼打电话给他，u－2飞机新拍摄的照片表明，古巴的发射场修建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约翰·肯尼迪开始紧张起来。他讲话快起来，总是紧皱眉头。有人拍来一封电报，说他的行动是孤注一掷，找不到任何理由。一切看起来是疯狂行动。约翰·肯尼迪回电说“你应该更多地注意强盗，不应专注意抓强盗的人。” 10月24日，已是危机的第九天，上午10点，封锁线已展开。一支以“特遣—136”为番号的舰队从星期一下午就以每小时27海里全速前进，以便把由大西洋通往古巴的五条航道全部封锁起来。现在它们已分别到达各自岗位，在距古巴东端500英里的一条巨大的弧线上摆开。位于纠察线前哨的是13艘驱逐舰，然后是两艘巡洋舰，每艘侧翼各另有两艘巡洋舰，总共19艘。 但25艘苏联商船仍然朝着隔离线的方向驶来，其中两艘——“加加林”号和“科米尔斯”号，距纠察线只差几英里了。大约有六艘苏联潜艇与商船会合到了一起。在华盛顿，执委会等待着第一次阻截的发生。 由辅助u—2飞机对古巴进行特殊低空侦察的飞机所拍回的照片表明，地面上的工程仍继续在加速进行。八至十个导弹基地设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斯、瓜纳哈依和大萨瓜这几个城市附近。每个基地约有四个发射架，在古巴，至少有30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还有20架以上尚未拆箱的、能够向美国或拉丁美洲城市投掷核弹的伊柳辛——28轻型喷气轰炸机。在新拍摄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射台、导弹以及核弹仓库掩体。几天之内，就有几座发射台可以用来作战了。 在联合国，吴丹秘书长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发出内容相同的信，敦促双方在两三个星期内停止封锁和运送武器。在苏联同意拆除并迁走导弹基地之前，肯尼迪拒绝谈判。 第一线希望出现在上午10点32分，执委会会议开到一半时，20条苏联货船在海上停了下来，其中的六条，然后是12条，掉头了。约翰·肯尼迪感到松了口气，他几乎准备下令阻截了。 10月25日星期四8点钟，在美国宣布隔离封锁后的22个小时，美海军在海面上第一次拦截住一艘苏联商船——“布加勒斯特”号油轮。通过无线电说明自己的名称标志，声明船上所载全部均是石油之后，该船获准通过美舰的封锁线继续前进。8点35分，东德的客轮“人民之友”号载着20名学生开来，也获放行。约翰·肯尼迪训令一定要给各船船长充裕的时间向莫斯科请示。 可局势依然是险恶的。在古巴、导弹发射场的修建工程仍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继续进行着，伊柳辛—28型轰炸机正在拆箱、组装，苏联人的意图还不清楚，封锁也还没有受到真正的考验。约翰·肯尼迪继续施加压力。对一切妥协性的建议，他都回答说，导弹和轰炸机必须拆除，否则说什么也不成。 10月26日星期五，早上7点钟，美国驱逐舰“小约瑟·肯尼迪”号在东北方约180英里的公海上跟“马卢克拉”号货船通话。这是条苏联租用、美国建造的巴拿马货船。“肯尼迪”号发出国际信号“奥斯卡11月”，意思是让它停车，“马卢克拉”号的苏联船长照办了。海军得到约翰·肯尼迪批准后，派由美国水兵组成的一个武装检查组上船对“马卢克拉”号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违禁品，仅仅是卡车和卡车部件，这条船马上被放行。尽管这条船只是苏联租用的非集团国家的，可这次搜查仍旧给人希望和信心，至少它表明莫斯科已指示苏联船长接受检查。 当然，并非转危为安了。在古巴，苏联人仍在拼命地干着，几小时之内，第一批导弹将做好发射准备，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警告说，这一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约翰·肯尼迪总统就有理由采取进一步行动。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接到通知说，总统的克制最多不超过48小时。新闻界在推测事情的发展过程，许多报纸的大标题干脆说，一场入侵或空中打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约翰·肯尼迪第一次发脾气了，他一直在避免公众对他施加压力，可这些可恶的报纸什么都不顾了。 危机的第一次真正突破是下午1点钟。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美国广播公司负责采访国务院的电视评论员约翰·斯卡利接到苏联大使馆的一个熟人打来电话，那人叫亚历山大·福明，是大使馆参赞。福明十分激动地说，“事情非常重要，请在10分钟之内，到西方饭店里碰头”。斯卡利很忙，也很吃惊，但他去了，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西方饭店里，福明说他想知道美国是否愿意考虑就三项条款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除导弹；让卡斯特罗做出保证，以后不再接受进攻性武器；美国保证不侵略古巴。斯卡利说他去了解一下。7点35分，俩人又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碰头，斯卡利已经同腊斯克谈过，他告诉福明，美国政府对提议颇感兴趣。福明匆匆忙忙走了。 下午6点，赫鲁晓夫一封感情激动的长信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专线电传打字机开始传送过来，苏联总理第一次承认古巴有苏联导弹。他建议不再向古巴运送武器，只要肯尼迪答应不进攻古巴，可以把古巴境内的导弹撤走。这与福明所提的条件差不多。晚上10点，执委会开会考虑这些条件。十天以来，约翰·肯尼迪在就寝时第一次感到大概可以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了。约翰·肯尼迪绝没有想到他一觉醒来，危机就到了巅峰。 执委会通宵达旦的会议还未结束，致赫鲁晓夫的回信草拟未毕，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第二封信。这是一封公开信，全然没有提到前一封信。在美国政府看来，这封信是无法接受的。作为撤除导弹的条件，他要求撤除北约组织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执委会早先已经考虑过提出这种交换的可能性，决定予以拒绝，尽管在土耳其的丘比特导弹如今已没有什么军事价值，但政治价值不允许这种交换成立。一旦交换，土耳其人将认为美国放弃保护他们的义务，从而使西方联盟发生动摇。 这第二封信不仅在内容上与第一封信大不相同，文风也不似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第一封私信长篇大论，漫无边际，充满诡辩色彩，而这封信则像是一个委员会集体起草的，严厉郑重。联邦调查局报告说，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通向理智的桥梁看来已濒于崩塌。许多坏消息接踵而来，据报告，一艘新的苏联船只正在驶进隔离封锁区。新拍的照片显示，没有迹象表明导弹发射场的工程已停下来，恰恰相反，永久性的，耗资巨大的核弹头贮存库和兵营的兴建工作正在迅速地进行。最坏的消息是一名美国u—2飞机驾驶员在古巴上空被击毙，这说明导弹发射场的萨姆导弹基地已经投入使用，下一步就该发射导弹了。 早些时候，执委会曾讨论过，如果有架美国非武装飞机在执行一项监视任务时被击落的话，美国将会对苏联的萨姆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报复性打击。如果袭击继续发生，则把它们全部毁灭掉。当时，约翰·肯尼迪不肯授予空军全权去执行这种决定，现在，执行这种政策的时候到了，三军参谋长和执委会其他人都认为星期一发动空袭，紧接着进攻古巴，舍此别无他途，可约翰·肯尼迪还是不愿意授权，他希望再等一天，等待更多的关于美国飞机遭遇的情况，等待赫鲁晓夫的最后谈判立场。他说：“我所关心的不是这一步……而是双方相续升到第四步、第五步的时候——我怕那会儿我已不能升到第六步，因为已经没人去干了。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正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为了不引起新的争端，约翰·肯尼迪取消了当晚进行的用照明弹的飞行，因为照明弹有可能会被误认为飞机的空对地炮火。但他也不是无动于衷，他批准了一项通告，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侦察任务的有效进行，批准战斗机护航，并下令战斗机应该对米格机的任何进攻都予以回击。 双方都做好了战斗准备。美国的常规部队和核部队已在世界各地处于戒备状态。约翰·肯尼迪后来回忆说，10月27日这天，核战争的爆发比以往任何时候离人类都近，如果苏联船只继续开来，如果萨姆导弹继续发射，如果操纵导弹的士兵们继续工作，以及如果赫鲁晓夫继续坚持交换，逼他让步的话，他也只能选择战争了。 在最坏的结果未出现之前，约翰·肯尼迪不想放弃努力。他决定把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看作是宣传，只就第一封信作答。按照这个办法，执委会成员分别起草了几种信稿，可罗伯特·肯尼迪都不满意，约翰·肯尼迪便让他和索伦森去起草那封信。他自己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写了一封私信，强调危险已迅速临近，请他急速查明，苏联是否愿意马上停止在古巴的那些基地工程，并在联合国的核实下，使这些武器处于不能用的状态，以便可以讨论各种解决方案。 给赫鲁晓夫的信仅限于回答他第一封信中提到的建议，没有理睬土耳其基地问题。约翰·肯尼迪批准了这封信，着眼于速度和心理影响，这封信在发往莫斯科不久，就向全世界公布了。信中说他已接受了苏联的条件，然后约翰·肯尼迪要司法部长打电话给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请他到司法部，给他看了这封信的副本，同时带给多勃雷宁一个口信，时间不多了，只有几个钟头了，总统必须在第二天得到答复，美国可以朝着和平裁军的方向走去，但也可以采取强硬、势不可挡的报复行动。约翰·肯尼迪相信这个口信会传到克里姆林宫去。 10月2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午9点，莫斯科电台宣布，9点整将广播重要声明。要么是和平，要么是战争，这将是最后的界限。如果赫鲁晓夫拒绝了约翰·肯尼迪的条件，美国将发动进攻。 苏联广播员开始宣读赫鲁晓夫的答复。关键在第三段： “为了尽快消除危害和平事业的冲突……苏联政府……已发出一道新的命令，撤除你们所谓进攻性的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消息是确实的。约翰·肯尼迪感到非常满意，他告诉三军参谋长，不要让特遣136舰队显示威力了。但他也是有所保留的，他知道赫鲁晓夫的这次退让必然是极其困难的，卡斯特罗也会阻挠导弹的撤出，苏联人没有和他商量，他宣称被出卖了，拒绝合作。约翰·肯尼迪告诫他的官员切不可声称美国取得了胜利。他给苏联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结尾是： “我认为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有关地面和外层空间核武器的扩散问题，并为争取禁止核试验做出巨大的努力。” 古巴曾是约翰·肯尼迪失败的地点，而这次成为他成功的地点。正是第一次古巴危机的严酷教训让他用稳健地来处理第二次危机，他以一种精心斟酌过的防御、外交和对话相结合的手段赢得了一场个人和国家的竞赛的胜利。约翰·肯尼迪在《勇者之像》这本书的序言中有一段话，可能是对他一生中这13天生活的最好评价：“他可能活得很久，他也可能干上很多事，但这次是顶峰，他绝不能超过今天他所做的事情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越南难越 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约翰·肯尼迪在众议员时期就看出了越南势必引起麻烦，1951年他访问越南，回美国后，他说：“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东南亚国家中想取得胜利都是没有希望的。”但随着政治生涯的继续，他也受到冷战言论的影响，冷战派人物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绝不能再失掉越南了。在肯尼迪开始卷入东南亚时，是无法避免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卷入东南亚的继续，杜鲁门政府向在越南的法国人提供了多半的费用，艾森豪威尔给越南总统吴庭艳的一封信里保证美国帮助越南政府发展和维护一个强大的、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和侵略。 不管在1954年以前美国在越南有无重大利害关系，艾森豪威尔的保证已经让美国和越南无法分割，七年以后，当约翰·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时，邻国政府某种程度已经把安全寄托于美国有无能力信守对西贡的保证时，原先似乎没有道理的多米诺理论——越南的失败将引起美国在东南亚的一系列失败，进而导致美国在世界冷战中的失败——就具有了充分根据，约翰·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在他承袭下来的总的形势中干下去。 1960年12月，肯尼迪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对手胡志明宣布组成民族解放阵线。当约翰逊副总统问吴庭艳是否需要一点美国兵时，他拒绝了，但他又承认，帮助还是需要的。于是，肯尼迪批准了400名特种部队士兵去越南担任训练工作，美国向越南派出部队自此开始了。 1961年5月，新任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到达西贡时，越南的局势已经不妙，乡村的情况日益恶化，游击队自由来去。美国情报局一份报告警告说，西贡政府实际上依赖寡头政治，容忍贪污，已经有很多人对吴庭艳的领导产生怀疑。最严重的时期即将来临。 在华盛顿，约翰·肯尼迪所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人们敦促白宫对越南各地不同官僚体制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要求肯尼迪把打败越共作为真正和最终目标。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他保证，只消40000名美国部队的士兵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胁”，再加上128000人就足以抵抗住北越和中国可能进行的干涉。国防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建议同吴庭艳谈判，探讨订立“防御安全同盟的可能性”。五角大楼也敦促美国尽早毫不留情地对越南的战争进行干预。 约翰·肯尼迪下令做进一步研究，同意扩大在西贡的685人的美事顾问团，同时批准了再为吴庭艳装备20000名越南部队并承担其费用的计划。但他非常谨慎，没有派美国部队去参加战斗。肯尼迪在猪湾事件以后，对他的激进主义的自由派顾问不完全放心，他还在怀疑卷入越南是否明智。 越南的局势一周比一周糟糕，政治上的崩溃已达到惊人程度，社会秩序混乱无比。6月间，越共游击队占领了一个省会，处决了省长，吴庭艳的部队四处逃散。他无可奈何地要求与美国签订双边防御条约。瑙尔汀报告华盛顿后立即得到了肯定答复。约翰·肯尼迪为此派出一个高级调查团前往西贡，其中包括两位最受他信任的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一位将军和一位好战的文官成为关键时刻肯尼迪在越南的耳目，泰勒—罗斯托报告形成了越南问题的一大转折。 为了挽救吴庭艳的命运，泰勒—罗斯托报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国顾问；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出8000名美国步兵，需要时还得增加。作为调查团主要成员的泰勒希望肯尼迪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 政府中对泰勒—罗斯托报告提出疑问的惟一高级人员只有肯尼迪自己。他拒绝在电视广播中发表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因为那会把越南问题搞的和柏林问题一样明显，他还尖锐地指出，泰勒、罗斯托对美国干预越南的效果是乐观的，可怎样才能成功，他们根本没有提出办法，最让肯尼迪惊愕的还是关于派遣部队的建议，他所有的越南问题顾问几乎都赞成这一建议，说它是考验美国信用的“试金石”，是美国决心承担对越南义务的象征。但肯尼迪否认了这个建议，他说：“他们要一支美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这是必要的，但事情的发展会与柏林的情形一模一样：部队开入，高奏乐曲，群众欢呼，可四天之后，谁都把它忘了，然后又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派遣更多的部队。这就好像喝酒，酒劲一过，你又得再喝。” 虽然如此，肯尼迪也难免为多数人的意见所左右，他否决了派遣美国部队的建议，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有所让步，从1961年12月起，开始加强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一样，肯尼迪在同吴庭艳公开交换的信件中肯定了这一安排。但是没有规定美国援助的限额，以及这一援助到何时为止，只笼统地说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时候为止。 肯尼迪的顾问对这封信的态度不尽一致，泰勒并不认为其中包含了什么危险，他从菲律宾打电话给总统说：“通过南越卷入一场亚洲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并不十分严重。”但乔治·鲍尔对此举却十分不安。他说，吴庭艳一定会让美国派出步兵，否则他不会罢休。这正是他的真正目的，他可以用美国人为他打仗了，政权由他自己来巩固。他预计不出五年，就会有30万美国部队在越南。肯尼迪虽不十分乐观，却也认为乔治·鲍尔是在危言耸听。 1962年2月，保罗·哈金斯将军到达越南任美事援助顾问团团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和驻西贡大使瑙尔汀一起，让约翰·肯尼迪不知不觉地加快了在越南行动的步伐。如果肯尼迪在越南问题上的结果是一出悲剧，那么他选用这两个人就是悲剧中的悲剧。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因循守旧，对亚洲毫无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国务院中强硬的派推荐的，不论出现什么危机，他都认为美国需要他站在吴庭艳一边，可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时，他却一去多日，到爱琴岛上悠哉悠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更是糟糕，他因为二战时贯彻长官的命令雷厉风行而得到一个绰号“枪通条”，但他有时却不那么遵守命令，尤其是在肯尼迪要他如实报告越南战争的进展情况时。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况，不管消息好坏。可哈金斯却不喜欢把坏消息告诉肯尼迪，他认为这于他不利。他觉得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坏消息不会再来，以后都将是好消息。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反对越共的战斗将会不断进展。 哈金斯到越南后对越共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称为“日出行动”。他告诉记者，他计划建立一系列设防的战略村，由民防队防守，同他一起搞这个计划的是越南总统的弟弟吴庭儒，紧接着华盛顿得到报告说，战略村已获得惊人成功，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都居住在战略村里，战局看来已经开始扭转。西贡捷报频传。也有人怀疑哈金斯，可拿瑙尔汀的话加以核实后就信以为真了，因为瑙尔汀也觉得一切如意。 实际上，战略村的试验完全失败了。越南的恶劣现状丝毫未改。可约翰·肯尼迪远在华盛顿什么也不知道。从战地而来的报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写了，悲观的和不受欢迎的消息全部被删除，代之以彻底的虚构，能够揭穿哈金斯谎言的只有美国报纸派驻越南的记者发回国的消息，约翰·肯厄迪却不大乐意相信他们的话。恰好此时，越共游击队的活动有所下降，这正好是哈金斯这个单人新闻社向约翰·肯尼迪发表好消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宣称，“日出行动”为战场带来了晴朗的天空。他们兴高采烈，华盛顿也为他们这种洋洋得意的情绪所感染，肯尼迪又惊又喜，当下批准了把西贡的司令部从2000人扩大为16000人，把美事援助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这种乐观约翰·肯尼迪一直保持到1963年年初。1月14日的国情咨文中，他一开头就说：“侵略的矛头已在越南受挫。”其他人也一样自信。一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宣称：“在越南，我们已经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战争在一年内便将取得胜利了。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正在产生非常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由于看到越南“政府和人民无形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和战略村计划的实施特别受到鼓舞，他称战略村是“可以抱谨慎的乐观态度的最重要的根据”。 越南的局势倒也是真的平静了许多，只可惜这是一片汪海，表面平静，内里啸腾，越共在积蓄力量，吴庭艳的胆小的司令官也不想去撩拨他们，忿恨吴庭艳的情绪四处蔓延，批评吴庭艳的人并非全是越共，年轻的佛教徒和和尚，贫穷、激进、好战，属于中下层阶级，他们对说着法语、信奉罗马天主教、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的上层官僚阶级、享有无数特权的吴庭艳十分不满。双方剑拔弩张，稍有风吹草动一场争斗即发。 斗争在1963年5月初终于爆发，佛教徒在古都顺化市举行集会，纪念佛的第二千五百八十七诞辰，而带领政府军的一些军官却命令他们散开，他们拒不服从，于是军队就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九人。吴庭艳拒绝道歉。6月11日，一位广德和尚，用一种惊人的示威方式，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大街上，安静地等待着另外几个和尚往他身上浇汽油，然后他划根火柴，使自己顿时化为一团烈焰，还有几个和尚也仿照他的模样。事先得到通知的新闻界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照片，看报的美国公众大吃一惊，但西贡政府无动于衷，吴庭艳的弟媳对记者说，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进行“烧烤表演”时，她都高兴得为他们鼓掌。 在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下，吴庭艳于6月15日勉强同意满足佛教徒的某些要求。但很快谁都看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实行。6月30日，佛教徒的示威又重新爆发了。学生也开始闹事，报道这次骚乱的美国记者在街上受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使约翰·肯尼迪无法忍受。冷战的解冻给他一种新的推动力，希望停下越南的战火。首先必须停战，然后才能把他在美国大学里所说的“和平的战略”向全世界提出：“不是用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于世界的美国式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全人类的和平，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诸如和无能，在新的计划中，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的顽固立场已不那么重要，肯尼迪打算对他们采用高压手段。当他7月初发现瑙尔汀到遥远的爱琴岛度假去了时，他马上派了一位新的使节到西贡。他挑中了亨利·卡伯特·洛奇。 瑙尔汀从西贡回国时，说到把两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谦让和容忍，相互尊重和深刻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文不对题，但瑙尔汀却认为他应该那样说，吴庭艳刚刚向他保证，绝不打击佛教徒了。六天以后，吴庭艳派遣他的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和和尚，威吓他们的信徒。这些袭击者为了掩饰身份都穿着正规陆军制服，但是在48小时以后，真相便已透露出去，因为吴庭儒夫人说这次袭击是自从他们1955年摧毁平川教以来的最快乐的日子。 洛奇是在袭击的第二天到达西贡的，他有种感觉，这次袭击佛教徒也是对美国的一次打击。吴庭艳进一步失势，他的外交部长辞职表示抗议，并且自己也剃成和尚的光头。在华盛顿，吴庭儒夫人的父亲，南越驻美大使，声明和他女儿断绝关系，“”毫不含糊地把袭击佛寺的罪责全归于吴庭儒夫妇，吴庭艳手下的不愿参与这类暴行的将领们于是开始密谋反对他。洛奇向华盛顿拍发电报说，这些密谋者希望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抱什么态度，他应该怎样对他们说。 给洛奇的回答足以说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那一天是8月24日，星期六，约翰·肯尼迪在海恩尼斯港，政府中的好战派都外出了，给洛奇的回电是一些对西贡政权极为不满的官员起草并通过的，回电坦率地告诉洛奇：吴庭儒夫妇必须搞掉，可是当所有的人都回到华盛顿时，马上争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当约翰·肯尼迪决定要每一个人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时，又谁也不肯承担否定原电的责任了。 肯尼迪的顾问、官员们对西贡内部形势的意见分歧让肯尼迪深感忧虑，无论是继续支持吴庭艳还是插手干预南越的内政，美国在越南的前景都不甚美妙。肯尼迪开始责备自己对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没有更侧重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可为时已晚。洛奇向南越的将军们开了绿灯，可为时已晚。他打电报回来说已经走上了推翻吴庭艳政府的道路，如果再回头就有失体面。 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可肯尼迪在白宫等了几天、几个星期，政变都没有发生，那些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由于对和尚的镇压，使他们的力量受到牵制，一些带头的人物已被外调，吴庭艳加强了对西贡周围军队的限制，国务院询问洛奇，那些将军到底想不想干，洛奇说：“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贪生怕死。” 看到吴庭艳安然无事，政府中的好战者又活跃起来，认为美队必须留在南越一直到战胜越共，不赞成政变。反对吴庭艳的人也坚持着。秋天快到时，华盛顿两派之间的分歧一天大似一天，约翰·肯尼迪也无法从中选择某一派作为行动的依据。于是到9月，他又派了一个调查团去西贡。调查团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神”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一位对南越有相当丰富经验的高级外交官约瑟夫·门登霍尔。他们回来后，肯尼迪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他们俩人分别做报告，克鲁拉克将军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没有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鸦雀无声，好一阵，肯尼迪问：“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在华盛顿的意见分歧深似鸿沟的同时，在西贡的洛奇与哈金斯将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恶化，俩人都是波士顿人，两家原是世交，可现在，彼此连话几乎都不讲了。9月下旬，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到达西贡，企图再一次了解局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在机场上，洛奇企图抢先见到麦克纳马拉，因而派出他手下的两个人去挡住哈金斯的路。尽管如此，哈金斯仍像以前一样兴高采烈。他的乐观情绪后来反映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联合报告的开头一段中。报告说，吴庭艳的军队“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并在继续取得进展”，报告接着说，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各队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第一批1000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前撤出，全部美队将在1965年年底撤离回国。报告附带攻击了罗伯特·肯尼迪要立即将美国人撤出越南的建议，认为它荒谬至极，报告全部观点可总结为一句话：“南越的安全对于美国仍然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力求实现的主要目标是：不把这个国家丢给，及时镇压越共的叛乱。” 但此时，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已得不到支持，约翰·肯尼迪本人就越来越不同意。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他明确说，如果越南共和国要在反对越共的斗争中得胜，那就必须“改变政策，也许还要改换人马”。他过去曾经说过，“我认为除非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而在我看来，最近两个月以来，该政府已经完全脱离人民了……归根结蒂，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或者接受失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派遣美国人去做顾问，但是要赢得这场战争却只能靠他们，越南人民。” 10月初，给吴庭艳的每月100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不声不响停止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忿忿谴责肯尼迪，吴庭儒夫人到了加利福尼亚，准备周游美国做巡回演说，在右派集团的支持下攻击肯尼迪的政策。但这次旅行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受到华盛顿官方的抵制。她的父亲、前驻美大使陈文章在曼哈顿演说，谈她过身之处留下的一路“熏天恶臭”。到坎布里奇的时候，她就几乎没有听众了。 在西贡，政府似乎已越来越无现实感，吴庭儒开始发表一系列反美言论，扬言要同河内结盟，把美国人逐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清除了佛教徒之后将矛头对准了学生，在一连串莫名的搜查中，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被关进了监狱。连天主教徒也开始受到迫害，这种情况下，所有越南人，不分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都向一个人求援，这个人在军队中最富威信，叫杨文明，他们请求他搞掉吴庭艳和吴庭儒，杨文明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越南站的头头约翰·理查森联系，征求他的意见，理查森避开哈金斯将军为杨文明和洛奇安排了一次会见。洛奇告诉杨文明，美国人决不阻止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美国的援助将给另一个政府。他把这情况报告给白宫，约翰·肯尼迪批准了。似乎除了吴庭艳、吴庭儒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人谁都知道即将发生政变，哈金斯还信誓旦旦地对肯尼迪保证：绝不会发生政变，说政变的人都是在散布谣言，他已经核查过，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约翰·肯尼迪对哈金斯所说的一切都不置可否，他不知道政变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知道它的规模，可他知道这次是真的会有这么一次，哈金斯的保证显得多么好笑：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但这是可能的，《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已经收到了暗传消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即将政变的信号。 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日，越南时间午后1点，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有卫兵和顶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七英尺高的围墙保卫，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几卡车政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向着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了进攻，另外一些士兵则在重要的交通路口设下了路障，叛军迅速占领了机场、警察局，在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的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14位将军和7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陆军、公安部队、民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追求个人野心，置祖国的利益于不顾……” 傍晚，迫击炮和大炮开始围攻嘉隆宫，次日，吴庭艳、吴庭儒兄弟被处死。 吴庭儒夫人是住在贝弗利山的旅馆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她哭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约翰·肯尼迪。事实上，肯尼迪自猪湾事件以来，还是第一次感到震惊和不安。他觉得吴庭艳不应该被杀掉，而且一个不稳定的军政府在西贡接管了权力，新的领导人也并没有特殊的政治才能。政府其他人听到政变消息都默然接受了，只有副总统约翰逊很不高兴，肯尼迪就任后不久，派他去西贡访问，他是吴庭艳的朋友，他不愿意自己的朋友遭此劫难。 西贡人却和约翰逊的看法大不相同。他们把那一天当作节日来欢庆，在大街上跳舞，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西贡只在一角钱的硬币上才能看到前总统的肖像了，获胜的将军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尊敬。洛奇成为这一时期以来在公共场合第一个受欢迎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人都认为前途大有希望，为反对这个统治家族而联合起来的各个派系似乎很得人心，足以使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约翰·肯尼迪的不安却日益增多。吴庭艳在位肯定会导致很糟的局面——内战，他已经失去了民心，但是吴庭艳死后，长期被掩盖起来的军事地位的恶化明显起来，政府不断地更换，以后会更换得很快。作为反应，美国将派遣216000名士兵去越南，而53000名士兵将永远回不了家园。搞掉吴庭艳并没有导致南越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政府，而是使美国在南越的责任加大了。事实证明，试图稳定西贡政权而又不削弱它，试图增加美国在越南的影响又不致西贡成为傀儡，是一件困难的事。三年来的越南战争反映了这种现实：1961年谨慎而小心，1962年自信而乐观，1963年则变得惴惴不安。 麦克纳马拉—泰勒10月2日的报告仍然放在约翰·肯尼迪的办公桌上，他不想那么急于处理它，越南的情况是欠佳，也许在恶化，可有时候走的太快反而会摔跟头，已是1963年年底，1964年是个选举年，对任何重大问题暂时不做出明确决定是有好处的。 约翰·肯尼迪并不知道半月之后他就会远离人世，他觉得还有时间容他不慌不忙地把这件事做完。 无论如何，从1963年的情况来看，越南问题解决的希望还非常渺茫。约翰·肯尼迪表示美国的目的是最后撤出越南，但是他越来越怀疑军方就战争进程经常提出的乐观报告。在越南，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招募到足够的游击队，使战争延长许多年。肯尼迪认为，这场斗争很可能是对美国耐力和耐心的最严峻的考验。但局面却是毫无解决办法的，难以对付的，乱七八糟的。所以约翰·肯尼迪说，提出放弃这样不稳定的一个盟国和代价这么昂贵的一次义务只会使人快意。所以他决心把军队留下来。 虽然越南问题或许并没有成为肯尼迪政府耗费时间最多的问题之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断言约翰·肯尼迪从来没有重视过越南问题，但是后来披露出的关于这场战争由来的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其他一度是保密的文件，却迫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场战争是肯尼迪政府耗费时间最多的问题之一，而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对肯尼迪的公断也是严峻的。大多数美国人记得他们的国家在肯尼迪死后开始走下坡路，可滑坡的原因正是越南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肯尼迪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场对美国安全根本无关大局的战争面前，肯尼迪把从过去痛苦教训中得来的金玉良言当作耳边风。毕生难忘在朝鲜的冒险经历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发出警告，反对在亚洲大陆牺牲美国的一兵一卒，夏尔·戴高乐将军——他的国家还没有从在越南的无谓流血牺牲中恢复元气——他警告肯尼迪不要陷进去。但这两个人的忠告，肯尼迪都没有接受——他也许有不得已的一面。他无法摆脱他一群顾问的意见而独立行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经济策略 约翰·肯尼迪就任之时，正是美国从一场短暂却尖锐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之时，这也是他能够当选总统的原因之一。尽管尼克松和经济顾问阿瑟·伯恩斯俩人都提出过劝说，但艾森豪威尔未能使经济活跃起来。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他致国会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沉重指出： “美国的经济处于麻烦之境，我们是在历时七个月的衰退，三年半的萧条，五年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九年的农业收入下跌之后就职的。” 就在肯尼迪就职后的四年里，美国从困境中崛起，经历了这个国家现代史中时间最长、势头最猛的经济发展，在这四年里，商品和劳务供应的增长超出了先前的八年。 1960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三，1961年到1963年三年的平均增长率提高了一倍。到1963年年底，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六，为275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制造业的生产设备闲置的数字减少了一半，7000万人就业的大关第一次被突破。二战后循环性经济衰退的趋势被打破了；1963年预期会出现的经济衰退并未如期而至。 所有表明经济状况的指标几乎都处于历史的巅峰，可约翰·肯尼迪在经济学方面并没有多少正式的阅历，他是凭着一颗对美国负责的心和超人的才能弥补他在经济方面的有限阅历。而且在他的周围集聚着一批美国历史上可能最有学识、最有发言权的经济学家。 1961年约翰·肯尼迪上台伊始，就开始有计划地反经济衰退。2月2日，他就向国会送去了一份准备了好几个星期的全面的经济咨文，提议通过下列法案： a.对失业津贴增加13个星期的临时补助； b.重新开发贫困地区； c.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扩大这一措施的实施范围； d.把救济金扩大到失业工人的子女； e.增加社会保险金并鼓励提早退休； f.给生产谷物的农民提供紧急救济； g.为全面的房屋建筑和贫民窟的清除计划提供经费。 到3月时，七项中的第一项便成为法律，到这年6月底，全部法案都经肯尼迪签署了，这就是著名的反衰退计划，可以说是约翰·肯尼迪1961年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最大成绩。 这七项措施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微不足道和为时已晚的。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计划让近300万名失业工人增加了近八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使75万名儿童及其父母获得了两亿美元以上的额外福利津贴，对一千个以上的贫困县拨出了四亿多美元的救济金，对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下的人拨出了17500百万美元以提高他们的工资，根据新的住房建筑法，据估计提供了近42万个建筑工人就业的机会，所有这些，对美国经济从困境中的崛起都是大有裨益的。 约翰·肯尼迪的计划不仅仅是要求国会通过法令以协助他，他也不想等待国会主动采取什么行动。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采取行动。他指示所有的联邦机构加速它们的采购和建设工作——换言之，即由联邦提供费用来刺激经济。他把一个建设邮政局的计划压缩到六个月内完成，他提早发放了十亿美元以上的州建公路补助经费，他提高了农产品价格补贴并予以提前支付；他还加速分发了应予退还的税款和军人的人寿保险分红，为了扩大信贷和刺激房屋建筑，他下令降低联邦住宅管理局担保的贷款所规定的最高利率，降低小企业管理局在贫困地区贷款的利率，同时通过联邦住宅银行尽可能地扩大信贷和放宽贷款的范围；为了救济失业工人，他又扩大了剩余粮食的分配，指示优先照顾与国防合同有关的贫困地区，为穷人制订了一个试验性的食品券计划，并扩大了美国就业局的服务范围。最后他鼓励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购买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以帮助维持较低的长期贷款利率。 肯尼迪采取的这些行政措施使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短时间内剧增，但是它对恢复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行动不仅提供了经济复苏的原动力，而且也为恢复基本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信心是复苏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私人支出的那股势力很可能迟早会使衰退结束，但那是一种太缓慢的途径，此外，肯尼迪不希望再出现一次像1958年经济衰退后所呈现的那种贫血症似的经济复苏。那一次，生产、就业和工厂设备的利用率都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前，另一次衰退接着又来了。 肯尼迪在1961年年初的努力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可形势依旧是严峻的。肯尼迪在整个国家的发展状态中发现，他在经济方面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呆滞局面，这种局面提出的问题比单从衰退走向复苏具有更加严重和更加长期的性质。就某种意义上说，他遇到了和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似的问题：30年代，寻找工作的人面临着就业机会特别少的局面，在60年代，潜在工人的人数特别高，远远超出了可提供的就业机会。除非经济增长得很快，否则人力资源的增长速度永远会超过新的就业机会，那么失业现象也就无法避免。从1947年到1962年以前，民间劳动力增加了近1200万男女，而就业的机会只增加了1000万个位置，肯尼迪算了一笔账，按愿意找工作而找不到全日制工作的人来计算，即使在繁荣的年代里损失的工作时数也要达到惊人的十亿个工作日，等于整个美国整整三个星期完全停止生产、服务和发薪。 失业问题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一般经济问题，但肯尼迪不准备忽视它，他清楚地认识到，失业是经济呆滞的根源，也是他用特殊的办法解决的那些特殊问题——如萧条地区问题，低于法定标准的工资问题等——产生的根源。他对国会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大规模的失业是很糟糕的，而在繁荣时期，大规模的失业则是不能容忍的。” 技术的发展使就业机会减少，这并非什么新鲜事，而到五六十年代，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足以把新技术顶替掉的工人吸收进去，就成为失业的一个新的但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机器加快发展的步子从一个工业部门扩大到另一个工业部门，从农场扩大到工厂，从装配线扩大到营业处，工人正以每周35000人的速度被取代掉，这一点使人们越来越惊恐。在约翰·肯尼迪进入国会时，铁路司机使用柴油发电机的比重不到百分之十五，而到他当总统时，这个数字上升到了百分之九十七。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看到，使用机器后，46个矿工所挖的煤相当于他刚进国会时100个矿工的工作量，他还看到失业了好几年的矿工脸上露出的那种失望的神色。在他担任总统后，联邦政府本身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使用了计算机和自动化设备来代替公务员和抄写人员。 约翰·肯尼迪期望能改变这种状况。他指示他的经济顾问们向他提供最多的关于欧洲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他看来，西欧的稳定繁荣提供了证明，迅速自动化并不一定会导致严重失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说，自动化并不是敌人，机器能够使人的生活更舒适点，如果不由机器来支配人的话。自动化能够提供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这种目标的达到需要劳资双方合作以及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开动脑筋。 约翰·肯尼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只是开动脑筋，而可谓绞尽脑汁，原农业工人，被机器顶替了的年龄较大的工人，还有许多其他年轻人充斥着美国各地的劳动市场。这些人要么是非熟练工人，要么是老技术的熟练工人，于是，肯尼迪觉得应该训练他们，使他们获得工业变化所需要的技术。这种思想在肯尼迪的一系列计划中贯串之，如有关萧条地区，公共福利，青年就业，扫盲，以及第一个全面的有关人力发展和援助的联邦计划。 好心不见得有好报。不仅那些安于现状的富裕者反对肯尼迪这些计划，劳工运动对肯尼迪的这些计划也觉得有些不耐烦。他们觉得进展太慢，他们等不及了，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每周工作35小时，而拿与每周工作40小时同样的工资。肯尼迪没有支持他们，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将对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他本人为防止通货膨胀以免吞没购买力所作的种种努力也将产生不利影响。肯尼迪承认，最终一个工作时数较少的工作周可能是合乎标准的，但他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瓜分现有的数目过少的就业机会。 “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这是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概括的他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也适用于他的国家。正是为此，肯尼迪把解决失业看成了头等大事，他使用赤字开支和放宽信贷的办法来同失业作斗争。但1961年的美元危机严重限制了他在反衰退的斗争中充分利用货币政策——降低利率。 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国际收支逆差。从这个国家流出的美元要比流入的多。在肯尼迪就职前的十年中，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美元数量稳步增长，但在1958年前，美国的黄金储备基本稳定，国际收支逆差是适度的。从1957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由于种种因素的合力，如高价美国商品未能渗入竞争日益激烈的欧洲市场，西欧日益增长的经济已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外国政府限制它们的公民在美国企业投资的数额，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由通常的每年约十亿美元急剧上升到40亿美元，从而使美国的黄金储备与国外美元持有者拥有的美元数之比发生了危机，1960年这一年，美国黄金外流总数达到近20亿美元。有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说美国黄金储备将不足以应付国外美元持有者的需要，除非新总统提高黄金价格，但这样做就使美元贬了值。 约翰·肯尼迪无意使美元贬值，也不想用停止信贷、停止进口或停止美元兑换等办法制止美元和黄金外流。他并不认为一定要在削弱国内经济或削弱美元的国外价值之间做出抉择，但肯尼迪的确意识到，国内经济肯定会受影响。他最担心的是，权力很大，不受约束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可能提高利率来妨碍经济恢复，经济恢复需要降低利率。马丁一贯害怕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约翰·肯尼迪根据法律是不能命令马丁做任何工作的，于是他开始私下里接近他，与他商谈，赞扬他的工作，邀请马丁到他的办公室参加定期召开的机要会议，这一招挺奏效，同前几年破纪录的利率提高刚好相反，抵押贷款和债券的长期利率全降低了。与此同时，短期利率则明显提高，使它足以阻止短期资金继续大量外流。 1961年即将过去时，约翰·肯尼迪的反衰退计划——以反贫穷反失业为中心——已经使美国经济走出了低谷，人们开始用“生气勃勃”或类似的词语形容经济的发展。 但到了1962年，经济发展的步子缓慢起来。虽然还在向前，但活力已经消失。失业率又回升到百分之五点五这一令人不安的数字上。而这一年，肯尼迪遇到的最棘手的事件莫过于4月的钢铁涨价，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私人利益集团对总统恢复经济的努力以及对总统的职权和责任的最直接、最艰险的挑战。 虽然约翰·肯尼迪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戏剧性对抗在1962年4月才达到，但约翰·肯尼迪在一年以前就对钢铁价格的提高会影响国际收支和反通货膨胀的努力这一问题表示了注意。 约翰·肯尼迪的注意不是毫无根据的。钢铁工业是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且它的价格对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如此重大，它的产品又是其他资本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它的价格高低长期以来就是所有工业产品价格的前导。“钢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也就随之而来”，这是长期以来正确地总结起这个国家价格动向的一句精辟的话。 可摆在肯尼迪面前的正是他所不愿的。钢铁工人的工资预定在10月1日将自动增加，这是根据1960年的一项协议所允许的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的增加——那个协议结束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钢铁工人罢工，报刊上报道，钢铁工业界越来越多的议论着届时钢铁涨价的事。 约翰·肯尼迪同协助拟订那份合同的戈德堡法律顾问商量，是否应该请求钢铁工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在10月1日提高工资，但戈德堡说这将是对国家信誉的损害。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分析表明，10月1日增加工资可以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实现，日益增长的生产率让这种情况能够实现。 9月6日，肯尼迪写了一封公开信给12家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敦促他们不要在10月1日或以后提高价格，详细地阐明更高的钢铁价格会对国家的国际收支和物价的稳定带来危害，特别是对钢铁出口将会造成的损害。同时，肯尼迪也提醒他们，政府为阻止他们所引起的任何通货膨胀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将会推迟美国更迅速地从衰退中恢复发展，也将妨碍钢铁工业实现生产能力更大利用率的希望。 总经理们都给了肯尼迪他们的答案，有几个人是深思熟虑，另有几个显得草率，但价格确实没有调高。一周以后，肯尼迪写信给钢铁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敦促他为了全美国的利益，在1962年签一项劳资协议。为了减少顾客由于认为可能发生的罢工或大幅度涨价不可避免而进行的破坏性钢铁囤积，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要求劳资双方加快他们之间的谈判。在肯尼迪的同意下，戈德堡先后同钢铁工业的主要谈判代表r·康德拉·库珀、钢铁工人工会主席麦克唐纳会谈。1962年1月23日，肯尼迪在白宫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罗杰·布劳及麦克唐纳做了私人会晤。 在所有会谈中，肯尼迪都试图表明，重要的不是早日签订一项协议，而是签订一项能使涨价成为不必要的协议。也就是说，肯尼迪希望劳资双方自己同意不涨价，而不是由政府要求钢铁工业做出维持价格稳定的保证，真要是那样，就显得不甚得体。 谈判几经挫折，到3月底时，劳工双方签订了协议。这项协议没有规定提高工资率，但规定每小时增加一角或百分之二点五的小额津贴，而钢铁巨头们也同意不提高价格。 1962年钢铁工业的协议，是1954年以后第一次在没有发生罢工的情况下而达成的协议，是人们记忆中的第一次明确地、完全地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达成的协议。它受到了欢迎。肯尼迪在给资方代表和工会总部的同一份电话声明中赞扬这项协议是“负责的，有着高度的工业政治家风度”，而且“为继续保持价格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劳资双方对协议的态度不尽相同，工会会员为自己做的牺牲而高兴，资方代表却冷冰冰的。但劳资双方对肯尼迪关于协议的重要作用都没有表示异议。代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报纸和杂志都松了口气，认为钢铁涨价已是逝去的危险。然而就在下一周，肯尼迪从钢铁工业界中得到消息，钢铁涨价迫在眉睫。劳工部长对此表示怀疑，个别公司已在履行协议合同，而且在过去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改变钢铁工业成本情况。 4月10日，劳资双方签订了协议中最后一个主要合同。肯尼迪发现他的约会时间表上在午后5点3刻安排着同罗杰·布劳的一次约会，肯尼迪问戈德堡这是怎么回事，戈德堡说是布劳提出的要求，他也不知道布劳想跟他再谈点什么。 布劳想谈点什么很快就一清二楚，他递给肯尼迪一份美国钢铁公司准备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宣布每吨钢铁涨价六美元，四倍于新的刚刚签订的劳资协议中规定的成本价。 肯尼迪大吃一惊，他感到有些紧张，全部反通货膨胀的计划都将化为泡影，钢铁工业是他做出了最大努力使价格稳定的工业，如果该工业可以对他发出的，为了国家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呼吁进行戏弄，那么国内还有哪一部门还会对他的能力和魄力表示信任呢？他们都会觉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可以毫不用介意的总统。 最让肯尼迪不舒服的是，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曾亲自地同工人订立一项不会导致钢铁涨价的合同。总统的威信和权力被他利用了来帮助说服钢铁工人工会，要他们为稳定价格而接受公司提出的较低的工资。如今合同上墨迹未干，他所代表的资方却宣布所有产品大幅度全面的涨价。肯尼迪觉得他陷入一场骗局，他自己的信用受到了威胁，因为工会方面有理由觉得，是肯尼迪引诱他们进入歧途。肯尼迪没有同布劳争论什么，只冷冷地对他说：“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然后离开了。肯尼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这项涨价都必须被撤销，否则不仅是经济上的灾难，也是对总统职位和他本人的公开侮辱。他回忆起他那位当过大使的父亲在钢铁工业界短暂服务期间以及在海运委员会同钢铁工业界领袖们进行斗争时说的一句话：“钢铁界的人都是畜牲。”他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透彻地领悟到它的正确。钢铁工业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成功地公然蔑视总统，但这次他们看错了人。 肯尼迪在第二天的电视讲话中表明了他的决心和愤怒：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钢铁公司同时采取了相同的行动，把每吨钢的价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这是毫无理由的、不负责任的无视公众利益的行为。 “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正面临着柏林和东南亚的重大危机，我们在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稳定，我们要求后备军连续几个月离开他们的家乡和家庭，要求军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过去的两天内就有四个人在越南牺牲了。同时，我们还请求工会会员压低工资的要求。就在我们正要求全体美国人民有所克制和做出牺牲的时刻，一小撮把追求个人势力和利润放在公共责任感之上的钢铁公司经理人员，竟然如此蔑视18500万美国人民的利益，对此，美国人民同我一样，是难以接受的。” 接下去讲时，肯尼迪的声音是冰冷的： “……前些时候，我要求每个美国人考虑，他将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也要求钢铁公司考虑这一问题，在过去24小时内，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答复。” 肯尼迪不仅在舆论上争取了主动，也开始采取行动反对涨价。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这并非全部直接因为钢铁价格的上升，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肯尼迪就这个问题召见了麦克纳马拉。他同意国防部与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随后，联邦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做出了类似声明。 司法部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去调查定价问题。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宣布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 但这些都还算不上强有力的武器，都没有提供撤销钢铁涨价的措施。 看来惟一切实可行的行动就是采取新的立法措施，通过立法限制钢铁工业，比如对钢铁工业征收关税和国内赋税，可这会导致政府同钢铁工业的直接对抗，也将减少钢铁工业的就业人员，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考虑到这些，肯尼迪就不愿通过立法这一途径解决问题，但他保留了他这项权利，他说，如果短期内不能撤销涨价，他将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 肯尼迪继续展开舆论战，他指示他的经济顾问编了一份《钢铁实况》广为传发，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州长对钢铁涨价表示遗憾，并要求地方钢铁界人士不要加入涨价，政府发言人奉命参加各种电视访问节目。参议院和众议院中大多数人支持肯尼迪，全国的社评作者和专栏作家的大多数也一样。 罗杰·布劳和钢铁界的领袖被公众抨击得体无完肤。在这个时候，肯尼迪开始同那些保持不涨价的钢铁公司、有可能撤销涨价的钢铁公司及与钢铁业有关的人士接触，希望钢铁公司内部有人倒戈。 这一分化策略的不少希望寄托在芝加哥的内陆钢铁公司身上。该公司的总经理被认为是一个工业政治家。果不出所料，在肯尼迪最感困难时，它宣布不涨价，随后，凯泽钢铁公司也做了同样的宣布，还有另一家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宣布，它将来至多仅考虑对某几种产品有选择地涨价。 前景变得稍为明朗一点。宣布不涨价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时还摇摆不定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大概拥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钢铁生产力，如果它们坚持不涨价，就可能使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这意味着他们从那些宣布涨价的公司手中抢走了百分之十的生意，可事实上，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弃那额外的百分之十里边的任何一宗生意。因而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努力的对象移到了阿姆科钢铁公司。 在对阿姆科钢铁公司施加影响的同时，肯尼迪也没有放弃与美国钢铁公司这家最大的钢铁公司和谈的机会。毕竟最迫切的是需要撤销涨价，戈德堡被派到纽约与罗杰·布劳进行秘密会谈。有取得一致的可能，但过程艰难，肯尼迪通过他的官员表示，钢铁工业与政府之间的气氛日见紧张，他对能否制止较为急躁的国会议员采取严厉的立法措施表示怀疑。 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人意料。当戈德堡还在同罗杰·布劳争论时，钢铁工业中坚持不涨价的公司已经取得优势，全国第二家最大的钢铁生产者伯利恒公司——它是内陆钢铁公司在中西部市场上和凯泽钢铁公司在西海岸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也是国际部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已经撤销了涨价的决定。 伯利恒公司的通告为白宫带去了欢乐，肯尼迪当时已经踏上了检阅大西洋舰队的旅程，当他抵达目的地时，他听见了更好的消息：美联社纽约电——美国钢铁公司今天撤销了它星期二提出的钢铁涨价。 此时，距罗杰·布劳去白宫晋见约翰·肯尼迪大约72小时。在这72小时里，肯尼迪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能力：动员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与工具，来使他的纲领、他的威望和他的职位免受一次严重的打击。 胜利的约翰·肯尼迪显得宽宏大量，失败的钢铁界中有些人则开始攻击他。有一幅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事实正是如此，肯尼迪的确在管理美国。 不容约翰·肯尼迪歇气，更糟的事情就如洪而至。1962年5月，纽约证券市场暴跌，是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一天中跌落幅度最大的一次。在一个月里，道·琼斯平均指数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大公司的领导把这种困境归于肯尼迪同布劳的对抗，但事实并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忘记了股票价格在前一年12月就已经开始下跌了。 被大加渲染的股票价格暴跌，以及连续三天后螺旋形陡降和持续四周的连续下跌让肯尼迪刚松弛的弦又绷紧了。他在5月29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决定催促通过一些悬而未决的经济法案以外，还考虑了三个新的行动步骤。第一方案是肯尼迪做一次公开讲话，使全国消除疑虑，把行情的波动置于正确的地位，回顾一下经济的基本实力，拿现状与192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号召公众保持镇定和信心，但肯尼迪放弃了这条路，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发表全国性的公开电视讲话只会把惊慌传给更多人。第二个方案是考虑降低保证金——股票购买人赊购股票时必须交付的现金的百分数。这个方案也遭搁浅，因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缺乏信用贷款是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则会认为，任何紧急行动都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有严重困难。第三个方案是把所得税“暂时”削减50至100亿美元，但国会不会通过此项法案。 到10月下旬，股票市场又开始繁荣，又回升到1962年12月的高度，并从那个高度继续上升。保证金在危机后的六个星期后还是悄悄降低到了百分之五十。股票危机给肯尼迪上了一课，让肯尼迪品尝惊险，也给了他机会。让他在1963年的经济领域内有了大展宏图的可能。 处理股票危机的第三种方案——临时减税其实不仅仅同股票市场有关，也同美国总的经济情况息息相关。在缺乏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肯尼迪也拿不准是否有必要为此和国会作斗争。尽管他周围的人向他施加了不少压力，责怪他拖拉和犹豫不决，他仍然拒绝鲁莽行事。 肯尼迪在等待着出现支持减税的根据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用行政办法缓解经济紧张的现象。到了7月，他审查了经济报告后，确信看不出有什么足以使他和国会信服的衰退迹象后，肯尼迪于8月13日在白宫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了一份经济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将在1963年提出一项长期减税法案，并拒绝搞暂时减税，他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长期减税是……在最为有利的时期才发动的一种强有力的有效武器。如果今晚就提出紧急减税——这种减税现在既不能证明是正当的，也不会成为法律——这将会不必要地损害我们在国内外的声誉。” 这篇单调的演说为历来最大胆、最有影响的美国国内经济措施之一——1963年减税100亿美元的法案奠定了基础。这次减税是在没有碰到甚至没有预示即将发生预算盈余或开支缩减或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提出的。 由于忙于处理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一直到1962年12月才真正积极地忙于减税法案。他为此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一些共和党企业主在赤字、支出和经济繁荣都日益增长的时刻，接受大量减税。肯尼迪并非信心十足，当他在纽约旅馆内他的房间里检查最后一份讲稿时，他说假如他能够说服他们，也就能够说服任何人了。 他确实说服了那些人，这篇演说极受欢迎，它既没有提出赋税改革的细节，也没有提出赤字大小的细节。 肯尼迪因此受到鼓舞，开始把减税看作是对付仍然在折磨他的持续不断的失业最为有力的武器。当他谈到这法案时，谈的主要内容全是减税，而不再是初始的赋税改革。 但肯尼迪没有说服甚至打动一下国会里的人。他们对此一点不热心。如果说1962年经济有衰退迹象时国会尚且不愿意通过减税法案，那么到了1963年没有衰退迹象，而且预算庞大且不平衡的情况下，国会似乎没有理由对肯尼迪的减税法案感兴趣。 共和党人把减税称为“历史上最大的赌博”，并且预测失业人数不会因此下降，但肯尼迪面对嘲笑很冷静，他说等充分就业实现以后，就不会有赤字了，所以不必害怕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而建立我们未来的经济力量所造成的赤字；如果要把减税推迟到预算支出的削减数字能与之相等时，就意味着一直要等到美国的人口停止增长和人停止威胁的时候。 就在这时，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加入了这场争吵。他把“庞大的赤字，大手大脚的新开支和大幅度的减税”这种“三结合”称为“财政上的盲动”。这不会使美国通向一个大好机运的国家，而只会造成一个债务重重和财政混乱的大废墟。他赞成从肯尼迪的预算中削减130亿到150亿。 约翰·肯尼迪没有和前任直接交锋，但几星期后，在回答全国报刊编辑的一个问题时，他回击了艾森豪威尔： “我强烈反对有人谈论的那种大规模削减预算的做法，削减50，100，甚至150亿美元。我想不出有什么措施会比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了。而且我认为，主张这样做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使我们陷入1958年的衰退，并导致1958年的125亿美元赤字，最大的黄金和美元外流，以及1960年的衰退等问题的财政金融政策的设计者。而我们希望做得比他们好一些。” 肯尼迪整个春天都在奔忙，不是在说服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就是在说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米尔斯。最后，当众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时，肯尼迪再一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演说稿中插入了若干例证，说明法案将会如何减少一个典型家庭的缴纳税款，而他们节省下来的税款如何又将会用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演说稿还有肯尼迪喜欢的一些统计数字，如每天应提供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均每14个月就出现一次衰退，60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比50年代的多七百万。还有一些他自己惯用的句子“我们需要减税，使现在这股势头的动力不致消耗光”；“我们这个国家是整个拱门的拱心石”等等。 这次演说获得了成功。这项法案也获得了成功。虽然不是肯尼迪最后完成了它，因为他死了，是他的继任人终于使它完善。可这项法律颁布的前后，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空前发展时期。这项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坚韧性的纪念碑。 尼克松曾指责肯尼迪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有一点无可否认，肯尼迪在白宫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即使在减税前，他任内美国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七，失业率为百分之五，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一点三，在艾森豪威尔任内，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三，等到减税，国民生产总值猛然上升，失业率降至百分之四点四。对肯尼迪自己来说，他是一个打了高分的优等生，对他的国家来说，他算得上一位理智审慎又具智慧的好老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梦断达拉斯 1963年5月，约翰·肯尼迪在亲人和朋友的关注下愉快地度过了46岁生日。 肯尼迪本人对于1963年的感觉以及对未来前程的展望都是比较乐观的。这一年初召开的第八十八届国会被认为是民主党的一个胜利，因为民主党在两院的席位增加了。新国会还反映出某种地域上的渐变：来自中西部和大西部的民主党参议员人数增加了，而来自南部的却略有减少。参众两院都明显地出现了政治上越来越年轻的新的一代。 诚然，第八十八届国会对肯尼迪总统的请求还不是有求必应的，但他与这届国会的关系比以往的国会关系要好得多。从第一个会期开始，第八十八届国会就令人惊异地对肯尼迪总统心目中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给予了相当圆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关系整个教育界的问题。肯尼迪关于教育的几个提案在1961年和1962年相继遭到共和党以及民主党保守派的联合反对而失败。1963年，肯尼迪再次反击，把提案重点转移到高等教育方面来。这一年，高等教育设施法轻而易举地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并批准了一个由联邦赠款或贷款资助公立或私立高等院校筹建或改善其设施的五年计划。按照这个五年计划，联邦共拿出12亿美元，足够分给各州以进行筹建或改善高校科研教学设施之用，并给建立大学研究院或协作研究中心提供了资金，对于私立高校类似的扩建也给予贷款。这届国会还批准了肯尼迪提出的关于职业教育的广泛措施，扩大人口密集地区教育补贴，延长并扩大了国防教育法的权限。 由于美国在这一年普遍的繁荣征兆和顺利度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人松了一口气；1963年，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大为缓和。这一年，苏联与中国的矛盾加深，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得以改善。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发表的一篇颇具政治家才干的精辟演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和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提请听众注意核屠杀的危险以及美苏都有厌战感时，约翰·肯尼迪说： “让我们重新检讨一下我们对待冷战的态度吧。…… “我们应当与今日实际存在的世界打交道，而不是与假设过去18年历史不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个虚幻的世界打交道。……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结束我们的分歧，至少也要促使一个多样化的世界相安无事。因为，归根到底，我们之间存在着最根本的联系，这就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行星上，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都关心着孩子们的美好前程。况且，我们之中谁都不能永生。” 但是，6月26日，约翰·肯尼迪从美国乘飞机来到西柏林。他看到了在一夜之间耸立起来的后来在历史书中非常著名的柏林墙。这堵墙使约翰·肯尼迪非常恼火。他在那儿发表了演说，宣称支持保卫西柏林，抵抗苏联和统一德国的一切努力。他向欢呼的人群高声说，他是他们最可靠的朋友。他还用德语说了一句“我是柏林人”，使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接着，他去祖籍爱尔兰进行了四天访问，到意大利会见了新任教皇保罗六世，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在那不勒斯的会议，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强调西方联合。 在肯尼迪关于禁核试验的演说公开之后，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演说表示赞许。他欣然保证，只要其他国家不采取类似行动，苏联将遵从肯尼迪关于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声明。肯尼迪因此就宣布在此时已奄奄一息的裁军谈判将于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会议上恢复。 到8月初，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要分娩了。杰奎琳当时在海恩尼斯港学骑马，腹痛开始时被送到一家空军基地医院。电话打到白宫，肯尼迪正在开会，20分钟后，他乘一架只有八个座位的洛克希德喷气式小飞机赶往医院。杰奎琳还未等到丈夫到来，就进行了剖腹产手术，孩子由于早产，只有四磅重，是个男孩，由于太瘦小虚弱，基地的随军教士急忙给他施行了洗礼。孩子取名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这是肯尼迪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前面两个孩子，一个女孩，叫卡罗兰·布维尔·肯尼迪，一个儿子，叫小约翰·布维尔·肯尼迪。 肯尼迪抵达时，孩子已放在保育箱里，黄昏时，护士把用暖箱保育着的孩子用轮车推入杰基的病房。由于孩子感染了透明膜病，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把他送到医疗条件较好的波士顿儿童医疗中心。但是这天下午，孩子夭折了。 肯尼迪在罗伯特的陪同下，在波士顿儿童医疗中心度过了一夜，随后又飞回奥梯斯，来到杰奎琳身边。杰奎琳对丈夫说，尽管孩子夭折对她是个大的打击，“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去你！”在她丈夫被暗杀以后，这句话还会萦绕在她心间。 杰奎琳的一位朋友听说了她孩子夭折后，给她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引用了阿士基腊斯的一句诗：“悲伤一滴一滴地滴在我心头”。杰奎琳非常感动，这正是她当时的心情。 就在这个时候，著名的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向杰奎琳和小李两姐妹发出邀请，建议她们到希腊游览各岛，他将把他的游艇“克丽丝蒂娜”交给她们支配，连同船上的人员一起。 杰奎琳一刻也没犹豫就接受了邀请，她渴望欧洲之行能使她的心情得以改变。但是约翰·肯尼迪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杰奎琳能够在游玩中心情变好，另一方面，由于朝野关于奥纳西斯想变成总统的姻兄弟将娶小李为妻的流言，肯尼迪又比较犹豫，因为这样对他次年的竞选不利。 最后，总统同意杰奎琳和小李在拉茨维尔以及小罗斯福夫人的陪同下前往欧洲。“克丽丝蒂娜”号游艇，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艇，有325英尺长，以奥纳西斯的女儿的名字来命名。它是杰奎琳见到过的精力最充沛、最生气勃勃的男人——奥纳西斯漂亮的家。奥纳西斯是个杰出的人，没有受到过正规教育，但很有教养。他博学多阅，对流行世界各式事情知道的非常详细。奥纳西斯光彩照人，富有魅力。登艇后的第一天晚上，奥纳西斯设宴招待杰奎琳，利用甲板上镶铺着马赛克的游泳池举行了舞会。杰奎琳第二天开始游览，几天后又作为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客人观光了摩洛哥，然后飞回华盛顿。 此时肯厄迪在国内正忙着禁止核试验的说服工作。在达成莫斯科协议后，肯尼迪又向全国发表了一篇颇具说服力的演说。他说：“人类在核武器出现以后所进行的避免在地球上发生大规模毁灭的阴暗前景”的斗争中，莫斯科条约可以比作“一道划破黑暗的阳光”。他冷静地分析说：“签订了这个条约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不过，它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向和平迈进了一步，向理智迈进了一步，离战争走远了一步。”不到两个月，条约愈来愈受到公众支持。军方及其在参议院中有势力的朋友们证明是很难说服的。空军将领是最顽固的反对者。由空军界人士及国防工业承包商组成的空军协会，竭尽其疏通议员反对批准这个条约之能事。参议院于1963年9月24日以80票对19票批准禁止核试验条约。 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被认为是美苏之间消除龃龉的一剂良药，并有助于将冷战转变为一种不太疯狂的对抗。这个条约事实上是让美国得了便宜。条约稳定了美国居于核优势而苏联居于核劣势这一现状。从赫鲁晓夫的政治前途看，承认这一点，使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刚刚从古巴危机中脱身不久，又对美国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的立场表示让步，再加上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在导弹方面居优势，以及美国还打算进一步扩大军备差距的巨额军费计划，凡此种种都无疑地是他在13个月以后被赶下台的重大因素。约翰·肯尼迪在向美方兜售禁试条约上也花了高昂的代价。一半出于自己的意愿，一半是为了使三军参谋长接受这个条约，肯尼迪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向三军参谋长保证“……仍存在全面的、积极的和继续进行的地下核试验计划”，如果确属对国家安全有必要，即使是毁约也要恢复大气层试验。军界要人被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所举出的事实有力地说服了，即无限制试验核武器更有可能使苏联缩短其与美国的差距；而地下核试验，由于需要更多的经费与技术经验，可以确保美国长期的优势。 规定可以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有关条款为集中力量将武器竞赛转入地下开了方便之门，甚至后来造成了武器竞赛的升级。美国科学家一度认为只有在大气层才能发展和试验的所有武器，都成功地转入地下。在签订部分禁试条约后的五年内，由于有了允许在地下试验的条款，所以在实际上，核试验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禁止核试验条约尽管得到一百个国家的签字，但是中国拒绝签字，因为在核时代的这样一个协定，只会成为美苏联合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阴谋。法国总统戴高乐也拒绝签字，他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核特权地位，条约并不能真正削减世界军备。肯尼迪想通过许诺帮助法国进行地下核试验来使法国就范，但戴高乐不为所动。 为了保证能防止两个超级大国因情报不确或相反误会而走上战争的道路，美苏两国于1963年8月达成协议，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热线。这种为了迅即取得通讯联系的途径，实际上是取道伦敦和赫尔辛基的电传打字机，美苏两国在各自首都借助电子设备当场译成和译出双方通话的密码。肯尼迪展望未来，满怀希望，预计美国将会走上他精心策划的繁荣和强大的道路。谁也不会想到肯尼迪的达拉斯之行竟发生一场可怕的悲剧。 随着1964年大选年的临近，肯尼迪及其顾问们越来越重视那些可能阻碍他蝉联下一任总统的雄心抱负的战略性问题。这方面的一个次要性的麻烦是民主党在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家乡得克萨斯州发生了分裂，以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州长约翰·康纳利为首的极端保守派不和睦，危及民主党在该州的选票人的选票，肯尼迪决定在1963年11月下旬飞往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他指靠副总统与两派的联系 以及总统亲自出马的场面来促成喜争好斗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的团结。 在肯尼迪预定要发表谈话的几个得克萨斯城市中，达拉斯声名狼藉。1960年支持约翰·肯尼迪竞选时，林登·约翰逊夫妇在该市区一家旅馆休息室里曾受到一群大声嗥叫的极端保守派暴徒的唾骂和威胁。这种对东部自由主义国际派的病态仇恨仅在总统访问前几个星期又以更加恶毒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一次的起因是艾德莱·史蒂文森大使在联合国成立纪念日的一次谈话。埃德温·沃尔克将军属下的一队大声喧哗的超级爱国佬们不仅捣乱并中断了史蒂文森的谈话，而且在民警护送史蒂文森登车时，还向他吐唾沫，用尖桩牌子敲这位驻联合国大使先生的头。带有肯尼迪画像并写上“捉拿叛国犯”字样的传单在全市到处可见。剧院入口处贴着一幅表示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作战的事迹——109号侦察鱼雷艇的画，上面写着，“看日本鬼子怎样差点搞掉肯尼迪。”有一道谜语说：“倘若杰克、鲍勃和特迪（肯尼迪三弟兄的昵称）同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说计划要给肯尼迪在华盛顿修建一座纪念碑：“把它建在乔治·华盛顿纪念塔旁边是不妥的，因为华盛顿一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把它建在罗斯福纪念碑旁边也不妥，因为他一生没有说过一句真话，而约翰·肯尼迪却根本分辨不出假话和真话。”接下来传单还写道： “5000年前，摩西对以色列的儿女们说：‘拿起你们的铁锹，骑上你们的驴子①和骆驼，我领你们到幸福之国去。’大约5000年后，罗斯福说：‘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坐下来，点上一支骆驼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之国。’如今，肯尼迪正在偷窃你们的铁锹，踢着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格，把幸福之国据为己有。” ①在英语里，驴子和俚语中的屁股都写作ass。 1963年11月21日11点零5分，肯尼迪的座机“空军一号”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开始为期三天的得克萨斯之行。一开始，旅行非常顺利，11月21日到达第一站圣安东尼奥，林登·约翰逊在此与肯尼迪会合。圣安东尼奥的气氛也非常热烈。约翰·肯尼迪在布鲁克斯空军基地的宇航医疗中心揭幕式祝词中，表示国家决心探索外层空间的秘密。总统一行在休士敦作短暂停留，以便请众议员艾伯特·托马斯共进午餐，随后就去沃斯堡过夜。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出席早餐会，向沃斯堡商会发表演说，提到在那里制造的解放者式轰炸机，说他已故的哥哥曾帮助一架解放者式从沃斯堡生产线起飞。之后，肯尼迪飞到达拉斯。 11月22日，达拉斯秋高气爽。上午11点40分“空军一号”抵达达拉斯机场，随机到达的还有得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夫妇。副总统约翰逊夫妇搭乘另一架飞机抵达。 当总统夫人手持一束玫瑰花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整个机场沸腾了。肯尼迪夫妇用了10分钟时间与欢迎他们的人群握手致意。 肯尼迪夫妇和州长康纳利夫妇登上一辆林肯牌敞篷汽车。约翰·肯尼迪坐在后座的右侧，杰奎琳坐在后座的左侧。在中间一排可以折叠的两个座椅上，右面坐着州长康纳利，左面坐着州长夫人。驾驶员是特工处特工威廉格里尔，在他的右侧坐着特工处的保镖头目罗伊·凯勒曼。在专为总统座车设制的两侧踏板上，各站着两个特工。 上午刚过11点50分，总统车队驶离机常在总统座车后面，是一辆载着8名特工的敞篷车，第三辆敞篷车上坐着副总统夫妇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车队将穿过达拉斯市区，驶向该市的贸易中心。约翰·肯尼迪将在那儿出席达拉斯市头面人物为他举行的午宴，并发表演说。然后，总统将飞往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在那儿出席一次招待会，并在为民主党筹集资金的晚宴上发表演讲。随后，肯尼迪将继续飞往副总统约翰逊的得克萨斯牧场，度过周末。 车队先驶过达拉斯的住宅区。应约翰·肯尼迪的请求，曾两次停车，以便他能向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致意。当车队驶入横贯市区的中央大道以后，欢迎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州长康纳利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热烈的情景；50万市民涌上街头欢迎总统。州长夫人转身兴奋地对总统说： “瞧，总统先生，您不能说达拉斯不喜欢您！”“是的，不能这么说。”肯尼迪微笑着回答。 当车队驶近中央大道、豪斯顿大街和埃尔姆大街的交叉路口时，可以看到在交叉路口的西北角有一幢七层的办公和仓储大楼，那是得克萨斯州教科书的仓库所在地。这时，坐在副总统汽车上的特工鲁弗斯·扬布拉德看了一下这幢大楼上的钟，时针正指向12点30分。肯尼迪座车向西南方向做了急转弯，驶过埃尔姆大街。汽车以每小时大约11英里的缓慢速度向前行驶，前面是一座铁路的跨桥，总统座车将从桥下驶过，站在人行道上的市民查尔斯·布伦德手中5岁的儿子向总统举起了小手。总统愉快地向他发出微笑。总统也举起了手，准备向他问好。 这时，在嘈杂的人声中，有几声微弱而清晰的枪声响起了。一听到枪声，州长康纳利立即转身向后看，这时他觉得背上被锤子击了一下。他看到自己的膝头溅上了自己的鲜血，他知道自己受了伤，于是绝望地喊道：‘啊，不，不！不！我的天啊！他们要杀死我们大家！” 同时，肯尼迪总统头部与颈部的伤口血如泉涌，倒在杰奎琳的怀抱里。鲜血溅到杰奎琳身上，溅到康纳利夫妇身上，溅到了特工格里尔和凯勒曼身上，总统的上衣浸透鲜血。玫瑰花淹没在血泊中。杰奎琳禁不住喊道：“我的天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啊，他们杀死了约翰，他们杀死了我丈夫。约翰！约翰！” 保镖头目凯勒曼看到总统受了重伤，立即命令司机：“离开这儿，我们遭到了袭击！”接着，他用无线电通知前面的向导车，“立即带我们去医院！”在群众惊慌尖叫之际，总统车队警笛长鸣。司机格里尔即刻加快车速，汽车向四英里外的帕克兰德纪念医院全速驶去。 总统车队用无线电向达拉斯警察局通报了情况，警方立即打电话通知帕克兰德纪念医院：“总统遭枪击，他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一得到通知，外科医生立即行动起来。 约翰·肯尼迪被推进了一号手术室，总统夫人杰奎琳扶着他的头走在旁边，她的粉红色衣服上沾满血迹。医生们紧急行动起来，甚至来不及把总统从手推车上抬下来。外科副教授查尔斯·巴斯特对总统夫人说： “请您到外面去。”这时在肯尼迪身边忙碌的共有五名医师，接着又先后进来一些医师，总数达15名。 在走廊里，肯尼迪夫人对一位白宫助理说：“找一位神父来。”这位助理立即把这个要求告诉了院长助理普赖斯，普赖斯给附近的圣三一罗马天主教堂打了电话。 神经外科医师威廉·克拉克是最后一个到达的，不过离肯尼迪被推进手术室也不超过5分钟。他低头察看肯尼迪总统，然后抬头对另一位医师马尔科姆佩里说：“太迟了，麦克。” 监视输氧装置的医师关掉了氧气阀门，一张白色床单轻轻盖住了肯尼迪的身子和脸。 “神父已在外面。”有人说。这时医生们已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们打开手术室的门，教长奥斯卡·休伯正在等候着。 肯尼迪夫人站了起来。两个白宫助理一边一个站在她两旁。她走进手术室，走向丈夫躺着的手推车。两个助手留在外面。在手推车尾部，杰奎琳站住了。由于被单盖住了总统的脸，他的脚露在外面。杰奎琳伸出手摸了一下肯尼迪的脚，随后俯身吻了一下。接着，她沿着手推车到总统的右肩旁边站住了。 神父跟在她后面走进手术室，走到总统的头部旁边，向下揭开床单。杰奎琳俯下身子吻了一下丈夫的右脸颊。她拿起丈夫的右手，用双手握住它，把它贴在自己的右脸颊上。她把右脸颊靠在丈夫的胸脯上。这时，神父已在用拉丁语吟诵临终诵词。 在枪声响起时，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当时正坐在新闻公用汽车里，和总统座车相隔四辆车子。几秒钟后，他通过新闻记者公用汽车上的无线电话给达拉斯分社口授了第一份新闻简报：“三颗子弹射向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闹市区的汽车队。”12时34分，在总统座车到达医院之前两分钟，这份新闻简报就在合众国际社印字机上发排了。12时36分，美国广播公司的唐·加德纳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插入这一消息。12时40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临时中断了电视节目广播剧《当世界转向的时候》，观众看到神情沮丧的沃尔特·克朗凯特转播了史密斯关于三颗子弹的报道，并补充说：“根据第一批报道，总统‘受了重伤’。”12时45分，全国广播公司又打断了另一个剧本《独身的父亲》，让切特·亨特利出现在屏幕上。 下午1时，宣布肯尼迪已经死亡。但公告一直拖到林登·约翰逊能够离开医院时才发表。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普遍认为，凶手背后有一个大阴谋。新总统在下午1时26分离开医院前往机场。六分钟后，合众国际社援引主持最后仪式的达拉斯天主教主教神父奥斯卡·休伯的话说：“他已经死了，没有错。”总统的代理新闻秘书接着加以证实，到下午1点35分，合众国际社的电传打字机才向全世界敲起丧钟。 特急 肯尼迪总统死了 是的，约翰·肯尼迪的生命和他的政权在微弱的枪声中毁灭了。倏忽间，一切美德、魅力和权势都烟消云散，几代人建立起来的业绩在一分钟内尽化灰烬。 顷刻间，一个家庭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一个国家失去了领袖，他们都对他寄予无限的希望。政府的整个体制受到嘲弄。千百万相信这个制度和投票选举约翰·肯尼迪的美国人，他们的信念突然受到凌辱，他们的选票化为乌有。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犯罪，而且是对一个国家人民的信念和希望的犯罪。 肯尼迪总统曾经说，美国近代史上有两件事使美国人记忆犹新，这就是珍珠港事件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死亡。现在需要加上第三件事，即肯尼迪自己死在达拉斯枪手的手上。 当总统的父母首次听到噩耗时，他们都在海恩尼斯港家中。约瑟夫·肯尼迪在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一年多以后在棕榈滩玩高尔夫球时严重中风，使他的右侧部分瘫痪，并且失去了讲话能力。 肯尼迪去达拉斯之后，海恩尼斯港的家里正在等待他从达拉斯回来后第一个星期四的感恩节家庭团聚。 在感恩节前后，这个地方的天气往往是宜人的。感恩节盛宴的准备工作11月22日已在进行。那天下午一点半以后，约瑟夫·肯尼迪的私人女仆朵拉从厨房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枪杀的可怕消息，她跑到楼梯附近的走廊尖声喊叫。 此时约瑟夫与罗斯在起居室午休。当吵闹声响起时，罗斯走了出来，有人告诉她总统被枪杀的消息。罗斯夫人愣了一会儿，用手指压住太阳穴，平静地说，“不要着急，他会好的……你们会看到。”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几分钟后电话铃响起了。这是罗伯特·肯尼迪，从弗吉尼亚他的家里打来的。他告诉母亲发生的一切。 罗伯特·肯尼迪是与纽约南部地区的检查官共进午餐时得到消息的。他深沉地说了一句：“他的一生是最美好的。” 消息传到美国参议员、总统的小弟弟爱德华·肯尼迪时，他正在讲台上签署信件。当有人告知他总统被枪杀时，爱德华·肯尼迪很快就收起文件走了。他与妻子琼和妹妹尤妮斯一起飞往海恩尼斯港肯尼迪家族的大本营。 到总统遭枪击死亡的第二天早晨，罗斯夫人从教堂回来后，爱德华和尤妮斯走进父亲的房间把噩耗告诉了约瑟夫。尤妮斯俯身到父亲的床上，握住他的手，她以非常动情、非常混乱的话语设法使不能说话和半瘫痪的父亲知道，他的儿子、美国总统遇到了可怕的事情。当父亲的眼神露出恐惧的阴影时，爱德华直截了当地说：“爸爸，杰克被枪杀。”他接着跪下来，把父亲的手放到自己脸上。尤妮斯说：“他死了，爸爸，他死了。” 这是约瑟夫第三次收到子女突然死亡的消息。小约瑟夫、凯瑟琳和约翰都离开了肯尼迪家族，这对于一个充满了野心与骄傲的老人有着不可言喻的打击。这位不能说话，不能表达思想和感情、几乎不能动的残疾老人非常虚弱，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已化为泡影。他毕竟是一个封闭的、不能与人交往的人。现在他的孤独几乎是无法忍受的，他不得不忍受莫大的悲痛，除了自己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表达他的感情。展现在他面前的是漫长和无法忍受的痛苦。 约翰·肯尼迪死了。 他死时才46岁，担住总统两年零十个月，而且极有希望连任下一届总统。 他死时，留下了结婚仅十载、年仅34岁的年轻妻子，以及六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 肯尼迪总统死前，曾访问过十几个国家，行程20万英里，无论是在柏林、渥太华、伦敦、巴黎，还是在柏林、墨西哥城，那不勒斯、罗马，他都在蜂拥的欢迎人群中挤进挤出，始终春风得意，安全无恙，不料竟死在自己国家一个城市的街头。 肯尼迪总统之死使他成了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1865年4月14日，一心要复南方之仇的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向坐在华盛顿福特剧院看戏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连开数枪，林肯于翌日与世长辞； 1881年7月2日，一个失望的失业者在华盛顿火车站枪击就任才四天的詹姆斯·a·加菲尔德总统，加菲尔德总统在卧床八十余天后的9月19日死去； 1901年9月6日，无政府主义者利昂·乔尔戈什在布法罗举行的泛美博览会上刺伤了威廉·麦金利总统，总统于9月14日因伤势过重死去。 肯尼迪死了，凶手的致人死命的枪口还在继续转动，寻找它计划中的牺牲者。仿佛是出于预感，当听到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时，马丁·路德·金牧师就对妻子科列塔说，“在我身上将发生同样的事。我说过，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他不知道，自己在死亡的阴影中还能活多久？ 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遇害，似乎印证了一个阴森森的宿命说法：美国总统的20年“灾难周期”，每个在当选年份为零的总统，都注定要死在任上。四位遇刺的总统全是为零的年份当选的，此外，1840年当选的威廉·亨利·哈里森总统；1920年当选的沃伦·哈丁总统；1940年当选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他们也都死于任上，把他们与四位遇刺总统排在一起，就是一个等差数列，每20年就会出现一场“血光之灾”。 约翰·肯尼迪生前喜欢别人把他与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相提并论。确实，他与林肯有着某些令人困惑的相似之处。他们还有许多数字上的巧合： 他们都在三十多岁时与二十刚出头的女人结婚； 林肯于184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肯尼迪于194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林肯于1856年在副总统提名中失败， 肯尼迪在1956年副总统提名中失败； 林肯于1860年以不满百分之五十的选票战胜出生于1813年的斯蒂芬·a·道格拉斯而当选为美国总统， 肯尼迪于1960年以不足百分之五十的选票险胜生于1913年的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总统； 林肯的副总统是南方人，生于1808年， 肯尼迪的副总统约翰逊也是南方人，生于1908年； 两人的副总统年龄均大于总统的年龄； 林肯于星期五在一家剧场被刺客击中后脑，行凶后，刺客逃进一个仓库，在审判前，被人杀死。 肯尼迪在星期五被一个躲在仓库的刺客击中后脑，刺客行凶后进了一家剧场，凶手在审判前被人杀死。 肯尼迪永远不会醒来了。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曾像约翰·肯尼迪那样有如此之多的机会在广播和电视上出现。通过电视实况转播总统的记者招待会，肯尼迪是第一人。肯尼迪当政，使得白宫在许多方面从艾森豪威尔政府统治下的沉闷的空气中解脱出来。肯尼迪夫妇生活富裕，风华正茂，拥有政治势力和国际魅力，这些自然而然地成为报界的新闻资料，他们和文艺界的联系以及上流社会的时髦生活，更加丰富了对白宫主人一家的报道。肯尼迪给人的印象是年富力强，倾向革新，并能勇敢而利索地处理美国和世界上的各种问题。这种形象深深地印在美国人的心坎里。 肯尼迪遇刺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同时代人对前途感到迷惘。他的惨死使他壮志未酬，身后留下了未见分晓的希望与疑虑。他引用了动人的格言，“现在号角又在召唤我们了”，“别问祖国能为你做什么”。他的作风，他的没有矫揉造作和浮夸虚饰的清新姿态，空前地吸引着年轻的一代。不论对美国人还是欧洲人来说，有了肯尼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从地平线上呈现了满怀希望的绚丽前程。现在斯人已逝，疑雾再临。这个时期的精神风貌也许要比这个时期的历史进程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即使这只是一个充满伟大希望的年代，而不是一个获得具体的成就的时代，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个时代仍然不愧为一个决心树立伟业的时代，肯尼迪总统也因此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如果史学家要给这个历时只有两年十个月零三天的政府作出评价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约翰·肯尼迪，一个天主教徒，一个亿万富翁的儿子，一个风流倜傥的年轻人，一位美国总统，留给他的亲人朋友，他祖国的人们以及外国的人们长久的思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肯尼迪家族主要人物表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1917年5月出生，1960年当选时年仅43岁，1963年遇刺身亡。 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肯尼迪总统夫人。1929年7月出生，曾经是美国女性争相模仿的偶像，肯尼迪去世后改嫁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总统之父。30年代任美国驻英大使，人称“老约瑟夫”。 罗斯·肯尼迪肯尼迪总统之母。小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总统之兄。1915年7月出生。1944年二战中因飞机爆炸牺牲于英国。 罗斯玛丽·肯尼迪肯尼迪总统之妹，1918年9月出生。 凯瑟琳·肯尼迪肯尼迪总统之妹，1920年2月出生，1948年5月空难中死亡。 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之弟，1925年11月出生，美国前司法部长，1968年遇刺身亡。 爱德华·肯尼迪肯尼迪总统之弟，1932年2月出生，曾任美国国会参议员。 卡罗兰·布维尔·肯尼迪肯尼迪总统长女。 小约翰·布维尔·肯尼迪肯尼迪总统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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