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传》 第一章 名门望族 引言 世界著名的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终生追求真善美，道德文章皆为世人所景仰。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问世已逾百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在世界各国均有众多读者，而且被俄、英、法等国多次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从本世纪初，我国就开始介绍他的作品，现在他的重要作品都有多种译本。我国读者对他的作品也颇为熟悉。他的作品中有许多人物是以他的父母两边的亲属作原型的，许多情节也跟他个人的经历有联系。因此，要了解他的作品，研究他的写作方法，不能不了解他的生平。 另外，托尔斯泰也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不仅有一整套理论主张，而且也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和众多信徒。他的思想方面的著作和身体力行的情况，我国介绍得很少，这对全面了解托尔斯泰的为人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他至今仍然被公认为19世纪重要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活动，当时乃至于现在在俄国和世界各地都有很大影响。人们那么景仰他，爱戴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伟大作家，而且——我们认为尤其是他在世的时候——可能更因为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社会活动家。因此，我们认为，对他的思想主张形成过程以及他身体力行的情况，决不能因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加以轻视。至于他的思想主张的对错，那自然应当由历史来下结论。 托尔斯泰自幼父母双亡，可以说是在一种无人严格管教的情况下长大的，不断受到邪恶环境的腐蚀，但他终于能通过自我完善的途径，出淤泥而不染，成为一代伟人。这个过程，也是一般读者感兴趣的，而且对于立志向上的青年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论述托尔斯泰生平的著作虽不能说汗牛充栋，但也的确是卷帙浩繁，不知凡几。不仅有俄国人写的，也有其他国家的学者写的。由于作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且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自然会有不同的写法。 我们这本小书是为普通读者编的通俗读物。我们只是在前人提供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剪裁、编排，用流畅的文字准确地向中国读者介绍托尔斯泰的生平。本书虽不是深入研究托尔斯泰生平的专著，但也完全可以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而对于有志深入研究托尔斯泰生平的读者，则可以作为他们进一步研究的入门向导。读者如想做深入研究，自然应当去读更专门的著作。这里我们想提出两部系统研究托尔斯泰生平的著作供读者参考。一部是他的秘书古谢夫写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传记资料），第一卷涵盖的年限是1828—1855，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下同）1954年出版；第二卷涵盖的年限是1855—1869，1957年出版；第三卷涵盖的年限是1870—1881，1963年出版；第四卷涵盖的年限是1881—1885，1970年出版。以上各卷自然都是俄文版。 这是我所知道的全世界篇幅最大的人物传记。这部著作的最大优点是对托尔斯泰的生平几乎事无巨细，罗列无遗，而且叙述清楚，言必有据，连托尔斯泰本人说错记错的事也一一加以辩正，实在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学术性著作。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续编。我们想向读者推荐的第二本著作是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写的《父亲》，此书我国已有译本，全书60多万字。尽管作者没有像古谢夫那么进行严密的考证，而且叙述也不十分有条理，但作者对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写得十分生动具体。 本书借用了前人提供的大量资料，同时也使用了许多现成的译文（有些地方使用时还稍稍做了修改），因为它是一本通俗读物，所以无法一一标出，只能在这里向被引用的作者、译者致谢并道歉。 本书既是一本通俗读物，自然不能不重视可读性。在行文中力求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尽量做到雅俗共赏，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在这里特别想说明的是，俄国人跟中国人在称谓习惯上差别很大：俄国姓名太长，名、父称和姓加在一起往往超过十几个乃至二十几个字，而且变化很多，一个人可以根据情感和关系亲疏有许多叫法；既可以直呼其名（名字还有正式名字和种种爱称之分），也可以直呼其姓，还可以称呼名加父称。一般读者不易记住，还会影响阅读兴趣。因此我们对书里称谓根据中国人的习惯采取了两项措施：1）在不影响知识准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加以简化，2）必要时在姓名前面点出该人跟托尔斯泰的关系。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译名问题。我国关于托尔斯泰的译著里译名不统一的情况时有所见。我们在这本书里尽量采用流行的权威译法，其目的也是为了方便读者进一步研究其他著作或使用权威性的工具书。 在编写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得到郭锷权、李锡胤、郝建恒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并帮我找到了很多参考资料；辽宁图书馆黄丽华馆长也为我们查阅资料提供了特殊方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祖父和外祖父家对托尔斯泰的成长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托尔斯泰在作品里也常以他祖父和外祖父家做原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他祖父和外祖父家的情况做些简要介绍。 托尔斯泰的先祖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①生于1645年前后。 ①托尔斯泰是姓，彼得是名，安德烈耶维奇是父称，意思是安德列的儿子。一个家族之间的区别在名和父称上，兄弟姐妹之间的区别则在名上，因为父称是一样的。在下文里，为了方便读者，除非必要，我们不再名、父称、姓全提，而只提其中一项或两项。 1676年被任命为御前侍臣②。1697年受彼得大帝指派随同另外60名御前侍臣到威尼斯去学数学和航海。1701年被任命为俄国驻土耳其大使，1714年回到俄国后被任命为“秘密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授三等文官衔，积极参与解决了许多外交政策问题，1716、1717年两度随同彼得大帝出国，并于1722年随同彼得大帝远征波斯；1718年受彼得大帝委派劝说皇太子阿列克谢回国并以刚被任命的参政员身份参加对皇太子阿列克谢的死刑判决。为表彰他在处理皇太子阿列克谢问题上的贡献，彼得大帝赐他二等文官衔和一块领地。除了外交工作外，他还参与领导了“秘密办公厅”即特务机关的工作。他还同另外两个高官显贵创办了绸缎纺织厂。 ②俄国古代宫廷官职，低于大贵族。 据认为，此事可能跟彼得大帝的计划有关。彼得大帝对他的功绩评价极高，赐给他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处住宅，几块领地（共1695户农奴），并封他为伯爵。彼得大帝死后，叶卡特琳娜一世即位，他仍然备受重用，被任命为“最高秘密委员会”六个委员之一。在叶卡特琳娜一世病重垂危期间，他害怕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即位报杀父之仇，便密谋立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为帝，事败，被权重一时的缅希科夫永久囚禁于索洛韦茨修道院。托尔斯泰在1870—1873年间以及1879年酝酿写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时，对这位赫赫有名的远祖的情况曾极感兴趣。 托尔斯泰家族里出了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在一本《俄罗斯名人传记辞典》t字母里托尔斯泰家族被收入的人多达40位，占了95页。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的长子伊万·彼得罗维奇（1685—1728）是托尔斯泰的高祖父； 伊万·彼得罗维奇的次子安德烈·伊万诺维奇（1721—1803）是托尔斯泰的曾祖父；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儿子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1757—1820）是托尔斯泰的祖父。 托尔斯泰的祖父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生于1757年7月20日，在莫斯科士官武备学校毕业后，先在海军任海军准尉，后来进入禁卫军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服役，1793年以准将衔退伍。后来被选为图拉省良心审判法官。1791年同戈尔恰科夫公爵小姐结婚。1879年，托尔斯泰酝酿写一本18世纪小说时曾对戈尔恰科夫家族的许多人的生平事迹感兴趣。1903年托尔斯泰回忆自己的祖父，说他是个眼光短浅的人，很随和、快活，不仅慷慨，简直好挥霍，庄园里不停地举行宴会、演出、舞会、午餐、骑马兜风，自己不会玩纸牌，却喜欢玩大赌注的纸牌，任意挥霍，结果妻子偌大的田产被他挥霍一空，无以为生，不得不于1815年求得喀山省长职位。1819年，省首席贵族基谢廖夫往彼得堡密告他管理不善，省里贪污成风。彼得堡派人来调查。亚历山大一世收到调查报告之后决定免去他的职务，令其听候处理。这道圣旨是2月25日到的喀山，他于2月23日就因病自动辞职了。1820年3月21日去世，对他的指控，他没有来得及做任何辩解。 托尔斯泰的祖父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生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尼古拉是托尔斯泰的父亲，二儿子伊里亚幼年受伤，成了罗锅，不到七岁就死了。大女儿亚历山德拉·伊里尼奇娜（1795年11月30日—1841年8月30日），当父母住在彼得堡时就嫁给了富有的奥斯滕-萨肯伯爵。婚后第一年，丈夫就出现了精神病症状，两次企图伤害怀孕妻子的生命。 她受伤后，被接回彼得堡父母家里，此后就一直住在娘家。二女儿佩拉格姬（1797年4月14日—1875年12月22日）在全家迁居喀山以后嫁给当地地主尤什科夫。 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1794年6月26日生。其父为了使他早些踏上仕途，1800年在他6岁时就给他挂名当官，1810年16岁时已获十四等文官衔，翌年获十二等文官衔。据托尔斯泰在《回忆录》里说，1812年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恐吓和劝说”，放弃文职参加军队。 1812年6月11日，他被编入第三乌克兰哥萨克团任骑兵少尉。6月12日，拿破仑不宣而战，侵入俄国。尼古拉·伊里奇未能参加俄国境内作战，不过1812年12月他参加了出国远征。1813年2月15日给两个妹妹写信说他对残杀人类的事已不那么感兴趣，希望娶妻生子默默无闻地享受天伦之乐。但当时战争正在进行，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1813年4月27日，获步兵中尉衔。10月参加莱比锡会战，因表现突出获骑兵上尉衔。 打到格丁根时，被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国派回彼得堡送紧急情报。在返回部队的途中被法军俘获，羁押在巴黎，直到1814年俄军攻下巴黎为止。 1819年3月14日，以中校衔因病退伍。1820年其父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去世（是死于沉重的打击还是自杀，已无法弄清），身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生前的债务超过他的财产一倍。为了避免还不起债进债户监狱，尼古拉·伊里奇到莫斯科卫戍司令部军人遗孤科任巡视员助理（当时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免受这种惩罚）。他当时才25岁，除了偿还父亲的债务以外，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他的妈妈、妹妹以及一些亲戚、食客和仆人。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他决定同比自己大四岁的玛丽亚公爵小姐结婚了。 马丽亚公爵小姐的父亲、托尔斯泰的外祖父沃尔孔斯基家也是名门望族。他们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切尔尼戈夫公爵米哈伊尔·弗谢沃洛多维奇——他1246年被召到金帐汗国①，因拒绝履行鞑靼人的宗教仪式被鞑靼人折磨死了。还可以追溯到1380年库利科沃会战阵亡的伊万·尤里耶维奇公爵。沃尔孔斯基家族里出了总督、御前侍臣，有几个人甚至当上了御前大臣①，有一人当上了大贵族。 ①地名，今切尔尼戈夫州中心。 ①大贵族的官衔，高于御前侍臣。 沃尔孔斯基公爵1753年3月30日生，1760年七岁时就按惯例被编入军籍。1780年他已是近卫军大尉，作为随员陪同叶卡特琳娜二世在莫吉廖夫会见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1787年，他获准将衔，随叶卡特琳娜二世出巡克里米亚。1789年获少将衔。1793年被派往柏林任驻德特命全权大使。保罗一世登级后，他跟保罗一世发生过两次大的冲突。一次发生在1797年。当时他任亚速火枪团团长。这年6月，保罗一世把他写的部队头四个月的情况报告退给了他，批评他说，部队状况应按月报告，不可四个月报一次。7月，指定对他的团进行检查性检阅。看来他认为这是对他不信任，便称病不参加检阅。保罗一世大怒，下旨要他退伍，并且不给他任何退休待遇。谪居一年，1798年12月25日复出，甚至官升一级，获中将衔；12月27日被任命为阿尔汉格尔斯克军人省长。1799年7月7日，被升为步兵上将——当时只有三个人获此最高军衔。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任职期间，他跟保罗一世又发生了一次冲突。1799年5月，阿尔汉格尔斯克卫戍司令卡拉耶夫少将因为纸币发行银行阿尔汉格尔斯克管辖行行长阿尔谢尼耶夫跟自己说话粗鲁、没有礼貌而把他关进禁闭室，沃尔孔斯基得知后，批评卡拉耶夫越权，命令立即放人，并将此事呈报保罗一世。然而保罗一世却站在卡拉耶夫一边，亲笔写信给沃尔孔斯基，说“阿尔谢尼耶夫因粗鲁被关禁闭，放他出来，实属卑劣行为”，命令将阿尔谢尼耶夫重新关进禁闭室，等待处理。信写得相当不客气，连一般书信结尾常用的客套语都没有。也许因此沃尔孔斯基便于1799年11月向保罗一世提出退休请求，11月23日获准。他当时才46岁，绝非因为年老体弱才提出辞呈的，很可能是因为他感到在苛求挑剔、刚愎自用的保罗一世朝里为官不易。退休以后，一直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再没有担任任何公职。 托尔斯泰回忆外祖父时说：“他是个严肃的人，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苛待农民的事。农民尊重他，爱戴他，因为他为人公正。”托尔斯泰很喜欢外祖父的某些性格，曾经不无得意地讲过外祖父的故事。据说，有一次，政府要丈量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毗邻的那片国家森林，奉命办理此事的土地丈量员来见沃尔孔斯基，说可以把一大片森林划归公爵，但是要公爵送给他三匹马作为酬谢。公爵勃然大怒，把他赶走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1790年11月10日生，她还不到两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她是公爵独生女。公爵对她的教育非常注意，任职期间未必能拿出许多时间来教育她，但退休后他亲自教她读书，甚至要她研究农业，向她传授数学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天文学知识，甚至还要她一起研究管理国家的方法。玛丽亚公爵小姐除了各种知识之外，还懂得法语、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看来玛丽亚公爵小姐文化修养是很高的，但长得并不漂亮；她长期待字闺中，错过了结婚年龄，可能是因为舍不得离开父亲。1822年7月9日，她同托尔斯泰的父亲结婚。那时她的父亲沃尔孔斯基公爵已不在人世——他是1821年2月3日去世的。 婚后托尔斯泰的父亲就带着全家搬进了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尽管不是恋爱结婚，但婚后生活很美满幸福。托尔斯泰晚年甚至竟得出结论说：按照古老的办法，特别在农民家庭里，背着男女双方说媒办成的婚事，往往比恋爱婚姻来得幸福。 托尔斯泰的父母共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尼古拉，1823年6月21日生；谢尔盖，1826年2月17日生；米佳，1827年4月23日生；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生；一个女孩：玛丽亚，1830年3月2日生。 托尔斯泰是老四。 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在她写的《父亲》一书里说： “托尔斯泰的这种善良性格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母亲那儿来的吗？ 那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托尔斯泰也许继承了他的祖父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伯爵的一个极其出色的品质。据说这位老伯爵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请求。他的孙儿也大有乃祖遗风，非常难得拒绝别人的请求。” 她在这本书里还说： “毫无疑问，他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真正的贵族气质和蔑视权贵的正当的自尊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童年时代 托尔斯泰于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一周岁半的时候，妈妈去世了。妈妈去世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有说得热病死的，也有人说她得的病是大脑炎，她的一个老女仆则说她荡秋千时一块板掉下来打了她的头一下，因此得病死的。 托尔斯泰的妈妈不仅文化修养极高，而且对子女的教育也非常重视。这从她为大儿子尼古拉做的品行记录中可以看出来。尽管忙于照管孩子、做家务，她依然保持着原先那种爱幻想、富于艺术情趣、有些多愁善感的性格。她研究音乐，博览群书，甚至还写过两首诗，歌咏对丈夫的爱。 妈妈死的时候，托尔斯泰很小，但在他的想象中她依然栩栩如生，说：“从她那大大的眼睛里闪耀出一种善良而畏葸的光芒。这双眼睛使她那瘦削而带病容的脸光彩照人，因而使它变得更加美好。”托尔斯泰还说：“在我的想象中，她是那么高尚纯洁，简直像神灵一般；因此在我的一生中，当我同诱惑我的东西作斗争时，我总是向她的灵魂祈祷，请求她给我帮助，而这种祈祷经常是见效的。” 妈妈去世以后，五个孩子便由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和姑妈们照管。 托尔斯泰除了两个亲姑妈以外，还有一个远房表姑——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叶尔戈利斯卡娅（以下简称塔季扬娜），她是托尔斯泰祖母娘家戈尔恰科夫家的远房亲戚，双亲去世后由托尔斯泰祖母收养。 关心并教育孩子们的主要责任落到了塔季扬娜的肩上。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她对托尔斯泰生活的影响仅次于父母。她头发粗硬，乌黑，鬈曲，扎着一条大辫子，玛瑙般黑亮的眼睛充满着生气和精力，形象十分招人喜欢。她为人正直刚强，富有自我批评自我牺牲精神，善于爱人，有强烈的责任感。她跟托尔斯泰的父亲同岁，爱托尔斯泰的父亲，托尔斯泰的父亲也爱她，可是他们因为穷没能结婚。托尔斯泰的妈妈死后，托尔斯泰的父亲曾向她求过婚，但她没有答应，原因是不愿破坏自己跟他和孩子们之间的纯洁而高尚的关系。 关于塔季扬娜表姑，托尔斯泰在回忆录里写道： “当我开始记得她的时候，她已40开外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她的外表是否漂亮。我就是喜欢她，喜欢她的眼睛、她的笑容以及青筋嶙嶙的黝黑的小手。” “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对我的一生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这影响首先在于：早在儿童时代，她就教会了我在精神上享受爱的欢乐。 她不是用语言教会了这一点，而是用整个身心把爱传给了我。 “我看到并体会到，她由于热爱人而生活得很美好，于是我懂得了爱的幸福。其次在于：她教会我体会到了宁静孤独生活的乐趣。” 托尔斯泰在塔季扬娜表姑和保姆的照管下，跟妹妹玛丽亚和他家收养的小姑娘杜涅奇卡在一起生活到五岁。后来他被安排到楼下跟哥哥们住到一起，由德国家庭教师列斯谢利来照管。 大哥尼古拉富于幻想，善于讲故事。他讲的蚂蚁兄弟和吹牛山这两个故事，给5岁的托尔斯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说： “总之，当时我5岁，三哥米佳6岁，二哥谢尔盖7岁；大哥尼古拉向我们宣布：他有一个秘诀，若是有朝一日把这个秘诀公开，利用这个秘诀，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幸福的人，不再会有什么疾病，也不会再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无论谁也不再会生别人的气，而且大家都彼此相爱， 大家都将成为蚂蚁兄弟（这大概是他听到或读到的‘摩拉维亚兄弟会①’的故事吧，但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蚂蚁兄弟）。‘蚂蚁’这个词特别叫人喜欢，因为它会使你想起土墩上的那些蚂蚁。我们甚至还做蚂蚁兄弟的游戏，那就是：大家都坐在椅子底下，用一些箱子把椅子围住，再用围巾和手帕蒙上，大家便摸黑坐在那里，彼此紧紧地偎依在一起。我记得，那时我心里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爱，感到特别激动，因此我十分喜欢这种游戏。 ①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其前身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一带的胡斯派兄弟会，主要是德国虔敬主义的产物。 “‘蚂蚁兄弟’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了；但是主要的奥秘在于： 要怎样做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会遇到任何不幸，永远也不争吵，而且永远幸福呢，——人们告诉我们，这一奥秘写在一根小绿棒上，而这根小绿棒被埋在老扎卡兹沟边的路旁。为了纪念大哥尼古拉，我曾请求将来把我也埋在那里，因为总得有个地方埋我的尸体呀。 “除了这根小绿棒之外，还有一座什么吹牛山。他说他可以带我们进山里去，假如我们能准备好一切必要条件的话。这些条件如下：第一，要站到角落里，而且不准想到白熊。我记得我站到角落里的情景：尽管我尽力不去想白熊，可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有关白熊的念头。第二，要沿着地板之间的一道缝隙走过去，不准踏空。第三，这很容易办到，即一年之内不能看到一只兔子，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还是烤熟的。 最后必须发誓，对任何人也不能公开这个秘密…… “要像蚂蚁兄弟那样相亲相爱，紧紧偎依在一起，不过不单是在蒙着围巾和手帕的圈椅底下，而是要普天下所有的人全都如此，这至今仍然是我的理想。那时候我相信：那根小绿棒是存在的，上面写的是：消灭人间一切罪恶，赐与人们伟大幸福。如今我依然相信这一真理是永存的，它将为人们所知道，并将赐与人们它所允诺的一切。” 关于几个哥哥，托尔斯泰写道：“我和米佳是好朋友，我对尼古拉很尊敬，而对谢尔盖却十分钦佩，因此我模仿他，希望成为和他一样的人。我羡慕他那漂亮的外貌、他的歌声（他是经常唱歌的）、他的绘画、他那开朗的心情，特别赞赏他那毫不掩饰的利己主义——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会叫人感到奇怪，但我还是应该说。我总是记着并且琢磨着别人对我的看法是否正确，正是这一点毁了我的生活乐趣，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特别喜欢别人身上所具有的与此相对立的东西，即毫不掩饰的利己主义。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爱谢尔盖——但‘爱’这个词不够确切。对尼古拉，我是爱的；对谢尔盖，则是钦佩，好像是钦佩某种使我感到陌生而不可理解的东西。这就是人间十分美好的生活，可是对我来说，这生活是完全无法理解的、神秘的，因此也是特别诱人的。 “……对尼古拉，我想跟他待在一起，交谈，思考；而对谢尔盖我只是想模仿他。” 俄语摩拉维亚兄弟会跟蚂蚁兄弟发音近似，所以尼古拉便把摩拉维亚兄弟会附会成蚂蚁兄弟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少年时代 1836年秋，为了孩子们的学业，托尔斯泰父亲带领全家迁居莫斯科。 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莫斯科161公里，当时坐马车得走四天。八岁的托尔斯泰第一次出远门。旅行在八岁的托尔斯泰面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使他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想法。关于这次旅行，托尔斯泰后来回忆说： “我第一次发生这种精神上的转变是在我们旅行的时候，从此以后，我就把这次旅行当作我少年时代的开始。在我的头脑里第一次产生了这种想法，即生活在世界上的不仅有我们，也就是说，不仅有我们这一家，不是一切福利都归我们所有；人们还有另一种生活，这些人跟我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并不注意我们，甚至一点也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我们这些人。毫无疑问，我先前也是知道的，但并不像我现在所认识的那样，先前我不理解，没有体会……我看着我们驶过的那些乡村和城市，那里每一栋房子里起码住着一个跟我们家相仿的家庭，那些妇女和孩子怀着转瞬即逝的好奇心看着我们的马车，随即便从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失了。我看着那些小铺老板和农夫，他们不仅不向我们脱帽鞠躬，像我见惯的那样……甚至对我们不屑一顾。这时在我的脑海里第一次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他们一点也不理睬我们，那他们关心什么呢？由此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他们是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的呢？他们怎样抚养孩子，是否教他们念书呢？是否让孩子们玩儿呢？是否惩罚孩子们呢？ “忽然，一辆套着四匹马的四轮邮车迎面驶来；在两俄尺远的地方，只见一些亲切而好奇的脸在看着我们，前后才两秒钟，马车便一闪而过了。我觉得有点儿奇怪，这些脸跟我毫无相似之处，也许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在远处山沟后边，在蔚蓝色的明朗天幕上，出现了一座绿屋顶的乡村教堂；那边有一个村庄，有一幢红屋顶的地主住宅，还有一座郁郁葱葱的花园。是谁住在这幢住宅里？屋里是否有孩子、父母、教师呢？ 我们为什么不到这幢住宅里去，为什么不去跟主人认识一下？” 马车在一条两旁栽着白柳、直通莫斯科的宽阔大路上行驶了四天。 终于莫斯科遥遥在望了。啊，莫斯科！他以前只是在书上读到过，现在亲眼看到了莫斯科，他那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马车进城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听着父亲讲莫斯科的故事。 在莫斯科，托尔斯泰一家住进了一座宽敞而舒适的住宅。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仍然养着自家的马匹，仍然是那些仆人服侍他们。 男孩子都念书，给他们请了家庭教师，14岁的尼古拉准备考大学。托尔斯泰学习不好，但跟从前一样，对周围一切很感兴趣，常跟德国家庭教师列斯谢利逛大街。父亲经常外出，塔季扬娜表姑像从前一样温柔亲切地关怀孩子们。 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买了一个姓捷米亚舍夫的地方的庄园皮罗戈沃。这件事引起捷米亚舍夫的妹妹卡里亚金娜的激烈反对，因为她是捷米亚舍夫的法定继承人，如果捷米亚舍夫死了，她就可以继承这座富裕的庄园——看来捷米亚舍夫并不想让她继承，想卖些钱死后留给自己的女儿们。买契手续办完后，捷米亚舍夫就得了瘫痪症，失去语言和活动能力。他妹妹卡里亚金娜就乘机大肆活动起来。她要通过各种手段把这座庄园从托尔斯泰父亲手里夺回来。她派人到皮罗戈沃企图宣布这座庄园是她的，买契无效。来人被管家顶了回去。第二天又派来四个人，声称来接管养马场、谷仓和主人宅院，也被管家顶回去了。但卡里亚金娜并不甘心失败，她到莫斯科军人总督戈利岑公爵那里告了托尔斯泰父亲一状，说皮罗戈沃这笔买卖是非法的，说托尔斯泰父亲趁她哥哥有病之机骗了她哥哥，说托尔斯泰父亲欠外债近40万卢布，根本拿不出契约规定的17.4万卢布现款来，因此这笔买卖是非法的。卡里亚金娜还到处造谣污蔑托尔斯泰父亲。 看来，卡里亚金娜这年（即1837年）6月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反对托尔斯泰父亲，所以托尔斯泰父亲6月19日带了文件，由两个仆人陪同，匆忙坐马车从莫斯科赶往图拉，6月20日下午五时赶到。莫斯科距图拉161俄里，托尔斯泰父亲仅用了不到一昼夜的时间赶到，速度是相当快的，可见情况相当紧急。6月21日，白天，托尔斯泰父亲就在各官署之间奔走，晚上八点，他请一些朋友来住处，显然是商讨跟卡里亚金娜的纠纷问题。先是前来聚会的朋友瓦西里耶夫动身去找捷米亚舍夫，过了一会儿托尔斯泰父亲自己也动身去找捷米亚舍夫。在距捷米亚舍夫家几十步远的地方，托尔斯泰父亲就昏倒了。一小时前还在他的住处做客的两个医生和一个校级军医参加抢救，抢救无效，身死；接着警察赶来，编写了死亡记录，到他住处查封了他的文件财物。在给警察局的报告里，三个医生一致认为托尔斯泰父亲死于脑溢血，说他早就喀血，肺和大脑严重充血，再加上他赶了将近一昼夜路，第二天又徒步在市内跑了一天，致使血压严重升高。三个医生没有看出中毒现象，因此认为没有必要解剖尸体。托尔斯泰父亲的两个仆人是晚上九点才得到自己主人去世的消息的。 托尔斯泰家里人怀疑托尔斯泰父亲是被跟在他身边的仆人彼得鲁沙和马秋沙兄弟俩毒死的（其实这兄弟俩只有马秋沙去了，随去的另一个仆人是尼古拉·米哈伊洛夫——他就是托尔斯泰在《童年》中所描写的托尔斯泰兄弟们幼年时的忠仆尼古拉，他终生受到托尔斯泰的爱戴和尊敬）。怀疑的根据是托尔斯泰父亲身上携带的钱款和文件都不见了。钱款再也没有找到；文件过了一段时间被一个神秘的女乞丐送回来了，说是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拾到的。这种怀疑是根据不足的。 噩耗把全家抛进了悲痛的深渊。 托尔斯泰一开始不相信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不相信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漂亮、快乐、开朗的父亲会不在人世，会不回来跟家里人开玩笑，逗乐子。不相信再也见不到他了。在街上散步的时候，他在遇到的人中间寻找父亲。他期待着意外见到他…… 托尔斯泰非常爱他的父亲！关于父亲，托尔斯泰在回忆录里这么写道：“父亲中等身材，体格健美，是个活泼敏感的人，他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但他的目光里却时时流露出愁闷的神情。他带着猎犬狩猎的情景，我更是记忆深刻，至今还记得他出发打猎的场面。后来找总觉得，普希金在《努林伯爵》中描写外出打猎的情节是以他为原型的。” 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在《父亲》一书里说：托尔斯泰恐怕正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待人亲切和蔼的作风、喜气洋洋地说俏皮话的本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狩猎的嗜好、健壮的体力以及近于大胆的机灵。 父亲去世不到一年，祖母忧伤成疾，1838年5月25日溘然长逝了。 亚历山德拉姑妈成了托尔斯泰家孩子们最近的亲属，被指定为他们的监护人。 托尔斯泰家的财产交由监护理事会经管。全家必需缩减开支，于是就搬进了一幢比较简陋的住宅。 祖母在世的时候，就把孩子们喜欢的德国家庭教师列斯谢利辞退了，另给他们请来一个法国人桑·托马担任家庭教师。桑·托马眼光狭隘、妄自尊大、拿腔拿调，整个外貌有一种极不自然的高傲神态和演戏似的装腔作势的样子，这使敏感的小托尔斯泰十分厌恶。桑·托马对小托尔斯泰十分粗暴。托尔斯泰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已经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了，反正有一件事，一件无须处罚的事，可是桑·托马却把我锁在房间里，还威胁说要剥掉我的衣服用树条抽我。因此，我不仅对他的粗暴行为，而且对他本人都感到极度愤慨和厌恶。”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俩人的关系有了一些改善。 托尔斯泰从小就对爱充满无限需求，他既需要爱别人，也需要被别人爱。如果别人不接受他的爱或他得不到别人的爱，都会使他难受。 他先后向小男孩穆欣·普希金和小女孩索涅奇卡表示过爱慕之情，可是人家却看不起他，未予理睬。 托尔斯泰是家里最小的男孩，长得不好看。他寻找自己能够爱恋的人和事，找不到；他寻找能够使他自我肯定、摆脱不受重视的处境，找不到；他寻求鼓励，但人家都嘲笑他，没有人理解他。但是他认为自己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自己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人，自己身上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些东西。但无论如何，他跳不出受漠视的困境。因此，他感到孤独。 这样，他就开始幻想。他在小说《少年》中写到他被外国家庭教师锁在小贮藏室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一些幻想，说：“我去当骠骑兵，去打仗，敌人从四面八方朝我扑来，我抡起马刀，砍倒一个，再抡起马刀，又砍倒一个，一连砍倒三个。后来，浑身是伤，精疲力竭，跌倒在地，口里高呼：‘胜利啦！’将军骑马来到我身边问道：‘我们的救星，他在哪里？’人们指着我，他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含着欣喜的泪水高声喊道：‘胜利啦！’我渐渐康复了，一只手还用黑色围巾包扎着，我沿着特维尔大街散步。我成了将军了！忽然皇上看到了我，问道：‘这个多处受伤的年轻人是谁？’有人告诉他，说这是赫赫有名的英雄尼古拉。皇上走到我跟前说：‘朕感谢你，爱卿无论提出什么要求，朕都将予以满足。’”尽管这是小说，我想还是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的。 不过天马行空的幻想渐渐被严肃认真的哲学思考取代了。 从他的自传体小说《少年》的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这一年时间里，我过着孤独、沉思的生活。各种抽象问题——人的使命、未来的生活、灵魂不朽，都出现在我面前。我还幼稚，智力不发达，又没有经验，却不知天高地厚，凭着满腔热情想弄清楚那些人类智慧最高阶段探索的问题。” “有一次我忽然想到，幸福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我们对外因的态度；一个人若是能够吃苦耐劳，是不会不幸福的。为了训练自己吃苦耐劳，我忍着钻心的剧痛，伸直胳膊托着塔季谢夫编的大辞典达五分钟之久。……或者钻进小贮藏室用绳子狠狠地抽打自己光着的脊背，痛得直流眼泪。” “我的哲学发现使我得意洋洋：我常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发现了新的真理从而为人类造福的伟大人物，我踌躇满志地瞧着芸芸众生；但说来奇怪，同人们接触的时候，我见着谁都胆怯。我自视越高，就越不敢向别人流露自己的优越感，而且甚至为自己的一言一行感到害臊。” 没有人同他讨论、交换看法，他只能自己在那里冥思苦想。他感到孤独。在孤独中摸索着成长的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大学时代 1841年秋，托尔斯泰家五个孩子的监护人亚历山德拉姑妈因长期操劳过度，身体虚弱多病，到卡卢加州奥普季纳修道院去祈祷。她在那里认真斋戒，长时间站着祈祷，终于把本来就病病歪歪的身体彻底弄垮了，病死在那里。 那时老大尼古拉已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小托尔斯泰刚13岁，妹妹玛丽亚才11岁。尼古拉对佩拉格娅姑妈说：“不要抛弃我们，亲爱的姑妈，我们在世界上只有您一个亲人啦。” 佩拉格娅姑妈被感动了，大哭一场之后，决定把孩子们带到喀山自己家里去。因为她的丈夫当年曾钟情于塔季扬娜，所以她不要塔季扬娜表姑跟去。 到了喀山，起初小托尔斯泰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更加孤独了。连他喜爱的塔季扬娜表姑也不在身边了。姑妈和姑父根本不管他，桑·托马对他也放任自流。在道德修养方面，没有人关心他、指导他。他在《忏悔录》里说：“我一心一意想成为好人，但我年轻，我有一股强烈的愿望，而当我寻求美好的东西时，我单枪匹马，完全孤立无援。每当我打算说出内心的真正愿望，说出我想成为精神道德上完美无瑕的人这一思想时，我遭到的却是鄙视和讥笑；可是，一旦我陷入可恶的里，他们却夸奖我，鼓励我。虚荣、贪权、自私、淫欲、傲慢、愤怒、复仇— —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重。当我被这些情感笼罩时，我就变得像大人了，同时我觉得他们对我是满意的。”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14岁的托尔斯泰所处的环境是多么恶劣。由于他在性方面的早熟，在二哥谢尔盖的影响下，他跟着二哥去了一次妓院。就在妓女的床上，他哭了。他为丧失了一去不复返的、珍贵的、健康的东西而哭泣；为自己几乎是孩子般的身体被玷污而哭泣；也许还为从事这种肮脏营生的女人而哭泣。对这件事，他十分悔恨。后来他写道：“没有人让我懂得道德准则。而我的周围，那些大人们都毫无顾忌地抽烟，酗酒，淫荡（特别是贪淫好色），打人，要人家干活。我也做了不少坏事，但不是我愿意这么做，只不过是想模仿大人而已。” 正在孤独苦闷难耐的时候，托尔斯泰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姓季亚科夫的年轻人。季亚科夫看出生性怯懦而发表见解时却十分大胆的托尔斯泰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他惊奇地说自己没有想到托尔斯泰这么聪明。这种评价给了托尔斯泰很大鼓舞。后来他在《少年》里说：“称赞不仅对一个人的感情，而且对一个人的智慧也起着相当巨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令人愉快的赞扬声中，我觉得自己更聪明了，因此各种思想一个接一个地、飞速地在脑海里集聚起来……尽管我们的这些议论对旁听者来说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些议论非常含糊不清，而且带着片面性，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些议论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应当说，跟季亚科夫的交往，给托尔斯泰留下了积极的重要的影响。 托尔斯泰在《青年》这部自传体小说里写道： “我曾经说过，我跟季亚科夫的友谊使我对生活、对生活的目的和态度有了新的看法。这种看法的实质就是确信：一个人的使命就是要力求精神道德的完美，要达到这种完美是不难的，是有可能的，而且要持之以恒，不断完善。 “现在时候到了，这些想法就像精神上的发现一样以新的力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过去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同时也想起要把这些想法付诸实施，而且下决心矢志不渝。” 托尔斯泰对科学不感兴趣，希望早些穿上带金扣子的军服，戴上三角制帽，腰悬佩剑，成为一个“十足的大人”。但佩拉格娅姑妈却要他准备考大学。 他决定报考喀山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他打算将来当外交官。1844年6月5日参加入学考试，结果失利。同年8月4日再次参加阿拉伯语和突厥——鞑靼语的入学考试，这次被录取了。 他欢欣雀跃：终于成了大人，他将有自己的马车，到处将受到客礼相待，岗警还要向他敬礼，桑·托马再也不能管他了，谁也不能禁止他抽烟了。 起初，他学习很出色，但是不久他就沉湎于喀山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的生活，渐渐不去听课了。 所有的舞会、晚会和上流社会的招待会，他是有请必到，到则一定跳舞。但他远不及同龄贵族大学生那么受上流社会女士的垂青。他常常流露出一种奇怪的固执和腼腆。他性情孤僻，动作呆笨，总是怯生生的。 人们都叫他“哲学家”。 而他却以不可思议的顽强精神追求上流社会风度，尽力模仿——他心目中的样板二哥谢尔盖。 在喀山，托尔斯泰第一次爱上了一个叫季娜的姑娘。这姑娘是他妹妹的同学。这段恋爱给他留下了一段美好愉快的回忆。他常常在幻想中同她神游美妙的幻境。后来，他在《青年》中写道： “月明星稀，夜深人静，我常常枯坐在褥垫上，通宵达旦凝视着银光和暗影，倾听着些微的响动和暗夜的寂静，浮想联翩，主要是那富有诗意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幸福。这时，‘她’姗姗来迟，拖一条黑黑的大辫子，胸部丰满，美而艳，神色哀怨；她双臂裸露，伸出手，敞开令人心荡神摇的怀抱。她爱我，我为了得到她片刻的爱，巴不得献出自己的生命。月亮越升越高，越来越皎洁，池塘水面上溢金流彩，渐久渐强，宛如阵阵声浪，听得益发分明，而阴影则益发浓重。我凝视着，倾听着，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她那裸露的胳膊和热烈的拥抱还远远不是全部幸福，对她的爱也远远不是全部幸福；我望着天空一轮皓月，时间越长，感到真正的美和幸福越来越崇高，越来越纯洁。我离它——美和幸福之源越来越近，一种不知餍足然而欢乐的泪水涌上眼眶。 “我仍然是独自一人，我仍然觉得：这种神秘而壮丽的大自然，这轮神秘诱人的皓月（不知为何它高挂在淡蓝色苍穹的一个难以捉摸的地方，同时它又无所不在，像是充塞于无垠的太空）和我这条微不足道的小蛆虫（已经被人类各种卑微的七情六欲所玷污，但仍然具有磅礴的幻想力和囊括宇宙的爱）是不可分割的。在这样的时刻，我总觉得，好像无论是大自然，无论是月亮，也无论是我——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正如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女士所说，这段描写再好不过地表达了托尔斯泰的精神实质，使我们对他有了一个确切的了解。他无论怎样跌倒，无论自己的心灵怎样被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所玷污，可是他那精神力量的萌芽，对真善美的追求，仍然以巨大变化的迸发力推动他不断向上，去进行种种新的探索。 喀山大学学生是每半年考试一次。1845年的半年考试是1月12—22日举行的。共考四科，每科分成绩和勤奋两种分。托尔斯泰各科分数如下：教会圣经史——成绩3分，勤奋2分；阿拉伯语——成绩2分，勤奋2分；法语——成绩5分，勤奋3分；普通文学史——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考试。根据半年考试成绩，托尔斯泰未被允许参加升入大学二年级的升级考试。 对没有被允许参加升级考试的原因，托尔斯泰1862年在《教养与教育》一文里是这么解释的：“第一年我未被允许升入二年级，是因为俄国史教授跟我的亲属争吵过——尽管我没有缺过课，而且俄国史这门课我会。”① ①托尔斯泰说他因为伊万诺夫教授的一门历史课而未被允许升级，很难说他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可能他记错了。 喀山大学历史教授伊万诺夫的夫人是托尔斯泰的远房堂姐亚历山德拉·谢尔盖耶夫娜；伊万诺夫教授到托尔斯泰姑妈尤什科娃家作客时的确可能为了某种原因跟他们争吵过，所以托尔斯泰认为这位教授是挟嫌报复，他觉得自己这门课学得很好，因此觉得不让他及格是不公平的，十分气愤，决定转到法学系去。 其实他不及格不能完全怪别人，他自己学习并不努力，经常旷课，醉心于社交活动。转到法学系去，也是因为那里课程轻松。最差的大学生都集中在那个系里，大多数学生都是花花公子。到了法学系以后，他仍然经常旷课，忙着参加各种娱乐活动。法学系有位才华出众的年轻的德国教授，姓梅耶尔，是教俄国法学史的，期末考试时，也不得不给他坏分数。他曾对一个学生说：“我今天对他进行了考试，我发觉，他根本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学习，这真是太可惜了。他那富有表情的面孔、那双聪明的眼睛使我确信，只要他有愿望并肯独立钻研，他是能够成为一个出众的人的。” 应当说，梅耶尔教授是很有知人之明的，而且他也下决心培养托尔斯泰对学习的兴趣，并且逼迫他学习。梅耶尔教授布置大学生们（其中包括托尔斯泰）对叶卡特琳娜女皇的《训示》和孟德鸠斯①的《论法的精神》进行比较。 ①孟德斯鸠（1689—1735）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 托尔斯泰有生以来第一次认真地全神贯注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梅耶尔教授本来是想通过这件工作促使托尔斯泰好好学习，但是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独立完成了这次作业，托尔斯泰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在大学外面不受学校课程的束缚，他能更自由地学习他感兴趣的东西。这样，托尔斯泰就产生了离开大学的念头。 有一次托尔斯泰跟一个姓纳扎里耶夫的同学一起被关进了禁闭室。 纳扎里耶夫后来回忆说，托尔斯泰曾对他说过：“……然而，我们有理由指望的是，从这个高等学府出去，我们将成为有益的人，成为有知识的人。可我们从这所大学里能得到什么呢？请想一想，凭良心说吧。回去的时候，回家乡的时候，我们从这个高等学府里能带回去什么呢？我们能派上什么用场呢？……”他流露出了离开大学的念头。 这时，他对法学已失去兴趣，开始喜爱上了哲学。他说他15岁就开始读哲学著作。他读了许多哲学著作。 1845年暑假，托尔斯泰是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度过的，显然这时他迷恋上了思辨哲学。他1856年写的《青年》一书里写过主人公清早四点起床，自己收拾好房间，独自一人回忆产生过的印象、情感、思想，进行检查比较，从中得出新的结论来。实际上这里写的就是他自己的经历。他有时处在兴奋状态，夜里“在梦中也看到和听到新的伟大真理和规则”，常常醒来。他不得不准备两个笔记本，记录自己的思想：一本记录自己“新哲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本记录这些哲学原理在生活上的应用，即行为准则。 年轻的托尔斯泰这时得出的“新哲学”原理之一是：他认为，“人的心灵的实质是意志，而不是理智”。他不赞同笛卡尔①的哲学的基本原理：“cogito-ergosum”（“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托尔斯泰认为，笛卡尔“思想是因为他希望思想，因此必须说：‘volo-ergosum（“我希望所以我存在”）。托尔斯泰把他关于意志在人的生活中的意义的论述写在一篇未加标题的文章片断里，文章开头就说：“人如果没有希望，那人就不会存在。”托尔斯泰在这篇文章片断中肯定说：“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希望所以我存在。”对当时的托尔斯泰来说，“不受限制的意志”是人的心理的最高品质，它应当指导人的全部生活和活动，永远居于各种需求之上。 ①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 可以肯定，就是在这年夏天，托尔斯泰开始接触卢梭的著作。卢梭的《忏悔录》给他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卢梭《忏悔录》给我留下的强烈的欢快的印象以及使我感受的那种憎恶虚伪、热爱真理的情感。”读这部著作还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原来所有的人跟我一样！不只是我一个丑八怪天生有无数的丑恶品质。既然这本书已全部揭露出来了，人们为什么还说谎、装假？”读卢梭大大加强了托尔斯泰本来就有的追求真实、厌恶虚伪的秉性，他当时只承认一种美德——“不管做了好事还是坏事都要诚实”。 托尔斯泰当时还读了卢梭参加法国第戎学院举办的关于科学和文艺的复兴是否使道德醇化征文竞赛获头等奖的论文《论科学和艺术》。卢梭关于野蛮状态在道德上优于文明状态的议论也很对托尔斯泰的心思。 托尔斯泰年轻的时候说读卢梭的著作“像读自己思想一样”；晚年他说，读卢梭的著作，他有时产生一种幻觉，觉得有些篇章好像不是卢梭写的，而是他托尔斯泰自己写的。卢梭之所以能对托尔斯泰产生如此强烈印象，是因为他符合托尔斯泰思想探索的需要。托尔斯泰后来那么经常严格剖析自己的思想，跟卢梭给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研读哲学著作，思考哲学问题，使托尔斯泰跟周围的人疏远了，他怕别人不理解他，所以也不愿意同别人谈自己的想法。 哲学思考也使年轻的托尔斯泰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注意自己的仪表了，他力求简化自己的衣着和住所。他光脚穿便鞋，自己设计了一件帆布长袍，白天穿在身上，晚上当被褥。 他离开大学的想法越来越成熟了。 这样，1847年4月，他终于离开了大学，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关于离开大学的原因，托尔斯泰自己说：“我离开大学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二哥谢尔盖结束了学业，要离开了；其二是不管说来多么奇怪，我所完成的将《训示》和《论法的精神》进行对比的这一作业，为我打开了独立工作的新领域，而大学及其所提出的要求不仅无助于这种研究工作，而且还有所妨碍。” 托尔斯泰虽然离开了大学，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相反，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自学规划： “1）学好大学毕业考试的法律学科的各门课程； 2）学好实用医学以及部分医学理论； 3）学好法语、俄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 4）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实践方面对农业进行研究； 5）学好历史、地理和统计学； 6）学好数学和古典中学的课程； 7）写一篇学位论文； 8）在音乐和绘画方面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9）订出行为守则； 10）掌握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11）在将要学的各门学科中必须写出一些文章来。 这个庞大的规划看上去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据他女儿亚历山德拉说，除了法律学、绘画和医学外，他在其他方面都获得了真正的知识。 托尔斯泰直到晚年都没有停止过在各个领域里的自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高加索 1847年初夏，托尔斯泰跟哥哥和妹妹在亚斯纳亚·彼利亚纳聚到了一起。他们都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老大尼古拉当了军官，老二谢尔盖和老三米佳都已大学毕业，托尔斯泰自己不久前退学回来，妹妹玛丽亚已经准备出嫁。到了分割父母遗产的时候了。分家的结果，托尔斯泰得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片庄园。 这样，托尔斯泰就成了拥有1470俄亩①土地（其中175俄亩是森林）和330名男性农奴的地主了。他从大学退学的时候就打算回来改善农奴的状况。他显然是受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尤其是格里戈罗维奇《苦命人安东》的影响。后来他对这两部作品都有很高的评价。 ①1俄亩等于1.09公顷。 1893年秋，庆祝格里戈罗维奇从事文学活动50周年时，托尔斯泰在给他的信里①谈到了《苦命人安东》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响。他说：“我至今还记得《苦命人安东》在我心头引起的激动和兴奋。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了。小说对我来说是令人愉快的一大发现，即发现了俄罗斯农奴是我们的养育者，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 ①亚·托尔斯泰娅《父亲》一书中说是庆祝50寿辰，是不对的。参阅托尔斯泰1893年10月27日给格里戈罗里维奇的信。 现在既然有了这种可能性，他就要大展宏图了。他开始到农奴中间去，接触农奴，亲眼看到了农奴生活在骇人听闻的贫困和愚昧之中，真心诚意地要帮助农奴。但是农奴不信任他，认为他是来从他们身上谋取私利的，也有人欺负他年轻、没有经验，想从他身上捞点儿好处。总之，农奴并不相信他的良好愿望。他的计划失败了。他感到非常痛苦。这一段经历在他后来写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里有很充分的反映。 1848年10月中旬，他怀着对个人幸福和欢乐的渴望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莫斯科去了。 在莫斯科，他住在他的朋友别尔费里耶夫家里。跟别尔费里耶夫一起出入上流社会，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多年后，托尔斯泰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我在莫斯科生活得乱七八糟，既无处供职，也不做什么正经事，胸无大志。” 1849年1月，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到了彼得堡。他说：“一种模糊的渴求知识的愿望再次把我引向了远方。”在这里，他决定放弃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哲学研究，打算通过彼得堡大学副博士考试，像周围所有的正派青年一样开始工作。经过一段认真的准备，托尔斯泰以优等成绩通过了民法和刑法两门课程的考试。可是托尔斯泰又改变了主意，他几乎已下决心“进骑兵连当一名士官生了”。他幻想二年后或更短的时间成为军官。然而没过多久，又放弃了这个计划，重新过起了散漫的生活。一晃五个月过去了。托尔斯泰痛感自己什么有用的事也没有做，只是花费了一大笔钱，而且还负了债。他决定回家乡去。 在回家的途中，他结识了一个姓鲁道夫的音乐家。他把这个音乐家带回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在附近的图拉市贵族俱乐部找了个挂名的差事，终日酗酒，打牌，看茨冈人①唱歌跳舞。 ①又称吉卜赛人，19世纪时系一流浪民族，以占卜、歌舞为职业。 他的第二个爱好就是打猎。 在这些十分糟糕的日子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在音乐里找到了一点儿安慰。多才多艺的鲁道夫鼓舞了他。他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他接连几小时练习弹钢琴，从各种声音组合中得到灵感，他试图提出一套理论来，题目都想好了，那就是：《音乐的基本原理及其研究规则》。 托尔斯泰之所以能成为托尔斯泰，就是因为他的心里始终有一股追求美好理想的力量推动他去战胜恶劣环境对他的腐蚀。他不甘沉沦，不断剖析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一些记载： “我已经第二天这么懒散了，没有做规定要做的事。为什么呢？我也不明白。但我并未绝望，我会强迫自己去做……” “我完全像牲口似的打发日子，尽管还没有完全游手好闲，但自己的事业几乎全放弃了，在精神上也颓唐下去了。” “我浪费了许多光阴。起初迷恋上流社会的娱乐，后来心灵又感到空虚。” “总而言之，简单一句话，我胡闹够了……” 关于这段时间，在1850年12月8日的日记里，他好像做了一个总结：“在这段时间里，农村宁静的生活使我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先前的愚昧无知和必须干一番事业的愿望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我不再建造空中楼阁，不再制订无论付出多少人力也无法实现的计划。主要的，对我来说也是最良好的信念，那就是我不再希望以一个人的智力来达到什么目的，我也不再轻视所有的人都接受的形式。” 于是托尔斯泰决定再去莫斯科。他在日记里说，他去莫斯科有三个目的：1)赌博，2)成亲，3)谋职。后来他回忆说：“第一件事，搞得很糟，幸好我仔细察看了自己的状况，并摒弃了种种偏见，决心出售部分地产，才得以整顿和改善我的境况。第二件事，多亏大哥尼古拉明智地建议我把这件事搁置下来，直到或是爱情或是理智或是无法抗拒的命运迫使非成亲不可时再成亲。最后一件事，在省城里工作不满两年是不可能办到的。而且，说实话，我不想要许多其他的东西……因此我暂且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在富兰克林①传里，他读到富兰克林有一本特别的记事簿，上面记下了自己必须加以改正的所有弱点。托尔斯泰也马上搞了这么一本记事簿。他在日记中说：“在富兰克林式记事簿里，我把种种弱点分门别类地写出来，诸如懒惰、虚伪、贪食、忧郁、夸耀、淫欲、自尊心不强等等所有这些卑劣的癖性。我按这些分类从日记簿中摘抄自己的罪过，并用十字做上标记。”可惜这些记事簿都找不到了。 ①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和物理学家。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期间开始写小说。他写了两篇：一篇叫《茨冈人的故事》，没写完，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另一篇叫《昨天的故事》，也没有写完，但手稿保存下来了。他的处女作《童年》看样子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酝酿的。 1851年4月初，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他是为回来度假期满即将返回部队的大哥尼古拉送行的。 大哥尼古拉看出年轻的托尔斯泰常来往于莫斯科、图拉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之间，没有一件能把他吸引住的工作，终日彷徨徘徊，心神不定。凭着他那敏锐的观察力看出托尔斯泰急需改变生活。他这时在高加索服兵役，他建议托尔斯泰跟他一起去。托尔斯泰接受了他的建议。 1851年4月底，托尔斯泰跟着大哥动身到高加索去①。 ①19世纪时高加索南部已并入俄国版图。但有些地方的山民仍然拼命自卫，保护自己的独立，抵抗俄军进犯。因此山民和俄军之间战事不断。 途中，他们在莫斯科稍事停留，就到了喀山。几年前，他们曾在喀山度过了青春时代最美好的时光。旧地重游，自然别有一番情趣。对托尔斯泰来说，最值得怀恋的当然是跟昔日的意中人季娜重逢的情景啦。 在1851年6月8日的日记里，他是这么记载的：“以前我看见季娜时，她是贵族女中学生，我喜欢她，但对她了解不多……我在喀山住了一个星期。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在喀山盘桓？为什么这么高兴？为什么这么喜气洋洋？我不会说这是因为我在恋爱。我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儿。我觉得，不可捉摸正是爱情的主要特色，正是爱情全部魅力之所在。 我现在精神多么愉快啊！我没有感觉过猥亵的压力，这种压力会破坏一切生活乐趣的。我没有向她表白过爱情，但是她了解我的心情；如果她爱我，我认为那完全是因为她理解了我的意思。” 但是美妙的一瞬只是过眼烟云，托尔斯泰不久就把她忘了。不过一年后托尔斯泰听到她出嫁的消息时，心里仍然感到惘然若失。 离开喀山，兄弟俩便乘船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直达阿斯特拉罕，然后换乘马车直奔斯塔罗格拉德科夫斯克镇。 托尔斯泰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高耸入云的层峦叠嶂，感到十分兴奋。他后来把这种印象写在小说《哥萨克》里：“这天早晨天朗气清，他突然发现看来一群巍峨的高山似乎就在离自己二十步远的地方，多么雄伟奇妙啊！冰雪的峰巅轮廓分明，绵延天际。当他明白峰峦与苍穹之间是那样辽阔无垠，崇山峻岭是那样高大莫测，当他体会到这种美景的永恒无尽时，他惊骇不已……” 托尔斯泰对周围的军官们没有好感。他在给表姑塔季扬娜的信里说：“我承认，这些人做的好多事情起初都使我感到厌恶，但后来我习以为常了，尽管我与这些先生并无亲密的交往。我找到了一种既不疏远也不亲近的应酬办法。其实我只要学尼古拉的样子就行了。” 他喜欢同粗犷、健壮、质朴的哥萨克交往。 在这里有三个人使他终生难忘。 一个是房东哥萨克美人。她使他神魂颠倒。他脑袋里曾出现过要娶这个哥萨克女子做妻的想法。他说：“我欣赏她，就像欣赏群山和天空的美景一样，而且也不能不欣赏她，因为她就像群山和天空一样美艳绝伦。后来我发现，欣赏她的美艳成了我的生活需要……” 一个是老哥萨克叶皮什卡。他是托尔斯泰的最要好的朋友。他是个有本领的人，会偷，会骗，他偷马群，贩卖人口，用套马索捉车臣人，从来不干活：要么当翻译，要么完成只有他一个人能完成的任务，如把一个顽抗的山民，不管是死的活的，从山上的石屋里拖进城里；或者烧掉著名山民首领的房子；或者领一队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车臣人的头目去见长官……狩猎和流浪是这个老哥萨克的两大爱好。其他的一切冒险不过是些插曲而已。 托尔斯泰晚年谈到他时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是个心地忠厚、性格开朗的人。他强壮魁梧，剽悍勇敢，对敌人极端残忍，而对投火飞蛾却十分怜悯，为罪孽辩护却又害怕罪孽。” 第三个人是车臣人萨多。萨多是富家子弟，可父亲不给他钱。他勇猛善骑，以偷盗敌人的牛马为生。他经常到兵营里来跟军官们赌博，军官们经常算计他。托尔斯泰发现这种情况，便提议替他赌。这样，他便把托尔斯泰看作好朋友。有一次，托尔斯泰的马病了，他便把自己的马牵来送给托尔斯泰。还有一次，托尔斯泰输掉一大笔钱，给人家开了期票；期票快到期了，托尔斯泰走投无路、痛苦万分，甚至准备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田产卖掉一部分。正在这时，萨多赢了钱，把托尔斯泰的赌债全还清了。 1851年6月，托尔斯泰自愿参加了对山民的袭击。他由于作战勇敢而荣获嘉奖，并受到总司令的接见。总司令劝他入伍，他答应了。1852年1月，他正式入伍，成了一名炮兵士官生。在他参军后第一次战斗中，一颗炮弹打中他指挥的大炮的轮子，他险些遇难。同年3月，他拿到了士官生的任命书。 托尔斯泰在战斗中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偶有怯懦的行为，他在日记里都严加剖析。如1852年2月28日，在一次战斗之后，他写道：“…… 这是表现自己全部精神力量的惟一机会，可是我表现得软弱无能，对此，我自己都感到不满。”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期间，几度险些丧命。 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往左或往右偏离千分之一俄分，我就被击毙了。” 还有一次托尔斯泰同好朋友萨多护送辎重车队前往格罗兹尼，遇到车臣人袭击，险些丧命或被俘。 高加索这一段经历对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有许多经历成了他小说的题材。 正是在高加索，托尔斯泰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取得了重要成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牛刀小试 托尔斯泰一边过着高加索丰富多彩、充满危险和奇遇的战斗生活，一边紧张地探索着施展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活力的场所。 他终于决定写小说了。 1851年11月12日，托尔斯泰在给塔季扬娜表姑的信里报告了他开始写作的情况。他说：“亲爱的姑妈，您有一次建议我写小说，还记得吗？告诉您，我接受您的劝告了。我过去信里对您提到过我所做的那件事，就是写作。我还不知道写的东西是否会问世，但我在从事的这件工作已经和我结下不解之缘，欲罢不能了。” 早在1851年1月18日他就萌生了写《童年》的念头。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写我的童年故事。” 1851年夏他着手写。这时他的想法已具有小说的明确艺术轮廓，书名叫做《发展的四个时期》。1851年末，第一稿写到主人公的少年时期。 这时托尔斯泰决定小说分成三部。第一部就叫做《童年》。誊写手稿的工作把他累得疲惫不堪，他亲手抄了三遍，最后让一个誊写员誊清。 1852年7月3日，托尔斯泰把《童年》寄给了《现代人》杂志。署① ①涅克拉索夫（1821—1877）俄国诗人。 名是他的名字和父称的缩写：列·尼。他在给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的信里说：“我怀着焦急的心情等着您的评判，这一评判也许将鼓励我继续做我心爱的工作，也许将使我把已经写好的东西付之一炬。” 同年8月29日，托尔斯泰收到了涅克拉索夫的回信。回信通知他《童年》已被采用，并说：“我不知道续篇的情况，所以不敢武断，但我觉得作者是有才气的……请将续篇寄来。您的小说和才气都使我颇感兴趣。” 同年9月30日，托尔斯泰收到了涅克拉索夫第二封来信：“尊稿已经发排，将刊登在《现代人》第九期上。我仔细读了校样（而不是字迹不清的手稿），觉得这部小说要比我第一次读时好得多。我可以肯定作者是有才气的。我认为对您这样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深信这一点，目前比什么都重要。” 不言而喻，这两封信使托尔斯泰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坚定了继续从事写作的信心和决心。他接着写出了《一个地主的早晨》、《袭击》和《一个台球记分员札记》。 但美中不足的是，作品发表了，却不见寄稿费来——托尔斯泰由于生活放纵、赌博常输，手头总是缺钱。他在日记里写道：“只见赞扬，不见钱来。”涅克拉索夫10月30日来信解释，说照杂志规定，第一篇作品是不给稿费的，但以后所有作品若被杂志采用，则将按最高标准支付，即一印张三十银卢布。 《童年》发表后，在彼得堡文坛引起很大轰动。 《现代人》杂志编辑、作家巴纳耶夫在熟人中间到处朗诵《童年》片断。据屠格涅夫说，巴纳耶夫的熟人，即使在涅瓦大街上遇到他也要躲开，怕他在大街上就朗诵起《童年》来。 屠格涅夫自己也向邻居、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亚推荐这篇作品（当时他并不知道作者是玛丽亚的哥哥），而且还写信给涅克拉索夫说：“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天才，请写信给他，敦促他写作。请告诉他，要是写作能引起他的兴趣的话，我向他表示祝贺，并向他表示敬意和欢迎。” 很多杂志纷纷发表评论文章 ，加以赞扬。《祖国纪事》杂志有一篇文章说：“如果这是尼·列先生的第一篇作品的话，那不能不祝贺俄罗斯文坛出现了一位新的杰出天才。” 从以往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他不甘心随波逐流，尽管周围环境使他沾染上许多恶习如赌博等，但他不断剖析自己，不断要从这污泥浊水中挣脱出来，不断追求道德的完美，总想做一番事业。他在1852年3月29日日记里写道：“平庸的生活使我痛苦……但是我毕竟还能藐视自己和唾弃自己的生活。在我身上有一种力量使我确信我来到人世并不是要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我渴求的是能对人们的幸福和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二，他在这之前已阅读了大量哲学书籍和文学作品，托尔斯泰自己把1842—1848年即从十四岁到二十岁之间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的书编了一个目录，我们从这个目录里也不难看出他读书的情况。 书名印象深刻程 圣经·马太福音极深刻 斯特恩：《感伤旅行》很深刻 卢梭：《忏侮录》极深刻 《爱弥儿》极深刻 《新爱洛绮思》很深刻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很深刻 席勒：《强盗》很深刻 果戈理：《外套》深刻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深刻 维奇吵架的故事》 《涅瓦大街》深刻 《地鬼》极深刻 《死魂灵》很深刻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很深刻 德鲁日宁：《波连卡·萨克斯》很深刻 格里戈罗维奇：《苦命人安东》很深刻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极深刻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塔曼》很深刻 普雷斯科特：《墨西哥征服史》深刻 第三，他对作家使命和写作方法也做了充分思考。这我们从他的日记里不难看出。如他在一篇日记里说：“我这时躺在营帐外面。多么美丽的夜晚哪！月亮刚刚从山冈后面爬上来，照耀着两片薄薄的浮云；一只蟋蟀在我身后不停地悲鸣；远处群蛙鼓噪，村外时而传来鞑靼人的叫喊，时而传来狗吠，接着又万籁俱寂，只有那蟋蟀在悲鸣。一片轻盈透明的浮云掠过点点繁星。我寻思：去吧，去执笔把眼前的一切写出来。 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一切写出来呢？走到滴满墨水点的桌子前边坐定，拿过发灰的纸和墨水，铺纸蘸笔，在纸上写出字母。字母组成词，词联成句子。难道这能表达感情吗？能否用某种方式把自己对大自然的观感告诉别人也让他如同身临其境呢？光描写还不够。为什么诗歌与散文、幸运与不幸那么紧密相联呢？怎么办？是否应当努力将诗歌同散文结合在一起，或是只欣赏前者，随后再听任后者的支配而生活下去呢？ “在幻想中，有比幻想更美妙的方面。完满的幸福乃是两者的结合。” “我觉得要描绘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只能描绘出他给我的印象。谈到某个人，通常说这人古怪、善良、聪明、愚蠢、通情达理，等等。这类字眼丝毫不能说明什么，说话的人却想以此描绘该人，结果常常使人不知所云。” “一切作品，要想成为出色的作品，正如果戈理在其最后一篇小说里所说的（‘它是从我内心深处唱出来的’），它理应是作者的心声……” 这里特别应当指出，他长期养成的在日记里严格剖析自己的习惯对他在小说里深入刻画人物心理是有无法估量的作用的。伟大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到托尔斯泰时曾说过：“谁没有在自己身上研究过人，谁就永远不能深刻地了解人……假如我们说自我观察一定异常有效地磨砺了他的一般观察力，教会了他用洞察一切的眼力看人的话，那我们是不会错的。” 1853年7月20日，托尔斯泰在给二哥谢尔盖的信里说他已呈请退伍了。 他要离开军队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他在军队里不得意。他作战勇敢，但却没有得到格奥尔吉十字勋章 。有两次是因为所有证件忘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耽误了。 有一次，他让给了一个老兵，还有一次因为没有执行放哨任务被罚禁闭，上司不同意发给他。应该提升为军官也没有提升。 另一个原因是受到创作成功的鼓舞，想要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从事文学创作。他也想念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了。 然而1853年6月，俄国出兵占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跟土耳其的战争①一触即发。托尔斯泰的退伍申请因此未获批准。他便怀着爱国热情申请转到多瑙河的部队去了。 ①俄土战争同年10月爆发。11月，俄军击溃锡诺普港的土耳其舰队，引起英法干涉；1854年3月，英法对俄宣战。同年秋，英法土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下文谈到的西利斯特里亚战役和保卫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多瑙河部队 托尔斯泰被调到多瑙河部队继续服役。在去多瑙河部队之前，他决定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看看。 他在隆冬季节，冒着风雪严寒，从南方到俄罗斯中部，行程两千俄里，经过两个星期的跋涉，终于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关于路上的印象，托尔斯泰有一段记载： “大雪纷纷扬扬，在我的前面和左右两边飞舞，从车篷上往下落，滑木被埋住了，马腿在雪里陷到了膝盖。雪花飞舞，天气极冷。我的头刚一伸出衣领，冰冷的雪花就盘旋着向我的眉毛、鼻子和嘴唇扑来，还直往脖子里钻。环顾四周，但见纷纷扬扬，一片白茫茫，除了朦胧的月亮和皑皑的积雪，大地一无所有。我感到很害怕。” 这次旅行的印象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篇题为《暴风雪》的短篇小说。 他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会见了亲友，到波克罗夫斯科耶庄园探望了妹妹、妹夫和几个外甥，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到了三个哥哥，还同他们结伴到莫斯科去了一趟。这次会面给他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他把事情安排好，写了遗嘱——以防万一在前线阵亡。他1854年3月起程前往多瑙河部队。 托尔斯泰在多瑙河部队呆到10月底。在这段时间里，他几经调动： 从布加勒斯特调到奥利坚尼茨镇，随后又调回布加勒斯特，被派到炮兵部队首长身边工作。最后在戈尔恰科夫伯爵的指挥下参加进攻西利斯特里亚要塞的作战行动。 预定对要塞的攻击被无故取消，并且解除围困，使托尔斯泰大为沮丧。他在给大哥尼古拉和表姑塔季扬娜的信里说：“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所有的人，士兵、军官和将军，听了这个消息，全都会认为是巨大的不幸，尤其是他们从常常潜入西利斯特里亚的侦察兵（我常有机会同他们交谈）那儿听说过什么时候可以攻克这个要塞（对此无人怀疑），西利斯特里亚支持不了两三天。” 托尔斯泰以其独具的洞察力看出俄军的种种弊端：作战指挥不当，军纪涣散，士兵愚昧，军官放荡。 他和一些有文化的军官想要创办一个士兵教育协会以对士兵进行启蒙教育，因不合上级意图被否定了。 他要出资跟一些军官创办一份军事杂志以对士兵进行教育并报道军事活动，沙皇也没有批准。 他还写了一些提高俄军战斗力的军事改革方案，如《论德式马枪营》、《论改编炮队》。这些方案也都石沉大海，尽管一些专家认为颇有价值。 他还分析了俄军统帅部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略方针，曾试图提出自己的快速制胜的办法。但是他的这些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戎马倥偬的生活不宜于从事文学创作，所以直到4月底他才把《少年》写完，寄给了涅克拉索夫。8月底，他接到涅克拉索夫的回信鼓励他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说“找不到恰当词句对《少年》作出应有的赞扬”。 尽管受到了赞扬，但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他反复修改后来改名为《伐林》的《炮兵军士的笔记》。他重读了《童年》，认为败笔甚多。他著作越多，对作品的要求就越严格。他后来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文学成就，实在跟他的这个特点有很大关系。 跟对待文学创作一样，他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是永不满足的。他的内心里总有善恶两种力量在搏斗。恶的力量占了上风，他就随波逐流，腐化堕落。善的力量占了上风，他就悔恨，剖析自己。他在7月4日的日记里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分析，而且非常中肯，这对理解托尔斯泰颇有参考价值，尽管长一些，我们仍然把它摘录下来： “我不谦虚！这是我的大缺点。我何许人也？一个退伍中校的四个儿子中的一个，七岁失去父母，由姑妈和外人照料，17岁开始独立生活，不通世故，不学无术，家财既薄，地位又低，尤其是行为乖张，没有生活目标和生活准则。此人自暴自弃，虚度年华，最后自己将自己放逐到高加索以避债务兼改恶习……我的社会地位就是如此。其次再对我本身作一观察。 “我其貌不扬，举止笨拙，业已丧失童贞，不通世故；性情急躁，不风趣，不谦逊，intolérant①，像孩子一样腼腆。我几乎是个没有知识的粗人。仅有的一点知识是靠挤时间零打碎敲得来的，不系统，一知半解，而且少得可怜。我像所有意志薄弱的人一样，不沉着，优柔寡断，缺乏恒心，爱虚荣，火气旺。我没有勇气。生活散漫，游手好闲，懒惰成性。我还聪明，但是我的聪明还不曾受到认真的考验。我没有实干精神，没有交际才能，也无办事能力。我为人尚属正直，就是说尚能向善，并且已养成习惯，一旦背离此道就对自己不满，于是又欣然返回正路；但是有的东西我过于喜欢，那就是荣誉。我的虚荣心非常强烈，而又极少得到满足，所以我常常担心，如果要我在荣誉和德行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可能选择前者。 ①偏狭（法文）。 “是的，我不谦虚，所以我自命不凡，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显得羞怯而已。” 看来这个时期，托尔斯泰要下决心改掉懒惰、急躁和优柔寡断的毛病。他在日记里说：“对于我，头等大事是痛改懒惰、急躁和优柔寡断的毛病。”这个意思以各种方式在托尔斯泰的日记里重复了两个月。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在内心深处进行着多么艰苦的斗争以克服周围环境的腐蚀。 托尔斯泰并非圣贤，赌博、酗酒、玩女人这些毛病，他一直存在，也一直悔改，可一直没有改掉，在这个时期也出现过，他每次事过之后都痛苦地自责，都下决心痛改前非。不甘沉沦，终于使他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成为世界瞩目的大文豪、大思想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塞瓦斯托波尔 当时战争的焦点在克里米亚。托尔斯泰对多瑙河部队的无聊生活感到厌烦，想投入战争的漩涡，便争取调往塞瓦斯托波尔。他如愿以偿，获准调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炮兵旅第三轻炮连。1854年11月7日，他到了塞瓦斯托波尔。 塞瓦斯托波尔濒临黑海，有良好港湾，在今乌克兰境内。1783年俄国人并吞克里米亚后，开始在此地建立海军基地与要塞，翌年命名为塞瓦斯托波尔，1808年辟为商埠。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54年9月至1855年8月进行围攻。 1855年4月7日，托尔斯泰被调到第四棱堡。 第四棱堡是塞瓦斯托波尔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令它的守卫者自豪的地方。托尔斯泰在这里呆了一个半月。 同僚们也许是对托尔斯泰不甚了解，也许是托尔斯泰的落落寡合、举止清高的表现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对托尔斯泰并不特别亲近，但是托尔斯泰的机智、活泼和快活性格无疑给他们那种平淡乏味的生活带来一股生气。从他的一位当时的同僚的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那时的风貌来。 “托尔斯泰讲的故事和谱写的歌词，在艰苦战斗的时刻鼓舞了每一个人。他是堡垒的名副其实的灵魂。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时间不知不觉地就飞逝过去了，大家都很快活……他不在的时候，比如到辛菲罗波尔去了，我们都觉得生活乏味。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他终于回来了。……我们一瞧，他恰似一个浪子：脸色阴沉，两颊消瘦，露出负疚的神情。……他把我引到一边，表示后悔不已。他把自己怎样酗酒、怎样赌钱、在哪儿度过白天黑夜，统统和盘托出。这时，您想不到，他就跟一个真正罪犯一样悔恨不已，难过极了。他显得那么悲痛，叫人瞅着都不忍心。……您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好像炮弹就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仿佛四面八方都传来子弹的呼啸声，有的像蜜蜂那样嗡嗡掠过，有的就像琴弦那样吱吱作响。枪炮声惊天动地，令人十分恐惧。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托尔斯泰继续进行创作。 他在这里开始写《青年》，写出了系列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 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学上第一次描绘了俄罗斯士兵和军官，描写了他们的缺点和勇敢。既写了他们浑浑噩噩，也写了他们的责任感；既写了他们的胆小，又写了他们的无畏。这些默默无闻的士兵和军官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在彼得堡一发表，就受到了好评。 屠格涅夫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激动得热泪盈眶，巴纳耶夫给托尔斯泰写信时说全俄国都在读这些故事。皮谢姆斯基①在给奥斯特洛夫斯基②的信中谈到《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时写道：“小说写得如此无情地真实，叫人读起来都觉得难过。”据说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皇后读《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曾感动得热泪盈眶，皇帝还下旨把这篇小说译成法文。 ①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窝囊废》、《一千个农奴》、《苦命》。 ②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主要作品有《自家人好算账》、《大雷雨》等。 而托尔斯泰这时却在出入赌场，钻研牌术，幻想捞本。同时他脑海里又浮现出新的情景，酝酿着新的形象。这时他也在考虑怎样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的问题。他在7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必须攒钱：1）为了还债；2）为了赎回庄园和让农奴获得自由。” 这年7月27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在黑溪附近与敌人决战，俄军进攻被击退，伤亡惨重。军官们对将军们的指挥无能十分愤慨，把托尔斯泰一首挖苦将军们的诗谱成了歌。这首歌在部队迅速流传起来。这件事当然破坏了托尔斯泰在军队里升迁的道路。不过这时托尔斯泰也下决心要离开军队去从事文学创作了。在9月中旬的一则日记里说：“文学之于我毕竟应当是惟一的、主要的、压倒一切其他爱好和事业的东西。” 11月已晋升为中尉的托尔斯泰被作为军事信使派往彼得堡。尽管托尔斯泰尚未脱掉军装，但他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他的正式退役时间是一年以后，即1856年11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彼得堡 1855年11月初，托尔斯泰离开塞瓦斯托波尔，途中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略事停留（看来停留时间不久），11月19日晨到了彼得堡。 在旅馆安置好以后，他马上去拜访了屠格涅夫。他们彼此仰慕已久，而且屠格涅夫的庄园跟她妹妹玛丽亚的庄园毗邻，因此他们一见如故，非常亲热。 当天，托尔斯泰就表示想去见见涅克拉索夫，于是就在屠格涅夫陪同下去访问涅克拉索夫，在涅克拉索夫家里（也是《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吃了晚饭，一直谈到晚上八点。 托尔斯泰不想在彼得堡定居，他只想住一个月，结识结识彼得堡的作家。 屠格涅夫劝他从旅馆搬到自己寓所来住。这样，托尔斯泰初到彼得堡期间就住在屠格涅夫家里。 11月22日，在涅克拉索夫家里吃午饭认识了德鲁日宁。 23日在屠格涅夫举行的晚会上结识了丘特切夫、冈察洛夫、迈科夫、皮谢姆斯基等作家，并同其他作家一起在涅克拉索夫起草的祝贺谢普金舞台活动五十周年的贺信上签名。 28日，出席《祖国纪事》杂志出版人克拉耶夫斯基的宴会，在座的有该杂志的评论家杜德什金以及德鲁日宁、屠格涅夫和皮谢姆斯基。 12月2日，托尔斯泰出席象棋俱乐部的文学午宴，在座的客人有巴纳耶夫、冈察洛夫、波隆斯基、屠格涅夫、杜德什金、克拉耶夫斯基、奥多耶夫斯基等。在这里，作家们听说俄军攻克土耳其的卡尔斯①，高兴地喊起了“乌拉”。这是他们在俄军1853年11月攻克锡诺普之后第一次喊“乌拉”。 ①卡尔斯、锡诺普都是土耳其地名。 12月5日，在屠格涅夫的午宴上认识了奥加廖夫；12月9日，也是在屠格涅夫的午宴上结识了诗人热姆丘日尼科夫；12月26日，也是在屠格涅夫的午宴上结识了安年科夫；12月14日在涅克拉索夫的午宴上结识了鲍特金。托尔斯泰认识费特可能也是12月的事。 托尔斯泰最初给文优的印象是不错的。如11月21日，涅克拉索夫给鲍特金的信中写道：“托尔斯泰已经来了……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哪，是个多么聪明的人哪！他亲切可爱，朝气蓬勃，优雅大度，是个鹰一般的青年！可能确是一只鹰。我觉得，他的人品要比他写出来的东西更高超，尽管他的作品已经很出色了……他长相并不美，但面貌令人喜欢，他充满朝气，而且温文宽厚，他的目光使人感到舒服。我十分喜欢他。” 托尔斯泰年轻气盛，锋芒毕露，而且作风粗犷，说话随便。 德鲁日宁在1855年12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昨天在涅克拉索夫那里吃饭，巴纳耶夫夫妇和《现代人》杂志检查官别克托夫也在座，“托尔斯泰表现得像个粗鲁无知的可爱的野人，比方说，他不知道书报检查委员会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它属于哪个部，接着声称自己不是文学家，等等。”后来大家从涅克拉索夫那里出来，一起去看生病的屠格涅夫，当着大家的面，托尔斯泰宣称“只有鹦鹉学舌的人才会惊叹莎士比亚和荷马。”对莎士比亚的这种评价一定会使崇拜莎士比亚的《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成员很不高兴。德鲁日宁当时刚译完《李尔王》，费特翻译了《尤利乌斯·凯撒》，鲍特金正在为《现代人》撰写一篇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 这里附带说一句，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并非故作惊人之谈，他直到晚年也是这么认识的，1903年还写了一篇批评莎士比亚的文章 。 但他当时的这些言论的确使好多人不高兴。不过人们对他还是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涅克拉索夫就是如此。涅克拉索夫在1856年4月17日给鲍特金的信里说：“托尔斯泰写了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两个骠骑兵》，将在我的《现代人》杂志第五期上发表。可爱的托心斯泰！由于他，我这个杂志编辑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光，而且他是个好人，怪脾气正在减少。” 除了在文学界交游以外，托尔斯泰到彼得堡的第一个月也拜访了他的上流社会的亲朋好友。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他的堂祖母——他祖父的兄弟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瓦西里耶夫娜和她的两个女儿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和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亚历山德拉和伊丽莎白是尼古拉一世两个外孙女的教师，住在冬宫。亚历山德拉后来跟托尔斯泰结成很深的友谊；托尔斯泰结婚前，她是托尔斯泰哥哥和妹妹之外最亲近的人，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当时上流社会的熟人里还有他的堂叔、1828—1859年间曾担任过艺术科学院副院长的著名像章模型刻制家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托尔斯泰。据丹尼列夫斯基回忆说，托尔斯泰有一次到他的这位堂叔家里访问，正赶上客厅里在朗读赫尔岑一部最新的作品，托尔斯泰静静地进去坐在朗读者身后的椅子上。等读完以后，他对当时普遍迷恋赫尔岑著作的情况进行了攻击，起初用词还是温和克制的，可是后来就激烈大胆起来。 他态度诚恳，有根有据，以致丹尼列夫斯基在这家人家里再也没有见到赫尔岑的著作。 在新结识的贵族中间应当提到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时代担任过国家要职的布卢多夫伯爵。 在托尔斯泰当时上流社会的熟人里还应当提到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屠格涅夫。他是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寓言家克雷洛夫和作家屠格涅夫的朋友；1850年代，鲍特金、冈察洛夫、德鲁日宁常到他家里来。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是首先在这里朗诵的。 托尔斯泰在这里朗诵了《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托尔斯泰刚到彼得堡的第一个月，除了跟文学界的朋友见面、访问亲朋好友以外，就是出入社交界，找女人寻欢作乐，上剧院，出席音乐会，通宵达旦地在茨冈人那里纵酒作乐…… 诗人费特后来回忆说，他有一次上午10点到屠格涅夫家里拜访，见到托尔斯泰正在客厅里睡大觉。屠格涅夫面带嘲讽的笑容说：“你看，他总是这样，自从离开炮兵连从塞瓦斯托波尔回来，便住在我这里，开始沉湎于荒唐的生活。狂饮、茨冈人、赌博，通宵达旦！然后便像个死人一样一直睡到下午两点。我曾竭力劝过他，可是如今我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了。”托尔斯泰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断地无情剖析自己，锲而不舍地要求自己在道德上追求完美。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就说过：“……我的主要弱点是懒惰、不整洁、好色、爱赌，要加以克服。”他对自己在彼得堡这一段生活是不满意的。他在回忆录里说：“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所作所为是极其丑恶的。我在彼得堡出入交际场所，满怀虚荣心……”甚至晚年他也不愿回忆这段生活。 1856年1月12日，《现代人》第一期出版，上面刊登了《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第一次署名“伯爵列·托尔斯泰”，并在目录里作者名字后面加注，说“曾以列·尼·托为笔名在本刊发表过其最初的作品《童年》、《少年》以及《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等”。在《俄罗斯残废军人报》、《北方蜜蜂》、《彼得堡新闻》、《莫斯科新闻》等报刊登的《现代人》第一期目录广告里在作者名字后面用括号加上了列·尼·托三个字。这表明读者对以这个笔名发表的作品评价是多么高。 1855年12月27日，托尔斯泰由作战部队转入为海军部门和高加索边疆区生产信号弹的彼得堡信号弹厂。这个职位即使不是纯粹挂名的话，对托尔斯泰也是没有负担的。 托尔斯泰当时还有另一个机会继续军官的前程，但他没有接受。过了很久他才讲：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往中国派人。一个朋友劝我去当炮兵军官指导员。我记得我很犹豫。我有个朋友，叫巴柳泽克，去了，他还得到了别的一些任务（人们对东方民族很狡猾）。他后来当了大使。也许我也可能当大使……”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接到妹妹的通知，说三哥米佳病重。因为他生活放荡，托尔斯泰已一年多没有跟他通信了。如今听说他病危，托尔斯泰1856年1月1日一请下假来，立即便赶到奥廖尔去了。他9日到的奥廖尔，哥哥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样子使他十分难过，他看到有人侍候他，自己无能为力，便于11日离开了。 托尔斯泰归途在莫斯科逗留了四个星期。在这里他结识了斯拉夫派作家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阿克萨科夫和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当时不在莫斯科）。托尔斯泰认为阿克萨科夫父子了解并热爱农民生活，就把他写好的《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的一些章节读给他们听，请他们提出“最严厉的批评”。他给阿克萨科夫父子的印象极好。谢·阿克萨科夫1856年2月7日写信给屠格涅夫说： “我和康斯坦丁都很高兴认识托尔斯泰伯爵。他又聪明又认真。无论生活的卑劣方面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什么样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他都能理解严肃的思想。”谢·阿克萨科夫接着说“根据其向我们展示的禀赋”认为托尔斯泰“极有文学前途”，见面以后这种期望尤其大。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还认识了女诗人罗斯托普奇娜，并向她表达了结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愿望。1月25日，罗斯托普奇娜写信给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有个可亲得出奇的人——托尔斯泰伯爵”希望跟他结识。托尔斯泰跟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彼得堡认识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很快就到彼得堡去了。 1月29日以前，托尔斯泰回到了彼得堡。如今他已不再住在屠格涅夫家里，而是搬到自己租的住宅里了。 1月29日，托尔斯泰同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托尔斯泰刚跟他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德鲁日宁一起在涅克拉索夫家里吃完午饭，听了屠格涅夫精选的费特诗集的朗诵。费特给托尔斯泰的印象极好。可能他们俩从这时开始就更加接近起来。 1月31日，托尔斯泰同迈科夫、安年科夫、冈察洛夫、费特、巴纳耶夫和格里戈罗维奇听了德鲁日宁新译的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的朗诵。德鲁日宁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晚上我和屠格涅夫坐在托尔斯泰那里，开导他认识莎士比亚。”2月3日，德鲁日宁已写信告诉鲍特金： “托尔斯泰买了一套莎士比亚著作，想跟伟大剧作家和解。” 2月2日，托尔斯泰得知三哥去世，十分悲痛。后来，他在回忆录里说，“与其说他死于在莫斯科几个月过的卑劣龌龊的生活，勿宁说是内心斗争、良心谴责催毁了他那健壮的机体。”写《安娜·卡列尼娜》时，托尔斯泰把米佳性格上的许多特点加到了列文身上。米佳死后过了将近三十年，1882年11月，托尔斯泰在一封信里给米佳做了这样一个鉴定： “理智很弱，情感极强，心是圣洁的。这一切纠结得难分难解，于是生命就中断了。 1856年2月6日，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托尔斯泰同《现代人》编辑部同人第一次原则性冲突。他在这天的日记里记道：“同屠格涅夫争吵了。” 那是在涅克拉索夫家里吃午饭。起初托尔斯泰话很少，当人们对乔治·桑的一部新作大加赞赏时，他突然声称自己仇视这位女作家，说要是她的那些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在现实中出现的话，那就应把她们都绑到囚车上在彼得堡大街小巷游街示众，以儆效尤。关于这次事件，屠格涅夫后来在给鲍特金的信里说：“前天，在涅克拉索夫那儿吃饭的时候，他在关于乔治·桑的问题上说了不少庸俗粗鲁的话：这些话，简直无法转述。当时吵得不可开交，总之一句话，他把所有的人都惹怒了，从而使自己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这第一次冲突没有使他同《现代人》同人特别是同屠格涅夫疏远太久。2月19日，托尔斯泰已在日记里记上了“在屠格涅夫家吃午饭，我们又接近起来。早在2月14日，托尔斯泰就出席了涅克拉索夫为欢迎奥斯特洛夫斯基从莫斯科来彼得堡而举行的午宴。 2月15日，在托尔斯泰的提议下作家们到列维茨基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相片上有屠格涅夫、网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和托尔斯泰。 1856年3月19日晚，托尔斯泰同《现代人》的隆吉诺夫发生了一次冲突，闹得几乎要决斗。 事情发生在涅克拉索夫的家里。当时大家在玩牌。有人从办公室里给涅克拉索夫带来一封信，是隆吉诺夫从莫斯科捎给巴纳耶夫的。涅克拉索夫要发牌，拆开信封后就把信交给托尔斯泰，要他念给他听。托尔斯泰就念起来。在场的，除他和涅克拉索夫，还有两人。原来隆吉诺夫在信里暗示了他同托尔斯泰之间的个人恩怨，称托尔斯泰是废物。据托尔斯泰说，隆吉诺夫在信里问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是否是“心灵卑劣的” 小人（意思是说托尔斯泰不赞同某些自由主义观点）。托尔斯泰读完，把信叠起来，交给了涅克拉索夫，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回到住处，他立即给隆吉诺夫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要求决斗，并于第二天通知了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把发生的事情通知了隆吉诺夫，同时对托尔斯泰说，如果他想决斗的话，那首先应当同他涅克拉索夫决斗，因为罪魁祸首是他涅克拉索夫，他不该把写给别人的信交给托尔斯泰去读。 隆吉诺夫对托尔斯泰要求决斗的信未做答复，而托尔斯泰却激动得不得了。他在3月21日的日记里甚至想断绝跟彼得堡文学界的联系，回农村去，“快些结婚，永远不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不过心情平静下去以后，他的这个决定就消失了。然而随着春天的临近，要回农村的想法却越来越强了。 4月，托尔斯泰提出申请，希望得到十一个月的假期——三个月回农村，八个月出国治病。5月16日，请假照准。次日，托尔斯泰即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然后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解放农奴失败·读书写作·择偶 1855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登极时，内务大臣兰斯基曾向各首席贵族散发通令，说新皇上敕令该部“坚决保护历代先皇赐给贵族的权利”。 可是在就缔结巴黎和约发表的1856年3月19日宣言里却出现了这样一些模糊但给人以希望的词句：“在对所有人都公正、对所有人都同样加以保护的法律的荫庇下，每个人都将在和平环境中享受诚实劳动的成果。” 在这一宣言发表几天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同沃罗涅日和梁赞两地的首席贵族谈话时说：“传说我想赐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对的。 你们可以把这点告诉所有的人。但是，不幸，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敌对感情是存在的，因此已发生几起不服从地主的事件。我深信我们迟早应当走这一步。我想，你们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从上边开始比从下边开始要好得多。” 皇上的这次讲话没有公布，但迅速在全国传开了。解放农奴的问题，以前只是先进人士考虑的问题，现在广泛讨论起来了。 托尔斯泰萌生了解放农奴的想法。1847年离开喀山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回家乡改善农奴的景况，结果因为农奴理解不了他的良好愿望而一事无成。1855年在克里米亚构思《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时，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农奴制并存”。皇上的演说，使他重新想起了这个问题。他在1856年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对农权制的态度使我不安。” 可是如何解放，他并不清楚，当时他还在彼得堡，第二天他就去请教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卡韦林，从他那里拿回大量关于农奴制的材料。4月24日，托尔斯泰根据卡韦林的主张，制订了一个方案。4月25日，又去找后来成为著名农民问题改革活动家的米柳京。在米柳京那里又打听到许多有关情况，并得到了一份解放农奴方案。就农奴解放的一些具体问题，他当天便写信给内务大臣助理列夫申。5月6日，托尔斯泰再访米柳京，米柳京答应设法使列夫申接见他。5月10日，托尔斯泰写好给列夫申的报告，陈述了其解放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奴方案的要点。主要内容： 免除农奴的一切徭役贡赋，将土地分给农奴，每户约可分4.5俄亩，其中0.5俄亩不收费，其余4俄亩则每俄亩由农奴支付150卢布，30年付清，以后土地就完全归农奴所有。村社负责收款，如有拖欠，地主可收回若干土地，也可由农奴做工补偿。农奴只要在合同上签字，即可立刻获得自由。 5月12日，托尔斯泰又去找列夫申，列夫申告诉他已把他的报告向大臣报告过了，大臣说：如托尔斯泰能提出详细方案，他将尽量予以批准。托尔斯泰决定继续研究方案。 托尔斯泰带着这个方案兴冲冲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家当天就召集村民大会，要宣布这个方案。可是临时他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没有宣布方案，而只是建议全村社由劳役制改为租金制，每户租金为26卢布。据托尔斯泰说，这个数目只是邻近地主要的租金的二分之一。托尔斯泰觉得农奴们是有兴趣的。 第二天，5月29日，托尔斯泰召开第二次村民大会，这次他看到农奴情绪不高，跟昨天不同。 很快，托尔斯泰就确信农奴对他的提议是根本不信任的。6月3日，他跟自己乳母的丈夫贾布列夫谈的时候，贾布列夫用聪明人的有克制的微笑回答他，那意思是说他已看透人家在骗他，他决不肯上当。还有一个农奴，托尔斯泰同他谈到租金时，他脸上流露出替托尔斯泰害臊的神色，认为托尔斯泰在设法骗人。 当天，村长就对托尔斯泰解释说，农奴们深信，新皇上加冕的时候“大家都会获得自由”，说托尔斯泰知道此事，因此想用合同束缚他们。 6月5日，又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会上，农奴宣布不同意托尔斯泰提出的条件。 6月6日，托尔斯泰又起草了一份新的合同草案。在这份新合同里，他迎合农奴的要求，提议要农奴选择：或者转为租金制，或者转为劳役制。在新的合同里，托尔斯泰承诺： 1）农奴当时使用的土地永远归农奴所有。 2）24年抵押期满，上述土地完全归农奴所有，农奴将成为自由土地耕种者。 这样，按新方案规定，赎买土地的期限由30年缩短为24年，农奴根据新的方案，在24年内，如采用劳役制，每星期为地主劳动三天；如采用租金制，每户交26卢布租金，而采用租金制的农奴必须单独组成村社，由全村社对每户交纳租金负责。 6月7日，托尔斯泰吩咐村长召集老人开会，讨论新方案。会开了，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他们的顽梗不化，使我要发火，我好不容易忍住了。” 在跟农奴谈话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决定给当时担任国务委员会法制局局长的布卢多夫写信谈谈自己的想法。从他这封信的草稿里，我们可以看到： 1）托尔斯泰认为土地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地主，但农奴则认为土地应属于农奴； 2）不管是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不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政府应当赶快解放农奴，否则会酿成大祸；他说：“如果六个月之内不解放农奴，那就会出现燎原大火。” 3）托尔斯泰虽然认为带土地解放农奴是公正的，但他主张不带土地解放农奴，因为这样解放的速度会快些。 6月10日，托尔斯泰召开最后一次村民大会，让农奴表态是否赞同他的提议。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得到的是坚决拒绝。 托尔斯泰决定暂时把自己的方案放一放，等到秋天再说，因此把出国日期推迟了。 不知是托尔斯泰劝说的结果，还是农奴自己决定的，反正夏末，有20个农奴表示愿意接受租金制。 10月1日，托尔斯泰在给塞瓦斯托波尔时期的朋友科瓦列夫斯基写信时又谈到了农奴问题，他说，如果政府不明确地把自己的计划公布出来，“我们会被宰掉的”。他指责政府千方百计地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话保密，而这个讲话却已经传遍了全国。他在信里说：“既然说了需要考虑自由问题，那么忘掉是不行的。”主张无论如何，必须赶快解放农奴。 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科瓦列夫斯基能运用其在政界的影响促进农奴问题的解决。 农奴对他的良好愿望所表现出的不信任，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 当四十多年后他写《复活》里聂赫留道夫宣布把土地交给农奴、提议农奴把土地使用建立在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的基础上这一场面时，他把农奴1856年对他的答复全部写了进去。 1856年5月30日，托尔斯泰骑马到波克罗夫斯科耶去探望妹妹，第二天到附近的斯帕斯科耶去拜访屠格涅夫。聊得很愉快，第二天，6月1日，他又把屠格涅夫带到妹妹的庄园。路上以及在妹妹庄园里聊得都很愉快。屠格涅夫记住了一次闲聊的内容，多年以后曾讲给几个人听过。 他1881年对克里文科说： “有一次夏天我跟他（指托尔斯泰——引者）在农村相聚，傍晚在离宅院不远的牧场散步。我们看到一匹老马，疲惫不堪，非常可怜：四条腿弯曲着，骨瘦如柴，老迈和劳累已把它彻底压垮了。它连青草也不吃，只是站在那里甩着尾巴赶糊到身上的苍蝇。我们走到这匹不幸的骟马跟前，托尔斯泰开始抚摩它，嘴里并念叨着一些话，他认为这马有感情并且能思考。我简直听得入神了。他不仅自己体会到这匹老马的不幸，而且也使我触景生情。我忍不住说：‘喂，托尔斯泰先生，您一定什么时候也曾经是一匹马。’” 托尔斯泰5月31日在日记里写道：“想写一篇马的故事。”上面讲的可能是托尔斯泰1863年开始写的《霍尔斯托密尔》的最初想法。 1856年整个夏天，托尔斯泰都是在农村度过的。除了管理家业以外，就是读书写作。 他读了普希金作品，然后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后来又读了屠格涅夫刚发表的小说《浮士德》。 外国作品，这年夏天和秋天，他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狄更斯的《小杜丽》和《匹克威克外传》、莫里哀的《贵人迷》和《女学者》、萨克雷的《纽克姆一家》以及欧仁·苏的一本什么小说。 6月初，读普希金的作品激起他写文艺作品的愿望。6月4日，他整理以前开始写的一些作品的手稿。第二天，他把1853年写的《逃亡者》手稿拿出来改了一些地方。6月10日，他散步时考虑了未来写作计划，他想以周围的堕落生活为题材写一部喜剧。在他档案里保存着他这个时期写的两部喜剧开头的草稿。 经过一段摸索之后，他终于决定接着改写在塞瓦斯托波尔就已开始写的《青年》。6月末开始，7月、8月和9月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件工作上。8月22日，第二稿结束；8月27日，开始写第三稿。托尔斯泰从早到晚忙着修改。9月12日第三稿写完了，接着是通读润色。9月24日誊清稿寄给了《读者文库》主编德鲁日宁征求意见。托尔斯泰当时很信任德鲁日宁的判断力。在信里，托尔斯泰说写成的稿子只是他拟写的小说的一半，请他“严厉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假如他认为小说不好，请指出可否修改或者干脆扔掉。同时，托尔斯泰并授权给他划掉不需要的地方——这个权利，迄今为止他没有给过任何人。 托尔斯泰同时写信给巴纳耶夫，说他已把小说寄给“一位先生”审阅，如该先生认为可以发表，他将把这部小说交给《现代人》发表。 10月6日，德鲁日宁回信肯定了这部小说，详细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优缺点以后，说它决不会玷污托尔斯泰的名声。 托尔斯泰得到德鲁日宁的肯定意见，十分高兴，立即写信给巴纳耶夫，建议在《现代人》1857年1月号上刊登《青年》。 写作《青年》的同时，托尔斯泰也努力思考过文学的使命和任务问题。这个问题是《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同人之间分裂的导火线。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现代人》编辑部工作。他继承和发展别林斯基的观点，坚持并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原则，引起了德鲁日宁等人的不满。1856年，德鲁日宁离开《现代人》到《读者文库》去了。 1855年安年科夫编辑的新版普希金全集出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发表后，德鲁日宁在《读者文库》上发表文章评介普希金全集时赞扬文学中的普希金方向，反对果戈里方向，认为当代文学被果戈理方向弄得衰弱已极，说普希金如果活到今天，也会反对这个方向的；说普希金的诗歌是反对无节制的模仿果戈里的讽刺方向的最好武器，主张“优美艺术”采用善美爱等永恒主题，反对以醒世为宗旨的“教诲艺术”。 屠格涅夫1855年6月17日给鲍特金写信，说德鲁日宁对果戈里的态度是不对的；在有一些时代里，文学不能只是艺术，有一些利益高于诗歌的利益；自我认识和批判的因素像在个别人的生活里一样在民族生活的发展里也是必需的。 8月6日，鲍特金写信给德鲁日宁更加坚决地反对德鲁日宁对果戈里方向的提法。他说：“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反对果戈里方向，它是为社会造福、为唤醒社会意识所必需的。” 9月16日，涅克拉索夫写信给鲍特金，说德鲁日宁是胡说八道，不值得跟他费口舌。他在信里说：“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种理论是对的，那就是：无私地热烈地去爱真理，甚于爱一切，也甚于爱自己，并且去为它服务，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去为艺术服务吗，那你也会为社会服务；反之，你去为社会服务吗，那你就会为艺术服务。” 这场争论实质上是要什么样的文学的问题，为艺术而艺术呢还是为社会而艺术的问题，是文学要不要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问题。 毫无疑问，托尔斯泰1855年11月至1856年5月在彼得堡期间以及1856年在鲍特金的别墅时肯定见过这种争论，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在昆采沃会见了德鲁日宁和鲍特金以后，1856年5月26日，托尔斯泰在创作笔记里写道：“狄更斯的人物是全世界共同的朋友，他们是美洲人和彼得堡人之间的桥梁；而萨克雷和果戈里是准确的，凶狠的，艺术的，但不是可爱的。” 1856年5月12日，还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就写过：“是的，取得真正生活幸福的最好手段就是不受任何法则的束缚，像蜘蛛一样向四面八方放出有粘力的爱的蛛丝，去捕捉所遇到的一切：老太婆，孩子，女人，警察。” 5月29日，他在创作笔记里写道：“对一切能引起愤怒的事情，最好避开；对生活来说，有了不引起愤怒的事物——爱也就足够了。而我们这里愤怒、讽刺、火气已变成了毛病。” 从上面那些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托尔斯泰的文学观点是接近德鲁日宁的观点的，主张用“爱”来指导一切。7月2日，他给涅克拉索夫的信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首先说他十分讨厌那篇评论《俄罗斯漫谈》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对《俄罗斯漫谈》上的菲利波夫的文章 《不要随心所欲地生活》提出批评。接着他就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攻击转入正题。他说： “不，您犯了一个错误：把德鲁日宁从您的团体里放走了。他在的时候，还可望从《现代人》中听到评论，而现在呢，只有耻辱和这位臭不可闻的先生（这是格里戈罗维奇给车尔尼雪夫斯基起的浑名——引者），您所听到的就是他的这种尖细的、讨厌的声音。他讲的净是些荒谬绝伦的东西，而且由于他不善于讲话，由于他的声音很不好听，他也就激动得更厉害。所有这一切都是别林斯基式的！别林斯基总是大声疾呼，而且总是用一种愤慨的语调说话，因为他常常处于愤慨之中，而这位先生以为，要把话讲好，就应讲得粗鲁，而为此就必须愤慨。他在自己角落里独自愤慨不已，直到有人发出‘嗤’声并盯住他的眼睛为止。 您别以为我是为了争吵而提及别林斯基的。平心而论，他作为一个人来说是十分可爱的，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正因为他来自平民的行列，他才孳生出一些令人讨厌的模仿者。我们这里不仅在批评界，而且在文学界，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看法，认为做一个愤慨、恼怒凶狠的人是可称道的。而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人们喜欢果戈里胜过普希金；别林斯基的评论被认为完善到极点；您的诗在现在所有诗人中最受欢迎。而我认为这很糟，因为一个恼怒、凶狠的人是不正常的。一个会爱的人则恰恰相反，并且只有在正常情况下才能行善，才能明察事理。因此，我很喜欢您最近的一些诗，因为诗中有忧郁（即爱），而不是愤怒。一个有益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愤恨，您心中的愤恨要比其他人少。可以故作愤恨之态，也可以佯装成口齿不清的样子，甚至可以使之成为习惯，如果喜欢这样的话。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对愤恨喜欢得不得了。人们称赞您的时候常说：他是一个满怀愤恨的人。人们甚至以赞颂您的愤恨来奉承您，而您也就容忍了这套把戏。虽然我不会不知道那篇评论《俄罗斯漫谈》的文章的作者，但我又想到，您（大概不会写）这样的文章 ，然而您对它作了补充，并且还十分满意。如果您不同意我的看法，您一定会生我的气，那就悉听尊便吧。” 7月22日，涅克拉索夫给他回信，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于您信中提及的问题，我打算在空闲的时间再谈。但是不管怎样，我是不敢苟同的。特别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您竟如此咒骂车尔尼雪夫斯基。 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我们的想法行事。如果一个人身上有某种优点，那么，鉴于这种优点，就不该因他有不好的地方或似乎是不好的地方而匆忙对他作出判决。同样也不应该忘记，他十分年轻，大概除您而外，他比我们大家都年轻。您现在住在乡间感到很好，因此您不理解为什么要气愤。您说对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健康的，可是您忘了，只有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装出一副愤慨的样子是可憎的，可我要对出于真诚而怒不可遏的人顶礼膜拜——在我们这里，让人愤慨的理由还少吗？而我们越是愤慨，我们的情形就会越好，也就是说，我们将会越加热爱——不是爱自己，而是爱自己的祖国。日内我还要给您写信。写信讨论这种问题，我是不厌其烦的，只是现在没有时间。” 1856年8月22日，涅克拉索夫又来了一封信。从信里可以看出来，托尔斯泰接到上封信之后回了一封信，语气是和解的，涅克拉索夫很高兴，除了表示喜欢他的个性以外，还对他提出了希望。涅克拉索夫说： “请不要把担任职务的涅克拉索夫（而且又是个不幸的、不善于扮演自己角色的人）同我本人混为一谈，这样您也许会实实在在地爱上我，但要做到这一点，您还需要对我有所了解。不过有一点目前我是毫不怀疑的，那就是：我们现在不可能，将来也决不会成为仇敌。至于我，自从我和您相识以来，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始终对您那真诚而强有力的个性抱有好感。……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喜欢这种性格的。对我来说，那种十分粗野的极端态度，那种极不像话的执拗劲儿（此时此刻），要比淡漠地说声‘随您的便’或者胆怯地说声‘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得多。 不过，此事就谈到这儿吧。我曾经说过我爱您，这既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扯谎，——其次：我还爱您身上所体现的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希望；对俄罗斯文学，您已做了不少贡献，并且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只要您认识到：在我们祖国，作家首先就应该是教师，并应尽可能地去给不敢讲话和遭受屈辱的人们当辩护人。” 在涅克拉索夫努力对托尔斯泰施加影响使他去为“不敢讲话和遭受屈辱的人们当辩护人”的时候，德鲁日宁则力图使托尔斯泰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在10月6日给托尔斯泰的信里，除了对《青年》提出一些意见以外，还建议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三人“应当控制《现代人》，并且应当成为它的代表”。他还提出具体工作方法，说： “请您赶快去熟悉杂志行业的工作过程，去研究别林斯基的理论，因为在这一点上你们将会有巨大的分歧，所以还要赶快做好准备工作，要通过互相协商和尽可能的让步，采纳适合于您的意见。不要莽撞，要暂时忍耐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成体统的行为（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纲领——引者），虽然现在您仍在用某种方式替他受过。但是，在全面审查和作出决定以后，就请您断然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请您在莫斯科同鲍特金谈一谈——他是个可贵的极有教养的人，也是喜欢行善、愿意行善的人。” 托尔斯泰既没有接受德鲁日宁的提示，也没有同意涅克拉索夫的看法。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6月14日，托尔斯泰的好友季亚科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访问。 他向托尔斯泰提了几点如何管理家业的建议，同时也劝他娶邻居阿尔谢尼耶夫家的小姐瓦列里娅为妻。 阿尔谢尼耶夫家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的庄园苏达科沃在去图拉的路旁，距亚斯纳亚·波利亚纳8俄里。这些孩子们的父亲于1854年去世之后，托尔斯泰便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瓦列里娅是家里的老大，1856年已满20岁。 托尔斯泰很认真地看待好友的规劝。此后，他就常常到阿尔谢尼耶夫家去拜访。他认真仔细地观察使他感兴趣的姑娘，并把观察结果记到日记里，从6月15日到8月12日，记了近两个月。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一直是犹豫不决的。一会儿觉得瓦列里娅淳朴可爱，会儿觉得她轻浮愚蠢，一会儿爱得神魂颠倒，一会儿又觉得没有感情。 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想到了结婚，甚至还同瓦列里娅谈到了婚后的生活问题。 11月13日深夜，他久未收到瓦列里娅的信，开始给瓦列里娅写一封长信。他要跟心爱的姑娘谈谈婚后的生活方式。他给自己起名赫拉波维茨基，给未婚妻起名坚比茨卡娅。他首先给俩人做了性格鉴定。关于自己，他说，是个“精神上的老人”，“年轻时做过许多蠢事”，不过如今“已找到文学作为自己的道路和使命”。他“在心里蔑视上流社会”，因为在上流社会的空虚生活里“一切好的诚实的纯洁的思想会丧失”，“他尊崇宁静的合乎道德要求的家庭生活”。而坚比茨卡娅的理想则迥然不同。“她的幸福是：舞会，袒露的肩膀，四轮轿式马车，钻石，跟宫廷高级侍从和高级副官的交往，等等。”他们的爱好是相反的，但他们相爱。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怎样安排共同生活呢？托尔斯泰提出了问题，并做了回答。他说必须“互相让步”，“谁的爱好道德成分少，谁就该多让步。”赫拉波维茨基准备在乡下度过一生；在乡下，他有三件事要做：爱坚比茨卡娅并为她的幸福操劳，写作，经管庄园。而坚比茨卡娅则希望住在彼得堡，“一冬天参加四十次舞会，在家里接待好朋友，坐着自己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涅瓦大街上游逛。”托尔斯泰认为，必须在两种理想之间采取折衷方案：在乡下住七个月，在彼得堡住五个月，“但不参加舞会，不买四轮轿式马车，不买特殊的化妆品……完全不跟上流社会交往”，在五层楼上租四个房间作住宅。他们的收入只允许做到这些。他的庄园一年能有两千收入（“如果不像所有地主那样对不幸的庄稼人敲骨吸髓的话，”——他保留地说），写作能有1000收入，她有一张20000的期票，年息800。赫拉波维茨基夫妇再没有其他收入了。 这封信值得注意的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婚后生活的理想。 托尔斯泰终于看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只会给双方带来痛苦。12月12日，他给姑娘写了最后一封信，宣告这段恋爱结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第一次出国 1856年11月26日，他“因病”获准能以炮兵中尉衔退伍。他改善农奴状况的方案已宣告失败。他要娶瓦列里娅的幻想已破灭。他这时闲云野鹤，了无牵挂，便决定出国游历。 这次出国1月29日出发，8月8日归来，历时半年，游览了法国、瑞士、德国一些地方。 1857年1月29日，托尔斯泰乘驿马离开莫斯科去华沙，从莫斯科到华沙1269俄里，托尔斯泰走了五天，路上思考了《失落者》的写作问题。 一到华沙，托尔斯泰就给在巴黎的屠格涅夫去电报问他是否准备在巴黎久住。屠格涅夫立即回电说准备久住，而且涅克拉索夫也跟他在一起。接到回电以后，托尔斯泰立即乘火车动身去巴黎，2月9日（公历21日）到达巴黎。 当天，托尔斯泰就去找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但出乎意料，见面的印象并不快乐。 第二天，他就给鲍特金写信说： “我昨天抵达巴黎，并在这儿遇到了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他们俩都脸色忧郁，愁眉不展，对生活满腹牢骚——整天无所事事，郁郁寡欢，似乎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苦。不过我很少见到他们。屠格涅夫的神经过敏逐渐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病，此病同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仁慈心肠结合在一起——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最初的印象使我感到忧心忡忡，更何况我在莫斯科生活了一段之后，至今还处于极度的lebens-froh①之中。我对德国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它给我留下了强烈而又愉快的印象。” ①德语：乐观情绪。 在巴黎见到托尔斯泰后，屠格涅夫最初的印象是不错的。他在给沃隆斯基的一封信里说：“托尔斯泰在此地。在他的身上，向好的方面已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可是很快屠格涅夫便感到失望了。他在给科尔巴辛的信中写道：“我依然无法跟托尔斯泰真正接近起来，因为我们的看法实在凑不到一块儿。” 托尔斯泰在日记里也说：“不，我在避开他。我对他的贡献做了充分赞扬，从各个方面迎合他，可是没法取得一致。” 尽管如此，两位作家仍然经常见面，并且一同前往第戎。看来，他们俩都有接近的愿望，但是他们的性格、观点、修养、处事态度的不同又使他们不能亲密起来。 托尔斯泰在巴黎住了将近两个月，印象本来一直是极好的。他1857年3月24日—25日（公历4月5—6日）给鲍特金的信里讲得极为详尽，我们不妨引一段看看： “我仍旧住在巴黎，眼看快两个月了；我无法预料：什么时候这个城市才会使我对它失去兴趣，这种生活才会失去它的魅力。我是一个十足的不学无术的人；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这样强烈地感到这一点。因此，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为我在这里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幸福；况且，在这里我也感到这种无知并非不可救药。再就是艺术上的享受，罗浮宫、凡尔赛宫、高等音乐学校、四重奏、剧院、collègedefranse①②和索尔蓬纳里的讲课，而主要的是能够享受到社会自由，我在俄国对这种自由甚至是毫无概念的。凡此种种，使我不能早于两个月，即不能在矿泉疗程开始之前离开巴黎或巴黎近郊的乡村，近日内我想迁到那里去住。” ①法语：法兰西学院。 ②16—17世纪时为巴黎大学神学院，后指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泛指巴黎大学。 可是就在写完上面那段话的第二天，他去观看了一个执行死刑的场面。这件事急剧地改变了他的看法。关于这件事情，他在上文所引的给鲍特金的那封信里接着说： “上面这些是我昨天写的，被人打断了。而今天我的心情完全变了。 今天早晨，我做了一件愚蠢而冷酷的事——乘车去看执行死刑的情景。 再加上两周来这里的天气一直十分恶劣，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一度处于一种令人厌恶的神经质的情绪之中，因此这种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将使我长久不得安宁。我在战场和高加索见过许多可怕的场面，但是即使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人撕成碎块，也没有用这台精巧雅致的机器在一瞬间把一个身强力壮的活人杀死那么令人反感。因为在战场上占上风的不是理智的意志，而是感情的冲动；而这儿却周密细致地使杀人变得不动声色，方便易行，没有丝毫壮观之处。……这里几天前逮捕了许多人，破获了一个企图在剧院谋杀拿破仑的案件，案犯也将于近日内处决。但是今后我肯定不会去看这种场面，也不会去为任何政府效力了。” 他稍后在5月13日和25日的创作笔记里写道：“所有的政府，就其善恶而论，都是一模一样的”，“最好的理想境界便是无政府状态”。 他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我们认为很可能跟这次观感有关。 看完了死刑以后，托尔斯泰久久地吃不下饭去，夜里常常做噩梦。 第二天醒来觉得不舒服，刚想要读书，就产生了一个想法：离开巴黎。 可是上哪儿去呢？ 他当时心绪不佳，极需找一个体贴入微的亲近的人谈谈。他想起了当时在日内瓦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 第二天，托尔斯泰就离开巴黎去日内瓦了。 到达日内瓦的第二天，托尔斯泰就去找堂姑。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是尼古拉一世的女儿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女官，她的妹妹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是尼古拉一世的外孙女的教师，她们当时跟公主一家住在日内瓦附近的波卡日别墅里。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在其《回忆录》里说，托尔斯泰一见到他们就说： “我是从巴黎直接来找你们的。巴黎那么使我厌恶，险些使我精神失常。那儿的一切都叫我看够了！……第一，在我所住的maisongarnie（法文：公寓）里，住了三十六个ménages（法文：家庭），其中19个是非法同居。这使我十分愤慨。后来我想试试自己的胆量，去看了一次斩决犯人的场面。看完以后睡不着觉，不知躲到哪儿好。幸好偶尔听说您在日内瓦，便拼命赶到您这里，相信您能救我。”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接着写道：“的确，他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之后，就很快平静下来，我们一起过得好极了。” 托尔斯泰很喜欢这位堂姑。在4月12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亚历山德拉的微笑美极。”他在4月19日（公历5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 “跟两位堂姑在一起多么愉快啊。”“十分，十分愉快。”“我很想爱她，这实在太可怕了。亚历山德拉年轻十岁就好了。多么可爱的性格。” 亚历山德拉对托尔斯泰也不是无动于衷。1857年8月29日，她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给托尔斯泰写信说：“跟您呆在一起，要不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那确实是件难事……我无法向您描述：这是多么愉快啊，回想起我们多次突然见面的情景，总使我欢欣鼓舞。我所喜爱的一切，都随着离开瑞士而一起消逝了。”“当我见到您的时候，我总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些，而在念及您的友情时（的确，这种感情有点儿自发性），我就被这种想法所左右了。” 他们的这种关系发展为亲密牢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04年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逝世。 托尔斯泰在日内瓦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4月21日同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乘轮船去克拉兰。4月21日到达，一直住到6月30日。 周围的风景，特别是蓝得出奇的日内瓦湖水，使托尔斯泰赞不绝口。 这秀美的山水对托尔斯泰的精神境界产生了强烈的有益影响，他说他面对着这美丽的景色，爱的感情在心里油然而生，甚至感到爱自己，惋惜自己的过去，寄希望于未来，觉得生活快活，想久久久久地活下去；想到人终有一死，便像孩子般害怕。一个人坐在浓荫如盖的小花园里，看着这湖岸，看着这湖水，有时甚至觉得这美通过眼睛注入他的心灵。 托尔斯泰不满足于在附近散步，他要到远处去游历。他找了一个认识的11岁的小男孩做伴，因为他想听听孩子的观感。他背囊里装着形影不离的日记本和备用的白纸，准备住宿或路上休息时写些旅途见闻。他们没有固定路线，起初徒步，后来累了就乘马车或坐船。从5月27日到6月6日，这次旅行持续了11天。回到克拉兰以后，6月7、9、10三天写旅途见闻，可是只写了两天就撂下了，还有一篇《1857年日记摘抄》手稿也没有写完。 旅行回来以后，托尔斯泰精力充沛，同时动手抓了以下五部作品的写作：1）《发疯者》，2）《逃亡的哥萨克》，3）《狩猎场》，4）《青年》第二部，5）《旅游日记》。 6月30日，托尔斯泰离开克拉兰，来到日内瓦，三天后又到了伊维东，然后就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7月6日，到达卢塞恩，当时亚历山德拉·安得烈耶夫娜在那儿。他下榻在一家最好的旅馆。第二天他看到一个音乐家的遭遇。这件事使他感触颇深，写成短篇小说《卢塞恩》。关于这件事情，他在《卢塞恩》里有一段描写，文字极为优美，我们想多引一些，读者决不会感到枯燥。 “突然一阵美妙动人的乐声把我惊住了。这乐声顿时使我精神振奋，仿佛一道欢乐的强光射进我的心房。我感到轻松愉快。我那沉睡的注意力重新注意到周围的一切。美丽的夜景，迷人的湖水，我刚才还无心欣赏，这时一齐涌进我的眼帘，我感到心旷神怡。在一刹那间，我忽然发现月亮正在冉冉升起，清光照着幽暗的天宇，深蓝色的天幕上有几缕灰色云彩飘浮着，湖面如镜，墨绿色的水面上灯光闪烁，远山迷蒙，从弗列兴伯格传来的蛙声和对岸传来的鹌鹑清脆嘹亮的鸣叫交织在一起。就在我前面，从传来音乐声和吸引着我的注意力的地方，我看见昏暗的街中间一群人围成半圆形，而在人群前面相距数步的地方，有个穿黑衣服的身材矮小的人。……我走上前去，乐声变得更加清晰了。我清楚地听得出辽远的、在夜空中颤动着的吉他悦耳的和音，还有几个人在轮唱，歌声此起彼伏，各声部虽然唱的不是主旋律，但某些唱得最精彩的地方，都烘托出了主旋律。主旋律有点类似优美动人的玛祖尔卡舞曲。 歌声时近时远，听起来时而像男高音，时而像男低音，时而又像地罗尔人絮絮低语时的悠扬婉转的假噪音。这不是歌曲，而是歌曲的轻淡美妙的素描。我无法明白这是什么；但这是美妙的东西。吉他令人心荡神怡的轻微的和声，这美妙动听的轻捷的旋律，这黑沉沉的湖水、清澈的月色、悄然矗立着的两个高塔的尖顶和花园中黑黢黢的影子，——这一切既奇怪，又说不出的美妙；也许这不过是我的感觉。 “所有纷乱如麻、无可奈何的生活印象，突然对我都有了意义和魅力。我心里好像绽开了一朵鲜艳芬芳的花朵。刚才积压在我心头的对尘世一切的厌倦和淡漠消失了，我突然感到需要爱情，感到生活充满希望和无以名状的愉快…… “那个身材矮小的人似乎是个流浪的地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一只脚向前伸出，头朝后仰，一面弹奏吉他，一面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唱他那优美的歌曲。我马上对这个人发生了好感，感谢他在我心里引起的这种变化。 “衣冠楚楚的富翁，有的站在第一流的富丽的旅馆阳台上，有的靠在窗口前面，还有在湖滨散步的人，都在欣赏这个身材矮小、也许还有点儿俗气的人演唱。有的人兴许喜欢听这独具一格的地罗尔歌曲演奏，但是当乐师摘下帽子伸出去的时候，一个子儿也没人给他。” 人们不仅不给他钱，而且还冷酷无情地哈哈大笑起来。托尔斯泰觉得富翁们对矮小的乐师的侮辱就是对自己的侮辱。乐师垂头丧气地走了，托尔斯泰追上他，请他到瑞士旅馆喝酒。喝酒的时候，侍者在一旁讪笑，看门人也放肆地坐下了。托尔斯泰勃然大怒，把他们痛骂了一顿。 托尔斯泰在国外游历期间仍然赌博。在德国巴登赌博，钱输光了，向一个法国人借，又输光了，便向刚到巴登的屠格涅夫借，最后不得不向他的堂姑（也是他的好友）亚历山德拉告贷。 托尔斯泰之所以能成为托尔斯泰，就在于他不甘沉沦，每次堕落之后必然悔恨不已。在185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从早到晚赌钱。……猪猡。没出息，下流坯！”在同年7月25日的日记里又写道：“很久以来我良心不曾受到这样的折磨。”这也是责备自己赌博。 托尔斯泰因赌博受到良心谴责，极为痛苦，便到法兰克福找堂姑亚历山德拉寻求安慰和同情去了。托尔斯泰非常喜爱他的这位堂姑，认为她“真是好极了！是个实在叫人喜欢的人。”他说：“我没有遇到过比她更好的女子。” 后来，托尔斯泰又到德累斯顿住了几天，参观完博物馆，于7月8日返回了俄国。 第一次出国的意义是使托尔斯泰亲眼看到了欧洲的生活。对欧洲的生活，他以前只是通过书本或者别人的讲述了解一些，认识模模糊糊。 如今在法国和瑞士游历了六个月之后，他不仅看到了当时俄国所远远没有的“社会自由”的种种表现，而且也看到了这两个共和国的阴暗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办学 在轰动一时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之后，托尔斯泰185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暴风雪》、中篇小说《两个骠骑兵》、中篇小说《青年》、短篇小说《被贬为列兵的人》、《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卢塞恩》，1858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三死》、《阿尔别特》，185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家庭幸福》。这些小说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引起轰动，而且有的作品还得到了不好的评价。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对托尔斯泰的创作热情产生负面影响。1859年10月9日，他给德鲁日宁的信中说： “到如今，我作为一个作家，无论如何都已不中用了。我自从写了《家庭幸福》后，一直没有写作过，看来今后也不会再写了。……我能够，而且应该，甚至渴望着干一番事业。” 同年11月，他就决定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为农奴的孩子创办一所学校。 当时归地主私有的农奴的孩子是没有地方上学的。没有官办的学校。要学习些读写知识，只能自备束修拜粗通文字的退伍老兵或教堂职员之类人物为师。这些人既不懂教育学，也没有教材，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而且他们收的学生也有限。所以俄国文盲就多得不得了。托尔斯泰有鉴于此，便决定要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1849年他就做过一次尝试，终因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10年之后，他东山再起，终于获得成功。 托尔斯泰开始办学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农奴不信任他。农奴们起初都不敢送孩子来上学。学校不收学费，从来没有这种好事；老爷干吗这么大发善心？农奴们怕有什么圈套，有的甚至怕老爷教会了孩子们识字以后把孩子们送去当兵跟土耳其打仗——老爷靠这种办法去博得皇上的赏赐。经过托尔斯泰的努力，农奴们终于打消了顾虑，肯送孩子上学了。 托尔斯泰办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给学生和老师充分自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愿意来就来，不愿意上课就走。教师有权不让某个学生进教室。课外师生是平等的朋友。托尔斯泰课外常跟学生开玩笑，游戏，角力，散步，滑雪橇，晚上常送学生回家。 他还拿出一俄亩地来供愿意耕种的学生耕种，收获归耕种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有八个人，托尔斯泰就把这一俄亩地分成八份。学生在自己分得的地上种了亚麻、豌豆、荞麦、胡萝卜、芜菁，等等。 托尔斯泰在《11月和12月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一文里这样描绘了学校的情况： “学校设在一座两层的石头房子里。两间房作教室，一间房作办公室，两间房作教员休息室。门口的屋檐下挂着一口小钟，钟上拴着一个小锤，穿堂的楼下放着体育器材，楼上摆着一个木工台…… “8点钟左右，住在学校里的一位教师——这是个外表整洁的人，是学校行政负责人——派一个几乎经常在他那儿过夜的男孩去敲钟。 “村里人们惯于天不亮就点灯起床。学校的窗户里早已透出了明亮的灯光。钟响之后的半小时里，在蒙蒙的雾气里，在霏霏的雨雪里，或者在秋日的晨曦中，山冈上（村子和学校中间隔着一条山谷）出现三三两两或者孤孤零零的黑色小身影。……学生们不仅两手空空，脑子里也毫无负担。无论功课，无论昨天所做的什么事情，他们觉得忘记了都没有什么关系。想到摆在面前的功课，他们也没有什么苦恼之感。他们只带着自己的身子、敏锐的头脑和信心：相信学校里今天将同昨天一样快乐。不到上课，就不想上课的事。没人因为迟到而受申斥，不过也从来没人迟到——除非大一点的孩子有时被父亲留在家里干什么活儿，耽误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气喘吁吁地匆匆赶到学校里来。 “……老师走进教室，只见孩子们尖声叫嚷：‘堆儿小了，往上压啊！’或者：‘把人压坏了，伙伴们！’手里拿着书坐在一旁的孩子们对他们喊道：‘你们瞎闹什么！把人家的耳朵都吵聋啦。会有你们好看的！’玩疯了的孩子们安静下来，气喘吁吁地开始看书。……打闹的气氛一扫而光，教室里一片宁静。一个学生像刚才揪同学头发那样专心致志地读起书来。他紧闭嘴唇，闪着小眼睛，除了书本，什么也看不到。 这时要他抛开书本就像刚才要他停止打闹一样费劲。他们随便坐，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坐在窗台上，有的坐在圈椅或者地上。” 学校的课程有：读书、书法、语法、创世纪、数学、绘画、制图、唱歌。后来又加了俄国历史故事和自然科学漫谈。 上午课是必须来的，但丝毫不强迫，全靠学生自觉。下午课，大孩子家里有活儿，可以不来，小孩子家里没有活儿都来。夏天农忙时放假，让学生帮助家里干活。 开学时学生是22个，到1860年3月发展到近50个。学校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托尔斯泰便开始物色助手。1860年6月，他终于物色到一个。此人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莫罗佐夫，是图拉神学校的毕业生。 托尔斯泰1860—1861年出国期间，学校的工作就由他负责。 在托尔斯泰从1861年5月到1862年5月担任调解人期间，学校从最初一所发展到21所，分布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周边地区。校舍都是因陋就简，设在农舍里，教师有的也跟农民住在一起。教师大多是被开除的大学生。工资很低，教一个学生每月50戈比，平均一个教师有二三十学生。除工资外，如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上发表文章 ，可以得稿费。尽管生活很艰苦，但在托尔斯泰的热情感召下，教师都爱上了自己的工作。 从1862年8月7日托尔斯泰给堂姑亚·安·托尔斯泰娅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学校里已有12个老师。除一人外，都是很出色的。其中有个叫克勒的德国人受到托尔斯泰的特别器重，说他做的实验很有意思，也很有益。学校的课程是很全面的。除了学习各种课程以外，学生还要学习细木工手艺和体操。 学生们学习成绩很好。有的学校，孩子们入学第一天就学会了读写字母，两星期以后就能慢慢地读童话。有的农民甚至请学过土地测量课的学生去帮助测量土地。 为了推广办学的经验，宣传办学的心得体会，听取批评，展开讨论，托尔斯泰决定创办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命名的杂志。 1861年6月，托尔斯泰就得到批准杂志出版的通知，8月各报刊上就出现了新杂志出版的广告，说新杂志将于10月1日开始出版。 1862年1月，这份杂志的第一期稿件通过了书报检查机关的审查。2月正式出版。 办学取得了成功，这使托尔斯泰受到了鼓舞，他想创办一个国民教育协会，进一步在俄国推广教育事业。当然他的这个计划不会被批准。 据当时的学生莫罗佐夫回忆，托尔斯泰那时还跟学生们谈过自己的理想，说他想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在村边建一座农舍，取一个农家姑娘，从事农业生产。学生们热烈地讨论了敬爱的老师的这个计划，甚至建议娶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哪个姑娘。 托尔斯泰想放弃地主生活去务农的理想后来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有所反映。列文结婚前“常常欣赏这种生活（指农民生活——引者），常常羡慕过这种生活的人”。 学校存在到1863年秋天。从1862年结婚后，托尔斯泰就失去了原先那种办学热情。这可能跟他的夫人反对有关系（参阅第17章 ）。在托尔斯泰创办的学校里工作的那些大学生失去了托尔斯泰的领导和鼓励，便不能坚持生活在艰苦的农村环境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也就纷纷离去了。1908年，比留科夫为托尔斯泰写传记时，托尔斯泰希望把对这些大学生的回忆写进去。他说这些大学生是些纯洁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第二次出国 1860年4月10日，托尔斯泰在给德鲁日宁的信里说：“春光明媚，似乎应该万事如意，可是就在这时一种可怕的悲痛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您知道，我一个哥哥死于肺病，今年尼古拉大哥又显露出完全相同的症状，而且以可怕的速度加剧着。” 尼古拉这时已在德国的索登养病。谢尔盖也在国外。 1860年6月24日，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亚带着孩子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莫斯科，7月1日到彼得堡，第二天就从彼得堡乘船前往波兰的什切青。在什切青没有停留就到了柏林。在柏林呆到7月5日（公历17日）。他的妹妹玛丽亚在柏林逗留了四天，便接受医生建议，到普鲁士的索登疗养去了。 托尔斯泰在柏林参观了一些博物馆，在柏林大学听了一次历史课、一次生理学课，在柏林手工业者俱乐部听了一次科学内容的演讲。讲演之后，举行了“问题箱”开箱式，由专家回答投入箱里的问题纸条。这种文化教育形式，托尔斯泰以前没见过，颇感兴趣。托尔斯泰访问了这个俱乐部两次，把手工业者联合会的章程和问题箱里的一张纸条带回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在柏林的最后一天，托尔斯泰参观了一座单人监狱。这种监狱是仿效美国的范例建立的，当时欧洲刚刚出现。7月26日，托尔斯泰离开柏林去莱比锡。在莱比锡逗留一天，便听从医生建议去基青根疗养。从7月27日到8月26日，他在基青根逗留。在这期间，他参观学校，接触了一些教育家，并研读了劳默尔的《教育学史》。他还买了许多教育学著作，并通过代理商到美国去订购了书。 这时尼古拉的病并不见好。8月12日，他到基青根来看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显然8月末接到大哥的来信，知道医生建议他到法国南部的基厄尔治疗。托尔斯泰决定陪同哥哥前去。9月6日，托尔斯泰和哥哥妹妹一起到了基厄尔。在基厄尔，托尔斯泰又开始写《哥萨克》。 基厄尔的温暖的海滨气候也未能挽救尼古拉垂危的生命。尼古拉于9月20日（公历10月2日）逝世。托尔斯泰感到十分悲痛，自不待言。 在当地安葬了哥哥之后，托尔斯泰由基厄尔市内搬到海边——他妹妹住在那里。 托尔斯泰下榻的别墅里，住着一家俄国人，姓普拉克辛，家长是个团长，是从明斯克来的。他家有个孩子，叫谢廖扎，当时九岁，常跟托尔斯泰一起玩。谢廖扎·普拉克辛1903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回忆了跟托尔斯泰在一起的日子。据他说，托尔斯泰早晨早早起来坐在桌前写作。常拿出许多时间来跟孩子们玩。当时有四个孩子：除谢廖扎外，托尔斯泰妹妹的三个孩子也来了。托尔斯泰常跟他们一起玩，如自己平躺到地板上，让孩子们也都这么躺下，然后不用两手支撑站起来；在门框上拴上绳子翻跟头，叫孩子们翻，自己也翻；领着孩子们做长途散步，散步时给孩子们讲故事，看到谢廖扎身体单薄，还常背他；教给孩子们画图画，写作文。 托尔斯泰常离开基厄尔到马赛去，目的是考察当地的学校。据谢·普拉克辛说，那里共有八所工人学校，托尔斯泰全考察过。孤儿院“让四岁的孩子像士兵一样按哨音在大长桌子旁边做动作，在口令的指挥下举和把手放下，用哆哆嗦嗦的奇怪声音唱赞美上帝和恩人的歌”，给托尔斯泰的印象很不好。 考察完了学校，托尔斯泰常在马赛大街上转游。他看到博物馆、群众图书馆、剧院、书店、咖啡馆、出版社，心想：“这是潜移默化的学校，它在跟强制性的学校竞争，使那种学校的教学内容显得几乎一文不值。”他在10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学校不在学校里，而在杂志和咖啡馆里。” 看到托尔斯泰这么愉快活跃，谁也想不到他心里这时经历着一个消沉时期。哥哥的死震撼了托尔斯泰，他想到了死。死这个想法以前也困扰过托尔斯泰，使他产生了“为什么？”这个问题，他当时没有找到答案。那还是1858年8月21日，他读完斯坦克维奇①的书信集后，在写给奇切林的信里提出来的：“为什么呢？为了什么目的呢？这么一个可亲的绝好的人痛苦，高兴，徒然希望……除了忧伤、恐惧以外，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无法回答。对我的心灵里的最好的东西，现在也响着‘为什么？’这个问题。” ①斯坦克维奇，尼古拉·费拉基米洛维奇（1813—1840）俄国思想家，诗人，社会活动家。 哥哥的死又把这个折磨人的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可怕的力量提到了托尔斯泰面前。10月2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尼古拉逝世快一个月了。 这件事使我可怕地脱离了生活。又是‘为什么？’离到那儿去的时间不远了。到哪儿去呢？那儿是不存在的。企图写作，迫使自己写作，写不下去，因为我看不出来工作的意义，没有力量和耐心工作。”可是托尔斯泰并不甘心消沉下去。10月28日，他在日记里写道：“用牌占挂，犹疑，闲散，怅惘，关于死的想法。必须摆脱这种心情。一个办法——强制自己写作。”接着，他给自己提出任务：“午饭前写第一章 。”同一天晚些时候，托尔斯泰又补记“没有超过半章 ”，这里可能指的是第二章 ，因为他接着给自己第二天提出的任务是“写完第三章 ，如果来得及的话”。写什么作品，日记里没有记载，但根据他1861年3月14日（公历26日）给赫尔岑的信可以断定，这里指的是描写十二月党人的小说。 12月中旬，托尔斯泰离开基厄尔到尼斯，从尼斯又去佛罗伦萨——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跟公主一家在那里。在这里，他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 在佛罗伦萨，他结识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他的远房亲戚（其曾祖父是托尔斯泰的曾外祖父）沃尔孔斯基公爵和他的夫人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娘家姓拉耶夫斯卡娅）。沃尔孔斯基公爵曾被流放西伯利亚，他的夫人不顾一切跟他到了西伯利亚。托尔斯泰见到他的时候，他已70多岁，披着长长的白发，托尔斯泰觉得他像个古代的先知。 在佛罗伦萨，托尔斯泰还认识了俄国画家尼基京。托尔斯泰说，他“很有才华”，“铅笔画好得出奇”，他给沃尔孔斯基公爵和托尔斯泰各画了一张肖像。 托尔斯泰离开佛罗伦萨，到了里窝那；从这里，他去了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给他的印象很好。他喜欢听那不勒斯街头歌手唱歌；激赏那布勒斯湾的美丽景色。 托尔斯泰接着到了罗马。在罗马发生了托尔斯泰“回归艺术”的现象。托尔斯泰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对艺术抱着怀疑有时甚至否定的态度。 这个时期结束了，直到1880年代初在20年中间再没有犯过。 在罗马，托尔斯泰认识了一些俄国画家，其中有他的好友瓦·鲍特金的兄弟米·鲍特金。由于对绘画产生了兴趣，托尔斯泰还拜访了西班牙画家、法国画家的画室。 初到罗马时，托尔斯泰觉得罗马废墟太多，使他感到压抑。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米·鲍特金，米·鲍特金建议他到郊区走走，他接受了这个建议，跟米·鲍特金在郊区转了一整天，托尔斯泰对意大利的风景赞不绝口，从而也爱上了罗马这座古城。 1898年，有个德国传记作家问托尔斯泰访问罗马的印象时，托尔斯泰说： “我很了解这座城市，我当年曾跟一个俄国画家——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从那儿出发畅游了那不勒斯、庞培和格尔库拉奴姆……应当承认，古代艺术并没有使我产生极其强烈的兴趣，没能使我像周围的人那么感兴趣。我当时曾跟屠格涅夫谈过许多，我深信人们对古典艺术评价过高……我最感兴趣的是人。在您写的关于我的那篇文章里，我昨天读到一条评论，我觉得是成功的。您说我到处只对人感兴趣。我在罗马的情况可以证明这论断多么准确。当我回忆那个时期时，在我的脑海里只呈现出一件小事。那是我跟我的一个伙伴在平乔山上散步，山脚下有一个极可爱的孩子，长着两只黑色的大眼睛。是个典型的意大利老百姓的孩子。我现在还听到他喊：‘datemi’unbalocco.（“给我一个玩具。”）别的印象几乎从我的记忆里全消失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人民比对周围风景和艺术品更感兴趣。” 离开罗马以后，托尔斯泰回基厄尔呆了几天，然后就去了巴黎。到巴黎的时间不晚于2月18日。 如今托尔斯泰旅行的目的就是了解国外学校教育工作的情况。托尔斯泰的档案里还保存着法国教育部两个职员给他的信——托尔斯泰曾请求他们给他开参观巴黎学校的介绍信。在他所访问的巴黎的一所学校里，托尔斯泰在教师的允许下，给学生出了个作文题目，并把学生们的作文本带回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巴黎时，他对用简谱教成年工人唱歌，很感兴趣。 在巴黎时，托尔斯泰买了教育方面的书籍，请奇切林在他走后寄到彼得堡教育部去，以便托尔斯泰回去后去取。 在巴黎时，托尔斯泰跟屠格涅夫靠近了。屠格涅夫2月27日写信给安年科夫说：“前几天托尔斯泰从意大利来此地——不无怪癖，但平静和气。哥哥的去世给他的影响很强烈。他给我读了某些新作品片断，根据这些片断可以得出结论，他的才华远未枯竭，他还有远大的前程。” 3月1日，托尔斯泰离开巴黎去伦敦。 到伦敦的第一个星期，托尔斯泰牙痛，所以没有像希望的那么积极活动。 他来伦敦的目的跟去巴黎的目的一样：为了考察学校教育工作情况。 他的档案里至今还保存着英国教育部职员给他开的参观学校的三张介绍信。牛津大学诗歌教授阿诺德也给他开了一张介绍信，落款日期是月11日，列了伦敦七所学校，并附有如下请求： “我将非常感激上述学校的老师们，如果他们能给拿此信的人、俄国来的绅士托尔斯泰伯爵提供参观学校的机会并对他感兴趣的问题给予说明的话。托尔斯泰伯爵对教育问题感兴趣，他特别想详细了解自然科学的教学法。”（原文是英文） 教育部一个职员还把教育委员会给国会的两份报告给了托尔斯泰。 有一个职员在托尔斯泰离开伦敦之后还给托尔斯泰寄了一份该委员会的一份详细总结报告。 托尔斯泰参观学校时，跟他在法国时的做法一样，不只是消极地观察，而且向学生提问题以便更好地弄清学生知识水平和智力发展程度。 托尔斯泰在参观学校的同时，也抓紧时间熟悉英国的教育书籍。为此，他每天到刚开设不久的实用艺术和工业教学资料博物馆（即肯辛顿博物馆）。他对49种各类教材做了简要批注。 托尔斯泰买了一箱子他需要的教学书籍发回俄国，地址仍然是彼得堡教育部。 他利用在伦敦的机会听了心爱的作家狄更斯的演讲。 他还抽时间到下议院去听了一次辩论。 对托尔斯泰来说，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结识赫尔岑并同他经常见面。本来第一次出国时他就准备去看赫尔岑，因为当时未去英国，没有看成。如今既已到了伦敦，他自然要急于实现自己的夙愿了。 托尔斯泰后来说，他去的时候，先没有报自己的姓名，只说是一个普通来访的俄国人，赫尔岑没有见他，于是他便递上自己的名片。过了一会儿，楼上便传来急速的脚步声，赫尔岑像球一样从楼梯上飞下来。 使托尔斯泰惊讶的是，赫尔岑胖墩墩的，身材并不高大，但却浑身洋溢着精力。 托尔斯泰回忆说： “他活泼，反应快，聪明，有风趣，马上就跟我谈起来，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他的人品立即吸引住了我。他的思想既深邃又闪光，这种罕见的结合，我后来在任何人身上也没见过……我记得很清楚，他不知为什么没有让我进他的住房，而马上把我领到隔壁一家不怎么样的餐馆里去了。我记得，这甚至使我吃了一惊。我当时很讲究穿戴。我戴着高筒大礼帽，穿着帕默斯顿式时髦长大衣，等等；可赫尔岑却连礼帽也没有戴，只戴一顶扁乎乎的制帽。马上有几个波兰活动家过来，赫尔岑当即跟他们打交道。他介绍我跟他们认识，不过后来可能后悔了，因为剩下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说：‘马上就显出俄国人的鲁莽性来了。难道有波兰人在场可以这么谈吗？’不过这一切在赫尔岑身上都显得淳朴，友好，甚至有魅力。我没有见过比他更有魅力的人。” 3月7日，赫尔岑写信给屠格涅夫说：“跟托尔斯泰已成近交；我们已开始争论了；他固执，爱发怪论，但憨厚，是个好人。连我们五岁的小女儿丽莎都喜欢上他了，管他叫‘列夫斯泰’。还有什么呢？不过他为什么不思考，对什么问题都像在塞瓦斯托波尔似的靠勇敢猛攻解决？” 3月12日，赫尔岑在给屠格涅夫的第二封信里又说：“托尔斯泰伯爵有时胡说八道得厉害；他得到的许多印象还没有消化。” 据托尔斯泰后来回忆，在伦敦一个半月，几乎每天都到赫尔岑家里去，谈各种有趣的话题。 谈的话题里，根据各种材料推测，里面肯定有俄国国内情况，有十二月党人的问题，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的情况，托尔斯泰也讲过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情况；自然，他们也谈过音乐。 托尔斯泰离开伦敦去布鲁塞尔前，赫尔岑给他写了给波兰革命家莱莱韦尔的介绍信。赫尔岑也想给他写这样一封介绍信给蒲鲁东，但托尔斯泰没来得及去取。 1861年3月5日（17日），托尔斯泰离开伦敦。也正是在这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关于二月十九日宣言（即解放农奴的宣言）的报道。他对沙皇宣布的解放农奴的措施是不满意的。3月28日（4月9日）他从法兰克福写给赫尔岑的信里说：“您读过关于农奴解放的细则吗？我认为这是一篇毫无用处的废话。” 托尔斯泰到布鲁塞尔的目的就是要拜访蒲鲁东①和莱莱韦尔，因为赫尔岑经常提到他们。 ①蒲鲁东（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在1862年脱稿的《论国民教育的意义》里，托尔斯泰回忆跟蒲鲁东见面的情形说： “去年我有机会跟蒲鲁东先生谈过俄国问题。他当时在写《战争的权利》一书。我对他讲了俄国，讲了农民解放问题，讲了上层人士中间出现一种非常强烈的注重国民教育的倾向，强烈得有时可笑，变成了时髦。 “‘难道真是这样吗？’他问。 “我回答说，据从远处判断，俄国社会已认识到，没有国民教育，任何国家制度也不会牢固的。 “蒲鲁东站起来，在屋里踱了一会儿，说： “‘假如真是如此的话，’他像有些羡慕似地对我说。‘你们俄国人是有未来的。’” 莱莱韦尔是波兰革命家、历史学家，曾任华沙大学和维尔那大学教授，1824年在沙俄迫害下辞职。参加波兰1830年起义，并成为民主派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领导波兰民族委员会。1833年，被法国放逐，移居布鲁塞尔。 1859年1月，彼得堡开始出版波兰文的《言论报》，其宗旨是促进波兰人同俄国人和解，主张一方面波兰人放弃争取波兰独立的行动，另一方面俄国政府承认波兰在语言、信仰、民族文化领域内完全自主。出版人奥格雷兹科写信请莱莱韦尔参加报社工作，莱莱韦尔回信说支持办报但他不能参加。奥格雷兹科把信的全文加了简短按语刊登在报上。沙皇大怒。下令查封报纸，并把奥格雷兹科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监禁一个月。 奥格雷兹科案件那时在彼得堡极为轰动，托尔斯泰当时肯定听说过。如今又听赫尔岑多次提到莱莱韦尔，所以决定去拜访他。 托尔斯泰并不知道莱莱韦尔的准确住址，到附近一家小铺去打听，人们十分高兴，对这位波兰流亡者非常尊敬，把他住的阁楼指给了他。 莱莱韦尔当时孤身一人，年迈体弱，生活极为贫困。门上安装门铃的地方，安了一个像钢笔水瓶似的东西。他住的小房间里到处是书、尘土、垃圾。 托尔斯泰转达了赫尔岑对他的问候。莱莱韦尔马上跟他畅谈起来，说明波兰和波兰的历史，并证明斯摩棱斯克“自古以来是波兰的城市”。 这次见面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弄到莱莱韦尔的一张肖像，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后就挂在书房里。在布鲁塞尔脱稿的小说《波利库什卡》第一稿的一张稿子的背面记有“自由战士”莱莱韦尔“在一家理发铺的阁楼上奄奄一息”。 托尔斯泰并未言过其实。托尔斯泰访问他一个半月之后，他于1861年5月29日死在巴黎一家市立医院里。 托尔斯泰在布鲁塞尔也没有间断考虑自己的学校和教育学问题。 他定购了一套铸铁字母以训练学生写字。 托尔斯泰在这里也买了一些教育方面的书发回彼得堡。 他决定回俄国后创办一份教育杂志，他拟定了未来杂志的纲要，以便呈请教育部批准。 他着手撰文论述教育考察的印象。他说欧洲“把人的心灵作为一种复杂物质分解为记忆、智慧、情感等等，知道每一个部分应做什么练习以及做多少练习。”“他们什么都有规定，为发展人类天性，他们有现成的一成不变的模式。”他说，不管什么学校，到处都是全面的机械训练。这种机械训练表现在各个科目的教学里；在读写训练里，在教义问答、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的教学里，都是机械训练。到处都可以看到被强制赶进学校里不耐烦地等着铃响的孩子们的枯寂的面容。 在布鲁塞尔时，托尔斯泰几乎天天到俄国科学院副院长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家里去。他读自己的新作品给他们听，跟小姐们四手联弹钢琴。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一家人也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基厄尔见过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的侄女叶卡捷琳娜。离开基厄尔三个半月之后，托尔斯泰突然想要跟叶卡捷琳娜结婚。3月末或4月初，托尔斯泰往基厄尔给妹妹写信征求意见，他妹妹一再回信极力赞成，可是托尔斯泰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却放弃了这个打算。 托尔斯泰开始写《波利库什卡》。这部小说的情节是以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的一个女儿告诉他的一件真事为基础的。 1861年4月8日，托尔斯泰离开布鲁塞尔到了安特卫普，然后就进入德国。4月9日到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天就动身去爱森纳赫。路上他出现了久未出现的宗教情绪。他在4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爱森纳赫——路——关于上帝和永生的思想。上帝恢复了，希望在永生里。” 这里讲的“上帝恢复”说明，哥哥去世使他产生的消沉情绪已完全消失了。在爱森纳赫住了两天，4月12日到了魏玛。在这儿逗留了六天，仍然是拿出许多时间来考察学校和幼儿园——这儿是弗雷贝尔体系幼儿园的发祥地。托尔斯泰认为教学方法刻板划一，不因材施教，是幼儿园教育的主要缺点。 4月18日，托尔斯泰离开魏玛去德累斯顿。 4月21日，托尔斯泰离开德累斯顿去柏林。 在柏林，托尔斯泰认识了一个姓奥艾尔巴赫的德国作家。这个作家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他见面以前就读过。他特别喜欢奥艾尔巴赫185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生活》。这部小说讲的是年轻的法肯贝尔格伯爵1848年革命时在巴登参加巷战，受到追捕，后来逃到一个小村。在这里认识了教师鲍曼。鲍曼想去美国，伯爵给了他路费，他们交换了护照。 伯爵就用鲍曼的名字留在村里当教师。参加田间劳动，跟农民打成一片。 鲍曼使用的教学方法跟托尔斯泰不谋而合。托尔斯泰1868年向一位来访者推荐这部小说时说：“我之所以为我的农民开办学校应当感谢这个作家。” 在柏林一见奥艾尔巴赫，托尔斯泰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是鲍曼。看到作家脸上疑惑的神色，托尔斯泰急忙解释说：“不是指姓名，而是指性格。” 托尔斯泰同奥艾尔巴赫谈话内容极其广泛。奥艾尔巴赫给他的印象极好。他在日记里写道：“奥艾尔巴赫（以下是十五个惊叹号——引者）。绝好的人……四十九岁，直率，年轻，信教。不是否定的诗人。” 1861年4月10（公历22日）托尔斯泰离开柏林回俄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调解人 托尔斯泰在国外时就接到了任命他担任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第四区调解人的通知。 调解人这种职务是废除农奴制后新设的，其任务是调解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纠纷。这个职位是由省长根据县和省的首席贵族的提名任命的。 克拉皮文县首席贵族谢林提议任命由贵族选举的当地地主米哈洛夫斯基担任第四区调解人这个职务。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图拉省长却没有批准这个提议，而亲自任命托尔斯泰担任这个职务。 对省长的这项任命，图拉省首席贵族米宁5月18日向内务大臣提出控告，说鉴于县首席贵族的声明，特向大臣报告，“县首席贵族先生知道本县贵族对他（指托尔斯泰——引者）在其庄园里所推行的措施不满，因此担心伯爵就任这一职务时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冲突，而影响这一重要工作的和平进行。” 这里所说的托尔斯泰在其庄园里推行的引起当地贵族不满的措施，当然指的是1856年开始实行的由劳役制向代役制的过渡，用自由雇工代替农奴劳动，给许多奴仆发放自由证以及1858年试图实行的合作制经营。 内务大臣瓦卢耶夫接到图拉省首席贵族的控告信后便向图拉省长就任命托尔斯泰担任调解人一事提出质问。图拉省长6月6日答复，说他的确违反省和县的首席贵族的意见（他们以贵族不同意为由反对这项任命）任命退伍中尉托尔斯泰伯爵为调解人。省长的理由是：“我个人了解托尔斯泰伯爵是个有教养的人，热心于这件事，而且克拉皮文县有些地主也向我表达过希望由托尔斯泰伯爵担任此职，因此我不能用另一个我所不了解的人代替他。况且阁下的前任在向我指出的一些著名人士里也包括托尔斯泰伯爵。” 托尔斯泰接受了这个职务。1862年8月7日，他在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得烈耶夫娜写信说：“面对自己的良心，而且考虑到那些粗野、残忍、可怕的贵族扬言如我担任调解人，他们就要吃掉我，我不能拒绝这个职务。”早在1861年5月14日给她的信里，托尔斯泰就说过：“如今，在一年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后，我不无快意地套上四个夹板：1）管理家业，2）学校，3）杂志，4）调解人。我不知道好还是不好，但我将拼命努力而顽强地去干。” 克拉皮文县的地主本来就对废除农奴制不满。他们指望调解人利用农民的愚昧和无权地位在各种纠纷中能不顾法律规定一律偏袒地主。可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么做，在处理各种纠纷的时候，总是在权限范围内保护农民的利益。他责令地主停止非法役使从前的奴仆，给予他们自由；对于地主或其管家殴打农民者，则要求他们赔偿。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托尔斯泰处理地主与农民纠纷的特点。有个姓米哈洛夫斯基的地主找了几个仍有义务给他干活的农民来给他翻耕休闲地。农民来干活以后，就在地主的浸水草地上放马，理由是：“主人的活儿，就得吃主人的草。”这样继续了几天。地主到托尔斯泰这儿告农民，说糟蹋了四俄亩草地，每亩要求赔偿20银卢布。托尔斯泰来到出事地点，试图劝说管家不要罚农民。管家不同意，托尔斯泰没宣布任何决定就走了。米哈洛夫斯基第二次来告，托尔斯泰就到他庄园去了，而且根据法律要求从邻村请了三个“公证人”去确定损失的规模和应赔的金额。公证人认为损失三俄亩，每亩应赔10卢布，一共赔30卢布。托尔斯泰则认为这个数目过大，建议公证人每亩按五卢布赔偿。结果地主要求赔偿80卢布，却只得到15卢布。 克拉皮文县的地主对托尔斯泰恨之入骨。找他办事时用口头和书面形式辱骂他，使得托尔斯泰不得不用公文形式提出：“凡来找调解人办事者，必须尊敬他，不许在他面前说不礼貌的话，更不许写不礼貌的信。 否则，罪犯将被处以罚款。” 许多地主写信到克拉皮文县调解人代表大会去告托尔斯泰。调解人代表大会毫无例外地撤消托尔斯泰的决定，在所有争论的问题上作出有利于地主的决定，即使明显地破坏法律也在所不顾，而且不认为有必要掩饰自己对托尔斯泰的敌视态度。有一次托尔斯泰接到克拉皮文县调解人代表大会的一份公文，措词极不礼貌，托尔斯泰不得不在1861年8月15日向克拉皮文县调解人代表大会提出下列声明： “调解人代表大会8月5日第52号公函写得如此莫名其妙，缺乏礼貌，以致我认为不需要作出回答；对扎斯洛尼娜女士的案件，克拉皮文县首席贵族先生如认为有必要给我来公函的话，请他用另一种比较礼貌的方式来写。调解人、伯爵托尔斯泰。” 上级机关——图拉省农民事务管理局的主席是图拉省长，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支持托尔斯泰，否决克拉皮文县调解人代表大会的决定。 尽管受到克拉皮文县贵族的仇视，托尔斯泰并不松劲。1861年8月，他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写信说：“调解人的工作有趣，吸引人，不过糟糕的是，全体贵族咬牙切齿地恨我，从各方面找我麻烦。” 1861年8月，18个贵族联名写信给克拉皮文县首席贵族谢林告托尔斯泰，说他调解不公，寻找机会制造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纠纷和误解；请求把托尔斯泰换掉。 1861年12月，克拉皮文县贵族大会上县里的全体贵族联名向县首席贵族递交了一份声明，坚决要求不选托尔斯泰担任调解人，并附了一张清单列举托尔斯泰处理错的案件。 12月18日，谢林把县里的贵族写给他的上述两封信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交给了图拉省长。谢林在信里甚至妄称农民也反对托尔斯泰担任调解人这一职务。 1862年1月26日，托尔斯泰给鲍特金写信说：“我纯属偶然地当上了调解人；尽管我处理问题极为冷静诚实，可是仍然惹得贵族们怒气冲天。他们想揍我，想把我送上法庭，可是他们都未得逞。”他收到了许多恐吓信，有的说要揍他，有的说要在决斗中把他打死，有的在写告密信诬陷他。 也是在上面引的给鲍特金的那封信里，他说他担任调解人这一职务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指在他的辖区内创办学校——引者）已做完了。 1862年2月，他已考虑辞职的问题了。2月12日，他向图拉省农民事务管理局递交了一份声明，说他作出的调解全被县调解人代表大会推翻，县调解人代表大会极力掀起地主和农民对他这个调解人不信任，因此他已无法继续担任此职。 直到3月9日，他才重新履行职责。 4月30日，他又提出辞呈，借口有病。 1862年5月26日，参政院指令图拉省长批准托尔斯泰“因病”辞去调解人职务。担任调解人，给托尔斯泰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愉快回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绝交 托尔斯泰跟屠格涅夫的关系一直不融洽，但又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友谊。 1861年5月19日，屠格涅夫从国外回到他的庄园斯帕斯科耶，写信给托尔斯泰，请他到自己庄园来，然后一起去看看费特新买的庄园斯捷潘诺夫卡——他们俩都还没有看到过这座庄园。托尔斯泰接受了邀请，5月24日到了屠格涅夫的庄园。 屠格涅夫是喜欢美食的，也喜欢用美食待客。吃过丰盛的晚餐之后，屠格涅夫请托尔斯泰读读他的中篇小说《父与子》手稿。屠格涅夫把托尔斯泰让到客厅的一张扶手软椅上，给他倒了一杯水就走开了。托尔斯泰也许由于路途劳累，也许由于吃得太好，总之不知怎么竟睡着了，托尔斯泰一觉醒来的时候，看到屠格涅夫拿着蜡烛从房间里离去的身影。 托尔斯泰惭愧得无地自容，屠格涅夫是否看到了托尔斯泰在睡觉，我们不得而知，但假如看到的话，那他当然会感到十分不快。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许跟此事多少有些关系。 5月26日，两位作家来到了费特的庄园。争吵发生在5月27日。费特回忆说： “早晨八点，我家通常早餐的时候，两位客人来到客厅。我的妻子坐在餐桌上首茶炊后面。我坐在另一端等待上咖啡。屠格涅夫坐在女主人的右边，托尔斯泰坐在女主人的左边。我妻子知道屠格涅夫当时很重视他女儿的教育，便问他是否满意他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屠格涅夫对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大加赞扬，还说那位教师以英国人特有的认真严肃态度请求他拨一笔钱给他女儿作为慈善事业开支，由他女儿亲自支配。屠格涅夫接着说： “‘现在这个女教师又要我的女儿把穷人的破衣裳收来，亲手缝补好，然后再送还原主。’ “‘您认为这就是行善吗？’托尔斯泰问道。 “‘当然，这能密切慈善家同穷人的关系。’“‘可是我认为，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把又脏又臭的破烂衣服放到膝盖上缝补，不过是虚伪的戏剧性表演而已。’“‘请你别说这种话。’屠格涅夫翕动着鼻翼，提高嗓门说。 “‘我有观点，为什么不能说？’托尔斯泰答道。 “我还没有来得及劝屠格涅夫息怒，屠格涅夫就气得脸色煞白，说：“‘那我就不客气，一定叫您住嘴！’说着，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抱住脑袋，激动地大步走进另一个房间。过了片刻，他又回来，对我妻子说：‘请千万原谅我刚才失态，我对此深感懊悔。’”① ①托尔斯泰传作者古谢夫引用这段文字时补充说，实际上，据托尔斯泰1861年10月8日给屠格涅夫的信和托尔斯泰夫人1877年1月23日的记载，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说的是：“要是您再这样说，我就要给您一耳光。” 这件事发生后，俩人马上走了。屠格涅夫回自己的庄园，托尔斯泰到费特的妹夫鲍里索夫的庄园去了。托尔斯泰从那里立即给屠格涅夫捎来一封短信，说： “我希望您的良心已经告诉您：您对我的做法是多么错误，特别是当着费特夫妇的面。因此请您给我写一封我可以拿给费特夫妇看的信。如果您认为我的要求不合理，请告诉我。我将在鲍戈斯洛沃等待回音。” 费特认为错在屠格涅夫，所以认为屠格涅夫应当道歉，不仅应当向托尔斯泰道歉，还应当向主人道歉。屠格涅夫同意道歉。他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回信，说： “……来信收悉。对于来信的答复，我只能重申我在费特府上说过的话：我被一种情不自禁的恶感（姑不究其原因）所驱使，对您进行了无理的侮辱，请您原谅。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任何想使我们这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接近的企图都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我就更加乐于向您履行我的责任，这封信大概是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的最后标志，我衷心希望它将使您满意，并预先表示同意您将对这封信所做出的处理……” 这封信本该送到鲍戈斯洛沃——托尔斯泰在来信中这么请求的，屠格涅夫却由于疏忽把信送到了鲍里索夫那里。托尔斯泰没有等来回信便狂怒起来，写了封信要求决斗。在等屠格涅夫回信的时候，托尔斯泰又给屠格涅夫写了一封信，说他不愿意使这场决斗以和解的方式结束，一定要进行到底，并请屠格涅夫带枪到鲍戈斯洛沃车站附近的林边来。同时派人到已故大哥的庄园去取手枪和子弹。托尔斯泰通宵没睡，等屠格涅夫的回信。 早晨，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的第一封信的回信来了。接着屠格涅夫的第二封信也来了。托尔斯泰对这两封信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可能被屠格涅夫销毁了。据托尔斯泰夫人记载，托尔斯泰在信里对屠格涅夫说：“您怕我，我蔑视您，今后不跟您打任何交道。” 屠格涅夫对这封信以及那两封要求他决斗的信，都没有答复。 这场争吵是因为托尔斯泰对屠格涅夫教育女儿的方法和对慈善活动的看法提出异议引起的。只这个原因未必会使争吵发展到使这两个伟大作家绝交的地步。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屠格涅夫1861年7月7日给安年科夫的信里说：“我跟托尔斯泰吵翻了。……过错在我，可是事件的爆发，用学术语言来说，却是由我们两人性格不同造成的由来已久的反感和憎恶所制约的。我觉得他厌恶我，可是我不懂他为什么又常常接近我。我本应对他像从前那样保持距离，我却试图接近他，结果险些没有弄得在决斗场相见。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为什么不早就明白这一点？”鲍特金1861年7月9日给费特的信里说：“他（指屠格涅夫——引者）跟托尔斯泰的争吵使我很难过。不过，你知道吗，我认为托尔斯泰实际上有着一颗热烈爱人的心灵，他想用全部热情去爱屠格涅夫，可是不幸，他的激情却遇到了温和的憨厚的漠视。对此，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的。” 至于托尔斯泰在这次争吵中表现暴躁，那也是有原因的。他一直认为屠格涅夫玩弄自由主义词藻，这次他也有这种感觉。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把穷人的“破衣褴衫”放到膝盖上来缝补，对于这种虚伪的表现，托尔斯泰看得尤其清楚，因为他经常接触民众，而民众的生活里是没有任何虚伪做作的表现的。 两位伟大作家之间的隔阂，17年之后才得以消除。1878年4月6日，托尔斯泰从亚斯纳亚·波里亚纳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最近，我回想起我和您的关系，使我又惊又喜的是，我觉得我对您没有任何敌意。上帝保佑，但愿您也如此。说实话，由于我知道您是善良的，因此，我几乎确信，您对我的敌对感比我的敌对感消失得还要早。”接着，托尔斯泰请屠格涅夫谅解，握手言欢。据安年科夫回忆，屠格涅夫一边读这封信，一边流泪。从此两人又和好如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搜查 1862年春，托尔斯泰感到困倦，浑身不适，经常咳嗽。他同两个哥哥一样，出现了肺病的症状。医生建议他到萨马拉去喝马奶酒治疗。他带了两个最喜欢的学生和一个仆人到萨马拉去了。 正当托尔斯泰在草原上安心疗养的时候，一片黑沉沉的乌云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飘来。 1861年6月，俄国出现了革命团体“大俄罗斯人”印发的第一份印刷的传单。这个团体共印发了三次传单，要求无偿地分给农民土地，建立立宪政体，承认波兰独立。同年8月，米哈伊洛夫从伦敦运进来舍尔古诺夫编的在赫尔岑印刷厂印的传单《致年轻一代》，号召采取革命行动，剥夺地主土地。 同年9—10月，彼得堡和莫斯科闹学潮，大学被封闭，许多大学生被开除。 1862年2月1—3日，特维尔省贵族特别会议在给亚历山大二世的请愿书里声明：1）2月19日的法律是没有根据的，2）必须分给农民土地，3）特权阶层存在是没有根据的，4）政府没有能力满足社会需要，不可避免的惟一道路就是不分阶层的全体人民的代表大会。这个声明引起政府极大不安。 同年2月16日，在声明上签字的人全部被捕入狱，7月22日才出狱，被剥夺了担任公职和参加选举的权利。 社会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对托尔斯泰先进行警察监视后进行宪兵搜查。 1862年1月3日，派驻莫斯科省的宪兵上校沃耶伊科夫就向第三厅①报告，说托尔斯泰在庄园里创办学校，在农民中间传播文化；以优厚待遇聘请一些被开除的大学生担任教师，其中有个姓索科洛夫的大学生曾因参加印刷和散发违法的反宗教的著作而受到监视；并有传闻，说托尔斯泰的教师们开会时有人发表演说，其中许多内容是“大俄罗斯人”的观点。 ①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26年创立的机构，专搞秘密调查活动，监视持不同政见者和外国人，搜集情报，将政治嫌疑犯流放到边远地区，管理关押“国事犯”的监狱，以及检查书报杂志。1880年撤销，并入内务部警务司。 第三厅接到报告后就责成图拉省宪兵司令穆拉托夫查证核实。穆拉托夫1月16日报告说托尔斯泰伯爵开设的学校的确聘请了五个大学生和两个神学院学生做教师，并且列举了他们的姓名，至于托尔斯泰的学校里在教师集会时有人发表“蛊惑性”演说一事则“查无实据”。 托尔斯泰1862年1—2月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莫斯科警察分局局长什利亚赫金接到情报说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经常同大学生们接触”，大学生奥斯瓦尔德常到他那儿去，奥斯瓦尔德后来卷入散发“大俄罗斯人” 传单一案。警察分局局长什利亚赫金知道托尔斯泰“经常写作”，便怀疑他是“大俄罗斯人”传单的编辑，于是就派暗探希波夫监视他，他离开莫斯科后就跟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监视。 2月，希波夫得到警察批准化名济明住在图拉；关于托尔斯泰，他向上司报告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6月1日，穆拉托夫上校向第三厅厅长波塔波夫将军报告，说济明“在图拉终日酗酒，醉生梦死，常去下等旅馆”，并“随意乱说，泄露政府委派他监视托尔斯泰以及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人的行动。” 5月，希波夫听人说托尔斯泰到彼得堡去了，他便跟到彼得堡。在彼得堡没有找到托尔斯泰，便到第三厅打听托尔斯泰的住址。这时波塔波夫将军告诉他图拉首长控告他，他“要糟糕”。 托尔斯泰受到警察秘密监视一事，从第三厅传到了担任公主侍从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的耳朵里。6月14日，她往萨马拉给托尔斯泰写信，说她替他担心，不仅担心他的健康，而且还担心别的在信里不便说的事情，说无论如何今年秋天必须见面谈谈。 希波夫从彼得堡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被捕。 6月12日，第一次审问时，他说托尔斯泰聘用了来自各个大学、“没有任何证件”的20名大学生担任学校教师和乡公所录事。星期日这些大学生到托尔斯泰那里聚会，聚会的目的尚未弄清。希波夫并说，大斋的第四周“供印刷违禁品用的铅字、石印石板和工具以及几种油墨已从莫斯科运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因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距离图拉太近，所有这些石印印板和工具都转移到托尔斯泰在库尔斯克的另一座庄园去了。8月份将在那里印刷。 翌日，即6月13日，希波夫补充说，“托尔斯泰庄园里有个人担任信使，常来往于通向哈尔科夫和莫斯科的大道上”。 6月21日，第三次审问时，希波夫又补充说托尔斯泰庄园里“常有老橡树镇的卖各种货的商人来，有时在他那儿过夜，甚至住一两天”。 “除了上述的人，即使近邻和熟人，他也很少接待”。希波夫在结尾还异想天开地说：“托尔斯泰的书房和办公厅里设有密门和暗道，夜间总是戒备森严。”8月，“预定印刷纪念俄罗斯建国一千年宣言，宣言稿正在审阅，而且不知为什么寄到了国外，至于国外什么地方，我尚未查清”。 希波夫的供词报告了莫斯科总督图奇科夫（是他的下属进行审问的）。由于此事关系重大而且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图奇科夫便把希波夫及其供词转给了波塔波夫，波塔波夫则把希波夫的供词详细转告了宪兵司令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批准便决定对托尔斯泰的庄园进行搜查，并派宪兵上校杜尔诺沃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执行任务。 杜尔诺沃上校7月6日带人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搜查共进行了两天。所有的房间、地窖、马厩、托尔斯泰的书房都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把托尔斯泰的来往信件都读了，什么也没有搜到。 塔季扬娜表姑的侍女杜尼亚莎及时把托尔斯泰的一个装着以及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照片的公文包偷着拿出来扔进水渠里。 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亚当时住在这里，她及时打发一个教师到另一个村子去找教师布托维奇把赫尔岑的信藏了起来——这些信不是写给托尔斯泰的，是托尔斯泰从别人那里拿来看的。 搜查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又搜查了附近两个村子的学校，然后又到托尔斯泰已故哥哥的庄园尼科尔斯科耶进行了搜查。 结果什么违禁的东西也没有搜出来。 7月末，托尔斯泰从萨马拉回到莫斯科。知道了庄园被搜查之后，立即写信给他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倾吐了自己的愤懑心情。 他在信里说：“您的一个什么朋友，肮脏的上校竟读了我的来往书信和日记，这些东西我本来是准备在临死前托付给那时对我最亲密的朋友的……我当时不在场，这是我和您这位朋友的万幸，否则我会杀死他的！……瞧，政府就是这么给自己制造朋友的。” 托尔斯泰在信的末尾愤怒地说： “但愿能有什么地方避开这些把脸腮和双手用香皂洗得干干净净的殷勤微笑的强盗。真的，要是还能活很久的话，我要到修道院去——不是去祈祷上帝，我认为这没有必要，而是为了不看到这些堕落的傲慢的带着大肩章 、穿着钟式裙的卑劣小人。——呸！” 7月31日，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了解了搜查的详细情况以后更加火冒三丈。整整一个星期，他未得安宁。8月7日，他再次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写信，提出要给皇上写信，要求查处罪犯，对公开的侮辱进行公开的道歉，不然就出国侨居，说他的手枪已上好子弹准备迎接宪兵再度来犯。 8月23日，托尔斯泰通过认识的沙皇侍从武官向亚历山大二世递交了控告信。托尔斯泰的控告信和宪兵司令多尔戈鲁科夫的《情况说明》同时转呈沙皇。多尔戈鲁科夫说明搜查托尔斯泰庄院的原因时没有提密门暗道和石印印板之类无稽之谈，他只说：“这一措施是得悉关于住在他那里的一些人行为不轨以及他同他们关系密切的情报和其他一些可疑情况后被迫采取的。” 9月7日，多尔戈鲁科夫给图拉省省长发出通知，说皇上已收到“图拉省地主托尔斯泰伯爵”关于对他的庄园进行搜查的控告信，并传谕“上述措施不应给托尔斯泰本人造成任何后果”，尽管住在他那里的几个大学生“没有合法居留证”，而且其中一人“藏有”。这就算是皇上给托尔斯泰的答复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结婚 1862年7月末，托尔斯泰庄园受到搜查，心情激动，余怒未息，住在莫斯科找朋友熟人散心自遣。他常常到别尔斯家去。 别尔斯是宫廷医生；他的夫人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娘家姓伊斯列尼耶夫，是托尔斯泰的童年朋友。别尔斯夫妇有三个女儿，五个儿子。这时三个女儿都已待字闺中。 大女儿丽莎在姊妹中学识最为渊博，博览群书，喜爱哲学，擅长诗文，托尔斯泰甚至曾试图吸引她参加他的教育杂志的编辑工作。 小女儿塔菲娅身材苗条，风姿绰约，五官端正，美中不足的是富于表情的嘴太大。性情快乐，最妩媚动人。 索菲娅在三姊妹中最漂亮。她同塔尼娅一样高，亭亭玉立，腰肢纤细，双腿秀美，任何一个风流女子见了都情不自禁地会羡慕。她不施脂粉，娇嫩艳丽，光彩照人。她不爱笑，但是当她面含微笑或者默默地嫣然一笑时，朱唇半启，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眼睛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辉，真是风流美艳极了。她也跟塔尼娅一样活泼，但动作不如塔菲娅敏捷。她眼睛高度近视，当时不兴戴眼镜，怕影响容貌，许多近视的姑娘都眯着眼，但索菲娅却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疑问神色，这给她的脸蛋增添了一种特殊风韵。她非常多愁善感。 托尔斯泰很喜欢别尔斯一家。他给妹妹写信说：“亲爱的玛丽亚，我觉得别尔斯家特别可爱，如果我有朝一日成家，我就娶他们家的姑娘。” 托尔斯泰越来越经常地到别尔斯家去，引起了别尔斯家的人的猜测。他来得这么勤，一定是爱上谁了。爱上谁呢？大家猜是爱上了大姑娘丽莎，丽莎在大家的影响下也觉得托尔斯泰是爱上了自己。每当托尔斯泰要来的时候，她都要梳妆打扮一番。但托尔斯泰认为丽莎对他并没有感情，她考虑的只是利害得失。他不爱丽莎，人们的猜测使他感到苦恼。 8月初，托尔斯泰已返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别尔斯夫人决定带着三个女儿和小儿子去看望爸爸伊斯列尼耶夫先生。伊斯列尼耶夫先生住在图拉省奥多耶夫县伊维齐庄园，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五十俄里。别尔斯夫人决定顺路去访问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据托尔斯泰夫人回忆，访问的理由是别尔斯夫人去看望自己童年的女伴玛丽亚，她当时住在哥哥家里。当然，别尔斯夫人这样决定，跟托尔斯泰关注她的女儿也有关系。 别尔斯夫人一行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逗留了两昼夜。 托尔斯泰夫人回忆说，在她坐在阳台上欣赏面前的美景的时候，托尔斯泰走过来，闲谈时对她说：“您多么爽朗质朴啊，”并在被称为“拱券屋”的房间里帮她铺床。 第二天，托尔斯泰在扎谢克树林里举行野餐招待他们，连图拉中学教师及其家属也请来了。别尔斯三姊妹玩得很开心。 别尔斯一行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伊维齐去了。第二天，托尔斯泰也跟去了。 傍晚，托尔斯泰跟索菲娅单独留在玩牌的房间里；在蒙着绿毡的牌桌旁边，托尔斯泰提议要索菲娅根据他用粉笔在桌子上写出的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读出一句话来。托尔斯泰写的是：“在您面前，我深感已入老境，不能再获幸福；只是在您面前。” 托尔斯泰夫人当时也用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把自己的回答写了出来，但内容她后来忘了。她后来在回忆里说，托尔斯泰那天晚上还用词首字母写了以下两句话：“您家里对我和令姐丽莎的关系看法似是而非。 请同令妹塔尼娅替我辩白。”有资料证明可能是她记错了（这两句话也可能托尔斯泰是8月28日写的）。 托尔斯泰夫人回忆说，那天晚上她回去就寝时感到心情激动幸福。 她的大姐丽莎本来幻想跟托尔斯泰结婚，看到托尔斯泰对索菲娅的态度，感到很伤心。 第二天，托尔斯泰取得别尔斯夫人返程一定再访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允诺之后就回去了。 别尔斯夫人履行了诺言，但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停留时间很短。 托尔斯泰当即跟他们坐马车一起到莫斯科去了。 看来托尔斯泰是8月21日到的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从一个德国鞋匠手里租了一套小住宅。在这里，他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写两篇文章 ，同时他开始起草文章答复马尔科夫批评他的学校的文章 。 但是这不是他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他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跟索菲娅的关系。 别尔斯一家仍然住在离莫斯科12俄里的别墅里。托尔斯泰常常去拜访。为了分析自己跟索菲娅的关系，他恢复了中断多日的日记。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分析自己的感情。他过去有过许多迷恋，没有一次是足够深刻的。他问自己，假如这不是爱，而只是爱的希望可怎么办呢？ 他认为结婚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他怕在感情的驱使下迈出的错误一步会对今后生活产生致命影响。同时，在日记里，我们不断看到他由于年龄大、长相不好在索菲娅面前自惭形秽而反复折磨自己，最后决定表白爱情的时候又畏缩不前。9月13日，他终于下定决心，在日记里说：“不能这么又痛苦又幸福地活下去，我每天都变得更加不理智了。觉得心里又忧伤又悔恨又幸福。明天一定去，一起床就去，和盘托出，否则”（下面是“自杀”二字，后来涂掉了）。深夜，托尔斯泰给索菲娅写了一封信，然后在日记里记道：“深夜三点多。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明天，不，今天，14日，交给她。我的上帝，我多么怕死啊。幸福，这种幸福，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的上帝呀，帮帮我吧。” 这封信是这么开头的：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我受不了啦。三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对自己说：马上去把话和盘托出，然后在心里带着习以为常的忧伤、悔恨、恐惧、幸福走开……我把这封信带在身边，如果我又不能够或者没有勇气把话全说出来，就把这封信交给您。” 在结尾，他说： “作为一个诚实人告诉我，您愿意做我的妻子吗？如果您真心愿意，您可以勇敢地说愿意，如果您还有丝毫犹豫，那就最好说不。我害怕听到不，可是我预见到了，会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加以忍受；可是假如我作为丈夫不能受到像我爱妻子一样热烈的爱情，那就更可怕。” 这封信14日15日都没有交出去，心情紧张得可怕。终于在9月16日傍晚他把在兜里揣了两天的信交给了索菲娅。 后来托尔斯泰夫人回忆说，她拿到信就跑回了三姊妹共住的闺房。 她从里面锁上门，就激动得气喘吁吁地读起信来。读到“您愿意做我的妻子吗？”，她激动得读不下去，呆住了。这时响起一阵敲门声。这是她的姐姐丽莎在敲门。丽莎进来问道： “伯爵给你写什么啦？说。” 索菲娅没吱声。 “快说伯爵给你写什么啦！”丽莎喊道。 听到索菲娅回答说伯爵向她求婚，丽莎哭着喊道： “拒绝！马上拒绝！”接着就歇斯底里发作起来。 塔尼娅当时也在场，便跑去找妈妈。索菲娅说，妈妈对丽莎“态度严厉”，对索菲娅说，即使她拒绝，托尔斯泰也不会因此而爱上丽莎。 别尔斯夫人毅然决然地抓住索菲娅的两肩使她转身朝门，几乎是把她推出了房间，说：“去把你的答复告诉他。” 托尔斯泰夫人回忆说，“我好像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按照妈妈的意志去的。”她跑到妈妈的房间，托尔斯泰在那儿等她。托尔斯泰问：“怎样？”她回答说：“当然愿意啦。” 几分钟后，全家都知道了这件大喜事，便开始祝贺起来。 托尔斯泰最近一个时期精神上非常紧张，他觉得再继续下去难以承受，便要求快些成婚。尽管别尔斯夫人希望有时间置办嫁妆，但托尔斯泰坚持一星期后举行婚礼。 决定婚礼后立即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最后一星期，托尔斯泰天天到未婚妻这儿来。有一次，为了不对未婚妻隐瞒过去，他把旧日记给她拿来了。 托尔斯泰并没有完全安下心来。婚后第三天，他在日记里就说他有时怀疑她是否爱他，认为她在欺骗自己。 结婚的前夜，他通宵未睡。他觉得“可怕，不可信，想逃跑。”一早就到未婚妻那儿。托尔斯泰夫人回忆说：“他一再问我，怀疑我对他的爱，反复折磨我。我甚至觉得他想逃跑，他被结婚吓坏了。我哭起来。” “后来妈妈进来，”托尔斯泰夫人接着回忆说。“对托尔斯泰发火说：‘你真会找时间破坏她的情绪。今天举行婚礼，她的心情本来就沉重，而且一会儿还要上路。可她哭得满脸是泪水。’托尔斯泰好像感到羞愧，很快走了。” 索菲娅婚前也忐忑不安，除了酸黄瓜和黑面包，什么也吃不下，夜里睡不好，终日怏怏不乐；担心失去托尔斯泰的爱。她回忆说：“我怕他很快发现我是个愚蠢渺小的小姑娘而失望。” 婚礼在9月23日举行。当天晚宴后，新婚夫妇就坐一辆由六匹马拉的宽敞轿式马车上路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了。 托尔斯泰夫妇是在迥然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的。托尔斯泰虽说是贵族，但是在农村长大的，跟农民有着密切的接触，为农民子弟办学，有一个时期甚至想娶个村姑为妻，甚至曾跟一个农妇有过一段恋情。索菲娅则相反，出身不是贵族，却向往做贵族，在城市里长大，看不惯农村的一切，反对托尔斯泰天天跟农民搅在一起。她在1862年11月23日日记里写道：“我不喜欢他同那帮人混在一起。我觉得他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要么选择暂时还是这个家庭代表的我，要么选择那帮热爱他的人。这是利己主义，不管它。我为他而活着，时刻想着他。我要求他投桃报李，不然我在这里会感到空虚苦闷。我今天到外面去溜达了一下，因为我瞧着一切越来越别扭。表姑、大学生、纳·彼、墙壁、生活都讨厌。我偷偷溜到屋外，高兴得几乎要大笑起来。我不讨厌托尔斯泰，但是我突然觉得他同我志趣不相投……如果我不能占有他，如果只叫我做一个玩偶，如果只叫我做他的妻子，而不叫我做一个人，那我是不能生活的，而且也不愿意过这种生活。”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她还写道：“同他生活在一起叫人提心吊胆。他要是忽然又爱起民众来，那我可就完了，因为他之爱我，就像过去爱学校、爱大自然、爱农民、爱文学创作一样，什么都爱一点……他现在老是表姑、纳塔利娅，还有那些大学生，各种人交替出现。丈夫非我所有……”大概最使索菲娅不快的是巴兹金娜的出现。关于这个巴兹金娜，托尔斯泰在1858年5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 “我在热恋着，有生以来还从未热恋过。”在1860年5月25日日记里，他还写过：“她跟我那么亲近，我甚至觉得可怕。”第二天的日记里，他又写道：“已经不是鹿的感情，而是丈夫对妻子的感情。”这些话，索菲娅在托尔斯泰结婚前交给他的日记里无疑是看到了。所以当巴兹金娜跟其他农妇一起来托尔斯泰家擦地板时，索菲娅觉得非常难受。她在日记里说：“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因为嫉妒而弄坏身子。……我同她相距只有几步。我就像疯了一样。”索菲娅对于托尔斯泰的旧事耿耿于怀，责备他过去的风流韵事，不管托尔斯泰跟哪个年轻女谈，哪怕是跟她妹妹交谈，她也嫉妒。 托尔斯泰也一样：不管索菲娅跟哪个男谈，不管哪个男性称赞索菲娅，他也都要嫉妒。 他们俩都嫉妒对方，甚至达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 同时他们又各有各的苦恼。托尔斯泰认为，自己年龄大，在过去的堕落生活中犯了大错，配不上索菲娅，因而痛苦；而索菲娅则认为嫁给一个年龄比自己大、过去生活荒唐的人是受了委屈，耿耿于怀，也感到痛苦。 他们俩都有对对方不满的时候，因此婚后不久就常常拌嘴。 正像他们的女儿亚历山德拉说的，他们俩都是很正派的人，一致认为婚姻是白头偕老的终身大事，所以拌嘴之后都感到极端痛苦，而各自克服性格上的毛病。 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破坏他们的幸福，而且他们也逐渐互相适应了，因此他们生活得还是很美满的。 1863年6月27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谢尔盖降生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创作《战争与和平》 这时，托尔斯泰已决定关闭他创办的学校和杂志了。他不能长期沉湎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管理事务中。结果，他又开始文学创作了。 1863年2月中篇小说《哥萨克》发表，3月中篇小说《波利库什卡》发表。《哥萨克》受到文学界尤其是费特和屠格涅夫的好评，使托尔斯泰颇受鼓舞。这不能不对托尔斯泰走向《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起一种推动作用。 这时，他的精神状态也对他创作《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篇巨制颇为有利。1863年秋，他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的信里说：“我已经是个有妻室并且做了父亲的人。我对自己的境况十分满意，而且我对这种境况已经十分习惯。……这种情况为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智力，甚至整个精神力量，能这样任意驰骋，这样有利于工作。” 1860年，他在国外游历时曾遇到过他的同外曾祖父的姑舅兄弟、从西伯利亚被赦免回来的著名十二月党人沃尔孔斯基。同沃尔孔斯基的长谈使他产生了写一部描写十二月党人的小说的想法。1861年3月26日，他从布鲁塞尔写信给赫尔岑说：“我四个月前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十二月党人。我本想同您谈谈此事，可是没来得及。我写的这个十二月党人应是一个狂热者、神秘主义者、基督徒，1856年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回到了俄罗斯。他用严厉的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新俄罗斯。这种题材是否适合时宜，请把您的看法告诉我。我给屠格涅夫读了开头；最初几章受到了赞扬。”这部小说只写了三章就放下了。 1863年重新动手写下去，结果便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开头部分共有15种草稿。最初一份草稿的标题是《三个时期》。这时他想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三部曲（即1812年，1825年和1856年）。这个开头他放弃了。开头部分第十二稿题目是《从1805年到1814年。列·托尔斯泰伯爵的长篇小说。1805年。第一部》。从这一稿开始，托尔斯泰才形成这样一个想法：写一部俄国同拿破仑交战时期的历史小说。预计要写几部，第一部叫《1805年》。后来又写了三稿。 第十五稿才是我们现在读到的《战争与和平》的开头。 关于一再改写的原因，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一个序言草稿里讲得很清楚。开始时，他认为写十二月党人只写他们1856年从流放地回来不行，因为他们是1825年12月起义反对沙皇统治的，所以应当从1825年写起。这样，他就把1856年那个开头撂下，回头去写1825年。在写作过程中，为了理解十二月党人，只写1825年起义也不行，必须从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时代开始写。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时代正赶上1812年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接受了新思想，认识到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腐朽没落，才开始建立秘密组织，并在1825年发动了推翻沙皇的十二月起义。要写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时代，便必须写1812年战争。于是托尔斯泰便又把已开始写的部分撂下，再回头去写1812年。而1812年战争是以俄国胜利告终的。在这之前，俄国1805年同法国作战中曾遭受过失败，托尔斯泰在写作过程中觉得只写1812年的胜利，不写1805年的失败，问心有愧。而且他还认为，“如果我们胜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实际上是在于俄罗斯人民和军队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在我们遭受挫折和失败时就应当表现得更为鲜明。”这样，他就决定从1805年写起。这时他的想法已经同开始写作时大不相同了。他说： “这时我决意已不只让一个，而是让我的许许多多男女人物经历1805、1807、1812、1825、1856年历史事件。” 从开头的15种草稿来看，一再改写的原因，除了托尔斯泰在上边讲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托尔斯泰开宗明义就想使读者对故事开始时的时代背景——俄国社会情况和军政形势有个了解，同时向读者介绍参加未来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除了第七稿外，都是选定上流社会人士集会作为开头，因为这种集会可以使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物围绕当时一些迫切政治问题表明各自的态度，从而揭示主要人物的观点、立场，同时使读者对故事开始时的国内形势有所了解。然而在集会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作者也是煞费苦心的。集会时间，开始选择过1811年，后来又选择过1808年，最后选定的是1805年。集会地点，有的草稿是在童山，沃尔孔斯基（后改为包尔康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有的草稿是在彼得堡叶卡特琳娜时代的一个大官僚家里，有的草稿是在莫斯科普罗斯托伊（这个姓氏后来改为普洛霍伊，又改为托尔斯泰，最后才定为罗斯托夫）伯爵家里，有的草稿是在彼得堡年轻的公爵安德烈·沃尔孔斯基家里，最后选定1805年7月在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的客厅里。 我们从1864年11月17日托尔斯泰给费特的信里可以看出他头脑活动的紧张程度：“我被迫在一块土地上播种，眼下正在为深耕作准备，您想象不出这项准备工作有多么艰难。我要写的这部书篇幅浩繁，人物众多，要把书中人物可能遇到的事情加以通盘考虑，反复斟酌，把可能发生的成百万个排列组合周密考虑，从中选出百万分之一，真是困难极了。我就是在忙着这件事。” 1864年11月，小说还在润色修改的时候，托尔斯泰就给《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卡特科夫去信，表示希望小说能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 后来小说的第一部果然以《1805年》为题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5年第一、二期上。 第一部写完之后，对小说的内容和结构仍在不停地探索着。1865年3月19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这么记载着：“入迷地阅读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我想可以写一部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心理历史长篇小说。可以写一个大东西的想法，使我现在欣喜若狂。要写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自己的全部卑鄙、全部疯狂、全部矛盾。”托尔斯泰在这篇日记里接着列出了要写的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重点事件。 这里罗列的内容并没有完全包括到《战争与和平》中去，可见他当时是想单写一部小说的。直到这时为止，他并没有想到在这部小说里要写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等历史人物。可是在这年暑期休息之后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却决定把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的“心理历史”包括到正在写的这部小说中去了。这样在创作上就引起了一些新的困难。托尔斯泰1867年在《〈战争与和平〉的序》（草稿）中自己说过：“有时，我觉得我初时所用的手法微不足道；有时，我想把我所认识到和感觉到的那个时代的一切全都写出来，但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时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简单、平庸的文学语言和文学手法很配不上它的庄严、深邃而全面的内容。”以前他把《1805年》称为长篇小说，现在他担心这部作品“既非长篇小说，又非中篇小说；既非叙事诗，又非历史。”经过苦苦思索之后，他决定冲破欧洲文学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写作框框的束缚，需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管它像什么。 写历史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他在写作时发现：这段历史的真相不仅没人知道，而且人们所知道的和所记载的完全与事实不符。他决心要写人民的历史，向传统的以写帝王将相为主的历史学提出挑战。为此，托尔斯泰下很大功夫阅读了大量历史著作、回忆录、档案，等等。他自己曾说过：“我的小说中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行动，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虚构过，我都有资料根据。我在写作中搜集的资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书馆。” 写历史还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写历史与写性格的关系问题。在1866年11月7日给费特的信中，他说：“除了想写性格以及性格的运动之外，我还想写历史。这个写历史的意图使我的工作大大复杂化了，好像对这个意图我力不从心。因此，在第一部里，我致力于写历史，而性格却停在那里不动。这个缺点，读了您的来信以后，我清楚地看到了，我想已经改正了。” 托尔斯泰就这样在探索、创新和克服困难的道路上前进着。 1865年12月，小说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相继脱稿。第二部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6年第二期和第四期上。标题仍是《1805年》，只不过多了个副题：《战争》。他决定从第三部开始不再在杂志上发表，自己找印刷厂分册出版。1867年，他同莫斯科的里斯印刷厂签订了合同，并请《莫斯科文库》主编巴尔捷涅夫代表他同印刷厂打交道。 托尔斯泰的写作态度历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在写《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自己的手稿不仅在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甚至重写，而且在脱稿后发表前仍然抓紧一切机会进行修改。 给《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寄《1805年》第一部手稿时，他在信里就曾说过：“请原谅手稿涂划得很厉害，但是手稿放在我手里一天，我就要修改一天，因此手稿便不能不改得这样。”在里斯印刷厂印书时，他对校样反复修改，代表他同印刷厂打交道的巴尔捷涅夫1867年8月12日给他来信说：“上帝知道您在干什么。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改不完，印不出来……您的大多数涂改都是毫无必要的……我已吩咐印刷厂把您的涂改计数算钱。”托尔斯泰8月16—18日回信说：“不像现在这样修改，我办不到，而且我坚信：涂改大有益处。因此，我不怕印刷厂算钱，但愿他们不会很苛刻。正是您喜欢的地方，如果不经过五六遍涂改，那就要坏得多。” 1868年9月，托尔斯泰写第四部的时候，为了生动准确地描写鲍罗金诺会战的情景，不满足于文字资料的记载，特意到鲍罗金诺去了一趟，在那里住了两天，作了调查研究。鲍罗金诺会战是在凌晨打响的。为此，他特意凌晨到那里去实地观察会战开始时的当地景物。他画了原野略图，标出了附近农村、河流的位置，并记下了“能见度为二十五俄里”，太阳升起时能看到森林、建筑物和山冈的阴影，“太阳是从俄军的左后方升起的，法军面对太阳”。他在实地观察中还发现了任何军事历史学家都未曾发现的俄军实际部署和原定部署之间有很大差别。这个发现对研究鲍罗金诺会战的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他把实地观察得到的印象同以前研究历史得来的认识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幅鲍罗金诺会战的壮丽画卷。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表现出来的虚心求教、认真对待批评的态度，我们在他以往的写作中是未曾见过的。在创作过程中以及在作品发表之后，他都不断写信征求意见。例如1866年5月10—20日他给费特的信里就说过：“我很重视您的意见，但是正如我跟您说过的那样，我投入了那么多劳动、时间和如痴似狂的创作激情（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我那么爱自己的这部作品，尤其是爱我现在写的后边的即关于1812年的那部分，因此我不怕批评，即使我所敬重的人的批评，我也不怕；我愿意听取批评。例如屠格涅夫说不能用十页篇幅写n.n.如何放一只手，他的意见对我很有帮助。我想今后一定能避免这种过失。”1868年4月10日，《俄国残废军人报》刊登了拉奇诺夫的题为《谈托尔斯泰伯爵的新小说》的文章 ，对《战争与和平》第四部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托尔斯泰的军事历史观点提出了异议，指出了某些历史时间和战役描写不准确的地方。拉奇诺夫的这篇文章是用姓名的缩写字母署名的。一般这种署名是不引人注意的，可是托尔斯泰第二天就给该报编者写信，向作者致谢，并请作者把真实姓名告诉他，允许给他写信讨教。托尔斯泰在这封信里坦率承认：“如果我写作时能听到他的建议，我会避免许多错误的。” 1869年12月，第六部出版了。第二版也几乎同时印出来了。 《战争与和平》出版后，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托尔斯泰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非常自觉地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他1871年9月13日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您那么赞扬我真多余。第一，我将在您面前装腔作势，不自然，力求保持我在您心目中的样子（如果两年前，尤其如此）；第二，赞扬对我有害（我太愿意相信这些赞扬的公正性了），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根绝了我的书（指《战争与和平》——引者）的成功所造成的坏毛病。”这不是客套。1873年，修订《战争与和平》时，他把自己修订过的稿子送去请斯特拉霍夫审订和修改。他为此多次给斯特拉霍夫写信，1873年6月22日的信写得尤其恳切：“兹寄上修改完的《战争与和平》样本，不知修改得是否好，但确实涂划得又脏又破，我求您给以审订，不要光说，要用实际行动帮助我，这就是说，请您审读我修改的地方，并说出自己的意见：哪里好，哪里不好（如果您认为哪里改得不好，我给您权利勾掉我的修改，并请把您认为不好的地方加以修改）。”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作家无论如何勤奋，如何谦虚，如何精益求精，假如没有生活积累，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搞文学创作的。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来，是跟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说得好：“谁知道，如果托尔斯泰本人没有作过战，他能否描写战争？如果他本人不曾在牌桌上输掉大笔钱财，他能否描写赌徒的心理？如果说他本人不属于上流社会，他能否了解这个阶层的心理？他的主人公的骑士荣誉感、豪迈、勇敢、狂饮，如果他本人没有这些特色，他怎么能理解？如果他本人不热衷于打猎，他又怎么能了解猎人的狂热和冲动？”我们从《战争与和平》里，不难看出他的经历、他所接触的人、他所听到的故事在他的创作里留下的影子。大概可以这么说：没有托尔斯泰的出身、家庭、经历、亲友，就不会产生《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 以上讲的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素质在创作《战争与和平》中的作用。 可是假如没有适宜的外部环境，他的素质再好，恐怕也难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们讲的外部环境，首先指的是他的家庭、他的亲朋好友尤其是他的妻子的大力支持。他的妻子索菲娅不仅把家务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使他可以安心写作，而且在为孩子们操心、喂饭、领着孩子们散步以及忙家务的间隙，有时在夜里，坐在古老的、带小柜的红木小桌边替他抄稿。她每天都把托尔斯泰写好的字迹潦草的手稿誊写清楚。第二天托尔斯泰进入书房时，誊得整整齐齐的手稿已摆在托尔斯泰的书桌上了。当然这些誊清的稿子往往又会被托尔斯泰改得面目全非，于是托尔斯泰夫人就重抄。每页稿子究竟抄了多少遍，自然无法统计，但全书抄了将近七遍，只有极少部分是雇人抄写的，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编写《识字课本》 写完《战争与和平》后，托尔斯泰感到十分疲倦。他常常跟孩子们一起骑马、游泳、滑冰。 他想写东西，但写不出来。他曾试图构思一部取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他以其特有的认真态度着手研究彼得大帝时代的材料。但始终未能写下去。 写不出东西来，他十分苦恼。他的夫人回忆说，托尔斯泰对她说，“他的无所事事不仅使他在我面前，而且也在人们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感到羞愧。” 于是他就如饥似渴地读书。读叔本华、康德的哲学著作，读莎士比亚、歌德、莫里哀、普希金、果戈理的文学作品。企图通过读书来补充精神食粮。 于是他就学古希腊文。学得很认真。托尔斯泰1871年1月写信给费特说他“每夜在梦里讲古希腊文”。他的内弟斯捷潘在回忆录里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在三个月里学会了古希腊文，并通读了希罗多德①的作品，而在这以前他对古希腊文是一窍不通的。那时他在莫斯科待了一阵子，曾经去拜访过卡特科夫高等政法学校的希腊文教授——已故的列昂季耶夫，向他谈自己对希腊古典文学的印象。列昂季耶夫不相信这么快就能学好古代语言，就提议跟他一起读一本打开的书。在三个地方，他们对原文的理解产生了分歧。经过查证，教授只得承认托尔斯泰的理解是正确的。” ①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 看来托尔斯泰只顾埋头写作、读书、学习，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夫人是关心不够的。他的夫人整天照管孩子、忙家务，累得筋疲力尽，感到十分厌倦。她有时想过过城市生活，听听音乐、看看戏，消遣消遣，可是办不到。她在丈夫身上找不到足够的体贴。她努力去接近丈夫的事业，但也不是总能理解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免不了要常常吵架。但好在吵完就完了，像婚后那样。 托尔斯泰这时一直生病，一会儿牙痛，一会儿脚痛，春天还不断干咳，身体十分衰弱。在妻子长期劝说下，托尔斯泰决定重视自己垮下去的身体。1871年6月10日，他和内弟一起去萨马拉用马奶酒治疗。可是去了一个多月，7月20日，他在给妻子信里就表示非常想家，急着要回来。 这次萨马拉之行的结果，托尔斯泰在萨马拉省祖卢克县用两万卢布便宜地买了2500俄亩土地。 看来托尔斯泰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终于找到了值得他全力以赴的事业——编写《识字课本》。 托尔斯泰在教儿子学习时发现教科书不完善和阅读材料缺乏，感到吃惊。他又对教育学发生了兴趣。他决心编写一套《识字课本》。 1871年9月，托尔斯泰开始编写《识字课本》。未经修改的第一版《识字课本》是按下列顺序组成的：第一部分——字母表、读写训练；第二部分——《阅读园地》；第三部分按照托尔斯泰设计的特别体系讲授教会斯拉夫文；第四部分——算术，数字的古斯拉夫写法、罗马写法、阿拉伯写法。 托尔斯泰收进书里的故事，都很有趣，富于艺术性，而且内容深刻。 凡是给他留下印象的东西，他都回忆起来，收进书里：俄国民间故事、雨果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教和强盗》、伊索寓言、普卢塔克①的一些作品、印度土耳其阿拉伯民间故事、安徒生童话和托尔斯泰自己的两篇长的和许多短的短篇小说。其中《高加索俘虏》曾刊登在斯特拉霍夫编的《曙光》杂志上，小说以其艺术上的完美受到评论家的好评。 ①普卢塔克（约46—119后）对16—19世纪初的欧洲影响最大的古典作家之一。 一位未署名的作者在《环球画报》上写道：“《高加索俘虏》是用一种完全特别的新的语言写成的。叙述简洁被放到了第一位。没有一个多余的词，没有一点藻饰。……这篇小说艺术上的朴素无华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 托尔斯泰还制订了《识字课本》的教学法，他称之为“拼音法”，以区别于当时政府推行的“单音法”，即不是让学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单独学发音，而是让学生把辅音同元音拼到一起学。 托尔斯泰在《课本》的后记里强调了他六十年代办学的一些原则： “若要学生学习成绩好，就必须使他爱好学习，而为了使他爱好学习，就必须： 1讲授的课程要明白、有趣； 2学生必须处于最佳精神状态； 而为了使学生处于最佳精神状态，又必须： 1）学习场所没有新的、不熟悉的东西和人； 2）学生在老师或者同学面前不羞怯； 3）[至关重要]学生不必担心学习不好，就是说不担心不懂功课而受罚。人的智力只有在不受外界压力时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接着，托尔斯泰谈到不能使学生疲劳过度以及因材施教等问题。 托尔斯泰对编写这套识字课本的意义和艰巨性是有足够估计的。 1872年4月，他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写信说： “以后的工作将越来越多。假如二十年前有人对我说：你把自己二十三年内的工作订出来。我即使绞尽脑汁，也订不出三年的工作来。而现在我就是学会分身法，分成十个人，每个人活一百年，事情也做不完。 我的《识字课本》一方面在排印，另一方面又在编写增删。单是这《识字课本》就够干一百年。为了要编写这套教材，要懂得希腊文学、印度文学和阿拉伯文学，要有自然科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知识，还要在语言上下巨大的功夫。应当把一切都弄得优美、简洁、朴实，尤其重要的是清楚。” 托尔斯泰对算术教学也有独到见解，他也编写了算术教材。 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1872年1月，托尔斯泰重新在庄园里办起了一所学校。大家为托尔斯泰的热情所感染，都情不自禁地纷纷参加教学工作。除了托尔斯泰以外，他的妻子、孩子还有内弟都给农民的孩子上课。托尔斯泰的孩子们跟农民的孩子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们学得积极主动。学习效果显著。托尔斯泰夫人1872年2月2日给妹妹的信里说“全体学生用一个星期就学会了字母和拼音”。 但这套《识字课本》出版后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好评，书没有售完。 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识字课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因此遭到一些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但《识字课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对于所受到的挫折，托尔斯泰虽然努力宽慰自己，但仍然不能不感到难受。 但托尔斯泰并不甘心失败。 1874年1月15日，他在莫斯科普及教育委员会发表演说，为自己的教学法进行辩护。他建议在莫斯科选择两所学校，一所按“单音法”教学，一所按托尔斯泰的“拼音法”教学，进行试验。他的学生莫罗佐夫参加了这次试验，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两种教学法的主张者仍然各执己见。 老天不负苦心人。托尔斯泰把《识字课本》作了删节，改名为《新识字课本》连同四册《阅读园地》一起再版，终于取得成功，发行数百万份，畅销全俄国，在托尔斯泰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数十万俄国儿童用《新识字课本》学习读写。深受学生和教师的欢迎。 读到这里，读者也许要问：托尔斯泰为什么这么重视民众的教育工作呢？ 1874年12月，他在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的信里有段话说得很好，读者从中不难得到答案。他说：“我不讲大道理，但是每当我走进学校，看到闪着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天真烂漫、身上穿着破衣服、满身泥污、瘦骨嶙峋的孩子们时，心中便兴起一阵惊慌和恐怖的感情，就像看到行将淹没的人一样。啊，天哪！得设法把他们救出来，有的先救，有的后救。而且被淹没的正是儿童身上常常引人注目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要使民众受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挽救那些行将淹没的普希金们、奥斯特罗格拉德斯基①们、菲拉列特②们和罗蒙诺索夫们。这样的人材每所学校都多得很。” ①奥斯特罗格拉德斯基（约1801—1862）俄国数学家。 ②菲拉列特（当僧侣前姓名：罗曼诺夫，费奥多尔·尼基季奇）（约1554/1555—1633）俄国政治活动家、总主教（1619年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创作《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夫人1870年2月24日在她的生活札记里写道：“昨晚他（指托尔斯泰——引者）对我说，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上流社会失足的妇女形象。他说，他的任务是把这个妇女描写得可怜而无辜；还说，这个形象一出现在他眼前，以前出现的所有人物和男人典型统统各得其所，集结在这个女人周围。”第二天，托尔斯泰就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张草稿。可是并没有接着往下写。可能构思还不成熟，而且这时他还在考虑写另一部作品。 这另一部作品是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写完《战争与和平》之后他马上就考虑写这么一部作品。他之所以要写这么一部作品，第一，是因为彼得大帝时代同他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两个时代都是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显然，他想通过描写彼得大帝时代来阐明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所发生的变化。第二，他想通过这部作品反驳1860年代流行的历史观点：俄国接受欧洲文明完全是靠沙皇的努力，俄国人民在这方面未起任何作用。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已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坚决反对这种观点。 开始时，他想把这部作品写成戏剧，不久就改变主意，决定写成小说。托尔斯泰夫人1870年2月15日的日记是关于此事的最初记载。她在这篇日记里说：“我看到他在读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彼得大帝史。彼得大帝和缅希科夫的形象使他很感兴趣。关于缅希科夫①，他说这是一个纯粹俄罗斯的刚毅性格，百姓出身的人，只能是这个样子。关于彼得大帝，他说他是整个时代的工具，他自己也感到痛苦，可是被命运指定要率领俄国去跟欧洲打交道。” ①亚·丹·缅希科夫（1673—1729）俄国国务和军事活动家、大元帅。宫廷饲马员之子，幼年曾当过勒福尔（瑞士人，1695年起任俄国海军上将）的仆人和彼得大帝的勤务兵（1686年起）。 后来这部未来小说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他承认彼得大帝完成了“一件伟大必要的事业”，开辟了通往欧洲文明的道路。但彼得大帝丝毫没有把欧洲文明机械移植到俄国土壤的想法。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他明白“不需要拿文明来，只需要把文明的工具拿来发展本国的文明”。 托尔斯泰认为，俄国人民就是这么做的。俄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任何其他历史观都会受到他的驳斥。著名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其多卷集史学著作里把一切坏事都归咎于人民，所有好事都归功于政府。托尔斯泰读了这部著作后，非常愤慨。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假如俄国人民只会抢夺，不会创造任何东西的话，那么，“人们挥霍的东西是谁创造的？是谁生产了粮食养活全国人民？是谁制造绸缎、呢绒、衣服、织锦供皇上和显贵炫耀？是谁捕捉玄狐和紫貂供朝廷送给外国使臣，是谁炼出金和铁来，是谁养育出马、牛、羊来，是谁建造了房屋、宫殿、教堂，是谁运来货物？是谁教育并养大了这个民族？ 是谁保存了宗教圣物和民间诗歌，是谁使赫梅尔尼茨基①归顺了俄罗斯，而没有归顺土耳其和波兰？人民生活着，在人民生活的排泄物理必然会有一些挥霍者、掠夺者、奢侈者、装腔作势者。而这是统治者——这些不幸者应当从全人类中消失。” ①赫梅尔尼茨基·波格丹（约1595—1657）乌克兰国务活动家统帅、乌克兰的盖特曼。在他的领导下，乌克兰并入俄罗斯。 归根到底，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在托尔斯泰的意识里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作为历史推动力、创造力的人民的小说。 整个1870年，托尔斯泰都在努力研究彼得大帝的时代，动笔几次，可是只写了些零散的草稿，并没有接着写下去。1871年，他忙着编《识字课本》，没有动笔写这部小说。1872年以及1873年初，他又下功夫要写这部小说。他在给各种人的信件里常常谈到它。有什么原因使他觉得这部小说写不出来。例如1872年12月17日，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说：“迄今为止仍未动笔。关于彼得及其时代的书搜集了一大堆，在阅读，做笔记，竭力想写，可是写不出来。然而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个多好的时代啊。不管往哪儿瞧，到处是问题、谜，只有诗能提供答案。俄罗斯生活的症结就在这里。我甚至觉得我的准备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斟酌太久，过于焦虑。假如一无所成的话，我不会伤心。” 这最后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因为它重复过多次。关于彼得大帝的这部小说并未把作家的全部创作注意力吸引住，因为对托尔斯泰来说，解决当代问题才是主要任务。其实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这部小说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因此，当作家创作另一部直接描写当代现实生活的小说的构思成熟以后，创作历史小说的工作自然要停下了。 情况正是这样。1873年3月18日，托尔斯泰全力以赴地开始写起《安娜·卡列尼娜》来。托尔斯泰夫人在3月19日这天的日记里写道： “昨天晚上，列（托尔斯泰名字的缩写——引者）突然对我说：‘我写了一页半，似乎写得不错。’我以为这是写彼得大帝时代那本小说的又一次新尝试，因此没太注意。后来才知道他写的是一部取材于当代私人生活的长篇小说。” 这里说的取材于当代私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就是《安娜·卡列尼娜》。 从企图写彼得大帝时代转到写《安娜·卡列尼娜》，在别人看来，可能是突然的，但对托尔斯泰来说也许是水到渠成。 1872年1月，托尔斯泰的近邻比比科夫的情妇安娜·皮罗果娃因为嫉妒比比科夫同家庭女教师的关系跳到火车下面自杀了。托尔斯泰当时到现场看过。此事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1870年构思的那部失足女人的小说，本来叫塔季扬娜，后来就改叫安娜了，而且故事结尾也改成了跳火车自杀了。 有一次托尔斯泰同妻妹塔尼娅到图拉去跳舞，在舞会上遇到了普希金的女儿玛丽亚，被她那仪态万千的美貌、得体的发型吸引住了，后来托尔斯泰还找她长谈过。据说，后来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就参照了她的外貌。 可见托尔斯泰三年前尽管把失足女人的小说放下了，但他并没有放弃继续写下去的念头。他一直在暗暗地积累素材。 可能正在琢磨如何开头的时候，偶尔读了普希金一篇未结束的小说片段的第一行“客人们纷纷来到别墅里”，受到启发：不用多余的话和多余的描写立即把读者引入生活、情节中去。他找到了开头的办法，马上写起来。在小说最初的草稿里，第一句话就是：“客人们在看完歌剧后纷纷来到年轻的公爵夫人弗拉斯卡娅家里。”后来这句话放到小说第二部第六章的开头部分。小说最后定稿用了另一个句子：“奥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 朝花园的石砌阳台的门敞开着，清新的春天气息夹着鲜花的芬芳随风飘进书房。托尔斯泰坐在写字台前专心致志地写着《安娜·卡列尼娜》。 他一口气写了两个月，然后就突然停下。 这一年夏天，托尔斯泰带着全家到萨马拉新庄园去度暑期。他去过萨马拉几次，不仅喜欢那个地方，也喜欢住在那里的淳朴的巴什基尔人。 萨马拉那几年收成不好，一连三年干旱造成歉收。当地居民已在遭受饥饿的折磨。托尔斯泰不能熟视无睹，无法安心写作。他要设法救济饥民，考察了直径70俄里的地区，深感饥荒的严重。他立即写信给《莫斯科新闻》，呼吁开展赈灾活动。 1873年至1874年，总共为萨马拉省筹得现款1887000卢布、粮食21000普特①。 ①俄重量单位，等于16.38公斤。 1873年春，托尔斯泰的妻妹塔尼娅的大女儿达莎夭折。 同年11月9日，他们的小儿子彼得夭折。 这些不幸不可能不影响托尔斯泰的写作。 9月25日，他给费特写信，说：“我已着手写了，也就是说即将写完早已开始的长篇小说。”看来，这时他还没有预见到小说后来的演变。 这部小说原来只是想写上流社会一个有夫之妇失足的故事，后来主题不断深化，演变成主要是写废除农奴制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 1874年2月中旬，托尔斯泰通知斯特拉霍夫：小说第一部已可付印。 1874年6月20日，托尔斯泰家里又蒙受了一次沉重打击：塔季扬娜表姑逝世了。托尔斯泰在一封信里说：“我一生都和她生活在一起。没有她，我感到可怕。” 1874年4月22日，托尔斯泰家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尼古拉，可是只活了10个月，后因水肿死了。这对托尔斯泰一家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两年失去了两个儿子，使托尔斯泰夫人感到心灰意冷，不愿再怀孕了。农村生活单调，她向往社交活动，想听音乐……她感到苦闷。她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除了家庭之外，哪里能找得到可以充实她生活的东西。 托尔斯泰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未必。 1874年10月23日，他读了索洛维约夫刚出版的哲学著作《西方哲学危机·实证主义者批判》，给了他的思想一次冲击。他说： “索洛维约夫的著作给了我很多教益，大大激发了我的哲学思想的酝酿，确定并且阐明了对我今后的生与死来说最必需的思想。这些思想使我如此快慰，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一定尽力转告别人。” 这些思想涉及上帝、灵魂、死与生的意义，他经常思考，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思想在他脑子里日益根深蒂固，数年之后，完全控制了他，成了他的世界观的基石。 1875年夏天，托尔斯泰再度带领全家到萨马拉庄园去。他在那儿还举行了一场赛马会，观众达数千人。 从萨马拉回来后，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强迫自己伏案写作。 他给费特写信说： “我们这个行当是桩棘手的事业。此中艰辛是局外人不得而知的。 要等到脚下的脚手架搭起来之后才能动手干。而这脚手架并不是你要就有的。要是没有脚手架便贸然动手，那就只会糟蹋材料，并且会徒劳无益地把不能继续砌下去的墙壁推倒。在工作开始之后尤其会有这种感觉。老是觉得：干吗不能继续下去呢？抓呀，抓呀，手就是够不着，只能坐着等。我就是一直这么坐着，现在似乎脚手架升高了，我卷起了袖子。” 但是这年秋天，托尔斯泰未能写作。先是他的夫人从孩子们那里传染上百日咳，百日咳好了，又得了严重的腹膜炎，接着11月1日托尔斯泰夫人有病早产生下的女儿死了。12月22日，佩拉格娅姑妈又去世了。 “除了死亡以外，生活里什么也没有了。这是我不断感觉到的。” 他于1876年2月21日给二哥谢尔盖写信说。这些想法不断在他脑海里萦绕。 直到这年仲冬，托尔斯泰才重新执笔写《安娜·卡列尼娜》。该把这部小说结束了。第一部已经在《俄罗斯通报》1875年前四期发表；1876年1月，该杂志才继续刊出《安娜·卡列尼娜》。 1876年2月15日，托尔斯泰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我在忙于写《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部枯燥乏味，而且我觉得很差。今天我已寄出第二部校样，我知道这次是好的。”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跟写《战争与和平》时一样，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4月初，他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我胆战心惊地感到自己正在转入夏季状态（托尔斯泰夏季是不能写东西的——引者）：对写好的东西感到厌恶，而此刻桌上却放着四月号的校样，真担心能否改好。都写得很糟，必须重写，将排好版的全部重写，全部涂掉，全部抛弃，改弦更张，并且声明：抱歉得很，今后决不再重蹈覆辙，尽力写点像样的东西，不像现在写的东西这般松松垮垮，非驴非马。我现在正在进入这样状态，很是可喜。……请别夸奖我的小说。帕斯卡①给自己围了一条带钉子的腰带，每逢听到夸奖而飘飘然时，就用胳膊肘儿按腰带。我也要做一条这样的腰带。请拿出真诚的友谊给我看：要么对我的小说只字不提，要么只谈其中的败笔。我疑心自己的才能正在衰退，如果真是这样，也请告诉我。我们这个污浊的写作行业风气很坏，每个作家都在自己周围拉拢一帮吹捧者，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作用以及衰落情况。我不想误入歧途，不想堕落。我请您在这方面帮助我。您不必拘束，不要以为您的严厉谴责会妨碍一个有天才的人的活动。” ①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 照例托尔斯泰夏天是不写东西的。随着夏天的到来，《安娜·卡列尼娜》又停下了。 6月初，他带着妻子到莫斯科去看病。没检查出什么大病来。 整个夏天，他看书，跟来庄园做客的斯特拉霍夫讨论哲学问题，到 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去买马。直到9月份才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坐定，等灵感到来。他从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回来快两个月了，本想快些把这部小说写完，好开始新的工作。可就是力不从心，什么也写不出来。他说：“精神上尚处于休眠状态，苏醒不过来。身体不适，意气消沉。我对自己的能力已经绝望。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活在世上而不尊重生命（只有从事某项劳动才是尊重生命）是莫大的痛苦。甚至连思考的精力都没有。这不是才思枯竭就是大干之前的休整。” 果然是大干前的休整。托尔斯泰11月底又紧张地写起来。1876年12月9日，托尔斯泰夫人写信给她妹妹塔尼娅说：“我们终于认真写《安娜·卡列尼娜》了，就是说不间断地写。廖沃奇卡（托尔斯泰名字的爱称——引者）精神振奋，专心致志，一天写一章 。我紧张地抄写着，这封信下面就放着他昨天写好的一章 。” 12月中旬，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后续几章送往莫斯科，准备在《俄罗斯通报》12月号上刊出。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准备在次年《俄罗斯导报》前四期上发表，可是这时托尔斯泰跟该杂志主编卡特科夫在塞尔维亚-土耳其战争（1876—1878）中俄国是否该出兵支援塞尔维亚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认为不该出兵，卡特科夫要求加以修改，托尔斯泰不同意。托尔斯泰根据斯特拉霍夫的建议，决定把小说的最后一部即第八部用单行本出版。 小说出版后，无论莫斯科还是彼得堡，人们纷纷议论它，像往常一样，既有赞扬，也有批评。 1877年5月7日，斯特拉霍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每一部分的出版情况，各报报道得如此之快，议论得如此之热烈，就好像是报道和议论一场新的会战或俾斯麦①的一句新格言一样。” ①奥托·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 春天，斯特拉霍夫给他寄来一些赞扬《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 ，托尔斯泰看也不看就烧了，他不愿受到赞扬的腐蚀。 尽管如此，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仍然说： “我承认《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分获得的成功使我非常高兴。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探索人生哲理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结尾描写的列文对人生哲理的探索正是反映了它的作者托尔斯泰当时对人生哲理的探索。 1877年4月，他在给费特的信里说：“您首次对我提到神——上帝。 而我早已在不断思考这个首要问题了。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走出路子来。” 于是他就进行探索。 他常常到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俄里半远，从莫斯科通往基辅的大路上去散步，观看历尽千辛万苦到基辅去朝圣的虔诚教徒。他也常到教堂去，他要弄明白并且体验这些虔诚教徒的心理状态。为此，他还同斯特拉霍夫一起到奥普季纳修道院去了一趟。 奥普季纳修道院是很有名的一座修道院，据说是一个改恶从善的强盗修的。俄国作家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哲学家索罗维约夫都访问过这座修道院，有些作家在这儿住过并且埋葬在这里。 著名的阿姆弗罗西长老在这里修行，托尔斯泰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渴望已久的信仰力量，但他未能如愿。 托尔斯泰也希望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他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 帕斯卡的《pensées①》说：“我们的长处是思想。我们应当在思想领域变得崇高，而不应当在我们无法填充的时间和空间方面去寻求崇高。让我们好好思索吧，这是道德的本源。”这句话，托尔斯泰很喜欢。托尔斯泰不断地阅读哲学著作，狂热地寻求生活的意义、上帝的实质等问题的答案。他1877年12月18日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您借给我的那些书真是太好了，我对您有说不出的感激。我在埋头阅读施特劳斯②、雷南③和蒲鲁东④的著作；马科斯·缪勒⑤和路易·布尔诺夫⑥的著作，我现在有了。我还需要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但我已定购了。索洛维约夫的文章 ，我早就想读，但一直不敢开始。” ①思想录（法语）。 ②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以对基督教批判著名，著有《基督传》。 ③埃内斯特·雷南（1823—1892）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 ④蒲鲁东（1809—1865）法国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⑤马科斯·缪勒（1829—1900）德国出生的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 ⑥布尔诺夫（1801—1852）法国印度语言文化研究者。 托尔斯泰的探索活动可能太狂热了，以致使得他的好友斯特拉霍夫不得不对他表示担心和规劝。1877年8月16日，斯特拉霍夫给他写信说： “我在这两个月对您的认识，自然要比过去历次拜访深刻，我对您的情谊越来越深，也越来越为您担忧。我看到您每天感受的东西抵得上别人一年所感受到的，您以比别人多十倍的力量在思考和感受。您在寻求安宁，但寻求不到，阴沉恼人的思想在您身上有时发展得过了头，这是可以理解的。解决的办法就在您手里掌握着：您要生活得安静些；对音乐，对写作，甚至对您喜欢的打猎都不能太狂热。打猎使您陶醉，然而您打猎时追逐的并不是大鹬和野鸭，而是思想。脑子充血过度会使人过分敏感和暴躁，所以请您不要用脑子。” 然而不管托尔斯泰在思想上进行着多么紧张的探索，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生活却照常延续着。 1877年12月6日，托尔斯泰家里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安德烈。他已有六个孩子了，个个都需要关心、照料、教育，需要替他们请家庭教师。为此，当然需要钱啦。托尔斯泰努力增加收入，购进土地，发展家业，尽可能多地增加写作进项。 这时他被选为省自治会议员，但他对社会工作不感兴趣。 他的主要消遣是打猎。他常常带着一条狗整天在森林和沼泽里转游，猎取山鹬、野鸭，或者带着年龄较大的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里亚骑马在周围田野里追捕狐狸和兔子。 不过不管干什么，托尔斯泰的头脑里始终在考虑自己所探索的问题。 1877年11月27日，他写信给斯特拉霍夫问：“对宗教，哲学除说它是一种偏见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说法呢？最纯洁的基督教是什么样子呢？” 得不到答案，他决定自己通过教义问答形式把自己的信仰写出来。 他着手写《宗教教义问答》和《宗教的定义》。 经过不信教和想信教两种思想长期斗争，结果他从秋天起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他开始持斋、上教堂、祈祷了。据他的夫人说，他甚至为基督教辩护。她说很欣赏他的论据。 1878年1月8日，托尔斯泰告诉夫人准备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长篇历史小说，说自己身上出现了类似写《战争与和平》时那样的心情。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将发生在奥林波斯山①。尼古拉一世和整个上流社会就是朱庇特②和诸神。而在伊尔库斯克某个地方，农民迁移到那儿垦荒，十二月党人来到移民中间，他们的妻子历尽艰辛前去相会，于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同上流社会的生活发生了联系。托尔斯泰像往常一样，对小说作了广泛的构思，概括了俄国生活的几个领域。他大量收集资料，阅读文献，访问十二月党人及其亲属，参观了囚禁十二月党人的彼得保罗要塞。还到彼得堡去搜集过资料。朋友们也替他搜集了很多资料。 ①奥林波斯山：希腊最高峰（2917米），很久以来被认为是众神居留地。 ②朱庇特：古罗马和意大利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的宙斯。 夏天，托尔斯泰照例不写作，他到萨马拉庄园去了。直到秋天才开始写作。 11月11日，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里写道：“廖沃奇卡（即托尔斯泰——引者）今天说，他的头脑里明确了，人物全活了，他今天工作了，很高兴，相信自己的工作。”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托尔斯泰的头脑里又酝酿着一部关于彼得一世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写了几个片段之后，这件工作就停下了。思想里探索的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写小说。 托尔斯泰头脑里急于求得解答的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呢？ 1878年6月，托尔斯泰写道： “……假如我试图把自己不知道以及无法知道的问题归纳一下的话，我有以下一些问题得不到答案：1）我为什么活着？2）我以及一切人存在的原因是什么？3）我以及一切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4）我在自己身上感觉到的那种善与恶的分离意味着什么？为什么？5）我需要怎么生活？死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概括的全面的表述是：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我觉得我在毁灭——我活着而实际上却在死去，我爱生而恶死——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 他在《忏悔录》里写道： “……起初，我感到只持续几分钟的迷惘，觉得生命中断了，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该干什么；茫然若失，心灰意冷。但是这种状态一过去，我又照旧生活。后来这种迷惘状态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一个样子。这种生命中断现象经常表现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活着？ 以后又怎么办？” 他在《忏悔录》里还说： “……我感到，我的立足点崩溃了，我没有立足之地；我赖以生存的东西消失了，我无以生存。 “我的生命停止了。 “如果有一个女巫走到我跟前，表示愿意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我不知该说什么。……除了死，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甚至连认识真理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我猜到真理是什么了。活着毫无意义，这就是真理。 我仿佛是活着，活着，走啊走啊，结果走到深渊前面，我清楚地看到前面什么也没有，只有死亡……” 他这样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竟感到活不下去了，但他害怕自杀。他停止带枪打猎了，害怕“受到诱惑而用过于简单的方法摆脱生活”。他有时望着那块把他的卧室同书房隔开的壁板，考虑它是否能承受得住他的身体的重量，于是他就把绳子藏得远远的，免得在书橱之间的一根横木上吊死，因为每晚他都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 孩子们在长大，财产在增加，书在印刷……可他对这一切已不感兴趣了。他的眼神呆滞、奇怪，几乎不开口说话，完全不像尘世间人，对于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他根本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妻子儿女都感到诧异。 他在写《忏悔录》。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写的是一些宗教方面的论文，并且大量阅读和思考，弄得头昏脑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教会不合乎福音书的教义。” 1879年夏，托尔斯泰到基辅去了。基辅非常吸引他。6月14日，他在给妻子的信里说：“从早晨直到下午三点，我跑来跑去看大教堂、山洞，拜访修士，对此行十分不满。不值得。……七点钟我又到大修道院去了，去看苦行修士安东尼，也没有得到多大教益。” 12月，他访问了图拉的大主教尼坎德尔，向尼坎德尔提出要把财产分给穷人、出家当修士的意愿。尼坎德尔大概觉得托尔斯泰情绪不稳，便劝他先等一等。 12月20日他的小儿子米沙降生。 这时，托尔斯泰已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生活应当说是相当美满的。年轻貌美的爱妻，活泼健康的儿女，荣誉，财富，他自己也健康强壮——应有尽有，还要什么呢？他才五十二岁，还能写出美好的艺术作品来，他为什么不写，而去写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宗教论文？为什么他那深陷进去的灰色眼睛现在很少闪烁出热情、温存和欢乐的光芒？为什么他那隐藏在浓密胡须下面的嘴唇这么难得露出微笑？他的夫人在照管孩子之余，看着又亲近又陌生的丈夫，心里充满了疑虑。 1880年1月，托尔斯泰去彼得堡。和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光娜见面的时候，他对她说他离开了东正教，说东正教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后来在给她的一封信里说“信仰的只能是我们不能理解但也不能推翻的东西。但是要信仰我们觉得是欺骗的东西——则不可能。”进一步说明自己脱离东正教的原因。 1880年初，托尔斯泰一面写《忏悔录》，几乎同时着手研究东正教教义。他已经什么也不信了，他要理解和认识。为了认识，他开始研究神学著作，其中包括莫斯科总主教马卡里那本流传甚广的著作。他对教条解释不清，理解不了，吁请神学家帮助他。 他抛弃他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信仰时，他需要一种新的信仰来指导他的生活。他开始研究《福音书》。但在这里，尽管他完全接受耶稣的学说作为生活的绝对指南，但他不能对《福音书》中描写的超自然的神迹作出解释。他还遇到了耶稣学说同东正教教会阐述之间的矛盾。耶稣说： “不要杀死任何人。”而教会却为信仰基督教的军队祈祷胜利。 托尔斯泰开始研究并翻译四卷《福音书》。他那么专心致志，以至屠格涅夫来请他到莫斯科去参加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他都不肯去。 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了。“做过许多好事并且总是与人为善的沙皇，一个善良的老人”的惨死，使托尔斯泰感到可怕。 听说凶手将被处死，使他十分不安。他考虑了几天，终于决定给新登极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一封信，请求沙皇按照《福音书》里“要爱你们的仇敌”的教导赦免凶手。他在信里说： “请陛下赦免他们，以德报怨，数百恶人中定将有数十人离开恶人转向上帝。亿万苍生见陛下仁慈为怀，恩德浩荡，不计杀父之仇，必将欢欣鼓舞，感激涕零……陛下应昭示全国以耶稣基督宽恕博爱之精神，并且躬体力行以基督教博爱之精神治国，方能消灭削弱俄国的罪恶。任何革命运动在力行耶稣基督教规的君主面前必将如蜡烛遇火，立即融解。” 但沙皇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坚信耶稣的教导。他的建议不被采纳是预料中的事。 4月3日，五名凶手被处决了。他要靠基督教义治国安民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壁，自然使他十分痛苦。眼看大厦将倾，他回天乏力，只能在日记里发出哀叹。他4月6日在日记里写道：“经济革命不是可能发生，而是不可能不发生。现在还没有发生，倒也奇怪。” 托尔斯泰仍然在对自己头脑里的问题千方百计地寻找答案。 这年夏天，托尔斯泰换上粗布衣服，穿上树皮鞋，带着一个亲随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的一位教师徒步到奥普季纳修道院去了一趟。 他在给妻子的信里说：“看看这上帝的世界，看看这大千世界是怎样生活的，对于灵魂（人生观）是何等重要和有益。这一点，我们在自己经营和出身的那个世界，即使周游全球，也是看不到的。” 他在去奥普季纳修道院的途中访问了一些古老信徒派教徒①，在萨马②拉还接触过莫罗勘教徒，给他们讲过自己编的《教理释义》。还到加夫里洛夫卡访问过安息日③会派教徒。在奥普季纳修道院同阿姆夫罗西长老谈过，争论过，阿姆夫罗西长老劝过他回到教会怀抱。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他离东正教更远了。 ①17世纪俄国教会分裂所产生的一个教派，他们力图在教学活动和仪式方面保持古老的传统。 ②18世纪产生的一个教派，否定仪式、圣像、教会的等级制度。莫罗勘系俄语牛奶的译音，因为这个教派斋戒时喝牛奶，故称。 ③全称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世纪产生于美国，除宣扬基督即将再次降临人间外，还主张遵守“第七日”（即星期六）为安息日，故名。 7月15日，他在给拉钦斯基的信里说： “坦白告诉您我自认为是个什么人吧。我认为自己是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学说是我的生活基础。如果怀疑它，我就不能生存。但是与教会和国家相联系并得到它们承认的东正教，对我来说，是一切罪恶诱因的基础，它阻碍人们看见上帝的真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各行其是 孩子们都长大了：大儿子谢尔盖已满18岁，大女儿塔尼娅17岁，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二儿子伊里亚和三儿子列夫也该上中学了；况且大女儿年已及笄，需要参与社交活动——这是当时贵族小姐物色未婚夫很重要的途径——自然也最好住在莫斯科。而托尔斯泰夫人呢，本来就在乡下呆腻了，非常向往城市生活，如今有了这样无可辩驳的理由，自然要据理力争；托尔斯泰尽管不愿意住在大城市里（这我们在他追求瓦列里娅小姐时写的那封幻想婚后生活的信里，已可以略见端倪），却也拗不过夫人，于是便在莫斯科租了一套住宅，1881年9月全家搬到莫斯科去长住。 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托尔斯泰感到十分痛苦。10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臭味，瓦砾，奢侈，贫穷，腐化。掠夺民众的恶棍集合在一起，他们招募士兵，雇用法官，以保护他们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人民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利用这些人的欲壑，把被夺走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男人搞这一招比较得手。妇女操持家务，男人在澡堂擦地板，给人擦背，当马车夫…… “过了一个月。我生平最痛苦的一个月。迁居莫斯科。大家都未安顿好，何时开始过日子呢？一切安排不是为了过日子，而是为了排场。 不幸的人。这不是生活。” 托尔斯泰夏天在萨马拉的时候就认识了研究俄国教派的普鲁加文，向他打听了休塔耶夫的情况。休塔耶夫是特维尔省的一个农民。他宣传所有人和所有民族都应当互相友爱，亲如兄弟；主张财产共有，他全家生活在公社里，不承认私有财产；不允许用暴力作为抗恶的手段，他的儿子被召去当兵，不肯宣誓，不肯拿枪，宁愿进军事感化营。他认为基督公社是实现“按上帝方式生活”的理想形式。他说：“田地不该分，森林不该分，房屋不该分。这样，房屋就不必上锁，警卫就可以撤消，贸易无须存在，法官无用，战争也不会发生……大家同心同德，不分你我，一切属于公社。” 这时，1881年10月，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住得实在苦恼，便离开莫斯科到特维尔省去访问他。他在“愚昧落后”的农民中间找到了真正的宗教热情，找到了对基督耶稣学说和上帝的信仰。他在日记里说，休塔耶夫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信仰：“一切在于你，一切在于爱。” 回来以后，他的忧郁少些了。他每月花六卢布租金在厢房租了两个安静的小房间，在那里写作。工作之余，步出书房，经过处女坪，过河登上麻雀山，在那里锯木劈柴，觉得很痛快，很舒畅。 1881年10月31日，托尔斯泰的小儿子阿列克谢诞生了。 1881年12月，托尔斯泰访问了莫斯科穷人聚居的希特罗夫市场，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了病弱憔悴的城市贫民，以及他们夜间栖身的廉价夜店。他感到惊讶和愤慨。他在《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办？》一文中写道： “城市的贫困比乡下的贫困更加厉害，更加严酷。” 1882年1月，托尔斯泰参加为期三天的莫斯科社会调查工作，成为80名工作人员之一。他参加这件工作的目的是想帮助他所遇到的不幸者。他在《论莫斯科的调查》里呼吁人们“用心灵相通的办法——看见恶的人们同置身于恶之中而看不见恶的人们之间的兄弟般的交往”来挽救这些不幸者。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单个拯救每个不幸者，徒劳无益，根本无济于事。问题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 这次调查使他产生了一个促使他世界观转变的极为重要的认识，他在《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办？》里说： “目睹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迫，过着屈辱生活，我不是用头脑，也不是用心灵，而是整个身心体会到，在莫斯科有成千上万人过着这种生活的时候，我同数千学者大嚼煎肉排和鳇鱼，马背上垫毡子，房里铺地毯，这便是犯罪行为。——不管世界上的学者们如何对我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我过着奢侈生活，不仅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是直接参与者。 “……一个人如果当真不喜欢奴隶制，也不想奴役别人，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通过为政府效劳的手段，不通过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通过利用金钱的手段享受别人的劳动。” 1882年2月，托尔斯泰又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住了。 他的夫人给他写信说： “我同男孩子们呆在家里。奥尔苏菲耶夫家的两个孩子来了，慢条斯理地喝着茶。后来凯勒尔伯爵夫人来问我让不让孩子们明天去看马戏。我同意了。这样的忙乱局面还会持续很久。星期六奥尔苏菲耶夫家有舞会，星期五奥波连斯卡娅邀请去她家，有的孩子要做裙子，有的要做鞋子，有的还要…… “小儿子身体老是不好，我觉得他非常可爱、可怜。您同休塔耶夫能够不特别爱自己的孩子，而我们普通人却不行，也许我们也不愿意使自己成为一个怪人，标榜自己爱全世界，从而为自己不爱任何人作辩护。” 2月4日，她又写道： “享受你的安静，写你的东西吧！不要担心，实际上你在家不在家情况都一样，只不过客人少些罢了。即使你在莫斯科，我也很少看到你。 我们的生活开始各行其是了。其实，这算是什么生活呢？成天价忙忙碌碌，乱糟糟的，没有思想，没有空闲，没有健康，总之，没有人生所必需的一切。” 信里对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单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住的不满抱怨之情已溢于言表。 托尔斯泰委婉地规劝妻子，2月27日给她写信说： “今天结冰了，寒风凛冽，所以我又生起火来。我望着库兹明斯基一家（托尔斯泰的妹夫，他们一家常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引者）住的屋子，心里想：他何必在一个不称心的地方当差，自讨苦吃呢？如果他们一家和我们一家都能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过日子、教育子女，该又多好。但是我知道，凡是荒唐的东西都能实现，而明智的东西则不能实现。” 托尔斯泰对夫人的规劝也情真意切。 夫人并不理解托尔斯泰的苦恼。她给丈夫写信说： “想到你（几乎整天都在想），我的心就疼。你现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你生活不幸。我很怜悯你，而同时又大惑不解：不幸从何而来？ 原因何在？周围一切是这样美满幸福。 “请你尽力使自己幸福、快乐；如果有要我出力的地方，请吩咐，但是自然是我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只损害我一个人。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你心情宁静，生活幸福。” “只损害我一个人”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不能损害孩子们——孩子们的利益要求住在莫斯科，无论如何必须住在莫斯科，这是全家的利益，孩子们的利益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别的事情都好说。 托尔斯泰并不甘心。4月7日，他写信给夫人，先把野外的景色赞美了一番，然后把话落到正题上，劝夫人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用心可谓良苦。我们且引几段来看看： “今天上午十一点钟到外面散步，风和日丽，令人陶醉。空气温暖，干燥，有的地方的小路发亮；芳草萋萋，有的像发针，有的像牛蒡草，从树叶和稻草下面钻出来；丁香含苞欲放，鸟儿已经不再啁啾，而是在絮语，幽静处所，屋角，粪堆，到处有蜜蜂在嗡嗡飞舞。 “……下午读书，然后到养蜂场和浴棚走了一趟。处处是青草、小鸟、田鼬瓣花，没有警察，没有马路，没有马车夫，没有臭味，美极了。美极了，于是我想到你，为你惋惜。你应当尽早带着孩子们离开莫斯科，而我同几个男孩子留在这儿。” 夫妻两人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愿迁就谁。结果只能各行其是。 这年夏天，由于妻子的坚持，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织匠胡同买了一座住宅。 在莫斯科，托尔斯泰认识了犹太教老牧师米诺尔，跟他学习古希伯来文，他决心要用古希伯来文读《圣经》，研究《圣经》。 1882年春天，托尔斯泰家有了一个新朋友。这就是著名画家尼古拉·格。他在信仰上有许多地方跟托尔斯泰一致，两人见面谈得十分投机。他水晶般纯洁，真诚，善良，博得托尔斯泰全家喜爱。他在托尔斯泰影响下，创作了一些很好的作品。他也给托尔斯泰的生活带来了欢乐。 托尔斯泰探索宗教问题因而脱离了文学创作，这使他的亲人和朋友都感到很惋惜。屠格涅夫读了托尔斯泰寄给他的《忏悔录》以后，1883年6月27～28日在弥留之际给他写了一封信。屠格涅夫在信里说：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因为我，照直说吧，已卧床不起，快进坟墓了。我不可能痊愈，无须指望了。我写这封信，特别是想告诉您，我是多么高兴能够做您的同时代人，同时也是为了向您陈述我的最后请求。我的朋友，回到创作上来吧！要知道，您的文学才华是上天赋予您的。唉，要是我能知道，我的请求对您起了作用，我将会多么幸福！……而我已经是个垂死的人了，医生甚至不知我得的是什么病……不能吃，不能走，不能睡。唉，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一切甚至连再说一遍都感到厌烦。我的朋友，俄国大地上的伟大作家，请接受我的请求吧。如果您收到了这封信，请让我知道，并请允许我再次紧紧地拥抱您、您的妻子、您家里所有的人……我不能再写了……累了。” 这封信是很感人的：一个大作家在临死之前还在念念不忘地关心着祖国的文学，关心着另一个大作家。 1883年夏，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脱稿，9月底付印。但他照例又重新改写了一遍，直到1884年1月底才最后定稿。这篇文章也遭到与《忏悔录》相同的命运：书报检查机关不准印行。文章是以胶印和油印本的形式传播出去的。 《我的信仰是什么？》更加清楚地表明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东正教。他明确承认耶稣的不以暴力抗恶是他的指导原则。他在这篇文章里说： “《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段话：‘你们曾听见有这样的教训说：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这段话是我为人处事的圭臬。我茅塞顿开，领会了这段话的涵义。 耶稣基督的话说得直截了当。刹那间，并非出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挡住真理的翳障统统消失，真理的全部涵义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面前。” 1883年秋，托尔斯泰与其志同道合者切尔特科夫相识。 切尔特科夫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的自由主义贵族家庭。他受母亲的影响很多。他母亲的娘家跟十二月党人有密切关系。她的叔父车尔尼雪夫参加过十二月党人起义，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的姑母嫁给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他曾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 她的妹妹嫁给有钱的地主帕什科夫。1874年帕什科夫认识了英国传教士列德斯托克爵士，被他的教义迷住，放弃上流社会生活，献身宣传列德斯托克的教义，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帕什科夫派”的教派。而切尔特科夫的母亲就是一个坚定的帕什科夫派信徒。所以年轻的切尔特科夫具有越出主义和东正教框框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他1881年不顾父亲反对退了伍，决定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托尔斯泰的观点跟他相近，便到莫斯科去拜访托尔斯泰。谈的结果，他们便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切尔特科夫后来成了托尔斯泰著作的编辑和出版者。 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著作，虽遭查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流传。他的信徒在不断增加，常有人到家里来访问他。 时间已到了1884年。托尔斯泰和夫人仍然各行其是，各按各的理想生活着。 他们的女儿塔尼娅已经20岁了。虽然不十分漂亮，可是肤色出奇地好，灰色的眼睛像清澈的秋水一般，鼻子稍嫌短一些，但富于热烈的表情，栗色的秀发卷曲有致，苗条的身材婀娜多姿，再加上她才华横溢，聪明伶俐，颇博得人们的喜爱。 托尔斯泰夫人虽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且又是名作家的妻子，带着这么漂亮的女儿出现在社交场合自然引人瞩目，到处受到欢迎。高官显贵争相邀请参加自家的舞会，夫人虽有应接不暇之势，却也春风得意，乐此不疲。莫斯科总督多尔戈鲁科夫请她们母女俩参加他家的舞会，而且殷勤奉承，更使她十分得意。她一接到邀请就写信告诉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丈夫：“我跟塔尼娅今天中午一点才起床，她就睡在我的房间里。昨晚的舞会很好，我们适可而止，四点多钟就准备回家了。但是没有马车，不得不等到五点多。真恼火！否则，我们就一点儿也不会感到疲劳了。多尔戈鲁科夫也在那里，他又苦苦哀求我们今天到他家去参加舞会。这十分无聊，但我们还是要去。不过要晚一点去。” 在舞会上受到多尔戈鲁科夫的垂青无疑使她受宠若惊，第二天即1月31日就写信告诉托尔斯泰：“多尔戈鲁科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客气。 他叫人给他端来一把椅子，坐在我的旁边，谈了整整一个钟头，似乎他早就打算给我以特别的礼遇，这使我简直有些困惑不解。对塔尼娅，他也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 从她给妹妹的信里，我们可以略窥她是多么兴高采烈地参加社交活动。“萨马林家的舞会好极了，晚宴，排场阔绰，好得无以复加。塔尼娅穿着粉红色薄绸连衣裙，上面有毛茸茸的玫瑰花，我穿紫色丝绒连衣裙，上面全是隐约的黄色蝴蝶花。后来是总督家的舞会，捷普洛夫家的晚会和戏，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枞树晚会。今天又是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家的舞会，我和塔尼娅要去参加。她有一件极好的用tulleillusion①缝制的连衫裙，淡绿又接近天蓝的颜色，上面满是浅粉红的铃兰。明天将是奥博连斯基家的盛大舞会，又要跳舞。我和塔尼娅，简直应接不暇，要累垮了。” ①法语：幻影纱。 她全然不顾托尔斯泰的反对态度。托尔斯泰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躲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按照自己的理想过朴素简单的生活——不要仆人侍候，不要厨师，自己动手劈柴，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个鞋匠学习做皮靴。他早晨写作，晚上读书。在1880年代这一段思想特别紧张的时期里，托尔斯泰读了大量的书：从马可·奥勒留①、爱比克泰德②、孔子、老子到帕斯卡③、蒙田④、帕克⑤、爱默生⑥。 ①马克·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 ②爱比克泰德（约66—？）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③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 ④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家。 ⑤帕克（1810—1860）美国神学家。 ⑥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诗人。 托尔斯泰继续劝说妻子放弃他所仇视的奢侈空虚的生活，过俭朴的劳动生活。最使他痛心的是孩子们在无所事事中长大，甚至生活也不能自理，没有严肃的生活需求和深刻的兴趣。 他们各行其是的结果，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这年春天，苦闷的时候，托尔斯泰常常想要离家出走，但夫妻之情和亲子之爱使他下不了决心这么做。终于在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托尔斯泰下决心离家出走，但走到去图拉的半路上，想到妻子有孕在身，只好回来。 6月18日，托尔斯泰家生下了第四个女儿亚历山德拉（萨莎）。 这本来是件喜事，但却引起了托尔斯泰夫妇之间一次十分严重的争吵。托尔斯泰夫人坚决拒绝给新生婴儿喂奶，她从邻村雇了一个奶妈。 这个奶妈自己有吃奶的孩子。而托尔斯泰则认为，让人家抛开自己的婴儿而给别人的婴儿喂奶，是最不人道、最不合理的反基督行为。 家庭中的争吵后，常常出现一段平静的时光。这时托尔斯泰就安下心来研究和翻译四种福音书以及批判教条神学，并且尽可能地迁就家里的生活。 托尔斯泰家的生活就这样时而争吵时而和睦地各行其是地进行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民间故事和《黑暗的势力》 托尔斯泰一直关心民众的启蒙教育工作。早在多瑙河部队服役时，他就想创办一种以教育士兵为宗旨的杂志；1860年代初，他曾拿出许多精力和财力办学办杂志。 1884年初，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出版优秀通俗读物以满足广大群众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当时供给俄国老百姓看的通俗读物不仅内容贫乏、文字粗俗而且装祯也十分简陋。有一天一个农民把自己一箱子藏书拿出来给托尔斯泰看。里面有《圣徒言行录》、《教义问答》、《国文》、《历史读本》、《地理读本》、《俄罗斯公报》、加拉霍夫文选和几部长篇小说。他并且对托尔斯泰谈了对每种书的看法。这促使托尔斯泰又考虑起出版优秀通俗读物的问题来。 1884年2月17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切尔特科夫说他对出版书籍教育俄国人民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了。 1884年11月，切尔特科夫找出版商塞京商量出版优秀通俗读物问题。由于设想新颖，有利可图，再加上许多著名作家、画家如托尔斯泰、列斯科夫、加尔洵、柯罗连科和画家列宾、克拉姆斯科伊等参加撰稿，所以塞京犹豫一阵之后便同意出每100册80戈比的廉价书以便在人民中间传播。可能就在这时成立了媒介出版社。 由于编者、作者的努力，再加上内容通俗、物美价廉，媒介出版社的图书很快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赖。仅头四年就发行图书1200万册，出版了许多作家的优秀作品。10年中间出版了250多种作品，其中托尔斯泰的作品占了44种。 从1884年到1886年，托尔斯泰为媒介出版社写了许多民间故事。 这些故事的情节大部分不是独创的，有些来源于民间传说，有些来源于神学著作，也有些是现成作品改编的（他有一次把《俄罗斯工人》杂志上刊登的一篇小说《马丁叔叔》改编成了一个故事，改名叫《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他不知道这篇小说是法国作家塞杨斯在1880年写的，当塞杨斯1888年指控他抄袭时，他很难过，立即道歉）。这些故事内容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总的来看，这些故事都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从风格看，这些故事接近民间口头创作。 1886年1月18日，托尔斯泰一家遭到新的不幸。受到全家宠爱的四岁的小儿子阿廖沙因患喉头炎夭折了。 7月，托尔斯泰往大车上装干草时摔伤了脚。本来以为伤势不重，但脚却厉害地痛起来，而且发着高烧：他患了丹毒性炎症，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夫人日夜看护他。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日夜看护他；我有了一件如此幸福无疑的事情可干了——这是我能干好的惟一的事情。这是为了我所爱的人作出的牺牲。越是困难，我就越感到幸福。现在他会走路了，几乎痊愈了。他让我感觉到他再也不需要我了，于是我又被当作一件无用的东西抛开了。现在期待于我并要求我做的，正像生活中、家庭中通常的情况一样，就是要胡里胡涂而又无法办到地放弃财产、信念、孩子们的教育和福利，而且即使成千个具有这些信念的人也做不到。” 这个时期有两家人跟托尔斯泰家来往密切。一家是奥尔苏菲耶夫一家。在奥尔苏菲耶夫家里，托尔斯泰能得到休息，所以有时候为了躲开大量的来访者或是自家环境，托尔斯泰就带着女儿塔尼娅到他们庄园去住一段时间。另一家就是斯塔霍维奇一家。斯塔霍维奇先生擅长朗诵。 他朗诵奥斯特洛夫斯基或果戈理的作品时，托尔斯泰往往听得入神。 1886年秋，斯塔霍维奇在托尔斯泰家里朗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切勿随心所欲》。他的这次朗诵给了托尔斯泰灵感，他走之后，托尔斯泰就写了个剧本。这就是《黑暗的势力》。早在这年8月，“优伶”剧团就来信跟他要剧本。可能从这时候起托尔斯泰就酝酿写剧本了。也可能他摔伤了脚长期卧床不起，回忆长久积累在脑子里的素材，偶尔想到了1880年图拉地区检察官达维多夫跟他讲的一个案子。托尔斯泰自己也对《新闻报》记者说过：“《黑暗的势力》的情节几乎全部取材于图拉法庭审理的真实案件；在这个案件里跟在《黑暗的势力》里一样，一个农民杀死了跟妻子带来的女儿通奸所生的孩子，而在这个女儿的婚礼上当众忏悔……毒死丈夫这个情节是我加上的，但是甚至一些主要人物也都有现实根据。” 11月底，《黑暗的势力》送交书刊检查机关审查。审查机关以剧本“淫秽而且没有文学性”为由不准付印。其实他们害怕的是，剧本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表现出人类作出的任何惩罚都是没有道理的；与上帝的惩罚相比、警察、监狱、苦役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上文提到的斯塔霍维奇对《黑暗的势力》却极为欣赏。他常在彼得堡的高官显贵家里朗诵它。1887年1月27日，他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密友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家里朗诵《黑暗的势力》时恰巧皇帝亚历山大三世也在场。他这样回忆那天的情景： “第四幕给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可以看出，他抓住了在座全体听众的心。朗诵休息时，众口一词加以赞扬。五幕读完，全都默默无语。 皇帝开口说： “‘真是佳作！’ “这一句话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佳作！佳作！周围爆发出一片赞美声。” 有了皇上的赞扬，亚历山大剧院便立即准备上演这个剧本，已经排练了17次。剧院还派人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考察农民生活环境。 同时，《黑暗的势力》收进托尔斯泰夫人编订的全集，由媒介出版社出版，初版印了12000册，后来加印20000册，最后又印了40000册。 出版管理总局局长费奥克蒂斯托夫得知皇上对《黑暗的势力》有好评并批准亚历山大剧院上演，便写信给神教院总检察长波别多诺斯采夫。而波别多诺斯采夫便奏请皇上收回成命，禁止亚历山大剧院上演该剧。他对皇上说： “该剧于帝国各剧院上演之日必将是我国舞台急剧堕落之时。”皇上不愿得罪波别多诺斯采夫，便批准奏章 ，说：“鉴于该剧过分现实且其情节令人恐怖，不准上演该剧。” 剧本在俄国禁止上演，但在西欧从1888年开始便风行于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 《黑暗的势力》直到1895年才被允许在俄国上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如日中天 托尔斯泰的思想在发展，信徒在增多。这种趋势不能不引起他的夫人的忧虑。眼看着这些信徒崇拜托尔斯泰，宣传托尔斯泰的观点，使托尔斯泰离她越来越远，托尔斯泰夫人不能不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她把这些人称为“愚昧的人”。 在这些“愚昧的人”里有个法伊纳曼，他是托尔斯泰的虔诚信徒，他决定实践托尔斯泰的主张，就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当一个老百姓。 他想在这里当一个农村教师，但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不是东正教教徒，所以政府不准许他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担任这个职务。他为了取得这个职位接受了洗礼，但当局仍不批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去受雇当一个牧人。托尔斯泰自然对此事颇为赞赏而且羡慕。他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在莫斯科的夫人。夫人自然要加以贬斥。她4月13日回信说： “法伊纳曼不值得羡慕。你在世界上所做的事，任何法伊纳曼都是做不了的。他做什么都不中用，牧人也当不好。这些人不善于真正地做工作。他们做的是对他们来说最容易的事，这实际上不是工作。” 她极力消除这些人对托尔斯泰的影响。她在另一封信里说： “这一批败类往哪儿钻呢？都钻到了你身边。正派人总是或干正经事，或呆在家里。你又要说我生气了。我不是生气。但很遗憾，我看人大致有健全的观点。我不像你，不可能不看到他们的本来面目。你脑子里和想象中只有典型，没有活人。而你对人，补充一些不足之处，扔掉一些不当之处，把他们全都纳入这些典型之内，把他们典型化并赋予他们灵性。” 夫人的任何开导在托尔斯泰身上都不起作用。他们只能各行其是。 托尔斯泰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 托尔斯泰带着两个大女儿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上午写作，午后在院子里或地里干活：犁田、锯木头、割草。为了使妻子放心，他有时也从村里请过去的农奴尼古拉来当厨师。尼古拉年迈，体弱多病，结果往往是托尔斯泰和两个女儿以及客人们自己动手烹饪、收拾餐具和洗刷餐具。 1887年几乎全年托尔斯泰都在写《论生命与死亡》。写了几个月之后，他把这篇文章的标题改成了《论生命》——因为死是没有的，灵魂是永生的。 《论生命》这篇文章是跟唯物主义无神论相对立的。它认为，生命的惟一意义——不在的生命，而在精神的生命。当“理智的意识” 在一个人身上醒过来的时候，“继续个人的存在”和仅仅为个人的福利而活着就不再可能了。 它说，生命，生命的意义只在于摒弃自己的的个人，在于为人们服务和爱人们。 它说，真正的爱总是以放弃个人利益和由此产生的与人为善为基础的…… 它说，真正的爱就是生命本身……只有爱着的人才是活着的人。 这篇文章说明，托尔斯泰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这意味着跟夫人的距离更远了，但夫人没有看出来，只看到里面没有骂政府和教会，于是便高兴起来，不仅主动誊清，而且还自告奋勇把它译成法文。 1888年托尔斯泰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2月28日，二儿子伊里亚结婚了。 3月31日，第九个儿子诞生，取名伊万。 这个时期到托尔斯泰家里来访的信徒和客人是很多的。这里介绍几个对托尔斯泰思想和事业的今后发展将要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家里人管他叫“波沙”，是个出身良好家庭的有教养的青年，和蔼，谦虚，单纯，真诚地忠于托尔斯泰的学说，在媒介出版社工作尽心尽力。1889年曾向托尔斯泰的二女儿玛莎求婚。托尔斯泰夫人不赞成这门婚事，因为他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同时觉得玛莎并不爱他，她所以决定嫁给他，只是为了遵照父亲的原则去过劳动生活。 托尔斯泰也十分犹豫，一方面不完全了解玛莎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爱比留科夫，另一方面又怕玛莎为了照管他而不肯出嫁，但是又舍不得她出嫁。 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1889年参加媒介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了这家出版社的主编和出版者。托尔斯泰认识他以后，在日记里写道：“人很聪明，有才干，纯洁。”他非常崇拜托尔斯泰。 格罗特教授，他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他的家住在莫斯科织匠街托尔斯泰住宅旁边，两家经常来往。 画家列宾也在这时成了托尔斯泰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是在列宾为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画插图的时候开始的。他经常到托尔斯泰家里来。1887年，他在这里为托尔斯泰画了两张肖像。一张画的是托尔斯泰拿着一本书坐在安乐椅上，另一张画的是托尔斯泰在耕田。托尔斯泰不爱摆姿势，给列宾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画托尔斯泰耕田的时候，他不得不跟着托尔斯泰的犁杖从地的这头跑到那头来回跑。 1887年4月，作家列斯科夫来访问他。 这年夏天，著名法学家科尼来访。此人才智过人，视野广阔，谈吐风趣，甚得托尔斯泰喜爱。他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逗留期间，托尔斯泰经常找他一起散步。科尼有一次对托尔斯泰讲了他经手的一个案子： 上流社会的一个年轻人作为陪审员参加一个案子的审判时认出被控犯了盗窃罪的妓女是曾经被他诱奸过的姑娘。这姑娘曾是他的亲戚的养女，遭他诱奸怀孕后被养母逐出家门。孩子生下来，交给了育婴堂，她自己便开始堕落，终于沦为妓女。这个年轻人深感歉疚；为了弥补自己的罪过，他决定跟这妓女结婚。在举行婚礼前不久，妓女得伤寒病死了。 这个故事给托尔斯泰留下深刻的印象，托尔斯泰请他写成一篇小说交媒介出版社出版。这年6月，托尔斯泰把约稿的事写信告诉担任媒介出版社编辑的比留科夫，说他对这部稿子抱有很大期望，因为情节十分精彩，而作者又很有才能。1888年4月，托尔斯泰再次写信给比留科夫，请他问问科尼写得怎样了，并说：“如果他还没有开始写，他是否可以把这个题材让给我。因为这个题材非常好，我非常需要它。”没等比留科夫回信，托尔斯泰5月直接给科尼写信提出请求。科尼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并鼓励他动手写。这样，这个故事就成了他后来创作《复活》的素材。 也有美国人来访问。其中伊丽莎白·哈普古德后来成了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家。 托尔斯泰的影响日益扩大。 俄国国内信徒在增多，而且有些信徒并不满足于单独去实践托尔斯泰的学说，还组织了一些托尔斯泰主义基督教公社。 国外不仅有人来访，而且还有人来信。 巴黎的大学生罗曼·罗兰来信问托尔斯泰他应如何安排生活，怎样组织手工劳动。 美国也有志同道合者给他来信。 托尔斯泰的影响越扩大，政府越感到不安，于是便处心积虑地设法阻止这种影响扩大。用对付政治犯的办法对付他——不行；把他驱逐出境——不行；关进监狱或者流放——也不行。最后政府采取了两种办法： 一是禁止他的书印刷发行；二是迫害他的信徒。 《黑暗的势力》廉价版被禁止零售了。 收有托尔斯泰民间故事的集子被禁止出版了。 一些民间故事也被禁止出单行本了。 1887年年末，警察对托尔斯泰的信徒诺沃肖洛夫家进行搜查，结果查出托尔斯泰尖锐批评尼古拉一世的小说《大棒尼古拉》。内务大臣建议莫斯科总督“邀请”托尔斯泰谈谈，给他必要的劝戒，要他立即交出这篇文章的复本。托尔斯泰不肯去，并通过总督办公室主任伊斯托明传话，拒绝“自愿地去对自己的任何文章作解释，因为他认为这类邀请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侵犯”。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棒尼古拉》的油印本。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因为政府担心采取镇压措施会促使托尔斯泰的影响更加扩大。 1889年7月，托尔斯泰的信徒阿廖欣组织的公社遭到搜查。 但这时托尔斯泰的声望已如日中天，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无法阻止托尔斯泰影响的扩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五章 性问题小说及其他 1888年春天的夜晚，托尔斯泰莫斯科住宅里来了几个客人。其中有画家列宾，有演员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有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有托尔斯泰的儿子安德留沙和米沙的老师，有小提琴手拉索托。大家要求托尔斯泰的大儿子谢尔盖跟拉索托演奏几支曲子。 两个青年演奏了贝多芬的一首献给克莱采的奏鸣曲，大概演奏里充满了激情。托尔斯泰特别喜欢的这首奏鸣曲的第一部分给了大家强烈的印象。他们谈起来，说最好由托尔斯泰写一篇以克莱采奏鸣曲为题材的小说，由列宾作插图，让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演出。这个想法当时没有实现：不久，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去世了。但托尔斯泰却在继续构思。 很难说，创作《克莱采奏鸣曲》的念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这个晚上受到音乐的感染之后呢，还是在更早些时候——1870年代。那时他写好了《杀妻凶手》的草稿之后就撂下了。托尔斯泰夫人1890年12月28日的日记里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提供给他的。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把有一次坐火车听一位先生讲的妻子背叛丈夫的故事讲给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就把这个故事当作了《克莱采奏鸣曲》的情节。 1889年4月3日，托尔斯泰在斯帕斯克村乌鲁索夫家作客时，早晨起床后想写点新东西，把已开始写的所有小说的开头部分重读了一遍，最后决定写《克莱采奏鸣曲》。4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克莱采奏鸣曲》写了很多，而且写得不坏。” 托尔斯泰写《克莱采奏鸣曲》里主人公同妻子的关系时，把他和夫人共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写进去了，把夫人身上的一些特点安到女主人公身上。这自然引起了夫人的不满。 托尔斯泰对夫人的态度大体上像他在一篇日记里写的那样：“爱情是没有的，只有上的需要和理性上的对生活伴侣的需要”。 1890年2月25日，刊登这篇小说的《托尔斯泰全集》第十三卷被查禁了。托尔斯泰夫人写信给内务大臣要求取消禁令，未能成功。最后她到彼得堡去当面请求皇上批准小说出版，结果获得批准。这已是1891年4月的事了。 性的问题在整个这时期是托尔斯泰经常考虑的问题。他自己是过来人，一生都在跟的引诱作斗争，深知这种引诱会导致人犯罪，甚至完全堕落。他一写完《克莱采奏鸣曲》，1889年11月10日，午后开始写《弗里德里克斯的故事》（这是《恶魔》最初的标题）。在两个星期里写出了这篇中篇小说的草稿。在这篇小说里，他描写了一个人对一个农妇的野兽般的以及他同这所做的斗争。情节是小说的主角的姐姐讲的，实有其事。这事就发生在她弟弟身上。但是里面也有托尔斯泰自己当年狂恋农妇巴济金娜的影子。草稿写成之后，托尔斯泰就几乎再没碰它，直到20年后才写了新的一稿，定稿时才把标题改为《恶魔》。 这篇小说，托尔斯泰一直瞒着夫人，没让她看到，怕她嫉妒。 在这段时间里，即1889—1890年间，托尔斯泰重新回到小说《谢尔盖神父》上来。这篇小说的大纲托尔斯泰早在1890年2月3日给切尔特科夫的信里已写出来了。小说写的是一个以圣洁的生活而著称的僧人被女人引诱而堕落的故事。关于《谢尔盖神父》，他在日记里有这样一些记载： 1890年7月14日：“想重新开始写《谢尔盖神父》。” 8月3日：“思路清晰。” 8月18日：“这个故事越来越深地吸引着我。” 《谢尔盖神父》是1898年才写成的。写了这么长的时间，表明这个主题托尔斯泰很感兴趣，然而又很难用艺术手法体现出来。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的活动中两种极端矛盾的倾向交叉到一起。 一方面，他觉得修道院的修行可以解决世俗生活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隐修生活是违反人的天性的，使他特别愤慨的是，僧侣们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的。他笔下的修道院并没有摆脱世俗的诱惑，不过使这种诱惑带上了极端变态的形式。 托尔斯泰这时考虑写的作品不少。他开始写科尼讲给他的那个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叫做《科尼的故事》，后来改为《复活》。他写了一阵就放下了。 1886年秋，托尔斯泰想写一部喜剧，拟了两个提纲。但没有写完就放下了。直到1889年3月底才重新开始写。大女儿塔尼亚和大儿子谢尔盖从国外回来，塔尼娅发起要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演剧，请父亲允许演他的喜剧。于是托尔斯泰便把喜剧拿出来修改，用三天时间修改完了。 这就是《教育的果实》。演员和导演都由自家人和亲朋好友担任。在排练过程中，托尔斯泰常从演员手中把剧本拿到书房去修改。舞台搭在客厅里，从图拉来了许多观众。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有些地方使观众笑得直不起腰来。1890年，图拉地区法院院长达维多夫在图拉市演出这个喜剧为教养所募捐。4月19日，在皇村上演为城市贫民募捐，皇帝皇后也出席观看了，可是皇上却认为此剧不宜在舞台演出。检查机关便根据这道圣旨只允许业余演出。直到1894年才允许这部喜剧在俄国所有剧院上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六章 放弃私有购产·饥荒 1890年冬，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民偷砍了托尔斯泰家的30棵白桦树。托尔斯泰夫人告到法院，法院判处偷砍树的农民六个月拘留。托尔斯泰夫人本想判决以后再宽恕这些农民，但没想到刑事案件是不能宽恕的。 托尔斯泰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夜里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气呼呼地指责夫人，夫人当然不肯认错，于是便互相指责，直到早晨五点还不能平静下来。由于他所反对的他的私有财产，农民竟被夫人送去坐牢！夫人竟这么不理解他的信念！他十分痛苦，夜里失眠。他又想到离家出走。 他下决心放弃私有财产。年龄大的儿子们特别是二儿子伊利亚想要独立门户，支持这个决定。 1891年4月，全家聚集在一起。财产被估了价，分成九份。年龄最小的瓦尼亚按传统得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半；托尔斯泰夫人得到了其余的一半和厢房；大儿子谢尔盖得到了祖传的尼科尔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庄园；玛莎遵照父亲的原则拒绝任何财产；伊里亚得到切尔诺县的格里涅夫卡村；列夫得到莫斯科的房子；塔尼姬得到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七俄里远的奥夫相尼克沃庄园和一部分钱，安德烈、米沙、萨沙得到萨马拉的庄园。 7月，托尔斯泰又提出放弃最近一批以及今后所有著作的版权问题，他认为，既然这些作品都是为了人们的幸福写的，那么，它们就应成为人们的共同财产；而且从他的信仰来看，他也不该拥有这些著作的版权。 7月11日，他写信给在莫斯科办事的妻子，提出这个问题，并提供了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的两种文稿——一种是用夫人的名义，另一种是用他自己的名义，由他的夫人选择。夫人当时没有接受这项提议。夫人回来后，托尔斯泰又提出这个问题。夫人怒不可遏，指责他不关心家庭，指责他把所有家务事、庄园管理、出版业务全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指责他自私，说他和他的那些“愚昧的人”要把她逼出精神病来，说她再也活不下去了。在一次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她发疯似地冲出屋子，向火车站跑去，准备卧轨自杀。幸好她的妹夫库兹明斯基在大路上散步遇到了她，把她领回了家。 儿女们对父母的这场争吵的态度各不相同。塔尼娅既爱母亲又同情父亲，竭力劝母亲让步，促使他们和解。谢尔盖力避介入。伊利亚在为自己的家庭操劳，自顾不暇。列夫站在母亲一边。玛莎支持父亲，为他苦恼。 托尔斯泰经过跟妻子多次争吵和长期思考之后，终于在1891年9月16日决定给报社写信，发表声明： “我赋予所有愿意的人以下列权利：无偿地在俄国和国外用俄文和用译文出版并上演印在一八八六年版第十二卷上和今年即一一年版的第十三卷上的所有我的作品，以及我没印过的和今后即今天之后可能出现的作品。” 托尔斯泰夫妇的争吵并没有妨碍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正常生活。 家里仍然是宾朋满座，热热闹闹。坐在餐桌旁就餐的人，每天都有十至十四个人。人们照样野餐，骑马出游，引吭高歌，朗诵，谈话……甚至还出现了一阵雕塑热。 在来访者中有一位雕塑家金茨堡，他来给托尔斯泰塑像。还从莫斯科运来大包黏土。后来发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黏土也很好。于是不仅金茨堡在雕塑，连画家尼古拉·格和列宾也塑起托尔斯泰的雕像来。 托尔斯泰夫人和孩子们则雕塑动物和碗碟。 金茨堡不仅擅长雕塑，而且善于表演。他模仿裁缝做活儿，惟妙惟肖，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就在大家安闲自得的时候传来了饥荒的消息。 作家列斯科夫给托尔斯泰来信，说萨马拉省、梁赞省和图拉省出现了饥荒。托尔斯泰的一个熟人拉耶夫斯基从梁赞省饥荒地区来，要托尔斯泰帮助饥民。 9月又有一个熟人来讲到饥荒的情况。 托尔斯泰本来认为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帮助农民是徒劳无益的，要帮助他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面对着严峻的饥荒，他坐不住了。他以他特有的热情投入了救灾工作。他写了一篇文章 ——《论饥荒》寄给格罗特教授去发表。自己带着两个女儿玛莎和塔尼娅以及外甥女薇拉到别吉切夫卡——拉耶夫斯基的领地去。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列夫也出发到萨马拉省的饥荒地区去了。 起初托尔斯泰夫人是不同意他们父女到饥荒地区去的：托尔斯泰肠胃经常发病；女孩子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她不放心。可是不久她自己也投身于这件工作了。11月3日，她给《俄罗斯新闻》写了一封信，呼吁捐款救济饥民。这封信所有俄国报纸都转载了，国外报刊也转载了。她在这封信里说： “我们全家都分散到各地去救济灾民去了。我的丈夫托尔斯泰伯爵和两个女儿目前正在丹科夫县组织最大数量的免费食堂或者像老百姓所叫的‘孤寡收容所’。大儿子二儿子在红十字会服务，有效地帮助着切尔诺县的人民；三儿子到萨马拉省去开办尽可能多的食堂。 “我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不得不留在莫斯科，只能在物质上帮助我一家人的活动。但他们的需要量太大了！单独的个人是无力满足这种需要的。而此刻你咽下肚的每一小片面包，你在温暖的房子里度过的每一天，都势必提醒你：此时有人正在饿死。我们过着奢侈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哪怕有一点点的痛苦神色，我们也受不了，难道能面对灾区母亲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儿女饿死冻死的那种麻木发呆、痛苦万分的表情而无动于衷吗？” 不到两个星期，托尔斯泰夫人就收到了13000卢布。11月4日，她写信给丈夫，讲述了捐献中出现的许多动人场面之后，说：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样看待我的行动。但是坐着不参加你们的行动，我感到寂寞。我从昨天起甚至觉得身体也好些了。我在账本上登记，出收条，道谢，和群众谈话，很高兴能帮助你们扩大事业，虽然是用别人的钱。” 11月初，托尔斯泰给《莫斯科新闻》寄去了第二篇文章 ——《可怕的问题》，提出了一个使他不安的问题：“俄国的粮食是否够吃到新粮下来？” 托尔斯泰身边开始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者——大学生和热切希望能在救灾活动中贡献力量的青年。政府对托尔斯泰的活动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图谋推翻政府。波别多诺斯采夫在给皇上的奏章中说：“……我国也有不少人，尽管不是别有用心，然而却没有理智，他们趁着饥荒的机会，以救济为名宣扬自己的信仰和虚妄的社会理想。托尔斯泰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愚妄的文章 。这篇文章自然不会在它所要刊登的杂志上问世，但人们自然会竭力传抄……” 《莫斯科新闻》上出现了攻击污蔑托尔斯泰的文章 ：《托尔斯泰伯爵大人的一家》、《托尔斯泰伯爵的计划》、《向扰乱社会者进一言》。 托尔斯泰夫人激动起来，她立即写信告诉丈夫，同时还要写信给内务大臣，指出《莫斯科新闻》的做法是在煽动革命，把托尔斯泰、格罗特、索洛维约夫跟利用人民灾难搞政治名堂的自由主义政党等量齐观，只能助长自由主义政党的声势，这在目前是可怕的，甚至是危险的。 在另一封信里，她告诉托尔斯泰，说出版事业管理局向所有报纸发了一道命令不准在任何地方刊登他的文章 ；还说，关于食堂的文章极其需要，文章写成后，可署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的名字或者由她拿着找皇上批准；还建议他文章里多注入一些感情。 托尔斯泰寄给英国人狄龙的关于饥荒的文章摘要在国外发表后，《莫斯科新闻》又译成俄文并加上注解发表出来。该报指控托尔斯泰宣传社会主义，企图号召人们推翻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 于是出现了逮捕托尔斯泰、把他关进苏兹达尔修道院的议论。 于是出现了污蔑托尔斯泰及其信徒的流言蜚语，说他们是“反基督的儿女”，说他们不信上帝，不做祈祷，等等，挑拨离间他们跟农民的关系。 托尔斯泰及其助手受到了严密监视。 托尔斯泰的信徒遭到搜查和逮捕。 对托尔斯泰的诽谤和威胁使在宫廷里颇有影响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不安起来。她亲自劝说皇上不要把托尔斯泰关进修道院去。 托尔斯泰根据夫人的提议写了批驳《莫斯科新闻》的文章 。 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而有成效地进行着。不仅俄国所有的好人都支持托尔斯泰，积极捐款，而且国外也不时有人来访，捐款捐物救济灾民。 在救灾工作的现场，托尔斯泰上午仍然继续写他的《天国在您心中》，两个女儿像往常一样替他抄写。 1892年秋，托尔斯泰把别吉切夫卡地区救灾工作交给比留科夫领导。 1893年秋，托尔斯泰赈灾工作结束了。他把比留科夫起草的总结报告修改好，寄给了《俄罗斯新闻》，发表时署名是托尔斯泰和比留科夫，日期是1893年10月19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七章 祸不单行 托尔斯泰夫妇吵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夫人的脾气越来越坏，往往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也吵得寻死觅活的。可能是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积怨太深”，另外也可能跟夫人处在更年期有些关系——她那时51岁。 由于切尔特科夫的请求，托尔斯泰跟自己的朋友和媒介出版社编辑切尔特科夫、比留科夫、戈尔布诺夫等人一起在莫斯科一家最好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托尔斯泰夫人知道后，大发雷霆。透过紧闭着的房门，传出了夫人的不顾体面的、声嘶力竭的狂叫和托尔斯泰的低沉痛苦的声音。她把照片、底片都撕毁了，才平静下来。 另一次更可怕的争吵是《主人和雇工》引起的。 托尔斯泰写好了一篇小说，叫做《主人和雇工》，答应给《北方导报》发表，因为托尔斯泰曾在那儿发表过童话《卡马尔》。 托尔斯泰夫人对此事是很不满的。写出了这么一篇好小说竟不交给自己的妻子放进她主编的全集里使她挣点钱，而白白地（因为这时托尔斯泰已放弃了版权）送给一个犹太女人古列维奇——《北方导报》主编，真是岂有此理。夫人越想越气，想到古列维奇是个女人，更是怒不可遏。 于是便失去自制，一早从房间里冲到街上，沿着大街跑起来。托尔斯泰在后面追。她穿着长睡衣，托尔斯泰穿着长绒裤，没穿上衣，只穿坎肩。 托尔斯泰劝她回家，她执意不肯，喊着让人把她抓走，把她送进疯人院去。托尔斯泰拖她，她就躺到雪地上，她赤脚穿一双便鞋，长睡衣下面只穿衬衣，浑身湿透了，心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切都模糊了…… 第二天，她想到丈夫从来没有给她做过什么好事，她付出了那多么的爱，而得到的回报却很少，于是又发起火来，把校样往桌子上一扔，披上一件小皮袄，穿上套鞋，戴上皮帽就从家里跑出去，向女修道院的方向跑去，想去麻雀山的树林里冻死——《主人和雇工》里的舍己救人的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就是冻死的，她也要学他的样子去冻死。幸好她的女儿玛莎看她脸色不对，从家里跟了出来…… 第三天，她仍然不肯罢休，凌晨在街上雇了一辆马车，往库尔斯克车站奔去。谢尔盖和玛莎追上，把她拦住，带回了家…… 面对这种情况，家里人和医生都束手无策。 托尔斯泰能有什么办法使她平静下来呢？惟一的办法就是用爱情去感化她。托尔斯泰夫人在《往事》里是这么记载的：“当我哭得很伤心的时候，他便走进房间，向我跪下，头碰到地板上，对我发誓，并恳求我原谅他。” 2月15日，托尔斯泰同意满足妻子的要求，把《主人和雇工》寄给《北方导报》的同时，也允许夫人编进第十三卷里去，同时也寄给媒介出版社出版。 1895年2月对托尔斯泰一家来说真是多灾多难的一个月，上半月托尔斯泰夫妇剧烈的争吵刚刚平息，全家都喜欢的伊万在2月23又得病死了。对托尔斯泰夫妇来说，真不啻是晴天霹雳，雪上加霜。 伊万是托尔斯泰夫妇第9个儿子，才7岁，非常乖巧： 当听到妈妈哭声时，他知道去安慰妈妈。 当妈妈指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四周的田地对他说这全都属于他时，他说：“不要，妈妈，一切都是大家的。” 当妈妈训斥听差或女仆时，他责问妈妈：“你为什么要骂他们？” 当米沙打萨沙时，他冲着米沙喊：“不许打人！” 他还知道遵循爸爸的原则不吃羊肉，不杀动物…… 他……他乖巧可爱的地方说不完！ 他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是爸爸心目中的事业接班人。 他的夭折对托尔斯泰夫妇是个无比沉痛的打击。 托尔斯泰夫人甚至用头撞墙哭喊着：“这不是真的，他没有死！” 托尔斯泰一下子变老了，背完全驼了。 但是小儿子的死也暂时缓和了托尔斯泰夫妻之间的关系。托尔斯泰在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的信里说：“他（指伊万——引者）活着是为了增加自身的爱感，而且在爱中长大，因为这是打发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上帝所需要的；同时也是为了在他离开人世到上帝那儿去的时候，把在他身上所增长起来的爱都留给我们，并用这种爱把我们都团结在一起。我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亲密无间过。无论索菲娅（托尔斯泰夫人——引者）还是我自己，都从来也未曾感到过如此需要爱，以及如此厌恶各种各样的隔阂和恶行。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索菲娅。” 早春时节，托尔斯泰没有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留在莫斯科陪伴夫人。他拼命地写作，借以摆脱痛苦的思念。 1895年3月1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打算写一些文艺作品，即写完已经开始写的和已经构思好了的作品：一、《科尼的故事》（后来改名为《复活》），二、《谁正确》，三、《谢尔盖神父》，四、《地狱中的恶魔》（后来改名为《地狱的破坏和恢复》）五、《证券》（即《伪造的证券》），六、《母亲的笔记》，七、《亚历山大一世》（《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遗下的笔记》），八、剧本《光在黑暗中发亮》，九、《移民和巴什基尔人》。” 1895年整个春天，托尔斯泰都在紧张地写《复活》，7月1日完成了初稿。他在7日4日的日记里写道：“《科尼的故事》（《复活》）润色完毕。” 由于妻子目前的状况，托尔斯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考虑离家出走改变生活环境的问题了。而在这个环境里继续生活下去，却是十分痛苦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会考虑到死的问题。可能正是因此，他在189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起草了遗嘱。他的女儿玛莎当时就抄了一份藏在身边。1901年7月23日，托尔斯泰在这份遗嘱上签了字。这份遗嘱对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很有价值，因此我们把其主要部分摘录下来： “1)把我葬在我去世的地方价钱最便宜的公墓里，假如我死在城里的话；而且要像人家埋乞丐那样，用一口价钱最便宜的棺材。不要摆鲜花和花圈，也不要致悼词。假如可以的话，不请神父，不举行安魂祈祷。 但是，假如将来料理我的后事的人不愿意这样做的话，那就让他们按照惯例举行安魂祈祷好了，不过要尽量节约、从简。 “2)不在报上发布逝世消息，不写讣告。 “3)我的全部文稿都由我的妻子、切尔特科夫、斯特拉霍夫[以及我的女儿塔尼娅和玛莎]（[]里的词句是我自己勾掉的，女儿们不必做这种事）中间在世的人审阅和处理。我不要儿子们承担这个义务，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感谢上帝，近来我越来越爱他们了），同时我也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我的思想，也没有注意过我的思想进程……我请求把我独身生活时期的日记毁掉，不是我想对人隐瞒自己那段卑劣的生活（我的生活从俗人的观点来看是没有原则的年轻人通常所过的那种糟糕的生活），而是因为在这些日记里我所记载的只是由于意识到有罪而使我痛心的那些事情，因此这些日记会使人产生不正确的、比较片面的印象，而且会造成…… “不过，就让我的那些日记照旧保存下来也可以。从中至少可以看到：尽管我年轻时的行为十分庸俗、十分糟糕，但我终究没有被上帝所抛弃，而且开始理解并且爱上了上帝，虽然是到暮年才开始，而且程度也不够。我请求那些对其余文稿进行审阅处理的人别把所有的东西都发表，而只发表那些可能有益于人们的东西…… “4)关于以前那些著作的版权：我请求我的继承人把十卷集和《识字课本》的版权都交给社会，也就是说，放弃版权。但是，我就此事只是提出请求，决不是非照办不可。做到这一点是好的，而且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桩好事。假如你们不做，这是你们的事。这就是说，你们未能做到。近十年来，我的著作都是被卖出去的，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5)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恳求所有的人，不分亲疏，都别赞扬我（我知道有人会做这种事的，因为我在世时就有人以极其不好的方式这样做过）。假如有人打算研究我的作品，那就应该深入领会作品中上帝的力量通过我来阐述的地方，同时应该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有时，我感到自己是上帝意志的传播者。我经常是那么不纯洁，那么满怀私欲，以致这一真理的光芒由于我的愚昧而变得暗淡了，但是这一真理有时候还是通过我而得到传播的，这是我生活中最为幸福的时刻。上帝保佑，但愿这一真理在通过我传播时不受到玷污，但愿人们能吸收到真理的营养，尽管从我这里得到的真理是渺小的不纯的。 “我的作品的意义仅在于此。因此，为了这些作品，对我只能骂，绝不能赞扬。” 这年8月初，契诃夫初次来访托尔斯泰。契诃夫在给苏沃林①的信里说：“我在托尔斯泰那里度过了一个半昼夜，所留下的印象是非常美好的。我感到轻松愉快，就像在家里一样，而且我跟他的交谈也是轻松愉快的……”在下一封信里，他又说：“托尔斯泰的女儿非常讨人喜欢，她们非常热爱自己的父亲，而且对他怀有一种狂热的信仰。这就是说，托尔斯泰确实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因为，要是他不真诚、不完美的话，那女儿们首先就会对他产生怀疑，因为女儿就像麻雀一样，用谷糠是骗不了的……未婚妻和情人是可以任你欺骗的，在爱你的女人眼里，甚至笨驴也会被当作哲学家，但是女儿却是另一回事。” ①苏沃林（1834—1912）俄国政论家、文学家、出版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八章 风刀霜剑 1895年冬天，托尔斯泰夫人身上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她开始打扮起来，突然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常去音乐会听音乐，并且学起音乐来，越来越喜欢跟家里的常客、作曲家、钢琴家塔涅耶夫在一起消磨时光，有时候还跟他一起去听音乐会。家里人和来做客的外甥女都觉得有些看不过去。 1896年9月26日，外甥女丽赞卡给女儿写信说：“我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最后一天，索菲娅舅母回来了。她显得年轻，快活，漂亮，爱打扮。平生第一次我觉得她不顺眼。她跟塔涅耶夫的奇怪关系（我说“奇怪”，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一个五十二岁的女人的感情），实在太出格了，以致舅父终于忍受不住，跟她吵了一架，都说是因为嫉妒，而照我们看，只不过是委屈，受侮辱，还有愤怒罢了。吵完，她便向科兹洛夫卡车站跑去，好像去卧轨自杀，其实她在花园里呆了一夜，总而言之，她丢尽了脸面。他们都苦恼透了。塔尼娅到奥尔苏菲耶夫家去了，玛莎由于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完全病倒了。我明白，对这样的母亲是不能尊敬的。这一切都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在夏天，8月间，在我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条被我称为‘装满各种声音的麻袋’之后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发生过后，她却若无其事，依然故我，愉快爽朗，预定了所有音乐会的长期票，其他一切，一概不放在心上！” 由于妻子赶到彼得堡去看塔涅耶夫的歌剧首场演出，托尔斯泰于1897年2月1日给妻子写信，说： “你跟我说过，要我放心，后来你又说，你是不会去看排练的。我一直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排练，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一切多么叫人痛苦啊。当我得知，虽然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在盘算什么时候到彼得堡去，但结果是，你正好在不该去的时候动身了；对此，我是不高兴的，比不高兴还要……你说什么你无法对自己的旅行另作安排。 但是，要是你考虑一下，并且自我分析研究一下的话，你就会看清这完全是假话。首先，没有必要作这次旅行；其次，可以提前或拖后到斋戒期再去。可是你却不知不觉地干出了这种事。令人感到万分痛心，而且又有失体面；而令人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是：他（指塔涅耶夫——引者）是个外人，而且是个无用的人，甚至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毫无意思的一个人；他却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近年来的生活过得很不快活。 有损尊严，而且令人痛苦的是，想不到你会去打听什么时候他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他进行怎样的排练。这真是令人厌恶而又觉得可耻极了。” 夫人自己也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她是发生什么变化了，但是她又无力自拔，因此感到十分苦恼。1897年7月18日，她写道：“我知道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不正常的感情，上帝的世界并没有因为爱情而大放异彩，相反却变得暗淡无光了；这是一种蠢事，是不行的，可是要改变它，却又无能为力。” 高加索一带有一个否认东正教仪式的教派，被称为杜霍博尔（译音）。他们主张用真理和精神为上帝效劳、崇拜上帝；任何外表仪式，在他们看来对拯救灵魂毫无意义，因此一概加以排斥。这个教派18世纪中叶便已存在。当局从1792年开始对他们加以迫害。迫害的理由呢，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省长在给彼得堡的呈文里讲得相当明白：“所有反圣像运动的参加者，都不应受到仁慈的待遇，因为他们的异端邪说特别危险，而且对拥护者来说是有诱惑力的，这是因为杜霍博尔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最圣洁的原则上的，是建立在关心整个社会福利的基础上，他们期望多做好事以拯救灵魂。” 1895年夏天，托尔斯泰的一个志同道合者——被流放到高加索的希尔科夫公爵给托尔斯泰来信，介绍了杜霍博尔派进行宗教活动的情况，并说他们受到政府残酷迫害，请托尔斯泰协助把寄去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托尔斯泰对信里讲的情况半信半疑，便请比留科夫到高加索调查核实。比留科夫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 ，题为《基督徒在俄国受迫害》，在国内自然无法发表，由托尔斯泰校订并加了序言，在伦敦《泰晤士报》刊登出来，手抄本在俄国也广泛流传起来。镇压杜霍博尔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关注。在政府眼里，托尔斯泰的活动越来越危险了。托尔斯泰自己、他的朋友和信徒都遭到了监视和逮捕。这自然使他十分痛苦，他写信给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说政府要迫害就迫害他一个人好了，不要迫害别人。这两个大臣自然未予理睬。 政府对杜霍博尔派的镇压愈演愈烈。切尔特科夫、比留科夫和特列古博夫联名向社会发出了一份题为《请予援助！》的呼吁书，托尔斯泰对呼吁书的措辞做了一些润色，并加了前言。这份呼吁书印了许多份散发出去，甚至国外报刊都刊载了。 1897年2月6日，托尔斯泰获悉，他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切尔特科夫和比留科夫被流放了：切尔特科夫被流放到国外，比留科夫则被流放到库尔良茨克省。 同时又传来消息说，他的另一个信徒——特列古博夫被捕，随后也被流放到库尔良斯克省去了，为期五年。 这一切对托尔斯泰来说不能不是沉重打击，而且也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但是托尔斯泰仍然仗义执言，并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 1897年5月10日，萨马拉省一些莫罗勘派教徒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向托尔斯泰求援：那儿莫洛勘派教徒有十六家的孩子被当局强行抓走送到修道院教养去了，理由是这些孩子没有受过洗礼，他们求托尔斯泰帮忙把孩子要回来。托尔斯泰第二天就给皇上写信求情。四个月过去了，孩子们仍无下落。托尔斯泰写信给彼得堡的朋友们，请他们设法帮忙。1898年初，他给在彼得堡朋友家做客的女儿塔尼娅写信，请她帮助那些莫洛勘派教徒。塔尼娅找了神教院总检察长波别多诺斯采夫。不知是皇上的旨意下达他那儿了呢，还是他怕事情闹大，总之，他答应放孩子了，最后果然放了。 托尔斯泰最钟爱的两个女儿玛莎和塔尼娅的婚事也给托尔斯泰平添了许多烦恼。 玛莎爱上了托尔斯泰亲外甥女丽赞卡的儿子科利亚。科利亚比她小两岁，即将在大学法律系毕业。他不去听课，学习只是应付考试。他经常身无分文，但却肆意挥霍。托尔斯泰和妻子都不赞成这门亲事，但也只好听之任之。 玛莎多年没有斋戒祈祷了，神甫不肯给她主持婚礼。科利亚本想去买通神甫。托尔斯泰认为既然要在教堂举行婚礼，那就没有理由不去祈祷。于是玛莎就去忏悔了。 玛莎分家时放弃了自己应得的一份财产，而科利亚又一无所有，且不会劳动，也不想劳动。这一对新婚夫妇将无以为生。结果只好由分得财产较多的妈妈和大哥谢尔盖各出一部分钱来作为玛莎的财产。 玛莎的结婚使全家都不愉快；托尔斯泰失去一个助手和朋友，心情尤其沉重。 1897年6月2日，玛莎和科利亚举行了婚礼。 托尔斯泰另一个爱女塔尼娅的婚事更使托尔斯泰夫妇不快。 塔尼娅这时爱上了已有六个孩子的有妇之夫苏霍京。他的大儿子已将近20。人们都说苏霍京是个好色之徒，到处都流传着他们夫妇互相背叛的流言蜚语。全家都不喜欢苏霍京。用托尔斯泰夫人的话来说，托尔斯泰获悉此事以后，“马上颓靡了，他痛心，甚至不只是痛心，而是陷于悲观绝望之中。” 尽管塔尼娅当时放弃了跟苏霍京结婚的打算，但对托尔斯泰精神刺激仍是很大的。 不过苏霍京的夫人死后，1889年11月14日，塔尼娅还是嫁给了苏霍京。亚历山德拉在《父亲》一书里说：“这次结婚，与其说是婚礼，不如说更像葬礼。尽管所有的人，从父亲和母亲开始，都竭力忍住眼泪，不在塔尼娅面前流露出自己的悲伤心情，然而所有的人——父亲、母亲、萨莎、施密特奶奶、老奶娘、女管家杜涅奇卡，都悄悄地哭了。” 两个能理解他、帮助他的大女儿出嫁之后，托尔斯泰更加感到孤独。 这年夏天，内忧外患不停地摧残着托尔斯泰的心灵。 托尔斯泰夫人对塔涅耶夫的态度，虽然托尔斯泰曾经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但她丝毫没有收敛。1897年7月2日，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们的生活是痛苦的。而且从直接意义上来说，托尔斯泰简直使我感到有点害怕，因为他在逐渐消瘦。一种极为痛苦的嫉妒心在使他苦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过错。与塔涅耶夫接近的时候，我常常会出现一个想法：要是有这样一个温和善良而又有天赋的朋友做伴，一直到老，该有多好啊！” 她跟塔涅耶夫不正常的不自然的关系在发展着。不仅如此，她还要求托尔斯泰把所有著作的版权都交给她。她经常说，她为了托尔斯泰和全家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牺牲了自己绘画、音乐乃至文学方面的才能。 她不懂，任何牺牲只有在心甘情愿地作出并且不加宣扬的情况下才会被人看重。 这一年，爱子夭折，玛莎出嫁，塔尼娅迷误，好友被流放，妻子不知检点……对托尔斯泰来说，真像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里说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了。他本来希望妻子能迷途知返，现在也完全失望了。在这个环境里他实在不能再生活下去了。他决定离家出走，去言行一致地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7月8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夫人辞行，但他最后还是下不了决心。这封信最初由玛莎保存，玛莎死后，由她丈夫保存，托尔斯泰逝世后，才交给了托尔斯泰夫人。 这年夏天，托尔斯泰专心致志地把《艺术论》写完了。人们赞赏这篇论文，但并不热烈。 托尔斯泰确信：艺术一旦不为全体人民服务，而只是为财主们效劳，那么艺术便会变成一种职业。 他断言： “我们时代的和我们圈子里的艺术已变成了荡妇。” “真正的艺术作品只能在艺术家的心灵中偶尔作为以前生活的结晶产生出来，完全如同母亲怀孕一样。至于那些能工巧匠不断炮制出来的伪艺术，只不过在等待买主而已。” “真正艺术产生的原因是内心要求表达已积聚起来的感情。伪艺术出笼的原因是因为贪财的缘故。正如下贱女人为了贪财而卖淫一样。” “基督教艺术的任务是实现人们兄弟般的团结。” 这些观点怎么会受到当时文艺界大多数人的欢迎呢？ 这年12月底，托尔斯泰收到一封匿名信，说：“毫无疑问，您的教派的势力在增长，并在深深地扎根。尽管它没有根基，但是由于人们的愚昧和恶魔的帮助，您凌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图谋已完全得逞，我们要为他复仇。……我们组织了秘密团体‘第二十字军’，其宗旨是要杀死您和您的追随者……我现在为您规定了您死的日子：1898年4月3日…… “您也许会很容易地向我们提出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为什么这种措施只针对您的教派呢？是的，所有的教派‘都是对我主的亵渎’，但其他教派的教主是些可怜的傻瓜，不能跟您伯爵相比；其次，您是我们的皇上和国家的敌人……” 托尔斯泰对这些恫吓处之泰然。他对夫人说：“听上帝的安排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九章 《复活》：替杜霍博尔派教徒移居国外筹款 1889年春，俄国图拉省、萨马拉省、奥廖尔省、乌发省以及喀山省又出现了饥荒。人们纷纷向托尔斯泰求援。 托尔斯泰又一次开展起赈灾工作来。他先到二儿子伊里亚的庄园去了解情况——伊里亚的庄园所在地切尔诺县恰恰在饥荒中心。托尔斯泰考察了附近地区的饥荒情况之后就在当地展开赈灾工作。但是仅向一小部分饥民提供援助，并不能使托尔斯泰感到满足。这几年不断闹饥荒，使他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饥荒这么频繁？他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募捐赈灾，题目是《饥荒抑或不是饥荒？》。他在文章里问道： “今年会不会发生饥荒？” “为什么人民的灾难这么频繁？” “如何才能使这种灾难不再重复？” 他断言： “必须铲除压迫农民的一切东西，必须承认他们的人的尊严。” “如果让农民摆脱一切束缚和屈辱，那么，20年以后，他们将获得我们想奖赏给他们的一切财产，可能还要多得多。” 这篇文章发表在《罗斯》报上。为此，这家报纸受到了内务大臣的一次警告。 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普鲁加文给托尔斯泰来信，描述了喀山省、乌发省特别是萨马拉省的农民受灾情况。这封信连同托尔斯泰写的补充说明在《俄罗斯新闻》上发表了，于是捐款源源不断地涌来。普鲁加文所在的萨马拉小组收到了约25万卢布。 托尔斯泰的赈灾活动，1899年初才结束。 杜霍博尔教徒已获准移居国外。这时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移居到哪个国家去？怎样为他们筹措路费？ 托尔斯泰就这些问题同许多人通信商讨。 关于移居地点，人们提出了几种方案供选择。 最伤脑筋的是路费问题。通过报刊募捐已不可能。《俄罗斯新闻》因为刊登了为杜霍博尔教派募捐的广告而被勒令停刊两个月。 托尔斯泰亲自写信给有钱的人，吁请他们捐款，尽管这么做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有些人捐500，有些人捐1000，有个商人亲自给托尔斯泰送来5000。为杜霍博尔捐款的呼吁书在国外报刊上发表了。英国战栗派教徒在英国展开募捐活动。美国也有人汇钱来。但这些钱还不够。于是托尔斯泰决定自己赚钱补足所缺的金额。 1898年7月中旬，托尔斯泰写信给在英国的切尔特科夫说：“现在已很清楚，杜霍博尔派教徒们要移居国外还缺许多钱，所以我决定这么办：我有尚未完成的小说，如《复活》等。我最近在写这些东西。我现在希望以最优惠的条件把它们出售给英国和美国的报纸，将所得的钱用于援助杜霍博尔教派移居国外的用途上……从小说本身来说，尽管它不尽符合我现在对艺术的要求（在形式上不够大众化），但在内容上是无害的，甚至可能对人们有益。因此我想把它们尽量卖得贵一些，不等我死，现在就出版，并把钱交给杜霍博尔派教徒移居国外委员会。” 托尔斯泰亲自跟《原野》杂志的发行人马尔科斯进行出售《复活》的谈判。马尔科斯答应为获得《复活》的首次发表权支付每印张1000卢布，同时答应小说在《原野》杂志上发表后允许所有的出版者自由翻印。 托尔斯泰夫人对托尔斯泰的这种做法是不满的。她在1898年9月13日的日记里这么写道：“我的头脑和心灵都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实：列·尼（指托尔斯泰——引者）登报声明放弃版权之后，如今却要把这部小说以高价卖给《原野》的马尔科斯，而且这笔钱不送给没有白面包吃的孙子们，也不给穷困潦倒的子女们，而是送给毫不相干的杜霍博尔教派的信徒们，我爱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爱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样一来全世界都将知道托尔斯泰参加了对杜霍博尔派信徒的援助，报纸和历史都将写到这件事。而儿孙们却要吃黑面包！” 1898年秋，托尔斯泰写信给切尔特科夫说：“我不知道这好还是不好——我现在非常专心地在写《复活》，我希望说出许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如此专心致志。我有时觉得在《复活》里将会有许多美好的、需要的东西，而有时我又觉得我太狂热了。我现在除了《复活》之外根本什么也不能做。炮弹接近地面时越来越快，小说几乎接近尾声，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什么也不能想——不，不是不能想，能是能的，甚至现在就在想，——但是不愿意去想别的事情，除了这件事以外。” 但是搞创作，受到期限束缚是很令人苦恼的。《原野》每星期都要连载，而托尔斯泰却不能不无数次地修改自己的手稿。曾多次发生过这种情况：托尔斯泰接到清样后，拿到书房里，说是浏览一下，用他的话来说，“一会儿就看完”，可是几个小时后他才面带愧色地把清样拿出来。清样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整行整行地被划掉，而在行与行之间以及页边空白地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有时在清样的背面还会出现全新的段落。 马尔科斯没有办法，只好不断给国外出版商发电报通报修改的地方。修改的文本常常不能及时赶到，结果在第一版中，俄文本和外文本就出现了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1899年末，《复活》在《原野》杂志上全文（经过书报检查机关删节）刊登完了。未经删节的版本也在切尔特科夫和比留科夫在国外办的《自由言论》出版社出版了。 第一批移居国外的杜霍博尔派教徒，1898年8月初出发去了塞浦路斯。这个地点选得不成功：那儿地少，气候差，人们得疟疾，死了许多人。后来决定去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同意提供亚西纳鲍伊省的土地给杜霍博尔派教徒耕种。一共去了三船。最后一条船是1899年4月开出的。 杜霍博尔派教徒大规模移居国外的活动结束了。但托尔斯泰仍然惦记着他们，给他们写信，要他们跟当地政府和人民搞好关系。他在信里说：“你们不要引起周围的人们的嫉妒和敌意；相反，你们要争取他们对你们的尊敬和善意……常言道：‘你要寻找上帝的天堂和上帝的真理，一切人间幸福会自动来找你。’每个人都有机会来检验这句话的正确性。 你们知道这话是正确的，同时却又开始寻找人间的福利和欢乐，不过你们不会得到它们，而只会失去天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章 革除教籍 1900年，托尔斯泰是在平静中度过的。 这年年初，高尔基访问了他。 5月，托尔斯泰在艺术剧院看了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的演出后，产生了写剧本《活尸》的念头。剧的情节是莫斯科地区法院院长达维多夫讲的一个案子： 有个女人的丈夫是酒鬼，只顾喝酒，把她抛弃了。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为了跟这个男人结婚，必须同丈夫离婚。但当时离婚不容易，必须向宗教法院行贿。于是她便求丈夫假装自杀。丈夫照办了。这样，她就结了婚。后来前夫假自杀被发现，她因犯重婚罪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后被从轻发落，判处监禁一年。 托尔斯泰写剧本的事被抄写员喝醉酒泄露出去。一些杂志来信请求刊登，艺术剧院著名导演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也来请求允许上演，都被托尔斯泰一一拒绝了。原因是剧本原型——那个女人的儿子来找托尔斯泰转达过妈妈的请求：她一家的悲剧刚刚平息，不愿剧本发表再来扰乱她家的安宁。尽管剧作与原来的案情已有很大差别，托尔斯泰还是接受了这个请求。此剧是在托尔斯泰逝世之后，1911年才首次发表在《俄罗斯言论》上，次年又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受到广大观众异常热烈的欢迎。仅以上演的第一年前九个半月的统计，就有243家剧院演出了9000场。 1901年2月22日，俄国主教公会正式公布了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定。我们从这个文件中摘录一段以略见一斑： “……当今，上帝降下天灾，出现了一个伪教师——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该托尔斯泰伯爵系世界著名作家，出生于俄国，受过正教洗礼与教养。彼为其高傲理智所惑，胆大妄为，反对上帝和基督，反对我主耶稣及其神圣教义，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哺育和教养他的母亲——正教教会，并将其文学活动及上帝赋予之天才用于在民众中散布反对基督和教会的邪说，在人们的理智和心灵中破坏对天父以及对正教的信仰；然而正是有赖于这一信仰，宇宙才得以确立，神圣的俄罗斯才得以存在至今并得以强大……” 主教公会作出这个决定的用意本来是要贬低托尔斯泰，但却适得其反，引起了群众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大大地提高了托尔斯泰的声望。 2月24日，各报都刊登了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报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和广场，抗议政府对托尔斯泰的迫害。 这一天托尔斯泰像往常一样到街上散步。在卢比扬斯卡亚广场被群众认出来围住，群情激昂，欢呼声此起彼伏……幸好骑马的宪兵过来，托尔斯泰才得以脱身。 当时到处都在骚动。革命者和造反的大学生利用托尔斯泰被革除教籍一事发动了反对沙皇政府的运动。沙皇政府对参与示威的大学生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托尔斯泰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一方面反对政府用学生，另一方面又谴责革命者用暴力夺取政权。他在日记写道： “关心人民及其幸福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完全不恰当地过分看重了学生的骚动。这本来是压迫者之间——已成为压迫者的人与正在想成为压迫者的人之间的纷争。” 3月4日，彼得堡喀山广场举行了规模壮阔的示威游行。警察驱散人群，打伤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作家。国务会议成员、将军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出来为挨打的人辩护，遭到皇上的斥责，被逐出彼得堡。 150名作家联名抗议喀山广场的镇压行动，结果彼得堡市长下令关闭了作家协会。 托尔斯泰在许多人联名向作家协会致敬的信上第一个签了名。 托尔斯泰写信给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感谢他为喀山广场挨打的无辜群众辩护。 托尔斯泰往彼得堡写信吁请释放被捕入狱的高尔基。 托尔斯泰家里也骚动起来。全家同仇敌忾，都被革除教籍一事激怒了。 托尔斯泰夫人情绪激昂，一会儿同丈夫谈，一会儿同来访者谈。她给主教公会写了一封信，抗议主教公会这一决定。这封信，国外许多报刊都刊登了。 米沙·苏霍京（塔尼娅的丈夫同前妻所生的孩子）和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把课外时间全部用来抄写讽刺政府的笑话、托尔斯泰夫人给主教公会的信以及托尔斯泰被禁止发表的作品。抄出来以后，就写上“请传播”字样，往外散发。这样工作效率不高，而且很费力气。后来米沙弄来一台胶印机印刷他们想散发的文章 。但此事被托尔斯泰夫人发现，加以制止了，因为政府禁止私人使用胶印机。 革除托尔斯泰教籍引起的风潮在继续发展。 托尔斯泰写了致沙皇及其助手的信，恳求沙皇减轻对俄国人民的镇压，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托尔斯泰经过一段时间犹豫之后，决定对主教公会的革除教籍的决定作出答复。3月24日，他起草了答复的初稿。他在这份答复里说：“我相信上帝。我把他当作精神、爱和万物的起源。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也在上帝的心中。我也相信：上帝的意志再没有比在基督这个人的教义中表现得更清楚的了。但我认为，把基督当作上帝并向他祈祷是犯了最严重的亵渎罪。我相信，一个人的真正幸福在于执行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就是要人们相爱；这样，人们就会像别人希望的那样对待别人，也就是像福音书中所说的那样对待别人，这就是全部教义和预言之所在。……开始的时候，我爱自己的正教信仰甚于自己的安宁，然后我爱基督甚于自己的教会，而现在我爱真理甚于世上的一切。” 托尔斯泰每天都要接待许多来访者，并要收到许多信，大多数是表示敬意的，也有少数是谩骂的。 这次风潮大大损害了托尔斯泰的健康，削弱了他的心脏。他瘦多了，更老了，常常生病。 5月初，托尔斯泰一家迁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长住，因为再没有人需要在莫斯科上学了。 6月，托尔斯泰得了严重的疟疾，一连10天处于生死边缘：脉搏每分钟150次，有时中断；呼吸困难。所有的子女都回来了。他的妹妹玛丽亚也来了。后来烧退了，但还气急，心脏很弱。医生们诊断为心绞痛，建议到气候温暖的克里米亚之类地方去疗养。俄国最富的女人帕宁娜伯爵夫人得知这种情况后，提议到她在克里米亚南岸加斯普拉村附近的别墅去疗养。托尔斯泰全家开会，决定接受帕宁娜伯爵夫人的好意，到克里米亚去过冬。 一个潮湿黑暗的秋夜，托尔斯泰和夫人、两个女儿玛莎和萨沙、女婿科利亚以及崇拜者布兰热分乘两辆四轮马车，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向图拉火车站进发。布兰热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弄到一节专用车厢将要把他们从图拉送到塞瓦斯托波尔。这节车厢富丽堂皇，带厨房、餐厅和一些单间卧室。托尔斯泰疲惫不堪，而且在发烧。大家都十分犹豫是否该踏上这么长的旅途。夜里3点，列车开动了。幸好第二天早晨托尔斯泰的烧退了。 傍晚，列车到达哈尔科夫车站。站台上人山人海，欢呼声此起彼伏……怎么回事？原来是人们听说托尔斯泰路过此地，特意赶来向他致敬的。代表团一个接一个上车来见托尔斯泰。会见代表团时，托尔斯泰脸色煞白，嘴唇发青，两手直抖……20分钟的停车时间终于过去了。火车开动起来，站台上的群众仍然喊着要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只好由夫人和布兰热搀扶着到窗口去同群众见面，他站在窗口向群众挥手，脸上流着汗……他喘不上气来，又发烧了，心脏病犯了。 第二天早晨，列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这儿车站上人群不多，警察在维持秩序。托尔斯泰由亲人扶持着乘马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最好的旅馆。在旅馆里苏醒过来以后，托尔斯泰饶有兴趣地观赏着这座城市，不断打听：“第四棱堡在哪儿？”1855年英队围攻这座城市时，他曾作为炮兵少尉在第四棱堡战斗过。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期间，托尔斯泰竭力想找到第四棱堡，他在这儿甚至见到了当年老朋友的儿子，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 他们从塞瓦斯托波尔坐马车到了帕宁娜公爵夫人在加斯普拉的别墅。这座别墅滨海临山，景色异常美丽。1901年10月10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在这里，我住在极其豪华的宫殿里。这是我从来没有住过的。有喷水池，花园里有洒过水的各色花坛，有大理石的阶梯，等等。此外还有大海和群山的奇妙景色。左邻右舍都是些富翁和王公显贵。 他们的奢侈程度比这里不知还要高多少倍。”他在给切尔特科夫的信里说：“这里的景色如此迷人，如果不是觉得惭愧的话，我确实感到非常好。” 契诃夫当时住在雅尔塔，常来看望托尔斯泰。他因患肺结核在莫斯科住院时，托尔斯泰曾去看过他。在闲谈中，托尔斯泰表示对契诃夫的剧本不欣赏，劝他不要写剧本了，但对他的小说却赞不绝口，说他是小说里的普希金；说：“正如在普希金的诗篇中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感受过的东西，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不论是其中哪一篇，读者也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思想。” 高尔基也来看过他，见面虽很愉快，但他认为在高尔基的作品里有一些不真诚的地方。 1902年新年前后，托尔斯泰又犯病了。起初是胃痛，还没等把胃病治好，又突然发起烧来，一边肋骨刺痛。体温在升高，咳嗽在加剧，脉搏一分钟150次，有时中断……请来了当地的医生，从莫斯科请来了著名的苏罗夫斯基医生，从彼得堡请来了御医别尔京松。医生诊断为粘膜性肺炎。生命垂危，几乎已无法挽救了。 这时大家都在为病人忙碌，谁也没有注意到塔夫尔省省长接到彼得堡命令：托尔斯泰死后，不许为他举行安魂祈祷，不许举行追悼会。省长命令托尔斯泰尸体运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时，列车不得在居民点停留。 总主教安东尼竟然也在这时候写信给托尔斯泰夫人，请她劝说托尔斯泰同教会和解。 尼古拉二世的叔叔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庄院离托尔斯泰所住的别墅不远，那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从彼得堡来作客，听说托尔斯泰住在这里，便常来拜访托尔斯泰，两人谈得很投机。可能因此托尔斯泰便产生了给沙皇写封信请亲王转呈的想法。 1902年1月16日，可能还在病中，手还不能写字，托尔斯泰便口授，由别人笔录，给沙皇写了一封信，说： “三分之一的俄国处于强化警戒之下，即处于没有法律保护的状态。公开的警察和秘密的警察在不断增加。监狱、流放地、苦役地已人满为患，除了几十万刑事犯以外，如今又增加了政治犯，现在工人也被算作政治犯了。书报检查达到了荒谬的程度，连最糟糕的四十年代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宗教迫害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频繁而残酷。城市和工厂集中地区到处是军队荷枪实弹镇压人民。许多地方已经出现过同胞互相残杀的流血事件；到处都在酝酿，新的更加残酷的流血事件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 “由于政府的这种残酷镇压结果，尽管国家预算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也许正是由于国家预算这种迅猛增长的结果，耕田人——俄罗斯的强大赖以支撑的一亿农民一年比一年穷困，饥荒已成为正常现象。各个阶层对政府普遍不满并对它抱敌对态度，也成了正常现象。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昭然若揭，只有一个：您的助手使您相信，遏制人民生活里的一切运动，他们就能保障这些人民安居乐业，保障您的安宁和安全。可是遏制大河的流水也比遏制上帝赋予人类的进步运动容易。当然，那些从这种做法中得到利益并且在心里说‘aprèsnousledèluge’①的人能够而且一定会这么劝说您；可是您这样一个无所需求的自由人，这样一个明智而善良的人竟然能相信他们的话，听从他们可怕的建议，自己做或者允许别人做这么多坏事来实现这样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即遏制人类由恶向善，由黑暗向光明的永恒运动…… ①我们死后洪水淹没大地也无妨。（法文） “制度是一种过时的政体，它能适合跟全世界没有联系的中非某个地方人民的需要，但是不适合俄国人民的需要，因为俄国人民受到全世界共同的教育熏陶越来越多。因此，这种政体以及同它联系在一起的东正教只能像现在这样靠各种暴力手段来维持。这种暴力手段诸如强化警戒、行政流放、宗教迫害、查报、歪曲教育，都是愚蠢残酷的…… 可以用来压迫人民，但不能用来管理人民。” 托尔斯泰身体已逐渐康复。6月25日，托尔斯泰全家离开了加斯普拉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在去塞瓦斯托波尔的轮船上，托尔斯泰结识了作家库普林。 在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局长的专车在等着他们。 归途的一些大站上又有一些人群在等着向托尔斯泰致敬、献花。 经过一路劳顿，托尔斯泰平安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一章 老骥伏枥 从克里米亚回来以后，托尔斯泰写《哈吉穆拉特》。他十分仔细地研究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衣着打扮、车臣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沃隆佐夫总督的个性及其周围官员。他特别注意研究尼古拉一世的情况。 斯塔索夫从彼得堡给他寄来资料。 托尔斯泰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在高加索军事委员会卷宗第十卷里查找尼古拉一世同高加索总督沃隆佐夫公爵的来往信件。 他从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那里了解到皇上童年时代的细节以及叶卡特琳娜二世对他的态度。 1902年底和1903年全年，托尔斯泰怀着年轻时代那种热情写《哈吉穆拉特》，虽然写作是断断续续进行的。 同时修改《伪造的证券》、论文《致神职人员》，写《童年的回忆》（为比留科夫写他的传记提供材料），还写了《地狱的毁灭及其恢复》（这篇神话使托尔斯泰夫人大为生气，她不了解它的意义）。 1902年秋，托尔斯醛夫人要投资50000卢布重版托尔斯泰著作，她要托尔斯泰交出由托尔斯泰签字、交玛莎保存的那份遗嘱。她的理由是： 如果托尔斯泰死了，这份遗嘱公布于世，她就收不回本钱来了。激烈争吵之后，托尔斯泰的心脏出现了早搏。最后托尔斯泰作了让步，把这份遗嘱交给了她。 12月7日，托尔斯泰病重，医生诊断为疟疾的新发作。 1903年4月初，基什尼约夫发生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消息像闪电一般传开。这引起了知识分子和上层贵族的极大愤怒。斯托罗任科教授代表一些作家和学者请求托尔斯泰发一份电报给基什尼约夫市市长。托尔斯泰高兴地照办了。许多犹太人写信给托尔斯泰，请他就犹太人问题发表意见。他给一个犹太人回信说：“我对待犹太人就像对待兄弟一样，不可能有别的态度。我爱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我们和他们以及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父亲即上帝的儿子，而且这种爱并不需要我特别勉强，因为我常常遇到并了解一些很好的犹太人。” 同时，他还回信给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①，说他很愿意为救济基什尼约夫市受难者写些东西。 ①肖洛姆-阿莱赫姆（1859—1916）俄国犹太人作家，生于乌克兰，创作以短篇小说著称。 1903年6月18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构思了三部新作品： 一、误入歧途的人们——唯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尼采主义者的叫喊：走开，拿撒勒人耶稣，你干吗到我们这儿来？‘你是来毁掉我们的。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徒。’（可能很好）。 “二、编入犹太人文集：喀山一次欢乐的舞会，我爱上了美女科列伊莎，她是驻军首长波兰人的女儿，同她跳舞；她的父亲，一个漂亮的老头，亲热地带她去跳玛祖卡舞。堕入情网，跳了个通宵以后，早晨听到鼓声，一个鞑靼人被赶着通过列队，军队首长命令狠狠地打。（可能很好） “三、十分真实地写自己，写我所有的弱点和蠢事，同时穿插着写我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和好事。（也可能很好） “所有这些都比愚蠢的《哈吉穆拉特》重要得多。” 托尔斯泰本来打算把《舞会之后》给肖洛姆-阿莱赫姆。但《舞会之后》没有写好，就把先写好的神话故事《沙皇阿萨尔哈顿》和《三个问题》编进为救济受难的犹太人而写的文集里。 1904年底比留科夫从流放地回来了。他着手写托尔斯泰传记。他请托尔斯泰给他提供童年的情况。托尔斯泰开始写《童年的回忆》，但花在这上面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花到编纂《阅读园地》上了。 1904年2月8日，日军袭击驻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10日，俄国对日宣战。日俄战争爆发。托尔斯泰受到很大震动，一连几天不能考虑或议论其他问题，直到《请三思！》写好以后，他的心情才平静下来。这篇文章在国外刊登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伦敦《泰晤士报》以九栏半的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 ，并评论说：“这既是信仰自白，也是政治宣言，是农民士兵遭受苦难的图画，也是在这些士兵和许多人头脑中萦绕的问题，最后，这也是一副饶有趣味并富有教益的心理描写。” 美国费城《北美新闻》来电征询支持俄国还是支持日本时，托尔斯泰答道： “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两国的工人，他们受了各自政府的欺骗，被迫去参加毁坏自己的幸福、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宗教的战争。” 这年12月20日报纸报道，斯特塞尔将军把旅顺口连同卫戍部队15000人和武器全都交给了日本人。托尔斯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尽管在理论上他不支持交战的任何一方，但从前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人生涯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仍然使他对俄军的失败不能无动于衷。他在12月31日日记里写道：“交出旅顺口使我感到难过、感到痛心。这是爱国主义。 我受过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不能摆脱它，犹如我不能摆脱个人的利己主义、家庭的利己主义甚至贵族的利己主义一样。所有这些利己主义在我身上都有，但我意识到上帝的法则，这种意识制约着这些利己主义，因此我能够抵制它们。这样，这些利己主义就渐渐减弱了。” 托尔斯泰以77岁高龄还这么严格地剖析自己的思想，真是不能不令人佩服！假如世界上真有一个人“活到老改造到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应是托尔斯泰！ 这一年托尔斯泰失去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3月，他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去世了；8月，哥哥谢尔盖去世了。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带着妻子儿女共十四万余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要求出版言论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和土地归农民所有等。沙皇按预谋下令开枪，死千余人，伤两千余人。结果激起全国人民激烈抗议，导致了1905—1907年俄国革命。 托尔斯泰根据其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既反对革命者使用暴力对抗政府，也反对政府用革命者。 他在给斯塔索夫的一封信里说：“我在这次革命中自觉自愿地担任一亿农民的辩护律师。对一切促进或者能够促进农民福利的事情，我欢迎；对一切不追求这个主要目标或脱离这个主要目标的事情，我不赞同。” 在给斯塔索夫的另一封信里，他还说：“事变以异常迅速的速度和正确性在进展着。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满，就像对秋天和冬天不满一样，没有想到秋天和冬天正在使我们接近春天。” 据古谢夫在《托尔斯泰生平和创作大事记》里说：“托尔斯泰相信“俄国革命对人类将产生比法国大革命更加重要和有益的影响。” 托尔斯泰自然对这次革命中的主要政治派别及其做法有自己的看法。 12月31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目前在革命时期，三种人的品质和缺点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第一种人是保守派，这些人贪图安逸，希望继续维持他们的舒适生活，不希望任何变革。这些人的缺点是利己主义，优点是谦恭、温顺。第二种人是革命派，他们希望变革，并敢于大胆决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变革；为了实现这种变革，他们不怕遭到，也不怕自己吃苦受难。这种人的缺点是粗鲁残酷，优点是精力充沛，甘心情愿去为他们认为是幸福的目标献身。第三种人是自由派，他们既没有保守派的谦恭温顺，也没有革命派的献身精神，但却具有前者的利己主义和后者的自以为是。” 托尔斯泰一贯主张人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没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夺得了政权也未必能替人民办好事。他1906年3月9日在日记里写道： “革命者开始夺取政权的时候，身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使政权蜕化的一般品质：自命不凡，骄傲自大，崇尚虚荣，以及——最主要的——对人不尊重。” 苏联的垮台可能就是某些人的品质特别是对人不尊重种下的恶果。 这时也不断有不明真相的人指责托尔斯泰不肯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生活。比如托尔斯泰就收到过这样一封信： “据说你有土地，甚至有很多土地；把这些土地分给那些用汗水浇灌它们的人吧，开始吧，去完成你自己宣扬的事业吧，伟大的老人！别人将以你为榜样跟着去做的。请接受衷心的敬意。农民契丘吉。” 其实他的财产早就放弃了，现在的财产并不属于他。对诸如此类的误会，他只能无可奈何地在心里苦恼。 托尔斯泰在这期间写了一本小册子——《政府、革命者和人民》，寄给在英国的切尔特科夫以便在英国出版。 1906年5月有几个农民偷砍树木，被托尔斯泰夫人告到法院。这几个农民将被捉去坐牢。家里人都求夫人饶恕这些农民，但她不肯。托尔斯泰心情非常沉重，痛苦得简直要呻吟起来。他觉得在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因为夫人经常作出一些违背他的信仰、使他难堪的事情。 这时他本来可以离家出走，但夫人突然病了：她子宫里长了一个纤维瘤，需要动手术。而且夫人觉得要死的时候表现得相当和蔼可亲。当托尔斯泰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她握着托尔斯泰的手连连说：“请宽恕我吧！”女儿也觉得她从来没有这么可爱过。正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过她没有死，手术后很快康复了。托尔斯泰一家生活一度中出现的和睦气氛又逐渐消失了。 11月27日，托尔斯泰的爱女玛莎死了。这年秋天，她就同丈夫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她死的时候，托尔斯泰和她的丈夫科利亚坐在她身旁看着她平静地咽了气。 她的死也使托尔斯泰想到了自己的死。他在日记里写完女儿的死使他产生的感想以后，接着说：“死亡越来越接近我了。最近一段时间它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而不可怕，那么自然而必然，它不是跟生命对立的，而是跟生命相联系的，是生命的继续。” 斯托雷平担任大臣会议主席和内务大臣以后，为了把富农培植成沙皇制度在农村的支柱而实行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托尔斯泰写信建议他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征收经济地租的单一税理论实行土地村社公有制，不要实行土地私有制。1907年7月26日，他在第一封信里说：“摆在您面前的是两条道路：要么继续推行您已经开始的不仅参与而且还亲自领导的流放、苦役和死刑那一套——这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给自己留下罪恶的名声，更主要的是损坏了自己的心灵；要么站在欧洲各国人民的前面，帮助消灭土地所有制的那种早就存在的、对各国人民都极其不公平的现象，做一件真正的善事，并且用最有效的办法去满足人民的合法愿望，安抚他们，借以制止现在革命者和政府都在进行的可怕的罪恶活动。”1907年10月20—23日，斯托雷平给他回信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建议，说：“您认为是罪恶的事情，我却认为是为俄罗斯造福。我觉得，我们的一切混乱正是因为没有土地私有制造成的。……我认为，毋庸置疑地必须帮助农民合法地获得必需的部分土地作为他完全的私有财产……” 1908年1月28日，托尔斯泰再次给斯托雷平去信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您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已经用暴力对抗暴力，并继续这样做，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第二，想在俄罗斯镇压住骚乱的人们——这些人所期望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消灭土地私有制……您想在消灭村社之后建立一种小土地私有制来安抚他们，这就大错特错了。” 一个80高龄的老人，自知不久人世的时候，还为国为民操心，且不说观点对错，单就这点精神来看就十分了不起。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秋天，切尔特科夫有事到英国去几个月。（他是1907年夏天流放期满带着全家从英国回到俄国，定居在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五俄里远的雅先基庄园的。）临走前给托尔斯泰找了个秘书。这人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姓古谢夫。他主管托尔斯泰的来往信件，回复人们的来信。但是还没等他熟悉工作，他就被逮捕，关进克拉皮文县监狱。12月底，古谢夫被放出来，继续帮助托尔斯泰处理一些事务。 1908年1月，托尔斯泰收到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寄来的新奇礼物——录音机。他给爱迪生写了感谢信。随后还通了几次信。他很尊敬爱迪生，因为他没有为军事目的发明任何东西。 这年8月是托尔斯泰80寿辰。1月彼得堡就成立了庆祝托尔斯泰80寿辰筹备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许多知名人士，如作家蒲宁、博博雷金、安德列耶夫以及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穆罗姆策夫等。历史学家、自由派政治活动家马·柯瓦列夫斯基被选为主席，副主席是作家柯罗连科和画家列宾，秘书是斯塔霍维奇。为了制定庆祝计划，决定召开全俄代表大会，并邀请40名报界代表参加。对这些举措，许多外省城市都热烈响应。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市的杜马为了庆祝托尔斯泰寿辰还准备通过一些文教方面的议案。为托尔斯泰祝寿的主张也得到英、德、法、日等国的热烈响应。 可是这件事却使托尔斯泰感到痛苦。恰在这时，他的老朋友东杜科娃-科尔萨科娃公爵夫人（1861年在国外旅游时在比利时认识的）给他的夫人来信，说庆祝一个破坏了正教信仰的人的寿辰将侮辱许多信仰正教的人。 他在通过录音机给东杜科娃-科尔萨科娃公爵夫人的信里说：“…… 人们正在以庆祝生日来赞扬我，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我没有言过其实。我年老了，差不多接近死亡了。我是如此希望到上帝那里去，到我来的地方去。所以这些虚荣的可怜的赞扬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痛苦。” 托尔斯泰口授给祝寿筹委会秘书斯塔霍维奇写了一封信，利用东杜科娃-科尔萨科娃公爵夫人提供的理由①（请求取消纪念活动）。筹委会停止了活动，并在报上发了公告。 ①其实托尔斯泰并不认为自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1909年底，图拉大主教访问托尔斯泰时，也曾指责托尔斯泰破坏了人们的信仰。托尔斯泰当面指出，真正的信仰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而有些受过教育的人或者没有信仰，或者假装有信仰。他说：对没有信仰的人必须指出“他们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是不能生活的，对那些表面上伪装有信仰的人，应该使他们剥去伪装——真正信仰是必需的”。（见比留科夫著《托尔斯泰传》俄文版第4卷第174—175页。 1905年以前，俄国判处死刑的现象很少。但这几年由于恐怖活动和农民暴动，判处死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看到死刑的通报，托尔斯泰感到异常痛苦。他为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感到难过。他认为应该表态反对死刑，不能再沉默了。 一天早晨，托尔斯泰喝咖啡的时候看到报上一条消息说赫尔松有20个农民因强抢地主庄园被判处死刑。他痛苦地喊道：“不，这实在叫人受不了！不能这样生活！ 于是他便开始写论文《我不能沉默！》，从5月1日开始，到31日才结束。 这篇文章在几家报纸上发表了，结果这几家报纸被罚了款。人们用油印机秘密印刷，有的还用手抄。这篇文章很快就传遍了全俄国。 这篇文章 ，欧洲各国也发表了，仅德国就有200多种刊物转载了。 8月28日，托尔斯泰的生日，尽管托尔斯泰本人、政府以及主教公会都曾努力制止庆祝活动，但人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庆祝活动。 托尔斯泰收到了500多封电报、无数封贺信、无数篇祝词和各种礼物。 切尔特科夫的朋友赖特带来了有几百个英国的托尔斯泰崇拜者签名的贺信，在签名者中间有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和哲学家，如哈代、威尔斯、肖伯纳等人。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期刊活动家协会等单位都发来贺词，美术爱好者协会还寄来俄国著名画家专门为他画的绘画纪念册。 托尔斯泰像平日一样度过了自己的生日。早晨工作，早饭后接见客人，接受朋友们的祝贺。晚上钢琴家戈里坚维叶泽尔演奏他喜欢的肖邦的曲子给他听。 托尔斯泰写了一封公开信在报上发表，统一答谢所有的祝寿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二章 看似无情实有情 托尔斯泰夫人变得越来越神经质。年轻时，她的妹妹曾讥笑过她的性格——顾影自怜，确信自己是个不幸的受害者。现在这种性格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随便一件小事都会惹得她掉泪，歇斯底里大发作。 1909年7月初，托尔斯泰接到邀请，要他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第18届世界和平大会。托尔斯泰想去。他觉得，只有他才肯直言不讳地说出制止战争和普遍裁军的真理，人们肯听的也只有他的发言。他认为出席会议是自己的责任，但是他把出席大会的想法告诉夫人以后，夫人却大哭大叫，闹着要自杀，坚决不放他去。托尔斯泰只好放弃了这次旅行。 托尔斯泰夫人想要对出版托尔斯泰著作的出版商起诉，但心里没有把握。恰好这年夏天托尔斯泰妹妹的小女儿列娜带着丈夫杰尼先科和两个孩子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作客。杰尼先科是新切尔卡斯克法院院长，托尔斯泰夫人便问他托尔斯泰过去那份出版和销售他的著作的旧委托书是否有效，杰尼先科回答说无效。托尔斯泰夫人便对托尔斯泰大发雷霆，喊道：“一家人都要讨饭去了，你却满不在乎。你想把一切著作的版权都交给切尔特科夫，让子孙挨饿！”托尔斯泰夫人一再要求把全部著作的版权都给她，托尔斯泰坚决不同意。托尔斯泰把手稿和日记复本都交给了切尔特科夫，夫人很生气。她焦虑不安，生怕得不到1881年以后写的那些还没有出版的著作的版权。她哭泣，喊叫，半夜闯进托尔斯泰的房间哭闹。她已失去理智，没有意识到她在扯断她跟丈夫的联系的最后一根线，没有想到她这是加速托尔斯泰的死亡。托尔斯泰在7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假如她（指妻子——引者）能知道并明白就是她一个人在扼杀我生命的屈指可数的最后几小时、几天、几个月就好了……”他于8月2日给切尔特科夫写信说：“整个这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很糟，心绪不好。没有爱，就没有快乐，没有生活，没有上帝。……我这个人很糟，越来越想死，以前是每天晚上想，现在每天早晨也想，而且这使我感到高兴。” 托尔斯泰被家里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和众多的来访者弄得疲惫不堪，想找个清静地方休息一下。于是就决定去看看切尔特科夫。切尔特科夫一家这时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克列克希诺庄园里。在这里，托尔斯泰写了一份遗嘱，写明他放弃1881年以后所写著作的全部版权，谁愿意出版都可以，但出版的东西事先必须经过切尔特科夫审订。托尔斯泰和三个证人都在上面签了字。副本给了切尔特科夫，原本由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保管。切尔特科夫建议萨莎顺便到莫斯科找穆拉维约夫律师，了解一下这份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归途，路过莫斯科的时候，萨莎去找了穆拉维约夫律师，穆拉维约夫律师认为这份遗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答应起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 1909年11月1日，托尔斯泰在穆拉维约夫律师起草的新遗嘱上签了字，写明把全部版权交给长子谢尔盖、长女塔尼娅和小女儿萨莎，由他们转交社会共同享用。后来托尔斯泰决定写一份新遗嘱，把版权交由萨莎一人处理。1901年7月22日，在离家几俄里远的一个树林里，托尔斯泰坐在小树墩上亲手把遗嘱写好，跟三个证人一起在上面签了字。 后来他还对小女儿萨莎说：“假如出版第一版著作剩下什么钱的话，最好能从你妈妈和哥哥那里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买回来交还给农民。” 1909年9月底，托尔斯泰收到印度民族主义领袖、20世纪非暴力抗暴主义倡导者甘地来信。甘地在信里除了表示仰慕之情以外并介绍了印度消极抵抗者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的情况。他请托尔斯泰写一篇《致印度教徒》，谈谈不以暴力抗恶的问题。托尔斯泰欣然照办了。 托尔斯泰夫人已精神错乱，据说这是一种妇女精神病的谵妄症状，越闹越凶。她坚决要求托尔斯泰把日记从切尔特科夫手里要回来，否则她就要不停地折磨自己，折磨别人。 夜里，她又到托尔斯泰房间里大闹，托尔斯泰被折腾得一夜没睡，7月14日凌晨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尽管人近在咫尺）。这封信对理解托尔斯泰对妻子的态度和评价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要多引一些： “一，现在的日记不给任何人，我要自己保管。 “二，过去的日记我要从切尔特科夫那里取回来，由自己保存，大概要放到银行里。 “假如你担心在我的日记里会有些地方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写到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而这些地方又会被将来敌视你的传记作者所利用，那么在我的日记里以及在你的日记里所表现的那种暂时的感情，无论如何也不能对我们的真正关系提供确切的概念。这些就姑且不去说它，假如你害怕这一点，那么有机会我可以很高兴地在日记或者书信里表明我对你的态度和对你一生的评价。我对你的态度和对你一生的评价是这样的：像年轻时一样爱你，这样的爱一直没有终止。尽管有各种冷淡的原因，可是我过去爱你，现在也还是爱你。我们停止了夫妻生活，这只能揭去真正爱情的伪装，这一点我就不谈了；使我们冷淡的原因是： 第一，我对上流社会的生活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感到厌烦，而你却不愿意也不能够抛弃这一切，因为你内心没有产生我的这些信念的基础。这是很自然的，我不为此怪罪你。 “……如果我说的话使你感到不愉快，那就请你原谅。不过我们之间现在发生的事极其重要，所以必须不惧怕讲出全部真情，并且听完全部真情。第二，你的性格最近几年来变得越来越急躁、专断和任性，这些性格特征的出现不能不使感情的表现冷淡下来，但冷淡的不是感情本身。这是第二点。 “第三，是一种主要的也是不幸的原因，你我在这方面都是同样没有过错的，那就是我们在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理解上完全是相反的，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完全是直接对立的：例如生活方式、对人的态度、对生活资料、对财产的态度等等，我认为财产是一种罪恶，而你却认为是必需的生活条件。我在生活方式上希望和你不要有分歧，就屈从于使我感到痛苦的生活条件，而你却认为是我对你的观点的让步，于是我们之间的误会就越来越大了。还有其他冷淡的原因。过错，我们俩都有，但我不去讲它们了，因为这于事无补。主要的问题在于，尽管过去存在一些争吵，我仍然爱你，珍惜你。我对你和我的共同生活作如下评价： “我是一个放荡的在性生活方面非常堕落的人，我娶你这个纯洁、美丽、聪慧的18岁的姑娘时已经不年轻了。尽管我过去是肮脏的、不道德的，但你却和我一起差不多生活了50年，你爱我，过着勤劳艰苦的生活，为我生育、抚养、教育和照管孩子，照管我，没有屈服于任何一个像你这样的充满活力、健康美丽的女人很容易被征服的那些诱惑，纯洁地生活过来了，我不敢对你有任何责备。至于你没有在我的特殊的精神活动中追随我，那我不能责备你，因为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他自己和上帝的秘密，别人不能对他有任何要求；假使过去我这样要求过你，那是我的错，我的过失。 “这就是我对你的评价，我对你的态度的正确描述。至于在日记中可能看到的，我只知道那里没有任何尖锐的东西；跟我现在所写内容相反的东西在那里是找不到的。因此，你对日记不必担心。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四，如果现在我跟切尔特科夫的关系使你苦恼，那我就不跟他见面。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一点与其说使我感到难过，不如说使他感到不愉快。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将是多么痛苦！但是假如你想这样的话，我就这样做。 “现在讲第五点。假使你不接受我这些为建立良好安宁生活所必需的条件的话，那我就收回不撇下你而出走的诺言。我是要走的。多半不是到切尔特科夫那里去，甚至还要提出不要他住在我的附近。但是我一定要走，因为这样生活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假使我能够平静的忍受你的折磨，那我是能够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我无法忍受。 “昨天晚上你离开时很激动，很痛苦。我想睡，我躺下了，但这时我与其说想到你，不如说感觉到你，于是我没睡，我在静心地听，一直到一点，两点，睡醒又听，甚至在睡梦中，或在矇眬中我都看到你。 “亲爱的索菲娅，你心平气和地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你就会正确地决定一切。至于我，我已作出决定，我别无选择。亲爱的，不要继续折磨自己了，你折磨的不是别人，因为你远比别人痛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塔尼娅和她丈夫帮忙把日记从切尔特科夫那里拿回来，存放到银行里去了。但是家里并没有平静下来。于是决定请著名的精神病专家罗索利莫和托尔斯泰家的朋友尼基京医生一同来看看。罗索利莫断定托尔斯泰夫人是“一种变态的两重性体质，即偏执狂和歇斯底里症，而占优势的是前者”。他建议托尔斯泰夫妇分开住，多沐浴，多散步，要想办法多安慰托尔斯泰夫人。而托尔斯泰夫人则坚决声明她没有病，不听医生的劝告。 三儿子列夫和四儿子安德烈回来了，他们都站在妈妈一边。列夫甚至责骂父亲不可怜妈妈。托尔斯泰甚至觉得儿子要骂他“坏蛋”了，心里非常难受，一连几天都在考虑这件事。 儿子们对托尔斯泰不好，可能因为没有得到钱。托尔斯泰夫人和两个儿子这两天一直追着托尔斯泰和萨莎要遗嘱就是证明。7月27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情况还是老样子，但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安德烈走过来问：‘有遗嘱吗？’我说，我不愿意回答。真叫人难过。我不相信他们所希望的只是金钱，这是很可怕的。” 从托尔斯泰那里没问出来，安德烈和妈妈就找萨莎追问。 这时比留科夫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就跟他谈起遗嘱的事。比留科夫的意见是：应当先召集全家人，对他们说明自己的意见，然后再立遗嘱。托尔斯泰认识到不该秘密写遗嘱。这种做法加深了他和夫人、夫人和切尔特科夫、萨莎和妈妈以及哥哥们之间的矛盾。 作家柯罗连科来访，暂时缓和了托尔斯泰家里的紧张气氛。他很善于讲故事，晚上全家聚在大厅里，听他讲在俄国和美国旅游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 柯罗连科了解到托尔斯泰的处境以后，对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说： “好啦，现在我更加确信，托尔斯泰先生像一棵橡树，经受了一切打击，但没有被摧毁。我原来以为，他生活在非常幸福的环境里，人们怕惊扰他，甚至不敢对他稍有顶撞。我老是听说他容不得别人的反驳，并且害怕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我看到他是很能宽容别人的。” 托尔斯泰的长女塔尼娅来接托尔斯泰到自己家里去住，目的是遵照医生指示，使父母分开住。但是托尔斯泰夫人不同意，说要去就一起去。 萨莎很生气，托尔斯泰劝她说：“妈妈有病，我们应该怜悯她。我觉得我已做好准备去满足她的任何愿望。我情愿不到塔尼娅那儿去，留下做她的护士，直到她生命结束。” 结果是全家一起到塔尼娅家里去了。在塔尼娅家里日子过得轻松愉快。托尔斯泰夫人喜欢孩子，跟孩子们在一起，她很开心……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政府已允许切尔特科夫住在图拉省。于是托尔斯泰夫人又闹起来，又哭又喊地说，要打死切尔特科夫。谁也劝不住她。 塔尼娅夫妇竭尽全力来缓解托尔斯泰的困境，托尔斯泰深受感动，便把秘密写遗嘱的事告诉了塔尼娅。 托尔斯泰虽然受到夫人的折磨，但他心里仍然可怜夫人，爱着她。 9月10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索·安（托尔斯泰夫人名和父称的缩写——引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现在该吃午饭了，我去请她吃饭。整个晚上的情景将是很可怕的。” 9月24日，他的日记里还写着：“她有病，我从心底里可怜她。” 其实，夫人心里何尝不爱托尔斯泰呢。她有她的想法。我们只有了解了双方的想法之后，才能看清眼前这对夫妻之间所发生的这出催人泪下的悲剧的实质。因此，我们把她离开女儿家之前写给丈夫的一封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廖沃奇卡（托尔斯泰名字的爱称——引者），我本想在我们分别之前对你说几句话，但你跟我谈话时好生气，我不忍心破坏你的情绪。 “我恳求你，希望你要懂得，我对你的期望（而不是你所说的要求）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我对你的爱，我希望尽可能少跟你分离。我最痛心的就是局外人以一种对我不友好的态度来干涉我们，影响了我们长期以来无疑是恩爱夫妻的亲密生活。 “这次干涉已经被排除了，虽然很遗憾，你对此感到后悔，可是我却无限感激你，因为你的这种巨大的牺牲还给了我幸福和生命。我向你发誓，我要竭尽全力和气地亲切地愉快地关心你的精神生活和其他生活。 “要知道确有不少妻子对丈夫提出这么一些要求：‘咱们到巴黎去买时装吧；或者去玩轮盘赌吧；请接待我的情人吧；不许到俱乐部去；给我买一颗钻石；让不知跟谁生的孩子合法化。’等等。 “上帝使我拒绝了这种诱惑，也没有产生这类需要。我曾经这么幸福，所以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感谢上帝。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是提出要求，而是由于你的冷淡和切尔特科夫闯入我们的生活而感到非常痛苦。同时也是第一次怀着一颗饱受折磨的心希望恢复我们过去的那种生活——也许这已不可能了。 “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当然是恶劣的，笨拙的，不友善的。这对你来说是痛苦的，但对我来说更加痛苦，我对这一点感到很难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我的任性，我想不是。我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意志、精神、心灵甚至整个身体都衰弱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你偶尔流露的往日的爱情使我感到非常幸福。可是我对你的爱却从来没有削弱过，这是我的一切行动，甚至是我嫉妒和疯狂的根源，我将带着它结束自己的生命。请宽恕我吧，亲爱的，不要为了这封信而生气。 “对你来说，你的妻子永远是索菲娅。” 9月23日，萨莎从姐姐塔尼娅家里回来，发现父亲书房墙上挂的切尔特科夫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被摘下来了。肯定是妈妈摘下来的。萨莎不满，埋怨爸爸，说：“照片是你挂的，不是我挂的。现在妈妈摘下来，你却不敢再挂上。” 第二天照片又挂到了原来的地方。 托尔斯泰夫人看到照片又挂出来，就拿了一把玩具手枪，对着切尔特科夫的照片射击了一阵，然后就把这张照片摘下来撕成了碎片。 9月29日，托尔斯泰写道：“有件事我是很感动的。由于我对她亲热，她就对我表示感谢。她虽然可怕，但是我想她也是可以用善来战胜的。” 托尔斯泰的长子谢尔盖和长女塔尼娅来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坚决向母亲声明，假如她再不断折磨父亲，他们就将作为她的监护人把她送进疗养院去。 10月3日晚，托尔斯泰昏迷不醒，由于脚抽筋而全身发抖。早晨一切都过去了，神智已清醒。 塔尼娅和谢尔盖跟妈妈谈心，萨莎参加交谈，当着姐姐和哥哥的面直截了当地对妈妈讲了爸爸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她警告说，妈妈如果不走或不改变态度，爸爸忍受不了，会死掉…… 第二天，托尔斯泰夫人找小女儿萨莎，请她宽恕，说：“请宽恕我，宽恕我！我对你说句真心话，我永远也不再侮辱你了。”她反复划着十字，吻着萨莎。 “不侮辱我，也不侮辱父亲。”萨莎说着，泪如雨下。“不应该让他难过，我不忍心看他那种痛苦不堪的样子！” “我绝不再，绝不再，我向你发誓，”托尔斯泰夫人反复划着十字说。“我不再折磨他了。你不会相信这一夜我多么痛苦！我知道他生病是由于我的关系。假使他死了，我将永远也不会宽恕自己……” 10月12日又谈起遗嘱问题。托尔斯泰夫人说，假使托尔斯泰写了遗嘱，她可以否定它，并且证明托尔斯泰患了痴呆症。她为了这件事不时跑进托尔斯泰的房间，跪下来责备他，威吓他，恳求他取消这份遗嘱。 10月19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有这样记载：“夜里索·安来了。‘又是一个反对我的阴谋。’‘怎么回事？什么阴谋？’‘日记给了切尔特科夫，它不见了。’‘在萨莎那里。’我非常痛苦，好久睡不着……” 10月21日，农民诺维科夫从外地来访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很早就认识他，见过面，通过信，他是个聪明、成熟、赞成托尔斯泰观点的人。 托尔斯泰跟他提到自己处境的时候，说过要到他那里去。 10月24日，托尔斯泰口授由萨莎执笔给诺维科夫写信，询问可否在他的村里租一座独门独院的温暖的小农舍。 10月25日，托尔斯泰考虑并跟萨莎商量出走的路线。 10月27日晚上11点，托尔斯泰上床睡了，半夜三点醒了。像前几天夜里一样，他听到了开门声和脚步声，从门缝里看到夫人在书房里找什么，可能在找遗嘱。不知为什么这引起了他难以忍受的厌恶和愤慨。 他想入睡，但睡不着，翻来覆去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于是他就点上蜡烛坐起来。夫人进来问了问他的健康情况，这使他更加厌恶和愤慨。 这样，他就下了出走的决心。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然后就去唤醒医生杜尚、夫人的秘书瓦利娅和女儿萨莎，告诉他们要出走，请他们替他打点行装…… 终于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行李搬到了马车上。 萨莎跳到马车踏板上吻了一下父亲，说： “一路平安！” “再见了，亲爱的，”托尔斯泰说。“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托尔斯泰夫人差不多整夜没睡，11点才起床。她觉察到家里的气氛有些异样；不见托尔斯泰，便问萨莎： “爸爸在什么地方？” “走了。” “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萨莎说着，把爸爸留下的信给了她。 信上写道： “我的出走将使你伤心。对于这一点，我是很遗憾的，但是请你理解并且相信：我不能不这样做。我在家里的处境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 除去其他原因外，现在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奢侈豪华的生活；我的做法跟我这种年龄的老人通常所做的一样，就是离开世俗生活，离群索居，在僻静的地方度过残年。 “请理解我这一点；如果你打听到我的去向，也不要来找我。你来只会使你我的处境变得更糟，而且也决不能改变我的决定。感谢你跟我忠实地生活了四十八年。请宽恕我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过错；我同样也真诚地原谅你在我面前可能有过的一切过错。我劝你要安于我出走给你造成的新处境，并且不要对我抱有恶感。假使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那就请你告诉萨莎，她会知道我的地址的，并且会把必要的事转告我。我的地址，她是不会讲的，因为她答应过我不告诉任何人。 列夫·托尔斯泰 “又及：我已经委托萨莎收拾我的东西和手稿，并且转寄给我。” 托尔斯泰夫人没有读完信，把信扔在地板上，喊道： “已经走了，确实走了，再见吧，萨莎，我要投河了。”说着就向外跑去。 萨莎大声呼唤布尔加科夫，要他去追母亲。母亲只穿一件连衣裙就跑出去了。她跑到院子里，沿着花园向中间的池塘方向跑去。眼看布尔加科夫落在她后面了，萨莎拼命飞跑，横截过去。但还是没能追上她。 当萨莎跑到人们常在那里洗衣服的小桥时，夫人在又湿又滑的木板上滑倒，摔到水里去了。幸好那儿水不深，她被很快救了上来。 萨莎给哥哥姐姐发了电报，哥哥姐姐都回来了。除了老大谢尔盖，亲人们都不赞成托尔斯泰的行动。除了老四米哈伊尔，大家都写信劝托尔斯泰回来。 夫人的信最扣人心弦。她写道： “廖沃奇卡，亲爱的，回家来吧。你救救我，别让我第二次自杀吧。 廖沃奇卡，我终生的朋友，你希望我做什么，我一定做什么，我将抛弃一切奢侈，我们一起友好地对待你的朋友们，我将去治病，我会温顺的…… “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但是他们那种过于自信的武断是帮助不了我的。我需要的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我一定要见到你。我的朋友，请允许我哪怕向你告别也行，哪怕让我最后一次对你说我是多么爱你也好。你唤我去吧，或者你自己回来吧。请饶恕我，廖沃奇卡，我一直在寻找你，呼唤你。我的心里是多么痛苦啊！” 家里人都猜到托尔斯泰是到妹妹的修道院去了。夫人让老三安德烈到沙莫尔金诺修道院劝父亲回来。 托尔斯泰的确由医生杜尚陪同在谢基诺车站乘上午8点火车，在戈尔巴切沃转车，经过一天颠簸，晚上8点到了奥普季纳修道院旅馆，住了一宿。在这里，托尔斯泰口授了最后一篇论文——《有效的手段》，然后乘马车到妹妹所在的沙莫尔金诺女修道院，下午6点到达。外甥女丽莎恰巧也在那里作客，她们母女俩都理解并同情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感到欣慰和愉快。托尔斯泰已在附近农村租了一个住所，准备住下来。 10月29日，谢尔盖延科送来切尔特科夫给托尔斯泰的信，切尔特科夫在信里对托尔斯泰的出走表示肯定和支持。 10月30日，萨莎赶来，带来妈妈、哥哥、姐姐的信。得知夫人曾企图跳水，托尔斯泰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但他没有别的选择。考虑到妻子儿女随时都可能追来，托尔斯泰便决定离开这里，乘火车到南方去。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劝她好自为之，不要再找他。信里说：“见面尤其是回去，目前是不可能的。正如大家所说，这对你极其有害，对我则十分可怕。……我劝你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适应一时还不习惯的新处境，而主要的是就医。……不要以为我出走是因为不爱你，我爱你，而且真诚地怜悯你，但我不能有别的选择……” 10月31日，凌晨4点，托尔斯泰给妹妹写了一封告别信，就匆匆出发了。他甚至没等找到第二辆马车，自己跟杜尚坐上找到的车先到科泽尔斯克车站去了。萨莎和瓦利娅找到另一辆马车后，坐车赶到车站。买好票，上了车，车就开了。托尔斯泰决定先到新切尔卡斯克找杰尼先科先生（外甥女丽莎的丈夫）；如果能弄到护照，就从那儿上保加利亚托尔斯泰侨民区去；要是弄不到护照，就到高加索去。 车厢里的人认出了托尔斯泰，转眼之间消息传遍了全列车。许多好奇的人赶来看他。列车员招待十分殷勤，他们把托尔斯泰安排在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里，帮助萨莎给托尔斯泰煮燕麦粥，赶走那些好奇的人。 三点多，托尔斯泰浑身发冷，喊萨莎。萨莎来给他盖得暖和些，试了体温，发烧。 火车进站停车时，萨莎下车打来开水。杜尚说，给病人喝点带酒的茶也许会好些。但是，喝完了，托尔斯泰继续打寒颤，体温又升高了。 萨莎跟杜尚商量，决定不往前走了。晚上八点来钟，火车开到阿斯塔波沃车站，托尔斯泰一行决定下车。下车后，杜尚请站长帮助找个住处。这里没有旅馆，站长劝他们住在他家里。 托尔斯泰穿过候车室时，人们聚拢过来，脱帽向他致敬，他吃力地把手举到帽沿回礼。 托尔斯泰刚被脱掉衣服安顿到床上，就昏迷过去，左半边脸和手脚抽搐起来。车站医生来给他打了强心针，他就睡着了，两个小时后恢复了知觉，决定休息一下，明天再继续往前走。 11月1日，托尔斯泰口授由萨莎执笔给谢尔盖和塔尼娅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希望并且深信你们不会因为我没有叫你们来而责备我。 如果我叫你们来，而不叫妈妈来，她会很伤心的，其他兄弟也如此。你们要好好理解我叫切尔特科夫来的意思……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最后40年所从事的事业。这个事业不仅对我个人重要，我认为（不管是对是错）它对一切人，包括你们也都很重要。…… “再见了，你们要尽力劝慰妈妈，我对她怀有最真诚的怜悯和爱。” 11月2日，托尔斯泰从早晨起体温慢慢升高，出现咳嗽现象。痰里有血，是肺炎。 当天下午5点，杜尚收到一封电报，说托尔斯泰夫人带安德烈、米哈伊尔以及医生等将乘特快列车赶来。 11月3日，医生尼基京以及戈尔布诺夫和戈利坚维叶泽尔来了。托尔斯泰跟戈尔布诺夫谈小丛书《生活之路》的出版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同一天，夫人和几个子女赶来了。医生跟大家商定，为了不使托尔斯泰激动，只允许谢尔盖和塔尼娅去看他。托尔斯泰见到两个孩子很高兴，一再询问夫人的情况，他担心他去世后人们会把夫人想得很坏，他含着眼泪说：“我们本来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 11月4日，托尔斯泰几乎失去了知觉。他一会儿说胡话，想解释什么，一会儿静静地躺着不动。他说胡话，很难听懂他说什么。 “探索，探索。”他忽然很坚定地说。 这天晚上，瓦利娅走进房间时，他忽然在枕头上稍稍抬起头，伸出手来，高兴地喊着： “玛莎！玛莎！”他以为是二女儿进来了，其实他的二女儿玛莎1906年就去世了。 11月6日，萨莎和塔尼娅坐在他身边。他猛然欠起身来，坐在床上。 萨莎问他： “要把枕头放好吗？” “不是，”他的话坚定而明确。“不是，我只是劝你们记住一点： 世界上除了托尔斯泰外，还有许多人，可你们只看到一个托尔斯泰。” 傍晚时分，托尔斯泰病情严重了。给他吸氧气，注射莰酮。他平静了一会儿，对谢尔盖说：“谢尔盖！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 11月7日，凌晨5点，托尔斯泰夫人被允许进去看失去知觉的丈夫。 她俯身向丈夫告别，并温存地请他原谅她对不起他的地方，得到的回答只是几声长叹。 六点零五分，托尔斯泰与世长辞了。 9日清晨，托尔斯泰的灵柩运抵扎谢克车站。尽管当局百般阻挠，仍有数万群众坐火车赶来为托尔斯泰送葬。当天下午，遵照托尔斯泰遗嘱，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扎卡斯峡谷旁那个藏有传说中的小绿棒的地方。 1911年到1913年，托尔斯泰的遗嘱实现了：他没有出版过的著作出版了；兄弟们的土地被买出来，分给了农民；版权献给了人民，由人民共同享用。 1920年，萨莎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同妈妈、姨妈塔季扬娜以及姐姐塔尼娅小住。悲伤使托尔斯泰夫人变得衰老了，全身佝偻，视力很差，懵懵懂懂，神态木然。萨莎要离开的那天，她得了肺炎，萨莎留下来护理她。她很温和，非常有耐心地忍受着痛苦。 “亲爱的萨莎，请宽恕我！我不知道过去是怎么搞的……我永远爱他，我们俩的全部生活彼此都是忠实的……” “请你也宽恕我，我在你面前也是有许多过错的。”萨莎流着眼泪说。 托尔斯泰夫人肺部出现了水肿，喘不上气来。她一边忏悔，一边进圣餐，安静地死了。小女儿萨莎给她合上了眼皮……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 托尔斯泰生平大事记 1828年8月28日托尔斯泰诞生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930年2月7日托尔斯泰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去世。 1836年秋全家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迁往莫斯科。 6月21日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去世。 1841年8月30日托尔斯泰兄弟们的监护人、姑母亚历山德拉·伊里尼奇娜·奥斯滕-萨肯去世。 9月托尔斯泰兄弟们迁往喀山，住在新监护人、姑母佩拉格娅·伊里尼奇娜·尤什科娃家里。 1844年9月20日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文专业。 1845年9月13日托尔斯泰转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 1846年秋托尔斯泰兄弟迁入自己的寓所。 1847年4月托尔斯泰离开喀山大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847年初夏兄弟姊妹分家。托尔斯泰分得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企图改善农民的状况，失败。 1848年10月开始在人生道路上彷徨，徘徊于莫斯科、彼得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之间。 1851年4月随长兄尼古拉去高加索。 7月以自愿兵身份参军。 1852年1月正式入伍，成为炮兵下士。 6月中篇小说《童年》脱稿，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52年第9期。 9月开始创作《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 12月短篇小说《袭击》脱稿，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53年第3期。 1853年1—3月参加讨伐车臣人的作战行动。 8月开始写短篇小说《逃亡者》。 9月完成短篇小说《一个台球记分员札记》，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55年第1期。 1854年1月擢升为准尉。离开高加索，去多瑙河部队。 3—11月在多瑙河部队。 4月27日《少年》脱稿。 11月7日到达塞瓦斯托波尔。 1855年3—4月写《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4—5月在塞瓦斯托波尔第四棱堡参加战斗。 6月短篇小说《伐林》脱稿，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55年第9期。 6—7月写《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11月初离开塞瓦斯托波尔。 11月19日到达彼得堡。1856年5月17日离开彼得堡。 在彼得堡期间结识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 夫、鲍特金、费特、巴纳耶夫等许多作家。 结识终生不渝的亲密朋友、堂姑亚历山德 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 12月《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脱稿。 1856年1月22日三哥米佳（德米特里）病逝于奥廖尔。 1—2月写短篇小说《暴风雪》。 3—4月写《两个骠骑兵》，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56年第5期。 5月16日获准休假（回农村假期三个月，出国假期八个月）。翌日即离开彼得堡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6月同庄园农奴商讨解放农奴方案，未被农奴接受。 6—12月同瓦列里娅·阿尔谢尼耶娃小姐谈恋爱。 9月24日中篇小说《青年》脱稿，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57年第1期。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 11—12月写短篇小说《被贬为列兵的人》，发表于《读者文库》。1856年第12期。修改《一个地主的故事》，改名为《一个地主的早晨》，交《祖国纪事》发表。 11月26日以炮兵中尉衔退伍。 1857年1月29日第一次出国游历。 7月6日短篇小说《卢塞恩》脱稿，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57年第9期。 8月8日从国外返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858年1月短篇小说《三死》脱稿。 4月短篇小说《阿尔别特》脱稿。 1859年1月28日根据康阿克萨科夫的提议，被推选为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会员。 1—4月写中篇小说《家庭幸福》。 11月开始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为农奴子女创办学校。 1860年7月2日第二次出国游历。 9月20日长兄尼古拉病逝于法国基厄尔。 11—12月动笔写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 1861年3月在伦敦结识赫尔岑。 3月在比利时访问蒲鲁东和莱莱韦尔。开始写短篇小说《波利库什卡》。 4月13日从国外回到彼得堡。 5月就任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第四区调解人。 5月27日在诗人费特庄园里同屠格涅夫发生口角，绝交。 1862年2月《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创刊号出版。 5月26日获准辞去调解人职务。 7月6日杜尔诺沃宪兵上校带人搜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9月23日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结婚。 1863—1869年创作《战争与和平》。 1863年2月中篇小说《哥萨克》在《俄罗斯导报》第1期发表。 3月中篇小说《波利库什卡》在《俄罗斯导报》第2期发表。 6月27日长子谢尔盖诞生。 1864年2月携喜剧剧本《一个受传染的家庭》来莫斯科，希望小剧院上演，未成功。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剧本持否定态度。 6月4日长女塔尼娅诞生。 1865年2月长篇小说《1805年》（后改名《战争与和平》） 第一至二十八章在《俄罗斯导报》第1期发表。 1866年3月与画家巴希洛夫相识，并请画家为《1805年》作插图。 5月22日次子伊里亚诞生。 1867年6月2日与卡特科夫的出版社商谈《战争与和平》的出版事宜。 12月《战争与和平》第三部出版。 1868年3月《战争与和平》第四部出版。 1869年2月《战争与和平》第五部出版。 6月20日三子列夫诞生。 9月3日为购置田产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此即所谓“阿尔扎马斯恐怖”。 12月《战争与和平》第六部出版。 1870年2月24日同夫人谈《安娜·卡列尼娜》构思，翌日写出第一张草稿。 1871年2月12日次女玛莎诞生。 6—7月在萨马拉购置田产。 1871年8月数学家、哲学家、《曙光》杂志编辑尼·尼·斯特拉霍夫开始拜访托尔斯泰，后来成为托尔 斯泰终生亲密朋友。 9月开始编《识字课本》。 1872年3月《高加索俘虏》脱稿，发表于《曙光》杂志1872年第2期。 6月13日四子彼得诞生，仅活了一年零四个半月。 11月《识字课本》出版。 1873年3月18日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 5月16日前后《安娜·卡列尼娜》草稿写完。 10月修改《安娜·卡列尼娜》。 12月当选为俄国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通讯院士。 1873—1874年为赈济萨马拉饥民募捐。 1874年4月22日五子尼古拉诞生，十个月后夭折。 4月编写《农村实用语法》。 5月《论国民教育》脱稿，发表于《祖国纪事》1874年第9期。 6月22日表姑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叶尔戈利斯卡娅逝世。 1875年1月《安娜·卡列尼娜》前十四章在《俄罗斯导报》第1期发表。 11月1日三女儿瓦尔瓦拉诞生，即死。 12月22日姑母佩拉格娅·伊里伊尼奇娜·尤什科娃逝世。 12月《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分脱稿。 1877年6—7月修改《安娜·卡列尼娜》，准备出单行本。 12月6日六子安德烈诞生。 1877年开始探索人生哲理和宗教问题。探索的结果写在《忏悔录》（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1882—1886）等著作里。 1878年1月《安娜·卡列尼娜》单行本出版。重新动笔写《十二月党人》。 4月6日主动写信同屠格涅夫和解。开始写自传《我的生平》。 1879年12月22日七子米沙诞生。 1880年1月动笔写《忏悔录》。 10月7日结识画家列宾。 1881年夏徒步去奥普季纳修道院。 7月去萨马拉进行马奶酒治疗。 8月短篇小说《人靠什么活着？》脱稿。秋全家迁居莫斯科。 10月31日八子阿列克谢诞生。 1882年1月参加莫斯科社会调查。 1883年1月写《我的信仰是什么？》。 秋结识弗·格·切尔特科夫。 1884年秋媒介出版社成立 6月18日四女儿亚历山德拉（萨莎）诞生。 年底经切尔特科夫介绍认识巴·伊·比留科夫。 1885年写完《哥儿俩和黄金》、《伊里亚斯》、《放火容易熄火难》，动笔写《蜡烛》、《两个老头》、《傻子伊万的故事》等故事。修改中篇小说《霍尔斯托密尔》。 1886年1月18日八子阿列克谢夭折。 2月结识作家柯罗连科。 1886年3月写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写《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等民间故事。 5月写完故事《雇工叶梅利扬和空大鼓》。 11月写完剧本《黑暗的势力》。开始写喜剧《教育的果实》。 1887年4月结识作家列斯科夫。 1888年2月28日次子伊里亚结婚。 3月31日九子伊万诞生。 1889年4月5日开始写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 11月10日开始写中篇小说《恶魔》。 12月26日开始写《科尼的故事》（后改名《复活》）。 1890年1月10日《黑暗的势力》首次在俄国公演。 4月15日《教育的果实》在图拉上演。 1891年4月托尔斯泰把财产分给妻子儿女。 9月16日声明放弃1886年版第12卷、1891年版第13卷以及未刊印过和今后写成的所有作品的版权。 1891年9月—1893年10月萨马拉、梁赞、图拉三省闹饥荒，托尔斯泰为饥民募捐并领导赈灾工作。 9—10月《论饥荒》脱稿，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表。 1893年5月写完《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 9月结识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895年2月九子伊万夭折。 春写《复活》。 3月27日在日记里起草遗嘱。 5月写《毫无意义的幻想》。 8月契诃夫访问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2月写论文《可耻》。 1896年1月写《光在黑暗中发亮》。 1896—1904写《哈吉穆拉特》。 1897年1月写《艺术论》。 6月2日次女玛莎出嫁。 1898年春—1899年初图拉、萨马拉、奥廖尔等省又发生饥荒。托尔斯泰呼吁赈灾并担任领导工作。 1898年—1899年末写《复活》并以所得稿酬资助杜霍博尔派教徒移居国外。 5月写《饥荒抑或不是饥荒》。 1899年11月14日长女塔尼娅出嫁。 1900年1月8日当选为俄国科学院文学部名誉院士。 1月高尔基拜访托尔斯泰。 5月动笔写剧本《活尸》。 1901年2月22日东正教主教公会决定革除托尔斯泰教籍。 4月4日写完《答复主教公会2月20—22日的决定以及我因此收到的一些来信》。 5月初全家迁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秋由妻子女儿女婿等人护送到雅尔塔休养。 1902年5月25日柯罗连科拜访托尔斯泰。 6月25日由雅尔塔返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903年1月开始写《回忆录》。 4月谴责基什尼约夫市蹂躏犹太人暴行。 8月写完短篇小说《舞会之后》。 1904年1月写完《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 2—3月写《清醒清醒吧！》。 3月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逝世。 8月二哥谢尔盖逝世。 1906年4—6月写《论俄国革命的意义》。 11月13日写完短篇小说《我梦见了什么？》。 11月27日次女玛莎病逝。 1908年1月收到爱迪生的新奇礼物——录音机。 5—6月写《我不能沉默！》。 8—9全俄各地自发庆祝托尔斯泰八十寿辰。 1909年12月同印度圣雄甘地通信。 1910年3月写喜剧《万恶之源》。 7月22日签署遗嘱，放弃1881年以后发表的著作的版权。 10月28日离家出走。 10月31日因患肺炎，在阿斯塔波沃车站滞留。 11月7日逝世。 11月9日安葬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本表日期全为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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