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传》 第一章 倔强的女孩 引言 在浩渺的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像天上的星辰，每当人们陷入苦难黑夜之际，便熠熠闪光，照亮每一个可能陷入痛苦和软弱的人的心灵。他们的光芒，正是一颗颗优美的灵魂。圣洁的灵魂，似黑暗中的火，可能遥远，可能切近，但不论距离多远，他们始终在燃烧，仿佛用他们的温度来洗染并振奋人类的美好。 弗罗伦丝·南丁格尔（1820—1910年）便是这样一颗星辰，她的道德光芒随着历史的发展显得愈来愈亲切。 1854年，沙皇俄国与英法联盟展开了克里米亚战争。沙皇俄国企图吞并土耳其，而英法联盟试图保卫他们在当地的殖民利益。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双方有大批伤病员。英军的战场医院死亡率高达50％。此时，战地护理的迫切性提升到相当高度。南丁格尔作为一名自愿投身被当时社会舆论视为下贱行当的护士，被英国政府选派，率领38名护士前往克里米亚战区。 她在遭受种种歧视和刁难的情况下，怀着对伤病员的真挚同情和满腔热爱，以无比的勇气向官僚主义挑战，义无返顾地投身繁重的工作，并以其高效率的能力使死亡率一度降低到2％（据大英百科全书1978年版），创造了人类战地护理史上的奇迹。 每当深夜，南丁格尔提着油灯穿过长达六英里的斯卡特里战地医院。她探望着每一个伤病员，瘦削秀美的身影投落在病人的枕上。有的伤病员在百般痛苦之际忍住伤痛，吻着她的身影，因为他们知道，南丁格尔小姐永远不会抛弃他们。她正视他们的痛苦，即使在即将死去的一刻，她也会紧握他们的手，分担死亡的痛苦。南丁格尔的确是这么做的。对于每一个遭受奴役和驱赶的下级军人，她总是珍视他们的感情，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帮他们写信、存钱，建立文化生活，不一而足，以至于自己病倒，但仍不忘护理使命。因此，美国大诗人朗费罗曾在战后写下这样的赞诗—— 于英格兰的浩瀚卷帙之中， 穿越她那悠长的演讲和歌唱， 来自过往的无数碑坊， 应是她闪烁的光芒。 在此地的伟大历史之中， 矗立着一位提灯的女郎， 为英姿飒爽的的优秀女性， 树立起高贵的美好形象。 由于在战争期间的卓越贡献，南丁格尔被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授予圣乔治勋章和一枚美丽的胸针。 胸针上镌刻着《圣经》里的名言：怜恤他人的人有福了！ 战后，当全英上下筹办盛大欢迎仪式的时候，不慕名利的南丁格尔悄然回到家中。当她身穿便服，头蒙黑纱，从后门溜回家时，老管家竟认不出她了。当她揭开面纱，人们才认出她。她因多日积劳，身体虚弱，一回到家便倒在床上了。 由于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亲身体验，使她认为护理是一门范围广泛的科学。要冲破宗教的长期束缚和控制，必须设立专门学校，严格训练，才能培养出合格的护士。1860年，她在伦敦圣汤玛斯医院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为世界各国的科学护理事业打下基础。日后的国际红十字会的诞生也是由于她的事迹的影响。她在统计学等科目上也做出巨大贡献。 作为一名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小姐，南丁格尔为投身护士职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她放弃了上流社会的豪华生活，甚至放弃了被世人所称羡的婚姻，多次拒绝上流贵族的求婚，在重重的家庭压力下投身护士工作。这是她在17岁时于日记中记下“神召唤我来侍奉他”的语句。之后他逐步探索并发现自己使命的结果。 自小，她喜爱照顾小动物和病人。在接受良好教育后，她的仁爱之心愈发博大。力图寻求有意义的生活。自神召之后，她曾因目标难以达到而数次陷入精神苦闷，差点难以自拔。但她通过学习护士工作，为他人服务的努力使自己明确了人生目标。她以悲悯之心投身苦难的人群中，通过对他人生命的照顾进而更深地爱护自己的灵魂，以与苦难作斗争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接近上帝。作为一名基督徒，她以关爱他人的行动，找到了道德品格的磨砺之道。 她的一生，可以说是通过基督教的浸润而一步又一步地培育了爱护生命的道德感情，又通过努力学习和实践发掘了杰出的才能，并以才能尽大范围地服务人类，从而完成了对完美生命的追求。 她的爱心的实现，证明了这样一句话：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幸福，其自身就愈幸福。这种幸福是不朽。幸福来自努力的爱。 1. 女孩名唤弗罗伦丝 1820年夏天，一个名唤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女孩降生了。因为她的降生地是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名城佛罗伦萨，所以她的母亲樊妮·南丁格尔为她如此取名。樊妮没有想到，50年之后，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少女被取名为弗罗伦丝，以表示对这个女子的敬意。这个在1820年还罕见的名字，随着岁月流逝几乎家喻户晓。 南丁格尔的父亲叫威廉·爱德华·南丁格尔，母亲名叫樊妮。他俩自1818年结婚后，一直在欧洲各地旅游。1819年，樊妮在那不勒斯生养了第一个女儿，便以这座城市的希腊名称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芭斯诺普（parthnope）①。 ① 芭斯诺普（parthenope），据希腊神话传说，地中海有一种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美妙的歌声引诱海员，致使航船触礁沉没。parthnope就是这种海妖中的一员。但有一队海员在英雄尤利西斯率领下未受骗上当，parthnope气死坠入海中，尸体漂到一个城镇郊外的海滩上。这个城便定名为parthnope，即现今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城。 威廉夫妇两人都有出众的仪表和丰富的智慧，但并不是一对相配的夫妻。樊妮30岁，美丽大方，生活奢侈；而威廉还不满24岁。樊妮很早就认识威廉，因为他是弟弟奥大维的同学，经常到家里来玩。当时的他又高又瘦，是个十分不起眼的男孩，总爱靠在炉边或门边站着，从不喜欢安静地坐着。 威廉在11岁对，继承了一笔年收入为七八千英镑的财产。那时他在剑桥大学念书，虽然平时不太用功，但因为他的聪敏和机智，使他在同学之间颇具名声。他的外貌变得英俊迷人，尤其是稳重而冷静的态度，更是有十足的魅力，俨然一副翩翩风度的艺术家派头。谁也想不到，成长竟带给他如此大的改变。 威廉的个性平凡内向，且不易与他人相处，但由于樊妮的美丽，使他像冰块溶解一样，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在热烈地追求樊妮的时候，他们能够融洽地在一起相爱。 但是，樊妮的家人却不能接受威廉，因为他不是一个勤奋果断的人，作事也不够积极踏实，所以认为他不适合作樊妮的终身伴侣。然而樊妮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威廉结婚，并且到了国外。 樊妮自信可以改变威廉，使他成为一个温文儒雅的绅士，并在上流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此，他们购置了一套豪华的大房子，热衷于艺术的追求，还经常设宴款待名流。 1821年，南丁格尔一岁的时候，全家回到英国。 由于威廉继承的那幢房子不适合威廉一家人居住，便前往他在英国旅行时所建造的别墅——李哈斯特。 然而，李哈斯特除了风景优美之外，一无是处。那里与外界的交通不便，又极其寒冷，才住了一个冬天，就使南丁格尔两姊妹都染上了支气管炎。加上李哈斯特的空间狭小、寝室太少，樊妮更为不满。 1825年，威廉在英格兰南部的罕布夏附近，买下了恩普利。这幢房子是乔治王朝末期的建筑物，地点和伦敦十分接近，也很靠近樊妮两个姊妹所在的地方。和远离人烟的李哈斯特比较起来，恩普利是个被温暖包围的地方。 南丁格尔五岁的时候，全家的生活才告稳定。他们在一年之中，夏天到李哈斯特避暑，其余的时间都在恩普利度过。还分别在春秋两季，各选一季去伦敦度假。 威廉平静地过着他的乡绅生活。他射击、打猎、钓鱼，为他的佃户们做些好事，也参与地方政务活动。樊妮盼望丈夫终有一日能参加议员的竞选。 樊妮的生活幸福而平顺，心头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女儿弗罗伦丝——“弗罗太内向了”。 他们已经将芭斯诺普简称为芭斯，便同样地也把弗罗伦丝简称为弗罗。芭斯和弗罗虽然都没有继承到母亲的绝代风华，但弗罗也是一个容貌出众的小女孩。她有一头柔亮浓密的褐发，一张清秀柔和的脸庞，更拥有别人少有的文静。 小时候，弗罗就独具个性。当父亲威廉带着芭斯和弗罗散步的时候，紧紧抓住父亲上衣下摆（当时的男子都穿着长长的燕尾服）的是姐姐芭斯；而跟在后面不敢落后，摆动着双手而走的是弗罗。她很不乐意让人牵着她的手行走，偏要独立行走，以至于仆佣们都颇感诧异。 南丁格尔家中，有许多供嬉戏的大院子，和许多猫狗之类的小宠物，但这些都无法满足她幼小的心灵的需求。 幼时的南丁格尔，不易与人相处，固执跋扈，脾气暴躁，内心总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和别人不同，更不喜欢和陌生的小孩子做朋友。 一开始，她很清楚自己这样是不对的，而感到害怕。但日子久了以后，她这些害怕的感觉，却逐渐演变成不满和反抗的心理，对于自己周遭的事物，抱以厌恶轻视的态度。 和许多富于想象力的孩子一样，南丁格尔喜欢编织梦想。有时她可以静坐好几个小时，一头栽进自己的幻想世界，把自己想成故事中的女主角。 她不喜欢和人亲近，却又无法一个人独处，而要求比别人更多的关怀和爱。 当对一个人有好感的时候，南丁格尔会疯狂地热爱她，让那个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幼年的时候，她就曾经对家庭教师克莉丝蒂、玛伊姑妈和堂姐们产生这种热烈的崇拜的心理，甚至因为她们的先后离去，南丁格尔还大病一场。 南丁格尔还热爱小动物。她热衷于将受伤的小动物精心养护。 有一次，她外出在农庄里玩，牧师先生带着她。她发现一个牧羊男孩手里执着一根绳子，细一打听，原来男孩要将一条受伤的牧羊犬卜鲁固弄死。 南丁格尔知道卜鲁固是此地最聪明的牧羊犬，想到它因为受伤便要活活被弄死，就很难过。她着急地问牧师：“牧师，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它是不是真没希望了？” 牧师说：“这里的村民连自己受伤都照顾不好，恐怕这狗没有希望了。” 但在南丁格尔的再三请求下，牧师还是带着她去看望牧羊犬卜鲁固。狗的确伤得很重，但没伤着骨头，是皮肉浮肿。幸好牧师懂得一点简易的医护知识，告诉南丁格尔应该用热敷消肿，于是，这位纤小的弗罗小姐立刻找了一件破旧衣撕成碎布条，再三让牧师教她如何热敷。 在牧师的指点下，南丁格尔细心地给卜鲁固疗伤。当卜鲁固的主人克甫老爷爷回到家中，发现狗已经有恢复的希望，不由得深深地感谢南丁格尔小姐。南丁格尔说：“我明天还要带糖给卜鲁固吃呢。” 2. 慈父的教育 威廉喜欢新奇的事物，又很风趣，孩子们都乐于接近他。威廉常将自己满腹的知识，利用闲暇教导两个女儿，并在与她们的谈话中，发现姐妹两人的理解能力都很强，反应灵敏，记忆力又好，但是比较起来，南丁格尔比芭斯优秀。 对芭斯而言，容貌和头脑都比不上弗罗妹妹，心里难过自己不受重视，而那个爱生气，又难相处的弗罗，竟被大家捧在手中。不过，虽然芭斯心中忿忿不平，却因为自己是姊姊，不得不善待妹妹，内心又爱又妒。 因此姐妹俩的感情，并不如母亲所想的那样美好。 要想找到适合这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再加上威廉和樊妮所要求的，既要有高度的知识水平，还要有高尚的品德，这更是一大难题。所以，1833年起，威廉决定亲自教育这两个女儿。 除了音乐和绘画是请家庭教师指导之外，其余的各国语言和历史、哲学，都由威廉负责指导。父亲的课程紧凑而严格。芭斯因为无法忍受长时间坐在桌前，埋首于艰涩的希腊文中，于是有了逆反心理，经常逃至母亲身边，或是跑到院子里。 南丁格尔和父亲很谈得来，两人对事物的看法往往有契合之处，个性也较深沉，喜欢思考抽象的事物。芭斯看到父亲和妹妹感情融洽，心里很不高兴。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南丁格尔这个外表文静，内心时有梦想和不安的小妹妹很有些莫名其妙的本事。不论她做什么事情，都会使芭斯去仿效。芭斯总想支配妹妹，她既崇拜她，又从心眼里嫉妒她。在接受父亲知识教育之前的1830年，南丁格尔从费尔奥克斯就曾写信给芭斯：“看在亲爱的爸爸份上，让咱们俩和好吧，比过去更相爱吧！这是上帝的愿望，妈妈也特别希望这样。” 接受父亲的知识教导后，两人的差异就逐渐显著起来。 于是，当南丁格尔16岁的时候，家中分成两个小集团，芭斯和母亲常常在客厅，南丁格尔和父亲却常在书房。 母亲总是为一些琐事忙碌。她一会儿要装饰房间，一会儿要插花，更要不断和朋友交际，还经常和家人通信。对南丁格尔来说，这些都是浪费生命的事情。她曾经说过：“我不能忍受为了无意义的事情，浪费了时间，我只喜欢作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从表面上看，南丁格尔有个十分平静的少女时期，在恩普利和李哈斯特的生活，安适而恬静。事实上，南丁格尔却像是一株温室中的花朵，敏感而脆弱。幸好，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使她有努力的方向，并摆脱一些烦忧。 南丁格尔的学习成绩的确出色。读了英国史、外国史，足够的小说和诗，数学、心理学，对于艺术和各国语言，诸如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等，都有了解。当时这样的知识程度，在少女中是罕见的。 她不到10岁时就能自动地用法语来写日记，维持有两年以上，而日记上的字，也写得十分整齐。日记的封面写着“拉·威·德·法兰斯·曼西纽”，这在法语的意思是——夜莺的传记。夜莺，即南丁格尔的姓nightingale的英语含义。这种鸟，在英国是4月飞回来，8月就飞往非洲的候鸟。英国的每个人，都很喜爱这种从黄昏到夜晚，有时清朗，有时悲伤，用清亮声音唱歌的小鸟。在南丁格尔一岁时去世的英国著名诗人约翰·济慈①就曾写过名篇《夜莺颂》，南丁格尔还颇为喜欢。这本法语日记表明，南丁格尔可能把自己当成这种小鸟吧。 ① 约翰·济慈（johnkeats，1795—1821年），诗人。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当过医生的学徒，后投身于诗歌创作。主要作品有长诗《恩底弥翁》、《伊萨贝拉》、《圣爱格尼斯之夜》、《赫披里昂》和抒情诗《希腊与瓮颂》、《夜莺颂》等。 南丁格尔还时常写些笔记，将读书心得和有关疑问记录下来，偶尔也写下自己对生活的反省。她还和自己最喜欢的人，如父亲、梅姑妈、表姐希拉莉·波朗·卡特等人写信。她从不像姐姐芭斯那样写充满客套话的信，而是写真情实感。 威廉先生在教育过程中发现，南丁格尔还热衷于讨论政治问题，比如哪位先生适合作本届首相。他总是对南丁格尔的观点进行中肯评论，使南丁格尔的见识更进一层。于是，在威廉心中，这个女儿有点儿不同寻常。 3. 秘密——神的召唤 九岁时，她在第一篇日记里写道：“神，必与我们同在。” 1837年2月7日，南丁格尔17岁时，在日记上写道：“神召唤我来侍奉它。” 神，指的是南丁格尔所信奉的基督教新教①的上帝。南丁格尔为什么会写下这句话她没有做出解释。这句话，颇有神秘意味地表明，南丁格尔在长期阅读《圣经》的过程中，保持了与上帝的交流，最起码有了自身对宗教精神的向往和理解。 ① 新教，亦称“更正教”“抗罗宗”“耶稣教”。基督教的一派，与天主教、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因对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抱抗议态度，故有“抗罗宗”之称。其教重视信徒直接与上帝相通而无须神父作中介。因而，南丁格尔的“上帝的召唤”是符合新教信徒的特点的。 在19世纪的英国，对精读《圣经》而过着祷告生活的少女来说，这并不是很稀奇的经验。因为有些诚心诚意地遵守《圣经》的教诲，而且每天祷告的少女，也会感到上帝说的“要这样做”的声音。 在南丁格尔的神谕中，并没有听到上帝叫她具体做哪件事。于是，这次神的召唤，也许在她心中相当晦涩但又十分令她神往，既而又有痛苦迷惑的感受。这，成为她心中的一件秘密。 当时，浪漫主义的波涛，正席卷整个欧洲，渗入英国的每个家庭中。一般仕女，都纷纷仿效拜伦①和夏多布利昂②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认为依感情来行事，是非常了不起的。“纤细和柔弱”是当时流行的形象。樊妮、芭斯和南丁格尔全都陶醉在这种形象中。 ① 拜伦（1788—1824年），出身贵族的诗人，曾就学于哈罗中学和剑桥大学，游历过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国，后移居意大利并参加烧炭党抗击奥国占领者的活动。1823年，去希腊参加希腊志士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武装斗争，但不久病死于军中。其最卓越的代表作为长诗《哈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审判的幻景》和《唐璜》。 ② 夏多布利昂（1768—1848年），法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著有小说《阿达拉》、《基督教真谛》等名作。 南丁格尔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中成长，深受影响。她一方面懂得随机应变，另一方面，又十分敏感、夸张，情感矛盾。在她的一生中，只要触及感情的问题，就变得冲动，缺乏理性。 譬如，她自己喜欢讨论政治问题，但一旦父亲要参政，她就不无微辞。1834年夏天，南丁格尔、芭斯和家庭教师，一起到英格兰南部，怀特岛的高斯。当威廉写信告诉她们，自己已接受邀请，将参加下届议员的竞选时，芭斯和南丁格尔显得十分生气，甚至于歇斯底里。 “老天！教我们如何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南丁格尔回信道：“这将使我们宁静的小世界受到干扰，天翻地覆！” 威廉是1832年选举法修正案的支持者，同时宣称，在修正案成为法律实施之前，他绝不参加政治活动。当然，他破坏了自己的诺言。这个结果，不但造成选举的失利，也使他对政治本身失望至极，因为，他不愿用不正当的贿选手段获胜。 第一次接触实际的政治，就使得威廉受挫而失望，所以他下定决心，不再踏入政界，从此，避免参与政治性的活动，转而出席学者的聚会。 他挪出更多的时间教育南丁格尔，并将一天大半的光阴消磨在书房中，不停地思索一些哲学类的抽象问题。 威廉非常满意这种平静的生活，他常说自己真正的家是“安静和影子”。但樊妮却受不了这样沉静的日子，所以，把自己对人生的希望，从丈夫转移到女儿身上。 南丁格尔和芭斯一天天长大，已到了出现在社交场合的年龄。由于他们在伦敦没有房子，而所有家庭的宴会，必须在恩普利准备。但是恩普利的房子已经老旧，卧室又不敷使用，所以决定将恩普利全部翻修。 樊妮提议，趁着老房子整修的期间，全家到国外旅行。她希望前往法国和意大利，因为在那儿有许多熟识的朋友。 威廉开始着手设计旅行用的马车，并决定在1837年9月出发。 就在全家筹备出国旅行的过程中，南丁格尔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召唤。 她除了在日记上写下这次召唤外，并没有向其他人提起。这是一件隐藏于心的秘密。 此后，她还陆续听到这个来自神的声音，那是在着手筹备贫民妇女医院之前，和克里米亚战争前夕，以及1861年，对她影响至深的朋友和保护人锡德尼·赫伯特去世不久之后。 4. 欧洲的旅行 1837年9月9日，南丁格尔全家坐上由威廉亲手设计的马车，离开庐阿布尔，前往意大利。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南丁格尔和姐姐芭斯都坐在车顶——父亲设计的位子，欣赏着沿途的风景。驾马车的人一路哼着轻快的曲调，马鞭扬在空中，发出咻咻的声音。车子在笔直的道路上缓缓前进。 南丁格尔陶醉在旅行的喜悦中。在以哥特式大圣堂闻名的查尔崔斯市区，一整个晚上，她都坐在窗边，看着被月光笼罩的大圣堂，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美丽的传说，沉浸在罗曼蒂克的夜色里。 尽管南丁格尔沉醉于夜色，但她仍以一贯冷静的态度，写下旅行日记，详细记载着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以及正确的距离。 12月中旬，全家来到法国南部的尼斯。 尼斯有英国人住宅区，那儿常举行舞会和音乐会。此时，南丁格尔的日记中已经看不见对月光和风景的描述，取而代之的是热衷于跳舞的她。在给堂妹希拉莉的信中，也频频出现各类的新名词及不同于以往的语气。 次年1月，当他们要离开尼斯的时候，南丁格尔感到依依不舍，一路上也无心去欣赏波光潋滟的海景，只是留在马车中，不断流下伤心的眼泪。 五天后，他们到达了意大利的热那亚，这个在全欧被誉为“壮丽的都市”。由于它的宫殿、歌剧院、喷泉和雕像，成为欧洲最富丽堂皇的都市之一。 南丁格尔在日记中记述着，全世界的都市中，她最喜爱热那亚，因为那好像是天方夜谭的梦幻成真。 南丁格尔一家，在举行了一场告别晚宴后，离开了热那亚，前往佛罗伦萨——南丁格尔的出生地。 佛罗伦萨，这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城，由于当时领主的自由主义政策，使之同时拥有上流的社交界和高水准的学术界。 一家人住进了朋特培基桥附近的亚而诺大饭店。 在佛罗伦萨的那段时间中，樊妮和威廉各有自己的社交宴会和学术聚会。南丁格尔和芭斯也由此增长了见识。她们还参加过领主所邀请的舞宴，南丁格尔在舞宴上颇受注目。 在那段时间，南丁格尔成了音乐迷。佛罗伦萨拥有全欧最著名的歌剧院。南丁格尔将歌剧视为自己的生命。她说服母亲每周带她去歌剧院三次，最后甚至央求每晚都要去。 除了陶醉于欣赏歌剧的喜悦中，她还耐心地记下心得，列表比较歌剧中的歌词和剧情。在她的内心之中，渴望抓住具体的感觉。她用这种客观性的比较表，将自己抽象的情感稳定下来。 南丁格尔在意大利，不仅享受到音乐的愉悦，还感受到了意大利渴望自由的热情。 当时的意大利是在维也纳会议中被割让给奥地利的，处于被奴役状态。全国人民迫切渴求自由。对南丁格尔而言，“为意大利的自由而奋斗”的口号，不仅是单纯的政治意识，还是一种信仰，一股正义对抗黑暗的力量！ 母亲樊妮在小时候就认识威尼斯的名门——亚连家族。其家族中的樊妮·亚连是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她的妹夫是意大利历史学者西斯门地。威廉经由亚连家的交往，和西斯门地成为要好的朋友。 南丁格尔一家人，在1839年9月，到日内瓦拜访了逃亡至此的西斯门地。 由于当时的奥地利政府决意要根除意大利争取祖国独立的思想，意大利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危机，因此有许多作家、诗人、科学家、教育家、史学家，纷纷越过国境，不断逃往瑞士。 当南丁格尔一家到达日内瓦后，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处于贫困境地的逃亡知识分子的世界。日内瓦，有着与以往任何城市所不同的气氛。 此时的南丁格尔，心中的华丽舞会和宫廷美景都已消失。在日内瓦的所见所闻，使她的心灵受到震撼，而成为西斯门地的信徒。 西斯门地的相貌虽然十分丑陋，但却有着超凡的性格和脱俗的谈吐。对于任何有生命的人或物，都怀有一份爱心和慈悲。这使得素来喜爱帮助弱小生物的南丁格尔很受感染。 以前，南丁格尔常随母亲到农村布施穷人。现在她在日记中写道： “有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就是额头上流着汗而辛苦劳作的穷人们，和站在道路旁的孩子们，他们究竟有没有到学校去上学呢？而那种在恩布利时，我母亲所做的照顾工作，在这个城市里是谁在做呢？”南丁格尔经由西斯门地的引介，结识了不少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名人。 威廉很希望能够长久地留在日内瓦，因为这里的教授学人集会是他最乐意的事。可是，恰在其时，日内瓦弥漫起不断高涨的紧张气氛。那时因为法国政府要求瑞士政府将前往探视母亲的路易·拿破仑①引渡回国，却遭到瑞士政府的拒绝，法国愤而向日内瓦进军，战争一触即发。 ① 路易·拿破仑（napoleonⅢ，1808—1873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第二帝国皇帝。生于巴黎，曾加入瑞士国籍，后被选为总统，而后建立帝国称帝。 南丁格尔一家就在这氛围中匆匆离开日内瓦，前往巴黎。 战争的危机在几天后就解除了，原因是英国出面调停。后来，路易·拿破仑离开瑞士，前往英国居住，而法国也首肯了这项协议。 日内瓦的市民在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跑到街上唱歌跳舞，互相拥抱。这一消息，使得在旅途中的南丁格尔深受感动。 在给堂妹希拉莉的信中，她写道：“如果一直躲在与欧洲大陆相隔一道海峡的英国内地，那么世界上的任何改革和变化，对我而言，就只像远方结束的暴风雨声。” 第二年秋，南丁格尔一家到法国。 由于威廉提议在巴黎停留四个月，一家人就在万冬广场包租了一套豪华房间。餐厅里有装着镀金边框的大镜子，有丝绒帷幔；客厅里全是 艳红色的锦缎和用乌檀木制做的珍品橱。 樊妮很想参加巴黎知识名流的社交界，她从妹妹那儿得到一封介绍信，是给巴黎社交界的名人——玛丽·克拉克小姐。樊妮对这封信抱着很大希望。 克拉克小姐，是巴黎上流社交圈中一位传奇性的名人。她既不是以财富权力出名，也不是靠美貌出名，却在巴黎的政界文坛颇得人缘，每周五晚上，各界名流都聚会在她的公寓。 克拉克小姐身材非常娇小，有着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她生自名门，喜欢与上流社会的人士交往，特别是男性，因为她不喜欢女性的忸怩作态和喋喋不休。在她身上看不到流行的装扮，也找不到所谓的女性魅力。那时的妇女都把头发平散在脑后，她却别出心裁，在额头蓬起了团团的卷发。法国政治家基佐开玩笑地说，她和他的约克州纯种卷毛猎犬都光顾同一位理发师。尽管这位小姐没有素常的女性魅力，但男子还是对她大献殷勤，更有许多想要娶她。大名鼎鼎的作家夏多布里昂说： “哪里有克拉克小姐，哪里就不会寂寞无聊。” 她之所以能进入名流社会，部分原因是由于她同克洛德·福里尔先生的友谊。这位福里尔先生是巴黎的一位著名中古学者。到1837年，玛丽同福里尔先生已有15年的友谊，他每天晚上都同她共进晚餐，而玛丽的声誉却洁白如故，无可指责。他们是挚友，而不是爱侣。玛丽很爱福里尔，福里尔却未曾向她求婚，而只是奉献忠诚的友情。 南丁格尔一家，并非是令克拉克小姐感兴趣的家庭，然而因为她特别喜爱小孩子，所以就邀请他们参加定期为儿童举办的宴会。 南丁格尔一家人，在接近圣诞节的一个下午，到达克拉克小姐的寓所。房子里传来快乐的歌声，许多儿童欢乐地歌舞着。南丁格尔马上拉着裙角，愉快地加入进去，不再感到羞怯。 在克拉克小姐的宴会上，他们玩得十分尽兴。她们不但和克拉克小姐成为好友，还因此结识了历史学者科劳多·福尼尔和朱利亚士·摩尔。 玛丽·克拉克喜欢威廉的矜持优雅，樊妮的美丽善良和芭斯的端庄文雅，尤其喜欢南丁格尔。南丁格尔一家亲昵地称克拉克小姐为“克拉琪”。同这位克拉琪小姐的相识，使他们一家在巴黎的旅居生活简直成了狂欢节。从此，樊妮便带着芭斯和南丁格尔两姐妹出入巴黎社交界，晚宴、舞会、剧场、音乐会，著名的雷卡米埃夫人的文艺沙龙等等，不一而足。她俩还见到了夏多布里昂，并有幸聆听了这位作家朗诵自己的回忆录。 南丁格尔简直欣喜若狂。她迷上了这位克拉琪小姐。当时，正有一位东方文学家朱利叶斯·莫尔痴情地单恋着玛丽·克拉克。南丁格尔平生第一次观察到了恋爱的奥妙。 这期间，她获得的极深刻印象之一，就是克拉琪同福里尔之间的亲密友谊。她注意到，克拉琪和福里尔是每天会面的。福里尔十分敬重克拉琪超凡的智力，他们彼此平等相待。尤为突出的，是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能为公众称道而毫无非议。从这里，南丁格尔开始获得一种信念，她开始相信，男女之间不掺邪念，不引起非议的纯真友情是可能的。这种信念后来就成为指导她毕生生活的准则。 1839年4月，南丁格尔全家离开巴黎，向伦敦出发。 樊妮非常满意此次欧洲之旅。她认为南丁格尔的表现，在日后必定大有可为，因此她对南丁格尔更加关心，并以她为自己的骄傲，对她寄以厚望。 的确，当时的名小说家嘉丝克夫人曾这样描绘南丁格尔：“高挑的个子，非常苗条；柳腰细眉，浓密的深褐色头发映着雪白柔嫩的皮肤，显得格外标致。还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平常总是带点儿忧愁似的低垂着，但当她睁大时，却又炯炯有神，充满着朝气。一口洁白如贝壳的牙齿，常在微笑时轻轻开启，蛋形的脸非常美丽动人。黑色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显得格外高雅，气度非凡，就像是圣女般神圣不可侵犯。” 南丁格尔，在许多人心中，被视为必将在社交界出类拔萃。 但，自从上帝向南丁格尔发出第一次召唤之后，时过两年了。南丁格尔在欢歌舞场中并没忘却当年的那一刻。在离开巴黎之前，她在笔记中写到，为了配得上做一个上帝的忠仆，首先要克服的诱惑，便是“佼佼于社交界的欲念”。 5. 抉择于心灵之中 回到伦敦以后，威廉和樊妮并没有察觉出南丁格尔内心的热望和痛苦。当时，姨母尼可森夫人在他们刚到伦敦时马上就邀请他们全家参加舞会。威廉和樊妮看着舞蹈着的女儿们，设想着她们在社交界的未来。 5月24日那天，南丁格尔和姐姐芭斯得到了进宫谒见女王的机会——参加庆祝女王生日的盛宴。 据樊妮对那天的记述，南丁格尔身着一套洁白的巴黎时装，“十分动人”，而且“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局促不安”。 在一串应接不暇的交际应酬之后，南丁格尔的心灵又卷入了欢乐的漩涡之中。她乐此不疲地专心于舞会，愉快而兴奋。神的声音似乎从她的心底消失了。她又迷上了表姐梅利安。 尼克森姨母家的梅利安表姐气质优雅，容光焕发，具有卓越的音乐才华，举手投足间充满着魅力和自信。南丁格尔被梅利安表姐深深吸引着，心中产生一种奇妙的感情，正如她自己所描述的，以一种“专情”在喜爱梅利安。 此时，梅利安最敬爱的哥哥亨利爱上了南丁格尔。不幸的是，南丁格尔并不爱他。但是为了更有机会接近梅利安，她并没有明显地拒绝亨利的追求。 当南丁格尔全家决定回到北方的李哈斯特时，对南丁格尔情有独钟的亨利表哥也随行跟去。他和南丁格尔一起学习数学，但南丁格尔完全不为所动，却将全部的心力都放在数学上。 秋天，全家人搬到了恩普利庄园。 这时，南丁格尔的情绪陷入了低潮。她烦恼于对梅利安表姐所产生的爱慕的感情。与此同时，表哥亨利正深深陷在热恋南丁格尔的泥淖之中。 南丁格尔内心充满空虚，尽管家里有忙不完的琐事。对于现实生活的庸庸碌碌，她感到极度的不满和厌烦。她想起克拉克小姐半开玩笑的评论：“追时髦，说废话，摆弄一瓶插花也要费上半天的唇舌。”她茫然不知上帝将如何安排她的生命和祈祷。 在烦闷和忧郁之情的袭扰下，她终于病倒了，而惟一可以安慰她的只有玛依姑妈。 玛依姑妈具有许多和威廉相似的特性：幽默、智慧，且善解人意。她宠爱南丁格尔，更甚于自己的儿女。在得到威廉和樊妮的允许后，玛依姑妈将南丁格尔接到伦敦的家中去散心。 南丁格尔的精神立刻好转了。伦敦的街头巷尾，到处在谈论女王的婚礼。南丁格尔也写信向家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婚礼的场面。她参加了几次宴会，听歌剧演出，收到了无数的情人节①爱情画片。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同玛依姑妈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 ① 2月14日为西方青年选意中人的情人节，届时异性互赠爱情画片、信或礼物。 虽然生活幸福愉快，却仍抹不去南丁格尔心中那份期待上帝再度召唤的渴望。她翻阅旧时的笔记—— 一切事物的基础，都必须建立在神爱的坚固磐石上，耶稣基督以苦难的一生，换取人类无边的幸福。 所以，想得到工作的喜悦，就必须抱着敬世、乐业的精神，而不是虚荣、谄媚或鄙视贫贱。 我时常自我反省，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是否真能尽心尽力，诚实无伪，我期待解除内心的疑惑和困拢。 南丁格尔期盼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有资格为神服务的人。她被痛苦和失望煎熬着，不知道到底该怎么作？要怎样才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充实满足起来？恢复研习数学后，会不会改善现状呢？ 南丁格尔把想学数学的意愿告诉玛依姑妈。为了不扰乱原先安定的家庭生活，一大早玛依姑妈就陪着南丁格尔起床，一起学数学，南丁格尔心中得到了慰藉。 玛依将南丁格尔的情况写信告诉樊妮—— “我觉得像南丁格尔这样的个性，只有让她继续念书，才会使她对生活产生莫大的喜悦。她的精力充沛，坚定而专心，这些都是别人所没有的特性。是不是可以请一位热诚的中年教师，来教南丁格尔研习数学？……” 但是，樊妮并没有同意姑妈的建议，因为她担心这样一来，会荒废了女孩子该学的家事。 玛依姑妈并未因此放弃说服樊妮。她一面写信强调南丁格尔在不影响学作家事的原则下，于短暂的念书期间，将获得最大的乐趣；一面四处寻找适合教南丁格尔的老师。 最后，樊妮与玛依取得协议。因为当时南丁格尔的舅母生病，家中需要有人照料，就由舅舅屋大维出面请求，让善于照顾小孩的南丁格尔前去帮忙照应。 于是，南丁格尔在舅舅家住了一个月，并接受一周两次的数学课程。南丁格尔说：“我在研习数学时，获得了一种明确感。” 1840年5月中旬，南丁格尔回到了恩普利。 回家之后，她每天天未亮就起床念书，读哲学和希腊文。但是，南丁格尔仍旧对自己不满意，不断自责没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了亨利表哥的事，也感到良心不安。 几个表姐妹之中，南丁格尔和希拉莉的感情最好。比南丁格尔小一岁的希拉莉，温柔美丽，眼中闪着慧黠的亮光。南丁格尔和希拉莉之间无话不谈。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彼此分享内心的喜悦和烦恼。但是，南丁格尔对于神召唤她的事，却只字未提。 随着社交季节的到来，南丁格尔一家又开始忙碌，南丁格尔也逐渐开朗起来。她稳重而机智的丰采，以及杰出的语言天分，在知识阶级的社交界备受注目。 因参加社交宴会而认识的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本生爵士是位富翁，也是欧洲著名的圣经学者。南丁格尔受到本生夫妻的青睐，经常被邀请至家中，和本生一起讨论宗教和考古学。 南丁格尔并不以受到这样的重视而自满，她还是自责：“我的一切表现，都只是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而已……我所追求的华丽服饰和光荣名誉，只不过是人类世界中浮夸的外表罢了……”她不断提醒自己，想要重获神的差遣，就必须克服自己想引人注目的。 虽然如此，却仍然掩不住南丁格尔在社交界所散发的光彩和魅力。 在许多的社交家宴之中，南丁格尔认识了上院议员帕莫斯顿及其夫人。15年之后，当“南丁格尔权威”在克里米亚成就丰功伟绩时，她曾写道：“这与同这些大人物作朋友关系极大。”这些大人物之中，正是这位帕莫斯顿以后担任了英国首相。 1842年夏天，在一次晚宴中。南丁格尔经人介绍，认识了理查德·米尔恩斯。当时33岁的理查德，是巴顿·米尔恩斯的独生子，也是约克夏福利斯顿广大土地的继承人，活跃于伦敦的社交界。英国小说家萨克雷①曾评论他说：“这个人很善于把你不知不觉地引入一种很好的心境中去。”后来，南丁格尔也在回忆中记述他说：“他待自己所有的同胞如同兄弟姐妹。” ① 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年），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擅长描写英国资产阶级的风俗人情，尤其擅长揭露英国上流社会的黑暗面，马克思曾予以肯定。 这个性情温和、心胸宽大的绅士将对人类的爱心常表现在慈善事业上。他在对少年罪犯服刑的环境改善上，也是不遗余力的。 整个夏季，理查德数度拜访恩普利，他爱上了南丁格尔。当然，要追求南丁格尔，必先成为母亲樊妮、父亲威廉和姐姐芭斯的朋友。在他们前往李哈斯特之前，理查德已经和南丁格尔一家非常熟悉。只有南丁格尔自己对于理查德的追求不敢轻易动心，尽管她自知不妥的虚荣心已得到满足。　　就在这一 就在这一年夏天，英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饥荒。 城市和村庄一片贫瘠荒凉，到处充斥着饥饿和脏乱。污秽不洁的空气弥漫在伦敦城中。疾病和抢劫事件在四处繁衍滋生。贫民收容所、医院和监牢之中，挤满了人群，不幸和凄凉流荡于每一个角落。 南丁格尔在札记上写道：“当我一想到人们的苦痛，就感到万分的难过。这些困苦强烈袭击着我，使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息。我不再以为世界犹如诗人赞美的那般光明美妙，因为我所看到的，是一个被不安、贫困和疾病肆虐的世界！” 她已经有所明白上帝的召唤——为人群服务，为悲惨的人们服务。 但是，她还不甚明了，具体采用什么形式。 这年秋天，她拜访了本生夫妇。她询问本生爵士：“现在，有那么多的人正在蒙受苦难而又孤立无援，我们应当怎么做，才能解除或是减轻他们的痛苦呢？”本生爵士在回答中提到了弗利德纳牧师的事。 弗利德纳夫妇在德国的莱茵河畔凯撒堡的清教徒①医院中，训练护士照顾贫穷的病人。这些护士还可以成为妇女牧师的候选人。当时的南丁格尔，还不曾想过要照顾病人，所以并没有对此事特别注意。 ① 清教徒，基督教新教教徒（包括教士）中的一派。16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原为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内以加尔文学说为旗帜的改革派，后又从其中发展出一些脱离国教会的新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等）。要求“清洗”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仪文，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而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而得名。16世纪末开始形成温和、激进两派。 但是到1843年7月，当南丁格尔全家再度回到李哈斯特的时候，她已决心将所有的心思放到穷人身上。 南丁格尔开始向母亲要食物和旧衣服，去救济贫民。同时，将一天中的大半时光都用在帮助贫穷的农家的事情上。樊妮原本是个乐于施舍的人，但却认为南丁格尔过于积极。因此，她反对将南丁格尔继续留在李哈斯特，坚持要她一起返回恩普利。 这件事刚平息不久，另一件事又发生了。 樊妮的一位朋友因生产而去世了，只留下婴儿，南丁格尔为此取消了所有的约会，就连到了秋天的社交季节也不愿到伦敦去。她执意要照顾这个婴儿，但樊妮不同意。结果，南丁格尔因心中焦虑烦躁而病倒，樊妮被迫让步。 这件事使母女两人都尝到了痛苦。在她们之间，似乎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南丁格尔因此时常陷入“梦想”状态之中，从而加深了精神上的痛苦。 在1843年的秋天，她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恶习。“那好像吸食鸦片的感觉一样！”南丁格尔这样描述着。只要一旦进入这种梦想的世界，即使在平常的时候，她也会被一些似梦似幻的景象探深吸引，无以自拔。这种情形，甚至会在她与他人谈话中途，或是进餐时突然发生。 这种做梦的情形，在南丁格尔遇见汉娜伯母后，暂时得到舒缓。 汉娜伯母具有十分深厚的宗教修养，她像修女一样温和宁静、平易近人，同时也是一个和上帝保持心灵沟通的人。 当汉娜看见南丁格尔之后，说：“她似乎拥有一股难以言喻的精神力量，强烈而巨大。我只能说，对子她现在生病，与家人相处不睦以及内心愁苦的情形，我可以为她舒解，如果能让她接近上帝，一定会使她的生活充满祥和。” 南丁格尔非常尊敬汉娜伯母，她们两人开始密切交往，常在一起讨论人的精神生活和灵魂对神的归属问题。经过一段时期后，她已经渐渐发现自己应走的道路。 她在给汉娜伯母的信中写道： 人生如战场，必须奋斗不懈，与邪恶对抗；即使是在分寸的土地上，也要尽力争取最后的胜利。而夜晚正是神赐予我们安息与祈祷的时刻，藉着黑夜的安眠等待明天的来临。 天国的实现，圣国的来临，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类，并非只为了个人的幸福与荣华。 只有善于利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人，才配与天使同列。 天使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天使只是散播美丽鲜花的人，那么无知、顽皮的小孩子也可以称为天使了。 护士就像医院的女佣，她们必须清除脏乱和污秽，为病人洗身体，做人们厌恶、卑视，而不愿意受到感激的工作，但是我却认为这种有益于人类，使人类健康的工作者，才是真正的天使。 南丁格尔苦苦寻求着。当她写出这封信的时候，她的心中逐渐明朗了，她的使命应在病人中间。 自从那次上帝的召唤，已经时隔七年了。 后来，她写道：“我24岁之后，对于自己要做什么，要走哪条道路，就不再有任何迟疑不决了。” 当时，有朋友问南丁格尔：“你为什么不写文章 ？” 南丁格尔回答：“写不出一流作品，还不如不写。” “但大家都认为你能写出一流的文章 ，如果你不写，不是太可惜了吗？” “我认为生活和写作具有同等的意义，所以我选择力行的生活来代替写作。” 1844年的6月，美国慈善家塞缪尔·格利德利·豪博士夫妇来到恩普利庄园。他来到的当天晚上，南丁格尔约他进行了个别谈话。 南丁格尔在图书室中，单刀直入地向博士发问：“豪博士，你会不会认为像我这样的年轻英国女性到医院去服务，是件可怕的事情？你认为这种像修女一样，为慈善事业而奉献的行为，是不是妥当？” 博士诚恳地答道：“南丁格尔小姐，这在英国可能是少有的例子，而一般人也很难接受。但如果你已将此视为自己一生的天职，那么，我鼓励你走这条路。如此一来，你为他人奉献，也完成了自己的义务，这是不凡之举。我认为，身份高贵的妇女也可从事这个工作，你已选择了自己该走的路，神会与你同在！” 希望之光，燃烧在南丁格尔的人生之路上。为了慎重起见，她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半句。她甚至清楚地知道，“医院”这个可怕的名词，一旦由她说出，势必惹起轩然大波。 因为—— 自从有人类以来，照顾病人的工作，总是少不了的。而这种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一般的主妇来担任，现在也一样。 直到基督教兴起时，社会上才产生了一种和家庭里的照顾工作不同的护士职业。约在两千年以前，耶稣基督以身作则，对邻人表示爱与奉献，这也是基督教徒的义务。而读圣经，遵守基督教义和许愿的早期基督徒，都互相争着想完成这种义务，尤其是照顾痛苦的病人。他们把完成这种义务视为对邻人的爱。 早期的基督教会给信仰真诚的女信徒一种“迪克尼斯”的身份，来照顾教区中的痛苦人。这就是在家庭之外，社会上最早有的照顾病人的形态。因此，“迪克尼斯”可说是护士最早的名称。由于基督教的圣经流传很广，并且抓住了人心，因此以很强烈的姿态，在欧洲逐渐散布开来。这一段时期就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兴盛时代。而从基督教中产生出来的护理工作，在整个中世纪都非常盛行。到了基督教拥有修道院，修女们所做的照顾工作，就代替了“迪克尼斯”。修女们属于女子修道会，她们访问一般人的生活并且照顾他们，也接受了教会和城市所建的大医院中的护理工作，因此，修女可说是护士的第二个古老名称。迪克尼斯和修女们照顾病人的工作，是一种信仰的行为，而不是职业，所以她们没有任何的报酬。还有，她们都没有接受过护理训练，所谓的照顾，只是一起为病人祷告，和后来在一般家庭里的照顾工作差不多。可是修女们放弃尘俗，为了信仰而生存，也为了爱神和爱病人而奉献，因此，她们成为众人所敬爱的对象。在那个时候，关于护理的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奉献给高贵的神的工作。但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这种状况改变了。同样是基督教的新教，代替了天主教，而一般市民都接受了新的信仰，所以不承认修道院所持的教义。因此，当时欧洲许多的修道会以及担任着护理工作的修女团体，都失去了基督教会的保护，就很快地瓦解。而修女们的医院，也陆续关闭起来。可是对社会来说，照顾病人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工作。这个时候，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了，劳动者大部分集中在都市，所以都市的人口急速增加，当然病人的人数也相对地增加，因此，非常需要医院。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国家、都市和民间团体都在重建中世纪以来的医院……但是却没有护士。所以社会需要对抚养孩子照顾老人以及生活困苦的寡妇的护理训练。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医院中的护理工作，一直维持着这种状态。有些国家由于基督教修女们的功劳，同时新教也产生了照顾病人的修女，虽然有点进步，但对整个欧洲而言，护理工作还是同样处于黑暗的状态。因为护士们都是下层社会的人，所以住进医院的病人，大部分也都是下层社会的人。因此，医院就成为一个令人害怕的地方。 当时，在杂乱无章的医院里，病人常常喝酒。而有些护士竟也和他们一起酗酒。由于护士们来自社会底层，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所以她们的工作被视为“低贱”的活。 从护理学史可看出，南丁格尔所处的时代，正是“护理学史的黑暗期”。 所以，南丁格尔深知，她的选择将受到重重阻挠。 于是，她秘密地进行自己的计划。 那一年夏天，全家到李哈斯特的时候，当地的农村正流行猩红热。 秋天，樊妮和芭斯要去尼可森姨母家，南丁格尔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同行。 她在恩普利的家中，躺在床上不断写信、写札记。她详细地考虑着，慎重地计划着。她拼命寻找离家到医院中去的方法。她盼望着，也许汉娜伯母的到来，将帮助她解除困难，进一步达到自己的愿望。 除夕那夜，南丁格尔呆在自己房中，火炉的架子上正烧着一小壶咖啡，自己在一旁写东西。窗外是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月光皎洁，大地清冷。她看到冰雪覆盖的草原上有几只嬉戏的野兔。 夜色宁静，除了那几只野兔以外，她的世界仿佛一片死寂。但是，在威巴林的姨母家，正举行热闹的舞会。此时，她想象着自己身着粉红色、镶有黑色花边的晚礼服，在舞会中翩翩起舞…… 顿时，她猛然警醒到，那些人类世界的虚荣心还没有从自己的心底消失。一种后悔的感觉油然而生，眼泪一颗颗滑落到她桌上的札记本上。 过了一阵子，南丁格尔的病体逐渐康复。表姐希拉莉来探望她了。 希拉莉也是家庭生活的牺牲者，她虽具有大家公认的绘画天分，却无法得到母亲的首肯，向绘画方面发展。每天忙着家务，教育弟妹。唯一获得父母同意的是可以到伦敦参加少量的“妇女绘画班”。希拉莉追求绘画艺术的愿望，是不可能有任何期待的。 南丁格尔和希拉莉单独相处了两天，她把自己许多心事告诉了希拉莉。但是，对于去医院服务的决定和爱“梦想”的习惯，却守口如瓶。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着。与豪博士交谈至今，已过了一年，而南丁格尔竟没有任何进展的迹象，她心急如焚。 这年春天，南丁格尔遭遇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 亨利·尼克尔森最后一次向她求婚，并要求得到明确答复。她拒绝了。这使亨利伤心至极，尼克尔森一家人都对她很不满。他们不无公道地说，南丁格尔对亨利有过好感。梅莉安表姐中断了同南丁格尔的友谊，这一损失使南丁格尔极为痛苦。她不断地自责，自觉有罪，尽管她没有去怪任何人。 整个夏天，她陷入极端痛苦的深渊，精神受到严重的煎熬。 一直到家中两位亲人染上疾病，情况才有所转机。 8月份，因为祖母罹患重病，南丁格尔留在家中照顾。当祖母病愈之后，李哈斯特又传来老保姆盖尔夫人病危的消息，南丁格尔被允许前往照料。 虽然保姆仍是一病不起，撒手尘寰，但是这两个照顾病人的机会，却为心情恶劣的南丁格尔带来不少的慰藉和鼓舞。 这样，要想抹灭南丁格尔当护士的愿望，更是不太可能了。 秋天，她在疾病肆虐的村子里又照顾了一些病人。 南丁格尔向目标前进了一步。 她开始意识到，做护理工作，不光应具备态度温和、富有同情心、耐心等品格，还需要经过训练，要有一定的专门技能。但是她发现周围的人中，除了知道的护士一定是女性之外，没有一个懂得护理的方法。 她想，自己应该接受一些护理训练。 在恩普利庄园附近，有一个萨利兹伯里医院。主治医师法拉博士是一位思想开明的人，又是南丁格尔的老朋友。南丁格尔考虑，他也许能帮助她完成心愿。 但是，事情并不如她所想的那么顺利。 1845年12月，法拉夫妇拜访南丁格尔家。趁着这个机会，南丁格尔把自己的计划当众宣布。不料，引来了一场激烈的家庭风波。 当南丁格尔坚强而笃定地陈述了自己的意愿之后，樊妮恐惧、忿怒，泪水像决堤急流一般，她颤抖地狂喊，“你简直丢尽了自己的脸！” 姐姐芭斯张大了嘴巴，惊讶之极，接近于歇斯底里。法拉夫妇十分为难，因此也不赞成南丁格尔的计划，父亲威廉更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想不通：这就是他钟爱的女儿？这就是研习多国语言、学习哲学、数学和在社交界人见人爱的弗罗伦丝？在失望之际，他跑到伦敦去了。 然而，受到伤害最深的还是南丁格尔。 事情的始末，将她从高高的山顶推入绝望的谷底，她的心随同她的愿望被击得粉碎！好不容易才燃起生命中的火光，一下子被狂风骤雨骤然打熄。她好像是黑暗中迷航的小舟，飘来荡去，毫无生机。 在给表妹希拉莉的信中，她写道：“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我提不起勇气做任何事情，我连尘泥都不如！有什么力量可以使我丢掉罪恶的过去，重新振作呢？……” 6. 可怜的弗罗 “我就像一堆垃圾、一堆无用的废物，一个完全失去知觉、毫无生存价值的死尸！我怀疑生命的意义……主啊！如果我能回到您的身边，或您降临人世，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要求您再把我送回到这个充满浮华、虚伪的生活环境里！” 由于母亲的反对，南丁格尔的抱负无法得以实现。在她伤心绝望的时候，写了这封充满厌世情绪的信给表哥希拉里。 南丁格尔反复向神祈祷，渴望上帝能赋予她实现目标的力量。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苟且地活下去，却越觉得我的思想集中在一个点上，它愈坚定地引导我的灵魂。即使今生今世我无法完成这个心愿，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仍会继续努力实现我的理想。那是我内心渴望的天国，也就是唯一能接受、容纳我的家。如果神能助我达成愿望，我甘心付出任何代价，即使是离开我最亲爱的父母、亲朋，永无相见之期，我也愿意。” 就南丁格尔的一生而言，“时间”似乎有意和她作对。一切都进行得十分迟缓。 自从1837年，第一次听到神召唤她的声音，至1844年，找到自己的方向，已过了七年时间；再经过内心不断受挫交战，与家人周旋冲突，获得真正的自由服务天职，又是九年后的事情。这前后16年的时间，让南丁格尔不停地从挫败中站起来，将她由一位脆弱敏感的少女，逐渐淬励成坚强的女性。 现在，她正处于那心力交瘁的九年之中。 自从那场家庭风波之后，南丁格尔一直克制忍耐。事实上，她并未发挥自己坚持主见的能力。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拨开一切阻碍，但是，她却将自己像囚犯一般，关在“心牢”之中。她觉得，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受到的阻逆是上帝对她的惩罚，也许自己是个罪恶极深的人。她产生了自我怀疑。 “梦想”的习惯日趋严重，她随时可能进入空白的时空中胡思乱想。这一阵子，甚至梦想到自己和理查德结婚，并和他一同从事各种伟大的事业。 为了将自己提升至有为上帝服务的资格，更为了求得心灵的解放，她开始继续自修各种知识，并开始偷偷地接触一些护理资料。 为了不让人发现她在念书，黎明前她就起床，将围巾围住蜡烛，在稀微的烛光下写字。她作笔记、目录、比较表。本生爵士夫妇还寄给她有关柏林医院的资料，久而久之，她渐渐具备广泛的卫生知识，在这方面像专家一样地钻研。 在好几个寒冷黯淡的清晨，她完成功课。每每到通知早餐的钟声响了，她才走出房间，若无其事地下楼，恢复父母眼中的模样。 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她一方面增进自己的护理知识，同时将自己掩饰成母亲眼中的乖女儿。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她的内心却清楚地感受到：“目前我所拥有的一切，好像慢慢向一个目标接近……” 南丁格尔早已不是幼时那个高傲自大、蛮横暴躁的小女孩了，她追求人类之爱的意识十分强烈。另一面，她也知道自己容易受到周遭的力量影响。为了不让自己受诱惑，以致陷入偏狭的感情之中，只好尽量避免和人交际，并且拒绝爱情、婚姻及友谊。 10月间，本生爵士寄给她有关凯撒沃兹妇女牧师训练班的年报。南丁格尔的反应与四年前那次听说凯撒沃兹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这次的心情与以前已是两样，她已肯定自己的天职就是照顾病人。她领悟到凯撒沃兹应是自己一心追求的地方。 当她更进一步地了解凯撒沃兹妇女牧师训练班之后，心里洋溢着憧憬。因为那里不但可以接受护士的工作训练，更因为被宗教条规严格地限制下，所训练的护士决不会有堕落的情形。 “年报”成为她随时翻阅的珍藏的宝物。 她并没有将凯撒沃兹训练护士的事情告诉母亲，但她在日记中写道：“无意义的生活使我感到疲倦困乏，但却没有人了解我的心意，在每一个枯燥无聊的日子里，在我逐渐枯槁的生命中，只有阅读医学会报，才能使我精神振奋，享受片刻安宁。……那是我向往的地方（指凯撒沃兹），我的心，我的姐妹都在那儿快乐地工作，追寻生命的意义，所以我相信我不久也能够与她们在一起，主能够实现我的理想，无论是在德国或在英国，今生今世，我都要实现这个愿望。” 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可能注定要放弃婚姻。可是她心中仍然有被爱的渴望，她无法狠下心来拒绝理查德。对于理查德的求婚，她一直逃避回答，樊妮为此十分生气，不停地责怪她。 正在此时，苦闷的南丁格尔认识了一位朋友，心灵才得到慰藉。那是去年秋天，经由梅雅莉介绍认识的塞丽娜，她与丈夫普里士住在英格兰中部。 1847年，当南丁格尔再度因为受不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和内心的交战而病倒时，塞丽娜夫妇又适时出现。 他们说服了樊妮，要带南丁格尔一同前往罗马度假。 南丁格尔在罗马西斯庭教堂中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壁画时，睁大了眼睛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在看一幅画，那简直就是神的国度！”此后，她一生中，房间里始终挂着这幅画的复制品。 她在欢宴歌舞中送走了1847年。她写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梦幻’中完全彻底地得到解脱。” 在罗马她还意外遇到了潘勃鲁克伯爵的继承人——锡德尼·赫伯特。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内阁大臣，正在罗马作拖延已久的结婚旅行。南丁格尔在散步时，同他们不期而遇，开始了对她的事业有深刻影响的亲密友谊。双方都竭力想给对方以不平凡的影响，当时并没有任何预兆表明在他们的生活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刻。会面时，南丁格尔被介绍给锡德尼·赫伯特美貌的夫人丽莎，而且立即赢得了丽莎的好感，相识就这样开始了。 锡德尼·赫伯特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是一位典型的绅士，多才多艺，更以机智而富于才情闻名于社交界。尤其难得的是，他秘密地参加一个集会，常将自己的收入以匿名的方式捐助给慈善机构。 这样一位才德卓越的人，却不喜好繁华喧嚣的社交生活，他常说喜欢在威鲁顿平静地过日子，不受拘束，享受生活的乐趣。 但是，命运之神却在他身上不断堆积财富和地位，将权势和责任同时交付给他，使他负荷不了这些沉重的压力，转向宗教的安慰。 赫伯特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赫伯特把一生都奉献给慈善事业，他在威鲁顿兴建新教堂、改善贫民生活、捐建安养所，并为贫苦的劳工介绍额外的工作机会。他的夫人丽莎为了支持丈夫，也投入了所有的心力去协助他。 在罗马与赫伯特夫妇来往密切的玛莉史坦利，对护士工作有浓厚的兴趣，曾遍访欧洲许多医院，南丁格尔因此和玛莉史坦利也成为了好朋友。 樊妮非常高兴南丁格尔认识了赫伯特夫妇，因此鼓励南丁格尔与他们更加密切来往。 南丁格尔到威鲁顿拜访赫伯特夫妇，因而结识了许多身份地位很高、对社会深具影响力的杰出人士。这些人对医院的改革都深表关切。 当时的社会舆论刚刚开始挖掘这个问题，赫伯特夫妇和朋友们也都很注意这方面的信息。南丁格尔对于公共卫生和医院问题已经收集五年以上的资料，她自己也具有十分详尽的知识和见解，因此逐渐被公认为医院问题的专家。 赫伯特夫妇非常赞成南丁格尔前往凯撒沃兹的计划，正巧本生夫妇也要把女儿送去，南丁格尔的热望已露出实现的曙光。赫伯特和本生夫妇都赞成的事，应该不致遭到反对吧？母亲也应该会赞成吧？ 1848年的9月，似乎是天赐良机。 姐姐芭斯因为医生嘱咐要到南斯拉夫的矿泉地卡尔斯拜德去休养，全家人必须和梅雅莉一起留在法兰克福。凯撒沃兹就在法兰克福的附近，南丁格尔计划着在法兰克福和家人分开一二个星期，去看看“妇女牧师训练班”，如有可能，还可以接受短期的训练。 但是，这个好机会，又因为法兰克福发生革命，而成为泡影。 那一年法兰克福发生革命，威廉认为留在英国北部比较安全，而决定到英国的矿泉地摩而坊，取消了法兰克福之行。 南丁格尔在写给梅雅莉的信上说：“这件事给我的打击很大，破坏自己计划的是神，他一定是因为我的罪很深，还不够资格成为他的仆人，而不愿让我到凯撒沃兹去。”她又坠入深深的悲伤里。 回到恩普利之后，她在附近的村庄里找到了为贫民病人看护的工作，求得了一时的满足和心安。 但是，南丁格尔这么做，却激怒了樊妮和芭斯。她们认为南丁格尔进入农家不干净的房子，接触病人，把传染病带回家，是想要害死大家……。 为了逃避母亲和姐姐，她总是由后门进出，为了赶回来吃晚餐，她奔跑在泥泞的田埂上。特别不能忍受疾病和不洁的威廉，也非常生气地叱骂南丁格尔：“你疯了！” 1849年的3月，南丁格尔的情绪再度陷入低潮。心中的愁苦导致她精神涣散。“梦想”的习惯也愈来愈严重，她恨自己无力避免这个恶习，更恨自己软弱无能。 就在这个悲惨的情势下，她又一次拒绝了理查德的求婚。 她在日记中写道：“成为一个女作家，成为一个贵妇人，或成为一个终身奉献的护士，这是展现在我面前的三岔路…… 我具有女子柔弱的天性，也具有满怀的热情，及和别人的一样需求，这些他（指理查德）都能给我。但是我也具有慈爱和从业的热忱，这些同样地必须得到满足。如与他共同生活，这些心愿势必无法实现。 有时候我也希望抛开梦想去追寻爱情，有时候也希望我俩共同来实现更大的理想，得到更大的满足，但是婚后我除了要料理家务，还要与他同时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这样的生活绝对无法协助我实现理想。 我必须舍弃婚姻，婚姻只不过是我目前这种痛苦的延长，说不定到时候所感受的沮丧会更深沉，更难以忍受。 而且，我必须遵守婚姻的誓言，多了一层束缚就得放弃某些自由，恐怕就会因此而失去实现理想的机会，这不等于作茧自缚、愚蠢的自杀行为吗？” 事实上，南丁格尔十分爱理查德，但是为了自己的天职，为了曾经对上帝立下的承诺，她以极大的勇气拒绝了婚姻，放弃了深爱她的理查德。 樊妮失望的反应可想而知，她对南丁格尔固执的性格极为不满。 那年秋天，深受打击的南丁格尔，精神进入恍惚的状态。当别人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只是用迟滞的眼光直视对方。此时，塞丽娜再一次成为南丁格尔和母亲之间的桥梁，她说服樊妮，要带南丁格尔去埃及和希腊散散心。 此时的南丁格尔在内心深处还有思恋理查德的想法。她颤抖着的铅笔几次戳破日记本的纸页：“失去了他的同情，生活多么孤寂。……”但她始终没有屈服。 在去埃及的路上，要经过伦敦，她记下日记：“伦敦经常举行各种慈善舞会、音乐会及义卖活动，大家似乎都藉着这种假面具的生活来蒙蔽自己。……英国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拥有万贯家财的人，生活奢侈浮华，但贫苦人家，却如同街头的乞丐……” 她对人世间的苦痛充满悲悯，对于上流社会的生活表示了极度的不满。 埃及之行，并没有为南丁格尔抒缓郁结的心情。对她而言，埃及无垠的沙漠和尼罗河优美的景观，却像舞台背景一样的无聊。 就连她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内心的苦恼时，胡乱的句子不断重复，文字也模糊不清，精神几近崩溃。 塞丽娜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不经樊妮同意，就自作主张改变行程，取道德国柏林，带南丁格尔前往凯撒沃兹。 当时颓废消极的南丁格尔在访问柏林的医院和慈善机构之后，精神为之一振，又恢复了生气。到达凯撒沃兹时，她更是以朝拜圣地的心情，重新感受丰富的人生。 停留在凯撒沃兹的一周中，虽然没有实地学习护士工作，却参观了护士受训的情况、医院设备，还参与一些照顾儿童的工作。 8月13日，南丁格尔带着无论遭遇任何困难都不再烦恼的勇气，离开了凯撒沃兹。 她还利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呼吁并鼓励全英国的女性前往富于友爱精神、能让人感觉幸福的凯撒沃兹，参与服务奉献的工作。1851年，西敏寺英国殖民地贫民学校的学生们印刷了这本小册子，并匿名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埃及尼罗河畔游玩时，南丁格尔捕到了两只石龙子，并在床边养了许多天，分手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多可爱的小伙伴”。以后，她又养了两只小乌龟，还给它们取了名儿：一个叫希尔先生，另一个叫希尔太太；还有一只知了，取名叫柏拉图①；还有只小猫头鹰，取名叫阿西娜。这只猫头鹰是她在巴特农神殿②用一个银币从一群顽童手中赎下来的。在旅行中，小猫头鹰阿西娜就放在她的衣袋儿里，成了她的忠实旅伴。在布拉格时，阿西娜竟把小柏拉图吃掉了。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著有三十多篇哲学对话（《哲人篇》《巴门尼德篇》等）。 ② 巴特农神殿位于希腊雅典，是奉祀雅典女神阿西娜（athena，司掌智慧，学问的女神），建于公元前5世纪。 8月21日，南丁格尔回到恩普利。她的日记是这样写的：“那些亲人们正坐在客厅里，我衣兜里的猫头鹰可把她们吓坏了。妈妈很高兴，姐姐芭斯也拉我坐下来长谈，爸爸带我骑马游逛……”但好景不长，几小时后，当樊妮得知南丁格尔自己去过凯撒沃兹后，她气得浑身发抖，认为这是丢人，是天大的耻辱。她禁止南丁格尔出门，罚她做“她应做的事”，做那种“适合于自己的门第和教养的事”。 南丁格尔陷入更困难的境地。 7. 等待黎明 南丁格尔与家人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一开始樊妮的愤怒，纯粹是为了南丁格尔的幸福着想，担心她走错路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这种出自母爱的关怀和爱护，演变到后来，已经逐渐游离初衷了。 南丁格尔心想，平常家人都是温文尔雅的，现在却为了她表现出最难堪的一面，因而深咎不已。她认为，家中恶劣的气氛，全都因她而起。 姐姐芭斯的反应尤其激烈。31岁的芭斯在社交界的表现并不如南丁格尔出色，只能分享南丁格尔的成就和荣耀。也惟有靠着妹妹，她才有机会过着热闹繁丽的社交生活。故而，芭斯决不能容许南丁格尔离她而去。 南丁格尔曾经为了逃避家人，离家将近一年，去作自己乐意的事。 这段时间，芭斯因为受不了妹妹走后的无聊乏味的生活，竟闷出病来。于是南丁格尔被父亲强迫侍候芭斯半年，一步也不准离开。 南丁格尔为自己的行动和精神受到限制而深感痛苦。当初还曾经抱着无比的勇气，信心十足地离开凯撒沃兹，现在却又回到以往那种不见阳光的日子，“梦想”的习惯也再度侵扰她。 虽然如此，南丁格尔心中对姐姐和母亲却没有半句怨言。她觉得芭斯是“在上帝乐园中嬉戏的孩子”，又因为看到母亲对自己的痛切失望，内心万分不忍，怪罪自己是这个幸福家庭的破坏者。 1851年的春天，南丁格尔在伦敦的一次舞会中，意外地和理查德相遇了。自从拒绝理查德的求婚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南丁格尔一阵轻微的心动，等着理查德走近自己的身边。却没想到，理查德的态度异常冷漠无情，伤透了她的心，于是，她再一次肯定了拒绝理查德求婚的心意。 理查德已经等她9年了，虽然南丁格尔心中不愿承认爱着理查德，但是一再的遭受拒绝，理查德也不会提出求婚。几星期之后，就传来他与克鲁小姐订婚的消息。 在陪伴芭斯的半年中，芭斯是快活起来了。她终于能同南丁格尔在一起了。一起作画，一起唱歌、散步，一起评诗论艺、诌天扯地。南丁格尔坐在母亲设置的“旋转木马”上，感到痛苦不堪。 4月，南丁格尔侍候芭斯的半年期满，她马上前往威鲁顿拜访赫伯特夫妇。回家的时候，还邀请伊莉莎白医师来家作客。一天下午，她俩站在恩普利的正门，伊莉莎白称赞恩普利是座美丽的建筑物，南丁格尔告诉她：“你看到这么整齐的窗子，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如果把这里改成医院是什么样子？病床该摆在什么位置？”那年夏天，她的人生观开始发生变化。姐姐芭斯对她极端不合情理的奴役，以及赫伯特夫妇对她的鼓励和开导，使她打开了眼界。先前那种内疚于心的感觉逐渐消失了。她终于看到，在家庭关系网中，她是被损害者，而不是损害人者。于是在1851年6月8日，她在笔记中以前所未有的语气写道：“我必须知道，从她们那里我是不会获得同情和支持的。我必须获取那些我赖以生存的一点点——尽可能少的一点点。我必须自己动手，她们是决不会恩赐与我的……” 两个星期之后，她决定去凯撒沃兹，和母亲及芭斯最后的一幕终于上演了。“场面是如此激烈，竟使我昏倒在地上了。”第二天，她离开了家。 1833年，有一位叫西欧得·佛利多那的年轻牧师和他的妻子在自己房子的后院仓库中准备了一张床、一把椅子，收留了一位从监狱出来的男子。后来，从这间仓库发展成凯撒沃兹的机构，到1851年成为拥有一百张病床的医院、幼稚园、感化院、孤儿院和女子师范学校。 在那里，必须忍受艰难，过着困苦和缺乏物资的斯巴达式生活。南丁格尔在给母亲樊妮的信上说：“到昨天为止，我还抽不出时间洗自己的衣服。我们每日四餐，每餐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一星期中有几个晚上，我要到讲堂去上圣经课。对这儿的一切，我感到无限的乐趣，身心愉快。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到了这里以后，我第一次了解生活的意义，也开始懂得珍惜生命，除了这里，我不会再向往别处的世界。” 南丁格尔晚上就睡在孤儿院，白天和儿童们一起在医院工作。她还参加了当时认为“妇女不宜”的开刀手术，对于协助手术的工作感到兴致勃勃。 1897年，她写下这么一段话：“那里护理的水准等于零，卫生状况恶劣。在凯撒沃兹的机构中，以医院的情形最为严重，但是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具有崇高的观念和奉献的工作，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有身份地位的妇女，但对待病人却很细心。” 在凯撒沃兹受训即将结束时，赫伯特夫妇来看望过南丁格尔。佛利多那牧师告诉他们说：“南丁格尔小姐在此有优异的表现，护士之中没有一个像她这么认真学习的。”南丁格尔受到鼓舞，内心充满幸福的感觉，同时也充满了投入新事业的热情和勇气。 南丁格尔努力想要取得母亲和姐姐的谅解。她一再以谦虚的态度写信强调自己的心意，不厌其烦地加以解说：“请你们耐心而仔细地观察我所作的一切，你们务必相信我，鼓励我！我亲爱的家人，请别再为我悲伤，我需要你们的祝福！” 樊妮和芭斯都没有回信，甚至后来在德国科隆会见的时候，她们对南丁格尔还是不理不睬。但是，凯撒沃兹显然已经点燃了南丁格尔心愿的火苗，那扑籁的光焰在隐约的命运中闪耀，她仍旧热切地渴望接受正规的护理训练。 就在南丁格尔进行计划的同时，阻碍她的事又发生了。 父亲威廉突患眼疾，医生要他在约克郡的盎巴斯去作冷水治疗。但是威廉坚持要南丁格尔同行，否则不愿接受治疗。 南丁格尔十分为难，最后基于对父亲的热爱，她决定将自己过去所得的一切和计划全部封闭起来，重新接受命运的安排。 “啊，多郁闷的日子……啊，那些似乎永无尽头的长夜，”她这一时期的笔记中写道，“女人简直不能把自己当成人……英国一个所谓有教养的家庭里琐碎、严酷的精神桎梏简直是世上最折磨人的暴政！” 3月，威廉和樊妮又去伦敦参加季节社交活动。樊妮和芭斯加给“高贵的南丁格尔小姐”的种种清规戒律，简直达到了荒唐离奇、无以复加的程度。她被当作小学生那样，行动受到限制，通信受到检查，会客受到监视。对此种种，威廉有些不安了。 当威廉和南丁格尔从盎巴斯治疗眼睛返恩普利后，他已经站在南丁格尔这边了。 1852年的春天，樊妮规定南丁格尔必须将收到的每一封信向家人公开。父亲告诉她，不妨请朋友将信寄到自己所参加的“阿尼西亚学者俱乐部”，就可以逃过检查。 马尼博士是南丁格尔在罗马认识的一位天主教神父。这年夏天，南丁格尔曾写信给他，投诉自己遭受家人不平等待遇的情况，并透露自己向往天主教。 事实上，身为清教徒的南丁格尔，内心的信念完全不同于天主教的教义。她，在一系列命运的挫折面前，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积极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不像天主教徒的信仰那样，将自己的一切交给慈爱的上帝，听天由命。 虽然如此，她和马尼神父却有着友好的交情，而马尼神父还设法安排南丁格尔进入天主教医院。 南丁格尔在获得马尼神父的通知后，正跃跃欲试地盘算着。 “到底应该去爱尔兰都柏林的修女会呢？还是选择巴黎伍帝帝诺街的修女会？” 不幸的是，家中的暴风雨又在此时来临。 态度愈来愈恶劣的芭斯，听说妹妹计划着前往修道会，一有机会就疯狂地攻击南丁格尔：“我快要死了！南丁格尔的行为会害死我！”然后一直喃喃自语身上隐藏着病痛，幻想自己即将死亡。 芭斯“幻想症”的病情日趋严重。南丁格尔此时因为得到母亲暂时的允准正准备与法拉博士夫妇一同前往都柏林，却被主治医师杰伊爵士的信给召了回去。 但是，芭斯的病情并没有因为南丁格尔回去而有所好转。医师后来也认为，芭斯应该暂时离开家，学着过独立的生活，而不是一味依赖于妹妹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将医师的这一意见描述为：“至理名言，使我由此茅塞顿开，我的一生大计也就由此决定了。”过去始终放不下的牵挂，由此可以释然了，她一声不响地准备摆脱家庭奔赴前程了。 就在南丁格尔挣脱枷锁的同时，巴黎修女会也寄来了通知，批准她进入医院工作。就这样，她打点行装默默地离开家，前往巴黎。 她曾在那年的除夕，如是记述着：“随着这一年的结束，也结束了许多风风雨雨，我感到十分快慰，但我更确信，这一年并没有白过。因为利用这一年，我重新思考过自己对社会的使命和信念；同时和马尼博士的深厚友谊亦使我获益良多；再者，虽然去不成都柏林，却可以顺利前往巴黎，这足以让我欣喜，也引领我开始走进属于自己的世界……” 到达巴黎之后，她借住在梅雅莉家。这段日子，她出入不再像以前那样阔绰奢侈，而以公共马车代步。 一个月的时间内，她参观了巴黎所有的医院，然后再到伍帝帝诺街慈善修女会医院去报到，担任志愿护士。 她每天穿上护士的制服，在资深修女的指导下照顾病人。可是她并没有与修女们共起居，而另住一间房，因为此时她还不算是正式的护士。 可是就在她好不容易盼到了院方正式的核准之后，命运的脚步又踩住她前进的裙角。由于祖母病重，必须速回英国。 于是她只好放弃眼前的机会，赶回多布敦见祖母最后一面。她庆幸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希拉莉：“由衷地感谢上苍！能让我赶在最后几天承欢在祖母膝前，在祖母仅有的日子中，尽心照顾她，安慰她，如果不是这样，我也许会抱憾终身。” 从多布敦离开后，她独自前往李哈斯特，开始寻找自己的工作。 后来，由于赫伯特夫人的引介，她找到了帮助贫家生病妇女委员会的一个工作机会。这个委员会因为财政困难，必须重建组织，迁移会址，南丁格尔就是担任重建工作的监督者。 经过与该委员长卡宁夫人面谈之后，卡宁夫人写信给赫伯特说：“我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您，是想告诉您，被推荐的这位南丁格尔小姐，温和大方、气质优雅，虽然仅第一次见面，我确认她是一位优秀的人才。南丁格尔看起来很年轻，但这不成问题，因为年长的护士长和资深家政人员都能帮助她弥补年事的不足。” 南丁格尔在这儿，完全是一位自费的义工。 当这个消息传到恩普利时，又使樊妮大发雷霆，威廉不再表示任何意见，成天待在阿西尼亚俱乐部，但却暗自下了一个决定，他要每年给南丁格尔五百英镑作为资助。父亲的爱很深沉。 另一方面，南丁格尔正在与委员会交涉，因为他们还不能接受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在英国社会是身份高尚的女性，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竟肯自愿从事这样的工作，不是很反常吗？” “以她的社会身份，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挥吗？” “她能够参与病人的开刀手术吗？” 虽然有这样层出不穷的疑问，南丁格尔还是完成了交涉，条件是不接受任何报酬，一切自费，还要兼管财政。这些工作，要在找到新会址之后，立即开始。 她利用会址尚未决定之前的空挡，回到巴黎接受修女会的训练工作。 她已无视母亲及姐姐过度的气愤，也不愿将自己空余的时间奉献给她们，只是一心向往着护士工作。 就在到达修女会两星期之后，她感染上严重的麻疹。 一直如慈父般照顾她的朱利亚士，将南丁格尔送回梅雅莉的住处，悉心照料。 7月的时候，她回到英国，却没有回到恩普利与家人同住，而在伦敦美伦街租了间房子。 8月中，搬到哈里街一号的新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坚实的步伐 1. 命运，不再踩住裙角 “生活在自己向往的世界里，我感觉十分快活！”南丁格尔写信告诉希拉莉自己的近况。 她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将从巴黎各医院参观后的心得，写了一封长信给委员长，详细地列出她对委员会的建议。 这些建议，都具有一些小小的革命性：为了每间病房都有热水用又要节省人力，她说：“要将水管接通到每栋建筑物。”还建议设立升降机运送病人的饮食；又要求装设紧急铃在病床边，接通至护士房外走廊的铃盒。当铃声大作时，盒子就会打开，这样护士就可从打开且有编号的铃盒知道是哪位病人拉的铃，而不必将体力浪费在楼上楼下徒劳的往返中。 对于南丁格尔不断写来的建议信，委员会深感头痛，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都被南丁格尔小姐分派到伦敦的大街小巷，四处去寻觅购买“带有响铃和显号装置的传讯设备”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委员会并没有达到南丁格尔的要求。 当南丁格尔从巴黎回来以后，非常失望地说：“要将病人为数众多的医院重新整顿，一定要有妥善的准备，可是委员会除了敷衍我之外，竟没有任何支持和援助。” 在南丁格尔看来，这些委员会“在管理合理化方面十分幼稚无知”，医院的账目也一塌糊涂。这个医疗机构共有两个管理委员会：一个由女子组成，另一个由男子组成。两个委员会之间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医生们彼此也常常争吵。 在第一个星期里，南丁格尔同委员会的委员们之间的严重分歧就暴露出来了。本来，按她的意见，这个机构应当不分宗教信仰，而委员们则主张该机构必须服从英国的国教。这一分歧经多次协商、谈判，基本上解决了。南丁格尔写信告诉梅雅莉：“委员会最初拒收天主教的病人，理由是如果依我所愿接受天主教徒的病人，同时还要接受犹太教的病人。 但是在我接受一个条件之后，他们已经允许任何宗教的病人进入，病人还可以照自己的宗教邀请自己的神职人员。 这个条件是，不论请来的是神父或牧师，只要是英国国教以外的宗教，必须由我去迎接，带到病房，当他们与病人谈话的时候，我要站在一边监视。结束之后，再把他们送到楼下，亲眼看他们走出门外。 我同意之后，委员会还把协定的内容印成文字，怕我违约。阿门！” 南丁格尔的表现显示出她是个有实际才干的人，对于没有组织、没有秩序的事情，认为毫无意义；对于不合情理的事情，她坚持己见，使得委员会中一群反对派人士极力排斥她。 南丁格尔极力奉献自己，照顾病人从不落人后。 她总是把最好的火炉移到厨房，她到地下室的储煤室里监督送来的煤是不是好的，有没有掺太多混煤；她彻底检查粮食和床单的储藏室。她深信：“给病人清洁的床单和良好的食物，比去安慰一个因医护环境恶劣而使病情恶化的病人，更具意义！” 她为了医院的收支平衡，节省开销，更是不遗余力。 她除了亲自走入厨房打扫食具和粮食的储藏室，还停止每天购买食物的习惯，避免花钱费力，然后再和好一点的商店订契约，以批发购进物品。 另外，她得到母亲樊妮的首肯，将各种毛纤制品拿回家修补洗涤，床单也由家里补充，还利用旧窗帘作床罩。 委员会中的职员常常待不了多久就辞职不干，住在那儿的外科医生也时有空缺，南丁格尔不但找人接任职务，还自己在家亲手配药，为此节省了一笔支付药剂师的费用。 渐渐地，委员会的成员们开始察觉到南丁格尔无私的奉献精神。她非常认真，医院里的大事小事，她事必躬亲，参加了大量的实地临床护理工作。看来，她的天性和做法都决不是那种罗曼蒂克式的。她认为，如果整个医院组织混乱，缺少纪律，工作人员不论怎样忠诚、无私都无济于事。她清楚地认识到，一些日常管理工作，像保持医院收支平衡、改善厨房设备、给病人以清洁的病床和良好的饮食等等，这些要比彻夜守护在垂死者的床边，用空洞的语言去宽慰垂死的坏血病或褥疮患者有用得多，有效得多。但这些措施实行起来绝非容易。 到12月时，她已逐渐学会如何同委员会来磋商一些困难问题。她在给父亲威廉的信中写道：“我刚刚‘就任’时，曾打定主意，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决不会背着委员会搞串联！现在，我明白了，我的任何一个想法，不首先设法串联一些人，就很难实现。比如，我想办某些事情，我须先物色好适合的人选，a、b或是c，先向他们说明我的想法，然后就把事情托付给他们，经由委员会去执行、办理。这种方法我试行过好几次，结果证明万无一失，很灵验。”12月3日，南丁洛尔写信给威廉： “我现在简直到了掌权以来的全盛时代。……某夫人原来是我的头号敌对者，现在却在伦敦为我的成绩大肆鼓吹。”的确，连病人们也对南丁格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给她写了无数封感谢信。 “我最尊敬的南丁格尔小姐，是你让我重新感受阳光的和煦，请接受我热诚的感谢！” “每当你站在我的身边，我总感觉生意盎然，看到你离开房间，我又寂寞起来。” “每回想起你耐心地做完一切事情，眼里散发出平和慈爱的光彩，我就热泪盈眶！” “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你若消失，万物都将褪色消逝，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 …… 这些贫穷的妇女不但要时时与经济短绌的情况作斗争，同时还要负担比自己更穷困的亲戚的生活，如今自己身染疾病，凄凉之景，令人十分同情。 南丁格尔很了解她们的困境，不但极力照顾她们，甚至经常解囊相助。她曾经自费供一位贫穷的女老师到东方波恩的海水浴场去散心疗养。当这位女老师的病情逐渐康复的时候，她仁爱善良的名声也因此传扬开来。 从1854年春开始，她到各处访问了许多医院，作实地调查，为改善医院护士处境搜集资料。同时，她开始考虑筹建一所学校，专门培养合格的应当受到尊敬的护士。她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公布，流言却早已传到恩普利庄园她的家中。樊妮和芭斯听到这些流言，自然又不免发几阵痛心疾首的悲叹。幸而南丁格尔已不在家中，否则又是一场难堪的责难。往昔这个热烈、多情的姑娘，如今已成长成为一位端庄、坚定、自立的干练女子。任何力量再也不能阻拦南丁格尔小姐，使她在自己的道路上停下来。樊妮的斥责之声也逐渐减弱以至完全消失，从此再也听不到了。 南丁格尔在重建会务的工作期间，感到充实满足，但在医院的情况逐渐步上轨道之后，满足感也消失了。她说：“这个狭隘的环境不能使我完成突破自己、升华自己的使命！” 1854年的5月下旬，她收到一封莉莎赫伯特夫人的来信：“锡德尼为了收集一些医院许多不合理的现状，希望你能提供资料，特别是有关护士过低的薪资和恶劣的居住情况的资料。他为了要使大众正视这个问题，目前正致力于改善此现状的工作。” 他们之间书信来往频繁，南丁格尔不断收集资料，写下报告，锡德尼·赫伯特则不断奔走。 “改革的工作十分不易推动，医院里的人员被收买，不敢发表意见，医院外的各级人士都漠不关心，大家都以为，医院内可怕的状态定有难言之隐，而不愿出手援助。”赫伯特来信告知进行的情形。 南丁格尔愈发坚定了要办一所培养受人尊重的护士学校的想法。 这年夏天，霍乱大流行。伦敦城的贫民窟地区没有下水道，环境恶劣之极。各地医院一时都住满了病人。许多护士染病死亡，幸存的害怕染病而纷纷逃离医院。 8月间，南丁格尔自告奋勇前往英格兰南部的米塞郡医院，去“指导那里的霍乱病人的护理工作。” 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①回忆道：“在医院中，每30分钟必须将一般疾病与病情较轻的病人抬出去，用这些空出的病床再收容刚送来的重病患者。南丁格尔不眠不休地为病人更衣、喂药……当时不少女性患者，因为乏人照顾，身体不洁又酗酒，常常因为恐惧死亡和痛苦不堪而发疯，死亡率不断升高……呻吟的病人不断被抬进来……” ① 盖斯凯尔夫人的全名为伊丽莎白·克·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c.gaskell，1810—1865年），英国小说家。 盖斯凯尔夫人写道：“我真希望你们能亲眼欣赏一下这位出众的女子。她身材颀长，腰肢纤弱，一头浓密而修剪得短短的栗色头发，娇嫩细腻的皮肤，灰色而低垂的眼睛，眼神总是那样深沉、忧郁。但是，只要她本人愿意，它们立即变为我从未见过的、最活泼欢快的一双秀目。她那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使她有着我从未见过的最甜美、亲切的笑靥。此人才艺过人，意趣清秀，特别是妙言谐语不绝于口。模拟天才更无出其右。我想，这可能是支持她久处逆境而不受摧折的重要因素……” 当盖斯凯尔夫人在李哈斯特待了一周之后，她惊谔地发现，在南丁格尔迷人的、快活的、带点忧郁感的高雅风度的背后，竟然还蕴藏着钢铁般的冷峻的个性。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她没有一个朋友，而且也不想要朋友，孑然一身高高地屹立在上帝与他缔造的万物之间，她的音容笑貌是那样文静娴雅，刚接触她之初你决不会感觉出这个人会有百折不挠的性格。你若联系她对于人类的坚贞感情来看，她这种对任何个人都缺乏爱情的奇特性格，恰恰是一种特有的天赋；她确实是很奇特的，任何人若处在她的地位，都难免被别人指责为妄自尊大。” 盖斯凯尔夫人似乎也与芭斯产生了某些同感。 一年前，芭斯曾向朋友无比愤激地解释说：“我认为，弗罗伦丝没有或很少有那种所谓的仁爱之心。她过于自命不凡，甚至野心勃勃地妄想通过一个什么慈善机关，一举改造出一个新世界来，这与仁爱之心根本没有共同之处。” 是的，南丁格尔身上确实有着某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尽管她温和、娴雅、聪明。她仿佛生活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诗意葱茏的境界里，那样虚幻、悠远，令人望而却步。此后，许多与她共过事的大人物和那些对她既敬佩又痴情的男人，先后都很痛苦地体验到了这种滋味。 樊妮至终都未能理解她的这个女儿。一天，她含着眼泪，向盖斯凯尔夫人讲了她的感受： “……我们就仿佛是群水鸭子，而她是我们孵出的天鹅。”不过，正像若干年后，里顿·斯特雷奇①的著名故事所说的那样，樊妮她们孵出来的不是一只天鹅，而是一只苍鹰。 ① 里顿·斯特雷奇（lyttonstrachey，1880-1932年），英国著传记作家、文学评论家。 1854年的夏天，命运不再踩住南丁格尔的裙角，她所作的一切，已冥冥中转向上帝对她的召唤。 1854年3月，英、法向俄国宣战。9月，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 在英国的医疗机构和贫民医院的工作，都只不过是彩排和开场戏，主幕即将拉开…… 2. 战地飞函 1853年10月，俄国向土耳其发动战争。 1854年3月，法国（拿破仑三世时代）和英国组织的联军开往克里米亚，协助土耳其对抗俄国。 从战略形势上看，如果站在英法的立场观察，土耳其万一失败，俄国力量势必延伸到欧洲。 这一次战争的主战场在俄国黑海克里米亚半岛，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 英国人民把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作他们自己深信不疑的信条。当然，他们认为，这支在滑铁卢大败过拿破仑的劲旅，是不可战胜的。但自滑铁卢战役之后，40年的时间过去了，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开赴俄国的远征军启碇出发之前，部队给养供应、卫生保健以及伤病员的医疗等整个程序就已经混乱不堪。 1854年春，人心普遍稳定。英武的近卫军步伐整齐地跨过伦敦市区，开上战船。人群欢呼着送别他们，但谁也不知道，这支堂而皇之的部队却没有后援部队，军需给养也没有着落。这样一支军队几乎注定是要溃败的。代替他们的将是些没有经验的“只经过60天就操练得很好”的新兵。 战争的第一阶段最初不是在克里米亚，而是在罗马尼亚，当时还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俄国人正在那里围困土耳其人。英国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①亚洲海岸的斯卡特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1854年6月，英队在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城市瓦尔那登陆。登陆后不久，霍乱病疫开始流行，登陆的英军成了伤病大军，一事无成。土耳其人自己解脱了罗马尼亚境内的危机。联军随后才奔赴自己真正的战略目标，去摧毁俄国人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港新建的庞大的海军基地。 ①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亚欧两洲之间的海峡，沟通黑海和马尔马拉海。 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的战略行动在英国国内的报纸上曾公开讨论过，但却从未正式向后勤部发过作战指令。因此，当英军已经在瓦尔那港集结，准备乘船渡过黑海向克里米亚进军时，才发现运输力量严重不足。三万士兵已经把运输船塞得满满当当。驮马、帐篷、炊具、药品、被服军需，统统丢在后面。 9月14日，联军在一个海湾登陆。很巧，这个海湾的当地名称叫做“灾祸之湾”。一级军医亚历山大博士惊呼：“天哪，既无医疗运输船，又没有担架、药品，没有车辆，一支大部队就这样在异国土地登陆了。”霍乱还在蔓延，已经有一千名霍乱病患者被送回斯卡特里，连法军总司令圣多亚尔诺也因霍乱病死亡。 一个星期后，英法联军经过激战，赢得了阿尔玛战线上的胜利，但这次战役中的伤员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没有绷带、没有麻醉用的氯仿、没有吗啡，……伤员就躺在地上，或躺在农家院子里混杂着污泥、畜粪的稻草上。截肢就在不用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可怜的受术者，就坐在木桶上，或是躺在旧门板上，外科医生借着月光做手术，因为连照明用的灯具都没有。 斯卡特里原有一所巨大的兵营，过去是土耳其炮兵司令部的所在地。这所兵营和附设的医院已经移交给英军。英国人预料这所号称为“总医院”的医院必定十分完备。但不料霍乱病流行引起了巨大的混乱。 先送来的千余名霍乱病人已经塞满了医院所有的病房。床位、药品、被褥、消毒用品、包括医生都已感到缺乏。高等医官孟席斯大夫正在全力应付这一困难局面时，又来了一个紧急通知：告知他阿尔玛战役中负伤的伤员和另外一千名霍乱病患者已在来院途中。通知还命令他立即把原来的炮兵军营改成战地医院。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这所巨大的兵营建筑不仅年久失修，空空荡荡，仅存的几间房屋肮脏得要命，而且根本没有医疗设备。 与此同时，从阿尔玛战役中下来的伤员、病员，忍受着黑海海面的狂涛恶浪，正在向这所兵营医院集中。许多经过截肢手术的伤兵，横躺竖卧在甲板上呼痛惨叫。到达兵营医院后，由于没有床位，他们只好睡在地铺上，身上仍然裹着战场上下来时那些浸透了脓血、粪污的军毯。由于没有医生，根本没人过问他们，有的甚至一天一夜没有喝到水。 这种触目惊心的情景在英军史册上并不新奇，不过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罢了。 这次，伦敦《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以爱尔兰人式的爱打抱不平的脾气揭示了这样的事实。 10月9日，《泰晤士报》以大篇幅详细地报道远征军医药设备的真实状况，这是一个令人震惊而难以置信的消息。 拉塞尔在报道中指出，英国政府似乎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不会流血或死亡的战争，因此没有准备任何为伤兵服务的医疗设备。直到阿尔玛战役之后，才在斯卡特里向土耳其借了一栋年久失修、大而简陋的建筑物充作临时医院。因为事先未经整顿，不仅外表破旧，内部也零乱不堪，加上全无医疗设备，所以虽名之为医院，受伤和生病的士兵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救治的伤病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在联军阿尔玛大战旗开得胜之后，英国政府正在洋洋得意，如今拉塞尔的报道，无异是在他们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12日，拉塞尔的第二篇报道被刊登在报纸上，这是一封很长又很详细的战地报道：“我相信前线战士由于没有健全的医疗设备，以致无法得到完善治疗而惨痛死去的消息传到后方，必定会引起一阵骚动或令人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不仅医护人员不足，就连包扎伤口的绷带也奇缺无比，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惨痛的事实！那些不忍目睹这种惨状的百姓们，纷纷捐出旧衣服和床单代替绷带使用……” 接着，第三篇报道又来了： “几天来，令人悲痛的景象使我对祖队医疗设备的贫乏感到悲愤与震惊！受伤和生病的士兵根本没有被当做人来看待。他们独自呻吟，却没有人照顾他们。法队的情况就比较好，他们不论是医疗技术或设备都很完善，又有足够的外科医生，以及50多位受过严格训练，具有服务、牺牲精神的姐妹会会员来协助医疗工作……” 19世纪的英国制度中明文规定，妻子有权随丈夫出征，下面这一封追随丈夫远征的士官夫人所写回来的信，也会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 “多么悲惨的事！如果你也能目睹这些可怕的景象，相信你会和我一样哀痛欲绝。站在简陋而宽敞的临时医院里，却仍然可见外面街道上到处零乱地横躺着受伤和生病的士兵。 他们与我虽仅咫尺之隔，但我已无法再腾出分寸的空位容纳他们。眼看着这种惨状，我却爱莫能助，只有尽量不去想他们，以求片刻的安宁，因为我和另一位士官夫人都不懂医疗知识，我们唯一能尽力的就是炊事工作。这里太需要护士了，但却一位也没有。 法军里的50多位护士每天所要做的事是多么繁重，你应该可以想像得到……” 此外，士兵们寄回的家书中，也以相同的心情来描述战场的悲惨和医疗设备的缺乏。一再传来的消息，使英国全体人民悲愤不已，严厉谴责政府和深切同情战场上的同胞。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陆军医疗设备会简陋到这般田地呢？ 很明显，40多年来和平岁月使他们太松散，而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事情。 更可笑的是，战区医务实况陆军部却毫不知情，调查结果也不知错在何处，该由谁来负责？ 14日，《泰晤士报》上出现了下面的投书：“为了斯卡特里的士兵，举国上下的妇女，难道没有一位具有服务、牺牲、仁慈的心肠吗？难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去做有意义的事吗？五十多位法国特派修女，正在垂死和受伤的士兵身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鼓励和安慰。 为什么英国妇女在献身救护的工作上要输给法国人呢？难道我们没有‘仁慈的姊妹’吗？ 我相信，只要有一个健全的组织，身体健康、心地善良的英国妇女，必定会踊跃地加入救护行列。” 12月，《泰晤士报》也曾发表了一篇社论《不要遗弃远征同胞》向全国人民呼吁。 这次报道，引起了人民热烈的反应，为了拯救远方战士及慰问他们的辛劳，各地纷纷举办捐款活动，一天之内竟收到高达2000英镑的金额。 “难道我们没有‘仁慈的姊妹’吗？”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组织医护姊妹团的事，也受到众人的注目。 3. 毛遂自荐 由于派遣护士到斯卡特里医院，哈雷街的监督办公室顿时忙碌不堪。 经过《泰晤士报》的宣传报道之后，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增。处在这种情况下，南丁格尔的内心在想些什么？ 从海的那一边传来伤病士兵们的呻吟声，时时刻刻都在南丁格尔的耳边萦绕。 机会来了！ 34年漫长的岁月，她所做的点点滴滴，似乎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来临，只要她认为该做的，她从不犹豫。从她小时候照顾牧羊犬的事，我们不难看出她的坚决果敢。 10月14日，她向现任陆军财政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她的朋友，及赫伯特夫人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赫伯特夫人： 今天早上我到府上拜访您，但因事前不曾与您取得联络，以致拜访未遇。我现任医疗督察工作，关于组织自愿医护队前往斯卡特里的计划，希望能与您的先生做一次详谈。 玛莉亚·弗里斯达夫人非常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她捐了两百英镑作为三位护士的费用，因此吃、住以及的一切费用，我们都可自己供给，绝不会增加政府的负担。 我虽不敢完全相信《泰晤士报》的报道，但我确信我们将有助于可怜的伤病士兵。 不知赫伯特先生有什么意见？是否官方会反对？万一有不方便的地方，希望赫伯特先生能给我一封推荐函，这将使我无上的荣幸与感激！ 至于医院所需的用品，应当注意些什么？请赫伯特先生不吝赐教！我曾问过陆军医疗总督史密斯博士，他说无需任何物品，但为慎重起见，还是请教您的意见。我们预计在17号，也就是星期二出发，大约21日可抵达君士坦丁堡，当天再换船前往。 舅舅已经替我到恩普利去请求双亲了！ 至于要得到陆军大臣纽卡司特的许可，是否要我写申请书呢？ 致我最敬爱的夫人。 您的好友 f·南丁格尔敬上 附：这不是公开的信，请您当私函处理。 14日星期六，当南丁格尔把信投入哈雷街的邮筒时，赫伯特夫妻正在前往布鲁伦蒙斯的路上。他们一早就出门，准备到郊外度周末，所以没有收到南丁格尔的信。但是15号那天，赫伯特却在宁静的别墅中写了一封信给南丁格尔。 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 关于斯卡特里医院的情形，你应该已从报上得到很详细的消息。根据报道说那里的医师和医疗物资都非常缺乏，那只是一时补充不足所造成的，现在所有的必需品都足够了。 除了加派两倍以上的医生前往外，已经送了好几公吨的医务用物品到前线去了。 所以，现在惟一欠缺的就是护士，你也知道，战场上一向都是选用男性医护人员，因此，没有女护士。 如果护士们必须随着军队到处流动的话，实在是很麻烦。如今斯卡特里有医院的设备，医疗人员不必到处迁移，我们才决定派遣女性前往从事医疗工作。 而且，男性医护员手脚比较粗笨，经验不足，在真正急用时，反而派不上用场，改用女性护理人员，确实有必要的。 现在，我身边已有一大堆的自愿书，但这些贵夫人连医院在哪儿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医护知识或了解工作性质了！这些人派到前线去，除了增加麻烦外，绝不可能有任何帮助。 而且战地严格规定，护士除了要遵守一切纪律，还要绝对服从医生的命令，这些恐怕也不是她们办得到的。 现任医疗总督史密斯博士手下的玛莉亚·弗里斯达夫人，曾要求我让她亲赴前线，或挑选她苦心训练的护士前往。 伯明翰医院的前任牧师休姆，也要求以神甫的身份带领两个女儿和12名护士前往战地医院。休姆曾在军队中服务7年，对军队医疗情形十分熟悉，而且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又有一颗虔诚的心和服务的精神。 从这些热忱的来信中，组织护士队所需人员已不成问题，但是要从中精挑细选，确定她们的才能和牺牲的精神，以及团队精神，成为一支优秀队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休姆也和我讨论过这件事。 玛莉亚·弗里斯达夫人并未事先调查自愿远征的护士资质，对于表现卓越、训练有素的护士，她不能完全掌握，至于统领一支队伍，恐怕她力有不足。 据我所知，具有组织才能，并能够督导指挥护士群，圆满完成任务的，全英国只有一人。 我相信，组织远征护士队的难处，你比谁都了解。在一个繁琐、杂乱的战地医院工作，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强烈的同情心、身体强健、勇气十足的女性才能胜任。这种人选已很难找到，更何况还需具有管理、组织和指挥能力的领导人才呢？ 领导者工作的能力，直接影响整支队伍的行政效率，万一选择不当，不但会造成严重损失，也将贻笑世人，且无助于战地救护。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你应该明白，因为只有你才能够挑起这个重任，希望你详细安排一切，接受这个任务。 如果你愿意承担重责，那么所有远征的姊妹都由你全权管理。 至于医务局方面，必定会尽量配合你，和你合作，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你也有权向官方申请任何物质支援，或提出医务报告和要求。诸如这些小节，无法在信中一一说明，只好等见面时再详谈，无论你的决定如何，我都希望你能全力支持我。 我绝不为难或勉强你，但有一件事你必须了解的，那就是这个计划的成败，完全在于你的决定。 以你的人格、气质、学识、社会经验以及身份地位，想再找出第二位像你这样的人，恐怕不多了。 无论如何，对于伤病士兵的医疗服务工作，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不仅拯救了无数受苦受难的战士，同时也扫除英国长久以来的社会偏见，为公益事业铺下一条坦途，相信从此以后许多服务事业都会尾随而起。 我对你的决定，不敢抱着过于乐观的态度，但如果你愿意，佛洛斯·布里基夫妇将与你同行。现在丽莎正提笔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布里基夫人。 明天上午我会回到伦敦，我希望在下午三点至五点这段时间与你会谈，请你自动向陆军部联络。 除了你本身的问题以外，不知你的父母意见如何？ 现在，我站在国家立场上，代表全体国民向你请求，我衷心期盼你的双亲能重新考虑，以国事为重。并虔诚祝福你。 你的好友 西德尼·赫伯特敬上 这真是一封真诚而感人的信，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找到一位如此谦诚、尽责的大臣，肯执笔向一位女性请求。然而有资格接受国家大臣如此礼遇的女性，也恐怕不多。 赫伯特虽是一位军务大臣，但他的职责只是掌管陆军财务，对于派遣的工作，应当是陆军大臣纽卡司特的事，但因为国家处于战争期，军务特别忙碌，所以这件工作才委交赫伯特全权代理。 如果赫伯特不认识南丁格尔，想必他也没有勇气接受这项重大的责任，虽然他交友很广，其中也不乏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但能够献身为国，并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并不多。赫伯特和南丁格尔之间的合作，形成了一股力量，不断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也就是他们的友谊能够历久弥坚的原因。 这一次有趣的巧合，使双方都吐露了自己的心愿，同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正当南丁格尔在哈雷街的宿舍中展信细读时，赫伯特也满意地对着南丁格尔的来信露出喜悦的笑容。彼此双方似乎存在着一种默契。 南丁格尔的毛遂自荐和赫伯特的伯乐相马一致了。 4. 离开伦敦前 10月16日，南丁格尔拜见赫伯特，并做了一次很愉快的谈话。三天之后，派令及详细的指示便正式下达。 除了佛洛斯·布里基夫妇同行外，又多了一位坚强的随行者，那就是《泰晤士报》的记者——马可。 马可负责把《泰晤士报》所募得的金额，送往前线慰劳战士，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南丁格尔，因此结伴同行，并答应互相合作。 一向站在反对立场的母亲，知道这是国家大事，南丁格尔受全国人民之托，担负重要任务，因此也不再坚持己意。姐姐更是一反常态，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朋友：“每一个细节的巧妙结合，使南丁格尔成为这次医护工作中最适当的人选，真叫人万分诧异！好像南丁格尔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等候这个日子来临。过去她所做的每一件事，现在都产生效果，发挥最大的功用，一点儿也没有白费。多年来，南丁格尔所做的各种调查，深入研究并搜集资料的工作——对天主教服务精神的喜爱，到凯撒沃兹所做的内部调查，以及与各阶层人士交往所学到的通情达理、应对自如的高雅风范，如今都成为她最宝贵的财富。” 姐姐和母亲过去始终站在同一阵线，坚持反对南丁格尔，认为她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怪人，但是现在南丁格尔的每一句话，却变得非常动听。 “神的召唤！”大家都相信这是神的召唤！ 21日，也就是和赫伯特谈话后的第五天，南丁格尔离开了伦敦。在短短的四天中，除了整理行装，处理琐碎的事情，最使她头痛的就是赫伯特一再强调关于挑选护士的工作，她想尽办法，征求护士。 她征求的要求是对病人有爱心、有服务精神和强健体力，并且具备丰富的医疗常识，且到克里米亚之后没有后顾之忧的女性。 虽然人才难寻，但是这一次工作的成败得失，完全维系于医护人员素质的高低，所以选择的标准，绝对不可轻易放宽。 更何况如赫伯特说的，这件事不仅在军事上是挽救伤兵性命；而且，也是确定妇女才能的重大考验。再就大体来说，更是对国家、对社会公益有深切影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计划。 在当时保守的英国民风中，国家授予大权和重责给一位女子，派遣她前往战场，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决定和改变。 南丁格尔被政府正式任命为“英国驻土耳其野战医院妇女护士队队长”，护士队的人数定为40人，她的权限也明令颁布。惟一的缺憾是“……驻土耳其……”名衔之中的权限被限制在土耳其，造成日后被禁止进入克里米亚的藉口。 南丁格尔以素常冷静的态度预计以四天的时间征集护士、缝制衣服、买船票、订房间。…… 征选护士就在赫伯特夫妇伦敦的家中办理。遗憾的是，应征者之中却没有一个人是志愿的。 这些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以“钱”为目的。护士队除了免费供应饮食、寝室和制服之外，每星期还有12至14先令的薪资，表现好的话还可增加到16到20先令，这对于当时薪水低廉的护士而言，的确是一份十分优厚的待遇。 参加的每一位女性护士都必须在同意书上签字，表示绝对服从南丁格尔的领导，如果和当地军队的士兵发生冲突，立即开除。 护士队的成员没有一个是年轻女性，几乎全是肥胖的中年妇女。她们之中只有14人有在医院工作的经验，其余24人是属于宗教团体。南丁格尔强调，护士队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宗派。 “选择女性护士的观点应该视其是否适合护士的工作，而不是根据宗教上的信念来论断……” 护士队的成立受到马尼博士的大力支持，使天主教会作出空前的让步。他们分别从诺伍德医院和波曼其修道院派出五名修女参加护士行列，并允诺这十名修女完全服从南丁格尔。 此外，还有来自其他宗教团体的修女，也在西德尼·赫伯特等人的奔走交涉下，陆续派员加入，并愿意接受南丁格尔的领导。 惟独遗憾的是，清教徒护士拒绝参加，因为她们除了自己教派的委员会之外，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指挥。如此一来，使得护士队一行之中，天主教与高教会派的人数形成优势。 若说这群人日后会产生分歧的意见，那么，其中的关键并非是所属的教派互异，而是在于一开始，各自的出发点就有所不同。 虽然大家都了解为伤兵奉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原本身为护士的人，即认定她们的工作范畴就在照顾伤兵；而那些没有护理经验的修女们，则将此行重点放在拯救士兵的灵魂，以为是宣扬宗教信仰的良机，对于环境卫生和照顾伤病员的认识，自然比较欠缺。 另外，还有少数几个自认是有教养的女性，觉得以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言，应该是与一般护士不同的。 但是，在南丁格尔心目中并不认为有特别待遇的人。大家参加了这个行列，全都应该是护士，必须一视同仁，吃相同的伙食，睡相同的寝具，还要穿上相同的制服。 于是，护士们除修女必须穿她们的修道服外，其余一律穿统一的制服。这套制服包括一件灰色苏格兰呢外衣，一件灰色的粗呢短外套，一顶白便帽，和一件黑色呢料短斗篷。这套服装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针对斯卡特里营地的混乱状况而设计的。设计这套别致的服装，就是为了保护护士本人和全体护士们的名声。 南丁格尔挑选了38位合适的人选。这在当时，都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医护人才。 在全国人民热情地欢送下，一个负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诞生了。南丁格尔由佛洛斯·布里基夫妇陪同，率领着38位护士及牧师等一行人于21日离开伦敦。 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不仅是南丁格尔忙得不可开交，连她周围的每一个人也都跟着她忙碌不堪，就因为这个原因，南丁格尔在旅途中带回来的小猫头鹰竟被大家遗忘而饿死了，这件事使南丁格尔伤心得掉下泪来。 南丁格尔是谁？ 这几天，全英国的人民都在谈论着她。 过去，由于南丁格尔不喜欢参加社交应酬，因此认识她的人并不多。现在也许是太忙了，但她天生就不喜欢交际应酬，或多说话。虽然她的名声传遍英国的每一个地方，仍然很少有人知道她究竟是谁。 一个星期之后，在《伊克明那报》上出现了一篇比较正确的报道。 “南丁格尔是谁呢？这是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但是却没有多少人能说出她究竟是谁。现在让我们来为您解答这个问题。 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就是汉普郡的恩普利堡以及德贝克州的李哈斯特地方著名的大地主威廉·南丁格尔先生的小女儿，也就是南丁格尔家族的继承人。接着简要地介绍弗罗伦丝的过去，她的学识和才华，并以‘与女王同年龄’，‘气质高雅，很孚众望，凡是接近她的人都认为她和蔼可亲，是一位具有不可思议的感化力和魅力的未婚淑女’来描述她。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因同情远征国外的伤兵，毅然离开了繁荣的伦敦以及温暖的家庭和亲戚朋友，怀着服务的热忱，不求任何代价地走上前线。 当我们阅读这篇报道的时候，这位思虑良苦、感受敏锐、才华出众的高贵淑女，正在战地献出女性最珍贵的爱心，为劳苦功高的战士服务。在阿尔玛激战中奋勇抗敌的士兵，值得我们赞扬，但是为了许多受伤、生病的将士，牺牲自己、贡献自己，前往前线的南丁格尔小姐，更值得我们尊敬。 有人认为她的做法是沽名钓誉、矫揉造作，认识不清而嘲笑她、批评她或可怜她、同情她，但真正了解南丁格尔小姐的人必会为她的精神和行动感到骄傲与敬仰。 还有谁能像弗罗伦丝·南丁格尔一样站在神圣的高台上，摒除娇弱、自负，牺牲自我而为群众服务呢？她伟大的行为，是我们英国人民的楷模。” 这篇报道引起了非常有趣的回响。 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护士队的队长不是一位穷苦、卑贱的老妇人，而是一位学识丰富、气质高雅、年轻貌美、不求任何报酬的富家女子。她所率领的护士队，使后方的百姓感到无限的光荣。因此，原先漠不关心的人士，也开始热烈地响应及支援了。 上流社会的妇女们，更把学习护理当成一种时髦。本来乏人问津的医疗工作，如今变成非常踊跃、热烈响应的捐款运动。纷飞而至的慰问信件，使南丁格尔全家不得不在伦敦设一个办事处，由姐姐芭斯和她的好友共同负责，处理信件。 在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出发前，就收到不少捐款，而后又有不断地捐助，增至7000英镑。这笔巨款暂存在福资银行，供南丁格尔随时调用。 自去年南丁格尔离家独立后，父亲寄给她每年500英镑的零用金，也成为庞大捐款的一部分，南丁格尔把它们用在最适当的地方。 5. 从伦敦桥出发 1854年10月21日，护士队从伦敦桥出发。她们预定经过布伦、巴黎、马赛，并将在马赛补充大量物资，坐快船前往君士坦丁堡。 他们一行人到达布伦时，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布伦的渔民们及年轻人、妇女们都高兴地将她们的行李扛在肩上，欢喜地将她们迎进旅馆。这些人不接受任何小费，连饭店的主人都说：“你们可以随意使用饭店，晚餐大家尽量吃，本店免费招待！” 进餐的时候，那些自认为是有身份的女性，不愿与护士们同桌，显得格格不入。南丁格尔不但与护士们同桌用餐，还替她们翻译法语，一点也没有嫌弃她们的辞色。 当她们一行人到达巴黎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但是仍然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帮忙送她们到梅雅莉和她丈夫朱利亚士准备的大饭店去。 第二天，她们向马赛出发。 一到达马赛，南丁格尔就赶紧订购物资。在她自己的寝室中，南丁格尔忙着和各类批发商及零售商交涉，也忙着招呼法国政府代表、英国领事馆官员、《泰晤士报》记者和女王使者。 这个时候的南丁格尔。散发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美，不同的韵味，坚定的眼神、上扬的嘴角给人一种鲜明的印象。 27日一早，护士队就搭乘往来于马赛与马耳他岛之间的“佩克提斯号”。因为船上的蟑螂很多，船身又摇晃得厉害，搭乘的感受十分不舒服，是一艘谈起来令众人色变的船。 南丁格尔因为严重的晕船，所以到了马耳他岛也无法走上陆地。其他人就在自卫队队长的陪同下，参观马耳他岛。 为了避免护士们任意行动，队长将她们按照宗教团体分列，再插入护士，排成队伍之后，像军队一样，喊一声“齐步走！”才开始前进。这群护士们哪里受过什么军事训练，当队长不满意她们散漫的步伐时，还不时喊出“立定！”的口令，重新整队前进。 数天后，“佩克提斯号”在海上遇着恶劣的天气，于阵阵倾撞惊叫之中，船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颠簸前进，并准备在塞利耳海角停泊。 在大雨中隐约可见的君士坦丁堡，此时看来像是一张老旧褪色的相片，对岸还有所很大的军医院，大家都冒着风雨跑到甲板上，远远看着自己的目的地。 “哦，南丁格尔小姐！”其中一人迫不及待地说：“登陆之后，可不可以先别办什么报到手续，请让我们赶快去照顾那些可怜的伤兵吧！” “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得先好好清洗一番才行！”南丁格尔边说边凝视着逐渐清晰的野战医院。 大约是早餐的时间，“佩克提斯号”进港下锚。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派书记官前去迎接。当时南丁格尔因晕船而躺在沙发上，书记官曾在回忆录上记下了当时见面的感想：“我奉大使的派遣，去迎接初到斯卡特里的南丁格尔小姐，向她们一行人致欢迎辞，……当我见到她时，南丁格尔小姐正躺在沙发上，也就只有这么一次，此后，她再也没有像这样躺着……” 护士队必须立即动身往医院去。护士们拿着自己的行李、雨伞，搭着小船，渡过海峡到斯卡特里。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阳光从云隙里透出，照着海峡的东侧，属于亚洲的海岸。海岸的轮廓愈来愈清楚，朦胧的美感也逐渐消失。 由军营改建的医院旁边，有着长长的陡坡，路面覆盖的尽是垃圾和泥泞，找不到一处坚硬可行的道路，只见车子的轨迹深深地嵌在泥路上。 当小船慢慢靠近欲坠的栈桥时，护士们看见在波浪中起伏的马尸，还听到远方传来一阵阵野狗的狂吠声。当她们顺着陡坡望去，三三两两衣衫破烂、步履蹒跚的人，互相扶持着朝医院走去，这番情景不由得使她们打了一个寒噤。 上岸后，大家登上陡坡，来到临时医院的大门。 医院方面，已经由门伊斯博士、司令官西拉利少校等人前来迎接了。 这时南丁格尔34岁。 6. 真正的家 11月4日上午，南丁格尔一行人安全抵达斯卡特里——这是土耳其王朝的发祥地，也是人们心目中所景仰、崇拜的古老城市。虽然它位于海拔300公尺的高地，却有“博斯普鲁斯之珠”和“土耳其银城”之誉，由此就不难想像它过去辉煌的景象了。 他们来的正是时候，因为这一天正是英国诗人丁尼生为巴雷克拉瓦战场上苦战的600名轻骑兵歌颂的第11天，也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受伤400名勇士越过海洋来到斯卡特里的日子。而且，正值印曼大战爆发的前夕，预测将有更多的伤兵，尽管医护人员仍然不敷所需，但总算是聊胜于无。 南丁格尔能够及时赶到，心中非常安慰。“无论是在英国、在德国，在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我绝不放弃从事医护工作的理想。”她工作的地方才是她真正的家，现在她来到这里，投入属于她自己的灵性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家庭”。在战区的英属医院约有十家，除了克里米亚的四所以外，其余的都在斯卡特里。 南丁格尔一行人所到的地方，就是斯卡特里六家医院中设备最简陋、建筑最古老的一所。“克里米亚天使——南丁格尔”的称呼流传至今，已是家喻户晓的美誉，她虽然在克里米亚半岛辛苦地服务过半年的时间，但她真正的建树，以及活动的地点却是在斯卡特里。 1854年12月，在向土耳其借来的宽大、简陋医院中，病人高达2435位，救护工作全部落在救护队的肩上。至于院方的医疗设备以及伤兵的生活情形如何呢？“我并不完全相信《泰晤士报》报导。”这是南丁格尔出发前写给赫伯特夫人信中的一句话，但现在她亲眼看见的，不仅不亚于新闻报导，其悲惨的情况远超过自己的想像。“国内各报对战地医院的描述和实际悲惨的状况，完全是两回事，这里简直比地狱还要凄惨！”南丁格尔到达当地立刻写信告诉赫伯特她所看到的惨状。这里确实如同拉塞尔的报导中所提的，是将一栋古老而宽敞的建筑物作为临时医疗救护站，但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栋古老的建筑物一点儿也不适合作为医院用地。沿着房舍的地基修筑的简陋的下水道，不但无法流通，而且积满的脏物和污水散发着恶臭，一阵风起，使臭气弥漫走廊和病房的每一个角落，令人难以忍受。地板磨损剥落，千疮百孔。墙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埃，成为毒虫、微生物的最佳繁殖地。污秽的环境使老鼠到处横行。这些老鼠猖狂无比，经常在病人的枕边爬行，为了不惊动熟睡中的伤病员，后来南丁格尔练了一手很有效的捕鼠技巧。 由于伤病员过多，虽然医院很大却也显得拥挤不堪，每隔80公分的病床排列方式，竟长达六公里多，每张单人病床上必须容纳四位伤员。 无论是因受伤或手术失去手脚、因发高烧而不省人事，或因冻疮而伤口腐烂发臭，以及因赤痢、霍乱的侵袭，垂危旦夕的各种伤病员全部挤满医院的每一寸土地。 这样的医院，要供应足够的日常用品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感到匮乏的就是病床和毛毯。在这种物资缺乏的环境下，只好用粗糙的帆布作为床单，用空的啤酒瓶或葡萄酒瓶来代替烛台。但是日常不可缺乏的浴盆、毛巾、肥皂、扫帚、抹布、脸盆、盘子、刀叉、汤匙……等等生活基本物资却一样也没有。至于病人所需的医疗用品，例如担架、绷带、消毒燃料以及药品等更不用说了。 当护士们跟着领路人登上海岸，然后爬上山坡，穿过医院的大门，南丁格尔说，这道大门顶上应当写上：“来到这里的人们，把你们的一切希望都抛弃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意外的艰难 1. 刚刚走进野战医院 在留存至今的南丁格尔的资料文件中，有一个小小的黑皮笔记本，内有三封信件。这就是南丁格尔当年奔赴斯卡特里野战医院时随身携带的全部私人文件。 这三封信，一封是母亲樊妮的，里面写有南丁格尔盼望已久而求之不得的母亲的祝福；第二封是曼宁神父的，信中对她护卫、崇拜、效法耶稣圣心的虔诚、笃行的精神赞扬备至；第三封信是理查德·蒙克顿的，信中写道：“听说你就要去近东了，……你完全可以没有我，但你却不能舍弃你的事业。” 当南丁格尔步入斯卡特里野战医院时，她意识到——这难以舍弃的事业是多么艰难。 奇怪！ 赫伯特曾提起的几公吨的医疗用品都送到哪儿去了呢？ 由于出货与收货双方都没有取得密切的联络，使得这些医疗用品随着枪和子弹，经由斯卡特里转达克里米亚半岛后，又被送回英国，或是存放在土耳其海关仓库，然后竟然不见了！ 医院对这些急需用品的运送行程也居然毫不知情。 当救护队抵达斯卡特里后，同行的《泰晤士报》记者马可立刻前去拜访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利多克里夫，请教他如何支配这远道带来的《泰晤士报》募得的金额，但利多克里夫的回答是：“这里不需要后方的任何支援或救济。” “您的意思是说这里一切齐全，不缺乏任何物资吗？” 大使又冷冷地回答说：“是的，你们来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 “不是……” “如果你一定要把这笔钱留在斯卡特里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可以把钱拿到洋人街去，捐给英国新教教会作为慈善基金好了。” 马可感到非常失望，不知何以为对，只好默然退去，并决定把全部捐款交给南丁格尔处理。 这件事使马可想不通。面对斯卡特里的凄惨情形，利多克里夫大使竟然如此冷淡。或许是属下蒙蔽实情，使他无法得知真相，又或许是大使知道事实的真相，而认为是政府施政的错误，不应由民众负责并用民众捐助的钱来补偿；可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的态度却都是不可原谅的。 医院的设备既然如此缺乏，就更谈不上厨房或洗衣室的设备了，到处呈现出杂乱和污秽。南丁格尔还曾发现病床下躺着78是一条腐臭的狗尸，像这种情形，怎能不使赤痢、霍乱猖獗呢？一旦这些传染病发生后，蔓延的速度常叫人措手不及，只能听天由命，伤病员的性命真是朝不保夕！ 1855年2月，伤病士兵死亡率高达50％。这便意味着，每送来十个伤病士兵，便要在医院里死去四至五个。 死神，萦绕在医院上空。 可悲的是人手不足！ 医院里繁重的工作做也做不完，能帮忙的人少之又少，堆积如山的工作永远也做不完。这些事情常使人筋疲力竭，心烦气躁，几乎天天都在昏头转向，不知何所适从。 无论男女，能在医院中安然过日子的，如果不是天使便是畜牲，这里拥有四位 天使，两个畜牲，他们可不像医疗部长官那么悠闲呀！ 助理人员简直丧尽天良，竟可以为了吃饭而丢下临终的病人！（摘自南丁格尔14日的信函） 在这里负责办理购买医疗用品的官员，全都是冥顽不灵、墨守成规、庸碌无能的人，没一个是在尽责任、果决力行或当仁不让的。 几名年轻的医生虽有满腔热情，而且很努力地从事救护工作，但人手依然不足，对于整个医院仍旧无济于事。 任何一位威武勇猛的将军或仁慈善良、不畏邪恶的牧师，只要一踏进这个医院，都会不寒而栗。 这就是南丁格尔所向往的地方，她称之为“家”。只有这里才能使她得到满足，使她满怀的心愿和才华得以适当的发挥。如今，她终于来到这个地方，然而她在这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在别人眼中，她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病人们都因她的到来感到欣慰，有一个伤兵曾流着泪对她说：“当我看见你们的时候，我忍不住要流出喜悦的泪水，为了照顾我们，伟大的英国妇女不辞辛劳，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使我们如同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 但是，将官和医疗部的长官却持着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男人都难以立足的战地，女人们又能做什么呢？ 怀疑，渗入他们的目光。 女人，真是自不量力，且看她们如何行动？ 2. 重重阻碍 负责英军健康方面的管理组织有三个部门，即补给站、调配处和军医站。这三个部门因为遭受40年来的军用节约政策约束，而紧缩经费，至今已到捉襟见肘的地步。 这三个部门，早已因为人事的现况失去了原有的立场，连陆军卫生部长史密斯都曾向罗巴古调查委员会（调查前线补给实情与政府各部局责任的组织）表示：“如果我向最高司令官提出几个有关士兵健康的提案，或许会因为多管闲事而弹劾我。” 三个部门之间，不但不互相协调援助，反而彼此轻视，受害的却是战场上的士兵。 补给站是管理军需品的单位，将买进的食品不论是执勤者或是住院者，一律配以士兵固定的分量。但对于病情严重的、不能吃一般食物的士兵，就不配给食物，由调配处插手管理这些人食物的配给。他们根本无视价格与品质是否对病人合适。调配处也无人作主，只要收到的东西能吃，就必须照单全收，不能有异议。 医生与调配处的关系更为恶劣，医生虽然可以开出为患病者特制的调理食物，调配处却往往不能配合。纵然医生下达了命令，也无力促使其实行。 基本上，这三个部门的物资供应就已受到了限制，自然造成军需的严重缺乏。 从克里米亚送来的伤兵没有食具，也没有换洗衣物，那是因为他们在卡拉米达湾或阿尔玛高原作战时，因行军艰难，部队指挥官命令将背包丢弃，以减轻负担。但是，伤兵被送到斯卡特里的医院后，调配部竟拒绝补充这些必需品。 卫生兵在医院中也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不被准许以自己的判断处理临时状况。大小事都一定要由军医长决定，就连伤病员的饮食，也非得要军医长躬亲不可，使得门伊斯军医长根本没有时间来督导医院中所有统筹性的事务，导致制度的混乱。 在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被送达之后，陆军野战医院早已不胜负荷。 门伊斯受命将土耳其军营改成医院，但改建的准备工作却要由调配处负责。而调配处就以清扫人手不易召集、经费不足等理由作藉口，向补给站申请补给，却由于补给站的不理不睬，终于使得改建工程不了了之。 当然，随后送来的伤兵就这么住进这所一无所有、毫无准备的临时医院了。他们一批又一批地到达了，一下子睡满了破陋不堪的兵营的里里外外，而且许多人没有衣裳可穿，就这样赤身露体躺在泥巴地上。 可以这样说，正是军官们对待普通士兵的野蛮态度促成了英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军官与士兵都经历并忍受了极大的艰苦与牺牲，而且，军官们也可谓是勇敢的、坚强的、不屈不挠的。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部下、自己的士兵视为粪土，极不当人看待。照他们的说法是：“别把这些畜牲惯坏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当斯卡特里的军医们得知南丁格尔被任命为护士队的队长后，并不觉得高兴。在他们因人数不足及过度劳作而十分疲惫的同时，又听到一名年轻的上流妇女将率领一队护士来，人人都不以为然，纷纷在心里猜测。 “南丁格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受过良好教育吗？” “她一定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说不定她是政府派来的眼线！” 纵然在心中有不满的疑惑，他们却也会作样子，在护士队到达的时候，还不时表现出殷勤地欢迎和感谢的模样。就在护士们耳边依旧响着“欢迎辞”的时候，她们一看见自己要住的地方，对医院的看法立即改变了。 一共是六个房间，包括厨房和一间10英尺见方的小屋。这就是为她们40个人准备的生活条件。这里原是三位军医的宿舍，而在军医院的另一角，同样大小的一片住房，却由一位少校军官居住着。她们这些房间肮脏、潮湿，一无陈设。对此种种，南丁格尔一句话也没有说，陪同的军官们也一个个悄悄地溜了。他的行为仿佛在警告她们，不要听信史特拉大使的花言巧语。 史特拉已历任三届的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他的容貌英俊，可生活却极度的奢靡，根据南丁格尔的描述，他心地不好，薄情专横，又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史特拉对于士兵们的伤病情况从不关心，也从未询问过野战医院的卫生状况。两年之中，一共只来过医院一次，还是南丁格尔强拉他来的，并且匆匆来去，一刻也不愿多停留。甚至可以说，两年来，他事不关己地在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豪华宅邸中，眼睁睁地透过窗户，看着一幕幕英军惨烈牺牲的情景！ 南丁格尔决定，第一个房间住14名护士，第二个房间安置10名，南丁格尔自己同佛洛斯·布里基太太合住那间小屋，佛洛斯·布里基先生和那位信使兼译员合住办公室。担任厨师的克拉克太太和她的帮工，夜间只好在厨房下榻。此外还有一个房间在楼上，安排给八名塞伦教友会的护士。这些护士跑上楼去查看房间，马上又大惊失色地跑下楼来，因为房间里还停放着一具俄国将军的尸体。佛洛斯·布里基先生只好喊来两名士兵，趁护士等候时，把尸体搬走。房间未经打扫就住进去了，因为根本也没有打扫的工具。这里没有床铺、被褥，没有食物，更没有打扫的工具。南丁格尔独自出去，到医院找来了几个镀锡铁盆，盛茶水用。大家安排停当坐下喝茶时，她讲起了刚刚打听明白的事： 在这个所谓的“医院”里，几乎任何设备都没有。不要说家具，就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没有。这些铁面盆便成了“万用盆”。而且每天的用水量有限，每人每天一品脱①，包括洗漱和饮用。 ① 品脱，英美干量或液量名，一品脱等于0.57升。 没有床铺，护士们只能睡在屋子四周墙上的长凳上。这天夜晚，护士们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歇息而感到满足。因为她们想到伤员们的痛苦更要大得多。跳蚤使屋子里面“充满活力”，老鼠整夜在长椅下窜行。最初几天，军医们根本不理睬南丁格尔小姐，有意冷落她、孤立她。只有一位军医接受了她提供的护士和医疗器材。南丁格尔见此局面，决定暂且“按兵不动”，等军医们自己找上门来寻求帮助。她想让军医们充分意识到她和护士们都是完全准备听众军医们的调遣和使用的。 于是，护士们被南丁格尔安排做其他一些准备活动，像缝补衬衫、清理带来的物资……以此来分散她们不能投入救护活动的注意力。 每当护士们和南丁格尔站在伤兵病榻旁边，眼看他们痛苦的情形，却因为没有军医的指示，而不敢贸然行事。她们感到隐隐的痛心。 但也因为如此，不少护士对南丁格尔渐渐有了不谅解的微词。 所有的事情，全被南丁格尔看在眼里，她何尝不是在压抑自己？但是，她的肩上负有更重大的使命，大家初到野战医院，如果得不到军医的好感和认同，根本别想有立足之地！为了日后护士工作的推展，今天的忍耐，只不过是百步之始。 但是，其他护士不理解她的想法。每当她们工作的时候，常听到那些伤兵的呻吟着而无人理睬的时候，就会抱怨说：“我们大老远地从英国来到这里，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就为了做这些细微琐事吗？” 11月6日那天，由帕拉库拉玛被带来的伤兵在斯卡特里下船。和以前几次一样，伤兵人数如潮涌般地增多，而医院的情形，不但未见改善，反而日渐恶劣。 然而，南丁格尔还是坚持不准护士们擅自妄动。她只将护士们略作调度，一部分人留在临时医院，一部分人被派往相距400公尺远的陆军医院，并严格规定：夜晚，所有在外的护士一定要回到临时医院就寝。 南丁格尔交待所有的护士，要忍耐、要静静等待，没有医生的指示，不得进入病房，即使伤兵看起来再痛苦，也要静待医生的命令！ 就这样，整整一周内，护士们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缝补衣服、作枕头、护垫、缠绷带……时间对她们而言，可真是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藉由在厨房的表现，让南丁格尔在医院中总算站得一席之地。 临时医院的伙食很差，厨房的设备和用具也很缺乏，在护士队来以前，没有一餐食物是像样的。 这么多人的大医院，却只有一间简陋的厨房。要茶壶没有茶壶，要锅子没锅子，烧水煮食全靠几个土耳其式的大铜锅，甚至供燃的柴薪，也只有一些湿木头。 病人们所吃的配给肉，其煮食的过程更是教人触目惊心。配给各病房的肉均由看护兵负责领取，为了丢入大锅里捞起之后仍能辨认，看护兵各自在肉上绑着一些用过的绷带、纱布作为记号，一起丢进锅里煮。 粗放的煮食过程，再加上捞起后大费周章的领配手续，等到伤兵们拿到这些属于自己的肉时，早已冰凉地令人难以下咽了。 至于那些只能进流质食物的人，就只能被分到一些剩余的肉汤和豆子，别无其他！ 这种种恶劣的情况，直到南丁格尔开设了“小灶”才有所改观。 在马赛短暂停留时，她就购置了便携炉灶、牛肉精、葛粉、红酒等等。当帕拉库拉玛战役的伤病员到达斯卡特里时，南丁格尔征得军医同意，把滚热的葛粉粥、红酒等等，成桶地抬出来，慰劳那些幸存的伤员。于是，不出一个星期，南丁格尔小姐的小屋，立即成了闻名的小灶厨房。以后的五个多月里，这个小厨房便是惟一能够为伤病员提供合格的病号饭的地方。 南丁格尔本人严格遵守着管理规定，除医院的军医签字以外，从不自作主张发放任何食品。 11月9日，到达斯卡特里的第五天，又来了一大批伤病员。南丁格尔除了作饭以外，其余别的都顾不上了。在紧张、奔忙、忘我的工作中，偏见和不愉快的事都被暂且忘掉了。 但越来越多的伤病员，源源不断地涌进医院，正在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3. 满身虱子的伤兵走过身旁 这些只不过是一场灾难的序幕。英队的崩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紧接着第一批赤痢、坏血病患者到来之后，各种疾患的病员，在饥寒交迫下，源源不断地涌向斯卡特里野战医院，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中断。 在克里米亚战区，英队被围困在俯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高地上。离高地七英里是英军基地帕拉库拉玛。帕拉库拉玛原是个小小的渔村，由于村庄环境未经任何卫生处理，进驻的英军全部染上了霍乱。村里惟一的一条小街，臭气熏天，泥泞难行。帕拉库拉玛战役时，在战伤临时处理中被截掉的胳膊、腿，连着衣袖、裤腿一起，成堆地丢弃在港湾里，在海水中时隐时现。整个儿村子弥漫着尸体腐臭的气味。 11月5日，俄队强攻居高临下的英克尔曼，以拔除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威胁。经过激战，英军借着弥漫浓雾的掩护，总算打赢了这一仗。但却没有趁势巩固胜利。英军疲惫不堪，俄国人的勇敢顽强使军官们受到很大震惊，当时的情势已很明显，英军不可能在开春之前攻下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要塞，便打算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高地据守过冬。但是既无给养，又无输送给养的办法，帕拉库拉玛连接高地营区的惟一通道已被重炮的铁轮碾轧得无法通行了。 寒风凛冽，无遮无盖，也没有燃料，任凭没完没了的雨雪浸透军衣…… 英队就这样据守在高地上。所有的灌木，所有的树桩，都被掘来燃烧取暖了。士兵们开始挖树根，草根、燃起一星星小火。他们睡在泥地上，吃的是干豌豆和生咸肉。病员的比率不断上升、上升。…… 运载首批病员的运输船未经事先通知便抵达斯卡特里。军医们手忙脚乱，在一筹莫展、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开始向南丁格尔小姐求援了。南丁格尔小姐马上组织她的护士队，迅速抢着用干草塞满了一只只口袋，铺在病房里、走廊里，供病员们躺卧。枕头、毯子自然是没有的。几天后连布口袋也用完了，而病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只好睡在光板上。最后几英里长的走廊上全部密匝匝地躺满了病员。地板无法打扫、无法擦洗，爬满了各种害虫。害虫之多达到让人无法插足的程度。当志愿随军牧师s·g·奥斯本跪在地上俯身为快要死去的士兵记录遗言时，他的笔记本上竟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虱子。 军医们个个都像狮子一样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但毕竟因为伤病员太多了，有的伤员入院两个星期还没见到外科医生。当时，那里既没有手术台，又没有帷幕，截肢手术只好在病房里众目睽睽之下就地进行。南丁格尔的最早几项改革之一，就是从君士坦丁堡买到一幅帘幕，把手术操作遮蔽起来，使伤员们不致目睹这些他们自己迟早逃避不了的种种痛苦。 南丁格尔计算了一下，到此刻为止，医院内至少有一千多患急性腹泻的病人，而医院只有20只便盆。另外还有些大木桶整日整夜放在病房里、走廊里，供病人小便。值班员不尽职责，不愿清倒，打扫。这些便桶就这样整天地放在那里。南丁格尔小姐记述到：“死亡率……令人胆颤心惊……而这还只不过是开始。”伤员同病员分开管理，治疗的办法已无法继续，因为伤员们都开始感染发烧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不久，克里米亚地区又受到一场飓风毁灭性的袭击。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都成了碎片，惊马随风跑出数英里远。巴拉克拉瓦港湾中所有的船只都摧毁了，最后沉入海底，而其中一艘大船正是刚刚泊岸的，满载着冬衣、被褥和过冬给养，没有一件东西来得及卸下。暴风夹带着霰雪，真正的冬天到了。患赤痢、腹泻、风湿热的病人与日俱增。又有几船病人接连运抵斯卡特里，新运到的病员是如此狼藉不堪，满身虱蚤，连他们自己也都向护士连连摆手，嘱咐护士不要走近他们。有的说：“连我自己的母亲恐怕也不愿意碰我一下。”到11月底，医院的管理系统全部瘫痪，各部门都怕负责任，怕招惹非议，谁也不敢出来负责。 混乱中，逐渐出现一丝光明。一筹莫展的官员们终于认识到，在斯卡特里当前的危难中，只有一个人有能力站出来力挽狂澜，这就是既有财力又有权力的南丁格尔小姐。 的确，当浑身病虱的伤兵经过南丁格尔的身旁时，她毫无憎厌之色。 随军牧师休姆曾这样写道：“只要军医有所要求，她就立刻把面包、椰子粉、汤汁和其他美味的滋养食品，大盘大盘地送到伤兵的面前，这对医生的治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由衷地感谢上帝，这些可怜的士兵不再饥渴，不再被人们遗弃！” 南丁格尔则在给西德尼·赫伯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必须客串全能的主妇，除了烧饭、作菜，还要兼任清扫工人、洗衣妇，以及杂货铺的店员和老板。” 当时，南丁格尔可以支配一笔3万英镑的巨款，其中有7000英镑是她个人筹集的，其余是各个基金会捐助的。 在那个时代，君士坦丁堡还是世界有名的大商埠之一。所以，在那样多灾多难的情况下，人们发现不论需要什么东西，无论是手术台、奶油布丁，还是什么别的，只要“去找南丁格尔小姐”，万事可以解决。每天，她都要仔细了解军需部门缺乏哪些必需物品，然后派人从君士坦丁堡买来，再由她依据军医签字的领物单分发下去。所以没有多久，军医们的怀疑便彻底消除了。 但是官僚习气依然阻碍着救护伤病员的工作。 虽然南丁格尔有权向政府申请生活及医疗用品，但每逢急需时，却都因形式或规则而阻碍难行，她经常感到厌恶而以解开私囊解决了许多问题。 当南丁格尔在寒冷的夜里起来巡视时，她发现壁炉里只剩下星星之火，病人们冷得发抖，紧缩成一团，但现在是三更半夜，官员们绝不会冒着严寒为医院去拿柴火的。于是，她只好把自己房中仅存的柴火搬来。 第二天，主治医师向官方提出正式申请，希望上级能拨下更多的燃料。但监督官却很不高兴地说：“你应该知道，每一座壁炉能供应多少燃料，是有一定数量的。” “这个我知道，但对于特别寒冷的气候，是否应该酌量增加燃料？” 站在南丁格尔一旁的主治医师也尽力为病人争取。 “你的意思我了解，但是否能通过，还要经过会议后才能解决。” “那就请你们赶快开会决定吧，最好能及时赶上今晚的需要。” “这怎么可能？会议得先订好一个日期，再通知与会官员，才能正式召开。何况现在那些重要官员有的出差去了，有的到外地度假去了，也有的生病请假了，在最近两天内，绝不可能召开的。” “那能不能请你先拨下一些薪柴，至于会议的召开或问题的裁定，你们可以等到春天暖和一点的时候，再慢慢讨论。” 监督官看着言语带有戏谑性的医生，觉得有点难为情，于是拨了一部分薪柴给他们。但是，政府官阶层次繁多，而且一层比一层盛气凌人，每一个部门的监督官又都有自己的陋规，不像这位这么好商量，因此有许多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且相当复杂。 由于医院物资短缺，病人大多光着上身，没有衣服可穿。于是南丁格尔向政府申请两万七千件的衬衫，这一项要求很快就得到许可，并且分发下来。当士兵们看见一大包的衣服寄来时，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取得自己的一份。 但是，经手的官员说要把衣服打开，必须经过会议同意后才行，不可随便决定，任凭南丁格尔费尽口舌，仍然不得要领。直到两个星期后才通过这项议案，但是这时候冻死的士兵，已是无可数计了！ 军务大臣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来信给补给官（在后方为前线士兵补给必需品的长官）说：“现在一切正处于战时，一切行事无须过分拘于形式，应当随机应变，缓急有序，不可耽误公事！” 尽管军务大臣一再强调，但根植已久的陋习和作风，一时却无法改变。 南丁格尔看到病人的惨状，心焦如焚。对于那些官僚习气，她内心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后来，再遇到类似的情形，南丁格尔只得采取强硬的态度，不再理会什么会议不会议，径自解开包裹。 官员们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为了病人的生命，这种措施是无可厚非的。 伤兵们都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且都因作战而破损或沾满血迹，或因流汗以及尘埃而结成厚重的污垢，到处可见跳蚤和小虫子。 “士兵的衣物必须随身携带，不可有任何遗损。”这是军中的规定，军医方面就是以此为理由，不肯分发所需的衣物。 因为在战役中，士兵们遵照命令丢弃了背包，所以他们在伤病后送到医院时，已无替换衣服。 南丁格尔在与官吏们争执一番后，官员们不理睬她争取替换衣服的建议。 于是，在官员们冷漠的态度面前，南丁格尔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钱买了许多衣服、鞋袜及其他必需品，还做了很多的裤子和睡衣…… 她在给西德尼·赫伯特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我，就像是给的、可怜的士兵穿衣服的保姆。” 在她购进的第一批物资中，包括200把洗衣刷和拖地板的墩布。她坚决让值班员按时把病房和走廊里的便桶倒掉。紧接着，她又组织地下室那些妇女们为所有的伤病员洗衣服。 到12月底，整个医院的给养实际上已经由南丁格尔小姐负责了。两个月以来，她按军医们的要求，已向伤病员提供了6000件衬衣、2000双袜子、500条内裤。“我倒成了个杂货商”，1月里，她写信给西德尼·赫伯特说：“从餐刀、餐叉、汤匙、木勺、浴盆、卷心菜、胡萝卜、手术台、肥皂、毛巾、牙刷，到杀虫粉、剪刀、便盆、残肢软垫等等，一应俱全。” 塞瓦斯托波尔外围的情况在继续恶化。刚进12月时，战地总司令官拉格伦勋爵宣布，又将有500名伤员启程来斯卡特里，而医院此时实在无法容纳更多的人了。 惟一的办法就是扩建病房。 在斯卡特里野战医院这座简陋的建筑物里，尚有一间脏乱的房间，这是昆虫和老鼠孳生最繁的地方，布满瘴疠之气，没有人敢进去。 在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之际，南丁格尔只好姑且认为，如果加以整顿的话，或许可以缓冲一下目前的急需。 但是只有一个军医同意，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敢擅作主张。 “改建一个房间，需要一笔可观的资金。” “这等于重建。稍微整理的话，仍然无法成为人居的地方。” “如果要重建，那事情可大了，谁敢负责呀！” 提到责任，他们只会设法推却，没有人愿意出面解决问题。 依照政府的规定，重建必须由医院主管向伦敦军医总督提出书面报告，并且还要陆军部官员磋商，然后陆军部再与国防部商量之后，才由国防部正式呈请财政部，得到财政部的同意，陆军部才可请总督批准，按提议进行重建工作。 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一大圈子的公文旅行，才准许总督把命令下达斯卡特里的话，克里米亚的战争不是早已结束，就是伤兵病人早已死光了。 眼看着伤兵就要到了，无论如何总得先想个办法来收容这批可怜的伤兵。 南丁格尔忽生一计，她认为直接与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夫人商量，借着夫人的传达使大使明白事态已刻不容缓，请求他的支援，直接请工兵部部长下达命令，立刻修理病舍，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拖延的时候了吗？ 果然如愿以偿。立刻，南丁格尔雇了125位工人进行重建工作。但不知何故，这些工人竟中途罢工，而大使也怕招惹麻烦，于是临阵脱逃，不加理会了。 真没办法，南丁格尔只好再度动用私款，雇佣了200名工人加紧赶工，总算如期完成工作。同时，还引进了不少医疗设备。而这一切，调配处根本不曾过问。 当那500名伤兵从运输船上下来，受到南丁格尔及护士们以清洁的寝具和温暖的食物热切照顾时，人人感动地流下眼泪，其中一位士兵喃喃地说：“我们是不是来到了天国？” 这个情况在医院中引起很大的震撼，南丁格尔的能力首次在斯卡特里获得肯定与尊敬，感激的心情很快地扩散至每个人的内心。 但是，对于南丁格尔自己来说，这个情势的演变完全是偶然的，她只是想借此机会证明，作为一名女性护士是有她存在的价值的，而这也正是她所负的使命。 渐渐地，南丁格尔的业绩耸动了远近视听。这就是斯卡特里战地医院的人所称道的“南丁格尔权威”所创建的第一批重要业绩。尤其当人们得知，她这项建设已被英国皇家陆军部官方正式批准，她所垫付的款项也由国库付还以后，她的声望更高了。 但是就南丁格尔本人来说，这一点点成就微不足道。因为她始终认为，她的使命在于向人们，尤其向当时的英国社会证明，妇女可以在护理工作中起重大作用。 但不幸的是，她恰恰在组织和调动自己率领的这些护士时遇到了困难。而且，这些困难甚至超过她同军医们、军需官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困难。 “夫人，我离开英国来到此地原是准备服从一切条件的。但是，现在，这儿有些条件、规定我却无法遵从。就拿这里的白帽子来说吧，有人戴着合适，有人戴着就不合适。我若是早些知道这里工作不戴白帽子不行，我就不会老远地从英国跑到这里来了。”南丁格尔小姐写道，这些就是“我们虽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却又不得不一一解决的各种问题。但要说服这些护士和修女们，使她们认识到并维护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的确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护士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伤员病员喊着闹着要吃刺激性食品，而护士们未经军医准许绝对不能擅自给他们吃。为了这类规定，她们抱怨南丁格尔小姐，认为她关心个人的权力胜过关心伤病员的疾苦，因而常常不服从她的指示，有的甚至开始疏远她。 南丁格尔并不动摇，坚持按医疗卫生的规定办事，并毫不放松对护士的要求。12月14日，她满怀欣喜地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经过几番忍耐与等待，我们终于在医院中正常地展开作业了。您一定想不到，我们在短时间内究竟完成什么事！ 医院里特别的膳食，正处于我们积极地改善之中；除了合力清扫大病房之外，所有清扫工具都由我们提供；伤兵们的衣物、日用品也由我们供应、清洗；院方允许我们的护士重新替骨折的伤兵包扎绷带；同时，医院中也开始可以留宿，不必夜晚来回奔波；另外，我们还顾及死者未亡人及伤兵的妻子，尽力提供救助；更重要的是，我们出钱出力，整修了一间废弃的兵舍，解决了收容800名伤兵的问题。……” 南丁格尔一一列举她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此后很久，她再也没有写出如此轻松愉快的信了。 当天下午，她突然从丽莎·赫伯特给西格马·布雷斯布里奇的信中得知，又有一支46名的护士队将于第二天抵达斯卡特里，领队的是锡德尼·赫伯特的朋友玛丽·斯坦利。 但此事事先并未同南丁格尔商议过，这是直接违背她同赫伯特之间所达成的协定的。尤其严重的是，这支护士队将不由她管理，而指定了一位高级医官库明指挥。此项委任，公然越过了她的正常职权范围。 南丁格尔很气愤。12月15日，她再次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 亲爱的赫伯特先生： 当我受命来此担任护士队队长之时，曾有明文规定，除非我要求，否则就不该增派护士前来，一旦我有需要增加人手，甚至无庸经过军医团的许可。 承蒙您的看重，认为我是担当开展护理工作的第一人，也曾说如果我拒绝担任领导者，一切计划必遭终止。当时的一番恳谈，令原本就有心奉献一己的我，更坚定了信念，愿为提升护士的地位牺牲自己。好不容易整团出发、名为40人的护士队之中，可用之人仅约半数。到达目的地之后，除了要严守军中纪律，还要应付许多不同于平常的情况，真是困难重重。 几经努力，情况逐渐好转，也开始赢得医师们的信赖，不能不说，我们的计划已有了几分的成功。 可是，这一切的成果刚冒出了新芽，却在没有任何人的需求下，因一群新来的40名护士，而终告受挫！ 因为，原就不足的粮食与物资，势必因她们的来到而日渐短绌，对前一批好不容易才上轨道的护士而言，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如果因此我们无法达到目的，不如让我辞去队长的职衔，也请您另请高明。当然，在新队长未上之前，我会尽力作好分内的义务。请原谅我由衷直言。 南丁格尔敬上 锡德尼·赫伯特获悉以后，深知这是由于自己的身体欠佳，及事务繁忙造成的失误和遗憾。但是，事已至此，这一行由玛丽·斯坦利带领的护士队，的确给南丁格尔带来很大的挫折感。 4. 谁替代谁 玛丽·斯坦利是半途改变宗教信仰，秘密地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人。在她混杂不清的思绪中，又有宗教狂热，又有对南丁格尔功名业绩的嫉妒，而且她背后还有位大人物曼宁神父支持她。这位曼宁神父此时正处心积虑地妄想贪天之功，把斯卡特里前线护士们含辛茹苦的善德美誉转移给他所属的教派。 这件事情，布雷斯布里奇先生愤怒地称为“天主教的阴谋诡计”，而南丁格尔则感到它荒唐可笑。 她同曼宁神父本人是朋友，而且南丁格尔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说过，曼宁神父对她一向是公正的。 但这次玛丽·斯坦利一行的到来，对南丁格尔的使命的确是个严重打击。她蒙受的损失，几乎是难以挽回的。 在此之前，她在斯卡特里残酷的环境中节节胜利；而在斯坦利一行到来之后，尽管还获得一些个人的成功，但她个人的威信却很受影响，直到此次使命将要结束时才重新完全建立起来；并且，这项使命本来的崇高目的被罩上了一层宗教之争的迷雾。 本来在南丁格尔小姐率领的护士队一行中，天主教和英国国教高教派的人比例就比较高，这件事当时就在英国国内引起一些鼓噪。南丁格尔似乎命中注定要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不得不同时忍受着她称之为“基督教的嚎叫”和“罗马天主教的狂怒”。所以，如果玛丽·斯坦利公开宣布她准备加入罗马天主教，锡德尼·赫伯特绝不会同意她前来斯卡特里前线医院服务。她不仅把自己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事秘而不宣，而且她还带来了一位津塞尔的女修道院长弗朗西斯·布里奇曼。 弗朗西斯·布里奇曼是个爱尔兰修女，一个宗教偏执狂。她公开声称她的使命是纯宗教性质的。她属下的15名爱尔兰修女也都声言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领导，惟服从这位布里奇曼院长，而布里奇曼院长则又只承认她所属的主教的权威。 因此，这个护士队的组建状况从根本上违背了南丁格尔小姐原先的规定。 除十余名修女外，还有九名“贵妇人”，22名“雇佣护士”。这些人实际上毫无医护经验，例如其中有位老妇人，名叫琴恩·伊文斯，一直是个饲养猪、牛牲畜的杂役。整个46人当中，倒有20人是来战地医院作“助理教士”，而不是来护理伤病员的。 鉴于这种情况，12月15日，她们的船在君士坦丁堡港口刚一靠岸，布雷斯布里奇先生立即登船，劝告她们不要上岸。因为，斯卡特里已经没有插足之地，食品、饮用水、燃料都极其缺乏。 就在此时，与她们同行的迈亚医生向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报到。库明却因医院拒绝雇用护士和有身份的女士，而断然不允许她们进入军医院。 同时，库明博士还拒绝担任她们的医护顾问。 这样，只好从英国大使馆借出一套房间，先供这一行人暂住几天，安排她们尽快返回英国。 当时，南丁格尔在一时盛怒之下，也冷峻地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而且，由于这一行人在来土耳其的一路上不知节俭，将出发时携带的1500英镑费用挥霍个精光，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已一文不剩了。南丁格尔只好从她的个人收入中拿出90英镑借给玛丽·斯坦利，玛丽·斯坦利很勉强地接受了。后来南丁格尔又继续借出300英镑。为此，玛丽·斯坦利写信给丽莎·赫伯特说，只是念过去对于“小弗罗的怜爱”，才勉强经受住了这里的如此“官样的”对待。 尽管南丁格尔感到左右为难，但她很快就想到，若将这一行人送返回国，必将出现难以澄清的误解，这对她的事业将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 所以，12月24日，她提出一项折衷的办法：准备立即录用一些新来的爱尔兰修女，把前一批成员中的无医护经验的诺伍德修女替换回国。这样可以不增加医院中天主教修女的总人数，也符合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拒绝增加修女的决定。 但妥协没有生效，并立即引起了争吵。诺伍德的修女们一个个哭求着，不愿返回英国。布里奇曼院长则不同意她的修女们脱离她的领导，单独进入战地医院。她说：“这样做将违反教规。”她声言她们必须有自己的耶稣会随军牧师，而拒不参与当地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南丁格尔白天在医院各处奔忙，经常亲自跪在地上给伤兵换药、疗伤，一连工作八个小时后，晚间还要同玛丽·斯坦利和布里奇曼院长煞费口舌进行交涉。这位布里奇曼院长口若悬河，嗓门儿又大，南丁格尔称她为“可尊敬的刻薄妇”。 1855年元月的第二个星期，南丁格尔终于收到了锡德尼·赫伯特的回信，信中向她坦承自己的过失之外，也重新肯定了她的权责，只要求她不要轻言辞职，并保证以后所有有关她权责内的事，一定遵照她的意愿办理。同时，只要南丁格尔同意，他愿自费将新护士队一行人送回国。 南丁格尔被赫伯特的诚意所感动，从此两人尽释前嫌。 丽莎·赫伯特夫人也来信为自己所作所为诚心诚意地表示后悔。 南丁格尔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信是如此诚恳宽让，触到内心深处。” 从此，她再没有提起赫伯特给她造成困难的这段往事。 而此时的玛丽·斯坦利却失望而沮丧。那些未来之前设想得颇为美好的情景并未在她眼前展现。 她对这所污秽不堪、生满毒虫的野战医院早已丧失了兴趣，她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上也有了跳蚤。 1月底，当局准备把寇拉里的土耳其骑兵兵营改成军医院，玛丽·斯坦利决定独自承当此事，完全按照她个人的意见来管理这所医院。她未请示库明博士，便率领她的“夫人”们和一部分护士、随行人员，以及十名修女前往寇拉里兵营了。 与此同时，英国前线总司令官拉格伦勋爵提议把护士队迁往新建立的巴拉克拉瓦医院，南丁格尔虽然嫌那里医院太脏，而且护理员的纪律又太差，但她不愿拒绝拉格伦勋爵，只好同意派遣11名志愿者前往巴拉克拉瓦，其中有些人是从斯坦利一行中选出来的。这一行人一律交由塞洛蒂修女会统一管理了。 所以，玛丽·斯坦利一行人基本上是四分五裂了。 玛丽到达寇拉里之后，事情并不如想像中如意，因为那群嚷着要来的人，不过是想藉此远离南丁格尔。那群有身份的女士们，没有人愿意做医院中的事，怕弄脏了她们的手。 当南丁格尔获悉之后，内心又是一阵忧烦，她写信给赫伯特。我在此地，彻底服从军医院的权威，自己也绝不会有逾矩的行为。目的是在护士们面前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尽自己的本分，忠于自己的职守。 在许可的范围内，我竭尽所能地添加医疗设备、器材，也为伤兵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即使偶尔会遭致那些“有身份的女士”的不满，但我确信，这些努力对整个医院是有益的。而她们对于这些实质上的助益没有丝毫兴趣，只想到为伤病员们烹调牛肉汁这一类的事罢了。 医院中的项事情都需要协调办理，尽管大部分经过干部的协调都不能实现，但我也力图克服重重障碍，并坚持各种困难的事情，都一定要通过库明军医长实行。然而，这些一定不是那些有身份的女士们能遵守配合的。 尤其，她们前往寇拉里，只是为了逃开我的视线，根本不是以照顾伤病员为任务的，结果当然是一事无成！ 玛丽·斯坦利本人在寇拉里的统治好景不长。她的管理方法完全是贵族式的。凡体力工作都要分派给“杂役女工”去做。她的人员只负责发号施令，而且都未按规定穿统一的制服。丽莎·赫伯特为她们寄来了“白毛皮大衣”，她们接着又写信去向她索要军便服。 玛丽·斯坦利率领人员抵达寇拉里时，医院尚未准备就绪。 第二天，300名伤病员就送来了。既无床位，又无食品，匆匆忙忙用稻草塞进麻袋，当作卧具，“夫人”们还做了些柠檬水。 当天夜里，玛丽·斯坦利巡视了各个病房。初次尝试到这种工作的艰辛，她就感到自己经受不住这样的劳累。后来伤员越来越多，玛丽·斯坦利竟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不久，伤员死亡率不断上升，直到打破克里米亚战区各野战医院的死亡率的最高记录。混乱的形势愈演愈烈，而那群上流社会的女士，只不过是手里捧着笔记本，看似忙碌地在人群里穿梭。 玛丽熬到3月份，再也承受不了了，竟悄悄地回国了。自然，还扔下了寇拉里医院的8200英镑的债务没人负责，最后只好由英军当局来偿付。 然而，同样身处动荡时期的南丁格尔，却由维多利亚女王在给赫伯特的信中得到了赞扬和关切。 “我从陆军总部得到一些战场上的消息，至于伤兵们被照顾的详情，我虽然十分牵挂，却不得而知。偶尔从赫伯特夫人的报告，知道有关于南丁格尔及普里士寄来的报告书，要随时让我知道。因为我及艾伯尔王子都非常关切前线官兵，特别是那些为国舍身受伤的兵士们，请务必转达我由衷的赞佩与关怀之情。” 女王的信函在各病房由医院牧师读给伤病员听，也在医院各处公布消息。 12月中旬，女王将一批慰问品委托南丁格尔代为分送，并且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于成千上万的伤兵与病员，你献出了爱心和苦心，是我一直深表感佩的！你甚至对病愈回家的伤兵员们，都付出无比的耐心加以照顾，在此我除了向你致上最高的敬意与诚意之外，也请你告诉我，需要我配合帮忙的地方……” 在女王的信中，女王还向南丁格尔征询意见：英国女王应“如何表彰她的伤病员所表现出的英勇和牺牲精神？” 这时南丁格尔正在敦请锡德尼·赫伯特更改规定。当时的规定是，病员即使因公务患病住院，每日都扣除津贴九便士（约0.36美元），作为住院医疗费，而伤员只扣四个半便士。南丁格尔便复信给女王，请求她批准更改住院费规定，对伤员和病员一视同仁。女王很快便批准了这一要求。 2月1日正式宣布，从阿尔玛战役起，伤病员的津贴规定一律按新规章办理。南丁格尔的威信，由于玛丽·斯坦利所造成的规定，就这样从女王的支持开始，实质上得到了恢复。 1855年1月，塞瓦斯托波尔英军所受的痛苦，可说到达了顶点。救援物资依然送不到前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罗巴古委员会也曾提出质询，那些送出去的大量防寒衣服、食物、医疗品，到底是在何处中断的呢？这个答案至今仍是个谜。 不过，据南丁格尔说，在那段士兵苦撑的时间里，这些物资应该可以收到，只是因为“军方规则”的重重限制，才导致物资的中断。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1855年的1月，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正被坏血病侵袭。 然而，却有满船的高丽菜以运送目标不明而被丢弃在港口。 另外，在港口，还囤积着17.3万人配额的茶叶和咖啡豆，及后来到达的2万磅苏打水，一直到2月份都迟迟不见分配，理由却是——在每天分配食物的单子上并没有茶和苏打水！ 前一年的12月底，本来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可以领到一条毯子过冬，但这些士兵们有的因为在战斗中奉上司命令丢弃掉毯子，有的因为在暴风雨中失落了毯子，所以他们已经没有毯子了。正因为如此，依照“以旧换新”的规定，他们失去了换领新毯子的权利！ 在这段时期中，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前线只有1.1万名兵员，而在各战地医院中的伤病员已高达1.2万人。 “灾难，真是灾难史上空前的灾难。”南丁格尔后来写道。 南丁格尔在这种时刻成为众人所倚靠的人，同时也是供应物资的调配官。 她写信告诉赫伯特。 “照顾病人的工作，反倒是我许多非做不可的工作中最轻松的！” 一个有杰出管理才能的领导者形象，活跃在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里。 南丁格尔遇事沉着冷静、果断，有才干，大家对她抱以“女神”般的尊敬。 士兵们说：“如果由南丁格尔小姐作司令官带领我们的话，下个星期，我们一定会把塞瓦斯托波尔攻下来！” 就连医师们也开始完全地信赖南丁格尔，一名士兵在家书中写道： “南丁格尔小姐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女王！” 权威，除合法意义外，必须诞生在众人的推崇中。 南丁格尔，在自己尽心尽责的工作中，尽量以减轻伤病员的痛苦和提高医院的医疗护理效率为准则，故而获得了众人的推崇。 一个女性，受到这样的欢迎，实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锡德尼·赫伯特要求南丁格尔除了正式报告的公文之外，一律采取私人信件的形式通信。因此，当她在斯卡特里和克里米亚期间写了超过30封的长信，内容都是如何改善军队及医院的现况，具体入微地举出许多提案，也有许多不能为外人所明了的苦恼和争论……很多类似的长信和亲笔所写的公文，都是在临时医院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及繁忙的工作之余写的。 有时候，一个晚上，她可以写出如一本手册般的长信，对于广泛的问题，都能有缜密的思考并且不会遗漏任何一项重要的事情。她的精力与善于利用时间，总是令人惊异得难以相信！ 她的心里始终盘桓着如何改善医院中的组织和编制，也不断地构想具体的提案，以充实医院内部的一切措施。 提案中，有关于医疗看护部队的创设、士兵食物的调理及分配方式的反思及改善，还有计划在斯卡特里设立医护学校等，同时也强调医学上临床统计的重要性。 南丁格尔的提案，后来被赫伯特及其他内阁成员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用来作为改善陆军组织的依据。 斯卡特里的临时医院，经过这些时日的改良，病房比以前清洁，盥洗室可以再度使用，膳食也有了进步。虽然如此，仍有不少恶劣的情况依旧存在，死亡人数还是居高不下，再加上第二次的不幸汹涌袭来！ 12月底，“亚洲霍乱”、“饥馑热”侵袭这个地区，到了次年1月中旬，更加肆虐横行。三周之内，许多外科医生和护士都因此丧生，例如四名军医、三名护士和军需长“可怜的老沃尔德”及其老妻。而那些来视察的将官也都避之惟恐不及，大家陷入束手无策的胶着状态。 当时雨雪不止，气候条件的恶劣令所有的人感到情势困难。 终于，雪停了，英军的野营阵地塞瓦斯托波尔也逐渐暖和起来，送往后方的伤病人数总算不再增加了。 然而，临时医院里的死亡人数却继续增加着。英军士兵们用自己的双手埋葬着同伴。那凄凉的景象，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悲伤。 在英国本土正弥漫着民众的愤怒。从1854年至1855年的严冬，经由新闻的报导，大家都知道那些在前线的官兵是如何英勇地奋力战斗，但是这些英雄却即将无力地死去。本土人民的怨怒与屈辱感瞬间在国内沸腾起来。 1855年的1月26日，激进派议员罗巴古提出动议，针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地现况，调查负责补给的政府各部局，为此设立罗巴古委员会专司其职。 这件事显示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锡德尼·赫伯特离开政界。 但是，南丁格尔小姐的地位并未因此削弱。新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是南丁格尔小姐的老朋友。新首相经常将她的提议和报告呈给女王。赫伯特虽然辞去了陆军部的职位，但他告诉南丁格尔，为了英军，他自己的工作将永不停息，这是他的责任，而南丁格尔也如往常一样，写信和赫伯特沟通意见。 赫伯特也不时将南丁格尔的提案转达当局，继续他们之间合作的计划。 潘穆尔勋爵继任陆军大臣，奉命听取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并认真考虑她的要求。 2月份的下旬，潘穆尔勋爵派出一个卫生考察团，调查前方医院和战地营房的卫生状况。正如南丁格尔小姐后来所记述的：“这个代表团拯救了英队。” 他们发现的问题令人发指。代表团报告中描述野战医院卫生条件之差，所用的措辞是“简直是谋杀”。在堂皇的建筑物底下，是最最破败塌陷的阴沟，这些建筑物就处在一片腐朽污物的海洋的包围之中。灰泥脱落、百孔千疮的围墙半载被浸泡在海水中。数不清的露天厕所，一股股腥臭气直扑病房。 护士们发现，有些铺位出奇地危险，病员一睡到这些铺位上，不久就会死掉。后来才发现，这类铺位都是离厕所最近，空气最污浊的。供水不仅不足，而且污染严重。检查团让人把医院的供水管道打开，发现水蓖子上卧着一具死马的尸骨。检查团立即组织人手清理医院的环境，清除的垃圾竟有556车，还有26具死牲畜。阴沟全部冲洗干净，墙壁重新粉刷以杜绝害虫。固定在墙上的椅、柜都拆下来，以免躲藏老鼠。这些措施立即见效了。死亡率开始下降。 克里米亚半岛的春天来得很猛，塞瓦斯托波尔外面，荒寂的高原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原野上铺满了番红花与风信子。伤病员的口粮改善了。侥幸地度过了1854年这个可怕的冬季的幸存者们，打破了长久的、难堪的沉寂，重又笑骂起来。 危机度过了。随着危机的度过，反对南丁格尔小姐的新浪潮又开始了。而事实是：死亡率一度下降到2.2％。 5. 又逢敌对 南丁格尔在野战医院完成的使命，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1854年至1855年冬天，因为正值英军面临危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急于避免及改善悲剧的发生，暂时中止了对她的敌意，也一度使南丁格尔成为重要的人物。 但是就在情势逐渐好转之后，医院当局的人又再度对南丁格尔心存妒嫉。 此时已是1855年春天，到1856年夏天的后期，她回到英国，除了士兵们的感激之外，别无其他赞赏之言，甚至不断地有中伤的流言，因此，这个时期对南丁格尔来说，只有惨淡的回忆和深深的挫折感。 1855年的初春，南丁格尔原本就不太健康的身体，因为过度的操劳、忧心，加上饮食不良，环境不良，体力开始走下坡路。 正当病人大批涌进医院的那段时期，她曾一天24小时站着照顾伤兵，也曾经跪着为伤病员包扎伤口达八小时。 南丁格尔甚至规定自己，在自己仔细照顾的那些伤病员中，绝不可以有因无人照料而死亡的，所以任何一位伤病员，只要是意识清醒，一睁开眼一定可以看见南丁格尔在身旁。 晚上八点以后，是护士们休息的时间，她们不可以再到病房里随便走动。南丁格尔也利用这段时间处理有关的文件或写信，直到夜深人静。 当人们都已熟睡的时刻，她便领着另一位护士，提着油灯在病房的长廊上轻步走动，巡视每一张病床上熟睡的士兵。 一位和南丁格尔一起巡视的护士回忆说：“我们似乎走在一条漫长而永无止境的路上，身旁是孤独和寂寥，偶尔听得见一些重伤员的呻吟。四处都是微弱的灯光，更显得周围一片晦暗死寂…… 南丁格尔把手上的油灯轻放在地上，再悄悄地走到伤兵的病床边，弯着身子观察，她的脸上充满着慈光与祥和，教人深受感动……” 有一个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 “只要看她走过，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欣慰，她永远是那么亲切地问候每一张床上的病人。 但医院太大了，伤兵也太多了，她不能在同一张病床前停留太多，于是伤兵们只好望着映在墙上的影子，送一个飞吻，以表示心中无限的感激。” 在记者马可的信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她是医院的天使，那绝不是夸张的话。每当她苗条的身影柔静地飘过每一个病房时，士兵们都以感激的眼光目送她渐渐远去。 全国人民以对待女杰的心情，欢送她离开英国。人们对她的期望是正确的，她的才华和爱心及勇气堪称女中之最。” 当时伦敦社交界著名的众议员史达夫从斯卡特里考察回来后，曾发表了下面的谈话：“当我在简陋的医院中看见弗罗伦丝后，我才领悟到历史上所记载古代圣人的威仪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当众向士兵们宣布，刚才天空中出现一道裂缝，南丁格尔小姐登天为神，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惊讶或怀疑，因为这正是隐埋在人们心目中的弗罗伦丝。 士兵们都深信，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会在他们的身边，这也正是弗罗伦丝在这个医院中所造成的力量，人们迫切地需要她！” 南丁格尔的影响十分深远，她不让伤病员再喝酒，鼓励他们多给在故乡的妻子写信。 “她实在很了不起！”一位士兵说：“当我们消沉的时候，她不停地给我们打气。” 外科医生也认为她了不起，因为她会鼓励将被开刀的士兵。 “在手术房那样一个可怕、充满血渍的地方，容易令人望而生怯，失去勇气，南丁格尔却能给伤兵们魔力般的力量。” 有些手脚受伤的士兵，都因害怕切除手术，嚷叫着宁愿死，也不愿挨刀，可是一旦看到南丁格尔站在一旁咬紧嘴唇，一脸为他们分担痛苦的模样，就不再反抗。仿佛只要她在旁边，就能得到无比的力量，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这些士兵都非常尊敬南丁格尔。 “当看到她从身旁走过，就会感到莫大的慰藉。她对每一位伤病员都很和蔼地打招呼，含笑点头。她总是使我们精神一振。” 这些士兵也因为南丁格尔而不再口出秽言，出言不逊，言行方面改善了许多。 战争结束之后，南丁格尔曾这样回忆： “在野战医院中，交织着可怕的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是每一个人最惨痛的回忆。但是在那个时候，当你发现士兵们再也不会表现出粗鲁的行为，或再也听不见他们口中嚷出难以入耳的秽言时，就足以叫人热泪盈眶！” 也正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有一位在大西洋那一端的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听说了南丁格尔的事迹，他写下了一首颂歌。 其中两节是： 于英格兰的浩瀚卷帙之中 穿越她那悠长的演讲和歌唱 来自过往的无数碑坊 应是她闪烁的光芒 在此地的伟大历史之中 矗立着一位提灯的女郎 为英姿飒爽的优秀女性 树立起高贵的美好形象 在简陋的医院西北方有一座塔，塔中有一个大房间，那是医院用品的储藏室。在仓库旁还有一个小房间，这就是南丁格尔的工作室。 经常有很多军官夫人、士兵妻子、修女、护士、伤兵病人等，要求和南丁格尔晤谈。当时，各国联军都杂居在此，土耳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士兵也要求与南丁格尔见面。南丁格尔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来者交谈，给予满意的回答，他们都带着感激、敬佩的心情回去。 因此护士们将南丁格尔所住的塔楼称之为“巴比伦高塔”。 “巴比伦高塔”是基督教旧约创世纪十一章中记载的故事，传说在一次洪水中，诺亚带领着子孙移居到巴比伦，他们在此繁衍后代，建造都市。后来又想建造一座与天齐高的塔，因为天上是神的宫殿，他们希望建一座通达神的宫殿的高塔。 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歌颂神的伟大或赞美神的宫殿，而是怀着傲慢无理的态度要与神比高低，因此引起了神的愤怒。神立刻施展法力，使筑塔的工人语无伦次，含糊混淆，无法沟通，使人类忘记了原始的共同语言，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方言。因此上面和下面的工作人员语言不通，无法取得联络，这项工程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大家只好停止筑塔的工作，分散到世界各地。 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人类只有一种语言，但事情发生之后，工人们带着不同的语言分散各处，于是造成今日这种状况，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都使用各不相同的语言。 除了南丁格尔，当时当地再也没有人能把心意传达给其他国家的人，所以护士们就借着这个典故，称这座塔为“巴比伦高塔”。 她的卧床在储藏室里用布帘隔开，白天她就在布帘外的小方桌上和来访者晤谈、记录。如果没有来访者，哪怕是极短的时间，她也一直握着笔。 寒冬接近的时候，她十分畏寒，房间又没有暖炉，室内的空气更是污浊不堪。 她的桌子周围堆积了如山的文件和资料。呼出的空气，因天冷而显得白浊；连墨水瓶中的墨水都几乎冻结，猖獗的老鼠在天花板跑来跑去。 而她却不断地埋首写字，医院的职员说，南丁格尔房间中的灯火，从未熄灭过。 她详细记下士兵死亡的情形与遗言，为他们送回故乡，还把丈夫不变的爱情传送给他们的妻子，也让这些士兵的母亲知道，当他们死亡的时候，是紧握她的手去世的，并不孤单。她也常为那些在故乡有孩子的护士写信，给赫伯特陆军长官的信和报告更是从未间断过，也时时反映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因此，她有处理不完的文件，地上、床上、椅子上到处都是。南丁格尔时常因为太疲倦，只好和衣而睡。 曾经有一个隶属于第三十九军的士兵妻子，已有好几个星期不曾收到丈夫的来信，因此她写信向战地医院询问，三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南丁格尔的回信。 斯卡特里医院 三月五日 亲爱的劳伦斯女士： 对于你的来信，我不得不抱着沉重的心情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去年是可怕的一年，在医院里100名伤兵中间，就有42名丧失生命，许多妇人失去了丈夫，我实在难以启齿地要告诉你，你的先生就是这42位中的一位。1855年2月20日，你的先生在此病逝，因为当时赤痢和热病所造成的死亡率达到最高点。这一天，包括你的先生在内，我们一共失去了80位病人。 为了不至于产生错误和避免同名同姓的困扰，我特地写信到你先生以前所属的陆军部队查询，来信证实，你的丈夫确实光荣牺牲。我之所以迟迟没有给你答复，就是为了等候上校的来信，现在我附上他的来函与附件。你先生留下了一英镑二先令四便士的遗产，这些钱当然归你所有。我在1855年9月15日已将这笔款项存入陆军大臣处，你可以前去领取。 因你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光荣牺牲，所以没有收到未亡家属的津贴，希望你快向伦敦西敏寺布雷特乔治街十六a的爱国基金部名誉书记ka陆军中校洛夫办理申请。 现在我附上申请书一份，以及陆军上校所寄来的死亡证明书，以便你申请子女补助金。如果你不知道表格正确的填法，可以请教区牧师，他会乐意为你服务。对于你的遭遇，我内心感到十分的难过与同情。万一你无法在爱国基金部顺利办理申请手续，可以用这封信作证明。 请你节哀！ 你真诚的朋友 弗罗伦丝·南丁格尔 就像这样，她对任何分内的事总是高兴而不辞辛劳地去完成。然而这些喜悦，这些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支持，及旺盛的意志和信念，却因为陆军当局的百般掣肘，而逐渐消失了。 南丁格尔在1855年的2月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真令人悲哀！这里的人，有人为医院认真地着想吗？……赫伯特先生，在这儿最令人深恶痛绝、无法忍受的，就是要与那些逃避责任的人打交道，而这些人既非绅士、亦非尊重工作的人，更不是会体谅他人的人！” 但是，她却必须面对这些人。为了完成使命，她必须接受更大的挑战！ 她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譬如，约翰·霍尔博士。 约翰·霍尔博士是英国东方远征军的医务总监。他自1854年秋一直驻在克里米亚，但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也由他管辖。此人对医院的管辖权是从不放手的。 前线流传着他的一桩丑闻：他曾动用酷刑拷打一名士兵，使其致死。在人们印象中，这是一位过分严峻无情的人。他竟然不相信氯仿①，并严令下属的军医一律不准使用。他说：“熟练的外科刀法就是最强的兴奋剂；听着伤员们拼命的哭喊，总比看着他们默默无声地掉进坟坑里好吧？” ① 氯仿，最早的麻醉剂之一，现已被适合的麻醉剂代用。 南丁格尔率领的护士队来到之前，霍尔博士受总司令拉格伦勋爵的重托，察看了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看完后，他曾汇报说：“整个儿医院设备状况完善，无一缺少。”他既然公开作了这样一个该死的声明，就得承担责任不再改口，下属们也随声附和，为他开脱责任。直至锡德尼·赫伯特接到南丁格尔的报告之后，才了解事实真相。赫伯特便写信给拉格伦勋爵：“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这位霍尔博士是为了掩饰自己对准备工作的疏忽和不负责任，才嫉恨前去协助他工作的人。” 1855年春，霍尔博士气得发疯，政府派来一个检查团写了一份对他很不利的报告。更严重的是，拉格伦勋爵又对他严加谴责。忖度形势后，他认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关键时刻要来了。他知道怎样使用他所掌握的权利和那一帮朋友。由他新近任命代替孟席司博士的高级医官洛森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洛森博士前不久也由于虐待运输船上的伤病员而刚刚受过拉格伦勋爵的处分，到任后不久即被免职——现在只不过是调到新地点让他照样干。 南丁格尔对任命洛森作野战医院高级医官一事，感到无比憎恶。 她知道，这位洛森博士是当时军医部门腐朽作风的活化身。恰恰霍尔博士又是个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的家伙，做事专断，无论是谁，只要冒犯了他，南丁格尔小姐也罢，锡德尼·赫伯特也罢，都不能为当事人讲情。 因此，洛森博士来到斯卡特里后，战地医院立即笼罩了一层恐怖气氛。医生们慑于洛森的淫威，开始疏远南丁格尔。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精神状态，认为医疗设备、材料器具等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已。 但是，洛森也未能阻挠卫生调查团，调查工作迅速生效了。医院的伤病员死亡率到4月7日已下降到14.5％，5月19日又降到5.2％。由于南丁格尔小姐的努力，医院里药品充足，器械、设备齐全，还有了洗浴设施，医疗条件大有改善。 医院的膳食在伦敦请来的著名厨师阿列克西斯·索亚的指导下，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这位厨师是3月间到达斯卡特里的，他的样子很像一个法国的喜剧演员。南丁格尔很赏识他的烹调手艺，并成了索亚的朋友。索亚在潘穆尔勋爵授权之下，四处巡查，从一个伙房跑到另一个伙房。 通过索亚的整顿，医院的伙食供应有所改进。当索亚用大盖碗端着他做好的美味汤走进病房时，伤病员们竟向他欢呼起来。 南丁格尔评论道：“善于配膳烹调的技术对别人而言，有的是为了美食，有的是为了向人炫耀自己的功夫；可是索亚却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从有限的食物中，获取最多的营养，并且精心设计，巧妙运用，真是个难得的厨师！” 医院当局在伙食改进过程中，对索亚的态度却偏偏非常冷淡。这可能是因为索亚经常对医院提出批评的缘故。他改变了过去煮肉的方法，还想到用炉子代替烤箱来烤面包…… 当伤病员们冲着端着汤的索亚欢呼“万岁”时，南丁格尔才稍感欣慰，总算能够给予病人一些满足的伙食了。 因为除了饮食改善之外，伤兵们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睡在清洁的床上，也都有热水可以沐浴，虽然困难重重，却也造出一点成果来了。 当斯卡特里医院的一切状况稍有改进之后，南丁格尔决定前往克里米亚半岛的两所野战医院救援。 一所是霍尔博士亲自管理的陆军总院，另一所是被称为“城堡医院”的医院。 就在此时，她才得知，自己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 因为明文规定：她是“驻土耳其英国野战医院妇女护士队”队长，而克里米亚在权限之外，早先前往那儿的护士又因受霍尔博士的怂恿，对她公然反抗，情势更加不利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众人的仰慕 1. 执义而行的护士 1855年5月1日，不畏阻碍的南丁格尔登上罗伯号汽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北上，渡过黑海，前往克里米亚。 船上另有查里士等四名护士，索亚和另一名法籍厨师，及一位少年随行；同行的还有420名病愈的伤兵，他们是要到前线归队作战的。 5月5日，即南丁格尔在斯卡特里登岸整整六个月的日子，她渡海到了巴拉克拉瓦，船长告诉她，当地没有供她居住的地方，劝她们住在船上。 一些军医队的官员，得知南丁格尔到达的消息，就到罗伯号上作礼貌的拜访。 经向拉格伦勋爵报到之后，南丁格尔开展了一些活动。 据与她同行的阿列克斯·索亚说：“她乘一匹牝马，那马踏着轻快的小步，仿佛为有这样一位高贵的主人骑乘它而感到骄傲。” 这天下午，南丁格尔一行到塞瓦斯托波尔外围的臼炮炮台参观。 远远近近的军人们看见，军容熠熠的军官们陪同一位小姐出现在炮台上，这样一个出人意外的场面，阵地上立刻欢腾起来。那就是南丁格尔小姐！ 消息像野火般迅速传开，士兵们从帐篷里跑出来，向她连续三次山呼万岁，回声缭绕，历久不息。 南丁格尔接受索亚的要求，坐在废弃的炮台上，接受士兵们热情的欢迎，以及他们献上的百合与野花作成的花束。 南丁格尔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人群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当初神的召唤使她走上护士之路，现在，士兵们回报她的，仿佛是神的恩赐。 她深情地接受士兵们的欢迎，长久疲倦的身心之中涌现了幸福的泉水。她哭了。 当一行人骑马回到驻地，南丁格尔已经很疲倦了，但她说，这是因为她已经不习惯于这么清新的空气了。 事实上，这是由于她亲自领受了神的恩赐，兴奋而愉悦，进而导致了疲倦。 第二天一早，她便开始了她的医务巡察。这实在是令人不悦的差事。因为除了医院的脏乱、营运困难、护士差劲之外，仿佛所到之处，接触的都是一些充满敌意的眼光，尤其是陆军医院，那里蛮横的态度尤其恶劣。 但是，南丁格尔装作不曾看见什么，一切全忍在心底，只是与大厨师索亚合作制订了一份计划，试图在陆军医院里建立一个专门调配特殊饮食的厨房。 在她到达“城堡医院”之后，一位与玛丽一起来战地的史都华夫人的遭遇让她愤慨。这份痛苦的回忆深留于她的内心，她越发认为是军医长的行为害惨了史都华夫人，也害惨了陆军医院！ 史都华夫人是一名具有很好社交地位的女性，并有实际的护理经验，她曾在德国受过护理训练，也曾在伦敦医院服务。她有十分优秀的护理技术，心地也非常善良，却因为霍尔博士极力排挤她，存心为难她，以致史都华夫人所需要的东西，及施行的工作频频受阻，受到百般的怠慢。 霍尔博士甚至常常在公众之前给她难堪。 看到医院的混乱，乃至史都华夫人的遭遇，南丁格尔打定主意，决心鼓起勇气，向此事作出挑战。 但是，一切尚未开始，她就病倒了。人们连忙把高级医官找了来，检查诊断后宣布：南丁格尔小姐患了“克里米亚热病”。 从来未曾倒下的南丁格尔，这下可真急坏了许多人。索亚等人首先将她从船上移下来，由士兵抬着担架，送她至环境较好的“城堡医院”去，大伙儿及医师都跟在一旁，而南丁格尔自己却已昏迷不醒，不断发出呓语，病情十分严重。 此时，整个儿巴拉克拉瓦都骚动了。所有的士兵都像服丧一样的悲伤，而在斯卡特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的人面壁流泪，有的不断跪地祈祷，愿她早日康复。 两个星期中，南丁格尔一直在死亡线上徘徊。罗伯夫人照顾着她。 因为天气太热，南丁格尔的精神始终不稳定。她的手始终像似握着笔一样，不停地在空中作写字的动作。而且旁边的人都知道，如果不让她这么凌空挥舞，反而不能平静，因此，就为她准备了纸和笔。 在南丁格尔模糊的意识中，她觉得好像有许多人来到自己的房间里，商量和请求供给物资…… 在发高烧的时候，南丁格尔的头发全部被剃光了。 消息传到英国本土，立刻引起一场不小的震撼，许多人都为她的健康担心。 5月20日，一位男子骑着马来到她住的医院病房，探视南丁格尔。 罗伯夫人打开门应道：“嘘，请小声点儿，你是什么人？” “哦，我只不过是一名士兵，但我非见到她不可。我叫拉格伦，从很远的地方来，与南丁格尔是好朋友。” “罗伯夫人，是拉格伦来看我了吗？请让他进来吧！”此时，南丁格尔正好醒来。 拉格伦勋爵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两人交谈了很久。 当天晚上，拉格伦勋爵打电报回国，报告南丁格尔已渡过了危机，维多利亚女王得知之后，心里很是欣慰，而英国本土的人民，也都高兴地互相传递消息。 女王也在28日致信陆军大臣：“我听说伟大、高贵的南丁格尔小姐已脱离险境，为了这件事我必须向神圣的上帝致最高的谢忱。” 南丁格尔一心只想赶紧解决巴拉克拉瓦医院的问题，但是她的身体仍旧十分虚弱，就连自己吃饭都相当困难。 后来，大家将她送回斯卡特里，安排她住在因病回国的牧师塞宾家中。途中，病容憔悴的南丁格尔用头巾裹住被剃光的头，由两名士兵用担架抬到牧师家，12名士兵轮流搬运行李，担架后跟着许多人，大家的眼眶里都充满着泪水。 索亚事后回忆说：“那一幕情景深深感动了我，至今永难忘怀。” 从牧师家里的窗户可以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碧波银浪的海景是南丁格尔从来无暇欣赏的。 随着头发慢慢地长出来，南丁格尔越来越清醒，整日欣赏举世闻名的美景，使她从工作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她，逐渐地康复起来了。 数个星期之间，南丁格尔的病体渐愈。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亲朋好友的关怀，同样地也使她非常感动。 寓所的后花园中有一株大树，浓荫如盖。这是一个安谧的充满了小玩意儿的小天地。 锡德尼·赫伯特从英国给她捎来了一只小长毛猎犬。她还有一只小猫头鹰，是士兵们送给她代替那只死去了的“阿西娜”的。屋子里还有个小娃娃，是军曹勃朗洛的孩子。小孩的妈妈白天在医院里做洗衣工，她只好把小孩用个有围栏的婴儿床寄放在南丁格尔的房间里，托她顺便照看。 7月，南丁格尔基本痊愈了。刚刚长出的曲卷的短发，使她的样子稚气而动人。她的医生苏泽兰博士告诉她，这场热病恰恰救了她的命。因为她可以因患病而被迫好好休息一下，同时恳请她从此珍惜自己的健康。 但她不敢松懈。 克里米亚上空，乌云正在聚集。 拉格伦勋爵——原先来探望她的老朋友不幸去世了。他的继任辛普森将军，原是位老军人，是坚决反对“娇惯”士兵的。加之陆军部还没有把对她的委任状交到新的战地总司令手中，因而她的地位每天都受到毫不掩饰的愈益严重的损害与轻视。 她正准备振作精神重返克里米亚时，新的打击又降临了。 布雷斯布里奇夫妇准备返国了。九个月以来，他们同她一起共过忧患、屈辱，一起呼吸过那些腥腐气，一起目睹过多少可怖场面。现在，他们要回国了。虽然他们说，准备秋天再返回前线，但南丁格尔知道，他们是不会回来了。 所以，当7月28日返国的船刚启碇，她便搬回野战医院自己那间塔楼中的小房子里。那幢牧师的寓所腾了出来，供她的护士们轮流去休假。 军队的医务当局不欢迎她。 他们感到现在一切就绪，用不着重视南丁格尔的意见了。卫生检查团交托的工作迟迟未办，护士们中间也不断发生摩擦。有些护士不饮酒却陆续结了婚。 有一天早晨，南丁格尔最优秀最得力的护士当中，有六名突然来到她的房间，同来的还有六名军曹、班长之类的小军官。他们一起向她宣布，他们将立即举行婚礼。还有一次，当地的一位土耳其官员派遣办事人员来同南丁格尔小姐交涉，这位官员想要买一名体态丰盈的护士做自己的女眷。 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 布雷斯布里奇夫妇返英之后，南丁格尔小姐指派了一名索尔兹别里女士管理礼品储藏室。这些礼品都是英国国内各地人民捐赠给前线官兵的，有贵重物品，也有日用品、酒、服装等等。 这些礼品须严加管理登记，以保证妥善分发或使用。而索尔兹别里女士一担当此职，就大肆盗窃。军方根据可靠线索对她进行了搜查，搜查结果令人吃惊：在她房间的每一个箱子盆子，甚至每一条缝隙里都塞满了盗窃来的赃物。 南丁格尔把新上任的要塞司令斯托克将军找来。这位无耻的索尔兹别里女士在大量物证面前，赖在地上又哭又闹，一再央求南丁格尔小姐千万不要控告她，她愿意立即回国。南丁格尔也想息事宁人，消弥这件丑事，于是在同斯托克将军商议之后，对索尔兹别里免于处罚，放她回国了事。绝没想到，这样处理竟是个严重错误。 索尔兹别里女士一回到英国，立即向各方面宣布，说她在斯卡特里医院受到虐待、迫害，反诬南丁格尔小姐扣压礼品。而她，索尔兹别里，不过是把礼品“转移”了存放地点，准备分发给应当得到的人。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南丁格尔小姐指控我贪污是事实，那么她为什么不向法庭起诉？”索尔兹别里很快又同先回国的玛丽·斯坦利接上了头，两人串通一气，向陆军部递交了一份控告南丁格尔小姐的状子。 当时，主持陆军部日常工作的副大臣蒙斯先生对这个控告非常严肃认真。所以，很快地，南丁格尔小姐和斯托克将军同时都收到一封公文，责令他们澄清自己的有关行为。 伦敦军方一介入此事，南丁格尔全家觉得必须有人去守护在弗罗伦丝的身边。为此，玛伊姑妈于9月16日专程赶到斯卡特里。 一见到南丁格尔瘦得不成样子，她的眼泪就籁簌地落了下来。 可怜的小弗罗，竟遭到派系斗争的阴谋陷害！ 玛伊姑妈目睹她受到的种种令人气愤和无理的待遇，感到震惊和痛心。 “每个人都以为南丁格尔的工作轻松又自在，以为她只要每天在病床边站站就可以了，这真是大错特错！ 她的工作范围又大又吃力，没有一个人比她更辛苦！ 除此之外，她还要常常应付那些自私自利、无能又恶劣的军方官员！” 玛依姑妈为南丁格尔叫冤。 当月月底，克里米亚又发生一场风波。 霍尔博士和布里奇曼院长未经同南丁格尔商议，便把大批护士都调到巴拉克拉瓦的陆军总医院，并由布里奇曼院长指挥。 南丁格尔忖度当时的形势，决计暂且忍气吞声。塞瓦斯托波尔已经攻克，俄国人放弃了这个城市，战争结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南丁格尔决意尽可能避免功败垂成！她决定再次前往克里米亚，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去把事情料理一下”。 她甚至准备去同霍尔博士和布里奇曼院长握手言和。 玛依姑妈为她担着心。 最初，她似乎可以实现这些愿望的，但后来，1855年10月16日的《泰晤士报》由伦敦运抵战区，她的全盘计划都被打乱。 报纸上刊载着布雷斯布里奇先生回国后在考文垂演讲的报道。布雷斯布里奇的演讲措词激烈，他对英事当局和军医界的抨击、在内容上也欠实事求是。 讲演稿连同其他一些材料印发到全国各地，地方报纸也纷纷转载。 有人不免揣测，这是南丁格尔小姐在有意煽动，目的是攻击，诋毁英医部门。 南丁格尔对此虽竭力反对辩白，却无力扭转已形成的印象和成见。霍尔博士等人被此事件激恼了，南丁格尔所做的努力都化为乌有，在她与反对者之间造成了更大的误会和伤害。 南丁格尔深感失望。“今天是我受任此项使命整整一周年的日子”，她写道，“可叹的十二个月呵……何止今生，这段经历将永世让我伤怀。” 她还写道：“基督是被犹大出卖的，而我像是被所有的人出卖一样！” ① 犹大，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圣经》故事中出卖耶稣的人。 偏偏祸不单行，她又在巴拉克拉瓦病倒了。她这次得的是严重的风湿症，非得再次住进“城堡医院”不可。 但是，南丁格尔却在札记上写道： 我已经从这片土地上得到所有我该得到的！甚至所有的疾病，克里米亚热、赤痢、风湿，我都已亲身尝试，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可以奋战到底！这一次得病，一星期之后她就康复了，并且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她顽强地工作着。在她看来，重要的是她必须对伤兵病人们负责到底。 在战争结束的同时，陆军医院内部对护士队的工作有各种难听的批评，但是南丁格尔都默不作声。 也没有一封来自上级肯定与嘉勉她的公函；霍尔博士说她是贪求名利的女人而轻视她，就连一些低阶军官也对她冷嘲热讽，调配处的人对她更是冷眼相待，可是，南丁格尔都一一忍受下来了。 到了11月底，新型霍乱又开始流行，她马上被召回斯卡特里，出发前，她写了封信给锡德尼·赫伯特。 “如果可能，这里的当权者真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可是，他们也知道，同胞们是支持我的，是与我站在一起的，而陆军当局也无法轻易地把我赶走……” 这的确是南丁格尔当时的真实处境。 在任何一个组织里，有杰出人物的，就必有平庸之辈；有执义行责的人，就必有背义推诿的人；有施展才能的，就有嫉贤妒能的人。南丁格尔历经病魔的折磨，更饱受人事关系的倾轧和打击，以一副柔弱的肩骨去迎接重重困难，在她坚挺的身躯之中蕴蓄着自己的信仰。 尽管战区的某些人物频频发难，但她的事迹却逐渐在国内流传开来，英国人民关心着她！ 2. 美名的传颂 从前线返国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一个个纷纷把南丁格尔小姐和战地医院的传说带回到英国。这些传说与佳话诞生在农村的茅舍中、城市中的公寓里诞生在茶坊酒肆，又在流传中增添羽翼飞到更远的地方。人们还把这些业绩编成有情节的小曲，编成无数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诗，50年之后仍在英国团队重聚场合中广为传诵。诗中写道： 她毫不谋私， 有着一颗纯正的心， 为了受难的战士， 她不惜奉献自己的生命； 她为临终者祈祷， 她给勇敢的人以平静。 她知道战士们有着一个， 需要拯救的灵魂， 伤员们热爱她， 正如我们所见所闻。 她是我们的保卫者， 她是我们的守护神。 祈求上帝赐给她力量， 让她的心永跳不停。 南丁格尔小姐—— 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大福恩。 一度，医生赫伯特以及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曾劝她回国长期疗养，但南丁格尔一再坚拒。她只想到，康复以后该如何补救因病延误的许多工作。 她的个性以及深远的思虑是她坚持不肯回国的主要原因。在她一生中从没有半途而废的事，而且她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离去，使得护士、士兵以及在战场上所有需要她的人，失去依靠或开始散漫、无组织而前功尽弃。 士兵们或许会因为她不在身旁而失去生存的意识，以及痊愈的希望；护士们也可能会因为她的离去，而生思乡之情，使之信念动摇。这些都是弗罗伦丝·南丁格尔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除非战乱平息，除非这里没有任何一位伤病员，否则我绝不能离开这里。”这就是南丁格尔拒绝所有关心她的人的最大理由。 当她这种决心和毅力在各报发表时，国内关心她的程度愈发深切。 在李哈斯特的住宅里，赞扬和勉励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客厅里的访客云集，使姐姐芭斯忙得一刻也不得安宁。 有一位绅士在写给芭斯的信中说：“有资格取代陆、海军将帅的比比皆是，但想找一位代替南丁格尔小姐的人恐怕太难了！所以一定要请她好好珍惜自己，为所有人民，也为了国家保重身体。” 从此，市面上开始大量销售各种版本的南丁格尔传以及画像，但那些出版者因无法找到正确的资料来源，只好靠着与弗罗伦丝有一面之缘的人的口述，加上自己的想像便开始凭空杜撰。 在世界各地所流传的南丁格尔画像与传记，很少是真实可靠的。 当时，新闻杂志上时常可以看到南丁格尔的大名，以及歌颂她的诗篇，连大学诗歌征文比赛也以弗罗伦丝为主题，有时还配上乐谱，诸如此类的歌曲处处可闻，盛况空前。 也有人把她的肖像作为信纸的画面，或者用它来作为瓷器上的花纹，也有以南丁格尔位于李哈斯特的宅邸风景作为图案印在各种用品上面。当然，这些肖像是凭空想像而作的，因为南丁格尔从来不曾喜欢将自己的照片拿来送人。 至于把道路、轮船、赛马和狗命名为弗罗伦丝或南丁格尔，可能也是为了纪念她，假想她时时在身旁的心理吧。 甚至在一次赛马中，有一匹叫弗罗伦丝的马，就曾以卓越的成绩，领先其他马匹，夺得冠军呢！ 这种狂热的现象，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曾发生过，他们因崇拜某一个伟大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有如迎神赛会般热闹非凡。 南丁格尔对后方人民的轰动，真有点不知所措。当姐姐芭斯把人们表达情感的东西——画像、信纸、剪贴、杂志——随着《军队教育》杂志一起寄到斯卡特里时，南丁格尔写了下面的回信。 谢谢你寄来的士兵补给品，但对于那些画像和颂扬功绩的报道，我实在不敢苟同。一个人肯付出真诚的爱心，绝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赞美。每当我看见一篇篇对远征护士队大肆渲染的报道时，心中非常不愉快！ 任何一件计划都必须先扎稳根基后，才有茁壮的可能；也就是凡事都应该由小事默默地耕耘，并且不断地灌溉才能有成功的一日。对于别人的奉承和赞美，绝不是使事情向前推展的动力。 我担心后方这些过分的夸耀，会使护士们得意忘形或变得虚荣，破坏了医院的规则。 我们的工作，相信是全国最有发展的计划之一，因此在一切还没有踏上轨道的实习过程中，如果受到太多的赞美，势必成为这项计划的阻碍。 但公众并不了解南丁格尔的内心，他们还是到她的家乡恩普利，要求参观一下“南丁格尔小姐的书房”，抚摸一下她的书桌…… 有人提议召开民众会议，想以隆重的感激之情向她致意。 类似这样的会议，马上在全国各地召开，场场挤得水泄不通，场场充满狂热与兴奋。人们决定送给南丁格尔一面刻有感谢辞的金牌，而会场中所募捐到的钱比原先预定的超出许多，因而就推选出一个委员会，并成立“南丁格尔基金会”。 许多社会名流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如剑桥公爵和阿基尔公爵们、锡德尼·赫伯特、理查德·米尔恩斯，等等。他们所帮助筹建的“南丁格尔基金会”，日后由南丁格尔本人立项建立护士培训机构。 集会之后，母亲樊妮写信给南丁格尔。 11月29日，是我一生最高兴的一天，我以身为你的母亲为荣！ 虽然现在已是凌晨时分，可是我若不将这些感受告诉你，我无法安睡！ 你知道吗？今天的集会有多感人、多美妙！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都是因为你——南丁格尔——你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也对日后世上千千万万的母亲产生鼓励！这真是个了不起的集会！ 南丁格尔回信道： 如果显赫的声名和我为神以及为人类的工作能使您感到满足，那我也就满足了！我一味地工作，从不渴求社会的声望与地位，但如果这些东西能使您觉得快乐，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 今后，我会更加爱惜自己。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将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中，而社会的情感，也将维系在女儿的身上，如果您们会因此感到喜悦，这不但是我所得到最好的酬劳，也是对您们所付出的一切所给予的补偿。 “南丁格尔基金会”成立的消息也在克里米亚战区的军队命令中公布了，只要捐助出一天的军饷，就可以参加这项基金。后来，除了霍尔博士之外，这个消息在军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士兵们一共募集了9000英镑的捐款。 基金会建立后，维多利亚女王为了“表示由衷感谢之心”，特地赠送给南丁格尔一件礼物，并附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1855年11月 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 在满血腥的战争里，你表现了基督徒崇高的牺牲精神。我内心的钦佩，相信聪明的你，应该很容易了解。 你的功劳比起勇敢的将士们，犹过之而无不及。你以慈祥的双手，抚平了他们心灵和身体的创伤，对于这些伟大的贡献，我不知应当如何来致意。我以一枚胸针作为君王感谢你的心意表徵，请你佩戴并珍惜我的情感。这枚胸针的花色和形状，正足以表达我真诚的祝福，以及对你崇高事业的推崇。 将来，如果能和你这位为我们女性争光的人成为好友，必定是我最高兴的事。 我祈盼你身体健康，并接受我真诚的祝福。 维多利亚女王 这枚御赐的胸针，是由亲王殿下亲手设计的，不但富于创意、别致精巧，而且对南丁格尔具有特殊意义。 胸针的表面是红色珐琅，上面有圣乔治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又镶有一个钻石王冠，王冠内用金字雕刻着：“怜恤别人的人有福了！” 背面则是金色丝带，上面有女王的题字：“对献身服务、效忠女王的南丁格尔，致最高敬意和谢忱。” 这是一个长八公分，宽六公分的胸针。当作饰物似乎稍嫌太大一点，但它是荣耀的象征。南丁格尔在战地佩戴过几次，但回国以后就不曾使用。 现在，这枚胸针已被陈列在伦敦的博物馆里了。 同时，女王还赐予南丁格尔一枚镶有钻石皇冠的红珐琅圣乔治十字勋章 ，勋章上镌刻着： 表彰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小姐对女王英勇将士的精诚服务r·维多利亚赠，1855 南丁格尔的美名上升到了一个高峰。 3. 为士兵们谋福利 美名传播之际，亦正是南丁格尔一心关注英军福利之际。 最初看护病人的改革工作，只是她心中的许多课题之一，就连基金会支持她创办护士学校的愿望都暂时搁置。 她计划着为英军争取改善下级士兵的待遇。这个想法源于她在与士兵接触过程中，多次遭遇令她感动的事，她的心中涌起对英军的挚爱。她爱他们不计一切名利地为国牺牲，也爱他们在激烈的炮声中，能够为了救同伴，而不惜奉献自己的生命。 他们的忠诚打动了南丁格尔，而南丁格尔也像是这5万名士兵的保护人一样。在她的心中，本能地表现出一种对士兵们的母爱。她不由自主地要付出关怀与慈爱。 “我不能和世间一般人一样，用放荡和没有教养的态度来责备这些士兵。”南丁格尔说。 “相反地，我认为这些士兵纯朴而有规矩。如果有机会让他们把钱寄回家乡，他们决不会再任意挥霍，一定会把钱寄回家；而如果有机会供他们进学校或提供其他消遣娱乐，他们就不会一直酗酒！他们是一群能吃苦、肯忍耐，而且自爱的人！该受指责的不是他们，而是士兵以外的人！” 斯卡特里有一个联队本部，士兵们在那儿除了喝酒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做。如果一旦康复归家之后，惟一能做的，也只有买酒来喝，而且都是一些易醉的劣质酒。 南丁格尔逐渐感觉到，这些士兵不只是在生病时需要照顾，即使是在恢复健康之后，也同样需要照顾。 1855年5月，她为那些可以下床走动但还不能出院的伤病员着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克服了重重激烈的反对，开辟了一间小型的图书室。 后来，她发现许多士兵不识字，于是，又请来老师教导，但此事没有进行多久，就被上级一口回绝了。 她还认识到这些士兵一拿了薪水就去酗酒，而不愿寄回家，是因为士兵若要寄钱回家，必须经过主计官。但是主计官会把他们当傻瓜一样，骗走他们的钱。所以，士兵们十分不满，对主计官也不信任，宁愿花钱喝酒。 南丁格尔因此在每个礼拜抽出一个下午，匀一点时间在自己房里，为那些想寄钱回乡的士兵服务，用汇票由快信寄回他们的家。结果每个月大约有1000英镑的钱被寄回英国本土。 这些士兵在出院之后，也希望通过邮局寄钱回家。南丁格尔为此曾向军队当局提出，却遭拒绝，好在后来得到女王的帮助，前线各地的邮局才开办汇款的服务。结果，不到六个月，已有7.6万镑被寄回家乡。南丁格尔说：“这些钱全都是在酒店节省下来的。” 南丁格尔并不是单纯用冲动的感情来对待士兵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表示要给士兵发放科隆香水。南丁格尔闻讯后说，最好有人能转告女王陛下，在前线若发一些杜松子酒可能会更受欢迎。她爱士兵、军队，有如爱孩子、爱小动物一样，有一种纯自天然的亲切情感。她自己说她是 “五万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致芭斯的信中，也曾提出了她事实上在日后做到的一切：“……你给他们创造条件，他们就会利用它，就会成长起来。你给他们书读，给他们安排娱乐活动，他们就会不再酗酒。” 斯托克将军担任前线指挥官后，成为南丁格尔忠实的协助者。他下令斯卡特里所有的酒店关门，并在斯卡特里附近的道路上都派有夜间巡逻。他们密切配合，从战地医院及其周围环境入手，全面进行检查、整顿，终于使那里的面貌焕然一新。 到1855年9月，他们为前线士兵筹办的大型军人俱乐部“英克尔曼咖啡馆”开始接待士兵了。 尔后，又在医院中庭的一座小木屋开办另一间咖啡屋，专供伤病员使用。在这里除了禁止女性进入之外，别无禁令。墙上有地图、报纸，也摆了几张有扶手的椅子和可以供写字的桌子，而报纸和纸、笔的费用都由南丁格尔支出。 她描述说：“当那些士兵坐在那里看报纸或写信的时候，那种规矩、安静的情景，只怕就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也看不到。” 截止1856年春，南丁格尔在斯托克将军的帮助下共举办了四所军人学校。 她在笔记中写道：“每次来听讲的人十分踊跃，教室容纳不下，只好把教室的门卸下来，让室外的人也能听到。歌咏队也成立起来了，士兵们还自己组成了一个小剧团。身体健康的人可以踢足球，或进行其它体育活动，伤病员对多米诺骨牌和棋类至为欢迎。总之，在1855至1856年这个时期，斯卡特里野战医院的管理水平，在当时来说真是意料不到的好。” 这些变化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绩。经过1855年底到1856年初一个冬天的努力，英国士兵那种酒气熏天、野蛮倔强的形象就一去不复返了。 4. 争取完全的胜利 这样的成果绝非一朝一夕所得，而是南丁格尔不分昼夜忧心劳作，以忍人所不能忍的代价换来的。 南丁格尔的健康一直不稳定，5月份所患的那场病至今尚未恢复，目前仍然饱受体重骤减及风湿之苦。 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妻子史特拉夫人，提起她在一场圣诞舞会上遇见南丁格尔的情形：“当我见到眼前的南丁格尔，心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她那么瘦削、那么疲倦的样子，叫人望之生怜。不久前因患热病而剃掉的头发，此时已长出一头短短的褐发，像个小女孩一样；她身穿黑色的长裙，女王赠予的胸章是她惟一佩戴的饰品，头上还戴了一顶白色的小帽。她看起来是那么虚弱，沉默地坐在沙发上，不参加任何活动……” 然而，南丁格尔的许多情况，在英国本土的民众是毫不知情的。为士兵争取的福利，虽然有了显著的绩效，但她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却一事无成。许多她极力想改善的事情，都因遭上级驳回半途而废，甚至产生负面效果，加上不断受到的欺凌与刁难，更令她感到无力和痛苦。 1856年的新年开始，她的健康状况更加不好。她患了耳疾、慢性喉头炎，又受到失眠的折磨，所以经常在寒冷的深夜，怀抱着挫败感在斗室中踱来踱去。 她工作的情形，完全超乎一般人理解的程度。和她一起工作的玛依姑妈说：“我真不敢相信，她怎么能够不眠不休地处理那么多事情！” 饮食、气候、睡眠绝对不能妨碍她的工作，即使是在酷寒的严冬，她也照样平静沉着、从容自若，一点儿也不受影响。 但这毕竟只是她坚毅的外表，许多时候，一旦稍作歇息，她却往往疲惫得像是要晕倒一样。 1856年1月，曾经负责军队物资补给实情的两个调查团，提出了最后的报告，确认了由南丁格尔与锡德尼·赫伯特的报告，即战争期间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所遭受物资支援不力的事情，原是可以避免的，但却由于军事当局的官僚推诿、漠不关心的作风，而造成灾害的事实。 这份报告十分公正客观，文中还提及了一些敷衍塞责的将官，并指责他们不负责任。 当这份报告书被提出之后，终于引起了风暴似的回响。陆军部大臣在伦敦随即召开将官会议，给那些被列名指责的将官辩白的机会，而那些人为了洗脱罪名，不择手段开始活动。 结果在会议举行之后，新的将领授勋升迁被发布出来。陆军部次官本杰明，这位曾经千方百计想控诉南丁格尔的反对派，竟被授予巴斯勋位。霍尔博士竟摇身一变，成了约翰·霍尔博士。（南丁格尔写道：“我想，这个kcb大约是克里米亚丧葬地爵士的简称吧。”）他并在伦敦散发一份关于南丁格尔小姐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系由克里米亚的军需官起草，内容尽是些对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们的莫须有的捏造和恶意诽谤。同时他们还大肆渲染索尔兹别里女士编造的谎话。那位玛丽·斯坦利，此时则一面同南丁格尔小姐通信表示忠诚的友谊，一面又忙着四处散布谣言。布里奇曼院长和霍尔博士原来的心腹们又公开扬言，要把南丁格尔从克里米亚清除出去。 当南丁格尔得知，这些与她百般敌对的人一个个被授勋，而未被审判惩罚之后，内心燃起一股不平之火：“正义的力量何在？” “我亲眼所见所闻的灾害和不幸，叫我怎么能为这样的结局心平？而那些在泥水中死去的士兵们会怎么说？那些平白遭难却牺牲自己的士兵们，又会怎么说！叫我们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南丁格尔小姐很早就给陆军部写了报告，要求用电报向驻克里米亚的军事当局重新确认她在东方远征军中的职权。但很长时间过去了，这个命令依然未到。 3月里，陆路运输团请她派遣十名护士前往巴拉克拉瓦协助工作，她一时竟惶惑起来，不知如何是好。至于那位约翰·霍尔博士近来有些反常。这次他一面否认与“秘密报告”有任何牵连，一面又假惺惺地写了一封殷勤的信给南丁格尔小姐，请她亲自带领护士前往。南丁格尔小姐接受了，但对霍尔爵士的好意并未抱任何幻想。所以临行前，她嘱咐护士们把自己需用的一切用品全部带齐，包括粮食和炉具。 出发去巴拉克拉瓦那天，委任令刚好到达克里米亚。而且，重新确认的权限远远地超过了她的预想。 原来，这项委任令的由来还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还在1855年10月，有位自称勒弗罗伊上校的人来过战地医院，先在斯卡特里，后来又在克里米亚逗留了一段时间。此人原来是新任的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派来的密使，任务是查访战地医院的真实情况，然后直接向陆军部大臣做出负责任的报告。这位勒弗罗伊上校于2月回国了。 他经过细致查访后，对南丁格尔小姐牵涉的所谓“礼品案件”十分不平，并热心地催促早日公正处理此案。南丁格尔小姐本来只要求政府重新确认她原有的使命和委任，而勒弗罗伊在给政府提供的详细报告后则明确要求：在前线总司令颁发的日常命令上，除了总司令官签名外，也应当同时签署南丁格尔小姐的名字，每日发送各驻地兵营、食堂张贴。这项提议果然被陆军采纳了，潘穆尔勋爵以陆军部大臣的名义向前线指挥官发了一道命令，并要求向全体官兵传达。 命令内容如下： 这份公文由陆军大臣直接发送给陆军司令官，希望视同一般命令被公布。经由这份电文，本大臣已正式肯定南丁格尔的地位，可是本地陆军当局似乎尚未完全理解，所以本大臣认为有必要让军医当局及全军知道，这位有优异表现的女士具有怎样的地位，并作适当扼要的说明。 南丁格尔是在女王陛下的政府中，被认为是英国陆军医院女性护士队的最高指挥官，拥有最高的监督权。任何护士或修女在医院的职务及所属单位，如果未经她的许可，不得任意变更。不过，她所有的命令在实行之前，也必须要和军医总监取得协议，而军医总监对于一切有关女性护士队的事情，也都必须事先通知南丁格尔，所有有关的决议都须经过南丁格尔来下达命令。 这是一个空前的胜利，甚至超过南丁格尔自己想像的胜利，她的敌对者总算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3月24日，在强烈的雪雨中，南丁格尔与护士们到达了瓦拉克拉瓦。 这次她们所受的待遇完全不同，不再是冷眼与奚落，而是热烈的欢迎。 她所面临的战争至此告一段落，而真正的战争也接近尾声了。 巴黎和会正在召开，和平宣言也在酝酿之中。 4月29日，终于宣布恢复和平。英国士兵与俄国士兵跑出战壕来一起饮酒庆贺。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专门写信给克里米亚前线总司令，向他再三强调归国士兵一定要军容整饬。南丁格尔小姐并未表现出过分的欢欣。她写道：“请相信我说的话吧，这里的一切（指军队里的常规与制度）依然都同18个月以前一模一样。……用不了半年，所有这些不幸与苦难都会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 护士们开始分期分批返国了。每个护士都将享受供养费，没有一个人被遗弃不管。一些政府难以办到的开支，南丁格尔小姐用自己的钱一概包揽下来。而她只要求护士们一件事：这些事一律不准在书报上张扬。 1856年10月16日，当最后一名伤员离开医院登船回国后，南丁格尔小姐的东方使命便告结束了。 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病痛的南丁格尔，实则健康已经受损，当她向玛依姑妈提出想回家时，玛依姑妈高兴地拍起手来表示赞成。而在家乡的母亲樊妮和姐姐芭斯早就在翘首企盼南丁格尔的光荣退伍，巴望着分享她的光彩荣耀。 南丁格尔的归国，再一次在英国本土掀起一股欢迎的热潮。 政府打算派出军舰、两个连队的皇家御林军和伦敦步兵连队去迎接她，并打算用军乐队演奏，一路送她返乡。 全国各地计划着欢迎她的仪式，其中有两个城市，预定在打听到她登陆的港口之后，全市人民前去欢迎；还有的地方要建造凯旋门，教会也打算派出代表欢迎；乐队演奏、游行的活动早已准备妥当，想给南丁格尔一个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 这一切她都一一谢绝了。 她不欣赏个人荣耀，甚至有些害怕。她的社会声望如此之高，她生怕自己会做出大煞风景的事。此外，在她内心深处，又感到自己是丧失了众多亲属的人，又是一个很难忘掉往事的女人。她又写起了她的私人笔记：“啊！可怜的士兵们，我不是个好母亲，我要离开你们归去了，而把你们留在克里米亚地下深深的墓穴中。……” 7月28日，她隐姓埋名，从君士坦丁堡登船，同玛依姑妈用了“史密斯太太和史密斯小姐”的化名，赴法国马赛港。她在巴黎同玛依姑妈分手后，只身前往英国。 早晨8点，她按响了勃蒙瑟修道院大门的门铃。整个上午，她同修道院院长一起做了早祷。下午，她依然孑然一身，乘车北上。 傍晚，她已走在李哈斯特的路上。 神意彷徨，命运的一幕在她身上启开，怜恤他人的人有福了。 樊妮、芭斯和威廉正在客厅里谈家常，只有老管家华生太太独自一人坐在厅前自己的小屋子里。 华生太太听见有人走进庭院，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女子，身穿黑色长裙，快步走上甬路。华生太太再定睛一看，怔住了。 “弗罗伦丝！”她突然声泪俱下地跑上前去迎接她。 克里米亚战争在英国民众心中重新塑造了两种英雄形象，一是士兵，一是护士。而这两种形象的评价之所以在英国民众心目中产生截然的改变，完全是由于南丁格尔与她的护士团以及士兵们自己的努力造成的。 英国士兵从此不再被视为人类的渣滓，英国的护士也不再是那种醉醺醺的、行为不端的荡妇。南丁格尔用自己的形象，给护理工作这个职业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她在感觉失败的困扰中结束了这场不光彩的克里米亚之战，而就在这场巨大的痛苦、混乱与失败之中，她给人们带来了一场重要的变革。 5. 值得注意的细节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倾注全身爱心的弗罗伦丝·南丁格尔有一桩未了的心愿：那就是要在巴拉克拉瓦高地上，为阵亡的士兵和不幸牺牲的护士树立一座巨型的大理石十字架，以表扬他们的巨大功绩。 若干年之后，这座十字架果然树立起来了。 现在的人们，如果航行在黑海上面，就有可能看到这座耸立在高空的巨大的十字架。 6月3日，英国陆军大臣遵照维多利亚女王的懿旨，颁给弗罗伦丝·南丁格尔一张感谢状，代表全体国民和英国政府的最高敬意。 7月25日，总司令斯托克发出了一封感谢函： 英人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典！ 由于无知和组织不健全的关系，如果对你有误会和不敬，但是绝不会因此而磨 灭你的功劳和恩惠，这是英人特有的美德，请你相信。 土耳其皇帝也赐给南丁格尔一只钻石手镯，并分送慰问金给每一位护士。现在，这只手镯和女王御赐的胸针都一起陈列在博物馆。 国内对南丁格尔的欢迎不言而喻。 其中有深知南丁格尔的朋友这样说：“克里米亚战场已平静了，这位仁慈的天使已完成了伟大的任务，如今她正为那个热爱的工作舞台作最后的一瞥。曾为了聆听她轻盈的脚步声以及衣裙摆动的婆娑声，凝视着她那飘逸的身影，就能心满意足的伤兵病人都已健康地回到故乡，空荡静寂的战地医院中散发的这一切的喜悦，都是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带来的。全国人民在感激之余，正思索着如何表达对她的敬意。但正当此时，弗罗伦丝可能同样地想着如何才能避免回国所造成的骚扰。” 这位朋友是爱尔斯米亚，一位绅士。 尽管南丁格尔是悄悄回国的，但欢迎会还是在她缺席情况下举行的。 姐姐芭斯在日记里写道：“第二天，当丘陵上的小教堂鸣钟时，礼拜堂里举行了感恩会，这真是最纯真的欢迎仪式。” 另外，南丁格尔事先寄回来的行李也非常有趣。它们是士兵们送给她的一只俄国小狗、三只小猫，以及生长在印加曼的小草和泥土。 此外，随她回到家乡的还有两个少年。 一个是跟随弗罗伦丝在医院工作了10个月的跛脚少年，一个是名叫彼得的俄籍年轻俘虏。南丁格尔同情彼得是一个孤儿，于是把他带回家乡。 有一个妇人经常和彼得讨论宗教问题。一天，她告诉彼得说：“你要遵守神的教诲，做一个好孩子。” “嗯，我知道。” “很好，你再告诉我，如果你成为一个好孩子，你猜想你死后的灵魂会到哪儿去？” “我想应该会到南丁格尔小姐那儿才对。” 彼得富于直觉地脱口说出这句话。 妇人本来企盼他回答是“上帝那儿”，听他这么一说，突然愣住了，却立刻又点头微笑起来。 彼得只不过是道出了一般人的心理状态罢了。 因为，南丁格尔在人心目中，是一个从不抛弃受苦受难的有生命的人。这种品质，接近于神格。 6. 为下级军人服务 她说她曾见到过地狱。正因为她见到过地狱，她在精神上才与众不同。在她和一般的人间欢乐、幸福之间，永远横亘着斯卡特里医院病房的种种可怖景象。她不止一次地写道：“这些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 萦回在她脑际中的，不是医院里千万个死者的亡魂，而是那些严酷的现实，那些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可以避免的灾祸。克里米亚战祸中惊人的死伤率是英队中不合理军医制度的必然恶果，而这样一个制度却仍然在运转着，仍然在谋杀士兵们，仍然在重复着斯卡特里的悲剧。 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她，而且只有她一个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拯救英国下级军人命运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到她的肩上。 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地位，她当仁不让，毅然听从了这项光荣使命的召唤。但是，也为自己这种命运黯然神伤了。 由于在战争中相当投入地工作，她的身体经常性疲倦，而查不出究竟是何病。她变得有些暴躁了。 青年时代那种突出的仁爱精神正在消退，头脑却更聪敏，眼光更锐利，意志更坚强，光明磊落、公平处世观念更纯真了。 早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在她身上消失不见了。 她身体还疲惫不堪，但在紧迫形势的催逼下，她渴望立即投入工作，必须趁全国上下对于克里米亚惨剧记忆犹新，赶忙采取行动。但是，她想作什么呢？ 潘穆尔勋爵此刻正在苏格兰丘陵丛林中猎松鸡。 锡德尼·赫伯特也正在爱尔兰钓鲑鱼。 南丁格尔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赫伯特的回信却直率地说，他认为她兴奋过度了，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她急得像要发疯。 拖延必将误事，鲁莽从事也是徒劳无益的。她意识到，她面临的困难是很特殊的。她身为女子，这已经很不利，而她如今又是举国闻名的女英雄，这就更糟。这两项凑在一起就使她成了当时英国官场决不会吞咽的一个药丸子。 南丁格尔小姐感到，不论她制定什么样的方案、计划、建议，都会被官方拒绝，原因仅仅是由于这一切出自南丁格尔小姐。 因此，作为一种对策，她开始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声誉。 她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用我的名字大吹大擂，已经给我造成极大的害处。我决不会再以任何方式显露自己。” 南丁格尔的决定暗合中国古人的“韬晦”之策。其含义是：当个人的名声行为会对自己的计划产生不利影响，不妨淡化自己的名声，收敛自己的行动，化被动为主动，巧妙地寻求达到自己目的的动作。 南丁格尔深知浮名虚利的害处，所以她不再给出版物写文章 ，也不再作讲演。相反，她以极大的耐心和由衷的谦逊，一步步地去争取权威人物。 但，时机尚未成熟。 她等待着。 终于，神意眷顾，突然在她眼前出现了一个眩目的、意想不到的机会。 维多利亚女王出巡，驻跸苏格兰巴莫罗城堡。 据悉，女王很有兴趣听听南丁格尔小姐谈谈她的随军医护生活观感，不仅是作为公务，而且作为私人谈话。 机会，终于让有心人等到了。 如果维多利亚女王能够听从南丁格尔的建议，那么，南丁格尔试图改变英国陆军下级军人待遇的计划就有成功的基石。 权力，在正直无私的人手中，会造就许多有益社会进步的事业。 南丁格尔同女王陛下的第一次会见历时约两个小时，这是一次重大的成功。 南丁格尔住处离巴莫罗城堡不远，同女王御医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住在同一个院落，而詹姆斯·克拉克正是她克里米亚时代的老朋友、合作者。 在詹姆斯·克拉克的帮助下，南丁格尔多次奉召进出城堡，陪同女王一行去教堂，并数次参加便宴等等。 最重要的是，女王本人数次亲自拜访了她。有一天，女王突然自己一个人亲驾一乘小马车来到南丁格尔的住地，约她出游；又有一天，女王同样意外地到她的住所来，同她一起进茶，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 起先，南丁格尔听到女王要召见的消息时，她高兴地从沙发跳起来。后来，她愈发沉着冷静，将自己收集的一切资料整理好之后，带着自己成熟的计划去拜访女王。 南丁格尔向维多利亚女王建议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对军队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科学的调查分析。 但要女王批准成立这样一个皇家机构，首先需有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的奏章 。这当然先要使这位大臣看到这一改革的必要性，而潘穆尔这个人却很难说服。 潘穆尔勋爵有一颗硕大的头颅，一头浓密的粗发，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野牛”。野牛为人虽然正直、高尚，却对公务相当粗疏，办事极其拖拉。 女王特意安排了南丁格尔在巴莫罗城堡同潘穆尔勋爵会面，会商起草奏章的事。 在这里，南丁格尔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的耐心、坚韧，像当年战胜那些醉醺醺的司务长、桀骜不驯的护士和多疑的官僚一样，又使潘穆尔大臣完全屈服了。 她好像无往不胜，一个皇家机构就要根据她的建议建立起来了。 11月1日，她返回勃灵顿饭店同家人汇聚时，她感到前景是从未有过的美好。 她为这个皇家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名单，一一仔细掂量，竭力使文职与武官保持平衡。锡德尼·赫伯特当时身体已很不好，但在她的一再恳求下，最后只好同意出任该机构的主席。 11月16日，潘穆尔勋爵登门拜访，对南丁格尔小姐言听计从。这次会面中，南丁格尔小姐的主要目的——确定调查范围——也达到了。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将是全面的、广泛深入的，“应当包括陆军卫生部整个系统，以及全部英军及国外驻军的保健和医疗卫生现状。” 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原定几个星期内要成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却迟迟未建立起来。一切的努力仿佛在空气中被蒸发了一样。 这次令人痛心的失败，触发了长期以来的积怨，使南丁格尔终于鼓起勇气，向英国政府各部保守势力大胆挑战。 她在自己房里踱来踱去，愤怒之极。 她一方面写信鼓励她的合作者们继续战斗，一方面在冷静思索对策。 她敏锐的头脑终于识破了这位“野牛”的秘密。 她写道：“我们这位勋爵显然是凡人之中最无主见的一个！” 确实如此！ 每次南丁格尔小姐费了很多唇舌说服了潘穆尔勋爵实行改革，但他一回到陆军部，那些反对派官员们很快又把他拉回到老路上去。 南丁格尔发誓说：“这件事情不办完，我决不让他安生！” 她同潘穆尔的个人交往仍那样友好，还经常互相通信问候并开些小玩笑。南丁格尔致潘穆尔的信件开头常戏谑地说：“我这个令你烦恼的女子又来了。”潘穆尔大臣则开玩笑地称她是个“专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而且常给她送来种种他打到的野味。 但到3月1日，南丁格尔实在忍受不了官僚机构的冷漠无情了。 她愤怒地写信给赫伯特：“从今天起，三个月之后，我将公开发表我在克里米亚工作时期的全部经历和见闻，以及我本人对于改革军队医护制度的基本设想，除非在那以前我得到一个将要进行改革的合理而切实可靠的保证。” 这一威胁果真使“野牛”大臣坐卧不宁。 公众舆论很快支持实行改革，潮流终于转向改革，潘穆尔也不是足以阻挡潮流的人。 5月5日，皇家委任命令正式颁布。一周后，调查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工作。 正在南丁格尔忙于此项重大工作的时候，许多热爱南丁格尔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她。 当时在南丁格尔府邸帮佣的老妇人说：“那时的情况，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我整天为了招呼客人，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有的坐马车，有的是步行，什么身份地位都有，还有很多军人，他们大多是受南丁格尔小姐照顾过的人。不论是健全的或是失去手足、眼睛的人，全都要求见我家小姐。 但能幸运的见到我家小姐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小姐告诉我，如果是为了养老金来找她的军人，就请他们留下纸条，由我交给小姐，她会很快给予答复的。 小姐当然希望能和每个人见面，尽力地为他们服务，但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不只是客厅，连院子里都挤得水泄不通，何况我家老爷也不希望小姐抛头露面……” 偶尔有一次，人们听说南丁格尔接受政府邀请参加盛会的消息，便纷纷赶往那个集会。他们竟不分青红皂白地围住一位妇女，硬指称她就是南丁格尔。 “请让我摸一下你的披肩好吗？” “请让我握一下你的手好吗？” 害得这位小姐百口难辩，不知如何是好！ 这件事引发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好朋友——牛津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给她：“从克里米亚回国后，你一直深得民心，如果你有意运用这种声望和本身的才华，恐怕早已是一位侯爵夫人了。” 然而，36岁的南丁格尔此时根本无心于婚姻，她决心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那些下级军人。 7. 小陆军部 维多利亚女王曾在与弗罗伦丝·南丁格尔晤谈之后夸奖她：“她的聪明才智很高，足可担任陆军大臣。” 现在，南丁格尔蛰居勃灵顿饭店，一心操持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朋友们都戏称南丁格尔小姐的住所是英国陆军的“小陆军部”。 南丁格尔的工作负担极重。三个月之前，她还是个虚弱的病人，现在却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 她不仅操心着委员会的工作，还要亲自起草她个人关于卫生行政领导部门的机密报告。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她同家里人感情上的矛盾更大大地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 樊妮和芭斯都是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不过，完全不知体贴别人。 当时，她们都住在勃灵顿饭店，南丁格尔小姐可以工作的惟一处所，是与客厅邻接的一个小套间。樊妮和芭斯在客厅里没完没了地接待宾客，而且她们兴之所至，随时进来，也就打断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工作。 她们还占用了仅有的一辆马车，弗罗伦丝出门常常得雇车，甚至搭乘公用马车，又慢，又累人。因而每次外出访问医院、兵营或疗养所归来，她都疲惫不堪。而且常常受到樊妮和芭斯的责怪——埋怨她不一起去参加宴会、舞会，等等。弗罗伦丝很明白，她们贪求的不是她的友谊陪伴，而是想借她的声望来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不久，调查团开始召开会议查询证人，她的工作更加繁重。这一年的夏天活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噩梦，她的小屋子又暗又闷，天空总是那样昏暗、低沉，而弗罗伦丝却执意不肯离开伦敦。 她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周围工作的同事们自称是“一伙兄弟们”，而勃灵顿饭店则自然而然地被戏称为“小陆军部”。 是啊，既然女王都认为南丁格尔小姐可以做陆军大臣，那么她的工作场所为何不能称为“小陆军部”呢？ 同事们热爱着南丁格尔，他们都亲切地称南丁格尔小姐为“总司令”。 南丁格尔搜集事实材料，字斟句酌地研究结论，并同大家一起拟定发言稿子。她教给锡德尼·赫伯特如何主持好每次会议，并对一个个证词都扼要作了摘记。无怪乎樊妮在给丈夫威廉的信中说：“这些人简直把她的话奉为金科玉律！” 她对人的要求有时有些异想天开。她要求有的同事处事更审慎，研究资料更细致，对于有些不合理的事实情况做出大胆的批评，哪怕在权限范围之外也不要顾虑。只要一切是为了士兵们的利益出发，只要一切是为了更有效地接近合理、公平、效率，就行。 而人们一经纳入她的工作轨道就不可能不着迷。 她对赫伯特的压力则更大。她再三说：“没有他，我是一事无成的。” 他的威望，他在下院的权力，使调查委员会终于具有头等重要性。 如果南丁格尔小姐能把他调动到这一事业中来，他们的能力将是无与伦比的。但锡德尼·赫伯特不断地抱怨身体不好。他此时精神不振，周身患病。其实这就是一场致命大病的先兆。 而南丁格尔小姐此时也是全凭意志带病上阵的，因此对锡德尼的诉苦也就不以为然。 作为一名相当杰出的女性，南丁格尔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她自己的身体愈来愈差，但她咬牙坚持，那种顽强的斗志是一个高度责任感的人的特点。 在她的严以律己的作风影响下，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男子都会忍住自己的伤痛，努力工作的。因为忍耐和劳动是具有相当价值的行为，而毅力则是极具感染力的。 在南丁格尔白热化的工作热忱面前，锡德尼·赫伯特也不甘示弱。他俩的才干和能力，恰好相得益彰，工作配合十分默契。不过，他俩常常激恼对方，而很少彼此称颂。 仅从锡德尼·赫伯特每次便笺末尾“愿上帝保佑你”这句祝颂中，才可以看出他俩的友情。而这友情的纽带是十分牢固的。“我们真是完全志同道合”，弗罗伦丝在给克拉琪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他俩的合作真可谓是无敌的。弗罗伦丝勤勉努力，干劲十足，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锡德尼·赫伯特特别能言善辩，沉着机敏，是个谈判的老手。 他俩配合在一起工作，简直攻无不克。 南丁格尔在日记中记述着：“他是我见到的头脑最敏捷的人，行动又快又准确，而又那么富于同情心。他的谈吐、态度就足以约束那些最难以对付的证人。在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整个儿时期，从未同任何人争吵或结怨。” 随着调查团工作的深入开展，随着查证会一次次进行，形势发展越来越明显。 他们不可能不成功。 改变英军的生活条件的提案得不到任何答复。 7月，最重要的一次查证会开始了。这次轮到南丁格尔小姐本人作证了。她是否要亲自出席作证呢？ 她又应当如何掌握分寸呢？ 锡德尼·赫伯特方面不愿“因挑起争论而结怨”，最后她决定不出席查证会，而只向调查委员会提出一个书面材料，答复了有关问题。 委员们宣读了她的证词，并同意它是结论性的。 委员会报告长达30页，逐字逐句引自南丁格尔刚写完的《英医部门的效率及医院管理——以及影响士兵健康的各种因素的调查》。这份机密报告原来是写给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本人的，所涉及范围极广，全部论述热情激昂，至今读起来仍感人至深。 南丁格尔小姐在此文中，把克里米亚战役当作一场规模巨大的军队保健试点，全面分析军医工作对军队素养的巨大作用。后人评论她这部著述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走向成功的典范、全面总结了这支军队如何由于忽视卫生工作陷入痛苦和失败的悲剧：在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之后，这支军队又是如何恢复到最佳的健康状态，如何提高了战斗能力的。” 她以六个篇章全面检查了克里米亚战役的惨痛经过，最后说：“过去的事，就让它永远埋葬在过去吧！但是，难道我们不应当就此改革我们的制度，使我们的士兵今后能受到人道一点的待遇吗？”在此书的最重要的章节中，她又详尽地分析了英队营房在和平时期极端恶劣的卫生保健状况。她指出，这些状况如此恶劣，以致军队士兵的死亡率总是比居民的死亡率至少高出一倍甚至还多！她愤慨地说：“我们的士兵应征入伍到兵营里去白白送死！”这句话后来成了改革派的战斗口号。对这样一个挑战，任何政府都不敢不予理睬了。 南丁格尔小姐决定暂不向潘穆尔勋爵提交这份报告，因为所有这些意见、看法最终会反映在调查委员会8月份的总结报告中。潘穆尔勋爵可能把她的机密报告束之高阁，却压不住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当然，对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他是不会爽快采纳的。看来，还得对这头“野牛”施加些压力。 1857年8月7日，锡德尼·赫伯特写信给潘穆尔勋爵，以极温和的口吻指出，调查委员会已经掌握的材料肯定会轰动社会，而把政府置于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 他建议政府争取主动，趁报告尚未提交给下院议论之前，赶快采取措施纠正那些亟待解决的弊端。 锡德尼·赫伯特还按照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草拟了一份改进计划。 计划中规定，由潘穆尔勋爵任命四个具有实际职能的分会，分别负责： 1.整顿兵营卫生状况； 2.在陆军部建立统计机构； 3.组建一所军医学院； 4.彻底改组军医部门。 其中第四个分会，南丁格尔小姐称之为“扫荡分会”，因为改组范围很广，改革派由此可以在彻底清洗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组建军医部门。 8月中旬，潘穆尔勋爵正在猎松鸡，被迫南下回到陆军部研究改革军医工作的问题，这次他“逃脱不掉了”。 经过长时间的磋商之后，终于在“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计划。 锡德尼·赫伯特完成了这项任务后，如释重负，马上又到爱尔兰度假钓鱼去了他在写给南丁格尔的信中说：“见潘穆尔之后我轻松了许多，但我仍很担心你的身体。”锡德尼·赫伯特的这封信还没寄到，南丁格尔小姐由于一直在勃灵顿的暑热中苦熬，健康就完全崩溃了。 她突然对芭斯叫喊起来：“我需要独自一人好好待一会儿，我已经四年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她拒绝回恩普利庄园，也拒绝护士看护。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去马尔汶就医治疗，但不许别人来打搅她。 她病得很重，大家都以为，这次她活不了了。 南丁格尔，这位以神的召唤而努力奉献的人，在竭尽全力之后，终于陷入了伤病。 亲友们都很担心。 这个意志如此坚强的人，此刻竟完全垮了。她在马尔汶整整一个月卧床不起，脉搏极快，高烧不退，头顶总要用两只冰袋。 直到9月底，她才勉强回到勃灵顿自己的寓所。 这次陪同她的，又是玛依姑妈。 1857年8月的这次健康危机，的确使南丁格尔小姐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 从克里米亚归来之初，她虽然也常常感到疲倦、多病，但如她自己所说，总还有力气“东奔西跑”。 当时，她辞去了一切公职，竭力避开抛头露面，但还可以在家里接待朋友。而这次病后，她除了工作之外，毫无余力旁骛了。 长期生病也给了她一些方便，可以免除很多打扰。 例如，姐姐芭斯提议来伦敦，弗罗伦丝的回答：“……刚刚又发作了一次。” 父亲威廉坚持要亲自来看望她，她又说：“常常头痛、心悸、气短……”父亲只好退却。 根据玛依姑妈信中说，当时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生命“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攸关时刻”，同家里人见面情绪波动的确是很危险的。芭斯和樊妮只好让步，全家到伦敦参加秋季社交活动时，住的是另一家饭店。 南丁格尔疲惫地躺在软椅里，她试图提笔。只要身体状况略有好转，她就写作。 基于女王和众人的期盼，南丁格尔将她在远征中所遇到的事，以及自己对医疗改革的提议和感想，整理成厚达567页的《军医行政的效率》。 这本书以自费印刷，分送亲朋好友和与此案有关的人士。 陆军大臣潘穆尔也曾要求南丁格尔写一本类似于护士工作手册的书，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就此写了一本《平时与战时陆军医院护士手册》，这是早先那本作品的续篇。 接着她又写了《1854年以来三年间，英国陆军医院之账目明细报告》。 诚如书名，她将踏入克里米亚远征的那一刻所有募捐开支项目一一列表详细记录，这本书仍然自费印刷。分送每一位捐款人，并公诸世人。 在报告书中，并附录克里米亚诸地区战时医院的详细地形图。 这些可能都是她每晚在“巴比伦高塔”的那个小屋中所整理出来的，如今再重新编排誊写的。 当这本书印行之后，那些信任她，并大胆地把募款交给她的人们，不但知道弗罗伦丝的行事方针，也明白了自己捐出款项的真正去处，因此都不禁对她处理公事的严谨态度，以及勇于负责的作风感到由衷的敬佩。 她的报告书，引起了统计专家的注意。 1858年，她制订账目明细表的优异才能，成为统计学会讨论研究的专题。 这一份需要耐心与定力才能完成的艰巨报告，却是弗罗伦丝在垂死的状况下由玛依姑妈陪伴奔走于各地疗养地时所制订出来的。 尽管南丁格尔在养病，但事实上她的笔一直没有停止。 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 有一次，姐姐芭斯告诉朋友说：“弗罗想用工作来自杀。” 为此，朋友沙谢兰特博士曾写了两封诚恳的长信，劝南丁格尔养病，但南丁格尔不但予以婉拒，反而责怪博士的不是。 由于她健康情形很差，生命危在旦夕，她希望充分利用仅存的每一分钟，为世人多尽一分力量，她才能更安心地离去。 因此她绝不肯轻易放弃未完成的工作，反而比以往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阴。 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健康只有日趋恶劣，终于累得无法起身。她自忖大限已到，于是在1857年11月6日写下遗书，寄给锡德尼·赫伯特。 在克里米亚她曾亲笔写下遗嘱，但此刻她连提笔的力气都已没有，因此，必须劳动舅舅才能完成最后的遗言。 在遗书中，她仍然无法忘记终身所抱的志向。 等待她康复后建立护士学校的5000镑“弗罗伦丝基金”，只好转交圣汤姆斯医院处理，并且希望把父母身后她所得到的大笔遗产作为示范医院的建设资金，并规定其中必须包括图书室、化学实验室、娱乐场、操场等设备。 她把后事交代得非常清楚，现在节录一部分如下： “主啊！我在此听候您的召唤：……我高高兴兴，勇敢果决地到斯卡特里，现在我也要快快乐乐，毫无畏惧地回到您的面前！ 大家都知道，派我到斯卡特里是您赐给我最大的关爱，现在您将带我去的地方，是否也允许我从事护士的工作呢……” 那诚挚无畏的态度，像一首传奇的歌曲，表达了一个基督教徒对生命负责到底，对使命负责到底的精神。 但“小陆军部”的改革方案一直搁浅。 至此，由于南丁格尔的病重，一切陷入绝望。 这一切，在她的心中或许还有许多打不开的死结，但在她垂死之前，却念念不忘这一改革方案。 幸而这时家中有一件喜庆大事，把全家的注意力和兴趣都吸引过去了。 前一年夏天，樊妮从勃灵顿饭店写信告诉威廉，有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曾经来访过。这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是金翰群历史上著名的克莱顿庄园的产权人，年56岁，鳏居，个子非常高，仪表堂堂，很有贵族气派，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美男子。1857年夏天，这位男爵曾向南丁格尔小姐求过婚，但被拒绝。但此后却经常出入于恩普利庄园，这年冬天又同芭斯产生了感情。1858年4月，他们宣布订婚，6月在恩普利悄然举行了小小的婚礼。 这样一来，芭斯一心盘算着如何当一个“维尔尼男爵夫人”式的贵妇，樊妮也迷醉在嫁女儿的家庭欢乐中。弗罗伦丝终于过上了安生日子。 这是她一生中最宁静的日子。 她一个人筋疲力尽地躺在勃灵顿饭店的新套房中，相信自己活不了几个月了，周围的人也这样想。 玛依姑妈搬过来与她同住，想使她在临终的日子里心情轻松地度过。 玛依姑妈的女婿，诗人亚瑟·休·克劳，随着也成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奴隶”，终日“像匹拉车的马”心甘情愿地（如南丁格尔小姐后来回忆时所说）为她记写备忘录，起草书信，递送报告。…… 此时，南丁格尔一家人早已吓得躲得远远的。只有玛伊姑妈和克劳，像庙堂中的两个守护神一样一直守护着弗罗伦丝。 这是一种离奇的、温室育苗般的生存方式，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她头上。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环境气氛中，南丁格尔小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难得坐起来，几乎从不外出走动，而她却更加顽强地工作着。 潘穆尔勋爵在斗争双方所施加压力的左右下，再次在“扫荡分会”的问题上让步退缩。锡德尼·赫伯特针对这种情况，专门找上门去同这位大臣进行了一次暴风骤雨式的长谈。 谈话后，这位大臣又一次承诺照办调查团所提的四项建议。 南丁格尔也看清了，谁能治服这头“野牛”，谁就是胜利者。 于是，她又想出一个新的斗争策略。舆论从来就是改革者最强有力的武器。她准备发动一次新闻攻势，向社会公布军队内部的腐朽内幕。 于是她亲自把已经写好的所有提纲、事实、数字及写作纲要统统提供给了报界。这些材料她都不署自己的姓名，甚至连她早期写成的小册子《英队死亡率研究》——都不是以她个人的姓名发表的。 顺便提一下，这本小册子若不是最先，也是最先者之一，以图表形式显示统计材料的。据南丁格尔本人认为，这种方法是她的首创。 1857年底，潘穆尔勋爵让步了。 四个分会都在12月份成立起来。 第二年5月，下院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决议。 有位合作者写信给南丁格尔，说： “您对增进英队的福利和效率所做的贡献超过了任何活着的男人或女人，感谢上帝，终于让我们都活着见到了您的成功。” 这是一个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时刻。 阳光是那样的新； 空气是那样的清； 生命是那样的灵； 一切旧日随水而去； 一切新光随水而来； 一切都在流逝，但成功的胜利如美果一般留了下来。 南丁格尔所在的勃灵顿饭店“小陆军部”的套房整天熙来攘往，繁忙异常，像个蜂房似的。 南丁格尔把自己的寓所稍加布置，添置了地毯和窗帘，她靠在自己的卧榻上接待那些川流不息的高贵的来访者。 克拉琪，巴黎城中的才女和朋友，来看望她了。 一位新朋友道格拉斯·高尔顿也来看望她。 高尔顿同南丁格尔还有亲戚关系，他娶了漂亮的玛丽安娜·尼克尔森。 自从当年弗罗伦丝拒绝了玛丽安娜的哥哥亨利的求婚之后，玛丽安娜一气之下就同南丁格尔一家不来往了，现在又同她们言归于好。 只是南丁格尔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去看她，只写去了许多热情的书信。 高尔顿对南丁格尔小姐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乎每天去看她，或写信问候。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与后世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印度已从东印度公司转由女王政府统辖。 许多来自印度的报告表明，那里的卫生状况糟得令人吃惊。 南丁格尔曾一再敦请政府成立皇家卫生委员会调查处理，这次，看起来她有希望成功。因为负责处理印度事务的第一国务秘书斯坦利勋爵是她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 但是万没想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将传来。 8. 赫伯特之死 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情况恶化！ 委员会四个分会的繁忙工作严重损耗了他的身体。 自1858年初开始，他渐渐地一日不如一日了。 赫伯特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关心。南丁格尔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死去，早已不把一般的疾病放在心上。她拼命催促锡德尼·赫伯特迅速开展四个分会的工作；就连赫伯特的夫人也在催他。 丽莎·赫伯特非但不阻止他同弗罗伦丝的合作，反而极力赞助。在丈夫的全部活动中，这是她最欣赏、最支持的一部分，她极力接近南丁格尔，因为通过她，她与锡德尼的关系可以更为密切。 锡德尼·赫伯特这位才俊之士，犹如一匹骏马，渐渐地步入衰老期。 南丁格尔正因为将他视为知己和同志，所以以对待自己疾病和痛苦的方式同等地对待他。 他俩像并肩作战的战士，互相援助；但他俩又像不同凡响的男女朋友，互相格斗，争执而不伤对方的心，都以要强的姿态投入工作，可能南丁格尔的准则更为严峻一些。 南丁格尔忘不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因照顾不周而死去的伤病员，那些辗转病床的痛苦让她觉得不容置疑地应投身改革工作中去，因为那是在救助苦难中的人们。 她自己义无返顾，所以对锡德尼·赫伯特的逼迫毫不留情。 救护苦难中的人，是他俩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根本责任所在。 就这样，在踢马刺的驱逼下，锡德尼·赫伯特勉强度过了1858年。 第二年，他又被委任为陆军部大臣。 表面看来这是个胜利，现在身居当年潘穆尔勋爵的地位了，还有什么办不成的呢？ 但是，只有如今处在潘穆尔的地位，他们才更清楚地看到，军队改革运动最主要的困难，在于陆军部的行政体制本身。 若要推行改革方案，首先要彻底改组陆军部。 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必须对陆军部行政机构进行改组。 这样，锡德尼·赫伯特还得肩负起这样大的一项任务。 他又一次感到命运如此，义不容辞。 经与南丁格尔商议后，他着手“简化办事程序，取消责任不明的组织建制”。 南丁格尔参加了这一新的工作，但是处境艰难，几乎使她绝望。 早期那种兴高采烈的劲头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859年夏末，她再次病倒。但这次，她周围的人对她身体健康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形容她的性命“危在旦夕”，但是，已经“危在旦夕”达两年之久了。 玛依姑妈家里的人已不耐烦，催她回家忙自家的事情。由于克劳对她的事业的热忱，克劳家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克劳本人的健康状况也很使人担忧，克劳家里人也开始催他回去。 两家人都抱怨南丁格尔小姐。 南丁格尔小姐很生气。 因为，有玛依姑妈在伦敦，这里办事情就容易得多。 10月，玛依姑妈和克劳还在勃灵顿陪伴着弗罗伦丝，表面看来一切正常，实际上大不如前。问题接二连三地到来了：克劳健康不良，玛依姑妈家里纠纷不断，陆军部的种种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尤其严重的是，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了。 但命运之轮拖着他和南丁格尔一起前进。 若把南丁格尔为军队所做的事情总起来看，会使人难以置信。 任何人也不会强令自己去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量。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报告、书信，通通是她亲手起草的。这要消耗多少精力啊！而在1859年，这还只是吃力的工作的一部分。 当时，她是全欧洲惟一的一位既有平民医院经验又有部队医院经验的人。她的知识和天资，使她不可避免地要被吸引到公共卫生工作领域中去。 1859年，她出版了一本论述医院建设的书——《医院札记》。 该书共出三版，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直至今天对于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人也是有启发性的。 例如：降低一个医院的病员死亡率的办法主要靠改善通风、排水和搞好清洁卫生。 她写道：“说出来或许会令人感到奇怪，一个医院起码应当对病人无害，这一点应当列为医院的第一条必要条件。” 从此以后，不断有人就医院建设的有关问题向她请教，有的甚至从荷兰、普鲁士、印度、葡萄牙来征求她的意见。这包括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从怎样用管道供水，到医院里墙壁的颜色——她建议用“最浅的粉红色”。她给铁器商、工程师、建筑师等写过数百封信，甚至还有一篇名为《论污水槽》的长篇报告。 她还倡导实行了对医院病人统一登记和疾病分类统计的制度，并特地为此设计了一些示范性的表格。“使我们对不同医院、不同疾病的死亡率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伦敦绝大多数医院后来都采用了这种登记表。 南丁格尔觉得统计“比小说更生动有趣”。她说，她专爱“啃硬骨头”，弄清事实。 她的好朋友希拉莉·博纳姆·卡特回忆说：“弗罗伦丝不管多么疲惫不堪，一看到一长篇数目字，对她来说，总是最好的兴奋剂。” 随着卫生事业的改进和发展，护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南丁格尔对这一事业的热忱丝毫未曾减退。 在1859年至1860年底，她筹办了护士学校。但是，时至1860年底，对她说来那项最最重要的事业，为了英队所做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终于完全垮了。 他病倒的时间是最糟不过了，因为，陆军部的改组工作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胜任。“再打一仗吧，再打最后一次，最漂亮的大仗吧！”南丁格尔曾写信这样央求他，振作精神，鼓起最后的勇气，打完这最后一仗，就答应让他退休，好好休息。 锡德尼·赫伯特的精力此时已将消耗殆尽。医生说，他患的是肾脏疾病，已到晚期，无法治疗。医生建议只有完全卧床休息。而这个意见不仅南丁格尔和赫伯特夫人无法考虑，就连赫伯特本人也感到无法考虑，仍旧一味苦撑着。当改革运动同官僚守旧势力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的时刻，他，这场斗争的中心人物，怎么能够躺倒休息呢？ 到1861年5月底，南丁格尔托付给他的工作他都完成之后，他实在支撑不住了。每天早上，他总是先靠在沙发上喝上两口白兰地酒，然后借着酒劲儿，“爬到”陆军部去上班。 这个坚强的人就是死也要站着死去。 6月7日，他写了个便笺给南丁格尔，说明自己确实必须退休了。 南丁格尔痛苦地答应了他。 他能忍受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小姐生气，却不愿使她感到难过。 他常常这样说：“可怜的弗罗伦丝，她舍弃的更多啊！”她也重病缠身，心忧国事，于是他又亲自去拜望了南丁格尔小姐。 一场严峻的谈话开始了。 南丁格尔本人的精神和健康也正被愁苦和辛劳消磨着，她当然不愿看到眼前又倒下一个战士、一个忠诚的合作者。而锡德尼·赫伯特想到，如果他不去承当这一切，那就等于断送了英队。再说，还有谁能比南丁格尔舍弃的个人幸福、忍受的个人痛苦更多呢？ 这样，他完全不顾自己的病情，又把一切都承担下来了。7月9日，他乘马车又一次来到勃灵顿饭店，向南丁格尔告别。他走路已摇摇晃晃，很吃力了，由别人扶着走上楼梯。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他支撑着回到了威尔顿自己的住所，这个他如此熟悉而喜爱的地方。 “我热爱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宛若一个有灵之物，一个活人……” 三个星期之后，1861年8月2日的清晨，这位顽强的战士终于与世长辞了。他临终的话是对弗罗伦丝说的：“可怜的弗罗伦丝——我们共同的事业还没有完成……” 在南丁格尔忠诚无私精神的感召下，锡德尼·赫伯特临死也没有退出阵地。他死后，验尸的结果令医生感到惊奇：一个人病得这样严重尚能坚持工作一年之久，简直是奇迹！ 又过了许多年，锡德尼·赫伯特与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小姐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才逐步得以实现。 锡德尼·赫伯特的心血并没有付诸东流。如果没有他的努力，英军士兵的悲苦境遇也许还要延宕半个世纪之久。 1857年的皇家卫生检查委员会也许并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但它的成立，它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就是一个胜利，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破晓。 锡德尼·赫伯特病逝两周后，南丁格尔小姐写成了一篇悼念他的回忆录——《锡德尼·赫伯特和他对英队的贡献》。此后，她永远地离开了勃灵顿饭店。她感到那像是一所“凶宅”，每当她凭窗眺望，总仿佛见到锡德尼·赫伯特就站在大街上。她又回到汉普斯村她的居室，完全沉湎在思念和悲哀之中。她十分哀痛，但并不悔恨自怜，她感到她忠实地履行了她的天职。回首往事，她问心无愧。但毕竟，在她的心中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锡德尼·赫伯特在世时，她感到，她是一只手，而锡德尼·赫伯特是这只手中的利器；而此刻，每当想起他，她就会感到锡德尼·赫伯特才是他们共同事业的主人和“大帅”，而且在感情上与他似乎也更加难舍难离。她写道，“没有人像我那样敬仰他，追随着他，没有人像我那样地了解他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护校的诞生 1. 建立护士学校 自1859年起，南丁格尔以4.5万英镑的南丁格尔基金开始在圣·托马斯医院筹备开办一所护士学校。 这个计划当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苦斗时就已诞生，现在她更是从长计议。她坚持要以最佳的投入来建立护士学校。 筹办学校的时候，她呕心沥血，写了一本专供一般妇女使用的《家用护理手册》，这本书后来成为她最著名、行销最广的著作。 《家用护理手册》的内容，是一些基本的护理常识和简易的护理方法，主要是提供给家庭主妇，告诉她们如何维护家人健康。书中的用字遣句活泼生动，毫不刻板，所列事项又缜密翔实，故此书十分受欢迎。 这本专门以卫生护理为主题的书，在当时可说是划时代的著作。 在1859年12月一出版，就空前畅销，又增印好几版，甚至有人将之翻译成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影响深远。 读过南丁格尔所写的著作的人，都能很清楚地感到，南丁格尔是个慈祥和蔼、体贴入微的护士。她不但能了解病人的身体上的痛苦，连精神上的痛苦，她都很能体会。 她写道：“不可忽视病人内心的烦恼，而一味地促其病愈。” “病人经常犹豫不敢说出心里的要求。” “一般都认为，护士只会照顾病人的身体，事实上，护士也应该关心病人的心理状态，给他们信心和鼓励。” 南丁格尔称出色的护士为天使。她说：“对一个贫穷而恼人的伤病员能够耐心照顾，并且在他不幸病逝后仍会掩面痛哭的护士才是天使。如果只是在病房中巡视一番，统计着从昨夜到今天一共死了多少人，而一点也不伤心的护士，那就不是天使了！” 她对护理工作的要求是具有绝对的爱心，没有爱心，也就失去了工作的意义。 南丁格尔还说，当病人被安置在不能由窗户向外看的地方时，感觉一定是痛苦的；当病人收到一束色彩鲜艳的鲜花时，心情一定是愉悦的；护士走动所发出的声音，有时会引起病人的焦虑；而病人在得到抒解之后的安详感，护士应予以及时肯定，表示理解。 “小动物也会成为病人的朋友，在笼中的鸟儿，很容易成为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的人所喜爱的宠物。” 南丁格尔很喜爱孩子，她也鼓励孩子去探望病中的亲人，因为孩子的天真无邪，常给病人带来欢愉和生机。 她也提到饮食对病人的重要性，医院不当的饮食，每年就使得好几千名患者因此而死亡，牛奶和蔬菜是必需品，量的多寡也很重要…… 在这本书出版六个月后，护士学校的设立，也即将实现。 1860年初夏，兴办护士学校的计划获得批准。起初，这个意见并未获得广泛支持。医界的某个很有影响的协会认为，兴办这样一个学校只会侵犯医生的工作范围。 在圣·托马斯医院内部，医院的高级顾问、外科医师甚至也认为“护士工作无非是侍女的工作”，只稍学一点如何制作罨敷剂之类的事就可以了，云云。 坚决支持这项计划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内科住院总医师，一个是医院舍监沃博太太。 沃博太太是一位资质高雅的妇女，42岁时孀居，还带着几个孩子，以后从事护士工作，曾在医院病房里学习过，她后来应聘担任了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校长。在她任职的27年中，贡献很大。 南丁格尔评述她说：“沃博太太具有鲜明的个性，过人的能力，好像凭直觉就能理解事物和做好工作。” 这所护士学校的宗旨，是培训护理师资，使她们能为大医院和公共医疗机构训练出合格的护士人才，而不是培训私人或特约护士。 在这一新事物周围，随时都会遭受到反对派的挑剔。所以，学员和办学者必须步履谨慎，使自己无懈可击。 护理事业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些青年女子的良好表现了。 为此，接受训练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考核的，完全符合条件的人并不十分容易找到。 曾跟随沃博女士多年的克露沙兰老师在一次聚会中，对学校的入学资格，做了下面的说明： “普通科学生，年龄限25—35岁之间，对象是上流社会的佣人，以及佃农、商人、工人的女儿，她们必须具有聪明的头脑和基本的教育知识。 此外，还必须绝对服从医师，并且能对患者做仔细的观察和正确的报告。 而且，在接受命令后，马上付诸行动，动作和思考都非常敏捷。 要有健康的身体、自愿奉献的爱心，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耐心，以及身体力行的精神才有资格接受普通科的卫生教育，成为正式的学生。 另外，对于特别科学生入学资格的要求是这样的，她们必须是专家、牧师、军官、医生、商人或其他中层以上以及上流家庭的女儿，年龄约在26—37岁左右，除了受过高等教育外，还必须是聪明和善良。 特别科是专为培养医院各部门中优秀的护士长而设的，所以要求比普通科严格。因为，特别科的学生不但要完全了解并熟悉普通科的各科知识和技巧，还要更进一步地精通其他相关的各种知识，以便胜任领导的现任。 这一科的毕业生，将来到社会上服务时所必须牢记的，就是要了解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最高尚的职业，但绝不可因此自负，必须具有谨慎谦虚的服务精神，以身作则，进而领导他人，以感化的力量代替专横、压制和喋喋不休的斥责。 事实上，这是女性从业所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要成就完善的事业，绝不是外在强大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知识、经验和阅历越丰富，对事理的判断力也就越明确，因此使学识和经历相结合，绝不可以理论来代替实际，或以知识来取代爱心。 以增进人类的幸福为生命的意义，愿意服务人群，愿意体验护士生活的可贵的女性，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才有资格进入特别科。” 这的确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具有这等资格的女性，不仅受到“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欢迎，也受到社会一般群众的重视。 这正是南丁格尔的理想——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绝对无法成为一个理想的护士。 凡是前来报名的人，都必须经过南丁格尔的审定考试，因为她能很正确地分析每个人的品格优劣，因此评语也异常苛刻而允当。 1860年6月，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只有15名，培训期一年。学员一律住宿在圣·托马斯医院楼上的“护士之家”里面。 每人一个房间，一律穿棕色制服，白围裙，白罩帽。食宿、制服费用由南丁格尔基金会提供。 培训期间，每人有10英镑的生活津贴，这个标准在当时是空前优厚的。女孩子们都很勤奋，每天按时上课，由圣·托马斯医院的高级医护人员讲课。她们还要认真地听课记笔记，准备笔试和口试，并按期到医院病房作实习护士，在医生和护士的指导下实习临床护理工作。校长沃博太太亲自观察学习和实习情况，并每月填写每个学生的学习和工作表现，归档备考。 当时，这种严格的管理和训练是完全必要的。南丁格尔的护士们必须在这个过去被公认为名声不佳的职业中，以良好的行为来扭转人们对它的偏见。规定学员们不准恋爱，否则立即除名。不准单独离校，外出活动必须有两人同行。不过，有位当年的学员说：“当然，我们一同走出大门后，一转弯就互相分手了。” 比较起来，学校在生活习惯与行为品行方面的要求，比对学科的要求高出许多。 沃博夫人在严密督导学生之后，每个月要写一份“个人评鉴与学习评估”的报告书。 这份由南丁格尔亲自设计的报告书，内容项目繁多，非常细致。它分成“道德记录”和“技术记录”两大项，前者再分为六个小项目——守时、沉着、自信、品行、清洁与病房整理，后者再分为14个小项目，又各自再分成12个细目。由沃博夫人对每位学生，在每个项目都评有等级，还做有秘密的人物报告。 南丁格尔和沃博夫人常常利用通信或当面晤谈，讨论每一个学生的表现，即使遭到退学的学生，也必定经过她们的再三研讨和考虑。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学生逐渐以清洁、温柔、操守良好、行为端正的面貌出现在病房实习中。因此，学校的形象逐渐由逆厄中站了起来，南丁格尔成功地纠正了一般世俗的眼光。在数个月之后，许多医院开始预约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了。 1861年底，“南丁格尔基金会”又开始了另一项新的尝试，那就是设立“助产士培训学校”，这也是南丁格尔的夙愿之一。他们得到剑桥大学金斯学院的协助，在产科病房添加设备，而该院的产科医生也愿意提供六个月的训练。 “在国外，大部分的国家都有这种培育助产士的国立学校。我相信在英国也能够实现这个期待已久的愿望，为成立这类学校，打开一条道路。”南丁格尔如是说。 这所学校所培训的学生，不仅在医院中担任助产士的工作，也有人成为一般家庭协助妇女生产的训练，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有钱人，也都自费送来一批女生来培训，以后学成回乡，成为自己家乡的助产士。 这所学校经过二年多的时间，有许多成功的贡献，一直到后来产褥热流行，才告关闭。 在这期间，经过克劳介绍，南丁格尔结识了牛津大学传奇式人物，著名的希腊语教授本杰明·乔伊特。他们的相识很快发展成亲密的友谊。不久，乔伊特教授极力向南丁格尔求婚，但被南丁格尔拒绝了。不过，他们的友谊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他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往来，南丁格尔在许多事务中都依靠着“我亲爱的乔伊特”的忠诚协助。 但是，当锡德尼·赫伯特去世后不到三个月，她又承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亚瑟·休·克劳在意大利病逝。这次打击竟使南丁格尔木然了，“现在，几乎没有人了，”她写信给道格拉斯·高尔顿说，“最近五年中与我一道工作过的人，只剩下我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真是我绝对料想不到的。” 2. 陆军部的忠实顾问 锡德尼·赫伯特去世以后，南丁格尔就少了一份协助的力量。 当赫伯特就任陆军大臣时，南丁格尔就是经由他这扇门，才得以进入了官僚的世界，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由于她深谙军队的管理与营运的方法，也因而造就了不少功劳。 但是，如今锡德尼·赫伯特已经不在了，她自然也不会继续留在陆军。 南丁格尔此时十分清楚自己一生该做的工作，而现在可说都一一完成了。但是，她的健康也因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数度倒下，旧疾便一一复发了。 她感觉非常疲倦，很想一个人静静地过日子。 事与愿违，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休养，就必须再振奋起来。 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到了10月，美国华盛顿的陆军长官，委托南丁格尔协助建设医院，照顾伤兵，所以她就把英国陆军的资料统计及其他相关记录寄到华盛顿。 她在1857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前，也曾把这些资料寄给美国华盛顿护士会会长蒂斯克。同年她也收到英国陆军当局的紧急求助函。因为英国和美国北方各州的情势十分紧，因此政府就很快地把增援部队送到加拿大。12月3日，德格雷马上写信给南丁格尔，请教她有关运输军需物资和远征军卫生必需品的事情。 南丁格尔的身体更虚弱了，可是她却努力地强打起精神，重新作了各种企划，给远征军的将官作参考，而德格雷也转告她的企划案全部被采行。 她在确定输送的平均速度之后，就把到加拿大的远程距离，运送伤兵所需的时间加以计算：她把接力运送的方式，必要的中途基地应设在何处，还有每一处基地需要作何种准备，都具体计划。她处理事情细密周到的能力，依然没有削减。 她也不断修正军中运输的计划，提供意见，也不时地拿克里米亚战役中斯卡特里的情形督促他们。在艾伯特殿下的仲裁后，战事平息了，两周之后，殿下也因不治之症而去世了。战事虽然停止了，却由于一连串紧锣密鼓的工作，迫使南丁格尔不得不暂时忘记自己的健康而再度登上工作的岗位。 南丁格尔的身子愈来愈衰弱。 1861年的圣诞节前夕，她曾一度病危，数个礼拜之间，她在生死边缘挣扎。最后，她顽强的体质终于得到了意外的胜利。1月中旬，她已能够从床上起来了。 此后六年，她一直缠绵病榻，不出房间一步，就连搬家，也是别人搀扶着她。搬了家之后，她更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围绕着她的，只有四面墙壁。 为了使她有一个安静、舒畅、美丽、清雅的环境恢复身体的健康，大家都建议她住到李哈斯特或恩普利庄园等豪华住宅里，但她坚持要在伦敦市郊住旅馆或租赁房屋。 大概是为了工作上联络的方便，她才坚持不肯离开伦敦吧！ 但是她又经常对旅社和租来的房子感到不满，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状况下，她只好经常搬家。 她曾在一年内换了四个住所，后来女王知道了，便希望她能搬到辛特骊宫里去，而巴尼大臣也愿意把位于伦敦南街的房子借给她。此后，她才停止迁移不定的生活，定居在这栋位于海德公园附近的住宅里。 南丁格尔对英国陆军的影响力依然继续存在，而她的立场已由领导者转变为顾问，十分受重视。 凡是有关于英军健康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都被引荐到南丁格尔那儿寻求解决方法，而此时，她只不过是一名长卧病床、足不出户的女性，但她从不含糊，总是尽心相告，倾囊相助。 她还指导了军营和医院的兴建和改造，这是所有工作中最麻烦而乏味的工作，她却还能偶尔幽默一番来调剂气氛。 有一回，道格拉斯次官送来骑兵队军营的计划书，征求她的意见。 南丁格尔在众多建言之中，还提上了这样一条：不妨打开窗子，让马也能透透气。 她说：“这是马儿告诉我的，如果关置它们的小屋中，有扇窗子可以透光透气，看看外面的景色，对它们的健康有好处，也有益于它们的情绪……” 与此同时，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落到她肩上。 锡德尼·赫伯特去世后，印度卫生调查团工作的重担就移交给她了。还在1858年充满希望的那一年，她同锡德尼·赫伯特要求成立考查团时，她就已经发现，当时根本找不到一份像样子的资料能考察驻印度英军的卫生状况，甚至跑遍伦敦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印度事务的一般文献资料。因此，她决定亲自动手积累有关印度的第一手资料。 1859年，她会同专家们一起设计了一个“情况调查登记表”，寄往印度各地兵站。 1860年至1861年，这些调查表陆续从印度寄回，她开始深入分析研究这些报告。助手是克里米亚时期的同事，苏泽兰医生和统计专家法尔博士。 这些调查统计资料后来形成了一本一千多页的调查报告书。当时南丁格尔不是印度卫生状况调查团成员，但还是被邀请为各兵站的这些调查报告写编者按语。 1862年8月，她完成了总题为《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的编者按语。这是她所有著述当中最值得一读、极发人深省的著作。人们还不知道，多少年来，驻印度英军一直像苍蝇一样一批接一批死去，年平均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六十九。“营房病”加上印度地区热带气候，特别是和那些生活在污物中的当地居民密切接触，驻军士兵的死亡率就比国内驻军高出一百多倍。 至于营房条件，有份登记表上填写着：“每间营房住士兵三百人，尚非不堪忍受的过分拥挤。”南丁格尔看后问道：“那么，什么叫‘可以忍受的过分拥挤’呢？”营房内都是泥土地面，按当地习惯涂以牛粪。有关饮用水的情况，调查表填写着：“气味尚可”，或“气味难闻”。根本没有排水设施，厕所很少。根本没有洗浴条件。 但是，纠正这些现象却涉及到一个新问题：如果只把兵营和医院条件搞好，而附近的居民区是一片污秽，又有什么用呢？ 南丁格尔写道：“要拯救驻印英军就必须搞好整个地区的卫生状况。”军队的保健工作同当地居民的保健工作是休戚相关的。从根本上看，由于“饥饿是对人民的经常性威胁”，而饥饿是会孳生疫病的。她的思想认识又进一步深化：要改善卫生先要发展水利灌溉，首先需要使印度吃饱肚子。 南丁格尔在印度事务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她在陆军部的影响。她本人从未去过印度，后来也不曾去过。而在她此后的余年中，许多终生在印度工作的人都到她这里来求教。尽管有不少年，她的努力似乎未见成效，但尔后，她倡导的改革计划一项一项都实现了。比如，以村为单位普及改善卫生状况的教育，城市中铺设排水管道，改进卫生环境，等等。 这时，她的生命显得越来越短促了。她把每时每刻都奉献给了工作，甚至抽不出时间来接待最亲密朋友的来访。 1865年6月，她写信给克拉琪，“亲爱的克拉琪，我多么希望能够见到你呀！但这又是我做不到的。我相信，世上再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为生活舍弃，如此不幸，却又依然活着的人。” 3. 贫穷病人的看护 到1866年夏天为止，南丁格尔已经九年未曾回家了。 母亲樊妮已是78岁的老妇人了。她视力衰退，又因为最近从马车上摔下来受了伤，身体一直没有复原。樊妮正被那些因受伤而带来的后遗症所折磨着。 8月，正是一家人迁往李哈斯特的时候，因为樊妮尚未康复，所以南丁格尔就回到家中，陪伴母亲。 垂垂老矣的樊妮，晚境十分孤寂。 曾经是她谈天说地的对象——芭斯，因婚后住在英格兰东部，忙着做“贵妇人”和“小说家”，所以无法经常与母亲做伴。 在恩普利庄园的家人，为了迎接南丁格尔的归来，特地周密地安排为她准备了六间房间，以免她的生活受到干扰。 而她在返家后也的确一直埋首于工作之中，除了探视母亲之外，绝少出房门一步。 离家多年的南丁格尔，此时与母亲的相处是融洽的，她深信自己依然是爱母亲的。 那年，她一到达恩普利庄园，就写信给梅雅莉：“母亲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因为健康的衰退而不自由，但令我感动的是，母亲比过去温和慈祥，凡事也都能想得开……” 南丁格尔是一个对任何事情要求严格的人，家人为了顾及她的身体情况，对于她的严格要求和批评，都不敢与她争吵，而惟一能替她打发这些寂寞的日子的，只有那些来家里玩耍的小孩子。 中年以后的南丁格尔，时常由孩子和小动物身上找到一些慰藉。 她爱好养猫了。工作的时候，也有一只脖子上扎着花结的猫儿陪伴着她。她养的猫多达六只，它们满屋乱窜，在她的文件、信稿上，都留下了许多爪印儿。 如今，这些爪印儿在她留给后世的许多文稿、报告、信札中，还清晰可辨。 诗人亚瑟·克拉夫的孩子，就曾在南丁格尔家中嬉戏，得到她的喜爱，事后南丁格尔写信给克拉夫夫人道： “当这个孩子穿着法兰绒的外衣来见我时，他一脸端正威严的样子，我马上就喜欢上他，接待他坐下。这个孩子挺直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一句话都不多说。当脚边的猫儿蹦地一跳，跳到他膝上时，他大方而稳重地伸手抚摸它，又好像是轻声在对猫儿说话一样，猫儿也就温顺的卧在他怀里，仿佛已被这孩子的威严所臣服。 后来，他伸出一只脚，要我为他暖暖，当我轻握他的小脚时，他那小脸蛋儿笑得像春天的花朵。不一会儿，他向我摇手告别，依然不说一句话……” 这年夏天，她的时间几乎全为贫民医院、病人看护设施的计划所占据。 1861年间，她曾收到一封寄自利物浦的信，是由一位叫威廉·拉斯明的人所写的。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是地区福利协会的名誉会员，经常去访问利物浦的贫民区，探视卧病在床的贫民。他在1859年的时候，设立了地区护士会，就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和一位专职的护士一起开始工作。 但是，只有一名护士，是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的，连带地使工作也无法开展。于是，他打算自费创立一个护士会，来照顾那些卧病于家中的贫民。这些护士必须是富有责任感，值得信赖，而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但这些专业护士得之不易，因此，他就向南丁格尔求助。 南丁格尔就建议他，先开办一所护士训练中心，同时和利物浦的国立医院约定好，凡是由此中心结业的人，一定允许进入医院实习。因此第二年，威廉·拉斯明就遵照南丁格尔的建议，设立了护士培训学校，并与国立医院保持关系，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威廉·拉斯明虽然非常富有，但是他生活俭朴不自私，为人也很慈祥，富爱心，使南丁格尔由衷地敬佩，两人逐结为好友。而威廉·拉斯明对南丁格尔的敬爱更是无穷尽的，自她搬新家以后，他曾送给她一座花台，并固定每周派人来换新鲜的花，一直到最后。 他时常到贫民收养所访问，同时也致力于照顾贫病的居民。他同情贫民区的贫民，但觉得贫民收养所的病人更可怜，因为他曾经多次亲访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十分了解其中照顾病人的情形。 两年后，威廉·拉斯明着手贫民医院中看护士工作的改革。为了此事，拉斯明频频与南丁格尔书信往返，对于训练专职护士，如何申请使护士顺利进入贫民医院，及怎样才能得到教会的协助……等问题，两人热烈讨论，交换意见，联手向管理贫民医院的教区教会挑战。 “……好像我们要占领贫民医院似的，甚至好像我们有侵占整个英国的野心似的，凡是我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及各种约定，在教会中一直被讨价还价一样地热烈讨论着……” 南丁格尔如是说。 好不容易在1865年3月得到了许可，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展开伦敦贫民医院的改革工作。 1864年12月住在伦敦贫民医院的提摩西，因为被安置于卫生状况不良的地方，又缺乏适当的照顾而死亡，此事传开之后，社会上的人为之哗然，纷纷表示指责。 南丁格尔趁着这个机会，根据贫民救济法，用巧妙的手笔写了一封信给救贫厅的厅长查尔斯。 “……提摩西事件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贫民医院护理情况的缺失，改革的工作必也急如燃眉，否则将有更多的贫民受此之害，因此我才敢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而实际上，在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已经由一群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毕业的专职护士，正进行改革的工作……” 约莫1月底，查尔斯厅长竟亲自前来拜访南丁格尔。查尔斯举止优雅，谈吐不俗。会谈之后，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他们不只谈到贫民医院护理工作的改革，也连带谈到许多相关的问题。 南丁格尔认为，贫民医院中的问题丛生，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护理工作，而不从医院整个管理方面的缺失着手的话，情形仍然得不到改善。所以，她对厅长说，可以利用提摩西死亡的事件为机会，请求详查贫民在医院中所受的待遇的各种问题。 到了3月，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才被批准准许进入利物浦贫民医院。 5月16日，12名护士和阿格妮斯护士长就进入医院展开工作。 一直令南丁格尔担心的是这一个护士团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品格和机智。 在贫民医院，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做，摆在她们面前的工作，是重大的考验和挑战。幸好，这位年轻的护士长相当优秀、能力很强。南丁格尔曾写信向梅雅莉阿姨描述她：“阿格妮斯年轻、机智而富有活力，容貌也很美。……”不只是美，她还有着殉道者的胸怀。她也明了这份工作带来的恐惧，开始时虽想拒绝，但良心不许可，她或许受过神召吧！当她受到南丁格尔的邀请时，必也历经激烈的内心挣扎和对神的祈祷，因此，数天后，她就毅然回函说，愿接受这份工作。 1868年南丁格尔在一本“福音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 ，来描述这名护士长工作的情形。阿格妮斯曾在几所大医院中服务过，据她所说，在来到利物浦贫民医院之前，她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罪恶和邪恶。她以为贫民医院的病房是世界上的地狱，不道德是应该的，而不清洁也是理所当然的。 病人七个礼拜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寝具一个月只换洗一次，食物少得不足果腹……，阿格妮斯于是想到专职护士的前途似乎是黯淡的。但是南丁格尔鼓励她说： “一切好像是斯卡特里的劳苦又重新来过一样，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努力冲破难关……” 随即，情况开始在变了。在阿格妮斯护士长的监督下，一切都获得了初步的改善，阿格妮斯的优异才能开始发挥了。 有些年老的妇女来探视住院的丈夫，她们都说，自从伦敦这群护士来了之后，贫民医院大有起色；来此开展慈善工作的妇女们，也都很赞美阿格妮斯。所以有许多医生要求更多的护士来支援，因为阿格妮斯的成果丰硕，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她们来此之后，医院所支出的经费比以前少得多。阿格妮斯说，这是因为请一些专职护士来照顾病人，既不浪费多余的钱，又可以好好照顾他们。 以这个成果为背景，南丁格尔力促阿格妮斯进行修改有关法律的运动。因为，要改善贫民医院中各种不良的习惯和情况，需要在新的财政管理政策下，才可顺利推行。为了实践改革的工作，必须在议会重新制定有关的法令。 虽然救贫厅本身无法主动修改法令。但南丁格尔认为并非毫无希望，她需要再度藉助查尔斯厅长的力量，因为目前伦敦方面提出所有贫民医院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各种弊端，已经不能弃之不顾了。 首先要做的是，对于现有种种问题所引发的悲剧务必改变观念，不能视而不见。 “这些病人，不分男女老幼，管理的人都不把他当作需要照护的人，反而视为一般贫民来欺负……”南丁格尔感到忿忿不平，她不能忍受草菅人命的管理方式，更反对那些不人道的处理方法。 她在改革草案中提到，要把一般病人、精神病人和绝症病人分开到不同类型的病房，而不应该杂处在一起。她还提议，在伦敦所有的医疗设施中，应该要以一个管理机关为中心，统筹管理。 她的申请书被查尔斯厅长看过之后，因为陈述中肯平实、提议也很周到确切，马上就被采纳，作为立法的根据。 但是好景不常，1866年的春天，因为贫民医院的改革案在议会中成为激烈而尖锐的争论焦点，查尔斯怕失去政府的支持，就没有将提案提出。6月，查尔斯辞去了厅长的职位，由哈第接任，而伦敦贫民医院法没有立就流产了。 10月份，哈第厅长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有关贫民医院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是由卫生专家及医疗专家所组成。在调查事项中有关护理方面的疑问，哈第并未主动请教过南丁格尔，而她也碍于自尊，暂且不动声色。 但后来委员会要求她提出意见书时，她马上抓住机会，把贫民院、贫民医院建筑构造，院内设备及护理的管理列为要点加以讨论，还将意见书印刷妥善，附信寄给哈第。可是哈第并没有和南丁格尔联络，以后也没有找她参商的动向，所以事后在次年2月8日，哈第突然提出“伦敦救贫法”，南丁格尔等人都大为吃惊。 南丁格尔她们都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而在法案中，对于病人护理的改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规定，所以南丁格尔就更加不悦。不过，法案本身的确有些地方比过去进步很多，所以虽然南丁格尔感到失望，却不感到痛苦，在法案通过之后，她反而有些高兴。 “我们总算得到一点欣慰，因为两千名的精神病人和天花患者及孩子们都可以转离贫民医院。为了减少教会财政的负担，病人所需的费用，均由公费支出；而医生，护士长及护士的薪水，由伦敦财政当局支付……。为了这些病人，经由救贫厅的指令，还要再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这的确是改革之始，不久之后，相信应该会有更大的收获。” 就这样，又一场战斗结束了。南丁格尔得到休息的机会，然而她并不让自己休息，在1867年6月开始，又继续她的工作。在成立助产士培训学校的时候，南丁格尔发现手边没有产妇死亡率的确实统计。因此在沙医生的协助下，她开始统计数字的收集工作，而这些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 有些医生为了害怕秘密被公开，而将事实隐瞒：有的医院及医生甚至连各种数字的资料都不愿提供。 但是根据调查，南丁格尔意外地发觉，在产科医院生产的死亡率，竟然比在自己家中没有卫生设备的情况下所生产的死亡率还高！所以，她利用三年的时间，搜集许多事实的资料加以分析，并在1871年，以“有关产科医院的序言”为题，印书出版。此书还得到詹姆士·辛普森的认同，他就是第一个以氯仿为麻醉药生产使用的人。 1867年的春天，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利物浦，因为地区单位的护士急速扩张。利物浦分为18个地区，每区都各自拥有正规的护士。在利物浦贫民医院，过去由威廉·拉斯明支持的新计划所需的费用，现在正式由教区委员会负担。 在阿格妮斯的领导下，贫民医院的病房也有了新的面貌。这的确是胜利的情景，但随着冬天的来临，这幕情景也消失了。 1867年的冬天，正是失业与贫穷夹攻人们的时候，阿格妮斯已经因工作繁重而精疲力尽，但是病房的患者增加，工作量加大，早就超出她的能力所及。 寒冬来袭，阿格妮斯有1350个病人要照护，为了争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她不停地奋斗，半夜一点还不能就寝，而天不亮又得起床。偏偏此时发疹伤寒开始流行，阿格妮斯自己染上重病，在1868年2月19日去世了。她在临死前对南丁格尔说：“我好累好累！”她的死是一幕悲剧，因为没有人能代替她。 由于护士及身负督导责任的护士大量不足，所以必须由那些态度稳重、受过教育的女士来担任。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教训表明这是有困难的，那些曾经争论不休的“有身份的女性”和“修女护士”，如今仍旧充满憎恨与不满。 南丁格尔却认为，护士的工作不仅仅是洗衣打扫，不是任何阶层的女性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护士训练，那些自愿奉献自己的修女护士，在一般人心目中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有能力的正规护士。 “得不到报酬又被要求奉献自己、发挥护士的能力，这实在是很不合理的！”她说。“如果要我去成立一个义务的修道院，不如叫我为可领到高薪的护士开一条路！我的原则是，对于各种阶级、宗派的护士，又具有必要的道德、知识及身体上能适应的所有女性，都应给予她们最好的训练环境。受过训练的人，毋庸置疑地可以升到督导者的地位，这不是因为她们有身份，而是因为她们受过专业训练和教育！”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都是具有专业知识，有能力，又受过教育的女性，却也充满了优越感。但是南丁格尔说：“不可原谅的自满，正是我们护士的最大缺点！” 要引导激发新护士的热情，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她们很容易变成热情的俘虏，过于狂热变得意气用事，感情冲突；甚至有的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加上过于狂热，很容易互相争执，这些都不是南丁格尔乐于见到的。 南丁格尔虽然对多项事情力图改革，但她也尽量避免由此引起那些护士的不满而心生反抗。而对于那些反抗的护士，她也从不一味地责骂她们，而是从观念上来纠正改变她们。 她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的妇女们为什么总是很难觉悟到，开创一项新事业需要智慧，更需要自我牺牲精神。……” 进行这种教育在当时的英国是很艰难的。1869年，她写信劝导一位爱“造反”的护士说：“难道你以为，我是靠捣乱、作对、发脾气成功的吗？我曾被拒于医院门外伫立在雪地里，我在上级命令派遣下率领的护士队却遭冷遇、敌视和刁难，不发给我们口粮达十天之久。这些事情一经解决，第二天我就同制造了这些困难的官员和好如初。为了什么？完全是为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4. 烽火又燃和红十字会 48岁的南丁格尔以为自己是个老人了。那年夏天，她到李哈斯特停留了三个月。她和父亲威廉讨论了一些抽象的哲学问题。对于母亲，南丁格尔感觉自己比过去更爱她。 此时，樊妮80岁，威廉74岁。 到了9月底，她渐渐对于李哈斯特的生活感到无聊，觉得在浪费光阴，不够充实，而急于想抒发自己伏蛰已久的精力和情绪。 1870年，欧洲的情势紧张起来。 6月，德、法交战。 7月的时候，在伦敦一个后来被称作“英国红十字救助会”的“伤病国民救助会”设立了。 这个救助会要求得到南丁格尔的指导，急如星火。但是由于她此时正在进行有关印度几百万人口公共卫生的试行办法，因此她婉言拒绝了。 虽然如此，她仍然适时地提出意见，至于会中的各项活动，也都接受她的指导。 南丁格尔从野战医院的营运、工作人员的服装和使用器具的设计，一切有关的具体问题，都予以建议。她还写信给陆军当局的官员，并直接与志愿兵晤谈。另外，她还指导和监督补给物资的购进与运输。 1872年，瑞士一位银行家迪南访问伦敦。他是一位忠于理想的实践主义者，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日内瓦协定的创立者。迪南在伦敦为红十字会的建立发表演说，他的开头是：“大家都认为我是红十字会与日内瓦协定的创始人。可是，有关这个协定的产生，事实上是因为受到英国一位女性的强烈震撼，那就是曾经在克里米亚奋战的南丁格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不朽的殊荣 1. 家事烦忧中的她 南丁格尔在52岁的时候，曾经自己暗下决心，要住进圣汤玛斯医院，成为一名普通的病人。也许是她的基督教徒的思想使她不愿烦劳更多的人。 当时，她的病依然存在，但并无恶化或死亡之虞，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她，是自克里米亚回国后的16年中最坚强的时候，亦或许是她产生了隐退的念头。 当她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一位朋友——牛津大学乔伊特教授时，乔伊特为此感到十分惊讶，并回信说：“你是一位享誉欧美的女性，是女王器重的挚友，又曾是政府顾问，如今却想隐退在医院的一般病房中，过着病人刻板乏味的生活来度过你的余生，干涸而终，请你三思！” 一封好友的来信，一番诚恳的劝告，打消了南丁格尔的念头，她接纳了乔伊特的意见。 即使她曾有过隐退的念头，但她却也一直没有想要终止在圣汤玛斯医院的工作。 这家医院后来迁移至伦敦蓝贝斯新建的房子中，而新添置的各种设施都是以她的构思与计划为蓝图具体实践的。任何设施的细微处，她都十分重视。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此时也产生了一些危机。由于南丁格尔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完全集中心力于学校的事情，等到她回头注意时，她原先建立的体制与规章 ，已经逐渐在瓦解了，所以她有必要尽快重新组织学校，加以改善。因此，她亲自制订计划，并决心要将自己全部的生活奉献给学校和医院。 然而，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似乎注定了每在有所决策之时，总有些阻碍。 1872年夏天，她必须返回老家。经过了这些年，父亲威廉和母亲樊妮都已是日落西山的老人了，加上身染重病，77岁的父亲与83岁的母亲已不能负荷管理家产与房子的工作。 南丁格尔虽然不愿就此搁置手边的工作，但她非得回到恩普利，陪伴在二老身边，作家族的代理人不可。 南丁格尔虽然身在恩普利，但是伦敦方面的工作，她一直放心不下。1872年，她焦虑了一整个冬天，春天一来，她再也按捺不住，无论如何一定要去伦敦，于是她不得不带着母亲一起去。 一到伦敦，南丁格尔就埋头于护士学校的重建工作。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护士技术的训练，列出标准，并要求学生配合专任教官可洛夫所规定的“读书报告”，接受不定期的检查。数日之后，可洛夫向南丁格尔报告说，学生各项考试与过去相比，已有显著的进步。 另外，南丁格尔认为护士所受的训练和教育是一体两面，同等重要的，也可以说，前者是技术、知识的演练与学习，而后者则是人格品行的培养。 为了改进磨练人格的方法，南丁格尔特别在学校新设了一个新的职位——homesister，以她作为校长的辅助者，同时也是学生的朋友，成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并随时鼓励学生，规范她们的言行。 然而，学校中各项教学的影响力，都比不上南丁格尔本身的影响力，她是学校一切调度的支配者。当学生结束了训练，南丁格尔都会与她们面谈，也利用这个机会，作学生个人的人格评估，并附在学科考试成绩单上，面谈内容十分重要。 由于她再度如愿以偿地接触了她热爱的工作，她感觉自己正在又一次的充实起来。 后来，因为樊妮的病情恶化，她又回到了恩普利。等到她在1874年1月再度回到伦敦时，却又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威廉是在早餐前，由二楼不慎滑倒，当场去世的。南丁格尔与威廉父女情深，但为了处理许多繁琐的事情，反而将她深切的哀痛驱远了。 为了母亲和琐碎的家事，又搬回了恩普利。数周后，经不住樊妮的要求，就带着母亲回到李哈斯特，而南丁格尔的生活也随之沉闷起来。 樊妮的精神状况不好，眼睛也瞎了，时常像个小孩一样，有许多无理而固执的要求，而南丁格尔也不忍拒绝。樊妮有时也搞不清楚身处何地。 “南丁格尔在哪儿？”有一天她这么问，“是不是还在医院？”然后又叹口气说：“唉！这孩子是不是不想结婚呢？” 南丁格尔一生中，好几次遇到行动被牵制的逆境，可是像1874年夏秋之际，住在李哈斯特时尤其苦不堪言。不过，她还是利用了每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写信和回想过去。 母亲的衰老的确严重。有时，南丁格尔来探望她时，她会说：“你是谁啊？哦……你就是弗罗吗？对，对，我知道了，来，快过来！跟我在一起，不要再走了！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每天都会很快乐的……可是……不行呀！你有你的工作……你不能陪我……”她口中总是念念有词，自言自语。 那段时间，她经常感到失意和良心不安，不能顺心的工作，对她而言像是遭受无情的失败。 她也常想念过去一起共事的朋友，那些支持她的同道人。如今想来，她觉得自己的过去，甚至现在都在一点一点地消失了。 “我的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人世，离开了我，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 虽然如此，她仍然把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监督工作做得很好，只要一有机会来到伦敦，她一定会见学生或校友。在校学习的人，每个人都和她保持密切的联系，她也常和毕业的护士通信。很多学习期满即将毕业的护士，都舍不得离开她。南丁格尔不允许她们在固定工作之外兼差。受过她督导的护士，也都进入她所推荐的医院工作，后来还常接受南丁格尔的指教。 南丁格尔对待护士们都非常亲切慈祥，她有时设宴招待学生，也有时差人送去大批的食物与鲜花给学生。当有的学生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她总不忘用鲜花去迎接；如有的学生生病了，她就做好特殊的食品送去；有的学生工作情绪或精神不好，她就出钱让她们去散散心；她还准备了一间客房，供她们作客时使用。 她所表现的无微不至，就是要让护士知道，南丁格尔永远都在支持她们。她经常写信告诉学生，护士的职业是神圣的，上帝时时都在眷顾着她们……这些点点滴滴的关爱，都已深深烙印在有关的每一个人的心中。 南丁格尔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那些护士也一直领受着她的勉励。在世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护士来信称呼：“亲爱的老师”、“我所敬爱的恩师”、“我挚爱的朋友”……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已完全将南丁格尔个人的风格融入其中。 1887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大庆。南丁格尔也把这一年看作是自己的大庆，因为这一年也正是“上帝的声音”召唤她整整50周年。到这一年英国国内至少有16所医院的院长都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南丁格尔护理学校培训出来的护理监督们还带领护理师资到了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锡兰、印度、瑞典、加拿大。在国外，按照这个学校的样板，又建立了四所这样的学校。至此，可以说，她已经成功地把护理工作从“污水沟”般的社会底层地位提高到它应有的高度。从1880年起，南丁格尔就致力于地段护理工作，只因为缺乏经费，未能普遍推广。这个难题后来由维多利亚女王亲自解决了。女王把全国妇女作为“妇女节礼品”的捐赠资金的大部分拨给了南丁格尔，专门用于贫民家庭的护理工作。 “妇女节护士协会”成立了，这是对女王，也是对南丁格尔的纪念。生命的秋天正步步踏来，1880年2月2日，母亲樊妮结束了92年的生命，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2. 我愿搭上天国的船 南丁格尔的一生中，有超过40年的时间都在痛苦的煎熬中挣扎。她一直到60岁才获得身心的自由。 她与母亲和姐姐之间的误解在晚年得到冰释。原先因为得不到她们的体谅，南丁格尔内心一直存在着怨怼。这个感觉扩大了与母亲、姐姐之间的鸿沟。然而，当母亲愈来愈老，渐渐地像个孩子，眼睛瞎了，行动也迟缓了；而芭斯的健康是越来越坏，经常久病在床。对于生重病的人，南丁格尔总是深感怜悯，故而南丁格尔的不平之怒，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于无形。 这些内心的变化，使得她恢复了“慈祥”的个性，比以往更温和且心存宽容。 她也不像过去那样时常有失败感：“我真的这么一无所成吗？为什么非要这样胡乱地指责自己呢……”更不再以悔恨的心情对过去的事情作无谓的喟叹，她知道自己还能做许多事情，必须勇敢地向前方看。 1884年戈登救援队被派到埃及时，政府委托南丁格尔推荐护士。她就亲自考选了一批护士并签订合同。想到当年她曾到埃及旅行以摆脱苦闷，她感到那段痛苦的回忆仿佛是一场梦。 这批护士的工作表现相当优异，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即使也有过与当地看护兵发生冲突或医疗用品补给中断的事情，但当局仍然十分善待她们。 南丁格尔的健康慢慢好转过来。天气好的日子，她就到伦敦的公园坐马车兜风。马车的窗半掩着，她还是生怕有人认出她。她的生活依旧以工作为重，时常工作到夜深人静的时分。虽然有时她想到自己的生命已至迟暮，或是因感叹老友一个个离开人世而自觉孤寂，但是她的生命之火始终在燃烧着。那火啊，不曾熄灭。 渐入老年的她，已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发脾气，也不像以前那样严格甚至有点苛刻地追求完美。所有的都已化作宽容的心。现在的南丁格尔，犹如沉浸在初春的阳光下，愉快而自得。 1886年，有议员提出一个提案。提案是关于受训护士要给予公认的资格，并经由确立的标准为依据，颁发护士执照。全国医院联盟委员会主张邀请一些与任何护士学校均无关的人士组成考选委员会。经过考试合格后的护士，就核发执照并公布名单。 南丁格尔不赞成仅以考试来评断是否合于资格，因为护士本身的人格条件也是极重要的一环。奉献精神、亲切、同情心……都是护士应具有的特质。但这一切又岂是一场考试可以裁定的。 另外，护士协会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主张只要受过训练的护士，就可以登记执照，而所谓的资格，即以在医院中有三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首要条件。后来护士协会还通过信奉基督教的公主向女王请求，要求发给特许执照，不过并未受到普遍的支持与认可。 这场纷纷扰扰的风波令南丁格尔无暇回顾。她的确是老了。虽然精神仍然很好，但她的世界却越来越小。年老的她开始和近亲们往来，保持一定的联系。 如果说南丁格尔的大半生受尽苦难与折磨，那么她的晚年生活可说是已获得了补偿。因为很少有人在晚年像她一样幸福。 许多人敬她如敬神。始终有大臣官员、皇亲国戚、政治家来向她讨教，对她十分敬畏。对于全世界的女性而言，她是新时代与新希望的象征。然而，她也有平凡的一面。虽然她一生都独身，但她仍能与年轻人打成一片，并保持坚毅祥和的性格。 年老的南丁格尔，面容平静自若，喜欢将日常的心事坦诚地与他人分享。诗人克拉夫的儿子，就曾经找她谈论感情的事情。 她家中的布置令人难忘。花环绕着床，猫起伏在周围，洁白、明亮、井然有序，亲戚的孩子常说：“老婆婆，你家里好清洁啊！” 她的房间里有一扇法式的窗子。没有窗帘，只有百叶窗，所以光线很充足。窗户也是威廉·拉斯明常年不断更换鲜花的花台；窗外是树木、花草和小鸟的鸣叫声。夏天，阳光会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地上。斑驳的阴影，像起伏的人生，沉郁地焕发着某种沧桑的气息。 家中其他地方也是一尘不染，随处可见鲜花和剔透的水晶花瓶。 当南丁格尔心情好的时候，譬如用完中餐，她就到客厅里会见访客。家事也都是她自己动手做。她还将一天之中客厅、卧室和厨房的固定工作列了一个工作进度表。 在个性上变得宽容祥和之后，身体的外观也有了改变。年轻时的南丁格尔像杨柳一般，瘦瘦高高，优雅的气质常给人深刻的印象。喜欢跳舞的她，双腿修长，脚步轻盈。到了中年，脸上因为苦恼而有了皱纹，身体瘦而衰弱，变得令人惊异，充满威严。现在的她，是位富富泰泰的老妇人，脸上时常会显出开朗的神情。 1890年的5月，姐姐芭斯去世。 1889年，91岁的玛依姑妈也去世了。 1891年，南丁格尔71岁时，在“小陆军部”中与她共论大事的沙达兰特博士也在80岁时去世了。“请多保重！”这是沙达兰特留给南丁格尔最后的一句话。 1893年，乔伊特教授也离开了人世。生前他在致南丁格尔的一封信中提到：“你所给予我的，我不知何以图报！我只能告诉你，在我后半世的生涯中，以结识你为我最高的荣耀。” 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流逝，南丁格尔身受多重死别之苦。渐渐地，她把自己关在家里。自1896年以后她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伦敦的家。一生的剩余时光，她都在自己的卧房中度过，她的意志力仍在，所以依然手不离工作。 陆军当局不断征求她的意见，她还是颇具影响力的。她也一直和印度保持联系，致力于公共卫生的建设。 由于她的深居不为人知，一年一年有关她的误传愈来愈广。世人已将她的影像，如同伟人一样烙印在心中，很多人都以为她已不在人世。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年庆，在一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展”中将展出南丁格尔的工作成就。这项展览深深吸引了广大观众。有一位不知姓名的观众每天都在南丁格尔小姐的半身塑像前献上一束鲜花。 青山夕照，斜晖依旧美丽，她关心着与她接谈的每一位青年。谁有什么心事都愿意我她诉说。克劳的几个儿子都向她袒露了各自的爱情秘密，肖尔的女儿们也把各自的考试卷子拿给她审阅。她的博爱精神甚至越出自家墙垣，普照着周围每一个人，包括街上的小贩和警察。家中的事务她样样操心，每个人的健康她都记挂在心上。 但薄暮的阴翳依旧降临。 她渐渐失明了，但仍以不屈的精神展望着未来。有一天，陪她同住的斯蒂芬女士说起一个刚刚去世的人，斯蒂芬说这个人操劳一生，这下总可以安息了。不料南丁格尔听后立即坐了起来，很认真地说：“不，我相信，宇宙的运动是无穷的。” 1901年，比南丁格尔大一岁的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了！她是最了解南丁格尔并且全力支持她的惟一同性好友。这位极力赞助她，为她解除困难的女王，却在81岁时与南丁格尔永别了。 内心隐痛的南丁格尔翻阅当年的日记，在1893年11月3日，她写道：“39年前的今天，我带着无限的祝福到斯卡特里，长久以来，我梦寐以求的事，终能如愿以偿。 现在，环绕我的却是忧伤和失意。神呀！我愿搭上天国的船，随您回航。” 1897年12月25日是克里米亚巴拉克拉瓦战役的纪念日，南丁格尔曾在那日为参加战争幸而生还的老兵们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不要厌恶人生，生命是神最伟大、最神圣的赐予，只要能依照神的旨意，行使神的使命，那么不论是今生或来世，我们的生命都将散发出无限的光芒，愿神祝福你们！” 这是南丁格尔的心声和信念。此时，她渐趋衰竭的身体令她只能依靠身边精明强干、品格高尚的秘书和女佣人来协理日常事务。 始终放在床头的纸和笔，现在已不见了。自从她无法再提笔后，便改用口述的方式，由秘书随时笔录。现在她连口述的能力都丧失了，因此只好完全停止她所热爱的工作。 来自各地的信件，仍如雪片纷飞，其中以士兵的信件最能使南丁格尔感到安慰。 在她眼睛尚能清晰分辨事物时，她赏玩着花。1901年，她完全失明了，便请人读报，告诉她世界大事。这些已成为她日常生活最快乐的享受。至于传记类以及幽默有趣、豪情洋溢的叙事诗，也被她所热爱，每当听到或精彩的地方，她都会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 她从小就是一个坚强的女孩，长大后，她的个性依然倔强。据说，她最讨厌别人把她当作病人看待，或无故增加护士的麻烦。 有一天晚上，护士和往日一样地进到她的房里，为她整理床铺，使她舒服地躺下，再用毛毯裹住她的肩、腹和腿部后，再轻轻地为她盖上一条柔软的被子，然后温柔地向她道声“晚安”，便推门缓步走出卧室去了。 面露微笑、让护士为她服务的南丁格尔静静地躺在床上，细听护士的脚步离去，等她确定护士已走到隔壁房间时，她便立刻起身，掀开被子，踢去毛毯，随后来到隔壁的房间里。 那时，正准备休息的护士被南丁格尔吓了一跳。但南丁格尔却微笑示意，请她躺下，再以刚才护士所用的方法，依样画葫芦地做了一次，并学她的样轻轻道了声“晚安”后，便很得意地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在她心情特别好的时候，经常和护士开这种玩笑，叫人哭笑不得。 但这样的事也渐渐少了。她有时甚至丧失了时间和空间概念。1906年，有关当局已不得不转告印度事务局，不必再给南丁格尔小姐寄有关卫生工作的文件了。她已经完全失去神智，双手放在被子上——皮肤到老年依旧很润泽——日夜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就在她已经完全超脱于人世间的欢乐与痛苦的时刻，各种荣耀接二连三地降临到她头上。 1907年11月，国王爱德华授予她荣誉勋章 。这种勋章还是第一次授予一个妇女。 这枚勋章由国王的使者亲自送到伦敦的住宅，并当场举行简单的颁赠仪式。在国王特派使臣庄严的致辞后，用枕头勉强支持上身的南丁格尔一面不断地说：“不敢当！不敢当！”一面接受了勋章 。 最后两年又九个月的日子里，她陷入半昏迷的状态中。 这是非常平静的诀别。1910年8月底，她的病情再度恶化，13日午后，她开始进入昏睡状态，到了下午2点30分，便与世长辞了。 临终之前，她没有留下一言半语，便悄然而安静地去了！ 她生前留下的遗嘱长得出奇，并以此被列为英国司法界搜奇寻异的珍品。遗嘱不厌其烦地、一件件地详细交代了分赠和处理所有遗物的指示。遗嘱特别叮嘱：“埋葬我那凡间躯壳的一抔土，不要有任何纪念性的建筑。”如果这样做不可能，则请求把她的遗体“就近入土”，并只立一个简单朴素的十字形墓碑，上面不留姓名，只刻缩写字母和生卒年份。 政府和公众要求为她举行国葬，并把她的遗体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墓园中，为了尊重她本人的遗言，这一切都被谢绝了。她被安葬在东维洛村的家族墓地。棺木由六名英国陆军军士抬着，安葬到一个很普通的墓穴中。纪念这位巾帼英雄的只有镌刻在家族墓碑上的一行小小的铭文： n·f·1820年生，1910年卒。 她享年90岁又3个月。 当神送她回到天国的时候，不妨看一看60年前，她因重病而写给赫伯特的遗书。其中有一句话： 我所要去的地方，或许神仍然会赋予我成为一个护士——白衣天使的使命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 南丁格尔生平大事年表 公元　　　 　年龄　　　　 大事 1820年　　　　　　1　　　　　　5月12日双亲于旅行中，在意大利弗罗伦丝出生，南丁格尔家是英国上流家庭，姐姐是芭斯。 1833年　　　　　 13　　　　　　从父亲和家庭教师处，接受外国语、历史、哲学、音乐、绘画等教育。 1837年　　　　　 17　　　　　　2月7日，第一次听到“神的召唤”。9月，一家人出发到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作一年半的旅行。 1838年　　　　　 18　　　　　　5月24日拜谒维多利亚女王。此时，她开始不满自己的生活，过着精神苦闷的日子。 1842年　　　　　 22　　　　　　活跃于社交界，认识了理查德·米尔恩斯，此人深爱着南丁格尔，后来向她求婚，遭到拒绝。 1844年　　　　　 24她认定自己的天职是照顾病人。 1845年　　　　　 25　　　　　　对家人表示自己决意作护士，却受到猛烈的反对。后来就在使命感与家人反对的夹缝中痛苦挣扎。 1847年　　　　　 27　　　　　　10月27日和普里士夫妇到意大利旅行。1849年2910起和普里士夫妇到埃及、希腊旅行。1850年30在埃及旅行的回程上，顺道去德国，参观凯隆堡由伊利多那牧师经营的慈善医院。 1851年　　　　　 31　　　　　　夏天到凯撒沃兹学习了三个月的护理法。1853年328月，受人委托重建协助贫穷病妇委员会，地点在伦敦的哈里街。 1854年　　　　　 34　　　　　　3月，英法在克里米亚参战，陆军长官锡德尼·赫伯特邀请她组织护士团。11月4日到过斯卡特里。 1855年　　　　　 35　　　　　　5月，在帕拉库拉玛患了克里米亚热，十分危急。 1856年　　　　　 36　　　　　　3月30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7月28日，踏上回国之途。9月，她向女王建议有关军队卫生状况需要改善，后来也对陆军及印度卫生的种种问题提出意见，终生都产生影响力。 1859年　　　　　 39　　　　　 出版《家用护理手册》，是适合一般妇女的书。 1860年　　　　　 40　　　　　　7月日，以“南丁格尔基金”成立护士学校。 1861年　　　　　 41　　　　　 认识威廉·拉斯明，开始致力于贫民问题。 1865年　　　　　 45　　　　　 派遣阿格妮斯护士长，到利物浦贫民医院。 1872年　　　　　 52　　　　　 双亲健康衰退，为了家庭琐事而烦恼。历经父亲的死（1874年）一直到母亲樊妮的死（1880年）。 1907年　　　　　 87　　　　　 爱德华七世颁发功绩勋章给她。 1910年　　　　　 90　　　　　 8月13日去世。 参考书目 本书所依材料出自： ①《苏格兰医药史》（historyofscot-tishmedicine）rie著，1932年版； ②《历史中的医生》（thedoctorinhistory）ho：a）lippincottcompany著，1981年版； ⑤《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eminentvictorians）lyttonstrachey著，1963年版； ⑥《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一生》（thelifeofflorencenightingale）cook，sire著，1942年版； ⑦《护理事业的先驱》（thepioneerofnursing）-smith著，美国《读者文摘》版及其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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