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


 第一章 初涉人生

    引 言

    人所共知，丘吉尔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代言人。他的个性也有一些令人厌恶之处。于是，有些人曾对他拒之千里之外。

    不过，长期以来，总是有许多人着魔似地被他所吸引，对他很钦佩。

    他说过：“恐惧和仇视是人类最丑恶的本性。”那么，他所崇尚和极力弘扬的人类最美好的天性，该是勇敢和爱心了。大概，这正是他和被他吸引的人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灵犀”吧。

    确确实实，他是勇敢坚毅、奋发有为的化身，是恐惧怯弱、平庸无能的天敌。只是他并非绝对地反对仇视，他说得过于简单和抽象，需要结合他的行为来认准他所说的仇视何所指。

    他一生无所畏惧。他在实现自己的追求时，无论别人对他说多少“不”，他都置若罔闻；他下决心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便预先把“失败”从他的词汇表中删除。他是个多方面的强者，他有不少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破纪录、创第一。

    他不怕而且勇于奔赴艰苦和危险。身为豪门贵族之后，偏偏不恋舒适安乐，刚出校门就自找门路，飘洋过海闯世界，一头扎进异国他乡的炮火硝烟中去实现他的人生价值。

    他不把困难放眼里，脚踏困难登高峰。小时说话结结巴巴，在校功课成绩大多很差，由于生理原因总是发不准s音，从未受过正规的和非正规的高等教育，全靠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挤时间刻苦学习和锻炼，终于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20世纪杰出的演说家，作品高产而又畅销的著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他在中小学就不喜欢因而也就没学好数理化，以后也没有受过任何工艺技术训练，可是战争一旦有需要，他就敢想敢干，居然在军事科技方面也有发明创造。威力强大的新武器坦克的制造，带有铁丝网破坏器的坦克登陆艇的设计，供大部队在无港之处迅速登陆的人造港的建造，都闪耀着他那丰富想象力和勇于探索精神的光辉。

    任何人生挫折、政坛风波都吓不倒他，他在宦海浮沉中镇定自若而又坚韧不屈地长游不倦。26岁当议员，33岁当大臣，在注重传统、官僚老化的英国，真可谓凤毛麟角。然而这颗政坛崛起的新星，却走着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他进出于两党之间，在九个部的大臣位置上移来转去，还曾几次贬官失位，最长的一次在野十年。直到66岁，强敌来犯才临危受命当首相。下台后坚信必定东山再起，果然77岁高龄重任首相。

    他还是一个不屈不挠地向身体的虚弱病伤挑战的斗士，他以勇气、意志力和乐观精神从多灾多难的魔掌中夺得了健康长寿。早产了两个月，先天不足，儿时多病。青年时期又跌入深谷，严重的脑震荡三天三夜不醒；一次拉得右肩脱臼，接上后多年间用力过猛还会复脱。人到中年惨遭车祸。花甲古稀之年劳累过度，患肺心病等。耄耋之年严重中风，背骨、胯骨先后折断。

    然而，他凭着顽强的求生，坚持体育锻炼和有规律的生活作息，硬是多次战胜病伤，迅速康复，赶走叩门的死神，将生命的长跑进行到90岁后第55天。

    他说仇视也是人类最丑恶的本性，因此在不涉及他的阶级立场、政治信念的时候，他对人不记私仇，而且对于他的政敌和战败的敌国，他也宽宏大量。

    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爱必有仇。丘吉尔仇恨社会主义国家、本国工人运动和殖民地民族独立斗争。然而，他尤其仇视那仇视整个人类的法西斯。出于对大英帝国的大爱深爱，他领导英国人民对德意法西斯进行艰苦卓绝、大勇大智的斗争，在他一生最光辉的时期，他捐弃前嫌，表现出博大的胸襟和气度，同国内外广大人民在一个队伍中团结奋进。

    一旦他的厚爱与深仇在正确方向上找到了结合点，他蔑视恐惧的无畏气概，就发展成建立不朽功勋、推动历史前进、造福于人类的弥天大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他以罕见的先知先觉、大清大醒，坚持不懈地敲响战争逼近的警钟。战争爆发后，他泰山压顶不弯腰，越是危急越顽强，他没日没夜地工作，激励群众斗志，团结举国上下，争取国标援助，变反苏为联苏，率领上千年没进行过反侵略战争的英国人，为捍卫民族生存而战。终于挽狂澜于既倒，由自卫转入反攻，直至犁庭扫穴，彻底消灭法西斯强盗。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创造的以手指表示胜利的v形符号传遍世界，他的大名也永远载入史册。

    尼克松说：“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公式，包括三个要素：

    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丘吉尔的成功，离不开英国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的人心和物力的支撑，必须凭藉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大舞台，否则就不会出现“丘吉尔神话”。

    莎士比亚说：“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

    丘吉尔无疑是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向伟大的。即使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丘吉尔的事迹也令有志有为者深受鼓舞和启迪。

    勇敢地走近丘吉尔，正确地认识丘吉尔，有选择地借鉴丘吉尔。愿本书能为此尽绵薄之力。

    1. 出身豪门

    1874年，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正值世界上这个“日不落国”国力鼎盛的黄金时代。自然，紧接着太阳当顶之后的，是开始从中天慢慢西斜。

    秋末冬初的一天晚上，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附近的布伦海姆宫中，灯火辉煌，乐声悠扬，一场盛大的舞会正在进行。英国虽属海洋性气候，夏凉冬温，不过过于潮湿的空气，仍然使肌肤感到寒意侵袭。而在这座作为民族胜利纪念碑修建起来的富丽堂皇的公爵府内，湿冷已被隔绝在室外，一群贵族男女脱下厚重的外套，挂好防寒的冠冕后，立即兴高采烈地翩翩起舞，心头感受到的是一片暖洋洋、乐融融的春意。

    正当乐曲高奏、舞兴正浓之际，詹妮·丘吉尔夫人，一位淡妆华服、风度优雅、腹部隆起的美貌少妇，忽然肚子像针刺一般疼痛起来，浑身直冒冷汗。她原是活泼好动的美国姑娘，随双亲在巴黎过惯了上流社会的文化娱乐生活，4月中旬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①在巴黎结婚后，5月25日作为新娘首次来到丈夫故里。这里是乡间小镇，一向在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社交场合应酬交往惯了，她哪里耐得住乡镇生活的寂寞乏味。到11月下旬，已有7个多月身孕，她还是想方设法寻欢作乐。24日她和众人出去打猎，摔了一跤，受了惊吓。随后丈夫去牛津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接受学位证书。29日布伦海姆宫举办舞会，她哪能错过这大好机会。婆母和同辈妯娌姐妹，劝阻不住这个爱赶热闹好贪玩乐的女人。终于，舞会当中临产的阵痛突然爆发了！

    ① 侯爵、伯爵、子爵可泛称勋爵，男爵必称勋爵。公爵、侯爵儿子也可称勋爵，只是礼节性称号，并非真正的贵族。 詹妮强忍了一会，无效。“要生孩子吧？”她暗暗地想。她谁也没有告诉，急匆匆地向自己卧室奔去。

    “哎哟！”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走不到十步，她痛得大叫了一声。人们赶来，连忙把她扶进就近一间临时女更衣室，里面堆放着大衣、帽子和毛皮围脖。

    11月30日星期一，凌晨1时30分，一个早产婴儿，像未听到发令枪响就偷跑的运动员一样，急匆匆地冲出了产道……

    他，就是英国两任首相，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风云人物”的温斯顿·丘吉尔。①

    ①　1923 年创刊的《时代》周刊，以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见长，每年评选一个“世界风云人物”，丘吉尔为 1940 年和1949 年当选者。

    他，就是20世纪大英帝国走下坡路的艰难时世中的救国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三巨头之一。

    他，似乎以其提前两个月来到人世间的不寻常之举，显示他未来将是一个以急性子著称的国务活动家、大政治家。由于急于事功、只争朝夕的个性，加上超群的高效率、创造性和坚韧性，丘吉尔在历史运行的轨道上，留下了众多的业绩和辙印。

    婴儿长着来自外祖母的母系祖先易洛魁人②的黑眼睛、黑头发——后来才变成蓝眼睛、棕黄头发，来自父系马尔巴罗家族祖先的翘起来的圆头鼻子，脸色红润，身体结实。出生不一会儿，他就拼命大声啼哭起来，向世界发布早产的新闻；没过多久，英国最大的《泰晤士报》按照当时上层社会的传统，紧跟着在头版刊出了他早产的一句话公告。新生儿一阵罕见的极其厉害的哭声，也宣告了虽早产却健康无虞的信息，公爵全家人又惊又喜。当晚，教堂敲响了悦耳的祝福钟声。

    ② 易洛魁人系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婴儿很快有了一个四节组成的姓名：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

    这个长长的四节全名，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我们这位书中主人公所独有的。按照那时地位显贵人家起名习惯，尊重传统的英国人往往把他们先辈的名字用在自己的姓名中。

    丘吉尔是他的姓。他的第一代祖先是17世纪的约翰·丘吉尔，法律学家，铁杆保皇派。

    温斯顿是他的第二代祖先的名字。生存于1620年至1688年的那位温斯顿·丘吉尔，早年从军，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替国王查理一世同克伦威尔的军队打过仗。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当权时期，他遭到厄运。1660年，逃亡到法国的查理二世回来，王朝复辟，温斯顿时来运转，被封为爵士。爵士也译作骑士，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贵族。

    近300年前的老温斯顿·丘吉尔儿子中，有个约翰·丘吉尔（1650—1722），即本书主人公的第三代祖先，是世家望族马尔巴罗家族的开创者。

    约翰原是英国王室约克公爵的侍从，从军后立过战功，成为皇家骑兵团上校，35岁时受封为男爵，开始跻身于世袭贵族阶层①。他相貌英俊，头脑机灵，打仗勇猛，又善于在宫廷中钻营投机，于是步步高升，日益飞黄腾达起来。先是约克公爵继承王位，成为詹姆斯二世，他奉命去镇压蒙默斯公爵谋取王位的叛乱，大获全胜，晋升为少将，几年后又受封为伯爵。詹姆斯二世被推翻时，他又转而支持新国王威廉三世，被封为侯爵。他28岁时同安妮公主侍女莎拉·杰宁斯成婚。威廉三世没有子嗣，死后小姨子安妮公主继位为女王。安妮女王于1702年登基不久，就加封他为马尔巴罗公爵。1704年，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被任命为英、德、荷等国联军总司令，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指挥联军把法国及其盟队打得大败。女王欢欣若狂，为了纪念这次重创不可一世的法王路易十四的辉煌胜利，决定给威震欧洲大陆的虎将马尔巴罗公爵以令人咋舌的重奖。在5000英镑的年金以外，又赏给50万英镑，从牛津伍德斯托克地区王室土地中划出数千英亩，让他修一座雄伟豪华的宫殿，建造精美阔绰的住宅庭院。这座据说比皇宫还漂亮的宫殿，命名为布伦海姆宫，因为公爵在8月13日布伦海姆战役中，指挥有方，用兵如神，打死打伤敌军3万人，俘虏1万人，取得名传遐迩永垂青史的战绩。还在伍德斯托克镇通往布伦海姆宫的路上，修建了一座巍峨壮观的凯旋门。

    ① 英国世袭贵族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等。公爵是最高一等，除王室成员外，公爵家族不超过20 个。世袭贵族一般按男系传长原则继承。非世袭的终身贵族只有男爵。

    马尔巴罗公爵这时已经传到第七代，即传主丘吉尔的祖父约翰·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祖父五个儿子三个夭折。长子乔治后来成为第八代马尔巴罗公爵。第三个儿子即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亨利·斯潘塞—丘吉尔，生于1849年。到1890年，当乔治和伦道夫相继去世，而乔治的儿子即传主丘吉尔的堂兄弟第九代马尔巴罗公爵尚未得子之时，丘吉尔曾一度成为公爵爵位的指定继承人。幸好后来公爵得子，丘吉尔没有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继承人，否则，按照英国规矩，贵族是国会上议院的当然议员。一旦当了上议院议员，就不能当选权力很大的下议院的议员；而不具备下议院议员身份，就不能出任内阁大臣。所以，身为贵族，实际上就丧失了在政治上大展雄图、大显身手的资格。如果这样，也就没有了往后鼎鼎大名的丘吉尔。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丘吉尔全名中的另外两节。

    斯潘塞与丘吉尔构成双姓。因为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逝世后，由于儿子早逝，英国议会通过一项特别议案把公爵的爵位和领地传给其女儿及后嗣继承。大女儿成为女公爵，由于她没有直系继承人，于是爵位又传给她妹妹的次子查尔斯·斯潘塞(长子继承了父亲的伯爵爵位)。他作为姨母封号断承人，成为第三代马尔巴罗公爵。从此以后，这一公爵爵位便在斯潘塞家族内代代相传。传到第五代公爵时，奏请国王将两个家族的姓氏连在一起，称为“斯潘塞—丘吉尔”，以便使家族姓氏同其显赫的祖先第一代马尔巴罗的姓氏联系起来。要是当年无此一举，本书主人公也就不叫丘吉尔了。

    至于伦纳德，是丘吉尔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的名字。杰罗姆是美国纽约的百万富翁，从事房地产经营和股票投机，又办报纸又创建纽约音乐学院，还是在美国推广赛马运动的元老，无论在勇气、才能、人格、事业哪方面，都是响当当的男子汉。他的先辈是英国移民，新大陆开拓者的后代。他的妻子是个美人，有1/4的易洛魁人血统。詹妮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她从母亲获得俏丽的容貌，从父亲学到对骑射的爱好。丘吉尔在早年生活的回忆中写道：“我的母亲在我眼中永远像一位神仙公主，一位容光焕发具有无限才能的女性。”她1854年生于美国，普法战争爆发之前随母亲到巴黎、伦敦游历和居住。1873年8月，詹妮和伦道夫在一次舞会上相识，两人一见种情，不久便决定结婚，婚礼于1874年4月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内举行。伦纳德从纽约赶来祝福，赠给5万英镑的嫁妆。而古板、守旧的第七代马尔巴罗公爵夫妇却不大满意这桩婚事，以为自家是英国古老的高等贵族，而对方是美国的平民，再富裕也高攀不上名门显贵。他虽然给了儿子一笔礼金，一所位于伦敦的舒适的房子，却因为这一婚事不能门当户对，有失他们的尊严，没有前往巴黎参加儿子的婚礼。

    丘吉尔复杂的全名，简要地记录了他父母的复杂的迥异的血缘关系。或许，正是先辈的多次跨家族、跨民族，跨种族的婚姻，带来了远缘杂交的优势，偶然地在丘吉尔身上埋下了体质的、智商的、意志的优良遗传基因组合的种子。

    尽管姓名长达四节，丘吉尔签名时一般只写其中两节：winstonchurchill。同时，对细节认真得有点拘泥的他，在任何场合，无论怎么忙，他也从不把自己的名字压缩得只剩w·c。

    2. 保姆，豪门幼儿的惟一亲人

    丘吉尔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小时候却既没有得到父亲的循循善诱、严格培养，又没有领受到母亲的温情照料、慈爱关怀。

    那时上流社会家庭大多忽视对孩子的抚育，而习惯于把他们交给保姆去照管。年轻的母亲往往“回避抚育孩子的责任，而满足于一天之中带上‘小宝贝’或小闺女在楼下的客厅中逗着玩一两次，孩子只是供他们玩赏的小猫小狗而已”。

    丘吉尔的双亲尤其如此。伦道夫在结婚的那年，当选为他们家族所控制的伍德斯托克选区的下院保守党议员，并在议会发表陈述政见的首次演说，这是议员从政必须交出的第一份答卷。他在政治上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热衷于仕进，急切地向上爬，人们讽刺他是“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

    他对幼小的丘吉尔漠不关心。

    詹妮虽说是很有教养的女性，但她过分沉湎于上流社会的享乐与社交。

    妈妈在丘吉尔心目中留下的最早最深刻的印象，是“喜欢骑马，爱穿紧身衣衫，常常身上溅满污泥”。她还卷进了丈夫激荡的政治活动漩涡，常常乐此不疲。因此尽管母亲并不像父亲那样板着脸孔，令人望而生畏，她“就像夜晚的明星一样照耀着我。我深深地爱着她”，可是这种照耀和喜爱“却总是从一段距离之外”。

    父母完全把儿子交给保姆——40开外的伊丽莎白·安·爱维莉丝特太太。这位和善的妇人对丘吉尔悉心教养，爱护备至。

    保姆亲热地叫丘吉尔为“温尼”，丘吉尔也给她起了个昵称，叫她“爱姆”，意思是慈爱的保姆。丘吉尔小时难得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爱姆”就成了他幼年时代惟一的亲人。

    “温尼”脸蛋长得圆圆的，经常机灵地转动的眼珠，闪出蓝色的晶莹的光辉。刚学会走路后，就使劲地甩开保姆牵着的手，常常独自在室内走来走去。结实的身体给他供应旺盛的精力，即使累得跌跌撞撞，倒在地下，脸上也露出得意的笑容，显得十分倔强和可爱。

    他小时有点口吃，而且发音不清，但却十分饶舌，从学会说话起，就几乎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显得非常自信和固执己见。

    丘吉尔两岁的时候，一桩事关马尔巴罗家族的丑闻，闹得伦敦满城风雨。

    丘吉尔伯父乔治拈花惹草，同有夫之妇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有越轨行为。这事在当时上流社会中本来不算出奇，但偏偏威尔士亲王①（维多利亚女王之子，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也在追求这个年轻女人，事情于是变得复杂起来。亲王发现乔治是其情敌后，策动他的朋友、伯爵夫人的丈夫提出离婚诉讼，并坚持要乔治与妻子离婚，与伯爵夫人结婚。这对马尔巴罗公爵爵位继承人乔治来说，是非同小可的耻辱。为了维护哥哥的情面，伦道夫写信给威尔士亲王，要他劝阻艾利斯福德伯爵不要告到法院。同时鲁莽地威胁说，亲王如不予合作，他就要把亲王写给伯爵夫人的几封情书公诸于世。亲王曾为劝说马尔巴罗公爵同意伦道夫婚事助过一臂之力，亲王私人秘书还当过伦道夫婚礼男傧相，现在伦道夫居然不念旧交，背信弃义，蓄意讹诈，亲王禁不住怒气冲天，提出同伦道夫决斗。这事惊动了女王和保守、自由两党领袖，他们一起商量调停，由官出面，迫使伦道夫签字，向亲王书面赔礼道歉。威尔士亲王仍然余怒难消，未肯善罢甘休，大肆扬言，谁家敢接待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夫妇，他就决不登谁家的门。伦道夫一家遭到达官贵人普遍抵制，在首都伦敦和家乡牛津（位于伦敦西北78公里处）一带到处吃闭门羹，形单影只，孤凄冷落。为了解脱这一窘境，换个环境，伦道夫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同窗好友、当时的首相迪斯雷利，建议他父亲马尔巴罗公爵接受爱尔兰总督职务，让他以不领薪水的总督私人秘书身份偕同前往。爱尔兰的生活开销很大，闹民族独立的风浪又在不断高涨，但是从两个儿子的心境、名声和前程着想，公爵只好饮下这杯苦酒。

    ① 英国王储成年后都要到威尔士一座古堡中举行仪式，由国王加封“威尔士亲王”称号，以示正式立为王位继承人。

    于是，全家前往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在那里生活了三年，直到1880年保守党政府下台，自由党格莱斯顿担任首相，免去公爵总督职务之时。

    在爱尔兰，伦道夫和詹妮仍然不管孩子，朝夕厮守的，还是“温尼”和“爱姆”。“从小爱维莉丝特夫人照顾我，呵护我，我有任何困难都会向她 倾诉，她也会像慈母般地安慰我。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她就是我的母亲。”

    “爱姆”向“温尼”讲述自己的家乡肯特郡。那是泰晤士河口以南、英格兰东南角上一块美丽的土地。她常常怀着深沉的热爱，非常动情和自豪地说：“肯特是英国的花园。”她像唱赞歌一样娓娓动听地描述肯特遍布原野的草莓、樱桃、李子……那鲜花盛开、水果满枝的美景，唤起小温尼的无限神往，恨不得马上就住到那人间天堂去。到20年代失去议员以后，他果然在肯特郡的恰特韦尔盖了一栋宅院。“爱姆”还说：英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而肯特又是英国最好的地方；一个热爱自己家乡的人，同时也会以自己身为英国人而骄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保姆为他播下了第一批爱国主义种子。

    “爱姆”从前在英格兰的坎布里亚（旧译昆布兰）郡一个牧师家里当保姆。她一边推着童车，一边经常栩栩如生地给他讲牧师女儿耶拉小姐的故事。

    “温尼”躺在童车里入神地听着，听得多了，他对耶拉的一举一动、喜好习 惯，都记得烂熟，难以忘怀，好像结交了一个未曾见面的朋友。父母很少给他亲子之爱，周围又没有来自兄弟姐妹的同胞手足之情（直到1880年，弟弟约翰才出生，以后母亲就没有再生养了），他把神交的耶拉当作姐姐，在想象中跟她对话和玩耍，从中获得不少温馨的慰藉。

    “爱姆”还带“温尼”到她姐夫家去作客。有一次，站在英国南部怀特岛一个小城海边白色的悬崖上，目睹一艘黑帆三桅船，在突然遭到的暴风雨袭击中挣扎。第二天再去看时船已沉没，潜水员开始下海打捞尸体，见鱼群正在撕咬和瓜分海面的浮尸，吓得当场昏了过去。而“温尼”心头滚过一阵颤栗后，又浮起一种新奇的刺激。这场暴风雨到来时，附近一座年久失修的桥梁上，正驶过一列火车，霎那间出现桥倒、车陷、旅客全部丧生的大事故。

    人们议论纷纷，谴责政府官员失职。保姆的姐夫做了30多年狱吏，他经常讲起监狱里暴动的事件。他的邻居闲谈，有个集中的话题，是当时英军同使用长矛的南非黑人打仗的新闻。在丘吉尔童年自由、快活而又有些寂寞、单调的生活中，很早就勾起了对于军事、政治、社会问题的兴趣。

    丘吉尔最早的记忆，产生于都柏林生活阶段。那小鲁弗基村白色的邸宅、绿色的屋门，庭院的草坪、灌木的篱笆；那庄严隆重的铜像揭幕仪式，祖父在这个典礼上发表的崇敬英雄的演说；那穿着黑色军服的士兵在公园里练习射击的情景；那误以为遇上爱尔兰争取独立运动恐怖组织成员，鞭驴快跑而从驴背上跌落下来的狼狈，几乎所有新鲜的印象和奇特的遭遇，都同关于“爱姆”的镜头叠印在一起。

    家庭教师快要上门了，“爱姆”教“温尼”突击学习26个英文字母，好让他在教师面前显得聪明和光彩些。“温尼”进了寄宿学校以后，“爱姆”还给他经常写信问寒问暖，鼓励他好好学习，尽心竭力地给他各种各样的提醒和指点。她是丘吉尔学前阶段的启蒙教师，走完人生第一站的好向导。

    “爱姆”来自民间，她头脑中浸透着低教派的教义。英国的国教圣公①会分高、低两派，高教派搞繁文缛节的仪式，低教派不重仪式和经典，更注重为人的勤劳、善良、人道和富有同情心等信念和伦理，主要在下层流行。丘吉尔一生不信教，也从不反对任何宗教。当上大臣、首相以后，在尖锐的阶级冲突中，他自然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显出顽固乃至凶恶的阶级本性，但他的日常表现却很少官气，同普通人、穷人的关系比较平易、亲近，从中不难发现保姆思想、品性对他潜移默化的熏陶。

    ① 圣公会是16 世纪英国宗教改革以后的天主教的名称。

    爱维莉丝特去世之后，丘吉尔还念念不忘她对他的慈爱之情，把它说成“或许是世界上仅有的纯真的无私之情”，“本人福星高照的少有的几个例证之一”，“表明人的本性远比一味讲究功利主义高明得多”。他前往参加她的葬礼，出资为她竖立墓碑。

    爱维莉丝特的画像，一直挂在国务活动家丘吉尔的办公室里。她晚景孤凄，无依无靠，后来启示丘吉尔建立退休制和设立老人保险金。

    3. 挨打、反抗与转学

    一天，女家庭教师就要跨进小鲁弗基村丘吉尔家大门，丘吉尔还没有学会26个英文字母。丘吉尔害怕在生人面前丢人现眼，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溜出门去，躲进附近的灌木林中。

    “温尼，温尼，你在哪里？”“爱姆”跑到屋外树林中到处寻找，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捉了几个小时的迷藏，爱维莉丝特终于从一棵大树后面把他拖回家里，又劝又哄地把他交到女家庭教师跟前。从此，开始了受尽拘束的痛苦日子。

    学识字，还不太难。学算术，没完没了的习题，真是烦死人。他要母亲向老师求情。母亲虽然赞成美国的自由宽松的教育方式，但是“入境随俗”，她不便干预按英国传统对儿童进行的严格教管。何况儿子是名门望族之后，如果因为教育放松，日后庸碌无才，有辱世家门庭，她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

    于是对儿子的哀求不予理睬。

    丘吉尔只好“自己解放自己”。每当女教师有事或没有察觉，他就到那间小游艺室里去玩；就是女教师在场和加以阻止，只要他学习学累了或者对功课内容感到索然无味时，他也公然拔腿就走，进了那间房子就从里面把门闩上，让人奈何不得。

    那是他专有的儿童乐园，里面有许多玩具。他推着逼真的蒸汽机车在轨道上奔驰，用幻灯机在白幕布上放映生动的图画。最有趣的当然是调兵遣将，指挥那千多个铅铸的士兵啰！小小年纪，天天摆布玩具部队，发号施令，玩不厌的搏斗、拼杀、演习，过不尽的将军瘾。支配他一生的强烈的好斗个性和出人头地的领袖，就从这种玩了十几年的游戏中潜滋暗长，逐步发展起来。

    7岁，到上学的年龄了。此时，马尔巴罗公爵一家住在伦敦。

    英国政府办了两所赫赫有名的中学——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是设在伦敦郊区实行封闭管理的寄宿学校，不到寒暑假，学生不能回家。贵族和官僚子弟在这里接受系统的严格的教育，英国政坛历届高官名流，大多都有这两所贵族学校的学历。

    进伊顿或哈罗以前，先要读相当于小学阶段的预备学校。进哪间预备学校好？当然最好是选全国第一流的。从伊顿公学毕业的伦道夫为儿子选择了公立圣詹姆斯学校，这是模仿伊顿学校建立起来的寄宿学校。学费固然最昂贵，教学设备和条件也特别好。每班只有十个人，全部教师都由穿长袍、戴方帽的硕士担任。校内有足球场、板球场、游泳池和教堂，用发明不久、当时相当罕见的电灯照明，供应学生生活、学习用品。每学期举办两三次长途旅行，组织学生去风景优美的名胜古迹之地观光游历。

    丘吉尔本来不想上学，可是大人们哄着说，学校生活很有趣，不像在家里那么冷清，可以同一大群小朋友玩，便也有些动心了，期待着热闹的学校生活来临。

    上学这天，“爱姆”给他准备衣服鞋袜，目送载着詹妮和丘吉尔的三轮马车渐渐远去，想到要过几个月，在假期到来时才能重见“温尼”，眼泪不禁扑簌而下。下了马车，换上短程火车，很快就到了阿斯科特圣詹姆斯学校。

    妈妈领丘吉尔见过校长，就在暮色中匆匆离去。听校长介绍每天都要上七八个小时的课，连橄榄球也是必修的课程，望着周围生疏的一切和妈妈越来越模糊的背影，丘吉尔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悲酸，觉得自己被遗弃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于是他马上想起了“爱姆”，怀念那支玩具部队，留在家里多好啊！

    一个老师把丘吉尔带到教室，递给他一本拉丁文①文法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组句子，要他半小时内把其中词尾变化记熟，一交代完毕就走了。

    ① 拉丁文是公元前古罗马拉丁人的语言，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传播到欧洲西南部，罗马帝国崩溃后分化成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天主教经典和很多欧洲古代重要文献都是用拉丁文写的。

    英语和拉丁语使用相同的拉丁字母，丘吉尔咬咬牙，用英语的读法把这组句子中的词尾变形强记下来。

    半小时后，老师走进教室，对这个新生进行智力摸底测试。丘吉尔不知所云地把这些词尾变化念出来，老师点点头表示满意。

    丘吉尔觉得受到了鼓励，就壮胆问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老师回答说：“意思是‘桌子”。”

    “这几个词也是‘桌子’吗？”

    “也是‘桌子’。”

    “为什么词尾要这样变化呢？”

    “这样变化就这样变化。你如果还不明白，就去问桌子，它为什么要这样变化。”老师不耐烦地说。

    “但是，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丘吉尔听了老师的建议十分惊异，不禁脱口而出。

    “你下次再这样无礼，我就要严厉地处罚你！”老师很生气地说。

    这是丘吉尔第一次接触拉丁文，也是第一次认识到这所学校的规矩这么严厉。

    从此以后，他一直没有学好拉丁文。以后学古希腊文，除了认识字母，也是一窍不通。他不明白，学这些外国古人死人的语言，有什么必要花费那么多功夫和气力。凡是他不能理解、想象，激不起他兴趣的东西，他就不愿学习，也一定学不好。

    校长斯尼德—基纳斯里是个高教派年轻牧师，四年前他抱着专为伊顿公学输送学童的目的，创办这所学校。他一方面用繁琐的宗教仪式对学生进行精神奴役，另一方面用罗马天主教管理教会那一套森严的规矩来体罚学生，为人非常刻板，颇为冷酷。一个月当中有两到三次，把全校学生集合到图书馆。犯有过错的学生被带到隔壁的房间，校长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们，直到鲜血直流为止，好让图书馆里的学生听到鞭打的声音吓得发抖，警惕自己务必严守校规，不要犯错误。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所学校“体罚学生的残忍程度，我想就是司法部办的少年感化院也不及它”。

    丘吉尔只有历史和地理学得还可以，主科的成绩都很差，在班上是有名的劣等生和淘气鬼。父亲送给他一本史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他看得入迷，上课时也陶醉在书中的探险故事中。每当学期快要结束，他就扳着指头数日子，盼望早日回家去指挥那些玩具兵。

    丘吉尔倔强任性，从不循规蹈矩，难免被抓住岔子，拖去受鞭子的体罚。

    即使打得皮开肉绽，他也决不哭泣呻吟，而是咬紧牙关，噘起嘴巴，绷紧圆脸，斜瞪着眼。

    有次，丘吉尔趁校长不在，拿起他的一顶硬编草帽丢在地上，把它踩得稀烂，出了一口挨打的恶气。

    直到他进了军事学校，还跑回阿斯科特来同老仇人算账，只是这时学校主人已死，学校也已关闭。

    1941年10月，当英国处于抗击希特勒的险恶境地时，丘吉尔向小学生发表演说，高呼：“决不屈服！决不屈服！”全身快速奔流的热血中，也激荡着当年反抗圣詹姆斯学校残酷体罚学生的勇气。

    在这里念书两年多，学业没多少长进，身体却日益虚弱多病。1884年放暑假回来，“爱姆”发现“温尼”身上的鞭痕，并喊他妈妈看了。家庭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让他在家休养和治疗一段时间后，建议他转学到海边度假胜地布赖顿去边学习边疗养。

    1885年，丘吉尔来到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布赖顿，进了汤姆逊两姐妹办的一所学校。

    在布赖顿学校就读的三年，尽管丘吉尔还是那样不守纪律和执拗，但是这里不再有体罚，教学方法也不那么苛严。丘吉尔感到愉快多了，努力学习他喜欢的英语、法语和历史，背诵诗歌，开始写文章 ，成绩有了进步。还学会了骑马、跳舞和游泳，开始集邮。11岁时因感冒转成严重的肺炎，但由于这里空气清新，环境幽静，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4. 特长突出的顽劣学生

    12岁生日到来时，丘吉尔参加了中学入学考试。

    父亲和祖父都是伊顿公学出身。按照家族传统，丘吉尔本该进入一流学校中最好的伊顿公学。不过丘吉尔的成绩实在差劲，而位于伦敦西北近郊山上的哈罗公学，比地势较低的伊顿公学空气清新，对患过肺炎的丘吉尔身体更为有利，于是决定送他进稍逊一筹的哈罗。

    新上任的哈罗公学年轻校长威尔登，无意拒收身份显赫的伦道夫勋爵之子，入学考试不过是走走形式。可是丘吉尔事先并不知道这一点，还是认真地准备了拉丁文和数学。数学成绩不佳，考拉丁文作文时，他在考场上坐了两个小时，只在试卷上写了一个字，还用括号把它括起来，然后浓浓地涂上墨，再打上几个黑点。这科交了白卷，在返回布赖顿的火车上就病倒了，然而第二天丘吉尔就喜出望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威尔登校长的好意和热情并未就此终止。也许他的教育事业心和教学法探索，很想找一个变劣为优的成功试验品。尽管他很忙，但是仍然抽出晚祷前的15分钟，每周三次为丘吉尔个别辅导拉丁文。除了高材生以外，他从不对别人进行个别辅导，这种特别的钟爱，连丘吉尔也感到奇怪莫解。然而喜好热衷的东西容易学，不感兴趣的事物学不进，大概是教与学的一条铁律。

    一见拉丁文就头痛，丘吉尔的拉丁文作文仍然没有多少长进，辜负了校长的一番盛情与努力。直到20多年后，丘吉尔在议会发表演说，引用拉丁文警句时，他还发现阿斯奎斯首相由于听不懂，脸上出现痛苦惶惑的表情。

    丘吉尔固执偏科，桀骜不驯，甚至挑拣自己愿意求教的老师，而对他不喜欢的老师则不予理睬。各项校规、公约、学生守则，他常常违反和破坏，他爱过一种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我行我素、独立不羁的生活。为此，校长不得不给他警告处分。一次，他遇见校长迎面走来，想回避已经来不及了。

    校长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丘吉尔回答道：“而我，先生，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对您表示不满。”校长听了十分恼火，正准备对这个冥顽不化的学生严加教训一番，眨眼之间，丘吉尔已经溜之大吉。

    长大以后，丘吉尔为自己对威尔登校长的态度感到十分内疚。要不是威尔登破格录取他这个劣等生，要不是这位校长重视他的某些特长，没有把他当作不可救药的学生加以开除或勒令退学，哪有他丘吉尔日后的成才成名，飞黄腾达。回忆起哈罗公学的经历，他心中对威尔登升起感恩和敬重之情，特地请已是主教的这位校长为自己主持婚礼。

    哈罗的点名方式不同于伊顿。伊顿公学点名时，全体学生起立，老师点到谁的名字，谁就举起帽子答礼。哈罗公学则让全体学生按姓氏字母次序排好队伍，老师点名时，一个个回答后，跟着从点名老师身边经过往前走。丘吉尔的双姓是spencer—churchill，由于字母s的位置靠后，点名时他排在全校倒数第三名，加上他成绩差，读了一年后被留级，于是成了全校被人耻笑的倒数第三名。后来姓氏排在他后面的两个同学因病退学，丘吉尔就成了长长的学生队列中最后一名。他对此十分羞恼，很不甘心，便心生一计，决定将姓氏改写为s·churchill。将斯潘塞仅用一个字母代替，姓氏便由字母c打头，位置当然就大大提前了。可是学校当局不理他这一套，仍然按spencer-churchill的双姓来点名。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利用党内建党进行派别斗争和蛊惑人心地讨好工人阶级的手腕，谋取了保守党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索尔兹伯里组织政府，伦道夫担任地位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并当上了下院领袖。他野心勃勃，求成心切，不满足于坐第二把交椅，急于登上首相宝座。当他缩减军费开支的主张遭到拒绝后，竟以辞职要挟索尔兹伯里，没料到首相居然同意他辞职，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这时，他才想到要关心和了解一下儿子的学习情况。一次，他同许多家长一道参观哈罗公学，正值学校点名，学生长队缓缓走过，看到儿子排在最后面，仿佛听到窃窃私语，心中涌起父子同是沦落人的想法，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伤感表情。

    詹妮不像伦道夫那样对儿子冷漠严厉，丘吉尔对母亲怀有亲切的感情。

    进哈罗以后，他给妈妈写信：“这个地方好极了。景色很美，校园十分漂亮。

    有一座很好的室内游泳池，一座设备齐全的体育馆，一间木工作坊和其他许多令人向往的活动场所。”但是，美景抚慰不了他那因为过于自由不羁的个性发展受阻而变得孤僻倔强的心灵，良好的设备也不会自然地带给他良好的成绩。他内心充满了孤单、寂寞和受冷遇之感，于是向妈妈发出了恳求：“请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来看看我……请务必来，那么多次我盼望您的到来，但又都使我那样地失望。”詹妮答应得很好，但来探望儿子的次数仍然非常少；而且当儿子放假时，她也往往离家外出，去自我实现她那外向的活泼的个性。

    在哈罗公学那漫长的数不清的灰暗日子中，也留下一些亮光闪闪的斑点。

    学校让学生到步枪队接受操练和射击训练，步枪队组织学生以别的学校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战和战术拉练。这对于从小就爱好调遣玩具部队的丘吉尔，真是如鱼得水，欢欣鼓舞。

    学校那个露天大游泳池，也是丘吉尔施展身手、消磨时光、寻找乐趣之地。

    一天，他看见一个又矮又瘦的学生披着毛巾，站在游泳池边想心事。经常感受到屈辱的他，这时脑海中突然蹿起一个恶作剧的火苗，觉得眼前这个弱者是寻开心的最好的耍弄对象，乘其不防，猛地将其推下水去。

    落水者从水中探出一张愤怒的脸，拼命地游向游泳池畔。丘吉尔见势不妙，慌忙转身就跑。但已经来不及了，那个人上岸后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住他，凶狠地按着他的脖子把他拖进深水中，让他连呛带喝了几口水。

    “你知道他是谁么？他是高你两年的艾默里，橄榄球队选手，这回你可找错对象了！”围观的同学纷纷对丘吉尔表示幸灾乐祸。

    丘吉尔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便连声赔礼道歉。他见艾默里尚未息怒，围观者又响起一片“揍他！揍他！”的怂恿声，只好改低三下四的苦苦哀求为讨好奉承：“我见你个子不大，还以为是同年级的呢。我父亲是个大人物，他的个子也不大，你今后也一定会成为大人物！”在围观者爆发的哗笑声中，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从这以后，丘吉尔暗暗地向艾默里学习，更加热爱体育运动，积极参加多项锻炼。他取得最大成功的项目是击剑，在全校比赛中荣获银质奖章 。

    丘吉尔几乎放弃了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学习，用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学习受大家轻视的英文。英文老师梭马贝尔很有一套教学方法，他用彩色粉笔把冗长的复句中的各种句子成分一一标示出来，循循善诱地分析文章的结构和写法。不久以后，丘吉尔的英文作文进步很快，便和一位拉丁文好的低年级同学签订互教互学协定，他教丘吉尔拉丁文，丘吉尔“教”他英文作文—

    —口述自己的作文让他记录下来。有次校长向那位同学提问，他差点露了马脚。从此以后，丘吉尔再不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念给他听，只是向他口述一些平淡无奇的文思。

    丘吉尔还当了一回大放光彩的耀眼明星。他继承了父亲的非凡的记忆力，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他竟一字不差地背完了麦考莱①长达1200行的《古代罗马之歌》，全校师生为之惊叹不已，校长对他大加夸赞。他还能背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大段台词，当老师援引《奥赛罗》或《哈姆雷特》出了差错时，他决不会放过这种机会，总是当众纠正老师，炫耀自己。

    ①　t ·b·麦考莱 （1800—1859）：英国19 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散文家和诗人，第一个为马尔波罗立传者。

    5. 投考军校，最佳兼惟一的选择

    那时候，名门望族出身的青年所热衷的职业，集中于当牧师、法官和军官三种上。当牧师和法官需要掌握古代语文，各门功课全面发展。丘吉尔只有历史和英文成绩好，另外擅长击剑、游泳和骑术，看来除了当军官外别无选择。

    丘吉尔自小就沉迷于操纵1500名铅铸士兵的战斗游戏，后来又同弟弟约翰对阵，一方扮演美国炮兵，一方假定为黑人步兵，玩出种种花样。不过，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政治上失意而健康又每况愈下的父亲却不能不为儿子的职业提前定向。

    这天，丘吉尔和弟弟又在指挥铅兵开战，双方调遣兵力，模拟实战场面进攻对方，对敌方的攻势严加防守。父亲悄悄走进房间，默默地在一旁观战达20分钟之久。不但不发脾气，而且长久地专注他的游戏，这在父亲是破天荒的事，丘吉尔高兴得直掉眼泪。随后父亲面带微笑地问道：

    “温斯顿，你愿意当军人吗？”

    “愿意，我要当司令官。”丘吉尔随口答道。他以为父亲发现了他有军事天才，其实父亲不过认定他的智慧不够当牧师和学法律，不能实现他政治上未遂之志。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丘吉尔在哈罗的后几年，是在该校的军校预备班度过的。进这个班也要经过考试，但是学军事投合他的兴趣与心愿，他发愤苦读几个月，加上猜中了一道题目，考前几分钟拿出填写新西兰地图的卡片来熟记硬背，这个平时成绩总是倒数第一名的学生竟然考上了。而有的成绩比他好的同学，却在投考这个被讥为“蠢材的天堂”的军校预备班当中考得比他还差。

    读军校预备班，目标是瞄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军校入学考试须考五科，拉丁文、英文和数学三科必考，另外两科可自由选考，丘吉尔选法文和化学。第一次投考失败后，丘吉尔认真做了备考的战略分析，五科中必须有三张王牌，才可能有得胜的希望，他现在还只有英文和化学两张王牌。拉丁文是绝对的弱项，总分3000分能得400分就不错了，法文也不那么好拿分，惟一能争取得高分的只有数学了。向数学发起猛攻，夺取第三张王牌，这才是正确的战略决策。

    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丘吉尔拼命演算数学习题，梅友老师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数学成绩终于像移近火炉的水银柱一般猛升。数学总分为2500分，第一次只考得500分，第二次跃增为2000分。由于其他科目得分很不理想，丘吉尔再次落榜了。可是这次尝试给丘吉尔以巨大的启示和教益，只要下定决心，不少事情是完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克服困难，突击解决问题的。

    与此同时，作为配套的辅助措施，丘吉尔放弃了他十分珍惜的假期休息和娱乐，由父母安排，去凡尔赛一家法国人家中住了一个月，在与法国朋友经常相处、密切交往中提高法文水平。尽管这次学习收获有限，但却养成了他大胆语的习惯，这对他后来整个政治生活，特别是外事活动极有好处。

    投考两次名落孙山后，父母接受哈罗公学校长的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让他离开哈罗公学，进詹姆斯上尉开办的备考补习班。据说詹姆斯具有对临阵磨枪的学生进行辅导的丰富经验和出色的成功纪录，他善于将历届试题搜集汇总，归纳分析，指导学生系统地回答各种典型题目，熟悉各类题型的快捷解法，并在临考前帮助学生猜题押题，填鸭式地把一堆答案塞进学生的脑海里。

    离别哈罗时，威尔登校长拉着丘吉尔的手，鼓励他说：“到补习班好好学习，前途无量啊！”丘吉尔受宠若惊，感激莫名。可是积习难改，詹姆斯上尉给伦道夫写信，说他儿子在补习班学习漫不经心，粗心大意，“总想对辅导老师指手画脚”。

    正当丘吉尔准备第三次考试时，一次意外的不幸中断了他的补习。

    1893年冬天，丘吉尔姑母维伯恩夫人，把她在英国南部海边休闲地博恩默斯的宽大别墅借给丘吉尔家度假。别墅旁边是连绵四五十英亩的大松林，英吉利海峡曲折的峭壁之间有座长约四五十米的独木桥。这天，18岁的丘吉尔同12岁的弟弟和14岁的表弟一起玩捉迷藏游戏。跑了20分钟，丘吉尔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想跑到独木桥对岸去躲避他们的追击。当他走到桥中央时，发现他们两人正扼守桥的两端，虎视眈眈地等待把他抓获。丘吉尔灵机一动，跨过桥的栏杆，抓住桥下树梢接近桥板的小杉树枝条滑下去。“啪”的一声，树枝折断，一脚踩空，跌进9米多深的山谷里。

    头破了，腿断了，严重的脑震荡使他顿时失去知觉，三天三夜不省人事。

    “哥哥从桥上掉下去摔坏了！”噩耗传来，詹妮带着急救箱十万火急赶来，立即送往伦敦救治。正在都柏林友人家庆祝圣诞节的伦道夫接到电报，也连忙赶回伦敦。请来名医检查，发现一只肾脏跌破。顽强的求生意志使丘吉尔化险为夷，逐步康复，经过三个月的调养，终于可以下床走路了。

    在半年多的养伤期间，丘吉尔同父母住在一起，知名的政治家常来家中作客。他有幸结识了不少政客名流，听到了许多政治话题，勾起了对于政治的进一步兴趣。伤好之后，他跟随父亲去下议院听会，目睹某些人在会上激烈辩论、在会后私谊甚好的政治家风度，深感父亲以辞职相威胁过于意气用事，终于落得个下台结局是个大悲剧、大错误。他模糊地幻想着，有朝一日父亲重返政坛，他将父唱子随地一道从事政治活动，为父亲助一臂之力。

    1893年8月，丘吉尔第三次投考桑赫斯特军校之后，伦道夫为了培养儿子的吃苦耐劳精神，特地安排丘吉尔兄弟去瑞士徒步旅行，并请了一位体育教师陪同指导他们。他们攀登阿尔卑斯山顶峰，观赏壮丽的日出，俯视山下的深谷清溪，美景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在莱蒙湖，丘吉尔背着体育老师，约当地一个男孩去湖中划船。远离湖岸之后，他们扑通扑通跳入水中游起泳来。游累了，想上船休息一下，这时突然刮起大风，船越吹越远。他们游得精疲力尽，尤其是那个少年，简直支持不下去了，小船却似乎永远在前面。太阳照在蓝色湖面上，山庄、林木的倒影如诗如画，死神却已逼近，救星只有这只小船。顽强的求生意志又一次驱使丘吉尔鼓起余劲奋力向前游去，终于一把抓住了船舷。登上小船后，再划回去救起同伴。

    跳深谷跌得死去活来，游湖中几乎要见龙王，事后回忆这两件永生难忘的历险事件，丘吉尔毫无害怕之情，只觉得冒险给他极大的乐趣和满足。如果说学业成绩屈居人后多少令他有些自惭形秽，那么在勇敢无畏方面他却能以胜人一筹而感到自豪，他觉得这是跨进军校最好的见面礼，军人最需要有这种品质。

    出国旅行途中，丘吉尔收到父亲从国内来信。一则祝贺他终于考取军校，没给声名显赫的祖先太丢脸；二则怒气冲冲地责备他只有刚好及格的成绩，只能学骑兵，不能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去学步兵，父亲已事先请求第六十步兵团团长康诺斯基公爵，在团里为儿子军校毕业后预留一个位置。学骑兵除了每年缴纳150英镑生活费外，还要自备几匹马：军务用的，竞技用的，狩猎用的，以及相应的器械和工具。大手大脚好讲排场，已使家庭经济相当困难，现在又要为儿子学骑兵支付大笔费用，伦道夫十分恼火，大骂儿子是蠢货，因为学步兵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才能，不像学骑兵，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勇敢和骑术。而这两方面，正是丘吉尔之所长与所爱。成绩不佳，正好因祸得福，他不用逃避世俗热衷的步兵科，可以一头扎进众人鄙弃而他却情有独钟的骑兵科。

    值得庆幸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父亲的批评丝毫没让丘吉尔扫兴。他在回信中恭顺地承认了自己过去的过错与缺点，保证“将用我在桑赫斯特的学习与行动力争改变您对我的看法”。

    旅行度假尽兴而归，愉快奔赴新的前程。

    6. 毕业就丧父，走上自立人生路

    如愿以偿，得其所哉，丘吉尔在生活中第一次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新的转折点开始了！

    19岁那年初秋，丘吉尔从伦敦乘火车西行，在坎伯利站下车，步行几英里，来到伯克郡的桑赫斯特，兴高采烈地跨进军校大门。

    丘吉尔一路上驰骋美好的幻想，他眼前浮现着一个英姿勃勃的年轻骑兵军官形象：自己穿着华丽的骑兵制眼，骑在马背上风驰电掣地奔驰着。他渴望像他的祖先约翰·丘吉尔，即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那样，从事戎马生涯，在战争中大显身手，出人头地。他自信有朝一日必定去印度或非洲进行征战，像上世纪英国殖民大臣克莱普当年青云直上那样，一直升上最高统帅的高峰，指挥千军万马，所向无敌，建立丰功伟绩，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名字，用发亮的金字永远镌刻在大英帝国的纪念碑上。

    “报告，骑兵科新生温斯顿·丘吉尔前来报到！”他扯开响亮的大嗓门，宣告自己控制不住的兴奋和喜悦。

    军校的课程丰富多彩，有战略战术、军事管理和军法、地形学和制图、筑城学、射击、操练和马术。那曾经带给他羞辱的古奥艰涩的拉丁文，一去不复返地滚蛋了！一切都是新课，大家同时起步，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丘吉尔学起来津津有味，进步很快，那戴了多年的劣等生的帽子，从此可以扔到大西洋中去了。

    学好功课的同时，他还有余力广泛涉猎军事和战史方面的课外书，他让父亲寄来了很多需要的书，自己又购买了不少喜爱的书。这么一大堆书，简直可以装备一个小小的图书室。

    军校的生活当然是紧张的。早上6点3刻起床，上课一直上到下午4点，中间只有短暂的早餐和午餐时间休息一下。真是知之者不如爱之者，爱之者不如乐之者，丘吉尔学得起劲，一点也不感到学习负担沉重。

    军校的生活又是活跃的。下午4点晚餐之后自由活动，直到晚上11点熄灯就寝。丘吉尔喜欢打猎、打马球，到学校附近的村庄探访，并且开始进行社交活动，周末与同学们到贵族亲友家参加舞会，结识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

    他身高虽只5英尺6英寸，但长相像母亲，眉清目秀，容貌悦人，举止优雅，谈吐风趣，颇有一些人对他有好感好评，为他所吸引。

    他还想方设法寻找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扩大校外联系，在假期和节假日创造条件培养和发展自己。

    他去陆军大学，参加如何做一个好参谋的训练，分析历史和现实的战例，研讨战略战术的实际运用。他恨自己没能早100年出生，否则就可以在英队中同拿破仑较量，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大大增长自己的军事才干。

    他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得到一个骑兵连的同意，在营地里参加各种训练和演习。他不惜负债在连队附近村庄租用马匹，参加骑兵的越野赛和障碍赛。

    为了驯服性情暴烈的战马，几次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也毫不气馁。

    正如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中所说的，军校时期他开始懂得，“一个人生存的最大意义，便是不断地努力，好好地充实自己”。

    军校的纪律是严格的，松松垮垮培养不出未来的军人。纪律作为手段的必要性，一旦为自觉追求某一目标的人所了解，它与自由放任个性之间的冲突就会在无形中化解。严明的纪律作为目标，其自身也有种种实现的手段，暗示、感化、启发人的自尊这样的软手段往往是强有力的。入校不久，丘吉尔遇到了一件永生难忘的事。

    他们的中队长波尔少校，是一个沉默寡言、做事谨慎而且管理严格的长官，大家对他又尊敬又害怕。学校规定外出必先登记，获得长官的许可方可离校。一天，丘吉尔坐马车去拜访朋友，途中遇到波尔少校骑马返校。丘吉尔脱帽向他敬礼时，忽然想起这次是未请假外出，便匆匆结束访问赶回学校，若是波尔少校侥幸尚未查看登记簿，便争取赶快补登上去。穿过走廊，来到放有登记簿的桌子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少校的大字缩写签名。糟糕！他已查看过了，丘吉尔正准备接受严厉的处罚。然而意外的是，上面还有自己的外出登记，这一定是少校代他签写的。丘吉尔心里翻起一股说不出的感激热流，没想到在他严厉的外表下，还有一颗如此慈祥的心。从此，他那任意违反纪律的恶习大大收敛了，再也没有重犯私自外出的过错了。

    温斯顿学业上不断长进，品德上由顽劣向优秀转化，伦道夫政治上一蹶不振，健康上持续恶化，像两个向心的拉力，把父子间的感情由疏远拉向亲近。从前，父子间稀少的相处，不是相对无言，就是父亲大声训斥儿子；现在，儿子还只是士官生，父亲就把他当正式军官，在他放假期间，带他去看杂技、魔术、马戏表演，上皇家戏院看戏，甚至远赴法国马赛拜访蓄养赛马的马主。从前，儿子想帮父亲抄写信件，父亲也断然拒绝；现在，父亲主动带儿子去保守党一些政要邸宅，参加保守党的重要集会，让他见识见识政治。

    令丘吉尔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变化来得太晚。他在晚年写了一篇题为《梦》的短篇小说，叙述他同父亲的鬼魂所进行的政治讨论，父亲问了他许多问题，并且就他的回答发表了一些中肯的评论，反映了早在60年前，他就渴望同父亲在政治思想上进行沟通和交流。

    1894年6月的一天，丘吉尔正在野外进行制图作业，一位副官来通知他赶快骑自行车前往伦敦，以便次日一早为父亲送行，并说他父亲已代他向陆军司令请假并得到了许可。他看到父亲脸色苍白，身体消瘦，气色大不如前，不禁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为了不使父亲伤心，他赶快背过脸去。医生诊断，伦道夫的梅毒和精神病已发展为不治之症。伦道夫不听医生要他静养休息的劝告，决定在告别人世前作一次环球旅行，对于丘吉尔能如期赶来送行，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轻轻拍着儿子的肩膀，久久地向他无言地注视，几次欲言又止。此情此景，丘吉尔也想不出什么得体的话送别父亲，只是再三劝慰母亲在陪同父亲远行期间，多多关心和照料父亲。

    日子过得真快，3个学期18个月的军校生活就要结束。1894年12月，丘吉尔通过毕业考试，在骑兵科130名学生中，他名列第20名，成为优等生，不久获得骑兵中尉的军衔。

    正当丘吉尔可以第一次以优良的成绩告慰父亲，正当他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梦想协助父亲实现政治上的美梦之际，父亲在1895年1月24日清晨病逝于伦敦，终年不到46岁。父亲的死，对丘吉尔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才20岁稍稍挂零，初出茅庐，羽毛未丰啊！

    不幸接二连三而来，4月，外祖母伦纳德·杰罗姆夫人病故；7月，老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仙逝。当“爱姆”病重时，丘吉尔冒着暴风雨前去看她，给她请来名医；她急忙要“温尼”换下全身淋湿的衣服。接着，丘吉尔匆匆赶回伦敦，以便次日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的阅兵大典。阅兵大典一结束，他立即奔回她身边，这时她已陷入半昏迷状态，见到他，她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安详地离开人世。“我很怀念她，她一直是我出生到20岁时最好的朋友。如果没有她，我的童年将是暗淡的；如果没有她，我大概也没有今日的成就。”

    保姆辞世留给丘吉尔的悲痛，在两位亲人之上。

    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的大靠山一齐轰然倒塌了。从今以后，丘吉尔要完全靠自己了，他只能奋发图强，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了。这一年，丘吉尔变得懂事多了，成熟多了，坚强多了。后来，他抚今追昔，面对青年说：

    “当我回顾这些岁月时，我不禁虔诚地感谢至高无上的神所赋予我们的生存 才干。所有的岁月都是好的，无论起伏与兴衰，危险与坦途，永远是动的感觉与希望的幻景。青年们，全世界的青年们，让我们高举战旗，肩负起历史的责任，排除困难，勇敢地向既定的目标进军吧！”

    7. 异想天开之举策划得天衣无缝

    1895年2月，丘吉尔踏上工作的第一站，到第四轻骑兵团服役。

    这个岗位，是他们母子利用家族名望、熟人关系和“公关”手腕谋求到的。

    第四轻骑兵团团长布拉巴松上校，有着传奇般的征战经历，又是伦敦社交界的活跃人物，同威尔士亲王交往甚密，也是丘吉尔父亲的朋友。他那魁梧、英俊的外貌，攻城掠地的战功，是吸引丘吉尔考军校学骑兵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军校学习时，他就以团长身份邀请丘吉尔赴宴，二三十个军官身着华丽的骑兵制服围坐在餐桌旁，餐桌上摆满这个团创办200年来参加历次战役和体育比赛荣获的奖杯。在乐队演奏的美妙乐曲声中，大家享用丰盛豪华的美酒佳肴。这种排场和气氛留给丘吉尔的印象太深刻了，他怎能不投奔布拉巴松麾下，参加这个战功卓著的光荣团队呢。

    丘吉尔请妈妈给布拉巴松写信表明自己的心愿。詹妮那时40岁左右，仍然明艳照人，是社交界明星之一，在温莎受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萧伯纳和王尔德也曾出席过她的家宴。她满口答应为儿子的前程扫清道路，打开大门。“我与她的关系，与其说是母子，不如说姐弟来得恰当，对于母亲对我的呵护，我有说不出的感激。”布拉巴松给詹妮回了几封信，说他无权直接应允丘吉尔入伍之事，劝她亲自给陆军总司令坎布里奇公爵写信。母亲遵嘱照办，坎布里奇公爵欣然答应。就这样，丘吉尔嘴里含着万能的银钥匙①，被正式任命为第四轻骑兵团的军官。

    ① 口含万能的银钥匙，是英国人形容运气好的一种说法。

    入伍不久，年迈的陆军总司令到团队驻地来视察，丘吉尔被选中担任侍卫官，会见了威尔士亲王，并同陆军元帅罗伯茨进行了长谈。几周后，丘吉尔应邀会见了约克公爵及其夫人，即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以及他们的叔父。这样一来，年轻中尉丘吉尔在政界上层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他“收到许多请帖，并且只要愿意，就可以天天晚上去参加舞会”。他虽然没有这样做，但对政治的兴趣却是更加浓厚了，并且萌发了仿效父亲在政治上追求辉煌业绩的抱负。

    母亲希望他定一个与专业有关的课题，例如“军马的供应”之类研究一下。丘吉尔认为这种题目“会使人的思维变得狭隘而墨守成规”。他宁肯攻读视野开阔的政治和历史书，如亨利·福塞特的《政治经济学》，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莱基的《欧洲的道路》。

    母子间在花钱方面存在矛盾。詹妮向来挥金如土，从不量入为出。丘吉尔喜好美食与玩乐，花钱也是大手大脚。那时当个下级军官每年只有120英镑的津贴，如要维持自己职位的开销，包括购制昂贵的军服、马靴、社交场合的应酬等，每年还得贴上500英镑。丘吉尔置身于这个名气远扬的团里，开支就更大，何况他还要添置打马球的设备，负担弟弟学费。

    丘吉尔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坦率地说：“我同情您的一切铺张行为，甚至超过您对我的铺张的同情，正如您认为我花100英镑买一匹玩马球用的波尼马①是一件要命的事一样，我也觉得您花200英镑去买一件舞会礼服同样是件要命的事。然而我还是以为，您应当有舞会礼服，我也必须有玩马球用的波尼马，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太穷罢了。”

    ① 波尼马指几种80～140 厘米高的矮种马。

    丘吉尔争取不到母亲的资助，除接受伯母一些馈赠外，只好靠大举借债来解除燃眉的拮据。

    未曾借入先思归还。什么时候，指望什么财源，才能还清借债呢？思来想去，除了靠职务的晋升，津贴的增加，天上不会掉下金元宝来。

    可是，在和平的年代，军职的升迁只能像蜗牛一样爬行，还得论资排辈，讲究先来后到，像他这样初出校门的初级军官，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有出头和发达之日？慢腾腾地前进是他的天性所不能忍受的。循规蹈矩地在军队内服役，靠熬年头逐级晋升，不是他所要走的道路。

    他的求取功名的心愿相当迫切，他急不可耐地要获取权势和金钱，他巴不得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年轻人大多讨厌平淡无奇的岁月，渴求轰轰烈烈、新奇浪漫的生活。丘吉尔尤其喜欢冒险与刺激。瞧，布拉巴松上校胸前佩戴那么多闪闪发光的勋章 ！听，这位英雄的团长又在滔滔不绝地讲述远征加纳和阿富汗的战斗经历和立功事迹。自己何时才有这种机会，上前线去冲锋陷阵，杀敌立功，让国人当成英雄来崇拜？

    战争是立功的最好机会，也是升官的最佳捷径。丘吉尔这样想着，摊开了世界地图，寻找硝烟弥漫之地。在大于英国本土13.5倍、面积3300万平方公里的大英帝国的版图上，处处不见炮火的踪影，抢夺与镇压殖民地的战争正处于一个间歇期。当视线过筛一般扫到西半球中部的加勒比海地区时，蓦然发现，古巴丛林中透射出烽火的点点红光，西班牙的殖民军正在同起义的古巴游击队交战。就像掘墓人挖到沉睡地下的财宝一样，激动的心一下子从胸腔跳到了嗓子眼。

    如此热切地急于远涉重洋去陌生的异国他乡，以个人身份介入一场与祖国无关，与自己也无世俗利害关系的战争，这真是一桩惊世骇俗而又困难重重的举动。一般人做梦也想不到，即使想到了也绝对做不到。但是丘吉尔敏捷的思路刹那间像电网一样连通起来，不久就制订出一个前往古巴体验和参加战争的周密计划，把异想天开的闪念变成现实的举措。

    英国同古巴没有联系，如何通过西班牙的中介架线搭桥？正好亡父老友亨利·沃尔夫在担任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以马尔巴罗公爵八世之侄的身分，凭父亲的老关系，丘吉尔想去古巴的要求得到沃尔夫的大力支持。沃尔夫请西班牙国防大臣开了介绍信，正在古巴统率8万大军同游击队作战的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开了绿灯，欢迎他前来。

    丘吉尔是个现役军官，突然离英赴古，是不是得找个说法，并经过陆军总司令亲自批准？①这也不难，新任陆军总司令沃尔斯利元帅是伦道夫的老友，他单独接见了前来拜访的丘吉尔，批准了他赴古计划，并将他介绍给情报部。情报部为了给他提供方便，要他尽可能搜集有关西班牙军队当时使用的新式枪弹质量的情报，安排他以出公差的名义进行这次战地旅行。

    ① 当时英国陆军只有一个步兵军团，一个骑兵师，外加民兵和志愿军，所以总司令直接过问基层军官一些重要事情。

    要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真凑巧，眼下正是军官一年一度冬季休假的时候，这两个半月的假期不去打猎、打马球，到大洋彼岸去游历和冒险，观战和作战，去创造新奇的充实的生活，实现一个军人的价值，那才更有意义呢。

    要找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当然，这样可以免除孤单寂寞，有什么意外还可彼此照应。跟同学和战友巴恩斯中尉一说，他高兴得欢呼起来。

    最好能一箭双雕，抓点创收，兼捞外快，赚点零花钱。这方面有什么锦囊妙计么？丘吉尔的写作虽然还不错，但毕竟从未投过稿，更没有发表过只言片字，哪家报刊会相信这个毛头小伙子、部队中的“老粗”呢？不过，事在人为，试试看，要敢闯嘛！他终于同伦敦的《每日纪事报》挂上了钩，以每篇5英镑的稿费发表他从古巴寄回的战地通讯。他没有新闻工作经验，报社为什么愿同他签合同呢？原来又是关系学和名人效应在起作用。这家报纸1891年曾聘请伦道夫为记者写南非报道。丘吉尔一位传记作者这样解释：“完全可以肯定，马尔巴罗公爵后代的响亮名字和他母亲的社会关系，使他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舰队街①其他同事更加优越。”

    ① 伦敦舰队街为英国新闻出版机构集中之地。

    8. 冒险参战赴古巴

    筹划周密，万事俱备，1895年10月，丘吉尔和巴恩斯乘坐客轮启程。

    越过大西洋，11月到达纽约。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伯克·科克伦招待他们小住几日，观光游览。科克伦是丘吉尔外祖父的好友，詹妮在巴黎见过他，这次捎信请他对丘吉尔一行多加关照。科克伦担任过几届代表纽约州的国会议员，练就了一整套出色的演讲技巧。丘吉尔向他诚恳地求教，他给丘吉尔耐心讲述，详加指点。丘吉尔日后成为才华出众的演说家，考其师承，实出于此。

    11月下旬的一天，他们在黎明的曙色中登上哈瓦那海岸。冒险的生涯眼看就要开始，丘吉尔心中产生一种略带夸张的壮烈想法：也许我会在这里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也许我会默默无闻地死去。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有人责备我好战。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一个在和平年代生活而又渴望迅速成长的年轻军官，如果不企盼打仗，那才是难以理解的呢。

    古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土地肥沃，景色秀丽。丘吉尔完全沉醉在这个岛国迷人的风光中，赞不绝口地说：“美啊！美啊！怪不得西班牙人称她为西印度群岛的珍珠。”

    他和巴恩斯被安置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被当作盟国的重要使节一般来接待。饱吃蜜甜的柑桔，吸够提神的雪茄，便尽快赶去圣克拉腊同坎波斯元帅见面。第二天，坎波斯元帅满足了他们亲临战场的要求，安排他们去前线同一支机动部队会合并随军行动。

    又搭汽车又坐船，还徒步穿越原始森林，经过几天行程，来到机动部队驻地。次日天还没亮就整装出发，在微弱的晨曦中，西班牙军队像长蛇一般缓缓地蜿蜒前进，去搜索和“清剿”古巴游击队。

    “敌人在哪里？”丘吉尔禁不住发问。

    “不知道。也许我们还没有发现敌人，说不定就被隐藏在身边丛林中的敌人所射死。”他被这样告知。

    这种战争形态闻所未闻，同丘吉尔的想象相差太远。“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么？”这个可怕的念头令他有些战栗，但随即他就给自己壮胆和打气：既然是为了寻求刺激，怀着冒险的心情前来，那么无论遭逢什么战争经历，得到什么军事体验，都可慰藉那贫瘠、荒芜的心灵，比碌碌无为、枉来世上走一遭要强。

    天慢慢亮了，笼罩大森林的雾气渐渐散去，阳光在密密的枝叶间隐隐约约地闪烁着。上午九点，在一个开阔的空地停下来休息。很快准备好了早餐，有咖啡、燉肉和从未饮过的香甜的兰姆鸡尾酒。用过了早餐，将帆布绑在邻近树木的枝干上，大家奉命在吊床上午睡，从上午10点睡到下午2点，度过长年皆夏的热带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光。午睡后又行军4小时才宿营。

    11月30日，丘吉尔的21岁生日，他经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这天清晨行军，忽然队伍后部枪声大作，古巴游击队发起了袭击。浓雾散去，敌人已不知去向。西班牙军人拿着长刀，边走边砍除藤蔓杂草，在大森林中开路前进。天快中午才吃早餐，指挥官命令士兵坐在马匹旁吃随身所带的干粮食品。丘吉尔从参谋那里领来半只烧鸡正坐下撕着吃。一阵急促的枪声又从林中响起，他身后的一匹马受惊跃起，被子弹击中鲜血淋漓，须臾便倒在血泊里。

    “好险啊！”子弹的呼啸声停止以后，丘吉尔毕恭毕敬地向替死的马鞠了一躬：“谢谢你。”

    另一天晚上，天气热得无法入睡，丘吉尔同两个参谋到附近的小河游泳。

    他头枕石块，浑身泡在清凉的浅水中，不觉昏昏睡去。忽然，一颗子弹从他头上飞过，把他吓醒。他慌忙提着裤子，躲进密林中去。这一夜，枪声时响时停。起初提心吊胆，不敢睡觉。但是想到游击队出没无常，防不胜防，又见西班牙士兵照样呼呼入睡，他便也在睡睡醒醒、醒醒睡睡的状态中熬到天明。

    他觉得游击队的作战方法收效不大，有些好笑，但对于他们艰苦奋斗和大无畏的精神，却很钦佩。

    古巴之行是丘吉尔自我设计、个人奋斗、急功近利、加快人生上升进程的发轫初试之作。他对自己这一习作自我感觉良好，他终于成功地办完了一件似乎绝不可能的大事，而且收获颇多。

    他走向了海外，接触了实战，对于生死和功名的关系有了种种复杂的真切的体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重要阅历，实属难能而可贵。

    他和巴恩斯荣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红十字勋章 ，这一嘉奖表彰他们的勇敢精神。不过丘吉尔后来承认，为了并非十分重要的目的而进行这种几乎导致丢掉性命的冒险，未免有些年轻人常犯的轻率与鲁莽。

    他写于1895年12月13日至1896年1月13日的五篇战地通讯都发表了，这既是生财之道，又是扬名之术。

    勋章和通讯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名声，受到很多人赞赏。他成了各种宴会和舞会上的嘉宾，结识了各界不少名流。

    他已经在考虑将来弃军从政的问题。他需要更多的勋章和更多的通讯为这一转变创造和积累条件。为了名扬四海，还得出国，还得当战地记者，充分运用这次成功的经验。

    当时克里特岛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丘吉尔想驾轻车就熟路，他向 《每日纪事报》建议，让他担任该报特派记者去采访。但是该报不愿为 他支付特派记者的大笔旅差费。

    当时英军与布尔人共和国的关系十分紧张，随时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他劝说母亲提请陆军总司令沃尔斯利批准他到南非去。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把自己雄心勃勃的抱负表露无遗：“在南非的几个月会使我赢得南非勋章 ，并且很有可能使我获得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明星勋章 。从这儿我将马不停蹄赶往埃及，一年或两年后我将再带回两枚勋章 ，从此我将弃武从文。”这一愿望也暂时不能实现，重要原因之一是第四轻骑兵团中一件诽谤性诉讼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政界也有议员插手，企图以此打击军方，丘吉尔被告知眼下不能离开部队，以免被人认为有回避调查之嫌。

    不过，这些客观障碍，仅仅是使丘吉尔加速扬名，早日登上政治舞台的计划推迟了一些时间而已。

    古巴之行，还给丘吉尔一生的嗜好和习惯留下两个鲜明的烙印。

    他在古巴染上了抽雪茄的嗜好。直到老态龙钟，驼着背，拄着手杖，嘴里还叼着一支香烟。嗜吸雪茄烟，简直成了丘吉尔个人的“商标”。他的许多照片和画像，都是肥嘴大脸正咬着一支又粗又大的雪茄，炯炯有神的眼光，稍稍向斜上方瞪视着，或稍稍向斜下方凝视着。他的办公桌和床上，放着一个大盒子，装有许多蓝头或白头火柴，以便重新点燃因聚精会神思索和工作导致停止抽吸而熄灭了的雪茄。就是不想抽吸，他也常常习惯性地叼着一支雪茄，似乎只有维持这一姿态，他才能启动思维，进入高效率运转的工作境界。有关资料甚至说，丘吉尔抽烟往往把烟吐出来，很少吸入气管去。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初首次在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后，白宫椭圆形办公桌上，也一直放置着丘吉尔嘴咬大雪茄的木雕像，直到罗斯福逝世后才被撤去。

    他在古巴向西班牙人学到了每天在最热的时候午睡的习惯。而且推而广之，有所发展，即使寒冬腊月，也要午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海军大臣时起，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每天午睡。他有一种非常幸运的本领，头一挨枕头很快就能入睡，他从不放弃这一甜美的享受。他通常午睡一个小时以上，如果有紧急事务，至少也要睡20分钟。即使只睡20分钟，他也感到能够重新焕发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首相，以70岁左右垂垂老矣的年纪，肩负异常繁重的工作，有时需要彻夜工作，睡得很晚更是常事，正是午睡使他能够恢复疲劳，振奋精神。丘吉尔经常向他周围的同僚宣传午睡的好处。他说，现代人忽视午睡的重要性，实在是不懂科学、很不明智之举。

    一个人从早到晚工作，即使可以做到，也会影响工作效率。如果有片刻的午睡，既可消除上午的倦意，又能为下午的工作带来生气，还可以夜以继日工作，一天能做一天半的事。他说他从不感到疲劳，就是得益于坚持午睡这一科学的作息习惯。

    9. 班加罗尔：驻防苦读度闲暇

    1896年春天，决定将第四轻骑兵团编入印度驻防部队。这次万里赴戎机将长达十几年之久，为了让军官们出国前有充分时间处理私事，他们得到长达半年的假期。

    这是丘吉尔有生以来最闲逸和快活的时光。他和母亲住在一起，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他成天在伦敦上流社会中混，在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之中沾染了奢华的习气。他特别热衷于赛马和马球比赛，他那五匹优秀的马在马球比赛中成绩不俗。但日子一长，对无意义的逸乐生活便生厌倦。他渐渐发觉，在承袭祖先庇荫奢靡享乐的豪门贵族与辛劳一生却摆脱不了穷困的大众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鸿沟。

    这种无所作为、平庸懒散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全团1200人乘坐运输舰从南安普敦港出航，经过23天波涛汹涌的颠簸，9月的一天，眼前出现耸立云天的椰子树和巍峨壮丽的宫殿，到达了印度孟买港。

    换了小船，驶近码头。风从岸上吹来，卷起大浪，把摇荡的小船又冲离码头。经过几次努力，当船再靠码头时，丘吉尔飞快地抓住岸壁的铁环，一脚踏上石阶。正在这时，又一个大浪冲来，小船猛烈地摇晃，在丘吉尔的手掌和身躯之间形成方向相反的拉力。他的右肩突然感到扭痛，上岸后才知道脱臼了！

    以后，凡遇用力过猛，就会脱臼，对于他喜爱的游泳、赛马和打球，行动颇为不便。不过，顽强加固执，使他宁肯脱臼，也不放弃这些运动。而且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次的不幸，却在以后救了他一条命。在恩图曼冲锋中，因右肩脱臼只能拿手枪而不能拿军刀，要是拿军刀，可能早已阵亡沙场。他由此总结出一种对待逆境和困厄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不应对于不幸心存沮丧，相反应勇敢地面对现实。更何况这种不幸，如果你能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就好像命运坎坷的人，总比一帆风顺的人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体验人生一样。”

    从孟买登上长途火车，第四轻骑兵团官兵于10月间进驻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班加罗尔，维持驻地一带的治安。这里纬度很低，白天骄阳似火，由于海拔近千米之高，晚上却十分凉爽。营地周围盛开104种色彩绚丽的名贵玫瑰花，白天蝴蝶在花丛中回旋飞舞，晚上美丽的印度姑娘在月下翩翩起舞，环境富于浪漫情调。

    丘吉尔等三个中尉合住在带花园和游廊、面积大约两英亩的平房里，雇佣大批廉价的印度仆役照料他们吃喝玩乐。丘吉尔住三间房，养几匹马，有一名男管家、两名男仆。他们三人还合用两个园丁、三个运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守夜人。由于天气炎热，每天只上午11点前有些训练和军务。闲来无事，不是采集蝴蝶标本，就是打马球。他们这个团还在海德拉巴举行的马球赛中夺取了集体冠军，丘吉尔在比赛中发起勇猛的进攻，将球攻进球门。

    但是总的说来，正像他给母亲信中所说的，这段生活“贫乏单调、枯燥无味、百般无聊”。

    当他即将跨进23岁的门槛时，突然感到美好而宝贵的青年时期不久即将逝去，而他的知识库藏却还空空如也。在社交场合，他从那些牛津或剑桥毕业的名门子弟口中听到不少哲人名言警句，有的他也学会了引用，却不解其中深刻含义。有时大家谈起英国历史大事或轶闻掌故，他只能洗耳恭听而插不上嘴。他也曾萌发进牛津、剑桥去接受系统教育的念头，可是古典语言一窍不通，像只拦路虎把他挡在大学校门之外。

    思来想去，要实现追求功名的远大抱负，只有靠刻苦的自修，才能弥补知识的浅薄与不足。决心既下，马上实行。

    时间，有的是，他把同事们下午睡觉、打牌、品尝带苏打水的冰冻威士忌的闲暇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对他所喜欢的打马球，也有所节制。从1896年11月到1897年5月这段时间，在热得让人心烦意乱、昏昏欲睡的下午，他每天阅读4小时到5小时，全神贯注于书中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的文句中。

    书籍，他开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本华、赖基、马尔萨斯、达尔文、吉本、麦考莱等一批名家名作的书单，让母亲按月大包小包地给他寄来。他从诸如 《理想国》、《政治学》、《人口论》、《进化论》、《罗马帝国衰 亡史》、《英国史》这些经典著作中，获得了大量知识，接受了哲学和历史学的基本观点。

    他还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便从中研究英国现代政治史。他仔细阅读，分类摘记。每次读到议会辩论重大问题的段落前，他就预先细想自己对此问题持何看法，阅读时再同与会者的各派观点进行比较。

    他特别喜欢八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手不释卷地读了不止一遍。吉本那华丽铺张、崇尚辞藻的文风对丘吉尔影响很深，后来丘吉尔也写了多卷本的《世界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史学惶惶巨著。

    他钦佩麦考莱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的本领，并因此原谅了他认为麦考莱对自己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有所贬低的过错。为了尊崇和夸耀自己祖先的光荣，修正麦考莱书中给人留下的歪曲的形象，丘吉尔后来撰写了四卷本的 《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

    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哲学思辨和历史教训，使丘吉尔怀着苏格拉底当年一样的心情来探讨英国的前途。他认为决定未来的是人才，而要造就人才必须革新教育，废除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和制度，让青少年身心得到自由而平衡的发展。

    他也关心宗教问题。他读了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认为书中对基督教的批判很具体。在哈罗和军校，早晚祈祷是每天必修课程，他觉得这种仪式太形式化了。他在现实生活中也目睹了不少牧师言行不一、令人气愤的伪善言行。不过，他还是从宗教教义中吸取了劝人为善、对人宽容的旨意，认为这样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获得和保持安详、宁静的心境，从而面对现实克服困难。至于那些宗教传说故事、圣经语录以及各种宗教仪式习俗，他一生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相信、不宣讲、不参加，只在必要时才敷衍一下，这在国民普遍信仰宗教的国度的大政治家中，是非常罕见的。

    经过这半年多集中时间苦读自修，丘吉尔从书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形成了他的才学根基和知识网络。这对于弥补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缺陷，日后成长为出类拔萃的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10. 马拉坎德：激战浇开著述花

    从1897年5月底开始，有3个月休假。丘吉尔回到英国，拜访了保守党总部。接着在保守党附属团体樱草会巴思市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第一次政治演讲。以前他总认为自己不能发准“s”这个音，可能引起听众哄笑。

    然而喜出望外，“演讲结束后，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晨邮报》记者还对这次演讲作了详细报道。自信打开一扇扇成功的窗口，成功又把自信的气球灌得越来越大。

    度假满期前夕，传来印度西北边境发生反殖民统治斗争的消息。对于天性总是渴求轰轰烈烈、大刀阔斧干一番事业的丘吉尔，这样的大好机遇岂能错过。宾登·布拉德将军指挥马拉坎德野战部队正在这个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丘吉尔曾在伯母第二任丈夫家里见过这位将军，连忙给将军发去电报，要求将他调去。将军回电，编制已满，欢迎他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去。丘吉尔立即启程，先回团部请准超期度假，再从班加罗尔日夜兼程赶去印度西北边境。

    布拉德将军已帮他领到《加尔各答先驱报》随军记者证，母亲又为他联系好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战地通讯。虽说这次从军全是自费，但一稿两发也收获不菲。

    印度西北高山深谷，白浪滔滔的溪河在海拔一两千米的悬崖峭壁下蜿蜒而急湍地奔流。这里世世代代是原始的帕坦部族的家乡，每个山民都是英勇的武士，每座房屋都是战斗堡垒，每个村庄、院落都修建了墙垛、枪孔、吊桥和烽火台，他们使用大刀、长矛、土炮和从英军夺来的洋枪战斗，曾在1863年把英国远征军杀得尸骨成堆。现在，在马拉坎德山口的马门河谷之战中，他们又对英军及其雇佣的锡克族军队进行围歼、袭击和骚扰，劫走大批马匹和军事物资。英军残酷地进行报复，丘吉尔曾在回忆早年生活时记述道：“烧毁他们的谷物，破坏他们的贮水池，炸毁他们的房屋，反抗的人则格杀勿论。”

    9月16日黎明，丘吉尔随同一支“清剿”队向深谷前进。突然，隐藏在峭壁悬崖岩石间的帕坦人连跳带跑地冲杀过来，英军惊恐万状，不一会就有“五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人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 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地在地上打转；还有一个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样子非常可怕”。英军抬起死伤者慌忙逃窜，帕坦人穷追不舍。其中一人挥刀向丘吉尔砍来，丘吉尔拔出长剑与他对杀。又一个敌人拾起大石头向丘吉尔扔来。丘吉尔一边躲闪，一边掏出手枪将他击毙。这时丘吉尔发现自己已陷入敌人重围、要不是逃跑得快，与后面赶来的援军会合，他几乎要被活捉。

    丘吉尔起初只是作为记者随军行动，由于英军军官死伤较多，难以补充，于是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飞驰于各支分遣队之间，后来又亲自参加战斗和指挥运送伤员的工作。从维护殖民统治的人看来，他表现得非常勇敢，指挥坚强有力，富于主动精神。因此，布拉德将军对他十分赏识和称赞，10月初派他到急需军官的旁遮普第391步兵团任职。但驻印英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调动，并命令他重返班加罗尔第四轻骑兵团。

    丘吉尔的战地报道写得十分及时而且生动，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同时为了不引起军政头目的反感，他又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取舍材料的分寸，对于英军在一次溃退中的狼狈详情，以及毫无人道地使用开花的达姆弹和毫不迟疑地杀害俘虏，他都隐去不写，只在同家人亲朋交谈时，反复说到这些他所厌恶的真相。

    这些报道发表时，用了“一个年轻军官”的署名，这是他妈妈与友人商量后决定的，她生怕报道中涉及敏感的战略和政治问题时，可能有人会抓辫子，使作者陷入困境。可是丘吉尔偏偏对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感到遗憾，为了扩大影响，并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他以这些报道为基础，加上搜集到的其他材料，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成处女作《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边境之战插曲》，1898年3月在伦敦出版，隔年又出了修订的第二版。

    这本书也给丘吉尔招来了麻烦。这位年轻的中尉居然在书中对驻印高级将领提出批评，对英国的国防制度说三道四。他还在 《三军联合杂志》约写 的一篇专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书中观点，认为在印度山民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实行“前进的边疆政策”困难重重，劳民伤财，今后军事远征应当谨慎行事，注意节省开支。后来他看到远征军受到重创的消息，几次申请上前线作战，都遭到军方领导冷冰冰的拒绝；即使只是利用圣诞节10天假期去前线看看的要求，也没有得到许可。

    这本书问世后，丘吉尔养成了“写作习惯”。在班加罗尔期间，他用两个月时间写出了一部小说，名为《萨伏罗拉》。萨伏罗拉是虚构的地中海上劳拉尼亚国一位年轻的反对党领袖，他具有英勇、机智、博学、善辩等优良品格，在公众的支持下发动内战，推翻军事独裁政权。小说先在《麦克米伦杂志》连载，1900年2月出版，以后几次再版，直到丘吉尔80岁时还出了一版。

    《萨伏罗拉》在艺术上显得有些抽象和粗糙，丘吉尔以后再也没有出版过小说。但它还是能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因为从书中某些形象身上，可以看到丘吉尔本人和他的父亲、保姆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的政治宣言，勾画出了他青年时代的内心世界。主人公萨伏罗拉办公室陈列的书籍中，放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丘吉尔最喜欢的吉本和麦考莱的著作。丘吉尔这样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

    他不喜欢也不能忍受安逸、舒适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惟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

    虚荣心——丘吉尔一生特别是青年时期活动的内驱力，丘吉尔交给我们进入他内心之门的一把钥匙。他的盛开的虚荣心之花，长在维护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棵大树上。

    11. 苏丹： 《尼罗河上的战争》

    “我渴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刺激。”早在丘吉尔到达印度驻防仅三个月之时，他就给母亲写信，要她设法将自己调往埃及。他预料英国及其占领的埃及将对苏丹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迫不及待地寻找战争机遇。

    现在，苏丹之战的机遇果真到来了。丘吉尔像赌徒不肯放弃每一次赌博机会那样，决定从亚洲跳往非洲参战。

    早在1881年苏丹就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英起义①，到1885年，几乎把全部外队都赶出了国境，连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也被击毙。这个刽子手戈登作恶多端，1860年参加了进攻北京和抢劫、焚毁圆明园的罪恶活动，1863年又统领“常胜军”配合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活动。英勇的苏丹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也为我国了仇，出了气。英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失败，要为戈登之死报仇，并于1896年再次入侵苏丹。这时，进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决定性战役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

    ① 起义领导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称是伊斯兰教传说中的“马赫迪”——救世主，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圣战”。

    丘吉尔明白，有些人对他的举动议论纷纷：“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

    他是怎么混进各种各样的远征队里去的？他为什么又给报社写文章 ，又当军官？为什么一个低级军官竟敢称赞或者批评长官？为什么他能常常离开团队去休假？他还年轻，应该遵守军纪，努力做好日常工作才对！”还有些人谴责他“追求奖章 ”、“自我吹嘘”。

    丘吉尔不管这些，他我行我素，故伎重演。1898年夏天休假，他放下尚未完稿的《萨伏罗拉》，6月末赶回英国为参战周旋。他行事的惯例，是直接找最高领导，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规做出决定的下级军官身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流传一个传说：克雷孟梭（法国总理）、劳合·乔治 （英国首相）和丘吉尔三人去世后，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珍珠门外。克雷 孟梭首先到达，敲门要求进去。圣彼得走出来要求他说明自己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给他作出永恒的奖赏，他照办了。劳合·乔治也一样。丘吉尔最后到达，圣彼得开门后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丘吉尔回答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上帝来。”

    这回，请出“上帝”也不灵了；不过，几经周折，顽强的参战愿望还是实现了。

    英埃联军司令是赫伯特·基奇纳。先是母亲写信给她的社交密友之友，基奇纳副手伊夫林·伍德，要他向基奇纳求情，被婉言拒绝；后来丘吉尔直接写信给基奇纳，也被置之不理。

    恰好这时，索尔兹伯里首相读了《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对书中涉及的政策问题感兴趣，约丘吉尔去谈话。丘吉尔认为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趁机提出参战要求，首相要秘书拍了个电报给基奇纳将军。没料到，“大主教”居然也不买“上帝”的账。

    三次请缨，三遭冷遇。如果就此罢休，那丘吉尔也就不是丘吉尔了。正面进攻失败，他改用侧翼迂回。丘吉尔通“天”尽管有术，最高当局的旨意却无效，然而靠打通同基奇纳有利害关系的关节，却获得了成功。他托人请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帮忙。基奇纳将军要取得胜利，没有克罗默的密切合作不行。这一法宝祭灵了，然而条件很苛刻：“特准阁下以编外军官名义，参加苏丹之战，分配到第21枪骑兵团。请阁下立刻向开罗阿巴西营地的团本部报到。经费由自己负担，如果阁下战死的话，英国陆军也不负责任。”

    收到通知的当晚，丘吉尔就同父亲曾经供稿的保守党《晨邮报》签订合同，每登一栏取得15英镑，远高于他过去的稿酬。次日早上，他就启程取道马赛奔赴开罗。第六天赶到阿巴西营地时，已经迟到了，有两个营已经开拔，另两个营也将在次晨出发。报到太迟，原定安排给丘吉尔担任的连长职务，已由别人取代了。

    马赫迪已经牺牲，苏丹抗英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领导。这支伊斯兰托钵僧队伍人数众多，英勇善战，武器装备却停留在中世纪水平。他们由喀土穆北上，迎击由开罗长驱二千几百公里南下的英埃联军。

    乘火车，搭轮船，过瀑布，再换船，改乘军用火车，日夜兼程两个星期，第21枪骑兵团于8月中旬到达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交会处的新营地，然后徒步行军开赴前线。8月的非洲内陆炎阳高照，热浪袭人，虽然穿着厚衣服，戴着防暑帽，皮肤仍像火烧着一般难受，挂在马鞍上水壶中的水，很快就喝掉和蒸发完。直到傍晚宿营，才能饱饮尼罗河河水解除难耐的干渴。充饥的食品也十分单调，只有少量的牛肉罐头、饼干和啤酒之类。在沙漠地带跋涉，每天要损失几匹马，不少战士中暑病倒。丘吉尔有次急忙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被困在茫茫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他预料攻陷喀土穆之前有场恶战，死伤之灾难以预卜，便写信要求母亲“运用哲学上各种可以给人慰藉的观念来思考人生的全部意义”。由于医疗设施不足，他还说一旦他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恩图曼①战役打响了。9月1日上午，丘吉尔所在的营在行进中发现前方有个褐色的大斑点，随即判明那是苏丹军队。团长派丘吉尔掉转马头，赶回去向同步兵在一起前进的基奇纳司令报告。接近步兵大部队时，他让马稍微休息一下，自己爬上黑色高岩上瞭望，只见英埃联军的步兵以散开的纵队沿尼罗河畔开进，后面是炮兵和驮运武器弹药补给品的骆驼行列，河中有满载军用物资的20艘帆船和8艘白色大炮舰同陆地上部队并肩行进，旁边的沙漠中则有埃及骑兵和灰色的骆驼部队掩护着英国骑兵先头部队。

    ① 恩图曼现译乌姆杜尔曼，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北约20 公里处，位于青、白尼罗河会合处西岸。

    丘吉尔用干脆利落的语言，向马背上的基奇纳将军报告了敌情，回答了询问。这位将军留着浓密的胡须，目光锐利，脸膛晒成紫红色，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奇纳任陆军大臣，丘吉尔任海军大臣，共同挑起英国内阁的军事重任。

    9月2日，骑兵连长派丘吉尔带领侦察队去山峰上侦察敌情。黎明之前出发，晨光熹微时登上山顶，视野由200米扩大到400米再到800米，突然发现远方平原上有些闪烁的东西愈来愈明亮，那是苏丹军队的刀鞘。他写了纸条，命令下士回去报告。不久，下士带回参谋长签署的命令，要他们留在原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接着，英军向正朝山顶爬来的苏丹部队开炮，炮弹越过丘吉尔头顶在敌军阵地爆炸。直到穿黑衣、戴头巾、拿长矛的苏丹侦察兵已进入手枪射程以内，大部队随后就到，英军步兵很快就要开始射击，丘吉尔他们才赶紧回到自己阵地。

    苏丹军队越过两军之间的山峰冲下来，丘吉尔在骑兵团参加了战斗。这是英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一次残忍的进攻，也是丘吉尔从军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斗。英军岸上、舰上70门大炮齐发，苏丹军队损失了六七千人。目睹长矛部队无法前进，苏丹手执新旧枪支的部队没有瞄准就向英军发动猛烈射击，英军死伤两百余名。丘吉尔所在的骑兵连乘胜追击途中，突然侧翼遭到袭击，连队立即向右转，由纵队改成横队迎战。丘吉尔右臂挥刀用力过猛，右肩脱臼疼痛难忍，只好插刀入鞘，拔出在伦敦买的新式自动手枪。刚打开保险，一个匐伏在近旁的蓝衣敌军就向他开枪。枪法虽不准，丘吉尔的马却滑倒在干涸的河床上。等他从地上爬起，再骑上马，已被十几个敌人包围。一人挥舞战刀冲杀过来，丘吉尔连忙拨动扳机。枪响刀落，敌人跌倒在他的马蹄前。又一名敌人拔刀相向，由于距离太近，丘吉尔只好用枪身敲击他的脑袋。这时又发现左边10米处，有一名穿着鲜艳服装和头戴钢盔的苏丹骑兵，丘吉尔毫不犹豫地向他开枪，被他闪过。接着又有几个敌人举着长矛向他杀来，丘吉尔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他想到孤身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实在太愚蠢，便紧贴马鞍，拍打战马，突围而去。

    苏丹托钵僧部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了。胜利者几次横扫战场，把苏丹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感到愤慨，他给母亲的信中说：“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仅在一个月中，丘吉尔从寄给 《晨邮报》的战地通讯中，就获取了300多英镑的收入，而作为一个中尉，他当时的月薪不过12.5英镑。丘吉尔更深刻地体验到，新闻工作可以使他名利双收，而出名和赚钱则是他从事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阶梯和资本。他给母亲的信说：“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他越来越以为他的天职是当政治家。

    一次战斗经历一本书。丘吉尔这次撰写新书，比起关于印度之战的那本书又前进了一步，它不限于将战地通讯加以汇编、整理和加工，他要把它写成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他从恩图曼战役的参加者搜集了大量素材，又在开罗请克罗默为他介绍有学识的英埃官员，组织他们座谈，回忆发掘史料。一回到班加罗尔，他就埋头著述。1899年10月，这部名为《尼罗河上的战争》的书出版了，它分为两卷，长达950页。年方24岁的作者的这部新书，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生动有趣，尤其令人赞赏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一个英国青年应有的正义感，有人认为它是丘吉尔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基奇纳将军侮辱马赫迪陵墓的暴行，认为这种野蛮、卑劣的行径也是对敬仰马赫迪的苏丹人的莫大侮辱。丘吉尔讽刺地描写道：

    “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 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书中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基奇纳“对别人漠不关心”，“极度忽视……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

    书中还揭露了殖民主义的伪善、可憎面目。他说很多英国人“对托钵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托钵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这些议论惹恼了英国官方和军界，丘吉尔也察觉到他从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走得太远了。为今后政治上的发展和前途着想，1902年该书再版时，他将该书改为一卷，篇幅缩减三分之一，删掉了上述议论和一些类似的言论。尽管如此，这本让丘吉尔第一次体验到用历史观点搞创作的愉快感的著作，仍然引人入胜，畅销不衰，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12. 南非：俘虏越狱成英雄

    丘吉尔决心要摆脱军职了。除了志向已经发生变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的考虑。他觉得当骑兵中尉每天赚14先令①很不合算，而这14先令又得养活两匹马和购置昂贵的制服，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似乎不大公道。何况他已债台高筑，“要是再任几年军职，一定会使我更加困难，而无法开交”。而以新闻和著述为业，收入要丰厚得多。

    ① 先令是当时英国介于英镑与便士之间的货币单位。

    不过，对马球的酷爱强迫他推迟退伍。这年11月末，他又回到印度班加罗尔，准备参加 1899年2月驻印全军的马球比赛。赛前4天，不慎跌倒，右肩又脱臼了。团队的伙伴纷纷劝他：“你就是绑住右臂，用左手持棒上阵，也能长我们的志气，灭对方的威风。”好胜心和团体荣誉感极强的丘吉尔，果然应命参赛。第四轻骑兵团是个强队，丘吉尔这个马球名手又带伤上阵，首先就在精神上使与之交锋的各队慑服。在决赛中，丘吉尔一人独进3球，本团马球队以共进4球的成绩夺得了团体冠军。接着，丘吉尔便满怀胜利的喜悦与光荣，辞去了担任过4年的军职。

    辞去军职不等于告别军旅生涯，同年10月，他又以《晨邮报》特派记者的身分，以月薪250英镑，报销一切旅差开支的优惠条件，参加了南非的英布战争。

    布尔人是荷兰移民的后裔。从17世纪开始，荷兰农民（“布尔”意为农民）开始移居现今南非共和国的领土，他们征服了土著的黑人，实行奴隶制度和种族压迫政策。后来大量英国移民也接踵而来，占领南非南部开普敦和东部纳塔尔地区，把布尔人赶往南非东北和中部。布尔人在这里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由于大量金矿和金刚石的发现，英荷两国移民的角逐日益激烈。1895年以英国南非专利公司董事长为首，在英国政府支持下，组织武装力量进攻德兰士瓦共和国，遭到惨败。但他们并不甘心，继续向北侵犯，英布冲突屡屡发生。布尔人比英国移民少，荷兰政府和德国便源源不断地给布尔人运来枪炮和弹药。1899年10月8日，布尔人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英军三天内撤离国境。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之心不死，决定派雷德弗斯·布勒将军统领大部队开赴前线作战。

    丘吉尔兴高采烈，心急如焚。行前进见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出发时又赶上与新任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人员同乘一艘专轮。当时没有电信设备，前方战况不明，丘吉尔特别担心战争会在他们抵达之前结束。

    一天，前方驶来一艘货轮，当两船相遇时，军官们向货轮发出信号，让它报告南非近日军情。货轮挂出一块黑板，上面大书这样两句：“同布尔人三次激战，班·塞门将军阵亡。”丘吉尔一见，忧喜交集，忧的是想不到布尔人这么厉害，喜的是这回他又有好戏可唱了。

    10月14日专轮到达开普敦，旋即换小轮船沿东海岸北上纳塔尔的德班。

    这时，他遇上了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特金斯，两人很快交上了朋友。这 位同行后来这样追述对丘吉尔的印象：“他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脸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郎宁描写的拿破仑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是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维中的疙瘩。”在德班港登陆后，他乘火车向西北行，经彼得马里茨堡到达临近前线的埃斯特考特。在这里，丘吉尔意外地碰到了艾默里，即在哈罗公学就读时被他推到游泳池中的那个高年级同学，如今已是《泰晤士报》记者。当晚，三个记者在火车站旁的帐篷中睡了一夜。繁星满天，周围静悄悄，哪里料到战争的危险即将出现。

    第二天清晨，丘吉尔在印度结识的战友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奉命指挥一辆六节装甲列车，载上两连士兵，配备一门从军舰上搬来的火炮，沿铁路行驶进行侦察。霍尔丹邀丘吉尔同往，丘吉尔既爱冒险，又急于为写报道搜集资料，真是喜出望外，满口应诺。

    装甲列车前进了20多公里，发现在刚才来的方向约600米处出现了一支布尔人军队。敌人可能切断后路，危险！立刻决定按原路回去。驶近一座山丘时，装甲列车被炮弹击中，冒出白烟。突然，车上的人感到一阵强烈的震动，列车撞在敌人堆放在铁轨上的石头上，前面三节车厢翻倒和出轨了，有一节还堵塞在路轨上。车上的士兵有死有伤，敌人还在继续开火，霍尔丹立即带队下车，组织火力迎击敌人，设法把敌人的火力从列车周围引开。

    丘吉尔不是军官，却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清除路障、使列车得以逃脱的指挥任务。司机早已跑出驾驶室，躲在翻倒的车厢后面，他的脸由于被子弹击中而流血，此时正在发牢骚：“我不是军人，若被枪炮打死是划不来的，我一分钟都无法留在这鬼地方！”丘吉尔想，只有他才能开动火车，如果他逃走了，大家都会遭殃，便鼓励他说：“一天当中，一个人不会受两次伤。如果为了完成任务而负伤，那一定会受到表扬，这种好机会，是没有第二次的。”

    司机听了这话，就揩掉脸上的血，走进火车头内。

    下一步，丘吉尔带领一些士兵摘掉脱轨车厢与车头和其他车厢之间的挂钩。然后又要司机开动机车一退一进，反复来回冲撞，把倒在路轨上的车厢缓缓冲开。这些艰难的工作，在敌人时断时续的炮火下，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才完成。

    丘吉尔指挥人把伤员抬上机车和煤水车，让司机在炮火下启动列车开回去。当列车行驶300多米，过桥以后，已无炮火威胁，他便命令司机停车等候。他跳下车去往来路走，打算接应后面边战斗边徒步撤退的霍尔丹等大队人马。走了不远，就被两个布尔人士兵跟踪追击，子弹从他身旁飞过，他想跑到200米外河谷岩石下去避难。这时，又有一个布尔骑兵从前方追来，举着枪对着他的脑袋大声喊话要他投降。他一摸腰间，糟糕，手枪在清除路障抢救机车时放在一旁忘记再拿了！他想起拿破仑的话：“当没有武器，又是一个人之时，投降是可以原谅的。”就这样，他当了俘虏。骑兵押着他走过一段草地，来到一支布尔人骑兵部队中，丘吉尔发现霍尔丹等人全部被俘了。

    三年之后英布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一次午宴会上，一位穿着白衬衫和燕尾服的路易·博塔将军，被介绍给丘吉尔。此人久久凝视着丘吉尔，突然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么？当年俘虏你的那个人，就是我。”丘吉尔怎么也想不起，眼前这个人会是当年衣衫褴褛、农民打扮的那个人。1906年，博塔当选为南非自治领第一任总理后，前来伦敦出席大英帝国的会议，丘吉尔以殖民事务副大臣身分欢迎他。从此，抓俘虏者和被俘虏者便成为终生好朋友。

    回头再说15日被俘的英军被解往德兰士瓦共和国首都比勒陀里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由40名哨兵日夜监守。丘吉尔曾以自己是记者不是军人为由要求释放，可是逃回的那些人早已替他在英国人控制的南非报纸上大肆宣扬，热烈称赞他英勇无畏指挥战斗，使遭到伏击的列车和全体伤员得以突围归来的事迹，他再怎么为自己辩护也难得到宽恕。布尔人军官还得意地嗤嗤笑着说：“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抓到英国贵族的公子哥儿呀！”

    关了几个星期之后，霍尔丹、丘吉尔等三人策划越狱逃跑。12月12日晚上，他们躲进靠墙的厕所中。趁巡逻的哨兵走到墙边转过身，脸朝向另一头走去时，机灵的丘吉尔飞速地跳上厕所侧边的洗脸台，一纵身，双手攀住围墙顶，把身体拉上去，翻过墙跳了下去。他躲进隔壁庭院的树丛中，等待继续逃出的难友。等了一阵，还不见有人跟着翻墙而下，他心想，或许是哨兵听到什么响动，起了疑心，监视得更紧，霍尔丹二人无法脱身，便果断地决定走出那家大门，从漆黑的街道走向郊外，一个人独自逃走了。

    俘虏营的伙伴在他的床上的被窝中巧妙地塞进一些衣物，布置得像有个人在睡着一样，直到第二天一早，哨兵才发现丘吉尔逃走了。当局得知，马上组织力量搜捕，并且张贴布告悬赏缉拿，告示这样写明他的外貌特征并公布赏格：

    该犯25岁，高约5英尺8英寸，走路时有些驼背，面色苍白，头发红褐色，蓄有不显眼的小胡子，说话带有鼻音，发不好字母s这个音，不会说荷兰语，出逃前穿一套棕褐色服装。凡有能将该犯缉拿归案者，不论死活，一概赏给25英镑。

    几年以后，幽默的丘吉尔将悬赏缉拿他的告示配上镜框，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有人来访，他爱讲述自己这段遭遇，对悬赏者有眼不识泰山，开价太低表示不满，指着镜框说：

    “这就是我的全部价格？难道我只值25英镑吗？”

    越狱成功的丘吉尔走在旷野里，心头洋溢着兴奋和喜悦，大步快行一阵就全身发热，迅速烤干了刚才因紧张过度而出的虚汗。估计暂时不会有危险之后，他放慢了脚步沉思起来：明天必定会派人追捕逃犯，在各主要路口和火车上设卡盘查行人和旅客，而自己口袋里只有75英镑和四颗巧克力，指南针、地图和牛肉干都放在没逃出来的人身上。最糟糕的是，他既不会荷兰语，又不会当地土著的卡菲尔语，路在何方？怎样抵达安全区？他不免感到一阵迷茫。

    凭着猎户星座闪烁的明亮光芒定方向，他不久就走近一条铁路。只要沿着铁路往东走，500公里之外便是葡属莫桑比克境内，到了那里就可以把担惊受吓扔到印度洋中去。可是体力和财力都不足以支撑他走完这漫长的路程，何况在走完之前重新被抓住的危险始终伴随着他。“爬车！”一个声音在他脑海内鸣响着。他马上将它捕捉住，紧接着就在口中轻轻地重复着：“对！爬车，爬车！”好像生怕这个念头会像他逃出俘虏营一样跑掉似的。

    走了两个小时，终于看到了车站的信号灯光。他躲在离月台约200米的铁道旁的沟中。等到下一趟货车进站停了下来，他一跃而上，才看清了这是运煤车。他把身躯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下面。由于担心白天卸煤时会被人发现，于是他在黎明前又从货车上跳了下来，准备采取昼伏夜行策略，到晚上又爬到另一列货车上去。

    他在溪中喝够了水，又吃了巧克力，便走进附近山丘的树林中休息。半上午以后，林中热得难以忍耐，一只大秃鹫又老在他的头顶盘旋，像要啄食他似的。好不容易挨到夜晚，拖着又饿又乏的身躯走向车站，等了三个小时，火车还没有来。站上只有两节货车车厢，丘吉尔正打算去看车厢上有无开往何方的标志，忽然看见几个人边说话边朝他的方向走来，他只得很快地离开车站，藏身到一个灌木丛中去。

    在黑暗中，他看到远处有两三盏灯火，他猜这或许是卡菲尔人的部落。

    他曾听说卡菲尔人很讨厌布尔人，而对英国人却有好感。他想既然再次爬车不知要何时才能如愿，而饿得咕咕叫的肚皮和疲倦不堪的全身又不允许他老等下去，那就不如往灯光走去，去碰碰运气。言语不通，有英镑说话，先吃饱肚子再说。

    凌晨3点，走到灯火处，发现这是一个煤矿。他曾听说这一带矿区有英国技术人员，于是他一手拿着75英镑，一手敲开了一座石屋子的门。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开门将他领进屋内。丘吉尔实话实说，请求帮助他前往国境，他愿意付钱。那个男人自述名叫约翰·霍华德，是煤矿公司经理，虽入了德兰士瓦国籍，从前却是英国人。他表示愿意关照丘吉尔，只是通缉他的风声很紧，矿内又有荷兰人和布尔人，只好将他藏在井下，安排他吃好喝好睡好，送给他一支左轮手枪，等待机会再图逃亡。

    他乘升降机来到60多米深的井下，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这里老鼠猖獗，连照明的蜡烛也啃吃了。疲劳恢复之后，他开始读史蒂文森的小说《拐骗》。

    书中描述大卫柏尔和阿伦布瑞克在幽谷中逃亡的惊险故事，同他现在的经历实在太相像了。每当想到随时可能受到路卡军警的盘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他就免不了感到周身紧张。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被悬赏缉拿的威胁？前途安危未卜的井下漫漫长夜哪一天才是尽头？

    16日霍华德告诉他，附近有个亲英的荷兰人要送几车皮羊毛出境，可以让他藏在一袋袋羊毛中间，上面盖着防水布，转移到英国友邦葡萄牙的占领地去。19日凌晨二时，丘吉尔装扮成搬运工人，带上烧鸡、面包、甜瓜和凉茶，来到铁路支线上的一个小车站，登上满载羊毛的车厢。隆隆的列车穿山越谷，走走停停，向东驰去。当他确知已越过边境，到达葡属车站时，一俟火车开动，他就拉开防水布，把头伸出车外，大声欢呼和歌唱，举起手枪向天空鸣枪三声，热烈庆祝脱险已经大功告成。

    傍晚，货车驶抵葡属海港洛伦索·马贵斯① 。那个荷兰商人把他带到红白 蓝三色米字旗飘扬的英国领事馆。他提出面见领事，一位下属官员要他明天9点再来，他听了大发雷霆，高声嚷道：“你告诉他我是丘吉尔！”

    ① 洛伦索·马贵斯即现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领事馆一下子沸腾了。领事闻声先向窗外探望，接着又下楼亲自迎接。

    洗澡、换衣服、吃饭、拍电报，领事馆为丘吉尔忙得不亦乐乎。

    丘吉尔贪婪地阅读近日报纸，知道他出逃以来英军连连失利，是开战以来“黑暗的一周”。他心急如焚，想尽快重返军中，领事也希望他早点离开这个荷兰籍居民为数不少的城市。恰好当晚10点有每周一次的班轮南下，丘吉尔顾不上休息，旋即赶去搭船。

    丘吉尔脱逃成功的消息，像雷声和闪电一样飞速传开，在“黑暗的一周”战败背景上，他一下子成了耀眼的明星。12月23日，他在德班港上岸，像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

    丘吉尔紧紧抓住和极力利用他在南非的历险奇遇，把它变成巨大的政治资本。到德班后，他立即向《晨邮报》写了一篇详细报道，绘声绘色和不无夸张地介绍他逃出战俘营以来的经历。伦敦其他一些报纸，也把此事和他冒着枪林弹雨，排除装甲车故障，抢救伤员事迹，当作轰动一时的新闻大炒特炒，而且过分夸大他的英勇机智，甚至不惜杜撰一些情节和细节。再加上以讹传讹，越传越奇，于是这些报道便被人们当作惊险小说来阅读，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一个最红的当代传奇式英雄的名字，传遍了英国，随着电波扩散到全世界。

    丘吉尔因祸得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年轻人寻求冒险，新闻界需要广告，这两种东西我都得到了。”假如他当时坐进装甲列车的机车，护送伤员回去呢？日后的荣耀肯定不如现在，而且也许会在英军吃败仗时丧生于战场。丘吉尔一边这样设想，一边为自己的命运庆幸。

    丘吉尔的战地通讯如实地报道了布尔人的英勇善战：“每一个布尔人，由于他们骑马并占据合适的地形，因而顶得上三至五个正规士兵。惟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派出在素质和经验上与之不相上下的步兵……需要25万人的部队……难道英国的绅士们都在猎狐作乐吗？为什么不派出一支英国轻骑兵呢？”

    丘吉尔的批评和建议引起一些人恼怒和指责，但却很快产生了正面的效果。通过在开普敦地区招募，南非轻骑兵团终于组建起来，英军陆续集结到25万人，相当于布尔人军队的5倍。布勒将军降为纳塔尔地区的指挥官，伦敦另派罗伯茨为最高指挥官。

    丘吉尔再次从军，在轻骑兵团中担任不领薪水的连队副官，在不妨碍完成记者任务前提下度过了两个月只有小规模战斗的生活，包括雷迪史密斯解围之役。这段时间“在旷野上过得十分舒服，夜晚相当凉爽，白天阳光明媚，肉、鸡和啤酒供应充实，行军、打仗、写作交替进行”。随后，他又请调到罗伯茨的司令部，常去采访伊恩·汉密尔顿率领的先头部队的军事行动，这位将军是他在从印度归国休假途中航行于印度洋上结识的。有一次他随一支侦察小分队执行任务，差一点被人捉住。他还穿着便服潜入布尔人军队撤离前的约翰内斯堡，骑自行车穿过全城进行侦察。1900年6月5日，英军攻陷比勒陀利亚。丘吉尔随着首批队伍进入该市，立即赶到收容俘虏的那所学校，望着英国国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回忆在这里度过的屈辱生活，想到自己大难不死，后福已来，心潮澎湃，脸上露出了得意洋洋的微笑。

    当年，他把战地通讯汇集成两本书，出版了《从伦敦到雷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前者记述装甲列车遭受伏击突围而回以及他本 人被囚越狱的经过，四个月内销出15000册，一家报纸称他是“当今无与伦比的战地记者”。

    13. “妈妈，祝你再婚幸福！”

    英布战争这个上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戏剧的大舞台，让丘吉尔意外地扮演了出尽风头的英雄角色。南非这块殖民主义者激烈争夺而洒满鲜血的土地，竟成为丘吉尔家族邂逅相逢、海外团聚的家园。母亲、弟弟、堂兄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同丘吉尔一起，以相同的政治态度参加一致的军事行动。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类似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或许是丘吉尔那篇文章 ，慨叹英军对布尔军是寡不敌众，讽刺英国绅士只知猎狐作乐，起了强刺激的作用，19岁的弟弟约翰和堂兄马尔巴罗第九代公爵也都赶来参加英布战争。

    还在祖父担任爱尔兰总督时，丘吉尔同大他3岁的堂兄在都柏林的山林小屋中一道玩耍，以后就难得见面。这回他们一道作战，并肩乘坐丘吉尔的四驾马车向比勒陀利亚胜利进军。

    在丘吉尔的要求下，弟弟也调到南非轻骑兵团里。兄弟俩在一起只生活了短短几星期。丘吉尔是福将，历经多次战斗，常有惊险而从无创伤，可是弟弟却在第一次参加战斗中就腿部负伤。丘吉尔把弟弟送到德班医治，正好“人类号”医疗船刚到这里，约翰成为船上得到治疗的首批伤员之一，而给 他治伤的竟是他的母亲。他们全家奇迹般地在船上团圆了，丘吉尔便请假陪伴母亲和弟弟。原来，詹妮见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便联合上流社会一些女界名流，发动与英国人有姻亲关系的美国人捐钱，向美国一位大富翁租了一条船，配备医护人员和全套设备，把它改装成医疗船，经过狂风怒涛的航程，到南非来医治伤兵。

    攻克比勒陀利亚以后，布尔军队大势已去，只能打防守战和发动零星的游击性的偷袭。丘吉尔见战争基本结束，就回到了英国，时年26岁。

    就在丘吉尔到达伦敦几天后，他惊异地发现，46岁的母亲要嫁人了，而且是嫁给比母亲小20岁的乔治·康沃利斯—韦斯特，继父与他同年，只比他大两星期。

    伦道夫去世时，詹妮才41岁。经过短暂的孤独苦闷之后，她又恢复了以往的活跃、浪漫和潇洒。她一直铭记着父亲杰罗姆临终前对她说的那番话：

    要热爱生活，执著地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不仅弹钢琴、听音乐，还办过呼吁英美结成联邦的《盎格鲁—撒克逊评论》月刊，写过剧本，当过导演。有一段时间，她义务地去医院做护士工作，人们戏称她为“奥林匹克护士长”，这次从筹划租船至随船前往南非进行军医工作，更是女流中罕见的壮举。她人到中年，仍然妩媚动人，频繁地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周围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崇拜者和爱慕者。

    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苏格兰警卫部队的年轻中尉韦斯特激情似火，追得特别紧，给詹妮写了上百封情书。他身材高大，面目清秀，家境宽裕，还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北威尔士鲁辛古堡的继承人。他喜爱竞技，对运动的兴趣胜过别的一切。

    韦斯特最近的一封来信，信封上画着一颗心，信中写道：“……昨天，我想你一整天。在思念中，我建造起一座空中楼阁，后来，我们便一起住进那座楼阁里……”这如火如荼的言辞，像丘比特的神箭一样射来，令她无法阻挡，只好接纳。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过大，但是能得到如此年轻的男子的爱，不是无比美妙，可遇而不可求么？不久，韦斯特从苏格兰警卫部队调到伦敦警卫部队，两人接触更加亲密，爱情瓜熟蒂落，便向双方家庭通报了结婚决定。

    韦斯特的家族竭力反对这桩婚事，态度僵硬到不派任何一个人参加婚礼。

    丘吉尔听到此事，大出意外，起初感到难以接受。

    军校毕业以来，他像长跑和登山运动员一样，一程紧接一程，紧张、忙碌、快速地奔自己的前途，力争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更高更快的实现，还从来没有认真地系统地思考过亲人处境和自己与家庭关系。

    此刻他心潮激荡，回忆起父母的桩桩往事。

    他在内心中对自己说真话，父母都有些自私，很少给他以应有的慈爱，基本上不过问他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成长。父亲一门心思扑在那失败的政治活动上。母亲只顾她的社交应酬和寻欢作乐，她与奥地利驻伦敦使馆名誉参赞金斯凯的风流韵事，丘吉尔必定也有所闻，自然，这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司空见惯，算不了多大丑闻。父母的生活享受都过分阔绰，没有给他的发展留下足以支撑的钱财；当然，这一点他并不怨怪父母，他自己也从来不懂得节俭，抵挡不住奢华的引诱，宁肯举债和辛苦多赚也要多花费。

    另一方面，他敬佩父母的某些优良品性。例如，父亲雄心勃勃，处事常持主动出击的态度，母亲生性活跃，广泛结交，朋友众多。这些虽无言教，然而身教的潜移默化已化为他的血肉。早年母亲对他是不关心的，而他走向社会的这几年，古巴—印度—苏丹—南非，每一站都是母亲利用她的身分、地位、关系网和公关术，为他打开了或润滑了最初的通道，使他顺利地走着捷径。偶尔，母亲的活动也不很见效，但至少她是费了心血尽过力。对此，丘吉尔心中充满着感激。

    支配丘吉尔一生的荣誉感和虚荣心，本能地指令着他特别看重、注意维护和宣扬马尔巴罗家族的名声。大概是继承了封建贵族的传统吧，他对父母向来采取隐恶扬善的做法，对他们的不足、不当、过错、劣性，包括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和举措在内，都保持缄默，为亲者讳。尽管父子间感情冷淡，他还从1902年开始撰写，1906年1月出版了两卷《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

    以后，他又授意儿子伦道夫·丘吉尔（与其祖父同名）给自己写传。

    作为一个孝子，丘吉尔思来想去，觉得应当设身处地为母亲着想，成全她的心愿。因为有一种感情是儿女无法给予母亲的，有一份爱是无法被替代的，做儿女的不该畏惧流言，顺从世俗，而置母亲的幸福于不顾。

    他对母亲说：“妈妈，你应该享有新的幸福。儿子给你的爱再深挚也难以弥补你感情上的空白。妈妈，结婚吧！”

    说完从情感出发的关心和体贴的话，过了一会，他又补上一句从理智出发仔细权衡和预想未来的话：“妈妈，现在你和他的年龄差距可能是无所谓的，46岁的妈妈还像26岁时一样漂亮，等到再过15年呢？那时可能会发生危机。妈妈，我不愿你遇到任何不幸！”

    可是他母亲主意已定：“我想晚年毕竟是晚年，我不愿为晚年而牺牲我可能享受幸福的中年！”

    兄弟二人在骑士桥大街的圣保罗大教堂为母亲和韦斯特安排了庄重、欢乐的婚礼。马尔巴罗公爵把新娘带给新郎。丘吉尔向妈妈献上两束鲜花：“妈妈，祝你再婚幸福！”弟弟也向继父献上鲜花。

    婚后不久，韦斯特父亲取消了韦斯特的继承权，不给他以财力支持，韦斯特只得辞去军中职务，伦道夫的一个朋友给他在企业中找了一份工作。惯于玩乐的韦斯特，不懂经营之道，很快就亏损惨重。入不敷出，韦斯特和詹妮开始为了用钱之事发生口角，爱情的烈火逐渐地越燃越弱，光辉由摇曳而趋于暗淡。

    早已对韦斯特暗中有意的一位女士乘虚而入，将他拖入她编织的情网。

    他和詹妮的婚姻走到了终点。1913年詹妮59岁时，她主动提出，经法院审理，两人正式分道扬镳。

    詹妮对自己人生道路上作出过的选择从不后悔，对他人曾给予自己的感情也不会忘记，更不会以怨报德。第二年，她在给韦斯特的信中写道：“……

    为了以往我们共有的那些美好时光，日后，您如果遇到难处想找我，我不会不予理睬的。现在把订婚和结婚戒指归还您。再见了，永久的再见。”

    詹妮离婚后，回到了儿子家中。丘吉尔和弟弟簇拥着母亲，低头吻着她的额角和双鬓，以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妈妈！妈妈！回来了！全家欢迎你！”

    为了让母亲重新回到上层社交圈子，排解她的寂寞忧伤，当时已是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竭力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来维护母亲的尊严，还特意邀请首相夫人和母亲一起，在气候宜人的春夏之交，到风光旖旎的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周的旅行。首相夫人一个劲儿地夸丘吉尔的母亲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儿子。

    后来，詹妮的外甥与罗马一位公爵的千金成亲，她前往庆贺，顺便散散心。在灯火辉煌的婚礼舞会上，有个身材高大、胡须蓬松、容貌不凡的壮年，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走到她身边，微笑颔首，彬彬有礼地邀她共舞。此时詹妮年近花甲，白色的星星点点已开始为她的头发装点出色彩斑驳的图案，她站起来向壮年笑了笑，说：“我想，你最好还是去找那些年轻的女士跳舞吧。”他坚持邀请，并自我介绍说：“夫人，我是您外甥的同事，在尼日利亚殖民服务团一起工作，名叫蒙塔古·波尔希。”于是两人步入舞池，像一对老舞伴般配合极好地翩翩起舞。

    隔天，公爵夫人宴请波尔希，詹妮受邀作陪客。两人犹如相识多年的朋友，欢声笑语的交谈从无停歇，令同席的人十分惊异。在波尔希看来，詹妮除了岁月的风霜也很难消损的美丽，还具有他所钦佩的锐气、决心和力量。

    从此以后，他们就情书往还，创造机会多见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尔希又一次从尼日利亚回到伦敦后，以无比热切的诗一般的语言向詹妮求婚：

    “你年轻时，我还没有出生。你中年时，我们未曾相逢。相见恨迟，我有幸向你奉送挽歌，我渴望得到这迟暮的幸福！”

    詹妮的心脏加快了跳动，要说的话语因喉咙的哽咽和唇颚的抖动尚未说出口，又听到波尔希排炮般的轰击声：

    “我仿佛就是伦道夫！我仿佛就是金斯凯！我仿佛就是韦斯特！我将为你写下最后的往事！”

    詹妮连忙找儿子诉说，寻求理解和支持：“我不是一个坚强的妈妈，我再也受不住重大的刺激，也苦熬不了孤独。在我的一生里，除去爱情，我没有另外的幸福追求。”

    要接受一个比母亲小23岁，比自己还小三岁的人为继父，而且此时母亲已垂垂老矣，这要是通常的人，准会暴跳如雷。但是军需大臣丘吉尔，此时却十分冷静，耐心地听完母亲的倾吐。想起父亲的早逝，想起母亲再婚未能白头偕老，尤其是回忆起自己独立人生的最初几站路，仰仗母亲帮助铺路搭桥之功，自己才迈出了既迅速又坚实，虽冒险而终稳当的步子，多年来想把这份感激之情变为照顾、侍奉、孝敬母亲的实际行动，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时间尤其缺乏，而个性也不甚相宜，于是他对母亲的第三次婚姻，不仅赞同，而且赞扬：“妈妈，你值得波尔希奉献！好胜的妈妈，你用波尔希答复了韦斯特，妙极了！”

    他等不及母亲来安排他和波尔希的会面，提前去约会波尔希，并在家中设宴招待他。他在餐桌上对波尔希说：“我知道，你是不会因为娶她而后悔的。”波尔希说：“绝不后悔。”于是丘吉尔举杯祝酒：“第一杯酒为我母亲和您一起生活幸福——干杯！”

    开明、通达的丘吉尔，又一次在婚礼上为母亲证婚。

    遗憾的是，波尔希回到伦敦谋生后，因长期居住国外而诸事生疏，举步维艰，社交圈内又有不少人对他的婚姻奚落讽刺，使他难以承受。1921年初，他背着詹妮，远走尼日利亚，这个家庭从此不再存在了。詹妮还给他去信，祝上帝保佑他，表示愿意继续为他效劳。

    这年6月，詹妮在惆怅中辞世。弥留之际，望着赶来的波尔希和围在身边的儿孙，只自豪地说了一句话：“我为英国留下一个丘吉尔，这是我一生的价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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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而立之年

    1 当选议员跨进政坛

    世纪之交的1900年，既分割又连接了丘吉尔历史的两个阶段。

    这年的上半年，是他一手拿枪、一手执笔的生涯的终结。五年来，丘吉尔作为军校出身的下级军官和无师自通的战地记者，很多时候还是作为军官兼记者或记者兼军官，转战和采访了美亚非三洲四个国度。传奇般冒险和脱险的丰富阅历，死里逃生的勇敢和智慧，大量生动、及时、精彩、引人关注和传诵的战地通讯，直言不讳、引起军政上层重视和争论的军事对策性政见，是他改换门庭，转入政界的丰盛陪嫁。

    这年的下半年，他毫不留恋地告别了军界和新闻界，义无反顾地双脚一跃，只一步就蹦入政坛大门，而且很快登堂入室，从此终生乐此不疲。他并非有意为走直路而走弯路，但他在军事和写作方面的积累和锻炼，却成为两个强项，为他日后施展卓越的政治才干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英国，搞政治的登峰造极是当首相。要当首相必先当内阁大臣。要当大臣必先当下议院议员。要当议员必须是一个大党所推举的代表在某个选区参加竞选。由于父亲政治活动的背景，丘吉尔早就是保守党党员。此外，保守党秘书长告诉他，参加竞选还有两个条件，一是给党捐资1000英镑，二是练就过硬的演说本领。近三年来，他盯住这两个条件作了一些准备。

    1899年6月，从苏丹回来后，他再次走访保守党总部，提出竞选议员的要求。恰好兰开夏郡奥德姆选区一位保守党议员新近去世，而丘吉尔父亲又是从当选这个选区的议员走上政坛的，便建议他参加马上就要举行的议员补缺选举。这次选举争论的焦点是保守党索尔兹伯里政府提出的什一税法案，其内容是开征一种新的地方税，为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筹集资金。低教派不搞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不需要多少经费开支，非国教的卫理公会 （有名的 “救世军”即从它派生出来的）得不到这笔资金，都反对什一税法案。丘吉 尔童年受保姆的低教派观点影响很大，而奥德姆这个工矿区卫理公会的势力又较大，丘吉尔的竞选演说便发表了不利于本党法案的意见。他毕竟人微言轻，经验不足，又触犯了本党的权威，虽有马尔巴罗公爵和母亲为他奔走助选，还是落选了，而且得票差得较远。

    “人生如跨越障碍物的赛跑，前面往往有许多阻碍，要靠自己努力去跳过、穿过才行。”初次落选丝毫没有挫伤他的宏愿，没有给他那总是充满自信和乐观的情绪蒙上任何阴影，他积极创造更充分的有利条件，决心拿下政治越障碍长跑中的第一个目标。

    这回作为英布战争中名噪一时的英雄回到英国，正好欣逢举行全国大选的良机，丘吉尔喜上加喜。不待洗去鞍马征尘，便前往奥德姆市报告他的越狱和战斗经历。他在十辆四驾马车的前呼后拥中，缓缓驶过挤满欢迎人群的街道，热情的市民不分党派和政治倾向，全都在鼓乐齐鸣中向他欢呼致敬。

    他还到皇家戏院等处向公众介绍英布战争的第一手材料，特别突出地宣传他本人戏剧般的英雄事迹。

    保守党政府根据英国政党斗争的惯例，利用战争胜利、民心沸腾的大好时机，宣布解散议会，提前进行下院选举，以便使在野党处于不利地位，而自己轻易地夺取多数席位，组成新一届政府，继续执政。他们估计到布尔人是顽强善战的对手，此起彼伏的反英游击战随时可能掀起，于是进一步掀起席卷英国的沙文主义狂热，提出把南非战争进行到底的选举口号。为了在竞选中击败政敌，他们把任何政敌都说成“亲布尔人派”。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甚至在竞选演说中说：“政府丢失的每一个议席，都将是布尔人赢得的席位。”

    保守党人把丘吉尔当作“战争英雄”大加利用。为他编写了诗歌，谱写了歌曲，雇用著名的歌唱家在音乐厅演唱颂扬他的歌曲，安排他到各个选区喋喋不休地发表演说，为保守党人拉选票。

    十几个选区愿意提名丘吉尔当自己选区的候选人。丘吉尔选择了第一批进行选举的奥德姆选区，他要让这里的选民有机会“纠正”他们上次没有将他选上的“错误”；而首先投票的选区选举的结果又特别引人注目，会给其他选区的选举以影响。

    8月，奥德姆选区开始进行竞选活动。堂兄马尔巴罗公爵九世额外捐助400英镑作为竞选费用，还答应每年提供100英镑作为奥德姆选区保守党机构的活动费用；她妈妈赶来为他游说，张伯伦也亲临奥德姆选区，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丘吉尔。在这个自由党和工会势力超过保守党的选区，保守党和自由党各提出两名候选人竞选。选举结果，两党各有一人以12900多票当选，丘吉尔排名第二，比当选的自由党议员只差16票，比落选的自由党候选人朗西曼也只多222票。取得胜利后，他以谦恭掩饰得意的语气说：“我为朗西曼先生感到遗憾，他是一位非常聪明能干的人。毫无疑问，你们推举了三位有较高才能的人，第四个才是我自己。我觉得遗憾的是，朗西曼先生却站在失败者中间，而我们不可能全是胜利者。”

    丘吉尔成功地夺回了前次选举中保守党在这个选区所失去的席位，保守党把他当作推动选举夺取胜利的瑰宝来利用。当竞选活动全面推开，不少选区都请丘吉尔前去进行助选演讲，连张伯伦和保守党下院领袖阿瑟·贝尔福也请他去捧场。当他到达曼彻斯特选区群众大会会场时，贝尔福正在发表演说，广大听众中断听讲，全体起立向他欢呼。这个26岁的新手，以他在南非获得的名望和娴熟的演说技巧，已比一般的议会老手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丘吉尔看到听众乐意听他演说，并能很好地理解甚至赞同他的看法，灵机一动，决定到全国各地去发表索取报酬的演说，以便为从事政治活动积累足够的金钱。当时在下议院当议员是没有薪水的（议员领取薪水制度始于1911年），他们必须靠自己的钱维持生活，还要支付竞选的经费。

    他发表的关于英布战争的巡回演说，客观上是给保守党的竞选活动进行义务宣传；而得到保守党各地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又使他四处奔波的演说能够持续进行下去。演说的中心内容，自然是突出个人，自我宣扬，结果是名利双收。每场演说收入至少100英镑，在利物浦的演说高达300多英镑，他一个月内便由此收入4500英镑，而《晨邮报》支付的十个月薪水，和当年出版两本书的所得，也不过是这个数目。

    国内演说尝到了甜头，丘吉尔更扩大了胃口，他接着又到美国和加拿大去演说。丘吉尔演说的美国主办人拼命为他宣传，对公众吹嘘丘吉尔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连虚荣心很强的丘吉尔也觉得这些话有点过分，虽然他心里巴望着有朝一日登上首相的宝座。鉴于这种宣传在英国影响不好，他便要求美国主办人适当修改广告的措辞。到纽约演说时，美籍爱尔兰人进行抗议，说英国政府对南非布尔人像在英国对爱尔兰人一样，对民族独立运动实行武力镇压的政策。幸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替他解围，才排除了麻烦，继续“沿街兜售自己如何逃离令人毛骨悚然的布尔人法网的冒险故事” （一家美国报纸所说）。在大西洋彼岸演说的效果 和收入都不如英国，因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不可能有强烈的反布尔人情绪。

    一个月后他便回国，继续在国内演说。

    从1900年8月底到1901年2月初五个多月时间内，“除了星期日以外，我差不多每晚都要演说一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有时一昼夜演说两场。我接连不断地奔波，很少在一张床上睡过两次”；“我决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大厅挤满了情绪激昂的人群，我赶赴一个又一个会场，发表一次又一次演说。我赴会所乘马车的嘎嘎声和迎面袭来的冷空气，同热气腾腾、灯火通明、热情奔放的会场气氛，不时交替出现。”

    他靠演说一共收入1万多英镑。他把这笔在当时说来为数不小的款项存到曾为他父亲效劳的一位银行家卡塞尔那里。利用这笔钱的利息和投资收入，至少在今后几年中，丘吉尔可保吃用不愁，从政开支无忧。万事俱备，丘吉尔从最初在英国政界获得议员这个坚实的立足点起，就决心而且可以一心一意，毫无顾虑地猛打猛冲了。

    踏入政坛前夕的丘吉尔，在熟悉他而又有眼力的人心目中，是怎样一种形象呢？

    1898年初冬，丘吉尔打完仗从苏丹归来，在轮船上遇到英国著名新闻记者史蒂文斯。史蒂文斯对丘吉尔的印象很深，他向他所任职的《每日邮报》的老板哈姆斯沃尔斯谈起丘吉尔，老板建议这位记者深入了解一下，以后好好报道。史蒂文斯对丘吉尔跟踪考察了一段时间，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欧洲最年轻的男子汉》的文章 ，对丘吉尔作了透辟的分析。

    论年龄，甚至论气质，温斯顿还是个孩子，但若论个人抱负、深思熟虑、运筹自如、有的放矢、手段高明等方面，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他是个有坚定抱负和敢于为之采取果断行动的男子汉。他对于所采取的手段能否使他有效地达到目的，能作出准确的、几乎是令人惊异的判断……他具有老练的国务活动家那种灵活自如处理事务的本领。他也许具备当一个大将军的品质，不过这些品质从未在他身上表现出来，而另一些品质却在他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假如他愿意，这些品质能够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成为一个卓越的新闻记者，或成为一个最大的广告商行的老板。

    丘吉尔是个不谦虚的人。特别是在军队中，……他自命不凡，经常碰钉子。然而他并不因此自暴自弃。他自命不凡的这个缺点是无法克服的，无论从年龄、从正常的理性或从事实本身来看，都没有为此提供条件……丘吉尔是个沽名钓誉、处世谨慎的人。与其说他在盘算如何飞黄腾达……不如说他在深刻地进行自我省察，而这种省察的结果使他相信，他具备将来成为叱咤一时的人物的天赋个性。……他的未来是在20世纪。

    蒂史文斯敏锐的眼光所把握的这些特点，从丘吉尔青年时期就已显露出来，基本上一直保留到他政治生涯的最终时刻。正如史蒂文斯所预见的那样，丘吉尔在20世纪的英国，几度成为众目仰视、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并在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与史蒂文斯的观察和判断相近，同保守党在政治舞台上激烈角逐的老冤家自由党，在丘吉尔当选为议员后，他们的喉舌《曼彻斯特卫报》也承认丘吉尔是“一位勇敢无畏、富有魅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丘吉尔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没有系统的世界观和可以比较严密地加以论证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观点，甚至对英国人心目中具有神圣性的宗教信仰，他也看得很淡。不过，受吉本和麦考莱史学著作影响，他终生抱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即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姑不论对这种观点如何评价，但这一信念却像火车头一样产生巨大的力量，牵引着丘吉尔前进。他决心要当一流的杰出人物和英雄，他自信必定会成为一流的杰出人物和英雄，他在20世纪之初踏上英国政坛，创造20世纪的英国历史便是他的天职。

    2. 家鼠跳离下沉的船

    1901年1月，在位64年的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爱德华七世继位。展望新世纪，大英帝国的前景有如多雾的伦敦上空，是阴暗的，晴雨未卜的。丘吉尔自然也没有料到，大英帝国的良辰美景已开始成为过去，迅速崛起的帝国主义敌手将向英国发起挑战，国内将出现贵族影响衰微、资产阶级作用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得更多发言权的新格局，而他，在这艰难时世中，磨练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最后一个杰出的大政治家，奋力挽救着颓势，并在德国法西斯的进犯中，领导“约翰牛①”捍卫了英国的生存。

    ① 约翰牛 （john bull）是英国人、英国的代称。

    2月15日，新一届议会首次会议开幕。丘吉尔身穿黑色燕尾服，头戴高高的宽边平顶灰礼帽，拄着手杖，昂首阔步走进泰晤士河畔的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物宏伟壮丽，每当议会开会时，白天在维多利亚塔上升起英国国旗，夜晚则用灯光照射大钟楼。

    议会大厦中圆形的中央大厅将上、下议院分开。上议院名为贵族院，由英国王室后裔、世袭贵族、终身贵族 （包括26位主教、最多11位高级法官和英王册封的功勋卓著人士）组成，马尔巴罗公爵自然也是一名上议院议员。

    这1100多名周身流着高贵的“蓝色血液①”的人，只有司法权而无立法权，对下议院通过的议案如不同意，只能拖延其生效的时间，而不能加以否决。他们没有薪水，1958年起可根据出席会议的天数领取车马费补贴。上议院过去权力很大，随着贵族阶级的没落，议员实际上已降格为承袭祖先余荫之人和退休政界要人的荣誉职务。

    ① 蓝色血液之人系英国人对贵族的一种称呼。

    下议院是平民院，拥有立法权、对内阁的监督权和倒阁权。它的600多名议员由选举产生，每年开会175天，开会期间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会，前四天从下午开到晚上，星期五从11时开到16时30分。会议大厅的右边是执政党议员的座席，左边是各在野党议员的座席。执政党内阁成员和反对党“影子内阁②”成员分别坐在两边的前排，称“前座议员”，其他议员坐在两边的后排，称“后座议员”，前排、后排中间有条过道作为分界线。原先，当议员是有钱闲人们的业余工作，随着工党势力逐渐壮大，有些工人当了议员，他们须每天做工，没有时间和金钱坐车去议会开会，去选区访问选民，因此从1911年起通过议案，给议员发年薪。大厅楼上为记者席和听众席，议会辩论公开进行，但不准拍照。

    ② 影子内阁是反对党配备的内阁班子，其成员在议会中分别瞄准现任内阁成员的施政举措，同他们唱对台戏；一旦反对党上台执政，影子内阁稍加调整，就成为正式的组阁名单。

    丘吉尔走到保守党后座议席的第一排，在他父亲就任议员时坐过的一个座位上坐下，伸直的双腿搭在一起，大礼帽扣在前额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像一个年长的议员一样，懒洋洋地环视着四周。他是最年轻的议员，但是托家族和父母之福，他早已结识过一些议员和大臣，也曾跟着父亲来听过会，熟悉这里的一切议事规矩。他没有陌生感和新奇感，也就不会有特别的兴奋。

    走出校门时，他坦率地对一个朋友说过：“我们都是些小昆虫，不过我确实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现在他的志向比当一只默默无声、发着冷光的小虫不知提升了多少倍，他在盘算着如何成为一条搅动政治风云的人中之龙。

    新议员照例要发表在议会亮相的“处女演说”，这像戏剧学校毕业生的首次公演一样，对于在公众面前显示自己的形象十分重要。对于首次演说，他们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认真准备不用说，还要把时间推迟到议会开幕的一个月之后，以便有更多的机会观摩老议员的熟练表演。丘吉尔却急不可耐，第四天就发表了他在议会的首场演说。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他说他小时候体弱多病，不可能比他父亲活得更久，他也大概只能活45岁，但却要比他父亲取得更大的成就。事实上，他的寿命比他父亲整整长了一倍。

    演说的题目选择得很恰当。议会那天辩论的是南非政策，对于丘吉尔来说，没有别的问题比这更熟悉的了。

    演说的环境和条件却是全新的。丘吉尔很健谈，在社交活动中他往往滔滔不绝说个不完，肆意垄断谈话的权利，把交谈变成独白。有时对那些只有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问题也高谈阔论，引起宾主一阵哄笑，他既不害羞，也不计较。近几个月来，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是他的家常便饭。这些演说很有感染力和鼓动力，主要是由于素材生动，事例丰富，善于表情，擅长辞令，幽默风趣。可是议会演说的要求就不同了，它必须思想深刻，逻辑性强，论证有力。尤其要会随机应变，必要时根据前面的人发言情况，抛开已准备好的内容，有的放矢地另起炉灶，至少也要作若干修改和补充。只会照本宣科念讲稿，会被看成愚蠢无能。何况，议会辩论是随便交谈式的，人们经常用插话和提问来打断演说者，演说者应该具备迅速反应的能力，善于立刻答复那些出难题或搞小动作的人。丘吉尔为迎接新的考验，作了精心的准备。他事先设想演说前、演说中间、演说后其他议员会说些什么与他的意见相同和相反的看法，拟定几份不同对策的讲稿，把其中的要点和警句背下来，对着镜子练习手势动作，设法尽量掩盖发不好字母s的音这一天生缺陷。

    丘吉尔被安排在自由党37岁年轻议员劳合·乔治后面发表演说。他一边听劳合·乔治讲活，一边再次修改自己讲稿，针对劳合·乔治指责保守党政府烧毁布尔人庄园的行为，丘吉尔说：“尊敬的议员刚才的讲话未免不够公正。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这已被近期内各国发生的战争实例所证实。如果让我——一个亲临战场的人加以评论，我可以断言，像英布战争这样以人道主义和宽容精神进行的战争是前所未有的。”

    保守党座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丘吉尔接着推崇布尔人的英勇善战，主张让布尔人得到公正而光荣的和平：“政府应当明白，企图轻易地降伏布尔人，那只会增加痛苦和危险。可以考虑适当增加一些兵力以稳定当地的局势，然后给布尔人以公正的停战条件和自治的权利。”

    这回在自由党席位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保守党的大臣们却眉梢紧锁：他才初出茅庐，居然就不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政策。张伯伦侧转脸对邻座耳语说：“议会这个席位就这样白白扔掉了。”

    总的说来，亮相演说是成功的。演说结束后，劳合·乔治前来相见，同他热烈握手，英国政界两名崛起的新手从此开始了长期的友谊。下院的会议大厅在二战中被德军炸毁。重建的会议大厅于1950年10月26日落成，它的正门两旁分别放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的雕像：一边是劳合·乔治，另一边是温斯顿·丘吉尔。

    保守党的政治活动家米尔涅勋爵曾这样描绘 20世纪初叶的英国议会：

    “威斯敏斯特这个的大会……是由一些由于对首都的无轨电车或外地的啤酒馆经营有方而被选进议会的人组成的。”这话虽不免夸大其词，但议员中确实有些人是大款拿钱买光彩，到会稀稀拉拉，开会出出进进，听会闭目养神，或昏昏欲睡。丘吉尔则不然，几年前他给母亲的信就写道：玩弄政治是极好的赌博。”他醉心于政治赌博，议会开会每会必到，每到必全身心地投入。为了节省时间，开会期间他就同弟弟合住在离威斯敏斯特很近的一所公寓房子里。他的会外活动很多也是围绕和服务于议会活动。

    他深深懂得，演说艺术是政治活动家青云直上的重要条件。在最初几年，他每次参加议会辩论都要事前撰写几份不同的演说稿，反复斟酌字句，认真修改，然后加以背熟。他的记忆力很好，但要背熟同一主题的几份稿子，在演说时不把两种不同方案的稿子混淆起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一次在议会演说到一半，突然忘掉了下文，只好中断演说，尴尬地回到自己座位上。

    他从中吸取教训，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情况，演说时手里拿着演说稿，或在手掌上写个备忘提纲，一旦忘记时便瞟一眼，有备无患。后来他不再背讲稿了，而且掌握了即席发表演说的本领，能够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突然出现的问题进行辩论。但是，甚至到他当了首相，进入晚年，他仍然亲自撰写主要的演说稿，从内容到形式都津津有味地仔细推敲。

    丘吉尔认为，在政治上坐快车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效仿他的父亲，在党内建派，同党的领导集团唱对台戏。他同保守党四个年轻的后座议员结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压力集团，他们被称为“休里根”，这个名称是从其领导人休·塞西尔 （索尔兹伯里首相的小儿子）的名字演变来的。他们是些沽名钓 誉、牢骚满腹的人，于是“休里根”很快就讹传为或被人改称为“胡里根”（hooligan），即流氓阿飞。

    执政党拥有议会多数，一般来说并不怕反对党捣乱，但若本党内部出现反对派，那就比较麻烦。他们可以对本党提出的议案表示非议，还可以在表决时投弃权票或反对票，而对他们的制裁只能是等到下届议会选举时不提他们当候选人，这已是马后炮了。为把反对派力量减少到最低限度，执政党领袖有时会采取怀柔政策，吸收党内反对派代表人物入阁。这样一来，通过造反而当大臣倒不失为有野心的年轻议员的一条终南捷径。丘吉尔有次在信中对休·塞西尔写道，他的“这种雄心本身是一种丑恶的、令人不满的景象，但由伟大事业的潮流推向前进时，则完全是一种优点”。所以，也不能把丘吉尔在议会中发表的政见完全视为一种欺骗和权术，其中也反映了那个阶段他内心的一些真实见解和真情实感。“休里根”也像丘吉尔父亲一样，常常在饭桌上进行政治活动，宴请两党政治活动家，从中猎取信息，学习经验。

    他们都有绅士风度，政治上互为对手的人，也有些私交中是好友。

    丘吉尔当时以保守党左翼面貌出现，在议会中往往同自由党右翼采取不约而同的态度，多次反对保守党的政策，实际上成了自由党的代言人，因而保守党的领袖们对他越来越不满。

    保守党政府对布尔人施加压力，通令布尔人领袖们在一个月内投降，否则将遭受终生放逐。丘吉尔公开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不可能在南非赢得胜利。

    布尔人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英德矛盾的加深有可能导致有朝一日英国需要在欧洲大陆作战，政府感到兵力不足。陆军大臣布罗德里克向议会提出了扩军方案，把正规军由两个军扩大为三个，再建立三个随时可派往海外服役的预备军。丘吉尔反对扩大陆军议案，可是他厌恶数字，算不出军费开支，于是他聘请专家提供有关数据和大量实际资料，又花了六个星期来准备发言稿，然后第一个跳出来对这个提案提出异议。他说英国防务的关键是建立一支精良超群的海军，对海外殖民地实行炮舰政策。至于充当配角的陆军，有两个军已足够，实际上只需要一个军。如果要考虑在欧洲打仗，六个军也还不够，而向欧陆出兵的需要，却不知在遥远的哪一天才会提上议事日程。然后他话锋一转，暗示应该削减军费开支，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他在指出按布罗德里克的计划军费开支必然增加一倍以后，感慨地说：“难道我们国内已经消灭了贫困了吗？”丘吉尔还把演说稿印成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大造舆论，扩大影响，争取支持。

    对丘吉尔反对扩大陆军，有种种评论。布罗德里克更是尖锐地抨击：“丘吉尔为鼓吹帝国主义来到了下院，但他却不准备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花钱……这是继承了他老子的意愿——推行廉价的帝国主义政策。”丘吉尔的动机中可能混合着种种因素：他知道布尔人不是靠穷兵黩武可以征服的，他对布尔人的处境确实存在某种同情；他的父亲是因反对扩军下台的，此举是对保守党一个独特的报复；他佯称为群众谋利益以蛊惑人心，迫使本党领导向自己讨好，给予显要职位。不管怎么说，丘吉尔确实是以激进的姿态出现，得到了群众和舆论的支持。扩军方案经过议会内外讨论两年，最后未获通过。

    丘吉尔获得了胜利，初试锋芒就崭露头角，引起了人们更多的注意。

    1903年5月15日，张伯伦在自己的选区伯明翰发表演说，提出仿照德国和美国的办法，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政策，来保护国内市场和工业。按照这项建议，在大英帝国本土和殖民地、自治领之间，进出口商品享有优惠税率，而对大英帝国范围以外的商品，则筑起关税壁垒，减少和防止它们渗入。张伯伦断言，这一妙策可使英国经济击退后起的德国和美国的挑战，出现前所未有的新繁荣。

    早在一年多以前，张伯伦应邀到“休里根”赴宴，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就透露了他还在酝酿中的这一得意杰作。他一方面向主人们指出，他“是在一伙很坏的人当中用午餐的”，一方面又在告别时神秘兮兮地说：“年轻的绅士们，你们像招待国王一样招待了我。为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像无价之宝一样的秘密——关税壁垒！这是将来，甚至是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实质。你们要好好地研究它，彻底地弄通并掌握它。要知道，你们不会为殷勤地招待了我而感到遗憾的。”他没想到，“休里根”得风声之先，果然先行一步，认真研究起来，只是研究的结果令他心酸落泪。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向标榜自由贸易政策，以便从国外进口廉价工业原料，向国外推销竞争力很强的工业产品。伯明翰演说一出，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引起轩然大波。采纳这个建议，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保守党内外和议会内外都像开了锅一样沸腾着辩论。

    张伯伦无疑地是敏锐地看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英国某些工业产品已失去了垄断地位，德国和美国的矿产和重工业产品已打入英国市场。实行关税壁垒政策，这些工业部门，特别是与张伯伦有关联的重工业财团将从中得到好处。但是，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料的轻工业和造船业却一无所得，还将提高成本；而由于这一政策导致英国进口粮食价格的上涨，更会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英国工人反对放弃自由贸易制。自由党坚持自由贸易原则。保守党对关税壁垒议案的态度分裂成两派。继索尔兹伯里担任首相的阿瑟·贝尔福也不赞成张伯伦主张，但张伯伦是声望很高的党内元老，贝尔福想要维护党内的团结统一，便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这次辩论对于丘吉尔又是一个好机会，他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和力量对比，在议会内外展开了紧张频繁的活动，激烈地反对实行关税壁垒，顽强地维护自由贸易。他虽然没比自由党人讲出更多的或独特的理由，但他精力充沛，雄辩滔滔，无异于从内部向保守党投掷了一颗重磅炸弹，比别人更具有轰击力。在党内外夹攻中，保守党政府几乎近于瘫痪。

    政府中拥护自由贸易的大臣继续向贝尔福施加压力，结果他们和张伯伦于1903年9月9日全部辞职。贝尔福着手组织新政府。不少人认为，如果把又一次因持不同政见而名扬全国的丘吉尔延揽入阁，或许他为了保住这个政府职位，会由政府的反对者变为政府的捍卫者，并对政府的行动遵循集体负责的原则。否则，这样一位重要的政界人物无论是留在党内或投奔政敌阵营，都可能给政府和党造成严重的危害。贝尔福没看上丘吉尔，却把一个大臣职位给了另一个才华与精力都比丘吉尔差得多的后起之秀博纳·劳。后来张伯伦向人谈起这一失策说：“丘吉尔是所有年轻人中最聪明的一个，贝尔福任凭他离开党是犯了一个错误。”

    丘吉尔失望了。丘吉尔没有耐性再等待下一轮机会，同时又像当时许多人一样，看出保守党内一片混乱，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于是丘吉尔小步快跑，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对保守党的叛离。

    1903年12月，他在结束一次攻击保守党政策的演说时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个自由党！”

    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独立的保守党人”。一次，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发表关税问题的演说，一大帮支持政府的人在首相亲自带领下当即离开了议会大厅。

    4月，他在一次议会演说结束后，坐到了自由党后座议员的席位上，紧挨着劳合·乔治。在又一次演说中，他称劳合·乔治为“自由党大军的杰出将领”。

    正式断绝与保守党的关系后，有六个选区建议丘吉尔以自由贸易独立拥护者的身分，充当他们那里下届议员候选人。他对此不感兴趣，他很清楚，要向上爬，而且要爬得很快，需要一个大党的支持。

    5月16日，他到曼彻斯特发表演说，向保守党射出了总攻般的猛烈的炮火。他称保守党是为大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强大同盟”。这个党的执政意味着党的机器在实行暴政，“在国内贪赃受贿，为了掩盖这种恶习而在国外发动侵略”。保守党的政策“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昂贵的粮食，而对百万富翁来说是廉价的劳力”。接着，他从演说的讲台下取出一块大约 3/4磅的小面包，并且来回晃动着说：“实施保守党的政策，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之后，又拿出一块重约两磅的大得多的面包说：“如果保持自由贸易，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大面包啊！”

    这个月底，他正式走进了自由党行列。

    从保守党人那里，丘吉尔得到一个“布伦海姆家鼠”的绰号。保守党养肥了这只来自马尔巴罗公爵封地的家鼠，这只家鼠却在保守党之家大造其反，不仅以其政见的喧嚷，而且有时还出之以粗暴的谩骂。

    刚转到自由党阵营不久，丘吉尔就向激进的老议员迪尔克承认，他并不同意自由党的某些观点。迪尔克警告他：“温斯顿，你应当检点些。家鼠离开下沉的船舶只能一次，不能再干第二次。如果你想这样干两次，那你就将完蛋。”然而迪尔克错了，20年后丘吉尔又离开了下沉的自由党之船，基本上成功地再次出现在保守党内。

    3. 快步急跑，33岁当大臣

    外贸政策的争吵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

    1905年12月4日，贝尔福内阁集体辞职。他们心中有个以退为进的如意算盘，以为让自由党马上组织政府，这个新政府必然会由于自由党议员在议会中不占多数，自由党议员之间也有分歧而迅速垮台，那时候再卷土重来，必然会增强保守党的地位。哪知自由党领袖之间迅速达成协议，消除分歧，第二天就组成了以坎贝尔—班纳曼为首的新政府，并宣布立即解散议会，在1906年1月举行大选，争取在下届议会中拥有多数议员以掌握主动。选举结果，自由党获401席，保守党仅获157席，另两个组织都只有几十席，自由党政府站稳了脚跟。

    从此，结束了保守党的10年执政。以后的10年中，由自由党的政府统治英国，包括两党联合内阁在内，以后的 17年都是由自由党人出任英国首相。

    坎贝尔—班纳曼原拟安排丘吉尔担任财政副大臣。在英国，财政大臣往往是首相的继承人，因而财政副大臣也是一个显要的职位，而且薪俸比其他部的副大臣多得多。但是，丘吉尔辞谢了这一器重他的建议，因为他对与繁杂的数字打交道的财务几乎一窍不通。他宁肯去殖民地事务部当副大臣，这方面过去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他的顶头上司殖民大臣额尔金却对殖民地问题了解甚少，额尔金还是上议院议员，经常要去那边开会，因此他丘吉尔必然会成为这个部握有实权的事实上的大臣，可以全面地发挥他的主动性、独立性和无穷的干劲。

    丘吉尔如愿以偿，当上殖民副大臣后，从文官中挑选了一个与他同年的埃迪·马什当私人秘书。此人瘦高个儿，嗓音尖细，博学多才，既能为性急的丘吉尔很快地找到和准备好他所需的大批各种资料，又能以其稳健的个性在丘吉尔焦躁和发脾气时很有策略地劝他克制，充当他的缓冲器。丘吉尔十分器重这位助手，让他跟着自己从一个部调到另一个部，直到1929年，一直在自己身边工作。埃迪·马什对文学具有浓厚的兴趣，是个具有很高的审美鉴赏能力的修辞高手，他读过并修改过此后丘吉尔全部著作的清样，使这些作品增加了文采。他为丘吉尔忠诚地效劳，两人良好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1953年他去世为止。有人对丘吉尔担任那么繁忙的国务工作，竟能在知识结构不大完善和文化素养不够精深的条件下，写出那么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稿感到大惑不解。丘吉尔有次对一位研究人员透露了其中的奥秘之一：“其他人能够替我做的脑力工作，我自己从来不去做。”丘吉尔一生将大量的专家、学者和其他出色人才网罗在自己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以致上述研究人员认为，丘吉尔的“组织能力比思维能力更强”。

    丘吉尔在埃迪·马什陪同下到曼彻斯特去竞选。这里传统上是保守党的据点。丘吉尔本来可以挑选另一个把握更大的选区，但是好斗的性格把他引向这个工商业大城市。他知道自由贸易是曼彻斯特的命脉，他每次演说都把重点放在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上，他把赞成自由贸易的那一部分保守党人也争取过来了。他还在该市抗议沙皇蹂躏俄国犹太人暴行大会上讲话，博得了在曼彻斯特很有影响的犹太人的好感。

    曼彻斯特保守党候选人抓住丘吉尔的倒戈行为作为武器，印发他过去标榜保守党、攻击自由党的言论来质问他，要求他当场向选民作出解释。丘吉尔接过汇集这些言论的小册子，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为保守党工作时，确实说了一些蠢话。我退出保守党，正是由于我不愿继续说蠢话。”听众大笑，向他欢呼。接着他把那本小册子撕碎，朝外一扔，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色，轻巧地打破了尴尬。

    丘吉尔第二次当选为议员，这回是自由党的议员。

    在殖民副大臣任期内，丘吉尔完成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按照自由党内阁的旨意，解决南非的前途问题。他负责草拟一项议案，将英布战争结束后被并入英殖民帝国版图的德兰士瓦和奥伦治，同英国移民较多的开普敦、纳塔尔合并，组成南非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样。他在议会辩论中答辩时说，以前的殖民地占领政策是用一条腿站立的，现在让南非在大英帝国范围内自治的新政策是用两条腿站着，“如果要使英国在南非的统治持久稳定，则必须长期取得布尔人的合作。”用武力征服原本独立的国家，把它变为殖民地，然后又给殖民地以一定限度的自治权利，丘吉尔将这种进三步退两步的做法吹嘘为“阳光和煦”、“宽宏大量”。这一议案获得通过，于1909年生效。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之间的矛盾，可是非洲土著居民却受到欧洲白人的残酷剥削和统治，他们在1912年就成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开始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

    1907年下半年，丘吉尔赴英国各东非殖民地作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半视察半休假的旅行。殖民大臣额尔金同富有首创精神但却咄咄逼人的副手相处不大和谐，便以避免反对派的批评为由，要丘吉尔为其一行四人自筹旅费。

    丘吉尔同《滨海杂志》谈妥，为其撰写系列文章 ，每篇150英镑，以稿费来支付旅费。

    丘吉尔原拟花更多的时间观光和狩猎，但一到非洲就陷入繁忙的公务之中。英国派驻当地的总督为他设宴接风洗尘，向他报告工作，当地王公贵族、部落酋长频频前来参拜，弄得丘吉尔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有时只好晚上一边洗澡一边向埃迪·马什口述为《滨海杂志》撰稿的素材。

    艰辛的旅途丝毫没有令丘吉尔扫兴，丰富的自然资源还使他游兴倍增，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他心中萌发，如果在这里大修铁路、大建电站、大盖工厂，东非沉睡的丛林，白白冲泻的瀑布，就将从无穷的潜力变成大英帝国滚滚而来的财富。于是一边旅行，一边把即兴而来的设想倾注笔端。出发不久，白厅①就收到一份又一份的长篇汇报与建议。为了防止把报告写得大而无当，空洞抽象，他甚至雇用400多名当地民工，穿越原始密林勘测了从维多利亚湖到阿尔伯特湖的拟建铁路线路。丘吉尔戴起把整个头部都罩起来的遮阳帽，防止赤道炎阳灼伤皮肤和各种有毒的蚊蚋叮咬，指挥民工逐段勘测线路，每天只能前进12～14英里，晚上就住在临时搭起的窝棚里。生活十分艰苦，他的一名男仆还因食物中毒而身亡，丘吉尔并不因此半途而废。他总是毫无倦意，谈笑风生，兴致勃勃。

    ① 白厅是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因这片办公大楼都用乳白色的波特兰石建造而得名。

    额尔金对不断涌来的汇报和备忘录不感兴趣，把它们抛在一边，当时要实行这些花费大量财力物力的计划，无异于纸上谈兵。不过，这并不妨碍丘吉尔把他的旅途见闻和开发东非殖民地的主张写成一本新书，于1908年出版了《我的非洲之行》。

    丘吉尔回伦敦后，坎门尔—班纳曼病入膏盲，辞去首相职务。财政大臣阿斯奎斯继任，筹组下届内阁，他建议丘吉尔在海军大臣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两个职位中任选其一。丘吉尔仔细衡量利弊，海军大臣地位较高，但是他对海军从未接触，而且何时才会打海仗现在还难以预测，急于施展才干的丘吉尔不愿坐这冷板凳。他选择了地方政府事务大臣，这个部地位低于海军部，但职权范围涉及他近几年很有兴趣的社会改革问题，他可以在这个岗位上放手搞些试验。不过现任部长是内阁中惟一的工联主义者，他不愿离开这个部。

    于是，阿斯奎斯任命他出任贸易大臣，接替劳合·乔治，而后者则改任财政大臣。

    1908年4月，丘吉尔进入内阁，成为1860年以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时年33岁多一点。

    按照当时的一项法规，非全国大选时当选的议员要升任大臣，必须辞去议员，参加补缺选举，重新当选议员后才能就职。

    在曼彻斯特选区，上次失败的保守党发动了攻势凌厉的反击，自由贸易问题已不是这时争论的焦点，自由党政府提出的减少国家对教会办学经费资助的法案，将原来支持自由党的大量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推向了保守党一边，加上丘吉尔对妇女参政运动拥护者提出的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要求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她们便摇动小铃铛干扰丘吉尔的竞选演说。这样一来，丘吉尔落选了。后来他被补选为丹迪选区议员，连任15年之久。

    4. 姗姗来迟，奋勇救火结良缘

    1908年，大臣与贤妻一齐到来，丘吉尔双喜临门。

    33岁就当上内阁大臣，是他急步快跑的成果。33岁才燕尔新婚，对于贵族子弟来说未免姗姗来迟。提前与推后，两者都是罕见的，而且不因早当高官，哪会晚结良缘。

    丘吉尔上学，都不是男女同校，后来当军官，部队中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他少有与异性青年接触的机会。踏上政坛20世纪初年在紧张匆忙中度过，他要为官场的乔迁而拼搏曾任首相的迪斯累里有句玩世不恭的格言：“没有人会在他结婚前经常出席下院会议。”丘吉尔正相反，他兢兢业业地泡在议会工作里。伯父的风流韵事也给他以教训和警戒，恋爱的不慎可能彻底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可不去冒这样的风险。当上大臣以后，有人上门来提亲，他也并不热心。

    丘吉尔过的是他的小说《萨伏罗拉》中主人公的生活，他参加上流社会的娱乐和社交活动，也主要是把这当作结识朋友、了解动态和交谈政治的机会，极少与姑娘们跳舞。熟悉他的艾德金斯证实说：“他整个身心投入了工作。在没有政治活动时，就读书和写作。他不像伦敦其他青年人那样生活。

    他去的是政治俱乐部，我从未在普通俱乐部里见过他。”他不论到谁家去度周末，总是带着一个装满书本与各种笔记的金属小箱子。他把很多空闲时间都用来读书，他在议会开会时也把材料和稿纸带去会场，偷空写作父亲的传记。他周围的人议论着，丘吉尔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世事难料。那年夏天一个深夜，丘吉尔与堂兄在拉特兰小镇休息，住的这栋公寓突然燃起熊熊烈火。消防队没有及时赶来，房子已无法挽救。于是丘吉尔戴上消防队员帽盔，奋勇跳进火中，领导抢救物资的工作，冒着生命危险从喷着火舌红焰和呛人黑烟的房屋里往外搬东西。当他又一次从里面跑出来时，说时迟，那时快，屋顶就在他的背后倒塌下来。报纸在报道这次火灾时写道：“如果丘吉尔晚跑出来一秒钟，他就将葬身于残垣断壁之中。”

    这条大臣英勇救火奋不顾身的新闻竟成了月下老人，打动了丹迪市 23岁少女克莱门蒂娜·霍齐尔的芳心，她在当年丘吉尔来这里竞选时见过他一面。他那英姿勃发和口若悬河，早已深深地刻印在她心中，如今她又为他惊人的勇敢精神所感动，便给丘吉尔发了一封表示敬仰和爱慕的电报。丘吉尔回电说：“火灾是一种顶好的娱乐，我们痛痛快快地享受了它的乐趣。”他们在布伦海姆宫相见，丘吉尔见她有着漂亮的眼睛，可爱的肤色和浓密柔软的乌发，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又对政治很感兴趣，便向她求婚，克莱门蒂娜当即答应。她寡居的母亲也满意，说丘吉尔和他妈妈相互尊重，“我认为一个好儿子一定会是个好丈夫”。

    9月12日，隆重的婚礼在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丘吉尔头戴高礼帽，身穿大礼服，克莱门蒂娜修长而苗条的身躯披上镶有威尼斯花边的柔软的白色锦缎，双双走进教堂，1400多人前来为他们祝福，教堂四周街道上还挤满了大批围观者。两位主教 （其中一位是原哈罗公学校长威尔登）主持婚礼，劳 合·乔治当证婚人，休·塞西尔为男傧相。国王爱德华七世送来一根嵌有马尔巴罗家族徽饰的镶金马六甲手杖，大银行家卡塞尔赠给年轻夫妇500英镑礼金。

    隆重的婚礼结束后，开始了蜜月的旅行。他们先到布伦海姆宫拜访马尔巴罗公爵，凭吊伦道夫在家乡附近的坟墓，接着游览马里列湖畔休养胜地博文诺，随后去瑞士和意大利。

    聪敏伶俐的克莱门蒂娜从他们共同生活开始时起，就发现命运派给她的角色是不容易扮演的。婚礼仪式刚刚结束，还没从教堂走出来，丈夫就津津有味地同劳合·乔治谈论政治问题；在布伦海姆期间，新郎也没能放下书稿，天天坚持写作《我的非洲之行》的最后章节；他从博文诺给同事写了几封长信，讨论当前需要处理的公务要事；而在风光旖旎的威尼斯运河上，丘吉尔坚持要乘摩托艇，为的是要过风驰电掣之瘾，尽管妻子希望坐那种富于浪漫色彩的带舱平底船。

    在两人共同生活的56年中，克莱门蒂娜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丘吉尔从未对选择配偶产生过后悔。他历来重视金钱作用，却以出身并非富裕家庭的克莱门蒂娜为终身伴侣，就是看中了她贤惠的人品，丰富的学识，以及与自己不同但正好可以互补的个性。他们的爱情都是一生只有一次，他们的婚姻堪称白头偕老的美满姻缘，这在资产阶级政治家当中是不多见的。克莱门蒂娜为丘吉尔在宦海浮沉、风云变幻的生涯中，创造了一个稳定和安谧的家庭环境，并把他在单身汉时养成的粗暴习气改造得较为温和起来。

    曾任丘吉尔私人秘书多年的约翰·科尔维尔，在《丘吉尔及其密友》一书中写道：“尽管温斯顿·丘吉尔忠实、亲切，但嫁给他的女人不会感到生活是很轻松的。他所选择的那个女人不仅有花容月貌，年纪大了仍是风韵犹存，受过良好的教育，娴雅温存；而且她还十分自信，能够对付他的要求和癖性。她通常满足了他经常是过分的要求，有时是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同时她也能使他冷静下来采取现实的和理智的态度，从而使家庭井然有序。”丘吉尔爱美食，从1909年开始，身体就发胖，变得臃肿起来。丘吉尔爱把劳合·乔治等人带来家里举行夜宴，畅饮白兰地，吵吵嚷嚷地谈论和争辩时事政治问题，常常闹到深更半夜。克莱门蒂娜对此有所不满，但她既不愿危害丈夫的政治生涯，也不愿怠慢他的朋友，总是尽力而为，操劳筹办，紧缩家庭预算，采购大虾、烤鸭等昂贵食品。

    除去一个幼年夭折的女儿外，他们有三女一子。1911年出生的独生子伦道夫，最受丘吉尔宠爱和溺爱，由于自己幼小时受父母忽视，当儿子还是小学生时，他就急切地让儿子参与自己的一些活动，同自己的政治朋友结交。

    伦道夫从小好高骛远，狂妄自大，骄横暴躁，生事闯祸，虽当过议员和记者，也颇有才华，终不成大器。正如科尔维尔所说的，“毫无疑问，造成不幸的部分原因是，他是在一棵大树的树枝下长大的，一棵小树在大树下的土壤中很难茁壮成长。”三个女儿依次是黛安娜、莎拉和玛丽。莎拉和玛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分别参加了皇家空军和陆军妇女辅助工作队的摄影、测绘工作。

    5. 手持胡萝卜与大棒

    从主政贸易部的第一天起，丘吉尔就将拿破仑的一尊小铜像放在自己办公室的写字台上，以后这尊铜像就伴随主人从一个部转到另一个部。

    这一引人注目的新摆设，可以说明丘吉尔对拿破仑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外，是否还隐约地透露了他一个隐秘的愿望，从当上内阁大臣起，他就把下一个目标瞄准了首相，做一个拥有英国最高权力的拿破仑呢？如果对此不便遽下判断，那么，我们确切知道的是，他在随后近四年时间中的作为，很像拿破仑一样具有两面性。拿破仑推动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把革命的影响扩大到周围各国，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势力，而他使用的方式却是对外侵略，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并且称帝。丘吉尔任贸易大臣，关心穷人疾苦，推进社会改革；1910年初改任内政大臣，却用罢工，甚至屠杀示威妇女。

    当时英国正处于周期性经济萧条之中，失业大量增加，减发工资更为常见，工人罢工时有发生，由65个工会和费边社等社会主义团体于1900年组成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后改称工党）的势力不断壮大，1906年在竞选中夺得下议院30个席位。邱吉尔带着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走上贸易大臣岗位。当时劳工部尚未设立，有关失业与就业、罢工与关厂等问题均由贸易部处理，这就为丘吉尔积极主动插手社会改革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丘吉尔向议会提出有关“血汗劳工”的法案并获得通过。“血汗劳工”是指劳动条件极差、工资极低的某些工厂和行业的工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这项法案决定通过国家干预，保证他们获得较合理的生活。丘吉尔在煤炭工业系统建立了8小时工作日制度。他还在贸易部内设立劳工职业介绍所，帮助失业者寻找工作，帮助企业家雇佣工人，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流动的机动性，减少因失业引起的惊恐情绪。由于贸易部掌握了有关工资和工作时间的详尽统计数字，丘吉尔又将原属内政部的劳资协商机构通过立法划归贸易部领导，并逐一制定各个行业工资、工时的指导意见，调解劳资双方这方面的纠纷。

    劳合·乔治赴德考察回来，提议学习德国强迫保险制度，要丘吉尔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丘吉尔充分利用了一些朋友的知识和经验，制订了强制保险法案，包括失业和残疾保险。为了筹集实行这项法案所需经费，平民出身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增加1400万英镑财产和地产税收的预算，因而引起更多的代表贵族利益的保守党人的激烈反对，以致在1910年初的大选中，自由党与保守党所得议席改变为275∶273。丘吉尔不顾被视为他所出身的贵族阶层的叛徒的危险，担任“预算同盟”的主席，为宣传和争取通过劳合·乔治的预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设想，争取工人的同情，把他们从工党那里吸引到自由党方面来，以缓解社会矛盾，保持和巩固自由党的统治。丘吉尔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完全否定和极端仇视工人革命运动，早在1906年10月于格拉斯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他就明确宣称：“任何一种涉及暴力的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压倒优势力量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将埋葬诸如此类的运动。”这一立场他从未改变过，而且体现为武装镇压的行动。

    贸易部职能的扩大和工作实绩的显示，获得议会和内阁的好评。丘吉尔建议将贸易大臣的年薪从2500英镑增加到一等大臣的5000英镑，并且从别人取代他以后再生效。阿斯奎斯答应了他这一请求，他这一姿态更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在大选前他受命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说，每次演说都很少重复以前讲过的内容，连首相本人的选区，也请他去演说。这些演说辑录为《人民的权利》一书出版。

    大选后阿斯奎斯对内阁组成稍作调整，让竞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丘吉尔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在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内政大臣中任选其一。爱尔兰人要求独立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的条件尚不成熟，丘吉尔便接受了内政大臣之职，以铁腕来处理越来越尖锐的群众政治斗争。

    威尔士的矿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煤矿公司资方决定强行解雇罢工工人，又在警方保护下把工贼送往罢工地区以破坏罢工，受到工人纠察队的阻拦。工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冲突很快发展为短兵相接的搏斗。当地警察局动用的大批警力远远超出维持秩序的需要，他们用武器屠杀工人。丘吉尔获悉后，又从伦敦增派1000名警察前往平定“骚乱”，并请陆军部派军队去压阵。

    妇女参政运动的拥护者在伦敦一家礼堂举行集会，然后组织一支300人的队伍向议会大厦前进，准备向首相递交要求妇女普选权的请愿书。丘吉尔如临大敌，在议会周围布置了1200人的警察部队。妇女们企图冲破警戒线，结果遭到持续数小时的殴打杀伤。以前对付游行示威者，只是抓起来关几天，现在警察竟改用惨无人道的手法，人们深信幕后指使者是内政大臣丘吉尔。

    1911年8月，英国海员和码头工人罢工，伦敦港口管理局求援，丘吉尔立即同陆军大臣霍尔登商定，派25000名士兵前往镇压。消息传开后，码头工人的领导警告政府，如果军队胆敢动一下船坞，就会发生武装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劳合·乔治说服首相出面干预，才把丘吉尔控制住。铁路工人为争取运输公司承认他们的工会，并声援海员和码头工人而宣布总罢工，丘吉尔不等地方当局求援，就派遣50 000名士兵，每人配20发子弹，开赴铁路沿线“维持运输秩序”。有三处士兵在驱散游行队伍时开枪，造成了伤亡。

    最可笑的是处理伦敦珠宝店被盗、追捕的警察三死三伤事件。丘吉尔亲自领导侦破这一案件。一天，他得到报告说，凶犯已在塞德奈街100号被包围，并且不时开枪，看来房子里强盗不少，弹药贮备充足。丘吉尔闻讯便披挂上阵，身穿皮领大衣，头戴丝绒礼帽，调集数百名警察和士兵，甚至还从军火库弄来大炮，剑拔弩张地赶去，指挥包围射击。被围房子着火后，丘吉尔命令不准扑灭大火。最后，人们在焚毁的房子里，只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英法的许多报刊嘲笑丘吉尔牛刀杀鸡，以石击卵，送给他“塞德奈街上的拿破仑”的雅号。

    6. 未雨绸缪壮大海军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德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认为它抢占的殖民地最少，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它的侵略扩张活动对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威胁最大。在早期英布冲突中，德国公开支持布尔人。1906年，英国一艘新型主力舰“无畏号”建成服役，它航速快，装备多门多种用途的大炮，德国获悉后，也立即着手建造。从此开始了英德竞造“无畏舰”的扩军备战竞赛。

    1911年7月的一天，摩洛哥小小的渔港阿加迪尔，发生了一件非常奇特和耐人寻味的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炮艇来到这里。他派了一些人登陆视察，所见只是低矮破烂的茅屋和啃食短草的山羊，其间散落着一些补网的渔民。他们就这样突然而来，接着又悄然离去。他们并非盲目行动，而是以行动本身发出一个无声的信号。摩洛哥刚刚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自称为“大西洋海军统帅”的德皇，此举不仅是警告法国在非洲的扩张，而且是表明德国觊觎非洲的强烈意向。

    此时，伦敦正沉浸在一片欢乐饮宴、歌舞升平之中。一向爱管闲事的丘吉尔，惯于对本部职权以外重大问题发议论，提建议，给内阁成员送厚厚的备忘录。他刚接收到阿加迪尔信号时不免大吃一惊，愧悔交加地哼了一声。

    他认为英国海军盖世无双，不把后起的德国海军放在眼里，两年前在议会中他曾把海军大臣提出要造六艘装备13.5英寸口径大炮的主力舰计划，视为惊慌失措，并且因担心实行社会改革计划缺钱而激烈地反对增加海军预算拨款。现在，他猛转180度，得出英德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成为未雨绸缪的积极备战派。他写道：“七年之内，我不会考虑其他任何事情。”

    在德国驻英大使麦德尔·尼赫伯爵回国前，丘吉尔为这位友人举行晚宴，明白地告诉他：“德国不应企图同英国在海上开战。如有必要，德国建成一艘军舰，我们将建造两艘……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论怎样相互指责，但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

    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采取措施，防备战时德国在英国领土上搞谍报和破坏活动。

    外交大臣格雷曾因丘吉尔逞强好胜，过问别部工作而挖苦他：“温斯顿见多识广，看来不用多久，政府中除了当首相以外，别的什么职务都不合适了。”丘吉尔不理睬这些，俨然以首相之下、各部大臣之上的人物姿态出现，频频地走访外交部和陆军部，花费很多时间了解英国同欧洲各国关系和英国战备情况，查阅国防委员会会议纪录，向将军们询问军事形势。他还发现海军部尽管建造“无畏舰”很有成就，但并无应付危机的计划和准备，不能保证战时运送英国远征军安全渡过海峡到法国作战 （当时英法俄已结成协约国 集团）。他给阿斯奎斯首相报告中说，海军部“眼下好像人人都在休假”。

    最后，根据军事专家们的想法和情报，经过自己健全的头脑加以筛选，并进行内行的分析和预测，丘吉尔于8月13日写出一份详尽的《本大陆军事行动问题》备忘录上报首相。他预测未来战争主要战役将在法德两国领土上进行，英国应向法国派遣13个师的远征军，加上辅助部队共计30万人。他抛弃了以前关于英国主要应依靠海军作战的设想。这份备忘录显示丘吉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天才的军事思想”，标志着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已逐渐成熟。英国内阁和国防委员会批准了丘吉尔的报告，按他提出的建议全面备战。

    丘吉尔的一些预测，在三年以后爆发的欧战中一一应验。

    阿斯奎斯决定加强海军部，拟调丘吉尔去接替海军大臣麦肯纳。尽管丘吉尔有些行为古怪，过分热心地对别人主管的工作评头品足，引起比他年长得多的内阁成员的反感，但他在贸易和内政大臣岗位采取的积极行动，显示出他是个赋有坚强毅力、决心和组织能力的治国人才，特别是他同工人运动作斗争强硬果断，研究军事问题表现的出慧眼卓识，更是深得统治阶级的喜爱和信赖。9月下旬，阿斯奎斯在苏格兰阿什菲尔德海滨度假，邀丘吉尔同往，与他一边打高尔夫球，一边征求他对改任新职意见。丘吉尔觉得大战将临，海军部的工作大有用武之地，加之舆论对他镇压劳工运动大加挞伐，他名声已臭，不想在内政部再呆下去，宁肯改任官阶较低的海军大臣，便满口答应了首相。

    1911年10月25日，新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到职，立即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海军，建设更强大的海军。

    他在海军部机关造成一种德军进攻迫在眉睫的临战气氛。建立参谋人员日夜值班制度，以便一有情况就发出紧急警报。把北海大地图挂在自己办公室写字台后面墙上，用小纸旗在地图上逐日标出德国舰队部署和活动。他让下属经常保持敌情观念。

    他把家搬进了海军部大楼。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军快艇“魔女号”上度过，他视察了所有的海军基地，走遍了几乎所有的军舰和造船厂。秘书埃迪·马什给友人的信写道：“温斯顿每天都要到8时或更晚才下班……我甚至连星期天也指望不上了。在过去的四个星期日中，我有三个是在 ‘魔女号’快艇 上度过的。”

    他仿效陆军，在海军创设作战参谋部，把指挥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他接连更换了年老资深但观念陈旧的第一、第二部务委员。他在朴次茅斯开办海军作战学院培训参谋人员。

    他将大臣同几位部务委员集体决策的传统工作方式，改变为向部务委员发号施令，引起一些将领的不满。但是他的改革却在下级军官和水兵中大得人心：提高了下级军官的待遇，取消了对犯轻微过失者的体罚，提高了士兵的薪饷，让优秀士兵有机会升任军官。海军《舰队》月刊主编说，英国“海军历史上没有一位大臣比丘吉尔更确实地对海军士兵的处境表示过同情”。

    他决定改用昂贵的石油替代煤炭作为军舰燃料，从而大大提高了航速。

    英国当时不产石油，丘吉尔说服政府，以200万英镑之巨资成立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并购得其控制权。

    他决定改进舰艇的武器装备，包括将主力舰上13.5英寸口径炮换成15英寸的。

    丘吉尔本来不懂海军，但他“在养兔场内到处打洞”的一系列举措却搞得有声有色，短期内就大大提高了英国海军战斗力。他成功的秘诀是请学识渊博的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当顾问，虚心请教，在实践中学习，迅速地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后来当丘吉尔离开海军部时，原陆军大臣基奇纳对他说：“您永远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您已使英国舰队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还在大战爆发前，丘吉尔就在7月中旬把一年一度的例行军事演习改为战争动员训练，通过动员训练，舰只和全体海员都做好了打仗准备。7月18日动员训练结束，海军部命令第一舰队保持集结状态，不开回自己的基地。

    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丘吉尔未经政府批准，擅自命令海军全面动员，他想以这种独断专行之举推动政府对德宣战。第二天，政府批准了丘吉尔的动员决定。8月4日，德国进攻比利时，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为由，向德国宣战。

    好斗的丘吉尔喜迎战争，兴高采烈，认为大显身手、大展鸿图的时机到来了。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万事有艰险，万物皆毁灭。我感到有趣、快乐和幸福。这不可怕吗？对于我来说，参战完全是引人入胜的事，让上帝原谅我这些丑恶而轻率的情绪吧！”

    英国海军早已部署在各战略要地，主力则从英吉利海峡移驻北海，使德国海军无法发动袭击，反而被封锁在基地。

    英国海军把陆战队送过英吉利海峡运往法国，未损一兵一卒。丘吉尔还征用伦敦街头50辆公共汽车，用作陆战队交通工具。陆战队士兵暂时无仗可打，乘坐公共汽车快活地驶来驶去，人们把战争中出现的这种有趣场面称为“丘吉尔马戏团表演”。

    丘吉尔大部分时间在法国前线跑来跑去，到处巡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基地。当时飞机活动半径不大，丘吉尔坐镇设在法国敦刻尔克和加来的英国海军航空基地，指挥飞机去轰炸德国齐伯林（飞艇设计师）飞艇和飞机基地。内阁讨论海军问题的会议，海军大臣竟常常缺席。连海军部的日常工作，有时也只好由首相替他掌管。

    丘吉尔求战心切，发表演说鼓动说，英国人应当像从老鼠洞里挖老鼠那样，把德国舰队从港口赶出来。德国人受了侮辱，派遣新式尖端装备潜水艇，从水底发射鱼雷，击沉荷兰沿岸三艘英国巡洋舰。但在北海和南美水域的几次海战，都是英国海军重创德舰。此外，英国海军还成功地为本国庞大的海外商船护航，免遭德军袭击。

    丘吉尔认为英国海军对德占有优势，他在海军部没有紧要大事可干，总是驰心旁骛，寻找机会越俎代庖，企图建立轰轰烈烈大功业。这年10月，德军围攻比利时安特卫普要塞，比利时政府准备放弃。当时首相不在伦敦，仓促聚集在一起的陆军大臣基奇纳、外交大臣格雷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迅速派人前往安特卫普说服比利时人不要放弃要塞，等待英国援军到来。

    丘吉尔受托前往，不满足于传达和说服，自作主张地抓过比利时领导权，住在旅馆里向比利时国王、大臣和要塞驻军指挥官发号施令。他头脑发热向阿斯奎斯拍电报，请求免除他的海军大臣，授予他担任盟军此次战役正式指挥官的军衔，他保证安特卫普保卫战取得胜利。首相心想，丘吉尔只是个退伍中尉，而安特卫普部队却有两名杰出少将，要让丘吉尔当指挥官，至少要授给他中将军衔，这样坐直升飞机一次晋升多级军衔，恐怕会人心不服，军心涣散，便没有同意。丘吉尔只过了几天当自封指挥官的瘾。就扫兴地回到了英国。

    7. 辞去大臣爬战壕

    当西线战局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丘吉尔寻求在东线突破，他向战事委员会（即战时的国防委员会）提出进攻土耳其（加入德奥一方参战）加利波利半岛，夺取君士坦丁堡①的主张。1915年新年刚过，俄国陆军总司令向英国发来吁请救援电报，希望英军对土耳其采取牵制性行动，以减轻土军对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压力。丘吉尔在战事委员会旧事重提，反复阐述最好的防御手段是进攻的思想，认为进攻不仅可以援俄，还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陆军大臣基奇纳和海军第一部务委员费希尔都同意开辟新的战线，进攻加利波利半岛。战事委员会通过了发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计划，由海陆军协同完成。但是会后费希尔认为英国海军主要目标是北海，不应向地中海分散更多兵力，而基奇纳对陆军前去远征也不很积极，再加上丘吉尔刚愎自用，难以合作，便埋下了日后协同不力，行动迟缓的种子。

    ① 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

    2月19日英法舰队向海峡周围工事展开猛烈袭击，海峡入口处炮台大多被摧毁。丘吉尔喜气洋洋，尽管正患流行性感冒，还是骑着马检阅了正待登船出发的海军陆战师。

    但是，英国东地中海舰队司令卡尔顿海军中将，先是埋怨舰艇不够，未能坚持轰击土军防御工事，接着又于3月15日因病辞职。副手德罗贝克接任指挥，3月18日再次猛烈轰击土耳其要塞，压得对方几乎无法还击。但军舰向前行驶时突然触雷，三艘大舰沉没，四艘失去了战斗力，几分钟内军力损失过半。德罗贝克大为惊恐，认为必须待扫净水雷，补充军舰，调来陆军之后，才能继续作战。

    一个多月后，陆军前夹参战，英国再次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此时土耳其已加强了半岛的防御，并且改由经验丰富的德国将军指挥作战。英军登陆时遇到猛烈的炮火，数以万计的官兵倒毙于滩头阵地，岛上制高点仍然全部控制在土军手中。1915年11月，英军全部撤出加利波利半岛，此次战役以英军战死、病死、受伤、被俘4.33万人而告终。

    众多英军丧生异域，英国公众大哗，《晨邮报》接连发表一组文章 ，愤怒谴责丘吉尔。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发表声明：如果丘吉尔不辞职，保守党拒绝参加正在筹组中的联合政府，拒绝支持阿斯奎斯领导的战时内阁。

    丘吉尔倚重的费希尔海军上将向他提出了辞呈。丘吉尔也不得不在阿斯奎斯改组内阁时辞去海军大臣，只在内阁中挂了个不管部大臣之名，暂时在战事委员会中保留席位。不管部大臣是个报酬不菲而又不须做事的清闲职务。这种职位通常是为新阁员或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准备的。丘吉尔调任此职，几乎等于被撤消原职。按照劳合·乔治说法，“由于建立联合政府，丘吉尔好像从一个大副被贬到甲板上，只干点杂活儿。”

    他对杂活儿也干得挺起劲，常常去战事委员会听最新战况消息，向首相和大臣发出没完没了的备忘录，要求重新发起对土耳其人的攻击。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不能控制权力杠杆，正像后来他在一次宴会上对一位女士说的，他就像“从头到脚都被绑住，去等待一位妙龄女郎的到来。”半年后战事委员会改组，丘吉尔被除名，连杂活儿也干不成了。

    丘吉尔十分沮丧，当时曾对报业大亨李德尔勋爵说：“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是一个不能再有发展的人了，但我感兴趣的是战争，是打败德国人。我有过很高的地位……有过杰出人物才能担任的高薪职位，这一切都变成了泡影，可我正是为了这一切才活着的啊！”

    丘吉尔妻子向首相女儿写信说，调离海军部对他造成可怕的伤害和肢解，“就好像贝多芬变聋了一样”。

    丘吉尔自已在《随想与奇遇》一书中描写他下台时感到的震动，“就像海兽从深海被捕捞后带出海面，或像潜水员突然浮出水面，我的血管由于压力突降而有暴烈的危险”。

    丘吉尔对舆论把战事失利的责任全推给他一人感到忿忿不平，他在悻悻然离开内阁后发表了一个自辩声明：“我在海军部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重大的政策性行动、舰队的重新分派计划、船只的调动和作战计划，不是征得了海军第一部务委员同意的，而且记录在案。”他要求公布档案。

    直到1917年1月，劳合·乔治任首相不久，调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失利情况的委员会，才在广泛听取证词后提出报告。报告结论认为，首相、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对战役失败负主要责任；阿斯奎斯在近两个月内（3.19～5.14）未召集战事委员会会议部署和贯彻确保军事行动获胜的措施；基奇纳在调遣陆军参战过程中迟缓拖沓，这是丘吉尔曾经提出过抗议的；丘吉尔有些专权，与海军顾问们协商不够，也没有把顾问们的不同意见提到战事委员会来让大家讨论。

    尽管仍有人说，如果不是丘吉尔千方百计地说服政府和陆海军各领导人，这一战役本来是打不起来的，但调查结论基本上是公正的，丘吉尔心头的压抑愤懑总算扫除。

    以上是后话。且说1915年初冬，丘吉尔无法在政府中谋得一个参与指挥战争的职位，便毅然辞去不管部大臣这一有名有利却无实权的高职，并且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以少校军衔奔赴驻法英军作战部队，上前线打仗去。

    是效忠英王为国尽力，还是铺砌日后升迁之阶？是将功补过，还是因不服而赌气？无论怎么说，当了10年的副大臣和大臣，而新入阁者的年龄仍然至少比他大10岁，丘吉尔下台后自告奋勇去前线当一个普通军官，总令人感到悲壮和倔强。何况，这是他请求授予少将军衔指挥一个军，请求当英属东非总督和军事长官，都被冷冰冰地拒绝之后。

    11月18日，在一片萧瑟的气氛中，丘吉尔来到伦敦码头，登船前往法国。他不愿苟且偷安地坐享优厚待遇，他找到一种特殊的发泄心头郁积方式，他由政坛又转回军界从头干起。他的朋友比弗布鲁克回忆当时情景写道：

    全家人包括女仆都去欢送这位战士——国务活动家，他拄着军刀站在一旁。他忠实的秘书埃迪·马什站在台阶上哭了……伦道夫夫人站在更高处，想到自己杰出的儿子要到战壕里去而完全绝望。惟独丘吉尔夫人表现沉着冷静，精神饱满并且怀有远大抱负。

    丘吉尔在布伦上岸。出乎意料之外，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将军已派来他的私人汽车，把他接到司令部，以精美的午宴为他洗尘。弗伦奇问老朋友想干什么，丘吉尔说：“命令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伦敦方面发来指示，只准丘吉尔指挥一个营。丘吉尔表示，愿先下战壕体验生活，为掌握指挥权创造好条件。弗伦奇派他到近卫步兵团一个营里去见习一个月。

    中校营长起初并不欢迎这位前大臣，他冷淡地说：“我认为应该告诉您，委派您到我们这里来的事没有同我们商量。”营里持有保守党观点的军官还作弄这位自由党人。有次通知他到军长那儿去，要他前往离驻地5公里处的十字路口，那里有辆汽车会把他带到军指挥部。丘吉尔走过十分泥泞的道路到达预定地点，等了1个小时也没见汽车。一个联络官来告诉他，汽车走错了路开往别处了，又说现在去军部已经晚了，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那里长官想见见他。丘吉尔火冒三丈，只好踏着泥泞返回驻地。不过他竟又一次走运，原来当他走了不久，德国人的炮弹正好击中他所在的掩蔽所。

    丘吉尔勇敢机智，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又接受以往教训，注意谦虚谨慎，处理好同事关系，主动请求每天两次陪同营长巡视战壕，终于取得营长好感。结束见习时，营长向弗伦奇称赞丘吉尔的良好表现。弗伦奇有意任命丘吉尔当旅长，可是阿斯奎斯不同意，接替弗伦奇的黑格将军也反对，都说丘吉尔想做个军人，就应当通过所有军阶逐级升迁。

    丘吉尔被派到苏格兰第六步兵营当营长，军衔升为中校。脱毛的凤凰不如鸡，大臣倒霉当营长，这种营长不好当。他得想方设法迅速赢得官兵的喜爱，树立自己的威信。他给自己设计了一套英式与法式军服相结合的奇形怪状、引人注目的军服，他那圆而大的头上，总爱扣上一顶浅蓝色的法国钢盔，他讲话爱像演员一样装腔作势而又富于幽默感，他的举动总是显出人逢喜事精神爽一般的生气勃勃和快活开心。

    他的部下终生记得他爱说的一句名言——“战争是一种游戏，玩起来应当满面笑容”。

    他来到这个营的第二天，把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宣布：“弟兄们，向虱子开战！”他详细地讲解了虱子的危害，又介绍了消灭这个敌人的方法。

    他带领大家用刷子和烧红的烙铁消灭虱子，又把自己带来的白铁浴盆借给大家使用。灭虱之战战果辉煌，仅三四天时间，全营面貌焕然一新，处处整洁卫生。

    他在营部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议论政事，并不隐瞒他对阿斯奎斯的抱怨。他在士兵中开展歌咏活动，帮助他们消愁解闷。士兵们既惊异又高兴，马尔巴罗公爵这个杰出的后代毫无贵族架子，竟然如此平易近人。

    他随身带着一部袖珍本的莎士比亚作品，一有时间就拿出来阅读。

    从见习到带兵，丘吉尔在部队基层生活了四个月，在风雨冰雪交相袭击的肮脏战壕里，白天冒着敌人炮火袭击的危险，晚上蜷手缩脚躺进睡袋，他似乎享受到了同士兵们在一起过艰苦生活的乐趣，他在信中说：“同有趣的人在一起，令人愉快，人们似乎并不介意那寒冷、潮湿和很不舒适的环境。”

    丘吉尔仍然是不守本分、爱好挑战的，有段时间前线没有发生什么战事，他厌烦这样平静地度过时光，便设法召来枪林弹雨。他请求老朋友炮兵师杜德准将，对属于自己防区对方的敌人战壕进行炮击，以此招来敌炮还击。有时夜里命令手下官兵向敌阵开火，害怕偷袭的德军便同样开火还击。因为没有必要地闹得神经紧张，妨碍休息，友邻部队对此很不满意。

    丘吉尔仍然摆脱不了孩子气。每当他那些位高名盛的老朋友来前线看他，他总爱带他们爬战壕，他乐呵呵地看到他们整洁雅致的服装被铁丝网划破，擦得放光发亮的皮鞋被污泥弄脏。

    丘吉尔当时仍是下院议员，1916年3月他休假回国参加议会关于海军问题的辩论。他发现政敌们根本不问他的发言是否有理，只是抓住达达尼尔海峡之战老问题，对他恶意地嘲讽谩骂，而内阁因首相领导无方又酝酿着危机。

    他于是打定主意退伍回国，准备重新开始他的政治生涯，首先恢复他在政治圈子中的声誉，然后再图进取，同时还要解决赚钱养家问题，眼下他已有二女一子。

    4月间，由于兵员缺额，苏格兰步兵第六营同第七营合并，原第七营营长资历比他深，获任新合并营营长，丘吉尔获得解脱机会，5月间回到伦敦。

    他给《星期日画报》、《伦敦杂志》和美国报刊撰写文章 ，每年稿酬收入大大超过他当海军大臣的5000英镑年薪。恢复政治声誉问题，也在第二年初得到基本满意的解决。

    8. 早期飞行员和“坦克之父”

    丘吉尔在海军大臣任期内，还干成了两种了不得的奇事。一件绝顶勇敢，一件非凡聪明，都是业余捎带搞的副业。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这两件事在他的一生事迹中很容易而且事实上常常被忽略不提，但是从人学、人才学和科技史的视角来看，却十分难能可贵和富于启示作用。这两件奇事是：

    一个世界大国的重要部长级人物，在对工作和生活都无直接必要的情况下，居然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学习驾驶飞机，成为人类历史上为数很少的早期熟练飞行员之一；

    一个根本没有系统地学过自然科学技术，又没有干过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居然凭着他那爱幻想、爱创造的思维发动机和崇尚实干的决心与行动，把发明坦克的杰出构想变为了现实。

    1903年，美国在自行车行业工作的莱特兄弟，在滑翔机上安装12马力汽油发动机，试飞成功，从此，人类开始与鸟类、昆虫类三类鼎立，成为新的空中动物。

    早期飞机首先用于军事领域，1908年莱特兄弟与国防部签订生产合同，1909年在2.5小时内飞行135公里，并运载乘客试飞成功，1918年才开辟第一条纽约飞芝加哥的航线。

    1912年，英国只有六架结构简单的飞机，驾驶员也很少。“当海军大臣不坐飞机可太窝囊了。”好动、爱新奇、好冒险的丘吉尔首次为执行公务乘坐飞机，飞上250米高空时，他心惊肉跳，担心飞机掉下去。但是飞行的那种高速度和神秘感，很快攫住了丘吉尔的心，越险越有趣，他很快就迷上了飞机。

    海军大臣大力推动发展航空事业，他鼓励海军航空兵尽一切可能添置和使用飞机和水上飞机，把这当作加强海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这在当时是一项艰难危险的事业，每种机型都要反复试验，还要培训不怕牺牲的飞行员。

    如果说，乘坐飞机起初只是丘吉尔一种新鲜有趣的娱乐，那么，由此而引发的亲自驾驶飞机的愿望，则不仅是试验和发展自己本领的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为了试验各种飞机的性能，以便设法改进和拟订作战计划时心中有底。

    1913年，他开始接受操纵飞机各种装置的训练。飞行员知道，这种职业危险性很大，伤亡率很高，他们不顾丘吉尔发脾气，不让他放单飞。海军航空兵一位驾驶员教练，就在他同丘吉尔一同飞行三天后失事身亡了。

    他又去陆军飞行中心接受训练，后来的空军元帅特伦查德当时观看了他“在空中摇摇摆摆的飞行动作”（丘吉尔语），评论说：“作为一个好学生， 他未免有点太性急了。”

    丘吉尔的亲友们，尤其是他的妻子，都担心他发生危险，极力劝阻他飞行。只是到1914年6月，大约单独飞行140次之后，他才答应妻子，“决心在若干月内，或许是永远放弃飞行”。他认为这样做实在是一种牺牲，因为“虽然我不需要，或许是无权从事飞行，但在最近这七个月内，这种飞行构 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深信，飞行生活对改善我的神经、我的精神和我的品格都是大有好处的”。

    由于丘吉尔性急好动而又非常讲究工作效率，他总是充分利用飞机这种新式高速交通工具。他当军需大臣以后，为了更快地向英国作战部队和盟军及时提供军需品，他在法国设立了英需部的分部。他常常飞到英国远征军指挥部去，同将军们讨论战略和军需供应问题，远征军总司令黑格将军终于在指挥部里为他安排了专用房间。往往上午他在伦敦军需部办公，中午乘飞机去法国，下午就在远征军指挥部和军需分部工作。他就是按这种特有的快节奏而紧张地生活和工作。1918年8月，丘吉尔乘坐的飞机从巴黎起飞，刚飞到英吉利海峡上空时发动机失灵，他几乎丧生。只好返回法国改换飞机再次起飞，然而发动机又出了事，幸好已飞到英国上空，被迫强行着陆。

    再往后，他身兼刚成立的空军部大臣，更是常常乘机外出，驾驶技术也更娴熟，能轻松地进行连续性飞行，甚至可以在空中翻跟头。

    战后巴黎和会期间，他乘机往来于英法之间。他的座机由技术娴熟的老手斯考特上校驾驶，这架飞机装有复式操纵装置，可以让丘吉尔至少在每次旅途的部分时间里亲自驾驶，享受一下飞行员的乐趣。一次，两人驾机从巴黎起飞，在临近伦敦时飞机发动机突然起火，飞机像一片树叶似地在浓云弥漫的空中翻滚。丘吉尔毛骨悚然，心想这回完蛋了。但斯考特终于用灭火器把火扑灭，勉强把飞机降落在机场上。又有一次，飞机在巴黎起飞时陷进一条暗沟中，结果栽了跟头毁坏了飞机，幸好人安然无恙。

    1919年7月的一次飞行事故，结束了丘吉尔的驾驶娱乐。他与斯考特一同登机，原打算转两个小时就回伦敦参加一次宴会。丘吉尔亲自完成了起飞动作。前面有棵高大的榆树，他想躲开它，但不知什么原因操纵杆突然失灵。

    斯考特正想接替他，但飞机只升到90英尺就以每小时80公里速度向地面俯冲下去。丘吉尔安全带扣子松了，他被甩出机外，但由于安全带承受了他身体重量的大部分压力，起了缓冲作用，仅前额碰破，双腿擦伤，仍准时参加他为曾在法国指挥美军的潘兴司令举行的宴会。然而斯考特却被撞得不省人事，双腿骨折。丘吉尔感到他对斯考特受伤负有责任，决定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他一概放弃自己驾机飞行的乐趣。

    如果说，在驾驶飞机方面，丘吉尔所表现的还只是在赶新潮中有攻坚克难之勇，机敏善学之才，那么，在研制坦克方面，他却是先知先觉，敢想敢做，善于抓住他人智慧的闪光点加以发展，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前进，在历史上作出了创新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丘吉尔看到英国海军设在法国敦刻尔克的空军基地面临德国机群轰炸的威胁，便想生产配有高射机枪的装甲汽车来保卫航空兵。但是，汽车无法顺利通过满是战壕的地段，于是他又产生了一个念头，仿照蒸汽压路机的样式来改进装甲车，推土填塞壕沟，或者让装甲车带上4米长的轻便桥梁，放下便桥即可跨越壕沟。他向首相提出这些方案，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

    1915年2月，海军航空兵默里·修特上校在观看军事表演时劝丘吉尔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采用履带链轨。丘吉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创意深入思考，加以完善。接着在海军装甲兵中队长班多尔召开的一次装甲专家集会上，丘吉尔第一次提出一种重要的新武器的概念，称它为“能越过战壕的具有小型装甲护板并装有履带的气动牵引车辆”，大家给它起了一个比喻性的名称“陆地主力舰”，这就是未来坦克的雏形。

    丘吉尔认为，这种具有无限轨道的武器，不仅能碾碎敌人的铁丝网和越过壕沟，而且还能使用纵向火力压垮敌方的防守，是一种可以大大加强作战机动性的武器。

    丘吉尔在海军部成立试制委员会，批准试制18艘“陆地主力舰”模型。

    由于未能得到所需7万英镑拨款，他只好从海军部经费中挤出一些资金。他离开海军部以后，继任海军大臣下令只试制一艘。1915年12月，他在法国战壕中见习，还利用休整时间，写了一篇《进攻的不同方法》的报告，提交战事委员会，其中重申了使用履带式装甲车的意见。

    1916年9月15日，坦克第一次在索姆河战役中走上战场。它轻而易举地跨越战壕，用机关炮射击，落荒而逃的德军被这前所未见的怪物吓得目瞪口呆。

    此后，坦克的生产才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后，更是加速大量生产。

    1917年11月20日，英法盟军第一次使用大批坦克，在贡比涅猛攻德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此后提出了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和组建坦克部队的建议。

    1918年8月，英军计划在亚眠附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坦克进攻战。丘吉尔决心乘上飞机，休假两天前往观战。到达那里时，这次战役已近尾声，路上挤满了德军俘虏。他向劳合·乔治报告说，这是英军在整个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最大胜利。

    坦克战的胜利令人大开眼界，文艺作品中出现把丘吉尔称为“坦克之父”的说法。后来有些人对坦克的发明权产生争议，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委员会愿意首先指出，由于丘吉尔的勇敢、敏锐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

    9. 从反德总后勤到反苏急先锋

    从法国前线回来，到重任政府大臣，丘吉尔“流浪”了14个月。这段时间，他继续在议会侃侃而谈，在报刊上发表种种主张。他提出在工业和军队中都必须提高机械化程度，科学地使用人力的意见，以便解决军队和工业争夺人力的矛盾，他说“机器可以代替人……各种机械设备可使人手的功能增强，同时保护神圣的生命之花”。除此之外，他只能从家庭生活和绘画中寻找安慰。妻子克莱门蒂娜是他困难时期的心灵支柱，她总是显得那么安详和达观，劝慰丈夫摆脱由于政治上的不幸所带来的忧伤。

    这一时期战争形势未能好转，议员们对阿斯奎斯决策摇摆、意志薄弱、领导无方颇多意见，联合政府内部也矛盾加深。主张全力加强作战力量夺取战争胜利的劳合·乔治，联合殖民大臣、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等人，要求改组政府，阿斯奎斯只好辞职。英王乔治五世邀请劳合·乔治组阁，新的战时联合政府在1916年12月成立。

    平民出身的劳合·乔治与贵族后裔丘吉尔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有心让丘吉尔重新参加政府工作，却遭到保守党政要们的竭力反对。劳合·乔治费尽口舌，指出丘吉尔“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他解释说，要是让丘吉尔参加内阁，“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正需要严格控制。”他还提醒博纳·劳：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危险。博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劳合·乔治苦心有余，说服无效，甚感遗憾，只好等待时机。丘吉尔在友人家进午餐，获悉未能入阁的暗示，伤心得又气又恨，马上抓起大衣和帽子冲了出去。

    在劳合·乔治的干预下，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调整报告公布了，丘吉尔蒙受的耻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洗刷，而执政半年以后，劳合·乔治的政权又比较稳固，他便于1917年7月使用巧妙的策略安排丘吉尔当军需大臣。他先是把一个迫害丘吉尔最甚的人派去新近加盟参战的美国当大使，接着把军需大臣调去安排战后重建工作，然后不与博纳·劳商量便宣布由丘吉尔顶替这个空缺。

    立即激起一阵风波。陆军大臣以辞职相要挟。《晨邮报》尖酸地嘲讽：

    我们有充分的把握期待这位不沉的政客继续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保守党代表团近40人向博纳·劳提出抗议，为何同意让这个冷酷无情、从来不留余地地向保守党开火的叛徒加入政府？政敌们反对丘吉尔不仅是出于报复。他们也承认丘吉尔的确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孜孜不倦地工作，但是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因为他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发动机，可是铸造这台机器的金属材料却隐藏着致命的弱点，妨碍机器正常运转，一旦出了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

    劳合·乔治辩护说，在丘吉尔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远见卓识和富于想象的天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都是无价之宝。

    他卓有成效地改革和壮大了海军，他最先了解坦克的重大意义，都清楚地显示他的才干十分罕见和难得。在危险的时刻利用这种人，只要对他们保持警觉，他们单独地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还大。

    劳合·乔治还特别解释说，军需大臣是1915年才开始设立的，属于非阁员大臣，它的地位比丘吉尔以往担任过的大臣职位都低，不能参加领导战争，也无法影响政府政策。尽管他内心明白，处在同强敌交战之时，这一职务对英国政府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对这一任命事先未同他商量感到不快，但这回他顾大局，识大体，表示首相有权作出任命，只要首相认为此举有助于赢得战争；如果由于意见分歧导致刚成立半年的联合政府寿终正寝，那对战时的英国有害无益。于是吵嚷抗议之声才逐渐平息下去。

    自然，劳合·乔治免不了谆谆告诫丘吉尔，今后不仅要勇敢，而且要谨慎。丘吉尔接受教训，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他谈到自己的新使命时说：“既然没有让我提议案，我就抓紧制造武器的工作。”《泰晤士报》一位记者采访丘吉尔时感到吃惊：“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刻里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

    丘吉尔来到这个管辖12000人的庞大机构上班，发现工作体制紊乱，规章制度不全，效率低下，他首先精简和改组机构，健全财务监督制度，以有效的管理促进工作良好运行。

    他紧张地奔波于各个兵工厂，督促把大炮、枪支、子弹、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将军火和军事装备的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

    他不断飞往法国战场，了解和满足前线将士对军需品的需要。他领导的军需部还为美国生产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的大炮。

    同时，他仍然不愿把每一点新想法囚死在自己的头脑里，而要把它们贡献出来，尽管可能是创见，也可能是谬见。他继续向劳合·乔治送交各种建议信件，设计诸多夺取主动权和打赢战争的大胆战略方案。

    他觉得当军需大臣比当海军大臣还带劲，“既不需要同海军将领争执，也不直接对德军作战”，许多聪明能干的人竭尽全力帮助他，“能够同有学识的人一道工作我感到十分高兴”。

    1918年3月，德军在西线发动猛攻，英国第五集团军溃退途中，7万人被俘，1000多门大炮和大批军需品被缴获。当时丘吉尔正在离前线一万码处目睹这种损失，回国要求兵工厂250万工人放弃复活节休假，加快生产速度弥补损失。法国人担心英国招架不住德国人的沉重打击，从此会对法军抗德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劳合·乔治派丘吉尔去法国会见克雷孟梭总理和总司令福煦元帅，让他们消除疑虑，并制订两军协同作战计划。丘吉尔满意地感到，他又从边缘开始走向事件的中心。不久，盟军转入反攻。

    11月11日11时，应战败的德国的要求，北起荷兰的北海岸边、南至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漫长西线实现全面停火。

    丘吉尔站在窗前等候伦敦大钟敲响停战钟声。11点整的钟声刚刚响起，只见男男女女从楼房里出来，潮水般涌向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一边高呼“国王万岁”，一边发疯似地跳起舞来。

    几分钟后，克莱门蒂娜挺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陪同丈夫乘车前往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伦敦市民欢天喜地庆祝战争结束，丘吉尔在与首相共进晚餐时却心情忧郁。后来他写道，当时他“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一方面我害怕未来，另一方面我想帮助被打垮的敌人”，“目标尚未达到，其他敌人依然存在，在胜利者中间，有一股阻碍公正解决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正在争权夺利”。

    丘吉尔极为敏锐地预感到，一年前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俄国，以及被帝国主义大战带来的灾难激起的席卷欧洲国家的革命浪潮，是妨碍英国擅自处理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原来的敌人刚刚投降，好斗的丘吉尔马上把目光瞄准新的敌人。在饭桌上丘吉尔对首相建议：“德国当前食品匮乏，经济上很困难。倘若我们置之不理，德国就有可能发生俄国那样的革命。我们应当马上派12艘轮船满载粮食给德国人民送去。”

    丘吉尔真不愧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阶级本能多么强烈，他的全球眼光异常远大，他的行动反应可谓神速！

    议会任期早已届满，战争结束马上举行全国大选。这次大选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当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21岁到30岁的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二是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保守党人同拥护劳合·乔治的那部分自由党人结成联合派，实行联票选举，利用因战争胜利而在群众中增长的“爱国”情绪，共同对付支持阿斯奎斯的那部分自由党人和工党候选人。选举结果，联合派获胜，但其中保守党人多于自由党人。丘吉尔则在丹迪市击败了反战派候选人而连任议员。

    劳合·乔治任首相的新政府于1919年1月成立，任命丘吉尔为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属于阁员大臣。

    丘吉尔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让数百万在欧洲大陆征战多年的军人返回家园与亲人团聚。1917年制订的一项复员方案规定，为了建设工商业的需要，优先复员工商业需要的人员，这就造成大量早参军晚复员、晚参军早复员的现象，挫伤了士气，甚至引起示威和反叛。丘吉尔召集军方和非军方人士共同研究，制订了一个以年龄大小、服役长短、伤残轻重为依据的新复员计划，复员3/4兵员，留下继续服役的1/4兵员领取双薪，同时招募和训练志愿兵员准备接替，终于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

    他花在空军部的时间不多，不过他支持空军参谋长特伦查特的看法，要让规模不大、建军不久的空军早日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否则空军就会被其他军种吞并，飞行员“就只能成为陆军和海军的司机。”他认为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研究空军精神和飞行风格，使空军早日成为一支能够极大改变未来战略的武装力量。1921年初，他在索马里进行一项试验，以空军为主力讨伐当地的武装反抗，并得出结论，对荒凉的殖民地进行武力镇压，主要使用空军比光依靠陆军可以大大节省军费开支，同时又以此为根据，为建设空军争得了一大笔经费。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沙皇和贵族遭到镇压和逃亡国外，兔死狐悲，丘吉尔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强烈的阶级仇恨，按照劳合·乔治的说法，“为了反对掌权的俄国工农，丘吉尔那贵族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

    早在1918年9月初，他就向战时内阁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编制布尔什维克政府成员花名册”，将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惩罚他们。 11月26日在丹迪发表竞选演说时，他污蔑布尔什维克是“残暴的大猩猩”，“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

    几十年之后的 1950年，他还痛苦地后悔没能“把布尔什维主义掐死在摇篮里”。

    丘吉尔为了消灭新生的苏俄，维护大英帝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处心积虑地使用了种种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

    他曾寄希望于扶德反苏。1919年4月9日，身兼陆军和空军大臣的丘吉尔给劳合·乔治首相写信：“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十分简单的，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阿斯奎斯的女儿问丘吉尔：“你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他答道：“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1920年丘吉尔写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策是：“同德国人民和平相处，而对布尔什维克则要干戈相见。”可是，德国爆发了工人和士兵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奉行中间路线，不愿插手干涉苏俄。丘吉尔这一如意算盘落空了。

    丘吉尔是英国政府内部最强硬的反苏急先锋，他极力促使英国和协约国支持俄国白匪军，并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然而这些办法都不断遭到挫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早在1918年春夏，英国就把一万多人军队派往俄国，当时是为了阻止德军攫取海港设施和军需仓库，以后他们就支持白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进行叛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马上批准同法国在俄国南部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并决定向在俄国南部进行叛乱的白军将领邓尼金援助武器和军事装备，向西伯利亚增派军官和补充军事装备，并在实际上承认由高尔察克领导的鄂木斯克政府。丘吉尔事前是这些决定的积极鼓吹者，决定作出后又是卖力地全盘实施庞大的干涉俄国计划的负责人。

    1919年2月15日，丘吉尔在巴黎和会上起草了一份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电报稿，要求苏俄军队从前沿阵地后撤至少5英里。他还建议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着手制订协约国进攻苏俄的行动计划。劳合·乔治从留在巴黎的私人秘书那里获悉丘吉尔的胆大妄为后非常吃惊，因为他向丘吉尔委托授权之事，仅限于向反对苏俄势力提供军事装备和派遣技术顾问。而丘吉尔的计划不仅是战后陷入贫困的英国财力所无法支撑的，而且必然给国内正在掀起的“不许干涉俄国”的强大群众运动火上加油。由于各方意见不一，巴黎和会没有通过丘吉尔的建议。

    1919年5月，在丘吉尔巧舌如簧的游说下，巴黎和会决定承认高尔察克为全俄统治者，向他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他把势力扩展到全俄。英国为此向外国干涉俄国武装力量和白卫军输送了数百万英镑的军火和装备。丘吉尔还叫嚣，如果邓尼金占领莫斯科，他打算去那里“帮助邓尼金制定俄国新宪法”。

    丘吉尔的反苏表演在英国国内遭到强烈的反对。工党领袖麦克唐纳说：

    “就算丘吉尔先生是个权力无限的帝王，也不该如此慷慨地挥霍国家的财产 和人们的生命！”《每日快报》1919年7月29日一篇评论写道：“我国决不希望在俄国打一场大仗……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召回家园！”

    10. 宦海忽沉底，上浮近波峰

    官兵复员工作已经完成，干涉苏俄遭到可耻失败，和平时期的陆军大臣已无要事可干。而另一方面，殖民地事务部却因大英帝国版图的扩大，有一些紧迫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策动土耳其在西亚的一些属地反对土耳其，允诺战后帮助他们实现独立。土耳其战败后，协约国重新瓜分世界，把中东这些阿拉伯人的领土划为英国的委任托管地，他们对新的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与日俱增。英国统治集团正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对付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适逢年迈的殖民大臣米尔纳决定退休，1921年2月便将丘吉尔调任殖民大臣。

    丘吉尔就任新职后，首先在殖民部内新设中东司，把在大战期间煽动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的劳伦斯请来替他出谋划策。接着召开开罗会议，讨论如何统治托管地问题。在劳伦斯建议下，丘吉尔采取利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傀儡统治阿拉伯人的方法，把麦加的一个酋长费萨尔选去充任伊拉克国王，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将约旦从巴勒斯坦分离出来，让费萨尔的长兄阿卜杜拉当约旦国王，而英国则在这些地区派驻空军当太上皇和镇压可能出现的反英活动。

    爱尔兰的民族独立斗争已持续了漫长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爱尔兰新芬党领导共和军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斗争，英警很难彻底平息爱尔兰人的反抗。丘吉尔主张首先用武力打垮爱尔兰军队，然后再给爱尔兰南部各郡以部分自由。他这一意见没有占上风，英国政府决定同新芬党进行谈判。

    爱尔兰主要谈判代表是格里菲斯和克林斯。克林斯是反英武装斗争的杰出领导人。旷日持久的谈判有一次在丘吉尔家中举行，克林斯同丘吉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站起来大声说：“你们日夜追捕我，还公布了我脑袋的价钱。”丘吉尔也站了起来，从墙上取下镶在镜框中的当年布尔人通缉他的布告，拿给克林斯看，接着说：“不只是您一个人碰到这种事。给您出了好价钱——5000英镑！瞧，我才值多少钱？死的活的都是25英镑！这不令您感到骄傲和愉快吗？”

    谈判结果，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建立在大英帝国内部实行自治的“自由邦”，北部6郡仍归英国统治。

    带有折衷性质的协议激化了英、爱双方的内部矛盾。爱尔兰的激进派认为没有达到民族彻底独立的愿望，一方面发动内战进攻拥护谈判协议的一派，一方面开展恐怖主义活动，袭击和暗杀英方军政要人。而英国保守党在实行殖民统治方面向来是强硬派，它的后座议员纷纷拥戴博纳·劳为领袖，斥责内阁中的联合派对爱尔兰人作了太多的让步，并且认为适合战时需要的联合内阁在和平时期已没有必要，应该恢复战前的一党执政。这派势力相当强大，劳合·乔治只好辞职。1922年10月，联合内阁寿终正寝，丘吉尔也就当然失去了大臣职务。博纳·劳一上台就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

    此时丘吉尔正患急性阑尾炎住进医院动手术，未能参加前期竞选活动。

    妻子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来到丹迪市代丈夫发表竞选演说，但是当地工人对丘吉尔的反苏政策和在殖民地问题上的鹰派态度极为不满，她的演说常被喊叫声所打断，有次还有人抛撒令人打喷嚏的药来迫使她停止了演说。最后丘吉尔本人拖着虚弱的病躯，脸色苍白地坐在临时改装的轿子内被抬到丹迪。他受到一群年轻人的拦截和围困，坐着发表演说时又多次被已经变得左倾、拥护工党候选人的选民所打断。他写道：“一些青年男女脸上那种可怕的仇恨表情使我感到惊讶。的确，如果不是我处于病后软弱无力状态，我相信，他们是会把我打死的。”“甚至未来得及眨眨眼”，丘吉尔就落选了，阑尾与议员俱失，下沉到他一生中的最低点。经劳合·乔治再三推荐，国王授予丘吉尔勋爵，作为一种抚慰。

    大选结束，保守党获胜，组成以博纳·劳为首相的一党内阁。自由党大败，原因是它坚决奉行积极参加帝国主义大战的政策，给英国造成经济困难，群众贫困，为不少选民所唾弃；而自由党内部又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分别向工党和保守党靠拢，力量大为削弱。工党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博纳·劳因患喉癌于1923年5月辞职，斯坦利·鲍尔温继任首相。

    鲍尔温在上届联合内阁中任贸易大臣，只有两年“阁龄”，威望不高。他当时想，只有提出一个适合时宜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选民的赞同，才能使全党振作精神，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强化保守党政权。经与党内其他领导人商量，决定重新掀起关税改革运动。战前主张实行关税保护主义曾给保守党带来惨重的灾难，但以为现在世易时移，失业与贫困相当严重，对国外进口课以重税，减少竞争，可以保护英国产品，增加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于是他解散议会，确定在关税保护主义旗帜下于1923年12月进行大选。

    丘吉尔以自由贸易主义者的立场参加竞选。但他从1922年的大选中看到自由党已变成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今后议会中必将是保守党与工党颉颃对峙，一党为执政党，另一党为主要反对党的局面。他决定采取逐步而体面的策略，离开自由党，重回保守党。这个弯不能转得太急，否则自由党骂叛徒，保守党又不接纳，那就无依无靠，走投无路了。所以，他在竞选中一方面主张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以主要矛头对准工党，集中攻击苏联、攻击工党，大反社会主义，以此向保守党讨好。当他在伦敦一个区发表演说时，市民向他挥舞拳头，扔石头砸碎他的汽车玻璃，当局不得不派骑兵和警察来保护他。

    他向《新闻晚报》发表谈话说：“在我参加社会生活的25年当中，就我所见，这是英国最坏的一群人。与其说他们是英国工人，倒不如说更像俄国狼。”

    这次改在莱斯特选区竞选，他再次落选了。

    这次大选保守党、工党、自由党得到的议席是 258∶191∶159。没有一个党取得下院过半的多数议席。丘吉尔生怕自由党支持工党上台，便劝说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同保守党合作，结成反社会主义联盟执政。可是阿斯奎斯却认为可以让工党试一试，如果工党政府违反资产阶级根本利益，那时撤回自由党的支持，它就会因议席不够而垮台。丘吉尔得知，气得决心早日退出自由党搞独立行动。

    1924年1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组织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它奉行的社会改良主义仍旧是资产阶级政策，但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进行商务谈判。

    2月，鲍尔温宣布，根据选民意愿放弃改革关税主张，这就为丘吉尔靠拢保守党铺平了道路。当有人谴责他同保守党合作是改变了政治立场时，他振振有词地自辩说：“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这时恰好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选区有个刚当选不久的保守党议员去世，需要进行补缺选举。

    丘吉尔征得当地保守党人同意，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身分参加竞选。丘吉尔的一个仅只23岁的崇拜者布伦丹·布雷肯，极有组织和宣传能力，他为丘吉尔安排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竞选措施，如由一个小号手一路热热闹闹地吹奏作伴随，丘吉尔乘坐四马车在选区作巡回旅行。第三次竞选又失败了，但只以43票之差败于那个为当地保守党机构赞助活动经费的已故议员的侄子。消息传来，丘吉尔伤心极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耷拉着脑袋，身体东摇西晃，活像一只陷于绝望状态中的困兽”。

    不过丘吉尔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继续小步慢移地转向保守党。通过保守党中过去的朋友牵线，他应邀出席保守党利物浦、爱丁堡集会，发表令保守党人听来很入耳的演说。

    不久，工党政府因撤销对一家报纸主编的起诉，遭到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反对。自由党不再支持工党政府，于是1924年10月又解散议会进行大选。

    这给丘吉尔又送来了好机会。竞选开始，他有时一天就同一个题目发表四处演说，每次都能运用不同的语句和改换不同的例证，令人无重复感而有新鲜感，一再显示出他善于打动人心的才华。他抓住工党执政中的问题大加抨击，说工党完全无法解决失业问题。举行投票那天，他又乘坐四马车到各个投票站去巡游，制造节日般的热闹喜庆气氛。这次连鲍尔温也为他打气，写信给他备加慰勉：“我们热烈欢迎您能在下院给予帮助，下院已久未见到您从事议会政治的巨大才能。”

    这次丘吉尔以“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在埃平选区以比对手领先将近一万票的票数当选。在他竞选期间一系列活动的带动下，十几位原先的自由党候选人也以“宪政主义者”身分参加竞选，不少自由党选民第一次投了保守党的票。丘吉尔经过两年艰难的努力，终于又回到了议会，他给他的竞选班子中的工作人员每人颁发一枚纪念章 ，上面刻着“联合与胜利”。

    在阔别20年之后，他又投入了保守党的怀抱。英国新闻界评论说：“他换一个党就像换一个舞伴那样轻率。他只忠实于他真正相信的一个党，这个党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牌号的党。”自由党的《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评论说：

    “他已经是第二次离开沉船了，因为他有宝贵的本能，不仅能够第二次浮上 来，而且得到了高官厚禄。”

    1924年11月7日，鲍尔温组织保守党政府，任命丘吉尔为财政大臣。

    丘吉尔怎么也想不到，一下子窜升到内阁第二把手的高位，他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原以为只会让他当不管部大臣呢。吃惊和感激之余，他向鲍尔温发誓，保证对他忠诚不二，并补充说“你为我做的事情比劳合·乔治所做的还要多”。

    当朋友们向丘吉尔祝贺时，他不禁想起19世纪两任保守党首相的迪斯累里的话：“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

    丘吉尔当财政大臣，倒真有点是天上掉下馅饼来，连鲍尔温事先也没想到。

    首相起初只是觉得，遵照英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把潜在敌人变成战友，给丘吉尔在政府内安排个职务，“在政府内比在政府外更容易控制”。

    原先想让他当印度事务大臣。助手们对鲍尔温说：不妥。丘吉尔太容易冲动了，他处理爱尔兰问题就曾在危急时刻失掉理智。

    于是又打算让他重返海军部，驾轻车就熟路，或者去当卫生大臣，因为他战前曾对建立保险制度感兴趣。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定盘前的最后一分钟，财政大臣人选尼维尔·张伯伦不愿担任此职了，虽然他过去曾在短期内担任此职。他觉得，既然不搞关税改革，财政大臣所能取得的政绩就十分可怜了。他倒是很愿当卫生大臣，便推荐丘吉尔来替换他，并说如让丘吉尔当海军大臣会引起不少争论，因为丘吉尔是当海军大臣出了问题而下台的。

    鲍尔温听了颇为犹豫，后来一想，与其让丘吉尔、劳合·乔治、伯肯海勋爵三个精力充沛的杰出演说家结成同盟来批评、刁难政府，不如发挥丘吉尔的聪明才智来为保守党政府效劳。这就是丘吉尔喜从天降突然当上财政大臣的内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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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政坛生涯

    1. 不懂财政的财政大臣

    鲍尔温对丘吉尔的任命，令人啼笑皆非。丘吉尔对财政问题一窍不通，而且缺乏任何兴趣，读书时就没学好数学，竟当了财政大臣！丘吉尔传记的一位作者弗吉尼亚·库斯说：“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丘吉尔本人的不幸。”

    面对数十年宦途的最大成就，丘吉尔穿起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保存了30多年的他父亲穿过的财政大臣的官服，兴冲冲地走马上任。

    面对他迄今担任过的最困难的职务，丘吉尔把他的秘书班子一下子扩大到五人，并依靠财政部的顾问班底出主意，小心翼翼地迎接这次他以为是通向最高职位的最后的擢升。在议会开会时，他大半个上午在床上批阅由私人秘书在夜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和口授一些备忘录。他的主要政务秘书p·j·格里哥说：“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他的负责议会事务的秘书罗伯特·布思比说，丘吉尔一见到自己的朋友、同僚和下属，总是兴致勃勃地谈个不停，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在客厅里、餐厅里、卧室中、浴室里、庭园中、汽车里、火车上，或者在他下院的工作室里，他那实际上充满文学色彩的 ‘私下’谈话就滔滔不绝。”这样一个口若悬河的人，仍旧 坚持早期议会生涯中经过反复磨练而养成的习惯，竟然事先把所有的演说完整无遗地整理成文，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才使用习惯的速写。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向议会提交财政部编制的预算，决定恢复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恢复英镑的黄金外汇平价。这一主张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提出并一直坚持的。支持者认为这样做可以控制黄金外流，紧缩通货，降低物价。以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①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这会造成失业增加。丘吉尔曾举行晚宴，邀请两派人士赴宴各陈己见，最后拍板同意支持者的意见。执行的结果，使1英镑升值到等于4.86美元的水平，为英国金融界财团增加了10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这项改革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使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 12%，造成竞争力下降。为了消除提价的影响，资本家便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将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这样仍克服不了困难，到1931年，英镑不得不贬值，金本位制不得不取消。

    ①　j.m.凯恩斯 （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

    在处理国外债务问题当中，据陪同丘吉尔多次参加债务谈判的官员说，由于丘吉尔“对技术性问题一窍不通”，“很容易被我们从前的盟国请求他慷慨一点的呼吁所动摇”，他又过于急躁，往往被存心拖延谈判的对手所击败。本来德国向英国赔款和欧洲盟国向英国借款的数额，要多于英国欠美国的借款，但是谈判的结果，却使外国政府得到的好处多，而英国国库则吃亏不少。一位财政部官员说：“同法国和意大利的谈判自始至终是由温斯顿主持进行的，我们后来发现，这两个国家从温斯顿得到的让步，要比其政府授权其代表所争取的东西多得多。”

    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报告，是财政大臣的重头戏。当丘吉尔从唐宁街11号财政部官邸走出来，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手中提着一个装着预算草案的红色小提包，前去议会说明预算的主要数字及其变动理由，提请议会审议时，成群的伦敦人和外地人都驻足而视，等待经过一次特殊庄严仪式之后公布预算，因为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其中的增税减税措施更是直接与千家万户的收入与支出息息相关。他提出的预算，在下院都能顺利通过。出色的演说家以动人的言辞弥补了蹩脚的理财家之不足。他在议会发表的言论，以透彻的说理和深邃的目光而著称。一位反对派人士说：“他总是能够把他所接触到的每一个论题都阐述得清清楚楚，他具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从而使听众确信，他刚才所说的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1957—1963年期间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说：“没有一个人不流露出对他所显示的机智、幽默、独创性和演说技巧的钦佩。”当然，他的预算演说的成功，主要还在于编制的财政预算符合和维护了在议会中占多数的保守党人及其所代表的势力的利益。

    丘吉尔实行的是一条紧缩政府开支的路线。他要求削减海空军的扩军计划，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日本同英国有同盟关系，英日之战在最近或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考虑海军经费的“基点应放在最近20年内不可能同一流的海军大国发生海战上”。这种错误的判断妨碍了英事实力的增长，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面临强敌处于被动的局面。政府还削减了对医疗和失业保险的拨款，由此遭到工党议员的抨击。

    在增收方面，恢复了对进口人造丝绸征税和战时制定的对进口高级消费品的征税，新开征了一些税种和提高了某些税率。

    1926年提出征收赌马税，引起靠赌马吃饭的人的牢骚，而正统人士则指责这样做等于鼓励赛马赌博。尽管如此，1927年预算仍然出现3650万英镑的财政赤字，于是他便靠挪用修路基金、将付给酿酒商的信贷往后拖延等办法来解决。

    丘吉尔的预算还被称为富人的预算。1925年他将所得税每英镑减少六便士。1927年他又主张取消工业和农业的地方税，企图通过减轻企业主的负担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由于内阁中对此有争议，最后折衷方案是将此税取消3/4。

    丘吉尔的预算中也有促进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如发放孤儿寡母抚恤金，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提前到65岁。但是这些经费大多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靠雇主和就业工人捐助。

    当时英国对预算计划的执行构成严重威胁的，是支柱产业煤矿工业的困难非常严重。由于成本增加，出口下降，矿主们提出要么将7小时劳动日改为8小时，要么削减工资。矿工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工资一便士不减，工时一分钟不加”。谈判破裂，英国职工大会支持矿工工会，1926年5月4日发动了煤矿、铁路、港口、公共汽车和印刷工人参加的总罢工。

    5月2日《每日邮报》印刷工人拒绝为一篇批评罢工的社论排版，随后伦敦报界的印刷工人几乎全部离开了工作岗位。

    丘吉尔参加了内政大臣主持的供应与运输委员会，这个组织的任务是确保一切基本的公共服务行业在罢工期间设法维持下去。丘吉尔积极鼓吹和完全支持对罢工实行坚决镇压，并安排军队和招募的志愿兵，在警察控制不了局面时，穿便服、戴臂章 、持警棍去维持秩序。当时鲍尔温主张通过谈判与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丘吉尔则以炫耀武力挑动总罢工，然后再镇压。英国历史学家泰勒说，在这暴风雨时代，对于英国统治集团来说，丘吉尔比萎靡不振和贪图安逸的鲍尔温更加重要和不可缺少，他若把罢工搞垮，“就可以指望把鲍尔温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挤走”。

    出自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本能与直觉，丘吉尔敏感地想到，必须出版一份临时性的代表政府发言的报纸。 《晨邮报》的主编格温纳表示愿意将该报 设备交政府使用，于是5月3日傍晚，丘吉尔便偕同空军大臣霍尔和一位低级大臣戴维森去报社，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三点，安排出版一份新的官方日报。5月5日这张《英国公报》问世了，一直出版到5月13日总罢工结束，几天内发行量从23.2万份迅速跃增到250万份，成为当时全球第一大报。报纸用的纸张，全部由政府出钱购买，这种破坏公平竞争的做法，曾引起《泰晤士报》抗议。作为出版人和主编，丘吉尔通过这份报纸不遗余力地攻击罢工参加者，使反对工人斗争的宣传攻势达到顶点。

    戴维森曾任鲍尔温的议会私人秘书，是《英国公报》的实际掌权人。他对丘吉尔事事插手很不满意，他说丘吉尔来到印刷车间，指手画脚，“极坏地……扰乱了为数不多的排字工人在不够熟悉的机器上工作的秩序”，并生气地讽刺道：“他简直自以为是拿破仑，然而他居然不懂得，那些一辈子在各道工序上从事印刷业的人，对自己这一行所知道的要比他多得多。”格温纳也向鲍尔温抱怨丘吉尔：“他常在别人最忙的时候闯进来，坚持要改动这个那个标点符号，一直弄得大家发火才肯罢休。”

    在财政大臣任内，丘吉尔继续发表反苏言论，正式宣布同苏联做生意的英国企业不能指望得到财政部的支持。1927年5月，英国警察袭击了苏联商务代表住所和苏英贸易公司，随后英国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他在1927年1月访问意大利墨索里尼后，又极力颂扬这个法西斯独裁者“温和质朴的举止”，夸他“除了意大利人民的长远幸福之外，他什么都不想”，表示支持他的“反列宁主义的胜利斗争”。直到1935年9月，他还称墨索里尼是“伟大的人物和英明的统治者”。

    总的来说，丘吉尔当财政大臣政绩平平，乏善足陈，失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泰勒认为，他在财政部的工作“使他在头脑清醒的政治活动家眼中威信扫地，并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始前削弱了国库工作”。首相鲍尔温对丘吉尔过分好胜和总是炫耀自己也不满意：“有温斯顿出席的政府会议无法按议事日程进行审议工作，因为丘吉尔总要额外提交一些十分高明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不仅涉及他本人领导的部，而且也涉及到别的某些部。”他打定主意，以后如果他再组织新政府，就决不把丘吉尔延揽进去。1935年他第三次组阁时果然说到就做到了。

    丘吉尔在政治舞台上的多年表演，也使工会领袖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同他分道扬镳。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小说家h.g.韦尔斯，1908年曾发表长篇声明，敦促选民在补缺选举中支持丘吉尔。1920年，韦尔斯号召同苏俄达成谅解，丘吉尔在报刊上撰文尖锐地攻击他。韦尔斯在1923年初出版的《人喜欢神》一书中，根据丘吉尔的特点，塑造了一个鲁珀特·凯茨基尔的人物，对一项社会主义乌托邦计划组织了一场叛乱，以此进行影射。20年代后期，丘吉尔继续攻击韦尔斯同情布尔什维克，韦尔斯予以巧妙回击，说他是“非常像邓南遮式①”的冒险家。

    ① 邓南遮 （1863—1938）：意大利作家，鼓吹尼采超人哲学和帝国主义战争，鼓吹法西斯主义，拥护墨索里尼。

    1929年是例行的大选年，丘吉尔全力投入到竞选斗争中去。他在埃平选区搭起了两个大帐篷，每个大帐篷能容纳比大厅多四五倍的人。除了他每天发表多次演说外，还出动家庭成员争取广泛的支持。他的妻子主持妇女集会，刚18岁的儿子伦道夫发表简短的演说。长女黛安娜头年才初进社交界，也为父亲竞选积极活动。丘吉尔虽然当选了，但票数不占明显的多数。

    在全国范围内，保守党由于反对工人运动和对失业问题束手无策而威信扫地。英国历史学家指出，1929年的“英国已悲观失望，痛苦不堪，……因此渴望变革。”在这次选举中，保守党丧失大量议席，工党以288个议席领先，6月间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受命组阁。

    这以后，丘吉尔失去大臣职务达十年之久。

    鲍尔温在党内一派的压力下，又重新转回到关税保护主义和大英帝国内部实行特惠制的立场上来，丘吉尔却坚守自由贸易主张不变。鲍尔温看到印度人民在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导下，开展“不合作运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主张吸收印度上层人士参加对印度内部事务的管理，让印度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而丘吉尔却说，倘若让印度独立，“它会急速倒退几百年，回到野蛮时代，并只能饱尝中世纪的困苦。”他还挑动印度的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企图利用宗教仇杀达到对印度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政见与党内主流派有重大分歧，丘吉尔于1931年1月退出了“影子内阁”。此后，他作为议会中一个普通的后座议员，对议会的活动采取了比以前冷淡得多的态度，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经济的不景气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使工党内阁岌岌可危，1931年8月又通过大选组成一个各党联合政府来支撑。新一届内阁虽然仍由麦克唐纳担任首相，但实权却操在副首相鲍尔温手中，议员绝大部分是保守党人。到1935年和1937年，便变成分别由鲍尔温和尼维尔·张伯伦任首相的保守党政府。

    这几届政府丘吉尔都靠边站，他沮丧地写道：“我被抛弃，遭孤立、拒绝和受人厌恶。”可是他指责起当权派来却是无比地尖刻和锋利，对于麦克唐纳，他甚至在议会演说中编造出一个故事来进行人身攻击：“我想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有人想带我观看著名的巴尔努姆马戏团的演出……

    节目单中有一个我最爱看的节目，名字叫 ‘没有骨头的恶魔’。可是我的父 母认为，观看这样的演出，对孩子的刺激太大了，并且可能败坏道德。我不得不等了50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了 ‘没有骨头的恶魔’。” 1934年11月，丘吉尔庆祝他的60大寿。在他年轻时，他想过这样的年纪一定老迈不堪，甚至就像他父亲和马尔巴罗公爵八世那样，活不到这把年纪。现在，他惊奇地发现，他虽已到花甲之年，但除了头发稀疏不过仍是棕褐色，发胖的躯体顶着一个秃得厉害的脑袋外，精力仍然那样充沛，身板还是那样硬朗，似乎正处在如日中天的盛年，离日薄西山的晚年尚远。他完全无意退出政界。

    2. 官场失意，笔下丰收

    从世纪之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首次当选议员到重任海军大臣，这40年政治生活中，丘吉尔经历了三次他称之为“黑狗”（即沮丧）折磨的时期。第一次是从海军大臣卸任到军需大臣就职这两年多，第二次是从议员落选到担任财政大臣以前这两年，这是他几次人生低潮中的最低点，第三次是从失去财政大臣到重任海军大臣，整整十年漫长的赋闲。

    除第一次低潮中有近半年在法国前线部队当军官外，其他十几年时间要么没有担任公职，要么只是挂个不受重视、“说了也白说”的议员闲职。他虽然爱发议论，习惯于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和垄断谈话，但他更是一个最富于行动的人，他喜动爱走，总希望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在指挥、管理的岗位上实干、大干，干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业绩来。他有时因轻率而招来失败，但是他害怕赋闲更甚于失败。就像他一位助手所说的：“情况越糟糕，他却越果敢、越平静——正是这种该诅咒的闲散无事的感受使他如此沮丧。”

    度过政治上无人理睬的日子时，丘吉尔“恰似一个玩具被人搞坏了的孩子” （莫顿少校语）。不过他并没有因此精神崩溃，也没有虚掷时光。他用 创作上的波峰填补了政治上的浪谷，著述和绘画的成就和喜悦，聊以抚慰官场的失意和寂寥。

    丘吉尔学画，始于他离开海军部之后。一天，他从业余画家、弟媳琼纳夫人手中接过画笔，试着比划了几下，突然发现自己具有母亲遗传下来的秉赋，对色彩的感受很灵敏。于是他决定发展自己画画的才能。

    起初，他用侄儿的颜料盒进行绘画练习，接着就从画店中购置了全套的画架、调色板、画笔、颜料管和画布等。他让埃迪·马什摆出各种姿势，把他作为肖像素描的模特儿。他部下几个军官将他的画推荐给英国著名画家约翰·莱弗里，莱弗里认为丘吉尔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成为靠绘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丘吉尔勤学苦练，在莱弗里悉心指导数月以后，画技大有长进。莱弗里还给丘吉尔画了一张他的工作画，画面上以花园作衬景，丘吉尔穿着乳白色工作服，戴着汉堡帽，抽着雪茄烟，手中拿着调色板站在那里，俨然一副忙于绘画的神气。无论是去郊外度周末，还是去朋友家作客，丘吉尔总是随身带着画架和颜料，一有机会就画起来。他曾对一位记者说，如果一天画不完两幅画，这一天就算白过了。

    由于有很好的调色感，又向画家塞尚纳的门徒学了点画法的基本技巧，丘吉尔的风景画后来小有所成。他喜欢在法国南方、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和地中海的岛屿上作画，他画过日落景象、湖光林景、埃及金字塔、雅典娜女神庙和耶路撒冷城景色。英国景色的灰暗色调和英国灰濛濛的天空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喜欢地中海的大风大浪，喜欢蔚蓝艳丽的大海和阳光明媚的天空，他的画使人想起他那富于浪漫主义的个性和叱咤风云的一生。

    丘吉尔说：“画画是极大的安慰，画画帮助我经受住残酷深刻的考验。

    若不是绘画，我不会活着；我忍受不了各种事情带来的紧张”。尼克松从他画中粗犷的笔划和鲜艳的色彩，看出他以绘画来宣泄被压抑的能量。

    他在巴黎举办过小型风景画展，有的作品卖到一定的高价，并被国家博物馆珍藏，1948年出版过《绘画集》。毕加索对他的评价是：“要是他是个职业画家的话，准可以不愁吃穿。”

    丘吉尔对绘画的爱好一直保持到晚年。他写有一篇《绘画：的畅游》，非常真切地表达了他对绘画的感受，引人入胜地赞美了绘画的魅力：“绘画几乎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消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像绘画那样，使人既不感到疲倦，又不感到乏味，而且还会全身心地投入其间。不论是过去的烦恼，还是未来的险恶，一旦你展开了画布，它们都会离你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绘画会自然地使你将它们抛在脑后。”他说从绘画中“获得精神的享受和锤炼，在平凡的事物上寻找趣味，在休闲的时间里填补空虚，在无尽的美的发现中作的畅游——这些，都是绘画给予我们的高尚的回报，我希望人们都能分享它们。”

    如果说，绘画还只是他新的业余爱好，那么，写作则是他固有的专长。

    处在政坛边缘乃至界外的岁月里，丘吉尔大大地拓展了写作的领域和品种，开始进行大部头乃至多卷的著述，并由此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

    早在当陆军大臣时，丘吉尔就开始了《世界危机》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写作。1922年12月，他在法国南方夏纳租了一幢别墅，抛开一切无关事务，把自己的超群才干和惊人的记忆都集中于此书的写作上。从这本书开始，他采用了向秘书口授的方式写作。他总是嘴里咬着没有点燃的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面思索，一面口授内容。起初轻声细语地叙说着每一句话，等到他觉得措辞清楚妥当之后，再高声向秘书复诵一遍。每天他能口授英文三四千个词。1923年此书在《泰晤士报》上连续选载，当年出版了前两卷。这两卷得到两万英镑稿酬，丘吉尔用这笔钱在伦敦东南不远的肯特郡韦斯特汉姆附近购买了恰特韦尔庄园，这是他后来公余休假和退休至逝世前经常居住的地方。到1929年，这部4卷5册长达2000页的巨著全部问世。

    《世界危机》在叙述从1911年开始上十年世界性重大事件时，鲜明地贯穿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实践了他“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这一原则。其中叙述他本人活动和作用占了重要的地位，并且提出这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战略问题上持正确观点的，多半不是职业将领，而是职业政治家包括他自己这一看法。书中的傲慢自负曾引起军界、政界一些人士的轩然大波。但是贝尔福勋爵却称这部作品为“融进了世界史的丘吉尔光辉自传”。

    不管怎么说，在欧洲，政治家而又能在记述自己参与领导的历史大事中进行深思的，自凯撒写《高卢战记》以来，丘吉尔写《世界危机》是第一人。

    这部书的准备工作，在大战进行时就已开始着手进行。丘吉尔仔细搜集了他经手的信札、文件副本和备忘录，他留有一套完整的官方文件，包括机密公文。作者在书中以罕见的消息灵通人士和当事人的视角，运用丰富的材料，对那刚刚过去而人们未能全面了解的要闻秘事，以新颖有趣的方式进行了具有洞察力的生动描述。例如，他这样描写大战前夕：“一个奇形怪状的阴影笼罩的世界，在剧烈的震动中向着不可预测的灾难前景移动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进行的战争，它卷入30个国家，杀死800多万人，杀伤2000多万人。《世界危机》以非常动情的笔调描写极端野蛮的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坏：

    上下古今的一切恐怖都聚于一炉。不但军队，甚至全部人民，都被投入炉中。凡是牵涉进去的强大文明国家，都明白它们的生存犹如千钧悬于一发。

    自愿落入地狱的德国，固然站在恐怖的尖端，就是受它攻击而拼命报复的国家也一步步跟着它走向这危险境地……

    商船、中立船和医务救护船在海上被击沉。船上一切生灵只有听从命运摆布，在海中游泳时被杀死。每份力量都被用来使全国饿至屈服，不论年龄或性别。

    城市和纪念碑被重炮所粉碎。炸弹从空中丢下来，不分玉石皆被炸毁。各种毒气使士兵遭受窒息或糜烂。液体火焰燃烧着他们的身体。

    遍体着火的人从空中掉下来，或慢慢淹死于海洋深处。军队的战斗力只受他们国家的人口多寡的限制。

    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成为一个大战场。在这个战场上，经过几年战争之后，不但军队甚至平民都流离失所……

    不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认为丘吉尔创造了饶有兴味的文体。英国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说，他的书“几乎和麦考莱的著作一样容易读”。评论家阿瑟·柯南道尔说，丘吉尔“写应用文章的文风比任何当代作家都好”。

    也有些批评家指出这部书文笔比较粗糙，篇幅由于引证资料甚多而略嫌冗长。

    1930年他的《我的早年生活》经《新闻纪事》杂志连载后出版，接着又出了美国版，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本经埃迪·马什仔细润色过的书，丘吉尔晚年还津津乐道是他“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当时他的文学技巧臻于圆熟，《泰晤士报》评论此书说：“几乎没有人能够用一只如此有把握的手，去拨弄所有的琴弦：幽默，亢奋，不动声色的嘲讽，对已消失的习俗和荣耀，令人感伤的遗憾，追寻友谊。”

    接着他又着手写《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他决心把这本书写成学术性传记，1932年他曾去马尔巴罗战斗过的德国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考察古战场遗迹，因为喝了脏水还染上了副伤寒；他先后聘请两个牛津大学历史系优秀毕业生作助手，代他到伦敦、巴黎、维也纳等地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调查和利用马尔巴罗家族后代和远亲的收藏品。此书四卷先后于 1933、1934、1936、1938年出版，附有许多脚注、文件、复印件和实物插图以及作战地图，对传主事迹的考核、详述和评价，都超过了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等人的有关作品。这部缅怀祖先的史学巨著，对于后来丘吉尔在二战中拟订系统的军事战略，加强外交上的大联盟，具有发扬马尔巴罗传统、进行自我教育的作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特别爱读这本传记。

    1933年初，丘吉尔同伦敦出版商卡塞尔签订合同，预支稿酬撰写《英语民族史》。写作时他甚至聘请了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g.m.杨当他的高级助手。到二战爆发前，此书已大体完成，但因战争等事中断，直到1958年才出齐四卷本。

    这一时期，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 ，出了不少小册子和演讲集。

    他的稿件总是写得整齐清爽，他很守信用地按时交稿。他平均每年获得 10万美元 （约合2万英镑）稿费收入，但需从中支付助手报酬和资料费。

    1948—1954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写作期间他每天工作8小时，口授8000～10000个语词，两个能干的助手班子为他服务，还邀请了一批军事专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帮助核对事实、查阅资料，解答他本人不甚了解的问题。该书第一卷上市时，几个小时就卖出25万册。全书出版后英美多家杂志高价竞相争取连载权，美国《生活》周刊以200万美元夺标。《星期日泰晤士报》说：“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多。”

    从1945年起，丘吉尔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53年他终于荣获这一奖项。获奖评语为：“由于他在描绘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以及由于他那捍卫人之高超价值的杰出演讲。”瑞典文学院s·席瓦兹致颁奖辞说，“大政治家和大战士难得也是大作家”，“丘吉尔的政治和文学成就太大了， 我们忍不住要将他描写成拥有西塞罗文才的凯撒大帝。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领袖人物两样兼备又这么杰出，跟我们如此接近”，“一个协助造历史的人写出来的史书自有其特殊的价值”。

    丘吉尔的文风犀利、幽默、直率、爱铺排，丘吉尔的雄辩措辞轻快又尖酸。他的不少名言脍炙人口，如“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他的政论富于文采和激动人心，他曾这样自评：“正是这个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人种具有一颗雄狮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唤去发出吼声。”

    3. 家居生活和出国旅行

    丘吉尔个性中有不少孩子气，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一战期间和战后初期，他难得有空闲遂此心愿。20年代以后，通常是在恰特韦尔庄园，他常同儿女一起猜字谜和参加化妆舞会，为他们建了一座小木屋，鼓励他们自己组织游戏。他特别爱装扮成大猩猩模样，一边摇晃着身子在地上吃力地爬行，一边发出哼哼呀呀的声音，去抓捕四处逃跑和躲藏起来的孩子。在海边度假时，他领着保镖和孩子们进行费时费力的筑堤截流娱乐。恰特韦尔离伦敦只有一个小时的汽车行程，劳合·乔治等友人常常在周末来到这里，丘吉尔爱跟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政治，直到夜深才散。当孩子长到10多岁时，丘吉尔鼓励他们参加到父母的社交活动中来，毫不拘束地与客人交谈，有时全家同乘一辆汽车到欧洲大陆去长途旅行，参观游览。

    丘吉尔善于动脑，也爱动手，购置恰特韦尔庄园后，就按照自己心愿，逐年搞一些改造和建设。

    他专门向石匠学习过，每天学习6小时，直到学会了砌砖垒石手艺。他既爱洗澡又爱游泳，1924年底，召来亲友在溪谷地带修筑一条堤坝拦水，建成一座新的游泳池。由于污泥太多，杂草丛生，这项工程没能令他满意，便又修筑另一条堤坝，建造一个带有热水供应系统的游泳池，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请客人在这里游泳。庄园内还修建了小屋、养鱼池、养猪场、户外凉廊，开辟了菜园，造了假山和瀑布。两个养鱼池分别喂养鲑鱼和金色鲤鱼。

    他所饲养的良种母猪不止一次地在伊登布里奇肥猪展览会上获奖。他的一个侄儿想从事室内装饰这一行当，被丘吉尔雇来在凉廊中展现马尔巴罗的战斗场面，于是“奇形怪状的车辆从威尔士穷乡僻壤气喘吁吁地赶来，装满了从山腰采来的大石头”。他在庄园的四周砌起了围墙，将这个独门独户的大院落同外界隔离开来，每当主人在家的时候，庭院的屋顶上就升起一面旗子作为标志。

    丘吉尔利用部分时间参加砌砖等劳动。他对鲍尔温说，1929年8月整整一个月，他是这样度过的：“盖了一所小别墅，还口授了一本书。每天砌200块砖，口授2000个词。”

    他的砌墙技术引起建筑工会当地负责人的注意，后者决定吸收他为工会会员，收了他的入会会费，给他发了会员证。但是不少会员却对此提出抗议，这不仅因为丘吉尔砌墙只是业余消遣和自我服务性劳动，而且更因为他曾冷酷地镇压过工人运动。

    丘吉尔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写作生活过得很有规律。他通常早上6点30分或7点去浴室洗脸、刷牙，然后又回到床上阅读各种报纸，在床上吃早餐，牛肉是必备的。在床上工作两小时后，下床去洗澡、散步，有时还向他饲养的天鹅致意，喂金鱼，喝一杯苏打威士忌，又重新工作。下午1点中餐，除吃必要的食品外，还备有香槟、葡萄酒、白兰地、雪茄。接着午睡一个半小时。下午工作的中间，约5时左右又喝一杯苏打威士忌。晚餐后同克莱门蒂娜玩15子游戏。从晚上11时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是他口述的主要时间。他一昼夜睡眠时间很少超过7小时。一天约抽15支雪茄，但很少把每支都抽完，要是抽到半截熄灭了，就不再点燃。

    自从不再驾驶飞机后，丘吉尔喜爱的体育活动主要是游泳、打马球和猎野猪。他是下院马球队队员。有次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得一身青肿，伤势很重，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从此就逐渐放弃这项运动了。威斯敏斯特公爵在法国诺曼底有座大别墅，丘吉尔每年都要到他那里去打几天野猪，有时还带儿子伦道夫去。

    丘吉尔大抵每年夏天，有时还有冬天，都要进行一次出国旅行。行踪所至，主要是地中海周围欧、亚、非洲各国，有时远涉重洋去北美洲。他不晕船，喜欢航海度假。

    在财政部长卸任的当年夏天，丘吉尔如释重负，一下子甩掉令人厌倦和困恼的事务，同弟弟、儿子和侄儿并带着厨师和侍从，横跨大西洋作长途旅行。8月，海轮在魁北克登陆后，他们戴着宽边高筒遮阳帽去钓鱼远足，然后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副董事长提供的专列，自东到西作横跨加拿大的奢华旅行。这趟专列备有一间餐厅、一间客厅、三间卧室、两间浴室、四个盥洗室以及厨房，后部还带有一个观赏平台。丘吉尔在沿途几个大城市短暂停留，发表演讲，并去风光优美的地方观光。车过落基山脉，他们下车在湖边游览数日，丘吉尔还画了一些写生画。9月初到达美国西海岸，曾任美工局长、与丘吉尔任军需大臣时结为好友的金融家巴鲁克，说服报业巨子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接待丘吉尔一行。在他家住了四天后，丘吉尔去好莱坞会见电影明星，与查理·卓别林交上朋友，并动员卓别林扮演拿破仑，由他来写电影剧本。他们还去海边冒险捕箭鱼，将一条188磅重的箭鱼拖上岸来。

    随后又乘坐巴鲁克安排的专列，从洛杉矶驶向东海岸。他们游览了大峡谷，参观了芝加哥的牲畜围栏，凭吊了南北战争中的哥底斯堡战场。在华盛顿拜访了胡佛总统，会见了一些国会议员。最后到达终点站纽约，亲眼目睹了美国经济由繁荣顶点突然转向大萧条。他向伦敦《每日电讯报》发回一篇通讯，最先报道了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就在我的窗户下面，一位男子从15层楼纵身下跳，一下子就跌得粉身碎骨，引起街上好长一阵骚动”。这时正值美国禁酒，丘吉尔随身带去不少威士忌和白兰地，可是他在沿途演说时还约定，每次演讲前必须收到一瓶香槟酒。这是一次自由自在的休息兼参观式的长时间旅游，直到11月才回到英国。

    1931年12月，他又来到美国作演讲旅行。他知道在美国作40次演讲就可以除开支外净赚1万英镑。这次由妻儿陪同前来，到达纽约不久的13日这一天，他在住地饭店用罢晚餐，应巴鲁克之约去他家晤谈。当他跨过街道时，忘了美国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右行驶而不是像英国那样靠左行驶，在他只顾向左看的一瞬间，他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旋即失去了知觉。他被一辆卡车撞倒在柏油路上，腿部和手臂都受了重伤，前额和鼻子也被擦破，他被送进医院治疗。

    他对这次意外的车祸非常镇静达观，后来他写道：“没有空闲，也没有力气顾影自怜，连考虑懊悔或害怕的余地都没有……大自然仁慈宽厚，不想让她的孩子，人或兽，越出她的怀抱。”

    他向警察承认了自己违反交通规则的过错，关照不要怪罪那个美籍意大利司机，并同送他住院向他道歉的司机合影。

    丘吉尔这次不幸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新闻记者前来病房采访，丘吉尔的保镖不得不把他们从拥挤、嘈杂不堪的病房推了出去。许多美国报纸都刊登了丘吉尔和肇事司机的合影。

    4. 战云起兮，严密观测勤报警

    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特别严重地打击着战败后连年赔款的德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600多万工人失业，农民纷纷出卖土地，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十分恐惧，把政权交给对内实行公开的恐怖专政、对外大肆侵略扩张的纳粹党。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鼓吹大日耳曼主义和复仇主义，走上了疯狂地扩军备战，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战云在欧洲上空密布，越来越浓，覆盖面越来越大。没有什么硬性政务的后座议员丘吉尔，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向欧洲大陆的军事、政治形势，密切地监测着战争风云的变幻，他从那伏案著述的书斋里，从下院的讲坛上，从和友人的聚会中，频频地发出预报、警告、呼吁，提出各种对策性建议。

    1932年夏天，他到马尔巴罗当年的作战地区进行学术考察，就已“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纳粹党人心目中最主要的事情”。

    1933年初，希特勒出任总理，年底德国人就不再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希特勒当上了国家元首，集总统和总理大权于一身。

    在禁止、残酷迫害员、进步人士和犹太人，解散工会，使国会形同虚设的同时，希特勒政府勒紧老百姓的裤带，疯狂地扩军备战。1935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把陆军从10万人的限额扩展到60万人。1936年德军开进莱茵不设防区。1937年德、意、日结成法西斯同盟。

    丘吉尔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要出现了。”可是，英国上上下下却弥漫在一片和平主义的气氛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英国300万名精壮劳力和巨额资金，使它的经济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处于长期停滞、衰退的状态，将它从世界头等强国的地位拉了下来。英国政府被战争吓怕了，对狼子野心已经毕露的德国法西斯，一味地采取姑息、纵容、屈从、讨好的方针。不少英国人也错误地接受了战争的教训，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竟通过一项决议，声称“本团体决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世界进步人士深深地感到英国已经日落西山、萎靡不振了。

    丘吉尔明白，处在这样的时空环境里，他的声音暂时还是孤立的、微弱的。要使居危知危变成普遍的意识、雄强的声音，必须搜集情报，用雄辩的事实和数字来说话，必须聚集力量，以集体的看法和意志来显示力量。

    他把恰特韦尔庄园办成了一个“小外交部”。这里的常客有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林德曼，他学识渊博，对飞机、潜艇、雷达、声纳、空投水雷系统（水雷随气球或降落伞漂浮）等方面军事科技均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具有把复杂的专科术语解释得令丘吉尔听起来清楚易懂的非凡能力。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识的好友莫顿少校，此时在工业情报中心任职，他向丘吉尔提供了德国重振军备的机密的系列数据和事例。外交部高级官员威格拉姆告诉丘吉尔德国飞机生产数据和各国对外政策方面的秘密动向。英国海军、空军和坦克部队的重要将领纷纷向丘吉尔反映本军兵种的困难、窘境和需要，力图获得他的支持。丘吉尔还同法国的一些部长和流亡英国的德国政治家保持良好的联系。英国驻巴黎和柏林的记者，也是丘吉尔的重要情报来源。

    丘吉尔对英德关系和双方军备状况了如指掌，他耳边时时鸣响着从前在漫画杂志《笨拙》上读到的为火车失事而写的诗句，觉得它是对眼前局势的生动写照：

    是谁掌管这轰隆隆的火车？

    转轴嘎嘎地响，挂钩拉得紧紧，

    以疯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转辙；

    但困倦已使司机的耳朵失灵，

    信号的闪耀只徒然地穿过夜色，

    因为是死神啊，在掌管这轰隆隆的列车。

    于是他在议会中大声敲响报警的钟声：“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向青年灌输一种嗜血的哲学，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他在谈到伦敦容易受到日益强大的德国空军袭击时说：“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绑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面对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侵略势力，如果缺乏危机感，不火速加强国防，他认为将来走上沙场的千千万万英国儿女，必然会“并拢发痛的肩膀前进，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丘吉尔在二战前几年中发表的这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出版，在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美国驻伦敦大使指导他23岁的儿子、后来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写作毕业论文，也选择丘吉尔的论题展开论述，出版了《为什么英国沉睡不醒》一书。

    丘吉尔认为，加强国防的当务之急是抓空军。英国是一个岛国，过去海洋是英国的天然屏障，强大的海军是英国可靠的后盾。然而，20多年前发明的空战方法已经大大地改进了，在数量和战斗力方面正在穷追猛赶英国空军的德国空军，构成了对英国的严重威胁。1934年夏，丘吉尔全家出发去地中海度假之前，还抓紧时间邀请林德曼教授一起，趁鲍尔温正在度假之际，不顾他的不愿受打扰，赶到他的度假地，同他就防空问题作了一次长谈。11月，丘吉尔又晋见国王，陈说一年之后德国空军将赶上甚至超过英国，到 1937年就几乎会比英国强一倍。1935年6月，麦克唐纳退休，鲍尔温继任联合政府首相。7月，政府接受丘吉尔意见，成立秘密的防空研究委员会，丘吉尔为委员，拥有批评国防政策的权利。政府又接受丘吉尔提议，让林德曼教授参加其中的技术委员会。当时很多人没有料到，年过花甲的丘吉尔，以担任这个地位不高的委员会的委员为转机，揭开了东山再起的序幕，在英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进行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演出。

    1936年，内阁决定新设国防协调部，需要任命一位协调三军的大臣，虽然丘吉尔是惟一具有陆、海、空军大臣资历的最佳人选，但是好运尚未降临到他头上。他邀约几位资深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去同鲍尔温商谈，反映德国空军第一线实力已达1236架飞机的最新情报，指出英国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险，提出采取全面紧急行动的主张，鲍尔温听了置若罔闻。

    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阐述英国的欧洲政策时说：英国400年来这一政策的基石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而当前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的德国，其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如果要拯救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在希特勒发迹的过程中，丘吉尔曾称赞过他“把德国恢复为欧洲强国所取得的成就”，钦佩他的“爱国热忱”，但在看清他的灭亡英国的野心后，就把他当做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恨之入骨。

    1937年5月28日，古稀之年的鲍尔温退休，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继任首相和保守党领袖。张伯伦随身携带雨伞，口上不离“和平”。他出身于伯明翰的大资本家家庭，是个鼠目寸光、骨软如泥的政客，他极力迎合希特勒，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主义，妄图把祸水东引，推动德国同苏联交战，对国内防务不作积极准备，结果养痈遗患，使英国在战争初期蒙受惨重损失。

    丘吉尔主张成立法、英、苏联盟来制止纳粹的进犯，同张伯伦在外交政策上存在根本分歧，两人之间发生一系列的斗争。

    张伯伦上台之初，陆军大臣曾敦促他邀请丘吉尔入阁，他说：“如果我让他进入内阁，他就会主宰整个内阁，甚至连讲话的机会都不给别人。”

    而张伯伦自己恰恰是一个喜欢专权的人。他把大臣只当作临时性的助手来使用，对他们的施政行为进行过多的控制。张伯伦主张在外交上减少潜在的敌人，准备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占领，而丘吉尔的好友、外交大臣艾登却认为他无法阻止德意日的联合，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必须尽力争取更多的友邦。艾登的意见在内阁中没有得到多数支持，他愤而辞职。丘吉尔为他的辞职演说“高声喝彩，声音之大使他因车祸留下的伤疤在他紫红色的脸庞上显出深深的痕迹”。此后，当议会就重要问题进行表决时，丘吉尔和追随他的20多位议员不再投政府的票，而是弃权。

    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处于纳粹领土三面包围之中。它西北部的苏台德区有300多万德意志少数民族，德国指使他们的头目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自治”。5月，希特勒声称支持“苏台德自治”，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集结军队，局势紧张起来。

    8月31日，丘吉尔向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写信，主张英国联合法国和苏联，集体向德国发出警告，如果德国不以和平方式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必将引起严重后果。张伯伦又一次拒绝了这一主张，并且还说服法国放弃根据条约承担的援捷义务，牺牲捷克斯洛伐克。

    为实现既定计划，张伯伦9月13日晚急电希特勒，愿意前往屈尊求见。

    9月15日，这个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69岁老人，不顾丘吉尔等人的劝阻，经长途飞行到达慕尼黑，旋即换乘火车去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中的休养地伯希特斯加登朝见希特勒。这回希特勒已不只是支持苏台德区德意志人自治，而是要把它并入德国，并以愿为此承担卷入一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来恫吓张伯伦。张伯伦对战争怕得要命，膝盖发软，回来后就说服法国达拉第政府压迫捷克斯洛伐克就范。

    丘吉尔对张伯伦的姑息养奸发展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9月20日，他去巴黎访问他在法国政府中的好友保尔·雷诺和乔治·芒代尔，两人忧心如焚，打算辞职，丘吉尔劝他们留在政府中斗争。9月21日他向新闻界发表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 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快得多。”

    9月22日，张伯伦再次去德国，在戈德斯堡同希特勒会晤。他带去了已由捷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满以为可以满足希特勒的胃口。哪知希特勒得寸进尺，又提出德军立即占领苏台德区的要求，并且必须至迟在28日完全实现。张伯伦无可奈何，回国召开内阁会议，执意要大臣们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但这回海军大臣坚决反对，外交大臣提出异议。法国政府也拒绝戈德斯堡备忘录。26日，丘吉尔拜会张伯伦，敦促英法苏发表联合声明，拒绝德国的要求。28日下午，张伯伦向下院通报情况，演讲中途收到一张便笺，突然整个脸色和身体都变了模样，“看来他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胜利的喜悦”。原来希特勒把军队动员令推迟24小时，并且决定立刻召开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

    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在慕尼黑开会。丘吉尔意识到张伯伦有进一步作出让步的危险，便在伦敦萨伏伊饭店举行一次午餐会，邀请各反对党领导人和著名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到会，劝说他们联名给张伯伦拍电报，要求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安全。到会者尽管所见相同，但因心怀个人打算而顾虑重重，不愿签名，一个与会者回忆说，“当我们分手时，丘吉尔眼里噙满了泪水”。

    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蛮横地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拒之门外，签订了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的协定，然后把它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法西斯德国进一步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讨论了攻打大不列颠岛的前景，意大利准备派陆军和空军参战。

    奴颜婢膝、恬不知耻的张伯伦，洋洋自得地以“凯旋者”的姿态回到英国，大肆吹嘘他使“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某些目光短浅的英国人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为没有因一个东欧国家之事而卷入可怕的战争而庆幸。

    下院就慕尼黑协定进行辩论，海军大臣达夫·库珀强烈谴责张伯伦，并且挂冠而去。丘吉尔对张伯伦三次德国之行作出了出色的总结：

    独裁者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他1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2英镑。最后，这位独裁者在许下未来亲善的诺言声中，和你达成协议，先收下1英镑17先令6便士，余下的钱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他最后严肃地警告和提出希望：

    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一杯苦酒刚尝了第一口，以后这种苦酒将年复一年地端到我们面前。除非我们竭尽全力，振作精神，加强战斗力，重新奋起，像往昔一样为自由而战。

    然而，慕尼黑协定在议会还是得到了通过。弃权的议员只有20余人，他们的声音暂时还是孤立的，光荣的孤立。

    5. 临危受命，战时首相发强音

    1939年春天，英国政界沉浸在反常的乐观主义情绪中，高官显贵甚至还盼望同德国签订贸易协定，创造“黄金时代”。《笨拙》杂志登出一幅讽刺画，画着约翰牛正从一个噩梦中醒来，刚喘过一口气，在夜间打扰他的一切恶毒谣言、幻觉和疑虑，都飞出窗外了。

    而德国灭捷以后，从这个军火工业发达的国家掠夺了95亿马克的金钱和大量武器弹药，包括1500多架飞机、2100多门大炮，指令当时最大的斯科达兵工厂日夜加班生产，法西斯军火库一再膨胀。德国和意大利虎视眈眈地打着东欧和东南欧各国的主意，4月7日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

    张伯伦屡遭挫折，此时略有觉醒。他仍然寄希望于同希特勒谈判取得成功，避免英德之战，但也不能不采取一些备战措施，建立了丘吉尔三年前就催促建立的军需部，实行征兵制，把本上陆军编制扩大一倍。为了洗刷名誉和蛊惑人心，又信口承担保卫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的义务，却偏偏不愿与苏联结成同盟，使英苏谈判陷入僵局。

    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丘吉尔抛开强烈的反苏成见，反复强调在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苏联结盟。认为“没有俄国的帮助，就无法维持反纳粹的东方战线”，“在这个时候同俄国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

    同时，他虽无官职，却不遗余力地设法巩固英法关系。7月14日，他去巴黎参加法国国庆盛典。8月又去法国察看法德边境的马奇诺防线。

    张伯伦和丘吉尔都知道，战争的可能性越大，丘吉尔进入政府的机会就越多。正统保守党人喉舌《每日电讯报》7月3日社论称丘吉尔为“一个不仅从长期同国家大事的密切接触中增强了责任心的，而且对战争导致的紧迫问题，尤其是在高级战略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实际知识的政治家”。一些知名的自由党人联名写信给张伯伦，要求恢复丘吉尔大臣职务。街上有人打出标语牌，上书“丘吉尔必须回到内阁中来”。

    “我知道，如果战争爆发——谁还能怀疑这一点呢？——一副沉重的担子将落在我的肩上。”丘吉尔还知道，希特勒把他当做眼中钉，为了提防被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所暗害，他把曾任巡警的过去保镖汤姆森召唤到身边，在他睡觉时整夜警戒，他自己也随身不离武器。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终于打通了丘吉尔通往政权之路。

    忍无可忍，群情激愤，许多男女青年整天抬着标语牌，在英国下院和首相官邸旁边的街道上游行，高呼口号，抨击政府错误政策。群众推动议员，“下院把战争强加在动摇不定的英国政府头上”（英国历史学家泰勒语）。 张伯伦被迫对德宣战，让丘吉尔参加内阁，担任海军大臣。

    9月3日中午，丘吉尔得到任命，像往常一样睡了午觉，等不及两天后才在王宫举行的阁员大臣向国王吻手的仪式，当天下午6时就到海军部上任视事。“温斯顿回来了！”电讯传遍全球四大洋的英国舰队。

    9月11日，丘吉尔收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以个人名义写来的信。早在1918年夏天，担任美国海军部部长助理的罗斯福到法国前线视察途经伦敦，在英国海军大臣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与当时任军需大臣的丘吉尔邂逅相遇。

    丘吉尔对这位年轻的美官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而罗斯福对丘吉尔的印象却极为深刻，说他生气勃勃，像一部发电机。此刻罗斯福预感到英国政治的未来是属于丘吉尔的，他在信中称赞丘吉尔的《马尔巴罗传》，并热情洋溢地说：“因为您我都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类似的职务，所以我要您相信，您重返海军部，我是多么愉快……我希望您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和我直接联系。您无论何时都可以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和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丘吉尔知道美国总统以这种方式表示的关心，是对他政治上的最大支持，他立刻署名“前海军人员”给罗斯福回了信。此后直至1945年春罗斯福逝世，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双方通信总数达两千件之多，据丘吉尔统计，“我总共发给他950份电报，收到的回电大约有800份”。

    形势是严峻的。就在丘吉尔上任不久，几艘英国客轮被德国鱼雷击沉，“无畏号”航空母舰被德国潜水艇击沉，停泊在英国港湾中的“皇家橡树号” 主力舰被德国飞机炸沉。

    以往海军建设欠债太多，丘吉尔就任大臣太晚了！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每天苦干十个小时。

    他在海军部专门设立一个统计处，由他的好友和科技顾问林德曼教授领导，网罗了大批专家，进行调查研究，提供关系全部战局的数据、图表、情报、解说和方案。他们从泰晤士河港口泥滩中搜寻到一枚磁性水雷，经过拆卸解密，找到了对付它的方法，使它从此不能再为击沉英国舰船大逞威风了。

    他赴各海军基地进行视察，指示给它们配备战斗机和高射炮，但全部配齐尚须待以时日。他吃惊地发现，连自己乘坐的“纳尔逊号”旗舰，竟也没有驱逐舰护航。英国是个粮食和不少资源均需仰仗海外的国家，为了支持日后大规模战争和维持全国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他迅速组织了强大的护航队。

    他获悉德国在大西洋中有两艘袖珍战舰非常活跃，便组织搜索队追踪，重创其中一艘，使其被迫自沉，舰长自杀。

    他还提出在莱茵河上投下漂浮水雷，在挪威海岸线布下水雷，以阻止德国潜艇将瑞典铁矿砂经由挪威的纳维克港运往德国的计划，可惜未被内阁批准，他感到行动备受限制。

    张伯伦对德宣战后，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宣而不战，袖手旁观，不去援助波兰，实际上是慕尼黑政策在新条件下的继续，有人称它为“奇怪的战争”、“晦暗不明的战争”。直到1940年4月，德军以闪电战在4小时内占领丹麦和挪威首都奥斯陆，英国才派出军队在挪威同德军交战。由于英军无滑雪部队，无冬季作战装备，对挪威地形无作战经验，再加上张伯伦越俎代庖瞎指挥，致令成千上万的英军死在雪地里，最后只得撤离。

    挪威的失利在英国引起了“深刻的骚动”。在5月7日进行的下院辩论中，保守党、工党、自由党神情激动而又悲痛的议员，纷纷质问和批评张伯伦。著名的保守党议员利奥波德·艾默里，引用克伦威尔向议会说过的话指斥无能的政府应当辞职：“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吧！”

    议会大厅里响彻一片欢呼声。

    张伯伦还想赖着不走。他表明愿意改组内阁，成立他领导的联合政府。

    但是工党表示不接受他的领导，提出不信任的动议。自由党和保守党中反张伯伦集团的领导人，敦促工党领袖艾德礼提议进行表决，连自由党的元老、77岁的劳合·乔治也被请来出席。表决结果，政府的支持票由原来的200票以上一下子跌到81票。

    张伯伦众叛亲离，只好让位。起初他想让哈利法克斯继任，但各党政要都认为只有丘吉尔具有担负战时首相重任所必需的意志和活力。舆论认为，丘吉尔无论遭到什么挫折和失败，始终是一个强者，他善于鼓舞民众并且毫不妥协地抵抗德国的入侵。哈利法克斯借口他身为贵族担任首相有所不便而推辞，实际上他心里想的是，自己没有军事指挥能力，即使当了首相也会成为名誉首相，指挥战争的终将是丘吉尔。向来滔滔不绝的丘吉尔这时已是众望所归，却在被征询是否同意哈利法克斯任首相时缄默不语，以此表示他当仁不让地希望得到这个渴求已久的职位。

    5月10日清晨，德军进攻荷兰和法国，几分钟后又进攻比利时，当天，小国卢森堡不战而亡。西线德军进攻的隆隆炮声，把企图推迟辞职的张伯伦赶下了台，半年后他就绝望而死。

    下午6时，乔治六世宣召丘吉尔去白金汉宫，授权他组织政府。和工党领导人紧急磋商后，当天午夜他就将战时新内阁名单呈报国王。五名阁员大臣是：丘吉尔，首相兼国防大臣；保守党下院领袖张伯伦，枢密院院长；哈利法克斯，外交大臣（以上三人均为保守党）；工党领袖艾德礼，掌玺大臣，后为副首相；工党副领袖格林伍德，不管部大臣。自由党领袖辛克莱任空军大臣，他和财政大臣可出席战时内阁讨论重大政治问题的会议，保守党艾登任陆军大臣，工党亚历山大任海军大臣。新一届政府是平衡各党实力，广泛团结对敌的政府，主要责任落在五名内阁大臣身上。丘吉尔说：“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有我们五个人。其余的人要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他对张伯伦等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体现了他5月7日在下院演说所弘扬的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精神：“让党派利益搁在一边，把我们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使国家的全部才智与力量都投入战争中来，把所有的健壮马匹都套上轭具。”

    ① 伦敦塔山是英国中世纪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

    后来，丘吉尔在回忆临危受命主持国政这天的心情时写道：

    “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的多事之秋，我在大约3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

    丘吉尔在同保守党的摩擦和斗争中度过了漫长岁月。他和不少保守党人互相接受都有些困难，但是他懂得“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让那些心怀宿怨的保守党人暂时对他冷寂相迎吧。

    自由党的劳合·乔治热烈地祝贺老同事、新首相丘吉尔，赞扬他有“闪烁的智慧，无畏的勇气，对战争的深刻研究，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

    最初对丘吉尔上台表示热烈欢迎的主要是工党，民意测验也表明他的主要支持者是收入较低的人，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工党中某些积极能干的人，甚至还有劳合·乔治，要求肃清新政府中那些卖力地贯彻过绥靖政策的人，丘吉尔认为这样做有害团结和稳定，他对此进行抵制：“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5月11日清晨，他就给张伯伦写信：“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张伯伦仍住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丘吉尔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这就避免了麻烦和干扰，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拼图似地把三个政党60多位大臣的方案赶紧搞出来。

    5月13日，下院召开特别会议，对新政府进行信任投票。会上，丘吉尔发表了一篇金声玉振、激动人心的讲话：

    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和辛劳，眼泪和汗水。……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

    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赐予我们的全部精力，竭尽全力地在海洋、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当他说到“胜利”时，掌心向外屈肘将右手举在右耳侧前方，叉开食指和中指，摆出英语“胜利”这个词第一个字母“v”的形状。从此以后，“v”形手势就成为他演说时惯用的体态语。

    讲话结束，会场上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议员一致投新政府的信任票。

    6. 彪炳史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现在终于向我们猛烈袭来了。”

    首当其冲的，是已过65岁退休之年，新接任的老首相丘吉尔。

    5月10日，希特勒调集136个师（包括拥有3000辆坦克的10个装甲师）和几千架飞机，像潮水般汹涌地奔袭西欧。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的伞兵部队从天而降，荷兰抵挡不住，4天后就全境沦陷。德军转攻比利时，比利时苦战18天后投降。小国像火柴杆一般折断了，号称帝国主义强国的法国也不堪一击。它自恃法德边境全长750余公里的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可以高枕无忧。哪知德军绕开防线，采用闪电战术，用坦克部队作前锋，从比利时南部进攻，突破法国要塞色当后挥师南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个月内就占领了法国北部半壁江山。6月14日，德军未发一弹占领了未设防的巴黎。

    6月22日，法国同德国签订停战条约，卖国贼贝当在南部地区建立维希傀儡政权，年轻的夏尔·戴高乐将军飞来伦敦，组织自由法国抵抗运动。

    在这紧急时期，丘吉尔一个月内五次飞往法国，希望能千方百计地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给德队造成最大的杀伤，同时为灾难临头猝不及防的英国争取训练军队、生产武器和动员民众抗战的宝贵时间。他应法国政府的要求，从英国35个战斗机中队中慷慨地派出10个中队支援法国。但是当时统治法国的那帮人，如果不是妥协投降派，便是极端无能之辈，他们向来只搞消极防御，现在被马奇诺防线的突破吓破了胆，失败主义的情绪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只顾逃命，无心抗战，丘吉尔终于未能挽回颓局。他有一次去图尔会谈时，法方竟没有一个人来迎接，连找饭馆吃顿午餐都有困难。停在马赛附近机场的英国轰炸机，准备去轰炸已经参战的意大利的都灵和米兰，但法国政府为了避免同墨索里尼交战，竟用很多汽车和农村大车堵塞机场跑道令飞机无法起飞。被英法空军击落的400名德国飞行员，也被法国释放，不久就参加了对英国的空袭。丘吉尔要求法国舰队驶入英国本土和海外属地的港口，防止落入德国之手，这一愿望也只是部分地实现。

    德军5月14日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色当以后，主力迅速向西向北推进。

    40万英法联军溃不成军，在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楔形攻势的进逼下，慌张狼狈地向英法之间的海岸撤退。20日，一支德军进抵松姆河口的海岸城市阿布维尔，英法联军退缩到海边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背后是血盆大口的追兵，全军覆灭的危险就在旦夕之间。

    丘吉尔见情势危急，马上命令海军调集船只，准备接运英国远征军和法军渡海，并要求非战斗人员立即乘船返回英国。

    到5月24日，北面的比利时前线已接近崩溃，南线德军沿海岸推进到布伦，包围了加来，距敦刻尔克只有20英里，很快就要锁住海岸边狭窄的袋口，对英法联军围而歼之。就在这天，希特勒发出了停止前进的奇怪命令，到26日夜间才取消。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和英国的海军、空军，都充分利用了这个意外的宝贵喘息机会，一面加强防务，以三师兵力在重炮配合下积极抵御，一边开始悄悄地飞毛腿一般逃向海中，几天之内从暴露在德军鼻尖下面的沙滩上以惊人的速度撤退了338226人。

    这就是丘吉尔部署的“发电机计划”——震惊全世界的海上突围奇迹，彪炳史册的敦刻尔克胜利大撤退。虽然丢盔弃甲，一切重武器装备损失无遗，每人只带回一支步枪，但是保存了最为宝贵的有生力量。

    从5月26日晚上差3分7点开始，“发电机计划”在退休的海军上将贝特兰·雷姆具体组织下，紧张神速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

    敦刻尔克这个小小港口的码头已被炸毁，所有设备荡然无存。英法联军只好聚集在多佛尔海峡的沙滩上，先搭乘小船离岸，到水深处再换大船驶往英国，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都集中到了敦刻尔克海岸附近，从驱逐舰、巡洋舰、运输舰到渔船和货船，从汽艇、摩托艇、游艇到小帆船和舢板，大小舰船日日夜夜穿梭般地奔驶在多佛尔海峡两岸之间，呈现出一幅有史以来未见的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蔚为壮观的图画。对海洋和岛国居民素质都缺乏了解的希特勒及其将领们，做梦也想不到熟悉海洋的英国人，竟能在面临绝境时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观。

    由于前方是纵横交错的河渠和大片湿地，坦克部队行动不便，德军主要用飞机和大炮进攻逃向海边的敌人。他们起初根本瞧不起那些小得可怜的船只的作用，洋洋得意地做着英军“正走向毁灭”的美梦。直到5月30日，德军最高统帅部才发现，大批英军正从他们眼皮底下成功地逃到英国去了，就下令加强空军的狂轰滥炸。数以万计的英法官兵，不顾炮火的猛烈袭击，秩序井然地在沙滩上等待援救。英军防线顶住德军日益增加的压力，始终岿然不动。众多舰船撤走的军人人数逐日上升，由27日的7669人进展到31日的68000人，大大地超过了预料。

    狂轰滥炸炸不垮这条钢铁运兵线。一些舰船被炸沉了，更多的商船、民船、私船纷纷自愿前来积极支援，总计出动非军用舰船861艘。在这几天里，丘吉尔发现海军部地图室主任皮姆上校等几个经常见面的人不辞而别，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他们也驾驶一艘荷兰小船，四天内运送了800人。德国的轰炸机奈何不了英国的“蚊式”舰队，它对集结在海滩上的大量军队所造成的伤亡也很轻微：炸弹投入松软的细沙内，爆炸的弹片被沙子包住散不开。

    英国新式战斗机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质量上却居于优势，它们在海峡上空大逞威风，往往一个中队或不足一个中队的飞机，就要打下德军几十架战斗机和笨重的轰炸机。战斗最激烈时，连英国“最后的神圣后备军”首都空军部队也全体出动，投入战斗。战斗机飞行员有时一天出击四次。勇猛顽强的英国空军击落德国飞机数万架之多。德国空军元帅戈林向希特勒许下歼灭英国远征军的诺言，完全落空了。

    刚晋升为少将的蒙哥马利指挥第三师在鲁贝突围后，他命令全师600辆军车都在后栏板下装个微弱的小灯，靠着这一点微弱灯光的指引，顺利完成夜间转移，于29日进入敦刻尔克桥头堡左侧阵地。次日一早，上司前来通知，他升任第二军军长。30日，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召集担任继后任务的两个军长商议，决定蒙哥马利的第二军先撤回英国，巴克的第一军最后撤退，不得已时巴克可自作决定向敌投降。会后蒙哥马利单独找戈特建议：要避免向敌投降，指挥官应有镇静而清醒的头脑，巴克并非适宜人选，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亚历山大更为合适。戈特于是调巴克回国，由亚历山大接管第一军。

    蒙哥马利率部于31日晚上到达海滩时，那里的临时码头已经塌陷，只好连夜徒步赶往敦刻尔克，于黎明前登上驱逐舰回国，慌乱中连自己的钢盔也失落了。

    亚历山大在6月3日指挥最后一批英军登船。4日“发电机计划”结束，22万多英军全部撤出，大大超过原来指望撤出的45000人，另有11万多法军等盟军也撤往英国，只有少数法国后卫部队无法脱身。

    在援救敦刻尔克的九天九夜中，丘吉尔昼夜不眠，全神贯注，亲自指挥。

    他向政府官员发布通令：“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大臣和官员不负所望，宁愿牺牲生命、家庭和财产全遭毁灭，也不愿屈膝投降。战时内阁表现了坚强的团结，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出船出力，团结在内阁周围，奋勇抗敌。丘吉尔说：“在这以后的几天和几个月中，我每遇到适当的场合便表述他们的心情，我是能够表述他们的心情的，因为他们的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胜利同时也是失败。英国陆军被赶下欧洲大陆。2300门大炮、4万辆坦克、12万辆车辆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奉送给了德军。东欧、北欧、西欧一些国家降的降，垮的垮，英国面对德意法西斯，成了被解除大部分武装的孤军。

    自从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公爵率领大军，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并入主英国以来，英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外敌入侵的危险局势，如今法西斯德寇却在海峡对岸跃马扬鞭，正待跨海北征，德国轰炸机几分钟就可以飞过海峡投下炸弹……。

    就在突围撤退成功的6月4日当天，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提醒议员们说：“我们必须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他用小孩哭诉般的语调，向秘书口述了这篇著名演说的结束语，而演说时又用掷地作金石声的铿锵语调，传达出这段显示他的决心的名言：

    “欧洲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即使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即使我们本土各岛或它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这是我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的——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仍要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用它的全部力量和能耐，前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丘吉尔曾建议英法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宪法、议会、政府和军队，其本意是迫使法国依靠自己的海军和北非等处殖民地坚持同德国作战。法国政府一心向强敌妥协，丘吉尔的建议毫无结果。

    巴黎沦陷之后，6月18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

    7. 约翰牛谈笑从容抗轰炸

    从丘吉尔登台拜相到不列颠空战爆发这两个月，丘吉尔的国务活动堪称纷繁紧张，日理万机。他像一部包含许多转轮的复杂大机器，高效率、超负荷地飞速运转着。他全力以赴做的三件大事是建立和调整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煞费苦心而终遭挫折地敦促法国坚持抗战，卓有成效地实现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此前后和间隙，他还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为扭转危局、坚持抗战、准备条件、转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丘吉尔是陆军军官出身，又研究过马尔巴罗时代至20世纪欧陆重大战役。他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两次当过海军大臣，但此刻他却特别着重空军这个新军种，称它为“现代战争中的骑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表明，空军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冉冉上升。他克服重重阻力，把空军部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专门建立一个飞机生产部，任命他的朋友、报业大王比弗布鲁克为该部大臣。此人巧妙地将自己定位在精力充沛的天才和残酷无情的工头之间的平衡点上。他指导部下从被击毁和损坏了的飞机上拆下有用的零部件进行装配，几天之内甚至几个小时之内，两三架破烂的飞机就变成一架新的喷火式飞机。他把飞机制造厂分成一些小单位，分散到全国各地，敌机无论怎样集中轰炸，都不能破坏英国飞机制造工业的生产能力。他鼓励职工不理睬不断发出的空袭警报而继续劳动。他甚至常常延长职工工时和取消他们的假日，而又给予他们慷慨的回报。有一次还给连续加班工作几个月的一个文官送了一串项链，留条上写道：“此项链原是我妻子的。”他的工作成绩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当军需大臣的丘吉尔。很快，英国生产的飞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产量也比德国多1/3。第二年，每月产量不少于1000架，而且还设计和生产了自动轰炸瞄准器、低空无线电定向装置和空中截击机。

    大撤退中扔弃了大量的军火，当时英国几乎没有任何反坦克炮和反坦克弹药，坦克不到200辆，野炮不足500门。丘吉尔有一次视察多佛尔海滩，某旅守卫着长达四五英里的危险极大的海岸线，却只有三门反坦克炮，每门炮只有六发炮弹。旅长请示是否可以让士兵射击一发炮弹以资练习，并了解其效果如何。丘吉尔答复说，我们供应不起演习炮弹，只有敌人坦克进入最近射程的最后一刻才可以开炮。它要求军需大臣莫里森火速生产反坦克炮和各种常规武器。

    罗斯福赞扬丘吉尔有丰富的想象力。他说丘吉尔总是有不少“出色的想法，他一天能提出上百个主意，其中可能有四个是有价值的”。早在 1917年，丘吉尔就设计过一种艇首装有铁丝网破坏器的坦克登陆艇。只需使用吊桥或使艇首倾斜，坦克就可以凭自己的动力登陆，而又无需借助炮兵就能破坏铁丝网。丘吉尔决定大批生产这种坦克登陆艇，以备跨越英吉利海峡和在地中海作战中使用。他又指示设计适宜于远洋航行的坦克登陆舰，以便运送大量坦克和车辆并将它们卸在海滩上。最后建成1000多艘这类舰艇，在1945年诺曼底登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丘吉尔的独出心裁有时未免显得古怪轻率，但由于他本人的工作富于独创性，他也就特别支持军事科学技术研究，鼓励发明新式武器。为了使任何一个新颖的想法或新的发明不受机关办事程序的束缚而能迅速付诸实践或投入使用，他以国防大臣的身分亲自领导杰弗里少校建立的实验厂。当时年轻的杰弗里正在研究一种可以从窗口投掷、粘在坦克上爆炸的炸弹，丘吉尔建议他再研究可以用于反坦克枪或普通来复枪发射的投射弹。他指示国防部逐日催办此事，每三天向他报告一次。他希望坦克专家霍巴特充分发挥其才能，当参谋总长批评霍巴特性情古怪时，他为之辩护说：“你不能指望天才具有一种常规的作风。”

    为了防备敌人入侵，丘吉尔带领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到东部和南部沿海敌人可能登陆的每个地方、每个防御工事、每支守卫部队逐一视察。

    除了加紧组建和整编正规军外，丘吉尔号召全民皆兵，保家卫国。全国很快就组建起150万地方防卫义勇军，丘吉尔称之为国民自卫军。当时英国的男男女女都在工厂里的车床和机器旁边辛勤劳动，加班加点，能手持武器保卫近千年来未遭侵略的祖国，他们觉得是无上的荣耀。有一次丘吉尔视察一个船坞，工人家属聚集在大门口热情地欢迎他，丘吉尔深受感动，高声问道：“我们消沉了没有？”妇女们大声回答说：“没有！”

    丘吉尔领导的国防委员会，批准了本土部队总司令艾恩赛德将军制定的防御计划，并立即着手实施。这个周密的防御计划主要是由三道防线构成歼灭入侵强盗的防御系统：外线在海滩修筑覆盖式战壕，由海防兵守卫，机动预备队增援和反击；中线是反坦克障碍线，由国民自卫军防守，保卫首都和工业中心不受侵犯；内线是进行大反攻的主要后备军。

    丘吉尔通常在早上8点钟左右就开始工作，所有最重要的会议都在晚上召开，往往开到深夜才结束。有时带着女秘书走进电报机房，一直工作到翌日凌晨两三点甚至五点钟。他告诉身边人员，除非德国法西斯侵入本土，否则不要在早上8点钟以前唤醒他。有人问他活到高龄的秘诀，他回答说：“如果有地方坐，我就决不站着；如果有可能躺下，我就决不坐着。”其实这也是他高龄战时担重任，忙而不乱，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的奥秘。担任首相以后，皇家医学院院长查尔斯·威尔逊（1943年经丘吉尔推荐被封为莫兰勋爵）成为专门照料他的医生，可是这位医生却无事可干，甚至丘吉尔在头两年出国时也不带他同行。接受紧张而繁重的工作挑战，丘吉尔似乎越干越带劲了。

    为前任首相当秘书、现在又为丘吉尔服务的约翰·科尔维尔，记述丘吉尔上任以来的观感时说：“在两个星期内，一切都变了过来……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树立起一种紧迫感，人们实际看到，受到尊重的公务人员在走廊里匆匆来去。任何延误都不能得到宽容；电话交换台的工作效率成倍地提高；参谋长联席会议几乎在不间断地举行；取消了定点办公时间，周末休假也被取消了。”

    丘吉尔以自己的示范和榜样，加上严格的要求，迅速改变了首脑机关公职人员的精神面貌，带出了昂扬奋发的新作风，以热烈而镇定的情绪，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这种宝贵的作风和氛围，保证英国经受住了不列颠空战的严酷考验。正如丘吉尔所说：“英国人民具有那种既乐观又沉着的气质，我能发扬它是一种光荣，有了这种气质就可挽回颓局。我们英国人，在战前的岁月里，曾陷入极端和平主义而又缺乏远见，他们沉迷于政党政治的角逐；他们疏于防备，却又漫不经心地涉猎于欧洲事务的中心，现在他们面对一项事务：要同时清算他们过去的善良心意和疏忽的安排了。”

    7月16日，希特勒发出指示，准备实行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在诱和试探失败后，8月15日“海狮计划”正式启动，打算先用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取得制空权，9月中旬，德国海军送陆军登陆作战，10月初就可在伦敦举行胜利大游行。“不列颠之战”拉开序幕，从8月24日到9月6日，德国每天派出1000多架战斗机掩护60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伦敦。德机还不分昼夜地轰炸英国的港口和海上运输线、海军基地、雷达站和飞机场。英国飞机也一批又一批升空迎战。双方损失都很严重，德国飞机不如英国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先进，又受到英国高射炮的射击，损失几乎为英国的两倍。9月中旬，制空权仍未夺得，希特勒不得不无限期推迟渡海登陆作战的“海狮计划”。闪电战变成了消耗战，德国飞机对英国各地进行大规模轰炸，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5月。

    9月初，伦敦港船坞被炸，丘吉尔迅速赶到现场，目睹了伤亡的悲惨场面和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热情。伊斯梅将军记述道：“他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丘吉尔昵称），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当我使劲让他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一位老年妇女说， ‘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在哭呢！’丘吉尔说：‘我这 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有的港口岸边放置假军舰迷惑敌人，造得惟妙惟肖，企图诱引德军进行浪费的轰炸。丘吉尔仔细观看并细心寻思后说：“这军舰四周没有海鸥，应该撒点食物，让海鸥飞舞在它的周围，这样德寇就难识破了。”初期的雷达只能在敌机飞近国土上空时发警报，飞临上空以后就无法报告了。政府组织5万多群众手持望远镜和步话机，从各个角落进行对空监视。

    9月7日起，德国空军开始改为夜袭伦敦。丘吉尔不肯钻地下室，常常爬到屋顶或站在阳台上观看空战。有次附近落下几颗重型炸弹，他的朋友和卫兵慌忙把他拉到坚固的石柱后边。白厅一带的政府建筑物，如农业部、财政部和国防部都一再挨炸，有的燃起大火，有的倒塌。唐宁街首相府也难保安全，于是将首相办公室设在安娜克斯街的一幢称为斯托里门的特殊结构建筑物里，这个办公大楼地下20米处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战争期间丘吉尔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办公和指挥战斗。但是夜间空袭时他仍爱爬上圆顶阁楼了解情况，对劝他钻地下室的卫兵发脾气训斥。一次，他又不顾旁人阻止爬上屋顶，他的朋友只好轻声嗔怪地说：“就因为你坐在烟囱上面，难怪下面会烟雾满室。”周末，他一般在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度过。若逢月圆之夜，距伦敦几十里的契克斯容易遭受空袭，他就应邀到保守党下院议员特里家中住一晚，特里家在稍远的牛津郡迪奇利。

    9月中旬，德机在伦敦等地投掷大量的定时炸弹，给人造成时时提心吊胆的威胁。许多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投入挖掘和清除定时炸弹的危险工作。

    萨福克伯爵及其女秘书和年纪较大的司机自称“三位一体”，哪里危险哪里去，英勇事迹传遍全国，直到挖除第35颗定时炸弹时，由于引信爆炸，三人壮烈牺牲。

    10月15日月夜，480架德国飞机，除向伦敦投掷386吨烈性炸药炸弹外，还投掷了7万颗燃烧弹，全城一片火海。此前，政府敦促市民钻防空洞，到地下室去隐蔽起来，在丘吉尔的坚持下，还将伦敦地下铁道的某些地段作为防空袭的掩蔽部。此后，政府号召市民“上屋顶去”，丘吉尔指示国内安全大臣组织防火瞭望哨，开办消防人员训练班，有效地扑灭了许多火灾。不少燃烧弹刚刚投下，起火的势头就被扑灭在未燃之前。起初瞭望和消防都是募集志愿人员来干，可是由于需要的人数很多，后来就变成轮流担负的义务工作，不少人在这项业余工作中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敌机来袭成为家常便饭，汽笛一响，就立刻躲藏起来，但有时敌机只是从旁路过，或又飞了回去，这就造成工厂生产、机关工作的浪费和混乱。丘吉尔指令，对警报体制进行改革，将它分为两步，空军发出预备警报，不应中止日常工作，屋顶瞭望员发出紧急警报，才是敌机已飞临上空，需要马上隐蔽。

    有一次空袭后，丘吉尔立即去察看废墟，看见被炸成一堆瓦砾的一家小饭店旁，店主夫妻双双掩面哭泣。他们今后将何以为生？丘吉尔被深深地触动了，回去后他马上同财政大臣商定，凡由敌人轰炸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一周后，内阁根据这一原则制定了战争保险方案，它对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月14日，满月之夜，德国空军采取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大行动，派出近500架飞机向考文垂投下600吨炸弹和好几千颗燃烧弹，将市中心炸成一片废墟，炸死400多人，受重伤的更多。这是英国遭到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此后，空袭的重点转向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设菲尔德、贝尔法斯特、普利茅斯、南安普敦、布里斯托尔等工业中心和港口，企图摧毁军火和民用生产。不过，由于吸取了考文垂的教训，加强了空防，损失较少，重要工厂的生产仍然在猛烈的轰炸中照常运转。

    11月19日到22日，德军三次空袭，给伯明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2800多人的死伤。隔天，丘吉尔前往视察，一位女工向他坐的汽车跑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丘吉尔叫汽车停下来，女工说：“我这个星期因为生产成绩最好，得到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您要来。”这件礼物得花费她两三个英镑。丘吉尔认为这是人民对抗战政府的信任，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很高兴地亲吻了这位女工。

    12月29日，德军又一次滥炸伦敦，这是典型的纵火行为，目标对准金融区、商业区，破坏自来水管道、火车站和码头、熊熊大火在1500多处燃烧。

    1941年5月10日，伦敦又遭到空前未有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轰炸，连议会大厦下院大厅也全被炸毁。

    许多英国市民要求报复，丘吉尔也认为轰炸德国的军事目标是赢得战争的道路。于是，一些空军将领陆续收到像罗马教皇的通谕一样开头的文件：

    “声誉在等待着首先……的司令”。紧随而来的是，纳粹德国一些重要城市 遭到英国重型轰炸机具有极大破坏性和毁灭性的袭击，汉堡和德累斯顿成为一堆燃烧的倒塌建筑物，鲁尔地区出现一片废墟，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残存的房屋成为火海浓烟中的孤岛。

    在不列颠空战的日子里，英国人民，尤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伦敦的600万市民，表现出热爱祖国、乐观镇定、临危不俱、誓死抵抗的大无畏精神。

    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晚有200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英国损失500多架飞机，1000多名驾驶员伤亡1/4，每晚仅高射炮炮弹就消耗200万美元，城市之上一片照亮夜空的火光，地面到处是炸弹坑和瓦砾场，耳畔经常响起飞机的隆隆声、警报的呜呜声和弹片落在屋顶的清脆响亮声。祖先几十辈也没有在自己国土上进行过反侵略战争的人们，起初自然有些惊恐，但是很快就觉得，每天晚上都没有头天晚上那么害怕，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罗伯逊所说的，他们发现了恐怖效力递减性定律。

    他们宁愿让伦敦毁灭，也不学法国人那样为了无耻地保住巴黎而不设防。

    大街小巷贴着丘吉尔的名言：“让我们投身报国吧，我们要参加战斗，参加工作，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工厂继续生产，商店照常营业，上班的人只有提前推后，决无迟到早退。

    雾伦敦的灯光仍旧明亮，街道下的阴沟依然畅通，公共汽车和地铁火车仍然按班行驶。公园里还是百花齐放，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里，榴弹卫兵团的军乐队不时地举行音乐会，演奏英勇不屈、顽强御侮的伦敦精神。

    不同的只是，生活从来都没有这样紧张过，每个人除完成自己的岗位职责外，还根据战争的需要，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别的岗位的志愿和义务的工作，报效神圣的英吉利。

    英国人绰号约翰牛，他们面临危险和痛苦时，仍可一面喝茶，一面谈笑。

    有个星期五晚上，丘吉尔驱车去契克斯度周末，正当轰炸很猛烈时，他看到伦敦贫民区有一长串人在一个商店前面排队，他让停下车来，叫保镖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当得知是为买鸟食排队，丘吉尔不禁潸然泪下。但是德国鹰鹫被这头公牛咬到，就不容易脱身了。

    约翰牛的典型是丘吉尔。当英国议会和首相官邸被炸时，丘吉尔照旧谈笑风生，脸不改色。他不管被德国法西斯打得多么沉重，也紧抱对方反抗到底。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对丘吉尔评得好：“他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领袖。他具有英国人在困难时所表现的勇敢而坚定，在顺利时所表现的因循守旧的典型性格。”

    丘吉尔指出，德国人想要摧毁英国空中力量和粉碎伦敦人斗志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8. 与罗斯福、斯大林携手反侵略

    丘吉尔因母亲是美国人而常自称“半个美国人”，他还高兴地接受了外祖父原籍美国辛辛那提同乡会会员资格。当一位议员有一次骂他是“美国佬的混血儿”时，他把这种侮辱当作一种恭维。担任首相以后，救亡图存的万斤重担压在丘吉尔的双肩，他自然会想到，能够给孤军苦战助一臂之力的，首先是美国。而最有条件争取美国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的，首先又是自己：

    最近10年间，他多次访问过美国；他的著作和文章 ，在美国几乎同在英国一样受到欢迎；他多次发表演讲，热情描绘各英语民族加强合作的美好前景。

    他决定利用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交情，主要通过大力加强两国领导人个人之间的联系来加强英美的友好合作。

    就任首相仅五天，丘吉尔就向罗斯福发出紧急求援的电报：“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随后便提出借四五十艘旧驱逐舰，采购几百架新式战斗机以及急需的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

    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宁肯在大洋彼岸观战，坚守孤立主义的立场。军火交易自然愿做，但美国国会通过了“现购自运”法案，英国必须支付黄金或美元。数百万支步枪和子弹运到了英国，一个中队的美国战斗机驾驶员编入英国空军作战。这就是面临总统竞选的罗斯福所能做到的，而这杯水车薪之助，就几乎耗尽了英国的黄金储备和美元。

    面对猖獗的德国潜水艇和轰炸机给英国舰船造成的巨大损失，英国迫切需要驱逐舰才能度过战争难关。8月，丘吉尔想出了一个办法，将英国在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的八处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使用99年，来换取美国供给英国50艘旧驱逐舰。这样做有丧权辱国之嫌，为了在政府和议会中获得通过，丘吉尔把这一笔交易提升到体现和保持“英语世界的永久的共同利益”的高度来评价，并认为这样做实际上已使美国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在推动美国参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罗斯福则竭力使美国国会相信，用陈旧的驱逐舰换取美国东海岸的安全保障，乃是很赚钱的生意。不久，这50艘旧驱逐舰就驶往英国，装上潜艇探测器，编入现役，在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月6日，罗斯福当选，连任美国总统。丘吉尔欣喜若狂，立即致电祝贺。12月8日，罗斯福在加勒比海游弋，巡视英国租给美国的基地时，收到丘吉尔发来的一封寻求财政援助的长信。信中说：“我国无力为运输费用和各种军需物资偿付现金的时刻即将来临。我们愿意尽力而为，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为我们购买的东西付款。可是如果在这场斗争达到之际，大不列颠却须被迫变卖一切可以变换的资产，从而等到用我们的鲜血赢得了胜利之后，文明固然得到了拯救，美国固然赢得了时间得以充分武装来防止任何不测事件，然而我们却被剥得周身精光，赤条条地站着，那么，这种状况是不符合我们两国中任何一国的道义原则和经济利益的。这一点，我相信您会同意。”信中热切地寄予期望：“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罗斯福被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他独自一人坐在军舰上他的帆布躺椅上，一再阅读这封信，经过两天两夜的绞尽脑汁思考，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后来，美国财政部总顾问从1892年的一份法规中发现一项规定：陆军部长“在他职权范围之内，出于维护公众利益”，可以租借陆军财产。罗斯福一下子就从中找到了“租借”这个概念的法律依据，他马上用这片金钥匙去开启棘手难题之门，说服国会和人民。

    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罗斯福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以邻居失火为例说明道理：“在救火以前，我是否要对他说，‘我这条水龙带值15美元，你得付我15美元才能使用’。不能这样做！我只能在灭火之后，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同时他又着重指出：“无可置疑，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保卫美国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在于英国能保卫其自身。”他说，他准备把“糊涂的、愚蠢的、古老的美元符号”撇在一边。

    英国宣传机构将德机狂轰滥炸造成的破坏景象，如古老的考文垂大教堂被炸成断垣残壁的照片，以及英国人民以身殉国、奋勇抗敌的事迹，广泛地向国外传播。这时美国已掀起一股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浪潮。12月29日，伦敦又一次受到大规模轰炸。次日，罗斯福趁热打铁，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他说：“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所有的人都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艇……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首次拨款即达70亿美元。

    美国通过借给或出租向英国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和战略物资，“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账目也没有” （丘吉尔语）， 等于是赠送，惟一的补偿是要英国免税接受美国出口商品。后来租借法案惠及的对象，扩大到苏联、中国、希腊等反法西斯盟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项拨款总计超过600亿美元，丘吉尔、斯大林都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

    1941年新年刚过，罗斯福就派他的密友和顾问、前商务部长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私人特使访英，了解和磋商同租借武器有关的情况和事项。第一次会晤在地下小餐厅进行了三个小时。胖乎乎的丘吉尔面带笑容，脸色红润，眼睛明亮，伸出饱满而有信心的手，以动情的腔调欢迎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告诉丘吉尔：“总统已下了决心，我们要共同打赢这场战争。”他在英国的最初两周，有12个晚上同丘吉尔在一起度过。他去契克斯参加丘吉尔的周末宴会，发现屋内除洗澡间外没有取暖设备，丘吉尔不得不穿上他砌砖连衫裤工作服改制的衣服来保暖。他向罗斯福写信汇报：“丘吉尔是一切意义上的政府，他决定大的战略，而且常常连细节也不放过。工人们信赖他；陆海空三军全体一致支持他；政治家们和上层社会也声称喜欢他。我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他就是您需要同英国达成完全一致看法的惟一人物。”

    霍普金斯同丘吉尔详细商谈了英美关系的各个方面，在英国呆的时间超过原来预定的一倍多。他回国不久，罗斯福先后派来两个心腹，总统供应和经济事务特别代表哈里曼和新任驻英大使怀南特。而英国也派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为新任驻美大使。在两国首脑个人友谊的基础上，又加上两国使节的热诚努力，英美合作关系大大加强了，几乎没有任何阴影地延长到 1942年底。

    这年5月，在北海海战中，英国最大、最快的主力舰“胡德”号被德舰炮击炸沉，而“德国海军的骄傲”、排水量超过英国最新式战列舰1万吨的“俾斯麦”号，也被英舰和从英舰上起飞的鱼雷飞机击沉。原先德国人控制 着北起挪威南至西班牙的海岸线，英国接受美援后，在制海权方面扳成了均势。

    “海狮计划”破产后，希特勒决定把闪电战的矛头指向苏联，等扫平苏联后再回头收拾英国。5月11日，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新闻：纳粹党年轻的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不带武器，突然单身驾机离德飞英，跳伞降落在苏格兰，来到英国皇室庶务局长、他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结识的汉密尔顿公爵家。他天真地幻想而且极端自信，能够通过汉密尔顿接近英王，达到两国议和、拉拢英国参加反苏战争的目的。希特勒对他的离去莫名其妙，丘吉尔对他的到来万分意外。赫斯被关进伦敦塔山，战后在纽伦堡审讯中被判无期徒刑。但当时英国政府对赫斯的建议保持神秘莫测的沉默，以致引起国外对伦敦可能暗中勾结希特勒的种种猜测。据英国《劳工月刊》分析，这种沉默的微妙含义是：推动希特勒去进行反苏冒险，暗示他可以指望得到英国支援；一旦希特勒真去冒险，则给他以坚决回击。根据当时情况来判断，定下这条锦囊妙计的大概是丘吉尔，他把赫斯当作飞去来器。飞去来器是一种掷出去仍能飞回的弯棒武器。利用希特勒的反苏诱饵来诱惑希特勒上钩。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愚弄了张伯伦，而这次则是丘吉尔狡猾地愚弄了希特勒。

    6月22日凌晨，德军大举进犯苏联。丘吉尔闻讯，如释重负，如获礼物，因为德军东线作战不但减轻西线对英国的压力，而且只有苏德开战，英国才能争取更强大的盟友，将来取得对德斗争的胜利。早在4月间，丘吉尔就将希特勒正在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驻苏大使传递给斯大林。苏德战争爆发前一天晚上，秘书科尔维尔陪同丘吉尔在契克斯院子里散步，问丘吉尔，如果援助苏联是否违背他一贯的反苏原则，他说：“一点也不违背原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希特勒。这个目标使我的生活更加单纯了。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得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丘吉尔通知英国广播公司，当晚9时他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这一整天他都准备讲稿。他在广播中说：“希特勒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自然，他坦率地声称：“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面对共同的威胁整个人类的敌人，“我们大英帝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我们要给俄国和俄国人一切可能的援助。”

    此时的丘吉尔，表现出一个伟大国务活动家的卓识、气魄和风度。7月12日，英苏签订对德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规定双方不同德国谈判和单独媾和，英国派遣两个中队飓风式战斗机到苏联摩尔曼斯克以护卫北部运输线，派军队到伊朗建立当地供应线和防止德国夺取油田。在霍普金斯访苏后，又将美国原定送交英国的一批军火转交苏联。1942年5月26日，两国正式签订英苏同盟条约。这期间，斯大林几次提出在西方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都以种种借口拒绝了。

    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会晤本来在春季就要进行，因事忙推迟到8月初。丘吉尔一行搭乘3.5万吨最新战舰“威尔士亲王”号赴会，一启航就遇上暴风雨。这样恶劣的天气由驱逐舰护航会降低航速，而只有高速前进才有更高的安全，丘吉尔欢欣地让“威尔士亲王”号独自高速航行在大西洋上，能保卫他们的只有战舰上的几尊炮。9日早晨，英舰来到纽芬兰东南普拉森夏湾的阿金夏，丘吉尔登上美国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转送英王信件后，就开始与罗斯福会谈。两船联舷而泊，第二天罗斯福推着轮椅到“威尔士亲王”号做礼拜。丘吉尔亲自选诵了《海上遇险歌》和《基督徒进军歌》这两首赞美诗，郑重其事地对罗斯福说：“我并不笃信宗教，可是我得感谢上帝，美国政府此时此刻的领导人不是别人，而是你。”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融洽，丘吉尔对罗斯福始终尊敬地称“总统先生”，有时还自称是罗斯福的“第一中尉”，而罗斯福对丘吉尔一直亲切地直呼其名“温斯顿”。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共会晤了九次，一同相处的时间合计120天。

    会谈共进行四天，两位领导人商讨了新形势下的共同行动方针，向德意日显示了英美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团结，会后发表的共同宣言即“大西洋宪章 ”，表示了战后建立普遍安全制度和公正、民主世界的愿望。美国还对派出海军在冰岛东部海域为英美商船护航作出了承诺。

    这次会谈给长期紧张地连轴转的丘吉尔提供了一次休息和锻炼的机会。

    由于禁止用无线电同国内联络，他利用空余时间读了一本历史小说，第五次看了 《汉密尔顿夫人》这部影片，会后穿着防空警报服上岸攀登悬崖，向崖 下滚动砾石。返航途中，美国派出72艘战舰排成几路纵队，一边运送武器弹药，一边为丘吉尔护航，舰船上烟囱林立，远观俨然一座城市。途中丘吉尔顺访冰岛，检阅那里的驻军，洗了温泉澡。

    英美对日本的动向采取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它被中国抗日战争拖住，在苏联被打败之前不大可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参战。尽管英国总参谋部和国防委员会早就提出，保卫新加坡事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安全，甚至比保卫苏伊士运河更重要。可是丘吉尔不接受这种战略观点，他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防备很不重视，当地只有印度和澳大利亚部队，没有坦克，飞机也只有美国造的“野牛式”，性能比不上英国的“飓风式”，甚至比不上日本的“零式”。

    为了绥靖日本，1940年夏天，丘吉尔还下令封锁滇缅公路，卡住了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喉咙。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六艘航空母舰载着423架飞机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同时日本轰炸了香港和新加坡，紧接着对英、美、荷在太平洋各属地发动进攻。12月8日，英、美向日宣战。12月10日，在马来亚海战中，英国痛失调来不久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却敌”号战列巡洋舰。尤其是号称“不沉之舰”的“威尔士亲王”号被炸 沉，菲力普斯海军上将等840人一起丧生，更是对英军士气造成灾难性的打击，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一次更直接的震惊。……有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

    12月25日，香港英军投降。

    另一方面，丘吉尔又从珍珠港事件感到欣慰。从此以后，美国与英国坐在一条船上了。他想起30多年前格雷对他讲过的话：“美国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锅炉，一经在它下面生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力量。”丘吉尔增长了胜利的信心，“睡了一个得到拯救而心怀感激的人所睡的觉”。12月8日下午，他向议会发表演说称，“我们这边至少拥有地球上4/5的人口”，“在过去，我们有过一道闪烁的光；在目前，我们有了一道发着火焰的光；在将来，就会有一道照耀全部陆地和海洋的光。”12月下旬，相继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和军事同盟。

    为了把联合对敌斗争的力量凝结成一个整体，防止美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太平洋战争，从而忽略援英、援苏方面所承担的义务，丘吉尔提出与罗斯福再次会晤。12月14日，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的姐妹舰“约克公爵”号启程，22日抵达华盛顿，下榻白宫，从当晚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直到1942年1月14日结束。

    这次会谈的最重要成果，是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国四国代表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这天清晨，罗斯福乘坐轮椅来到丘吉尔房间，就宣言的文本进行最后的讨论，并说他昨夜想出了用“联合国家”这个名称代替“协约国”，代表联合起来的反法西斯各国，丘吉尔称妙。宣言表示赞同大 西洋宪章的原则，战后成立保卫世界和平的联合国组织，号召进行共同斗争的各国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随后有22个国家签字加入这个宣言。会谈中还确定，德国仍是主要敌人，美国出兵北非和轰炸德国；美国在 1942年生产45000架飞机、45000辆坦克、15000门战炮等，1943年再增加一培；各国尽量设法分散日本兵力，拉长它的补给线；美英建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统一军事指挥，美英荷澳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联军司令部。两国首脑会议大大地巩固和加强了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

    会谈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相处非常亲密。他们总是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罗斯福每次都亲自配好开头饮用的鸡尾酒，丘吉尔常常为罗斯福推轮椅。

    他们经常不拘礼仪地来到对方房间交谈。有次丘吉尔正在淋浴，罗斯福来时不经意地打开了浴室的门，连忙道歉，丘吉尔却笑着说：“没关系，英国首相对美国总统没有任何隐瞒的东西。”丘吉尔知道罗斯福有早眠的习惯，每到晚间10时左右便假装告辞，罗斯福知道这位客人夜深不知倦意，便继续谈下去。圣诞前夕，他们一起站在白宫阳台上向人们祝福，丘吉尔对聚集在幽暗中的3万多群众作了精彩而又富于鼓动性的感情充沛的演说。圣诞节那天，他们同赴教堂，同唱赞美诗。节后，丘吉尔又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表达他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念：在未来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将会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几个星期以来，丘吉尔一直在血压很高的情况下紧张工作。发表演说的那天晚上，他用了很大的气力才把窗户打开，感到呼吸短促，心脏隐隐作痛，左臂抬不起来，不过症状不久就消失。医生知道，这是轻微的心脏病表现，嘱咐他减少劳累。会谈结束后，他去佛罗里达海滨休养了五天。1月15日，他乘波音飞剪型客机飞往百慕大，准备在那里换乘“约克公爵”号回国。可是英国东地中海舰队在德、意空军和潜水艇夹击下损失殆尽的战报传来，他忧心如焚，为了早一星期赶回英国，便心血来潮临时改变决定，继续乘坐这架飞机飞渡大西洋，这在当时情况下，实属需要勇气的冒险之举。

    形势暂时还在继续恶化。2月15日，6万守军向人数少得多的日本侵略军投降，新加坡沦陷。丘吉尔认为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3月，缅甸仰光落入日军之手，亚历山大将军统率的英军历尽艰险辗转逃到印度边境。日本海空军甚至击沉了印度洋上英国巡洋舰和航空母舰。新的危险已露出端倪，日军如果在印度那些不设防的海岸登陆，就可能同穿越伊朗而下的德军会师，广袤的亚洲就将陷入法西斯魔掌。5月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来到伦敦讨论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丘吉尔曾经毫不掩饰地说过：“我希望看到德军葬身于坟墓之中，又希望看到俄国躺在手术台上”。不过这时他自然要隐瞒这种让苏德两败俱伤的心愿，再次以种种借口进行敷衍。莫洛托夫前往华盛顿，希望罗斯福就1942年能否开辟第二战场一事给予直截了当的答复，罗斯福说已做好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丘吉尔却一再提醒美国总统：“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进攻法属北非的计划！”

    6月17日，丘吉尔为敲定战争转入新局面的行动计划，乘飞机赴美国同罗斯福商谈。他们在纽约州罗斯福住宅和华盛顿研究决定，实行“火炬”计划，年内在北非作战，美国先派出一个装甲师，调拨300辆坦克，100门自行火炮。

    7月，罗斯福派霍普金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上将金来英，试图就久经拖延的第二战场问题作出决定。马歇尔极力主张及早开辟，金说如果不能在法国登陆，那就应把主力投入到太平洋战争中去，英国的将领出于让德军削弱苏军实力和维护英国在全球利益的目的，固执地坚持今年只攻打法属北非。他们把丘吉尔的主张转达给罗斯福，罗斯福只好让步。

    8月12日，丘吉尔去莫斯科通报美英有关第二战场的决定，同行的除英国将领和外交副大臣外，还有罗斯福的代表哈里曼。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谈开始时气氛阴森而沉闷。丘吉尔托辞装甲武器和登陆艇不够，美国正在赶制，把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延至1943年。

    9. 东地中海的艰苦角逐

    大英帝国的总体战略，显然是由分别主次、轻重、缓急的三环相扣组成。

    首先是保卫英国本土，其次是保卫海外殖民地、自治领和保护国，最后才是联合和支援盟国消灭法西斯敌国。当德国登陆大不列颠岛的威胁基本解除之后，丘吉尔念念不忘的是打通和护卫经直布罗陀海峡入地中海，再从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出红海，通向印度洋、太平洋的运输线，保持它的畅通。这条运输线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属地都要经由这条海路取得联系，一旦这条输送中东石油等重要资源、粮食和兵力的生命线被掐断，英国本土的生存就岌岌可危。这就是丘吉尔在1940年秋就把惟一的装甲师派往埃及，以后对开辟第二战场一直不如罗斯福热心，而对在地中海周围作战则特别起劲的根本原因。自 1940年以来，英国在这条生命线附近进行的大大小小、败败胜胜的战斗连续不断。

    1940年7月，正当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本土处于危急之时，意大利乘机在非洲大陆进行扩张。墨索里尼妄图以所占利比亚、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和意属索马里为基地，动用40多万意大利和土著军队去夺取英国在东非和东北非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建立一个自凯撒以来未有的以意大利为宗主国的大帝国。意军侵入了苏丹和英属索马里，英属肯尼亚处于意军从阿比西尼亚南下威胁的惊慌之中。

    意大利在利比亚靠近埃及边境一带，早就集结和部署了拥有大量现代化装备的七八万军队，到秋天，连地方部队一起增至30万人，悍然向埃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统帅的英、印、澳军，起初不战自退。诡计多端的意军统帅格拉齐亚尼满腹疑虑，不管墨索里尼如何训斥，他都按兵不动。12月9日，身体瘦削、面目黧黑、在沙漠中经受长期训练的完全机械化装备的英印联军开始反攻，以攻克西迪巴拉尼为起点，沿着地中海海岸从东到西挺进，在英国舰队和海军飞机的配合下连战皆捷，先后占领利比亚境内巴尔迪亚、托卜鲁克、班加西和贝达富姆，前进了500英里，歼灭意大利9个师，俘虏11.3万人，击毁意大利飞机几百架，粉碎了墨索里尼称霸非洲的迷梦。

    在这些战役进行过程中，丘吉尔接连向前线将士发出祝捷电报鼓舞士气，引用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话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每一个成功的果实，无论它是多么圆满，都将带来一些需要我们投入更大的战斗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他在12月18日将《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发给韦维尔将军：“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还在 12月23日夜通过广播向意大利人民发表讲话，在追述了英意两国人民长期友谊之后，揭露墨索里尼掌权18年，把国家带到了可怕的毁灭边缘，“我将等到意大利民族能再次创造自己命运的那一天，这一天必定要到来”。

    1942年春，英军主攻方向是摧毁意大利在东北非的武装。他们将意军逐出苏丹，收复英属索马里，攻占意属索马里，又发动阿比西尼亚武装起义进行配合，于4月6日攻克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不久，流亡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回国复位。意大利22万军队绝大部分被歼或被俘。

    惨败的墨索里尼向希特勒苦苦乞援，纳粹头子派隆美尔率两个装甲师组成非洲军团开往北非，任命隆美尔为北非德意联军司令。隆美尔曾任绰号“鬼怪”的装甲师师长，在以闪电战进攻法国时俘获大批英法部队，并最先追到敦刻尔克海边，迫使未及撤往英国的3万多法军投降。他骠悍泼辣，敏捷狡诈。2月12日他带两个先遣营在利比亚东北的的黎波里登陆，大部队由于英国拥有地中海制海权一时还到不了。他了解到这时韦维尔的英军一部分已去东非，一部分到希腊战场增援，剩下的主力调回埃及休整，以素质和装备均差的新兵去前线换防，便带领小部队长驱近千公里，越过水源缺乏的沙漠，3月31日就到达前线发起进攻。他把大众牌小汽车乔装坦克以壮声势，吓得刚来前线增援的英印新兵心惊胆颤，旋风般在两周内挺进600多公里，连克阿盖拉、班加西、塞卢姆等地，逼近埃及马特鲁。英军正在新旧交接中的两个中将前线司令在乘车逃跑时一同被俘。丘吉尔下令死守的托卜鲁克港口要塞，已被包围在犬牙交错的前线的敌方一侧。

    在中东前线视察工作的陆军大臣艾登说：“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10年。”

    他不久前在非洲赢得的桂冠，已被隆美尔这头“沙漠之狐”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到沙漠中去了。丘吉尔听到韦维尔组织反攻的“战斧”计划失利后，在恰特韦尔庄园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幽谷之间数小时之久，心想“韦维尔已经是一个心力交瘁的人了，我们已把这匹驯良的马骑得走不动了。五六个各不相同的战区的任务都压到他一人身上……”为了扭转战局，他和内阁及军界商量之后，决定进行人事调整，将韦维尔同印度总司令奥金莱克互调，并派利特尔顿为内阁驻中东主持非军事事务的国务大臣。

    经过五个月休整，在兵力和装备上都明显强于德意联军的英军，发动代号为“十字军战士”的大规模进攻。11月18日傍晚，大雨滂沱，10万英军万辆军车浩浩荡荡西征。隆美尔早已筑好地堡，里面密布机枪大炮，构成坦克陷阱，把英军装甲部队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隆美尔撤去对托卜鲁克的包围，退回阿盖拉。补充一批装备和人员后，他又在1942年1月下旬发动进攻，占领班加西。丘吉尔对他钦佩不已，当时在下院陈述战况后说：“我们遇到了一位非常勇敢善战的对手，而且如果我们可以撇开战争造成的破坏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领”。

    隆美尔继续进攻，6月21日重又攻占托卜鲁克，3.3万英国守军向不到他们人数一半的德军投降，正在华盛顿会谈的丘吉尔接过罗斯福递给的电讯几乎晕倒。英军全线溃退，7月1日隆美尔率部进抵埃及阿拉曼，距亚历山大港只有60英里。英国海军撤向红海，开罗英政机构销毁文件准备逃走，隆美尔立大功晋升为元帅。

    丘吉尔又一次改组中东地区司令部，8月初任命亚历山大为总司令，蒙哥马利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又一次充实兵力和武器，达到德意联军的3倍。

    隆美尔苦于部队补给非常困难，想先去拔除袭击德意舰船的马耳他岛英军这根刺，未获希特勒同意，便抱着侥幸心理，于8月30日晚进攻阿拉姆哈勒法阵地英军。天明后，受英机轰炸损失很大，三艘油船被英军炸沉，迫于燃料补给无靠，不得已于9月3日全面撤退。由于他善于诱敌落入陷阱，蒙哥马利没有追击。

    墨索里尼在入侵北非的同时，1940年10月28日又向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发动全面进攻。丘吉尔果断地命令英国海空军接管希腊克里特岛防务，想将这个战略要地变成支援埃及的空军基地，又从利比亚调四师陆军开往希腊。

    希腊军队英勇反击，将意大利侵略军驱逐到阿尔巴尼亚境内。墨索里尼只好又搬来纳粹兵，1941年5月4日，德军占领雅典。5月下旬，戈林向克里特岛空投1.6万人，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大规模空投部队的进攻。经过10天空前激烈残酷的海陆空立体战，英军不得不撤出该岛。

    1941年夏天，丘吉尔调印度军到伊拉克，联合戴高乐自由法国部队攻入叙利亚，防止希特勒进入地中海东部。

    10. “火炬”登陆照北非

    从1942年秋冬起，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酝酿和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东线，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成为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西线，则有英美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火炬”

    计划的胜利实现以及这前后的重要战斗。

    8月间，英国突击队和一个加拿大师在蒙巴顿将军带领下，在法国第厄普海岸登陆。这次失败的反攻，既是向苏联显示开辟第二战场的一个象征性姿态，又是向德意发射一颗迷惑性的烟幕弹，以便悄悄准备在北非登陆。

    位于地中海中心的英属马耳他岛，在英国与德意的北非拉锯战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英国飞机和舰船从这个中途基地出发，既可以向埃及运送兵员和给养，又可以轰炸利比亚的德意联军，切断他们补充兵力和物资的咽喉。

    1942年春，德意海空军一齐出动进行猛烈袭击，使英国运输船队遭到重大损失，岛上面临饥馑危险，海空军基地作用陷于瘫痪，这片“地中海的钥匙”眼看将被敌人占去。这时罗斯福命令“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两次给马耳他岛送去几百架战斗机，英国派遣一个庞大的护航舰队开赴这个被围困的海岛。

    从6月中旬开始，马耳他又发挥了它的军事基地的重大作用，此后接连几个月都击沉隆美尔1/3到3/4的供应船只。

    正是在这切断德意联军“输血管”的有利条件下，蒙哥马利以10万大军在10月23日夜发起阿拉曼战役，1000多门大炮齐声怒吼。德意联军代理指挥官施图姆将军乘车了解战况遭到伏击，跌下车来心脏病发作而死。正在奥地利养病的隆美尔被希特勒急令催回前线，面对优势敌人已无法抵抗，于11月4日退到富卡。蒙哥马利穷追不舍， 1943年1月23日占领的黎波里，席卷利比亚北部沿海各地，德意联军损失近6万人。隆美尔摆脱英军切断退路的多次袭击逃到突尼斯。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胜仗，而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他命令英国全国敲钟，庆贺这次大捷。

    紧接阿拉曼战役的是筹划已久的“火炬”计划，即美英联军在法属北非三城市登陆。法属北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当时受法国维希伪政权统治，当地官员都听命于贝当总理、达尔朗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为首的卖国政府，流亡于伦敦的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是他们的死敌，而美国同维希政权仍有外交关系。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战斗的阻力，这次军事行动打着美国旗号，在艾森豪威尔、克拉克指挥下进行，英国参战人员也都穿起美服。英国提供直布陀罗作为集结军力、就近指挥的盟军司令部。英美又将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从德军监禁中越狱成功的吉罗将军送到直布陀罗，寄希望于他能说服北非的法军同盟军合作。

    11月8日，盟军665艘军舰和运输舰载运13个师，在1700架飞机提供空中保障情况下，在首尾相距800英里的摩洛哥的奥兰 （现称瓦赫兰）、卡 萨布兰卡（现称达尔贝达）和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美国外交官在北非进行的策反工作和吉罗的劝说都不大顶用，盟军遭到法军激烈的抵抗。此时达尔朗因探视生病儿子正在阿尔及尔，此人长期投靠德国，如今在大兵压境情况下，态度才慢慢有所松动。8日晚，阿尔及尔法军抵挡不住投降了，达尔朗落在美军手里。丘吉尔曾经说过：“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如能匍匐在地上爬行一英里路而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由于不少北非的法政要人视贝当总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有名的“凡尔登英雄”）为偶像，而达尔朗又被视为贝当的直接代表，为减少流血起见，盟军承认达尔朗为法属北非行政长官，吉罗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以此为条件，达尔朗发出停火命令，摩洛哥总督宣布投降，盟军10日占领奥兰，11日占领卡萨布兰卡，到月底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全境都在盟军的控制下。丘吉尔认为战争的转折点到来了，他在午餐会上兴奋地说：“我们战士头上的钢盔闪闪发光，温暖和振奋了我们所有人的心。”

    美英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公布后，不仅戴高乐一派法国战士，而且英国广大人士都普遍不满，认为此人无耻亲德，劣迹多端，声名狼藉，为利用他而让他在北非掌权，乃是卑鄙龌龊的勾当。丘吉尔和罗斯福连忙声明，未来的法国政府只能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的安排“仅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罗斯福还为此引用希腊东正教会的一句格言：“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以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脱离险境。”达尔朗听后惶惶不可终日，他在给克拉克信中说：“我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盟军在北非登陆令希特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他决定踢开贝当傀儡政府，全面占领法国。11月中旬，德意联军迅速攻占法国南部和科西嘉岛，并在突尼斯集结重兵。当德军将要攻占土伦港时，法国水兵将73艘舰艇全部凿沉。

    盟军在1943年3月20日至5月13日发动突尼斯战役，亚历山大担任前线总指挥，一路从利比亚西征，一路从阿尔及利亚东进，东西夹击，俘敌25万人，将德意军队赶出整个北非，丘吉尔称“挽回了一个大陆的局势”。

    在北非登陆的凯歌声中，英美两国首脑在卡萨布兰卡海边风景区安法山举行会议。斯大林正处于指挥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关键时刻，无法抽空前来。

    丘吉尔和罗斯福以半度假半工作的方式度过1943年1月14日至24日这11天。对于下一步在何处发动进攻，会上提出了太平洋、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三种意见，两国参谋人员讨论的结果，选择了第二种，因 为大量盟军正在北非，渡过突尼斯海峡就可进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死亡，达尔朗又被一个年轻的戴高乐分子暗杀。罗斯福见解决北非政治局势问题、平息人们对“权宜之计”不满情绪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用戏谑语调对丘吉尔说：“我们把吉罗叫做新郎，我把他从阿尔及尔弄来，你把新娘，也就是戴高乐，从伦敦请来，我们搞一次强迫婚姻。”

    丘吉尔致电邀请戴高乐来卡萨布兰卡，向来高傲而近来又恼怒丘吉尔的戴高乐予以拒绝。丘吉尔再电戴高乐，以断绝接济相威胁促他成行。戴高乐又拖延了两天才勉强赴会。他发现他同吉罗在法国属地的会晤，竟处在美英的监护下，在美国哨兵的守卫下进行。他和吉罗都要争当民族联合委员会的主席，而让对方当军队总司令，戴高乐还说吉罗曾在维希政权中任职，没有政治头脑。他们最后只就今后两人建立联系达成一致意见。卡萨布兰卡的会议公报即将定稿，上面写着戴高乐和吉罗在战争期间担任法兰西联合委员会两主席，公报含混的措辞还令人感到英美在操纵法国内政，戴高乐拒绝签字。丘吉尔对戴高乐让他在罗斯福面前大丢其脸甚为震怒，他在戴高乐面前摇动手指，假牙咬得咯咯响，并且说要到英国议会和广播电台痛斥他，戴高乐没有丝毫动摇。罗斯福只好用安抚的方法打圆场，劝说戴高乐和吉罗在他和丘吉尔的面前合影和握手，以此向公众显示会议产生了“拉郎配”的成果。丘吉尔容易冲动和发脾气，他的秘书形容他对下属盛怒时声音可以震得屋瓦响，但他却不记仇。他认为戴高乐是法兰西的军魂，以后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和资助他，而吉罗则在一年零两个月后被迫宣告退休。

    会议结束后，丘吉尔邀请罗斯福去马拉喀什游览，观赏阿特拉斯山壮观的日落景象，画了一幅以山顶覆盖白雪为背景的当地古清真寺油画送给罗斯福。然后视察了塞浦路斯、开罗、的黎波里等地的英军，2月6日回到英国。

    突尼斯战役即将结束之时，5月4日丘吉尔又启程赴美同罗斯福进行秘密军事会谈。因不久前患过肺炎，这次便不乘飞机，而坐豪华的“玛丽王后”

    号客轮。代表团的舱位同其余部分完全隔绝；许多荷兰文写的告示贴在各处，让人产生荷兰女王正乘船前往美国的联想；船内上下通道都建有华丽的斜坡道，便于轮椅平坦地通行，船上旅客以为本船返航时将接罗斯福访英；船上还载有5000名德国战俘。这些绝妙的安排和暗示伪装，起到最佳保密和安全防范作用。5月12日，船抵华盛顿。丘吉尔及其参谋班子又一次说服了罗斯福、马歇尔，今年先打意大利，1944年再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会议期间的周末，罗斯福陪同丘吉尔去马里兰州卡托克延山上4000英尺高的避暑山庄，车过哥底斯堡这一南北战争著名战场，当向客人介绍关于巴巴拉·弗里奇事迹后，丘吉尔激情奔放地背诵起美国惠蒂尔1864年为她写的诗：“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这颗斑白的头颅，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他把这首长诗背得一字不差，美国听众都称赞他惊人的记忆力。

    7月10日，盟军登陆西西里岛。8月16日解放全岛，意、德军队损失16.5万人。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并被拘禁。9月3日，英美联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9月8日，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向盟军投降。希特勒把军队从东线抽回，调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抢在盟军之前占领罗马，解除意军武装，又把墨索里尼从监禁中救出，重新扶上台。10月13日，巴多格里奥政府在盟军占领区对德宣战，丘吉尔起草英、美、苏三国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的一员。

    11. “霸王”登陆追穷寇

    8月14日至2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议。罗斯福和英国的参谋人员否定了丘吉尔的佯攻法国、实攻挪威的计划，决定在1944年5月1日以前，把驻地中海的七个英美师调到英国，开辟第二战场之事决不能再拖了！美国急于打通滇缅公路，以支援中国作战和建立美国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丘吉尔不喜欢在缅甸丛林作战，寄希望于苏联直接进攻日本列岛。罗斯福说苏联尚未对日作战，我们不能久等，丘吉尔只好同意让蒙巴顿出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统帅，考虑缅甸的战事。这次赴会丘吉尔带了夫人和女儿玛丽，会前、会后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在魁北克附近的雪湖垂钓，在纽约州的总统住宅和白宫作客，去哈佛大学接受了荣誉学位，到9月19日才回到英国。

    苏联红军攻占了奥莱尔，英美联军在西西里取得重大胜利，罗斯福致电斯大林，“在战争的转折关头”三大国首脑应尽早会面商讨战略问题和战后政策。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这次会议。

    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11月22日至26日，在开罗开三国首脑会议。

    美英想把这次会议开成德黑兰会议的预备会议，希望初步统一意见，但是未能统一。丘吉尔要美国实行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之前，在地中海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罗斯福没有同意；罗斯福鉴于美国提供的兵员和武器不断增长，提议任命一个美国人担任最高司令，统帅“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对德战争，丘吉尔不愿让这样广泛的权力操在美国手里。11月25日是感恩节，罗斯福设家宴招待丘吉尔及其随行的女儿莎拉。会议通过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应归还中国。

    11月28日，“三巨头”第一次“像一家人一样”围坐在德黑兰的会议桌旁，丘吉尔说这次会议“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世界力量的聚会”。

    斯大林宣称，“霸王”计划应提前到1944年5月实施，同时进攻法国南部给予支援，苏联则在东线发动攻势予以配合，阻止德军调往西线。丘吉尔同意进行“霸王”行动，但不确定具体日期，一再多方拖延。斯大林陡然离座站起，对身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好干，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见此情景，罗斯福连忙调解说：

    “现在我们都饿了，我提议休会，去出席今天斯大林元帅招待我们的午 宴……”在两位盟友夹击下，丘吉尔只好宣布“霸王”行动在1944年5月开始。

    会议还讨论了战后波兰疆界，一致同意东、西边界都向西移。谈到德国未来时，认为战争根源是普鲁士，丘吉尔主张把德国南部同普鲁士分开，南部和其他有关国家成立“多瑙河联盟”，斯大林表示异议，会议对此未作结论。

    罗斯福的幕僚舍伍德对三巨头会议的基本情况这样概括：丘吉尔“使尽了辩论家的艺术，辞令动听，委婉得体，这是他的拿手本领”；斯大林“对他的老练的敌手毫不留情，戳破其躲躲闪闪和弄虚作假的手法”；而罗斯福“则居中充当大家公认的会议主持人、仲裁者和最后的权威”。在不少具体 问题上，对丘吉尔和斯大林针锋相对的争辩，罗斯福还站在斯大林一边。难怪英国外交副大臣卡多根日记记述道，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一再说，他那时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然而，在这三者当中惟有小毛驴能够认准归途。”

    德黑兰会议期间，三巨头轮流作东举办宴会，宴会上大家互相祝酒，气氛热烈、友好。11月30日是丘吉尔69岁生日，他要求这天宴会由他作东。

    斯大林赠给丘吉尔一顶羊羔皮帽和一组以俄罗斯民间故事为题材的瓷雕，第一个走到他身旁，同他碰杯、握手，还搂了他一下肩膀，然后致祝酒辞，并对丘吉尔夫人作为援俄基金委员会主席的工作表示感谢。罗斯福赠给丘吉尔一只波斯瓷瓶作为寿礼。丘吉尔祝酒答谢时称罗斯福为“圣人”，称斯大林为“伟人”。

    12月2日，丘吉尔和罗斯福飞返开罗，继续磋商有分歧的细节，两人相互作了让步。罗斯福不同意调登陆艇供丘吉尔在地中海之用，但是接受了他关于分设两个盟军司令部的主张。“霸王”行动大部分由美军担任，罗斯福挑选在北非崭露头角的艾森豪威尔当西北欧盟军远征军总司令，但是随后丘吉尔还是为英国争得了部分指挥权，即“霸王”行动初期由蒙哥马利领导。

    地中海区域大部分是英国或由英军控制的军队作战，丘吉尔委派威尔逊当总司令。还在离开英国时，丘吉尔就患了重感冒，服药得到缓解。经过一系列会议和旅行劳累，12月12日飞抵突尼斯时病情转重，经诊断为肺炎，还患有心房纤维性颤动，便放慢工作节奏，由女儿读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给他听，夫人从伦敦飞来照料。27日以后又到马拉喀什疗养三周，同国内外来访者商谈工作。

    1944年1月21日盟军在罗马以南40英里的安齐奥登陆，但前进受阻，正如丘吉尔所说，“原希望我们抛上岸的是一只野猫，结果只是一条搁浅的鲸鱼”，直到6月4日才攻进罗马。

    “霸王”行动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盟国的反潜艇措施日渐奏效，飞机上装的雷达能在浮现前发现潜艇。英国对德国进行大规模空袭，美国空军集中消灭德国战斗机。两国轰炸机还摧毁德国“无人驾驶飞机”（火箭）的发射基地，空袭法国的运输网，包括铁路、公路和机场，以阻止“霸王”行动开始后德军增援部队的迅速调动。在军需部议会协调大臣、丘吉尔大女婿邓肯·桑兹提议下，空军对德国秘密武器的几处试验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通过这些战略轰炸，“摧毁和打乱德事、工业和经济体系，瓦解德民的士气和斗志”。

    丘吉尔每周主持一次会议，研讨“霸王”行动计划的实施。登陆的地点选在诺曼底，这里地势开阔，可同时摆开二三十个师，距英国西南海岸各主要港口又较近，便于输送部队运送物资，德军在这里的兵力也较薄弱，有利条件胜过加来。加来距英国海岸近、而距英国海港远，又是英国重点设防之地。诺曼底的缺点是没有良港，丘吉尔提出用人造港来代替的创见，召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设计。人造港是用100多万吨钢筋水泥来建造一批巨大的码头，将它们安放在海滩上，向海的一端浮在海面。再用沉入水中的混凝土结构和沉船在外围筑成巨大弧形的防波堤加以掩蔽。这样，尽管浪高流急，不怕狂风骤起，吃水深的舰船能够停泊和卸载，登陆艇能够自由来往于海滩。

    为了迷惑敌人，还广泛采取疑兵之计，使敌人摸不准登陆方向。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创造了“保镖行动”语，即“真相经常要由虚假相伴来作保镖”。

    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在肯特郡海边集结了一支假舰队，发出大量电讯，又让以勇猛著称的美国巴顿将军闲步肯特街头，以致德国情报人员误以为巴顿是盟军总司令，盟军总司令部设在肯特（实际在诺曼底对海的朴次茅斯附近），登陆地点在与肯特郡隔海相对的加来。在进攻前夕，英国飞机撒下大量锡箔片，在德军海岸雷达看来，酷似一支舰队正沿英吉利海峡向东驶往加来。此外，由于英国尚需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登陆艇，丘吉尔承认，他对颇有主见的罗斯福，有时还 “不得不抓住适当时机扮演一个阿谀奉承的角色”。

    千呼万唤，“一直拖到已经丧失了决战价值的时候”（美国魏德迈将军语），“霸王”行动终于就要开始了。整个英国南部变成了一座大军营，聚集了287万三军官兵和后勤人员，1.1万架飞机和6000多艘舰艇。

    诺曼底登陆前夕，近70岁的丘吉尔走访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要求随英舰“贝尔法斯特”号参战，艾森豪威尔不答应。丘吉尔说：“虽然参战的各部队均归您指挥，但是参战人员并不由您确定。”艾森豪威尔点点头。丘吉尔继续说：“那么，我可以以英舰水兵的名义签名参战，将军无法阻挡。”

    艾森豪威尔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话是这么说，但是首相阁下，您这样做会给我肩上增加沉重的责任”。丘吉尔决心不变，艾森豪威尔只好派参谋长史密斯将军晋见英王。乔治六世说：“温斯顿的问题由我来处理。”他召见丘吉尔说：“如果您决心参加战斗，我也有义务与您一同参战。”丘吉尔只得罢休，望海兴叹。

    6月6日凌晨1时许，蒙哥马利统领的英、美、加三队，以三个伞兵师空降于登陆阵地后方为前导，在大量轰炸机和战舰狂炸、炮击海岸德军炮兵阵地和防御工事后，黎明时分，运输舰送来的陆军改乘登陆艇和小型攻击艇，利用拖来的人造港，在诺曼底海滩大举登陆。由于守卫这一带海岸的是纳粹杂牌军，加之登陆前几天英吉利海峡接连出现20年未遇的风急浪高恶劣天气，他们更是疏于防范，因此德军尚未完全建成的从挪威到西班牙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很快被突破。仅在6日这一整天，盟军就出动1.46万架次飞机、17个师团和2万辆军车登上了陆地。到12日，5个占领的滩头连成一片，有近33万人和5万多辆军车、10万多吨物资登上诺曼底，德军死伤16万人。11日深夜，斯大林向丘吉尔和罗斯福致电祝捷说：“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的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与之类比的事业。……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地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记载下来。”与此同时，苏军在东线发动夏季攻势，使德军陷入反法西斯队伍东西夹击的铁钳中。

    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军节节败退。在法国抵抗运动发动起义的配合下，盟军8月24日解放巴黎。戴高乐已被公认为法国领袖，他回到巴黎组织临时政府。由于大力支持戴高乐的流亡政府和自由法国运动，英国和丘吉尔受到法国人的感激和崇拜。丘吉尔应邀访问巴黎，受到极为隆重的接待。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被特意选作巴黎解放庆祝盛典的日子。11点整，丘吉尔和戴高乐坐上敞篷汽车，在几百名穿着礼服的卫队簇拥下，越过塞纳河，穿过协和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在街道两旁、楼上窗台和屋顶人群的欢呼声中，向凯旋门前进。丘吉尔身着皇家空军制服，头戴饰有金橡树叶的帽子，站在敞篷汽车上向巴黎市民和列队士兵频频挥手，屈臂的右手举在脑袋侧前方，反复作出v形手势——从此以后，这一象征胜利的手势便传遍了全世界。丘吉尔向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同戴高乐等两政要员，全都沿香榭丽舍大街步行了半英里，走向观礼台。大约50万市民再次倾注全部热情，“丘吉尔万岁！戴高乐万岁！英格兰万岁！法兰西万岁！”

    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两国领导人一起检阅了两国部队的分列式游行。接着，丘吉尔向克雷孟梭 （上次大战时法国总理）雕像献了花圈，参观了巴黎残老 军人院，拜谒了福煦（上次大战时法国总司令）和拿破仑的陵墓。次日，丘吉尔被授予巴黎荣誉市民称号。

    9月1日，艾森豪威尔从蒙哥马利手中接过指挥权。以后，他们两人之间以及其他英美重要将领之间，曾因战略不同和争权夺名产生矛盾而延误军机、协同不力，德军吃了败仗仍负隅顽抗，一度还在比利时阿登突破前线并推进了90公里，切断在比、荷的盟军同主力的联系。但是总的说来，东欧和西欧的盟军都在向中欧节节推进。1945年3月，西线渡过了莱茵河。4月16日，苏军同英美军在易北河会师。4月末，墨索里尼在逃跑中被意大利游击队抓住并枪毙，希特勒同刚刚结婚里。

    他不愿意朋友前来照料他，更不愿意旁人插手雕刻他的作品，即使是他的最后一件未完成的《龙太尼尼哀悼基督》雕像。

    他整整工作了一天之后，病魔再次猖獗进攻，疯狂吞噬他最后赖以支撑的健康细胞群体。

    1564年2月14日，米开朗琪罗开始发高烧，他的学生闻讯后，气喘吁吁地赶到，但屋里并没有米开朗琪罗的影子。

    外面下起了小雨，学生焦急地问仆人，但是谁也说不清。

    透过蒙蒙细雨，学生终于看见了米开朗琪罗的身影，“这种天气，出外散步真叫人担心。”学生在抱怨。

    “你要我怎么样？我病了，到哪里去休息。”米开朗琪罗的话音粗浊，神情古怪，引起了学生的恐慌不安。

    医生匆匆赶来了，强迫米开朗琪罗睡到床上，不准出外，闭门休息。

    第二天早上，米开朗琪罗的精神似乎好多了，脑子也清醒。他吩咐朋友写一封信给他的侄儿，可以前来罗马。

    他还劝说围在床边的朋友、学生回去，并伸出手，表明自己已经恢复健康。

    下午三四点钟时，他固执地挣扎着起来，想骑马出去。

    他勉强地摸到门边，累得额上冒出冷汗，脚下好像踩着棉花，软绵绵的。

    幸亏被朋友扶住，不然又要摔倒了。

    他坚持不愿再回到床上，歪歪斜斜地坐在椅子里，旁边的壁炉火光照亮了他消瘦的脸和杂草丛生似的胡子。

    “如果死神还不快点来救我，我将绝灭了……疲劳把我肢解了，唯一的归宿便是死……”在于我们是否准备容忍巴尔干共产化，或者还有意大利共产化？……我们的结论是必须阻止的渗透和入侵。”但是这一战略遭到罗斯福的抵制，他正准备竞选连任总统，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

    丘吉尔几次飞往意大利和希腊，策划扶植反动势力，打击人民民主力量。

    6万英军被派去希腊，阻止希共领导的游击队进入雅典，恢复反动国王的王位，任命大主教为摄政，随后英军开始了镇压人民武装的血腥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批评英国对意大利和希腊的政策。丘吉尔还支持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对抗设在苏联卢布林的另一个波兰政府，并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动用军队解除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的武装。

    1944年9月，丘吉尔第二次去魁北克同罗斯福会晤，初步讨论了德国战后由英、美、苏占领的问题，罗斯福不允许英国使用美国空军基地向华沙空运物资，拒绝了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10月，丘吉尔又去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罗斯福因大选在即未能抽身前去。丘吉尔受到热情的款待，他去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演出，最欣赏红军歌舞团那些刚健清新、遒劲奔放的舞蹈与音乐，但是关于波兰和希腊问题双方没有取得谅解。

    再一次当选总统的罗斯福同丘吉尔、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谈。会议支持中美英苏四国 1944年8月至10月在美国加州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成立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会议确定战后波兰东西边境均向西移，法国也参加对德国的占领。苏联在会上宣布对德作战结束后早日参加对日战争。丘吉尔不满意罗斯福在会上对苏联让步，而罗斯福则尽力调解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国赔款、波兰政府组成等问题上的争执，并对丘吉尔固执己见产生一定程度的厌恶。他在丘吉尔发言时给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写了一张字条：“又得啰嗦半个小时！”后来还情不自禁地大声表示他的恼怒：“说真的，我已经累了！如果你们也像我那样，整整用了五个小时才用小推车把温斯顿推上斜坡，你们也会感到疲累不堪！”

    丘吉尔在罗斯福抵苏时已注意到他“体态虚弱，面有病容”。会后他又违背共同的约定，建议罗斯福敦促艾森豪威尔不按原定分工的进军路线，赶在苏军之前抢占柏林和布拉格，为罗斯福所拒绝。4月12日，罗斯福突然死于脑溢血，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在1945年3月拟定的八条反苏的政策和策略。但是他心劳日拙，孤掌难鸣，5月12日他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惊呼：“‘铁幕’业已拉下，把俄国势力范围内所有欧洲部分的一切都掩盖起来。”还在德国投降之前，他就发电报给西欧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吩咐他集中收藏好德国武器，“一旦苏军的攻势继续下去，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将武器重新分给同我们合作的德国士兵。”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人民欢天喜地，东欧出现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和左派力量壮大，丘吉尔却将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最后一卷题为《胜利与悲剧》。站在他的立场，这种矛盾的评价倒也恰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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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残阳如血

    1. 从高峰跌落到东山再起

    联合内阁执政已经五年，这届议会还是十年前选出的。丘吉尔 1944年10月底看到胜利在望，曾向议会发表声明，战胜德国之后立即进行议会选举。他对选举后连任首相的前景看好，他乐于利用群众对他这个战争英雄的感恩戴德之心。1945年3月去世的82岁的劳合·乔治，不就是借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时机，在1918年末举行大选，连任首相的么。工党和自由党广大没有参加政府的党员认为，如果联合政府继续执政到对日作战结束为止，丘吉尔会获取更大的政治声望，如果到那时选举，他们是难以进入政府的，因此也同意现在大选。于是决定6月15日解散议会，7月5日进行大选。

    由于海外驻军的选票不能很快汇集和统计，开票日定在26日。

    5月23日，丘吉尔内阁正式辞职，英王立即邀请他组织看守政府。在下届政府组成之前管理国家。丘吉尔把过渡政府的阁员扩大到16人，全是保守党内右派及追随他们的小党和无党派人士，这等于暗示了保守党战后的政治纲领。

    战争后期，英国人民的思想向左转。他们从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巨大威力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合作，希望战后实行社会改革，改善生活，特别是要尽快解决因敌机轰炸造成的住房严重短缺问题。丘吉尔在战争时期为了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曾大肆宣扬战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来满足人民愿望，还成立了以工党副领袖格林伍德为首的建设委员会来研究改革方案，指示自由党的贝弗里奇起草关于改革社会保险、扩大社会服务的报告。后来这些方案和报告都被束之高阁，格林伍德还失去了内阁成员的职务。工人组织要求废除为报复1926年总罢工而通过的反工会法，要求讨论某些工业部门国有化问题，丘吉尔都借口不利于战争而拒绝审议。丘吉尔由联苏转向强烈的反苏，便是违拗了英国人民的愿望和情绪。在最后两年，不但议会很少开会，就连内阁也不起作用，一切都由丘吉尔说了算。

    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工党的人超过支持保守党的人约 10%。

    1944年12月，著名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发表题为《丘吉尔必须走开》的文章 。文章写道：“现在俨然以英国未来元首自居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满脑子冒险思想的人。他的这些思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他似乎完全丧失头脑。过去由一帮守旧的保守党人掌权并采取了不明智的政策而使英国人饱尝屈辱，这时好斗的温斯顿走上重要岗位。

    国家要斗争，而他好斗，当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所以他成了我们斗争意志的象征。这个作用已经完结……丘吉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早该下台啦。”

    可是丘吉尔和保守党对选民内心动向并未觉察。保守党竞选总部认为至少可以取得56%的多数票，他们的报纸更认为得票会超过60%。连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蒂娜都对莫兰勋爵（丘吉尔的医生）说：“温斯顿经常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他一点也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丘吉尔却自我陶醉，信心十足地等待连任首相。

    在这种错误的估计下，他们采取了错误的竞选策略，正面的施政纲领只是作为陪衬，重点放在攻击工党和大树丘吉尔的威信上去了。保守党人谴责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这正好帮了工党的忙。丘吉尔信口开河地攻击工党说：“工党上台是对英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的危险挑衅。”他甚至将工党执政和希特勒统治等同起来，断言工党政府“领导国家生活和工业机构时，将不允许人民自由地表达对社会存在的强烈不满，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这就自贬形象，把他从一个全国的领袖降为一个党派利益的维护者了。他乘坐专列和豪华汽车到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旅行。当他的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为他开道：“注意第三辆汽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街道上挂着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

    与此相反，工党提出的竞选纲领许诺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彻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加紧进行民用住宅建设，战后继续维护英美苏联盟。艾德礼由夫人驾驶一辆很旧的敞篷汽车，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

    他举止谦和，不事张扬，耐心地倾听选民的意见，颇得选民的好感。

    7月17日起，丘吉尔同杜鲁门、斯大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研究对日作战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有关问题。会议中途暂停几天，让丘吉尔回英听取选举结果。

    25日丘吉尔带着女儿玛丽飞回伦敦，临行前声明他相信会回来的，到家又美美地吃了顿“预祝胜利”的晚餐。他怀着稳操胜券的心情入睡。快要天亮时“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了一刀似地”猛醒过来，但很快又怀着失败的预感和跌倒的幻灭睡着了。

    26日中午，局势已很明朗，工党将获得多数。丘吉尔在自己的选区内当选了，但是他没料到竞选的对手得票也相当多。他的儿子伦道夫、女婿邓肯·桑兹和过度政府中一些大臣都落选了。最后结果是工党获393席，保守党只获197席，连同其追随者一共才得到213席。

    丘吉尔当晚就向国王提出辞呈。国王想授予他嘉德勋章 ，他以此时不适合接受而婉拒。国王随即召见工党领袖艾德礼，请他组织政府。

    从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突然跌落，丘吉尔简直像五雷轰顶一样被击昏。参加开票日原定“庆祝胜利”午宴的库斯看见，丘吉尔得知选举结果，悲痛得坐在那里呆若木鸡，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次日中午，丘吉尔召集内阁告别会后对艾登说，他觉得事情对他太残酷了。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和原谅英国人民在这次选举中对他的冷遇。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还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来怪罪英国人民：“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但是作家哈夫纳说得好：

    “英国需要丘吉尔去领导反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对他所有的赞美和 感激，仅仅是因为他领导了反德战争，而不是希望他去策动反苏战争，更不希望他去开倒车。”同时，和平时期所要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丘吉尔既不热心，也未显示出色才干。德国投降不久，他就对莫兰勋爵说：“没有战争，我感觉很孤独。”

    丘吉尔很不甘心地搬出了唐宁街10号和契克斯，在市中心新买的海德公园门28号和恰特韦尔庄园两处私宅交替居住。这时他已71岁，但政治雄心未泯。许多人劝他退出政治舞台，在安享战争年代赢得的荣誉中度过晚年，但他不愿离开保守党领袖岗位，继续在议会中领导反对党进行角逐。他自我感觉良好，不知何为失败。他说：“工党政府不会永久存在。……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须会重新升起一样。”

    当然，首先他需要休整。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参加内阁会议从安内克塞出来，疲累衰弱得不得不要由海军陆战队用椅子抬着。9月1日，他带着女儿莎拉和医生莫兰勋爵，来到北意大利科莫湖边亚历山大元帅的别墅度假，以绘画和野餐消磨时光，浏览他的战时记录，考虑写回忆录。返回英国前，又在法国南方里维埃拉比弗布鲁克的别墅休息两周。1946年初，他向议会请假几个月，去美国旅行，在气候温暖的迈阿密和古巴哈瓦那等地流连。到这年6月，他向莫兰勋爵自夸已恢复健康和精力时举例说，他“外出吃饭，谈到夜里两点”，在回家路上，看到下议院灯光通明，他就进去：“听上半小时，接着作一次精力充沛的讲话”。几年中，尽管动过疝症手术，患过重感冒，1949年还曾患过中风，右腿右臂一度失去知觉，但都很快恢复和治愈，总的说来，健康状况良好，谈话生动活泼，滔滔不绝，吃饭、喝酒、吸烟和从前一样贪婪。

    他雇用专家和助手，花了很多时间去写作六卷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 录》。尽管此书有过分炫耀自己、文过饰非倾向，给人的印象，似乎这次大战的历史，主要就是他的善良和明智战胜希特勒的凶恶和狡诈的历史。但是，此书写的事件，广泛地涉及世界五大洲，用的资料，既非常浩繁，又信实可靠，他选择和摘引官方文献，私人信件等虽有其倾向性，但绝不进行篡改。

    这两方面，都是其他同类著作无与伦比的。它汇集和提供原始材料的史料价值，它以优美的文采叙述历史事件的艺术价值，高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对普通读者很有吸引力。

    丘吉尔这时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像帝王一样，既优裕又闲暇。他继续保持了绘画的爱好，还当选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年事已高，他恋恋不舍地搞了骑马和游泳的告别式，然后又以他爱好投机的个性迷上了赛马这种娱乐。

    赛马的兴趣，既是承前代而来，他接过了父亲伦道夫赛马的衣帽，又直接受后辈影响，小女婿索姆斯（玛丽的丈夫）自己养马，怂恿岳父花1500英镑买了一匹名叫“殖民者第二”的灰色赛马，雇了一个专门的驯马师。“殖民者第二”在赛马中胜过13次，给丘吉尔赢了1.2万英镑。比赛时丘吉尔常常呆在赛马场上，他下的赌注十拿九稳会赢。马和马的主人都博得观众赞扬，丘吉尔十分得意。他在恰特韦尔附近买了500英亩土地，他和索姆斯合作经营种马和短角奶牛饲养场。丘吉尔喜欢饲养金鲤鱼、澳大利亚黑天鹅等珍稀动物，他最喜爱的宠物是一头名叫“鲁菲”的棕色卷毛狮子狗。鲁菲被汽车压死后，丘吉尔很伤心，朋友又送给他一只几乎一样的鲁菲第二。

    自然，他的主要目标是东山再起，改变选民们在1945年对他的判决。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同杜鲁门商量，经过精心准备之后，由杜鲁门陪同，乘坐他的专列，来到他的家乡密苏里州小城富尔顿，借威斯敏斯特学院讲坛，发表了一篇关于世界政策的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演说吁请联合国成立维持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大国封锁制造原子弹的秘密，保存二战中的英美联合参谋部。演说的核心是煽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他向听众说：“在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滨的的里亚斯特，降下了一块铁幕。在这条界线背后，有着中欧和东欧各个古国的全部首都……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警察政府掌权，迄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这篇“著名”的演说，如一石击水，引起轩然大波，破坏了当时仍然存在的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友善气氛。它鼓吹实力政策，奠定了“冷战”的先声。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丘吉尔“实质上是站在战争贩子的立场上”。1948年10月，丘吉尔在兰达诺保守党年会上号召趁苏联尚未掌握原子武器的时机发动反苏战争。1947年3月，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将丘吉尔富尔顿演说的思想采纳为政府的政策。从此美英等国联合起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1949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

    丘吉尔多次访问西欧国家，接受名誉学位、荣誉公民称号、奖章和礼品。

    从1945年11月在布鲁塞尔的演说开始，他先后在苏黎世、海牙、卢森堡等地多次鼓吹法德和解，成立“欧罗巴合众国”、“欧洲联邦”，希望实现英国在战后西欧的主导作用。

    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贯彻了丘吉尔的上述思想。但在对待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方面要比丘吉尔开明一些。当英国在亚非的殖民地印度、缅甸等独立时，丘吉尔先是极力阻挠，后是无可奈何地哀叹：“我满怀悲伤地注视大英帝国，连同它的全部光荣，连同它为人类所曾作过的全部贡献，卡嗒作响地崩坍了。”

    保守党吸取了上次大选失败的教训，决心从整顿、壮大党组织和提出建设性竞选纲领两方面加强实力。丘吉尔任命原粮食大臣伍尔顿主管党务，伍尔顿在一年内就征集到成百万新党员，限制党员向选区党组织捐款数额，使捐款者不能掌握本选区提名议员候选人的权利，这就扩大了保守党的群众基础，增加了活力。丘吉尔又任命原教育大臣巴特勒为党的研究部主任，巴特勒制定了“工业宪章 ”等一系列文件，接受了英格兰银行和煤炭工业国有化的主张。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在恢复战后经济和实行社会保险方面虽有建树但没有实现竞选时许下的某些诺言，新的工党竞选纲领已不提重要工业部门进一步国有化的主张。丘吉尔了解人民希望和平，希望同苏联友好，在竞选前夕又提出同苏联重新进行最高级会谈的主张来争取人心，让选民们忘记他的“铁幕”演说留下的坏印象。

    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2月23日的大选中，保守党得票上升，工党对保守党以315票对298票的微弱多数获胜。按照惯例，由此产生的一党政府地位不稳固，需要在年内再举行一次大选。可是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工党政府在两党同意下派了一个旅参战，大选便推迟了。

    工党新政府上台不久，内部矛盾加深，左派大臣比万、威尔逊辞职，财政大臣因病辞职，外交大臣因病离职，首相艾德礼也因十二指肠溃疡住院。

    1951年9月下旬，英王在决定动手术切除肺癌之前，敦促艾德礼再次举行大选，以保证政治局面的稳定。

    这次竞选，保守党使用了两件很得人心的新武器，一是提出对军火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二是许诺每年建造 30万所房屋以解决房荒。这届竞选第一次使用电视媒介，艾登发表电视讲话时，绘制了一张图表，表现工党政府搞军备竞赛如何导致人民生活费用迅速上涨。

    10月25日公布大选结果，微弱的多数转到了保守党方面，保守党以321票对工党的295票取胜，年近77岁的丘吉尔再度担任首相。

    2. 政治舞台上平淡的末场演

    新政府上台后很快就发现，由于秘密研制原子弹、氢弹，英国已陷入财政和经济危机。不得不决定延缓军备竞赛的步伐，将原定三年内花费的 47亿英镑军费开支延长为四年。甚至不得不削减首相和大臣的年薪，为此，丘吉尔卖掉“殖民者第二”的种马（原为赛马），将海德公园门28号租给古巴驻英大使。

    1952年初，丘吉尔去华盛顿访问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以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支持美国来换取美国援助英国加强军事力量。他强调英美在主宰世界事务方面的伙伴关系：“俾斯麦曾经说过，19世纪重要的事是英美两国讲同一种语言，让我们也肯定，20世纪重要的事是英美走着同一条道路。”但是美国正当大选之年，杜鲁门与丘吉尔的个人关系也不如罗斯福与丘吉尔那样亲热，英国在美国领导人的眼中已降为与法国同等的地位，丘吉尔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1946年8月美国通过的拒绝向英国透露原子弹秘密的决议也没有取消。

    1951年丘吉尔的耳聋已经加重了。1952年1月莫兰医生说年老的首相“已经没有以往那种活动精力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吃力的”。但是这次访美，据记者报道，除了讲话比战争期间访美时缓慢一些外，依然“反应敏捷、消息灵通、思想丰富、语言生动，而且诙谐机智不减当年”。这或许是像他对铁托说的那样，“正是权力使一个人保持年轻”。

    1952年底，北大西洋公约部从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1953年初，英王乔治六世逝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继位。3月，苏联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担任新领导。4月女王授予丘吉尔嘉德勋章①，表彰他对大英帝国的贡献，这是英国的最高奖赏。

    ① 嘉德勋章即大乔治勋章 ，比普通勋章约大两倍，最早由安娜女王赠给马尔巴罗，收回皇室后又由威廉四世赠给指挥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首相惠灵顿将军。

    苏联比英国早三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丘吉尔原定的对苏采取核威慑的设想破了产。中朝人民把美国及英国等国参加的“联合”赶回了三八线以南，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在前线采访新闻也负了伤，西方侵略者不得不乖乖地坐到了板门店的停战谈判桌旁。善于见机行事的丘吉尔改变了战略，1953年5月12日在下院发表了要求结束“冷战”的演说，以后又多次提出“希望与苏联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他所谓的“和平共处”，意在“改革强硬的俄国制度”，“通过西方世界与苏联之间的文化、贸易接触，是能够实现这种改革的。”斯大林逝世后，丘吉尔想召开英、美、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以便直接侦察苏联新领导的思想和意向，对苏联的实力进行摸底，设法打通“和平共处”实即“和平演变”的新路。以往罗斯福处理外交问题往往把国务卿赫尔凉在一旁，如今艾森豪威尔则让国务卿杜勒斯说了算。杜勒斯是反对召开最高级会议的。经过丘吉尔的再三说服，艾森豪威尔终于同意西方三国1953年7月先在百慕大开一次预备性会议。

    2月间，丘吉尔因中风患失语症，但很快就好了。4月一个寒冷而潮湿的日子，女王举行加冕典礼，丘吉尔穿起佩戴嘉德勋章和所有勋章的制服，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帽子，满脸快活有趣的神色，精神焕发地参加了仪式。6月23日晚宴请意大利总理后，他第三次出现中风，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左边身躯出现麻痹症状，嘴的左侧歪斜，口齿不清，症状缓解时仅能步履不稳地行走。此后几个月内，病情时重时轻，他边休息边治疗，画画、读小说，去当卡斯特陪同女王度周末，到法国尼斯旅行，还主持过几次内阁会议。

    百慕大三国首脑会议拖到12月初举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两个罗盘各自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了几乎180度，前者从二战后期坚决反苏转为现在对苏“缓和”，后者从二战后期对苏友好转为现在对苏“保留使用原子弹的权利”， 他不相信苏联在领导人更迭后政策会出现新变化。1954年丘吉尔打电报给莫洛托夫，想去莫斯科同马林科夫单独举行会谈，后因马林科夫解职，苏联提出召开32国讨论欧洲安全计划会议的建议而搁浅。

    丘吉尔第二次首相任内对内对外政绩平淡，很少建树。这自然是因为他只适合于担任战时首相，同时也与他过于老迈病衰有关。保守党领导集团早就委婉地请他及早告退，让位给艾登。他一再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1951年上台时他答应只干一年，超期后又说等到女王加冕就退休，第三次推到女王巡视英联邦国家回来。中风后他曾因担心无法继续担任领导而哭泣。看来这回艾登上台的时机到来了，然而艾登也恰好这时在希腊动手术，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恢复健康。第四次丘吉尔说，等他参加完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再交权。这次延续几个月的会议结束后，丘吉尔说他还想接着进行英苏首脑会谈，为国家作最后的贡献。结果是会谈没搞成，这第五次许诺也没兑现。

    几年之后，丘吉尔仍坚定地驻扎在唐宁街10号。

    1953年10月初，丘吉尔在保守党马加特年会上说：“如果我暂时还不离职，还在这把年纪负此重任，原因并非我留恋高位或大权，这两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继续留任，是因为我感觉到，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施加某种影响，尤其是对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不恋权势和官职的表白自然有一定程度的真诚，但更重要的是，他不退隐也由于他自视甚高，对继任者艾登很不放心，两人常因政策问题而争吵。

    岁月不饶人，丘吉尔终于认识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1954年3月他对巴特勒说：“我感到自己像一架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

    11月30日，丘吉尔80大寿。除家中照例举办庆贺聚会外，议会两院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庆祝会。大小人物共同捐资25万英镑，送给他两块巨大的生日蛋糕和一幅他本人的画像；蛋糕直径长达3英尺，议会庆祝会用一块，家宴用另一块。

    歌功颂德的庆贺已经领受，与苏联领袖的会谈没有希望，英国同美国、法国一道签订了重新武装西德的条约。丘吉尔号“飞机”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降落地点”：1955年1月5日决定辞职，艾登受命从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议赶回，准备接班组阁。

    4月4日，丘吉尔在首相官邸设告别午宴。女王夫妇出席午宴，表示对丘吉尔辞职的特别关切。丘吉尔和女王互相祝酒。应邀出席宴会的有政府官员、著名的工党成员、二战期间的军事将领和亲密战友。

    4月5日中午，丘吉尔主持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下午4时半，他到白金汉宫正式递交辞呈。5时许，搬出唐宁街10号前，丘吉尔举行茶会招待首相府全体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与他们话别。他向办公室每个成员赠送一枚银质v字奖章 ，以提醒他们记住光荣的历史，祝贺他们奔向光辉的未来。丘吉尔在他的狮子狗“鲁菲”伴随下从屋内走出，他们站在大楼前合唱《他是一个快活的好伙伴》，以尊敬的心情有节奏地拍着手掌欢送他。等在门口的群众看见丘吉尔嘴里叼着雪茄，用他那有名的v形手势向祝贺的群众打招呼，在祝福的欢呼声中走进汽车。

    辞去首相，不等于完全退隐。丘吉尔是一个为政治而生的人，就像他尊敬和喜爱的音乐家哈里·劳德的一首歌 《勇往直前，走向道路的尽头》所说 的，他关心政治的热情，也勇往直前地奔流到生命的尽头。

    他还是一个议员。而且以后每逢大选，他都参加竞选，争取连任了议员。

    下院不只是他过去的讲坛和高视阔步的场所，也是他今天获得怀旧的温馨和喜悦的精神家园。在他身体和精神感觉良好的时候，他爱戴起助听器，拄着金头手杖走进议会，坐在过道下边政府方面席位的首席听会。自然他如今不是每会必到，更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发言参加辩论。但是，即使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倾听，他也觉得是一种享受。不过，身体一年年地更加虚弱了，腿脚也不灵便，他去议会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

    选民区有些事需要他去做，国内外敬佩者给他的信件如雪片飞来，还要发电文和接待来访者，外交部定期送官方电报给他看，向他征询意见，因此给他特别配备了一个有才智而又勤谨耐心的秘书布朗，帮助他处理要办的公事。给已退休的首相提供这种待遇，在丘吉尔以前和以后都不曾有过。

    他还继续出国访问。1956年联邦德国给他颁发“查理曼奖”，1958年戴高乐向他颁发解放十字勋章 。1963年4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决议，肯尼迪总统签署批准，授予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称号，这是美国可以授予他的最高荣誉。由于身体不堪长途旅行，丘吉尔让儿子伦道夫代表他出席白宫的仪式。

    1954年他80岁寿辰时，继承了“下院之父”的荣誉称号。直到1963年5月他才最后宣布退休，不参加下次大选。1964年7月27日，他以89岁绰绰有余的高龄，还最后一次去了议会。次日，工党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提出动议，就丘吉尔对议会、国家和世界所作的贡献，表示无限赞颂和感谢，动议获得一致通过。这种专门决议是议会1814年感谢惠灵顿以来的第一次。朋友和医生怕丘吉尔过于激动，没有请他参加会议。1973年11月，新修复的议会大厦落成时，高达3.66米的丘吉尔全身雕像，威严雄壮地挺立在它的正门前。

    3. 大英帝国和英王的忠实臣仆

    作为英国20世纪最杰出、最显赫和具有世界声望的政治家，丘吉尔在政府和议会中的主要国务和政治活动尚不足以涵盖和展示他的全貌。他是一个多层饼式的复杂人物，从其他视角稍稍补充几个事例，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价值观、荣誉观和为人特点。

    他喜欢说“英国人”，不喜欢说“不列颠人”，在潜意识中，他觉得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北爱尔兰人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属于二等公民。至于自治领和委任统治地的人民，那就更是心照不宣的下等人了。

    丘吉尔一生致力于保持和扩大殖民帝国的统治，顽固地反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他在1942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作为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为了消灭大英帝国而当首相的。”以后他一再重申这句“名言”，使它流传甚广。正是在这一年，他下令将开展和平的“不合作”运动以摆脱殖民统治的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尼赫鲁逮捕入狱。他同罗斯福共同制定的大西洋宪章 ，宣扬各国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管理本国事务的形式，可是当罗斯福表示可以让印度自治时，丘吉尔1944年12月致函艾登时竟愤怒地说：“如果美国人想要夺走他们征服的日本岛屿，就让他们夺走好啦，我们赞成……但是， ‘不准干预英帝国’，这是我们的金科玉律。” 直到1947年英国实行“印、巴分治”，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独立以后，丘吉尔还宣称这两个国家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掌握政权的地步，反对工党政府把南亚次大陆政权交给“稻草人”。

    他极爱用“英语民族”这个概念，经常炫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优越感。他的外交政策长期稳定的首要目标是英美联盟称霸世界。当英国失去世界头等大国的地位以后，丘吉尔便以他的世界政策思想去游说和影响美国人，企图鼓动美国作为盟主带头采取行动。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刚刚赢得选举，还没有正式就职，丘吉尔就迫不及待地来到美国，住在银行家朋友巴鲁克公寓中，去艾森豪威尔设在纽约的竞选总部拜访他，鼓吹“从朝鲜到吉库尤，从吉库尤到加来”建立英美联合阵线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原生质是无性的，然后分裂成两性，到了适当的时候，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结合起来，使双方都得到好处并感到满意；英国和美国的事情也应该如此。艾森豪威尔则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胜于英美双方结盟，以免引起其他国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反弹，他在日记中说，不打算在这方面尾随丘吉尔这个老魔术师。

    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7世纪的革命中就夺取了政权，但是英国一直保留了国王和王室。英国王权实际上已空无所有，但它依旧保持它的外壳。英王是英国国家元首，一切最重要的大典要由英王来主持，外国元首访英要由英王在白金汉宫招待，赠予封号和勋章要由英王在政府拟定名单的基础上来行使奖励权，首相要就某些事务同英王进行磋商，虽然决定权仍在首相和内阁。

    这种继承传统的形式上的权力代代相传，王冠牢牢戴在国王头上，既象征又加强着国家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英王还是英联邦的元首，英王和王室成员对英联邦几十个成员国经常进行正式访问，起着维系这一松散组织的团结的作用。

    丘吉尔在世纪初当选议员以来，先后经历了维多利亚女王、爱德华七世、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乔治六世、伊丽莎白二世六位君王。他对所有这些国王都恭谨崇敬，以溢美之辞大加颂扬，堪称国王陛下忠实的臣仆。

    1936年12月爱德华八世即位不久，预定在1937年春举行加冕典礼，英国突然爆发了一场宪政危机。他当时41岁，还是个单身汉，赞赏德国的制度。

    他同热恋中的沃莉丝·辛普森夫人在公开场所露面，被大主教在报刊曝光，引起全国轩然大波并轰动全球。因为按照惯例，英国的国王、王储是只能与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互通婚姻的，而辛普森夫人是美国平民且已婚两次，这在当时英国人的观念中，是有损王室和国家尊严的。鲍尔温首相明示国王，如果他要同辛普森夫人结婚，就可能意味着需要退位。早在1910年，在宣布爱德华八世为威尔士亲王而举行的庆典上，丘吉尔作为内政大臣站在他的身边，此后他们两人一直保持友好情谊。丘吉尔认为王子英姿焕发，干练多才，是所有青年的光辉榜样，还在演说技巧方面对他给予指点。国王的法律顾问曾于6月间就辛普森夫人事同丘吉尔磋商，丘吉尔建议辛普森夫人不要同她第二个丈夫离婚，在正式场合不要以国王伴侣身份露面，以便继续保持现有关系而避免麻烦。但是国王在辛普森夫人离婚后执意要同她结婚，如果江山和美人不能兼得时宁可退位。鲍尔温要求将此事进行紧急处置，交议会辩论。

    丘吉尔认为忠于国王是天经地义，对国王私生活不应干涉，退一步说对于退位之事也不该逼得太紧，可以搁置一阵再决定。但是英国各党派、所有议员和海外自治领首领一致认为，国王既然把个人幸福放在履行国家职责之上，那就应该马上退位，以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客人发现他呆在家里“沉默不语和焦躁不安，眼睛盯着墙角发愣”，像一条快要生病的狗。爱德华八世退位后被封为温莎公爵，丘吉尔继续为他辩护。1937年初，他说服美国富有的女演员埃莉奥特，将她在法国戛纳湾边的城堡提供给温莎公爵，让他们在流浪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安顿下来。辛普森夫人是德国情报人员，定居法国后他们夫妇经常把法国防备透露给德军。丘吉尔后来对此有所觉察，在他担任首相后，于1940年把温莎公爵派往美洲的巴哈马群岛担任总督；如果不去，就将他交军事法庭，以后又派他改任百慕大群岛总督。

    英王乔治六世1952年病故，丘吉尔发表纪念广播：“在最后几个月里，陛下与死亡同行，死亡就好像他的同伴、熟人；他对死并不恐惧，最后，死亡像朋友一样来临了。”在政府献到墓地的花环上，有出自丘吉尔手书的铭文——“英勇”。

    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丘吉尔以激动得发颤的声音祈求和颂扬：“上帝保佑女王。”77岁高龄的首相朝觐25岁的年轻女王，丘吉尔没有丝毫的尴尬和勉强。他对美丽、平易、端庄的女王始终保持发自内心的敬爱。他谨守传统，每周星期二晚上进宫同女王商量国事，向她汇报工作和征询意见。这种会见和谈话按规矩是绝对保密并且不作任何记录的，但是人们发现，丘吉尔每次会见女王的时间都特别长，远远不止通常的一小时，可见两人相处之融洽。他把女王笑容满面地前去主持她的第一次会议开幕式的照片，用特制的镜框镶起来，挂在他恰特韦尔住宅的床头。每当他被请到赛马会上的皇家包厢里就座，或应邀到温莎和巴尔莫勒尔行宫去谒见女王，他都欢欣若狂。他不厌其烦地称赞“她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巴鲁克谈论前景暗淡的英国仅存的财富时，丘吉尔强调指出，女王是英国首屈一指的最大财富。每当女王和丈夫爱丁堡公爵去英联邦各国进行长时间的访问，女王都亲笔给丘吉尔写信；而丘吉尔这时写字已很费劲，但仍然在口授复信上亲笔签名后才发出，他还担心这样做不够礼貌和殷勤。他热切地盼望着女王访问归来，甚至坚持登上“大不列颠”号到远离港口的海面上去迎接她。

    在丘吉尔辞去首相的宴会上，他向伊丽莎白女王祝酒，女王也举起酒杯为丘吉尔干杯，打破了只为英王干杯，英王从不为首相祝酒的传统。只是有一件事，丘吉尔没有领受女王的恩赐。女王打算给他加封伦敦公爵的称号，对王室以外的人封公爵，这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殊荣。丘吉尔对此不是不动心，但是封了贵族就要进上议院，别人对他就要称呼贵族的封号，他宁愿死在他心爱的下议院，他更珍惜自己的姓名。

    4. 生命之光慢慢暗淡和熄灭

    丘吉尔最后十年，大部分时间在恰特韦尔庄园度过，有时住在市区海德公园门28号，前几年每年都要到法国南方去住一段时间。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抓紧时间把二战前已写好大部分草稿的四卷《英语民族史》完成，陆续整理出版。他的兴趣只在战争和政治方面，写到社会经济生活就无话可说，甚至对肇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也只以寥寥几页草草带过。此外，儿子将他1953—1959年的讲演编辑出版，题为《不成文的同盟》，这最后一个演讲集，突出了他关于英美联合的思想。

    卸下首相职务后，丘吉尔立刻偕妻子和林德曼教授去西西里度假。林德曼作为英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创建人，深深地感到在科技竞争中英国远远落后于美国，便提议创办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理工大学，并认为技术专家应接受人文科学的积极影响。丘吉尔赞同他的意见，开始让秘书以他的名义募集资金，建立剑桥丘吉尔学院。1958年丘吉尔在主持学院理事会时，提出要平等地接受女子入学，当时牛津和剑桥大学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丘吉尔本来歧视妇女的思想很严重，但二战中英国妇女重要的贡献，妻子和女儿莎拉、玛丽的社会活动才干，都教育他转变了观念。由于筹资困难，学院到1961年才奠基，1964年才正式开始第一期工程，直到70年代规模仍很小。

    丘吉尔很想利用自己的余生写书，但毕竟脑力不济，记忆减退，力不从心，只好作罢。他仍然浏览每日重要报纸，读历史书，看小说，在外出旅行时画画。他特别爱看有关二战的回忆录，从这些书里寻找他一生的，重温他作为伟大国务活动家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他每周要收到几百封信，专门有两个女秘书给他处理个人信件。此外，还有几个生活服务人员为他操持家务、照料饮食。

    丘吉尔生命的光辉渐渐地暗淡下去，除了客人来访同他谈起政治问题能够暂时激起他的热情外，只有法国南方的生活能增加他的活力。地中海沿岸美丽的景色丰富了他的艺术想象力，他在那里画画、休息和交友，间或也去蒙特卡罗①玩轮盘赌。比弗布鲁克、美国女演员埃利奥特和他的著作的译者、版权代理人匈牙利人雷韦斯，都提供自己的别墅给丘吉尔使用。1958年，他全家在比弗布鲁克的别墅中庆祝他的金婚纪念日。

    ① 蒙特卡罗是法意边境濒临地中海的摩纳哥公园城市，气候温和，风景优美，是世界闻名的赌城。

    1959年，丘吉尔有了一位百万富翁的新交，不知他以什么魅力拨动了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友情琴弦。船王有艘大型豪华游艇“克里斯迪纳”号停泊在法国里维埃拉，他邀丘吉尔全家登船出游，每日供奉美酒佳肴和各种舒适的服务，令贪图美食等生活享受的丘吉尔十分开心。1959—1963年丘吉尔有几次乘游艇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东到伊斯坦布尔，西到西印度群岛和纽约。船王就在这艘船上控制他庞大的商业帝国，其中包括蒙特卡罗的巴黎大饭店，丘吉尔也常应邀长住其中。

    85岁以后，丘吉尔感到他的体力越来越差，他佝偻着背，腿脚乏力，耳聋严重，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已很难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再也无法提出什么创见了。他的活动大受限制，常常靠玩纸牌和看电影来消磨时光。亲朋故友一个个病逝，丘吉尔感到悲伤和寂寞。他玩牌也技巧衰退，注意力难集中，经常出错牌，难得的是布朗秘书和妻子的堂姐亨利却极具耐心地陪着他一连玩上几小时。他的战友蒙哥马利元帅十几次前来恰特韦尔与丘吉尔做伴、聊天和互相安慰，两颗绚丽之星在宁静的黄昏中放射出照耀对方的光辉。

    轻度中风复发三次：1959年6月、1960年6月和10月。跌倒两次：1960年11月在住宅地上跌断背骨，三周后就能下床；1962年夏在蒙特卡罗摔伤胯骨，上石膏后飞机接回伦敦做接骨手术，又是三周后就能下床自由行走。

    垂暮之年，接连经受如此严重的病伤，不仅性命无虞，还能神奇地迅速恢复，生命力之顽强让人叹为观止！

    1964年11月底，丘吉尔迎来了90华诞。这天，他穿着按战时式样缝制的古怪服装，站在住所二楼的窗口边，向聚集在家门口附近的祝寿人群挥手致谢。由于体力不支，打不起精神，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这天他收到6万封贺信、贺电和许多贺礼，包括女王送来的鲜花，他躺在床上接受了新首相威尔逊转达的工党内阁的祝愿，晚上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英国广播电视台祝贺他90大寿的特别节目。

    从当天照片看，他已十分衰老，他的眼睛失掉了以往闪耀的那种智慧、意志和刚毅的目光。时间夺走了这一切。而他向时间夺取得更多，早几年他就详细安排了自己的葬礼仪式，并以《葬仪手册》为题作了书面记载。早在20年前，当他接连患肺炎和出现心脏病症状时，根据莫兰医生关于丘吉尔活不长的预测，伦敦一家新闻电影公司就授权组织一个准备摄制丘吉尔葬礼文献纪录片的小组，现在这个小组的三名摄影师已不在人世。

    他还在一如既往地向命运挑战。他又取得一个新的胜利：坚韧地跨进了1965年。

    1月9日，丘吉尔得了感冒。晚上，他第一次拒绝吸烟和喝白兰地。他曾在既不抽烟、又不喝酒的蒙哥马利面前夸口说：“我既喝酒，又抽烟，所以200%健康。”如此自信和倔强的人，十年前对烟酒已经严格地限量了，现在进一步“拒绝”，可见生命已非同寻常地跨向了极限的门槛。次日躺在床上没有食欲，神志不清。第三天会诊发现再次中风。15日，因脑血栓而昏迷。

    开始逐日发布病情公告。

    接连十多天卧床不起。子女亲属纷纷赶回家门。记者和市民在门前屋后拥塞不堪，80多岁的莫兰无法招架，干脆把临街宣布的病情公告送到通讯社。内阁和议会改变和暂停了原定的日程。

    最后，终于熬到了1月24日，正是父亲70年前去世的同一天，丘吉尔的呼吸缓慢而吃力起来。早上刚过8点，他心安神怡地辞世远行了。

    这个天空飘洒细细冷雨的星期天，800万伦敦市民早饭比平日吃得晚，他们从电台的临时广播里默默地收听丘吉尔逝世的消息。电台又播放起丘吉尔出任战时首相时发表的著名就职演说的部分录音：“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和辛劳，眼泪和汗水。……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这雄壮、坚强的声音把人们带回25年前那危急和拼搏的岁月。播完录音，电波中又传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它让人们回忆起二战期间，在这象征胜利的乐曲鼓舞下，领袖和人民共同奋战的壮丽情景。

    议会大厦的英国国旗降了半旗，教堂都鸣响着吊丧的钟声。伦敦上空的空气似乎都凝结不动了。只有丘吉尔家门口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行人和车辆，把路都快堵塞了。

    “温斯顿·丘吉尔阁下亲手创造并谱写了历史。”威尔逊首相在灵前喃喃地说。历史和人心全面地记载着杰出人物的功绩和过失，但当伟人辞世的时刻，人们本能地只想起他的优良品质和卓越贡献。

    1947年，丘吉尔当着医生的面告诉他的妻子，他希望像军人那样安葬他。现在他如愿以偿。

    1月27日，他的灵柩安放在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大厅，用红色地毯铺盖的四层台阶的中央高台上，人民前来向他告别。台阶四角站着四名海军军官，他们身穿海军服，手持军刀，垂首而立。灵柩前方两名女军官，身穿军服，头戴军帽，一动不动地静立着。议长和三个政党领袖们以及四名参谋长（三军参谋长加上1964年任命的国防参谋长）都先后替换军人轮流守灵。32万公民前来瞻仰遗容，向他表达最后的敬意。

    七年前，女王建议，麦克米伦内阁决定，为丘吉尔举行国葬。非国家元首而举行国葬，英国历史上只有两次，1853年为打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将军，1898年为大政治家格莱斯顿首相。

    1月30日，丘吉尔国葬日。伦敦上空笼罩着一片阴云，寒风刺骨。只为英王葬仪使用过的一辆炮车，载着覆盖英国国旗和压着嘉德勋章的灵柩。长达1.6公里的3500人的送葬队伍以1分钟65步的速度缓缓前进。三军乐队轮流吹奏贝多芬和肖邦的送葬曲。一分钟发射一发的吊丧礼炮响彻冬日的天空。

    灵车从威斯敏斯特大厅出发，穿过议会广场，经过白金汉宫，沿斯特拉斯街上芦加特山，来到圣保罗大教堂，伊丽莎白女王和各国元首、首脑等贵宾等候在这里。隆重的仪式由合唱圣诗和奏哀乐开始，接着大主教做祈祷，大家垂首默哀，以唱丘吉尔喜欢的《共和战歌》结束。

    午后，灵柩又装上炮车，来到伦敦塔旁的栈桥，再抬上游艇。游艇离开码头，鸣礼炮19响，空军喷气式飞机以分列式掠空而过。游艇沿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在滑铁卢车站登岸。灵柩被送上由“不列颠战役”号改装的“温斯顿·丘吉尔”号特别列车，载运到布伦海姆宫附近的车站，安葬在故乡伍德斯托克旁边的布赖顿教堂墓地，同他的父母和弟弟长眠在一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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