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传》 第一章 “汤姆·索耶”梦想 引言 正如人们一谈到世界新航线的开辟，就会自然想到哥伦布一样，一提起《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中国人，都会立即想到埃德加·斯诺。哥伦布为探索通向世界东方的海上通道花费了毕生心血，发现了新大陆。斯诺则为了寻找“东方魅力”来到中国，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探索中国，至死热爱中国；他也发现了“新大陆”——红色中国——一群被称之为“赤匪”的中国人，不仅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与国家的希望，也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马可·波罗的游记描写了13世纪繁荣的中华帝国，而激起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斯诺的作品向世人展示的是：20世纪衰落的、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艰难历程。斯诺在旧中国生活了13年，后来又三次访问了新中国。中国是他施展才华的主要舞台，他发现了“红星”，自己也成为新闻战线上的一颗璀璨的星。正是他的那枝笔，以“世界独家新闻”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使中国为世界所了解。他一生中所写的11本著作中有9本是关于中国的，他被称为“中国问题的权威解释者”，“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他垄断的专利品了”。 斯诺是20世纪世界杰出的新闻记者、作家和评论家。他的新闻报道、评论以公正、客观、诚实而见著，其作品融新闻性、政治性和文学性于一体，成为撼世的经典之作。他对中国的理解、认识使新、老“中国通”们相形见绌。他对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深邃的推断力、高度的分析力，其结论往往是独特的、正确的和预见性的。 他还是世界人民和平、友好的使者。他执着地追求正义、自由、平等，反对殖民主义强权统治，呼吁国际和平。他一生致力于增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为促进美苏、美中关系正常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对人类充满爱心，始终站在人民这一边。他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民。”因为他们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他关注的重点是各国人民。他对旧中国贫困、落后、肮脏、饥馑……寄予同情，从而理解了“革命”的含义，“革命并非由革命者和他们的宣传所造成。坏的、无能的和的政府造成了人民忍无可忍的情况而导致了革命”。他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理解、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要求和群众运动。虽然他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但他卷入各种运动之中，如中国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中的“工合”运动、美国干预越南内政时参加“反战运动”等。为此，他曾两次被国民党政府吊销外国记者特许证，并在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1959年被迫离开美国移居瑞士。 他也为时代变革的先驱人物所吸引，并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友谊。如鲁迅、宋庆龄、、周恩来、尼赫鲁、甘地、罗斯福等等。他与这些先驱人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了解和支持、鼓励，罗斯福总统曾三次约见斯诺，斯诺为罗斯福没能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惋惜。斯诺五次会见过，两人的友谊长达35年。与斯诺相逢相知，可说是历史奇缘。向斯诺敞开心扉，这是惟一的一次向外人（包括中国人）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的经历，讲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还给了斯诺自由进出中国的特许，在斯诺重病时，派出中国医护人员。 斯诺成为20世纪当之无愧的世界“记者之王”。他正直、善良、沉静、求实，勇于探索，勤奋好学。他敢于冒别人不敢冒的风险，冲破重重封锁，一次次闯入世界风暴地区，作出惊人的发现。是他，第一次闯入“红色中国”；第一个报道了新中国；第一个报道“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成为被邀请登上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典的外国记者；第一…… 斯诺，一个从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出来看世界、“撞大运”的人，历尽艰辛、磨难，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他着眼于全人类，足迹遍及全球，其贡献也是全球性的。他的影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远远超过他的具体建树。是的，他的传奇经历表明：他是受教育者，但同时又影响和教育着世人——包括当时和现今的人们。他的人品和人格的力量，究竟会给我们一些怎样的启示呢？ 1. 世界公民 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诺诞生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这个家庭是一个多国籍、多民族血统的家庭，也是一个多党派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 斯诺的父系家族是典型的美国血统，其中有一位曾于18世纪末到过中国，并担任过美国驻中国广州的商务领事。斯诺的祖父是一个农场主，其父亲没有继承家业，却成为一个小印刷厂业主。斯诺的外祖父是德国人，外祖母是出生于西里西亚的爱尔兰后裔。斯诺的父亲詹姆士是美国共和党人，信仰新教；他的母亲则是民主党成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詹姆士不顾家人的反对，打破家族传统，与一个异教徒相爱，结为连理。 这个不同血统、不同政见、不同宗教信仰的家，造就了一种矛盾冲突、不守传统的氛围，为斯诺成为一个不抱偏见和成见的人、一个正直而执着的人、支持声张人类正义的人和一个“世界公民”，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詹姆士大学毕业，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这对孩子的教育很有益处。他虽然与异教徒结婚了，但婚后却不赞成妻子把孩子培养成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向三个孩子灌输反天主教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最小的斯诺不像他母亲所期望的那样的规规矩矩，墨守成规。从斯诺懂事起，詹姆士就强令斯诺在每周星期六下午听他读反天主教的书以及当时流传甚广的“不可知论”思想的讲演录，教育他不要迷信上帝，抛弃“永远受惩罚”的教义；不要为这些教义而禁锢了自己的思想。怀疑上帝的存在及“不可知论”思想在斯诺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斯诺后来回忆道：“父亲向我灌输的怀疑主义使我对许多事情注重理性的分析，并且促使我避开任何形式的绝对僵死的教条和观念。”从小养成的独立思考、对任何事物不抱偏见、勤于思考和分析，这是斯诺在新闻事业中获得成功的重要的个人因素。 光有父亲的说教还不能改变斯诺对上帝的信仰，使斯诺真正放弃信仰的是在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教育。一次，斯诺与一个祭坛司童到修女院去收“圣餐饼”，他发现烤圣饼的炉子与普通炉子并无别致之处。况且，在回教堂的路上，司童偷吃了“圣餐饼”，斯诺大惊失色：“你吃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鬼神会来揍你的。”可是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由此，斯诺对上帝真正产生了怀疑，不相信“上帝主宰人类”之类的宗教思想了。这件事在斯诺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逐渐养成了不盲从、重分析、爱思索的性格。当时为了不伤母亲的心，他仍勉强参加教堂礼拜仪式，但1928年离家远游后，他再也不信教了。 生长在美国的斯诺，受到早期美国人民反殖民统治，争取民主、独立、自由斗争的影响，以致当他走出国境。云游世界时，这种思想也成为他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一个基础。在东方世界，他看到：租界地的粗暴警察随意驱赶、殴打被奴役的人们；嗷嗷待哺的饥民；寻欢作乐的殖民主义统治者；为争取独立、自由与民主而斗争的革命运动……他提出非殖民化主张，希望强国扶植弱国，以先进帮助落后。他反对殖民主义政策。他理解和支持各民族国家的革命，站在人民一边。 当法西斯主义横行时，他宣传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为支持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他和路易·艾黎等人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当东西方对峙时，他力主和平相处。他以他独特的东方经历，为罗斯福总统提供咨询信息，也请求战后的白宫当局和美国人民听听他的意见，批评美国的反苏政策。为促进东西方关系缓和，为中美关系的解冻，他呕心沥血，不顾麦卡锡主义的迫害。 斯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但他的思想却不只限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甚至为了了解运动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有时还引用其中的一些词句和术语。他的新闻报道和分析评论，带有较强的政治性，但具有全球观点，他向往人类平等相处，“试图理解我看到周围所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物”。 斯诺自从来到中国后，一直为“东方魅力”所吸引，“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他的生活形式也是全球性的，他把全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他懂得许多国家的人民和思想，他认识‘富人’和‘穷人’、权势者和卑贱者”。但他对中国却情有独钟，“我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连最后的遗嘱也不忘告诉家人，将他骨灰的一半埋在中国，一半埋在美国。也许是他在生前没有看到中美建交、关系正常化，死后也要在大洋两岸注视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吧。虽然这已超出了新闻记者的职业范围，却是这位“世界公民”自定的分内事情。这也许是中国和中国革命使斯诺懂得了世界，并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使他成为一名20世纪中期世界名记者。他的成功与中国相连，所以他要使自己的最后一部分永远留在中国。 2. 人生之初 在斯诺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一生都有影响的教育，一是来自他的父母，一是来自中学校长的训导。 斯诺的父亲在对孩子的教育中，首先强调是靠劳动生活。詹姆士给孩子的零花钱是“论功行赏”，按劳付酬。斯诺和哥哥霍德华经常到父亲的印刷厂找一些活干，挣点零花钱。每逢圣诞节，他们总是用自己挣的钱买回礼品。斯诺还去当报童，去冷饮店当小服务员，从小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在中学读书时，他和同学一起到麦地去干农活，帮助农民捆麦子，打工挣钱。与伙伴去旅游，靠给别人干活挣钱做旅费。即使成年后远渡重洋，也是在船上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出发的。 斯诺的父亲喜欢文学，经常在家里给孩子们朗诵诗歌，即使在印刷厂工作时，也常喜欢朗诵莎士比亚戏剧的独白。斯诺在这种环境中受熏陶，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因此，当他读中学时，创办了一张小报纸，并自当营业经理。斯诺常替父亲将报社交印的印刷品送到报社，趁此机会与报社的编辑和记者们交谈。这更加强了斯诺的文学意识，以至上大学时，他毅然选择了新闻专业。 激发斯诺读书兴趣的还有他的中学校长鲁茜斯穆。她训导学生：“学做坏事或做事半途而废，那是最难启齿的恶习。”她不仅教学生们认真学习，也教学生怎样做人。这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斯诺的一生中，无论做任何事情，他总是认真、执着地去完成，表现出勇往直前，不畏艰难。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决定了就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为了实现环球旅游，他摆脱父母的阻挠，只是在登船远渡重洋之际才给父母发信。有时为了做他自己认为值得去做的事，即使冒险也在所不惜。如在战地采访中多次遇险，去中国陕北红区采访途中的冒险经历；对报社编辑们未经他本人同意，而强加观点，他不能容忍，宁可失去高薪而辞职；在50年代的美国，政治气候不利，他仍不断批评政府的政策，坚持正确的主张等等。 斯诺对母亲特别敬爱。他母亲所特有的宽容、谦和、忍让，对斯诺有较深影响，这也许是他为人善良的根源。性情温和、少与人争吵、不爱抛头露面出风头，使他易与人相处，也为他交朋结友和事业的成功提供了很大帮助。 斯诺的舅妈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她的诗歌和文章经常发表在报刊上，斯诺对她敬佩不已，以至斯诺也渴望成为作家和诗人。 中学毕业后，1923年，斯诺就读于堪萨斯城初级学院。年少的斯诺兴趣广泛，多才多艺。进校第一年，他就为学院的学报工作，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当时流行的爵士乐队，他不仅会打鼓，还能熟练地演奏萨克斯。可是他的学习成绩却一般化。1925年秋，斯诺考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斯诺选择新闻专业，一是与他的文学爱好有关，一是该学院是世界上最早创办，并在海外颇有影响的新闻高等学府。它的毕业生常常被派往海外从事新闻事业，这对一直梦想旅游的斯诺来说富有最大的吸引力。 新闻学院最能引起斯诺兴趣的是院内一块刻有子午线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有从美国到世界各国主要城市的航线里程图，斯诺经常凝视着它，心往神驰遥远的彼岸。 斯诺也牢记了新闻学院的训导：“职业新闻工作者要有人道主义精神，对报道对象的了解要非常深入，但在报道时又要持客观态度；首先是一个观察家，其次是一个记者，最后才是一个评论分析家和倡导者。”他是真正切实实践校训的成功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所有报道中力求客观、公允，他集观察家、记者、评论分析家和倡导者于一身，从而使其作品具有长远的生命力、说服力，垂范于后来者。 3. 渴望旅行 旅行，是欧美人的风尚。有的人以游览山川名胜而领略异地风土人情，陶冶性情，增长知识；有的人则以旅游方式休闲度假，在紧张工作之余，轻松轻松；有的人则作冒险性旅行，在紧张刺激的旅途中，获得成功的喜悦与经验。不一而足，尤其是青少年，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希望了解奇妙的大自然，更想深入了解异国的民族风情。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于由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经济处于上升发展之中，人们表现出一种自信和向上精神。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以马克·吐温的著作为代表，诙谐、幽默，其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描写了农业时代的美国中部的社会生活。他写作题材的背景就是密苏里州的社会状况。马克·吐温的作品成为脍炙人口的世界名著，也影响了一代美国人。 对于出生在20世纪初，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斯诺来说，马克·吐温的作品成了他向往冒险旅行的原动力。他一直充满幻想，憧憬汤姆·索耶式的旅行。少年的模仿性和冒险尝试心理，经常冲击着斯诺。为此，斯诺进行过多次旅行实践。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列车上找到一份差事，当列车勤杂工，每周末跟车跑一趟。这为他提供了沿着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线坐车免费旅游的机会，斯诺兴奋极了。 马克·吐温的新作《赫克培姆·芬》描写主人公沿密苏里河漂流，又引起了斯诺的遐想。他和另一伙伴也想扎一个木筏，沿着密苏里河进行漂流旅行。但由于各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 1922年夏，斯诺约请两位朋友——查理斯·怀特和罗伯特·朗，进行一次冒险的西部旅行。为筹措旅费，他们一起到附近的麦地为别人割、捆麦子。当他们认为旅费基本够花后，他们就开着罗伯特·朗家一部新买的敞篷车出发了。他们沿着尚未竣工，只有路基的小道颠簸着前进。一路上风餐露宿，为了节约开支，他们自己做早、晚餐，中餐则在偶尔遇到的路边摊点随便吃点东西充饥；困乏了，就在车底睡一觉，醒来立即继续赶路。当他们抵达洛杉矶时，已花光了所带的钱，不得不卖掉经过长途奔波而严重受损的汽车。 当罗伯特·朗被父母找到后，罗伯特被接回了家。而斯诺和查理斯·怀特则因为身无分文，只得流浪回家。他俩计划偷乘东去的列车，结果因天黑却爬上了北上的列车，一早看清方向错了，便赶紧下车。无奈之下，他俩便去找活干。五天之后，仍没挣足车票钱，他们只好又去扒车。这样，他们东躲西藏，老被列车工作人员发现，要么被勒令下车，要么在他们躲在自认为安全的货车里熟睡时被扔下车。最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警察逮住并予以拘留。从警察署放出来后，他们只能走路回家。 少年的冲动，冒险的旅行，算不上成功，但给斯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每当回想起这次旅行，回想起那第一次见到太平洋的情景，斯诺总是兴奋不已。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洋，更激起了斯诺的奇想：大洋彼岸是何情景，一定要到大洋彼岸去看一看。不料梦想成真，斯诺成年后，游历世界，被大洋彼岸的“东方魅力”吸引住了。此后，斯诺在漫长的旅行生涯中度过了一生。 斯诺后来回忆说：“要不是在那年夏天，我亲眼看到了太平洋，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如此坚定地下决心要航海跨越这个大洋。要不是像流浪汉那样搭乘货车游荡到加利福尼亚的海岸边，穿越费瑟河峡谷和科罗拉多大峡谷，我也许不会那么早就品尝到艰苦探险的乐趣；不会那么早就知道大自然和人生竟是如此丰富多彩。” “回到学校后，在《悲惨世界》一书中发现了某些外国人物，使我想起探险中遇到并产生好感的一些工人和失业者。雨果为我打开了一个思想意识和各种重大道德政治问题的陌生的新世界，并且把我卷进了一个遥远而轰轰烈烈的历史时代中去。 “早期游荡生涯及其影响，对于我的生活形式来说，可能比我所受的全部正规教育起到的作用还要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闯荡大洋彼岸 1. 寻找机遇 斯诺离开新闻学院后来到纽约。此时，美国经济正处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高涨时期，就业机会多，找工作较容易。斯诺被聘为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广告公司——斯高维尔兄弟公司的业务员。他与哥哥霍德华合租一个小套间的居所。 喜欢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生活的斯诺，对广告公司限定的例行日常工作总感有束缚，不适应。因而他在工作时经常迟到，不遵守时间，甚至老板召见时也如此。难怪斯诺的朋友们说他适应旧中国时的生活方式，由此可想象周恩来约见他时也迟到的情形。也许这也是他喜欢中国的一个小小的原因。 斯诺对广告业务这个工作不十分感兴趣，在工作上不很卖劲。其职位靠朋友们在老板面前美言而得保持，朋友给他做广告的机会。由于他不是积极地去开拓业务，所以在经济收入上并不高。 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斯诺此时还没有确切的目标和志向，什么都想试一试，处在茫然的选择中。一次，他参加《储蓄银行杂志》赞助的征文竞赛——世界著作赛，其征文获奖后，他兴奋了好几个月。于是想成为一名独立作家，专写小说或电影剧本。看到电影公司的广告后，他又想当演员，还申请过电影公司的制片主任助理，结果未聘上。 斯诺生性随和，举止大方，惹人喜欢，在社交场合人缘较好，因而交友甚多。他一生中交接的大、小人物大都有助于他事业的成功。此时，他遇上了号称“纽约先生”的查尔斯·汉森·汤尼，一个身兼《哈泼斯》、《麦克鲁》、《环球》等数家杂志的大名鼎鼎的编辑。另外还认识了年仅36岁年轻有为的第一国家银行总经理—凯里·格里汉姆。此二人是斯诺走向成功起点的重要人物。正是他们两人促成了斯诺的东方之行。 1927年下半年，斯诺从股票市场的交易中意外地发了一笔小财，赚了800美元。于是，他计划去海外旅行一年，然后回到美国，在30岁以前发笔财，之后则悠闲地从事研究和写作。斯诺的“旅行癖”又犯了。他把其想法告诉了银行家格里汉姆，得到了格里汉姆的支持。斯诺又通过汤尼结识了罗斯福轮船公司董事长的儿子克米托。克米托帮助斯诺游说，给斯诺在轮船公司找了个临时工作，在“兰德诺”号远洋轮上当甲板水手，月薪25美元。该船航线是从纽约出发，经巴拿马、夏威夷、菲律宾到中国，还可以经过中东到印度。两条航线均到达世界东方——太平洋彼岸。一直魂牵梦绕的斯诺，终于有机会去东方世界了。 为方便起见，斯诺拜访了新闻界权威——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华尔脱·威廉斯（他曾于1922年来华讲学），从他那儿抄下密苏里大学在海外的校友名单及通讯地址，并请他写了介绍信。另外，汤尼和威廉斯又为斯诺写了一些给美国驻外领事的介绍信，便于他在所到之处有安身立足之处。 斯诺还花了25美元买来一架旧照相机。汤尼则自愿作为斯诺的代理人，当斯诺发回旅游见闻稿件时，他将帮助予以发表，并将其稿费存入格里汉姆的银行。一切准备停当，在出发之际，斯诺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对单调的生活感到沮丧，因为我像大机器的齿轮一样工作，而青春年华就这样流失。我需要改变这刻板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最愉快的事莫过于旅行，冒险！取得经验。我必须改变目前平庸的处境。” 斯诺的信中表明他决定去闯荡，以此来塑造自己，实现其自我价值，不愿意被现成的生活方式束缚自己。不料此行真正成为斯诺一生的转折点。 登上“兰德诺”号轮船，驶向大洋彼岸，斯诺心旷神怡，他就要实现自己的夙愿了。在海风吹拂和日晒中，斯诺皮肤变黑了，但他精神旺盛。由于他易于和人相处，很快和水手们混熟了，他还说服了驾驶员教会了他如何驾驶轮船，这一特例对其他水手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斯诺感到好得意，还请人给他拍了照片。不幸的是，好景不长。船到夏威夷后，船上锅炉爆炸了。原计划船泊夏威夷六小时后续行，可这一来必须得停下修检，为此耽搁了三个月。斯诺等得泄气了，乘“兰德诺”号东行计划告吹了。在等待的三个月里，他只得与同伴在岛上开车兜风闲逛，到海上玩冲浪。为了生计，斯诺去兜售菠萝汁汽水。同时他写游记文章寄给汤尼，汤尼帮他发表在《火奴奴广告人》和《太平洋天堂》上。 2. 冒险偷渡 孤身一人的斯诺在焦急的等待中，囊中也羞涩了，只剩下买一张返程的船票钱。怎么办呢！放弃旅行计划，他是不甘心的。于是他又去找工作，希望仍找一个去东方的轮船上的工作，可就在要得手时却被别人顶替了，因而他未能如愿以偿。斯诺继续在港口的码头上闲逛着，忽见一群日本人拥向码头，登上日本国“神与丸”号轮船。此时一个念头忽然闪现在斯诺的脑海：不是有一个熟人丹·克莱勃也要乘坐此船吗？于是，斯诺跑上去与他告别。克莱勃告诉斯诺他将坐上可容纳两人的头等舱，使斯诺突发奇想，要求随克莱勃一起上船，假装送客，实则偷渡。克莱勃最后同意了，斯诺决定孤注一掷。因为斯诺没有护照，即使船到日本，他也将无法登岸，即使上岸也会遭到日方警察的逮捕，斯诺将被投入监狱。 上船后，斯诺巧妙地与船上人员周旋。他先在二等舱混一天再回到坐头等舱的美国人当中去，甚至胆大到与回国的日本大夫的家人一起玩牌。当斯诺被船上服务员小姐发现时，他塞给服务员小费，央求她睁只眼闭只眼了事。九天后，“神与丸”安然抵达日本横滨港口。 在船上可以蒙混过关的斯诺，此时却犯傻了，没有护照是上不了岸的。斯诺心神惆怅不安，也许真的要去日本牢房呆上一年半载，然后被遣送回国。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不幸之万幸的是救星来了，一群《日本广告人》杂志的美国记者前来采访随船回日本的日本皇族人员。当记者们登上“神与丸”甲板时，克莱勃和斯诺急切地朝记者们奔去，克莱勃上前把一位记者拉到一边，向他讲述了偷渡之事。这位美国记者先是大吃一惊：“我的天呀！”但一想到大家都是美国人，总不能眼见同胞关进日本监狱吧，他答应给他们以帮助。他让斯诺混进美国记者队伍中，装扮成记者，手里拿点卡片纸，走过海关时晃一下，向海关人员点头示意。混出海关，真是“瞒天过海”了。 斯诺在美国记者的帮助下，终于脱险。偷渡成功，斯诺成了真正的“汤姆·索耶”。记者们分享了斯诺的喜悦，为他举行了庆祝会。《日本广告人》总编奥地·罗索尔不仅宴请了斯诺，而且给他在编辑部安排了一个差事。斯诺真是吉星高照，逢凶化吉。此时，汤尼接到斯诺的信，知道他没钱了，给他寄来了已发文章的稿费。斯诺又有盘缠了，他婉言谢绝了总编的好意，决意按原定计划继续他的行程。 斯诺在日本呆了一个多星期，游历了日光市、富士山、名古屋、京都和神户，以及日本内海，饱览日本风光。他写下了《“神与丸”偷渡记》。罗索尔答应斯诺，在他离开日本前往中国后，公开发表其“偷渡记”。此文发表后，倒霉的“神与丸”号船长被调离。后来，在东南亚时，这位船长又与斯诺相遇，真是冤家路窄，斯诺又坐上这位船长的从东南亚至日本的客轮。这次，船长亲自认真地查验了这位“特殊”乘客的船票和护照，不愿再让斯诺蒙混过关了。可是，此时的斯诺已有正式的合法身份，耿耿于怀的船长只好悻悻离去。后来，每当讲起此事，斯诺和朋友们总是忍俊不禁地大笑。 3. 在“东方巴黎” 1928年7月6日，斯诺从日本搭船抵达中国上海口岸，来到了“东方巴黎”上海，踏上了东方古老而神奇的大地。在斯诺的旅行日程表上，只在中国停留六个星期。然而，他却被这“东方魅力”吸引住了，从此滞留在中国13年。不仅如此，即使离开中国后，他又三番五次回到中国，至死也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然而是什么魅力使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并且自称中国为他的第二故乡呢？ 斯诺不远万里来到远东，最初只是为了寻找自由自在的冒险生活，感受古老的东方文明。原只想在中国作短暂旅行，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会被中国吸引住，而且成为他生活的主要舞台，成名之地。他更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可爱，值得他花毕生的精力关注中国的事业与前途，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朋友之一。宋庆龄女士在1960年对斯诺说：“您属于中国。”挽留他定居在新中国。 到达上海后，斯诺找到在四川路上的美国海军青年会。住下来后，他带着威廉斯的信，去找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斯诺拜见《密勒氏评论报》总编约翰·贝·鲍威尔，他是斯诺的密苏里老乡，两人见面自然亲切。鲍威尔出生于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为人朴实友好，穿着随便，有抽烟的嗜好。他办事坚持自己的原则，喜欢独立、自由，痛恨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都与斯诺极为相似，所以两人有许多共同语言。这也是后来斯诺易于接受鲍威尔的观点的基础。 鲍威尔办报的特点是发表自己想发表的东西，这又与该报的创始人汤姆士·弗·密勒相同；他不顾银行家和任何外部压力，不赞成帝国主义者的治外法权的做法。在上海的美国商会曾指控鲍威尔给“不法分子提供帮助”，损害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特权利益，从而要求鲍威尔辞职。鲍威尔则利用报社内部的选举否定了商会的要求。同时，他声称他“无意”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些思想后来直接强化了斯诺的意识，这也成为斯诺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的原则性倾向。 当斯诺面见鲍威尔时，在交谈中，鲍威尔直截了当地向斯诺表示，他目前急于找一个帮手，想开办一个“新中国”栏目。他问斯诺是否想找工作。此时的斯诺手头也正紧张，而且他还欠克莱勃的钱哩，他不仅要还这笔账，还要赚足旅费，再继续他原定的旅行计划。斯诺告诉鲍威尔，他只准备在中国呆六个星期。鲍威尔问道：“为什么你不在上海留下来，协助我出版《评论报》呢？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要出版一个特刊——《新中国》，我需要一个具有新见地的人替我编辑这个特刊。”斯诺答道：“但我对中国是毫无了解的，再说我预定只在中国逗留六个星期。”“虽然这里有许多人并不熟悉中国，但是上海就是中国了。你在这里住满六个星期再走吧，到那时，我想你将喜爱上海，而留下来不走，”鲍威尔继续劝说道。斯诺最终答应试一试，接受了广告经理助理职位，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编辑的生涯。 斯诺走马上任，与中国助手们一起工作。由于他曾做过广告业务，所以工作起来还较顺利，巧妙地处理好广告业务。《密勒氏评论报》办公地点位于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之间，租用的是英国人管理的北方电报大楼里的房子。由于鲍威尔的反欧洲帝国主义倾向，得罪了一些人，此时，斯诺则利用其新来乍到和为人诚恳的特性，游说各外国银行和公司，使反对鲍威尔政治观点的人也同意把广告业务交给斯诺。这样一来，报纸的广告业务量大增，鲍威尔自然更加喜欢这位小伙子了。 为了了解中国，在工作之余，斯诺在鲍威尔的藏书室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书籍。此外，他还专心致志地倾听鲍威尔关于中国的介绍和预测性言论、观点，使斯诺对中国有了初步的蒙眬印象。斯诺刚到上海时的第一印象是：贫困、落后、肮脏，人口拥挤。这个所谓中国最先进而又最富饶的港口城市却是由外国人控制的。看到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的黄包车，外国人的趾高气扬，中国人的面黄饥瘦、忍气吞声、精神萎靡不振。这使斯诺大惑不解。现在通过阅读和鲍威尔的介绍，斯诺发现了中国古代风习的意义，以及它向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展示出来的引人注目的矛盾；看到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正在奋力以赴，以便在现代世界中占有它的地位。斯诺感到“越是阅读，就越是倾心而沉溺其中”。真还被鲍威尔言中了，斯诺逐渐迷上了上海，他被中国文明迷住了。 10月10日，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日，鲍威尔和斯诺等人经过近三个月的筹备，赶在此时出版了200页的增刊，介绍国民政府的建设业绩，刊登了许多政府领导人的文章 ；编辑部也发表了评论文章 ，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认为中国将在50年内走向繁荣。斯诺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 ，认为中国有点类似美国，有“一种把中国从泥泞中解救出来的精神”。 增刊如期出版，斯诺也在中国上海呆了近三个月，这已大大超出他原定日程期限了。可现在的斯诺却决定再延长一段时间，继续呆在中国，因为他开始喜欢上中国了。 斯诺接受了鲍威尔的聘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月薪180美元，使斯诺在经济上有了保障，并获得外出采访的机会。斯诺乐得安于现状，是因为此时在欧美各国正经历着经济危机，即使此时回到经济萧条的美国也难以找到工作。 斯诺的第一次外出采访地是国民党首府南京。此行留给他的第一感觉是不卫生。他住的旅馆里有臭虫。当他向服务员交涉时，由于服务员听不懂英语而闹出了笑话。斯诺把身上被臭虫叮咬的地方给她看时，她以为是说房间里有蚊子，于是给他挂上了一顶蚊帐。这使斯诺哭笑不得。 南京之行，斯诺也颇感得意，一是他得到了一笔广告业务，一是首次接触到中国政府的一些要员，如蒋介石、宋子文、王正廷、孙科等人。这次采访后，给斯诺的印象是：“中国正在变化，其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无法比拟的。”这也与鲍威尔给他灌输的观点有关，对国民政府抱着乐观的态度。 斯诺从南京采访归来，此时发生了“济南事件”。当时，国民党军队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受阻于山东。日本人以保护日侨为由，向中队开枪，阻拦国民党军队，并杀害前往交涉的中国官员蔡公时等人。日本人控制了山东的交通和贸易，不想让英美势力北上，打狗给主子看。此时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想借助英美舆论以压日本气焰，邀请英国《字林西报》和美国人主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去作实地考察和报道。斯诺被派前往，他与英国记者艾尔·巴特森乘车北上，所到之处，交通瘫痪，货物堆满站台。当他们车至泰安时遭日军扣留，经过抗议，24小时后方得允许续行。途中，斯诺登上了中国人崇尚的名山——泰山。有意思的是各地报纸连续几天报道斯诺等人被日军扣留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使得在美国的斯诺家人知道后为斯诺担心不已。 4. 中国铁路沿线巡礼 1929年4月，鲍威尔给了斯诺一个新任务——沿中国铁路线作旅行报道。鲍威尔是想让欧美人来中国游历观光，为国民政府树形象：中国有罗曼蒂克的铁路运输线，有安全愉快的列车，可享乐美好而周到的旅游服务。计划是4月从上海到浙江杭州、宁波；5至6月，从上海至天津、东北和中朝边界；7月从北平至绥远，最后南下回上海。 斯诺欣然接受这个安排，最后花了四个月时间乘火车观赏了中国各地的风景。他到沿线的城镇、街道、农村游览，不断向报社发回观光报道。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给他派来一位陪同人员——所谓“技术专家”，名为华盛顿·吴的中国人。一路上，斯诺发现此人是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是中国官场的无数食客之一。此人对火车、铁路技术实际一窍不通，对风土人情也不感兴趣，但贪财好色却尽其能事。但斯诺却因有此人同行而沾光了，座厢舒适豪华。斯诺报道了太湖上的美丽岛屿，湖岸浓郁的桑树和美丽的花丛；扬州城里的优雅的渡桥和马可·波罗塑像，水道纵横、游船如梭、歌女成群的“东方威尼斯”——苏州；南京的明代城墙，雄伟的紫金山、中山陵；孔、孟故里；北京的金色屋顶、大理石祭坛、青澄的墙屋、绿树掩映的寺庙和宫殿、高大的刺槐，等等。斯诺的这些描述性报道被汇编成中国旅游指南。 正是通过这次铁路旅行，斯诺开始真正了解中国，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震动。到内蒙古的萨拉齐之行，使斯诺震惊而终生难忘，也是斯诺思想变化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他认识了中国的一些令人悲伤的事情。他看到了中国的贫穷和苦难，看到了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小楼矗立在半洞穴的住房之间以及贩卖妇女、儿童的猖獗；北方旱灾中的灾民无以为生，“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像给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被剥落殆尽，正在枯死中。”“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快要失去知觉，这种景象到处可见。” 他看到了全裸的小孩，手臂细如小树枝，由于吃了树叶、树皮充饥，肚皮鼓胀如球；年轻的妇女，瘦得像腊鸭一样，她们没有衣服可穿，干瘪的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于胸前；死去的人占了全镇人口的一半，死人被随便掩埋在浅沟里，很难找到有力气的人去挖坑。“所见的景象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令人痛心的情景”。斯诺心情非常沉重地往回走。他带走了所见到的那个小孩和姑娘，把他们送到救济所去喝点粥。斯诺深知他不可能去救助所有的濒临死亡的人。他看到了高利贷者和投机商的趁火打劫，看到地方军阀、官僚政客任意扣留救济物资，饥荒和起义并发，官逼民反。斯诺同情贫苦的中国民众的苦难遭遇，也开始怀疑国民党政府的业绩和效能。这也激发了斯诺全面而深入地去研究、认识中国，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的觉醒点。” 东北之行，斯诺又注意到：“在满洲的每一个日本人思想深处都有一种信念，即日本决不会停止行动，一直到它的太阳旗独一无二地升在南部满洲的每个角落。”通过沿铁路线的考察，他看到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对立，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和相对独立；救灾物资被地方实力派和军队所占用。斯诺感到：“这个国家远不是统一的，并且疑心真正的革命才开始。” 5. 代理主编和游历记者 斯诺沿着铁路考察，在停留北京稍作休整时，接到鲍威尔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回上海。当斯诺赶到上海时，鲍威尔已离去，只见指示信上清楚地交代，要斯诺在他离开报社期间代理主编，并兼顾《芝加哥论坛报》驻上海记者的工作任务。 此时的鲍威尔因《论坛报》的要求，前往东北采访“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所属部队因蒋介石指使准备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问题而引发中苏争端。随着谈判转到莫斯科进行，鲍威尔随之而去苏联。这样一来斯诺代理主编好几个月。斯诺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使命，并在业务上取得较大进步，报社的广告业务也成倍增加。鲍威尔倍加赏识斯诺的才华，正式提升斯诺为副主编。由于兼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使他的名声初步显露出来，斯诺与此同时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也发表了长篇报道文章 。他还向美国多家刊物投稿，如《堪萨斯城邮报》、《旅行》杂志、《自由》杂志等。斯诺一步步地拓展自己的领域，在新闻界开始立足了。 随着斯诺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对中国的认识程度也逐步加深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方面发展。他带着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体验中国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有的不十分准确，甚至是矛盾的。但此时，他和鲍威尔一样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希望，同时又认为国民党要真心改变中国现状的话，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国民党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他甚至怀疑蒋介石本人的能力，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平庸的独裁者”。中国需要一个“有不尽力量源泉、注重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他能将人民从肮脏和腐朽、贫穷和痛苦的全国性灾难中解救出来；他能使自身免于、贪婪和无知”，并且反对违背民主的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很显然，许多政治家和军阀经常利用和玷污这个名字（孙中山），其实他们丝毫也不赞同孙中山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崇高道德标准”。可见，此时的斯诺把蒋介石与孙中山进行了对比，他推崇孙中山先生，而不怎么喜欢蒋介石。他对国民党的未来抱有希望，却又不能十分肯定，因为他看到了国民党有许多不足之处。 斯诺与鲍威尔都反对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的社会歧视，他们在报上刊登文章 ，挖苦西方殖民分子的“种族”论调；对俱乐部、公园里和外滩花园中西方人对华人的排斥、蔑视政策不满，并给予批评。斯诺在北方电报大楼上下班时，经常发现当中国人想乘专供外国人使用的空闲电梯时，遭到拒绝。为此，斯诺在他代理主编期间发表了一篇社论，讽刺这种行为。结果“社论”引起了上海西方人社会阶层的激烈争论，大楼业主英国人及《字林西报》向斯诺发起了进攻，要求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赶出上海市。斯诺进行了还击，英国人也被迫改变了原来的做法。但当租约期满后，英国人拒绝将房子续租给《评论报》，迫使报社迁址。在这件事上，鲍威尔支持了斯诺的观点。 斯诺逐步熟悉编辑工作，在业务上有了发展，他有春风得意的感觉，说自己是“一个美国大学生像流浪汉一样在东方世界漫不经心地游荡”。此时的斯诺却仍没有忘却他的“游荡梦”，他不愿就这样安定下来，他还是决定要去周游世界，过独立的自由自在式的生活。一次，《密勒氏评论报》创始人、“老中国通”——汤姆·密勒来找斯诺，想让他来替代自己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亚洲首席记者之职，被斯诺婉言谢绝。密勒很喜欢斯诺，对斯诺的诚实、肯干、好学甚是欣赏。他也常来报社指导斯诺工作，两人交往甚密。此时，密勒打算受聘为国民党政府的顾问，他已年届七十，不想再为新闻奔波，以此安度晚年。 做一名久负盛名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外记者，对于像斯诺这样的小伙子来说本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斯诺答应考虑一下。可为此，斯诺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处于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如果同意，就意味着至少有好几年时间不能离开上海，那么远足旅行又成为不可能的事。最后，斯诺忍痛割爱，选择了自由旅行。他对密勒说：“我必须旅行，多学习，多感受，想办法去深入了解情况。如果我在上海生根，就没办法做到这一切了。”密勒显得很不高兴，甚至感到斯诺不识抬举，密勒只好说：“今后二十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但如果你依然丢不掉那种旅行癖，那你就去旅行吧。愿你幸运。”有意思的是“老中国通”密勒的话后来都成为了现实，从1929年到1949年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都是世界性的，斯诺在这20年中也是幸运的。 事隔不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于斯诺。美国新闻界成立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它要物色一个驻远东的游历记者，条件是未婚男青年。具体工作要求是为十二家大报纸提供消息，不必理会最新消息的报道，在亚洲各地自由游历时，碰巧在经过的地方发生了大事件，用电报发回消息就行了。斯诺具备条件，且正想游历各地，真是心想事成。当鲍威尔接到统一新闻协会的电报后，立即想到了斯诺。12月2日，协会回电同意，正式委任斯诺为远东游历记者。斯诺的朋友爱德华·特利则成为统一新闻协会常驻北平的代表。作为游历记者这个职位的报酬不高，但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旅费由协会支付。这个工作很合斯诺的心愿，斯诺满心欢喜地当上游历记者，直到1933年统一新闻协会解散为止。 1930年3月，斯诺离开了《密勒氏评论报》，也离开了上海，开始游历记者的生活。正好此时在上海他又不为西方人士所欢迎，原因是斯诺在《美国信使》上发表一篇文章 《在上海的美国人》，抨击了外国社团及其成员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攻击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揭露了他们的伪善面目和对中国财富的掠取。文章指出：“来这里的国会议员认为上海是美国在中国影响的辉煌象征，但我决不是这样想。事实上，在这里没有人真正关心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大家只知道忙着拼命挣钱。商人卖货，传教士兜售圣经；来冒险的、混饭吃的、寻求刺激的，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就因为在这里发财很容易，日子过得更舒服。”“热闹、嘈杂、光怪陆离的租界生活其实是最丑陋不堪的。”当时在中国的洋人大多数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斯诺却是其中的一个叛逆者。斯诺受到在中国的西方人士的围攻，从而使他在上海租界里受到孤立。 斯诺在观察分析问题时，不为那些过时的、植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所带来的偏见遮住视线。萨拉齐之行是斯诺一生中的觉醒之点，因为正是此行使他摆脱了殖民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真正认识。从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唤醒了他内心情不自禁的巨大冲动，不再认为中国人是低劣的卑贱者，这正是斯诺与其同时代的“中国通”们的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才有他的超群脱俗之举。 一直想旅行学习、观察社会的斯诺，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偏见的孤立时，趁此机会离开上海。他请求统一新闻协会派他去华南、东南亚和南亚作旅行采访。 斯诺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月薪300美元。斯诺勾画了旅行路线：从上海到台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云南从陆路进入印度支那半岛。 华南之行使斯诺进一步了解了国民党政府。他在福州、厦门、汕头各做短暂停留，耳闻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劣迹：受贿、贪污、非法没收老百姓的财产，不经审讯就实行监禁、执行死刑，镇压工会组织。到了广州，斯诺的感触就更深了。他曾为孙科送给他签名照片而激动不已，对孙科鼓吹把广州建成模范政府和现代化城市而兴奋。可一接触广州的社会实际却使斯诺大失所望。他从一个地方官员那里了解到广州不正当的收税方式，税收员由官员、商人、银行家和歹徒组成，实行的是包税制。“官员们甚至在粪便上贪污”，一个在广州律师协会的美国人g·爱德华·莱昂也证实了确系如此这般。后来，斯诺作回顾评论说：“这些就是广州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生活。在其后的历次访问中，我从来没有发现情况有任何大的改变。” 进入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斯诺决定沿着当年马可·波罗的脚印走到缅甸去。这400里山路，对于一个业余旅行者来说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云南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要翻山越岭就只有步行，在这条通道上常有土匪出没。所以斯诺的这个旅程带有很大的冒险性。然而斯诺全然不顾这些，他说：“我有的只是好奇心以及掌握难得的新闻材料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激发起我的雄心”。 斯诺来到美国驻昆明领事哈理·史蒂文斯办公室，受到领事的殷勤招待。斯诺在昆明呆了好几个星期。他到处转悠，见到了饥饿的儿童嚼着涂有鸦片汁的甘蔗；一个旧锡矿的童工由于缺乏劳动保护而导致砷中毒后的不堪入目的惨景；在外国老板的剥削下，年工资不过20美元，一旦中毒的工人活不到三四年。住在城里的人却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 史蒂文斯极力反对斯诺的堂·吉诃德式的远征，因为他不愿意在其任职期间和管辖区内出现美国人被盗匪抓住砍头的事故。一位中国政府食盐专卖公司驻昆明的监督官员郭炳干（译音）也劝说斯诺不必冒险从事。但他们都未能阻拦斯诺的行动计划。这位山东籍政府官员反而被斯诺的勇气所打动，最后还资助了斯诺。他向斯诺还作了许诺，如果真的被盗匪抓住，他将设法把斯诺赎出来；并且还教会斯诺如何对付盗匪的注意事项。临别时，郭炳干还送给斯诺一盒高级进口香烟，打趣说道：“盗匪也喜欢抽香烟哩。” 恰好此时斯诺遇上了一位植物学家约瑟夫·f·罗克博士，博士也想找个伴去考察云南的植物资源，于是两人相约同行。经过一番准备，斯诺买来一匹马，租了几头骡子，采购口粮，并买来一枝勃朗宁式自动手枪作自卫武器。他们上路了，两星期后到达大理。按约定，斯诺与罗克在此分手。斯诺向缅甸进发，在途中不幸得了疟疾，住在英国驻缅专员公馆接受治疗。缅甸姑娘——护士小姐给予他精心护理，使他迅速痊愈。之后他去了印度。 缅、印之行，使斯诺又一次体验了冒险旅行的快乐，也使他增长了见识，进一步认识亚洲人民。斯诺逐渐形成了自己不同于美国人的思想观点，表现出对亚洲人民的同情，对亚洲各国人民革命的理解，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憎恶。斯诺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缅甸的农民起义。报道中初步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预见到英国殖民军将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这场农民土地运动将以失败告终。在越南的河内市，他见到了与中国上海一样的情景，法国殖民主义者专横跋扈，奴役被压迫者。在印度，他第一次拜访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也认识了甘地的追随者、妇女活动家——萨洛吉妮·纳杜。斯诺高度赞扬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妇女活动家为印度妇女树立了榜样。斯诺还结识了信仰的苏哈西妮女士。正是在印度，通过与苏哈西妮的交谈、争论，斯诺接受了她的赠书，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印度的实践。斯诺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后，发现有的结论用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本质时很恰当。这对帮助斯诺更深刻、更全面认识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感性认识及某种程度上的理性认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探索中国 斯诺花了比原计划多两倍的时间游历了缅甸和印度，但此行却使他过得充实。通过亲自体验和比较，斯诺得出了结论：“在许多难以看清，却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人远比其他东方人先进，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而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他们身上。这样你就会懂得在今天的表面变化下面，有一种真正然而缓慢的历史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将逐渐加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种从封建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而这是顺应历史之必然的。”由此，斯诺想起了密勒曾对他说过的：在今后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他要尽快回到中国去，“我希望看到它的发生，而在未发生以前，如果可能，我要预先知道一些情况。” 由于急切地想了解中国，一直想回家的斯诺，一反常态，电告新闻统一协会要求返回到中国去。未等到回复，他就启程了。此时，斯诺放弃回家打算，主要是因为他日思夜想的母亲已离开了人世，即使回家也无济于事了。再加上美国社会正经历着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他对中国式的生活方式的习惯，留在中国是较合适的。他认为中国虽然贫穷、苦难、疾病流行和社会不平等，但这也是一种刺激，它将激起一个人的人性；这种人性会比生活在美国的同样环境中更真实、更深刻。 1. 战地采访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制造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爆炸事件，演出了贼喊捉贼的把戏，发动对中国东北军大本营——沈阳的进攻，即“九一八”事变。日军在短时间内控制了关东全境。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南京方面却坚持执行不抵抗主义政策，日本人步步进逼，南京方面却妥协退让。但地方势力却有违令抵抗者，黑龙江省政府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部在嫩江桥奋起抗击日军。 “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也引起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中外各大新闻媒介纷纷派出记者前往采访，斯诺也迅速赶往东北。等到斯诺到时，马占山部由于势单力孤，支撑不住而退往中苏边境地带。斯诺发出的报道是：日军的进攻简直是单纯的追赶和占领。战事迅速结束，斯诺返回上海，却发现民众的自发的抗日组织和抵制运动形成了另一个战场，他们抵制日货，打击日本的经济贸易。日本方面却要求蒋介石政府压制所有的民众抗日活动，特别是上海的抵制运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使上海成为“非军事化”地区，中队从上海撤退。日本人不满足于轻易夺取东北的战绩，要完全消除中国人的抗日情绪。 日本海军部队看到陆军的进攻获得成功，他们也要显示日本海军的强大威力，既然中国不敢在东北抵抗，也就不敢在上海抵抗。为此，他们在上海寻衅，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日军找到了借口，那就是日本浪人和僧侣在上海闸北无理取闹，与中国居民发生争端，愤怒的中国人打死了一名无赖僧侣。日方驻上海领事官员要求中国政府“惩凶”，赔礼道歉、解散反日民众团体。上海市市长吴铁诚经请求中央政府，接受日方全部要求，向日方作出妥协。国民政府一味的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进行外交解决，却被日本侵略者视为软弱可欺。日军悍然挑起战争，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却未想到，居然还有一个敢于为保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第十九路军不畏强暴，奋起自卫。就连斯诺这样的西方记者也“曾经像别人一样设想，中队是决不会投入战斗的。” 日本海军舰队司令盐泽咄咄逼人地发出了最后通牒：中队必须在午夜12时前撤离闸北地区。日军按照命令已开进了攻击地带。斯诺从一位日本记者那里得知日军将立即占领闸北等地的消息后，立即赶往闸北。他发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日军即将袭击他们，灾难即将临头，火车站里却依然挤满了准备乘车的人群。当斯诺把日军将进攻的消息告诉运输部经理程宝辰时，这位程经理开始不相信：中国政府已接受日方条件，日军还会进攻吗？在斯诺的耐心说服下，程经理半信半疑地看了斯诺抄下的日军司令下达进攻命令的抄文后，他思忖着，在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前，如果我采取行动，引起人为的惊慌，那我就要脑袋搬家了；但如果我不采取行动，而日军进攻又是事实的话，那我就既失车辆又丢掉脑袋。在交战前，程经理转移了车辆，疏散了人群。战斗结束后，政府表彰了他。“在战火中相机主动，措置得宜”，由此而得晋升和奖励。后来，程还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罗伯特·沃德找到斯诺，传话给斯诺，他要为他所得到的帮助而宴请斯诺以表谢意。 斯诺还找到一位驻守车站的团长，又把消息告诉了这位团长，可团长也不知道日军要采取行动。不久，日军发起了进攻。斯诺赶往交火地点，十九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斯诺在漆黑的夜晚辨不清方向，倚墙而行，大致想像租界地的方向所在，他花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安全区——西方人的天地——公共租界。斯诺立即发出了第一篇目击报道《鲜血染红了上海街道》。 中日双方交战的几个星期中，斯诺向美国新闻统一协会的几大报纸即时发出连续报道，《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等均在第一版的重要位置予以刊登。斯诺的特稿受到各大报纸的普遍欢迎。斯诺的这些报道是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穿过战地。有一次，当他采访蔡廷锴将军后返回时，摸黑走了两三个小时。当他通过日军防线一侧时，他的帽子被一个中国士兵打了一个洞，险些送命。斯诺在庆幸之余倒还称赞“这个积极防守的中国兵真是英雄”。 斯诺为中民的抵抗精神所感动，他写下了如下的评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体现在中国人民身上那种为西方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形象就是十九路军那些来自南方的年轻战士，他们敢于面对死亡放声大笑。” “中国终于被一种力量震醒了。”“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上的失利乃是一种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最令人震惊的是，这种胜利主要是由一支军队去完成的，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来没有投入战斗。上海之战使得许多中国青年相信，如果在爱国斗争中团结起来，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大约只有不到5000人的十九路军，面对6500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外加几十架轰炸机，且动用了大部分舰只的主体作战火力的进攻。中队坚持抵抗了34天，在每一个阵地和每一条街道上与日军对垒，牺牲过半仍顽强不屈。他们得到了全国爱国者的支持和声援，一部分青年志愿者加入了对敌战斗的行列。 斯诺的出色而成功的报道，受到美国新闻界的赞赏，连英国人也大加赏识。1932年3月，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聘请斯诺为该报特约海外记者。 斯诺对抗日军民赞赏时，却对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和对内政策进行鞭笞。当长江流域发生水灾时，斯诺进行了实地采访报道，写下了《中国的洪水始末记》。报道中写道：“我记得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慢慢被活埋进流沙里去的情景。但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发生在90万中国人身上。这次打击是在中国发生的一连串悲剧的顶点。”当他为洪灾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而深表同情时，却对国民政府的无所作为进行了批评：“蒋介石宁可耗费资财去同打仗，却不援救洪水的牺牲者们。”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南京政府本来能有机会组织全国性抵抗，取信于民，但它还是什么也不做，还是那么没骨气”。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带着政府官员逃到洛阳去了，讽刺性地令人想起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但要是蒋增兵，中国本来可能会长期守住防线，但蒋介石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害怕日本人的威胁。”“不幸的是，当需要保卫国家的时候，南京政府却把最能打仗的军队和大批新式武器投入内战之中。” 斯诺在东方世界游荡了4年，对亚洲的东部以及南亚已有初步认识，他将在亚洲的旅行见闻和观感汇集成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于1933年在美国出版。这部处女作融新闻性、报告文学和评论性于一体，并将作者的亲历记述于其中，使读者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增强了可信度。这种体例的写作方式在斯诺以后的著作中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他创作的基本色调。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广为流传。通过他的著作，人们可以直接了解所要知道的事情。 《远东前线》向人们展示了亚洲的现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记述了亚洲人民要求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日本的崛起和对亚洲的虎视眈眈；日本对中国的渗透、入侵，对欧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排斥是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末日。 他对日军的侵华所作的描写是：“我看够了。我的脑际里印着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我看到成百个无辜（中国）百姓的痛苦、损失和死亡。他们无端被屠杀，事先什么都不知道。” “在东北，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大量财富被日本人洗劫一空，毁坏殆尽。”“日本远征军踏着中国青年的血泊前进，这决不是什么英雄。” 对日本侵略者的强词夺理的鼓噪，他给予尖刻的讽刺，“早些时候，他们说，为保卫日本，必须占领朝鲜；昨天他们说为了保卫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东北；那么明天他们的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必须占领华北。这是何等美妙的帝国主义逻辑！按这些逻辑，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下次又该瞧日本的了。” 斯诺还在《五十年对中国的肢解》一文中指出：“最近日本对河北的占领，历史性地完结了中华帝国衰败没落的五十年周期。自1883年以来，中国迅速地丧失了近250万平方英里土地，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领土正在被欧洲列强与日本瓜分、统治着。这种肢解给中国造成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中国至今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远东前线》的问世，也表明斯诺对中国的形势有所认识，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对中国领导的群众斗争开始了研究。 刚踏上中国领土的斯诺，曾认为国民政府是中国走向民主、统一的象征，寄予很大的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社会了解的增加，通过游历华南沿海、沿铁路线的采访，斯诺感到原来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他得出结论是： 国民党政府已成为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私人幕府。国民党也不再是一面革命的旗帜。“随着蒋介石倒退到军阀式统治，一连串的党派纷争和内战蜂起，国家陷于分裂。南京政权和从前的‘督军政府’时代没什么两样，执掌大权的都是‘蒋家王朝’的皇亲国戚，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绰号叫‘清一色’，国民党的正直的有识之士均被排斥在外”。“现代自由思想也因此遭到清洗，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被玷污了”。 斯诺通过第二手材料，开始关注中国的运动。那时，他称领导的土地革命为“农村运动”。他认为：“从1927年起，农村运动的不断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符合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在中国中部的进展，是历史上最惊人的群众运动之一。”但他同时又认为：“破坏了的旧社会残余，却也破坏了不可数计的生命财产”，“农民运动迄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破坏性的。”他评论道，“可能永远不会变强大”，“在继续发展时，城市知识分子对它的同情也在增长。但这一运动只有激情，并不具备足以团结和领导全国的能力、知识和政治组织。迄今为止，它的胜利可能只意味着暴民的政治的胜利。看来它缺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和有素养的领导人。”最后，斯诺客观地说道，这些情况是“极零碎、粗糙和不可靠的。” 当时的美国人只注意对这位年轻的作者的处女作做文学上的评论，却忽视其作品的实际内容的意义所在。斯诺看到了东方的世界的同时，也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及殖民主义政策的反动性；而美国人则不乐意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斯诺在思想上已开始与美国人产生了距离。 2. 影响斯诺的中国人 “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对她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她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和苦痛，它们沉重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也许我太年轻了，感受是如此之多，使我难过已极，不能自制。在我看来，品德如此美好，性格如此坚强的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对待。我相信，我们应尽一切力量来使他们重新恢复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这个寻找“东方魅力”的美国青年从人道主义的同情出发，到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中国社会，从陷入苦难中的中国寻找到了正在兴起的新兴活力，并为这些真正的中国人所折服。斯诺发现了中国的希望之光，十九路军的奋起，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体现了为西方人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他看到一位曾经相识而难以取悦的歌女在中国防线后抬担架时，他得出了结论，中国被一种力量震动了。真正深刻影响斯诺的却是宋庆龄和鲁迅先生。斯诺公开承认，“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游历中国见闻越多，斯诺越感到迷惑不解。他反复思考着，提出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归结起来是：中国社会究竟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会怎样？他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的观点来看中国，赞成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革命，希望中国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人民安居乐业，思想自由。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却不能去实现它呢？斯诺的采访总是带着这些问题，刨根究底地访问被采访者，以寻求答案。 1933年底，《纽约先驱论坛报》周刊的编辑要求斯诺给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写一个生动活泼的小传。这给了斯诺认识宋庆龄的机会，斯诺想方设法去求见宋庆龄。要见宋庆龄比较困难，因为她的住所总处在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和租界警察的警戒和监视之中。所以当宋庆龄同意会见时，她安排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会面，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躲避监视。斯诺与宋庆龄共进午餐，一起喝茶，他们一直交谈到吃晚饭时分。通过近一天的交谈，斯诺感到对宋庆龄有所了解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孙夫人这样可以信任和爱戴的人”。自此以后，斯诺成为法国租界莫里哀路宋庆龄住宅的常客，他从宋庆龄那里得到了所需解答的问题的全部答案。 斯诺记述道：“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她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她帮助我了解她自己的家庭，了解她为什么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拒绝同他们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无法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事实。”当斯诺问到宋庆龄是否是一个基督教徒时，宋庆龄说，传教的人已不认为她是基督教徒了，因为她不再去教堂做礼拜了。而教会却认为蒋介石是基督教徒。宋庆龄讲到这里时，对蒋介石杀害进步人士的残暴政策的悲愤再也抑制不住了。她说：“显而易见，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那一节哩。”她愤慨地表示：“只要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我就决不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去；同样，如果他是基督教徒，我就不信教了。”“如果孙先生还活着的话，他宁愿和国民党脱离关系，也不能让他的名字用来当做封建军阀统治的象征。” 斯诺从宋庆龄那儿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也更想深入地去探究下去。正如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后来指出的，使斯诺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辞，而是她的行动。宋庆龄支持一切反独裁的人，只要国民党左派在活动，她就站到他们一边去。她爱护所有的革命者，营救过许多革命和进步的人士；对邓演达、杨杏佛及左翼作家的遇害，她深切悲痛。她参加、组织了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斯诺的第二位夫人洛伊丝·惠勒也说道：“斯诺对这位英勇的妇女极为敬佩。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这一边。” 宋庆龄是斯诺在中国接触到的第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她鲜明的政治态度，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强烈地感染了斯诺。这也使斯诺深切地感到：“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正是通过宋庆龄的引导，斯诺才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斯诺的思想观念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显地向左转了。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斯诺认识了中国的年轻左翼作家、艺术家和创造历史的革命战士，探寻到中国的活跃思想。与宋庆龄建立友谊，相互了解的加深，彼此信任，至死不渝。正是宋庆龄的介绍与帮助，他才获得进入西北红区的机会，作出醒世惊人的报道。 斯诺不再是一个所谓有“旅行癖”的美国青年或是一个单纯的新闻记者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原则，使他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从社会学的角度，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他追随着中华民族的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足迹，寻找中国社会变化的“健康的骚动”。他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寻找思想的光芒，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学运动，从1931年起，在中国进步青年的帮助下，开始翻译和研究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 斯诺之所以要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首先是因为他感到：“任何对周围环境略有感觉的人，都会想了解中国知识界的活动并加以探究。”其次是“西方人——甚至中国人专门为西方读者所撰写的成百种‘解释’中国的书并未满足我的要求”。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未译过，短篇小说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刊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然而革命时期的白话文学迄今译成英文的只是一鳞半爪”。再次，是因为斯诺要寻找“正在改造着中国人民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他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艺创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里。在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斯诺着手翻译中国当代文艺作品，“是在会见了鲁迅和林语堂之后，才决定由我本人来承担这个任务的”。会见鲁迅比见到宋庆龄还难，因为鲁迅受到的不仅是监视，而且是更为严重的威胁恫吓和暗杀。斯诺认识鲁迅是通过东吴大学毕业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姚克（莘农）秘密牵线搭桥实现的，他们约见在一个小杂货铺里。结识鲁迅后，姚克成为斯诺最初的搭档，首先翻译了鲁迅的《呐喊》。后来，斯诺安家北京，姚克随之北上，再加上有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萧乾、杨刚（佚名女士）等几个学生的帮助，还有斯诺的满族中文私人老师的帮助。开始时，准备翻译出版鲁迅个人作品的集子，后来鲁迅建议斯诺应注意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值得介绍的。斯诺接受了鲁迅的建议，对翻译集作了些改变，前半部分仍为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风筝》、《他妈的》、《离婚》等文章 ，后半部分则收集了茅盾、柔石、巴金、沈丛文、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丁玲等十几位作家的各一二篇作品。经过近五年的努力，1936年7月，翻译集以《活的中国》为书名在美国出版了。 斯诺在书的扉页上的献辞中写道：“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国’的卓越而光辉的象征。”书中还有海伦·斯诺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以及斯诺自己撰写的长篇编者序言性的导读文章和《鲁迅评传》。为此，斯诺还特意向鲁迅索取了一张照片刊于书中。 鲁迅先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是第一个为他写传的人，他把鲁迅比作高尔基、契诃夫。他评论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斯诺还专门在《亚洲》周刊上撰文《鲁迅——白话大师》，称“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动荡”，“别人会由于年龄增大而趋于老练，变得保守；鲁迅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但在艺术上，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成了激进论者”。“伴随着血洗街头的恐怖，以及他对反动派本质的认识，最终使鲁迅毅然转向了左派革命者”。斯诺深深感触到“鲁迅那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洞察力。” 鲁迅先生对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朋友提供了很多帮助，既赢得了尊敬更获得了友谊。斯诺则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先生对斯诺说：“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那些将军，再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永远思考和研究。”后来，斯诺按照鲁迅先生的教导，潜心研究中国社会，过了两三年的“学术加新闻”的生活，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从而真正认识中国及其人民，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随着认识的加深，斯诺越发为中国所吸引。 斯诺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鲁迅的热情关心和指导。在上海时，他们多次见面交谈，就翻译中的问题请教鲁迅先生，了解鲁迅写作的背景材料，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如在翻译《阿q正传》时，斯诺问道：“既然国民党已进行第二次革命了，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正管理着国家哩。”又问：“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答曰：“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的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来说，只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后来斯诺移居北京，但仍与鲁迅保持书信往来，通过频繁的书信就教于鲁迅。在信中不仅交流翻译中的问题，而且对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多处记载着他们交往的情节，他评价斯诺是几个外国人中“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斯诺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中国新的社会文化运动充满着生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丝毫无损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在逮捕、拷打、监禁以至死亡的威胁下，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恐吓、威胁，鲁迅依然揭露和抨击社会的罪恶，新文艺运动在刀丛剑树中发展。“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旧的文化。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的信仰遭到摒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由此，斯诺预言：“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 斯诺从鲁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以致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拉斯莱·约翰逊赞扬《活的中国》一书，并提到南京方面对斯诺的一些文章不满时，斯诺的回答是：“由于我曾努力试图理解我看到的周围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而且曾同《活的中国》一书所收的一些作品的作者相识，窥视到他们生活中的悲剧和勇气”，“在编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事——在某些方面可能知道得太多了，以致当局不再对我客气了。”他告诉大使先生，“在某些方面，不能再认为我是温和的。如果你追究得很深，不能不受作品内容的影响而产生共鸣。” 斯诺对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探寻，开始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日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文化思想革命的内容与前景，预感到中国社会将发生的潮流趋势。 正是在宋庆龄、鲁迅及其他左翼作家的影响下，斯诺开始关心中国领导的革命运动。从此斯诺又在他们的引导下接触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真正为中国所吸引。使斯诺感到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在《活的中国》出版前夕，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了，一颗伟大而倔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斯诺特约姚克一起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追悼会，姚克代表他俩写了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3. 在激流之中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西方社会动荡不安，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浪潮席卷欧美日各国。为摆脱危机，转移国内人民视线，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政争迭起，殖民扩张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成为西方各国转嫁经济危机的直接方式。日本趁英美等国忙于解决内部事物之际入侵中国，它吞并东北，炮轰上海，裹挟热河，蚕食华北。德国希特勒上台，法西斯阴云密布欧洲上空。中国内战不已，军阀纷争，民不聊生，匪盗猖獗。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思想界、舆论界、政治家都在思考着。为寻找出路，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两种思潮和运动，即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运动，与运动。与之对应的是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产主义浪潮。斯诺生逢其时，处于世界动荡的浪潮之中，身为记者，又处在浪峰之上。这个深受美国人民早期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统一、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富有正义感的美国青年，将自己置身于灾难重重的中国人民之中，悲伤其悲伤，快乐其快乐。 此时的斯诺在个人生活中有悲也有喜。游历印度、缅甸，患了严重的疟疾和痢疾，回到中国时尚未痊愈，身体虚弱。旅途中被骡子踢了一脚，膝盖肿痛，行走像瘸子。尤其是祸不单行，惊闻母亲辞世使斯诺悲痛至极，他悔恨不已，漂泊在外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孤身一人闯荡异国他乡，不免感伤，情绪低落，心绪惆怅，雪上加霜，斯诺在精神上承受着重负。身心不愉快时，又遇上中国长江洪水成灾的惨景，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斯诺非常懊丧。所有这些，给这个寻找“东方魅力”的年轻人泼上了一盆冷水。 所幸的是，在斯诺处于苦闷之中的时候，“丘比特”并未遗忘这个漂泊的游子。1931年10月，一艘美国远洋轮“林肯”号送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海伦·福斯特。她身材修长，有一双闪烁的蓝眼睛，楚楚动人。她比斯诺小两岁（1907年9月21日生），海伦出生于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自然科学系主任，也是一名律师。海伦精力旺盛，好学善问，人们习惯称她为“佩格”。她与斯诺一样，喜爱文学，在少年时就有当作家的梦想。海伦是作为美国派来驻沪领事馆的女秘书而到中国的。一到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就把斯诺介绍给她。他们在上海一家名叫沙利文的咖啡馆相见，由此，斯诺一见钟情。第一次见面，海伦就给斯诺一个惊喜。她把斯诺从亚洲发回到美国的报道文章剪贴收藏，并带到中国来了。一见面，她就把它拿给斯诺看。这使斯诺感到莫大的安慰，对精神不振的斯诺来说犹如久旱遇甘霖，滋润了心田。见到海伦，斯诺感到她就是“他所熟悉的那种好像就住在隔壁的女孩子”，这是斯诺离开堪萨斯城后第一次见到的这种女孩子。斯诺对海伦的第一句话是“你叫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海伦从故乡来，使斯诺有他乡遇知己的兴奋之情，消除了孤独寂寞和思乡之情。两人交往日益增多，经常一起漫步上海外滩，情意交融。但海伦不想过早结婚，她立志要在25岁前周游世界，并出版一本书，而且只准备在中国呆一年时间。然而，她也与斯诺一样，计划自然被打破了，她留下来了，并与斯诺结婚了，真叫“千里姻缘一线牵”。 海伦与斯诺之间的爱慕之情悄悄产生了。在斯诺患病住院期间，海伦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斯诺感受了爱的温情。一次，他们在北风萧萧的黄埔江畔散步时，斯诺正式向海伦求婚，海伦同意了。于是他们商定在1932年的圣诞节结婚。宋庆龄为他们举行庆宴，在家中设广东菜家宴，并送给他们一个咖啡壶以示祝贺。按海伦的要求，婚礼仪式要在日本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馆举行，然后去南洋作蜜月旅行。因为海伦认为当时的中国卫生太差，而日本好些，城市也漂亮些，再则想去日本看一看。当他们赶到大使馆时，只差几分钟就要闭馆了。婚礼仪式很简单，由斯诺在上海时的朋友当时的驻日使馆人员约翰·阿利亚森安排并充当男傧相。 蜜月旅行从日本到台湾、婆罗洲、塞利比斯、爪哇、巴厘诸岛、新加坡，再回到中国，沿中国海岸各港口停停走走。他们还特地去了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香山，他们考察了旅美华侨的故乡。最后他们去了北平。旅途中，他们读书、讨论、畅想，采访报道新闻。在香港正好遇上肖伯纳来港讲学，他们拜访了他，并听了他的演讲。 蜜月过后，斯诺携新娘去北平。当时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爱德华·亨特已前往欧洲，于是协会决定由斯诺前往北平接替其职位。1933年3月，斯诺到北平赴任。他们在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幢房子住下来。他们在这个美丽的故都生活了五年。斯诺笔下的北平城是：“亚洲最壮丽、最有趣的都城。它是一个具有差不多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的文明中心，它的内王城有着若干宽敞之美，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古宫殿建筑，给人以一种古代风习感。”“它不同于上海，北平及其郊区是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只有东交民巷例外。”而这里的外国人也“不同于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大多数都对中国具有研究者或学者的兴趣。在那里，纯粹是为了赚钱的人是比较少的，哪怕是做生意的人，也得学习中文，因为走出东交民巷，欧洲语言就很难通用了。”上海有的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十里洋场；而北京有的是奇珍异宝的古董铺和富丽堂皇的宫殿。在北平城里住着的是退职的官僚和退役的军人，还有学者、僧人、古董商人、人力车夫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学生。住在北平的西方人，主要是从事教育、艺术、外交和新闻事业的工作者。 斯诺夫妇安家北京后，开始了他自己认为的“介于新闻与学术之间”的生活。有时外出采访。为统一新闻协会写新闻报道，而更多的是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为斯诺提供了世界政治、经济斗争的许多现实材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刊报纸，有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而这些材料全都是用英文写就的第二手材料。这些二手材料是通过剪接的，并且是带倾向观点的，使斯诺感到不全面而不太可靠，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问题。为此，斯诺得想办法去接触第一手资料。 在中国住了50年的老“中国通”、汉学家——l·c·阿林顿对斯诺说： “斯诺，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国，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精通她的语言。”而在当时，外国人学中文是件稀罕事。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自视高贵，看不起中国人，也贬低中国文字，甚至认为“学习中文会伤害大脑神经，那些极少数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会被看作怪物，背后遭到人们的讥笑”。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不顾讥笑，斯诺毅然接受了汉学家阿林顿的忠告，开始学习中文。只有学会中文，才能直接去与中国人交流，深入内部去探索中国社会，完整而确切地、不带偏见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有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权。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尤其是印欧语系的人，要学好汉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汉字是方块字，读音有声母、韵母，语言声调有“阴、阳、上、去”四声；有文言文和白话文，同音词、近义、同义词；还有地方方言。书写工具有“文房四宝”，当然此时亦可用现代的笔。斯诺迎难而上，在阿林顿的鼓励下，拜一位满族老师为师，认认真真地学起来了。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斯诺也确实感到中国语言比较难学，“我没有语言方面的天资，而欧洲语言对于学习中文又无帮助。在失望与忍耐的交织中，大部分得力于我的满族老教师的指导。我终于学到了足以应用的国语，使得我得以在简单的交谈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了解别人的意思”。 斯诺学习中文时断时续，是在工作之余进行的，可他越学越有兴趣了，他说：“我给精细巧妙的中文迷住了。”他学会了近1500个汉字，他自己认为：“这已使我能够阅读一些白话文作品了，我不完全是一个‘瞎子’了。” 正当斯诺学习中文刚入门了的时候，他失业了。由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大萧条，统一新闻协会的财政吃紧，斯诺到北京后的第二个月，他的薪水就被减少了，到年底他就被辞退了。斯诺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固定收入来源没了，只有给《纽约太阳报》的专栏周报投稿的微薄收入，而这仅够付房租。斯诺被迫为生计奔波，他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等大报社写求职信，均未能如愿受聘。此时，一位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报酬可观的工作：为美联社做一名跑日常新闻的驻华记者。工作要求是24小时坐在电话机旁，事无巨细，均要报道，而且一定要抢在别的新闻报道发出之前，并且不得在别的报刊上发文章 。收入可观，可限制太严，斯诺不喜欢这种性质的工作，太限制个人的自由了。他喜欢“随意进行阅读和研究，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中发现新闻”的学术加新闻式的生活。 现实是严峻的，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起码的生计都成为问题。斯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准备孤注一掷。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存款从银行取了出来，准备到跑马场去赌一把，如果赢了一把，那他就不去美联社；如果输了，那就只得老老实实为美联社工作了。海伦忐忑不安地跟在斯诺身后往跑马场走去。随着发令枪声“砰”的一响，比赛开始了，在两轮赛马中，斯诺下注的马跑在第一位；幸运之神又像1928年在股市一样降临了，斯诺奇迹般地赢了1000多美元。斯诺兴奋地大叫起来了，“啊哈！美联社，我们拜拜了”。海伦拉着斯诺的手离开了跑马场，她要求斯诺“只要你不再去跑马场这样的地方，我宁愿饿肚子都行”。他们来到餐馆饱食一顿，回到家里安心于“新闻加学术”的生活。 真是好事成双，没过几天，斯诺又意外地收到一封被耽搁了一个月的由美国保守的《星期六晚邮报》寄来的信。信封开了一个小口，他俩开始以为是一份广告，斯诺问海伦：“是你订了邮报吗？”海伦感到莫名其妙。打开一看，竟是一张支票。他俩“对上苍的开恩感到诚惶诚恐”，这是怎么回事呢？“肯定是搞错了”，可能是打字错误，把75或是7.5写成了750美元。他们赶紧坐上黄包车去银行兑现，看看是不是搞错了。结果没错，这支票是750美元，而且是给斯诺的。隔了几天，斯诺又收到《星期六晚邮报》主编乔治·霍勒斯·洛里默的一封信，信中对支票一事作了说明。原来是《邮报》付给斯诺的稿酬，《邮报》采用了斯诺的游记式的长文《西方威望的衰落》。该文记述了旅途所见，评述荷、英帝国主义的衰败及在东方影响的下降；而日本却在亚洲崛起，并渗透远东各国。斯诺收到《邮报》主编的长达六页的信比收到一张支票还兴奋。洛里默亲自审阅了斯诺的文章 ，并欣赏斯诺的才能，要求斯诺继续为《邮报》撰稿。斯诺发出文章几个月了，没有反响而早把它忘了，没想到《邮报》采用了，而且稿酬那样丰厚，还可以与《邮报》建立合作关系。这里有海伦的一份功劳。当时斯诺准备将文章寄往《纽约先驱论坛报》，海伦劝他不要总往固定的报社投稿，试一试投向保守的《邮报》，结果成功了。《邮报》此时也想扩大自己的影响，也想有来自海外的报道，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此后，斯诺定期向《邮报》写报道文章 ，在40年代还成为该报的副主编。正是《邮报》的优惠条件，支付斯诺去想去的地方的所有旅差费，斯诺跑遍了世界各地。斯诺在为《邮报》工作期间，累计得到的费用大约有25万美元。 斯诺虽然失去了新闻统一协会的工作，但在跑马场赢来的钱加上《邮报》的稿费，足以维持夫妇俩一年的生活费用。加上斯诺又为《伦敦每日先驱报》、《纽约太阳报》等多家刊物撰稿，经济上就不用犯愁了。 不久，斯诺搬家了，在北京西郊，靠近燕京大学的海淀区军机处八号租了一栋别墅。房东是一位燕京大学毕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银行家。房子大得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房子呈“u”字形，半中半西式建筑，还带有一个一英亩的花园和一个小型游泳池；站在房子里的窗口边可以观看颐和园和西山的美丽景色。因为斯诺与房主相识，房租的价格也低得出乎他们的意料，每月只需40美元。在这附近是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居住的多是些中国学生、教授和外籍学生、教师。这些人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学术氛围，加上环境优美、静谧，是一个学习、读书、研究、写作的好去处。中国人优美的北京话，也是斯诺学中文的理想语言环境。斯诺夫妇自得其乐，过着悠闲的生活。 1934年春，斯诺被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燕京大学校刊》报道：2月9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新到教员。其中有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雪·思诺”。斯诺对这个汉译名不满意，自己给换上一名字“施乐”，取意“好施乐善”。并特意到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刻上一枚隶书方章 。在中国时他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员中有一半是英、德、美各国的通讯社驻华记者兼任的。斯诺讲授的是选修课“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他给学生的印象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个谦虚好学的有学问的教师；他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好沉思，具有学者的稳重态度。萧乾、张文定等回忆道： “他第一天上课，讲话就很别致。他说他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说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上课仿佛不是在讲学，而是在和学生谈心。他喜欢询问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善于运用启发式教育。”学生们在斯诺身上看不到“教气”，而是和蔼可亲。因而斯诺很快成为学生们的益友。像黄敬、龚澎、黄华、姚依林、龚普生、陈伯翰等成为斯诺家的常客。斯诺利用自己是美国人的特殊条件，收藏了许多被国民党政府规定的。斯诺发现在中国“192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遭到官方查禁。许多学生甚至因为藏有《战争与和平》等书而被捕。扩大到德莱塞、肖伯纳、考德威尔等一长串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斯诺拥有的政府中，有苏联小说，有反映中国红军的小册子，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这为进步的中国青年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学生们争相阅读，其中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就是受青睐的作品之一。斯诺与他们一起交谈，他经常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与学生们共同关心中华民族危亡、国家存毁的问题。斯诺的家被学生们称作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斯诺感觉到“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一股激进主义浪潮乃在那里翻滚”。 这位美国新闻学教师有机会接触中国的爱国进步青年，而这些青年则把斯诺作为良师益友。他在教学上循循善诱，特别注重新闻原则与方法的教学。他告诫学生无论是写报告文学还是新闻特写，都要求真求实，不受成见或偏见的干扰；在掌握事实以前不可先有定论；调查研究是基本功，不可道听途说，必须实地采访；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勇于提出有事实依据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坚持做到：保持冷静的头脑，不畏强权，不抱偏见，一心求真。在课外写作实践中，他还给学生以具体指导。斯诺自己是这样教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任教期间，斯诺既当教师又当学生。他直接接触学生，考察了中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尤其为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热情所感染。他们不满社会现状，艰难抗争、挑战的勇气，使斯诺看到中国的希望并为之欣慰。他说：“使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人，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他们是如何生活？”斯诺坚持学习中文，就是为了能够彻底了解中国，能够直接阅读文字，直接与中国人交流思想。 斯诺在游历、采访中遇到的难以理解的问题，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他要从理性方面去寻找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答案。他像一块干海绵投入燕京大学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去吸收知识海洋中的信息。他广泛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运动的书籍，搜寻有关中国的资料。尽管有关中国的资料是极其零碎、不准确的，但他要探寻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在斯诺潜心探索时，在燕京大学内有一部分师生认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有的教授甚至公开夸耀墨索里尼的青年运动，赞扬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法西斯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能不能救中国，蒋介石政府会将中国引向法西斯主义吗？斯诺又仔细地研读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著作，搜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资料，并与师生们展开讨论，还作了反法西斯的演讲。海伦帮助斯诺散发了许多反法西斯的资料。她说：“我们痛恨纳粹的一切，我和斯诺认为，北京应成立一个反法西斯的组织。” 后来，斯诺说道：“正是法西斯分子的疯狂叫嚣，使我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法西斯主义和两者之间，我的同情是在一边的，我的同情，与其说是爱她的朋友，不如说是憎恶她的敌人。”针对国民党政府封锁新闻、钳制思想、迫害青年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的行为，斯诺写了《中国的新闻检查》一文，指出：“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与复孔，只是为着把中国人民的思想纳入南京统治者规定的轨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日本人写的书和赞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禁止阅读甚至烧毁大批进步书籍。法西斯独裁对中国人民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激起知识界的反抗。我坚信：人有权获得均等机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从社会的最大意义上讲，个人自由不一定与民主政治形式发生矛盾。正因为斯诺有这种思想倾向，他直接参与和支持了青年学生抗日反蒋的“一二·九”运动。 经过两年的“学术加新闻”的生活，斯诺从宋庆龄和鲁迅那里开始认识中国，从左翼作家及其作品中看到了“健康的骚动”与活跃的中国，同时也找到了另一支充满生气和希望的力量。斯诺成为了这些中国人的同盟者，“我们站在爱国青年一边，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海伦如是说。斯诺则说：“当一位为你所爱的女子正在遭受侮辱时，你是不可以袖手旁观的。北京就是一位美好的女子。” 日本侵略者占据满洲、入侵热河、觊觎华北，蚕食鲸吞，咄咄逼人。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与日本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协定》；还准备适应日本的要求，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政府而设立所谓“政务委员会”，实行“自治”。国际联盟则熟视无睹，甚至采取绥靖政策，助纣为虐。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靠政府而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靠国际联盟更无望，那是将命运从一个强盗手里转交另一些强盗，中国将怎样？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再也坐不住了，积蓄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反侵略力量终于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怒潮，发动了一场反侵略的爱国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 斯诺与海伦直接介入了这场运动，自始至终置身于中国社会这场时代的洪流之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第一个贡献。可以说，他俩在这场运动中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在中国国内外的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斯诺与中国青年爱国者一样，常常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中国驻守河北的第二十九路军将领宋哲元在日本的威胁恫吓和南京政府的指示下，准备向日本屈服，建立适应日本要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为日本控制的第二个“满洲国”。所有的有关消息，中文报纸不允许登载，而斯诺和其他西方记者却能设法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把消息发到欧美去。爱国青年学生风闻此事后，便向斯诺探听此事是否确实。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麟与王汝梅（黄华）、陈伯翰等进步学生来到斯诺的家里，证实确有其事后，他们共同商讨对策。斯诺夫妇给学生领袖们出谋划策给他们以鼓励：“十七年前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不是拯救了中国吗？如果你们青年依然活跃，再来一次，全国人民将奋起而支持你们。”学生运动的领袖们很赞成斯诺的想法，而斯诺则答应他们，如果学生起来示威，他将发动其他西方记者到现场去采访，并予以充分报道，把消息传遍全中国，传向世界，并建议运动发起时间最迟不超过10日。他们商定在12月10日前发起抵制性的示威运动，给中国政府当局和日本侵略者施加压力。斯诺的家自然成了“一二·九”运动的秘密筹划地。起事前一天晚上，斯诺和海伦连夜赶抄学生们所提出要求的译文：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结束内战，团结各党派一致抗日救国，动员和训练群众；给人民民主、结社和出版、言论自由等。同时起草并打印给宋庆龄的求援信和发往外国报纸的新闻稿。 12月9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伪独立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散发宣传品，冲破军警与警察的阻拦。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的侧旁，有一群外国记者跟踪采访。他们是斯诺和海伦事先约来的英、美等国驻华记者，有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美联社的吉米·怀特、《泰晤士报》的c·m·麦克唐纳、《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中国警察意料不到还有西方记者也在队伍里。记者们一边拍照，一边跟着喊口号，海伦对着警察叫喊着，“巡警站到学生一边去”。采访记者和摄影记者一起围拢上来时，警察原准备对游行示威者开枪，现只好对空放枪，以免引起外事纠纷。 斯诺把所目睹的一切都拍摄下来了，当天就向美国《纽约太阳报》发出专电，成了独家新闻：“中国又一次五四运动”。其连续报道在英美报刊上均以头版刊登，并配以醒目的标题。斯诺那真实、生动、公正的报道，像闪电划破漆黑、寂静的万里长空，冲破中国当局的；把中国爱国学生英勇斗争的消息传遍世界，引起了全世界进步学生和青年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以致世界学生联合会（总部在巴黎）发起、组织“世界援助中国学生周”活动。斯诺和其他记者的连续报道，使中国国内的一些中英文报纸、刊物也无视中国当局的新闻禁令，抢发消息。新闻舆论的传播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使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闻讯行动起来了，爱国示威运动席卷全国。一周后，北京第二次、第三次示威运动展开。之后，青年学生们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工厂，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全国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 斯诺的家又成了爱国学生们的避难所，示威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为躲避当局的追捕，一些学生来到斯诺家。斯诺夫妇给予他们极大方便，并设法使他们离开北京，或是把他们打扮成乞丐，或是帮他们装扮成商人，以通过哨卡。 斯诺来到中国八年来，第一次看到举国上下，群情激愤，亿万同胞，热血沸腾，奋起抗争，发出怒吼。他看到在游行队伍中有“中国的店主、家庭妇女、工匠、和尚、教师和商人，他们在街上向学生喝彩，人力车夫喊着口号：‘打倒伪独立运动！捉拿卖国贼！’甚至有些警察同示威者一齐高喊口号。”当示威学生用血肉之躯冲击西直门时，斯诺见一位清华大学女生——陆璀勇敢地冲向城门，而被宪兵毒打并逮捕，便悄然上前去对她进行现场采访。他问她为什么要游行示威，能否达到目的？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相信人民大众，只要把人民大众唤醒起来，中国就不会亡……。”斯诺迅即被警察拉开，他们要把陆璀带走，他和其他几位记者以保护人权的名义向警察提出抗议。后来陆璀被释放，到斯诺家养伤一个多星期，斯诺亲自掩护她离开了北京。斯诺后来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斯诺又增强了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使他 “从中国青年人的政治胆识中懂得，历史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同时，斯诺自己也认为，“这种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了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素”。“学生抗议运动是结束中国不抵抗政策的开端”。斯诺后来评论道：“国民党在这个国难时期没能起一点指导和鼓舞作用，这是极大的失败，使它自己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在以后具有决定性的年代里，这种情况把数以百计的最能干的、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成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的旗帜周围。” 对于学生运动，“学究式的历史学家是漫不经心的”，斯诺却为此倾注热情，给以帮助和支持。正因为如此，南京政府对斯诺的所作所为不满，第一次吊销了斯诺的外国记者特许证，好几个月内，斯诺只能通过别的途径来保持对外报道工作的继续畅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发现新大陆 1. 历史的际遇 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战火连绵，饥馑成灾，饿殍遍野。中国政府“安内”无方，国家四分五裂，虽有中央政府，却不能号令四方；社会没有进步反而倒退；“攘外”无能，丧权失地，日寇得寸进尺，蚕食鲸吞，民族危机。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人能排除内忧外患吗？上海之战，十九路军的英勇奋起，使斯诺兴奋过，“一二·九”运动更使斯诺为之叫好。这些都使斯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但谁能领导好？中国最后的希望又在哪里呢？斯诺仍继续寻找着这个答案。他惟一没有见到过的被官方宣布为“赤匪”并要加以剿灭的人们，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是中国的最后希望吗？ 自从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以后，几乎没有一个西方记者（除了史沫特莱以外）见到过中国人。人进攻中心城市失败后退向了艰苦的农村，他们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发展力量。但他们一直受到国民党的打击，一而再，再而三的“围剿”。国民党方面宣布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一次又一次地刊登朱德和等“匪首”的死讯；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再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全国通缉令，巨额悬赏“匪首”们的首级。 关于人的报道是一幅混乱的、甚至是荒诞无稽的景象。西方记者们只是依靠间接材料进行报道，多数是错误的，也有少数是真实的，结果却往往是真假难辨。而国民党方面的传播媒介宣传的是耸人听闻的材料：共产共妻、无情无义、凶残暴虐、杀人越货……。斯诺无法印证。他从宋庆龄等人那儿也了解了一些关于的事情，他感到在中国确实存在着领导的革命者在活动，“在中国不再是危言耸听者的幻觉”。史沫特莱是较早报道、红军的西方记者，由于她同情和赞成运动，西方人不太注重她的报道。正是通过史沫特莱的引见，他才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曾掩护过人、红军指挥员。早在上海时，斯诺通过海伦，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获取了部分关于中国的分析报告。但这些各方面的材料都不足以为凭。 斯诺保持着密苏里人“眼见为实”的特性，他要亲眼去观察。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理逊·史密斯预付稿费750美元，要求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运动”的书。当时，斯诺满以为可以找机会会见一见及其领导的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当他试探可否对苏区进行访问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访问苏区是不可能的。于是，斯诺只好回信给史密斯，“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但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1935年，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对中国运动的题材表示了兴趣，愿意资助斯诺作旅行采访，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此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行踪不定，更加难以接近，斯诺无法进行采访报道。 英美等国的新闻出版界其所以关注运动，关注远东的中国，是因为它们想寻找反法西斯的同盟者，因为此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威胁国际和平，威胁到英美在海外殖民地的利益。正如费正清指出的：西方纳粹主义的德国和东方军国主义的日本日益成为凶悍的而且是危险的敌人，国际社会希望成立反战力量同盟。斯诺后来也一语中的地指出：“当时西方各列强出于自己的私利，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奇迹。它们幻想中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能够把日本拖进泥淖，使其不能进攻真正的目标——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因为在当时，它们看到的中国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是不可能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而则早在1932年就宣布对日作战了。所以，它们迫切需要了解“红色中国”。 中国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经过长征，中央机关所在部队已安全抵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师，巩固发展了陕北根据地，三大主力即将会师。长期的被“围剿”，外界不甚明了这支队伍究竟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需要向全国人民阐明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关于国家、民族出路的思考与政策、纲领与主张。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达到宣传的目的，让全国民众认识，认识国民党不抵抗的内战政策。在红军出师东征，要求到前线去抗日受阻后，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回师通电后，更觉应借助外界宣传渠道，介绍及其政策和主张。于是设想邀请一两个对中国人民是公正的、友好的，又是正直的、可信赖的外国记者到苏区访问，以便打破国民党的，把苏区的真相告诉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很快从进步学生那里传到斯诺耳朵里。斯诺立即被吸引住了。他开始积极行动，要寻找进入陕北苏区的途径。他从1934年起一直在寻找去苏区了解地区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红军已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秘密停火协议，建立了局部统一战线。这样，通往苏区的道路封锁状况有所松动了。斯诺感到“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一个曾在斯诺家中参加筹划“一二·九”运动的戴维（实际上是北平地下党员柯庆施，建国后任过华东局书记，斯诺不知道他是员）表示愿意给予帮助。后来柯庆施离开北京去了天津，3月份，他给斯诺写了一封信，说访问可以实现，请斯诺给予答复并做好访问准备。斯诺无法跟行踪不定的柯庆施及时联系，等得十分焦急。5月，斯诺又得到确切消息：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了停火协定，进入陕北红色地区的可能性很大。斯诺急不可耐，没等柯庆施的复信，就南下到上海去找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联系好去陕北访问的办法，他一心要抓住这个机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富有戏剧性的是：宋庆龄刚接到中央的电报，请她协助选派一名西方记者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到苏区去。宋庆龄想到了斯诺，正好他自己找上门来了。宋庆龄按照中央的要求，选定了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她把信息转告地下党组织，并作了具体安排。 斯诺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喜不胜喜。他把要去苏区访问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伦敦每日先驱报》。编辑部复信表示热情支持，并同意支付斯诺此行的全部费用；如能成功，将给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北美报纸联盟”、《纽约太阳报》得知后也表示支持、给予资助。这样，斯诺获得足够的经费去完成此行计划，斯诺对能去苏区访问，并获得多方支持，很是激动。他说： “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我不知道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对苏区的访问，成为斯诺走向成功的起点。 2. 跨越卢比康河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地下党华北局负责人k·v（凯·维）先生（的代号）授意戴维（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主席的介绍信，通过北方大学的教授徐冰（员）转交给斯诺。徐教授告诉斯诺：你可以去西安了，在那儿将有人护送你到陕北。斯诺立即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他内紧外松，找来能够找到的各种防疫疫苗（如天花、霍乱、鼠疫、麻疹、伤寒等），打上这些防疫针，以预防传闻中说的糟糕的疾病缠绕，他还准备了一些常用药品、生活用品及采访用品（照相机、小摄影机、胶卷、笔记本），还有一枝用来自卫的勃朗宁手枪。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之际，他给在美国的出版商史密斯和老朋友汉斯写了一封绝密信，告诉他们：“我明天就真正地要去‘红色中国’会见，我将在红区旅行、拍照，写我喜欢写的东西。如果我能突破封锁，到达目的地，这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 斯诺踏上了访问红区的非凡旅程，他坐上直快列车，先南下郑州，再转车去西安。此时斯诺的心情十分复杂，即兴奋又略带些担忧，此行前途未卜。 “瞻望前程，我感到异常兴奋。当我坐快车到西安去时，我意识到自己是破釜沉舟了”。后来，他多次称这次旅行是“跨越卢比康河”（在罗马帝国时期的高卢之战中，恺撒与庞培对峙于卢比康河两岸，恺撒以弱对强，率军勇敢地跨越河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西方国家流传下来后，成为成语故事）。 斯诺在上海寻求宋庆龄的帮助时，对访问红区就心存忧虑。因为曾多次有人想通过西安去红区时受阻，他又能否成功？况且到保安去的这条路既长又是土匪出没的地区；即使到了红区后，一个外国人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是否被当做间谍处置？等等。宋庆龄向他作了说明，旅程中将有周密的安排，会成功的；而且他的访问报道将“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虽然宋庆龄消除了斯诺的一些疑虑，但斯诺的担心是有理由的。铁路、公路沿线各站、卡都有军警、特务监视，土匪在这一带又十分猖獗，西北地区疾病、瘟疫流行；通往红区的道路又崎岖漫长，食物粗砺，语言不通。这对于过惯了城市安逸生活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艰苦的，甚至是危险的。 斯诺坐在车上，心里默默地想：“死亡可能会粗暴地打断我的这一次调查”，“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同车坐在对面的一老者与一年轻人正谈论着一个话题，即是否是土匪。那年轻人说道带领农民造反，打富济贫好，但消灭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财主不太好。那老者则认为相反，最好小声点，不要让别人听见了。两人一直争论着。这使斯诺联想起来了。那个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在那里的被称作为“赤匪”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工作、学习、恋爱、娱乐、穿衣与其他中国人是否不同？被国民党重金悬赏捉拿的、周恩来、朱德等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是怎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他们为什么能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严厉打击下生存？他们能经得起国民党的进一步“围剿”吗？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原则、政策如何？他们的前途如何？……一系列问题不断闪现在斯诺的脑海。 斯诺在西安下车后，按预定地点下榻西安的西京招待所。从上海出发的健壮结实、满头粗发、时年26岁的美国年轻医生马海德也来到招待所。在宿舍里，他们说他们是去西北考察的科学家，他们在等待另外的科学考察队员。实际上，他们在等待接头人。 几天后，一个身体肥胖、口操英语、自称姓王的牧师来到招待所，在服务台查看了旅客登记表，发现斯诺和马海德都已住进招待所，甚为惊喜。于是他立即按商定的暗语去拜访斯诺与马海德。见面第一句话就问道：“请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和马海德立即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暗语对上了，双方又出示各自的信物。斯诺拿出印有英语诗句、盖有骑缝章的半张明信片，马海德拿出半张五英镑的钞票，王牧师拿出自己的半张明信片和半张钞票，拼对完全吻合，双方都会心地笑了。这位“王牧师”是地下党派来西安协助斯诺、马海德前往苏区的联络员。因为王牧师（实为董健吾）一则与张学良关系特殊，他曾于2月中旬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身份到过西安，结识了张学良，并借张学良座机飞往延安。所以再由他与张学良联系方便些。二则他懂英语，以牧师身份出现，又便于和外国人接触，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王牧师”的出现不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由他充当联络员再也合适不过。 在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董健吾与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及刘鼎在一起研究行动计划。他们原定陆路和空中通道两个方案，认为坐飞机快捷，可借张学良座机。但经讨论，认为空中通道不妥，易暴露目标，一旦泄密会连累张学良，不如改坐汽车安全。最后决定走陆路，由刘鼎陪同护送出国统区。在这期间，王牧师每天抽时间与斯诺、马海德一起聊天四五个小时，话题涉及个人、社会时局、的一些情况等。谈话很投机，使斯诺在焦急的等待中感到快慰。斯诺写道：“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此后，斯诺与董健吾一直相互惦念着。斯诺一直惦记着“王牧师”，一谈到西安之行，总是会心地微笑。而“王牧师”则盼着重逢，在与其子女的谈话中时常提到斯诺。在斯诺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时，他们未能见面，“王牧师”抱憾辞世。 行动方案决定后，“王牧师”通知斯诺、马海德作好准备，并从张学良处借来一辆挂窗帘的汽车。清晨，他们以游览西安汉代古城“未央宫”遗迹为名，驶出西安城，来到城郊，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邓发、刘鼎会晤。斯诺见到一位身着东北军军服、皮肤黝黑的军官，戴着一副墨镜站在那里。这位军官走过来，劈头盖脑地问斯诺：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邓发。他伸出像铁爪似的双手紧紧握住斯诺的手，使斯诺痛得倒退了一步。斯诺立即想起来了，“这就是的特工头？！”邓发代表党中央对斯诺不辞劳苦和风险前往苏区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表示将给予一切方便和帮助，要什么给什么。斯诺问道：我要你的照片和日记，你会给吗？邓发爽朗地回答：“当然可以。”后来斯诺如愿以偿。 寒暄过后，邓发给斯诺和马海德发了特别通行证，并安排他们立即换乘一辆东北军的道奇卡车，由刘鼎陪同，向“伟大的‘未知之地’进发”。卡车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奔驰，沿咸（阳）—榆（林）公路那雨后泥泞的路面颠簸而行。斯诺和马海德被藏在军车厢内的被服里，以防被沿途的国民党哨卡、特务发现。车行一小时，穿过渭河谷地；中午时分驶过秦始皇墓地——骊山；入暮打烊，车至洛川，休整一晚。第二天晚上又投宿延安，此时的延安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过了延安，走出东北军防区的最后一个哨所，斯诺和马海德在一段荒无人烟的地段下了车，开始徒步向西跋涉。一路上总算平安地过来了。 陪着斯诺、马海德行进的只有一个非武装的赶骡人，他是奉命为他们做向导的，他的任务是带他们去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点。他用骡子驮着斯诺和马海德的行李：铺盖、食物、衣箱、医药器械。他们行进在沟壑纵横、渺无人烟的黄土高原上。斯诺记述道：这个黄土高原是由好多个世纪来从中亚随风吹来的尘土落物形成的，暴雨和长时间的干旱交替出现而构成的。他们不能走大道，怕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只能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边的小道前进。小溪两边是峭壁，路上很难见到房屋、村庄和行人，只有系在骡子头上的响铃发出清脆的铃声打破空旷的寂静。他们跨过一道道沟涧、山径，紧紧张张地走了近四小时的路程才见到一个小村庄。赶骡人把斯诺他们交给当地的贫农协会，安排他们住在一个庙堂内过夜。 斯诺和马海德一路上都有点忐忑不安。马海德后来说：“实在有点担心，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已经将生命交给那素昧平生的人。可能我们最后会被人杀掉去做人肉包子也未可料哩。”斯诺也说：“我不知道这位赶骡子的是红军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只能听天由命。说不定他会在无人区杀掉我们，拿走我们的财物。”斯诺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位赶骡人很本分，他把他们安排妥当后赶回家，第二天早晨又赶回到庙里，向斯诺他们告辞。斯诺付给赶骡人报酬，心里也踏实了，他们已进入红区了。 贫协会负责人接待这两个外国人，开始心存疑虑，当了解他们的来历和目的后，热情地款待了他们。贫协会为他们作了重新安排，给他们指派了新的赶骡人做向导，还是步行去红军驻地——安塞。走了一小时后，他们见到了第一个穿制服的红军战士。他头戴红星帽，肩挎毛瑟枪。这位战士见来了两个外国人，便上前盘问，斯诺出示“路条”，得到认可。于是他们又与向导告别。红军战士把他们带到区政府去。走了两个小时，他们来到区政府所在地——白家坪。走近小镇，只见十几位手持长矛、火铳的人正在练习刺杀，方向直指斯诺；斯诺惊慌失色，以为是落入土匪手中。那位领路的红军战士哈哈大笑并告诉了原委，斯诺才回过神来。实际上，在他们走向安塞时，确有一股土匪跟踪。游击队及时赶到，消灭了几个土匪，其他土匪落荒而逃。这样斯诺和马海德才没有落入匪手。 穿过一条小巷，斯诺见到了十几个身着褪了色的灰、蓝色棉制服的战士，他们围了上来，请斯诺俩进屋喝茶。这“茶”只是无色无味的热开水——名曰“白茶”。真正的茶水在苏区是奢侈品了。忽然一位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须、清瘦而结实，看上去精力充沛的军人来到斯诺面前。他面带笑容，用英语对斯诺说“你找哪一拉？我是这里的负责人”，然后补充说“我是周恩来”。斯诺大吃一惊，原来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军人就是国民党悬赏八万元要捉拿的“赤匪”首领周恩来，他竟然还能用英语交谈。斯诺又惊又喜，语言的障碍不成为问题了，原来在从北京出发时，让海伦请的翻译马汝邻（地下党员）到西安后因故去了四川，只好请海伦再找王汝梅前去会合，还未赶到。 斯诺应邀来到周恩来的住地。门前只有一个哨兵站岗，周的住室是一个半洞穴式的房屋——窑洞，卧室兼办公室。室内陈设简陋，一个土坑是床铺，两条凳子和两个铁制文件箱，木制的坑上小桌即为写字桌。周恩来用已有些生疏的英语对斯诺说：“我们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信赖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因此，我们相信你会如实报道。你见到什么就如实地报道吧，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解情况”，“你不是者，这对于我们是没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求访问苏区，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斯诺对周恩来的坦率交代非常满意，但感到“给我这样的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点惊奇和怀疑的”。 斯诺与周恩来这个副主席长谈了两天，晚上谈到深夜，叶剑英也在场。周恩来给斯诺画了一张人控制地区（苏区）的草图，并叙述了关于结束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在草图上，周恩来给斯诺标出了一条采访路线，采访的名单、机关，并代为拟定了为期92天的旅行采访计划。周说：“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后来斯诺在苏区呆了四个月。 斯诺为周恩来的言行举止所感动，使他相信在苏区的采访将是完全自由的。周恩来是斯诺进入苏区遇到的第一个重要领导人，他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几年来宣传的诬蔑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国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跨越卢比康河”的斯诺，获得了冒险胜利的第一个喜悦，真正认识“赤匪”的时刻开始了，更激动人心的故事在等待着他哩。 3. 赤都——保安见闻 斯诺一心要去赤都——保安，去会晤“赤匪”首领。周恩来向红军总部发出电报，“准备迎接客人。”恰在此时，有一个40人的通讯兵队要护送一批物资去保安，斯诺和马海德被安排随行。一路上，战士们欢快地歌唱，消除了斯诺紧张心情和长时间行走的疲劳，斯诺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战士们哼了起来。经过3天的跋涉，于7月16日下午，他们一行到达苏区的临时首府——保安。“看，前面就是保安。”一位战士高声喊道，斯诺顺着战士指示的方向望去，清楚地看到山下那座规模不大的城镇，在那街道上，人马匆匆往来。一幅鲜红的横幅映入眼帘：“欢迎美国朋友访问苏区！”是用中英文两种文字书写的。逼近城门口，全城人列队手持小彩旗前来迎接。彩旗上写着中英文标语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际主义万岁！”“中国革命万岁！”随即鞭炮声起，乐队奏鸣，锣鼓喧天，唢呐嘹亮悦耳，苏区政府和中央所有成员倾巢而出。斯诺和马海德有些受宠若惊。斯诺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在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内地小城市，军号声冲破宁静的山谷，我难以想像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进入保安城，斯诺遇上了。给斯诺的第一印象是高大瘦削，有一双大眼睛，目光锐利，嘴唇宽厚，眉毛长得很高，下巴倔强地翘起，还有一颗显著的黑痣。“看上去很像林肯式的人物，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看上去是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说话语调平和，穿着随便，使人感到平易近人。与斯诺寒暄一阵后，邀请斯诺去他的窑洞做客，然后去散步了。 保安城内尘土飞扬，设备很差；许多印刷品是利用国民党散发的传单作印刷纸；食物是小米、卷心菜、南瓜之类，至于猪肉、羊肉和鸡则是少见的奢侈品。斯诺下榻的所谓外交部招待所只是泥砖砌成的四间小屋。 斯诺在保安城内自由地参观访问，在脑海中勾画出苏区的轮廓：官兵一致，官民一致；军人士气高昂，纪律严明；的首领可以在住满士兵、农民的街道上和城郊随意漫步，无需警卫人员；人们食宿相同，住窑洞，穿土布，吃小米、面食。即使夫妇也只有两间窑洞，惟一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苏区物资匮乏，但精神饱满。他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的力量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的负担和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他又发现，在苏区的每个战士或是农民，都由衷地说“我们的”军队、政府。苏区普遍的民主和自由，丰富与快活的精神生活在偌大的中国是罕见的。人们学文习武，歌舞娱乐，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会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事实”。通过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里不是匪窝，不是哀鸿遍野，死尸枕藉的萨拉齐：没有国统区的那种“贫困、无知、污秽、残酷、冷漠和混乱”，人民当家做主，不受欺压和蹂躏；不像上海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也不是广州的贪污中饱私囊；也不是云南匪徒出没，官匪一家，鸦片当食让小孩涂在甘蔗上咀嚼。这里是另一番景象，“鸦片的种植、吸食受到禁止，贩卖儿童和妇女也同样受到禁止”，在这里“男女权利平等已初步实现”，教育是免费而普遍的，“几乎没有看到一点点可以称之为恐怖的东西”。“中国人是诚实、正直、无私的人，他们随时准备为证实自己的理想的价值而慷慨赴死，他们珍视这个理想，甚于珍视个人的生存”。 苏区的一切是那样的不同，那样的新鲜，就连生硬的标语、口号都使斯诺感兴趣，苏区的一切都是新闻。斯诺异常兴奋，他被苏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说：“我所能说的是，我同中国红军在一起的四个月，是一段使我感到极度兴奋的经历”。面对苏区的一切，斯诺多想和盘托出，告知世人啊。他的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载着，密密麻麻地写了一本又一本；他的摄影机、照相机不停地转动着，拍下一幅幅生动的历史性画面。他贪婪地记录着苏区的一切。他欣喜若狂。此情此景，丝毫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干旱无垠的沙漠中发现了绿洲；如同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备受凌辱，陷于黑暗统治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了民族的灵魂”；犹如在茫茫大海中迷失航向的轮船找到了灯塔一样。 斯诺为他的新发现而兴奋不已，他立即给在北京的妻子捎信，要她到苏区来会合，一同考察中国西北的红星。信中提到：“几星期前，我安全抵达这里，开始生物科学的考察。这里生活条件差，食品单调，有臭虫。我搜集到的标本有跳蚤、蚂蚁、蜘蛛、蚊子等。这种经历是有意义的。最使人兴奋的是能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见面交谈。他们正在努力发现一个新的科学世界，他们的努力程度犹如学生们参加一场足球赛那样热心。”海伦心领神会，立即赶往西安，但此时西安的通道被封锁。海伦受阻后只能返回北京，只给斯诺捎去一点食品（茶叶、咖啡、巧克力）和几本书刊。海伦在第二年却成功地冒险进入陕北，弥补了斯诺未采访部分，并有新的发现。 在苏区，斯诺白天去工厂、学校、农村、军营、剧社参观采访，晚上拜访各级领导人，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采蜜、酿蜜。黄华从北京赶来了，吴亮平也被指派作现场译员，这更使斯诺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斯诺爱刨根究底，连续发问，耳闻不够还要目睹为实。他研究的政策、群众基础，以及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则、方针、策略。从机关到乡村，从领袖到一般平民百姓，他逢人便问，斯诺收集到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在苏区的采访不受任何约束，并得到尽可能的帮助，斯诺非常感激。他在《西行漫记》及其他地方多次提到：“在红区，没有人对我约法三章 ，这一点使我相当惊奇（开始我还有些怀疑）；没有人告诉我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他们让我自由地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在收集资料方面和安排采访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就连也是如此，“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者拍的照片，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只要求不要向敌人泄露有军事价值的情报。当然也有惟一的例外，那就是周恩来关于蒋介石的谈话记录，周后来托人转告斯诺暂不要发表。因为国共两党正谋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怕谈话内容引起蒋介石不高兴而造成不利于团结抗战。斯诺照办了。 “在红区，我发现我可以不费劲地与任何我想见的人交谈。人们一旦被告知可以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也都希望能有机会在经过许多年以后，第一次有机会对一个外国人说话”。还给了斯诺一个特权，那就是在他不太忙时，斯诺随时可以去他的窑洞采访、提问、交谈。 一天，斯诺提出要给照相，欣然应允。在毛的窑洞前准备拍时，斯诺想起了一个红军领袖只穿了军装却没戴军帽，而且头发又很长，恐怕拍出来不很理想。于是斯诺坚持要主席戴上帽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红星八角帽，斯诺就把发给自己的军帽取下来让毛戴，他把帽子扣在了毛的头上，虽有点小了，但勉强能行。“喀嚓”一声，一张历史性照片，一个历史性的镜头完整地拍下来了。这张照片后来传遍世界各地，直到今天，头戴红军帽、精神抖擞、目光深邃，略带侧影的肖像，在中国老百姓中仍视为珍宝，爱不释手。而这顶军帽，斯诺戴着它走遍了苏区，有生之年一直珍藏着，并不时拿出来给儿女克里斯托弗和西安看，讲述它的故事。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将它回赠给中国，现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在保安斯诺采访了各级红军将领和党的领导人。从他们身上，他认识了真正的人是什么样子，尤其是苏维埃的掌权人物，斯诺与他交谈了许多个夜晚。从7月中旬到保安到去西征前线之前和从红军西征前线返回保安后（9月中旬开始到离开苏区）这两段时间内，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他就各种问题广泛地采访，细腻地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形有神的领袖人物，记述了他的事业。 斯诺在每次采访前都事先拟好提问的清单交给，让依次回答，或随时追问。采访常常是到斯诺十分疲倦入睡时为止。第二天，斯诺又提出一系列新问题。这样穷追不舍，最后还迫使一贯不谈个人的人都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尤其是的最高领导人也谈了个人身世，打破了人不谈自己个人的惯例。斯诺的最大成功可能也在这里，他总有办法使被采访对象说出他想了解的东西。他对说：“个人的经历更有说服力，对有关人及主席本人的谣言的回击更为有力。而且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在斯诺的反复说服下，第一次向外界尤其是向一个外国记者讲述了个人的历史，斯诺听讲了十几个晚上的家庭、个人及事业的历史。后来，斯诺又从旁人的采访中去印证一些事实，最后觉得所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用了近60页（占全书的1/7）的篇幅记述了的个人成长经历，向世人展示了的领袖人物的形象。斯诺为的前半生作了传记，他打算将来专门为写传，虽然未能成专著，但在1972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写了的后半生。两者加起来，可算是为写传的第一个外国人。借斯诺的笔展示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成长、婚姻、家庭、生活、爱好、理想和追求、事业等。信赖斯诺，并由此建立了永久的友谊。斯诺后来跑遍全世界，见过许多著名的领导人，但只有既是伟人又是平等相待的朋友。 斯诺对作了十分精辟的评述。“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切莫以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他只是革命者的一个主要代表而已”。 在这里，斯诺用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眼光评析了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他从事实上道出了是时势造就了伟大人物，而伟大人物是代表社会历史、人民大众的意志与要求的。真是难能可贵，尤其是对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来说。斯诺通过观察和独立思考，认识到国民党悬赏缉捕的人的首级总计达200万元，他们为什么要革命，而不去投降于国民政府受用高官厚禄，却去冒着生命危险过着清苦的生活。烟瘾很重，却在长征路上与其他几位同行的烟民“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植物的叶子，要找出烟叶的代替品来而不愿去过国民政府准备好的“新生活”。 斯诺把与蒋介石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在现今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那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然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提蒋介石或总统、校长训示之类的名词，就是全体起立，毕恭毕敬，否则为大不敬。 在斯诺看来，“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在这一点上，斯诺认为有点与西方人相同。在他看来，东方人是缺少幽默感的。他还发现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和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斯诺对的观察很仔细，而且认识较准确。他从与的谈话中认识到：不仅对中国研究较透彻，而且对于当前世界政治也“惊人地熟悉”，他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对麦克唐纳极端蔑视，而相信罗斯福总统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他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评价印度的革命时，认为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把美国的黑人政策与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对比，指出历史和心理背景上的不同。斯诺为之叹服。 对哲学的认真研究程度，斯诺是有切身感受的。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给，于是他要求斯诺改期再谈。花了几个晚上的工夫潜心研读，其他的事情似乎什么也不管了。斯诺还发现不仅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读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由此，斯诺认为：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从年轻时的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称之为宗教信仰的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 斯诺既把看作一个伟大人物，予以推崇备至，但同时又把看作一个很普通的人物，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他的生活与红军普通战士没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棉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一个红军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 ，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在参加红军学员或村民大会时，会毫不惹人注目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军校校长也如此。常常还有群众点名要求毛、林上台即兴表演节目。还是一个感情相当深邃的人。当斯诺与他谈话时，有一两次谈到饥荒而死人的事件时，的眼睛是湿润的。斯诺还了解到，在长征途中，当战士受伤从前线抬下来时，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战士穿上。一次遇到要饭的祖孙俩，把身上的毛衣脱下、把干粮袋解下送给了老阿婆。 斯诺在访问中分析了个人，也了解了人为什么要革命。他了解了领导革命走过的曲折历程，也了解了的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当前的与长远的目标与任务。斯诺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并传播出去。向他阐述了“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联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中国希望与各友好国家建立反侵略同盟，至少希望上述各国中立，不帮助日本。中国希望得到外国援助，但决不是没有外援就不能抗日。还强调这种同盟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指出：中国抗日成功要有三个条件作保证，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和全世界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上签订互利的条约，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同他们合作。至于对日本则是坚决打击。 在阐述中国的主张和政策中，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预言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速胜的。在战争初期，日本将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会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便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如果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国内将停止内战，并很快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预言日本在进攻中国后不久，就会进攻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向美国开战，而且确信苏联也将参加对日的大战。 在谈话时并不隐瞒自己的目标，抗日战争将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迈向社会主义。当中国获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统一后，与外国的正常贸易在互利的基础上前景更广阔。 斯诺发现坚决要求抗日并为此做着各种准备，不仅仅是政治宣传，而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当斯诺应红军大学校长的邀请，去参观军校并作“英美对华政策”报告时，斯诺被红军学员一连串的发问难住了。提问涉及到日本侵华后，英美会采取什么态度等，斯诺无法一一回答。他最后说道，的“面条宴”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这些问题即使由当时著名的美国小说家h·g·威尔斯先生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穷才竭。在参观教室，了解所开课程后，斯诺感到红军确实在作抗日的准备，课目的开设主旨在于训练红军的各级将领如何对日军作战。“及红军要抗战，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的十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 斯诺在观看“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时，他发现中央书记洛甫、军校校长、财政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等都毫无例外地与观众一起坐在草地上看演出。斯诺从头至尾看了近三个小时，还被点名唱了一支《荡秋千的人》的歌。斯诺余兴很浓，第二天去找剧社社长危拱之。因为他发现剧社的演出也是为准备抗日在作宣传动员。而且使他感到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纯艺术价值的东西，而是他们这里设备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用原始的道具演出了逼真的戏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许多为农民所怀疑的问题都被剧团以他们能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解答；让农民消除疑虑，了解红军的纲领与政策。把艺术变成了政治宣传工具。斯诺认为“在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更巧妙的宣传武器了”。“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整个中国运动史看作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存在的权利”。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唤醒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 “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斯诺当时的感受是：“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付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斯诺运用所了解的中国历史进行比较分析，然后认为：只有了解中国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历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的这支红军。 斯诺通过对苏区的考察，结合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他发现过去的中国文人获得知识是为了仕途，而不是为了启蒙社会；如今的知识青年却是回到民间去，给这些知识贫乏、处于黑暗中的农民以启示，并争取他们。之所以在农民中获得广泛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其所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他们争取了农民。而是“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来的孤儿”。斯诺认识了一个新世界，具有历史学家的眼光。难怪周恩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又称斯诺为历史学家了。 4. 在西征前线 苏区的后方机关所在地在保安，红军主力却在保安以西的200英里外的甘肃和宁夏，红军司令部设在宁夏同心县的预旺堡镇。斯诺在保安一带采访各机关，却还没有见到红军主力。斯诺原计划是继续西行，但当时国民党准备对苏区南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斯诺担心将走不出苏区。于是他想趁战火开始前迅速离开苏区，对已见到的东西作出报道。当时担任斯诺翻译的吴亮平则说服斯诺，不用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红军不会被打败，“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将是一个错误”。斯诺接受了吴亮平的真诚劝告。否则他的报道怎么会有后来那样成功地震撼全世界的力量呢？斯诺自己后来记述道：“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惟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1936年7月底，斯诺头戴红星帽，身着军装，骑着一匹健壮的黑色小马，并从红军指挥员那里弄来一支自动步枪，从保安朝西进发。历时两个星期，行程千余华里，穿越红军与白军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在途中，他只遇到零星的小战斗。斯诺的足迹遍及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地区，他参观了西线的学校，访问部队，考察了工厂、村庄；参加集会和篮球赛。他切身体验了苏区红军和民众的生活。他发现红军中大部分人来自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为家庭、为土地、为国家而战斗的勇士。他们并非是“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斯诺也承认，自己曾经有过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而现实使他改变了对红军的错误看法。 斯诺对红军官兵作了一个数字统计，他发现：红军士兵平均年龄19岁左右，60％—70％的士兵是在部队学了点文化的，没有固定的薪饷。红军的军官从班长到军长，平均年龄24岁。指挥官由黄埔军校毕业学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以及前国民党军人三部分组成。他观察到，红军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穿都一样；他们没有高薪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他们的武器多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所谓苏俄来源纯属臆想。红军的优越性在于有严明的军事纪律、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顽强的致胜意志。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得住敌人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红军的军事训练的严谨，文化生活的丰富活跃，尤其是通过强化政治训练为明确的目标而奋斗。这些给斯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红军与我所看到的其他任何军事组织，是完全不同的”。 斯诺完全被所看到的情景所感染、所熏陶，由好奇、怀疑、探究到赞同。他在后来写的《红色中国杂记》中写道：“培根先生说：旅行，对青年来说是教育的一部分，对老年人来说是经历的一部分。一个人在他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之前去这个国家旅行，那么他是去学习，而不是旅行……那么我可以说，我1936年对所作的访问，既是教育又是经历，既是学习又是旅行”。在苏区“每句话语我都感到新鲜和增长知识，哪怕是生硬的宣传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强烈的影响”。 8月16日，斯诺到达红军司令部——预旺堡。在那里，这个“红色调查员”受到热烈欢迎，并应邀在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诸位英勇的同志们：对于你们热烈的欢迎，我万分激动和荣幸。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又要与二、四方面军会师，你们的前途是无限广阔的。 “今天，我替你们照了红军活动的照片，我将带到全世界去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的人——广大劳动大众，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受到鼓舞。 “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来，就是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历记录下来，告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我们高呼：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斯诺的演说也带上了中国风味，与当时的环境和气氛相呼应，恰到好处，具有极强的鼓动性。正因为如此，斯诺的演说词被当时的西征红军某部记录下来，并且用中文写在杨家堡的一堵白灰墙上。1963年5月，宁夏博物馆在征集革命文物时，发现了这堵墙上的记录依然依稀可辨，便把它拍了下来。现在墙已不复存在，而演说词却永久地保存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西征前线的两个月里，斯诺与广大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倾听了彭德怀、徐海东等人的传奇的经历，探讨苏区老百姓与军队的关系，了解红军战士参加革命的原因。苏区的一切呈现在斯诺眼前：军事、部队给养、政治、经济建设（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法律制度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斯诺相信苏区军民是真正的革命者。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经比较，斯诺才真切感受到中国人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他们热情地拥护科学，提倡男女之间的平等和友爱，坚持种族平等，对将来抱着积极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优秀的。他们所提倡和实行的改革，的确满足了人民对粮食、住所和某种民主、平等的要求”，斯诺如是写道。 通过对一般老百姓的访问，斯诺看到苏区老百姓过着虽不富裕却安详的生活。即使在部队进行战争，他们仍安然地在地里干活。遇到战事，被迫转移时，红军掩护他们安全转移。斯诺沿途借宿农民家中，受到的都是热情接待。他说：“我所见到的人民，是那时候我见到过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 斯诺兴致勃勃地听红军将士讲述长征的故事：突围、挺进，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红军怎样神话般地跨越二万五千里征程。他为之叹服，“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为此，斯诺计划将来写一部红军长征专史，记载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个靠游击战术为主，打败强大对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是现代军事史上少有的典范，的确值得大书特书。只可惜当时环境不许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以及后来世界风云的变幻等，使斯诺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他的《西行漫记》后来轰动世界，如果写成长征专史其影响恐怕更加难以估量。他的记述为后人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从前线考察回到后方保安城，已是9月22日。斯诺现在既是采访者，又是被采访者。向斯诺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政治、经济、地理、气候、人口的问题和情况，以及到前线采访的感受。斯诺以心满意足的愉快心情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宾主之间的关系早已变成了朋友关系，邀请斯诺尝了他爱吃的辣椒馒头和毛夫人自己制作的酸枣蜜饯。还谈了爱吃辣椒的人与革命者关系的理论，红军中还流行有趣的《红辣椒》歌曲。当然这是根据地和长征途中特殊艰苦环境下的产物，其实吃辣椒与革命之间并无直接关连。斯诺可辣得受不了，但像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一样，实践了吃辣椒与“革命”的感受。 斯诺一边继续采访，一边整理记录，理清思路，如何向世界报道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呢？作一般的新闻报道，那可以一一列举事实，开个清单就行了，但无法解释这一切。斯诺记述道“我在保安时常常暗自思量，怎么才能将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怎样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束描写出来？”这里，不仅要求斯诺作一般的新闻报道，而且还要求作历史的、社会的全面分析、推断，对中国运动的过去进行估价，对其前景和未来进行预测；要从苏区现实中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答案；要透过大量事实的表象，寻找合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这就要求斯诺还要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慧智眼光。 36年后，与斯诺同去陕北的马海德回忆道：“具有历史感的埃德加一夜一夜地在烛光下提出无数的问题，辛勤地记录了对中国人民的目的和愿望的精彩描述……通过同埃德加在陕甘宁地区的广泛旅行，我开始懂得了中国，懂得了。埃德加反复思考了这些新的、发人深省的思想，有时同我进行讨论到深夜。然后又回到那里，提出更多的问题，或者问周恩来等其他同志。他向大家提问，从前方的将领到被热情地称作‘小鬼’的司号员和警卫员，从地里的农民到游击区的小型工厂里的工人。在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中贯穿着一条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坚定的献身精神，为什么这些献身的人还胸怀世界？” 为了尽快报道苏区的见闻，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交通线即将对苏区发动进攻前，斯诺决定立即离开苏区。此时，红二、四方面军已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了，斯诺不想延误归程，没来得及采访新到的勇士们，12日就启程离开保安。这些珍贵资料由他的夫人翌年收集到，特别是朱德的事迹和西安事变的具体经过，斯诺以此更正一些史料和补充了一些新材料于《西行漫记》中。 斯诺要离开红军回到北京去，红军将士们依依不舍向斯诺道别。一位红军战士送给斯诺三枚纪念铜币，这是从江西一直保存在其身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钱币。斯诺接过铜币并珍藏起来。后来斯诺把它做成了手链，随身佩戴。徐海东将军送给他一个黑玉鼻烟壶，并告之：传说是一位蒙古王公用过的，带着它可以保平安，这是红十五军的一片心意。主席则挥毫抄就《七律·长征》一诗相赠。 “别了，红色中国”，斯诺带着苏区人民的重托，走出保安城。苏区将士和人民祝福他“一路平安，斯诺同志！”赤都人民欢送斯诺。 此情此景，斯诺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当他最后走过保安城大街时，“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恋恋不舍，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开家”。蔡树藩将军在老远叫道：“别忘了我的假臂”，陆定一提醒道：“别忘了我的照片！”杨尚昆则笑道：“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博古则为斯诺曾想改善大家的生活，试做蛋糕时从他那儿征用了舍不得吃的四两可可，却未能做成蛋糕而觉可惜，为空喜一场而索债，“你把四两可可送回来”。与“赤匪”已打成一片了，分手已觉难，说再见，何时再相逢？互道珍重，后会有期。马海德和黄华留在苏区，道别了老朋友，斯诺在红军战士的护送下带上珍贵的友谊，怀着苏区人民的希望和重托，踏上了归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红星》震撼世界 1. 出险 斯诺成功地实现对“红色中国”的采访，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他抓住了苏区与国统区边界松动，交通封锁缓解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进入了苏区。随后局势变化，要进出边界就困难多了。尤其是四个月后，西安局势紧张，斯诺差点出不来了。此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几乎已从所有原来的防线上被撤换下来，被对苏区有敌意的部队所接替，仅剩一个通道口——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边界线上。国民党特务人员已密布于西安城，国民党政府决意再次围剿苏区，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方可通行。与其说斯诺担心“死亡可能会粗暴地打断旅行”，不如说无论是进入还是走出苏区都是要冒险的。 斯诺在10多位红军警卫人员的带领和护送下踏上归途，不能乘车，只能走小道，骑马或步行穿越道道封锁线。他们沿着保安河那狭窄的河岸行进，一路上翻山越岭，跨越山涧沟壑，越过无人区，而且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一天才走20英里的路程。他们走走停停，不断地接到前站的待命通知，有时一等就是两三天。到第五天，他们才到达苏区的南部边界。再走一天到达洛川，准备与东北军防线的惟一交界点哨卡联络。一辆东北军的卡车停在那儿等待出发，斯诺被送上卡车。斯诺告别护送人员，向苏区作了最后的注视：再见了，红色中国。护送队伍圆满完成使命后往西返回，其中只有一位红军战士化装成东北军人员与斯诺同车东进。为避免检查，斯诺被安排在车厢里不显眼的地方。卡车在路上颠簸一天，司乘人员中途停车吃饭，为汽车加油加水，斯诺则始终不能露面。到傍晚时分，车进西安城，临近西安鼓楼已是黑夜，斯诺要下车了。按照张学良的事先安排斯诺要住进鼓楼招待处。 斯诺伸过手去，请车上人员把他的包拿过来，可车内空空如也，包不见了。刚想嘘口气的斯诺，心情顿时紧张到了极点，车上人员也着了急，横竖找不到斯诺的包。一个个急惨了，尤其是斯诺急得团团转。没有了包，那就意味着苏区之行是白搭了。包里有他采访苏区的所有记录本和日记本、30个胶卷上拍满了苏区生活方方面面的镜头，还有小电影胶片，还有好几磅重的赠送的杂志、报纸和文件。斯诺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必须找回这个包。这是苏区之行冒险换来的成果，费了很大的心血，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也是苏区人民的重托，也有他的资助者的希望。如果没有它，斯诺将无以为凭，无言以对天下。 斯诺围着卡车转了半天，突然想起来是怎样丢失了那个包的。原来为了躲避可能的检查，上车时，把包塞进装着破旧枪支的麻袋里；而那些破旧枪支是送到咸阳的枪械修造厂去的，所以在途经咸阳时已全部卸在那儿了，那个包肯定也被遗留在那里面。斯诺回过神来，费尽口舌说服司机开车返回咸阳去取包。可司机表示第二天早晨再去，斯诺坚持立即就去，否则就没了。司机无奈，只能当夜驱车返回到60里外的咸阳。 斯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心急如焚，焦急地等待着。还不知道那个无价之宝的包能否找回来，找不回来的话不仅斯诺是前功尽弃，而且会牵连那辆东北军卡车的司乘人员，牵连到张学良及其部队；更不用说有后来振聋发聩的《西行漫记》的问世，也就没有斯诺的伟大成功。 卡车司机开车返回咸阳，随车的那位护送斯诺的红军人员与司机一起在堆放废旧枪支的仓库里细心地寻找着，打开一个又一个麻袋，折腾半夜，终于找到了斯诺的包。他们迅速登车赶往西安。黎明时分，司机和红军战士把包交给了斯诺，彻夜未眠的斯诺接过那个宝贝似的手提包，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他高兴地拥抱着他们，近乎发疯似地跳了起来。 好险啊！天亮后，整个西安城戒严了，所有的交通要道上布满了宪兵和军警，路上行人也很少见到。原来是蒋介石要亲自来西安督阵，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新一轮进攻。如果再迟一步，那辆东北军的卡车就难以通过紧闭的西安城门了。真是不幸之万幸了。司机虽然辛苦了，但不得不为斯诺的先见之明而折服。否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此时已是10月22日了，斯诺马不停蹄地离开了西安城，辗转换乘汽车、火车，风风火火地往北平赶。月底。斯诺总算是安全回到了家。海伦形象地描绘了此时的斯诺：“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有一样不馋，但是却洋洋得意，咧着嘴笑——酷似一只在吞咽金丝雀的猫儿。” 2. “赤匪”揭密 四个月的苏区之行，使斯诺真正认识了中国。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现在又去过了西北的黄土高坡，既了解了国民党政府又了解了的苏区。最终，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从中学到了许多。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斯诺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新的认识，由一般的人道主义、反殖民主义思想，到对的深刻认识、对运动的同情，对革命的理解，继而给予宣传。 从苏区回到北平的斯诺，一方面作些休整，一方面加紧写作。他打算先保密一段时间，可以不受任何干扰。专心致志地整理材料，写出系列报道，并把摄影胶卷和电影胶片都冲印出来，以文字报道和图片展示方式双管齐下，以其客观性、真实性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并且准备将这些报道和图文资料带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发表，以防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而致隐没。他一心想的就是被封锁十年而无人知晓的、红军、苏区的消息，如何尽快地冲破严密的控制网，以亲眼目睹的事实向世界宣告“赤匪”不是匪徒，而是真正的革命者。海伦也予以积极配合。当朋友们来探听消息时，她告诉他们说，斯诺去内蒙旅行还未回来。她也加入了紧张工作的行列。她帮助斯诺打字，校对并翻译他从苏区带来的资料。 美联社的一则电讯报道打破了斯诺的计划，从西安传出的谣言，使美联社信以为真地转发了消息，说“斯诺落入‘赤匪’之手，当他利用笔记本记录‘赤匪’的情况时遭被捕，并已处决”。大概国民党方面的耳目已有所风闻，担心斯诺的报道会打破他们十年来的谎言，故意制造假新闻，即使斯诺发出报道，人们也会怀疑报道的真实性。一时间，关于“斯诺之死”的话题广为传播，引来了各方关注。远隔重洋的美国堪萨斯城也得到了消息，斯诺的父亲马上托人打听证实消息。英美报刊、出版机构的那些编辑们也着急了，如果斯诺真的死了，那他们的关于中国和红军的特派记者亲历报道就会成为泡影。于是他们也向美联社提出查询。美联社驻北平的老朋友吉米·怀特更是招架不住了，赶忙往斯诺家里挂电话，向海伦探听虚实。 看来，斯诺无法保持沉默了，只能提早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了。斯诺从海伦手中抢过电话，与怀特直接通话。吉米·怀特又立即发出电讯辟谣。谣言是被打破了，这下斯诺倒成了新闻人物了。真是忙中添乱，忙上加忙了。 几个小时后，斯诺作了一点准备就立即赶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斯诺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蜂拥而至的中外记者、外交官员和其他官员们的面前。“嚓、嚓、嚓”，镁光灯不停地闪烁，摄影记者们在抢镜头。斯诺用马克·吐温式的幽默语气说道：“死讯对我来说还不成熟，也许是别的人在中国内地被杀了。”接着，斯诺从容地讲述了他在苏区旅行访问中的神奇经历，并展示了他在苏区拍的一张张照片。在场的听众反响异常活跃，有的由衷地认为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闻，因而瞠目结舌；有的对斯诺的勇气深表敬意；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则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性的新闻，就像没有预报的大地震来临了，如惊雷闪电，振聋发聩，惊天动地。中国沸腾了，世界震动，舆论哗然。国民党政府方面矢口否认斯诺到过苏区，他不可能通过封锁线进入苏区，他不可能与他们相处在一起，他从未接触过他们，斯诺的报道是个极大的骗局。当照片发表出来后，证实斯诺到过苏区，国民党新闻局又威胁要吊销斯诺的新闻记者特许证，取消他的采访权。然而日本方面则说斯诺是拿了美国和苏联的双重津贴的间谍，以混淆视听。在背后，国民党人和日本人的探子则悄悄地来向斯诺打听越过封锁线的办法。国民党人还猜测斯诺是乘坐一架俄国飞机到红区的。不然，他们怎么也不能想象斯诺能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防守区进入红区。斯诺只好胡诌：从北平到内蒙，穿越边界即可。 十年来，没有人对红区，对和红军作过采访、报道，而斯诺是第一位，并且是秘密单独进行的，由此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某些人的怀疑，本属自然之理。但是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否认斯诺到过红区，则是蓄意混淆视听。 斯诺不辞辛劳，也不顾中国政府当局及敌视者的威胁，到处奔波，发表演讲；应邀到燕京大学、北京饭店、美国大使馆、记者招待会上作报告，展示照片，放映电影胶片。他向中外各界人士报告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使听众们为之耳目一新，使这些没有见到过红军和苏区的人，对、红军有了初步的了解。斯诺的演讲报告被刊登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美国驻华大使馆、驻上海领事馆给予相当重视，认为“斯诺提供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是最全面、最权威的和最新的。” 在北平盔甲厂十三号这个四合院里，斯诺把自己关在小书屋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坐在打字机前，“滴滴嗒嗒”地敲打着键盘。怀着对中国、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的敬佩之情以及新闻记者的使命感，他写出了一篇篇真实、生动、客观的观察及分析报道文章 ，详尽地记述着陕北之行的见闻。英美各大报刊争相与斯诺商谈，约稿的信件犹如雪片般飞来。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发表了斯诺与的长篇谈话，还把头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首次刊登出来了。《评论报》还加上 “本报评论”文字。该报发行市场主要是中国，所以在文章和照片刊登出来后，在中国引起了轰动，给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带来了新鲜空气，给民族以希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在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连续几周用头版篇幅登载斯诺发来的有关 “红色中国”的系列报道。该报社又一次提升斯诺，任命他为该报社驻远东首席记者。 在美国，无论是保守的右翼报纸，还是左翼的进步报纸都争相发表斯诺的文章 ，惟恐得不到斯诺的来稿。《纽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甚至为争夺独家发表权而争吵不休。斯诺曾误以为他们不愿意全文刊载，或其他原因而不发表他的文章 ，要求这两家报社退回稿件。因而在美国首先刊登斯诺采访报道的是《星期六晚邮报》。《亚洲》期刊的一期中，有一半的篇幅是斯诺的长篇报道。《新共和》杂志则获得了发表斯诺苏区访问报道的四部分文章的机会。保守的而且长期以来是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美国《生活》周刊，却出人意料地用重金取得斯诺在苏区拍摄的照片的刊登权，并且创该刊纪录地连续两期用了11页篇幅刊登了共75幅照片。还有《亚美》、《信使》、《太平洋事务》等报刊杂志也相应刊登了斯诺的一些文章 。 英美这些报刊杂志，在刊登斯诺的报道文章和拍摄的照片期间，使各报刊的读者成倍猛增。他们真正了解了他们急切想知道的关于的真实情况。中国政府所宣称的“赤匪”、“共产”、“共妻”之类的熟闻于耳的东西，在斯诺犀利而不失浪漫、诙谐的笔调下黯然失色、自行破灭；国民党的谣言攻势崩溃了。美国作家休梅克后来指出：“看着那些咯咯笑的领导人的夫人们，看着那些心满意足的娃娃们，看着那些军服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对于任何人来说，要让他们相信红军只是土匪，真是太困难了。” 在向英美各报刊提供稿件的同时，斯诺将自己写的一组报道文章交给北平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让中国人自己了解与世隔绝的中国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与人民的情况，了解的政策与主张，了解人的理想与现实的实践。王福时、李放、郭达、李华春等人立即行动起来，把斯诺在苏区的采访报道赶译成中文，并于1937年3月出版，取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的图书检查，掩人耳目，以文艺小说形式的封面出版。该书一刊行就一售而光，以致一版再版，甚至传抄，影响了当时不少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此书实际上是《红星照耀中国》的简译本，首次在中国以中文刊行。向中国亿万同胞报告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还有这样一支为民请愿的革命队伍的存在，实乃民族不幸之万幸。 为了扩大反法西斯主义宣传，扩大民主的宣传，1937年1月，斯诺夫妇与中外著名人士共同创办了英文版杂志——《民主》，燕京大学的爱国教授也参与其工作。斯诺利用杂志发表有关苏区的报道文章 。在创刊第一期的封面上，斯诺特意刊登了周恩来身着军装、跨着骏马的照片。杂志还经常刊登反法西斯的文章 。办到第六期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京城，《民主》杂志已在印刷厂印好，还没来得及发行就被日本法西斯没收了。 3. 《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4月，斯诺夫人——海伦决意步丈夫后尘去西北红区，去收集斯诺还未来得及采访的有关资料信息。在地下党员黄敬的护送下，海伦来到西安。可她没有斯诺那么幸运，又一次受阻，她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并被监禁在西京招待所内，24小时受到严密监视。海伦的胆量和机敏过人，性格倔强，有非达目的不可的决心。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女扮男装，跳窗而逃，躲过了监视人员。可当她走到大门口时又遇到巡逻哨兵的盘查，她巧妙地回答：“我要回家。”糊涂的哨兵被蒙住了，把她放出了大门。原打算帮助她的人在大门口拐弯处遇到海伦，他说监禁太严，无法接近。逃离魔掌后的海伦，独自一人直奔苏区，到达延安。此时延安已掌握在红军手中，并成为苏区首府。海伦采访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获得了关于朱德等人的珍贵资料。这是斯诺采访时所缺的。尤其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材料的收集，进一步证明了人对时局的正确观点。海伦把这些材料汇集而成《续西行漫记》，成为斯诺《西行漫记》的续篇。海伦离开苏区的归途不比斯诺轻松，她把十几本笔记本缝在两件衬衣之间。为躲过国民党哨卡的检查，在炎热的夏天，她把这件特别的衬衣穿在身上。后来与前来接她的丈夫和朋友一道去了上海。 正当海伦去陕北时，斯诺的写作已进入后期阶段。7月下旬，中日战争已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硝烟席卷北京之时，斯诺已完成了全部写作计划。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就要问世了。他在扉页上写道：“将此书献给尼姆”（尼姆·韦尔斯即海伦·福斯特）。书稿详细记载了斯诺在苏区的见闻，叙述了中国领导革命运动的历程、目标和政策，并加上了自己的注释。 斯诺为自己的书稿拟出了五六个书名，有《陕北的数月》《红区访问记》《红星在中国》等。为选择适当的名称，他请来几位朋友，让他们当参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星在中国》这个名称最好。于是，斯诺把书名写上，把书稿寄了出去。斯诺的代理人在把书稿转交给英国伦敦的维多克·戈兰茨出版公司时，由于疏忽，把书名给抄错了一个词，即把《redstarinchina》写成了《redstaroverchina》。（中文译为《红星照耀中国》）。这一字之差，意义相差甚远，但却成为一个伟大的错误，令斯诺拍案称好，使读者一目了然。这是再醒目不过的书名了，对该书的主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为此，所有的人都得感谢这位代理人所犯的错误。 书稿寄出去后，斯诺并没有感到轻松，倒有点担心事态和时局的发展速度太快，会使他的“新闻”过时。所以，他很关心出版公司的出书日期。尤其是他增写的有关西安事变及之后的中国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出版公司要求增加关于中日战争的评论，他担心有类似内容的书会在此之前出版。戈兰茨公司以惊人的速度于10月底印行了《红星照耀中国》。当斯诺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时，立即收到从伦敦航空寄来的样书，斯诺才真正感到心里踏实，露出了成功的喜悦。 《红星照耀中国》像一道闪电，划破世界大战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声惊雷震天动地，给世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鼓起了反法西斯的勇气，增添了反战的力量。《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际，正值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猖獗之时。 日本军国主义已将战火燃遍中国京津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华南和华中地区。中国危机！远东危机！希特勒德国大日耳曼沙文主义已进军非军事区——莱茵河区，巴尔干半岛危机，欧洲火药桶即将爆炸；德、意伙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墨索里尼侵占北非埃塞俄比亚。法西斯军国主义张牙舞爪，英国、法国以和平外交去求得德意战火燃向东欧，美国则实行孤立主义的中立法案。各资本主义列强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极尽迎合讨好之能事，以牺牲别国人民利益换取自身的苟安。不愿做亡国奴、渴望真正和平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在寻找出路，寻找力量的联合，去抑制法西斯主义的横行。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塔奇曼指出的“它（指《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开天辟地，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刻画了的领袖人物，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斯诺对中国倡导的事业给予充分的肯定的报道，极大地鼓舞了30年代那些惧怕法西斯的人们”。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一星期后，第一版即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个月内连续重印三次，仍满足不了需求，仅在英国就销售了10多万册。到12月份，《红星照耀中国》已被连续再版达五版之多。1938年1月，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也刊印了《红星照耀中国》，刚一面市即成为当时在美国出版的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最畅销书。约翰·费正清教授写道：“此书对那些处于劣势、侠盗式地活动在穷乡僻壤之中、神秘而可爱的人们，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那时，西方的纳粹德国和东方的军国主义日本已成为美国不共戴天的大敌，而东西方的共产集权主义国家尚未继德、日之后成为美国的死敌。因此该书得以在美国广泛流传。”当时，兰多姆出版公司每天收到近600张订单。 在中国本土，处于战火前线的上海，有一个文化界的救亡协会下的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外国记者发布中国的抗日消息，负责人胡愈之每天下午3时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层召开茶话会，发布消息。斯诺也正在上海并经常参加茶话会。由此，胡愈之结识了斯诺，他在斯诺寓所发现了戈兰茨公司寄来的《红星照耀中国》样书，便向斯诺借来一读。胡愈之一口气读完该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由于不了解斯诺的底细，胡愈之便去找上海地下党临时办事处的刘少文核实情况。刘少文告诉他，斯诺这个人是可以相信的。胡愈之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决定将它翻译出版。 在秘密组织“星期二座谈会”开会时，胡愈之与会员们商量翻译《红星照耀中国》一事，得到会员们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决定立即着手翻译。翻译出来后，出版上却遇到了很大困难，工厂在往内地迁移。他们想尽办法，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尚未搬走的一部分设备。临时召集失业的工人，但又缺乏资金，买不回所需纸张。他们又采取先发征订单，收取一定的资金购买纸张办法。这样收到了1000余本的预定金，问题基本解决了。工人们积极性非常高，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书全部印好了。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斯诺给予了帮助，解决了书中的一些难题，他还为中文版亲自作序。在出版社的名称和书名上，出版者确实费尽了脑筋。为了避免日寇和反动势力的追查，临时想了一个名称“复社”。书名则用隐晦的《西行漫记》，以避免国民党和日军的图书检查，因为文艺类名称容易掩人耳目。它也没有正规的发行渠道，靠群众自己办理，先发售书券，然后凭券取书。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西行漫记》在中国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代名词。后来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西行漫记》初版一销而空，接着再版了四次，受到极大的欢迎。随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在香港、东南亚华侨居住区都出版了许多的翻印、重印版本。至于部分刊载该书章节的就数不胜数了。海内外同胞争相传阅，奔走相告，群情振奋。正如后来胡愈之回顾时说道：“甚至可以说，它的译本在旧中国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许多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正是因为读了《西行漫记》才真正了解，才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越过重重封锁线，奔赴抗日前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它唤起了人们的斗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必胜的信心。 乘着滚滚硝烟、熊熊的战火，《红星照耀中国》不胫而走，出现在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上。它被翻译成德、意、日、蒙古、俄、西、葡、印地、荷兰、哈萨克、希伯来等语言出版。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被介绍到世界各国，被广泛应用到反法西斯战斗之中；反法西斯的英勇精神被广泛传播。埃德加·斯诺也成了反法西斯战士们熟知的名字。“红星”照耀了中国，也照亮了世界，斯诺自己也成为人们敬仰的“星”。 斯诺的著作受到如此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这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作为作者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欢迎。斯诺自己也说：“《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着实使我感到惊奇。” 在美国，历史学家、著作家、评论家们在当时共发表100多篇书评。他们都极力赞扬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说它是“光辉的新闻成就”，“本年度的最佳书”；说斯诺是“我们这一世纪中作出最伟大个人贡献的新闻记者”；“是驻中国最勇敢、最富于进取心的新闻记者”；“是一代记者中的风骚”，“是左翼记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费正清指出：“《西行漫记》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国历史的记载作出了贡献”，斯诺是个“才华横溢的记者，成功地捕捉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会的范例”。“在全世界面临空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战斗力量”。 美国历史学家休梅克指出：“正是《西行漫记》使斯诺一举成名，成为人们必读书的一位作家，一位中国运动的主要解释者。”美国左翼记者拉铁摩尔在为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作序时写道；“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 史威济和胡伯曼则说：《西行漫记》“毫无疑问是一本经典著作”，“要比学院派社会学者的著作有价值得多”。 其他书评则认为：“它对中国运动的发现与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对报道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是多年来关于中国的一部最适时、最激动人心的著作；它的每一页都有意义，是近年来所有新闻著作的统领”。它“使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斯诺被誉为“本世纪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 斯诺成功了，写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受欢迎的著作，而且发现了中国的“真谛”。美国名记者斯蒂尔说：“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每个美国人都感到：迟早必须写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各种各样的作者把书写出来了，并宣称报告了中国的‘真谛’。然而，他们谁都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真谛’。”在国内外各界迫切要求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斯诺进行了极大的冒险，经过其独立思考，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斯诺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作品“已超出了新闻学范围而成为杰出的历史篇章 ”。他不仅仅是作一般性的新闻报道，他的作品采用了报告文学的手法，有事实、有艺术，场面壮阔；像故事式的描述，生动活泼、情景交融，富有传奇色彩；加上作者把自己置身于其中，从而使人感到真实可靠。它既是对采访对象的报道，又是作者的亲历记，还有作者的独立思考与评析，浑然一体，别具一格。 对于巨大的成功和来自各方面的赞誉，斯诺感到幸福和快乐，并引以为自豪。但他非常诚实、谦逊。他说：“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都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西行漫记》不仅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也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的重视。对此，斯诺强调指出，西方政治家们之所以重视，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去拖住日本，不让日本去进攻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证明中国人不是‘匪’，而是为进行有效抗日提供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西行漫记》不仅具有极大的新闻时效性，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它真实、客观地记载了领导革命运动的历程，以及见闻、评述；对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概貌。它在舆论导向上是极富指导性的，在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作了历史记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39年斯诺重访苏区时，主席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特别介绍了斯诺，说斯诺是《西行漫记》的作者，其作品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的政策，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周恩来后来宁愿称斯诺为历史学家，而不称他为记者。 斯诺不是简单地作历史的记载，而是经过对亲历见闻进行独立思考，进行了历史的对比和历史逻辑的推断，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正确的估价，并预言中国革命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决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指出：“关于中国早期运动的资料……为数甚少，是十分珍贵的”，“又由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和非法的状态，同时又遭到中华民国政府的重压，在那些年月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而且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歪曲的正式报道”，而无法让外界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这样斯诺的著作成了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运动的必读书。在《西行漫记》（1968年版）的序言中，费正清又说道：“《西行漫记》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第一次报告了及其同事们的连贯生平，而且为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前途未卜、凶多吉少、不为人知的运动，预见了光明的前景。”与斯诺同去苏区后来一直为工作的马海德则评价说：“斯诺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在于他有观察历史的能力，并且能先于历史发展而对历史作出预见——这就是他在《西行漫记》中所从事的工作。” 《西行漫记》不仅在当时对中国和世界有巨大的影响，而且流传时间也长，经久不衰，直至现今人们仍喜爱它。在当时，从国家元首到外交官员、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到工农群众、游击队员、学者、青年学生、教师、演员，都被它吸引住。他们不仅阅读过它，而且为之感动。美国总统秘书连夜读完之后，向罗斯福总统推荐。罗斯福读完之后颇为赞赏，并亲自推销斯诺的著作。由此，在大战期间，他三次召见斯诺，向斯诺垂询各种关于中国以及其他战争中各有关国家的问题，并要求斯诺向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阳早、韩丁、耿丽淑、杨大卫等人，都是在读过《西行漫记》后，为他所介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的业绩、主张所感染，从而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继而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奔赴中国抗日的敌后战场，献身于中国的正义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白求恩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斯诺的著作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进步人士，也影响了青年人，他们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抗日战场，也影响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人，他们从中认识了，投身于她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抗日战争时期，斯诺曾自豪地写道：抗战爆发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在什么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轻人，胳膊下挟着一本未经申请而偷印的《西行漫记》，询问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学习。在一个城市，一位教育委员向我走来，诡谲地要求我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延安抗大。在香港，一位富有的银行老板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使我大吃一惊。望着他儿子周围优雅舒适的环境，我说，令郎在那儿要睡土坑，要自己做饭，还要自己洗衣服。他回答说：“是的，那个我懂！不过，如果他继续待在这儿，他迟早要去为日本人洗衣服！” 当斯诺在苏联、东南亚、非洲等地采访时，他发现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法西斯战士们从他的《西行漫记》中学会了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他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阿基·斯提里说：“埃德加的书为未知打开了门户，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思想。”是的，随着斯诺成功地打开了通往红色中国的大门，越来越多的西方进步记者、作家步其后尘到达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史沫特莱、海伦·斯诺、斯特朗、斯蒂尔、爱泼斯坦、拉铁摩尔、贝特兰、王安娜、白修德等。他们中的后五位承认，正是斯诺的举动和他的著作影响了他们，他们把斯诺称为老师。他们写出的有关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报道，与《西行漫记》交相辉映，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活动与根据地的政策及主张在世界上的影响。正是他们的不断报道，引起了英美盟军的注意：认为敌后抗日军民是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前线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美国海军军部人员伊万斯·卡尔逊上校要求老朋友斯诺协助他访问延安。在斯诺设法把他送到延安，经过一番考察后，卡尔逊也被延安的人吸引住了。三个月后，他离开游击区时，他认为必须以他的见闻去唤醒美国。后来他还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组建海军陆战特别行动队在黄海登陆，协助八路军作战。由于美方海军的上司的反对和杜鲁门总统的上任，他的设想没能实现，由此辞去军职而从事写作。 后来，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力主增强敌后战场的抗日力量，促成谢伟思等人组成美事考察组到延安考察。谢伟思等人考察后也得出了中国的最后希望在陕北的结论，使斯诺的预言进一步得到证实。 美国一个学生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有关中国的报告。哈佛大学的西奥多·怀特听取导师费正清的意见，决定去中国“做斯诺所做的事情”。 《德里和海盗》主编利用《西行漫记》中所描写的背景材料和人物原形，绘制了卡通连环画。 在当时的美国对斯诺惟一的批评是来自美国人。他们认为斯诺的书中有指责共产国际的文字，而且不赞成中国的革命道路，认为中国道路与苏俄十月革命模式截然相反，因而不赞成斯诺在书中的观点。 《西行漫记》中也确有不足之处，因为斯诺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掌握有关材料，况且他还没有采访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正如斯诺自己后来所说的： “该书中有事实上的出入，有判断分析上的不足，甚至错误。”在后来的再版中，斯诺订正了一些史料。但毕竟是瑕不掩瑜。 约翰·汉密尔顿曾给斯诺这样的评价：“《红星照耀中国》确实是一部丰碑式的作品。这本书也有缺陷，但不足之处不能掩盖它的总的成就。斯诺的报道有坚实的事实依据，他的浪漫主义理想和将当做同伴的态度也是写好此书的原因。”这是“其他墨守成规和自命不凡、玩世不恭、冷嘲热讽以及怀疑一切的记者进行新闻报道所无法比拟的。” “它所记载的历史是一笔有保存价值的财富，是理解早期中国运动，了解、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了解长征的基本材料。这本书比后人所写的同类书总是更有价值。因为它不仅具有正确性，而且还有对中国事业发展的预见性。” 时至今日，世界各国还在不断地再版《红星照耀中国》，人们一再地研究、阅读它。它不仅仅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的案头研究资料，而且是新闻史、新闻学的一个里程碑；是新闻著作之经典，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榜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在中国抗日战场上 1. 不中立的美国人 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在远东地区战火纷飞、硝烟滚滚之时，美国通过了“中立法案”，以“中立者”姿态出现，实际上却为日本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拉尔夫·德·贝茨著《美国史1933—1937》写道：“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美国为其工业机器和战争机器提供给养。”1938年《华盛顿邮报》载文指出：“日本用美国的废旧钢铁在中国降血雨。”中国成为实际的受害者。正如罗斯福总统所明确表白的： “我们尽量避免和日本冲突，无论在事实上或是实质上都是在讨好日本。”英美国家采取绥靖政策，发展到制造“东方慕尼黑”，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不对英美开战，表现出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只能是单独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作为美国人的斯诺，此时却宣布他“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他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定战士。他没有拿枪上战场与日军短兵相接，但在另一个没拿枪的战场上用笔作武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去揭露日军法西斯的暴行，鞭挞不积极抗战而挑起内争的顽固派，讴歌中民的英勇斗争。 卢沟桥炮声隆隆、宛平县城硝烟弥漫的时刻，斯诺走出写作室，驱车赶到事发地。他目击了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的开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着大举入侵的日本军队。7月8日晚，日方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强盗逻辑的新闻。斯诺在会上像连珠炮似地向日军官员发问，不，是义正辞严的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竟然动用成千上万的兵力？为什么日军不撤回自己的营房，反而要求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日军官员被逼问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侵略者理屈辞穷，欲盖弥彰，只得狼狈不堪地草草收场。 日本侵略者蓄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按预定计划先占华北、华东，再吞并整个中国，占领平津仅仅是第一步。日军迅速占领了京津，使北京这个原作为西方国家设在中国的新闻中心的作用已经失去了。伦敦《每日先驱报》电令斯诺离开北京，转移到中国防线那边去。而此时斯诺却不能立即离开北京。其一，是他为妻子海伦担心。她去苏区访问三月有余却毫无消息，他要得到她的确切回音才能放心地离开北京这个家。其二，更为甚者是在盔甲厂13号的斯诺家中，有一批亡命的爱国志士和青年进步学生，他们大多已列入日军的黑名单。这些大学教授和学生把斯诺的家当做了避难所，他要安排他们的食宿，掩藏他们带来的进步书刊，帮助他们逃离虎口。斯诺协助这些人乔装成小贩、乞丐、苦力，在黑夜里让他们攀越住宅后面的墙垛；甚至开车把他们中的一些人送到车站、码头，直到认为他们确已安全离开为止。 从斯诺家逃出去的人，有的就近在京郊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们后来又回到斯诺这儿来，在他的住宅里安装秘密电台——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样，斯诺的住所又成了抗日游击队的地下工作临时中心。一天，在一个朋友家里，斯诺被介绍给一位戴着墨镜的妇女，那妇女朝他咧嘴一笑：“不认识我了？”斯诺给弄糊涂了。那妇女摘下墨镜，原来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是来此养伤治病的，现在北京沦陷，难以出境，想请斯诺帮忙，以他的西方记者身份掩护邓颖超离开京津地区。斯诺与朋友吉姆·伯特伦驱车把邓颖超送出京城，乘上一趟从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越过封锁线。抵达天津后，进入码头时遇到日本宪兵的阻拦，斯诺从容地出示记者证，并示意邓颖超是他的助手。但日本宪兵还是搜查了邓的手提草编袋，在没发现什么可疑点后放行了。斯诺和伯特伦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目送邓颖超安全离去，一块沉重的石头在心底落下了。 送别邓颖超，斯诺回到北平。在一个雨天的早上，一位游击队联络员来到斯诺住宅，要求斯诺代为保管并变卖一大批金银珠宝。这是日寇盗窃中国古墓时挖到的，被游击队夺回来后巧妙地伪装混过禁卫森严的城门，偷运进来的，仅玉石的价值就超过百万美元。斯诺被游击队看作惟一可信赖的外国朋友。斯诺感到责任重大，万一丢失的话将无法交代，而且他又不是行家，卖价低了又怎么办呢？游击队联络员对他说，不管怎样，我们信任你，就交给你办理了。斯诺冒着极大的风险接受了委托。 斯诺焦躁地等候着海伦的消息。一天，游击队的秘密电台突然接听到从延安发来的电文，正巧是海伦发给斯诺的，电文中说：“我很好，你最好也到这里来。”没想到，秘密电台监听到来自海伦的电报，斯诺惊喜不已。他立即把老朋友吉米·怀特找来，安置好住在家中的客人们，交代吉米·怀特照顾好游击队的地下战士、电台和那批珠宝。一切安排妥当后，斯诺和伯特伦出发去迎接海伦。他们迂回前进，从天津乘船南下青岛，约定海伦在那儿会面。可等了两天未见海伦，于是他们又乘火车去西安。当他们赶到西安时，海伦正好已乘车从西安赶往青岛，两人乘坐的是交叉对开的火车，已错过几个小时了。这下急得斯诺只有求助于铁路当局，呼叫东去的列车。幸好列车长立即找到了海伦，转告她下车返回西安。海伦转车不久，那辆东去的列车被日军飞机轰炸而翻车了。好险啊！海伦真是幸运。 海伦与斯诺会合了，伯特伦却与他们分手了，他去苏区访问。斯诺与海伦则乘火车东行，火车在行进途中不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走走停停，以躲过攻击，最终安全抵达青岛。他俩来到青岛后休整两周。他们到海滩去游览，却只见海滩空旷寂静，没有往日的喧哗，只有极少数外国人还在这里度假。之后，他们乘船去了上海，结束了短暂的假期，又开始了紧张的活动。 2. 为中国抗战奔波 “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且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起来。”斯诺如是说，也是如是去做的。 他一面进行战地新闻采访报道，一面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既是战争中的非战斗观察者，又是积极的参与者，他横越中国的国土，由东而西，由正面战场而敌后战场；从上海到汉口，而重庆、西安，并再次到延安。他穿越炮火连天的战场，“从而冒了士兵所不冒的险”。他目击了上海之战的中后期，中日战争在不断升级。一次在隔着苏州河的外国租界地，他和彭布罗克·史蒂芬斯、伊万斯·卡尔逊一起目击了日本军队袭击租界周围的中队的据守地——南市。流弹和弹片像雨点般在他们周围落下来，史蒂芬斯为找到一个更有利的位置观察，以便向《每日电讯报》发出即时目击报道，爬上了水塔。不幸的是，日军发现他后，子弹向水塔上密集发射，血水滴到了斯诺和卡尔逊的身上。停火后，他俩攀上梯子，抱下了白白丧命的同伴。 斯诺和卡尔逊拿出一星期前宋庆龄送给他的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以祭奠勇敢的史蒂芬斯。他们争论着，史蒂芬斯生命的完结是否意味着上海的完结，或许也是中日战争的完结？斯诺相信，中国并非就此完结，在红区的访问经历已给了他以启示：南京方面将被迫为求生存而战；延安方面将广泛动员、组织、武装民众，组成不屈不挠的游击队，来无影去无踪，以非正统的和非常规的作战方法去打击强大而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就作了历史性预见，“根据力学原理，历史的洪水必须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被强制倒流到发生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军将会不断地扩大战争的规模，“日本也不能在中国转而采取静止政策”。进而断言：“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大灾祸，像科学怪人弗兰斯坦一样（玛丽·雪莱小说中的一个科学家，他制造了一个怪物而毁灭了自己），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像洪水般滚滚向前，一发不可收拾。”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战局面，国民党军队与军队并肩作战。西北红军和江南游击队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番号，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战。地方势力派听从中央调遣。西方观察家们认为这简直是个奇迹，一个四分五裂、长期不统一的国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赴国难了。 斯诺收到宋庆龄的来信：“今日中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团结，他们为世界和平，为改善社会和经济状况，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共同奋斗。”这又表明，中国人民不会屈服，并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使斯诺想起了1936年在保安的谈话，当日本成为民族的敌人时，中国将建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场面，使斯诺为之感动，为之兴奋。他向世界报道： “在中国的山峦、平原、河谷之间，日本所遭遇的不只是正规军队，而且是由千百万男女老幼，由整个民族所组成的抵抗力量。需要他们抵抗多久就有多久。他们是一支为自己国恨家仇、为自由、为将来而战的十字军。”他为中国人民的英勇自卫欢呼，也为中国抗战面临的困境而分担忧患。日军大规模的不宣而战的进攻，使仓促应战的中国政府处处被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支撑战争的经济方面也是如此。近代工业生产基地大部分密集于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占了全国工业的70％，由于没来得及全部迁往内地，损失惨重，毁于炮火或为日军占有。而内迁的企业在组织生产上又遇到困难，军用与民用物品将面临巨大困难。 上海战事结束前，宋子文对斯诺说：“我们需要在中国内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中国迫切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贸易格局。”中国确实需要战时经济为后盾。没有充足的工业补给线，军事装备从哪里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又从何处获得最起码的供给？由于日本的封锁，外国商品又进不来，中国经济市场上出现了真空，由谁来用什么填补这个真空？英美各国势力从这里退缩了，他们不愿意得罪于日本，那更谈不上获得他们的援助了。 凡是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人都遭到日本特务的跟踪、威胁，甚至扔炸弹，斯诺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但斯诺没有被吓倒，他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他与路易·艾黎、海伦一起在想办法支援中国的抗战。他们分析中国的时局，决定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小工业作坊生产，以帮助中国恢复发展工业品的生产，以援助中国抗战。 1938年春，“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计划草案在上海锦江饭店（原名麦赫斯托公寓）里诞生了。海伦说：“必须有一些能自己管理的合作社，你们应该动手发起一个建立这类合作社的运动，给人们一个机会自救和救亡。”艾黎曾写过许多有关内地搞工业的可能性的调查材料。斯诺曾与他第一次相识在去萨拉齐的火车上，此时他把调查情况与在非敌占区建立小工业合作社运动的设想联系起来考虑，当即起草方案，打印后送交斯诺，与斯诺一起讨论修改。之后在《密勒氏评论报》印刷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散发。 “工合”的宗旨就是：通过建立战时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难民自救，动员失业劳工，开发后方资源，生产军用、民用产品，粉碎日寇封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他们的计划最早得到了宋庆龄和爱国银行家徐新六的支持，他们分任名誉主席和主席，艾黎为执行秘书，进行具体指导；斯诺和海伦担任宣传工作，负责筹资。斯诺立即开展了工作，第一个鼓动对象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斯诺与英国大使馆的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有交往，所以斯诺请他帮助疏通关系，游说了克拉克·卡尔。这个外交官曾公开表示反对德国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日本军国主义。卡尔与斯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嗯，年轻人，上次我见到你时，你是一位新闻记者，现在听说你成了工业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斯诺递给大使一份“工合”计划。大使看完计划后认为，没有厂房、机器、设备，更没有资金，中国工人又在逃难，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计划呢？国民党政府和将会支持这个计划吗？又由谁来管理和指导？斯诺对大使的提问一一作了回答。他告诉大使，资金可以筹措，没有机器设备，可以先是手工工场式的生产，指导人由在上海做过工厂视察员的路易·艾黎担任；至于方面，宋庆龄是我们的保证人，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再访延安，寻求的支持。现在就是国民党政府方面，得请大使先生帮忙了。 克拉克·卡尔成功地把这份计划和想法介绍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宋美龄和顾问端纳。国民政府最后批准了这个计划。艾黎立即动身去武汉实施“工合”计划，斯诺则给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工合”的宗旨，并附上“工合”宪章 。斯诺建议苏区的生产合作社也加入到“工合”运动中来，以便更好地体现的统一战线政策。斯诺的信引起了的积极响应，1939年，边区政府召开了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赞成将边区生产合作社纳入“工合”宪章 。 “工合”建立起来了，但一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老中国通”们却认为“工合”不会有效果，因为“中国人太自私，他们会分光合作社的捐款和家当；难民们根本没力气工作，他们更喜欢难民营的棚和粥了”。斯诺夫妇不顾冷嘲热讽，辛勤奔波。他们跑到香港，筹建了一个“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由陈翰笙博士任秘书。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筹措资金，汇向大陆。宋庆龄则通过其弟宋子文筹措到了在华南地区开展工作所需的资金。 国民政府在批准计划时承诺给路易·艾黎提供管理资金和贷款。财政部长孔祥熙给了最初的一点钱后就停止履行诺言了，使得艾黎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了。艾黎和斯诺只得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来敷衍局面。 在武汉的艾黎感到无以为继，急电斯诺从香港想办法解燃眉之急。宋庆龄与斯诺商量后，决定让斯诺乘飞机去武汉了解情况。正准备上机，却被一位要员占据了座位，斯诺只得坐另一个航班。幸运得很，前一个班机被日军击落，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斯诺被挤下来却又一次保住了性命。在武汉，斯诺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和博古，还有新四军军长项英。他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摩擦和敌后抗战中的困难，了解到对“工合”的真诚欢迎。这与国民党政府的无所作为相比要好得多，这使斯诺感到宽慰。 武汉沦陷，国民党在重庆建立陪都，“工合”组织也随之西迁。接计划规定，斯诺到内地视察“工合”运动，他还要为写一部关于中国的新书去搜集材料。在重庆，斯诺并不愉快。一是在安全上得不到保障。日本飞机不断地对重庆实行轰炸，防空警报不时响起，斯诺经常得与几百人一起挤在闷不透气的防空洞中等待空袭的结束。一次，他与周恩来夫妇及几个工作人员刚吃完晚饭，空袭预警拉响了，斯诺不想再进防空洞，便想用数学的概率说服周恩来，让周恩来同意他在防空洞外观察日机的轰炸，但他还是被拉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斯诺面对倒塌的房屋，一面庆幸自己逃脱厄运，一面咒骂日军，同时对所谓概率论打趣。 斯诺感到最不愉快的方面是：国民党方面对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兴趣大大减退。其高级官员们排挤人，不承认的合法地位的论调又抬头了；“工合”运动被他们认为是合作化，甚至逮捕和开除“工合”的工作人员；“工合”在国民党管辖区内的发展很困难，有的还被国民政府改组、收编。 斯诺离开了不愉快的重庆，启程去延安、敌后游击区。此时，通往延安的交通又被国民党方面封锁了，斯诺却未受阻拦，因为他手里有宋子文给的通行证，其身份是“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重返苏区，斯诺精神振奋，他发现“工合”在管辖区内进展良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还就“工合”问题发表了声明，阐述了的主张：“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斯诺将谈话和声明向外界作了报道。苏区在没有得到比国统区更多的贷款的情况下，建立了许多“工合”工厂，斯诺参观了“工合”产品在苏区的展销活动。 结束延安的十天之行，斯诺又奔赴香港，为新四军控制区筹措“工合”款项和军用衣被、药品、军械。之后又赴菲律宾的华侨居住区募集款项，斯诺在这里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获得华侨捐款100多万元。 经过“工合”组织的努力，斯诺夫妇的广为宣传，海内外广大爱国同胞的踊跃捐款，积极支持“工合”运动；一些国际友好人士的慷慨解囊，也为“工合”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8年底，英美各界人士捐助了几百万美元；1940年，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予以支持，还在美国组织了“工合”美国委员会分会。 在中国未沦陷区的游击根据地和大后方，“工合”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到1940年10月，在中国的16个省区建立了2300多个小工厂、工场和矿场，其中有制糖、印刷、炼油、化工、面粉、玻璃、电器、药品、被服、枪械、弹药等小工厂，有铁矿、煤矿等矿物的开采场。它们在沿海大工业陷于瘫痪、被敌人攫取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援了中民的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是战士，也是记者 当斯诺为“工合”运动奔走，支持中国抗战的经济建设时，他是一个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不顾敌人的威胁、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之中。正如斯诺夫人海伦说的，“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同时，斯诺仍是一名战地记者。从前线到后方，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黄河之滨，目击和报道了抗日战场的主要战役和战斗的情景，介绍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的实际斗争。他在菲律宾的碧瑶写出了《为亚洲而战》的长篇报道，记述了中民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的百团大战期间的战地见闻。其中包括第二十九路军的华北抗战、上海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与广州的沦陷，日军轰炸重庆；正面战场的溃退、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战力量的发展；介绍了“工合”运动的缘起和发展；重返苏区的印象等。 斯诺又作了历史性预言：“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在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这表明了斯诺对中国抗战的观察比一般的西方人士（包括驻华外交使馆人员、军事观察员和记者）要深邃得多。他相信中国人民最终能够战胜侵略者。 1939年9月中旬，斯诺重访陕北，再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政治、经济建设状况，军事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威力；也重申了红色的希望。他发现在苏区，尽管有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但物质条件有所改善。住上了三间窑洞，比在保安时宽敞多了，还多了一点简朴的屋内装饰。苏区的农业也有了发展，做到了食品自给；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卫生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进。 他不仅观察到统一战线中的国共摩擦，也认识到抗战与民主运动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解释了苏区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与的谈话，对时局分析的精辟见解，关于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和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令斯诺折服。预见了日本不会参加欧洲的战争，尽管有三轴心国的协定；而美国将会参加对日作战，英法将以牺牲中国利益绥靖日本，搞“东方慕尼黑”；苏日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些观点在一般人看来，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后来都成为了事实。 在重庆斯诺听到的国民党方面对此所作的分析，则恰恰相反。蒋介石委员长在谈话中认为，欧洲战争不会影响英国的对华政策的改变，张伯伦会把中国看作英国在远东的安全堡垒。所以，当的观点传到重庆时，引起了重庆各界的轰动。事实是1940年7月，英国对华政策违背了在日内瓦作出的“不采取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之行动”的庄严诺言，封锁了中国惟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后来蒋介石只能大骂“娘希匹”，英国人不是东西，背信弃义。 在讨论德、苏关系问题时，认为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因其他帝国主义旨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采取的自卫防范措施。而对波兰，苏、德各占一部分，斯诺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却认为有区别，德国是侵略，苏联是为了反侵略，扩大前沿阵地。 在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分析上，曾在1936年说过：“到了战争的某个时期，国民党的一部分人会卖国投降，成为日本的傀儡。”这曾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但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的事实却使国民党十分难堪。的预言被印证了。斯诺认为“熟练地运用着辩证法”，“有活泼的想象力”。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极少正面攻击对手，他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打垮”。 斯诺还认为，预言“战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这个论断，“大概是历史上鲜见的事例。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领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随者许诺迅速和容易的胜利。但是他的这种坦率交底，防止了人们在幻想破灭时产生失败主义的情绪”。“从而帮助全国人民建立起更为耐久的信心”。 4. 别了，中国！ 斯诺为了寻找“东方魅力”来到中国，从此真正被迷住了，一住就是13年。没想到当他深深爱上中国，并把中国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为之悲、为之喜，为之倾注心血的时候，却被执政的国民党下令取消了在中国的记者特许证。由此而离开了心爱的中国。 斯诺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关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当他了解到国共摩擦的事实后，他有些懊丧。为此，他著文《中国的靠不住的团结》。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他认为“国民政府仍然是独裁性质”，在区域内则是“新的民主政权”。他批评其他观察家，认为“一些一厢情愿的外国观察家，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对进行的战时‘民主实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一定要使自己相信：中国人已经‘放弃了’”。斯诺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人重新解释中国和中国的运动，宣传他们的政策与主张，详尽地报道中民的抗战情形。他也想尽可能去说服美国当局介入远东，援助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他还是认为中国没有外国的援助是不能收复失地的。但他又认为“死亡之谷将出现大于侵略者的伟大力量”。 1939年9月，斯诺访问延安后五年内再也没有一个西方记者或观察家进入过苏区。斯诺第一次体验到国民党在抗战中搞封锁的严重性。他担心中国的“战争中的战争”会使中国抗战力量遭到削弱。对于国共摩擦，国内外记者是被禁止报道的。但到1941年1月，斯诺偏要闯一闯这个禁区。他向世界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他从新四军后方联络人廖承志那里得知事件的详情。国民党命令新四军北移，过长江到敌占区的安徽省去。新四军及延安方面屡次抗议无效，最后同意过江，按国民党方面指定的行军路线前进。这支队伍中武装人员甚少，多为非武装人员的新四军军部后勤人员、教师、学生、护士、工匠、伤病员。当他们进入茂林地区的峡谷时，遭到隐蔽在附近山头上8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死伤4000余人，幸免于难者甚少，叶挺军长被逮捕，斯诺所喜爱的项英副军长则被杀害了。这使斯诺很伤心，他曾计划去采访他们，还准备和其他“工合”国际委员会成员一起去新四军那里视察，没想到“工合”训练的大批徒工，开办的几个工场，此时此刻都化为乌有。 斯诺气愤至极，不顾重庆方面的禁令，毅然通过香港向海外发出几则电讯，公开报道国民党封锁新闻、封锁抗日游击队的真相。重庆方面矢口否认发生了任何事件，但另一方面却暗地里对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进行盘查。华盛顿和伦敦方面则要求其使节立刻作出报告。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则坚持要求刊登斯诺的报道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显著位置登载他的谈话，胡适硬说斯诺的报道纯属捏造，还要求报社编辑公开道歉。结果遭到报社的拒绝，尤其是当消息得到证实后，报社还刊登了支持斯诺的社论。 英国驻重庆外交官证实事件的真实性后，向伦敦报告了中国的“战争中的战争”的事实，而且报告了重庆方面正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的消息。重庆政府此时才被迫承认发生了事变，但诡称是新四军首先袭击了而引起的。驻重庆的西方记者纷纷抗议重庆方面的。重庆政府狼狈不堪。华盛顿则由此停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谈判。美财政部暗示，如果中国内战重开，重庆将得不到美援。重庆方面未能用纸包住火，被斯诺把“天窗”捅开了，被迫承认了事实。重庆政府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不再明目张胆地进行“战争中的战争”了。但它为此恼羞成怒，积恨于斯诺，下令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 《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支持了斯诺，派给他一项新的任务：离开中国，到泰国、缅甸、印度去采访。开始，斯诺决定接受任务，准备由此而取道欧洲回美国，2月份到新加坡的飞机票也预订好了。但在临行前他突然宣布取消原定计划，改乘香港至洛杉矶的飞机直接回国。 斯诺怀着愤懑和思乡的复杂心情登上返乡的航班。长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夫妻两地分居几年，也该回去看一看了。尤其是较长时间的东奔西跑，给婚姻感情蒙上了阴影。所以斯诺想，如果此时立即回到妻子身边，“爱情和信任的旧根子或许在本国土地上能经过培育而复活”。 在飞机上，他倚着舷窗，噙着泪水，俯视着中国的大地，思绪万千。来时原订只在中国呆六个星期，没想到竟呆了13年之久。从一个寻找“东方魅力”，到中国去“撞大运”的青年，已变成一个成熟、老练、深邃的记者，一个东方问题的专家和权威。 他望着中国的山山水水，想起了宋庆龄在最后一次会晤他时说的话：“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是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他既害怕又希望她所说的也许是对的。“亚洲确实真像我的家了，美国却是极大的未知数。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是呈分裂状态，我的心留在了中国，身体却离开了”。 “我将依旧支持中国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基本上是在真理、公道和正义的一边。凡是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措施我都支持，因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自立。对于不顾穷人饿死而继续大摆筵席的富人政府，我反对给予无限制的施舍，这只能助长权贵的专横并延长不可避免的报应的痛苦。但我将永远不再想象我个人能对中国起什么作用，我不过是历史沧海上漂浮着的一粒粟子，这历史有它自己发展的逻辑，我既没有力量去改变它，也没有资格去评判它”。这是斯诺思想上的小结：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对政府的评判，对自我的估价，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再认识。 同时斯诺也流露出对中国的留恋，对美国的生疏之感和对未来的惆怅。他说：“我的一部分属于中国，将永远留在中国的褐色群山和碧绿的梯田之间——属于那晨雾中朦胧可见的像孤岛似的庙宇，那些曾经信任过我和爱过我的中华儿女，那些曾经供我食宿的一贫如洗却怡然自乐的文明的农民，那些黑黝黝的、衣衫褴褛、两眼亮晶的孩子，那些我所认识的地位相等的好友，那些没有军饷、饥饿的农民士兵，他们的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 “是的，我感到自豪，自己曾和这些人相识，曾在失败时和他们一起辗转大陆各地，和他们一起伤心流泪，并至今和他们具有共同的信仰”。但他又认为自己不可能真正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自己是一个“流落异国的伊实玛利《旧约圣经》中的悲剧式人物）”。 对于未来，斯诺并不是充满信心，“我完全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孤独和厌世的情绪之中。当我离美国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就后悔自己的不顾将来了”。他想宋庆龄的话可能是对的，他还要回到中国去。 “再见了，中国，有一天，我还要回来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追寻大战风云 1. 与“山姆大叔”相聚 1928年带着800美元闯世界的小伙子，13年之后重返故乡时，所有的积蓄也只不过2000美元，并没有像他当年想象的在30岁前发笔大财。此时的斯诺已36岁。他感叹道：“贫穷是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在西方势力残存的东方，没有哪一个白人是真正贫穷的。但是在美国，一个人是否成功是由他所拥有的美元数字来决定的……我把自己的积蓄先后花在了‘战时工作’和一本不赚钱的书以及维持两地分居的家庭生活上。我甚至比初到上海时更穷了，而我在中国赖以生活的‘价值’是无法折合成黄金的。我到底带回家一些什么呢？出来这么多年，我没有任何荣誉可以显示，只有一副被疟疾、痢疾和肾炎伤害过的病体。” 在物质财富方面，斯诺确实没什么炫耀的，但在精神财富方面，他是其他美国人无与伦比的富有者。他的独特的经历、见解，洞悉世界的观察力，使他成为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在旧金山、好莱坞、费城等地，斯诺普遍受到欢迎，名流们纷纷来访。他和妻子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讲，放映电影，谈论亚洲局势。 游荡不定、没有规律的记者生活，加上不会照顾自己，使斯诺染上了多种疾病，身心困顿不堪。从中国战区退出来，正好有利于休养身体，他和海伦来到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大牧场休整了一个多月。每天进行有规律的生活，起床、吃饭、骑马、睡觉，斯诺的体力和精神迅速得到恢复，又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了。 斯诺回到阔别多年的堪萨斯城，亲友们为他设宴接风洗尘。《星期六文学评论》刊登了斯诺的大幅照片，许多刊物要求斯诺撰稿。老关系户《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们要求会见斯诺。老朋友格里汉姆、汤尼、史密斯等前来看望他；久别重逢，叙旧情，谈经历，感慨万千。这一切使“萎靡和倦怠”的斯诺精神振奋起来了。 浪迹异国他乡的游子，增添了关于东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了世界观念。他深深为东方世界所吸引，即使回到故土仍心系远东。然而阔别多年的故乡却变得使他感到陌生，美国对他的远东及世界观点不以为然。在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从美国西部到东部，他询问有关战争的军事准备情况，也向他的同胞们报告他的远东见闻。结果，斯诺发现他的远东经历对他的同胞来说，有点像叙述“天方夜谭”的传奇故事；连同他的新闻报道也并未深入这块土地，他们只是好奇罢了。他们在物质高度丰富的美国悠闲自得，满足于目前的生活现状。1941年的民意普查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仍认为不要直接参加战争。他们只想隔岸观火。斯诺向他们分析战争局势，并在6月份预言：美日战争将在四个月内至迟年内会发生。但美国人不同意他所说的战争即将爆发，甚至只是把斯诺当做同情的观察家。美国人仍把废钢铁、石油等卖给日本人，他们不管日本人作何用途，只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并心安理得。斯诺的观念却不同，他反对这样做，他问道：“把军事物资卖给日本白痴，让他们用机枪扫射平民，或者把生产的机器卖给其他白痴，让他们用来夺取青年男女的宝贵生命，难道这不残忍吗？难道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获取暴利吗？” 斯诺已与自己的国家之间在思想上不能相互理解，逐渐形成了一条鸿沟；尤其是与美国政界的孤立主义政策主张有了明显的分歧。他从世界观点出发，认为美国不应该袖手旁观远东战场，而应该去帮助中国。他的《为亚洲而战》（在英国出版的书名为《焦土》）是写给英美人看的。它叙述了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与困难；洞察了日本的亚太野心，预测远东战局的变化趋势；向美国建议应采取的措施。评论家们虽然认为此书比《红星照耀中国》还要好，但他们只停留在欣赏其作品本身，仅仅是猎取东方新闻轶事而已。《纽约每日新闻》一篇评论文章写道：“斯诺也许了解中国，但他脱离山姆大叔的实际。” 当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斯诺却认定苏德战争不可避免。这个观点对美国人来说简直有点太离奇了！事实是，斯诺评论发表两周后，德国入侵乌克兰。这把美国人给弄糊涂了，斯诺是怎么知道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不宣而战进攻美国，美国人宣战了，世界大战升级，不再只是中日战争或欧战了，美英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美国人此时才真正感到需要斯诺。 《堪萨斯明星报》著文，要求人们注意斯诺的洞察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要请斯诺担任新闻分析员；广播记者请斯诺去作形势分析报告；美军空军在挑选有经验的新闻记者为“战略服务处”提供情报服务时，要求斯诺去空军情报部工作，并任命他为陆军飞行团上尉情报官；《星期六晚邮报》要聘他为首席世界记者，前往中国、印度、苏联以及所有的重大战场作战地采访。 这样，斯诺成了“热门”抢手人物，无论斯诺将为哪个部门工作，他都得离开“山姆大叔”，又要远渡重洋。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刚聚首，又要分手，要离开美国，与刚复苏的爱情、家庭又将拉开距离。大战风云呼唤这位阅历丰富、独具慧眼的自由记者。 2. 三晤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总统是从《西行漫记》和《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上的文章中开始知道斯诺的。总统对斯诺在远东的经历十分感兴趣，尤其是斯诺的观察分析性报道的观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仅阅读斯诺的书，而且还推介它。 斯诺回到美国以后，发现自己与一般美国人在关于世界形势的看法上颇有距离，他想询问政府的倾向和政策。于是他向总统办公室写信，要求拜访罗斯福总统，亲自聆听总统意见。 1942年2月24日，斯诺到白宫去参加例行的每周举行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当他坐在白宫行政助理韦恩·科伊的办公室等待新闻发布会的开始时，突然得到总统办公室的通知，说总统想会见他。下午，斯诺来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正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会谈持续了45分钟，主要话题是远东问题，特别是中国抗战问题。 在谈话中，总统表现出他已意识到蒋介石的统治缺乏民众的一致与热烈的支持，他希望美国的对华军事援助能有助于中国抗战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上的进步。斯诺尽可能详尽地向总统介绍了中国的工业合作社的情况，并说明了它对中国抑制通货膨胀，帮助中国达到消费品自给，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建立一些新的经济基础具有直接的和潜在的作用。斯诺还告诉总统，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工合”是惟一能在国统区和管辖区都可进行活动的战时组织。他请求总统规定蒋介石从美国给中国的贷款中拿出2000万美元用于“工合”生产，以满足维持和发展“工合”所需费用。总统考虑了好一会，认为他不能对蒋介石作这样的规定，但他表示会写信给蒋介石，表明总统本人对“工合”有强烈的兴趣，并要求蒋介石送给他一份关于“工合”发展情况的报告材料。 在会谈中，斯诺还请总统为自己解决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同时受到空军情报部和《星期六晚邮报》的委任，自己既不敢违抗军方的命令，又极想受聘于《晚邮报》，为此请总统给予帮助。总统非常高兴地握着斯诺的手说： “你尽管去《邮报》好了，情报部会另外安排人的。如果说这是我的命令，那就是吧。好了，祝你一路顺风！别忘了给我来信。” 斯诺为这次愉快的会见而兴奋不已，他和海伦在康涅狄州梅底逊买了一栋旧农舍时，在房屋特意贴上了罗斯福总统的肖像，以示尊敬。罗斯福总统不仅仅给斯诺留下美好的印象，对待其他记者也一样，这是他的一贯做法。 “他待人像艺术大师拉小提琴一样自如”，他使那些访问他的记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谈话，之后使他们成为可靠的私人通讯员，斯诺也不例外。实际上，当斯诺认真地向总统呈送关于印度、缅甸的报告，要求美国像支持欧洲战争一样支持亚洲的战争时，并没有为总统及其政府所采纳。 1944年，斯诺从战地采访回美国休假期间，于5月26日再次谒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一见面就告诉斯诺，他已向蒋介石写过信，谈到了“工合”的事情。以此表示他信守了对斯诺的承诺，以取得斯诺的再度信任。“工合”的确曾在一个时期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些特别贷款和关心。斯诺的设想和要求基本实现了。 斯诺向总统介绍了苏联、印度、中国等地的反法西斯的艰苦斗争和辉煌胜利，对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的胜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谈话中话题又转到中国方面，斯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罗斯福则说：他在开罗时曾对蒋介石夫妇说，他们必须设法同合作，一致抗日，不支持中国的任何内战。斯诺认为，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某种联合，那么在日本被打败以前或日本被打败以后不久，将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战。罗斯福也认为中国可能会发生内战，他说他已把促进国共双方妥协看成美国的一项确定的政策，并且他告诉斯诺，在3月份，蒋委员长已同意美国派军事考察小组进入延安。总统神秘地对斯诺说，他将派一名政府人员和记者一同前往延安，并有可能留驻在那里。他似乎要使斯诺相信，美国将与中国打交道。 结束会谈，斯诺即重返苏联战场。在此期间，他又同意给总统提供有关资料的报告，他给总统写过几封长信。斯诺从苏联采访后又准备去欧洲战场。此时，罗斯福总统刚从雅尔塔回来，带回了雅尔塔协定，满心欢喜地使斯大林同意参加对日作战，并且与丘吉尔、斯大林一起勾画了战后国际格局的雏形。斯诺第二天就写信给总统祝贺。不久，白宫打来电话，说总统又要约见斯诺。 1945年3月3日，在白宫总统办公室里，罗斯福正在审批公文。当他抬头看到斯诺进来时，他面带亲切微笑地伸出他有力的手。罗斯福首先赞赏了斯诺的新书《人民在我们一边》，他说一口气读到半夜没入睡。正当他们谈话时，从中国传回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在重庆与延安之间的斡旋未成功。延安方面给特使的满意答复却被蒋介石“提出的一些荒唐可笑的反对意见”否定了。此时，斯诺了解到，总统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他只是把同的合作当做军事上的权宜之计；同时以作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总统也清楚知道的势力在不断增长，国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在下降，但他不能不要蒋介石。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改派赫尔利的举动足以证明美国的政策倾向。 罗斯福问斯诺对蒋介石的印象如何，是否喜欢或理解他。斯诺曾多次采访过蒋，并作过评论，“不太令人喜欢”。至于是否理解，斯诺说他早在多种场合下作过评价，对蒋的看法依然如故。罗斯福则表示“还看不透”，他说在开罗时一点也不能对蒋介石作出判断，他正期待赫尔利回来后能再告诉一点关于蒋介石的事情。 在谈到时，罗斯福问：是否是当时人们常说的“只是土地改革者”？斯诺告诉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最直接的纲领是土地改革——或土地平均主义，是真正的者。斯诺还进一步评介了与莫斯科的关系。主要是思想上的关系，十年来从未得到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并猜测莫斯科能够怎样或愿意怎样紧密地控制中国人，也许通过他们在共同对日战争中的联系可以确定。 罗斯福又问，如果美国一旦给八路军军事物资援助，他们将如何做？如果将对华北沿海地区的军援交给国民党方面，人会作何反应？ 斯诺反问道：“假定当我们承认蒋为惟一政府，我们送去的所有物资就必须继续通过他来分配（即使在和游击队打交道时也如此），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对不对？” 总统的回答是：“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继续这样下去，直到把他们合在一起。” 罗斯福的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斯诺感到颇为费解。总统向延安派出外交和军事观察员，是对独立的政权的事实上的承认呢，还是作为美国在战时对中国抗日援助的真诚表现？ 不久，罗斯福总统逝世在其任上，他未能看到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更无法看到中国政局的结果。斯诺为罗斯福之死感到惋惜。罗斯福设想的华北沿海军事援助停止了。杜鲁门总统把美援全部给了蒋介石，美国根本谈不上与延安的合作了。斯诺后来作了假设，如果美国在对日作战中把作盟友，就像在共同对希特勒作战中对待南斯拉夫人那样，对美国的态度和对俄国的态度恐怕是另一番情景了。 3. 火线采访 战地记者，意味着冒着生命危险的代价去换取新闻。这是一条异常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但斯诺喜欢漂泊的记者生活。他要去追寻大战风云，去观察、描述瞬间变化莫测的战争，用他的笔去歌颂反法西斯战士们和英雄的人民。 对于重返战火前线，斯诺跃跃欲试，他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罗斯福愿意斯诺去《星期六晚邮报》而不去军方情报部工作，因为他希望有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在《晚邮报》工作，以减少这份保守刊物对其家族的攻击。 斯诺整装启程，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反法西斯的盟国——苏联。但苏联对斯诺持不欢迎的态度，因为他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提到苏联时，他的观点刺激了克里姆林宫的神经。所以苏联迟迟不愿给他签发入境证。为此，斯诺只好请求美国政府疏通关系。后来，罗斯福总统直接关注了此事，直至10月，苏联方面才同意给斯诺签证。 在等待到苏联的入境签证期间，斯诺去了印度、缅甸、伊朗、伊拉克。他再次报道了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有两派，一是尼赫鲁，一是甘地为代表。尼赫鲁开明和求实的精神以及对“工合”有浓厚的兴趣，斯诺认为由他来领导印度更为合适。而甘地给斯诺的印象不太好，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利于反法西斯斗争。由于甘地痛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政策，不愿与英军合作抗日，甚至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赶走英国统治者。斯诺认为圣雄甘地可能是悲剧式的人物。后来，甘地被暗杀，斯诺瞻仰甘地的遗体，并为其矢志不移的精神而由衷敬佩。 斯诺又设法去了中国，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到达重庆，作短暂观察。他发现国民党政府仍用美式装备的精兵去包围延安，而不是用于抗日，在经济上的通货膨胀的囤积居奇毫无改变。斯诺认为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不利于抗日，不利于盟国。这次采访中，斯诺更加关注中国的命运。通过这次采访，联系在中国13年的经历，斯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命运决不会按国民党的意志走下去，决不会为国民党所左右；而将掌握在中国的手中。因为最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并能代表他们的意志和利益。国共两党，一个无能，一个昂扬进取；一个逆潮流而动，一个顺时而进；最终将是国民党的衰败，的胜利。 战地采访，险象环生，说不定哪天被交战双方的炮弹所击中，或在不可预料的险境中丧生。当斯诺从非洲飞往印度的途中，险些葬身于撒哈拉大沙漠。他乘坐的美军飞机在夜航中与地面失去了联系，飞机的一个侧翼螺旋桨失灵，一时迫降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此时，又有德军飞机在空中巡逻，真是进退两难。飞机在空中盘旋，燃油将尽时，无线电故障排除，取得与地面联系，才幸免于难。危险接踵而至，当他从重庆采访返回印度时，途经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时，其座机遇到在“驼峰”上飞行的一群日本零式战斗机（它们是在此打击中国惟一空中运输线上的运输机、护航机的，以切断中国获取外援的咽喉）。飞机驾驶员竭尽全力使飞机升入高空，利用厚厚的云层隐蔽自己，免遭日机攻击，得以死里逃生。 空中脱险后，斯诺又感染上登革热病（一种急性热带传染病，主要特征是头部和关节疼痛、发热），病痛折磨着斯诺。在病中获悉苏联方面同意给他签证、入境，他喜出望外。病刚好，他顾不上调养就直奔苏联。他从伊朗德黑兰乘飞机飞越伊苏边界，掠过正在激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上空，抵达莫斯科。 在战时的苏联，西方记者的采访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未经当局许可，不能随意采访、参加各种公共活动，甚至不能随便与苏联公民交谈；更不能擅自到战区前线去。记者们很不自由，时有怨言，连电话号码簿都找不到，说是属于军事秘密。这与他们在亚洲的自由旅行、随意的采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尤其是斯诺，他可以在中国统治区内自由活动，采访任何他想采访的人和事，提出任何问题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甚至真正的军事秘密也不例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他也可以进入政府机关，虽不像地区那样自由，但毕竟可以去很多地方。在亚洲，他可以自由地采访，与、周恩来、尼赫鲁、甘地等人像朋友拉家常一般，几乎是无所不谈，甚至是个人私事。在苏联，则只有在偶尔的酒会上才能见到苏联高级官员，正式的谈话就很难了；想拜会斯大林就不像斯诺随意进出的窑洞那样容易了。斯诺多次写信请求采访斯大林，一直没有回音。有一次偶然机会，那是在大剧院看戏时，斯诺在剧院大厅里与斯大林相遇，可也只是打打招呼并没有交谈。 斯诺和其他记者都抱怨苏联政府对新闻界的各种限制。他写道：“这个国家是这样的不理解那些正直的作为个人的外国记者的善意，对他们的新闻采访设置那样多的障碍，以至于外部世界对于苏联人民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和遭受到的难以想象的灾难不能及时而充分地得到了解”。 苏联人的这种限制做法，有它自己的考虑，那就是战前英美等国企图利用意德日法西斯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当德国进攻苏联后，战争初期对苏联又极为不利。斯诺抵达苏联时，苏联红军遇到德军的巨大压力，斯大林格勒危机，苏联军民正全力以赴力挽危局，进行伟大的保卫战。它担心新闻记者们的报道不利于苏联，一旦处于劣势的战争被报道后，英美等盟国会坐视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而不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夹击德国法西斯，使苏联处于被动孤立的无援之中。另外，苏联政府也不想让新闻记者过早地向外报道苏军的行动计划和军事力量的部署，以防机密泄露为敌军所用。这从以后的记者获准到前线采访可证明。 斯诺三番五次地申请到前线去采访，终于在1942年底获准去斯大林格勒外围采访。此时，苏联红军与德军处于对垒之中，苏军反攻军事部署就绪，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在顿河地区，斯诺就近观察苏德坦克大战达两星期之久，目睹了战争史上的壮观场面。 斯诺采访苏联红军士兵、集体农庄的庄员、军工厂的工人，向美国发出一份又一份战地报道。以他在亚洲的经历和经验去透视战时的苏联，斯诺发现在苏联有类似中国抗日游击战的军民。他歌颂了苏联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莫斯科，他访问了弗拉吉米尔·伊里奇工厂，他发现在这里工作的工人们多为妇女，她们忘我地加班加点生产，她们怀着对德国纳粹的满腔怒火，渴望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祈祷亲人的胜利归来。一位叫伊凡诺夫娜的妇女对斯诺说：“只要希特勒乐意，我会源源不断地把炮弹生产出来，我每造一发炮弹，在前线作战的丈夫就向家园靠近一步。”斯诺非常赞赏苏联人以保卫祖国为己任的高尚精神。 在前线的伏尔加河——俄罗斯民族的母亲河畔，斯诺看到了苏联军民为保证斯大林格勒反击战的胜利而组成的钢铁运输线。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交通中断、桥梁被毁，河面的冰层被炸裂。为确保运输线畅通，战士们冒着零下30℃—40℃的严寒，跳进冰河中架桥；运输车队的司机们为不暴露目标，晚上行车不开车灯，摸着夜色前进；在桥毁不能通车时，农庄庄员们则肩扛炮弹徒步前行；敌机在庄员们的头上呼啸、俯冲扫射，脚下冰块被炮弹震碎，漂浮的冰块被流水冲击打着旋转，庄员们在冰块上跳跃着前进。 一次，斯诺发现三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随身带着一本《西行漫记》，一位游击队员对他说：“在我们的游击队里，只有几个同志过去当过兵，但我们从《西行漫记》中学到不少关于游击战的知识，受到许多启发。而且游击队的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在遥远的苏联，斯诺为他的描写中国游击战术能在这里派上用场而欣喜不已。姑娘们开始还不知道正在采访她们的美国记者正是该书的作者哩。 1943年3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进入了最后阶段，德国侵略军已成苏联红军的瓮中之鳖。斯诺不愿放弃这历史性的一幕，他决定从莫斯科再度南下，要一睹最后的苏德决战。他坐着一辆四面进风的破旧救护车，冒着零下40℃的严寒，顶风冒雪，驶向斯大林格勒。天寒地冻路滑，老爷车不时熄火。斯诺和其他几位记者冷得直打哆嗦，只能靠互相拳击增加活动量，使身体发热，抵御刺骨的寒风。车到目的地，斯诺满怀热情地采访了英雄的苏联军民、战败被俘的德军官兵，拍下了德军攻城司令鲍罗斯的狼狈相。 斯诺从一名被击毙的德军士兵身上发现了一份德军司令部给每一个士兵的命令：“不要有什么恻隐之心，切忌一切软心肠，战争不能有怜悯和心慈手软。杀！杀死每一个俄国人！杀死每一个苏联士兵！勿论男女老幼，要毫不犹豫，统统地格杀勿论！”这使他想起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行的南京大屠杀，实行的“三光”政策。原来法西斯的德国和日本同出一辙，都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刽子手。 战火中的苏联，满目疮痍，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伤心泪；大量的苏联人被杀戮，大批的人被送到纳粹集中营；无数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斯诺记述道： “在近代以来的战争中，从没有哪一个军事魁首像希特勒那样采取这样一种大规模杀灭平民的军事手段。” 4. 超越新闻性的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意、日法西斯由猖獗一时而走向灭亡；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与人民力量增长，共同发起了最后的反击。苏军向东欧各国挺进，英美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纳粹即将寿终正寝，东线战场上日军泥足深陷，中国战区正准备给日寇最后一击。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全面胜利。 1944年6月，斯诺随着盟军的推进，到达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奥地利等地，重访苏联，年底前往欧洲战场。苏联军民全面反攻，人民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由愤怒抵抗到对战争胜利充满信心。在德国纳粹设立的几大集中营（波兰的马伊达内克、德国的达豪、毛特豪森），斯诺目睹了纳粹分子使用过的电刑室、毒气室等机械化杀人场，他拍摄了遇难者堆积如山的尸骨。在柏林，他目睹了第三帝国的最终灭亡，采访了被俘的纳粹特级战犯戈林和伦德斯等人。 从大战的爆发到大战的结束，斯诺一直置身于举世瞩目的风暴地区的前沿，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留下扣人心弦的采访足迹，写出了大量的战地报道和评论文章 。非凡的经历给了斯诺非凡的判断力。他的报道不仅仅限于新闻描述，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深邃洞察力的评论与惊人的准确预测，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他的报道和著作中具有报告文学的显著特色，有旅途遭遇、采访经历、现场描述、历史背景回顾、局势发展综述、力量对比分析，既具新闻时效性、客观真实性，更具有分析的准确性和导向性，突破区域性而具全球性。他的文章和著作使世界各地读者既了解自身又了解世界，从中可一览国际局势。他讴歌正义、鞭挞邪恶，颂扬光明、贬斥黑暗，呼吁和平、反对侵略。 他在报道时注重事件的来龙去脉，注意学习和了解该国家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思维特点，因而别具风采，更具生命力。 在追寻大战风云中，斯诺又完成了两部力作《人民在我们一边》和《苏联政权力量的格局》（亦译作《苏维埃力量的格局》）。《人民在我们一边》叙述了他在印度、中国、苏联等地的见闻，主要是介绍苏联人民反法西斯德国的艰苦斗争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辉煌胜利，也谈到印度和中国的反日斗争及各政治势力的主张。此书的中心思想是要告诉人们，印、中、苏等国的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的进步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它在美国的销路较好，成为每月图书俱乐部的畅销书，并被印发到军队官兵手中。获得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西行漫记》。《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完成于1945年，书中用绝大部分篇幅介绍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实况。同时，斯诺也解释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对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后，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政策及其影响。他分析了东欧各国与苏联的利益关系，指出它们将在政治上结成同盟，但它们之间又有各自的民族利益。意在说明从德国侵略下解放了的东欧各国既是苏联的同盟者，但又不是西方所理解的同一体，它们有各自的独立性。 在此书中也有一章叫“两个中国”，具体地将国民党与进行对比，他揭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两党的政策主张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两种命运和前途，中国人民将面临着命运和前途的抉择。他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甚为中国的战后形势担忧。 斯诺善于在对比分析与回顾中预测时局的发展。他在跟罗斯福总统谈话时提到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本身的和国外势力的介入，将有可能再度陷入内战。通过对苏联战场和东欧的观察，他认为东欧的发展趋势将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在对德战争胜利后将转而对日作战。 斯诺走遍世界，同情革命，支持正义，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所以他的新闻分析往往政治色彩较浓。当时，一些英美人士责备中国抗日不力，斯诺则毫不客气地说：“正是中国在那些英雄的年代里曾经单独进行抗战，可以说在这次大战中独一无二地那样孤立无援地作战！从1937年到1940年底，中国不但得不到联合国家的援助，而且它的敌人还能从美国、大英帝国和轴心国得到它能够用钱买来的一切援助。要是中国那时接受日本诱人的和平合作建议，转而反对我们的话，谁责备它呢？而如果中国那样做了，远东的局面今天会是多么不同呀！”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应该忘记我们对中国人民欠了多少债”。 在评论与苏联的关系时，他说：“在十年内战期间，俄国和共产国际给她的物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色的产物，牢牢地扎根在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给中国的援助是给他们以为有力量的国民党政府。与苏共的关系仅仅是共产国际中的支部之间的关系，对苏联保持很强的独立性。 在美国人关于中国的认识问题上，斯诺说他们“对中国缺乏背景知识”，他向美国人阐述了国共两党对孙中山的拥护和对三民主义的不同理解及在两党的执行过程中的不同结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评论中国的两个战场时，有人贬低敌后游击战争，斯诺则指出：“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样接受盟国重要援助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 二次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叫嚣抵制所谓的苏联威胁之时，斯诺同样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战后迫切需要和平，他们要重建家园，并未给西方国家造成安全威胁，他力主美国同苏联和平共处。于是，斯诺在1947年出版了他的专题著作《斯大林需要和平》。 这个来自西方世界的美国记者，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了，他已成为国际事务的观察家、评论分析家和活动家了。同时又是解说员，他为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的美国人解说天下大事，教他们懂得别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理解别国人民的要求。斯诺为世界人民了解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个“世界公民”与他的“山姆大叔”的观点越来越不一致了，距离越拉越大，悲剧的序幕也就开始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风雨兼程 1. 婚恋变奏曲 1949年4月，斯诺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与海伦离婚了。这对曾比翼双飞、并肩战斗生活17年的伴侣的离异，使许多友人为之惋惜。在斯诺极度苦闷时，海伦来到他身边，她给他柔情、关怀，重新焕发了他对生活的热情。在异国他乡，他们有过共同的事业，从事中国新文学的翻译，介入中国革命运动，相继闯入“红色中国”，发起“工合”运动。斯诺在事业上的成功也有她的一份贡献。他们相濡以沫，互相关心，相互支持，也有摩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的分手，说不清也道不明。 斯诺对海伦的评价是：“她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是的，在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过程中，海伦坚持把的个人生活经历全部保留，确实使该书丰满而具说服力。而且海伦步斯诺后尘，独身闯入“红色中国”，也为斯诺的作品补充了一些新的翔实的材料，使有关“红色中国”的报道更为全面、更加准确。《续西行漫记》使“红色中国”的报道趋于完整。 他们结婚后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及一半。战争环境，记者的流动生涯，使他俩在时间与空间上拉开了距离，使他们之间原已存在的某些不协调加剧了。如两人在性格上的不同，斯诺好静而不善言论；海伦更多地表现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好胜心强而爱争论，甚至喜欢唠叨，有时使斯诺感到无奈，在争论中往往是斯诺先退出“战场”。恐怕主要的是他们之间缺乏更多的情感交流，裂痕随着相隔的时间延长而加大。斯诺回忆道：“如果我舒舒服服地沉浸在一个做丈夫的情感之中，我这十年间所干的事业就不会如此非凡……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本不应该这样急地再次出国，不应该在国外呆这么长的时间，以至于使我第二次‘失掉了’美国。” 海伦对他们之间的离异则是这样认为的：“直到1949年我们离婚为止，埃德和我之间有一个强大的电场。离婚是因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个篇章 ，而他也确实另翻了一页。我依然搞我的研究。” 经过法庭裁决，两人解除夫妻关系，斯诺必须偿付海伦一笔资金，而海伦则须归还斯诺在采访中留下来的有关的照片的底片和拍摄小电影的胶片等资料。离婚后，海伦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她一直从事有关中国等问题的研究和写作，由于多种原因，她写作的17部书未能出版。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农舍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她在30年代与斯诺一起在中国生活过，并宣传过的革命运动，麦卡锡分子对她进行迫害，使她失去自由达23年之久。直到中美关系解冻后，海伦才得以自由活动，并且于1972年重返中国，著有《重返中国》一书。她对新中国的变化惊喜不已，在书中她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解放后的中国发生的巨变。她是继斯诺之后首次向世界报道中国，而且是斯诺迫切希望见到但又未见到的情景——中美关系恢复后的中国。 斯诺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巅峰时期与海伦离婚，而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之际又与年轻而漂亮的演员洛伊丝·惠勒结婚了。那是1949年5月。由此，斯诺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斯诺后来说：“我的妻子洛伊丝·惠勒设法将料理家务与打印我的大部分手稿结合起来，这并没有导致离婚，因为她是一个特殊的天使。”斯诺在此对他的婚变又一次作了注脚。由此可见，斯诺需要的是贤妻良母式的伴侣。 斯诺与洛伊丝初次相识是在1946年春末。在一次由演员、美术家、作家联合组织的为战后苏联募捐救济款的联谊活动中（在曼哈顿举办的义演结束后的社交聚会上）认识的。洛伊丝是从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来到纽约“撞鸿运”的年轻演员。她曾在她弟弟的藏书中读到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这部传奇般的史诗使她建立了对中国的兴趣。从此也使她对此书的作者充满仰慕之情。此后尽管她一直想成为一名百老汇的明星演员，但她对国际问题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厚。 社交聚会后，洛伊丝接受斯诺的邀请外出散步。此后，他们经常约会，逐步建立起感情，而且越来越投机。1947年，洛伊斯陪斯诺一起去瑞士旅行，在斯诺患肾炎病住院治疗期间，洛伊丝一直陪伴左右，他们真正相爱了。 斯诺与海伦离婚后第九天就与洛伊丝举行了婚礼。史沫特莱为他们举行了简单而不乏情趣的仪式，斯诺的哥哥霍德华前来祝贺并充当男傧相。斯诺暂借居史沫特莱的朋友的老式房子。 新的家庭生活开始了。1952年斯诺与洛伊丝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克里斯托弗，后来又添了一个女儿西安（意即西部平安）。他们迁居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奈登渡口，一年后又迁至新泽西州。洛伊丝在与斯诺结婚以后仍参加电影拍摄工作，斯诺则继续搞写作。已过不惑之年的斯诺不再像以前那样为采访新闻而到处奔波了。相对来说，他有一个感到骄傲的家了，年轻而漂亮的洛伊丝精力充沛，她不仅有自己的职业而且操持着家务，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孩子成为夫妻感情的润滑剂和家庭温暖的促进器。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使喜爱孩子的斯诺深感快乐，也忘却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之苦。斯诺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从现在起，我开始有愉快的圣诞节了。”尽管在经济上他们不宽裕，但在家庭生活上还是愉快的。斯诺仍为自由撰稿人，没有固定收入来维持家庭所需，而洛伊丝的演出收入却成为家庭开支的重要保证。 2. 风云突变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这句中国哲言，用在斯诺身上恰如其分。从《西行漫记》风行世界到第二次大战硝烟弥漫和战火过后的这十来年间，斯诺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大记者。他的新闻报道和著作被世界各大新闻、出版机构争相刊行，受到世人的赞誉和钦佩，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都爱不释手。他为此感到自豪。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风云突变后阴霾密布的年代里，他却为此饮下了苦酒。他的文章竟然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原有的著作也被从书架上拿走了。他再也不能到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和采访，被美国的所谓“奇异案件”所累，受到美国国会的“忠诚委员会”的审查，中央情报局对他暗地里立案侦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来的反法西斯盟友变成了敌对者，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界线分明、森严壁垒。丘吉尔在一次演说中表白了这一点，他说：“铁幕已经覆盖欧洲大陆。”美苏争霸的端倪已出现，由军事对垒而导致政治思想的激烈、根本的对立，各自筑起了防线。在军事上出现了“华约组织”和“北约组织”，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相互冲突与排斥、攻讦；“柏林墙”和“三八线”成为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分界线。美苏政府各自都采取了抵制异端思想的措施。在美国，随着大战的胜利，一种傲视他国的心理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悄然滋长。它把惟一能与之抗衡的苏联视为其实现霸主地位的根本障碍，把看作洪水猛兽。它不愿意看到再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更不想让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实现。于是，在美国出现了一场抵制和反对运动的运动。 铁幕降下，冷战时代开始了。美国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掀起了一场“忠诚调查运动”，对公务员中有同情倾向的人进行审查、清洗。美国共和党人趁机发难，在竞选中以敌视苏联为契机，以“要共和主义还是要”的论调大肆鼓吹的威胁。理查德·尼克松和威斯康星州议员麦卡锡以此掀起全美运动，杜鲁门政府颁布了“联邦忠诚法”，设立“文官甄别委员会”。由此，在美国不断出现所谓“奇异案”。凡是与苏联或中国有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关系的美国人，或多或少地受到牵连、指控。斯诺也就难逃厄运了。 斯诺一如既往地想做他的“世界公民”，报道他想报道的事件，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眼观察，使他感到世界需要和平，落后国家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帮助，哪怕社会制度和信仰上不同的国家也应加强联系与合作。尤其像中国、印度、菲律宾这些遭受战争灾难较深重的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在他们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更应得到号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国家的帮助。但是他太理想化、太天真了，他对他的“山姆大叔”缺乏真正的了解，缺乏新的认识，或者说过于相信自己能说服它了。“山姆大叔”已完全听不进他的话，更不希望再看到他对苏联和中国的报道。当然他也感觉到“山姆大叔”的政策倾向了。 斯诺在访问战后的苏联时，发现原子弹在美苏关系中的影响，苏联也想拥有原子弹。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斯诺说：“原子弹使人们普遍感到恐惧和不安。”在访问中东地区对，斯诺感到“这里不仅蕴藏着数不清的财富，也潜伏着将来爆炸式的国际争端。美国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将逐渐熟悉阿拉伯地图就像熟悉美国地图一样，而阿拉伯将揭下隔世的面纱，将会和工业化的世界连成一体。”斯诺这一预言式的报道确实是入木三分，具有相当深度的洞察能力。后来，美国插手中东事务，中东争端不息，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时刻没有放弃。 斯诺在访问战败后的日本时，看到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已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麦克阿瑟将军在执行白宫五角大楼的战略意图。在日本，有关的文章 、书籍的发行、出版开始受到抑制，斯诺的《西行漫记》被扣压达三个月之久。斯诺向麦克阿瑟查问遭否认，尽管后来放行了，但斯诺的其他书在日本的出版被阻止。 气候要变了！斯诺关注着美国国内的关于和苏联的问题的争论。在1949年中期，他什么东西也没写。到了秋季，《星期六晚邮报》却希望他写一些介绍苏联的系列文章 。但在美苏日益对立的情况下，再写这类文章恐怕不合时宜，可主编海勃斯却坚持要斯诺去写。结果，《晚邮报》连续几周刊登了斯诺写的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 。一个月后，兰多姆出版公司将文章结集出版，斯诺增写了“序言”和“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一章 ，取名为《斯大林需要和平》。他指出：苏联的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因素是从自身的安全保证出发的。苏联在战后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家园，它在东欧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传播，重要的是结盟设防，保证自身不受攻击。他说他并不是为苏联和社会主义辩护什么，而事实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应以核武器为实力。美国的政策应使苏联有安全感，应该找到和苏联交换意见和看法的途径，恢复相互信任。 斯诺的文章在《晚邮报》编辑部内引起了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主编海勃斯决定刊登时附文加以说明，希望美国公民加强对苏联的了解，以促进世界和平。文章发表后，在美国引起了骚动，《晚邮报》收到的读者来信创该报的历史记录。刚开始，读者来信中对文章持赞同和不赞同观点的比例为4∶1，后来变为1∶1。来信中有人甚至又在重复“影响已扩展到某些报刊杂志、电台和电影。”曾作为驻华特使的赫尔利勃然大怒，因为斯诺在文中披露了这位使节对苏联和中国的观点：中国人不是真正的人。赫尔利怕不利于自己，写信给报社提出强烈抗议。斯诺则以上法庭相回击。海勃斯设法使双方的信件内容未能在大众中公开广泛传播。 斯诺开始受到攻击。尽管当时的美国还未进入麦卡锡时代，舆论还不是一边倒，但此书已不适合美国国会的胃口，只有“斯大林需要战争”之类的书才能适应此时的美国政治气候。当时也还有人赞扬此书，“选书俱乐部”向公众推荐过它，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称它是“出版界第一次出现的对苏联进行的最深刻的分析。” 一份发行量有限的刊物《平常话》在1947年6月刊登一篇题为“红星照耀独立广场，埃德加·斯诺和《星期六晚邮报》的奇案”的文章 ，攻击斯诺的访苏报道，抨击其有关中国的报道。更耐人寻味的是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对斯诺攻击时，拒绝给斯诺再次访苏入境签证。斯诺左右为难了。实际上此时他已踏上了风雨交加的旅途。 3. 与《星期六晚邮报》分手 在战后的美国谈或色变，进入50年代就噤若寒蝉了。运动和各国的活动被美国人视为世界阴谋的一个重大事件，他们认为征服了东欧，也成功地征服了中国，下一步莫斯科将策划进攻美国。从白宫的各级官员到普通的美国人都有岌岌可危之感。美国政府的政策一个个出台了，思想界开始禁锢，一切增进对世界的了解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的言行都被视为危险因素。美国在孤立另一个世界的同时，也使自身孤立于世界；不谙外界又想了解对手，但都是通过二三手的不可靠、不真实的材料来描述世界。东方世界也采取类似的手法，这样使东西方两个世界缺乏真正的了解。冷战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争，使人类蒙受了不必要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陷入长达20余年的相互敌视、消耗之中。 斯诺的新闻报道被蒙上了冷战的阴影，他的关于苏联和中国的报道在“恐共综合症”的美国引起了强烈的骚动，出现连锁反应。斯诺及其报道遭到非议，《星期六晚邮报》怕受牵连已开始转移阵地。本来保守的《晚邮报》在二战前后的风火年代里被世界潮流推动，借助于海外记者源源不断的新闻报道、分析和综述扩大了自己的销量，吸引了广大读者，也为美国人从孤立中了解世界打开了一个窗口。现在《晚邮报》又随着美国政策的变化也要关闭这扇窗户了。 由此，斯诺与《晚邮报》的关系开始疏远，他在《晚邮报》的地位开始动摇。他感到自己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晚邮报》的指针所向。1947年7月， 《晚邮报》拒绝刊登斯诺从欧洲发回的两篇报道文章 ，他认为与《晚邮报》的合作该结束了，于是决定辞去自1943年以来担任该报的副主编职务。 主编海勃斯很看重斯诺的才华和独到的见解，他不愿意一位合作多年的好记者脱离报社，他复电斯诺：“我们坚决不同意你辞职。”恰在此时，斯诺的肾结石毛病复发了，不得不住院治疗。在朋友的劝告下改手术治疗为药物保守治疗。海勃斯接着又给斯诺写了一封长信，建议斯诺暂停工作休息一段时间，并表示支付其他一切费用但不保留薪水，但在《晚邮报》刊头仍保留其名字。同时建议斯诺不再写有关类似于访苏见闻的题材，避开现实去写一些人情味浓的故事，不要涉及政治。 斯诺试着屈就，在病情好转后就写了有关瑞士、法国、英国的报道。12月，斯诺被派往印度。《晚邮报》认为他有过南亚的经历，到那里去采访有利于斯诺，斯诺表示同意。哪知当他踏上南亚的土地时，才发现东西方世界的敌对现象无处不在。在南亚，英属印度的统治秩序变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这里终结后出现了三个民族独立国家——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缅甸还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他赞成这些新成立的国家的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政策以及缅甸的亲近中国的举动。他再次访问了尼赫鲁，可只能向圣雄甘地的遗体告别。此时斯诺才发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能量，甘地的反种族歧视、反殖民斗争的策略主张及其一生的活动深受人民的爱戴。“这位矮小的人对人类有着巨大的热情，他的影响已超越印度、超越时代”，斯诺甚至称甘地“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者”，“他从不反对将国家作为建立社会民主的必要工具”。 斯诺的热情报道被泼上了一盆冷水，《晚报邮》编辑部将他的报道“润色”了。《晚邮报》在发文时加上按语“甘地当然理解这种民主不像是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警察国家所建立的民主”，以示该报社已回到美国立场上，加入了东西方对立的西方政治同盟，而不为社会主义张目。斯诺这才发现《晚邮报》已彻底转向了。编辑部未经作者同意强加并非作者的观点，斯诺认为有损自己作为客观报道记者的形象，不愿意自己被别人认为是一个粗暴的记者；更不愿误导和加深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人对苏联的敌视。他坚持“不能作为客观报道的作家，不能从两个方面寻找事实真相，而以敌视态度寻找对方问题以证明它是全部错误的”这种做法他做不到。斯诺感到无法与《晚邮报》勉强维持合作关系，难以接受《晚邮报》的这种做法。他不愿意加入阵营，他要保持客观的、清醒地看世界的自由。于是他再次向《晚邮报》提出辞去副主编职务的请求。 《晚邮报》主编海勃斯再次挽留了斯诺。海勃斯认为编辑们有权修改作者的文章 ，《晚邮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斯诺和本刊，不得已而为之。他希望斯诺回国以后再具体商谈。斯诺得到海勃斯的答复后，似乎理解海勃斯的隐衷。 斯诺对美国国内的运动和情绪如此激烈始料未及。他仍在为自己的观点、立场作注释，希望美国当局和美国人更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世界。他一如既往地认为的传播和发展，在全球不会只是一种模式，他把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作为一个有力的论据，说明苏联并不可怕，各国都有自己的民族独立性。他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 ，认为中国虽然把苏联当盟友，但并不为苏联所左右。中国以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社会改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亚洲政治变化、结束殖民统治的标志。斯诺还认为苏联不允许其他较弱的国家走自己的路，将不是一种解放力量，不会再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晚邮报》在刊登斯诺的这些观点时，总是加上编后语，如：“本报不抱斯诺先生的期望，即中国置身于苏联集团之外。”从此以后，斯诺的文章很少在《晚邮报》上发表，从1950年至1951年1月，他投稿25篇，只有3篇被采用。编辑们给斯诺规定的写作题材是回避社会政治，面向城市风貌和垃圾处理之类的。斯诺感到他的特长无法发挥，他感兴趣和想写的题材《晚邮报》不采用，与《晚邮报》已到了最后分手的时候。1951年2月，斯诺提出第三次辞职请求，最终得到批准。 《晚邮报》的编辑们改变不了斯诺的观点和立场，也改变不了美国的政治气候。而斯诺也不能改变它们。在《晚邮报》塔楼餐厅，斯诺和编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共进午餐，往日的写作题材研究工作餐现成为告别宴。 从第一次投稿《晚邮报》获得意外的收入而能维持“学术加新闻”的生活，到18年后辞去副主编职务，斯诺不仅失去了经济上高报酬的收入，而且陷入了精神上的苦闷之中。斯诺的新闻记者生涯由此走上了一段漫长的荆棘之路。 4. 艰难跋涉 由于有在中国的13年生活阅历，有南亚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前后见闻，有对战火中和战后苏联与东欧的观察，对变化巨大的世界的认识与独立思考，斯诺形成了自己不同于一般美国人的看问题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然而斯诺却不是“天马行空”的“无冕之王”，尽管他行踪不定，周游列国，美国却给他一个无形的网。从他走出美国开始，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就有关于他的记载材料。1941年，当斯诺回到美国后，联邦调查局监视他与外界的交往，从中国寄来的的刊物受到他们的密切注视。到1944年，调查局也形成了有关斯诺的专题报告，呈送纽约当局。大战后，美国特工人员监视斯诺的行动，美国当局把斯诺与斯特朗、史沫特莱并提。由此可见，标榜自由的美国也并不自由。 参战前奉行孤立主义，坚持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在战时仍有1/3的美国人不关心世界局势的变化。当大战结束时，他们忽然发现海外世界发生巨变，尤其是远东和东欧的巨变，殖民地民族国家的独立，打破了旧的国际秩序。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于是缺乏思想准备的美国人惊慌失措了。尤其是美国的政客们始料未及的是在大战中惟一的国家苏联不仅没被消灭，反而出现一批领导的国家，更使他们瞠目结舌的是亚洲东部大国，他们耗费了巨大心血，现在也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眼里，这些反法西斯的有力的同盟者现在成了恶魔。他们要抑制这些国家，夺回失去的殖民地控制权，防范洪水般的运动。 美国的政客、官僚们如梦初醒般地问道：“是谁丢掉了中国？”他们认为是“‘恶魔’”和所谓同情者或亲共分子。斯诺自然也就被算在此列，他被当做危险分子而受到立案追查。 惊恐的美国政客们用奇怪的眼光看待每一个美国人。从公务员到科学家、教师、新闻记者、海员和一般雇员，都受到“非美委员会”的质询，“莫须有”的罪名随时降临在某人头上。受牵连者有的被迫从外交界提前退休或除名，有的洗碗工人因为其丈夫或家人受盘查而被解雇；一个建筑公司的总经理因为访问中国两个月而被解职除名；记者有的因此失去工作被宣布不受行业工会保护。“恐共症”的严重患者麦卡锡之流给50年代的美国人民套上了“紧箍咒”，也给斯诺带来了不幸，同时还给与斯诺有联系的人也带来不幸。凡是与斯诺相识或读过其著作的人都受到“忠诚法”的审查；凡是读过其关于人的书的人，就被认为是的同情分子；由于美国人读过斯诺的书，那斯诺就是的同情者。此时，美国的政客们在逻辑上不知是混乱还是理论上的创新，也许又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妙用，需要即真理。 美国各刊物不再登载斯诺的文章 ，他的著作也无处出版。在整个50年代，斯诺只出版过两本书。其中一本书是应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之约，受聘为副研究员后，1957年整理出版其未发表的有关的资料，以专题论文的方式作为研究之用，不对外发行，名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是对《西行漫记》一书的补充。一本是自传《复始之旅》或译为《旅行于方生之地》，副标题为“对当代历史的个人所见”。该书的写作从1951年开始，到1958年完成，内容主要是回忆1949年以前的生活旅程，为其前半生的漂泊的记者生活和报道作了一些注脚性的解释，以表明心境。他没有为自己作辩护，更多的是客观地介绍当时的采访情况，如何认识中国和苏联，美、中、苏关系该如何等。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该书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出版公司的编辑和几个新闻记者。有关的书评也不像过去那样热情，只是建议人们去读此书。有的则批评该书不够有趣，说斯诺已缺乏新闻记者的活力。 在50年代，斯诺为了生计，也偶然写一些回忆性文章 ，还写过短篇小说。在辞去《星期六晚邮报》的工作后还向它投过少量的文稿，1956年后一篇也未发表过。有关政治方面的评论也偶尔以“致编辑部的信”的方式出现。 斯诺的文章不仅很难发表，就连早年写的风靡世界的《西行漫记》也被从书架上拿了下来，甚至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图书架上也见不到。1953年初，麦卡锡分子到欧洲调查，由美国政府赞助的图书馆中有关或亲共的书籍都被撤了下来。那些外交官们怕受牵连，甚至烧毁此类书籍。 斯诺虽然没有受到美国国会的直接指控或传讯，但他的名字却被经常提到，在许多事件上受到牵连。在约翰·戴维斯的案件中，因有1949年戴维斯曾建议中央情报局利用与有过联系的记者、学者去中国，让他们为美国提供情报，计划虽未能实施，后来这些人却成了调查对象。戴维斯由此受到多次“忠诚”调查，斯诺就是其计划中的人员之一。为此，斯诺公开声明： “没有任何证据说我是员或亲。”但在声明发表于《纽约时报》后，他却被认为是“员和自由主义者的混合体”。 在“是谁丢掉中国”这一问题上，当时政府方面认为是斯诺的错误导向造成的。斯诺针对美国出现的“只是农村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者”的种种误传是由他而引起的，作出多次解释。他一直认为是真正的者，错就错在美国人的一知半解，却又听不进自己的意见。 在保守的反动刊物上，一些人多次攻击斯诺和《星期六晚邮报》，认为“一篇《晚邮报》登载的亲共文章 ，其破坏作用远远超过《工人日报》（美共刊物）的十年报道宣传”。全美制造商协会商人罗伯特·惠尔奇在《一个人的意见》杂志上著文说：“过去20年中的《晚邮报》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报道，而且是现在已臭名远扬的斯诺写的。这些报道起了清洗美国人思想的作用，使我们中间一些人受影响，将中国出卖给克里姆林宫的间谍人员。” 对斯诺的朋友、熟人来说，认识斯诺也成为不幸，他们都必须接受“忠诚”调查。调查提问包括“你熟悉埃德加·斯诺吗？如果认识，叙述缘起、接触次数和最近联系日期与场所。在多大程度上你曾对他可怀疑的亲的同情和活动有过警觉性？假如有，你曾持怎样的态度？”等等。担任过驻尼泊尔经济顾问的哈里·派拉斯，曾任中国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也帮助过斯诺创办《民主》杂志。为此他必须经受“忠诚”调查，直到他讲清与斯诺及与《民主》杂志的关系为止，并肯定他与斯诺的观点相反才算过关。 国务院情报官迈克·费希在“美联社”工作过，是斯诺的老朋友，曾为中国战区情报组负责人。在调查中，他只能说在30年代他很赞赏斯诺的记者才华，但不同意他在40年代对的评价，并作声明：“作为斯诺的老朋友，现在的态度不一定有意回避他，但从大战开始，我已回避和他谈论有关政策问题。” 只有一位斯诺的老朋友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曾在上海时与斯诺同住一个公寓，后任驻日大使并为斯诺举行过婚礼的约翰·艾利逊，他未被麦卡锡分子发现而受到调查。 斯诺的妻子洛伊丝·惠勒在竞选区教育委员会委员时，市行政区主席提出反对意见，告诫人们不要让员的妻子当选委员。结果洛伊丝落选了。斯诺得知后火气直冒，以至要请律师向法院起诉。不仅如此，洛伊丝的演艺生涯也受到威胁，电视网的黑名单上就有她的名字。 无端的责难，任意的中伤，曲意的攻击，使斯诺的声誉一落千丈。有关的流言蜚语传到他的故乡堪萨斯城，那些曾为他喝彩的人现在也来责难他。就是亲弟兄也来信说：“在你的著作中从未批判过。”他的姐姐也远离他。斯诺给哥哥回信说：“我痛心，因为我听到自己的哥哥也像最坏的敌人那样重复毫无根据的指责。”斯诺的生活变成了无休止的纠缠、回击，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斯诺犹如寒风中的劲草，独傲雪霜。当美国当局责难时，他却追述中美关系的起因，指出：那是美国政府自作多情，支持国民党在中国打内战，在中国内战中丢失了美国强权主义的面子。况且“中国不是美国人‘出卖’的，也根本不是美国人所能够‘出卖’的，中国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出卖的货物。在40年代中国并不属于我们，正像俄国今天不是属于我们一样。中国革命不是在真空中与外界无关的情况下诞生的，但是它从头至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只在次要的方面受外界现象的影响”。可悲的是美国人恰恰不愿意听取他的独特的见解，不重视他的报道材料，美国政府把美国人民引入歧途。当时斯诺却无力改变美国人的错误。 斯诺不畏艰险，不怕牵连，当老朋友欧文·拉提摩尔被列为出卖中国给莫斯科的名单首位而诉之法庭时，他赶赴华盛顿为拉提摩尔辩护、作证，使美国司法部花了三年时间指控未能成立而不了了之。当史沫特莱被指控为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时，斯诺帮助她隐居纽约，并为她写文章辩护。1950年史沫特莱在前往中国途中病逝于英国后，他为她出版了遗著《伟大的道路》，并遵其遗嘱，将其版税交给了书中主人公——朱德总司令。 斯诺在美国备受精神折磨，为了摆脱困境，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异国他乡，1959年斯诺携夫人和孩子迁居瑞士。虽然他一直保留美国国籍，可最终未能返回美国。后来他不得不卖掉在美国的房子，而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埃辛斯买了一所农舍加以改造，居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逆风扬帆 1. 再闯禁区 1958年，斯诺的《复始之旅》出版后，人们似乎对他的看法有些改变，斯诺也认为“浪费的10年”将要过去了。因为麦卡锡死了，“红色恐怖机器上的活塞消失了”。斯诺曾说过：“在中国长期的居住使我摆脱了各种宗教和种族的偏见，或者可以说使我更多地成了一个推崇道教的人。”他相信“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否极泰来。翌年，凯里·耶格给斯诺打来一个电话，想聘请他到其旅行学校——美国国际学院担任社会学教授，这给斯诺带来了一线转机。斯诺与耶格签订了1959年9月至1960年5月的聘用合同。他看中了这所空中旅行学校的旅行路线，它可以跨越太平洋到日本东京、香港、泰国曼谷、印度的新德里、埃及的开罗、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等地。他想，旅行可能会使他重建海外关系，或许可以找到去中国的途径。 他早就想到中国去搜集资料写的传略等书，可一直未能成行。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这位国际友人，1951年，中国政府向斯诺发出邀请。可斯诺坚持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作为官方客人，让中国政府解决路费。然而他此时在经济上很拮据，又没有任何一家西方国家的报刊敢于出资赞助一位被称作“宣传家”、“同情者”的记者去中国访问。这样搁置下来了。1952年，美国政府为了表示对的强烈对抗，国务卿杜勒斯下令禁止一切美国人去人民中国访问，任何违反禁令者都将被没收护照、罚款或监禁。中国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报复美国，不允许美国新闻记者来华。斯诺更加难以成行，最终斯诺只能以作家身份而非记者身份被准许签证入境访华。 美国国务院和新闻机构、情报部门对红色中国既盛气凌人又十分仇视，但又急切地想了解对手。它们不允许开放中美新闻记者互访，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关于中国消息的二三手资料。他们在香港、台湾及其他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地方设立监听机构，或从与中国有联系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及有关人士那儿寻找信息；甚至派出高空侦察机去刺探情况，从那些败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出大陆的镇压对象这样一些人那儿搜集资料。但这都是不可靠的，很不全面和不真实的，只能满足那些仇视新中国的人的需要，而不能真正反映新中国的真相。充斥美国报刊、电台的政治谎言说多了使人产生怀疑。正如过去被诬蔑为“赤匪”暴徒一样，现在在美国方面把中国描述成了“枷锁王国”，“中国公安部长是歪嘴的最大恐怖分子”，“中国在进行大屠杀”等等。也就难怪有的美国人抱怨“报纸使我烦躁，今天说中国要垮台，明天又说对我们的安全是严重威胁，究竟该相信什么”？美国政府和新闻机构的自相矛盾的宣传，把美国人民给弄糊涂了。 斯诺不能去中国亲眼目睹现状，他只能根据以往在中国与人的接触和了解的经历，从老朋友路易·艾黎、马海德那里了解的一点情况来判断分析，他也只能从远距离观察中国。艾黎告诉他，在中国“到处可见到新的稳定和信任”，最好是想办法来亲眼看一看。斯诺又从一位刚被中国释放回来的妇女那儿证实了路易·艾黎所说的是真实的。据此，他不断地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年刊》上著文，要求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他指出，抹煞中国的存在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又专门介绍了人民中国总理周恩来是怎样的一位温文尔雅、学识渊博、处事镇静自若、能冷静分析、敏捷处理一切问题的人。他想以此说明中国人绝非蛮横无情无理智的统治者。 斯诺很想再去中国采访那些老“赤匪”，作些新的发现，让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了解真相。1957年机遇又来了，中国政府再次向斯诺发出邀请，而他却因《复始之旅》未完稿，加上经费问题，又一次被迫放弃。等他的著作问世后再寻求机会时，遇到了困难。他向有老关系的《伦敦每日先驱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提出资助派遣要求的申请均遭否定。它们虽想派出有能力的记者前往中国，但担心斯诺的观点不合美英人士的口味，更担心斯诺已有的“支持者”的名声会给它们带来不利，因而宁愿放弃计划。《晚邮报》主编海勃斯自白道：“最终不愉快地结束了我与一位老朋友的关系了。” 斯诺一方面向政府提出出境签证请求，一方面寻找合作对象，最终得到了美国《展望》杂志主编的支持。在中国方面同意斯诺以作家身份入境时，美国方面却故意刁难要求斯诺以记者身份访华。当《展望》杂志同意派出斯诺，并预付斯诺旅行写作的稿费后，美国国务院却又要阻挠斯诺访华。美国当局一位公共事务高级官员私下对《展望》杂志主编说“斯诺这个人不行”，国务院发言人则公开说斯诺是个不可能作客观报道的记者，他同情和支持过中国。他们试图劝阻《展望》杂志编辑部放弃对斯诺的支持，但《展望》杂志社却坚定地支持了斯诺，向国务院施加了压力，新上任的肯尼迪总统不得不批准斯诺的请求。《展望》主编纳班脱·科尔斯为此作出了极大努力，为斯诺提供了帮助，但他自己却得罪了共和党人的朋友们。 1936年6月，斯诺冲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成功地进入了“红色中国”，发现了“新大陆”，报道了世界性特大头号新闻，粉碎了“赤匪”谎话，让世界震惊。时隔24年之后的又一个6月份，斯诺冲破了白宫政府的重重阻挠，又要踏上那块神奇的土地，去揭开“今日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去报道一个又被封锁了10年的中国人。历史是如此地惊人的相似，又是如此的不同，一个是内部封锁，一个是外部的封锁；一个是革命中的，一个是执政的在国家建设中的人。两次突入禁区的却都是一个人——埃德加·斯诺。 2. 换了人间 当年带着隐色墨水信件、乘火车、藏在卡车厢、徒步跋涉进入“红区”的斯诺，现在手持护照、入境签证，乘坐飞机直往目的地——人民中国。1960年6月28日晨，在瑞士日内瓦机场，斯诺吻别了夫人和孩子，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飞机起飞了，划破沉寂的天空，穿过厚厚的云层，飞翔在蓝天上，飞向斯诺心驰神往的第二故乡——大洋彼岸的红色中国。飞机在莫斯科上空折向东南，数小时后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目的地到达了，斯诺走出舱门，只见在骄阳下，老朋友们早已等候在那儿：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来了，邓小平、龚澎、廖承志、徐冰、黄华和其他中国朋友来了。斯诺急速走下舷梯，与他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说不完道不尽的友情、阔别多年的思念。朋友们为坚韧不屈、“顽固得像密苏里的骡子”的斯诺祝福。他感到无比温暖，又回到了老朋友中间，他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像32年前第一次踏上这块东方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时一样，斯诺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一切见闻都是新闻。他毕竟离开中国已有20年了，而且是10年来第一次重操旧业进行海外旅行报道。他感到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对他的第二故乡进行全面报道，就像纠正关于“赤匪”的传闻一样，去纠正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新中国的看法。他要用他的笔去宣传、介绍新的人民的中国，去影响改变美国人的态度和美国政府的对华立场与政策。他要传递重要信息，就如同当年转达中国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与主张一样，现在的中国需要和平外交，平等对话，平等往来。相同的是，此时又是周恩来为他草拟旅行采访计划，允许他去他想去的地方，写他想写的报道，可以采访任何人。所不同的是，他要采访的范围比昔日的苏区要辽阔得多，要说服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斯诺感到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斯诺的采访计划包罗万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艺术、婚姻、娱乐、军队、工厂、农村、司法等等，从领导者到普通公民，他都要访问再访问，以求真实客观。他花了五个月时间，从东北的黑龙江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内蒙草原到江浙沿海，到陕北延安都走了一遍，共走访了14个省、19个主要城市、11个乡（那时称人民公社）。他与长谈两次共10小时，又与周恩来促膝长谈。他还第一次见到了1936年授权写信给的和写隐色介绍信的柯庆施。 斯诺每天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采访，夜深人静时，还见他住房的灯光亮着，他在整理资料和采访的笔记。主席对他说，2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在老朋友路易·艾黎的陪同下，斯诺沿着昔日走过的路线重新考察。他到了使他觉醒的百里灾区（萨拉齐）包头附近，这里已是工业厂房矗立，市镇繁荣，牧笛悠扬。他到了延安，住过的窑洞已装上电灯。所到之处，都有政府官员的陪同，他参观了无数工厂、学校、军营、医院，深入乡村，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谈。 他保持着“眼见为实”和“刨根究底”的特点，他边走边看边问，边记边想，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严重困难中（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粮食欠收，口粮短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饥荒。但斯诺发现与过去的萨拉齐这样的大规模的饥馑、饿殍遍野现象不同，只是一些个体现象和小范围的。为了说明问题，斯诺像科学家进行某种证明似的从实验中找数据。为了弄清楚一只土豆的营养成分，打电话到美国向朋友请教土豆的热量是多少，以此来说明用土豆为主食的缺粮区群众的生活状况。他要否定美国方面有关中国饥饿惨状的歪曲报道，以正视听，所以土豆的含热量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 抚今忆昔，沧海桑田，新旧中国形成了鲜明对照，斯诺百感交集。曾经那么熟悉的中国，现在已变得十分生疏了，只有依稀可见的旧痕方可辨认了。乡村变了，城市变了，一切都在飞速地发生变化。北京变得“比以前更清洁，更有秩序更有纪律”。在北京的监狱里，以前关押的是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现在也变了，没有了过去的拥挤、混乱，没有粗暴、污秽；现在关押的是人民政权专政、改造的对象，有的是井然的秩序，清洁的牢房，必要的膳食。人道的境遇随时可见，并非像美国所传播的“血腥清洗”，“非人待遇”。 西安变了，过去渭河两岸散落的乡村、小镇，如今成为烟囱林立的工厂、四通八达的铁路现代化工业区。昔日贫瘠荒芜的陕北，在道路两旁已栽满了树木；走进乡村，“透过一个通向隔壁窑洞的门，我看见几双儿童雨鞋和一双帆布球鞋……一只柚木桌子和四把椅子，桌上还放着一只竹壳热水瓶、一把茶壶和一些瓷碗。我蓦地想到，在过去，这样一些东西只能在一个地主的家中看到；我还记得，在那时，仅仅为这么一只热水瓶，陕西的土匪也要来抢一下。” 重庆变了，肮脏的街道变得整洁了，污秽而破烂、滑溜溜的石级已不再存在了，被更换一新，不必再担心随时会滑倒；轿子和人力车没了，歌女舞女和像苍蝇般的娼妓不见了；只见人们都在忙于生产、经营。云南个旧锡矿那体无寸缕、骷髅般的童工不见了，矿工们有了劳动保护和安全设施；把鸦片汁涂抹在甘蔗上嚼食的孩子，现在口含糕点糖果。 在上海，斯诺住进以前住过的旅馆，与美国相比虽差些，但比旧上海的高级宾馆却舒适得多。他辗转反侧几度不能入睡，现在的上海黄浦江上没有游弋“保卫侨民”与租界的军舰，代之而起的是繁忙的运输货轮、客轮，笛声回荡。外滩公园里不再是西方人的乐园，现在是中国人自己休闲、娱乐场所，颐养天年的老人在打太极拳，儿童们在这里嬉笑追逐，一片祥和。过去， “上海——这个巨大的贫民窟，西方帝国主义者敲骨吸髓的地方，虚荣的社会，灯红酒绿的生活，建立于饥饿之上的巨商；言语混杂的租界城市，标奇立异的刺激：俱往矣”！ “再见吧，坐在避弹车内，脑满肠肥，衣冠楚楚，对司机气指颐使的中国达官贵人们；帮会歹徒，敲诈金钱的骗子，绑票勒索的专家们；门禁森严的外国人俱乐部，穿着白色晚礼服的绅士们、女士们……一切夜生活：镀金的歌女，成百的舞厅，成千的舞女；数不清的鸦片烟馆，无处不有的赌场；猜拳行令的喧叫声，大厅内眩目的灯光，‘麻将’的碰撞声；在四川路酒吧间喝得酩酊大醉，在妓院里进出的海员们；在花街中急急忙忙奔走的娼妓和鸨母……再见吧，黄浦江上的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白色巡逻艇，美其名曰： ‘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日本侵略者和他们的继承人美国佬和国民党。旧中国最丑恶的‘东方巴黎’，统统都见鬼去吧”！ 斯诺如果没有过去生活在中国的经历是无法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就表现在哪里的。正因为过去的经历为他认识新中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才有了惊喜的发现，也只有他才能客观地作出报道。尽管是在大灾中，他参观了上海市最贫困的地区，但他仍能通过比较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广大贫苦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正如主席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铿锵有力地宣告：人民一旦操纵政权，它将迅速荡涤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医治好战争创伤，建立起一个繁荣昌盛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就像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阳光普照大地。斯诺发现：嫖娼卖淫、赌博、吸毒绝迹了；旧中国的一切陈规陋习改变了；男女真正平等了，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劳动和学习；包办婚姻、一夫多妻、虐待妇女、童养媳被法律禁止，实行的是婚姻自主自由、一夫一妻制，取缔童养媳，禁止殴打妻子，不准买卖儿童，不准虐待儿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当发达的后期才实行的福利政策，在刚起步的社会主义中国就已实现（如教育、医疗卫生的普及）。 他还看到党内的整风运动，惩治分子，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政府官员的廉洁高效、克己奉公精神风貌。看到了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主人的工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热情和积极主动性。群众对的领导普遍地热烈欢迎。在没有民主传统，经历长期统治后的中国，在领导下，人民有了民主权利，可以选举地方官员，监督各级官员。这在中国是新鲜事，是社会的进步。 来中国之前，斯诺说过：“一个民族的性格远比它的政治更为重要。”访问中国后，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长征将是特殊的中国式的”。“必须看到今日的中国，是一个从古代跋涉而来的伟大人民所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转折点”。政权是稳定的，困难是暂时的，中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会建设好这个东方大国。 3. 倒春寒潮 斯诺在中国一直呆到1960年11月15日。10月12日，在住处，斯诺与进行了交谈，请来了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开始主席还不知道斯诺与海伦已离婚，并且以为斯诺的女儿西安是海伦在中国所生。在会谈中，斯诺发现的生活仍很简朴，保持着简单的饮食习惯；他的身体状况较好，虽已不能骑马，但仍能长距离游泳，并不像美国方面所宣传的说他中风了，一只手已不能动弹等。主席向斯诺介绍了中国的国内情况，承认了中国还很穷，离现代化的距离还较大。谈到了大跃进的得失，中国人民要迅速发展的愿望与现实条件的落后之间的矛盾等。在谈到对外政策时，说：“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斯诺是在1949年后会见的第一个美国记者，主席要求斯诺不要发表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但可以引用一些观点。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给斯诺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中美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威胁下的谈判，一个重要条件是美国从台湾撤军。他暗示美国不能搞两个中国，美国撤军的时间和步骤可以具体讨论。至于中苏关系，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作协议，周认为苏联专家迟早是要回国的，分歧是存在的。 此时，斯诺遇上了英国记者和电影制作者费利克斯·格林，他也在中国采访。斯诺的职业敏感性使他立即作出反应，他们两人报道的内容将会有重叠，格林也采访过周恩来，并准备为美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迫使斯诺早日结束旅程，抢先写出报道。于是斯诺迅速结束在昆明至仰光的观光日程，立即飞离中国，时间就是新闻的生命。斯诺带回了近50万字的采访笔记、4000英尺的电影胶片和50个柯达照相胶卷。 斯诺飞回瑞士，立即与《展望》杂志取得联系，要对这次到中国的实地考察写连续报道。他匆匆赶到纽约，12月为《展望》撰写了第一组报道，《展望》付给他15000美元的优厚报酬。斯诺要求杂志社的编辑们要对文字改动时必须经过他的同意，编辑们照办了。斯诺为杂志社对他的支持所表现的勇气很感激。但杂志社却在杂志同期内加上了编者按语：“中国仍然把斯诺看作他们的朋友，很明显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会被人们误以为是‘红色中国的宣传’，但我们认为仍有必要使美国人民和政府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中国人的情况和态度”。 斯诺与周恩来谈论内容发表后，《展望》杂志遭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有的批评它不应该给官员讲话的篇幅。台湾国民党当局则发表声明，说斯诺的报道不客观不真实，是为作宣传。《堪萨斯明星报》则认为台湾方面把周的谈话看作是威胁而不是和解。美国参议院则在讨论对华政策时认为周恩来批评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是对美国的攻击，因而提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美国“不应该在炮火中退却”。 《展望》杂志在各方压力下退却了，要求斯诺对后续报道作修改，双方争执不休。五个月之后，《展望》决定停止刊登斯诺的报道文章 ，他们告诉斯诺“我们十分怀疑你的报道中在许多事实和数据上的真实性，也很难接受你的偏激见解”。 斯诺此时的满腔热情，不料被可笑的美国人迎头泼上一盆冷水。他急于想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急于传达中国方面的和缓信息，却被孤傲自大的美国人视为挑战。他想向白宫解释中国的政策立场和意图，说服白宫改善中美关系，却遭到冷遇。当他克服困难步行到新上任的国务卿腊斯克办公室，等待会见，腊斯克却迟到了。而当斯诺讲话时，腊斯克却漫不经心地只顾狼吞虎咽他的早点，没几分钟又接听电话，匆忙离开办公室，结束谈话。他根本不把斯诺的亲历见闻放在眼里，这使斯诺近乎暴怒。曾资助斯诺访问中国的《展望》杂志现在又中止报道，斯诺想抢在没有中国经历的格林之前先入为主提前报道新中国见闻的计划落空了，格林的书已在排印之中。斯诺无可奈何地与出版商兰多姆公司协商，干脆等待修改、充实以后再出版。 1962年11月，斯诺的第十部著作，《今日红色中国》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著作终于与美国读者见面了。书本厚达800页，新补充了一些资料，包括有说服力的粮食产量数字、各种农产品的含热量等，还有钢产量、工业产值等等。在书中，斯诺全面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人民生活、医疗卫生（尤其是他因病住院后对中医针灸的神奇的感受）、交通运输、城市乡村建设等各方面的政策与实况。他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会垮台，相反却受到人民愈来愈多的拥护；粮食危机并没有达到惊人的地步，并不像约瑟夫·艾尔索普凭空想象的报道“中国将付出一亿五千万生命的代价”。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专心致志地进行工作，虽然尚未完全摆脱贫困落后，但却已建立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而且是在几乎没有外援、不断冲破西方各种阻挠与严重障碍的条件下取得的。中国游泳事业的发展是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运动，不是准备进攻台湾，更不会潜海威胁美国。中国的国防建设是为了保卫国家不受任何侵略，不是为了侵略别国。中国的中央集权并不妨碍人民民主的实现。中国不存在实行普通的强制劳动，只是对罪犯才实行强制劳动改造。“一天必须干足24小时”纯属荒诞无稽的谣言。 他再次提醒美国人，不要幻想制服中国，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同样一个中国，1948年那一年由于通货膨胀、资金外流，以致经济破败不堪；政府无能，管理无力，贪污，只知道依赖美国的援助。现在的中国竟然能在朝鲜打得联合队在和约上签字，成为世界空中四强，能够生产汽车、喷气飞机，甚至原子反应堆。对中国人来说，这岂不是令人万分激动的现象吗”？中国也很少得到苏联的帮助，谁也不能阻止她的发展，包括核武器在内，她将在60年代中期也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武器。中国人有极强的独立自主精神，她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她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中国不会把自己交给莫斯科，也不会交给白宫。虽然中国方面仍在进行反美宣传，但“如果美国首先表态，中国还是有改善关系的愿望”。 斯诺向美国人转达中国政府的愿望的同时，批评了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同时又对新一届美国政府寄予希望。他想说服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从中美双方利益出发，改善两国关系。他认为中美对峙中，美国应负主要责任，是美国首先割断了与中国的正式交往。“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有一种难以遏止的希望：美国应该更懂事些”。同时，他希望美国应先走一步，从台湾撤军；取消经济封锁、禁运；提供贸易优惠政策，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不要干预台湾问题。斯诺太想说服他的“山姆大叔”了，他的世界观点却难以让“山姆大叔”接受。 斯诺在解释中国的同时并不回避中国存在的问题，诸如粮食短缺问题，个人崇拜现象的日益严重倾向，大跃进的失误，对彭德怀的处分不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或批评意见。 在书的封页印刷时，斯诺将书名定为《大河彼岸》，后来再版时又把书名改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针对美国的当时环境，斯诺取意于法国科学家一句名言：“大河约束了一种奇特公正。如果一个人因为生活在大河彼岸就有权杀死他，这将是最可笑不过的。”借意讽喻美国对大洋彼岸的中国的政策。 《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在美国出版后，像当年的《西行漫记》一样，引起了轰动，受到了赞誉，但不同的是，它却受到更多的攻击。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金评论说：“这是由我国最优秀的记者写的一部宏大的、勇敢的、辉煌的著作。”一个保守主义的学者说：“这是美国所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最充实的一本书。无论对于平民百姓，还是政府决策者，它都是值得一读的。很明显，在未来的数年里，除非对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加以重视，否则任何美国人都不能对中国持有正确严肃的观点。”《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称：这是斯诺的第二部杰作，“毫无疑问，不管是专家或一般读者，只要希望了解中国大陆，这本书就是必读之物”。甚至有人称之为了解新中国的百科全书。 在美国流行的宣传氛围下，斯诺的报道显然不太合时宜，被视为替中国作宣传，斯诺的举动甚至被认为是近于背叛祖国。《芝加哥论坛报》认为《今日红色中国》是“相当狡猾而有手腕的文字宣传”。《共和国》称此书是“那样有偏见而又天真无知”。《人类问题》则攻击说“埃德加·斯诺说过是农村改革者，但他却已将中国六亿人投入奴役劳动之中，难道埃德加·斯诺不应该闭上嘴吗”？《纽约时报》否定索尔兹伯里的肯定斯诺的书评，却刊登了迈克尔·林特赛的严厉指责性的书评。美国国内的亲蒋介石集团在斯诺旅行演讲时公开骚扰会场，联邦调查局也继续跟踪调查、监视斯诺。腊斯克公开否认斯诺的观点有价值。 50年代虽已过去，麦卡锡也死了，对斯诺来说严冬将去，可春天姗姗来迟。斯诺感到60年代的美国与50年代的美国没有实质性差别，“在这十年中曾想以有用的情况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订，却仍无成效”。逆风扬帆路艰难，奋力搏击苦不堪。1966年索尔兹伯里写信给斯诺，“冰块开始流动，但是速度缓慢”。斯诺继续奋进，他要加速“冰块”流动，要做报春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光荣的使者 1. 信鸽搏浪飞翔 年届花甲，一般是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时，而对于为了真理、为了既定目标而奋进的人们，却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斯诺就是如此。为了他的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一个是东方的古老而年轻的、暂时落后但奋力进取的中国，一个是西方年轻而先进发达的经济势力强大的美国），为了促进双方的沟通、相互了解及其关系正常化，他费尽了毕生的心血。这只单飞的信鸽不辞辛劳，飞越万里波涛，跨越千山万水，为中美人民传递信息，筑起友谊之桥。 1964年10月18日，斯诺再次访问新中国。这次，美国国内没有哪一家刊物敢于赞助他，他是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来到中国的。此前，斯诺得到《新直言》的支持在非洲采访。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正在做亚非欧14国国事访问。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斯诺与周恩来相遇，一谈就是5个小时。这引起了新闻界朋友们的嫉妒和感叹，“斯诺成了垄断中国问题的权威”。正是这次与周恩来的邂逅相遇，斯诺得到重访中国的机遇。在谈话中，斯诺表示了重返中国的愿望，周恩来则代表政府欢迎他，他想去随时可去。 各大报纸购买了斯诺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谈话中，斯诺了解到中苏边界纠纷及达成的协议，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了反对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搞“两个中国的政策”及其行为。在斯诺与周恩来见面后一星期内，中法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有5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因为这样，斯诺作为法国《新直言》记者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他的护照上的国籍仍为美国，他尚需得到美国批准。在申请之时，斯诺又因尿路结石住院治疗，术后他立即赶到美国办理手续。尽管美国国务院一再拖延，最终还是批准了，但洛伊丝却未获准同行。与此同时他得到友人玛丽·希思科特写书的合约，德国的《明星》和意大利的《欧洲人》杂志社也给予斯诺预付文章的酬金。10月，斯诺取道经香港至上海，这是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记者，并且在1961—1964年间也没有美国记者到过中国。而在此期间，他多次试探访华的可能性均未成功。路易·艾黎和龚澎都回答说要等若干年或10多年，巧遇周恩来和中法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历史契机。假如再晚些时候可能真的要等这么久了。 斯诺为能在灾难过后再考察中国而庆幸。尽管这次旅行考察的范围主要在城市，但他感到中国经济恢复迅速，“而且颇为激动人心”。“如果我刚刚从我自己的祖国出来，面对此情此景，也许我会产生的是另一种印象”。他原打算为写红军长征史收集材料，以实现30年代的夙愿，面对此情此景，他只好把它搁置一边。他认为去报道当前的中国现实更有意义，而长征史只有留给历史学家们。 这次旅行访问收录的资料，不仅补充说明了他在困难中的1960年的观感，而且作了更进一步的证实。他要以此进一步去说服他的同胞——美国人，美国完全可以像法国那样体面地“越过尴尬困境”，中国人是不会依附或屈服于任何人的。事实上，中国与苏联关系僵持后，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不但没有衰败，反而自立自强，更加没有束缚，更为繁荣了；中国人“把自己从泥淖中解救出来”了。1960年的粮食短缺问题早已解决，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大办农业，干部们能实事求是，广泛调查研究后制定正确政策。没有苏联专家，没有图纸，靠自己奋斗，自行设计建造了难以想象的奇迹般的工程。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领域都有喜人的成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和国务院，首次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口号和远景设想。斯诺由此向世界又作了预言性报道：20年后，中国的青年们，在科学教育、文化和身体素质方面所达到的平均水平，将不会低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后来尽管有十年“文革”的贻误，他的这个预言基本上实现了，80年代正是中国青年人才成长和发挥才干的时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已迈开。 斯诺又一次与中国领导人见面并交谈，从中又得到许多启示。他对周恩来采访两次，共达4个小时。周恩来大斯诺7岁，虽年过六十，但少生华发，而且显得精力仍充沛。周恩来总理回答了斯诺的所有问题，也使斯诺从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从官方得到的那些统计数字，与他实地调查的结论基本相同。这些材料说明此时的中国，在粮食产量和工业生产与建设方面已达到较为令人满意的水平。但斯诺穷追不舍，为什么中国还在进口粮食？为什么现在不提赶超英国？周总理向他解释：进口一些粮，一是加工出口，一是用于工业生产，让地方和国家粮食储备增加。至于工业赶超英国，在“大跃进”中提出在几种主要产量上赶超，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现实。一是两国国情不同，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的英国没有，英国有的，中国还达不到，中国应从自身需要出发搞现代化建设。周恩来还告诉斯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 斯诺感到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务实，面向实际了。周恩来告诉他，“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在我们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得到一整套经验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的增加来实现”。“重要的事情是去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体水平”。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周总理既强调了原则又给斯诺以启示。中国的原则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中美在原则问题上开始，而不在枝节问题上浪费精力，否则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周总理提示，戴高乐将军从殖民地撤军“拯救了法国”，美国从世界各地撤军将改善美国的形象。如果美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而且预言“美国将发现自己不能再沿着这条路（不承认中国大陆，只承认台湾当局或搞“一台一中”）继续走下去，于是便放弃这个政策”。 斯诺从周恩来总理这儿理解到中国政府和人们有昂扬进取的精神，正在脚踏实地开拓前进；不卑不亢，耐心等待别国的理解，求同存异，有务实的外交与内政政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屈服于任何强权，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挫折与失败。 在离开中国前的一个晚上，主席接见了斯诺，龚澎夫妇也在座。长时间的谈话中，主席讲到了死的问题，向他讲了中国人常常说的：73、84岁是生命中难以逾越的两个坎，越过去的人不太多，意即他已届72岁，很可能快要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更为重要的是，谈到国内与国际两件大事，一是在国内，毛说到中国现在的年轻人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历革命的洗礼，要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斯诺后来才知道，向他暗示中国将发生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场群众性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但当时斯诺已注意到，在中国，对毛的个人崇拜在不断升级，而且在谈话中毛认为要有一点个人崇拜才能保证权威性。二是关于国际问题，即中美关系和越南问题。斯诺感到和周恩来都很关注美国，他们不断地向斯诺询问美国方面的情况。斯诺以为毛、周等领导人正在寻找打开与美国关系的通道，以至他急切地问主席是否有信带给美国总统，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并说时机还未成熟。但斯诺得到了中国的官方声明，中国将不会卷入越南战争，中国方面希望以政治手段解决越南问题，也希望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承诺的不将战争硝烟扩展到北部越南，更希望驻越南的美队迅速能够撤离。 与1960年不同，这次允许公开发表谈话，并告诉斯诺，他们的谈话有录音。斯诺惊喜不已，立即把它带向世界各地。除美国以外，世界各大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谈话的主要内容。美国方面的报刊则羞羞答答地作了观点摘录。《华盛顿邮报》以“两个老朋友之间的谈心”为题，加以改写，其他报纸则篡改一些内容，违背原文意图。德国《明星》报则抱怨消息晚于法国《新直言》。 斯诺似乎重现了30年代的情景，他的中国之行所作报道又风行于世，世界又开始关注中国了，斯诺也老当益壮。他准备集中精力写出报道，拟名为《原子弹爆炸后的中国》，并剪辑一部记录影片《人类的四分之一》。然而创作进展很不顺利，麦克米兰公司要求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问题的权威性的巨著，而斯诺只打算写一本小册子。记录片的制作虽得到克伦威尔·克拉克的大力资助，却在技术处理上很不理想，干扰电波的噪音较多。 1966年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1969年达到顶峰。与此同时，美国在越南却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在美国，许多人认为中越之间有某种特殊联系，从而使中美关系更难以缓和对立局面。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中国方面的混乱的局面使人难以看清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美国方面遭到越南方面的强烈反抗而无法脱身，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也空前高涨，白宫政府在插手亚洲事务上再次难堪。 斯诺能做的事相当有限了，向美国方面提出批评、指责而又无可奈何。当他听说在“文革”中，他也被扣上外国间谍的帽子，他很生气，但他只是通过爱泼斯坦表明自己曾“是一个诚实的独立的新闻记者在探求真理”。而且“我不是那种随着风向标，见风使舵，轻易改变自己政治观点的那种作家”。 尽管有某种误解，斯诺仍去做自己认定的事：修订再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和《今日红色中国》；在欧洲各地和日本东京放映他的《人类的四分之一》；发表讲演，并被日本朝日出版社结集出版。他不断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的情况。“文革”中的中国与世隔绝，没有外国记者能访问她，斯诺却很想此时此刻能亲眼目睹动乱中的中国。他写信给艾黎：“正是这个时候，我应该呆在中国，因为了解它的过去的，一定会与现实联系来澄清目前广为流行的对中国的种种误传。”他也向周恩来提出过这样的想法，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1967年斯诺再次来到香港，想在乘飞机去莫斯科途中在北京作短暂停留也未成功。 美国人民为越战而烦恼，而美国的好战分子和战争煽动者却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之境。强权的美国希望从越战中获胜以此对中国施行高压添加砝码，可是美国的这着棋是愚蠢的。中国的“文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反修防修，是反对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一场思想运动。而美国最后不是“光荣”的撤退，而是可耻的失败。斯诺由于其亚洲经历，使他看得很清楚，他告诫美国，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也许这是美国对亚洲心理认识上的一个极为深刻的错误。它看不到任何一个外国如果攻击掠夺越南任何一块土地，那只会使一个越南人公认的领袖把整个越南及其全体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爱国主义事业上，以反击人们看得非常清楚的惟一的外国侵略者”。可是好战分子根本听不进斯诺的话，只是在最后的事实面前，一部分美国人才承认斯诺是对的。在斯诺的日记中，他写道：“越南问题日甚一日地窒息着我”， “人们都会为约翰逊总统以我们的名义在灾难深重的越南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斯诺夫人洛伊丝也给报社写信：“请继续刊登这种照片（美国士兵杀人、扔尸的照片）吧！只要这种狂轰滥炸、肆意杀戮仍在进行，也让我们继续受辱吧！”为规劝和谴责美国的越战行径，斯诺夫妇豁出去了。 2. 飞燕衔泥报新春 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物极必反，这是自然规律。人类社会运动的客观现象也如此，谁也阻挡不了。中美两国在互相敌视、互不让步中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相反两者都陷入了国内的动乱不定的混乱之中，在国际上两者各自陷入被动之中。中苏关系破裂后兵戎相见，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敌视的火花随时会引爆。美苏争霸，“北约”与“华约”分庭抗礼，相持不下。美国人此时想起了斯诺曾说过的话，“中国不会依附于莫斯科”，斯诺是对的。在美苏争霸中，中国却与苏联关系破裂，美国打“中国牌”可能有效。于是在1968年，美国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人在越战中的幻想破灭，进而引起了美国人普遍的反思，他们开始真正怀疑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1月，他们选举了许诺结束越战、拓展外交、外贸、发展美国经济的理查德·尼克松为总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修订本重版了。此书的发行比当初首版时还火爆。斯诺从中发现美国的政策在起变化，“这明显的是由于那些开始探询扔了这么多炸弹究竟是为了谁的青年们，他们已开始进行政治上的考古研究了”。 这也许是美国人正在寻找“越出困境的道路的一张跳板”，斯诺对他的《红星》重版现象是如此估价的。书评者则写道，《红星》给我们上的一课是“战胜贫困、无知和不公正的计划，虽然也要花钱，但它却比用战争的办法便宜而优越”。这反映了美国思想界的变动，也影射出美国政府的心态。 冰河在美国这块坚冰上融化出一个洞，在中国这方则反应更为突出。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在外交方面提出了“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广播“中美关系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斯诺敏锐地觉察到“现在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一两条缝了”，和解的种子开始植根于这两个国家的土地中并艰难地生长起来。斯诺惊喜了，他于1960年与1964年两次访华，向美国介绍中国，并传递信息，敦促美国主动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和解，虽在当时没被美国接受，但现在开始引起了它的注意。 识途的老马，谙季节的燕子要启程了，特许的信使，单线联系又要启动了。斯诺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直接写信，提出访华申请。在信中，他仍坚持要保持独立记者身份，以免被认为是不客观不真实的、带感情的报道，强调“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打算利用我与您过去的友谊来写这封信给您”。 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斯诺受到一系列疾病的折磨：疟疾好了，尿路结石又犯了，随后又做了两次手术，切除体内肿瘤。病魔缠身的斯诺，极度虚弱，他已失去了昔日的健壮，体力明显下降，然而他的毅力非一般人能比。曾多次作为翻译，陪同斯诺访问考察中国的徐尔维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持路费。”一次，在访问中遇到一个湖区渔民，他对渔民的蓑衣很感兴趣，渔民表示可以送给他，可他坚持要付费。后来斯诺将它挂在日内瓦家中厅堂的墙上，视为珍贵的礼品。每次采访，他忘记了病痛，不知疲倦地访问、记录、整理材料。 病情好转后，斯诺又出门了。1970年6月，他准备去意大利参加一项电视制作节目，刚到达罗马，电话追踪而至。那是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来的电话，中国大使要见他。大使告诉他，中国政府同意斯诺和他的夫人一起去中国，并拟给其夫人提供路费（这点斯诺也谢绝了）。几个星期后，意大利一家刊物（《时代》周刊）愿意为斯诺夫妇提供旅费，只要他为它提供六篇左右有版权的文章即可。 经费问题解决了，美国方面对记者的限制取消了，记者访华旅行的护照可以不经审批自动生效。尼克松改变了其前任政府的法规，表现了对华政策的和缓，但一般美国居民去华旅行却还要通过规定程序申办护照。这样洛伊丝就只能依此办理了。1965年她申请过却未获准，这次她又提出申请。但她这次不等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就随斯诺前往中国了。因为中国方面早在1964年就同意给予入境签证。 7月31日，斯诺夫妇登上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香港。到达香港后，斯诺由于身体虚弱住进医院。两周后，病情好转了，斯诺耐不住走出医院，乘车前往广州。在广州稍作停留，匆匆飞往北京。这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以来接待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又是老朋友艾黎和黄华等人到首都机场迎接他。 又是一个5年，这时的中国可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是经过了5年动乱后的中国。对于考察和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斯诺好似雾里看花。他写道，这个事件开始时就很复杂，后来被一场热战的偏激宣传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公众在热战中所听到的主要是胜利者的控诉。扑朔迷离的政治局面，使斯诺难以作出准确的报道。 斯诺夫妇回到他教过书的北京大学（原为燕京大学），在此呆了一个星期后，他们又到了清华大学。从这两所学校，他了解到关于“文革”和“红卫兵”现象的一些情况（这是“文革”中影响较大最早的学校）。他们参观了医院、机车厂、钢铁厂；再次到了陕北延安；去了东北，参观了更多的工矿企业，进一步了解了中医与针灸；南下广州参观了“广交会”；接着又到东部沿海地区和浙江产茶区，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带；访问了11个（农村）人民公社，再返回瑞士。 8月18日，刚到北京，斯诺就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乒乓球队的比赛。实际是周恩来总理要会见他。总理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斯诺反问总理，是否中美关系有了松动的可能，“倘若中国寻找和解，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斯诺从总理那里知道中国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军压境。周总理回答道：“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请斯诺来就是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当时在场看球的有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等外宾，周恩来召见斯诺在这种场合是有意的安排，做给外国观察家看。 会见中，周恩来看到斯诺身体较弱，加上北京此时气候正逢“秋老虎”时节，就建议斯诺到北戴河疗养一段时间，那儿是中国有名的海滨避暑胜地。斯诺婉言谢绝了，他要抓紧时间到处看看。他于9月去了东北，在中国国庆节前赶回北京。应邀登上城楼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庆典。斯诺夫妇正在欣赏庆典广场上的人群、彩车、彩旗，一个世界最大的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颇为壮观。突然，周恩来走过来扯他的衣角，示意跟他走，他们被带到主席身边。与斯诺进行了简单的交谈。告诉斯诺，他收到了斯诺的信，但没有立即答复，所以“该你埋怨发脾气的，现在你总算来了。”斯诺回答：“我发脾气了吗？”说他读过斯诺近期的文章 ，其中有对的个人崇拜批评的文章 ，但“这些批评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并不要求你同意我们所作的任何事情，你有权保留你自己的看法，还是保持你的独立判断较好”。也向斯诺问及美国的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等问题。斯诺与主席交谈几分钟后继续观赏庆典活动。 庆典结束后，斯诺被宾馆服务员们包围起来了，服务员们以他能与并肩站在一起感到莫大的幸福。由此可见人们对的崇拜程度，斯诺却不以为然。倒是斯诺和站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却具有历史性意义，它被刊登在圣诞节那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顶头位置上，文称斯诺为美国友好人士。这是中国政府的有意安排，是向美国人传递信息。斯诺后来评述道：美国人没能理解东方人含蓄的表达方式，错过了时机。 庆典之时，斯诺还与周总理在一间休息室里喝茶。总理告诉他，美国政府已提议恢复谈判，但中国认为在枝节问题上的对话已无多大意义，已谈了100多次，没什么结果，而且美国还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说明尼克松也无诚意，中美双方虽各自作了一些外围工作，如中国释放一些美国在越战中的战俘，美国则授意一家意大利公司向中国出售美国制造的自动卸货卡车，但无实质性进展。 11月5日，斯诺从外地考察回到北京，又与周恩来进行交谈。会谈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谈了四个小时，涉及问题很多，但谈话中心是围绕中美关系问题。至于中美是否有可能在北京进行会谈，周恩来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待一位美国特使，中国的条件首先仍是台湾问题，美国必须从那里撤军，周强调中国政府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认为尼克松在就职时给中国的承诺不是认真的，美国入侵柬埔寨是尼克松言而无信。后来斯诺得到的正式记录里这句话被删掉了。 斯诺问：“谈判的门还开着吗？”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至于其他问题都是枝节问题。 随后中美双边关系的外交舞步总算迈开了，伴奏的和观看的是巴基斯坦总统、大使和罗马尼亚大使。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时，捎来尼克松总统的话，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派出特使首先会谈的建议。中国方面立即作出反应，通过巴基斯坦大使又转告美国政府，中国等待美国特使的到来。12月16日，尼克松又通过巴大使向中国返回信息，无论台湾问题是否成为会谈主要内容，美国都愿意谈，只是希望中国方面作出时间安排。中国方面又通过罗马尼亚大使转告尼克松，欢迎他本人访华。 就在此时，约见斯诺。12月18日，两人共进早餐后一直谈到午时1点结束。见面寒暄后，两人讨论了关于个人崇拜、计划生育、中美关系，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对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认为无论在什么国家和地方都有，没有一点崇拜不行，就像斯诺作为记者，如果没人推崇他的报道文章 ，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但又明显表示对文化大革命和对他个人的崇拜感到不满意，想结束“文革”，更讨厌“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剩下一个教员就行了。因为自己是当教员开始的，现在也还是当教员好。 当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他不喜欢民主党，比较喜欢共和党，欢迎尼克松上台，因为他较少欺骗性，硬的多软的少。而且如果尼克松想到北京来，就请你捎个信，叫他偷偷地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谈得成也可以，谈不成也可以。并且又分析了尼克松的心态：他不会秘密地来，一定会大吹大擂，而且尼克松的目的是要拉中国整苏联。说尼克松暂不会来，但在1972年上半年，美国举行大选之时，他将会派人来。他自己则舍不得放弃蒋介石和台湾，可能不会来。但当他想通以后，我们欢迎他来，他自己提出要当面谈，“我愿意和他谈”。尼克松“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 对尼克松的分析后来被证实了。但当时要求暂不发表他与斯诺的谈话，只发表周恩来的谈话就可以了，到一定的时候再发表他的谈话。因为中国方面正在考虑美国人入境的办法，要让左、中、右各派美国人都来中国访问，不会很久，也许一个美国特使要来北京。 斯诺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那儿获取了最准确的信息。他问自己： “为什么要让我得知这类消息呢？”他联想1936年进入陕北后，也是周、毛把消息告诉了自己，就是希望通过自己传递出去。想到这里，他知道自己在中美间起着特殊的联系作用，负有特殊的使命。 1971年2月初，斯诺结束了对中国访问，又一次打破了他自己所预定的访问计划，原定3个月，现在已是6个月了。斯诺从香港返回瑞士，他感到疲惫不堪，他需要休息，理清思路，准备写作。这时他儿子可帮了他很大的忙，回绝了那些想从他父亲这儿获取有关中国方面消息的记者们。 斯诺顾不得自己疲惫、多病和虚弱的身躯，立即投入资料的整理和写作之中。当《纽约时报》向他索取文章时，他立即发出稿子。然而出乎意外的是，《纽约时报》突然决定不刊登斯诺的这篇关于周恩来谈话的文章 ，其理由是该刊没有那么大的篇幅。实际上是该刊不愿接受文章的观点，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观点。这使斯诺火气直冒，过去积压在心中的愤怒一触即发。多年来，他不能为美国所理解、接受，被迫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呢？自己不就是想让美国人抛弃成见和偏见，更多地了解别国政府和人民吗？可得到的回报不仅是自己本人而且还包括自己的著作和文章的被拒绝。斯诺气得骂人了。洛伊丝说道：“这么多年，在华盛顿不被接受，不予承认当做桥梁，也不予任何重视，这次是最后一次全面否定。”“他所经历的一切就是：与迪安·腊斯克的屈辱的会见；当中国方面认为他是一个能给华盛顿带去基于实际的某些启示和思考时，而美国方面却任意地把他抛在一旁置之不理。”她也索回了准备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北京城市风貌的报道。 尽管如此，斯诺锲而不舍，就像飞燕衔泥，点点滴滴地筑巢，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作不懈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中美友谊之桥奠基了，桥墩立起来了，就要铺路面了。3月份，美国《新共和》周刊同意刊登斯诺与周恩来的会谈纪要。紧接着，在4月份，中国方面做出了惊人之举，邀请在日本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进行友谊赛。美国政府批准了。正如人们后来知晓的“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策略，成功地沟通了中美关系。斯诺抓住这个机遇，立即发出他与的会谈纪要。美国《生活》杂志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打了一个擦边球，刊登了斯诺与的会谈纪要，并配以中美乒乓球队比赛的照片。“乒乓外交”与“尼克松作为旅游者或作为总统访华都可以”，传遍全球，美国政府方面再想秘密进行已不可能了。 7月16日，尼克松在电视网亮相，发表了电视讲话，他正式宣布，基辛格已秘密访华归国，中国方面正式邀请本总统访问中国，他已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斯诺为中美关系的和缓而高兴，他的努力工作有了实际成效。 3. 迟到的春天 中美之间长达22年的冰河开始流动了，然而为了化解冰河，斯诺却经受了22年严寒的磨难，他已精疲力竭了。严寒将过，春意来临。斯诺却已不能享受这迟到的春光，他已身患绝症——胰腺癌，将不久于人世。这位长时间单独沟通两国关系的和平使者，在两个大国关系开始新的一页时却要离去；两国关系正常化却要以他的死为开始，这简直是残酷的不公道。 病魔早已缠身，斯诺却不知晓。他总感到疲倦，浑身乏力，到疼痛产生时，还以为是风湿关节炎之类的病，他顽强地坚持着。因为他要赶写《漫长的革命》，同时还要接待应接不暇的来访者，尚有许多许多想要做的事。 自从尼克松电视讲话后，斯诺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约稿、电话采访的都来了。50年代以来，一直不为美国人接纳的斯诺，现在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问题权威。《西行漫记》一再被印行，再度成为畅销书。美国人真是摸不透。斯诺说“乒乓真了不起，现在美国也感到吃不透、吃不够了”。 斯诺的家简直成了大使馆。他不得不请邻居帮忙接听电话，拆阅雪片似飞来的信件。有的人想通过斯诺的介绍去访问中国，有的想通过他把中国的音乐家请来，有的想办中美体育赛事或医疗交流，不一而足。斯诺对他们的要求的回答一概是：“我没什么影响，也无能为力。”世界各大报刊前来预约，在尼克松访华时，请斯诺代表他们，为他们提供第一手报道，并许诺“将不惜一切代价”。 斯诺已感到身体明显不行了，坐在打字机前不到20分钟，腰部就剧痛难忍。他还以为是疲劳过度所致，便去海滨作休假旅行。没想到回家后疼痛仍无减轻。正好洛伊丝也病倒了，医院检查为肝炎，所以斯诺误以为自己也患了肝炎。一检查，结果是胰腺癌导致肝脏严重肿大。无奈之下，斯诺于12月住进瑞士洛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结果导致癌细胞加速扩散。斯诺已无力行走了，尼克松与历史性的会见，他是不可能去报道了。他原想先于尼克松之前赶到北京，报道这历史性的一幕。 手术后，斯诺的病情虽然恶化，但他精神稍好一点又惦记着他的《漫长的革命》。提纲已拟好，但他体力却日益难支，力不从心，他已不能写作了。此时，朋友们来了，玛丽·希斯科特等前来帮助他整理资料，洛伊丝也停下自己的写作全力帮忙。斯诺口述，她们笔录，有时斯诺硬撑着起来翻阅笔记、资料，写上几句，实在不行，他又口述，让家人录音。斯诺决心利用有限的时间写出最后一本著作，报道他在中国的见闻。 尽管病痛难忍，甚至昏迷，但一旦苏醒过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看电视，听广播中的新闻，特别是关于中美关系最新发展的消息报道。他自己不能看时，就请家人读报。他多么希望亲眼看到中国与美国握手言和，结束冷战，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的那一刻呀！是的，虽然不能亲临现场，即使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或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也是对自己莫大的安慰和奖赏啊！ 斯诺在与死亡搏斗。癌症晚期患者感觉上的痛苦，身体上异常的羸弱，加上抗癌药物强烈的不良反应，使他与家人处于绝望之中。世界各地的朋友来了，来看望病重中的英雄。有的为了不惊扰他，只是隔着玻璃窗看看，安慰和鼓励其家属，并主动提出帮忙，然后悄然离去。但斯诺一再拒绝他夫人和亲友的劝告，不同意将病情告诉中国朋友。洛伊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写信给斯诺的老朋友马海德，请他为她丈夫动手术，挽救他的生命。马海德急了，立即把消息告诉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并立即复信要斯诺到中国来治疗。 中国政府及斯诺的老朋友们闻讯后心情十分沉重。中国政府领导人、周恩来等十分关切，立即派出医疗小组赶往瑞士抢救，医疗小组以马海德为组长，挑选了精干、技术一流的人员，他们是中国有名的治疗癌症专家、著名的麻醉师和护理专家等。他们遵照和周总理的指示，计划抢救成功后立即把斯诺带回中国治疗。瑞士政府也没有打算要求斯诺按惯例办理出境手续。 1月26日中国医疗小组乘飞机火速赶往日内瓦机场。他们下了飞机，立即驱车前往斯诺住处。中国医疗使者的出现，使斯诺夫妇异常激动。斯诺惊喜地要从床上坐起来，马海德立即让他躺下。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告诉斯诺：“中国政府、、周恩来派来了医生和护士，来探望你。”斯诺听后兴奋得笑着说：“谢谢！你们来得真快。现在陆军、海军都齐备了，只差空军了。”他对领导人的美好心意表示感谢，但他又说：“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医疗组成员与斯诺亲切交谈后，立即到斯诺的书房去商讨治疗方案。此时的斯诺，由于癌细胞在腹腔内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恶液汁严重，食欲严重下降，他的体质已无法支持近20小时的高空飞行了。为此，医疗小组立即向北京报告，要求改变原计划，实行就地治疗方针。北京方面同意了。马海德告诉洛伊丝：“我们已准备在北京把医院改作为你们的家，但现在只能把你们的家变成医院了。”北京方面指示就近的驻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医疗队抽调两位医疗人员增援。于是，斯诺的卧室被布置成病房，他的书房变成了药房和医疗器械室。医疗组6人分成两班，日夜守护在斯诺身边。 为了挽救斯诺的生命，减轻他的痛苦，医疗组的同志想尽了办法。马海德与斯诺夫人一起为斯诺制定食谱，有时还有中国饭菜。当斯诺能张口吃的时候，医疗人员会心地笑了。营养支持疗法起了作用，斯诺精神稍有好转。医疗组所带医疗器械和药品不够，便设法租用和购置，从世界各地买来珍贵的药品，对斯诺有用的药应有尽有。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夫妇每天驱车往返于伯尔尼到日内瓦的高速公路上，有时一起陪着斯诺，彻夜守护。大使馆还专门为医疗组安排了三辆专用车，随时调用。 中国医疗人员体验到在重病中的斯诺仍然是那样的顽强，具有异常强烈的责任心。在生命垂危时刻，他仍然想着还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没有写完。斯诺常常问马海德：“你们对我有什么计划？我什么时候可以写作？”马海德强忍悲痛，不得不瞒着老朋友，对斯诺说：“你会好的。当春天到来时，你就会重新提起笔来的。”这给病中的斯诺以很大的安慰，他可以重新写作，多好呀！ 斯诺性格坚强。晚期癌症的巨大痛苦，常人免不了呻吟。但斯诺从没有叫喊过，即使痛得彻夜难眠，也从不出声，他不想给医疗组人员增添麻烦。他在去厕所的几步路上即使气喘嘘嘘、周身颤抖、虚汗直流，他也坚持自己上厕所，不允许任何人搀扶，他抗争着，直至昏迷。斯诺坚强的毅力，使医护人员心里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只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他又表现出爽朗豪放，是一个笑对死亡的人。他愉快地与医疗组人员交谈，似乎忘记了他是一个垂危的病人，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温暖之中。 斯诺的病情逐渐恶化，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受中央和政府的委托，在去纽约的途中，专程从亚的斯亚贝巴绕道前来探望斯诺。当黄华来到斯诺床前，握住他的手时，斯诺霍地想要坐起来，他认出了黄华。黄华说他带来了、周总理和宋庆龄先生的亲切问候。斯诺对黄华、马海德说：“哈哈，咱们三个‘赤匪’又在一起了。”斯诺竟然高兴地笑出了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亲切谈话了。黄华与马海德已禁不住眼睛湿润了，他俩为即将要与老友分别而痛心疾首。 病魔无情，斯诺已出现肝昏迷合并消化道出血。2月14日晚上8点，交接班开始了，但全体医生和护士都没有离开。洛伊丝知道情况不妙，心情沉重呆若木鸡似地站在斯诺床边。两个孩子也沉默无语守候在一边。医护人员进行最后的抢救，但不幸的时刻还是来临了。2月15日凌晨2点16分，斯诺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与世长辞了。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为失去了可敬的人而悲伤流泪，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而悲痛。 医疗组人员为斯诺洗了澡、整了容，给他换上了整洁的黑色高领毛衣、褐色西装长裤和淡蓝色的晚礼服。他们从屋外采来了所有的鲜花安放在斯诺遗体周围。斯诺安详而庄重地仰卧在花丛中。 洛伊丝泪流满面，拥抱和亲吻了中国医疗组的每个成员，深情地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医生的眼泪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虽然你们在斯诺的病体上没有作出什么奇迹，但是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减轻了他的痛苦，让他庄重地离去，这本身就是奇迹。”“过去我经历过许多事情，但是印象最深的是你们在这里的表现。相信我的子女也会从你们认真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我们感谢中国人民的支持。” 斯诺，这位勇敢的使者，一生牵情传谊的友好使者，已经走完了他艰难而坎坷的道路。他逝世在尼克松正式访问前三天，遗憾的是他想在电视上看到尼克松与握手，看到中美建交的历史性画面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时值中国旧历年大年初一，噩耗传来，、周总理、宋庆龄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悲痛不已，他们先后给斯诺夫人及子女发出唁电。2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志方大使宣读了中国领导人的唁电，斯诺的家庭医生戴蒙德先生及友人韩素音女士、马海德、沙布里等人致悼词，赞扬了斯诺的光辉一生。 主席的唁电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恩来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象征……对这样一位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宋庆龄说： “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的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也举行了追悼仪式。在日内瓦郊外的约翰·诺克斯、纽约市的联合国教堂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一些地方，分别举行了追悼活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精神永存 斯诺是一个美国人，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美国人。他来自于美国，却又对美国感到陌生，并被美国遗弃了20余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回到美国的愿望没能实现。直到此时美国人才发现他们错了，他们不该坚持错误而一直拒绝他的独特见解。可是没有一个美国人问：“是谁抛弃了埃德加·斯诺？”只是在尼克松访华时，随行的七八十位记者中，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有深度的文章来报道这历史性的事件时，才想到了斯诺。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在美国发生，美国不再对像这样正直的、有独立见解的、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士采取非理性的态度和限制政策。 1972年2月初的一天，斯诺收到从华盛顿邮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斯诺先生： 我想要你知道，我一直思念着你，也一直在为你康复而祈祷。我知道，对你这么一位充满活力而又热情奔放的人，将会感到医院是如何狭小而又窒息啊！ 我只希望那会更促使你了解到你那卓越伟大的事业是如何广受尊敬和敬仰。我永远祝福你。 你的诚挚的理查德·尼克松 洛伊丝读罢来信，问斯诺是否要回信，他诙谐地说：“不要麻烦了。” 尽管尼克松后来对部属规定：凡是有关斯诺的书和文章都是必呈的资料，都弥补不了自己曾设圈套迫使斯诺背井离乡的错误。 为什么只有到了斯诺辞世、尼克松访华之时，美国人才发现自己错了呢？为什么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国就不能容忍一个世界记者的有独特见地的文章和观点呢？为什么不了解中国，却要拒绝斯诺的有关中国的观察报道呢？真是令人费解而答案十分明了，为了美国的需要。 斯诺过早地去世，美国人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曾经不愿意接纳斯诺的观点和文章的报刊杂志现在大肆鼓舌了。斯诺故乡的《堪萨斯明星报》为家乡出了著名人物而声称：“埃德加·斯诺在自己国家里终于成了一位享有盛誉的预言家。”直到1971年还不愿发表斯诺文章的《纽约时报》却在此时称“斯诺有先见之明”。《芝加哥论坛报》则哀叹：“斯诺没有活到毛、周与尼克松总统所进行的历史性会面之后，为美国人报道他对毛、周的直接印象，真是太可惜了！”不一而足，其他报刊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文章 ，赞赏斯诺：通过勤奋报道的艰苦方式，达到了其他新闻记者不可超越的地位，等等。1983年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学授予斯诺名誉博士称号。然而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斯诺的作品，并没有真正接受斯诺的忠告。因为美国连自己都没有认清自己，加上“孤立主义”，顽固地拒绝了解别的地区的全面情况，只想听到别人的坏消息。而且美国只想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不顾别的国家民族的感情。所以中美建交前后一直摩擦不断，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端。恐怕美国要真正从斯诺的品质中吸取点什么，去理解、关心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社会运动。这样，斯诺所期望的美国要“懂事”、要“长大”些才会得到实现。 斯诺生前是一只脚踏在密苏里，一只脚踏在大洋另一岸的中国；死后还是一半留在中国，一半安放在美国。为了安置斯诺的骨灰，洛伊丝和其儿女们开始时费尽脑筋，因为斯诺的一生涉及到许多国家和历史事件，他们寓居瑞士，又保留美国国籍，不知怎么办才好。西安认为父亲深受马克·吐温及其作品的影响，或许可从马克·吐温的那条语录中找到答案；但他又不愿受中国人的恩惠，放到中国去恐怕违反他生前的独立性原则。一年后，洛伊丝在清理书籍时，找到斯诺夹在书稿中的一张字条，问题解决了。原来斯诺早有准备，实际事先留下了遗嘱，他写道：“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活着时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一部分被安放在赫德逊河畔，在它汇入大西洋流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滨岸之前；我感到我是人类的一员，因为我见过几乎每块大陆上值得尊敬的人。” 1973年10月，洛伊丝带着斯诺的一部分骨灰来到中国。她选择了北京大学（昔日的燕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周恩来书写了中文碑文：“纪念埃德加·斯诺，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1905—1972年。”纪念碑是用白色大理石制作的，用中、英文刻下了碑文。这样，斯诺生前不愿意留在中国，婉拒中国人的挽留，死后却永远留在了中国，在九泉之下关注中国的发展。 1974年5月，洛伊丝带着斯诺的另一半骨灰到达美国纽约州的赫德逊河畔，在斯诺生前旧友家的花园里靠河边的地方安葬。 斯诺可以安息了。洛伊丝在朋友玛丽·希斯科特的帮助下，整理出版斯诺的最后一本书《漫长的革命》。在书的最后一页上给了美国人以最后的忠告：“美国人可能想象中国人会放弃以及毛的世界观，变为温和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一个更为现实的世界确实已经在望了。但如果普遍存在一种幻想，认为将出现一个由各种意识形态掺和起来的可爱的混合体，或者认为中国已丧失革命信念，那么当幻想破灭时，只能使深渊变得更深。在北京看来，一个不通过革命来加以变革的世界——中国最亲密的友好国家也将是不革命的国家的那一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对的和平的世界，对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必要的。希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 斯诺开拓的事业以及他获得的成功，其精神品质值得人们继承和发扬。为此在中国成立了“三s研究会”（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学成立了“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收集斯诺的有关资料。在斯诺逝世十周年之际，在中国武汉召开了学术研究会。斯诺的著作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和中国的必读课本。 人们在称赞斯诺的功绩时，认为“他的著作比他本人的寿命更长”。他成功地沟通了中美双方，使双方消除了误会，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作为记者，他完成了一系列新闻报道的杰出篇章 ”，“他对帮助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国内所发生的巨变，做出无可比拟的功绩”。“许多西方人被誉为中国的朋友和解释者，但只有他才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既被新中国又被西方一致确认不疑地列入此范畴的人物”。 但是，人们更多的是探究斯诺的精神品质，并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而敬佩他。他的正直的品德、严谨的作风、独特的风格、深邃的思想博得人们的广泛尊敬，他为后人树立了风范，并且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影响和贡献大大超出了新闻学领域，成为公认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著名的记者、编辑，也是优秀的作家、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和各国人民和平与友好的使者。他不参加任何运动，坚持真正的客观报道。然而“真正的客观并非‘站在中间。’也不是拒绝支持任何一方，而在于积极响应适应客观历史的现实的进步运动。正是这种品质使他的著作在今天仍有活力和意义”。“所以更确切地说，斯诺既不缺乏批判能力，也不天真幼稚。但他从经验和研究中得知进步在何处，反动在何处，历史在何处前进，又将把什么抛在后边，因而为自己确定了相应的方向”。“他全心全意帮助过许多运动”，其中包括中国30年代中期的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合”运动，美国人民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等。“他的民主精神始终如一，旗帜鲜明，而且无穷无尽”。他带着美国人民早期反殖民统治的独立革命精神来看待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因而对中国的反殖民统治和反封建主义的进步运动予以支持，赞成中国的革命精神。 斯诺具有不畏艰险、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热爱人民、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毕生致力于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友谊和团结互助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的这些品质教育和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人们。正是他的冒险，粉碎了“赤匪”谎话，为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找到了坚强的同盟者，为中国人民找到了民族的希望和出路。正是他报道了苏联军民的英勇战争，鼓起了盟军的勇气，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正是他冲破了白宫的重重障碍和封锁，肩负太平洋两岸中美两国人民的重托，架设起中美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廓清美国方面落后于历史的、有害于人民的陈腐观念。他毫无疑义地成为了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单独联系之环，最终促使中美的和解。 他那勇敢的探索精神，“眼见为实”的求实精神，使他能够对社会历史的潜流有所认识，并对历史的潜流作出正确的预测。他并不是预言家，但他对历史运动的各种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他自己说过“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民”。当然他对变革先驱的超群人物也感兴趣，如、周恩来、罗斯福、尼赫鲁、甘地等。斯诺曾说过：“我的看法是，如果作品最终对人类的知识作出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贡献，那它就有存在的理由；我还认为，不去报道穷人和被压迫者所感兴趣的事，就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正因为如此，斯诺的报道颇具特色。他不是为新闻而新闻，他的报道总是多视角的，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文学性与新闻性，是一个综合体。他开创了新闻学的新领域，融事件人物、历史背景、作者亲历记与评论、前景预测于一体。他的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埃德加·斯诺，一个从美国中部走出来看世界的小伙子，成为20世纪在近处观察世界的人。他的足迹遍及世界舞台的风暴地区，经历了各种运动的洗礼，他从中受到了教育，受到影响。正如斯诺少年时期的朋友查尔斯·怀特博士说的：“埃德加·斯诺像我们大家一样长大，只是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正因为斯诺看到的东西多了，他抛弃了一切偏见、成见，他对他所见到的一切国家的人民亲善。即使到了晚年，久负盛名之下，他对一切来访者都以礼相待，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从不摆长者或专家权威的架子。玛丽·希斯特科说：“正因为斯诺看到他自己的一部分价值，他因此能够评价整个人类；正因为他酷爱学习，他也可以教育我们大家。”“对那些有幸通过斯诺的著作和信件以及个人交往而成为斯诺朋友的人来说，认识斯诺的快乐必定会超过失去他的痛苦。如果斯诺的去世使人们更切实地感到死亡是如此的不公正，那么这或许会促使我们像斯诺生前那样，为生活中的公正更加努力地工作。” 斯诺到亚洲受到了教育而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国人，同时他也影响和教育了别人。他的著述把事实真相和由此产生的希望带给了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男女和许多国家的读者。对史迪威、卡尔逊等美国将军产生过影响，对后起之秀的新闻工作者如拉提摩尔、贝尔登等有直接影响，以及与斯诺有过联系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和影响。 斯诺夫人洛伊丝指出：“正如他的同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杰克·贝尔登一样，埃德是美国新闻界的优秀代表。同样还有医学界代表马海德、政府人员代表约翰·谢伟思、埃文斯·卡尔逊等其他突出代表，他们致力于行动，致力于沟通和交流事业……他们是关心人类的幸福、价值和尊严的国际主义者。” 斯诺的活动领域是全球性的，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世界性的，他的着眼点是全人类。他的艰辛经历，塑造了这个自称为“世界公民”的人。斯诺的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他的具体建树，也超越了他的所见所闻与美国人对他报道的反映之间的矛盾，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作为记者，他的忠实的记录为世界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国际主义者，他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世界日新月异发展的当今，人类感到时间和空间变得狭小了，人们感叹已成为“地球村”了。然而在斯诺逝世25年后的“地球村”并不都是和平与民主的，局部战争和地区性冲突仍时有发生。人类需要和平，呼唤和平民主，如果在我们的“地球村”里多一些像斯诺这样的“村民”，多一点对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战争冲突将会消失，世界将变得更加宁静和美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 埃德加·斯诺生平大事年表 1905年7月19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1923年在堪萨斯城西港中学毕业。 1923年—1925年在堪萨斯初级学院学习。 1926年—1927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 1928年4月在“兰德诺”号船上当水手，到达夏威夷。 1928年7月乘“神与丸”号船偷渡到日本。 1928年7月从日本乘船抵达中国上海。 1928年9月—1930年3月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代理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 1929年4月—1929年7月沿中国铁路线旅行采访，到达萨拉齐。 1930年7月—1931年9月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远东游历记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华南、西南及东南亚、南亚采访。 1931年9月到中国东北采访。 1932年12月圣诞节与海伦·福斯特在美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举行结婚典礼。 1932年—1941年受聘为《伦敦每日先驱报》驻远东特约记者。 1933年3月—12月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安家北京。 1933年—1934年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 1933年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撰写第一篇文章 。 1934年—1937年任美国《纽约太阳报》特约记者。 1935年1月发表《鲁迅——白话大师》。 1935年12月参与“一二·九”运动。 1936年7月编译的中国左翼作家作品《活的中国》出版。 1936年6—10月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1936年11月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与的谈话。 1937年1月创办英文杂志《民主》，发表了访问苏区的报道。 1937年2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斯诺在陕北拍摄的75幅照片。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 1937年底与路易·艾黎、海伦等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 1938年2月《西行漫记》在中国上海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 1938年7月到武汉视察“工合”情况。 1938年7月—1939年10月到重庆、成都、延安考察“工合”情况并采访。第二次见到并谈话。 1939年10月到香港、菲律宾为“工合”募款。 1940年菲律宾碧瑶从事写作。 1941年《为亚洲而战》在美国出版。 1941年2月由于报道“皖南事变”真相，被迫离开中国回故乡。 1942年2月24日一晤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1946年任《星期六晚邮报》世界记者，访问印度、缅甸、伊朗、伊拉克、苏联和中国。 1942年10月到达苏联采访。 1943年2月在苏联顿河、斯大林格勒前线采访苏德战争。 1943年—1951年任《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 1944年《人民在我们一边》出版。 1944年5月26日二晤罗斯福总统。 1944年6月再到苏联采访，后到波兰、法国、奥地利、德国采访。 1945年3月3日三晤罗斯福总统。 1945年《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出版。 1945年底—1946年初到朝鲜、日本采访。 1947年《斯大林需要和平》出版。 1947年底第三次到东南亚、南亚采访。 1949年5月与海伦·福斯特离婚，一周后与洛伊丝·惠勒结婚。 1951年辞去《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职务。 1957年《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9》出版。 1957年应费正清之邀，受聘为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1958年《复始之旅》出版。1959年9月被迫离开美国移居瑞士。 1960年6月28日—11月15日作为美国《展望》杂志记者第一次访问新中国，第三次会见了、周恩来等人，并作重要谈话。 1962年《大河彼岸》（后改名《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在美国出版。 1964年10月18日—1965年1月19日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第二次访问新中国，第四次会见、周恩来等人。后发表与周恩来的谈话，传递中国方面关于中美和谈消息。 1968年将两次访问新中国的拍摄镜头汇集成74分钟的纪录片《人类的四分之一》。 1970年8月14日—1971年2月意大利《时代》周刊资助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洛伊丝·惠勒第一次随斯诺到中国。 1970年10月1日应邀参加新中国21周年国庆大典，登上城楼，、周恩来接见了斯诺夫妇。 1970年10月18日与斯诺进行重要谈话。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埃辛斯村逝世。 1972年《漫长的革命》由洛伊丝·惠勒整理出版。 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畔。 1974年5月18日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安葬于美国纽约州赫德逊河畔。 参考书目 刘力群主编的《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尹均生等主编的《纪念史沫特莱》，1987年版； 王恩光等译，〔美〕snow·f·w著《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 裘克安编辑的《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 沈蓁等译，〔美〕约·马·汉密尔顿著《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 刘炳章等译，〔美〕海伦·福斯特著《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 埃德加·斯诺著《红色中国杂记》，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夏翠微译《我在旧中国13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 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胡为雄译《漫长的革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刘力群著《埃德加·斯诺》，《人物》198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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