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传》 第一章 灰色的童年 引言 前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列夫·达韦多维奇是杰出的理论家，也是本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突然消失的神秘的人物之一。他曾是前苏联十月革命的总指挥，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他还是红军的创建者，苏联国内战争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第一任外交部长，杰出的宣传鼓动家……可是这样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突然于20年代末从苏联政治生活中消失：若干年后，1940年，传出了他在墨西哥城郊的一幢别墅里被害的消息。 托洛茨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他在政治上的大浮大沉的原因何在？以及最后，他为什么被杀？死于何人之手？作者编撰此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托洛茨基坎坷一生的描述，通过对震惊世界的“托洛茨基谋杀案”的介绍和分析，帮助读者能对上述问题有所了解。历史决不会湮没在故纸堆中的。 岁月匆匆，人生易老。托洛茨基惨遭杀害距今已整整58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天国的托洛茨基的灵魂也许还未得到安息，甚至是成了一个漂泊的惊魂，痛苦地在无垠的天际邀游，他也许见到了许多他曾熟悉的面孔，如列宁、斯大林、基洛夫、布哈林，还有赫鲁晓夫……几十年来，你死我活的一场场相互拼杀之后引来的无穷思绪，是否永远遗恨在这些亡魂的心头…… fffff “我的童年不是饥寒交迫的。在我出生以前，我的家庭已相当富足，但这是刚从贫困中走出来而又不甘心半途停步的小康之家的富足，生活仍然是十分严峻的。大人们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心思都扑在劳动和发家上。在这种家庭中孩子们过的当然是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我们不觉得短缺，但也不知道奢侈。我的童年既不属于少数人的那种阳光灿烂的绿茵，也不是大多数人的那种饥饿、暴力和屈辱的黑暗的深渊，这是农村中小资产阶级的灰色童年。在我们那个偏僻的乡村，大自然辽阔宽广，而人们的习俗、眼光和需求却是闭塞和狭窄的。”托洛茨基是这样描写自己的童年的。 他的父亲是一个农夫，先是贫农，后来成为较富裕的庄园主。他小的时候跟着全家离开波尔塔瓦省的一个犹太小镇，来到南方的草原寻求幸福。在赫尔松省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当时有四十来个犹太人农业移民区，居民约25 000人。犹太农民法律上与其他农民一样平等，生活上也过得一样贫穷。 他的父亲不知疲倦地、发疯似地劳动，省吃俭用，积蓄每一个钱，终于成为一个较富裕的人。 9岁的托洛茨基几乎未走出家乡村子一步，这个村子叫扬诺夫卡。他的爸爸、妈妈常常整日不出门，哥哥萨沙和姐姐丽莎也从学校回家来过圣诞节。 星期天，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梳洗一新，带着理发剪和梳子来为爸爸、实验中学学生萨沙和托洛茨基理发。冬天全家人午饭吃得慢条斯理，饭后还聊聊天。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总是抽着烟，吐出一个个绝妙的烟圈儿。有时人们还让萨沙和丽莎朗读点什么。老人坐在暖炕上老是打瞌睡，常被人捉住。晚上他们坐在一起玩纸牌“傻瓜”，张大嗓门喊叫，有时还吵起嘴来。孩子们觉得骗自己的父亲是特别有趣的，因为他打牌漫不经心，输了哈哈一笑完事。 而托洛茨基的母亲则不同，她玩牌很精，也容易激动，老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儿子，怕他做鬼骗她。 从扬诺夫卡到最近的邮电局有23公里，离铁路则更远——35公里还不止。要到县自治局、商店或市中心去，需要走很长一段路，而跟那些发生历史大事的地方就相距得更远了。这里的一切都按农业劳动的特殊节奏进行，除了世界粮价以外，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报刊杂志那几年在乡间从未见过，到后来托洛茨基成了中学生以后，才有报刊寄来。信很少，有特殊情况才会收到信。得到信是一件大事，收到电报则是灾祸。 托洛茨基的父母在辛勤劳动的一生中并非从没有发生过龃龉，但总的来说是相亲相爱的，虽然他们是出身不同的人。他母亲出生于城市小市民家庭，城里人一般是瞧不起双手长满老茧的庄稼汉的，可是父亲年轻时长得很英俊，健壮而又潇洒，神态刚强而又机敏。他不断积累财富，终于在几年之内买了扬诺夫卡那块地。从省城来到草原乡村的年轻女主人一开始对农村的严峻条件很不习惯，但不久就适应了，而且从那时候开始45年矢志不渝。他们先后有了8个孩子 （托洛茨基是第五胎），但只有4个长大成人，那4个都幼年夭折，先后死于白喉或猩红热。他们都是无声无息地死去，就跟世人无声无息地活着一样。耕地、牲口、家禽和磨坊占据了他们父母的全部精力。 冬去春来，季节更迭，繁忙的农事淹没了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家庭中没有柔情的表露，尤其是在孩子们幼年的时候。但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却存在着深厚的劳动伴侣的情谊。比如，浑身粉朴朴的母亲从磨坊里回来，还没走进大门，父亲就会说： “去，给母亲端只凳子。” 父亲就要收工，快要到家的时候，母亲会喊道： “玛什卡，快把茶炊摆上。” 他们俩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精疲力竭。毫无疑问，男人无论在智力还是在性格方面都胜于女人。他父亲比较深沉、持重和有分寸，对人、对事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俩口子很少添置东西，特别在晚年——他们是很节俭的，从来没有错买过一件物品，无论衣料、帽子、鞋子、马匹或是机器，他都很在行。 “我决不喜欢金钱。”后来有一次他对托洛茨基说，仿佛为他的吝啬做辩解。“但我也不愿意身无分文。需要用钱的时候，一个子儿没有，那可就糟了。” 这位多子的母亲由于多次生育和劳动过度，有一次病倒了，决定到哈尔科夫的一位教授那儿去求诊。这次远行求医是件大事，家里着实准备了一番。 她带了足够的钱，还带了黄油、奶油面包干和烧鸡等等。到了哈尔科夫开销更大，教授门诊一次就是3卢布。他们之间，或是跟客人谈起这件事时，总是竖着一个指头，带着一种庄重的表情，一方面表示他们尊重科学；另一方面也抱怨花了这么一大笔钱——当然，这里也隐含着能拿出这笔前所未闻的巨款的骄傲。全家人焦急地等着母亲的归来。后来他们的母亲穿着一身新衣回来了，这件衣服在他们扬诺夫卡的餐室里显得特别光彩照人。 孩子们小的时候，父亲很慈祥，非常和蔼可亲。母亲倒常常发脾气，有时孩子们并没有什么过错，纯粹是她累了，或是家务事不称心罢了。那些年，有什么事去求父亲往往顺当得多。但以后父亲逐渐变得严厉了，其原因主要是生计变得艰难，庄园发展以后事务更加繁杂（特别是80年代农业危机时代），以及孩子们给他的烦恼和失望等等。 在漫长的冬季，草原飞雪席卷整个扬诺夫卡，积雪比窗子还高，这种日子母亲便喜欢看些书。她坐在餐室的三角形暖炕上，把脚搁在面前的一张小凳子上；或是当冬日黄昏早早来临时，靠在丈夫的安乐椅里，迎着从结着冰的小窗透过的亮光，用一只粗糙的手指指着一行行字，大声地朗读着从博布林涅茨图书馆借来的小说。有些词句常常使她费解，遇到复杂的句子更是结结巴巴。有时一个孩子稍稍一指点，便能使她茅塞顿开。她读书孜孜不倦，很有耐心。冬天这种时候只要空闲都能在客堂里听到她的琅琅读书声。 托洛茨基的父亲到老了以后才学会拼读单词，为的是想能读出托洛茨基写的书的书名。1910年托洛斯基在柏林知道他父亲是在怎么孜孜不倦地努力了解自己的儿子写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时，心情十分激动。 十月革命爆发时，托洛茨基的父亲已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母亲于1910年逝世，而父亲一直活到苏维埃政权建立。国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南方政权不断更迭，局势十分险恶，这位75岁的老人不得不步行几百公里到敖德萨去寻找一个临时栖身之地。红军对他是威胁，因为他富有；白党在追捕他，因为他是头子之一托洛茨基的父亲。苏维埃军队肃清南方的白党以后，他才得以在莫斯科安身。当然，十月革命剥夺了他积聚的一切。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在莫斯科附近管理一家国营小面粉厂，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很喜欢同他聊农业生产问题。这位老人于1922年春天死于伤寒，当时托洛茨基已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宣读报告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生活新纪元” 1 红胡子的车夫 童年的托洛茨基常常偷偷地跟挑木工人去田里捉土拨鼠。干这活儿要手脚麻利，动作准确，不能快也不能慢。把水灌进鼠洞以后就手执棍棒静静地等候那湿漉漉的小脑袋出现。老土拨鼠全用屁股堵住洞口，长时间地顽抗，只有第二桶水灌下去，它才会屈服，跳出来束手就擒。孩子们剥下死土拨鼠的四只爪子，用绳子扎起来：消灭一只土拨鼠，地方政府就付给1戈比。从前只要交尾巴，但一些滑头的人能够用一张鼠皮做出十来只尾巴，所以就改成交爪子了。回家的时候孩子们总是浑身又脏又湿，所以家里不许他们干这些事，而宁愿让他们端坐在餐室的沙发上画瞎子俄狄浦斯①和安捷戈涅②什么的。 ① 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之子，因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出生后被其父弃于山野，但被一牧人救起。长大后俄狄浦斯无意中杀死了父亲，成了忒拜国王，并娶了生母。当他知道他幼年时得到的神谕应验后，弄瞎了双眼。 ② 希腊神话中瞎子俄狄浦斯的女儿，她违反权父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兄长波林尼克的尸体埋葬，因而被囚禁在墓穴中，后自缢身死。 有一次孩子们跟母亲乘雪橇从离他们最近的小城博布林涅茨回家。四周的秋雪亮得使人睁不开眼，颠颠簸簸的路程催人昏昏入睡。忽然，雪橇转弯时翻了个个儿，廖瓦③头朝地栽了下来，毯子和草垫把他压在下面。他听见母亲惊恐地喊叫，可没办法回答她。还是车夫——一个身材高大、红头发的年轻小伙子，他受雇在托洛茨基家不久——掀开毯子，才找到廖瓦。后来，大家重新安顿好，又上路了。小玛莎开始抱怨说她冷得仿佛脊背上有一群蚂蚁在爬。 ③ 托洛茨基的爱称。 “蚂蚁？”红胡子车夫回过头来问道，露出一口结实的白牙。 小玛莎瞅着他的嘴巴，说道：“是的，你知道，就像是有一群蚂蚁。” “没什么。”车夫笑道。“就要到了。”说着扬起鞭，催促那匹浅棕色的马。 可是，第二天夜里，正是这个车夫和这匹浅棕色马不见了。庄园里一阵骚乱。立刻组织了一支搜索队，由小玛莎的大哥率领。他套上马，保证要狠狠地惩治这个强盗。 “你还是先逮住他。”廖瓦的父亲抑郁地道。 两天以后，搜索队回来，廖瓦的哥哥说雾太大，赶不上那盗马贼。就是说，那个长得很帅的快活小伙子是个贼？他还有一口结实的白牙哩！ 廖瓦发烧了，难受得辗转不安，胳膊、脚和脑袋都不能动弹，好像肿得要顶到了墙壁和天花板似的。廖瓦无法摆脱这种折磨，因为它们是来自身体内部。廖瓦的喉咙疼，浑身热如火烧。廖瓦的父亲和母亲瞧了瞧，然后彼此惊恐地交换了下眼色，决定往喉咙里敷一些药物。 “我怕孩子得的是白喉。”母亲道。 “要是白喉，怕他早躺到长凳上去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说道。 廖瓦模模糊糊地猜想着，“躺在长凳上”就是死了，就像妹妹罗佐其卡死时那样。但他相信，他们这不是在说他，所以小病人只是平静地听着。最后决定把孩子送往博布林涅茨。母亲虽不算很虔诚，可是要她在安息日进城，她是无论如何不愿意的，于是就让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送小病人进城。他们住在小塔吉扬娜家，她原来是他们家的使女，后来嫁到博布林涅茨来。塔吉扬娜没有孩子，所以不怕传染。沙图诺夫斯基医生看了看孩子的喉咙，量了量体温，只像通常那样说了句“眼下还难讲”就走了。塔吉扬娜给孩子一个啤酒瓶，那瓶子里有个用小木棒和小木板搭成的教堂。两条腿和胳膊不再碍事。孩子终于痊愈了。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那是在托洛茨基的“生活新纪元”开始不久。 事情是这样的。老阿勃拉姆叔叔有时能一连几个星期不跟孩子搭一句腔。可是，一次他忽然兴冲冲地把廖瓦叫住，问道： “你现在告诉我，今年是哪一年？不知道？ 1885年！说一遍！记住！ 过后我还要问你。” 孩子弄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的，今年是1885年。”性格娴静的表姐奥丽加说道。“明年就是1886年。” 孩子不相信她的话。既然时间有一个自己的名称，那么这个“1885年” 的名字就应当永远存在下去，就是说，要存在很久、很久，就像门口那石门坎用的大青石一样，像磨坊一样，也像廖瓦自己一样。奥丽加的妹妹别佳不知道该相信谁说的好。他们3人都为将要进入一个新时期而惴惴不安，仿佛人们突然给打开了一间昏暗房间的门，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只听见乱哄哄的人声。最后廖瓦还是屈服了，同意了奥丽加的意见。就这样，1885年就作为第一个有号码的年份进入廖瓦的记忆。这是廖瓦生活的无形和纷乱的史前时期的结束，廖瓦心中的一张年表就从这一年起存在了。这时廖瓦6岁。对俄罗斯来说，这一年是歉收、危机和首次发生工人大骚乱的一年。不过使廖瓦惊奇的仍然只是它的不可思议的名字，廖瓦曾经惶恐不安地力图探求这时间与数字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后，一年一年你来我往不停交替，始而慢些，尔后越来越快，但1885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作为一个长者和始祖，凌驾于它们之上。1885年成了“廖瓦的新纪元”的开始。 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廖瓦爬上停在门廊前的一辆马车，手里攥着缰绳，等候他父亲上车。年轻的辕马突然跑动起来，它们掠过房屋，穿过谷仓，跨过花园，越过没有道路的田野，径直向坚博夫斯基庄园方向跑去。廖瓦身后传来了人们的喊叫声。前面有一条河沟，马儿仍然狂奔着，只是跑到了沟边，它们才骤然转弯，差点没把马车给甩翻。终于它们像生了根一样停住了。车夫首先赶到，接着是廖瓦父亲和几个工人，母亲在远处呼喊着，姐姐痛苦地搓着双手。直到廖瓦扑向母亲怀抱时，母亲还在呼喊。脸色吓得像死一样苍白的父亲给了廖瓦两记耳光，他甚至并没有为此感到委屈，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就在这一年他跟父亲去了一趟伊丽莎白格勒。他们在黎明时赶车出发，一路上不紧不慢地走着，在博布林涅茨喂了马，傍晚时到了弗希瓦亚。因为听说城外常有盗匪出没，所以他们留在城里过了一夜。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像伊丽莎白格勒那样给孩子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它的人行道、葱绿的屋顶、阳台、商店、警察以及一串串红气球等使他至今不忘。在整整几个小时内，他一直睁大一双眼睛，观赏现代文明的英姿。 2 启蒙学堂 一年以后，廖瓦开始上学。一天早晨，他起床后匆匆忙忙地洗了脸（扬诺夫卡的人洗脸都是匆匆忙忙的），然后走进餐室，预感到新的一天 （特别 是想到那等待着他的奶茶和夹奶酪的奶油鸡蛋面包）的快乐。母亲和一个身材瘦削、脸上带着一种类似奉承的苦笑的陌生人已经坐在那儿。从他们两人瞧他的眼神，廖瓦看出，他们俩谈的事显然与他有关。 “来问好吧，廖瓦。”母亲道。“这是你的老师。” 廖瓦略带戒心但不无兴趣地看了看这位老师。老师和蔼可亲地跟廖瓦打了招呼，每一个老师在家长面前跟他未来的学生打招呼几乎都是这样的。母亲当着廖瓦的面跟他把事情谈妥：给多少卢布和多少普特的面粉，老师必须在移民区的学堂里教孩子俄文、算术和古希伯莱文的圣经等。其实，确定讲授什么也是很模糊的，因为他母亲在这方面并不甚了然。在啜奶茶的时候，孩子觉着是在品味未来命运。 下一个星期天，廖瓦的父亲领他去移民区，把他安置在拉希莉娅婶婶家里，当然他们给她带去了面粉、荞麦和小米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土产。 从扬诺夫卡到格罗莫克列依有4俄里路程。移民区沿着一条峡谷延伸，一边是犹太人聚居区，一边是德国移民区。这两部分对比鲜明：德国移民区房屋整齐，屋顶不是用瓦盖的就是用草铺的，马匹壮实高大，奶牛皮毛光泽鲜亮；而犹太人聚居区则多是些破败不堪的草屋，屋顶七零八落，牲口也可怜兮兮。 说来也奇怪，廖瓦上的这所启蒙学堂留给他的印象十分淡薄。廖瓦描画俄文字母的石板，老师那干瘦手掌上的弯曲的食指，学生们齐声朗读圣经，处罚一个偷东西的男孩——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模糊不清的片断，朦朦胧胧的点滴，没有一幅鲜明的图画。也许，只有老师的妻子是个例外。师母是一个高个子胖女人，她时不时参与到他们的教学活动中，而且每次都是突如其来的。有一回，他们正在上课，她跑来抱怨说什么新磨的面粉有股怪味儿，而当老师伸长尖鼻子在她的手上闻一闻的时候，她把她手中的面粉猛地撒到了他的脸上。她这是寻丈夫的开心，引起了男女学生的哄堂大笑。只有老师一个人愁眉苦脸，垂头丧气。廖瓦看着他满脸白灰站在教室中间的狼狈相，真是很同情他。 廖瓦住在慈祥的拉希莉娅婶婶家，却仿佛并不感到她的存在。在这个家里主宰一切的是叔叔阿勃拉姆。他对侄儿、侄女们从不关心，对廖瓦还算不错，有时把他叫去，递块带骨髓的骨头什么的给他吃，还说：“就这块骨头，说真的，给10卢布我都不卖。” 廖瓦的叔叔家几乎就紧靠在移民区的入口。跟他家遥遥相对的是一家犹太人，户主是个黑干憔悴的高个儿，风言说他是个盗马贼，还是别的什么勾当的行家。他有个女儿，名声也不大好。离他家不远的是个年轻的犹太帽匠，长着一脸火红色胡子，廖瓦有一架缝制便帽的缝纫机。移民区检察官来到叔叔家时，帽匠老婆总要跑来控告那盗马贼的女儿勾引他男人。看来，检察官对这种事也无能为力。有一次廖瓦放学回来，看见一大群人沿街拖着一个年轻妇女，就是那盗马贼的女儿，一片哭喊叫骂声，还有人朝她吐唾沫。这个圣经故事上的场面廖瓦一直没有忘。几年以后，阿勃拉姆叔叔就跟这个女人结了婚。这时候她父亲已根据移民们的决议，作为一个社会危险分子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廖瓦从前的保姆玛莎在阿勃拉姆叔叔家当女佣。廖瓦时常跑到厨房里去看她，因为她体现着廖瓦同扬诺夫卡的联系。常常有些客人来找玛莎，有的还显得急不可耐的样子。这时，他们总是好声好气地请廖瓦出去。一个晴朗的早晨，廖瓦和家里别的小孩都知道玛莎生了个娃娃。孩子们又担心又兴奋，偷偷地谈论着这件事。几天以后，廖瓦的母亲从扬诺夫卡来到叔叔家，走到厨房里去看望玛莎和她的孩子。廖瓦也跟着妈妈进去了。玛莎额头上齐眉裹着一条头巾，那小东西则歪身躺在一条宽长凳上。廖瓦的母亲看了看玛莎，又瞅了瞅那婴儿，然后责备地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玛莎低垂着双眼，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望了一眼那婴儿，说道： “瞧，小手还枕在腮帮下面，像个大人似的。” “你不可怜他吗？”廖瓦的母亲问。 “不。”玛莎强作镇静地回答。“睡吧，小乖乖！” “撒谎。你可怜……”廖瓦的母亲反驳道，但语气是温和的。 一星期后，那婴儿悄悄地死了，就像他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 廖瓦常常离开学校回乡下家里去。同学当中廖瓦没有什么好朋友，因为廖瓦不会说他们那些方言。这次学习只延续了几个月。应当说，这也就是廖瓦对启蒙学堂生活记忆淡薄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舒菲尔——这是格罗莫克列依学校那老师的名字——教会了廖瓦读和写，这两样本领对孩子今后的生活是有用的，因此廖瓦一直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这位启蒙老师。 3 “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演说 廖瓦开始在白纸黑字里寻找生活。他抄录了一些诗，还自己动手写诗。 后来他同表兄谢尼亚·日一斯基办了一份杂志。然而，这条新道路是荆棘丛生的。当写作在诱惑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掌握一点关于它的技巧。有一回，廖瓦一个人躲在餐室里，用印刷体一字一字地试着写下在作坊或是在厨房里听到的一些特别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家里人从来不说的。他知道他做了不应当做的事，但正因为这些话被禁止，所以它更具有诱惑力。他决定把这张不幸的小纸放在火柴盒里，然后再把火柴盒深深地埋在谷仓后面。廖瓦还没有写完，他姐姐走进餐室，好奇地想看看廖瓦写什么。廖瓦赶忙把纸条藏起。 他母亲跟着也进来了。她们都让廖瓦把写的纸条拿出来看看。廖瓦臊得不行，急忙把纸条丢到沙发背后。姐姐要去捡，廖瓦歇斯底里喊道：“我自己，自己去拿！”他爬到沙发底下，就在那儿把纸条撕得粉碎。廖瓦失望到了极点，眼泪漱漱地流了下来。 大约是 1886年圣诞节，这时廖瓦已能写些东西了。晚上家人们正在喝茶，突然一群化了装的人踏进餐室。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把廖瓦吓瘫在沙发上。大家安慰了一阵以后，廖瓦安下心来，接着就劲头十足地听着马克西米利安①皇帝的演说。在廖瓦面前第一次展现了一个既是幻想又是现实的世界。更让他惊奇的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原来是那个当过兵的工人普罗霍尔装扮的。第二天等人们吃过午饭，廖瓦就拿着纸笔钻到雇工住房，请求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再说一遍他的独白。普罗霍尔一再推辞。但廖瓦死乞白赖地缠住他，哀求他，一步不让。最后，廖瓦终于开始伏在表面粗糙的窗台上记着“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口述的押韵的台词。但是，5分钟不到，父亲来了，看见窗前的情景，厉声对廖瓦喊道： ① 即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832—1867）：奥地利大公。在1861 年开始的英、法、西武装干涉墨西哥时期，1864 年被宣布为墨西哥皇帝。1867 年法队撤离墨西哥后被俘并被处死。 “廖瓦，回到自己房间去！” 他伤心极了，伏在沙发上一直哭到天黑。 廖瓦写了一些诗，都是些毫无才气的平庸之作。这也许能表现出廖瓦早年对文学的爱好，但肯定不能预示廖瓦将来诗歌创作的发展。姐姐知道他在写诗，后来他母亲也知道了，父亲跟着也知道了。他们要廖瓦在客人面前朗诵自己的诗。这太使人难堪了，廖瓦不干。他们一起劝他，开始是和和气气地，过后是狠声恶气地，最后就强逼硬迫廖瓦。有时他就跑开。但大人们总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廖瓦就不得不含着眼泪，颤颤巍巍地读起来，他真的为自己的那些借用别人的词句或是蹩脚的韵律难过得要命。 但是，不管怎样，廖瓦总是尝到了知识之树的果子。生活在他面前展开，不是一天天，而是一时时地展开，餐室里那破沙发上的条条线线通向了大千世界。阅读把廖瓦的生命引向一个新时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在敖德萨 1 在莫尼亚叔叔家 1888年，在廖瓦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到敖德萨去上学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这年夏天，他母亲的侄子莫依塞·菲利波维奇·施片采尔来到廖瓦家，这是个28岁的青年，聪明而又正直，只是因为有了点当时人们所说的政治“过错”，中学毕业以后未能上大学。眼下他从事新闻工作，也搞些统计。他是患了肺结核来乡下疗养的。莫尼亚——人们都这样叫他。他的母亲和几个姐姐都为他的才华和品德而骄傲，廖瓦家里的人对他也都很尊敬。大家都盼望着他来，廖瓦也暗自兴奋不已。莫尼亚走进餐室的时候，廖瓦站在那个叫做“育儿室”的小偏房的门口踌躇不前，因为他的鞋子前张了两个口子。这倒不是家穷——那时廖瓦一家的日子已经相当富足了——而是由于乡下人的随便、活计的繁重以及低水准的家庭生活。 “你好，孩子！”莫依塞·菲利波维奇对廖瓦说道。“来，走过来。” “您好。”孩子回答，但没挪动脚步。 家里人不好意思地给客人解释了是怎么回事，他把廖瓦抱过门槛，紧紧拥抱了他，使廖瓦高高兴兴地摆脱了困境。 莫尼亚对廖瓦这些乡下亲戚都很亲切和蔼，常常开玩笑，有时还听见他用他那柔和的男高音哼哼歌曲。但有时他的情绪又是很忧郁的，他常坐在桌旁一言不发，显得十分矜持。这时廖瓦家大人就担心地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他总是含糊其词，回答得很简单。直到客人快走了，廖瓦才多少猜到些他悒悒不欢的原因。这倒并不是他的姑父和姑母对待农民特别凶狠，不，这一点都谈不上，他们对待庄园里的雇工和农民绝不比别人来得坏——当然，也好不了多少。他确实很苦恼。一次，监工用长鞭子抽打一个牧人，原因是他放马出去饮水，天黑还不回来。莫尼亚看到后气得脸色苍白，连声说： “太可耻了！太可耻了！” 廖瓦也感到这很可耻。廖瓦不知道，如果他不来乡下，孩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廖瓦想也会有的，但无论如何是他带动了他，仅就这一点就足以使得廖瓦终生感激他。 施片采尔准备同敖德萨省立犹太女子学校的女校长结婚了。在扬诺夫卡谁也不认识她，但大家都认为她一定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因为她既是校长又是莫尼亚未来的妻子呀。决定明年春天送廖瓦到敖德萨去上中学，就住在施片采尔家。 移民区的一个裁缝替廖瓦做了几件衣服，简单地为他装扮了一番。一只大箱子里放满了装黄油和果酱的罐子，还有别的送给城里亲戚的礼物。告别时依依不舍，廖瓦哭得很伤心，他母亲哭了，姐姐和妹妹也哭了。廖瓦第一次感到扬诺夫卡和这里的一切对他是多么珍贵。他们乘马车穿过草原前往车站。廖瓦直到车子走上大路时才止住哭。他们从新布格乘火车到尼古拉耶夫，再在那儿搭轮船前往敖德萨。轮船汽笛的尖叫声使廖瓦脊背上一阵冷颤，这声音宣布了他的新生活的开始。但这只是一条布格河，大海还在远方，还有许多许多东西在前面等着这位少年。瞧，码头，车夫，名叫波克罗夫的小巷以及女子学校和它的校长所在的一幢很大的旧房子。先是一个年轻女人，而后是一个老太太 （这是年轻女人的母亲）出来迎接他们。她们上下左右地仔 细打量廖瓦，吻他的前额和腮帮子。莫依塞·菲利波维奇还像往常一样不停地开玩笑，打听扬诺夫卡的情况，问到了所有的人，甚至问到他熟悉的几头奶牛。但廖瓦觉得此刻在这样的上流社会，奶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回答时一阵脸红，显得很不好意思。房子不很大，廖瓦就住在餐室的角落里，用一块帷幔隔开。就是在这里，他度过了他的头4年学校生活。 廖瓦忽然发觉一种诱人而又严格的纪律在约束着自己，这种纪律早在乡下时廖瓦就从莫依塞·菲利波维奇那儿感受过。家中的制度不能算严厉，可很有规律，但正因为如此，使廖瓦最初觉得它很严厉。晚上9点就要睡觉，只是进入高年级以后他才逐渐推迟了入睡时间。人们一步步地教导廖瓦：早晨起来要道早安，要保持手和指甲的整洁，不能用刀吃食，做事不要拖拉，要守时，佣人端茶上菜时要道谢，不要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等等。廖瓦还知道了有几十个在乡下不容置疑的词实际上不是俄语，而是乌克兰土语。每天都在廖瓦面前展现出比他在乡间9年所经历的宽广得多的文明世界。在古典文学的吸引力和戏剧的魅力面前，甚至连廖瓦曾那么着迷的作坊也黯然失色，失去了原有的魔力。他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城市居民。但乡村还时时在他脑海中闪现，像一个失去了的乐园在吸引着他。每当这时廖瓦就愁眉不展，四处走来走去，用指头在玻璃上写些向母亲问好的词句，或者就伏在枕头上啜泣。 莫依塞·菲利波维奇家的生活十分俭朴，收入勉强维持家中开支。这家的一家之主没有固定工作，他翻译过希腊悲剧，并做了诠释，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编纂过历史年表，有时也帮助妻子管管学校事务。后来，他办了个小出版社，刚开始几年业务清淡，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大约10～12年后他成为俄罗斯南部的一个大出版商，拥有一座大印刷厂和一幢私人住宅。廖瓦在这个家庭生活了6年，正值出版社发展的初期阶段，对于排字、校对、拼版、印刷、折页和装订这些事廖瓦都十分熟悉，廖瓦尤其喜欢校对，这已成为他最高兴的消遣。所以，廖瓦对刚出版新书的爱好应该说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 与在一般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家庭里所常见的一样，佣人在廖瓦的生活中起了一种虽不显眼然而却很大的作用。廖瓦跟他家第一个女佣达莎有一种特殊的、神秘的友谊，她常把她心中的种种秘密告诉他。午饭后，大家都在休息，他悄悄溜进厨房，达莎就把她的生活以及她的初恋故事讲给他听。达莎之后换了一个从日托米尔来的离了婚的犹太女人。她老是对廖瓦抱怨她的男人：“这凶神！这坏种！”廖瓦开始教她识字，每天她能在廖瓦的书桌旁坐半个多小时，探求字母和词语构造的奥妙。这时家里添了个娃娃，因此又雇了个奶娘。廖瓦经常替奶娘写信，她在信中向在美国的丈夫诉苦。廖瓦依据她的要求，尽量堆砌最阴郁的词句来描述她的痛苦，最后还加上一句：“只有我们那孩子是我生活黑暗天穹上的一颗明星”。奶娘高兴极了。廖瓦又得意地给她把信朗读了一遍，虽然结尾部分要写上叫奶娘的丈夫寄美元的事他有些为难。 2 圣保罗实验中学 公立学校的犹太人子弟入学比例不得超过 10%的规定于1887年开始执行。犹太人进入普通中学几乎是无望的，除非托情或者行贿。实验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区别在于没有古典语言教学，扩大了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的教学。入学比例的限制也扩大到了实验中学，但因为报考者人数较少，所以入学的机会相对较多。 这年秋天，廖瓦报考圣保罗实验中学一年级，入学成绩分数平常：俄语3分，算术4分。这分数是不够的，决定把廖瓦录取在公立实验中学的一个私立预备班，犹太子弟可由此升入实验中学一年级，虽然仍有“十分之一比例”的限制，但比校外考生有优先录取权。 开学的头几天非常令人沮丧，之后才心情愉快起来。廖瓦穿着一身崭新的学生服，戴一顶镶黄边的新帽子，帽前别着一个漂亮的金属徽章 ，上面有两个三叶形图案，当中夹着代表学校名称的花体字，身后背着一个新书包，里面有亮闪闪的硬书皮新课本和装着新钢笔、橡皮以及削好铅笔的文具盒。 廖瓦穿着这套漂亮的行装兴冲冲地沿着长长的乌斯片斯基大街走着。到学校去的路很远，这一点也使廖瓦高兴。他觉得路人都以惊奇的目光看着他，有些人甚至还可能在嫉妒他这套富丽堂皇的装束。他也充满信任和兴趣看着周围这些人。但是忽然，一个约摸13岁的瘦高个男孩，站在廖瓦这个穿着讲究的实验学校学生面前大约两步远的地方。他大概是一个作坊工人，因为他手里还拿着一件铁器。只见他头向后一仰，“哈哧”一声，往廖瓦新上衣的肩上满满地吐了一口痰，然后又轻蔑地瞥了廖瓦一眼，一句话没说，趾高气扬地走了。他干吗要这样干？现在廖瓦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这个衣衫褴褛、光着脚、穿一双破鞋子的穷孩子，整天为主人干着肮脏的活计，而在这同时，主人的孩子却穿着漂亮的制服在炫耀自己。他把对社会的愤恨全部倾泻在廖瓦的身上了。不过那时廖瓦并不能做出这样的分析，廖瓦只是用几张栗树叶擦呀擦，擦了很久才把肩头的痰迹擦掉。这种侮辱使廖瓦气得不行，可又束手无策，在走剩下的一段路时廖瓦一直无精打采。 在学校里，还有另一个打击在等待着他。 “彼得·巴甫洛维奇，”一群学生喊道，“又来了一个倒霉的穿制服的预备班学生。” 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这样：预备班是私人办的，学生严禁穿圣保罗制服。彼得·巴甫洛维奇，一个黑胡子的学监对廖瓦说：必须把校徽拿掉，镶边去掉，皮带扣拆掉，有鹰章的钮扣也要换成普通骨质钮扣。 这就是廖瓦遭遇到的第二次打击。 这一天不上课，德国学生和许多别的学生都聚集在路德派新教会的教室里。学校就是以这个教堂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同学拉着廖瓦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廖瓦第一次听到管风琴声，这声音使他浑身颤栗不止。后来进来一个衣服上有白翻领、胡子刮得光光的身材高大的人。他开始讲话，声音像起伏的波浪在教堂里回荡。那些令人费解的字眼使他的说教更加显得庄严。 后来廖瓦才知道，这个颧骨突出的大个子原来就是实验中学的校长——一个十足的懒汉和凶恶的打手，下课的时候，他常常弄得他的学生东一块伤西一块疤。 第二天就给廖瓦带来了安慰。他的算术成绩突出，黑板抄写也很好。鲁坚科老师在全班面前表扬了他，并给他打了两个5分。这使廖瓦不再为上衣上的骨质钮扣而难受了。校长施瓦涅巴赫教低年级的德语课。上课前，他总要检查学生的手。他发现廖瓦的手最干净。后来，廖瓦准确地抄写完黑板上的字，校长又夸奖了他，还给他批了个5分。这样，第一天上课廖瓦就得了三个5分。他把它们像一份珍贵的财产收藏在书包里，由于急于想回家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们，廖瓦不是走，而是跑着拐进了波克罗夫小巷。 就这样，廖瓦成了一个中学生。他起得很早，匆忙吃过早茶以后，往大衣口袋里塞一包早点，就向学校跑去。廖瓦从来不迟到，总是安静地坐在课桌前等候上课。他听课认真，抄写仔细，在家里也很用功。他按时入睡，为的是第二天早上喝完早茶后能及时到校参加早祷。就是这样，廖瓦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升了上去。 廖瓦的数学成绩不错，在实验中学的最后几年，他甚至打算以后专攻纯数学。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丢开乏味的中学课本，啃起大学教程和施洛塞尔的大部头著作，这逐渐扩大了廖瓦的知识范围。在他对历史的爱好中，毫无疑问存在着狂热冲动的成分：他甚至用心记下了许多对自己的记忆来说纯粹是负担的毫无用处的人名和轶事。 他极少荡马路、逛市场、参加户外运动和游戏。这些活动他在假期回到乡间去弥补。城市对廖瓦来说仿佛是为了读书而建造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 1 老作家瑟切夫斯基的考试 在廖瓦的学生时代，乃至在以后的青年时期，大自然和人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所占的位置不如书籍和思想来得重要。尽管廖瓦出身农村，可他对大自然并不敏感。等他开始注意大自然，并且逐渐对它有所了解的时候，不仅童年已经过去，连青春也快结束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只是一群浮光掠影，在他的意识里一闪而过。廖瓦发奋读书，在书本里寻找自己和未来。 他的读书生活是在1887年莫依塞·菲利波维奇下乡时开始的。那一次他带来了一大捆书，其中有托尔斯泰的通俗文学作品。最初，看书与其是乐趣，不如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每一本新书都有一些新的障碍：生词、无法理解的人物关系和现实与幻想相脱节的模糊不定的描述等。廖瓦把书丢开，又拿起，又丢开，又拿起，对知识的半信半疑的快乐和对无知的恐惧交合在一起。也许，把当时廖瓦的读书状态跟草原上的夜行车相比拟可能非常合适：路旁的篝火在黑暗中闪烁，传来车轮的吱嘎声和人们的絮絮说话声。这一切似乎十分明了，可人们又一无所知：发生了什么事？谁的车？驮的什么东西？甚至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这是往哪儿：是前进还是后退？没有一个人能像格里戈利叔叔那样清楚地告诉人们：“噢，这是咱们的大车在运小麦。” 在敖德萨，书籍挑选的范围更大，又有认真的指导。廖瓦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他们常常迫使他中断读书去散散步。就是在散步中他也在思考着读到的东西，以至有时又急不可耐地跑回家继续往下读。每晚他都要请求延长15分钟，有时甚至5分钟，以便看完一个章节。几乎没有一天晚上不为这件事发生小小的争执。 每晚家庭作业写完到临睡前的1小时（准确地说是30分钟）的朗读作品是廖瓦在敖德萨生活最初几年中最美好的时刻。莫依塞·菲利波维奇通常读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而以读后者居多。到了规定时刻，女校长芬妮·索洛莫诺芙娜就会说： “廖瓦，去睡吧。” 廖瓦用乞求的眼光看着她。 “孩子，应该去睡。”莫依塞·菲利波维奇道。 “再听5分钟。”他请求道。 于是他们给他5分钟。以后他同他们吻别，回房时他觉得整夜听他们朗读也不会困，可是一倒上床他就睡着了。 在这个家里的熟人中最有威望的要算老记者、浪漫主义作家和南俄著名莎士比亚专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这个人智力超群，但嗜酒如命。因为这个弱点，他在别人、甚至在小孩子面前，都带着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他和芬妮·索洛莫诺芙娜小时候就认识，所以总叫她芬妞什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见面就非常喜欢廖瓦。老人询问了廖瓦在学校里的功课以后，就要他写一篇文章 ，题目是：试比较普希金的《诗人与书商》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与公民》。廖瓦吓傻了。这第二篇作品他甚至没有读过。 另外，最主要的，廖瓦见着瑟切夫斯基这位作家，心里就胆怯呢。“作家”这个词，对于他就像是从一个无法到达的顶峰发出来的声音。 “那我们就来读读。”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读了起来。他读得动人极了。“懂了吗？那好，去写吧！”他们让廖瓦坐在另一间屋里，并把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那两篇作品和纸张笔墨交给了他。 大约1小时后叫他出来交卷。廖瓦拿出一大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交给了作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飞快地看了几行，突然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他，喊道： “你们听听，瞧他写的，真够棒的！” 接着，他大声念道： “诗人与他所热爱的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大自然的每一种声音，无论是欢乐的还是悲哀的，都在他的心灵中得到回响。”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举起一只手指：“瞧他写得多好：‘每一种声音，’听着， ‘无论是欢乐的还是悲哀的，都在他的心灵中得到回响’。”他的这 几句话深深地铭刻在廖瓦的心中，使他至今难忘。 廖瓦在敖德萨时常有机会观看各种演出。他记得第一次走进剧院是在上中学预备班的时候，那是在女子学校的看门人格里戈利·霍洛德陪伴下看一出乌克兰戏。这个感受极不一般，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廖瓦坐在那儿，脸色像复币一样苍白 （这是后来格里戈利·霍洛德向芬妮·索洛莫诺芙娜所形 容的话），内心经受着无以伦比的喜悦。幕间休息时廖瓦也不离开座位，惟恐——天晓得——漏看掉什么东西。 廖瓦被剧院的魔力吸引了好几年。后来他迷上了意大利歌剧——它真是敖德萨的骄傲。6年级时为了能有钱去剧院，他甚至去当过家庭教师。有好几个月廖瓦偷偷地爱上了一位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叫朱泽宾内·乌格特，他有时觉得她是位仙女，是从天上下凡来到这敖德萨剧院舞台的。 2 舞文弄墨 从幼时起廖瓦就对舞文弄墨产生兴趣，只不过时强时弱而已。作家、记者和演员对于他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世界，他认为只有最优秀的人物才能进入这个世界。 上2年级时同学们开始办杂志。在这方面，莫依塞·菲利波维奇给同学们出了许多主意，他甚至给大家想出了刊名：《水滴》，其含义是：圣保罗实验中学2年级把自己的这一滴水注入整个文学的海洋。廖瓦就这个刊名写了一首诗作为发刊词。刊物登载了许多诗和小故事，其中大部分也是出自廖瓦的手笔。一个小画家画了张五颜六色的装饰画作为封面。有人建议把《水滴》送给语文教师克雷让诺夫斯基看。住在克雷让诺夫斯基家的尤领受了这个任务。他干得很出色：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郑重其事地把《水滴》放在台上，然后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转身回到座位上。大家屏声息气。 克雷让诺夫斯基看了看封面，用他的嘴髭、眉毛和胡子扮了个鬼脸，默默地读起来。教室里异常安静，只听见翻阅《水滴》书页的沙沙声。后来克雷让诺夫斯基从讲台边站起身，大声地朗读起《纯洁的水滴》来。 “好吗？”他问。 “好！”全班同学齐声回答。 “好是好，”克雷让诺夫斯基道，“只是作者还不通晓做诗法。”接着，他面对着廖瓦 （他似乎已猜出那个伪装的笔名后的真正作者）：“喂，你知 道什么叫扬抑抑格吗？” “不，不知道。”廖瓦承认道。 “好，那么我来讲给你们听。”于是，克雷让诺夫斯基丢开他的语法和句法不管，给2年级学生大讲起格律诗的奥秘。 “至于杂志，”他在最后说道，“最好这不作为一本杂志，不要为文学海洋增添麻烦，算作你们的练习本更好。” 大家知道学生办刊物是被禁止的。但在这里，问题的结束倒是由于另一种原因。廖瓦的和平学习阶段突然中断了，因为他被开除出圣保罗实验中学。 3 开除出校 自幼年起，廖瓦的生活就充满各种冲突，按法律学家的说法，这是一种基于与不公正行为的斗争而产生的冲突。罗列具体事件要花很多时间，下面仅记述一件比较重大的冲突。 这事发生在2年级，在廖瓦和绰号叫法国人 （其实他是个瑞士人）的法 语教师比尔南德之间。在他们学校里，德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俄语匹敌，而法语则差得很远。大多数学生入学以后才第一次接触到法语，德国移民学生学习这种语言尤其困难。比尔南德发动了一场对德国人残酷的战争，他看中的牺牲者就是瓦凯尔。后者学习的确是很差。但是这一回，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多数人觉得比尔南德给瓦凯尔打个“1”分不公平。比尔南德有些儿秃顶，嘴唇薄而青，显得尖刻而狡诈；尖鼻梁，前额上有一块呈x形的神秘的大伤疤。他的消化功能不大好，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吞服一种药丸，这一天，比尔南德可能吞了两倍的消化药片，仿佛比平时更凶。 “咱们给他来了个大合唱。”孩子们嘀嘀咕咕地商量着，彼此挤眉弄眼，你推我搡的。廖瓦是其中的一员，不是一般跟着闹，很可能是一个带头的。 这种大合唱以前也弄过，尤其是对图画老师，因为他又凶狠又愚蠢，大家都不喜欢他。所谓大合唱，就是当教师离开教室时，大家一起齐声发出一种像狼嗥一样的叫声，但要紧闭着嘴巴，让人无法确定是谁在捣乱。大家已经给比尔南德搞过两次，不过声音都比较低，是悄悄地干的，因为大家都很怕他。 这次大家下定了决心。这一天，下课铃响了，这个法国人把记分簿夹在腋下，朝教室门口走去。忽然，从最后一排发出了嗥叫声，它立即像一股旋风，迅速席卷到了最前排。廖瓦也尽力发出了呼啸。比尔南德立即收回已经跨出门的一只脚，转过身来，跑到教室当中。此时他脸色发青，两眼冒着火星，同他的敌人面对面站着，一言不发。孩子们，特别是前排的孩子，都竭力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后排的同学则若无其事地在整理着书包。比尔南德站了约摸半分钟，然后一个忽转身，愤怒地向门口走去，也许是因为走得太快，他的燕尾服的后襟像扬起的船帆似地扯了起来。同声一致的狼嗥声一直伴随着这个法国人走到走廊的尽头。 下一节课才开始，比尔南德、校长施瓦涅巴赫和班监迈尔相继走进了教室。这个迈尔两眼暴突、额头很宽，但脑子很笨，人们都叫他公羊。施瓦涅巴赫说了几句类似开场白的话，他说话时小心地绕过了俄语中变格变位的暗礁。比尔南德气势汹汹地呼哧着，向自己的敌人发动了猛烈的反攻。 结果有10～15个学生被处罚拘留2小时，中午不得回家吃饭，其余的放学回家，这当中也包括廖瓦，虽然在叫到廖瓦的名字时，他发现比尔南德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廖瓦离开学校时心情十分沮丧，心里觉得如果跟他们一起受罚反而要舒坦些。 第二天他走进学校时，差不多已经忘了昨天的事，一位昨天受到惩罚的同学在校门口叫住了廖瓦。 “喂，”他对廖瓦说道，“你要倒霉了，昨天丹尼洛夫向迈尔告发了你。” 廖瓦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正在这时，学监彼得·巴甫洛维奇走了过来： “去见校长去！” 决定将廖瓦开除，但是有三种不同的开除法在教师会上展开了讨论：一是无权再进任何中学；二是无权再进本校；三是可以重新考入本校。结果同意采用第三种，即最温和的一种惩罚方式。廖瓦忐忑不安地想到父母得知这件事后的情景。廖瓦的监护人为了使廖瓦的父亲接受这个事实和尽量减轻对他们的打击，做了许多准备。芬妮·索洛莫诺芙娜给廖瓦的姐姐写了封内容详尽的信，并教她如何向父母透露这个消息。廖瓦在敖德萨一直等到学年结束，像往常一样放暑假回到家。有几个漫长的夜晚，在父母已经睡去之后，廖瓦仔仔细细地跟哥哥、姐姐讲了全部情况，还把那些教师和学生描绘了一番。哥姐对学校生活还记忆犹新，何况，他们对廖瓦就像他的长辈一般。他们听着廖瓦的讲述，时而摇头，时而哈哈大笑。姐姐笑着笑着就淌出了眼泪，还伏在桌上哭了一场。决定让他先到别处去玩上一两个星期，在这期间让姐姐把发生的事先给父亲透个风。姐姐被这个使命吓坏了。廖瓦的哥哥学习成绩不好，他们的父亲把全部希望都集中在廖瓦身上。开头几年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可是忽然，一切都完了…… 一个星期以后，当廖瓦同好朋友、演奏能手格里沙一起回到家里，立刻明白，一切都已公开了。母亲热情地欢迎自己的儿子，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但父亲却相反，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似的。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天气很热，父亲从地里回到家里，坐在阴凉穿风的客堂里休息，突然，他当着妻子的面问廖瓦： “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跟校长打唿哨的？是不是这样：两个指头塞到嘴里？”他自己还比划了一下，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惊讶地望着丈夫，又瞅瞅廖瓦，脸上露出一种笑不是笑、气不是气的尴尬的表情：怎么能把这种可怕的事当儿戏？可是父亲还在问廖瓦： “做做看，你怎么打唿哨？” 他笑得更欢了。尽管老人心里很难受，可显然，他的得第一名的儿子敢于在学校最高当局面前打唿哨，这总是很了不起的。廖瓦再三告诉他，不是打唿哨，而是平心静气、并无恶意地用鼻子哼叫，可老人无论如何不相信，还说是打唿哨。直到老太婆哭了起来，方才罢休。 4 重新考入实验中学 整个夏天廖瓦都无心准备考试。他度过一个不平静的暑假，常常莫名其妙地吵闹，直到考试前两星期才回到敖德萨，但回来后也懒得复习功课。也许廖瓦花费工夫最多的是法语，可是考试时，比尔南德只草草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他教师问得更少。廖瓦进入了3年级。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老生，他们有的出卖过廖瓦，有的护卫过廖瓦，有的旁观中立，这决定了廖瓦今后很长时间里对他们的态度。其中许多人，廖瓦不同他们说话，也不打招呼，而对那些曾经在困难时刻护卫过自己的人则更加亲密了。 这可以说是最初的、特殊形式的政治考验。围绕这件事形成了三组人： 告密者和善妒者们在一边，心地坦诚和勇敢的孩子们在另一边，而在他们当中，是一些动摇不定的中立者。这三种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继续存在，廖瓦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多次遇见过他们。 5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谈论上大学和选择日后道路的事，谈得最多的是竞争激烈的升学考试，彼得堡教授们怎样出些鄙俗而又低级趣味的题目为难学生，以及彼得堡有专家给考生进行补习等等。高班生有的年复一年地到彼得堡去应考，名落孙山后，复习一年再去考。一想到两年后的这些考验，许多学生都不寒而栗。 就在这一年沙皇驾崩。这看来是件大事，甚至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它像在别的国家发生的地震一样离他们太遥远了。对于廖瓦，以及对于他周围的人，既然没有对沙皇的染病产生过惋惜和同情，所以对他的死也就不感到悲痛。第二天学生们上学时，感到那儿似乎笼罩着一种巨大的莫名其妙的惶恐。 “沙皇死了。”同学们互相低语着，并且再不知道说什么，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实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要停课了，大家都暗自高兴，特别是没准备好功课或当心吊黑板的同学。校工招呼所有的人去大礼堂，准备在那里举行追悼仪式。戴着金边眼镜的牧师说了些应景的话，什么“父亲去世了，儿女们悲恸欲绝；全民之父驾崩，我们的哀痛难以言表”。可是，大家并不悲伤。追悼仪式进行了很长时间，非常沉闷。叫大家一律在左臂上戴上黑纱，帽徽上也蒙上块黑布。其他一切事情照常。 6年级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大家都想尽快地离开辛苦而令人讨厌的学校。毕业考试弄得很隆重，特地安排在大礼堂里进行，学区还请来了几位大学教授主考。校长每打开一个从督学那儿领来的装有试卷的包裹时，总显得异常地郑重其事。宣读完试题以后，都会有一阵惊恐的叹息，仿佛一下子把大伙儿给推进了冰窟窿似的。由于神经过于紧张，总觉得题目很难，但写着写着慢慢地发现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在规定的两小时快结束时，教师们帮助同学们骗过学区的警戒，开始了“打派司”。廖瓦考完后并不交卷，仍然留在考场里，在学监克雷让诺夫斯基的默许下频繁地给那些考试不顺利的人递送小条子。 7年级是增设的年级。圣保罗中学没有7年级，故而要转到别校去读。 在这个间隙，同学们成了无约束的自由民。每一个人都为这一时刻准备了一套便服。领了毕业证书的那天晚上，同学们来到了夏日花园。这里有一些歌女在露天舞台上演唱，按规定中学生是严禁光顾的。大家全都系着领带，嘴里叨着纸烟，桌子上还放着两瓶啤酒。同学们对自己的大胆行为也有些胆怯，还没等启开第一瓶啤酒的塞子，就看见那个因为说话声音像羊叫，外号叫“山羊”的班监威廉来到桌前。同学们本能的全都站起身来，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可是事情却很顺当。 “你们到这儿来啦？”威廉说道，话音里有一点忧伤的成分。他宽厚地同大家一一握了手。 同学们中年龄最大、小指上戴着一枚戒指的k放肆地要班监同同学们干一杯，这要求有点儿过分，被威廉矜持地拒绝了，接着他便匆匆地告别去搜寻那些偷偷地踏进公园禁区的小同学去了。同学们更加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便放肆地喝起酒来。 从预备班算起，廖瓦在实验中学度过的7年不能说没有令人愉快的事，但苦恼远胜于它。总而言之，实验学校留在他的记忆中的色彩即便不是黑色的，至少也是灰色的。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痛苦的也罢，欢乐的也罢，都是处于一种冷酷的和官僚的形式主义制度的统治之下。不过，这所学校也不是什么也没给廖瓦，它仍然教会了他许多东西：它给了他基本知识、有条不紊的工作习惯和外部社会的纪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日后生活所必需的；它也有悖于它自己的直接使命，在廖瓦心中播下了仇恨现存制度的种子——而且，无论如何，这些种子没有播撒在不毛之地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第一个革命组织 1 在园丁施维戈夫斯基的木屋里 廖瓦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7年级。这是个省辖市，学校水平也不高。但在尼古拉耶夫的这一年——1896年，却是廖瓦的青年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因为这时他认真地思考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廖瓦寄宿的这家人家有几个比自己年长的孩子，他们大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新的思潮所感染。有意思的是，在最初阶段，廖瓦常常在谈话中对他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给予迎头痛击。他扮演了一个对这一切早就不屑一顾的怀疑主义者的角色，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他们谈论的问题做出讽刺性的反应。这家女主人惊讶地看着廖瓦，接着就把他树为她的孩子们的榜样，虽然她对自己的作法也疑惑不定。她的那些思想左倾的孩子们都比廖瓦大，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力不从心的维护独立见解的战斗。廖瓦竭力避免受到这些年轻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这种力量不均衡的战斗总共进行了几个月。社会思潮的力量比廖瓦强大得多，何况，在内心深处，廖瓦又很愿意向它屈服。在尼古拉耶夫生活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行为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廖瓦抛弃了故作姿态的保守主义思想，以使他结识的新朋友惊奇的速度急剧地向左转。 “怎么回事儿？”廖瓦的女房东问道。“难道我白白地把你树为我的孩子的榜样了？” 在尼古拉耶夫，廖瓦除了与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青年接触，还第一次遇见了几个流放归来、仍受警察监督的人。这是民粹主义衰亡时期的人物。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没有到从流放地返回的时候，他们正在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两股交叉的运动回流造成了思想意识的漩涡，廖瓦也一度被卷进了这个漩涡。民粹主义散发着一种的气味，而马克思主义则由于它的所谓“狭隘性”而被排斥。廖瓦心急火燎般地竭力想领悟这些思想的本质，可是它们并不容易被掌握，而他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指点的人。 廖瓦结识了一个园丁，他名叫施维戈夫斯基，祖籍捷克。他是廖瓦看见的第一个订报纸的工人，此外，他还阅读德文书籍，熟悉古典作家，经常参加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辩论。他的花园中有一间木屋，是外地大学生、前流放者和当地青年聚会的场所。从施维戈夫斯基那儿可以弄到。在流放者的谈话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著名民意党①领袖的名字——不是传说中的英雄，而是这些流放者或者他们年长的朋友亲眼见到过的真实的人。廖瓦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铁环，已经加入到一个伟大的锁链中去了。 ① 俄国最大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81 年遭到大规模逮捕后瓦解。 他如饥似渴地啃起书本，惟恐生命短暂不够自己使用。他的阅读是紧张、焦躁和无系统的。从非法读物转到穆勒的《逻辑学》，《逻辑学》还没读完一半，又一头钻进李佩特的《原始文化》。他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人类思想最有权威的论断，有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廖瓦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边沁主义者。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又吸引了他。李佩特的书还没看完，他又拿起米涅的 《法国革命史》。每一本书都在他的脑子里占据一个位置，彼此没有连结成一个体系。他竭力想建立一个体系，常常显得很紧张，甚至于狂躁。这时，他之所以抗拒马克思主义，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廖瓦开始大量阅读报纸，不是像在敖德萨那样随便翻翻看看，而是用政治眼光去读它。当时，最有权威的报纸是莫斯科自由主义者办的《俄国新闻》。 同学们不是阅读，而是研究，从它的由教授们撰写的软弱无力的社论一直研究到科学小品。这家报纸办得最出色的是国外报道专栏，特别是来自柏林的报道最吸引人。他正是从 《俄国新闻》第一次获得了西欧政治生活的图画， 特别是多党派议会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听到倍倍尔以及尤金·里希特演说后的激动心情，现在是难以想象的。时至今日他还记得达欣斯基对冲进议会大厅的警察所说的一句话：“我是3万加里西亚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谁敢碰我！” 学生们把这位加里西亚革命者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天晓得，议会主义的戏台那时把他们这些年轻人欺骗得多么惨呀！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成就，美国的总统大选，奥地利众议院的大打出手，以及法国保皇派的阴谋等等，都比他们自己个人的命运更加使他们关注。 与此同时，廖瓦与家里的关系日益恶化。有一次廖瓦的父亲到尼古拉耶夫来卖谷，风闻廖瓦新近结交了一些朋友，意识到危险将要降临，企图运用父亲的权力来防止它。他与自己的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毫不妥协地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和选择道路的权利。结果，他放弃了家庭的资助，离开了寄宿的人家，搬来跟施维戈夫斯基同住，后者此时已租赁了另一处花园，有一间更为宽敞的木屋。他们一共有6个人同住，过着“公社”式生活。夏天，还有一两个生肺病的学生住到这里来呼吸新鲜空气。廖瓦开始私人兼课。他们像斯巴达人一样生活① ，身穿蓝短衫，头戴圆草帽，手拿黑木棍，睡觉不用 床单，吃饭喝自己烧的大锅汤。他们杂乱无章地读书，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憧憬未来，觉得生活得很幸福。 ① 公元前8— 前4 世纪斯巴达奴隶主贵族子女的教育体制规定7—20 岁的青少年在寄宿学校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培养克服困难的坚韧精神，学习读书、写字和唱歌。 不久，为了在群众中传播有益书籍成立了一个组织。学生们筹集资金，购买了一些廉价出版物，可就是无法把书籍传播开去。施维戈夫斯基的花园里有一个雇用来的工人和一个小学徒，学生们首先对他们进行了教育争取工作。但那个工人原来是个伪装的宪兵，是特地打入学生们内部监视行动的，他的名字叫基里尔·特霍尔热夫斯基。他还把那个小学徒拉过去为宪兵队服务。学徒从学生们这里偷去一大包通俗读物，送到宪兵队里去。出师不利，但学生们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 2 茫然与期待 廖瓦写了一篇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刊物辩论的文章 ，送到敖德萨的一家民粹派的杂志。文章里满是警句、引文和攻击，真正的内容没有几句。他邮寄了这篇文章 ，一星期后又跑去探听结果。一个戴一副大眼镜的编辑同情地望着站在面前的头发蓬乱、脸上没有胡子的作者。文章没有问世，但并没有谁因为这受到损失。 东撞西撞四处碰壁以后，大家决定办一个互教互学的学校。学员一共有20人。廖瓦教社会学，这听起来相当神气。他全力以赴地备课，开头两课非常成功，可接着就感到资源已经枯竭。第二位教师国革命，一开始就砸了锅，只好答应把讲稿写出来。他的诺言当然未能兑现。办学校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廖瓦跟这位教法国革命的教师，也就是索科洛夫斯基家最大的孩子，决定合写一个剧本。为了不受干扰，学生们甚至临时搬出公社，躲进一间谁也不知道的房子里。剧本以两代人的冲突为背景，反映各种社会思潮。虽然两位剧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半信半疑，可是却在剧本里把一个民粹派描写成残缺不全的人物，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个个都勇敢、朝气蓬勃和充满希望。 这就是时代的力量。剧本的浪漫主义成分表现在被生活所摧残的老一辈革命者爱上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姑娘，可是那姑娘却以一篇关于民粹主义的失败的激烈言辞把他给申斥了一通。 剧本没有最后写完，手稿由索科洛夫斯基带到另一住处。后来，当他们都被关进敖德萨监狱时，索科洛夫斯基曾试图通过亲戚寻找过手稿，也许他当时认为流放是修改剧本的最好时光。可是剧本没有找到，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保存它的主人在它那不幸的作者被捕以后，认为还是把它付之一炬的更好。廖瓦并不感到特别痛心，说实话，在他以后的坎坷生活中失去的许多手稿，其价值不知比它高多少倍呢！ 1896年，廖瓦总算回乡下去了一次，但仅仅是得到了一次暂时的和解。 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而廖瓦还在对他仍然有很大吸引力的纯数学和越来越使这位年轻人倾心的“革命”举棋不定。每次一接触这一问题就会立即导致一场家庭危机。家人都愁容满面，非常痛苦，廖瓦的姐姐偷偷掉泪，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在乡下做客的一位叔叔是位工程师，也是敖德萨一家工厂的老板，劝廖瓦到他那儿去住一段时间。这不失为摆脱僵局的一条临时出路。廖瓦在叔叔那里住了几个星期。他们常常争论利润和剩余价值问题。他的叔叔擅长赚取利润，却不能解释它。考数学系的事耽搁下来。廖瓦在敖德萨寻找着。寻找什么？应当说，主要是寻找自我。廖瓦偶然结识了一些工人，弄到一些非法印刷品，又当了几天家庭教师，为职业学校高年级学生举办了秘密讲座，还继续与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了辩论，不打算缴械投降。秋末时廖瓦又乘船来到尼古拉耶夫，重新同施维戈夫斯基一起住在那个园子里。 一切又都重新开始。他们讨论最近几期激进派杂志和争论达尔文主义，茫然地准备着，期待着。什么是他们开始革命宣传的直接推动力，很难说得清楚，只觉得它来自内心深处。在这个知识分子圈中谁也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工作。大家意识到饭后茶余没完没了的清谈与革命的组织工作有天渊之别。他们知道对工人的工作需要以秘密活动方式进行。当大家说出“秘密活动”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人表情严肃，十分庄重，甚至非常神秘。他们毫不怀疑，他们最终一定会由清谈转向从事秘密活动的，至于何时和如何实行这样的转变，谁也说不准。为了替自己的迟迟不采取行动辩解，大家彼此常说： 应当准备准备。这种说法毕竟不是错误的。 3 革命宣传 政治气氛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使他们走上革命宣传道路的时间大大提前。这种变化不是直接发生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全国，首先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但是在他们这里引起了回响。1896年，彼得堡发生了著名的纺织工人大罢工，这使知识分子得到了活力；大学生们意识到强大的后备力量的觉醒，变得更加勇敢。暑假，圣诞节和复活节都有几十名大学生来到尼古拉耶夫，带来了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动乱的消息。其中有些大学生被学校开除，这些不久前的中学生们怀着战士的荣耀回到故乡。1897年2月，一位名叫维特罗娃的女学生在彼得保罗城堡，这一始终未被澄清的悲剧刺激了每一个人，各大学都发生了骚乱，逮捕和流放愈加频繁。 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全力投入了工作，并且开始使用化名利沃夫。这个第一次因为秘密工作而撒的谎对他并不轻松，要知道这是在“欺骗”为了一桩伟大的事业而聚集到一起来的人呀！这真足够使托洛茨基痛苦的。但是利沃夫这个假名很快就同托洛茨基融为一体，他完全习惯了它。 工人们自动地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仿佛他们已经在工厂里等待很久了似的。在他们的工人战友中，穆欣和巴边科是最重要的两位。穆欣是个电工，他在自己的房子里装了一个复杂的信号系统，以防警察的突然袭击。他只有27岁，还生着肺病，经常咯血，可是生活经验非常丰富，实际知识也懂得很多。穆欣以后终生都进行着革命工作。他坐过一次牢，被流放过两次。 相隔23年后他们在哈尔科夫召开的乌克兰代表大会上相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乌克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可是代表大会不久，穆欣就病倒了，而且从此一病不起。巴边科是由穆欣介绍参加革命组织的。他是个跛子，行动迟缓，但头脑却极为清醒和敏捷。巴边科曾和其他人一起被捕，出狱后又回到尼古拉耶夫。后来命运使这些革命者天各一方。直到1925年托洛茨基偶然从报上得知一个名叫巴边科的前南俄工人同盟会员住在库班。他在这之前已经两腿瘫痪。1925年托洛茨基的处境已经很不好，但托洛茨基仍然想方设法把老人送到了叶科基就医，使他的腿又能站立行走。托洛茨基到疗养院去看望了巴边科。他并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利沃夫就是一个人。他们一起喝了草莓茶，回忆了往事。托洛茨基想，当他不久以后听说“托洛茨基反革命”，会是多么的惊奇呀！ 还有许多优秀的人物，简直不胜枚举。有一批很好的青年，有文化，领导人稍一提示，他们就能领会他的意图。托洛茨基发现工人们对于革命宣传比人们想像的更容易接受。过去听说受到革命宣传而觉悟的工人寥寥无几，能够动员2～3名工人革命者就很了不起了，可是托洛茨基这里已经参加或者愿意参加小组的工人实际上无计其数。缺少的是领导人，宣传品也不够。领导人不得不把惟一的一本已经破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的手抄本彼此拿来夺去地轮流使用，这个小册子是在敖德萨经几个人抄写得来的，有许多遗漏，也有错误。 不久，托洛茨基和同志们开始自己印制宣传品。这也是托洛茨基从事写作的真正开端。托洛茨基撰写宣言和文章 ，然后用印刷体誊抄一遍，以便送去胶印。他非常认真地用印刷体书写每一个字母，觉得让识字不多的工人能够顺利地看懂印刷的宣传品是非常光荣的。抄写每一页都要花上两个多小时，有时一连个把星期托洛茨基都没直过腰，只有开会或到小组去讲课才稍事停顿一下。当大家得知工厂和作坊里工人们怎样贪婪的阅读、传送和热烈地议论用淡紫色油墨印刷的秘密传单时，每个人是多么的兴奋啊！他们把传单的作者想象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能神秘地钻进各个工厂，知道车间里发生的事，并且24小时以后就用传单做出了反应。 起初他们每夜在自己住房里熬胶和印刷宣传品，派一个人在院子里放哨。炉门敞开着，准备好火柴和火油，以备万一危险来临时立即焚毁证据。 一切都做得十分天真幼稚。不过那时尼古拉耶夫的宪兵也不比革命者聪明多少。后来，革命者把自己的印刷厂搬到了一个在生产事故中双目失明的中年工人的家里。他毫不犹豫地把房子让给革命者使用。“不用担心，瞎子到处是监狱”。他若无其事乐呵呵地说道。革命者渐渐在他家积存了不少甘油、明胶和纸张。还是在夜里工作。这间天花板齐头高的弃置不用的房间一派可怜相，确切地说是破乱不堪。革命者就在铁炉子上熬这革命的溶液，然后浇在铁板上。瞎子在昏暗的房间里行动自如，也帮托洛茨基张罗着。同大家在一起工作的一位男工和一位女工常常非常虔敬地看着托洛茨基从胶板上取下印好的传单，然后彼此兴奋地使使眼色。这时如果用“谨慎的”眼光，看看这群围着一个可怜的胶板在昏暗中忙得不亦乐乎的青年，要他相信就凭这样就可以推翻一个有几百年根基的强大的国家，他肯定会认为这是极为幼稚的幻想。然而，这个幻想竟在一代人中变成了现实：从这些不眠之夜到 1905年，只经过了7年，而到1917年，也不过才20年！ 对托洛茨基来说，口头宣传不如传单那么令人满意。知识不足、同时缺少表达知识的相应本领。托洛茨基几乎没做过真正的演说。只有一次，是在五一那天，他在林子里的一次集会上不得已做了一次类似演说的讲话。这次讲话使托洛茨基大为难堪。他要说的每一句话，出口之前总觉得它是不可容忍的虚伪。在小组中的谈话倒往往相当不错。总的来说，革命工作在全速进行。托洛茨基也与敖德萨建立并发展联系。他常常在傍晚到尼古拉耶夫码头，花1卢布买1张三等舱的船票，上船以后，就用上衣当枕头，身上盖着件大衣，躺在靠近烟囱的甲板上过夜。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到了敖德萨，然后就到一个个熟悉的接头地点。第二天夜里又乘船回来，一点不把时间浪费在旅途上。后来，托洛茨基与敖德萨的联系出乎意外地频繁起来。事情是这样的： 他在公共图书馆门口遇见一个戴眼镜的工人，他们彼此凝视了一眼，于是就心照不宣。这就是印刷工人阿尔贝物·波利亚克，后来成为党中央印刷厂的负责人。与他的认识使他们的组织跨进一个新时代。几天以后，托洛茨基带着一只皮箱返回尼古拉耶夫，皮箱里装满外国非法印刷品，这都是些装有彩色封面的宣传小册子。他们一次次打开箱子，尽情地欣赏自己的宝贝。大家很快把小册子分发了出去，这使革命者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4 南俄工人同盟 为了吸收别的城市工人，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南俄工人同盟”。 托洛茨基按照社会全民主党的精神拟定了章程。一次，厂方企图反对革命者在工厂演说，革命者第二天就发表宣言予以回击。这一回合不仅激励了工人，而且激励了各阶层居民。全城的人都在谈论革命者涌进工厂散发传单的事，大家都在谈论他的名字。但警察们迟迟未动，他们不相信几乎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能掀起轩然大波，推测他们身后一定有更有经验的领导人——他们显然怀疑是老流放者。这使他们又干了两三个月的工作。但是，最终，对革命者的监视越来越公开化了。宪兵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秘密小组。他们决定离开尼古拉耶夫，分头到外地躲几个星期，切断警察的监视线。大家叫托洛茨基回老家去，索科洛夫斯卡娅和她哥哥到叶卡特琳诺斯拉夫去，等等。但同时他们又毅然决定，一旦进行大规模逮捕时，不要躲藏，让警察抓去，这样宪兵就不能对工人们说“你们的头儿把你们给扔了”。 就在托洛茨基准备动身之前，涅斯捷连科要求他亲自交给他一卷宣传品。他跟托洛茨基约定夜里在墓地见面。那天晚上，地上积雪很深，月光如洗，墓地后面是一片荒野。他在约定的地点找到了涅斯捷连科，但是，就在托洛茨基把衣襟下的一卷东西交给他时，墓地围墙后面突然有一个黑影一闪。 “这是谁？”托洛斯基吃惊地问。 “不认识。”涅斯捷连科望着黑影闪现的方向回答道。 他那时已经和警察挂上钩了，可是托洛茨基还一点儿不怀疑他。 1898年1月28日进行了大逮捕，被捕者达二百多人。接着开始严刑拷打。一个被捕的士兵索科洛夫被打得从监狱二楼走廊的窗口跳了下来，受了重伤。另一个被监禁者列万多夫斯基被宪兵折磨得精神失常。 被捕的人中还有一些无辜的群众。有一些曾被革命者信任的人背离了革命，甚至出卖了革命，相反，一些平日并不突出的人却表现得很坚强。例如有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唐恩的车工，是个德国人，50岁，一共才来过我们小组一两次，不知为什么也被抓来，而且关了很长时间。他表现得非常好，经常对整个监狱高唱欢乐的德国民歌，用半通不通的俄语开玩笑，鼓舞年轻人的斗志。 尼古拉耶夫的组织遭到残酷的打击，但它并没有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很快又参加了革命。革命者和宪兵都积累了经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监禁和第一次流放 1 最初的监狱生活 在1898年的大逮捕中托洛茨基被逮捕，但不是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一个名叫索科夫尼克的大地主庄园里，施维戈夫斯基在这里当园丁。托洛茨基是从扬诺夫卡返回尼古拉耶夫途中路过这里的，身边带有一个大公文包，里面装满手稿、宣传画、信件和各种各样所谓“非法”材料。夜里，施维戈夫斯基把这一包危险品藏在一个卷心菜地窖里，早晨，他要去种树，就拿出来交给托洛茨基以便工作。就在这时宪兵窜了进来。施维戈夫斯基当时正在过道里，赶忙把皮包丢在一个水桶后面。当宪兵押解被捕者离开院子时，他悄悄叮嘱那个做饭的女人把那包裹拿走藏好。这老妇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把它埋在花园的雪地里。哪知道，第二年夏天，一个工人在园子里割草，他的两个孩子互相追逐，一下子碰到了皮包。他们把包交给了父亲。后来，包里手稿的笔迹就成为对一些人起诉的证据。 尼古拉耶夫古老的监狱完全不适合关押政治犯，何况人数又这么多。托洛茨基和一个名叫亚维奇的青年印刷工人关在一间牢房里。这间牢房很大，足可以关30个人，没有任何家具，炉火阴燃着。门上一个大方洞，还对着一条直通院子的大走廊。1月的严寒是难熬的。夜里他们躺在草垫上，早晨6点草垫就被拿走。托洛茨基和亚维奇常常席地而坐，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和套鞋，互相紧挨着，靠在那微温的炉子上消磨时间，打1～2个小时的盹。这大概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没有提审。大家在牢房里从一个角落跑向另一个角落，借以取暖。有时也聊聊往事，茫然地猜测和憧憬着未来。就这样过了3个星期。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让托洛茨基带着自己东西到监狱办公室去，接着把托洛茨基交给两个高个子宪兵，后者用马车把他带到了赫尔松监狱。这是一幢更古老的建筑。监房也很宽敞，只有一扇狭长的小窗子，关得死死的，还装着粗铁条，几乎透不进光来。隔离是绝对的。托洛茨基不能散步，也接触不到邻居，从那扇为过冬而关上的窗子里什么也看不到，收不到外界任何东西，没有茶叶，也没有白糖。每天中午供应一次犯人汤菜，一份夹盐的黑面包作为早饭和晚饭。托洛茨基老是跟自己嘀咕：能不能晚上一顿省一点，好让早上多吃一点呢？可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就痛恨起吃了早饭的那个人了。 没有洗换的衬衣，3个月他只穿着那一套衬衣。没有肥皂，狱虱恨不得把他给吞掉。他常常给自己任务：沿着牢房的对角线走步。那一年托洛茨基已经18岁。虽然后来他待过二十多个监狱，可是他觉得在这里经历的寂寞比任何一次都难熬。没有一本书、一枝铅笔、一张纸。牢房从来没有通过风。 他常常啃一口监狱供给的面包，便一边走着对角线，一边作诗。托洛茨基把民粹派的《纤夫曲》改编成无产阶级的《机器之歌》。他还作过一首革命的喀玛林舞曲。虽然这些诗歌极其平庸，可后来却得到了广泛流传，直到现在的歌集中还在刊行。但是，残酷的寂寞还是在啃噬着他，这时托洛茨基就以巨大的毅力再用那踩歪的鞋跟数起步来。 到第三个月的月底，当监狱面包、装满稻草的口袋和虱子已经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成为他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看守从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给他带来一大包东西：干净的衬衣、被褥、枕头、白面包、茶叶、糖、火腿、罐头、苹果、桔子——而且是色彩鲜丽的大桔子…… 就是31年后的今天，他罗列起这些珍品时也隐藏不住内心的激动。对了，真该死，还忘了果酱、肥皂和梳子。 “这是你母亲给你送来的。”副典狱长说。虽然那时托洛茨基还不善于揣测别人的心灵，可从他的语气上立刻明白，这家伙是受了贿赂的。 不久，犯人们被用轮船送到敖德萨，关押在几年前按新技术要求建造的一座监狱里的单人牢房里。经过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的监狱以后，敖德萨的单人牢房算是很理想的。犯人们击墙、传条、“打电话”，以及通过窗子直接呼叫——一句话，通讯联络不断。托洛茨基击墙给邻居传送了他在赫尔松写的诗，他们给他传送消息。他通过窗口从施维戈夫斯基那儿得知宪兵拿到他的公文包的事，因而他顺利地打乱了企图引他上圈套的德雷姆留卡中校的如意算盘。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被捕者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拒绝提供证词。 在敖德萨监狱的最初几个月里，托洛茨基从外界得不到任何书籍，正好满足于监狱图书馆里收藏的主要是多年来的保守的历史和宗教杂志。他如饥似渴地钻了进去。从这些书籍中他了解了古代和现代的教派和异端邪说等，掌握了可以用来反对天主教、新教、托尔斯泰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各种论据。 根据托洛茨基的要求，他姐姐从乡下带来了4本外文福音书。他靠着在学校学到的一点德语和法语知识，参照看英语本和法语本，一句句读起福音书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还真的有了不小的进展。 在同亲属会面时，犯人就被关在一个木笼子里，与来访者隔着两层木栅栏。他父亲第一次来看他时，以为他一直被关在狭小的木笼里，伤心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在他问父亲问题时，他只是蠕动着一双苍白的嘴唇，发不出一点声音。托洛茨基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那副表情。他母亲来之前已经知道了些这里的情况，所以平静得多。 这时，国内革命浪潮逐渐高涨。学生运动发展成为示威游行，哥萨克在鞭打学生，自由派人士对自己子女遭到迫害感到愤慨。社会民主党日益强大，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不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事业。被捕者的人数与日俱增。监狱里虽然人满为患，可是却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第二年年底，“南俄工人同盟案”进行了判决：4名主要被告被遣送东西伯利亚流放4年。宣判以后革命者在莫斯科流放犯转送站又待了半年多。托洛茨基利用这段时间又对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就是在这时，他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并且研究了一番他不久前出版的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书。接着托洛茨基写了一本关于尼古拉耶夫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偷送到国外，不久便在日内瓦出版。夏天，革命者离开了莫斯科转运监狱，一路上又在别的监狱停顿了几次，直到1900年秋天才到达自己的流放地。 2 勒拿河畔的两年 勒拿河的河水载着革命者这几艘满载犯人和看守的驳船向下游缓缓流去。夜里异常寒冷，早晨，覆盖在犯人们身上的皮袄结满一层厚霜。沿途每到一个预定的村子，都有一两个人被押上岸去。托洛茨基记得当他们到达乌斯库特村时，已经在河上整整漂了3个星期。在这里，他与一个尼古拉耶夫案子中的女流放犯——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人留了下来。她就是南俄工人同盟领导人之一的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她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加上毫无个人私念，使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共同的事业把这两个人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彼此不分开，他们在莫斯科转运监狱举行了婚礼。 村子里大约有百来户人家。他们在村子边缘的一家人家里安顿了下来。 四周是树木，下面便是勒拿河，顺勒拿河往上走有几处金矿。金子的四光在整条勒拿河上闪耀。乌斯库特村曾经有过兴盛时代——那是骚乱、抢劫和凶杀的时代。可如今村子沉寂了。但是，酗酒成性的恶癖却留了下来。他们住处房东老俩口就是饮酒无度积习已久的酒鬼。这里的生活是愚昧、压抑和与世隔绝的。夜里，整个屋子充斥着蟑螂的令人惶惶不安的悉悉声，它们在桌子、床上，甚至在你脸上肆无忌惮的爬动。有时他们甚至不得不搬出去一两天，以便打开门窗，让零下30度的寒气吹进来。夏天，蚊子肆虐，有一头母牛迷了路，竟然在林子里被毒蚊咬死了。农民们只好头上戴着涂了焦油的、用马鬃编织的网罩。春秋天又是一片泥泞。大自然固然绮丽无比，可是在那个年代托洛茨基完全没有心思去欣赏它，而且觉得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上面实在太可惜了。他虽然生活在河流和森林之间，却从没有留意过它们的姿容，书籍和个人事务占据了托洛茨基的一切时间。他一边用手驱赶着书页上的蟑螂，一边钻研着马克思的著作。 勒拿河是流放者来往的一条大水道。流放期满的人逆河而上回到南方。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流放者人数日益增多。各流放点的相互联系从未中断。流放者们经常书信来往，有的信写得很长，几乎就是一篇论文。流放者提出迁居雷经伊尔库茨克省，省长批准，但也不是不可能。于是托洛茨基和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搬到了250俄里以外的伊里河边，那儿有他们的朋友。 托洛茨基在那里给一个百万富商当了一个时期的管事。他的皮货仓库、店铺和酒馆遍布于一块差不多有比利时加荷兰那么大的地方。这是个势力很大的巨商。有好几千通古斯人为他干活，他叫他们“我的通古斯小子”。他不识字，用画十字代替签名。他整年过着吝啬的生活，可是在一年一度的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上又一下能挥霍几万卢布。托洛茨基为他工作了一个半月。有一天他在记账时把1磅红丹写成了1普特，并把这荒唐的账单寄给了很远的一个店铺。这损坏了托洛茨基的声誉，因此他就辞职了。 于是他们又回到乌斯库特。这年冬天酷寒，气温达到零下五十几度。一路上，马车夫不得不时常用手套敲掉马勒上的冰柱。托洛茨基在膝盖上抱着出生才10个月的小女儿，他给女儿头上套了个皮筒子，每当车子一停，总是提心吊胆地掀开来看看她是否还活着。总算旅途一切顺利。不过这家人在乌斯库特没住多久，几个月后省长又允许他们搬到稍南一些的维尔霍伦斯克，那儿也有托洛茨基的一些朋友。 一些老民粹派流放者，由于在这里多年，多少有了建树，打下了基础，故而成了流放者的贵族。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这里的一个特殊阶层。托洛茨基在流放地时，正好一些罢工工人 （他们多半不识字）也被流放到这里 来，对这些工人，流放正好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政治和文化的机会。正如在其他囚禁人数集中的场所一样，思想纷争常伴随着私人龃龉而越加激烈。个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带有罗曼蒂克色彩的，常常像一出戏，有时甚至就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在维尔霍伦斯克，有一个基辅大学生表现出可能会自杀的迹象，大家就轮流看守着他。托洛茨基看见他桌上有许多亮晶晶的金属片，后来知道，他是在为自己的猎枪制作铅弹。但他仍然死了，大家没有看住他，他是用枪口对着自己胸膛，用脚趾扣动的扳机。流放者默默地把他安葬在一个土岗上。大家都羞于说一些虚伪的话，所以没有人发表演说。各个大流放点上都有自杀者的坟墓。一些流放者 （尤其是住在城里的）与周围的一切融 为一体，另一些人则借酒浇愁。不管是坐牢还是流放，只有紧张的学习和思考才能挽救自己。托洛茨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做了一些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 在这些年中，在这条勒拿河大水道上，托洛茨基先后认识了捷尔仁斯基、乌里茨基①和其他一些在以后的革命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青年革命家。大家热切地等待每一批流放犯的到来。一个漆黑的春夜里，人们围坐在河水汹涌的勒拿河边，捷尔仁斯基用波兰语给流放者朗诵了自己写的诗，他的嗓音和他的容貌一样俊美。 ① 乌里茨基 （1873—1918）：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曾参加1905—1907 年革命。十月革命中任领导起义的党的军事革命总部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 年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3 作家“安迪德·奥托” 到乌斯库特不久托洛茨基就开始给伊尔库茨克报纸《东方评论》写稿。 这是一家由一批老民粹派流放者办的合法地方报纸，偶尔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涉足其中。托洛茨基一开始写些农村通讯，曾激动地等待过第一篇稿子的问世，后来得到编辑部的赏识，逐步转向写文学评论和政论。托洛茨基想取一个笔名，于是就随手翻开一本意大利辞典，一眼就看到antidoto这个字，于是许多年中托洛茨基就用安迪德·奥托这个名字。托洛茨基打趣地跟朋友们解释说他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解毒药注入到合法的报刊里去。报纸突然把他的稿酬由每行2戈比提高到4戈比，这是托洛茨基成功的最好证明。他开始写农民问题，评述俄罗斯古典作家，论易卜生、霍普特曼和尼采，还有莫泊桑、安德烈耶夫和高尔基等。他整夜整夜地写稿子，反复地修改，力求找到确切的概念或恰当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托洛茨基慢慢地成为一个作家了。 从1896年 （当时托洛茨基还企图避开革命思想）和从1897年 （当时他 已参加了革命工作，但仍然力图避开马克思主义）以来，托洛茨基在人生道路上大大前进了。到流放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他的人生观和思想方法的基础。在流放中，他努力用他所掌握的新观点研究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所谓“永恒”的问题，即爱情、死亡、友谊、乐观和悲观等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爱、在恨、在憧憬着未来。正如树是由根吸取土壤中的乳汁来养育它的花和果一样，人也在社会经济基础中寻找食物来抚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包括那些“最崇高”的感情。托洛茨基在当时所写的文学评论实际上只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个人与社会。不久以前这些文章汇集成集出版了。如果今天他再写这些文章当然会是另一种形式，不过其基本思想不会变。 就这样，生命的两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的大桥下又流过了多少河水！革命运动开始由地下涌上城市的街头。有些省份还暴发了骚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纷纷建立。他们也与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他为他们写过号召书和传单。经过3年的中断以后，托洛茨基又开始投入积极的斗争。 流放者们再也不愿意待在他们的监禁地，出现了逃亡的热潮。大家不得不安排一个次序。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个从小就受过老一辈革命者影响的农民，他们愿意用小船、大车或雪橇秘密地把政治家们一站一站地送出去。西伯利亚的警察们其实与流放者一样的无能为力：一望无际的雪原既是他们的帮手，也是他们的天敌。要抓到逃亡者极为困难，他们更多的是把希望寄托在逃亡者自己在河里淹死或在原始森林里冻死。 革命运动广泛开展，但仍处于分割的状态，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在进行各自的斗争，而沙皇政府却有着一致行动的绝大优势，所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党的想法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萦绕。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 ，其抄本流传于各流放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流放者以为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国内外同志足够的重视，其实，他们早就想到这一问题，并且已经开始行动了。1902年夏季，托洛茨基收到从伊尔库茨克寄来的几本书，封皮下藏着用考究的薄纸印刷的最新国外出版物。这时流放者才知道，国外出版了一份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以铁的纪律为保障、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的革命组织。在日内瓦出版的由列宁撰写的小册子《怎么办？》也传到流放者这里。托洛茨基觉得他的那些手抄文章 、报纸上发表的论文和为西伯利亚同盟草拟的宣言等等在新的巨大任务面前显得太渺小和太落后了。应当寻找另外的活动领域，应当逃走。 这时托洛茨基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小的才4个月。在西伯利亚条件下生活十分艰难，托洛茨基的逃跑将给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增加双倍的负担。 但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一个字：走！对于她来说，革命的义务压倒一切的想法，首先是压倒了个人的。当这对患难夫妻认识新任务时，妻子首先提出让丈夫逃走的问题，并消除了托洛茨基对出走的所有疑虑。由于她的出色的掩护，托洛茨基逃走后好几天警察还未察觉。托洛茨基从国外几乎无法与她联系。以后她又遭受第二次流放。后来这对患难夫妻只偶尔见过几次。 生活使他们分开了，但他们的思想联系和友谊却是长存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逃跑 1 逃出流放地 春天临近了，道路又将泥泞不堪。托洛茨基为了加快逃跑过程，决定两轮并作一轮进行。一位农民朋友同意把他和一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女译者e.t.送出维尔霍伦斯克。夜晚，在田野里过夜的时候，他将逃跑者用干草和蒲席盖起来，伪装成他车上的货物。这时，为了赢得两天的时间，托洛茨基家里也用被子做成一个假人躺在床上，装成生病的样子。车夫以西伯利亚人的习惯，风驰电掣般赶路，1小时甚至跑20俄里。车子颠得厉害，托洛茨基用脊背计算着路上的坑洼，那位女伴一直呻吟不止。途中换了两匹马。快要到铁路时托洛茨基跟她分了手，为了不至于两人同时遭不测，托洛茨基顺利进入车厢，车厢里已经有几个伊尔库茨克朋友替他准备了一只箱子，里面放着洗烫好的衣服、领带和其他象征文明的东西。托洛茨基手上拿着格奈迪奇译成俄文的荷马的六脚韵诗，口袋里放着一张填有托洛茨基名字的证件。 托洛茨基是他随意起的一个名字，想不到后来他竟一生用了它。托洛茨基乘火车向西行。车站上的宪兵都漫不经心地把他放了过去。身材高大的西伯利亚女人把烧鸡、乳猪、瓶装牛奶和一堆堆面包拿到车站上来卖，每个车站都像是西伯利亚土产的博览会。一路上，旅客们只是不住地喝茶和嚼便宜的西伯利亚圆面包。托洛茨基一面读着六脚韵诗，一面想象着国外生活。整个逃跑过程无一点儿浪漫色彩，只是不断地喝茶和嚼面包而已。 2 加入 《火星报》 托洛茨基来到了萨马拉。这里聚集着《火星报》一个国内班子。领导人叫克勒尔，他就是现今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克尔日让诺夫斯基。他和他妻子都是列宁在 1894—1895年间在彼得格勒从事社会民主党工作期间和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朋友。托洛茨基在萨马拉算是正式参加了《火星报》组织，克勒尔给托洛茨基起了个地下工作假名叫“彼罗”，俄文的意思是“笔杆子”。这是对托洛茨基在西伯利亚当记者取得的成就的赞赏。 《火星报》 正在为重新建党而努力。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未能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大逮捕摧毁了在全国尚无坚实基础的年轻的组织。 此后，革命运动在一些分散的中心发展，大多具有地方色彩。与此同时，它的思想水平降低了。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人连政治口号也不提了，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经济派”。上世纪最后一两年产生的危机加剧了国内对抗，推动了政治运动的发展。 《火星报》为建立中央集权革命政 党同地方主义和“经济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火星报》总部由于处在国外，并在职业革命家中挑选它的成员，这就保证了它的组织的稳固性。 这时 《火星报》的支持者仍然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努力控制社会民主 党各地方委员会，并为召开保证《火星报》思想和方法取得胜利的党代会而斗争。这可以说是这个革命组织发展的最初大致轮廓。这个革命组织在发展与巩固中与工人群众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并且带领他们进行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因而在经过短短的15年后推翻了沙皇政权。 3 组织偷越国界 受萨马拉组织的委派，托洛茨基前往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与一些已经参加《火星报》组织和需要争取其参加组织的革命者联系。他一无所获地返回了萨马拉：南方的通讯联络相当薄弱，在哈尔科夫，地址不对；在波尔塔瓦，遇到了地方主义者。很显然，蜻蜓点水是什么也干不成的，非得脚踏实地地工作。此时，与萨马拉组织保持频繁通讯联系的列宁催促托洛茨基去国外。克勒尔给托洛茨基提供了路费，并且告诉了他一些在卡缅涅茨— 波多利斯克附近越过奥地利国境的必要知识。 托洛茨基很顺利地乘火车到达边境地带。在最后一站，警察要他拿出证件，当检查了他的伪造证件并且认为完全符合手续时，托洛茨基真是惊喜万分。负责指导偷渡的是一名中学生 （现今他是一位知名化学家，正在领导一 个科学研究所）。他当时的政治观点是支持社会革命党。当他知道托洛茨基是《火星报》组织成员时，便立即绷着脸说道： “最近几期《火星报》一直在无耻地攻击恐怖主义，你知道吗？” 托洛茨基正准备跟他争论一番，哪知这个中学生又愤怒地补充一句：“我不送你过国境了！” 这个结局倒大出托洛茨基的意料。不过，他这样做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15年以后大家才用手中的武器推翻了社会革命党人，可那时，这个历史前景又有谁能知道呢？托洛茨基争辩说：“不能因为《火星报》上的一篇文章而惩罚我，并且声称，没有向导，我就在这儿不走。”那中学生终于软了下来。 “好吧，我送你过去，不过你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 中学生安排托洛茨基在一个搞商品推销的单身汉屋里过了夜，第二天，把他交给了布罗达镇的走私贩。整整一天托洛茨基躲在一个乌克兰农民的谷仓的草堆里，主人不时递几个西瓜给他解渴。夜里，下着大雨，他带托洛茨基过国境线。他们在茫茫黑夜中跌跌撞撞地涉水走了很久。 “喂，爬到我背上来。”向导说道。“前面尽是水潭。” 托洛茨基不愿意。 “到了那边，你浑身湿透，是绝对不行的。”那乌克兰人坚持道。 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让他背着走，不过就这样鞋子还是灌满了水。15分钟以后，他们到了奥地利那边的布罗达镇，在一家犹太人的农舍里烤淋湿的衣服。 第二天，在银行兑换了钞票以后，托洛茨基发现自己的钱不够到目的地苏黎世——他要到那儿去会见阿克雪里罗德① 。他买了一张到维也纳的票，决 定先到那儿再说。 ① 阿克雪里罗德（1868—1946）：俄国哲学家和文艺学家。1892 年加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社”，后参加列宁在国外创办的《火星报》编辑部工作，1903 年成为孟什维克。晚年从事艺术和社会学的研究。 到了维也纳，使他惊讶的是，尽管他在学校学过德语，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说的话他能听懂，大多数路人也听不懂他的话。托洛茨基总算跟一个戴红帽子的老人解释清楚他要找《工人日报》编辑部——他决定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说明俄国革命的利益要求他尽快前往苏黎世。这位老人答应带托洛茨基到需要去的地方。他们走了1个小时到了那儿，可是报社在两年前已经迁往别处。他们又走了半个钟头，才找到它。可看门人说不接待。托洛茨基没有什么可付给那向导的。他饥肠辘辘，更主要的是，他要到苏黎世去。从楼上下来遇到一位看上去不太和蔼的高个子先生。托洛茨基向他打听阿德勒先生是否在此。 “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他板着面孔问托洛斯基。 他不知道。乘火车，坐大车，夜宿推销员小屋，以及藏身乌克兰人谷仓等等使这个流放犯失去了时间感。 “今天是星期天！”高个子绅士宣告说，一面打算从他身边走开。 “那没关系——我需要会见阿德勒先生。” 这里，托洛茨基的这位谈话者对他嚷道——这个人的声音就像一个营长向全营士兵下命令冲锋： “告诉你，星期天阿德勒先生不会客！” “我有重要事情。”他坚持着。 “哪怕再重要十倍也不行，懂吗？”此人名福列兹·奥斯特列茨，是编辑部出名的“风暴先生”，说起话来，正如雨果所说，像电闪雷鸣。“即使你带来了天大消息，比方说你们的沙皇被杀，你们那儿爆发了革命——听见了吗？——你也没有权利影响博士先生休息！” 托洛茨基开始为这位先生洪亮的嗓音所打动，但他仍然认为他是在胡诌。星期天休息不可能比革命的需要更重要。托洛茨基决定决不后退：必须去苏黎世，《火星报》编辑部在等着他。此外，他还是从西伯利亚出来的。 这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托洛茨基站在楼梯下，挡住了“风暴先生”的去路。 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奥斯特列茨把阿德勒的地址告诉了他。在原先那位向导陪同下，他来到了阿德勒的住所。 出来见托洛茨基的人个子矮小，拱肩缩背，几乎是个驼子，此外，他的两眼肿胀，脸色显得十分疲惫。原来维也纳正在进行地方自治会选举，阿德勒前天曾在几个会议上发表演说，夜里又在赶写文章和号召书。这些都是一刻钟后他的儿媳告诉托洛茨基的。 “博士，请原谅我打扰了您星期天休息……” “说吧，说吧……”此人外表冷漠，但声音并不吓人，而是鼓励托洛斯基说下去。他额头上的每一道皱纹都透出他的智慧。 “我是个俄国人……” “这你不需要说明，我已经看出来了。” 托洛茨基跟正在用眼睛敏捷地打量他的博士谈到在编辑部门口同那位先生的谈话。 “是这样？他这么对你说？这可能是谁呢？高个子？大喊大叫？这是奥斯特列茨。你说他大喊大叫？对，是奥斯特列茨。不要去管他。要是你带来俄国革命的消息，可以半夜敲我的门……卡佳！卡佳！”他忽然叫起人来。 他的儿媳妇，一个俄罗斯女人，应声走了出来。“好了，现在你的事好办多了。”说完，他就走出房间。 这样，托洛茨基以后的行程就有了保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第一次流亡国外 1 与列宁在一起的日子 1902年秋天，大约是10月的一个清晨，托洛茨基从苏黎世，经巴黎，来到伦敦。他用打手势的办法雇到一辆英国街头常见的单马拉的马车，请车夫按一张纸条把托洛茨基带到应去的地方。这地方就是列宁的住所。在苏黎世时他们告诉了他暗号：轻击三下门环。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开了门，看得出是他的敲门声把她从床上叫了起来。时间实在是太早，凡是稍微懂一点礼貌的人都会在车站上等一两个小时，不会在这天亮之时贸然地去敲一个陌生人的门。可是托洛茨基身上仍然充满着从维尔霍伦斯克逃出来时的那股冲劲儿，在苏黎世，比这更唐突——不是早晨，而是半夜里在敲阿克雪里罗德的门。列宁尚在床上，他脸上的表情是热情融合着合理的惊讶。托洛茨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会见列宁并与他进行第一次谈话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已从克勒尔的信中知道托洛茨基要来，并且一直在等着他，所以一见面他们就说： “彼罗来了。” 托洛茨基对他们讲了他在俄国得到的零碎的印象：南方的通讯联络很差，哈尔科夫联络点地址不确，《南方工人》编辑部反对联合，偷越奥地利边境工作掌握在一个反对火星派的中学生手里等等。这些事情本身确实并不那么令人鼓舞，但是信仰足以弥补缺陷，而且绰绰有余。 不是当天早上就是第二天上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陪托洛茨基观光了伦敦街景，指给他看了韦斯明斯特大桥和其他一些有名建筑。那一次，他似乎对伦敦的建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他从维尔霍伦斯克逃到国外，虽然是第一次出国，但也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所以对韦斯明斯特桥这样的“细节”也就无暇顾及了。何况列宁花这么多时间陪他出来当然不是为了逛大街，他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并考察托洛茨基。列宁的考察确实很仔细。 托洛茨基介绍了革命者在西伯利亚的争论 （主要是关于建立中心组织的 问题），他对这一问题所写的报告，以及他在伊尔库斯克（他曾在那儿住过几个星期）同老民粹派们的冲突等。列宁仔细地听着对方的叙述。 “理论问题怎么样？” 托洛茨基汇报说他们在莫斯科转运监狱集体学习了他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在流放地学习了《资本论》，但还只学到第二卷。他们根据第一手资料认真研究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争论。没有人赞同伯恩施坦的观点。在哲学方面，他们对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很感兴趣，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同马赫—阿劳那留斯的认识论结合了起来。 关于托洛茨基的工作，这次谈话只是一般地提了提。列宁建议他在国外住一段时间，了解一下当代文献，熟悉熟悉环境。不管怎样，托洛茨基还是打算过一段时间以后，秘密回国去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 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带托洛茨基经过几个街区来到一所房子，这儿住着查苏利奇① 、马尔托夫②和《火星报》印刷厂经理勃留缅费尔德。他们 在这儿为托洛茨基安排了一个空房间。这幢房子，按英国人习惯，房间是上下安排的，楼下住着女房东，楼上全是房客。还有一间公用的大房间，可以在里面喝喝咖啡、抽抽烟和无休止地谈话。房间搞得十分凌乱。这跟查苏利奇，也许还有马尔托夫不无关系。难怪普列汉诺夫第一次到这里后就说这里是狗窝。 ① 查苏利奇 （1849—1919）：俄国女革命家。1868 年加入民粹派，曾只身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1883年参与组建劳动解放社，后成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委。1903 年起成为孟什维克。 ② 马尔托夫（1873—1925）：俄国革命家。1900 年起任《火星报》编委，1903 年后成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晚年侨居国外。 就这样，开始了托洛茨基生命中的短暂的伦敦时期。他贪婪地研究已出版的《火星报》和该报编印发行的《曙光》周刊。这是些非常出色的出版物，把深刻的科学性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了。托洛茨基深深地为《火星报》所吸引，并且为自己的学识浅薄而羞愧，下决心尽快地努力赶上去。不久他参加了《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起先托洛茨基写些短小的评论，尔后就开始写政论文章 ，甚至写社论。 就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到白会堂做过一次讲演，同俄侨中的元老塔科夫斯基和同样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切尔格佐夫进行了交锋。他记得回家时他兴奋极了，简直飘飘然起来。帮助托洛茨基同白会堂以至同整个外界搭桥的是一位长期居住伦敦的老侨民阿列克塞耶夫，他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同《火星报》编辑部关系十分密切。他向托洛茨基介绍英国生活的种种情形，提供各种各样知识。阿列克塞耶夫非常崇敬列宁，他告诉托洛茨基：“我认为对俄国革命来说，列宁比普列汉诺夫更重要。” 一个星期天，托洛茨基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伦敦一座教堂，参加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集会。会上讲演和唱赞美歌交替进行。一个刚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排字工人发表演说，谈到社会革命问题。然后全体起立，高唱“万能的主啊，让世界上不再有帝王和富人吧！”托洛茨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在英国无产阶级中有许许多多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分子，”当人们从教堂出来时，列宁说道，“但这一切和保守、宗教及偏见搀和在一起了，不知为什么，总不能打破这些东西使他们统一起来。” 列宁常在不列颠图书馆里度过很长时间，进行理论研究或为报纸写文章 。在他的帮助下托洛茨基也得以走进这座神圣的殿堂，于是托洛茨基如饥似渴地一头扎进了图书的海洋中。可惜不久以后，他不得不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只好中断了学习。 2 “巡回演说” 托洛茨基在白会堂做过几次“尝试性”的讲演后，他连续被派到布鲁塞尔、日内瓦和巴黎去做巡回演说。托洛茨基的讲演主题是驳斥所谓“俄国主观派”的批评，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他把讲演的详细提纲给列宁看了，列宁建议他把提纲加工成论文，在后一期《曙光》上发表。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托洛茨基没有勇气把它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严谨的理论文章放在一起。 托洛茨基在巴黎没待多久就接到电报立即返回伦敦。原来是派他秘密潜回俄国：国内又遭大逮捕，缺乏人手。可是还没等他回到伦敦计划就改变了。 当时住在伦敦并与托洛茨基关系很好的提依奇告诉他，说他极力“袒护”托洛茨基，用各种理由说明要让“小青年”（他总是这样称呼托洛茨基）在国外多待一些时间，以便能再学习学习，后来列宁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托洛茨基又回到巴黎。巴黎与伦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大批俄国侨民大学生。各政党都在为争取这些大学生而相互展开激烈的斗争。 鉴于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生们的一再请求，列宁答应前来巴黎高等学院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这所学院是由被俄国大学驱逐出来的教授们所创办的。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们希望这位不适宜的演讲人尽可能地不要引起争论。可是列宁没有接受这个要求，一开始就声称：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所以从本质上说，他就是论战的学说。托洛茨基记得，第一次讲演前列宁显得很激动，不过，一踏上讲坛他就变得镇定自若了。来听讲演的加姆巴洛夫教授对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印象：“真正的教授！”显然，他认为这就是最高的评价了。 大家决定请列宁看一场歌剧。一切由谢多娃去安排。列宁夹着他做报告时带的公文包走进了巴黎歌剧院。除了列宁以外还有谢多娃和托洛茨基，也许还有马尔托夫——坐在包厢里。这次看戏还发生一件与歌剧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列宁买了一双皮鞋，可是嫌小。当时托洛茨基正好要买双鞋，于是就拿过列宁的皮鞋，刚上脚时觉得正合适，去看歌剧的路上也走得挺不错，可是在剧场坐定以后脚就开始不好受了，回来时路上更是痛得厉害。列宁一路上无情地取笑托洛茨基，因为他自己穿着这双鞋已经吃过好几个小时的苦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党代表大会和分裂 1 列宁的推荐信 列宁30岁时出国，各方面均已成熟。在俄国，无论是在大学生中间、在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小组里，还是在各流放地，他都占有重要的突出地位。所有同他会过面或与他在一起工作的人都承认他有非凡的力量，他自己也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他出国时已经具有系统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国外，“劳动解放社”及其领袖普列汉诺夫在等待他。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几代人的导师，理论家、政治家、评论家和演说家，闻名全欧，同欧洲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普列汉诺夫并列的还有另外两位权威人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人们之所以推崇维拉·伊凡诺芙娜·查苏利奇，不但因为她有着光辉的经历，还因为她具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 （特 别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和稀有的心理洞察力。正是通过查苏利奇的关系，“劳动解放社”同老年的恩格斯有过交往。阿克雪里罗德与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不同，后两位与拉丁语系各国社会党有着紧密联系，而他在“劳动解放社”里则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经验。然而近几年来，普列汉诺夫在逐渐衰退。使他的力量日渐削弱的原因也正是使列宁的力量日渐增强的原因，这就是革命的临近。普列汉诺夫的全部活动都带有思想准备的性质，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辩论家，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越是临近，普列汉诺夫的基础越是不稳固。他自己不能不感到这一点，这也就是往往使他对青年动怒的原因。 列宁是《火星报》的政治领导，马尔托夫是报纸的主要评论家。他文章写得很快，滔滔不绝，就像他说话一样。可是现在最亲密的合作者马尔托夫在同列宁肩并肩工作时感到不自在了。他们彼此仍然称“你”，可是关系明显地冷淡。马尔托夫注重当前——眼前的事态，眼前的文字工作、政论、消息以及谈话等等。而列宁则立足今天，瞻望明天。马尔托夫常常提出许多过不久他自己也会忘却的机智的推论、假设和建议，而列宁总是只提出需要的东西，而且要等到需要的时候。马尔托夫的思想精巧微妙，常常使得列宁惊恐不安地摇头。不同的政治路线当时尚未形成，因而分歧未能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终于分裂成“强硬派”和“温和派”。 这个称呼一度很流行。这就证明，当初，即使还没有明显的路线上的分歧，至少在对待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态度、决心和准备程度上是不同的。甚至在代表大会之前，即在分裂之前，已经有人把列宁说成是“强硬派”，把马尔托夫说成是“温和派”。他们两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列宁常常用批评的和多少有点疑惑的目光打量着他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的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一旦感觉到这种目光后，便显得十分苦恼，并且神经质地耸耸他那瘦削的肩膀。 在他们俩会面时，谈话中已经没有友好的语调和轻松的玩笑，至少托洛茨基看到的是这样。列宁说话时目光不向着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则戴着那副老是耷拉着、永远也擦不干净的夹鼻眼镜，两眼发愣。列宁同托洛茨基谈到马尔托夫时，语音里总有一种特殊的语调：“怎么，是尤里说的。”在说到“尤里”两个字时略微带有一点儿强调意味，仿佛已提醒别人：“人是个很好的人，甚至是个杰出人物，就是太软弱。”不用说，在与列宁疏远这方面，查苏利奇对马尔托夫也有影响，倒不是政治上，主要是心理上。 列宁把同国内的联系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编辑部秘书是他的妻子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她成了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她接待来的同志，为将要离去的同志安排行程，确定联系的方法和接头地点，写信和翻译密码等。她的房间里总是有一股烧纸的焦味，这是阅读密信必须烘烤的结果。她常常以温和执着的语气抱怨有的人写得太简单，密码弄错了，或是用化学墨水写得两行重叠在一起等等。 列宁竭力在日常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摆脱老前辈首先是普列汉诺夫的干预，他与后者早就因各种口实多次发生激烈的争执，特别是在制定党纲草案问题上。列宁最初的草案是针对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提出的，故而遭到后者的猛烈批评，而且是用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那种傲慢和嘲笑的方式。列宁当然不会为此晕头转向，也不会被吓倒。 斗争具有戏剧性特点。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前者代表普列汉诺夫，后者代表列宁。两位中间人心平气和、尽心尽力地调解，再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好的。维拉·伊凡诺芙娜后来告诉托洛茨基，她曾对列宁说： “若尔什（即普列汉诺夫）是一条猎狗，它咬住一件东西，咬着咬着，就把它丢掉；而您是一只叭喇狗，您总是咬住不放。” 维拉·伊凡诺芙娜在告诉托洛茨基这段话时还补充说道： “他（指列宁）对这个比喻很感兴趣。‘咬住不放？’他高兴地又问了一遍。” 维拉·伊凡诺芙娜得意地模仿起列宁发问的语调和口型，就——p这个卷舌音，列宁总是发得不太清楚。 所有这些冲突早在托洛茨基来到之前就已发生。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些分歧，更不知道还因为托洛茨基的问题使编辑部的关系更加恶化。在托洛茨基到国外4个月以后，有一天，列宁写了封信给普列汉诺夫： 我向编辑部全体成员建议补选“彼罗”为编辑部的具有同等权利的成员（我认为这一补选不仅要多数通过，而且要形成一致的决议）。我们非常需要有第七个成员，这就既便于表决（因为6是偶数），又能增添力量。好几个月来，每一期上都有“彼罗”的文章 。 总的说来，他为《火星报》竭尽全力；还四处巡回演说（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很能写论文和时事短译，而且这样的人是绝对必需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难得的人材，他具有信心和活力，大有发展前途。在翻译和写通俗作品方面他也能大有作为。 可能存在的反对理由是：1)年轻；2)（也许）近期要返回俄国；3)文章带有小品的余风，用词过于追求华丽，等等。 关于第一点：“彼罗”将担任的不是独立的职务，而是编辑部的一员，他会逐渐变得有经验的。他无疑具有党员和火星派成员所要求的“嗅觉”，而知识和经验——只是时间问题。至于他的工作情况，这也是无庸置疑的。为了最后抓住他和鼓励他，必须尽快将他补选进来。 关于第二点：如果“彼罗”熟悉了所有的工作，那他可能不一定很快离开。即使走了，他同编辑部的组织联系和从属关系也将有益无害。 关于第三点：文风中的缺点不是重要问题。他能克服这个缺点，现在他已在悄悄地“修正”它（虽然并非很乐意地）。此外，在编辑部里会进行争论，这样，编辑部的表示因此我建议：1)编辑部全体6个成员立即就完全接纳“彼罗”问题进行表决；2)如果他被接纳，立即调整编辑部内部关系和完善表决制度，制定一项明确的章程。这对我们，以及对代表大会都是重要的。 又及，我认为拖延接纳是极为不合适的和笨拙的，因为我已觉得“彼罗”对自己仍处于悬浮状态，以及在他看来仍被以“小青年”对待，已经表示出十分不满（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出来）。如果我们不接纳他，很可能，比方说一个月以后，他就会回国。我相信他一定会认为我们不愿意接纳他进编辑部。那我们将“失去”他，这样就太糟糕了。 1903年3月2日于巴黎 除了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以外，托洛茨基几乎全文引述了这封他不久以前才知道的信件，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编辑部内部情况、列宁的特点以及他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为他是否进入编辑部而在幕后进行的斗争，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托洛茨基一无所知。列宁所说的因为没有把托洛茨基放进编辑部而他“十分不满”的话是不真实的，完全不是他当时的情绪。实际上这个问题托洛茨基从来都没有想过。他对于编辑部就像一个学生对老师一样地敬重。 托洛茨基当时才23岁，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马尔托夫也比托洛茨基年长7岁，列宁更比他大10岁。命运把托洛茨基放在这些杰出人物的身边，他已经十分满足了。托洛茨基能向他们每一个人学到许多东西，事实上他的确在努力地向他们学习。 列宁的关于托洛茨基不满意的说法是从何而来呢？他认为这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列宁无非是想进行论证，使人相信，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故意利用托洛茨基的不满和可能要脱离编辑部来吓唬编辑部的其他成员，这也是他的一条补充理由，如此而已。 列宁的信发出10天以后，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德，说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们吸收你认识的“彼罗”到编辑部，并享有全权。他在文字工作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在思想上也完全是“自己人”。他全心全意为《火星报》工作，并且由于他的卓越的演说才能使他在这里（在国外）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口才非常好，简直妙不可言。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欣赏他这一点。他有知识，并且在一直不断地充实自己。我无条件地同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 马尔托夫在这封信里表现出自己只是列宁的一个忠实的响应者，但他没有重复关于托洛茨基的“不满”的事。他同马尔托夫住在一幢房子里，天天在一起工作，要想考察托洛茨基是不是急不可耐地想成为编辑部成员是太方便不过的了。 为什么列宁这样急于要让托洛茨基参加编辑部呢？他显然是想在编辑部里取得稳定的多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编辑部常常形成对等的两派：老年派（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和少壮派（列宁、马尔托夫和波 特列索夫）。列宁坚信在一些紧要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会同他站在一起。有一次为了反对普列汉诺夫，列宁把托洛茨基叫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让马尔托夫去对付普列汉诺夫，他说话转弯抹角，而你只会单刀直入。”当列宁发现托洛茨基感到迷惑不解，又补充道：“就我来说，也是喜欢单刀直入，可是这回对付普列汉诺夫需要转弯抹角。”列宁的关于吸收托洛茨基加入编辑部的建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而告吹。更糟糕的是，这个建议成了普列汉诺夫以后对托洛茨基抱有成见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也猜想到列宁是在寻求稳定的多数以反对他。改组编辑部的事决定推迟到代表大会上解决。但是编辑部没有等到代表大会就通过决议请托洛茨基列席编辑部会议，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决议也坚决反对。 2 伦敦代表大会和火星派分裂 预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日益临近。最后决定把编辑部迁往瑞士日内瓦，因为那里生活费用较低廉，与国内联系也较容易。列宁很勉强地同意了这个决定。谢多娃后来写道：“在日内瓦，我们住在顶楼的两个小房间里，列·达全力投入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正在准备回国参加党的工作。” 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的劳动合作协会本部举行。提供开会的仓库相当隐蔽，里面堆满了一包一包的羊毛，因而代表们也就时时受到无数跳蚤的袭击。 更糟糕的是从第一天起代表们就受到紧紧的跟踪，受到严密的监视。托洛茨基是以一份素不相识的保加利亚萨莫科夫—利耶夫的护照住下的。可是，他在布鲁塞尔逗留的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早晨，突然收到一张致萨莫科夫—利耶夫的通知书，要他明日上午带着护照去警察局一趟。当天其他代表也都收到一张这样的通知。所有去警察局的人都被限令在 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托洛茨基没有去警察局，而是直接动身前往伦敦，因为代表大会已决定转移到那里举行。 随着代表大会的进展，《火星报》主要干部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区别也愈加明显。分歧最初集中在党章第一条上，即什么人可以作为党员的问题。列宁坚持把党同地下组织等同起来，马尔托夫则认为在地下组织领导下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这个矛盾并不存在实际意义，因为两种方案都确定只有地下组织成员才有表决权。然而，两种背离的倾向是确定无疑的。列宁要求党组织必须轮廓分明和十分明确，马尔托夫则倾向建立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结成的派别决定了大会的以后全部进程，包括党的领导机关的组成问题。幕后进行了争取每一个代表的工作。列宁竭力要把托洛茨基拉到他一边来。有一次，他和克拉希科夫一起跟托洛茨基做了一次很长时间的散步，其间，他们俩尽力使托洛茨基相信马尔托夫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马尔托夫是个“温和派”。克拉希科夫在历数编辑部其他成员的特点时用词十分无礼，以致列宁皱起了眉，托洛茨基更是惊恐。在他对编辑部的态度中仍然有不少年轻人的感情用事的成分。这次谈话非但没有使托洛茨基靠近他们，反而疏远了。分歧是模糊不清的，与会者都在探求分歧的真谛。决定召开一次火星派基本成员会议，以求做些澄清。可是在推选谁当主席问题上遇到了困难。 “我建议由‘便雅闵①’当主席。”捷依奇为了使大家摆脱困境提议道。 ① 便雅闵是圣经中犹太族长雅各的最小儿子。 这样，托洛茨基就不得不担当起了这次重要的火星派成员会议的主席重任。正是这次会议种下了以后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种子。与会者的神情都紧张到了极点。会议进行到最后，列宁“砰”地一声带上门，愤然离去。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这是托洛茨基惟一的一次看见他失去自持。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分歧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暴露出来。列宁派女代表兹和她弟弟季米特里来找托洛茨基，再一次试图争取他站到“强硬派”方面去。 谈话在一个公园里进行，持续了几个小时。这两位使者怎么也不肯放托洛茨基走。“我们得到命令，无论如何要把你争取过来。”他们说。最后托洛茨基断然拒绝跟随他们。 对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来说，分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列宁，这位斗争中最积极的人物，也没有预见到分裂并且绝不愿意分裂。双方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端弄得心烦意乱。列宁在会后患了几个星期的头痛病。谢多娃后来在笔记里写道： 列·达几乎每天都从伦敦写信来，信里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恐慌，最后，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报告了《火星报》的分裂：《火星报》再也不存在了，它死了……《火星报》的分裂使我们极为难受。 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革命的集权是非常必要的，是一条硬性和严格的原则，它对待从前是同一思想的个人或整个团体往往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列宁常常喜欢用“不调和的”和“无情的”这样的词汇不是偶然的。只有摆脱所有卑鄙的个人私欲，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目标而进行高度自觉的革命斗争的人，才能证明这种冷酷无情是正确的。我认为我是一个主张集权的人。但是，应当承认，在那个时期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革命政党为了要带领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必须要有强力和专断的集权。我的青年时代前期是在敖德萨度过的，那里比别的地方多延续了5年的反动沉闷的气氛，列宁的青年时期则处于民意党人活动频繁的年代，而比我年轻几岁的又生活在新的政治高涨环境之中。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前，革命对我来说多半仍然是一个理性的抽象概念。我还没有认识列宁的集权思想是从一个明确的、经过独立思考的革命概念中所引出的逻辑结论。在聚杂在“火星”旗帜下的人们还普遍存在着模糊思想和认识时，正是列宁一个人完全、彻底地看见了明天，看见了他们所面临的全部严峻的任务、激烈的斗争和无数的牺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回到俄国 1 基辅—彼得堡—芬兰 托洛茨基同第二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 （即少数派）的联系是短暂的。他 赞成把分裂只看成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插曲，尽快同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实行联合，而另一些人则把代表大会的分裂作为走向机会主义的起点。1904年整整一年中，他都在同孟什维克集团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断发生冲突。冲突围绕两点，即对待自由主义和对待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托洛茨基主张对自由派争夺群众的企图予以坚决回击，并一再坚持要求社会民主党两派联合起来。1904年9月，他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实际上他从4月开始就没有参加它的活动。在这期间，托洛茨基为了远避俄国侨民，到慕尼黑去住了几个月。慕尼黑在当时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最富艺术性的城市。在这里，他不仅结识了慕尼黑美术陈列馆和《朴实人》杂志，还深入了解了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情况。 在党代会召开的时候，整个俄国南部席卷了一股强大的罢工浪潮，农民骚动越来越频繁，许多大学也沸腾了。俄日战争曾短暂地扼制了运动的发展，但沙皇政府在战争中的失利又很快成为革命的强大推动力。报界更敢于说话；恐怖行动更加加剧；自由派在觉醒，并发起了一场宴会运动。1904年11月，俄国许多城市的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分子在各地举行的司法改革40周年宴会上提出政治改革的请愿书。 就在这时，1905年1月23日①早晨，流血星期日的消息传到德国，托洛茨基全身的血液沸腾了。 ①　1905 年1 月22　日（星期日），彼得堡大批工人在加邦牧师带领下，手执教会旗帜和沙皇肖像，来到冬宫前广场，向沙皇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游行队伍遭到军队镇压，工人及其妻儿死伤达数千人。近代史上称这一天为“流血的星期日”。 托洛茨基再也不能留在国外了。代表大会以后他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已经结束，后来又脱离了孟什维克，他只能单枪匹马地干了。托洛茨基通过大学生们弄到一张护照，同妻子（她已于1904年秋再次来到这里）一起来到慕尼黑，然后又转到维也纳。此时大批流亡者纷纷准备回国。维克多·阿德勒忙得不可开交：为流亡者筹款，弄护照，还要联系落脚点……请来一个化妆师，就在他家为托洛茨基化妆，因为俄国在国外的密探早就十分熟悉他的外貌。 托洛茨基的妻子先行前往基辅，以便安排住处和接上关系。他也于2月携带一张退职陆军准尉阿尔布佐夫护照来到基辅。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更换住处，起先他们在一个胆小如鼠的青年律师那儿住了几天，后来转移到一个理工学院教授家，最后又搬到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寡妇那里。还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躲在一个眼科医院里，这是一个同他很熟悉的眼科主治医师所作的安排。护士并不知道缘由，很认真地替他洗眼，点 （无害 的）眼药水，还严格禁止他看书，怕他多用眼力，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从事双重的地下工作：背着她偷偷地起草论文和传单。 当时基辅有一家著名的地下印刷厂，尽管它的四周发生过无数次搜捕，它仍然在宪兵鼻子底下活动了许多年。1905年春季，托洛茨基写的不少传单就是在这个印刷厂印刷的。不过较大篇幅的号召书之类他就交给他在基辅新认识的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克拉辛 。克拉辛①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在 高加索掌握着一家设备很好的大型地下印刷厂。托洛茨基在基辅为这家印刷厂写了许多传单，他们把每份传单都印得非常好，这在当时地下印刷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① 克拉辛 （1870—1920）： 1903—1907 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同时兼任党中央战斗装备组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工商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和驻美、法全权代表等。 克拉辛给托洛茨基安排了好几个在彼得堡的接头地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康士坦丁诺夫炮兵学校的主任医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李特肯斯家，命运使托洛茨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与他和他的家人联系在一起。在1905年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正是坐落在后巴尔干大街上的李特肯斯家和学校大楼成了他的藏身之所。常有一些从来没有来过军校大院的不速之客就在门卫的眼前来到主任医师的住所找他。军校下级人员对老医生很好，从来没人去告密，所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医生的大儿子亚历山大，18岁，已经是个党员，在奥尔洛夫省搞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因为神经过度紧张，一病不起。小儿子叶甫格拉夫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后来在国内战争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不幸于1921年在克里米亚被匪徒杀害。 托洛茨基以一张名叫维肯季耶夫的地主的证件在彼得堡合法地住下。在革命者当中他化名彼得·彼得罗维奇。在组织上他没参加任何派别，但实际上托洛茨基继续与克拉辛一起工作。他这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这符合托洛茨基当时的观点，所以他们才更加接近。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仍然与孟什维克的彼得堡地方组织保持着联系。在他的影响下，他们也主张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因而就与在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发生了冲突。不过，这个孟什维克组织很快就瓦解了，它是被一个绰号叫“戴金边眼镜的尼古拉”的叛徒出卖的。这个人也认识托洛茨基，再加上他的妻子因参加五一森林集会被捕，他必须暂时隐蔽。于是托洛茨基在夏天来到芬兰。 在芬兰得到喘息的机会，托洛茨基开始发奋投入文字工作。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报纸，注视着各政党的活动，搜集各种材料。在这个时期，最后形成了他对俄国社会内部力量和关于俄国革命前途的看法。 当时托洛茨基这样写道： 俄国面临着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政权将由领导农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地方老财的阶级和政党来掌握，无论是自由主义或民主知识分子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革命的舞台由无产阶级所占领。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通过工人的行动使农民接受它的领导，这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开辟了一个比西方国家更早夺取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以后，不能停留在民主主义纲领上，必须转向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它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这不仅取决于各种力量内部的对比，而且取决于整个国际环境，因此，基本的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中，在同自由主义者争取农民的企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同时，就必须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 革命的前途问题与策略问题是最紧密地相联系的。党的中心政治口号是立宪会议，但革命斗争的历程提出了由谁和怎样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起义的前景来看，必然要求建立一个临时革命政府，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应当保证它在临时政府中起决定性作用。 托洛茨基在芬兰的住处，四周丘陵环绕，苍松林立，湖塘波光粼粼，空气晶莹清澈，一片秋日的气息。这种环境很难使人想起革命在不断发展。9月末，托洛茨基迁往芬兰腹地，在一处湖边林地找到一家孤独的旅馆住下，这旅馆名叫“劳哈”，在芬兰文里是“平静”的意思。因时值秋天旅游淡季，偌大一个旅馆几乎没什么人。四周一切真是“劳哈”（平静）到了极点，没有一个活的生灵，没有一点儿声息。他继续写东西和散步。晚上邮递员送来一卷彼得堡报纸。他一份接一份地翻看。这些报纸犹如窗外吹来的一阵狂风。 罢工浪潮正在扩大，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在这宁静的旅馆里，翻阅报纸的沙沙声传送到托洛茨基的耳际，就好似雪崩的轰隆声。看来革命正全速发展。托洛茨基让旅馆领班结了账，请他雇了一辆马车，就离开了那“平静”，走向暴风雨。晚上他就到了彼得堡，并在理工学院大礼堂做了讲演。 十月罢工并不是按原计划展开的。它开始是莫斯科印刷工人的一次行动，后来很快平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本来决定在“流血的星期日”一周年时展开一次决战。所以托洛茨基心安理得地躲在芬兰避难地写东西。但一次本来已渐趋低落的罢工突然波及到铁路工人，于是它立即迅猛地发展开了。 罢工从10月9日一开始就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并且迅速从莫斯科扩张到全国。这种全国性总罢工在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很多城市，群众与军警发生了冲突。不过总的来说，十月总罢工还只是政治性的，并没有转变为武装起义。可是没想到政权却惊恐万状，仓皇退却，于10月17日（公历30日）发表了立宪宣言。当然受了打击的沙皇政府手中还保存有国家机器，但是政府的政策，照沙皇重臣维特的说法，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胆怯、更盲目和更愚昧”了。不管怎么说，革命终究取得了初步和部分的胜利，毕竟统治阶级做出了众多的允诺。 2 彼得堡工人苏维埃 托洛茨基是在十月罢工中回到彼得堡的。罢工浪潮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但是也存在危险，这就是缺乏一个群众性组织的领导，运动很可能毫无结果地结束。他从芬兰带回一个建立非党组织的计划，这个组织由选举产生，每1000名工人选出1名代表。就在回来的当天，他从一个名叫约尔丹斯基的作家（此人后来出任苏维埃驻意大利大使）那儿知道彼得堡孟什维克提出了一个选举产生（每500名工人选举1名代表）革命组织的口号。 这个口号无疑是正确的。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坚决反对选举产生非党组织这一主张，担心它将来与党分庭抗礼。可是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们却完全没有这种担心。在11月列宁回国以前，布尔什维克的上层干部对待工人苏维埃①一直就是这种宗派主义态度。而广大党员群众则比这些党的上层领导们更能依靠政治嗅觉正确地把握斗争路线。因此，可以说，列宁未能及时从国外赶回国是第一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未能取得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①　“苏维埃”一词系俄语译音，意为“代表会议”或“委员会”，后成为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名称。此处“工人苏维埃”即“工人代表会议”。 谢多娃在五一森林集会中被骑兵逮捕。她被关押了半年，然后被送往特维尔接受警察管制，直到十月宣言发表后才回到彼得堡。托洛茨基用维肯季耶夫的名字租了间房子，后来知道房东是个股票投机商，他们就考虑搬家。 可是那时托洛茨基一点空闲都没有，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这样，他们在这个频于破产的倒霉股票经纪人家里一直住到托洛茨基被捕。幸运的是，无论是房东还是警察都不知道住在这里的维肯季耶夫到底是谁，所以在他被捕以后他的住房一直没有人来搜查。 在“工人苏维埃”里用的是他老家的名字——扬诺夫斯基，写作时则用“托洛茨基”的笔名。他不得不同时在3家报馆工作。他同帕尔乌斯还合办一个小报《俄罗斯报》，并很快把它变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有战斗力的机关报。 几天之内，它就由3万份猛增到10万份，1个月后订户甚至增加到50万，但报纸的技术条件跟不上发行量的增长，最后是政府查封了这家报纸才解决了这个矛盾。11月13日托洛茨基还同孟什维克合办了一份大型政治机关报《开端报》，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因为列宁 不在而显得有气无力。相反，《开端报》却取得巨大成就。托洛茨基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出版物，只有它才更像马克思 1848年创办的《新莱茵报》。 除了在《俄罗斯报》和《开端报》工作外，托洛茨基还常常替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撰写社论，此外还经常写号召书、宣言和决议等等。第一个苏维埃存在的50天中托洛茨基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苏维埃的工作，执委会的职务，连续不断的群众大会，还有3家报纸的编辑出版！怎么在这个急流中闯过来的，连托洛茨基自己也说不清。在那些日子里，革命者干劲十足，不仅在漩涡中游泳，还自己制造漩涡。 1905年革命大逮捕 苏维埃唤起了广大群众，工人们完全站到了苏维埃这一边。农村继续发生骚乱，甚至从远东撤回的军队里也产生了动乱。只是近卫军和哥萨克军团仍很顽固。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因素均已具备，但还未成熟。 10月18日，即立宪宣言发表的第二天，数万情绪激昂的群众聚集在彼得堡大学前广场上兴高采烈地欢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托洛茨基站在阳台上向群众讲话，说明已取得的初步胜利是不牢靠的，敌人不会甘心，前面还会遇到陷阱。说着托洛茨基把沙皇宣言撕个粉碎，向空中一撒，让纸片随风飘扬。但是这种政治警告只是轻轻地触动了一下群众的思想，看来人们还要经历几次大的事件方能得到教训。 在彼得堡苏维埃的经历中，托洛茨基记起与此有关的两件事。一件是10月29日，城里突然谣传说黑色百人团要搞血腥屠杀。工人代表们直接从工厂来到苏维埃开会，一个个跑上讲台，拿出工人们自制的准备用来对付黑色百人团的武器样品给大家看。人们挥舞着芬兰刀、铁指套、短剑和钢丝鞭，兴高采烈，不停地打趣说笑。工人们似乎相信，只要有了回击敌人的准备就足以解决问题。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眼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直到 12月，事态的发展才使工人们懂得了这一点。 12月3日晚，军队包围了彼得堡苏维埃，所有进出口通道均被封锁。执委会正在楼厅开会，托洛茨基大声地向聚集在楼下的数百名代表喊道：“不要抵抗，也不要交出武器！”武器就是手枪。不一会，会议大厅被近卫军步兵、骑兵和炮兵团团围住。于是工人们开始拆毁自己的武器，他们用毛瑟枪砸勃郎宁，又用勃郎宁砸毛瑟枪。干这件事就没有10月29日的那种欢声笑语了。在金属撞击的叮当声中可以听到无产者们的咬牙切齿的诅咒声。他们终于彻底认识到要推翻和打倒敌人，需要做出更大和更艰巨的努力。 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小册子《人物剪影》中对托洛茨基在第一次革命中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 他 （托洛茨基）被捕前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影响就很大，以后由于他在法庭上的给 人印象深刻和英勇不屈的行为使他的威望更加提高。我应当说，托洛茨基在 1905—1906年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无疑是最有思想修养的，尽管他当时很年轻；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那种流亡国外者所具有的狭隘性，正如我已经说的，当时连列宁也没有能摆脱它。他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意识到政权斗争的意义。他是革命所造就的，并且从中获得了巨大声誉。 真正说来，无论列宁和马尔托夫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则由于表现出立宪民主党人的倾向而名声锐减。托洛茨基从那时起就站到了前列。 在俄国历史上，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在托洛茨基个人历史上也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坚决和充满信心地投入1917年革命，因为他觉得它只是1905年12月3日因对彼得堡苏维埃大逮捕而中断的革命的延续和发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拘押、审判、流放、逃跑 1 监狱成了图书馆 托洛茨基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开始了。这一次比第一次好得多，条件比8年以前大大改善。起先在十字架监狱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移到彼得·保罗要塞。最后又被送到预审拘留所。在流放西伯利亚之前又押到了转运监狱。转来转去，先后关了15个月。每个监狱都各有特点，都需要对它加以适应。如果要详细叙述它们的情况，未免太枯燥无味，因为除掉略有区别外，又似乎是大同小异。在监狱里，托洛茨基又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和写作。他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并且写了一篇 《总结与瞻望》的文章作为当时他 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最完善的阐述。 转到预审拘留所以后，开始允许犯人会见律师。第一届杜马召开后给政治生活带来了活力，报纸又敢于大胆说话，马克思主义刊物又重新活跃起来，论战性文章也可以发表了。托洛茨基在狱中写了大量文章 ，由律师放在公文包里带出去发表。小册子《政治舞台上的彼得·司徒卢威》就是这时完成的。 当时他全力投入写作，以至连监狱放风他都觉得是令人懊恼的和多余的。这本反对自由主义的小册子实质上是为彼得堡苏维埃、莫斯科12月起义和当时的革命方针进行辩解，并对机会主义者的抨击。几个星期内小册子发行了几万册。 同托洛茨基一起坐牢的斯维尔奇科夫后来在《革命的曙光》一书中这样描写了他的监狱生活： 托洛茨基的牢房很快成了个小小图书馆。他弄到了各种值得注意的书籍。他不停地读，从清晨到深夜不断地写。他对我们说：“我对这里感到非常满意。我可以安心地工作，而且清楚地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不会遭到逮捕……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这实在是一种最不寻常的感觉，你们说对不对？……” 托洛茨基常常读些欧洲古典文学作品作为消遣。他躺在牢房的小床上，沉醉在书中，浑身感到一种既像一个美食家品尝甘醇的美酒，又像人们在吸着香味浓郁的雪茄时的说不出的舒适感。这是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托洛茨基的妻子一星期来看望他两次。当俩口子互相交换信件和文稿时，值班看守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个年纪大的看守尤其宽容。他应他的请求，把自己出版的书和题了词的照片送给了他。“我的几个女儿也都是大学生。”他高兴地轻轻对托洛茨基说，同时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苏维埃政权时期托洛茨基又见到了他，在饥荒年代，托洛茨基还尽力地帮助过他。 2 大审判 对工人代表苏维埃案件的审判于9月19日开始。在长达一个月的审判中，法庭先后传唤了四百多个证人，其中有二百多人出庭做证，他们当中有工人、厂主、宪兵、工程师、仆役、市民、记者、邮政官员、警察局长、中学生、杜马议员、看门人、参议员、流氓、工人代表、教授和士兵等等。他们在法庭上排成长长一串，在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及被告（尤其是被告）火力交叉的盘问下，一桩一件、一五一十地追诉着工人苏维埃的活动。被告也进行了辩解。托洛茨基在法庭上讲了俄国社会现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因为他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要求参议员洛普欣出庭做证，遭到法庭拒绝，于是大家群起抗议，使得审判无法进行，不得不把“犯人”带回监狱。 随即辩护律师、证人和旁听者也跟着退场，法庭上只剩下法官和检察官。他们在“犯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宣判。 托洛茨基的父亲和母亲也旁听了审判。他们的思想感情是错综复杂的。 现在总不能把儿子的行为说成是胡闹——像在尼古拉耶夫的施维戈夫斯基花园里所干的那样。他们的儿子已经是几家报纸的编辑、苏维埃的主席，又是个颇有名气的作家，这些都使老人们感到骄傲。当20位律师一涌而上，纷纷与他们的儿子握手的时候，母亲甚至激动得哭了。她以为儿子不但会被宣布无罪，甚至还会获得殊荣呢。儿子告诉她做好他被判处苦役的思想准备，她惊恐而又迷惑不解的望着律师们，想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脸色苍白，沉默不语，既感到欣慰，又感到痛苦。 “犯人”被到处迁居流放，褫夺一切公民权。这还是较轻的处罚，本来“犯人”认为会判处苦役。但迁居流放与上次托洛茨基经历的行政流放完全 不同，它是无限期的，任何形式的逃跑都将加判3年苦役。 3 再次流放，再次逃跑 1907年1月3日托洛茨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今天把我们带到这里。命令我们在接待室里换上囚服。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好奇地穿戴起来。大家穿着灰袄子，披着粗呢外衣，戴着灰帽子，互相打量着，觉得很有趣。允许我们保留自己的内衣和靴子…… 留下那双靴子对托洛茨基十分重要，因为他在靴子底珍藏了一张证明，后跟里嵌有几块金币。他们被押送的目的地是深入北极圈内的奥勃多尔斯克村。这地方离铁路1500俄里，离最近的邮电局800俄里。邮递员两星期来一回，春秋两季道路泥泞时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都不来一次。当局在途中采取了特殊的警戒措施。随来的彼得堡押送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事实也是如此。 一位在犯人车厢值班的中士，拔出军刀，激动地朗诵起刚发表的革命诗篇。 监狱代表对他们也很客气，因为革命和反革命胜负未定，鹿死谁手尚难预卜。 押送队的一个军官拿出上级的一份公文给他们看，上面说法律允许他在押送途中不给他们戴手铐。 他们乘火车到秋明，然后改乘雪橇。他们14个流放犯由52名士兵押送，分乘40辆雪橇，从秋明出发，经托博尔斯克，沿鄂毕河北上。经过33天的长途跋涉，他们一行于2月12日抵达别列佐沃，这是彼得大帝放逐他的宠臣缅希科夫的地方。允许他们在这里休息两天，前面大约还有500俄里的路程才能到达奥勃多尔斯克。可以自由走动了，当局不再担心犯人逃跑。这里只有一条路通往鄂毕河，沿途又有电话线路，任何逃犯都会被抓住。 同他们一起被流放的有一位老革命家——费特医生。他教托洛茨基装坐骨神经痛，以便能在别列佐沃多待几天。托洛茨基顺利地实现了计划的头几步，因为坐骨神经痛是无法检查的。人们把托洛茨基送进了医院，在这里他可以完全自由地活动。病情“好转”以后，他一连几个钟头在外面转悠，住院医生还叮嘱他多活动活动。上面已经说过，在这个季节，谁也不担心犯人从别列佐沃逃跑。应当拿定主意了。于是托洛茨基决定向西，直向乌拉尔方向逃去。 其实，费特的主意是来自一个绰号叫做“山羊脚”的当地农民。这个矮小、清瘦和机智的人是组织逃跑的行家，而且他干这个完全不是为了私利。 后来他的事败露后，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十月革命以后“山羊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托洛茨基就是他10年前帮助逃跑的那个人，直到1923年他才到莫斯科来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一套红军礼服，请他去看戏，还送给他一台留声机和其他一些礼物。不久以后，老人在他的北方老家去世了。 从别列佐沃出来就要乘鹿拉雪橇。关键在于要找一个敢于在这个季节冒险上路的向导。“山羊脚”找到一个兹梁人，此人与大多数兹梁人一样灵活和老练。 出逃的时间定在星期天夜里。这天晚上地方当局的要人全在看一个业余剧团的演出。托洛茨基到作为剧场的一座营房里去露一下面，还特地会见了县警察局长，跟他说，自己感觉好多了，过两天就可以到奥勃多尔斯克去。 这是很诡谲的，也是非常必需的。 当教堂钟楼敲响12下的时候，托洛茨基悄悄钻进了“山羊脚”家的院子。 雪橇已经准备好了。托洛茨基笔直地躺在雪橇的底座上，下面垫着他的另一件毛皮大衣。“山羊脚”往托洛茨基身上盖了一堆结了冰的干草，用绳子捆好，就出发了。干草上的冰融化了，冰冷的水顺着托洛茨基的脸颊往下淌。 走了几俄里，雪橇停下了。“山羊脚”解开绳子，搬开干草，让托洛茨基爬出来，接着他吹了声口哨。有几个人的声音回答了他，从声音听起来，这些人准是一群醉汉。原来那个兹梁人喝醉了，还带了几个酒友。这可不是好兆头，但是没有选择余地了。托洛茨基带着他的小行李包坐上了他们的轻便鹿拉雪橇。他们沿着索西瓦河前进。这几匹鹿是托洛茨基的向导从几百只鹿中精挑细拣买来的。一开始托洛茨基的车夫常常打盹，鹿群就时不时停下脚步。 这对他们俩都是危险的。后来他竟完全睡着了，无论托洛茨基怎样推他都不醒。托洛茨基不得不把他的帽子拧了下来。他的头发立即结了一层霜，于是他完全清醒了。他们继续往前赶路。四周是一片原始雪野，洁白无瑕的雪地上生长着枞树，间或显现出野兽的足迹，这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鹿儿欢快地跑着，舌头伸在外面，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他们行走了一个多星期，走了700公里，来到乌拉尔地区。道路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大车。托洛茨基装扮成托尔男爵北极考察队的工程师。在离乌拉尔不远，托洛茨基遇见一个以前在考察队工作过的办事员，他问了托洛茨基一些问题，幸运的是他醉醺醺的，不太认真，托洛茨基靠着一瓶罗姆酒摆脱了困境。一到乌拉尔托洛茨基就改乘马车。现在托洛茨基的身份是一名官员，正在同税务稽查员在本管区执行公务。最后托洛茨基来到窄轨铁路边。乘上这条铁路专用线仍然是不保险的，支线上的每一个陌生人都会受到注意，任何一个车站都可能接到托波尔斯克的电报而对他加以逮捕，他是心惊胆颤地登上火车的。可是，当一昼夜以后他顺利地登上通向彼尔姆的舒适的火车时，他觉得自己是成功了。 在最近的一个小站，他给妻子拍了一份电报，让她到一个列车交汇站去接他。她没有想到会收到这封电报，至少没想到它会来得这么快。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往别列佐沃去走了一个多月，彼得堡的报纸还在连篇累牍地报道他们北上的消息。大家都以为他还在去奥勃多尔斯克的路上。何况他只用了11个昼夜就完成了返回的路程。 关于这件事，谢多娃在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 接到这份电报时我欣喜若狂。那时我住在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名叫特里奥基的芬兰村子里，带着一个幼小的儿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同一天我还收到列·德在途中写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讲述了途中的情形外，还说如果我动身去奥勃多尔斯克请我给他带些书和一些北方生活必需物品……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彼得堡，打算向站务员询问到列车交汇站我要买到哪儿的票。可是我又不敢打听，所以虽然没弄清站名，我还是上了路。车子在晚上开出。车厢里坐的尽是有钱人，我们从彼得堡食品商店购买了各种各样的食品，准备回自己庄园欢度谢肉节。我厌恶地听着他们的关于鱼子酱、咸鱼和葡萄酒等等的谈话，心里激动地想象着眼前的会面，同时又担心不要出现什么意外……我好容易捱到第二天早晨，对面开来的列车应当在这时来到萨米诺车站（这个站名是我在途中打听到的）。终于我们的车和那列逆行的车都停下了。我飞快地跑到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跳上对面的列车，怀着恐惧的心情一节一节车厢找过去，没有，没有，可是突然，我在一个包房里看见了列·达的皮大衣。这就是说，他在这里，在这里！但眼下他在哪儿？我又跳下列车，走上站台，这时我看见列·达正从车站里跑出来，原来他也在到处找我。 我们俩一起坐进包房，继续往前行。列·达在车站上和车厢里从容不迫和谈笑自如，使我很惊讶。我希望他要不露声色，要隐蔽自己，因为抓住了可要判处苦役呀。可他仍然那么很显眼，他说这是最好的掩护。 由于在彼得堡有许多人认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决定和妻子一起到芬兰去，因为在那里，革命所争得的自由权实施得比彼得堡早得多。 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尔托夫都早已离开彼得堡到了芬兰。两派在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实现的联合又产生深深的裂痕。革命仍然处于低潮。 孟什维克为1905年的疯狂行为忏悔，布尔什维克则毫无后悔之意，积极准备新的革命。托洛茨基拜访了列宁，又拜访了马尔托夫，他们住的村子相距不远。马尔托夫的房间里像过去一样一塌糊涂，变得越发不可收拾了。屋角里堆着一人高的报纸，谈话中，马尔托夫时不时将手伸进报纸堆里，抽出需要的文章 。桌上放着积满烟灰的手稿。那副总是擦不干净的夹鼻眼镜耷拉在他的尖鼻梁上。像过去一样，马尔托夫仍然有着许多杰出和高明的思想，但他缺少一个主导的思想，而且也不知道应当怎么行动。而列宁的房间则看上去非常整齐。列宁不抽烟。需要的报纸全做了记号，就放在手边。最主要的是在他那张朴实无华而又不同寻常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对未来坚定的信心。革命是最终地退潮了，还是来到前的停滞，当时还未见分晓。但是不管怎么样，同怀疑主义者作斗争，从理论上总结1905年的经验，为新的革命或者说为第二次革命培养干部等等这都是十分需要的。谈话中，列宁称赞了托洛茨基在狱中的工作，但也批评了托洛茨基还不能正确地做出组织选择，即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他说得是对的。告别时他给了托洛茨基几个赫尔辛基朋友的地址，这些地址后来对托洛茨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列宁介绍的那些朋友帮助托洛茨基在赫尔辛基郊区的奥格尔堡安置了个小家，后来这地方在他们之后列宁也住过一段时间。托洛茨基和妻子带着才几个月的儿子（他是在托洛茨基监押期间出生的）在奥格尔堡住了几个星期。在这孤寂的 日子里，托洛茨基把自己的长途旅行写成了一本名叫《往返旅程》的书，所得的稿费正好作为他取道斯德哥尔摩出国之用。妻子和孩子暂时留在俄国。 托洛茨基乘一艘斯堪的纳维亚轮船开始了新的流亡生活，没想到这一次流亡国外竟达10年之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第二次流亡国外 1 维也纳八月会议 1907年10月托洛茨基到了维也纳，不久他的妻子也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他们在城郊希特尔道夫住下，静待新的革新的到来。托洛茨基的工作集中在总结1905年革命经验和为第二次革命在理论上铺平道路。 来到国外不久，托洛茨基就在俄国侨民和大学生中做了两次巡回演说，题目分别是： 《俄国革命的命运》（谈当前的政治形势）和《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 （论述社会革命的前景）。 1908年10月，托洛茨基开始在维也纳出版一份面对广大工人群众的报纸 《真理报》，通过加里西亚国境线或是通过黑海偷运到国内。报纸每月两 期，一共出了3年半，出版这份报纸花去他大量精力，同俄国秘密联络也用去他不少时间。此外，他还同黑海水兵的地下工会保持着密切联系，给他们的报纸以帮助。 当时与托洛茨基同办《真理报》的合作者是后来成为苏维埃著名外交家的越飞。越飞①才华横溢，性格温和，对事业无限忠诚。他为《真理报》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和钱财。托洛茨基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大学生斯科别列夫，他后来成为克伦斯基政权的劳工部长，1917年他们相见时彼此成了敌人。曾做过《真理报》秘书的维克多·科普，现在任苏维埃驻瑞典大使。 ① 越飞 （1883—1927）：十月革命参加者，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列斯特和谈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驻德国全权代表，1922—1924 年驻中国全权代表，1924—1925 年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27 年因身患重病自杀身亡。 1912年，当新的政治已经确定无疑地呈现时，托洛茨基试图召开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党两派代表的联席会议。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此时和解的要求也很强烈，因此托洛茨基曾希望这种情况能促使列宁参加代表会议。但是列宁坚决反对这种统一。后来的全部事态发展表明列宁是正确的。代表会议于1912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布尔什维克没有代表参加，托洛茨基发觉自己在形式上成了孟什维克和几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互不联系的小组的“联盟”的成员了。这个联盟并没有政治基础。托洛茨基在所有的根本问题上都跟孟什维克有分歧。大会的第二天斗争就展开了。社会革命和民主改良，这两种深刻对立的倾向，每日每时都在引起激烈的冲突。 《基辅思想报》建议托洛茨基以军事记者身份去巴尔干。此时8月会议已经证明失败，对他来说，这个建议显得十分及时。他感到自己必须脱离俄国流亡者的影响，哪怕短时间的脱离一下也好。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度过的几个月正是战争进行的那几个月，这段时间的经历使他学习到了许多东西。 他已经提到，他们一家来到维也纳后便立即在城郊找了一间小房子住下。他的妻子写道： 我很喜欢希特尔道夫。这房子比我们想像的好得多。这里的别墅通常在春天出租，而我们是在秋天和冬天租用它，所以房租要便宜一半。从窗口可以看见山峦和蒙上一层暗红色的秋天的景物。出了扉门，绕过街道，就可以走到开阔的田野。4月，在我们因为房租要加倍而准备离开的时候，花园内外紫罗兰盛开，香气从敞开的窗口飘进，弥漫整个房间。谢廖沙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不得不搬到更平民化的西维森去居住。 孩子们既会说俄语，又会说德语。他们在幼儿园和学校里说德语，在家里玩儿的时候也在说德语，可是一旦跟我或他们的爸爸谈话的时候便立刻改口说俄语。要是我们跟他们说德语，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好意思。后几年他们又学会了维也纳方言，而且说得相当地道。 廖维克上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宗教课的问题。当时奥地利法律规定，孩子年满 14岁必须根据父亲的信仰接受宗教教育。我们的证件里没填任何宗教，我最后只好给他选了个路德教，我觉得它加在孩子们身心上的负担可能相对轻些。宗教课是放学以后留在学校里上的，讲课的是一位女教师。廖维克很喜欢这门课，这从他的小脸上可以看出来，只不过他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罢了。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躺在床上，嘴里似乎在叨咕着什么。 我问他，他回答说：“您知道，我在作祷告，这祷文很美，像诗一样。” 从托洛茨基第一次流亡国外起，他的父亲就经常出国来看他。起先他们来巴黎，后来是带着跟他们一起住在乡下的他的大女儿来维也纳。1910年他们又来到柏林。在此之前，他们总算最终把托洛茨基的命运付之天意了。托洛茨基的母亲生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放线菌病。在她生命的最后10年里，她一直遭受着疾病的折磨，但仍然操持着家务。她在柏林动了手术，切除了一个肾脏，当时她已年届花甲。手术以后最初几个月恢复得出奇的快，一度在医务界传为佳谈。但是不久她的病又复发，不几个月就夺去了她的生命。 她死在她度过勤劳一生并把孩子一个个抚养成人的扬诺夫卡。 托洛茨基第二次流亡国外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俄国各民主报刊撰稿，其中在 《基辅思想报》上的撰文数量最多。托洛茨基从《基辅思想报》 所得到的稿酬能完全应付他们的简朴生活。但是在托洛茨基为《真理报》工作的那段时间，总没有时间去写更多的有报酬的文章 ，这对家庭生活就产生了危机。他妻子时不时跑当铺，而他也不得不把一些生活宽裕时买来的书卖给旧书商，有时还甚至把他们的有限财物拿去抵押房租。他们有两个孩子，没有保姆，这就双倍地加重了他妻子的负担，但她还常常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托洛茨基从事革命工作。 1914年9月托洛茨基在一封寄往国内的信中写道： 动员和宣战看来已经彻底扫除了国内的民族和社会矛盾。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延期，一种特殊的政治延期。支票上的延期是延长了，但迟早是要支付的。 这些话是在准备接受书刊检查情况下写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当然不仅仅是指的奥匈帝国，还有俄国，而且首先是俄国。 8月2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在这之前，大批俄国人已经开始陆续离开维也纳。8月3日上午，托洛茨基前往维恩柴勒去同那儿的几位社会党议员商量俄国侨民怎么办问题。老阿德勒建议托洛茨基立即同他一起直接去主管当局，也就是去见政治警察首脑盖耶。在他们乘汽车前往警察局途中，托洛茨基提请阿德勒注意战争引起的那种节日般的欢乐情绪。老头子立即回答道： “兴高采烈的都是可以不上前线的人。除此而外，此时上街的全是神经失常的人，都是一些疯子，这是他们的好时光……战争为各种本能和一切形式的疯狂开辟了广阔的场所。” 阿德勒原先是一位精神病医生，所以他常常以精神病学的观点来看待政治事件——“尤其是奥地利的政治事件。”他总是以讽刺的口吻加上一句。 但是这时他绝不会想到，正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①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政治谋杀。 ①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于1916 年10 月21　日击毙奥匈帝国首相司徒尔格伯爵，被判死刑，后改监禁。1918 年革命后被释放出狱。 盖耶谨慎地暗示明天清晨可能对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进行大逮捕。 “因此，您主张我走？” “而且越快越好！” “那好，明天我就全家去瑞士。” “嗯……我倒希望您今天就动身。” 这次谈话是下午三点多钟，晚上6点10分托洛茨基已经带着家眷坐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了。七年来的关系、书籍、资料和尚未完成的手稿都弃之不顾了。 托洛茨基的战时避难所瑞士使他想起了他在芬兰住过的“劳哈”旅馆，1905年秋他就在那里迎得了革命的到来。当然，此刻瑞士军队也已动员起来，甚至在巴塞尔也听见了炮声。可是托洛茨基所居住的希尔凡丁旅馆却像一个世外桃源。他心里盘算，也许离开这瑞士的“劳哈”旅馆重新回到那理工学院大礼堂去会见彼得堡工人的日子已不远了。可是这个时刻足足过了33个月才到来。 2 战争开始·出版 《战争与“国际”》 在这期间，托洛茨基除了积极参加瑞士社会党的活动，与表现出巨大的国际主义热情的基层工人接触外，还写了一本关于战争和第二国际的书。这本名为《战争与“国际”》的小册子像托洛茨基的其他著作一样，先在瑞士，接着在德国、法国，后来在美国，最后在苏维埃共和国遭到了不同的命运。 负责这本书的德文译文编辑工作的是苏黎世教授拉加茨，这使托洛茨基有机会认识并熟悉这位有独特见解的人。拉加茨笃信基督教，而且就所受的教育和职业来说，就是一位神学专家。然而，拉加茨又是一个瑞士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分子，赞成用最极端的方法进行反战斗争，拥护无产阶级革命。 他和他夫人对于一系列政治问题的态度与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的缺乏头脑的社会党官僚大相径庭，这种认真而严肃的精神使托洛茨基十分敬佩。据托洛茨基所知，后来拉加茨因自己的观点而牺牲了大学教研室的位置，这在他所处的环境是不多见的。 正是在拉加茨的帮助下，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才得以流畅的德语问世。后来这本书历经曲折从瑞士进入奥地利和德国，在这当中瑞士左派人士普拉登等人出了很大的力。这本书首先是针对作为第二国际领导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记得，在沙文主义乐队中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记者海尔曼把这本书称为疯人呓语，但又承认在呓语中也还不乏逻辑。这对托洛茨基已是很高的赞语了。 后来在法国，托洛茨基偶然读到一条从瑞士来的电讯，声称一个德国法庭为他的小册子已缺席判他徒刑。由此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他的书正中敌人要害！协约国的诽谤者和密探曾力图证实他是德国参谋部的代理人，这回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所做出的判决正好替他帮了大忙，给他们的这种努力当头一棒。 十月革命后，纽约的一位机智的出版商把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印成精装本在美国发行。据出版商本人说，威尔逊总统曾从白宫打电话来要求把该书的清样送给他一份。总统当时正在草拟 14条纲领。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说，总统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布尔什维克能先于他想到这些主张。两个月内，该书在美国发行了16000册。 在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的这本在苏黎世写的小册子再版多次，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要参考书。直到1924年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出笼以后它才从共产国际“市场”上消失。现在这本书像革命前一样成了。 3 巴黎《我们的言论报》 1914年11月19日，托洛茨基作为《基辅思想报》的军事记者来到法国。 他之所以乐意接受他们的聘请，是因为这使他有可能更加接近战争。巴黎显得很忧伤，一到晚上，大街小巷一片黑暗。飞机成群地飞临城市上空。德军在马恩受阻后，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 正当德军日益向巴黎逼进，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弃城而逃的时候，两个俄国流亡者办起了一份小小的俄文时报《我们的言论报》，它的任务是向被遗弃在巴黎的俄国人阐释正在发生的事，使国际团结的精神不至泯灭。第一期报纸出版之前，报纸的资金总共只有30法郎。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也不相信仅凭这一点钱就能出版一份报纸。实际正是这样，尽管编辑和撰稿人都不取分文报酬，报纸仍然经常出现危机。在不断经受负债和报刊检查的打击下，报纸一次次被查封，又一次次换一个名字重新出版。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两年，直到1917年2月革命爆发。 托洛茨基的家属直到1915年才迁来巴黎。他们在塞夫勒待了几个月，住在他们的一个年轻朋友、意大利画家雷纳·帕雷斯暂借给他们的一间房子里。 孩子们也在塞夫勒学校上了学。这里的春天极美，四周一片葱绿，显得妩媚妖娆。但是穿着黑丧服的女人日渐增多，许多小学生成了无父的孤儿。 托洛茨基特地到饶勒斯①被害的克罗桑咖啡馆去了一趟，想看一看有没有他的遗迹。托洛茨基在政治观点上与饶勒斯相距甚远，但他不能不感受到这个正直而坚强的人的吸引力。饶勒斯的精神世界是由民族传统、形而上学的道德原则、对备受压迫者的爱和富有诗意的想象力等所构成的，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正如倍倍尔具有鲜明的平民特征一样。他们两人的价值都远远超过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托洛茨基听过饶勒斯在巴黎人民会议、国际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那么令人注目。饶勒斯从不墨守成规，总是能重新显现自己，并挖掘自身的潜在的精神源泉。在他的像瀑布一样奔腾的力量之中，可以发现其中饱含有委婉和谦和，这反映在他的脸上，使人感觉到他的高尚精神和文化修养。饶勒斯和倍倍尔两个极端，同时也是第二国际的两个顶峰。托洛茨基热爱他们俩。倍倍尔是体力衰竭而死，而饶勒斯则殁于壮年。但他们都死逢其时。他们两人的死都标志着第二国际历史使命的结束。 ① 饶勒斯 （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右翼领袖。改良主义者。1904 年创办《人道报》，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法国沙文主义分子杀害。 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中最突出的人物无疑仍然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他是托洛茨基一生中遇到的最有才华的人之一。这个人的不幸在于，命运使他成为一个革命时代的政治家，可是没有赋予他作为政治家最必需的意志力。马尔托夫的精神世界缺少某种平衡，每当重大事件来临时，它就悲剧性地暴露了出来。托洛茨基在1905年、1914年和1917年3个历史重要关口对他进行了观察。马尔托夫对事件的最初反应总是革命的，但是他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就陷于各种疑虑之中。他的丰富、灵活和诸方面的思想缺少意志力的支持。1914年10月14日，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德的信中说：“也许我们同列宁比同普列汉诺夫更容易取得谅解，看来列宁正担当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战士的角色。”但这种情绪在马尔托夫身上没有维持多久。托洛茨基到巴黎时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们在《我们的言论报》中的合作，一开始就伴以不调和的曲调，直至马尔托夫离开编辑部，甚至停止担任报纸的特约撰稿人为止。 托洛茨基家早就从塞夫勒迁到巴黎市内，住在欧德烈小街。巴黎变得越来越荒凉，马路上的街钟一个接一个地停了，贝尔福特的狮子，不知什么缘故，嘴里冒出一把龌龊的稻草。 4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大会 1915年夏天，意大利议员摩加里来到巴黎，他是罗马国会社会党党团书记。他此行的目的是鼓动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参加一个国际代表会议。在一条林阴大道的咖啡馆凉台上，托洛茨基与几位因某种原因自诩为“左派”的社会党议员开了一个会，摩加里也参加了。在高谈和平主义和重复必须恢复国际联系这些老掉牙的问题上，大家谈得很融洽，也很顺利，可是当摩加里为难地低声说进入瑞士需要弄到假护照时，议员先生们的脸立时拉长了。 有一位 （托洛茨基记不清是谁了）匆匆地把侍者叫来付了全部咖啡账。会议 就此结束。托洛茨基同马尔托夫一起回家，一路上谈着这件事，又好气，又好笑。托洛茨基和两位稳健的和平主义者m和b决定前往瑞士去参加会议。 不需要假护照，因为政府还没有彻底摆脱战前的老习惯，发给了他们合法护照。 大会的组织工作由伯尔尼社会党领袖格里姆一手包办，他把会议安排在离伯尔尼10公里的高山顶上的一个名叫齐美尔瓦尔德的小村子里。全体代表挤在4辆马车里向山上进发，路上人都好奇地望着这个不寻常的车队。代表们自己也觉得好笑，因为自第一国际奠基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四辆马车竟然就可以装下全部的国际主义者。然而谈笑中并没有怀疑主义的色彩。历史的线索常常中断，人们不得不重新把它结上，他们前往齐美尔瓦尔德所做的正是接线的工作。 代表会议期间 （9月5日至8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和占大多数的和平主义者终于勉强地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共同宣言基础上统一起来。最后宣言虽然远远没有说出应当说的话，但终究是一大进步。托洛茨基在形式上虽然不属于列宁为代表的极左派，但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观点都同他们很接近。在齐美尔瓦尔德，这个瑞士的小山村里，列宁把未来国际运动的发条一下一下地拧紧，为革命的“国际”奠定了基础。 法国代表们在报告中特别提到《我们的言论报》对他们的影响，并说正是这份报纸确定了各国国际运动的思想联系。拉科夫斯基指出，《我们的言论报》在促进拟订巴尔干各社会民主党国际立场中起了重要作用。意大利党从巴拉班诺娃的翻译的许多文章中认识了 《我们的言论报》。德国新闻界， 包括官方报刊在内，也常常引述《我们的言论报》。 严格禁止向外报道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消息，以免会议情况过早传到新闻界，给代表们返国通过国境时带来麻烦。可是几天以后，名不见经传的齐美尔瓦尔德的名字还是传遍了全世界。这使旅馆老板大吃一惊。这个勇敢的瑞士人告诉格里姆，他的产业的身价也将因此而大大提高，因此他打算赞助一笔款子作为第三国际的基金。不过，他不久就改变主意了。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大大推动了各国反战运动的发展。在德国，斯巴达克同盟①广泛开展了活动。法国组织了“恢复国际联系委员会”。巴黎移民区的俄国工人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帮助它克服了一个个财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开始与托洛茨基合作得很好的马尔托夫，此时离开了《我们的言论报》。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那些实质上并不重要的分歧几个月以后就彻底消除了。 ①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领导人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梅林等。 正在此时，一股乌云在他们的头上聚集，到了 1916年已有黑云压顶之势。反动的《自由报》以广告形式连续发表文章 ，指控他们是亲德派。托洛茨基更经常地收到匿名恐吓信。这些恐吓和指控显然是来自俄国大使馆。他们的印刷厂周围总是有些可疑的人物荡来荡去。主管俄国流亡者事务的一个政府委员会主席杜尔克海姆传出话说，政府里已经有人在谈论查封《我们的言论报》和驱逐该报编辑的事。不过后来这个行动被拖延了一时期：政府找不到茬儿，因为托洛茨基没有违反法律，甚至连无法律根据的新闻检查托洛茨基也不曾冒犯。但是他们终究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借口终于找到了，确切地说，是制造出来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被驱逐出法国 1 俄国密探局的阴谋 为了使人更好地了解托洛茨基被驱逐出法国的情况，必须简单说说当时托洛茨基编辑的那份俄文小报的处境。 《我们的言论报》的主要敌人当然是沙皇驻法国大使馆，他们拼命地把报纸上的文章翻译成法文，加上适当的评注，分送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并打紧急电报给军事检查员沙尔先生。 俄军在加里西亚取得了军事成功，《我们的言论报》受到更为严厉的检查。沙皇大使馆由于这个小小的胜利更加蛮横无礼。检查员甚至把托洛茨基的一篇悼念维特伯爵的文章 ，连同它的由5个字母组成的标题bntte全都给删掉。 托洛茨基前往新闻检查局，要求他们解释。 “说实话，我同这事无关。”检查员沙尔先生对托洛茨基说道。“有关对你报的一切指示都来自外交部。您要不要直接与一位外交部官员谈谈？” 半小时后，一位头发斑白的外交绅士来到检查局。托洛茨基在同他谈话后，把内容大致记了下来： “您能否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报上的一篇关于一个俄国的已退休、已失宠而且已经死去的官僚的文章被删去，这项措施与军事行动有什么关系？” “您知道，他们对这样的文章不高兴。”外交官回答说，同时朝一旁——显然是俄国大使馆的那个方向——摆了摆头。 “但我们正是为了使他们不高兴而写的……” 外交官听了托洛茨基的回答，客客气气地笑了笑，仿佛托洛茨基是在说一个笑话。 “我们正在打仗，还要仰仗盟友。” “您是想说，你们法国的内部事务要受到沙皇外交官的控制？如果这样说，当年你们的祖先砍掉了路易十六的脑袋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啊，您太夸张了。而且，请不要忘记，我们正在打仗呀……” 这次会见以后，一切如常。检查员照样删稿。报纸往往被删得只剩下白纸一张。托洛茨基从不敢违犯沙尔先生的意志，而沙尔先生更不敢违犯他的主子的意志。 然而1916年9月，人们还是在警察局里向托洛茨基宣读了将他驱逐出法国的命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向托洛茨基透露一个字。只是后来才逐渐明白，这是在法国的俄国暗探局特务搞的阴谋。 议员让·龙格就托洛茨基被驱逐一事向布里昂抗议，确切地说是去哀求——因为龙格即使是在抗议的时候声调也是温婉的。那位法国总理回答他说： “您知道马赛发生了俄国士兵杀死了自己的上校，又在他们身上搜出《我们的言论报》的事吗？” 龙格没有料到会有这件事。他知道托洛茨基的报纸是奉行“齐美尔瓦尔德路线”的——他对这点并无太多异议——可是杀害上校就不能不使他感到意外了。他去向托洛茨基的法国朋友询问情况，而这些朋友又来问托洛茨基，可是托洛茨基对马赛的事知道得一点也不比他们多。有一些俄国自由派报纸记者——敌视《我们的言论报》的所谓爱国人士意外地卷进了这件事，他们说出了马赛事件的全部情况。原来沙皇政府在派遣俄军 （因为人数太少，只 能算为“象征性部队”）到法国时，还仓促运去了一定数量的特务和密探。 这其中有一个叫维宁格 （似乎是这个名字）的人，他是从伦敦来到巴黎的， 随身带了封俄国领事的介绍信。维宁格起初打算吸引一些持中间立场的俄国记者到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但遭到拒绝。后来，他发现马赛的土壤对他很合适。不久，果然俄国兵营里又发生了骚乱，士兵在院子里用石块砸死了上校克拉乌泽（这件事也不可能没有维宁格的参与）。在逮捕肇事士兵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同一期的《我们的言论报》。后来一些俄国记者前去了解情况，军官们告诉记者，一个叫维宁格的人在士兵们愤怒时塞给他们这张报纸，不管他们要还是不要。所以逮捕时发现了这些报纸，其实他们看都没看过。 据说，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潘勒韦得知事情的内幕后，激动地喊道： “简直是可耻……这件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但是战争在进行，沙皇是盟友，不能披露维宁格的事，除了执行内政部长马尔维签署的关于驱逐托洛茨基的命令，别无他法。 巴黎警察局通知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离开法国后，可前往他所选择的任何国家。可是，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又已被告知，英国和意大利谢绝他入境。 只有返回瑞士去。但是，天啦，瑞士公使馆又断然拒绝给托洛茨基签证。后来才知道，俄国大使馆在盟国的协助下对伯尔尼施加了压力。托洛茨基只有通过英国才能去荷兰和斯堪的那维亚，但是英国政府又拒绝托洛茨基从他们国土上通过，剩下的只有西班牙了。然而托洛茨基不想去伊比利亚半岛。托洛茨基同巴黎警察当局闹腾了差不多6个星期。有几个密探一直跟着他，在他家和报社四周监视着，牢牢地盯住他不放。最后警察决定采取坚决措施。 警察局长洛朗请托洛茨基到他那里去，通知托洛茨基，由于托洛茨基拒绝自愿离开，故而决定派两名监督警察押送出境——“不过是穿便衣的。”他尽可能客气地加了一句。沙皇大使馆终于达到了目的：托洛茨基被驱逐出法国。 两名监督警察等候在托洛茨基的欧特烈小街的寓所里。他们一个身材矮小，几乎是一个小老头；另一个四十岁左右，块头很大，有点谢顶，皮肤黝黑。他们穿着不合身的便服，回答问题时老是不自主地抬起一只手，像敬礼似的。当托洛茨基同家人和朋友告别时，他们都非常有礼貌的躲到了门外，那年长的出门时还一再脱帽说：“对不起，太太。” 两个警察中，那个两个月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凶狠地监视托洛茨基的家伙站在大门外。他像什么事也没有似地让托洛茨基坐进汽车，客气地为托洛茨基铺好方格毛毯，关上汽车门。他那副神气使人想起正打算把自己的猎狗送给买主的猎人。他们出发了。 2 经过西班牙 快车。三等车厢的包间。那位老警官原来是个地理通：什么托姆斯克、喀山和下诺夫戈罗德等等俄国城市他全知道。他会说西班牙语，也很了解西班牙。那个高个子的黑大汉一直沉默不语，绷着脸坐在一旁，但后来忍不住还是开口说起话来。 “拉丁民族原地踏步，可别的民族却赶过了它。”他突然这样说，一面用他那戴了好几个戒指的多毛的大手，拿着刀割下一片猪肉。“比如在哲学上，从笛卡尔和巴斯噶以来就没什么发展……”托洛茨基惊奇地等着他的下文，可是他不开口了，开始嚼起他的猪油和面包来。“你们不久前出了个托尔斯泰，可是我们倒觉得易卜生更容易理解。”说完他又不吭声了。 那老警官被这突然暴发的学术气氛所感染，也大说起西伯利亚大铁道的意义来。后来，他像是在附合同事的悲观论调，说道：“是的，我们是缺乏创造性。大家都在向上爬，想当官，这确实是可悲的。”托洛茨基觉得颇有兴味，恭顺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跟踪？哦，现在不可能了。跟踪别人，而又不被发现，这才管用。不是吗？必须坦率地说，地铁破坏了跟踪工作。应当规定被跟踪的人不准乘地铁——这样才能咬得住。”说着黑大汉阴险地笑了。 那老头警官大概是想冲淡这个话题，又说道：“我们盯人家的哨，唉，真不知道为了个啥。” “我们警察就是怀疑主义者。”黑大汉接着原先的话题又接着说下去。 “你有自己的思想，可我们的责任是保持现存的一切……谁也无法选择自己 的道路。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泰然自若地拿起酒瓶对着瓶嘴喝起红葡萄酒来，然后一边安上瓶塞，一边说道：“勒南说过，新思想总是来得过早。这话说得很对。” 这里，黑大汉怀疑地朝托洛茨基偶然搁在门把上的手看了一眼，为使他放心，托洛茨基把手抄进衣袋里。 老警官又抓住了说话的机会，大谈起了巴斯克人、他们的语言、女人以及头饰等等。 火车到了昂代车站。 “这是俄国浪漫主义作家戴鲁莱德的家乡。他只需要看着这些法兰西的山脉就够了，就像唐·吉诃德生活在西班牙的荒僻山村一样。”黑大汉矜持地微微一笑。“对不起，请跟我到车站管理处去一趟。” 在伊伦，一个法国宪兵走过来盘问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的同伴给他打了个手势又叽哩咕噜说了一通，就急急忙忙地把托洛茨基带出了车站通道。 “我们已经秘密地把你送到了地方，不是吗？”黑大汉对托洛茨基说道。 “你可以从这里乘电车到圣塞瓦斯提安去。您要装作旅行者的样子，免得引 起西班牙警察的怀疑，他们是最会疑神疑鬼的。往后，咱们就各不相干了，对不对？” 他们冷淡地分了手。 圣塞瓦斯提安的海湾使托洛茨基心旷神怡，但物价却使他望而却步。他来到马德里，在这里他没有任何熟人——一个也没有。他不懂西班牙语，所以他感觉到比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彼得·保罗要塞更孤独。 托洛茨基在旅馆里手捧一本词典读着西班牙报纸，时时等待看寄往瑞士和意大利信件的回音。他仍然希望能到这两个国家去。在他来到马德里的第四天，收到一封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中附有一个叫加比尔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地址。这个人是这里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尽管他具有资产阶级社会地位，仍然坚决反对本党的护国主义政策。从他那儿托洛茨基得知西班牙党完全处于法国社会爱国主义控制之下。只是在巴塞罗那的工联主义者内部才有坚决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想去拜访社会党书记安吉亚诺，可是他几天前因说起某个天主教圣徒时失礼被判15天监禁——要是在过去，他早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了。 托洛茨基一面等着瑞士的回信，一面记些西班牙词汇，有时也去跟加比尔聊聊，跑跑博物馆。11月9日，加比尔安排托洛茨基住的小旅馆的女侍者慌慌张张地把托洛茨基叫到走廊去。那儿站着两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他们不太客气地请托洛茨基跟他们走一趟。到哪儿去？当然是马德里警察局。到了那儿，他们叫托洛茨基坐在屋角里。 “我被捕了吗？”托洛茨基问。 “是的，一两个小时。” 可是托洛茨基在那个角落里一动不动地整整坐了7个小时，他们叫托洛茨基上楼。那儿已经坐满了奥林匹斯圣山众神。 “你们究竟为什么逮捕我？” 这个简单的问题使得众神无言以对。他们挨个给托洛茨基提出了种种假设。其中有一个人说，俄国政府对于到俄国去的外国人的护照也是刁难的。 “您可知道，我们为了跟踪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花了多少钱啊……” 另一个人仿佛想博得他的同情似的。 “可是，请原谅，不能要我为俄国警察当局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负责吧。” “当然，当然，这不过是举个例子……” “您的观点怎么样？”最后，警察局长考虑了一会以后问道。 托洛茨基用通俗的话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啊，是这样！”他们说。 最后，局长通过翻译向托洛茨基宣布，命令托洛茨基马上离开西班牙。 在托洛茨基离境之前，托洛茨基的行动要受到“某些限制”。 “您的思想对西班牙来说太进步了。”他通过翻译直率地对托洛茨基说。 夜里12点，一个便衣警察用马车把托洛茨基送到了监狱。这座监狱共有5幢4层楼的房子，呈五角星状排列。在“五角星”的中心，也就是5幢房子的结合部，照例检查了托洛茨基的行装。楼梯是铁的，可以挪开挂起来。 狱中夜晚死一般的寂静，雾气弥漫，一片恐怖的景象。过道上的电灯半明半暗。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都是一模一样。包铁的牢房门被轰隆一声打开。 房间很大，光线昏暗，散发着一种监狱特有的恶臭。一张小铁床令人生厌。 门又轰隆一声被关上了。这是第几次了？托洛茨基打开铁栅外的小窗，一股冷风吹了进来。这时托洛茨基才开始明白这种事是多么荒唐。在马德里进了监狱，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伊兹沃利斯基①干得不错！托洛茨基躺在马德里模范监狱的小床上，忍不住地大笑起来，一直笑到睡着。 ① 伊兹沃利斯基 （1856—1919）：1906—1910 年任俄国外交大臣，1910—1917 年任俄国驻巴黎大使，曾促成协约国的联合。 放风时，囚犯们解释给托洛茨基听，这监狱有要钱和不要钱两种牢房。 前者每昼夜收费1个半比索，后者收费75生丁。任何犯人都有权申请花钱的牢房，但是无权拒绝不收钱的牢房。托洛茨基的牢房是花钱的，属于上等牢房。托洛茨基又大笑不止。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为什么在监狱里要讲平等呢？此外，他们还告诉托洛茨基，付钱牢房里的犯人每天放风两次，每次1小时，而其他人总共只半小时。这仍然是有道理的。每天付1个半比索的窃国库者的肺有权比罢工工人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 第三天，叫托洛茨基去进行人体测量，并让他把手指蘸上油墨在卡片上按指印。他不干。这时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不过表面上还是挺文明的。 让他面对窗口站着，一个看守有礼貌地在他手上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胡乱涂上油墨，然后掰着它们在各种卡片和纸头上先后按了十来下，先是右手，后是左手。接着叫他坐下，脱掉鞋子。对付脚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狱吏们又在他身边手忙脚乱地忙了一气。后来突然允许他会见哈尔比和安吉亚诺，后者刚刚从另一个监狱出来。他们告诉托洛茨基说，他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出狱。在走廊里托洛茨基遇见了监狱牧师，他对托洛茨基的和平主义表示了天主教的同情，安慰托洛茨基说：“忍耐，忍耐。”当时，托洛茨基除了忍耐之外，没有别的任何办法。 12日早晨警察通知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必须于今晚到加的斯去，还问他，愿不愿意自己掏钱买车票。他根本不想到加的斯去，所以坚决拒绝买车票。关在模范监狱里竟然要自己付号子钱，这一点已经够他领教的了。 就这样，当晚他们离开马德里前往加的斯，路费由西班牙国王支付。可是为什么要到加的斯呢？托洛茨基再一次打开地图看一看。加的斯在欧洲西南半岛的最南端。托洛茨基从别洛佐沃乘鹿车到乌拉尔，然后到彼得堡，从那儿再绕道到奥地利，经瑞士到法国，又到西班牙，最后，穿过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再往前就是大陆尽头，就是大海。啊，忍耐！ 押送托洛茨基的警察似乎不想使旅行带有任何神秘色彩，相反，他们向周围所有感兴趣的人详细讲述托洛茨基的经历，而且添油加醋地把托洛茨基形容得尽善尽美，说托洛茨基不是一个造假币的罪犯，而是一个骑士，只不过有些看法不合时宜罢了。大家都安慰托洛茨基说，加的斯的气候宜人，是个好地方。 “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 “很简单，巴黎来了电报呗。” 果然不出托洛茨基所料。马德里警方接到巴黎警察局的电报：“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名叫某某某，已从圣塞瓦斯提安越过边界。此人拟在马德里定居。”因而他们就一直在等着托洛茨基，到处搜寻托洛茨基，并由于一个星期还未见到托洛茨基的踪影而感到不安。 在整个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法国的所谓司法警察局局长比代·福帕斯。他是跟踪和驱逐的主谋。他与他的同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特别粗暴和凶狠。他竭力用那种连沙皇宪兵军官都不许用的腔调同托洛茨基说话。他们的谈话总是以破裂而告终。当托洛茨基离开他时，背后还感觉到他射来的仇恨的目光。在监狱里同加比尔会见时，托洛茨基曾表示坚信，这一切都是比代所安排的。想不到托洛茨基这么随便一提，他的名字就被西班牙报纸传遍了整个西班牙。不到两年，命运就非常适时地使托洛茨基从比代先生那儿得到完全意想不到的满足。1918年夏天，有人打电话到军事委员会来告诉托洛茨基，说比代——这个雷神！——被关押在一个苏联监狱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托洛茨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事情原来是这样：法国政府把他安插在一个军事使团里来到苏维埃共和国，准备从事侦察和阴谋活动。可是他太大意，暴露了自己。如果再加上下面这件事，托洛茨基真是不能再要求涅墨西斯①给他更大的满足了。原来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后不久，那位签署驱逐令的内政部长马尔维自己也因被指控搞和平主义而被克列孟梭内阁驱逐出法国。 ① 希腊神话中的报应女神。 这样的巧合似乎是专门为拍电影而特意安排的。 当比代被带到军事委员会时，托洛茨基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雷神变成了一个普通人，而且是一个垂头丧气、衣帽不整的人。托洛茨基惊异地看着他。 “是的，先生，是我。”他低着头说。 是的，这就是比代。可是怎么会这样的呢？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托洛茨基真正的是太吃惊了。比代像哲学家①似地摊开双手，用一种斯多噶派警察的自信说： ① 古代哲学流派，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大影响。 “这是事物变化的自然过程。” 正是如此，一个绝妙的公式。托洛茨基忽然想起那个法国黑大汉警察宿命论者，他在押送托洛茨基前往圣塞巴斯提安途中说过：“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代先生，您在巴黎对我可不怎么客气呀。” “是的，我应当痛心地承认这一点，人民委员先生。我在牢房里常常想到这件事。”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从内部认识一下监狱有时对一个人是有好处的。不过，我希望我在巴黎的行为不会给我带来不良的后果。” 托洛茨基跟他说这一点可以放心。 “我回到巴黎以后，”他保证说，“一定不再干我干过的那些事了。” “是吗，比代先生？人总是爱他最初爱的东西的。” 托洛茨基常常跟朋友们说起这一幕，所以这些对话托洛茨基仍然记得很清楚，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不久，比代在交换俘虏时被遣送回国。他以后的命运怎样，托洛茨基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他们还得从军事委员会向前推移，回到加的斯来。 加的斯警察局长在与省长磋商以后，通知托洛茨基，明天上午8时托洛茨基被遣送哈瓦那，正好明天有一班船开往那里。 “到那儿？” “哈瓦那。” “到哈瓦那？” “到哈瓦那。” “我不愿意去。” “那我们就把你押上船。” 在场担任翻译的德国领事馆秘书（他是警察局长的朋友）劝托洛茨基“承认现实”。 忍耐，忍耐！但是这一次太过分了！托洛茨基再一次告诉他们，这决不行！托洛茨基在密探的陪伴下奔向电报局。街道十分迷人，可是他无心顾盼。 他给哈比尔、安吉亚诺、警备队头子、内政部长和罗曼诺勒总理，以及自由派报纸、共和党议员等等发出“急电”，在电报所能容纳的范围内提出他的种种理由。接着给各方面写信：“请您想象，亲爱的朋友，”托洛茨基给意大利议员塞拉蒂的信说，“假如您在特维尔，受到俄国警察的管制，可是现在忽然通知您，要把您送到东京，而那地方你完全不想去，我此刻在加的斯，正要被强迫遣送哈瓦那，现在我所处的就是这样的境况。”后来托洛茨基又和密探一起去找警察局长。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并由托洛茨基付钱，他给马德里拍了电报，说托洛茨基宁愿蹲在监狱里等到开往纽约的船来港，坚决不去哈瓦那。托洛茨基不愿投降。这真是万分焦虑的一天！ 在这同时，共和党议员卡斯特罗—维罗就托洛茨基的被捕和驱逐向议会提出质询。报纸上也开始就此展开讨论。左派抨击了警方，但由于他们是亲法的，所以也谴责托洛茨基的和平主义。右派则对托洛茨基的“亲德”表示同情（不然为什么会被法国驱逐呢？）但又害怕托洛茨基的无政府主义。在这一片糊涂账上，谁也理不出头绪。托洛茨基终于被允许在加的斯乘最近一班船赴纽约。这真是巨大的胜利！ 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在密探的监督下滞留在加的斯几个星期。不过这是一种友善的和像是父母对子女的监督，同巴黎的那种监督完全不一样。托洛茨基在巴黎的最后两个月里，一直在花很大力气摆脱特务的跟踪。托洛茨基常常突然逃进路边惟一的一辆出租马车溜走，钻进电影院，在开车前一刹那钻进铁车厢，或者相反，突然从里面窜出来等等。他们的这种做法常常引起乘客和售票员的极大不满。其实，对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托洛茨基的政治活动总是在警察的鼻子底下进行的。因为密探们的跟踪使托洛茨基大为恼火，于是就产生了这种竞技意识。而在加的斯，那个密探告诉托洛茨基，他几点几点回来，让托洛茨基耐心在旅馆里等他，就行了。至于他，他一直保护托洛茨基的利益，买东西时帮托洛茨基的忙，提醒托洛茨基注意路上的坑洼。当一个卖熟虾的小贩每打熟虾要卖托洛茨基2列阿尔时，密探就气得挥舞着拳头，狠狠地骂了他一通，甚至在那家伙走出咖啡馆以后，还追了过去，站在窗下对他大喊大叫，引得不少人看热闹。 托洛茨基尽量做到不浪费时间。托洛茨基在图书馆里研究西班牙历史，背诵西班牙语动词变化，此外，为了做去美国的准备，托洛茨基还在复习英语单词。日子一天天不知不觉地过去，晚上托洛茨基常常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想，都快启程了，可自己的学习一点没有进展。托洛茨基总是一个人呆在图书馆里——如果不算那蛀蚀了许多卷18世纪书籍的书蛀虫的话。有时要辨认一个人名或数字要花很大的劲。 很有意思，加的斯的报纸没有一点战争的消息，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 当托洛茨基跟一个伙伴谈起本地一份发行量最大的《加的斯日报》完全没有战况报道的事时，那人惊讶地说道：“是这样吗？不可能吧？……哦，是的，是的，真是这样。”这就是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这一点。毕竟战争不是在比利牛斯半岛进行，连托洛茨基自己也开始忘掉战争了。 开往纽约的轮船将从巴塞罗那启航。托洛茨基获准前往该处迎候他的家属。在巴塞罗那，又遇到了警察当局的种种刁难，于是又不得不提抗议、发电报。又出现了新的密探。他的家属终于到了，他们在巴黎也遇到了麻烦，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他们在密探的监视下游览了巴塞罗那。孩子们对大海入了迷，也极力赞赏这里的水果。 他们现在甘心情愿去美国了。托洛茨基做过尝试，想获准从西班牙取道意大利回瑞士，但毫无结果。后来在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一再努力下，这个要求确实被同意了，可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家属已经登上西班牙轮船，并于12月25日起锚离开巴塞罗那港了。当然，这种延误是事先安排好的，伊兹沃利斯基把这一切做得非常漂亮。 欧洲的大门，出了巴塞罗那就在托洛茨基身后关上了。警察当局把他和他的家属押送上西班牙轮船公司的“蒙塞拉特”号轮船。这艘轮船经过17天的航行把它的一船活物和死物送到了纽约。一年中，这个季节海浪最狂暴，不利于航行，他们的轮船，只能使他想起，生命的存在是多么脆弱。“蒙塞拉特”是一个不太适宜远洋航行的破船，但此刻是战争期间，中立国西班牙的国旗能减少被击沉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这家西班牙公司收费极高，可船上的设备很差，伙食也很糟糕。 1917年元旦。船上的人都在互祝新年愉快。战争中，托洛茨基有两个新年在法国度过，现在第三个新年——在海上度过。1917年会有什么事等待着托洛茨基呢？ 1月13日，星期日，轮船驶进纽约港。凌晨3点，大家都醒了。船停了。 一片漆黑，又刮风，又下雨。岸上出现了高楼大厦的迷蒙的身影。啊，新大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在新大陆 1 来到纽约 托洛茨基来到了纽约。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自动化的神奇而又平凡的城市，它的街道是立体化美学原则的成就，而它的道德哲学则是金元哲学。纽约给托洛茨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最充分地表现了现代精神。 关于托洛茨基在美国的生活，传说极多。托洛茨基不过只在挪威路过一下，善于创造发明的当地新闻界就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个洗鳕鱼的工人，而今托洛茨基在纽约度过了两个月，故而新闻界又迫使托洛茨基干了许多职业，而且一行比一行离奇。如果把报纸为托洛茨基描述的各种奇遇写成一本书，也许会成为比托洛茨基此刻所写的这本更为引人入胜的传记。 可是托洛茨基不得不使他的美国读者失望。他在美国的职业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职业。他写文章 ，办报纸，在工人集会上讲演。他还用很多时间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勤奋地研究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战备期间的出口增长数字使他很吃惊，也是对他的极好的启示。事实上，正是它们不仅决定了美国的参战，而且决定了美国在战后的和平中的决定性作用。托洛茨基当时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 ，作过许多报告。从这时起“美国和欧洲”问题就一直是托洛茨基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就是现在，托洛茨基仍在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并希望能就此写一本书。 到纽约的第二天，托洛茨基就在俄文报纸《新世界》上发表文章说：“我是怀着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强信心离开腥风血雨的欧洲的。我跨上这个古老的新大陆，并没有抱任何 ‘民主’的幻想。” 10天以后，托洛茨基在“国际”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道：“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是欧洲的经济正从根本上崩溃，而美国正在大发其财。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欧洲人，我羡慕地望着纽约，并且不安地问自己：欧洲能支持得住吗？它不会变成一个基地？世界经济和文化中心会不会移到这里，移到美国来？” 托洛茨基一家在一个工人住宅区租了一套房子，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了一些家具。每月租金18美元的这套房子配备有欧洲人闻所未闻的舒适的设备：除了电灯，还有煤气灶、浴缸、电话、物品升降机和垃圾滑道等。这一切立刻使孩子们对纽约产生了很大的好感。他们一度简直对电话着了迷，因为这个神奇的玩意儿，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没有过。这幢房子的看门人是个黑人。托洛茨基妻子把3个月的房租预付给了他，但并未拿到收据，因为房东前一天刚把收据拿去查账了。两天以后他们搬来公寓，却听说那个黑人带了好几户人家的房租跑了。除了房租以外，他们还托他保管他们的一些东西呢，他们急得不知怎么好。这是个不好的开端。后来发现东西没有丢。 当他们打开装器皿的木箱子时，发现他们的房租钱被用纸端端正正的包着放在里面，这真使他们太感意外了。原来那看门人只拿走了开了收据的房客的钱，他掠夺的对象是房东，不愿意房客遭受损失。说实在的，这真是个绝妙的人。托洛茨基和妻子深深为他的关心所感动，一直感激地回忆着他。这件小奇遇托洛茨基觉得具有很大的代表意义，它仿佛在托洛茨基面前掀开了美国“黑人”问题的一角。 德国人宣布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这造成了美国东部的许多车站、码头上各种军需物资堆积如山，铁路也被堵塞了。消费品的价格顿时飞涨。托洛茨基曾看见这个最富有的城市的几千名妇女和母亲走上街头，愤怒地掀翻货摊，捣毁消费品商店。战后全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托洛茨基问别人，也问自己。 2月3日，终于宣布了人们等待已久的与德国断交。沙文主义的乐曲日益响亮。和平主义者的高音和社会主义者的假声并没有破坏整个乐曲的协调。不过，这一切托洛茨基在欧洲都见过，美国的护国主义运动对托洛茨基来说只是旧影重现。托洛茨基在俄文报纸上指出了它的发展过程，思考着人类在吸取教训方面的愚钝。 美国社会党在思想方面甚至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社会爱国主义。但是，当时还持“中立”立场的美国报界对“发疯”的欧洲的高傲态度仍然在美国社会党的舆论中反映了出来，像希尔奎特①这样的人并不反对扮演社会党的美国大叔的角色，关键时到欧洲去调停第二国际各党彼此的嫉恨。现在，托洛茨基一想起美国社会党的那些领袖们就觉得好笑。他们都是移民，年轻时在欧洲发挥过某种作用，而现在，在争取成功的混乱斗争中，早把从欧洲带来的那些理论前提丢失殆尽。 ① 莫里斯·希尔奎特 （1869—1933）：美国社会党领导人，律师，初期倾向马克思主义，后期成为机会主义者。 托洛茨基来纽约不几天就参加了俄文日报《新世界》编辑部的工作。这份报纸成了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宣传中心。在社会党属下的各个民族联合会中都有一些懂得俄语的工作人员，俄罗斯联合会中也有许多人都会说英语。在这种情况下， 《新世界》思想就逐步传播到美国工人群众中去。社会党里的 达官显贵们为此大为恐慌。于是他们在各小组密谋策划反对欧洲移民的活动，说他们昨天才来到美国的土地上，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心理，就企图把自己的荒诞的方法强加于美国工人。斗争相当激烈地开展起来。在俄罗斯联合会里，那些“久经考验”和“功勋卓著”的市侩们很快就靠边站；在德国联合会中， 《人民日报》总编辑、老施留特尔，希尔奎特的战友，渐渐失去影 响，让位给赞同托洛茨基伙伴们观点的年轻编辑劳勒；拉脱维亚人完全同托洛茨基伙伴们站在一起；芬兰联合会倾向于托洛茨基伙伴们。此外，托洛茨基伙伴们还越来越成功地打入势力很大的犹太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占有一幢14层大楼，出版一份发行量为20万份的《前进报》，不过这是一份充满多愁善感的小市民报纸。整个社会党，包括托洛茨基这些革命派在内，与美国工人的联系少，影响也不大，而党的英文报纸《呼声报》又以空泛的和平中立态度作为宗旨，于是托洛茨基伙伴们决定办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周刊。筹备工作全力以赴地开展起来，但是，正在这时——俄国革命爆发了。 新闻电讯突然神秘地中断了两三天，这使大家迷惑不解，接着，传来了彼得堡发生动乱的消息，虽然是些模糊不清和十分混乱的消息。纽约的各族工人都为之兴奋不已。人们期待着，但又不敢希望着什么。美国的报界不知所措。新闻记者、采访人员、报刊新闻栏编辑和常驻记者等等从四面八方涌向《新世界》编辑部探听消息。托洛茨基伙伴们的报纸一度成为纽约新闻界的中心。从社会党各报纸编辑部和组织打来的电话一直未中断过。 “电讯说，彼得堡组织了古契科夫①——米留科夫内阁，这意味着什么？” ① 古契科夫 （1862—1936）：十月党人领袖，1917 年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 “意味着明天将有一个米留科夫——克伦斯基内阁。” “这样！那么以后呢？” “以后——以后由我们组阁。” “啊！”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不下数十次。几乎所有同托洛茨基谈话的人都把托洛茨基的话当作开玩笑。在一次有“最值得尊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小型会议，托洛茨基宣读了一篇报告，论证在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个报告产生的效果，就如同一次石头砸进了挤满自负和迟钝的青蛙的水塘里。 在纽约各区先后召开了空前规模和热烈的群众大会。冬宫上空飘扬着红旗的消息到处都引起一阵兴奋的欢呼。不单是俄国移民，连他们的大多不懂俄语的孩子也来参加大会，分享革命带来的欢乐。 托洛茨基在家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可是家里的生活仍然十分丰富多彩。 妻子负责安排好这个小巢。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新朋友。m医生的司机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医生太太常带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孩子们乘车去兜风，对他们很亲切。可是她是一个凡人，而司机却是个魔术师，是个超人。他一挥手，汽车就听从他的摆布。跟他坐在一起是最大的幸福。当他们来到糖果点心店时，孩子们会扯着母亲的衣角，抱怨地问： “为什么司机不进来？” 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在维也纳大部分时间住在工人住宅区内，所以孩子们除了俄语和德语外，也能说一口地道的维也纳的方言。 在苏黎世的学校里他们又不得不改学苏黎世方言，因为苏黎世方言在那里是低年级教学语言，而德语是作为外国语来学的。到了巴黎，孩子们又一下子转向法语。仅仅几个月他们就完全掌握了它。看到他们能流利地用法语会话，托洛茨基常常很羡慕。他们在西班牙和那艘西班牙轮船上，总共度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也足以使他们掌握了许多最必需的词汇和成语。最后，他们到了纽约，他们在纽约的小学里上了两个月的课，又大致上掌握了英语。二月革命后，他们在彼得格勒的学校上了学。但是学校里生活不正常，因而外国语从他们记忆中消失得比他们掌握得还快。可是他们说的俄语带有一股外国腔。托洛茨基常常惊奇地发现，他们拼凑的俄语句子就像直接从法语翻译过来一样，然而他们已不会用法语来组织这个句子了。他们在国外的漂泊经历如同写在一张羊皮纸上① ，就这样擦擦写写地铭刻在孩子们幼小的脑海中。 ① 古代和中世纪常在洗去和刮去原有文字的羊皮纸上反复书写。 当托洛茨基从报社打电话回家告诉妻子彼得堡发生革命的消息时，托洛茨基的小儿子正患着白喉，躺在床上。他当时才9岁，但是他已经坚信，革命就是大赦，就是可以回到俄国，就是许多别的好事。他一下子爬了起来，在床上又是蹦又是跳，欢庆革命的到来。看来他似乎是复原了。他们急于想乘第一班船回去。为护照和签证奔走于各个领事馆之间。动身之前，医生准许刚刚康复的孩子出去散散步。妻子同意他出去玩半个钟头，接着就忙于整理行装——她干这样的事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可是孩子没有回来。当时托洛茨基在编辑部上班。托洛茨基妻子心急如焚地等候了3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个电话。先是一个陌生男人在说话，接着就是谢廖沙的声音：“我在这儿！” “这儿”就是指纽约另一端的一个警察局。原来孩子想利用这第一次散步的 机会弄清楚一个久久苦恼着他的问题：纽约到底有没有第一街， （他们当时 好像是住在第一六四街）？他迷了路，就向路人打听，人家把他带到了警察局。幸好他记得他们家的电话号码。妻子和大儿子在一个小时内赶到警察局，那儿的人像等待盼望已久的客人一样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谢廖沙满脸通红，正在同一个警察下跳棋。警察们一起看着他，弄得他非常难为情，为了掩饰这种窘态，他和他的新朋友一起拼命地咀嚼暗黑色的美国口香糖。他到现在还记得在纽约住所的电话号码。 要说托洛茨基已了解纽约，这未免过于夸张。托洛茨基一到这里就投入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俄国革命又来得太快，托洛茨基只来得及捕捉这个名叫纽约的怪物的一般生活节律。当托洛茨基启程返回欧洲时，托洛茨基仅仅有朝那个将要煅造全人类命运的工场里瞥了一眼的感觉。他用以后他会有机会再来安慰自己。 2 哈里法克斯集中营 3月25日，托洛茨基来到俄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这里，墙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肖像虽已被取下，但笼罩着俄国旧行政当局的那种阴沉气氛还存在。经过一阵例行的拖延和争执以后，总领事总算命令发给托洛茨基返回俄国的护照。在英国驻纽约领事馆，托洛茨基填好问答或表格以后，他们对他说，英国方面对他的旅行不存在任何障碍。这样，一切就绪。 3月27日，托洛茨基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其他几位同胞一起登上挪威轮船“赫里斯季安纳峡湾号”。人们用鲜花和祝福欢送他们。他们正在去一个革命的国家，身边又有护照和签证。革命、鲜花和签证，在他们这些流浪者的心里像荡漾着一首和谐悦耳的乐曲。船到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受到了英国海军当局的检查，警官们对持美国、荷兰、丹麦和其他国家护照的旅客的检查只是例行公事，而对俄国人，则直截了当地问什么信仰和有什么政治计划等等。托洛茨基拒绝回答这些问题。“有关我个人身份的一切情况，你们可以了解，但是仅止于此，至于俄国的内部政治至少暂时还不是英国海军警察所管辖的范围。”但是这并不妨碍宪兵队军官麦琴在几经盘问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向别的旅客打听托洛茨基的情况。后来这两位侦缉军官一口咬定托洛茨基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同其他幸运的不属于英国盟邦的国家的旅客相比，他们受到的检查十分无礼，这显然是对俄国革命者的歧视，因此，一些受到盘问的旅客就警察的这种行为当场向英国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托洛茨基没有这样做，因为这等于向魔鬼控告撒旦。然而，这时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4月3日，几个英官在水兵们的簇拥下登上“赫里斯季安纳峡湾号”，他们以当地海军上将的名义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家属以及其他5名旅客立即下船。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是为了把所有问题在哈利法克斯“搞清楚”。他们表示，这个要求是不合法的，拒绝接受。于是全副武装的 水兵向他们扑来，在周围大部分旅客的一片“可耻”的抗议声中，把他们拖上一艘快艇，然后在一艘巡洋舰的护送下开往哈利法克斯。当一个水兵揪着托洛茨基的时候，托洛茨基的大儿子跑到托洛茨基的身边，用他的小拳头不住地捶一个军官，嘴里喊道：“要不要再打，爸爸？”他当时才11岁，但是已经上了英国民主的第一课。 警察把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哈利法克斯，把其他人用火车送到了亚默斯的一个关押德国俘虏的集中营。在集中营办公室里，他们遭到了甚至在彼得·保罗要塞也未经历过的搜查。因为在沙皇的要塞里，宪兵们是在背人处让他们脱光衣服进行搜查，而在盟友这里，却让他们在十几个人的面前蒙受这种耻辱。托洛茨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原籍瑞典的警官奥尔森，这个戴着棕红色刑警帽的家伙就是这次搜查的罪魁祸首。在远处导演着这场罪恶把戏的恶棍们完全知道，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俄国革命者，正准备回到被革命解放了的国家去。 直到第二天下午，在他们再三的要求和抗议下，俘虏营指挥官莫里斯上校才来正式陈述逮捕他们的理由。 “你们对俄国现政权来说是危险人物。”说得很简单。看来这位上校不善辞令，而且从一清早脸色就显得令人怀疑的紧张。 “但是在纽约的俄国政府代理人签发了我们去俄国的护照，何况，俄国政府的事最终得让他自己去关心嘛！” 莫里斯上校抽动着自己的下颚，又补充说：“一般来说，你们对盟国也是危险的。” 他们始终没有出示任何逮捕的书面命令。不过，后来上校曾以个人身份解释说：既然是不得不离开自己国家的政治流亡者，对眼前发生的事就不必那么介意了。俄国革命对这个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试图向他解释，那些把俄国革命者变成政治流亡者的俄国大臣们，除掉已逃出国外的以外，现在都成了囚徒。但是这些情况对这位上校先生未免显得太复杂，他是在殖民地和英布战争①中发迹的。因为托洛茨基不同他说话时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他在走出房间时，冲着托洛茨基的脊背嚷道：“要是他在南非海岸落到我手里……”这是他惯用的一句口头禅。 ① 又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发生于1899—1902 年，是英国对南非两个布尔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土瓦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结果使两个共和国沦为英殖民地。 托洛茨基的妻子不算是政治流亡者，出国是具有合法护照的，然而她同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9岁）也被捕了。说孩子们也被捕，这并不夸张。 起先加拿大当局打算让孩子们同母亲分开，送到少年收容所去。这种前景使托洛茨基妻子极为不安，她当即声称，决不同孩子分离。由于她的抗议，后来只好把她和孩子们一起安置在一个俄裔英国便衣警察的家里，为了防止“非法”投递信件和拍发电报，禁止孩子们在没有警察监护下外出，母亲不在场时也是一样。一直到11天以后他们才被允许住进一家旅馆，条件是每天到警察局报到一次。 亚墨斯集中营设在一家从德国人手中没收的铸铁厂的一幢弃置不用的楼房里。大约800人就住在这个楼房里。每到晚上，这个宿舍里空气之浑浊是不难想象的。人们绝望地聚集在过道里，你推我搡，有的躺下，有的起来，有的打牌，也有的下棋。许多人学做手工艺品，其中有些人做得还相当精巧。 到现在托洛茨基还在莫斯科保存着亚默斯俘虏们做的手工艺品。尽管人们做出惊人的努力来使和精神适应环境，俘虏中仍有5个人精神失常。 在他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整个期间，当局一直禁止他们同俄国政府联系。 他们拍往彼得格勒的电报被扣留；他们致电英国首相劳哈·乔治，控告这种非法禁令，电报仍然不予发出。莫里斯上校已经习惯于在殖民地的那种简单化的“人身保护令”了。何况，战争又助长了他。这位指挥官允许托洛茨基同妻子会见，但提出了不得通过她转交任何致俄国领事信件的条件。这看来难以置信，可是却是事实。托洛茨基宁愿拒绝会见。当然，领事大人也不急于帮助他们，他在听候指示，而指示显然尚未下达。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逮捕和释放他们的内幕至今托洛茨基还不完全清楚。看来，英国政府一定在托洛茨基还在法国工作期间就已经将托洛茨基的名字列入它的黑名单之中。它还千方百计地帮助沙皇政府把托洛茨基撵出欧洲。显然，英国政府在哈利法克斯逮捕托洛茨基，正是根据这张名单，以及关于托洛茨基在美国的反爱国主义活动的密报。托洛茨基被捕的消息在俄国革命报刊上披露以后，显然不担心托洛茨基会回国的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给彼得格勒各报发去一份正式声明，说在加拿大被捕的俄国人都是“从德国大使馆领取津贴，准备回国推翻临时政府”的。起码，这话是说得直截了当。 4月16日，列宁领导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无疑是出自列宁手笔的文章 ，驳斥布坎南的声明。文章写道： 托洛茨基是1905年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主席，是多年来无私地致力于革命事业的革命家，对于说这样一个人会领取德国政府津贴的说法，人们能够哪怕有一分相信它的可靠性吗？这是对一个革命者的公然的、前所未有的无耻的诽谤！布坎南先生，您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为什么你不透露出来呢？……6个人架住托洛茨基的手和脚——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俄国临时政府表示友谊而干的！…… 在整个这件事中，临时政府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们更不清楚。但当时的外交部长米留科夫从心底里赞成逮捕托洛茨基，这是无需证明的，因为他早在1905年就拼命地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而且这个术语还是他创造的。但是米留科夫还需要苏维埃，他还需要更加谨慎地伪装自己，因为他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盟友们还没有开始攻击布尔什维克呢。 英国驻俄国大使布坎南在回忆录里对这件事这样写道：“托洛茨基和其他几个人在哈利法克斯一直扣留到我们弄清楚临时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为止。”根据布坎南的叙述，米留科夫被立即告知托洛茨基被捕的事。起初，米留科夫要求释放托洛茨基等一行人，4月8日，英国大使就向本国政府转达了米留科夫这一要求。但是两天以后，同一个米留科夫又撤回了自己的要求，并且表示希望将他们继续拘留在哈利法克斯。布坎南最后说：“因此，正是临时政府应对他们继续被拘留负责任。”这种说法可能是真实的。但布坎南惟独忘了在回忆录里说清楚关于托洛茨基接受德国津贴以推翻临时政府的事。不过，托洛茨基一回到彼得格勒，被托洛茨基逼得走投无路的布坎南就被迫在报上发表声明，说他根本不知道关于津贴的事。 最后彼得格勒苏维埃出面干预，米留科夫不得不屈服。4月29日，托洛茨基等一行人被从集中营释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然而，即使在释放时他们也受到了暴力。他们被简单地命令：整理行装，由士兵押送出发。他们要求解释明白，到哪儿去和去干什么，英方拒绝回答。俘虏们以为他们被押送到要塞去，一个个情绪激昂。他们又要求会见离这里最近的俄国领事，也遭到拒绝。他们有足够的根据不相信这些海盗们的善举，声称如果不说明去向就不启程。于是那个指挥官命令使用武力。押解士兵抬走了行李，可是他们仍然倔强地躺在床板上，拒不行动。后来，眼看押解士兵就要像一个月前从轮船上拖他们下来时那样把他们架出去，而这回愤怒的水兵们就站在四周，指挥官终于让步了，不得不用他那特有的英国殖民者的派头宣布，托洛茨基将乘一艘丹麦轮船回俄国去。上校那气得发紫的脸上，肌肉不停地抽搐着。他无论如何不甘心承认托洛茨基竟然从他手中逃脱了。要是在非洲海岸落在他手里就好了…… 当托洛茨基被带出集中营时，俘虏营中的难友们为托洛茨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这时，除了军官们躲在隔间里，少数人鼻子伸在夹缝里向外张望以外，水兵们和工人们列队站在托洛茨基行走的通道两侧，一个临时组成的乐队演奏了革命进行曲，一只只友谊的手从各个方向伸向托洛茨基。一位俘虏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赞颂俄国革命，诅咒德国君主制。直到现在，每当托洛茨基回忆起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托洛茨基在亚默斯同德国水兵在一起友好相处的情景，心里总感到非常激动。以后几年托洛茨基常常收到他们从德国给他寄来的充满友好情谊的信件。 逮捕托洛茨基的英国宪兵军官麦琴在托洛茨基离港时也来了。临别时，托洛茨基警告说，他出席立宪会议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就加拿大英国警察对俄国公民的野蛮虐待行为提出质询。 “但愿您永远进不了立宪会议。”这位狡猾的宪兵随即回答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回到彼得格勒 1 水兵马尔金 从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到彼得格勒，一路上十分单调，像过一条隧道；实际上这也确实是一条隧道——革命的隧道。 到达别卢斯特洛夫车站时，他们受到了一个由国际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的欢迎。孟什维克没有派人来，甚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等）也没有派人来。 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布尔什维克代表费奥多罗夫和托洛茨基的老朋友乌里茨基先后讲了话，托洛茨基致了答词，谈到了进行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当人们骤然用手臂将他抬起时，他一下子想到了在哈里法克斯被英国海军武力挟持前往集中营时的同样经历，不过这次是朋友们的手臂，四周是旗帜的海洋。托洛茨基看到了妻子兴奋的表情，而孩子们脸色苍白，神色惊慌，他们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车站欢迎仪式一结束，托洛茨基就仿佛掉入一个漩涡之中。他记得自己是从车站直接去苏维埃执委会参加会议的。当时的常任主任齐赫泽冷冰冰地迎接了他。布尔什维克凭着他在1905年担任过苏维埃主席的经历，建议立即吸收他参加执委会，这一来引起了一阵混乱。孟什维克同民粹派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当时，他们在革命各部门占据绝对优势。经过讨论，执委会通过托洛茨基作为无表决权成员列席会议。 在彼得格勒街头，孩子们听着人们用俄语说话，看着街头商店门前的俄文招牌，感到十分惊奇，就连托洛茨基和妻子也都感到陌生和不习惯。要知道，他们离开俄国整整10年了，那时候他们的大孩子才一岁多一点，而小的则是到了维也纳才出生的。 托洛茨基同妻子带着孩子在“基辅旅社”的一间房子里安下身来，就连这间房子还是花了不少精力几经周折才弄来的。刚安顿下来的第二天，一个衣着华丽的青年官员来拜访了托洛茨基。 “不认识了？” 托洛茨基认不出他来。 “我是洛吉诺夫。” 这时，托洛茨基由这位盛装的官员想起了1905年的那个青年锻工。他曾是一个战斗组织的成员，在人行道的铁栏杆边同警察展开过搏斗，并怀着年轻人的满腔热忱一直追随着托洛茨基。1905年以后他就不知去向。现在托洛茨基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是无产者洛吉诺夫，而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理工大学生谢列勃罗夫斯基，但他年轻时就已经被工人群众同化了。反动时期，他成了一名工程师，脱离了革命；战争期间，他是彼得格勒两家最大工厂的政府总监。二月革命稍稍震动了他，使他回忆起过去。他从报纸上得知托洛茨基回国的消息，因而，来到这里，热情地邀请托洛茨基住到他家去，并且立刻就去。托洛茨基略事犹豫，就同意了。谢列勃罗夫斯基和他的年轻的妻子住的是一幢很宽敞、很豪华的专供总监居住的楼房。他们没有孩子。家里一切都是现代的。在半饥半饱、破败不堪的彼得格勒，托洛茨基住在这里仿佛生活在天堂中。但是，谈话一涉及到政治领域，情况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原来，谢列勃罗夫斯基是一个“护国主义者”，而且对布尔什维克非常仇视，甚至还认为列宁是一个德国间谍。他一开始就遭到托洛茨基的坚决抵制，以后变得谨慎许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觉得继续与他们共同生活已属不可能。托洛茨基一家离开了好客但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分子的主人，回到了“基辅旅馆”的那间房间里。在这以后，谢列勃罗夫斯基还再一次地邀请托洛茨基的孩子们去他家做客，让他们就着果酱喝茶；孩子们感激地把列宁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讲给他听。两个小家伙对谈话和果酱都很满意，小脸由于兴奋胀得绯红。 “可是，要知道，列宁是德国的奸细。”主人对他们说。 “这是什么话？是谁说的？”孩子们立即推开果酱茶，站起身来。 “哼，说这话的肯定是坏蛋。”托洛茨基的大儿子断言。他再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汇了。这下轮到主人发火了。于是他们的交往到此结束。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托洛茨基吸收谢列勃罗夫斯基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跟许多人一样，为苏维埃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就加入了党。现在他是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那个政权的骨干之一。如果说1905年他被误认为是一个无产者，那么现在他被误认为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更容易了。 7月事变以后，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和谩骂充斥在首都的街头巷尾。托洛茨基被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逮捕，在从国外流亡回来的两个月后又一次地被投入那熟悉的“十字监狱”。他想，加拿大亚默斯集中营的那位莫里斯上校在晨报上读到这条消息时一定感到十分称心，而且有这样感觉的决不止他一个人。可是孩子们愤愤不平。他们责问母亲，如果说在那儿，他们把爸爸送进集中营，而在这里，又把他送进监狱，那么这算是什么革命呢？妈妈说他们说得有理，告诉他们这还不是真正的革命。可是怀疑主义的苦水已经潜入孩子们的心头。 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托洛茨基一家在一个自由派记者——一个有钱的寡妇的一幢宽敞豪华的住宅里租了一个小套间。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全力以赴的进行着。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报纸和杂志不停地攻击他。他们在家里时时感到被一堵敌视和仇恨的墙包围着。他们的厨娘安娜·奥西波芙娜去居民委员会领取面包时遭到主妇们的责难；儿子在学校里受到折磨，还由于他父亲的缘故，被取了个“主席”的绰号。这时托洛茨基的妻子在木材工人工会工作，每当她下班回来时，老看门人总是怒目地看着她从他面前走过。在这种目光下走上楼梯简直是灾难。女房东更是常常打电话来询问，她的家具给弄坏了没有。可是，忽然有一天——这真是美妙的一天，房子四周的包围突然消失了，就像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把它给掠走了一样。看门老头儿见到托洛茨基妻子竟然给她行起鞠躬礼——这是只有受人尊敬的人才能享有的礼遇；居民委员会发面包时，不用耽搁，也不受威胁了；谁也不一看见他们就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这一切，都是谁——是什么魔法师施的魔法呢？这是尼古拉·马尔金。托洛茨基应该谈一谈他，因为正是由于有了他——有了千万个马尔金，十月革命才得以取得胜利！ 马尔金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炮手，又是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没有立即发现他的存在。马尔金的性格使自己不愿意抛头露面。马尔金不是演说家，甚至连说话都不那么利索。此外，他还是个性格腼腆、郁郁寡欢的人，心灵深处埋藏着一股抑郁的力量。马尔金是由一块材料而且是一块纯正的材料制成的人。直到他已开始执行起关心托洛茨基的家庭的任务时，托洛茨基仍然一无所知。马尔金和孩子们熟悉了起来，带他们去斯莫尔尼食堂小卖部去喝茶，吃夹肉面包，在一般情况下还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儿欢乐，这在那个严酷时期是极为难得的。马尔金常常悄悄地来料理料理，查看一下一切是否停当。托洛茨基压根儿不知道他的事。马尔金从孩子和安娜·奥西波芙娜那儿知道了托洛茨基一家生活在敌对情绪的包围中，于是他走访了那个看门老头儿和居民委员会，而且看样子还不是他一个人，是带了一队水兵。看来他是说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话，因为托洛茨基一家周围的气氛立刻就改观了。这样，在托洛茨基所住的这幢资产阶级楼房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确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托洛茨基才知道这是孩子们的朋友，一个波罗的海水兵的所作所为。 苏维埃开始转向布尔什维克，敌视托洛茨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印刷厂老板的支持下，立即剥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需要出版一份新的报纸。托洛茨基找来马尔金商量。他钻进了那个地方，做了几次拜访，讲了需要印刷工人的事，于是，只几天工夫，一份新的报纸《工人与士兵报》就诞生了。马尔金夜以继日地坐在编辑部里处理事务。在十月的日子里，马尔金那结实的身影，带着一副黝黑、阴沉的面孔，总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和最需要的时刻出现。他到托洛茨基这里来，只是为了报告一切顺利和询问还需要做些什么。马尔金逐渐积累了经验——因为这回是在整个彼得格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 街道上一些社会渣滓开始袭击首都和宫廷里储藏的酒库。有人在幕后策划和领导这个危险的运动，企图让革命在酒精的烈焰中化为灰烬。马尔金觉察到它的严重性，立即投入了战斗。他保护酒库，保不住就毁掉它。他穿着高统皮靴，在没膝深的满是酒瓶的碎片的芳醇酒海中走来走去。酒顺着街沟流向涅瓦河，浸满了地上的积雪。酒鬼们匍匐在地下，贪婪地舔吸着沟里的酒。马尔金手里握着左轮手枪，为创建一个禁酒的十月而战斗。他常常的，浑身散发着佳酿美酒的芳香，回到家来，两个孩子总是在那里屏息等待着他。马尔金击退了反革命的酒精攻势。 当托洛茨基受命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候，几乎无从着手进行工作。从部长助理到女抄写员，所有的人都在罢工。文件橱全锁着，钥匙却没有。托洛茨基找来马尔金，他知道该怎么行动。他把两三个外交官关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第二天就拿到了钥匙，请托洛茨基到部里去。可是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忙于全面的革命工作，脱不开身，于是马尔金成了那时期非正式的外交部长。他弄清人民委员会的结构以后，立即坚决地清除了那些出身高贵而犯有偷窃行为的外交人员，按新需要设置了办事处；没收了利用外交信使公文包从国外走私带进的物品，帮助流离失所的人；清理出最可资借鉴的秘密文件，自行负责地配上一些说明性文字，印成小册子出版。马尔金没有获得过学位，书写中免不了还有语法错误；他的译注常常出人意料，甚至使人吃惊。但总的来说，马尔金把外交钉子牢牢地钉在了要钉的地方。 后来，内战开始了。马尔金堵住了战线上许多缺口。现在他又去遥远的东方去建立政权了。马尔金在伏尔加河上指挥着一支舰队，驱赶着敌人。每当托洛茨基听说在某个危险地方有马尔金在，心里就感到宽慰和振奋。但是，灾难终于降临。在卡马河上，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尼古拉·格奥尔吉耶维奇·马尔金，他的强壮的有力的水兵身躯倒下了。他牺牲的电报送来时，托洛茨基仿佛觉得一根巨大的花岗岩石柱在眼前轰地坍塌了。孩子们的小桌上，安放着他戴着缎带水兵帽的照片。 “孩子们，孩子们，马尔金死了！” 直到现在托洛茨基还记得孩子们的两张苍白的小脸蛋由于突如其来的悲痛而扭曲的情景。性格阴沉的马尔金总是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他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计划。他还眼里噙着泪花，跟9岁的谢廖沙诉说一个他曾经那么长久热恋过的女人怎样最终抛弃他的事，他就是因为这心灵上的创伤才总是蒙上一层阴抑的色彩的。谢廖沙惊惶不安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这位温和的大朋友向孩子们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之窗，仿佛他们是他的同辈朋友。可是在这同时，他又是一只老海狼，一个革命者，一个最神奇的童话中的真正英雄。难道，就是那个曾经在外交部地下室里教他们用大口径短筒手枪和卡宾枪射击的马尔金死了吗？噩耗传来的那个沉寂的晚上，托洛茨基看见两个孩子的身躯在被子里颤抖，孩子的妈妈还听见他们在伤心的抽泣。 2 摩登杂技场的演说 生活在群众大会的漩涡中旋转。托洛茨基发现彼得格勒的所有革命演说家几乎都变得声音嘶哑或完全失声了。1905年教会了他要更小心地爱护声带，因此他才得以基本上没有落伍。群众大会在工厂、学校、剧院、杂技场、街道和广场一个接一个地举行。他总是半夜以后才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常常在半睡半醒中找到批驳政敌的强有力的论据，而早上7点，有时还要早点，讨厌的敲门声又把他从睡梦中拖起来：请托洛茨基去参加彼得戈夫的群众大会，或者，喀琅施塔得派来了快艇，士兵们要听他演说。每次总觉得，这次大会是肯定支持不住了。然而，某种精神的潜在力量慢慢涌出，托洛茨基又能够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地讲下去。在他讲话时，从别的工厂和地区来的代表团已坚守在他身旁，将他团团围住。原来，有三个或五个地方，几千名群众已经等了他一二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了。在那些日子里，觉醒的群众多么耐心地等待着新的信息！ 在摩登杂技场举行的群众大会是非常突出的。不仅托洛茨基，连他的对手们也特别关注这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他们认为杂技场是托洛茨基的堡垒，所以从来没有打算在那儿发表演说。可是，每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里抨击妥协主义分子时，常常有人恶毒地喊道： “这儿不是你的摩登杂技场！” 这句话成了他们的老生常谈了。 托洛茨基通常在晚上，有时甚至是半夜里在杂技场发表演说。听众都是工人、士兵、劳动妇女、母亲、街头少年以及其他首都被压迫的下层人。会场里每一平方俄寸的地方都被占据，每个人你挤着我，我压着你，孩子们坐在父亲的肩头，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没有人抽烟。楼座因为经受着人体的重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托洛茨基是从人缝中挤上讲台的，有时是直接被人们的双手举上去的。在人们屏息静气的紧张气氛中常常突然爆发出呼喊声和热烈的尖叫声。他的身边、头上尽是挤得紧紧的手臂、胸脯和脑袋。托洛茨基仿佛是在一个由人体构成的温暖的洞里讲话。如果讲话时要挥动手臂，必然要碰到身旁的什么人，而每一个友好的反应又都告诉他，不必为此担心，不必中断讲话，请继续讲下去。任何疲劳，在这种热情的人群的强烈电源感应下，能够存在下去吗？他们渴望知道、了解和寻找自己的道路。有时托洛茨基仿佛凭嘴唇就能摸到这些已汇成一体的人们要求寻根问底的愿望。这时，在同情感的压力下，事先准备好的论据和词语被挤到了一边，而另外一些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但为群众所需要的词语和论据在下意识中井井有条地出现了。这就是摩登杂技场，它的情景是热烈、稚嫩而又狂势。婴儿们平静地吮吸着母亲的，而母亲则在赞许或威胁的喊叫着。整个人群也像是一个婴儿，正用干渴的嘴唇依贴在革命的上。不过，这个婴儿成长得出奇的快……托洛茨基从摩登杂技场出来比进去更困难。人群不想破坏自己的联合体——他们不愿意散去。托洛茨基在累得稀里糊涂中，被无数双手托起，从人群头上漂浮，一直漂浮到大门口。有时托洛茨基在人群中认出两个少女的面孔 。她们和她们的母亲①住在邻近，大的15岁，小的14岁。托洛茨基总是只来得及朝她们的兴奋的眼色点点头，或者一边走一边匆匆握一握她们递上来的温暖稚嫩的小手。但是人群很快就将他们分开了。当托洛茨基已经来到大门外时，他发觉整个杂技场的听众还跟随着他们。深夜的街道充斥着一片呼喊声和脚步的踢踏声。一扇大门打开了，人们将他迅速地推了进去，随即又关上。这是朋友们把托洛茨基送进了巴蕾舞女演员克舍欣斯卡娅的家，这幢豪华的公馆是尼古拉二世为她建造的，此刻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参谋部。穿灰军大衣的男人坐在缎面家具上，或者在久未打蜡的地板上踏步。托洛茨基在这里可以等到人群散去后再继续前进。 ① 此处指托洛茨基前妻生的两个女儿。 开完大会，托洛茨基独自一人在阒无人迹的大街上行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昨天也是这样，似乎前天也是如此。他随即掏出了勃郎宁手枪，一个急转身，并且向后退了几步。 “你想干什么？”托洛茨基厉声问道。 托洛茨基面前出现一张年轻、诚实的面孔。 “请允许我保护您，因为杂技场里混进了敌人。” 这就是大学生波兹南斯基。从那时起，他就与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在整个革命年代，波兹南斯基担负了托洛茨基交给他的各种各样责任重大的使命。他负责保卫托洛茨基的个人安全，创建了一个流动军事秘书处，搜寻被遗忘的军事仓库，弄来需要的书籍，从无到有组建一支支后备骑兵连，亲自在前线厮杀，最后，也同托洛茨基一样站到了反对派行列里。如今，他正在流放中。托洛茨基期待着未来有一天他们再相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在斯莫尔尼 1 没有退却的余地了 爆发革命的时刻临近了。斯莫尔尼变成了一个碉堡。顶楼上架着12挺机枪，这是旧执委会的遗产。机枪队的队长到托洛茨基这儿来说：“机枪手们都支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委托一个人——不知是不是马尔金——去检查机枪。机枪都处于失修状态，长期没有维修过。士兵们一直很懈怠，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准备保卫克伦斯基。托洛茨基调了一支新编成的可靠的机枪值勤队来斯莫尔尼。 10月24日凌晨①，天空灰蒙蒙的。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宫内上下走了一圈，这一方面是活动活动筋骨，一方面也是为了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就绪，同时给那些缺乏勇气的人鼓鼓劲。在斯莫尔尼的一眼望不到头并且依然半明半暗的长走廊的石板地上，士兵们拖着他们的机枪发出一阵使人振奋的辘辘声和脚步声。这就是托洛茨基新近调来的值勤队。从几扇门里伸出了一些睡眼惺松和心慌意乱的脑袋，这是仍然留在斯莫尔尼的为数不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种枪械的乐曲并不预示什么好东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匆匆离开了斯莫尔尼。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伴们成了这幢大楼的真正主人。布尔什维克的头就要从这里仰起，俯视着全市和全国。 ① 这里指的是旧历，是当时俄国的正式历法。按新历则是11 月6　日。这就是有时把革命称作十月革命，有时又称作十一月革命的缘故。 一清早，托洛茨基在楼梯上与两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人撞了个满怀。他们是印刷工人，一男一女，从党的印刷厂来，他们向托洛茨基报告说临时政府查封了党的中央机关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印刷厂是被临时政府代表带着士官生来查封的。托洛茨基听到这个消息最初一瞬间的印象是：通过法律程序对意识形态施加的淫威竟到了如此程度。 “不能把封条拆掉吗？”女工问道。 “拆！”托洛茨基回答道。“为了不出什么事，我给你一支警卫队。” “我们隔壁就有一个工兵营，士兵们都支持布尔什维克。”那印刷女工满怀信心地说。 军事革命委员会当即通过了决议： “一、各革命报纸的印刷厂予以拆封； 二、要求编辑和排字工人继续出版报纸； 三、将保卫革命印刷厂以防止敌人破坏的光荣任务交给英勇的利托夫斯基团和第6工兵预备营的战士完成。” 此后，印刷厂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两家报纸照常出版。 24日，电话局出现了危机：士官生构筑了防御工事，接线员在他们的唆使下站到反对苏维埃的一面，不再为军事革命委员会接线。这是第一起无足轻重的小罢工。军事革命委员会派了一队士兵前往电话局，在大门口架起两门小加农炮。电话又畅通无阻了。就这样，开始了对各管理机关的接管。 在斯莫尔尼宫三楼拐角的一间小房间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不停地开着会。这里汇聚着各种情报：部队的调动，士兵和工人的情绪，兵营内的鼓动工作，刽子手们的意图，资产阶级政客和外国大使搞的阴谋，冬宫动态，以及前苏维埃各党会议的情况等等。提供情报者来自各个方面，有工人、士兵、官员、看门人、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士官生、仆役和小职员的妻子等等。尽管很多人讲的纯粹是无稽之谈，然而，一些人的确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一个星期来，托洛茨基几乎从未离开过斯莫尔尼宫，晚上就和衣躺在皮沙发上打打盹，并且常常被通讯员、侦察员、自行车手、电报员以及不间断的电话铃声所叫醒。决定性的时刻已经临近，很明显，没有任何退却的余地了。 2 决定性的一夜 24日晚，军事革命委员会分赴各区，托洛茨基一个人留在斯莫尔尼。后来，加米涅夫来了。他虽然反对武装起义，但还是来同托洛茨基一起度过这个决定性的夜晚。于是，他们俩一道待在三楼拐角的这个小房间里，在这个革命的决定性的夜晚，它恰似一艘大船的驾驶台。隔壁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有一个电话间。电话铃不断地响着，有大事，也有小事。清脆的铃声更加衬托出四周警觉的宁静。彼得格勒的这一秋夜的街景是不难想象的：人影寥寥，灯光惨淡，吹来一阵阵秋季的海风；资产阶级和官僚们倦缩在床上，竭力猜度着神秘、危险的街道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在工人住宅里，人们在战斗营地紧张地待命。在冬宫，各委员会和政府中各党派进行着磋商，费尽心机，而又无计可施，只看见民主的幽灵同尚未消散的君主的亡灵在联袂起舞。由于煤炭供应不足，大厅里金碧辉煌的装饰显得黯然无光。在各区，工人、士兵和水兵的队伍在值勤。年轻的无产者们身上背着缀满机枪子弹的背带，肩上挎着步枪，在街道上的篝火旁烤火。 从各区、郊区和首都各要冲传来的消息全部汇总到三楼的这间房间里。 一切都如原先预料的那样，领导均坚守岗位，通讯联络畅通无阻，似乎没什么疏漏。这是决定性的一夜。昨天托洛茨基满怀信心地对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说：“如果你们不动摇，内战就不会发生，我们的敌人就会立即投降，你们也就能占据应当属于你们的位置。”起义必胜无疑，再没有比这次起义胜利更有把握的事了。然而，在这几个钟头里，人们的心情仍然十分紧张，充满着深深的不安，因为这个夜晚将要决定他们的一切。 政府昨天一面动员士官生，一面命令“阿夫乐尔号”立即离开涅瓦河，而在8月，正是斯科别列夫手里捏着礼帽，再三央求这些布尔什维克水兵抗击科尔尼洛夫匪帮保卫冬宫的。水兵们来到军事革命委员会问托洛茨基怎么办。于是“阿夫乐尔号”就仍然停在它昨天停的地方。从巴甫洛夫斯克打来电话告诉托洛茨基，说临时政府正从那里调集炮兵，从沙皇村调来一营突击队，还从彼得戈夫调集士官生。 克伦斯基已经将士官生、军官和一群妇女突击队调集到冬宫。托洛茨基命令各特派员在通往彼得格勒各要道上设置牢靠的军事防御工事，并派出鼓动员去对付临时政府调集来的部队。一切指示和命令都是用电话发出去的，完全可能被政府的密探所截获。然而，他们还能控制得住起义者的通讯联系吗？“如果用语言不能阻止他们，就用手中的武器。你们应当用生命担保。”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重复这句话。不过托洛茨基还不完全相信他的命令的威力。革命依然太信任人，太宽宏大度，太乐观，也太轻率。它更多的是用武力威胁，而不是使用武力；它仍然希望能用语言解决问题。而暂时它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在它的炽热的气息面前，敌对分子的集结被消除了。24日上午军事革命委员会下达了一道命令，即当出现街头屠杀的征兆时，允许使用武器，不受限制。然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敌人连想都不敢想到街上来交手；他们全都隐藏起来，街道完全为军事革命委员会所掌握。所有通向彼得格勒的要道全由起义者的特派员控制着。士官生和炮兵没有响应临时政府的召唤。 只有一部分奥拉宁包姆士官生在夜间冲过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防线，托洛茨基通过电话注视着他们的行动，最后他们也终于向斯莫尔尼派来了谈判代表。临时政府一直在寻求支持，但一无所获，他们脚下的土地晃动了。 斯莫尔尼的外围守卫已经增援了一支新机枪小队。同各卫戍部队的联系始终未中断。各团值勤连队一直处在戒备状态。特派员均在岗位上。各守备部队的代表聚集在斯莫尔尼，随时听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调遣，以防电话联络中断。从各区来的武装小分队沿着街道运动，按门铃或悄悄地把门打开，占领一个又一个机关。小分队所到之处几乎都遇到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朋友。被专门派往火车站的特派员警惕地监视着进站和出站的火车，特别注意军队的调动。没有什么令人不安的情况。全城所有重要据点全落入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没有发生战斗，也没有伤亡。只听到电话里说：“我们已在这里！” 万事顺利，一切再理想不过。可以离开电话休息一下了。托洛茨基坐到了沙发上，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一种疲劳的昏沉感猛袭他的头脑。 “请给我一支烟！”他对加米涅夫道。 那几年托洛茨基还在抽烟，不过不很多。他才抽了一两口，刚刚说了句“这还不够”就失去知觉。这是托洛茨基从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毛病，每当 身体一有病痛或是疲劳过度时就容易昏厥，所以，一个美国医生据此硬说他患有癫痫症。醒来时看见加米涅夫惊慌地俯身站在他身边。 “要不要拿点什么药来？”他问。 托洛茨基想了想，回答道：“倒不如拿点吃的东西来更好。” 托洛茨基竭力想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吃饭的时间，但就是想不起来，反正至少不是昨天。 第二天早晨，托洛茨基翻了翻资产阶级和妥协主义者的报纸。起义的事他们只字未提。这些报纸曾经那么大喊大叫，说什么武装的士兵即将行动，叛乱和毁灭就要发生，将要血流成河等等，可是真的发生了起义，他们却视而不见。报纸对军事革命委员会同参谋部的谈判信以为真，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外交声明当作举棋不定的预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没有街头冲突，甚至没有开枪和流血，一个个政府机构就转移到了听从斯莫尔尼学院的命令调遣的士兵、水兵和赤卫队的手中。 3 临时政府再也不存在了 当彼得格勒居民揉揉惊慌的眼睛醒来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新政府的管辖之下。难道……难道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了政权？……市杜马的一个代表团来到斯莫尔尼，向托洛茨基提出了几个问题：你们要采取军事行动吗？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时候采取？杜马必须在“行动24小时以前”得到通知。另外，苏维埃在维护安全与秩序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等等，等等。托洛茨基讲了一通革命的辩证观点作为答复，并建议杜马委派一名代表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这使他们大吃一惊，比事变本身对他们的震动还大。 最后，托洛茨基像往常一样，以武装自卫的姿态说道： “如果政府用铁，我们必报以钢。” “你会因为我们反对苏维埃接管政权而赶走我们吗？” 托洛茨基回答说： “今天的杜马只反映昨天。如果发生冲突，我们以政权问题为由建议居民重新选举杜马。” 代表团一无所获，灰溜溜地离去。但他们的到来，更增强了托洛茨基的必胜的信心。这一夜之中，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三个星期以前，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那时军事革命委员会还只是一面旗帜——没有印刷厂，没有经费，也没有分部。就在昨天晚上，临时政府还通过了逮捕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决定，并且搜集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地址。而现在，市杜马的代表却来到了已经宣布将要被逮捕的革命委员会探测自己的命运。 临时政府还像往常一样在冬宫开会，但它现在只是自己的一个影子而已了。从政治上说，它已经不复存在了。25日这一天，冬宫已经逐渐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部队从各方面包围。中午1时，托洛茨基向彼得格勒苏维埃阐述了形势的发展。报纸记述这篇报告道： 我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再也不存在了 （热烈鼓掌）。一些部长已经 被捕 （众人喊“好”）！还有一些部长将要在几天或几小时内被捕（热烈鼓掌）！革命的卫戍部队根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已经解散了预备议会①（欢声雷动）。昨天夜里，我们一直守卫在这里，通过电话指挥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悄悄地执行任务。居民们在安睡，他们不知道一夜之间政权已经易手。车站、邮局、电报局、彼得格勒通讯社和国家银行等等均已被占领（像暴风雨般的掌声）。冬宫暂时还没有占领，但它也只是几分钟之内的事了（热烈鼓掌）。 ① 俄国临时政府于1917 年9 月组成的政治协商机构。 这篇简单报道所反映的全场的情况可能不很正确。托洛茨基记得是这样的。当托洛茨基讲了夜间发生的政权更迭的事以后，会场上呈现了几分钟紧张的静寂。后来响起了掌声，但也并不是暴风雨般的，而是颇有疑虑的。全场情绪十分紧张，像在期待着什么。工人阶级以无法形容的热情准备随时参加战斗，而一旦军事革命委员会跨过了政权的门槛，这种不够理智的热情就完全变成了惶惶不安的深思熟虑。这种情况正确地反映了一种历史本能。要知道，前面还可能有旧世界的疯狂抵抗，还有斗争、饥饿、寒冷、破坏、流血和死亡。军事革命委员会能克服这一切吗？——许多人扪心自问。那一分钟的紧张和不安的沉默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思虑。“我们能够克服！”——大家又一起回答。新的危机正在远方忽隐忽现。但起义者现在已经有了一种伟大的自豪感，它在起义者每个人心中激荡。这种胜利自豪感在热烈欢迎消失了4个月又重新出现的列宁时充分反映出来了。 时间已经很晚，托洛茨基同列宁在会议大厅隔壁的一间空房间里休息，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这间房间里除了几把椅子什么也没有。有人为他们在地板上铺了张毯子，还有人——仿佛是列宁的妹妹——拿来了枕头。 托洛茨基和列宁并排躺着，身体和精神像绷紧的弹簧一下子松开了一样。得到了彻底的松弛，这是种问心无愧的休息。他们不能入睡，于是就低声的说着话。 “这是一幅多么有意思的图景：持枪的工人同士兵同在篝火旁放哨！” 列宁无限感慨地重复着这句话。“士兵和工人终于联合起来了！” 后来，列宁突然问道：“冬宫怎么样？到现在还没有拿过来？不要出了什么事。” 托洛茨基翻身坐起来，想去打电话询问那边的战斗进展情况，但列宁拦住了他。 “你躺着，我叫一个人去就是了。” 托洛茨基不得不再行躺下。但再躺多久是不可能了，隔壁大厅里代表大会已经开始。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来叫托洛茨基： “唐恩在讲话。他们叫您去。” 唐恩正在用失音的嗓子申斥着阴谋者，预言起义必将失败。他要求起义者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实行联合。这些昨天还掌握着政权的政党迫害起义者，并把起义者投入了监狱，而今天，在被推翻了以后，又突然要求同起义者联合了。托洛茨基回答了唐恩，并通过他回答了革命的昨天。托洛茨基说道： “刚刚发生的是起义，不是阴谋。人民的武装起义不需要批准。我们一直在锻造工人和士兵的革命的力量，公开地锤炼人民群众的起义意志。我们的起义胜利了。而现在，他们却要求我们放弃胜利成果去同他们缔结协议。 同谁缔结协议？你们？你们是可怜虫！你们已经身败名裂，彻底破产，你们的事已经完了！去到你们从今以后应当待的地方——去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掌权 1 紧张的日子 下面是托洛茨基的妻子在事隔很长一段时间后对那段紧张的日子的记述： 我记得，仿佛是革命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走进斯莫尔尼的一间房间，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列·达，似乎还有捷尔仁斯基、越飞和别的许多人在那里。大家由于睡眠不足，脸色苍白，眼睛红肿，衣领满是污垢，房间里烟雾弥漫……一个人坐在桌边，身旁围着一大群人，等待指示和命令。列宁和托洛茨基周围也围着许多人。我觉得，人们仿佛是在梦中发号施令。在他们的举止和话语里有一种梦游症和月夜狂似的东西。我有一会儿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梦中看到这一切；我似乎觉得，如果他们不去好好睡一觉，换上干净的衣领，革命就可能夭折。因为我的梦幻跟这些衣领密切相关。我记得，过一天后，我遇见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伊里依尼什娜，仓促中我提醒她，应当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换换衣领了。 “对，对。”她笑着回答我。 不过，这时换干净的衣领在我眼里已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了。 政权被接管了，至少在彼得格勒是这样。列宁还没来得及换自己的衣领。 他面容憔悴，可是目光依然炯炯有神。他友好和温和地看着托洛茨基，带着那种表示亲热的笨拙的忸怩神态。 “您知道，”列宁吞吞吐吐地说：“从迫害、地下活动，一下子掌握了政权……”列宁寻找着合适的词汇。“esschwindel-t。①”列宁突然找到了一个德语单词，而且还用手在脑袋边画了个圈。他们相对而视，轻轻地笑了起来。 ① 意为：弄得头晕目眩。 不过这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过后，很快转入正题。 要考虑组织政府的事。几个中央委员，就在屋角开了个紧急会议。 “叫什么名字？”列宁思考着。“绝不能叫部长，这是个陈腐的和被败坏的称呼。” “可以叫委员。”托洛茨基建议道。“只是眼下委员太多了。是不是叫‘最高委员’？……不，‘最高’叫起来不大好。可不可以叫‘人民委员’？” “人民委员？啊，看来，这个名称合适。”列宁同意道。“政府总的称呼呢？” “委员会，当然应该叫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委员会？”列宁附合道。“非常好，散发着强烈的革命气息！……” 列宁对革命美学不很倾心，或者说不大喜欢津津乐道革命的“浪漫气质”。但是他越是深入地接触整个革命就越是能准确地感受到革命散发的气息。 “喂，”就在那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突然问托洛茨基，“如果你我均被白党杀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吗？” “也许他们杀不了我们吧！”托洛茨基笑着回答道。 “鬼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列宁说道，说着也笑了起来。 1924年，托洛茨基在回忆列宁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这件事。后来他知道，当时的“三驾马车”的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他提供的情况大为恼火，虽然他们不敢公然否认这件事。事实终究是事实：列宁只提到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并未想到别的人。 列宁先后两次流亡国外，除当中短时间的间隔以外，前后共达 15年之久，他对党在国内干部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信件来往和难得的几次在国外的会面，只是在革命后他才有机会直接考察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不得不重新估价一些人，或修正别人给他提供的对某人的看法。作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情操的人，列宁对人从不采取冷漠态度。这位思想家、观察家和战略家有时也会陷于感情的冲动之中。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列宁从来不匆忙地作出关于某一个人优劣的判断。列宁的眼睛像显微镜，能将瞬间进入视野的特点放大许多倍。列宁常常真正地迷恋上一些人。托洛茨基有时就取笑他：“我知道，我知道，你又在闹恋爱了。”列宁也知道自己这个特点，只好付之一笑，有点儿窘迫，也有点儿生气。 2 分管外交 1917年中，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先列宁对托洛茨基态度谨慎，并且有几分保留。7月事变使他们很快亲近起来。托洛茨基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反对，坚决地提出抵制立宪会议的口号时，列宁从他的避难地写信来说： “干得好！托洛茨基同志！” 以后，列宁依据某些偶然和错误的迹象认为托洛茨基在武装起义问题上过分拖延。他的这种担心反映在他10月里写的好几封信中。最后，在起义的那一天，当他们并排躺在斯莫尔尼的那间昏暗的空房间的地板上休息时，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已经极为热情和推心置腹了。第二天，在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列宁推举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马上站起身来反对，因为这个建议对他来说是如此的突然和不适宜。 “为什么？”列宁坚持他的意见。“你本来就是掌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嘛！” 托洛茨基提议否决这个建议，不要展开辩论。后来就这样做了。11月1日，在彼得格勒党委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列宁喊道：“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这些话出自列宁之口是意味深长的。无怪乎记载列宁讲话的这次会议的记录一直秘而不宣。 掌权以后，立即发生了一个托洛茨基在政府中担任什么工作的问题。奇怪的是，这个问题他竟从未想过。尽管曾经有过1905年的经历，可是托洛茨基从未把个人前途问题与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很久以前，确切地说，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后来，他把创作活动跟其他工作一样，都从属于革命的目的。托洛茨基经常思考的是党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他无数次地写过和说过未来革命政府的纲领，可是关于掌权后他个人的工作问题却从未想过。因此这个问题的来到显得有些突然。革命后，托洛茨基曾打算留在政府之外，搞一点党的出版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胜利后他的神经反应也许是一个原因。前几个月置身于繁忙的革命准备工作，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卢那察尔斯基有一篇文章说，托洛茨基全身像是一个电容瓶，一碰他就会引起放电。11月7日，托洛茨基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托洛茨基有一种外科医生经过一次困难而危险的手术以后，洗洗手，脱掉白大褂，准备好好休息一番的感觉。列宁跟托洛茨基不一样，他已经离开直接的实际领导工作三个半月，刚刚从他的避难地回来。两种情况一对比更加增强了托洛茨基希望能哪怕暂时退到幕后的决心。但列宁连听都不愿意听这种想法。他要求托洛茨基担任内务工作的首脑，因为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托洛茨基不同意，而且列举种种理由，其中还提到一个民族问题：托洛茨基是犹太人，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值得给敌人提供这个口实？列宁几乎失去了忍耐，生气地说：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国际革命，这些无稽之谈有什么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半玩笑式的争论。 “革命是伟大的，”托洛茨基回答道，“但革命留下的蠢货也不少。” “可是我们总不能同哪些蠢货保持一致吧？” “是不能保持一致，但向蠢货作一些小小的让步有时还是需要的，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使问题不必要地复杂化呢？……” 托洛茨基已经说过，在俄罗斯生活中的如此重要的民族问题，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几乎毫无影响。早在少年时期，民族偏见和歧视就引起托洛茨基的纯理性的疑惑，以后又变成蔑视，甚至道德的厌恶。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更加加深了托洛茨基的这种感情，使之变成了积极的国际主义精神。经历了那么多国家，熟悉了它们的语言、政治制度和文化，这使他的国际主义更加完善和坚定。如果说，1917年，或以后的一些时候，托洛茨基有时提出他的犹太民族问题作为推托某项任命的借口，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托洛茨基把斯维尔德洛夫和别的一些人争取到他这一边，列宁处于少数地位。他耸耸肩，叹了口气，又责备地摇了摇头，想到不管哪个部门反正都要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也就只好罢休了。但托洛茨基想搞出版工作的想法甚至连斯维尔德洛夫都坚决反对，他说： “那地方让布哈林去，列夫·达维多维奇应当去对付欧洲，应当去管外交。” “我们现在有什么外交好管呢？”列宁反驳道。 不过，最后他还是勉强同意了，而托洛茨基也就勉强答应了下来。就这样，在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下，托洛茨基当了3个月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部门首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国内战争爆友 1 担任军事首脑 由于国内敌人已经从阴谋活动转为组建军队和开辟战场，一场内战已不可避免。列宁希望托洛茨基担任军事部门的首脑。这回他得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托洛茨基试图推辞，可是列宁反问道： “那么你推举一个人。说吧！” 托洛茨基考虑了一阵以后，也就答应了。 托洛茨基是否对于搞军事工作有过一些准备呢？当然没有。他甚至没有在沙皇军队中服过役。在适合当兵的年岁里，他是在监狱、流放和国外流亡中度过的。1906年法庭剥夺了他的一切公民权利。托洛茨基只是在巴尔干战争中，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以及后来在罗马尼亚待的那几个月，才对军事有过一些研究。不过这种研究本质上还是着眼于政治，并不是军事。 托洛茨基的工作调动正好与迁都发生在同一时间。中央政府决定迁往莫斯科这当然是对彼得格勒的一个打击，故而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带头的是季诺维耶夫，他刚好在这之前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在革命胜利后不几天即辞去政府职务，理由是不愿意承担毁坏 （假想的）莫斯科圣巴兹尔教堂的责任。现在他回到 了岗位上，可是却又不愿意离开作为“革命象征”的斯莫尔尼了。另外一些人的理由比较实际。大多数人主要担心这会给彼得堡工人以不好的印象。敌人也放出谣言说，政府已暗中允诺将彼得格勒让给威廉①。而托洛茨基同列宁则认为，把政府迁往莫斯科不仅可以确保政府的安全，也可以确保彼得格勒的安全。能够一举占领革命首都，又可以消灭其政府，这对德国和协约国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而仅仅只占领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饥饿的彼得格勒，那可是另一码事了。 ① 此处指德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 2 迁都莫斯科 最后抵制终于失败，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赞成迁都。于是3月12日（1918年）政府迁往莫斯科。为了减轻似乎正在贬低十月革命首都的印象，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多待了一个星期。离开彼得格勒时，铁路的行政事务使他在车站上耽搁了几个钟头，这时怠工现象已减少，但仍相当严重。他是在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后的第二天才抵达莫斯科的。 带有中世纪城垛和众多金色圆顶的克里姆林宫现在成了革命专政的堡垒，这似乎有点怪诞离奇，不可思议。不过，斯莫尔尼从前是个贵族女子学校，也不是为了工农兵代表而兴建的呀。1918年3月以前，托洛茨基从来没到过克里姆林宫，对整个莫斯科（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1898—1899年寒冬托洛茨基在那儿度过了6个月的布蒂尔斯基转运监狱）也不熟悉。如果作为一个参观者，倒可以静静地欣赏克里姆林宫的古迹。伊凡雷帝的宫殿和多棱宫，可是革命者却不得不在此长期住下去。相反的历史两极和两种不相容的文化每日每时互相撕摩，既令人惊异，又十分有趣。每次经过尼古拉耶夫宫旁的木块铺砌的通道时，托洛茨基总要朝那炮王和钟王瞟上一眼。透过钟缝和炮口可以看出当时莫斯科的野蛮和愚昧。要是哈姆雷特王子来到这里，他定会重复他那句台词：“时间的长线早已扯断，啊，为什么非要我来给它结上？” 游戏宫对面的骑兵楼，革命前是克里姆林宫官员的宿舍，整个底层全被一位品衔高的司令官占用。现在被分成几部分，列宁和托洛茨基分住在走廊两边，合用一个餐厅。当时克里姆林宫的伙食很差，没有鲜肉，只供应腌牛肉、面粉和带有砂粒的麦米，但红色的大马哈鱼子酱很丰富，因为它已经停止出口。大家都记得，一成不变的鱼子酱曾经大大丰富了革命初期的生活。 3 与列宁相处的日子 每天，托洛茨基同列宁都要在走廊里碰到好多次，不是列宁去找他商量事情，就是他找列宁，每次都要谈十来分钟，甚至一刻钟——这对他们来说已是很长时间了。列宁在这个时期很健谈，当然那是在他感兴趣的范围内。 新鲜事层出不穷，又有许多完全陌生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因而必须不断改造自己也改造别人，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列宁对于托洛茨基和他的家庭非常亲切和关心。列宁常常在走廊上拉住托洛茨基的孩子，同他们一起嬉笑一番。 当有一些原则问题，或者因各部门的扯皮而变得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时，列宁总是事先打电话给托洛茨基，让托洛茨基先行了解讨论的内容。 现在流传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分歧的传说，绝大部分是属于捏造。当然，不同意见有时也是有的。但往往通过电话，三言两语地交换了意见以后就取得了一致；或者根本不用讨论，各自思考了一阵，很快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当他们俩对问题看法一致时，决议一定能够获得通过。有时，列宁担心自己的草案可能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是就打电话给托洛茨基说： “这个会你一定得参加，到时候我让你第一个发言。” 于是托洛茨基就在会议开始时讲上几分钟，而列宁在他讲话时则必定一再说：“对！对！”，这样就差不多等于通过了。倒并不是别人不敢反对他们。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像如今这样的长官意志和那种担心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或者投了不该投的票就会带来灾难的恐慌。这种官场上的奴颜婢膝越少，领导的权威就越高。在他同列宁意见不一致时，他们之间就会发生争论；而在意见一致时，讨论往往就很简短。在会上，如果他们事先没有来得及就某一问题进行细谈，就用写条子的方式交换意见，而这时又发生了分歧，列宁就设法将这一问题推迟讨论。有时他们有不同意见的小条子写得很风趣，列宁读它时笑得整个身子都摇晃起来。列宁很喜欢开玩笑，特别是疲劳的时候。这是他的一种孩童般天真的性格。在这个最最勇敢的人身上却有着许多天真的成分，实在是令人惊奇。托洛茨基最喜欢看他怎样竭力忍住笑，换上一副严肃神态主持会议的情景。这时他的颧骨由于感情的克制而往往显得更加突出。 后来，托洛茨基的全部工作——不单是军事工作，还包括党的工作和写作等等，都放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中进行，这个部设在克里姆林宫的外面。骑兵楼里仅成了托洛茨基的住所。谁也不会到这里来，有事都是到部里找他。 没有人想到托洛茨基的家来做客，因为大家知道他太忙了。他通常5点下班，而7点又要到部里去参加晚上的会议。局势稳定下来以后 （那是很久以后的 事）他才能利用晚上研究点理论，写些东西。 现在托洛茨基主要是通过电话同列宁联系。列宁打过来，他又打过去，一天要打好多次，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部门常向列宁告红军的状，于是列宁就打电话给托洛茨基。5分钟以后，列宁又打电话来说：能不能接见一位农业人民委员部或是监察部的新领导人选，并谈谈自己的看法？一个钟头以后，列宁又问托洛茨基是否注意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争论，打算不打算驳斥布哈林的论点？接着又问：南方战线的军事部门能不能匀出一部分卡车，帮助把粮食运到车站？而隔了半小时，列宁又向托洛茨基打听是否了解瑞士内的分歧？他在莫斯科时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国内战争使他摆脱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他总是在火车或汽车里过日子。每次一出去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使托洛茨基与政府事务完全脱离了关系，即使在莫斯科逗留的短时间里，也无法再插手那些事情。但是，一些重要问题是必须由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有时，他被列宁召请，专程来参加政治局会议，有时则相反，是他从前线带回很多重要问题，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召集政治局特别会议来加以研究。那几年他与列宁的通信主要是国内战争中的各种问题，有时是一些短笺，有时又是很长的电报，主要是补充先前的谈话，或是为以后的谈话做准备。尽管这都是简单的公文式的书信往来，但它最好不过地揭示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托洛茨基曾准备将这些内容广泛的通信，加上必要的注释予以公开发表。这对于斯大林派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将是一个致命的反击。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生动地记叙过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的评价（且不说列宁本人数百次对托洛茨基的嘉奖）： “他（列宁）用手拍了一下桌子，说道： ‘能找出另外一个人能在一年的时间里组建成这样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且赢得军事专家们的尊敬吗？我们就有这样的人！我们什么都有，我们能创造一切奇迹！’” 高尔基说，就在这次谈话中，列宁告诉他： “是的，是的，我知道。有人对我们之间的关系编造了一些谣言。现在谣言很多，尤其是关于我与托洛茨基的。” 今天，把不顾事实和逻辑制造的关于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关系的谎言当成官方的正式东西来加以宣扬，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他会说些什么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在喀山前线 1 托洛茨基专列 1918年春夏可真是个艰难的时刻。现在，战争的一切后果都显露出来了。人们感到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可依附。人们担心：这样一个精疲力竭、经济破坏和濒于绝望的国家，它的生命之乳能支持住一个新生的政权并且保卫住自己的独立吗？没有粮食，没有军队，铁路完全瘫痪，国家机器刚刚建立，此外，到处都有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 在西面，德国占领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一大部分。普斯科夫也落到了德国人手中。乌克兰沦为德奥殖民地。在伏尔加河沿岸，1918年夏，由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法国和英国代理人的策划下发生了叛乱。德军统帅部通过它的军事代表告诉托洛茨基，如果白党从东面逼近莫斯科，则德军也将从西面即从奥尔沙和普斯科夫，向莫斯科推进，以阻止形成新的东部战线。新政权真是腹背受敌了。在北面，英、法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还扬言要向沃洛格达推进。在雅罗斯拉夫尔爆发了萨文科夫领导的白卫军的叛乱，这次叛乱是在法国大使努兰斯和英国代办洛卡特唆使下搞起来的，其目的是使北方的部队通过沃洛格达和雅罗斯拉夫尔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伏尔加河边的白卫军连结起来。在乌拉尔，杜托夫匪帮仍在猖獗。在南方，顿河地区，发生了直接与德国人相勾结的克拉斯诺夫领导的暴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织了7月阴谋，暗杀了米尔巴赫伯爵，企图煽起东部战线的骚动，重新挑起同德国人的战争。内战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紧套在莫斯科脖子上的铁环。 辛比尔斯克陷落以后，中央派托洛茨基前往面临巨大危险的伏尔加地区。他筹划组织一个专列，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什么都缺，或者说，谁也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找最需要的东西。最简单的工作能变成最复杂的事。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这个专列中生活了两年半。8月7日，托洛茨基从莫斯科出发时还不知道喀山已在前一天失守，他是在途中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的。那些仓促组建起来的红军部队未经战斗就向后退却，致使喀山城暴露在外。司令部中一部分人是阴谋家，一部分猝不及防，弄得晕头转向；还有一些则在战火中开了小差。谁也不知道司令和别的指挥官在哪儿。托洛茨基的专列停在喀山前的一个大站斯维亚日斯克。在整整一个月里，这里再一次决定了革命的命运。对他来说这一个月的生活无异于是一所学校。 聚集在斯维亚日斯克的有辛比尔斯克和喀山撤退下来的部队和从四面八方增援来的部队。每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一套，但拼命地退却这一点则是共同的。敌人在军队组织上和作战经验上都大大胜于红军部队。一些全部由军官组成的白军连队作战能力极强。似乎连这里的土地都染上了恐慌症。新来的红军部队，刚开始时斗志昂扬，但很快地被退却的惯性所感染。农民中谣传，苏维埃政权已经垮台，神父和商人又开始抬头，乡村的革命分子也被迫纷纷隐藏起来，一切都在崩溃，没有任何东西可皈依。局势看来似乎已经无可挽回。 斯维亚日斯克向全国各地宣传机构发出了电报，报告当地形势。各地苏维埃、党组织和工会全力以赴地开展了征兵工作，又动员了几千名员支援斯维亚日斯克前线。大多数年轻党员都不会使用武器，但他们有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决心，而这是最重要的武器。他们成了军队的虚弱肌体一根坚强的脊柱。 在托洛茨基的专列中，有一个叫古谢夫的人。这个人号称“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以后脱离革命，过了10年资产阶级的生活，1917年又跟许多人一样，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后来，由于他老是搞阴谋，耍手段，被列宁和托洛茨基从军事部门调开，不久就被斯大林看中。他现在的专业是伪造国内战争的历史，厚颜无耻是他的特长。他从来不回顾自己昨天写过什么和说过什么。1924年初，当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完全公开化时，古谢夫扮演了一个冷酷的诽谤者的角色。他写的斯维亚日斯克时期的日记，虽然已时隔6年，读来仍然十分新鲜，并且一定程度上甚至捆住了古谢夫的脚。下面就是他对喀山城下战斗经历的回忆： 托洛茨基的到来使得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停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偏僻小站上的托洛茨基同志的列车给人们带来了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大大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军队各项工作的开展。仅仅几天，无论在堆满各团队从后方运来的辎重的车站上 （政治部和后勤机关就设在这里）或是在 方圆15俄里范围内的各个部队里，人们都感到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纪律方面。在这个游击作风盛行和无视组织纪律的时代，托洛茨基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是最适合和必要的。没什么好说服教育的，况且也没有时间这样做。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的25天里做了大量工作，把纪律松弛和人心涣散的第5军变成了一个富有战斗力的部队，为收复喀山作好了准备。 参谋部里有许多内奸，司令部里和别的地方也有。敌人知道往什么地方打炮，每次都十分准确。这大大影响了部队的士气。托洛茨基来这里不久就去前沿视察炮兵阵地。一位有张被风吹得粗糙的面孔和一双神秘莫测的眼睛的老资格炮兵军官带他巡视了各炮位配置，然后这位军官请求托洛茨基允许他离开一下以便用电话下达一个命令。几分钟以后，突然有两颗炮弹交叉射来，落在离托洛茨基50步远的地方，第三颗更近，几乎就在托洛茨基的身边。 托洛茨基刚刚趴下，泥土就撒满他一身。那位炮兵军官却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黝黑的脸膛变得苍白。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当时对他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仅以为这是一桩偶然事件而已。只是在两年以后，当托洛茨基突然想起这件事并详细地回忆起它的细节后，才恍然大悟：这个军官肯定是敌人，他去打电话是通过某一中间站给敌人炮兵指示方位。其实他在经受双重冒险：与托洛茨基一起在白党的炮弹爆炸中同归于尽，或者被红军枪毙。他后来的情况，托洛茨基一无所知。 托洛茨基刚走进车厢，就听见四面八方响起了哒哒的枪声。他急忙冲到车门跳板上。原来一架白匪飞机正在他头上盘旋。它显然是冲着列车而来的。 三颗炸弹一颗接一颗地在天空画了一个大弧形飞落下来，可是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车顶上的步枪和机枪一起向敌机猛烈还击。敌机已经远去，但人们还像醉汉一样疯狂地射击着。托洛茨基花了很大的劲才制止住这种狂扫滥射。 很可能，在他回列车时，那个军官又发出了信号。当然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渠道。 奸细的活动随着革命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而更加猖獗。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刹住那种自发的退却情绪，有了这种情绪，人们就不相信自己能守得住，并进而扭转局势，给敌人以回击。 托洛茨基从莫斯科带来了50个青年员。他们日夜奔忙，四处堵漏，哪里危险就奔向哪里，可是由于血气方刚，缺乏经验，行为多有莽撞，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一个接一个地在托洛茨基眼前消失。负责守卫列车的是拉脱维亚第4团，这是那个被分割成一块块的师的最差的一个团。步兵们躺在雨中的泥地里，要求换防。但是无人可换。以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向托洛茨基递交一份声明，说如果该团不立即换防，就会“给革命带来可怕的后果”。这是对托洛茨基的威胁。托洛茨基把团长和士兵委员会主席叫到列车里来。他们脸色阴沉地站在他面前，硬是坚持原先的要求。托洛茨基宣布立即逮捕他们。列车联络员 （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就在他的包间里 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时在车厢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其余的人都在阵地上参加战斗，如果被捕者反抗，或者全团起来保卫他们的首长，并擅自离开阵地，情况就将非常危险。那就要放弃斯维亚日斯克，丢掉伏尔加河上的大桥。如果托洛茨基的列车被敌人占领，必然对军队产生严重影响，那样，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就被打开。然而，逮捕进行得特别顺利。托洛茨基向部队发出命令，宣布将团长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全团终于没有离开阵地。后来团长仅仅被判刑入狱。 员们向士兵们进行了宣传和解释，并且以身作则，处处带头，但是仅仅靠宣传鼓动并不能改变部队的思想情绪——何况时间也不允许——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托洛茨基发布了一项命令 （该命令由列车印刷厂印刷， 分发到各部队），宣布： 我警告：任何部队擅自退却，首先被正法的将是该部队政治委员，其次是该部队的指挥员。将把那些英勇善战的士兵提拔到指挥岗位上来。对胆小鬼、损人利己者和叛徒，必将严惩不贷，决不姑息。我向全体红军战士保证，言则必行，行则必果！ 当然，情况不会立即改变。个别部队仍然无故退却，或者一遇到猛烈袭击就溃不成军。斯维亚日斯克是敌人进攻重点，所以伏尔加河上停着一艘专为参谋部人员准备的汽船。有10名卫队人员骑自行车在托洛茨基的列车和汽船之间来回巡逻，负责这条步行小道的畅通。第5军军事委员会建议托洛茨基迁到汽船上去指挥战斗。建议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托洛茨基担心这将影响部队的士气，因为部队情绪已经够不稳定和缺乏信心了。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前线局势更加紧张。一个寄以厚望的新调来的团队，在政委和团长的煽动下，擅自从前线撤退，并用武力抢占了那艘汽船，企图夺路前往下诺夫戈罗德。这引起前线一片恐慌。大家都注视着河面。情况面临绝望境地。 参谋部仍然留在原地不动，虽然敌人就在一两公里以外，炮弹在前后左右爆炸。托洛茨基同对革命赤胆忠心地马尔金商量，他率领了20名工人战斗员，驾驶一艘临时弄来的炮艇，开足马力，追上那艘叛军汽船。他们用炮口对准汽船，命令他们立即投降。当时，一切都取决于如何正确解决这个内部哗变事件，只要错发一炮就很可能招致巨大灾难。结果叛军未加抵抗即行投降。 汽船抛锚靠岸后，叛逃官兵全部登岸。托洛茨基任命了一个军事法庭，判处团长、政委和几名士兵死刑，立即执行。腐烂的伤口一定要用烧红的铁烙烧才能根治。托洛茨基向全团毫无隐瞒地讲述了前线局势，并向士兵中派去了一定数量的员。于是，全团在新的指挥官率领下以新的姿态返回前线。 这一切进行得很迅速，以致敌人没有来得及钻这个空子。 2 夜袭喀山城 革命的命运在斯维亚日斯克和喀山之间挣扎，退路已经没有，除非跳进伏尔加河。军事革命委员会告诉托洛茨基，说为了保卫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的安全束缚了他们的行动，坚持要托洛茨基迁移到河上去。这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确立一个原则，即他在斯维亚日斯克决不能妨碍或限制军司令部的指挥活动。他在历次巡视前线时一直遵循这个原则。托洛茨基服从大家意见，搬到了河上去，可是这次不是那艘为他准备的汽船，而是一艘驱击舰。一共有四艘驱击舰，是历经艰难才从马丁斯克运河开到伏尔加河的。另外几艘汽船也都装备了火炮和机枪。这支舰队由拉斯科利尼科夫指挥，打算在这天夜里向喀山发动攻击。舰队要经过几个岬角，那上边都设有白军的炮兵阵地。河道在岬角后转弯，河面也一下子开阔起来。 河对岸就是喀山城。舰队计划乘黑夜悄悄驶过岬角，消灭停泊在岸边的敌人的舰队，摧毁岸上的炮兵阵地，然后袭击城市。舰队排成单一纵队，熄灭全部灯光，像夜间盗贼一样摸黑前行。两个留着暗淡的稀疏胡子的伏尔加河老引航员站在舰长身旁。他们是被强制征召来的，浑身直打哆嗦，又怕又恨，低声咒骂着自己的命运。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合作。舰长时不时提醒他们，如果舰只搁浅，就把他们俩就地枪决。他们刚刚走近黑暗中依稀可见的岬角，就听到一阵机枪哒哒声，仿佛有人用皮鞭抽打着河面似的。接着山上的火炮也开始吼叫。他们未予还击，继续悄悄地向前驶去。他们身后的舰只进行了还击。有几颗子弹打在遮住舰桥下半部的铁板上，他们赶忙蹲下身来。 水手长们用敏锐的目光在黑暗中搜索着什么，低声急速地向舰长报告着什么。驶过岬角，立刻进入一面宽阔的江面。已经看到喀山城的灯光。在他们身后，仍然可以听到上下一片密集的枪炮声。在离他们右边约200步远的陡岸下隐藏着敌人的舰队。 舰队黑糊糊一堆，看不真切。拉斯科利尼科夫命令向敌舰开火。他们的驱逐舰由于开炮而发出一阵哀号和尖叫。舰只摇晃着向前进，同时像产妇一样从铁肚子里痛苦地和吱吱作响地发射着一颗颗炮弹。这时，漆黑的夜空突然腾起熊熊的火焰。这是他们的炮弹击中了一艘装满汽油的驳船。伏尔加河上升起了一把意想不到、不受欢迎、然而是光彩夺目的火炬。现在他们开始向码头射击。他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排列在岸边的火炮，但是它们并未还击，显然炮手们早已逃窜。整个河面映照得通明透亮。可是他们身后没有一艘舰艇，他们成了孤军作战。可能敌人炮火拦截了其余舰艇前进的道路。他们的驱击舰兀立在光亮的河面上，犹如白盘子里的一只苍蝇，非常显眼。现在，他们很可能受到从码头和岬角两方面的交叉火力射击，这是十分严重的情况。此外，他们的船此时又失去了控制——操舵链断了，可能是炮弹打坏的。 他们试图用手操纵船舵，可是船舵被断裂的铁链缠着，转动不起来。于是只好关闭轮机。船慢慢向喀山岸边滑去，不一会，撞在一艘半沉的驳船上。射击完全停止了。四周亮如白昼，静如黑夜。他们陷入困境。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遭到炮火的轰击；也看不出这次袭击造成的破坏和混乱。最后，几个年轻指挥员决定推开驳船，靠轮换发动左右两个发动机，调整舰艇的航向。这办法奏效了。那油驳越烧越旺。他们借着亮光驶向岬角。一路上，听不到射击声。穿过岬角，他们又进入一片黑暗之中。人们从轮机间抬出一个晕倒的水兵。山上的炮兵始终没有向我们发射一颗炮弹，显然，没有人在监视，可能已经没人监视了。他们终于死里逃生。有人抽起烟来。临时调来的一艘驱击舰被击毁，它的烧焦的残骸令人痛心地躺在岸边。他们发现另外几艘船上有人负了伤。也就在这时候，才知道他们的驱击舰的船头被3英寸的炮弹凿了一个大窟窿。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大家都感到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好消息接踵而来。一个飞行员来见托洛茨基，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哥萨克将军阿金指挥的第2军已经从东北方向逼进喀山，他们俘获两辆装甲车，击毁两门大炮，击溃敌人一个分队，还占领了离喀山12俄里的两个村庄。 飞行员带着指示和要求又立即返回。喀山落于钳形包围之中。他们的这次夜袭，正如后来侦察员所证实，大大挫伤了白军的抵抗力。敌人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口岸炮兵成了哑巴。伏尔加河上的驱击舰使白匪闻风丧胆，犹如后来彼得格勒城下年轻的红军部队一听见“坦克”就不寒而栗一样。有人造谣说布尔什维克军队里有德国人指挥作战。喀山城里有钱人大批逃跑，工人住宅区又开始活跃，一个火药厂甚至发生了骚乱。部队士气大振。 斯维亚日斯克一月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插曲。每天都有一些事件发生。常常夜里跟白天一样的热闹。托洛茨基是第一次亲临战争第一线。这还算一场小战役，仅投入2.5～3万人，但它与大战役只是在规模上有所区别。这是一场大战的活的样板。正因为这样，它使人直接感到波澜起伏和惊心动魄。小战争，但却是一所大学校。 这时，喀山城下的形势出现意想不到的好转。各种杂牌部队编成了正规军，许多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别的地方选派来的工人员加入了部队。 团队经受了锻炼，更加富有战斗力。政治委员在部队中被看作是革命的领导者和专政的直接代表。法庭用实例告诫大家，革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要求每一个人做出最大的牺牲。由于宣传、组织，以身作则和惩治紧密结合，短短几个星期内使部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摇和涣散的群众变成了真正的军队。炮兵已取得明显的优势，舰艇控制了江河，空军也取得了制空权。托洛茨基坚信，喀山指日可待。 9月1日，托洛茨基突然收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密电： 速回。伊里奇受伤，伤势不明。神态安详。 斯维尔德洛夫 1918年8月31日 托洛茨基接到电报后立即返回莫斯科。莫斯科的广大党员异常沉痛，也非常坚定。这种坚定最鲜明地在斯维尔德洛夫身上表现出来。医生说列宁不会有生命危险，将竭力使其尽快恢复健康。托洛茨基向党报告了东部战线所取得的胜利，以此来鼓舞大家，随即又返回斯维亚日斯克。喀山于9月10日收复。两天以后，左邻第1军攻占了辛比尔斯克。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8月底第1军军长图哈恰夫斯基曾向托洛茨基保证，一定在9月12日以前拿下辛比尔斯克。这个城市被攻下以后，他给托洛茨基拍电报说：“命令已经执行，辛比尔斯克被攻克。”这时列宁已经恢复健康，他也兴奋地拍了贺电。整个东部战线形势都在好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保卫彼得格勒 1 浴血奋战 第7军负责防守彼得格勒西大门。长期驻守不动给部队士气带来不利影响，革命警惕性也大大减弱；一些优秀干部和战斗小分队又被陆续调出支援其他斗争更激烈的战线。革命部队需要不断灌注革命热情，而长期按兵不动最终往往导致不幸，甚至灾难。这一次第7军就是这样。 1919年7月，芬兰湾中的至关重要的红山炮台被白卫军部队占领。几天以后，一支红海军部队又重新把它夺了回来。后来查明，原来是第7军参谋长柳德维斯特上校向白匪泄露了全部机密情报；另外还有几个阴谋分子同他合谋。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第7军。 7月，被高尔察克委任为自己的全权代表的尤登尼奇将军担任了白匪军西北军总司令，8月，又在英国和爱沙尼亚的支持下建立了俄国“西北政府”。 芬兰湾的英国海军保证给他们以支持。 尤登尼奇的进攻选择在红色政权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刻。邓尼金占领了奥勒尔，并威胁着红色政权的军事工业中心图拉，而这里离莫斯科只有一个很短的路程，红色政权不得不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南方。然而在此同时，尤登尼奇发动了进攻。第7军受到来自西线敌人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几乎未加抵抗就丢盔弃甲，节节败退。彼得格勒的领导人 （首先是季诺维也夫）连忙向 列宁告急，诉说敌人装备精良，有自动步枪、坦克、飞机，还有英国的重炮舰在侧翼掩护，等等。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要战胜尤登尼奇的拥有最新技术装备和由军官组成的军队，只有袒露或削弱其他战线，首先是南方战线。但这一点连想也不能想。因而，根据他的意见，只有一条路：放弃彼得格勒，缩短战线。当列宁断定非做这种截肢手术不可之后，他就开始说服其他人。 托洛茨基从南方一回到莫斯科，就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尤登尼奇和他的主子不会以彼得格勒为满足，他们还想在莫斯科跟邓尼金会师呢。尤登尼奇一旦占领彼得格勒，将得到大批工业和人力资源；何况，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由此托洛茨基得出结论：应当誓死保卫彼得格勒。他的意见当然首先得到彼得格勒人的支持。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似乎斯大林也是站在托洛茨基这一边的。托洛茨基同列宁进行了几次辩论，最后列宁说： “好吧，那就让我们试试看吧。” 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前线局势的决议： “鉴于存在着严重的军事威胁，必须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立即对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工会干部进行登记，编造名册，为征召入伍做好准备。党和工会组织要协助做好这一工作。” 紧接着罗列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至于彼得格勒，决议明确指出：“决不交给敌人。”就在同一天，托洛茨基也向国防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内称： “誓死保卫彼得格勒，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直至进行巷战，决不后退一步。” 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即便25000名白军得以冲进这个具有百万人口的城市，等待着他们的也是死亡，因为他们注定要受到经过正确组织的群众在街头的坚决抵抗。同时，另一方面，他认为必须防备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干预，应当立即制定军队和工人向东南部转移的计划，因为这是保存彼得格勒工人阶级精华使其免遭毁灭的惟一办法。 16日，他动身前往彼得格勒。第二天他收到列宁写给他的一封信： 托洛茨基同志： 昨夜已将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密电相告……您会看到，您的方案已被采纳。至于把彼得格勒工人撤到南方的计划，当然不会遭到否决 （听说您已向克拉辛和李可夫详谈过此 事），但事先讨论撤退计划将会涣散人们的战斗意志。如果敌人企图包抄和封锁彼得格勒，您当然可以当机立断，采取相应措施。随信附上国防委员会委托我写的告民众书。匆匆忙忙，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署名放在您的署名下面。 顺致敬礼！ 列宁 1919年10月17日 这封信相当清楚地表明，尽管托洛茨基与列宁在一些偶发性的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分歧 （而这是在他们这样复杂的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但这些 分歧在实践中得到了统一，而且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个人关系和共同工作。 托洛茨基不禁想到，如果在1919年10月，不是列宁反对他，而是他反对列宁，坚持主张放弃列宁格勒，那么，世界上可能会有更多的各种语言的材料，来揭露“托洛茨基主义”企图毁灭革命的罪行了。 10月13日，尤登尼奇占领了卢加，16日占领红村和加特契纳，直通彼得格勒，并准备切断彼得格勒——莫斯科铁路。在发动进攻的第十天，尤登尼奇就已经抵达皇村。他的骑兵侦察小分队站在高坡上已经能看得见圣以撒大教堂上的金色圆顶了。 芬兰电台没有等事情发生就抢先广播说，尤登尼奇部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协约国驻赫尔辛基大使们也纷纷向本国政府正式报告了这一消息。于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传播着红色彼得格勒陷落的新闻。一家瑞典报纸竟然还称这为“彼得格勒热世界周”。 托洛茨基发现彼得格勒呈现一种恐慌的状态，一切都在变坏；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指挥干部看员，员看季诺维也夫，而季诺维也夫则是一切混乱的祸首。斯维尔德洛夫对托洛茨基说： “季诺维也夫自己在惊慌失措。” 斯维尔德洛夫是很会观察人的。季诺维也夫在顺利的时候，照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在“万事大吉”的日子里，简直可以爬上七重天；可是一遇到危险，就往沙发上一躺（不是比喻，确实如此），长吁短叹不止。从1917年托洛茨基就发现，季诺维也夫的情绪始终处于两个极端，不是七重天，就是沙发，从没有中间状态。这回他看到时，季诺维也夫已躺在沙发上。然而他周围也有勇敢之人，如拉舍维奇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就是这些人也都束手无策。 人人都感觉到这一点，处处都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托洛茨基从斯莫尔尼打电话给军用车库，让他们派辆车来。车子很迟才来。托洛茨基从调度员的声音里感觉到一种冷漠、绝望和注定灭亡的情绪，这种情绪已在基层行政机关中蔓延。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因为敌人就在大门口。每当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总是依靠他的列车小分队人员——他们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可以信赖，赋以重任。这一回托洛茨基派他们前往各个部门，检查工作，施加压力，建立联系，替代不称职的人员和堵住缺口等等。由于正式机构已经不受到信任，所以托洛茨基越开好几级，直接下到各区党组织、工厂和军营里去。许多人知道短期内城市将要易手，故而都不敢太出头露面。可是后来人们从自己身边感觉到，彼得格勒不会放弃，必要时还要进行巷战保卫她，于是情绪立即高涨起来。勇敢和不怕牺牲的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一队队男人和女人肩扛着工兵工具走出工厂，来到街头。有不少妇女背着真正的步枪，或伫立在机枪旁。全城被分成若干区，分别由几个工人指挥部领导。最重要的地段布上铁蒺藜。确定了炮兵阵地，事先测定了射程。各广场和重要十字路口架上了约60门火炮，并全部进行了伪装。河沟、街头小公园、墙壁、篱围和房屋都构筑了工事，城郊和涅瓦河边挖了战壕，整个城市南郊地区变成了一个堡垒。许多街道和广场上还修筑了街垒。从工人住宅区到营房、后勤部队和前沿阵地到处呈现一派新气象。 尤登尼奇已经到达离彼得格勒只有10～15俄里的普尔科沃高地了。两年前，当刚刚胜利的革命在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部队进行生死搏斗时，托洛茨基曾经来过这里。现在彼得格勒的命运又处在千钧一发之际，无论如何要立即刹住临阵退却的恶劣风气。 托洛茨基在10月18日发布命令：“不许谎报军情，把部队仓皇退却说成顽强战斗，对谎报军情者以叛乱罪论处。军事上允许犯错误，但是不允许作假、欺骗和自欺欺人。” 当一支退却部队几乎涌到设在亚历山大罗夫卡的司令部时，托洛茨基随即骑上身边的一匹马，把四周的部队往回驱赶。最初一片混乱，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还在继续后退。托洛茨基骑着马把他们一个个追回来。 这时他发现他的传令兵科兹洛夫，一个莫斯科郊区农民出身的老兵，一直紧跟在后面飞跑。他兴奋极了，手里举着左轮手枪，一边追赶散兵，一边重复着他的要求，大声喊道： “不要怕，小伙子们，托洛茨基同志在指挥我们……” 人们开始前进了，其速度不亚于适才的退却。没有一个战士掉队。走了大约两俄里，子弹开始在人们耳边呼啸，有几个人倒下了。团长与先前退却时判若两人，哪里最危险、最慌乱，他就出现在哪里。当全团抵达原先阵地时，他的两腿都已挂了彩。托洛茨基乘一辆卡车返回司令部，一路上还收容了一些伤员。部队有了动力。托洛茨基深深地感到一定能守住彼得格勒。 不得不对屡屡造成失误的指挥队伍进行改组、更新和重建。政委也进行了大调整。所有部队都补充了员。新部队陆续抵达彼得格勒。军校学生也被派到前线来。频于瘫痪的后勤部门在2～3天内顿时振作起来。红军战士吃饱了肚子，换上了新衬衣和新鞋子，听了政治动员报告，士气大振，精神面貌完全变了样。 10月21日是关键的一天。部队退到了普尔科沃高地。再往后退就意味着战斗要在城内进行了。在这之前，白军的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21日，红军在普尔科沃防线站住脚跟，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敌人进攻被扼制了。22日，红军转入反攻。尤登尼奇立即拉上后备部队，加强防线。战斗十分激烈。到了23日傍晚，红军收复巴甫洛夫斯克。与此同时，友邻的15军开始从南方向彼得格勒挺进，威胁白军的后方和右翼。于是战局出现转机。 那些匆忙后撤，由于一系列失利而憋着一肚子气的部队，如今开始以不怕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行动与敌人展开较量。战斗打得很残酷，双方伤亡都很大。 白军指挥部声称红军的伤亡比他们大。也许是这样，因为他们武器精良，经验也丰富。然而战斗的精神优势则在红军这边。年轻的工人、农民和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军校学员们视死如归，毫不退缩。他们迎着机枪的扫射奋勇冲锋；举着手枪，扑向敌人的坦克。白军参谋部把这种场面称之为红军的“英勇的疯狂”。 前些日子基本上没有白军俘虏，连逃兵也寥寥无几。现在，白军俘虏和逃兵的数量猛增。考虑到战斗的残酷性，托洛茨基于10月24日发布命令： “凡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逃兵施以暴虐者，将一律受到严厉惩处。” 红军大举反攻。无论爱沙尼亚还是芬兰都不再考虑干预的事了。白军节节败退，两个星期后逃至爱沙尼亚边界时已经溃不成军。爱沙尼亚政府在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以后让他们跨过国界。无论是伦敦还是巴黎都顾不上他们了。昨天还是协约国的“西北军”，如今陷入在饥寒交迫的境地。后来这14000名白军官兵又染上斑疹伤寒，被送进了医院。于是，所谓“彼得格勒热世界周”就这样收场了。 2 一位白党部长的描述 几个月以后，有一次列宁打电话给托洛茨基，问道： “读过基尔杰措夫写的书吗？” 托洛茨基感到这个名字很陌生。 “这是个白党，我们的敌人，写了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详细情况。” 列宁又补充说道。 顺便说一句，列宁比托洛茨基更注意白党方面的出版物。隔天，他又问托洛茨基： “读了吗？” “还没有读。” “要读吗？我给你一本？” 他应当有这本书，因为柏林出版的新书，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会得到一份。 “你一定要读一读最后一章 。这是敌人对我们的评价，那上面还提到你呢……” 然而托洛茨基一直没有能抽空读读这本书。可是，说来也怪，不久以后他在君士坦丁堡却看到了这本书。他想起了列宁曾经一再要他读读最后一章的事。 下面就是曾经使列宁那么感兴趣的一个尤登尼奇的部长对彼得格勒保卫战的评价： 托洛茨基在10月 16日风尘仆仆地来到彼得格勒前线。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快扫除了红军参谋部的混乱状态。在加特契纳失守前几小时，他还企图竭力阻止白军的进攻，眼看这已不可能以后，便匆匆离城赶往皇村，妄图在那里筑垒死守。大股增援部队尚未来到，但他已经把彼得格勒的军校学生集中起来，动员了全城所有男人，并且用机枪把红军赶回到自己阵地去。他以有力的措施建立起彼得格勒各要道口的防御系统…… 托洛茨基成功地在彼得格勒组织了一支斗志昂扬的工人员队伍，并迅速地将其投入到斗争中心去。根据尤登尼奇参谋部人员证实，这些并非红军的队伍，同水兵及军校学员一起像狮子出山一样，猛冲猛打。他们成群地端着刺刀扑向坦克，尽管一排排地在钢铁怪物的死亡火舌下倒下，但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谁也没有用机枪驱赶战士，然而红军还是保卫住了彼得格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军事反对派 1 从察里津召回斯大林 早在红军创建初期，党内即已出现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他们的基本论点是维持原先的士兵委员会的选举方式，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实行严厉的纪律，以及反对军队内部集权等等。这些人力图为自己的立场找到理论根据，硬说军队集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模式；革命不仅要避免阵地战，而且要废除集权化；革命需要一支灵活自如、勇于突袭和擅于运动作战的军队。总之，他们把小规模的游击战争的战术当成了革命战争的战术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弱点理想化。国内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很快驳倒了这些偏见。斗争经验迅速和鲜明地显示出组织集权化和统一的战略指挥对于地方的各自为政、军事上的分立主义和邦联主义的优越性。 在红军建设和军事反对派问题上，察里津具有特殊地位，那里的军事干部都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周围。这里的部队多数由北高加索农民出身的过去士官率领。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深刻对立使得国内战争在南方草原具有极端的残酷性，在这里，战火蔓延到每一个乡村，常常导致血洗全村，男女老少斩尽杀绝。这纯粹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农民战争，其残暴程度远远胜过其他地区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培育了大量的刚强的游击战士，这些人善于打地方性的小战斗，可是在执行较大规模的战斗任务时则往往力不从心。 伏罗希洛夫的履历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工人革命家的一生：领导过罢工，从事过地下工作，蹲过监狱，也经受过流放。但正如其他当今处于领导层中的人物一样，伏罗希洛夫只能算是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民主派而已。这一点在二月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伏罗希洛夫的正式履历中，1914年至1917年间的4年是个空白，现在的大多数领导人似乎都是如此。秘密就在于这些人在大战期间大都是护国主义者，而且，基本上停止了革命工作。二月革命期间，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一样，从左的方面支持古契科夫——米留科夫政府。他们是典型的民主派，根本不是国际主义者。可以断言，所有在战时当过护国派、二月革命后当了民主派的人，现在都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伏罗希洛夫也不例外。 虽然伏罗希洛夫是卢甘斯克工人出身，但他系享有特权的上层人物，故而生活习惯更多的像是小业主，而不是无产者。十月革命以后，伏罗希洛夫自然也成了由旧的士官和游击战士组成的反对派的集中代表，反对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因为这种正规化军队要求军官具有一定军事知识和广博的学问，这就是形成察里津军事反对派的根源。 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非常仇视专家、军事学者、上级参谋部和莫斯科总部。但是因为这些杂牌军的领导人对军事知识一窍不通，所以每个身边都带有一两个自己的“专家”，虽然他们只不过是二流货，但却拼命地排斥有能力、有知识的人，死抱着自己的位置不放。察里津的军事领导人对待南方战线指挥部的态度比对白匪好不了多少。他们与莫斯科中央的关系只限于无休止地索要军需品。红军的物资储备十分紧张，总是刚刚出厂便立即送往部队。 但是，即使这样，仍然没有哪一支部队索要的枪支弹药比察里津多。一旦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立即高喊什么莫斯科的专家在“阴谋背叛”。察里津部队有一个专门催办武器装备的专家代表——水兵出身的日沃捷尔常驻在莫斯科。后来当红军加强部队纪律建设时，此人投奔白匪。据托洛茨基知道，这个人被抓获枪毙了。 斯大林在察里津待过几个月。在这里，他把积极进行幕后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活动作为自己工作的主要内容，并且与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的拙劣的军事反对派的活动配合默契。不过，这时斯大林的行为还有些克制，为的是在一旦需要时有个退步的余地。 托洛茨基每天都收到总指挥部及各战线指挥部控告和抱怨察里津的报告，说它拒不执行命令，不向指挥部报告那里所发生的问题，甚至不答复对它的查询等等。列宁不安的注视着这场冲突的发展。列宁比托洛茨基了解斯大林，显然担心察里津的对抗与斯大林的幕后导演有关。局势变得越加不能容忍。托洛茨基下决心整顿察里津的秩序。在最高指挥部与察里津又一次发生冲突以后，他坚持立即召回斯大林。后来决定让斯维尔德洛夫去做这件事，他亲自乘特别快车前往察里津。列宁竭力想使冲突缓解，他这样想当然是对的。托洛茨基那时并不把斯大林放在眼里。1917年斯大林只是在托洛茨基的眼前像影子一样一闪而过；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托洛茨基简直忘记还有这个人存在。他考虑的是察里津部队：南方战线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左翼。他亲自前往察里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达到这一点。他在半路遇见斯维尔德洛夫。 斯维尔德洛夫很谨慎地问明了托洛茨基此去的意图。于是建议托洛茨基先同斯大林谈谈，原来他已经把斯大林召回，此刻就在他的列车上。 “你难道真的打算把他们全都赶走？”斯大林用极其谦恭的语调问托洛茨基。“他们可都是好小伙子呀。” “正是这些好小伙子要断送革命，我们总不能等他们都长大成人再去打仗。我关心的就是一点：把察里津划入苏维埃俄国的疆土之内！” 几个小时以后托洛茨基见到了伏罗希洛夫。司令部里笼罩着一片惊恐不安的紧张气氛。他们早就放出谣言，说什么托洛茨基带来了一把大扫帚和二十来个沙皇将军，要赶走所有杂牌军领导人。顺便说一句，这些人在托洛茨基到来之前已经纷纷匆忙自封为团长、旅长和师长。托洛茨基责问伏罗希洛夫是怎样执行前线和总指挥部的命令的？伏罗希洛夫很干脆地回答托洛茨基：察里津只执行它认为正确的命令。太狂妄了！托洛茨基宣布，如果他不保证准确和无条件的执行指挥部下达的命令和作战任务，托洛茨基将立即将他押送莫斯科，交军事法庭审判。后来他们全都正式保证服从命令，结果托洛茨基并没有完全撤他们的职。察里津部队的大多数员都真心、全力地支持托洛茨基，并不完全是出于惧怕。托洛茨基视察了所有的部队，并对那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官兵进行了鼓动。他们当中有不少优秀的战士，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他们是大有可为的。这样托洛茨基就回到了莫斯科。从托洛茨基这方面来说，在整个这件事中，他并不感到自己有任何个人偏见和私念。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个人因素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从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在他所进行的这场伟大斗争中，由于任务过分重大，以致常常无暇左顾右盼。他有时每走一步都不得不得罪一些人，发生抵触，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或得罪了他们的至亲好友。而斯大林则处心积虑地拉拢这些被他得罪过的人。斯大林做这件事既有足够的时间，又有兴趣。从那时起，察里津集团就成了斯大林的得力工具。列宁刚刚病倒，斯大林就鼓动自己的亲信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居民们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个斯大林是什么人。现在伏罗希洛夫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看其中惟一原因（他猜不出有别的原因）就是1918年托洛茨基曾经威胁要把伏罗希洛夫押送莫斯科绳之以法，迫使他服从了命令。 在托洛茨基叙述他的军事工作，确切地说是叙述与之相关的党内斗争时，引用当时几封从未发表过的党内通信的片断不是没有益处的。 1918年10月4日，托洛茨基从坦波夫通过直线致电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 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察里津前线虽然兵力充足，可是情况仍然很糟。我答应伏罗希洛夫继续担任第10军军长，条件是服从南方战线司令员的指挥。可是到现在察里津没有给科兹洛夫送过一份作战报告。我曾要求他每天至少向司今部报告两次战斗和侦察情况。如果明天这种情况仍得不到纠正，我将立即把伏罗希洛夫送交法庭，并向全军通报。 很快就要发动进攻，然而秋季的泥泞季节也将来临，那时道路就要堵塞，无论骑马或步行都不能通行。我们再没有时间进行这种“外交”谈判了。 结果斯大林被召回莫斯科。列宁十分了解，托洛茨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与此同时，列宁也自然地为这种冲突担心，所以想极力改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10月23日，列宁打电报给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在巴拉绍夫。 斯大林今天来到这里，带来了我军在察里津城下打了3个大胜仗的消息 （实际上是 没有多大意义的小胜仗。——托洛茨基注）。斯大林认为伏罗希洛夫和米宁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指挥员。他也曾经劝告他们不要离开察里津，并绝对地服从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据斯大林说，他们惟一不满的是弹药运送不及时，有时甚至根本不运送。由于弹药短缺， 20万士气高昂的高加索士兵常常处于绝境（这些非正规部队毫无战斗力，轻轻一击就溃不成军。——托洛茨基注）。斯大林很想到南方战线去工作，……他想在实际工作中证实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将斯大林的所有意见转告您，首先希望给我一个答复，即您是否考虑单独与斯大林谈一次，如果您同意，斯大林说准备到您那儿去。其次，如果可能，希望能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消除隔阂，从而很好地共同工作。斯大林表示他愿意这样。至于我个人，我希望您尽力与斯大林携手共事。 列宁 托洛茨基答复列宁说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斯大林被任命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可是十分遗憾，和解并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察里津的状况没有得到丝毫改善。12月14日，托洛茨基从库尔斯克打电报给列宁说： 不能再把伏罗希洛夫留在察里津，他使一切和解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必须重组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派去新的指挥员。此外，建议将伏罗希洛夫调往乌克兰。 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可是伏罗希洛夫调去后，乌克兰的局势丝毫没有得到改善。那里本来就是一片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正确的军事工作无法开展。而现在由斯大林幕后指挥的伏罗希洛夫反对派更把这里的工作弄得越发不可收拾。 2 列宁痛斥伏罗希洛夫 1919年1月10日，托洛茨基从格里亚济打电报给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 我坚决声明：决不容许导致察里津全军瓦解的察里津路线在乌克兰重演。……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的路线将导致整个事业的毁灭。 托洛茨基 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不能亲自考察那些“察里津人”的工作，仍然希望消除矛盾，求得和解。可惜托洛茨基身边没有他们给他的电文。托洛茨基在1月11日回电列宁称： 和解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能是虚假的和解。实际上，现在察里津那些人又全部聚集在哈尔科夫了……，我认为斯大林对察里津派的庇护是最危险的祸根，它比任何骚乱和军事专家的背叛更坏…… 托洛茨基 “和解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能是虚假的和解。”4年以后，列宁在谈到同一个斯大林时，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这句话。这是第12次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事，列宁正在准备粉碎斯大林集团，并且公开批判斯大林的民族路线。当托洛茨基提出和解的时候，列宁回答托洛茨基说斯大林会搞出个虚假的和解的，但过后又会来欺骗我们。 季诺维也夫也同军事反对派关系暧昧。1919年3月，托洛茨基在致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批驳季诺维也夫道： 我不可能去调查个人的心理状态，去研究伏罗希洛夫属于哪一个军事反对派。但是我可以说，在对他的问题上，我的惟一错误是拖延的太久，在事业需要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时，我却化了2～3个月时间去谈判、说服和私人接触。因为第10军的问题最终不在于是否说服伏罗希洛夫，而在于在最短期内夺取军事胜利。 5月30日，有人从哈尔科夫向列宁提出了立即组建乌克兰集团军并由伏罗希洛夫统帅的坚决要求。列宁随即通过直线电报至康捷米罗夫卡询问托洛茨基是怎么一回事。6月1日，托洛茨基答复列宁道： 一些乌克兰人强求把第2军、第13军和第8军合并，统归伏罗希洛夫指挥，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顿涅茨的统一作战，而是统一面对邓尼金……把乌克兰的军事和粮食归伏罗希洛夫统管的想法是顿涅茨乌克兰民族自决运动的阴谋，其目的是反对基辅（即乌克兰政府）和南方战线……我断言，这个计划的实现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最后导致整个作战领导体系彻底破坏。我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拉乌克不折不扣地完成交给他们的当前的任务。 托洛茨基 6月1日，列宁致电伏罗希洛夫： 必须立即停止各种空谈，把各项工作都纳入军事轨道，丢掉一切关于独立兵团和其他企图恢复乌克兰战线的纸上谈兵…… 列宁 依据自己的经验，列宁知道对付这些目无纪律的分离主义者是不容易的，当天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并立即把决议通知伏罗希洛夫和其他有关人员： 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举行会议，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断然拒绝乌克兰人关于建立顿涅茨独立兵团的计划。我们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拉乌克完成自己的直接承担的任务……一两天以后，托洛茨基将根据中央政治局指示召你们至伊久姆进行详谈。 列宁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 第二天党中央又讨论了伏罗希洛夫的问题，因为伏罗希洛夫把大部分战利品擅自拨发给了自己的部队。中央委员会决议说： 中央委托拉科夫斯基同志将这一情况电告在伊久姆的托洛茨基同志，请托洛茨基采取坚决措施，使这些物资立即交由共和事委员会支配。 同一天，列宁通过直线告诉托洛茨基： 杜宾科和伏罗希洛夫任意动用军事物资，造成一片混乱，对顿巴斯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列宁 这就是说，在乌克兰重又出现了托洛茨基在察里津所与之斗争的东西。 如果说，从事军事工作使托洛茨基树敌不少，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托洛茨基不大注意周围环境，往往把一些妨碍军事胜利的人推向一边，或者匆忙中得罪了一些旁观者，而事后又没来得及道歉。而有些人对这些事总是耿耿于怀。那些心怀不满或感到受了屈辱的人找到了通向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道路，因为这两个人也憋着一肚子气。前方每次失利，这些人都要对列宁进行一番攻击。斯大林早在那时就已经在幕后策划阴谋了。他们搞了些书面材料，攻击托洛茨基的军事方针，说他包庇“专家”，对待员冷酷无情等等。那些被革职因而实现不了将帅美梦的红军将军们呈递了一份接一份的报告，指控战略计划是如何危险，指挥部在如何怠工，以及其他许多罪名等等。 列宁全神贯注于全面的领导工作，以致没有机会亲自去前线和直接过问日常的军务，而托洛茨基则大部分时间在前线，这就为莫斯科的惹是生非者 创造了条件。他们的喋喋不休不能不时引起列宁的不安。每次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列宁的心里都积累了一大堆疑虑和问题。但是只要经过半个钟头的交谈，他们之间就立即恢复了相互理解和亲密无间的关系。当东部屡屡失利，高尔察克日渐逼进伏尔加河的时候，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托洛茨 基是下了火车直接赶来参加会议的）上递给托洛茨基一张字条，上面写道： “解雇全部军事专家，任命拉舍维奇为总司令，你认为如何？” 拉舍维奇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在“对德战争”中当过一名中士。托洛茨基在列宁的字条上答复道： “扯淡！” 列宁狡黠地瞟了他一眼，又冲他扮了个鬼脸，那意思仿佛说：“好呀，你对我这么不客气。” 实际上，列宁非常喜欢这种毫不含糊的开门见山的方式。会后，他们又碰在一起，列宁向他详细打听了前线的情况。 “你问我把所有旧军官都赶出军队是否合适，可是你是否知道我们军队里现在有多少旧军官？” “不知道。” “大概多少？” “也不知道。” “至少有3万。” “什么？” “至少有3万人。平均100个人中可能有一个背叛。如果有一个逃跑，我们就枪毙两三个。你拿什么人替代他们呢？” 几天以后列宁就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作了一个报告。报告中，他提到： “托洛茨基同志不久前告诉我，在我们的军事部门中正有数万名旧军官在服务，这使我对如何正确利用我们的敌人，即如何利用资本家们抛过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有了一个具体概念。” 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托洛茨基那时在前线，未能出席）上，列宁批评了反对派的攻击，热情地为托洛茨基所执行的军事路线进行辩护。 正因为如此，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问题部分的记录迄今未予公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列宁染病 1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一次长谈 1922年5月初，一个星期天，托洛茨基拿着鱼网到莫斯科河的旧河道去捕鱼。天下着雨，草地湿漉漉的。走下斜坡时，他一失足，扭伤了脚上的韧带。情况并不严重，只需躺上2～3天就能恢复。第三天，布哈林突然急匆匆地来到他这里，一看见他，布哈林就惊叫道： “您也病啦？” “还有谁病了？”托洛茨基问。 “伊里奇得了中风——既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医生们束手无策。” 原来，列宁在三天前就病了。为什么不立即告诉托洛茨基呢？当时托洛茨基并没有怀疑。布哈林说得很真诚，但他这也是重复那些“大人们”授意他说的话。这一时期，布哈林又以他特有的半歇斯底里和半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托洛茨基。布哈林讲完列宁患病的事以后，一头扑到托洛茨基躺着的床上，双手隔着被子搂着他，喃喃地说道： “您可不能病倒，我求您，不能病。有两个人，我一想到他们会死，我就觉得可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 托洛茨基说了他几句，使他为自己的行为害羞，让他镇静下来。他的举动使得托洛茨基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他给托洛茨基带来的那件消息上，托洛茨基感到很不安。这个打击是叫人无法忍受的，仿佛革命也屏住了呼吸。 很久以后，回首往事，想起他们在三天以后才把列宁患病的消息告诉他，仍然感到十分惊讶。不过当时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这绝不是偶然的。那些早就与他为敌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力求赢得时间，因为列宁的病很可能立即产生悲剧性结果。明天，甚至今天，就可能把领导权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他的对手们认为，哪怕争取到一天的时间准备也是极为重要的。他们进行密商，探索各种斗争途径和方法。应当认为，这“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若维也夫—加米涅夫）当时已经确定与托洛茨基为敌到底。然而，列宁却恢复了健康。他的坚强意志促使机体做出巨大努力。他那曾经一度因失血而窒息并失去说话能力的大脑，突然又充满了活力。 10月，列宁正式恢复工作，重又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会议。 列宁已经感觉到，由于他生病，有人正在他和托洛茨基的背后编织一张暂时还难以觉察的模糊不清的阴谋大网。但他不动声色，以免使得关系更加紧张。然而他已经准备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上着手，给“三驾马车”以反击。 从第一次中风之后到第二次中风发生之前，列宁的工作不得不减少了一半。他的血液循环系统老是悄悄地威胁他。他一直在全面地思考着他不在或他逝世以后的工作。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已经形成了那份人人皆知的叫做《遗嘱》的文件。就在这个时期，即第二次中风前两个星期，列宁同托洛茨基就以后的工作问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政治意义重大，托洛茨基曾经同许多人 （如拉科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索斯诺夫斯基、普列奥勃拉 任斯基等人）谈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次谈话他一直记得很清楚。 事情是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派一个代表团向托洛茨基和列宁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托洛茨基兼管一下教育人民委员部，就像托洛茨基兼管了一年交通人民委员部一样。列宁征求托洛茨基的意见。托洛茨基回答说，教育工作，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问题出在行政机关。列宁表示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说道： “是的，我们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我恢复工作以后，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震惊……正因为如此，我想，除了军事部门外，别的部门你还是不要管的好。” 接着列宁兴奋地谈起了自己的计划。当时，他能用于领导工作的精力十分有限，所以聘用了三个副手。 “您对他们十分了解。加米涅夫，当然是个有才智的政治家，但不是个干行政事务老手。瞿鲁巴有病。李科夫也许是个干练的管理人材，但他必须回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担任我的代理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应当重新进行人事安排。” 托洛茨基又一次提出了那个“机关”的问题，它甚至使他在军事部门的工作也难以开展。 “那好，您可以对行政机关来个大整顿。”列宁立即用托洛茨基以前说的一句话来回答他。托洛茨基说他指的不单是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还包括党的机关。列宁聚精会神地听着托洛茨基的谈话，不时用一种深沉和发自肺腑的语调表示对托洛茨基的看法的肯定。他只有确信谈话对方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因而摒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谈话俗套，开诚布公地谈论最重要和最令人不安的话题时，才用这种语调。列宁考虑了一下，然后单刀直入地提了个问题： “你的意思是不是不仅铲除国家机关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拿中央组织局开刀？” 托洛茨基因为感到太意外，忍不住笑了。中央组织局是斯大林一伙的核心组织。 “也许，是这样。” “那，好吧。”列宁继续说道，似乎对我们直接点了组织局的名很为满意。“我给你提供一班人，让你对官僚主义，其中也包括对组织局开火。” “同正直的人组织一个正直的班子，是我的荣耀。”托洛茨基回答道。 2 列宁遗嘱 他们相约过一段时间再碰一次头。列宁建议托洛茨基认真考虑一下如何从组织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他准备建立一个直属中央的委员会领导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们俩都应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本质上说，这个委员会应当是粉碎官僚主义的脊柱——斯大林派系的基地，同时也是为了在党内创造条件，以便让托洛茨基能成为列宁的代理人，如他所期望的那样，进而继承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只有从这一个角度，才能完全明了那份遗嘱的意义。列宁在遗嘱列出6个人，而且分别用各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毫无疑问，遗嘱的目的是为了使托洛茨基今后的领导工作变得容易些。当然，列宁想以最少的个人摩擦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评价各人时用词非常谨慎，因而连那些最为尖锐的指责也变得很婉转。与此同时他又有保留地、然而十分坚决地指出，他认为谁有资格担任第一把手。只有在评论斯大林时才出现另一种调子，在后来增补的遗嘱附言里，列宁的用词简直是极其尖锐的。 列宁在谈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写道，他们1917年的投降不是“偶然的”，换句话说，这是他们的本性。很明显，这些人是不能领导革命的。不过，过去的事可以不去提了。布哈林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经院哲学家，但并不讨人厌。皮达科夫是一个有才干的行政人员，但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也许布哈林和皮达科夫这两个人可以学得更好些。托洛茨基是能力最强的，缺点是——过于自信。斯大林则粗暴，不诚实，喜欢滥用党组织所赋予他的职权。为了避免分裂，应当把他从岗位上撤下来。这个遗嘱补充和解释了列宁在同托洛茨基最后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建议。 列宁真正了解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尊重他的坚定和实践中的才智，虽然这当中有四分之三是狡诈。而就在这同时，每走一步列宁都要碰到斯大林的无知、缺乏远见以及极端的粗鲁和放肆。斯大林被推举为总书记是违反列宁的意愿的。后来之所以默认，是因为他本人当时正领导着全党。但是自从列宁第一次中风，健康受到损害以后，他就把整个领导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了。与托洛茨基的谈话就是因此而起的，遗嘱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遗嘱的补充部分写于1月14日。此后又过了两个月，情况更加明确。现在，列宁不仅准备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撤换下来，甚至准备取消他的党员资格。列宁一再强调要把外贸垄断、民族、党内体制、工农监督和检查委员会等问题逐一放到十二大上进行审议，对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独行和专横跋扈给予猛烈打击，实际上就是给斯大林迎头痛击。 列宁能否实行他所制定的改组党的领导的计划呢？在当时，他无疑是能够做到的。这方面的先例是很多的。有一件事很有说服力，托洛茨基至今记得很清楚。1922年11月，当时列宁还在乡下疗养，托洛茨基也不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这项决议使外贸垄断政策受到不可挽回的打击。列宁和托洛茨基不约而同发出警报，接着又互相通信，协调了行动。这样，几星期后，中央委员会像通过它时一样，又一致同意取消原先决议。12月21日，列宁高兴地写信对托洛茨基说：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一枪未发，仅仅小小地动作了一下，就拿下阵地。 我建议，我们不能停顿，要继续进攻……” 如果在 1923年初联合采取行动对付中央委员会，也肯定是能取得胜利的。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坚信，如果在十二大之前，以“列宁——托洛茨基集团”的名义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即使列宁不参加也肯定能取胜。至于胜利的牢靠程度，那当然是另一问题了。要彻底解决它，还要考虑一系列国内、工人阶级内和党内本身的各种条件，那已是一个专门的大课题了。1927年，克鲁普斯尤娅有一次说过，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说不定早已成了斯大林的阶下囚了。她说的是对的。因为，事情不在于斯大林，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甚理解的那股势力。但是1922—1923年间，要是对当时迅速形成的国家社会主义官僚派、机关权势分子、十月革命非法继承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不肖之徒发起公开的进攻，那么，完全掌握领导权还是可能的。 然而，主要障碍是列宁的病情。人们都盼望他像第一次中风后那样早日康复，像出席十一大那样参加十二大。他自己也希望能这样。医生们也尽量让人们放宽心，虽然信心越来越不足。反对机关权势分子和官僚主义者的“列宁— —托洛茨基集团”的概念，当时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完全清楚，其他政治局成员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像他的遗嘱一样，还无人知晓。假如托洛茨基一个人单独行动，会被认为，确切地说，是会被说成是他觊觎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想到这一点，托洛茨基就不能不感到一阵颤栗。托洛茨基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引起混乱，即使胜利了，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所有这些计划和考虑中，还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决定因素，这就是列宁——他的身体状况。他还能发表意见吗？还来得及吗？党能理解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为革命前途而斗争，不是托洛茨基想争夺病中列宁的位置？由于列宁在党内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的病情的捉摸不定，就变成了全党局面的捉摸不定，而且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还在继续。可是拖延正中不肖之徒们的下怀，因为斯大林作为总书记，自然而然地成了整个“真空”时期的党组织的大管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列宁垂危 1 格鲁吉亚问题—列宁扔向斯大林的“炸弹” 1923年3月初，列宁躺在司法机关大楼的一间房间里。发生了好几次心脏扑动，这预示着第二次中风的来临。托洛茨基患风湿痛，也已躺了好几个星期。他睡在过去的骑兵楼里他的家中，与列宁的住处只隔着一堵克里姆林宫高墙。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能打电话，况且医生也禁止与列宁通话。 列宁的两个秘书，福季耶娃和格拉塞尔，成了他们的通讯员。下面这件事就是她们告诉托洛茨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斯大林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所做的筹备工作很不满，尤其对他在格鲁吉亚搞的派别活动不能容忍。她们说： “弗拉基米尔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扔一颗炸弹。” 这是福季耶娃的原话。“炸弹”两个字是列宁亲口说的，可不是她随意加的。她们又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处理格鲁吉亚的事，这样他才放心。” 3月5日，列宁通过口授给托洛茨基如下一封短信：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此事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仁斯基“调查”，她认为他们未必能够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此事进行辩护，我将感到十分欣慰；如果您因某种原因不同意，则请将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认为那就表示你拒绝了。 致以最诚挚的、同志式的敬礼！ 列宁 “事情怎么会变得如此尖锐呢？”托洛茨基问道。 原来斯大林辜负了列宁的信任：他为了在格鲁吉亚站稳脚跟，背着列宁和党中央，借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做掩护，在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仁斯基的协助下，在那里的党的核心中发动了一场有组织的政变。斯大林利用列宁患病，不能与同志们接触的机会，用一些假情报来蒙骗他。列宁通过秘书搜集到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材料，决定给予公开的反击。至于究竟是斯大林的不忠实，还是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粗暴的官僚主义政策，使得他如此震怒，这就很难说，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列宁准备开始一场斗争，但又担心自己不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因此这使他很焦躁不安。要不要找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来商量一下？——秘书们提醒他。但列宁不耐烦地挥手让她们走开。他清楚地预见到，他一旦离开工作岗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会同斯大林结成一部“三驾马车”，一起对付托洛茨基，因而也就是背叛他。 “你们知道托洛茨基怎么看待格鲁吉亚问题吗？”列宁问道。 “托洛茨基在全会上的发言精神与您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格拉塞尔回答道，她也同时兼任全会秘书。 “你没弄错？” “没有。托洛茨基还指责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不理解民族问题。” “再去核实一下！”列宁要求道。 第二天，中央全会继续在托洛茨基家中举行。会上，格拉塞尔递给托洛茨基一张条子，上面记录了托洛茨基昨天发言的概要。她在条子边写道： “我正确地理解了您的意思吗？” “你写这个条子干什么？”托洛茨基在纸条上问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需要。”格拉塞尔回答道。 “对，理解得很正确。”托洛茨基又回答道。 当时，斯大林一直在注视着他们的纸条来往，神情显得惊恐不安。但这时，托洛茨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格拉塞尔告诉托洛茨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了我同您写的条子，很是高兴。他说：‘现在，情形不同了！’，并让我把全部手稿都交给您，它本来是作为十二大上的炸弹的一部分的。” 现在托洛茨基完全明白了列宁的意图：他想以斯大林的政策作为例子，向全党揭露——而且是无情地揭露——官僚主义导致独裁专政的危险。 “加米涅夫明天前往格鲁吉亚参加那里的党代表会议。”托洛茨基对福季耶娃道。“我可以把列宁手稿情况告诉他，以便让他在格鲁吉亚采取适当行动。请你问问列宁，这样做是否恰当。” 一刻钟后，福季耶娃气喘吁吁地回来告诉托洛茨基： “无论如何不行！” “为什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马上把一切都透露给斯大林，而斯大林跟着就会做出卑鄙的妥协，并继续欺骗我们。’” “就是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伊里奇甚至已经认为不可能同斯大林在正确路线基础上妥协了？” “是的，伊里奇不相信斯大林。他打算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已准备了炸弹。” 大约一小时后，福季耶娃又到托洛茨基这里来，带来了一张列宁写给老革命家姆季瓦尼和其他反对斯大林格鲁吉亚政策的人的一封信。列宁对他们写道： “我全身心地关注着你们的事。为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仁斯基的纵容感到很气愤。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这封短信的副本，不仅给了托洛茨基，也给了加米涅夫。 这使托洛茨基感到很意外。 “这是不是说，列宁改变了主意？”托洛茨基问。 “是的。他的病情时刻恶化。不要相信医生那些安慰人的话。伊里奇连说话都很困难……格鲁吉亚问题使他极为激动，他担心自己什么事还没干，就完全倒下了。他把条子交给我时说： ‘为了不失时机，只好提前把问题公 开化。’” “他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可以跟加米涅夫谈一谈？” “显然是这样。” “请立即叫他来。” 2 列宁宣布与斯大林断绝任何关系 一小时以后，加米涅夫来了。他茫然不知所措。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存在，其矛头是针对托洛茨基的。阴谋家们的全部任务在于搜罗足够的支持者，然后为“三驾马车”合法地戴上继承人的皇冠。列宁的信像一根尖锲子，打入了这个计划的心脏。加米涅夫在恐慌中向托洛茨基承认了这一点。托洛茨基给他读了列宁的手稿。加米涅夫作为一个相当老练的政治家，立即明白，对列宁来说，事情不仅仅是一个格鲁吉亚问题，而是关于斯大林在党内的总的地位问题。加米涅夫又补充告诉了托洛茨基一些情况。他说他应克鲁普斯卡娅的要求刚刚到她那儿去了一趟。 克鲁普斯卡娅非常不安地告诉他： “刚刚弗拉基米尔通过速记员口授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宣布断绝同他之间的任何关系。” 列宁这样做，其直接原因是半私人性的。斯大林一直想方设法切断列宁的一切情报来源，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对克鲁普斯卡娅态度十分粗暴。克鲁普斯卡娅还说道： “您是了解伊里奇的，如果他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倒斯大林的话，他是不会同他断绝私人关系的。” 加米涅夫听了以后脸色苍白，万分焦急。告别时，他觉得两腿直打哆嗦，不知道先迈哪一只脚，应当向何处去。也许，他担心托洛茨基会对他个人采取什么不友好的行动。托洛茨基给他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托洛茨基说： “有时候，人们由于害怕想象中的危险，结果招致真正的危险。我想告诉你，并请你转告别人，我不打算在党代表大会上展开一场斗争，进行组织改造。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党代会前康复（很不幸，看来这不大可能了），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我反对罢免斯大林，也不同意开除奥尔忠尼启则的党籍，不赞成免去捷尔仁斯基交通人民委员职务。但我基本上同意列宁的意见。我希望坚决改变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停止对反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人的迫害，停止从行政上压制党的作法，在工业化方面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中央上层部门要真诚合作。斯大林提出的民族问题的决议是无论到哪儿都行不通的。这个议案使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实行粗暴专横的压迫，引起弱小和落后民族相应的激烈反抗。我准备以斯大林提案修正案形式提出一个议案，以为他改变政治路线提供方便。但是，需要根本性的改变。此外，斯大林必须立即为自己的粗暴向克鲁普斯卡娅作书面道歉，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不许毫无节制的蛮干，不许再搞阴谋诡计。要真诚合作。而您，”这时托洛茨基转向加米涅夫，“应当在第比利斯代表会议上，彻底改变对那些在民族问题上拥护列宁的人的政策。” 加米涅夫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表示全部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他惟一担心的是斯大林可能固执己见，他说斯大林这个人“既粗暴又任性”。托洛茨基回答道： “我认为，现在斯大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当天深夜，加米涅夫告诉托洛茨基，他到乡下去见过斯大林，斯大林说接受一切条件。已经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了道歉信。不过克鲁普斯卡娅未能把信给列宁看，因为列宁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但是，托洛茨基觉得加米涅夫说话的调子同几个钟头前他从托洛茨基那儿走的时候不很一样。后来托洛茨基才知道，这种口气的变化是由于列宁状况急剧恶化的缘故。加米涅夫在途中或刚刚到达第比利斯就收到了斯大林的密电，告诉他列宁又一次陷入麻痹状态：已无法写字和说话。在格鲁吉亚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继续推行同列宁背道而驰的政策。由于个人的背信弃义，“三驾马车”的勾结已成事实。 列宁发动的这一次攻击不仅仅是指向斯大林一个人，还包括他的一班同伙，首先是他的左右手捷尔仁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列宁在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书信中一再提到这两个人。 捷尔仁斯基是一个烈性汉子。他仿佛由于恒星放电而有着无穷的能量。 每一个问题，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使他火冒三丈。这时他的小鼻孔会不停地抽，两眼寒光逼人，说话声嘶力竭，常常语不成句。然而，他的神经在高度紧张情况下从不有片刻麻木。他总是处于一种临战的状态。列宁有一次把他比作一匹烈性马。捷尔仁斯基非常热爱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允许别人干涉和批评自己的部下，总是热情地、坚决地、甚至迷信地维护着他们。 这当中并没有什么个人成分，他只是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 捷尔仁斯基缺乏个人独立见解。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至少列宁在世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曾多次对托洛茨基说过：我可能是一个不坏的革命者，但我不会成为领袖，因为我不善国务活动，不是政治家。他这样说不是单纯的谦虚。他的自我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捷尔仁斯基在政治上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指导。很多年中，他一直跟随罗莎·卢森堡，不仅仅反对波兰护国主义，也反对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列宁当时高兴地对托洛茨基说： “他身上没有留下一点儿以往斗争的痕迹。” 开始的两三年，捷尔仁斯基一直紧跟着托洛茨基，近几年才转向支持斯大林。他热情地投入经济工作。他善于鼓动，驱策和带领别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发展经济的深思熟虑的主见。斯大林的每一次错误他都有份，可是他还尽自己一切可能为之辩护。他是在怒斥了反对派，走下讲台后立即死去的。 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的另一个帮手。因为他在高加索实行官僚主义的高压政策，所以列宁坚持要开除其党籍。托洛茨基当时表示反对。列宁通过秘书回答托洛茨基道： “至少开除他两年。” 可是，列宁绝不可能想到，正是这个奥尔忠尼启则后来担任了他所计划建立的检查委员会主任，而列宁要建立这个委员会，目的正是为了根除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体现党的良知！ 列宁开展这一场斗争，除了有他的总的政治目标以外，还有一个直接目的，这就是为托洛茨基走上最高领导岗位（如果他能康复，同他一起担负领导责任；如果他的病情不能好转，则接替他）创造条件。然而，这场刚刚开始 （甚至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斗争却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实际上，列宁 只是刚刚向斯大林及其一伙宣了战而已，而且知道这个情况的只有少数直接有关的几个人，并不是全党。斯大林派——当时还只是“三驾马车”——受到第一次警告后，彼此抱得更紧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继续着。斯大林仍然控制着党组织的摇把，他急不可耐地在党内搞了个假选举。“三驾马车”越是在思想上怯懦，越是惧怕托洛茨基——他们怕托洛茨基，是因为想推翻托洛茨基——就越是不得不把党和国家体制中的螺栓拧得更紧。后来，1925年，布哈林在一次同托洛茨基的私人谈话中，在托洛茨基提出的党内存在压制民主的问题时，回答托洛茨基说： “我们没有民主，因为我们大家都怕您。” 托洛茨基回答布哈林说，可以不用怕他，要踏踏实实搞工作吧。然而他的劝告毫无作用。 1923年是布尔什维克党紧张、窒息和溃散的一年。列宁在同可恶的病魔作斗争；“三驾马车”在同党抗衡。气氛非常紧张，这一年秋天，终于开展了所谓同反对派的“论战”。革命的第二章 ，即所谓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实质上是同列宁的思想遗产的斗争——开始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列宁逝世 1 克鲁普斯卡娅给托洛茨基的信 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对他来说，死只是摆脱了和精神痛苦的一种方式。列宁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特别是神智完全清楚而又不能说话，不能不感到是难以忍受的屈辱。他无法忍受医生们的屈尊附就的口吻、陈腐的玩笑和虚假的鼓励。在他能说话时，他偶尔还向医生提出一些试探性问题，然后出奇不意抓住他们的前后矛盾，要求他们作进一步说明，甚至自己翻阅医学书籍。像对待其他任何事一样，他总是力求弄个水落石出。他所惟一能够忍受的医生是费奥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格季耶。这是一个好医生，又是个正直的人，毫无廷臣习气，对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怀有深厚的感情。当列宁不让别的医生去看望他的时候，只有格季耶能够继续去见他。革命初期，格季耶也是托洛茨基家的挚友和家庭医生，因此，他们总是最先确切地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况报告。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病情也不见好转。谢多娃写道： 根据医生的一再建议，列·达到乡间去疗养。格季耶常去看望他，他对这个病人真是关心和照顾备至。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却对我们的遭遇深感不安，不知道怎样表达他对我们的同情。他对列·达遭到迫害，感到很突然，完全不能理解，因而心里十分痛苦，盼望着这一切能早日过去。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村激动地告诉我，必须尽快把列·达转移到苏呼米去，只有那里的气候才能治好他的病。最后我们决定这样做。旅途不算短，要经过巴库、第比利斯和巴统，又因为积雪覆盖，交通受阻，故而花的时间就更长。不过，旅行倒起了一种镇定的作用。离莫斯科越远，就越能摆脱一些近日来笼罩在心头的那种压抑情绪。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是在陪伴一个重病在身的人。迷茫的未来在折磨着我，在苏呼米又会怎么样？在我们的周围是朋友还是敌人呢？ 1月21日，他们在前往苏呼米途中抵达第比利斯车站。托洛茨基还在发着烧，正同妻子坐在车厢里的工作间里。有人敲了门，进来的是陪同他们前往苏呼米的忠实助手谢尔穆克斯。他走进来时，脸色苍白，目光呆滞，眼睛直盯着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预感到灾难来临了。他递给托洛茨基一张纸条，这是斯大林发来的一份已经译就的密码电报，通知托洛茨基列宁已经逝世。托洛茨基将电报递给妻子时，她也感觉到一切…… 第比利斯不久也收到了这样的电报。列宁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开。托洛茨基通过直通电报同克里姆林宫联系，那边回答他说： “葬礼定于星期六举行，您肯定来不及返回，因此劝您继续前往疗养地。” 显然，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其实，葬礼是在星期天举行的，托洛茨基完全能够来得及返回莫斯科。不管这听起来是多么难以置信，然而他们确实是欺骗了他。阴谋家们没有想到托洛茨基会核实一下葬礼日期，否则，他们更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了。这使他记起了另一件事：列宁第一次发病的消息，是直到第三天才通知他的。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段，目的还是“赢得时间”。 第比利斯的同志要求托洛茨基尽快为列宁逝世写一篇讣文。可是他只有一个迫切愿望：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他拿不起笔……莫斯科那封简短电文还在脑子里鸣响。但是，群众在火车周围等待着。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火车停了半个小时。托洛茨基终于提笔写了篇讣文： “列宁与世长辞。我们永远失去了列宁…” 托洛茨基亲笔写的这几页讣文，通过专线发了出去。 在苏呼米，托洛茨基的高烧仍然不退。列宁的逝世使他的心情无法平静，思绪万千。他回忆着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回忆着与列宁的会见、争论、友谊和共同的工作，再一次全身心地深信，他同不肖之徒们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正在这时，几天以后，托洛茨基突然收到列宁夫人纳杰日达·康士捏丁诺芙娜的一封信，这不能不使他激动不已。 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逝世前一个月里，曾浏览过您的那本著作，在读到您论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地方，他搁下书，让我重新给他读一遍，他听得非常仔细，接着又自己看了一遍。 我还想对您说，您从西伯利亚来到伦敦我们那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您的那种态度，他至死都没有变。 我祝您，列夫·达维多维奇，强壮、健康，紧紧地拥抱您。 纳·克鲁普斯卡娅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前一个月还在浏览托洛茨基的那本著作里，托洛茨基把列宁和马克思相提并论。托洛茨基清楚地知道列宁对马克思的态度，他对马克思总是充满学生般衷心爱戴和自感不如的卑谦。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形成为理论先驱与第一个实践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位历史上联系得如此紧密而又如此截然不同的人，是人类精神力量所能达到的顶峰。想到列宁在逝世前还全神贯注地阅读自己论述他的著作，而且可能还十分激动，托洛茨基感到万分欣慰。因为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马克思的尺度都是测量人的品德的最高尚尺度。 2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展开 1924年秋天，托洛茨基又开始发烧。当时，另一场辩论已经开始。这次论战是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自上而下逐步推开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各省，事先召开了千百次秘密会议进行准备。所谓辩论，实际是一场有系统和有计划的迫害，其锋芒已不是针对一般的反对派，而是专门针对托洛茨基个人。当秘密准备工作告一段落时，根据《真理报》的信号，一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其景象令人眼花缭乱。对托洛茨 基的诽谤像火山爆发，来势凶猛，广大党员大吃一惊，茫然不知所措。托洛茨基发着烧，躺在家里，默不作声。报纸上日复一日地登出一些历史细节，从列宁20年前写的一些争论文章中断章取义地找出材料，加以混淆，篡改和歪曲，而还故意造成仿佛这一切都是昨天才发生的印象。谁也不理解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如果这一切确有其事，那么列宁是应当了解的。可是十月革命是在这之后发生的呀？而且，这之后，还有国内战争，还有托洛茨基同列宁一起创建了共产国际，还有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像到处都挂在一起，还有……还有……然而诽谤还是像冷却了的溶岩一样奔泻而出。这些无耻谰言本能地压抑了人们的意识，并且更加带有毁灭性地——摧残了人们的意志。 对待作为革命领袖列宁的态度，为那种对待宗教头领的态度所代替。尽管托洛茨基一再反对，仍然在红场建造了一个与革命意识完全格格不入的陵墓。官方出版的有关列宁的书籍也变成了这样的陵墓。列宁的思想被割裂成虚伪说教的语录。无耻的谎言，由于数量极大，因而产生了政治作用。群众感到窒息，受到压制，心灰意懒。党变得沉默寡言；由于集团构成的专政机关凌驾于党之上。换言之，党已不成其为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五章 最后时期的斗争 1 莫斯科街头的混战 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职务。同年5月，任命托洛茨基为租借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这是三个毫不相关的部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下面的特殊考虑：使托洛茨基脱离党的工作，用繁重的公务缠住他，时时将他处于某种监督之下，等等。尽管如此，他仍然开始埋头从事这三个对他完全陌生的工作。 但是，斯大林的官僚机器在他身后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他每跨出一步都可能引起一阵复杂的幕后阴谋活动。他的实际工作几乎无法开展。他所领导的部门几乎得不到必需的资金，工作人员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或者至少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后来，他不得不要求免去他的电气技术管理局和研究单位的职务。至于那个租借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每一项特许都是由政治局直接作出的，所以并不总能给他们提供耍阴谋的机会。 第15次党代会预定在1927年年底举行，随着开幕日期日益临近，党越来越感到自己正站在十字路口。广大党员感到忧心忡忡。尽管处于极度恐怖之中，党员们还是渴望听到反对派的声音。要这么做，只有通过非法途径。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到处都在举行工人、干部和大学生的各种秘密集会，人数从20人、100人到200人不等，目的是要听一听某位反对派代表的讲话。 有时，一天中托洛茨基要参加2～3次、甚至4次这样的集会。这些会议多在工人宿舍里进行。两个房间里全挤满了人，讲演者只能站在两间房子中间。 人们往往就坐在地板上，有时，因为地方狭小，甚至站着谈话。格勃乌的人常常突然降临，要求立即停止举行这种集会。人们请他们一起参加讨论；如果要破坏，就把他们轰出去。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这种集会，参加者达2万人以上，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反对派非常巧妙地在高等技术学校大礼堂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约有二千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场上被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好多人只好站在大街上。行政当局企图阻挠大会进行，结果证明是徒劳无益的。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顺便说一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的“三驾车”早在一年前就解体，他们俩先后参加了反对派的行列）讲了大约两小时。后来中央委员会向工人发出一份号召书，扬言要用武力驱散反对派的各种会议。这份号召书只是一种掩饰，以便在格勃乌的指挥下，出动“工人战斗队”向反对派发起进攻。斯大林想以流血方式解决这场冲突。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示威游行。游行的组织者、纪念文章的作者和演说者，大多是在十月革命中站在街垒的那边的人，或者是干脆躲在家里，观望事态发展，直到革命取得稳固的胜利后才参加革命的人。当托洛茨基看了这些不要脸的食客们的文章 ，听了他们在广播中的演说，指控他背叛了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与其说痛心，不如说好笑。反对派决定带着自己的标语参加游行，这些标语有：“让我们向右开火——打击富农、资本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者！”“执行列宁的遗训！”“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今天，这些口号已被斯大林集团利用在同右翼斗争中，成了官方的正式信条。而在那一天，反对派的这些口号被夺去，撕碎，手持标语牌的人遭到专门组织的战斗队打手们的殴打。 那些被雇来充当政府机关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志愿军都是莫斯科街头的歹徒，其中有些就是法西斯分子。有一个警察，假装鸣枪报警，公然朝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一枪。托洛茨基看见有人在用手枪给他指示目标。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消防队官员跳到托洛茨基的汽车踏板上，一边嘴里骂着粗话，一面挥拳砸碎了托洛茨基的车玻璃。明眼人一望而知，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街头演出的这一幕，显然是一场热月政变的演习。 2 越飞自杀 11月6日，越飞自杀身亡。越飞是苏联驻日本大使，身患重病，虽经国外治疗，仍未见好转。党内危机使他十分痛苦，尤其那些背信弃义的行径使他十分震惊。他有好几次要立即投入当前斗争。托洛茨基从他的健康着想，制止住他。越飞对于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点特别恼火。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那些坐享革命成果的人用卑鄙的手段迫害很久以前就预见了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人。越飞对托洛茨基讲起了大约在1919年列宁同他关于不断革命的一次谈话。当时列宁对他说： “是的，托洛茨基是对的。” 越飞想公布这次谈话，托洛茨基竭力制止了他。托洛茨基能够事先想象得出，他们会掀起怎样卑鄙的狂澜来攻击他。越飞的身体日益衰弱。秋天，他被迫停止工作，接着就卧床不起。朋友们又提出要把他送往国外去治疗。 但这回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托洛茨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又被开除出党，这时越飞的震动比任何人都大。他个人在政治上已经深感不平，如今又意识到自己病入膏盲，更觉痛苦。越飞预感到，革命的命运到了关键时期，然而他自己却不能参加斗争。脱离斗争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因而他作出了最后的选择。 这时托洛茨基已不住在克里姆林宫内，而是住在他的朋友别洛勃罗多夫家。别洛勃罗多夫名义上仍是内务人民委员，此时他正在自己的家乡乌拉尔发动工人与斯大林宗派小集团展开斗争。托洛茨基往越飞家挂了电话，想问问他的身体情况。他自己接了电话，因为电话就放在他的床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令人极为不安的不平常的东西——这一点托洛茨基是稍后才感觉出来的。他要托洛茨基到他那里去一趟，但一些事情耽搁了托洛茨基，使托洛茨基没能立即就去。在斗争最紧张的那些日子里，同志们不断地来到别洛勃罗多夫家，同托洛茨基商议各种紧迫问题。大约一两小时以后，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告诉托洛茨基： “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开枪自杀，床头柜上有一包给您的东西。” 别洛勃罗多夫家日夜有几个带枪的反对派成员值班，托洛茨基在市内走动时，他们也陪同着他，负责保护他的安全。他们匆匆赶往越飞的家。他们按了门铃又敲了门，里面有人问了托洛茨基的名字，隔了一会儿才把门打开： 显然屋里在进行什么事。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安详地倒在血迹斑斑的枕头上。克格勃的一个姓万的头头正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发号施令，床头柜上没有纸包。托洛茨基要求立即把越飞给他的信交给他。万嘟哝着说，什么信也没有。几分钟以后，朋友们从各地纷纷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党机关的代表在反对派成员包围中显得十分孤立。一夜之中，有好几千人来到越飞的寓所，信件被掠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城，外国记者也在电讯中报道了这件事。要隐瞒这件事再也不可能了。最后，有人把信件的照相副本交给了拉科夫斯基。为什么写给托洛茨基的信要交给拉科夫斯基，而且还不是原件，是一张照相副本，托洛茨基无法解释。 越飞试图用自己的死来最后为自己为之奋战了一生的事业作出贡献。他用他那只半小时后对着自己太阳穴扣动扳机的手写下了作为一个证人的最后证词和作为一个朋友的最后忠告。下面就是越飞在自己的诀别信中所说的话：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同您共事几十年，有着十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使我有权在永诀时对您说一说我认为是您的错误的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而且，您知道，我从 ‘不断革命’那些日子以来，已经同您一起度过了二十多 年。但是，我总是认为，您缺少列宁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决不让步的毅力，以及在他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上即使是孤军一人也决不后退的决心。从1905年以来，您一直是正确的，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您我亲耳听列宁说过：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人在临死时是不会说谎的，我现在仍然愿意对您再说一遍……然而，您常常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为的是达成一个被您过高估价的协议或妥协。这是错误的。…… 越飞的葬礼被安排在一个工作日内举行，为的是不让莫斯科工人参加。 然而，仍然有将近10 000人参加了葬礼，并把葬礼变成了一次反对派的盛大示威游行。 此时，斯大林集团正在准备召开党代会，迫不及待地要使分裂成为既成事实。 季诺维也夫及其一伙看出，这次会议是要使十月革命10周年时街头开始的动乱带上政治色彩；也懂得，斯大林官僚们眼中的真正敌人并不是他们这些第二梯队的反对派，而是以托洛茨基为中心的反对派基本核心。于是他们就开始寄希望在15大期间同托洛茨基决裂的方式来赢得对手的好感，至少取得他们的原谅。他们没有估计到，政治上的第二次叛变，给他们带来的是毁灭。 15大决定将所有反对派统统开除出党，被开除的人全部交由克格勃处置。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六章 流放中国边境 1.车站上的冲突 现在全文引用托洛茨基妻子关于他们流放中亚细亚的记述如下： 1928年1月16日，从一清早我们就在整理行装。我正在发烧，头晕，浑身无力。 到处堆着从克里姆林宫搬来的东西，都是我们准备带走的。家具、箱子、衣服、书籍，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告别的人群。我们的医生和朋友格季耶还天真地劝我推迟行期，等我感冒好了再动身。他不了解我们的旅行是属于什么性质，推迟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倒觉得我坐上火车反而会好得快一些，因为这启程前的“最后日子”耽在家里是不可能很快复原的。 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有许多人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们拥抱我们，同我们握手，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愿望……人们带来鲜花、书籍、糖果、衣服等等，这更增加房子的混乱。忙乱、紧张和激动的最后一天即将过去。行李已被运往车站。朋友们都涌向那里。我们全家人准备停当以后就坐在餐厅里等候克格勃的人。我们看看表，9点，9点半…… 还没有人来。10点，火车开车的时间到了。发生了什么事？取消了？电话铃响了。克格勃通知，启程推迟，没有什么原因。 “推迟多久？”列·达问。 “两天。后天出发。”对方回答。 半小时后，朋友们陆续从火车站回来，起先是青年们，后来是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人。 原来，人们在火车站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等候我们的到来。他们喊着“托洛茨基万岁”的口号，但没有看见托洛茨基。他在哪里？留给我们乘坐的那节车厢四周聚集着激动的人群。青年们往车顶上放置了一幅巨大的托洛茨基画像，人们围着它高呼“乌拉！”。火车移动了，先是猛地一冲，接着又一冲……开始徐徐前进，可是，突然又停住了。原来游行的人跑到火车头前，扒住车辙，不让火车开走，要求会见托洛茨基。车站上的激动场面是难以形容的。群众同警察和克格勃特务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一些人被捕。火车被缠住约一个半小时。后来，我们的行李被运了回来。朋友们不停地打来电话，询问我们是不是在家，并把火车站发生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直到后半夜才躺下睡觉。 因为几天来过于激动和疲乏，我们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11点才醒。没有电话，四周静悄悄的。知道我们还有两天才动身，大媳妇上班去了。不过，我们刚刚吃过早饭，门铃就响了，进来的是别洛勃罗多娃，接着越飞的妻子也来了。过不久，门铃又响了，这回进来一大批穿便服和穿军装的克格勃特务，一下子把整个房子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给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宣布立即将他押往阿拉木图。可是，昨天克格勃不是说推迟两天吗？原来又是一个骗局！这是为了在我们出发时不再发生游行而玩弄的一个诡计！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但电话机旁站着一个特务，很有礼貌地制止我们接电话。稍后，我们利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转告别洛勃罗多夫，说我们家已被特务们占据，我们将被强行押走。我们后来知道，这次押送列·达的“政治领导”可能是布哈林，这是完全符合斯大林的一贯手法的…… 特务们显然很激动。他拒绝自愿启程，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事情真相。政治局力图制造假象，仿佛最重要的反对派的流放都是自觉自愿的。他们就是这样向工人描述我们的流放。必须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打破这种神话，使他们既不能隐瞒，也不能歪曲。列·达决定迫使敌人公开使用暴力。我们把自己和两位客人锁在自己房间里，隔着房门同克格勃特务进行了谈判。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好，犹豫了一阵，就打电话向他们的上级报告，得到指示后，向我们宣布，为了执行命令，他们将砸门。列·达利用这个时间口述了对反对派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我们没有开门。传来槌击的声音，门上的玻璃被敲碎，伸进来一只翻起军服的手臂。 “打死我吧，托洛茨基同志，开枪打死我吧！”曾多次跟他巡视前线的军官基什金激动地再三恳求道。 “不要说胡话，基什金，没有人会朝你开枪，干你的事吧！”列·达平静地回答道。 2.武装押送 门被打开了，人群激动和慌乱地涌进来。他们看见列·达穿着拖鞋，于是就找来他的皮靴，并给他套上；又找来皮衣、皮帽……都给他穿好、戴好。但列·达仍然拒绝上路。 于是他们就架起他来。我赶忙穿上皮袄和高统套靴，跟着他们跑出去……门在我身后碰地一声关上；门后一阵骚乱声。我朝拖列·达下楼的特务大声喊，叫他们把儿子放出来：大儿子还要跟我们去流放呢。门打开了，孩子们和两位客人——别洛勃罗多娃和越飞的妻子——跑了出来。他们是奋力冲出来的。谢廖沙用运动员的架势冲在最前头；廖瓦下楼时挨家挨户地敲门，大声喊道： “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了！” 楼梯口和每家门里伸出一张张面露惧色的脸孔。这幢楼里住的都是苏维埃的高级干部。汽车里塞得满满的，谢廖沙好不容易才挤进来。别洛勃罗多娃也跟我们一起上了车。 汽车沿着莫斯科街道急驶。天气很冷。谢廖沙没戴帽子，临行时慌急中没顾上拿。大家都没穿套鞋，没戴手套，也没带一只箱子，甚至连手提包都没来得及拿。大家都是空手。汽车没有把我们带到喀山车站，而是开向另一个方向——原来是去雅罗斯拉夫车站。谢廖沙想跳出汽车跑到嫂嫂工作单位，把我们被带走的消息告诉她。特务们紧紧抓住谢廖沙的手，希望列·达不要让他跳车。我们来到空无一人的车站。特务们又像出门时那样架住他的两臂。廖瓦对几个铁路工人喊道： “同志们，看吧，他们要架走托洛茨基同志！” 一个曾经陪同托洛茨基一起打过猎的克格勃特务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瞧你这个小矮个儿！”他凶狠地喝道。 谢廖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随即给他一耳光作为回报。我们被送进车厢。我们的包间的窗前和门口都站着看守。其余的包间里坐的全是特务。火车开往何处？我们一无所知。身边一样行李都没有。机车就牵引我们这一节车厢启动了。当时是下午2点钟。 我们发觉我们正绕道前往一个小站，从那儿挂上一列从莫斯科喀山车站开出的邮车，前往塔什干。5点钟时，我们同别洛勃罗多娃和谢廖沙告别，他们应当乘一列逆行列车返回莫斯科。我们的列车继续往前行。我又发烧了，列·达倒很振作，甚至看上去很快活。局面已经确定；总的气氛是平静的。押解人员殷勤而又有礼貌。有人通告我们，说我们的行李将跟随下一趟车运来，在伏龙芝（即这条铁路的终点）交给我们。也就是说要等到9天以后。我们既无换洗的衬衣又无书籍。我们两手空空地坐在车厢里，就像是在市内乘车一样。 晚上，我们头枕着胳膊躺在长凳上打一会儿盹。每个包间的门都半开着，门口站着看守。 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对我们越客气。在萨马拉，他们替我们买了换洗的衬衣、肥皂、牙粉和牙刷等。我们同看守的伙食都是他们从车站餐厅买来的。列·达过去总得严格地按医生规定进食，现在他把给他的那一份津津有味地吃得精光，这使我和廖瓦很高兴。我看着他，既惊喜，又为他担心。我们把在萨马拉替我们买的东西起了一些特别的名字：如管毛巾叫明仁斯基①，管短袜叫雅戈达（明仁斯基的助手）等等。用这些名字称呼东西很能使人发笑。积雪使火车一再晚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深入中亚地区。 ① 当时的克格勃首脑。 旅行的第十天，我们于清晨抵达伏龙芝 （即皮什佩克），这是铁路线的最后一站。 天寒地冻，皑皑白雪在阳光照射下，刺人眼目。他们给我们拿来了毡靴和不挂面羊皮袄。 我被衣服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感觉很冷。大客车在被汽车压结实的雪地里吱吱嘎嘎地爬行；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就这样，走了约30里，车子停下了。暮色已经降临。我们仿佛进入了一片一望无际的雪原之中。两个押解人员（他们总数大约12～15人）走到我们眼前，对宿营地过于“简陋”表示歉意。我们好不容易下了车，黑暗中摸到一个邮政所的低矮的小门。我们走了进去，脱掉棉袄，感到一阵轻松。但是这间茅屋里没有生火，非常冷。几扇小窗上布满了冰霜。屋角有一个俄罗斯大火炉，可惜摸上去“冷若冰霜”。 我们喝了杯茶暖暖身子，又吃了点东西，还和女主人（一个哥萨克妇女）聊了起来。列·达向她详细打听了当地生活习俗，顺便问了打猎的情况。一切都那么令人好奇，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结束这次有趣的谈话。押送人员都到隔壁人家去借宿，我们也开始安排睡觉。廖瓦躺在一条凳子上；我同列·达把羊皮袄垫在身下，睡在一张大桌子上。当我们摸黑在这间低矮而寒冷的屋子里躺下后，我不禁放声大笑，说道： “同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家有天壤之别！” 列·达和廖瓦也跟着笑了起来。黎明时我们又继续赶路。前面还有一段艰难的旅程。 要翻过库尔泰山。天气依然寒气逼人。我觉得衣服重得使我受不了，像一堵墙倒在身上。 中途停站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同司机和从阿拉木图前来接我们的克格勃人员闲谈。日后的陌生生活的图画一点点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凌晨3点，汽车终于到达目的地。 3. 斗争没有停止 敌人以为列·达现在在遥远的阿拉木图被最后解除武装了。伏罗希洛夫甚至公开幸灾乐祸地说： “如果他在那儿死了，消息也不会很快传到这里来。” 然而，列·达并没有停止战斗。我们形成了一个三人集体。儿子承担了协调我们同外部关系的重任，负责管理我们的来往信件。有时称他为外交部长，有时又说他是邮电部长。不久，我们的信件大大增加，这副担子主要由廖瓦来挑。他还负责警卫工作，为列·达的工作搜集资料，如到图书馆借书，弄旧报纸，作摘录等等。他还同地方当局进行各种谈判，组织打猎活动，照顾猎狗和武器。除了这一切以外，他自己还勤奋地学习经济地理和外语…… 几个星期以后，列·达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方面的工作又全面展开了。后来，廖瓦找来一个女打字员。克格勃没有找她麻烦，但显然要她把我们这里写的一切时时向他们报告。假如听这个姑娘的报告一定很有意思，因为她对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几乎一无所知。 阿拉木图的积雪，洁白、纯净、干燥，非常令人神往。由于没有人和车践踏，整个冬天，积雪都保持着洁白的色彩。春天，积雪融化，满地都是鲜红的罂粟。它们实在多极了，像铺在大地上的一面红地毯。一连许多公里的草原都闪烁着鲜艳的红光。夏天，到处都是苹果，又大又红的有名的阿拉木图阿泡特苹果。城里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也没有柏油马路。市中心的市场上垃圾成堆；吉尔吉斯人坐在商店台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自己身上的虱子。这儿疟疾蔓延，鼠疫猖獗，夏天有大量的野狗，还发生过多起麻风病例，报纸曾对此有所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平安地度过了一个夏天。我们向山脚下一个果农租了一间草屋，这里视野开阔，面对天山支脉积雪的群山。我们和主人一家一天天看着苹果成熟，又一起采摘。果园景象几经变化，先是遍地白花，后来，枝条日渐沉重，不得不用支架撑住低垂的树枝。苹果摘下后铺放在树下的草席上，像一张五颜六色的地毯。那些摆脱重负的树枝重又伸直了身子。果园里散发着成熟的苹果、梨子的香味，蜜蜂嗡嗡地叫个不停。后来我们又做果酱。 六七月间，果园中的那幢芦苇铺顶的茅屋里，工作在紧张地进行。打字机不停地嗒嗒地响着，这东西在这里是十分陌生的玩意儿。列·达口授批判共产国际纲领的文章 ，由打字员打成文稿，然后修改，最后再次打印。邮件很多，每天总有10～15封信，其中有论文、评论、内部争论和来自莫斯科的各种消息报道；除信件外，还经常收到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列·达健康状况的电报。信函涉及的既有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有地区性的小问题（但仍具有重要意义）。索斯洛夫斯基总爱用热情和辛辣的笔调谈论重大的课题；拉科夫斯基的也十分不寻常，我们常常把它们摘抄下来再寄给别人。这间低矮的房间里放满了桌子，上面放着一堆堆手稿、邮包、报纸、书籍、文摘和剪报。廖瓦整天待在他那间紧靠马厩的小房子里，打字、修改打字稿、封包、收发邮件和寻找必需的引文。我们的邮件都是由一个残废人骑马送来。傍晚时，列·达常常拿上猎枪、带上猎狗走进山里，有时我陪他去，有时是廖瓦陪他。我们总是能打到一些鹌鹑、鸽子、石鸡或野鸡。一直到后来例行的疟疾暴发，我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很好。 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地震和水灾频发的天山支脉脚下，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城市阿拉木图里，同书籍、信件和大自然一起度过了一年。这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4000公里。尽管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秘密的朋友（现在描述他们还为时过早），从表面上看，我们仍然是与外界不接触地孤立地生活着，因为任何试图同我们接触的人都将受到惩罚，有时甚至是很严厉的惩罚。 现在从托洛茨基儿子的笔记本中摘录一些统计数字。1928年4月至10月间，在阿拉木图共寄出800封政治信件 （其中包括一些长篇论著），拍发 出 550封电报。收到 1000余封长短信件和700余封电报，电报大部分是以集体名义拍来的。这些多半是流放地的通讯，但也从流放地流传到全国。即使在天气最好的那几个月，也只有半数信件能到达那里。此外，他们还收到莫斯科寄来的8～9个秘密邮包，都是由专门的信使送来的秘密材料和信件，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发出了一些邮包。秘密邮件使他们了解许多情况，并对最重要的事件做出反应，虽然时间是大大地耽搁了。 秋天，托洛茨基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这个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工人们开始在会上提出质问。官方报告人惟一能做到的是把托洛茨基的身体说得天花乱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七章 驱逐出境 1 致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 从10月份开始，托洛茨基的境况发生急剧变化。他同反对派战友和朋友们的联系，甚至同在莫斯科亲属的通讯都被掐断，信件和电报一件也收不到了。后来他通过特殊途径了解到，原来莫斯科电报局扣压了数百封给他的电报，其中有许多是庆祝十月革命的贺电。他周围的包围圈收得越来越紧了。 1928年期间，尽管遭受到残酷的迫害，反对派的力量还是明显地增长了，特别在一些大工业企业中更为突出。这就导致加倍的镇压行为，其中包括完全禁止与流放者 （甚至流放者之间）的通信。他预料跟着还会有更进一 步的措施，果然不出所料。 12月16日，一位克格勃特别代表从莫斯科来到阿拉木图，以这个机关的名义向托洛茨基宣布了一项最后通牒：立即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斗争，否则将不得不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驱逐国外的事当时还没提出，因此他的这些话，托洛茨基理解是采取国内范围内的措施。托洛茨基给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了一封信，作为对这项“最后通牒”的答复。有必要将他的信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今天， 12月16日，克格勃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沃林斯基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向我口头逐字地下达了下述最后通牒： “最近时期以来，你的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的行动，显然已具有反革命性质；你在阿拉木图的条件使你完全有可能领导这项工作，有鉴于此，克格勃委员会决定，要求你无条件地停止你的活动，否则，克格勃委员会将被迫改变你的生活条件，即改换你的住处，使你完全脱离政治生活。” 我向克格勃代表声明，我只有从他那里收到书面形式的最后通牒才能给予书面答复。我拒绝口头答复。根据过去的经验，我有理由相信，我的话将会再一次受到你们的恶毒歪曲，以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群众。 然而，不论克格勃未来行动如何，在这件事中，它并不起独立作用，只是机械地执行那与我早已熟悉的斯大林狭隘宗派集团的决议而已。我认为有必要提请苏联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注意如下情况： 要求我停止政治活动，就意味着要求我放弃我32年来——亦即我整个自觉的一生为之奋斗的争取劳动人民利益的事业。把我的这些活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这只有我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指责其为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基本原则的人，抹杀世界革命重大历史意义的人，破坏十月革命传统的人，以及不知不觉然而更加险恶地密谋热月政变的人。 停止政治活动就意味着停止同党内日益僵化的制度的斗争，这种制度反映了敌对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停止活动就意味着同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消极地和平共处，这种政策动摇和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阻滞了它的物质和文化的增长，同时给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以沉重打击。 威胁要改变我的生活条件，迫使我脱离政治活动，这听起来，仿佛眼前我并没有被流放到离莫斯科4 000公里、离铁路线250公里（大概离中国荒芜的西部边境也有这么长的距离）的疟疾、鼠疫和麻风肆虐横行的地方，仿佛斯大林派（克格勃是其直属机构）没有绞尽脑汁使我脱离政治活动乃至所有其他活动。莫斯科的报纸送到这里要10天到1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所有信件毫无例外地要先在克格勃和中央书记处的抽屉里放上两三个月。 我的两位内战时期以来最亲密的战友谢尔穆克斯同志和波兹南斯基同志自愿随我来到流放地，但一到这里就被逮捕，同刑事犯监禁在地下室里，接着便被流放到北方的边远地区。他们将我的一个患了绝症的女儿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她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里给我写的信，73天以后才寄到我手中，结果我的回信寄去时她已经不在人间。通知我另一个女儿（她也被你们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也患了重病的消息的信，一个月前才收到，它也在路上走了43天。而询问我健康的电报常常都到不了目的地。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无可指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处在同样、甚至更坏境地，而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和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所创建的功勋远比那些监禁或流放他们的人大得多。 我的最亲密的战友、曾在国内战争年代主持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也被逮捕，并被监禁在无法忍受的环境中。他们企图使这个纯朴、谦逊、无可非议的党的工作者承认对他蓄谋发动政变的明显虚伪的指控。布托夫以长达50天的英勇的绝食斗争进行抗议，最后在今年 9月在狱中牺牲。许多最优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也因为他们对十月革命传统的忠诚而遭受暴力拷打和严刑折磨，使他们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 用改变这些条件和进一步孤立我来对我进行卑劣的威胁，不外乎意味着斯大林集团要用监禁代替流放罢了。这个决定，如上所述，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本来在 1924年就可以实行了，后来之所以一步步地慢慢实施，目的是使被压制和被欺骗的党逐渐地习惯于斯大林的做法，在这些做法中，粗鲁和不忠实已经成为更恶毒的官僚主义的不法行为。 我们仿佛早预料到今天向我宣布的最后通牒，因而早在向第6次代表大会递交的《声明》中就清清楚楚写道： “要求革命者作这种退却（放弃革命活动，即不再为党和世界革命服务），只有腐化透顶的官僚机构才有可能。只有可卑的叛徒才能作这种允诺。” 我不能背叛这些话。 各有各的事，各走各的路。你们打算继续煽动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我们则有自己的义务，并坚决为之奋斗到底。 托洛茨基 1928年12月 16日于阿拉木图 2来到君士坦丁堡 信发出后，一个月之中没有任何动静。托洛茨基同外界书信来往，包括同莫斯科的秘密联系完全中断。整个 1月份托洛茨基只获得一些莫斯科报纸。报纸上越是大谈反对右倾的斗争，越是坚定地相信对左派的打击必然到来。这是斯大林政策的老一套手法。 那位莫斯科来的克格勃特使沃林斯基一直待在阿拉木图没有回去，他在等候指示。1月20日，这个人突然带着一大群克格勃武装特务闯入托洛茨基家，将前后门封锁以后，向托洛茨基宣布了1929年1月18日克格勃决定的摘要： 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一案业经审理。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该公民被指控犯有组织地方反苏维埃活动罪行，这些活动最近旨在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蓄谋反苏维埃武装叛乱，已构成反革命活动罪。判决： 将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驱逐出苏联国境。 后来，他们要托洛茨基写一收条，说明已知悉该决定内容。托洛茨基写道： 1929年1月20日向我宣读的克格勃的决定其实质是犯罪的，形式上也是非法的。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要求说明把他们送往何处以及如何到那里，回答是进入欧俄地界时将有克格勃代表前来通知。第二天，他们开始紧张地准备行装，但所整理的几乎全是手稿和书籍。托洛茨基指出，克格勃特务对他们并不那么怀有敌意。事实恰恰相反。22日黎明，他同妻子、儿子及押送队登上汽车，汽车沿着坚实光滑的雪路一直开到库尔泰山口。山口积雪很厚，雪尘飞舞。一辆重型拖拉机本来准备将他们拖过库尔泰，结果自己和它拖拽的7辆汽车一起被深陷在雪堆里了。大风雪中，山口冻死了7个人和不少马匹。他们不得不改乘乡村雪橇。用了7个小时才走了30公里。一路上，沿着积雪覆盖的道路，他们看见许多车辕高竖的雪橇。准备运给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建设者的货物和埋在雪中的煤油桶。人和牲口都跑到附近吉尔吉斯人的帐篷中去躲避暴风雪了。过了山口，他们又重新坐上汽车，后来在皮什彼克改乘火车。 途中看到几份莫斯科报纸，证明已在为把反对派领袖驱逐国外进行舆论准备。在阿克纠宾斯克区里通过直通电报，得知驱逐地点是君士坦丁堡。托洛茨基要求会见他们在莫斯科的两个家庭成员：二儿子和儿媳。他们来到里亚日斯克，受到与他们相同的待遇。克格勃的新代表布拉诺夫一再让他们相信君士坦丁堡生活条件相当不错。托洛茨基决定拒绝前往君士坦丁堡。布拉诺夫通过直通电报与莫斯科商议。那边什么都预料到了，不过托洛茨基拒绝自愿离境倒确实是个障碍。他们的列车改变了方向，徐徐向前运行。后来在一个偏僻小站的荒无人迹的支线上停下来，铁路两侧延伸着稀疏的森林。他们在那儿等了一天又一天。机车拖着一节车厢每天去附近的一个大站为他们取饭食和报纸。他们从报纸上得知，在新的一次大逮捕中，有数百人被捕，其中包括150名所谓“托洛茨基中心”人物。提到了一些名字，有：原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卡夫塔拉泽，原苏联驻巴黎商务代表姆季瓦尼，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沃隆斯基等。所有这些人都是党的骨干和十月革命的组织者。 2月8日，布拉诺夫宣称：尽管莫斯科尽了最大努力，德国政府仍然坚决拒绝接纳托洛茨基前去德国，已给他下达了护送托洛茨基前去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命令。 “但是我不愿到那里去，即使到土耳其边界我还是这个态度。” “这无济于事，您反正要被送到土耳其。” “这就是说，你们已经同土耳其警察就强迫我前往土耳其做成了交易？” 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们是奉命行事。” 停留了12昼夜之后，列车又启动了。他们的小小列车不断变化，因为押送人员在增加。从皮什彼克开始，整个旅途中不允许他们离开车厢。列车全速向南方运行。只在一些小站上停一停，以便加些水和燃料。这种极端的防卫措施显然是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时莫斯科车站举行的示威游行所引发出来的。途中，报纸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大规模的反托洛茨基分子运动的回响，字里行间还泄露出上层集团里就驱逐托洛茨基的问题所发生的冲突。斯大林集团急不可耐了。他这样做是有足够根据的，因为他们除掉要克服政治上的障碍外，还不得不克服大自然的障碍。原先确定派“加里宁号”轮船送托洛茨基离开敖德萨，可是它被冰封住了，动用了几艘破冰船都无济于事。 莫斯科等在电报机旁，焦急万分，于是又急令“伊里奇号”开来接应。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于10日夜间抵达敖德萨。托洛茨基从窗口恋恋不舍地望着这个熟悉的城市，要知道，学生时代，他在这里整整度过了7个春秋。把托洛茨基乘坐的车厢一直送到轮船边。天气酷寒，尽管是在深夜，码头上仍然布满克格勃的军警特务。托洛茨基预定在这里同小儿子和儿媳妇告别，他们也同托洛茨基一起分享了两个星期的囚禁生活。托洛茨基从车厢窗口看见了他和妻子将乘坐的那艘船，不由得想起了另一艘同样没有按指定的目的地运载他们的轮船。这是1917年3月，在哈里法克斯，几个英国海军当着无数旅客的面把托洛茨基架下了挪威轮船：“克里斯汀尼亚峡湾号”。当时也是这几个家庭成员，只不过都比现在年轻12岁。 “伊里奇号”没装货物，也没带旅客，于午夜1时起锚。开始的60海里路程一直有一艘破冰船为他们开路。这里的狂烈的风暴只用它的尾翼轻轻地扫了他们一下。2月12日，他们转入博斯普鲁斯。在比于达卡，一个土耳其警官登上轮船检查旅客证件，可是船上除了他的一家和克格勃特务，没有一个旅客。托洛茨基托该警官将如下声明交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基马尔·帕沙： 阁下： 在进入君士坦丁堡大门时，我荣幸地通知您，进入土耳其决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只有在武力的逼迫下我才会越过这个边界。 总统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托洛茨基 1929年2月 12日 这份声明未见回音。轮船继续驶向停泊地。在经过22天航行，行程6000公里以后，托洛茨基和妻子来到君士坦丁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八章 惨遭杀害，魂断墨城 托洛茨基自1929年被驱逐出境，直到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杀，十余年间先后侨居土耳其、挪威和墨西哥等国，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也未停止过政治斗争，因而他的对手也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攻击、迫害和谋杀行动。 托洛茨基侨居挪威期间，1938年8月的一天，他结束了自己的书稿《苏联是什么国家和它向何处去》以后，应邀前往挪威领导人孔德拉·克鲁先家做客。就在托洛茨基逗留在克鲁先家的次日深夜，一群身穿警服的匪徒袭击了克鲁先的家。亏得克鲁先的女儿十分勇敢，发现情况以后，立即大声疾呼，唤起四周邻居，大家齐心协力赶走了匪徒。几天以后，他们听到了莫斯科的广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14人被送交法庭审判，罪名是谋杀斯大林，还说，是托洛茨基在挪威领导了这个阴谋家组织，是他派遣杀手前来刺杀人民的领袖。 这以后，托洛茨基感到曾经以向他提供避难所为荣的挪威领导人的立场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先是外交部代表向托洛茨基宣布，要求他签署一项保证：以后决不直接或间接、口头或书面地干涉挪威及别国的现行政策；后来托洛茨基发现，他的家庭已处于“警察保护”之下。不久托洛茨基了解到，苏联驻挪威大使雅库勃维奇曾给奥斯陆政府一份照会，要求挪威驱逐利用挪威领土从事反苏活动的托洛茨基出境。苏联并威胁要停止购买挪威的鲱鱼。 挪威政府非常担心两国关系恶化。眼看就要大选，与苏联贸易的下降必然会导致目前执政党领导人在大选中的失利。 这以后，9月2日，托洛茨基及其妻子被警察强行迁居到离奥斯陆30公里的胡鲁姆岛上，其家中被安置了30名警察。托洛茨基不仅不能接待客人，甚至失去了散步的自由。 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投降，他用谁也弄不清的秘密方法与自己的法国律师罗津达尔取得了联系。不久，托洛茨基的儿子在巴黎出版了一本《红色的书》。这本书揭露了莫斯科审判的实质，在提到父亲时，指出了对其父的诉讼材料中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令人怀疑之处和裸的造谣和诽谤。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战友和拥护者们明白，这么严厉的家庭软禁不仅使他失去正常工作的可能，甚至会造成悲剧性的结果。朋友们和他在美国的追随者尽了一切努力，使他能在墨西哥避难，因为大家认为墨西哥是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在那里避难权是受到尊重的。 1936年12月9日，一艘名叫《鲁特号》的邮轮载着托洛茨基一家和他的警察卫队长启程前往墨西哥。挪威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封锁托洛茨基离去的消息，——托洛茨基走后，他家里的那些警察仍继续留在他家里抽烟和玩牌，以遮人耳目；《鲁特号》船长得到指示，在前往墨西哥的航行中不时地改变航向，并且尽量避开常有船只来往的航道。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报刊的编辑部想方设法用无线电与托洛茨基联系，也遭到船长一一回绝。 1937年1月9日《鲁特号》抵达墨西哥的坦皮科港，一位墨西哥将军带着一批官员以墨西哥总统拉萨洛·卡德纳斯的名义前来码头欢迎托洛茨基一行。然后托洛茨基和他的欢迎者们一起乘坐总统派来的专列前往墨西哥城。 出面邀请托洛茨基前来墨西哥的是墨西哥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画家迪戈·里韦拉。里韦拉1922年前曾是墨西哥的领导者之一，1927年应联共 （布）中央邀请前往苏联访问，就在他在苏联逗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斯大林镇压反对派的事件，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回到墨西哥后不久就退出了墨西哥。 若干年后，有一次在谈到邀请托洛茨基来墨西哥的原因时，迪戈·里韦拉这样说道：“托洛茨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斯大林却背叛了列宁的思想……我去过苏联。当时我在那儿看见，托洛茨基和列宁力求摆脱的东西在俄国革命五年以后又出现了。托洛茨基和列宁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加强铁的纪律，而斯大林则……致力于网罗那些妄自尊大、骄横跋扈的党的官僚，比如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这些人。列宁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列宁说：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会处于以前从未遇到的极为困难的情况。我在看到1927年的莫斯科以后，确定相信了这一点。所以我站在俄国最优秀和最理智的领导人一边……” 在谈到30年代后期墨西哥的政治形势时，迪戈·里韦拉回忆说：“当时墨西哥的政治环境对托洛茨基的到来十分有利。那时，卡德纳斯总统签署了将土地分给农民宣言，土地被从大地主手中没收。我知道当时还准备公布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文件——把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地主、天主教徒和外国大资本家们对我们极为不满，但卡德纳斯总统坚定地依靠农民和劳动者代表大会的支持。当时，卡德纳斯总统公开宣称：墨西哥给予托洛茨基政治避难表现了墨西哥革命大团结精神。卡德纳斯总统不单是给托洛茨基提供政治避难，而且宣布他是墨西哥政府的客人。 “总统的敌人喧嚣起来，甚至说什么总统是在托洛茨基影响下将石油公司实行国有的。敌人的喧嚣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原来支持总统的劳动者代表大会和现在声称不同意总统接纳托洛茨基的决定，表示将要为此而进行斗争。后来总统不得不通过我请求托洛茨基不要参与墨西哥的内部事务，并且为了安全起见，派警察对托洛茨基的住宅进行长期的安全警卫。”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度过了两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在这期间，远在北半球的那个红色帝国的执政者们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他，他们认为，他活着，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因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密谋策划着消灭他的的阴谋恐怖活动。 在墨西哥，第一起谋杀托洛茨基的阴谋活动发生在1940年的5月24日。 这一天夜里，瓢泼大雨像瀑布似地倾盆而下，在托洛茨基住宅门前，只有值夜警卫的脚步声。这时，一支约20人左右的军警混合小分队在一名身着少校军服的人的指挥下在黑暗中悄悄地向大门逼近。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并没有费什么事就缴了门外警察卫队的械。少校轻轻敲了敲门，门里仿佛有人一直在等待着，问了声“谁？”后就打开了门。进来的人似乎对这幢房子了如指掌，直奔卧室窗口和通向卧室和儿童室的门口，从窗外和房门外向房里一张双人床上毯子下的人猛烈射击。剧烈的射击声持续了几分钟。当来者确信床上那两位在他们到来之前还做着美梦的人此刻已永远进入梦乡以后，停止了射击，在少校的指挥下，登上原先就停在院子里的两部轿车——一部老式“福特”，一部新型“道奇”，带上那个开门放他们进院的人，风驰电掣般地驶出院门，一溜烟地消失在夜幕中。 清晨6时，墨西哥警察总监耶斯特将军和秘密警察首脑桑切斯·萨拉萨尔上校来到出事地点。他们走进托洛茨基的卧室，看见托洛茨基和夫人纳塔丽娅·谢多娃在睡衣外披了件外衣，正在等候他们。两位“受害者”表情非常平静，就仿佛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待客人在办公室里坐定以后，托洛茨基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向他们讲述道： “纳塔丽娅和我正在熟睡。正如你们看见的，我们的卧室在办公室和卧室之间。突发的枪声把我们惊醒。起初我以为这是庆祝哪一个宗教节日放的爆竹。可是不！这是某种武器的射击声。我们立即起床。纳塔丽娅拉着我，躲在墙角，逼我趴在地板上。就这样我们才幸免于难。当枪声停止和袭击的人撤走以后，我们发现卧室门口有一颗燃烧弹——他们四处扔了燃烧弹，目的是要烧掉这幢房子，毁灭档案。所有的人，当然包括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我正在写斯大林传，在这方面我拥有大量重要的资料。” 当墨西哥警察首脑问他们夫妇为什么能处乱不惊，如此平静的时候，托洛茨基说：“说实话，从两年前我刚来到这里时，我就等待着这次袭击，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会来的。因为我揭露了俄国如何占领波兰和芬兰的一部分，并使莫斯科和希特勒勾结的肮脏勾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这些声明引起了某些骚动。最近一次墨西哥代表大会就是在 ‘同列夫·托洛茨基 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口号下举行的。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高喊： ‘让 托洛茨基死！’” 托洛茨基住宅被武装袭击事件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墨西哥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也表现出严重的不安。墨西哥也为此发表了声明，要求警方以应有的方式处理此案，并指控“地方反动势力、被收归国有的石油公司的前老板们和北美帝国主义”是企图杀害托洛茨基的主谋。这份声明还认为谋杀托洛茨基的生命是对墨西哥的挑衅，要求立即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 警方经过长时间的侦查终于弄清，这的确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事件。主犯是“格普乌”①老牌间谍、法籍犹太人乔治·明克。这个人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曾在西班牙、日本和美国执行过重要任务。数月前他化名菲利普从美国费城来到墨西哥，与前西班牙战争参加者、墨西哥的老党员大卫·西凯罗斯 （即那位穿少校军服的人）等人一起，周密策划和组 织了这起武装袭击。袭击队员中有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及古巴人等，大部分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①　“格普乌”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克格勃”）的前身苏联国家政治安全局。 参与此次武装袭击的多数案犯最后并未能归案，有的逃往古巴，有的去了纽约，有的躲在苏联驻洛杉矶领事馆，然后逃往苏联。只有武装袭击的现场指挥大卫·西凯罗斯在墨西哥西部一处原始森林中被捕，法院以其犯有 9种罪行判处长期监禁。大卫在监狱中待了一年以后因其与新任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将军在墨西哥革命中有过一段友谊，被交保释放。后来他在智利定居。 此案中惟一的一位冤死者倒是那位在袭击之夜偷开大门里应外合者，这个人名叫罗伯特·舍尔顿，是一位美国财阀的儿子，狂热的斯大林主义信徒，在袭击前一个月才被派到墨西哥，充当托洛茨基的秘书。在侦察中，警方在搜查一处武装暴徒的活动据点时，从厨房的地下一米深处挖出了舍尔顿的已经腐烂的尸体。原来他是被同伙开枪打死后埋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原先十分喜欢这个青年，一直不相信他是“格普乌”安插在他身边的内线。后来，托洛茨基在他住过的房间里挂了一块铸铁板，上面刻印着死者的姓名、出生年月以及说罗伯特·舍尔顿是斯大林的牺牲品等等话语。这块牌子直到现在还挂在那里。 第二起谋杀是武装袭击未果三个月后发生的，这一次终于遂了莫斯科的心愿，将他们在政治上最仇恨也最惧怕的敌人治于死地。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托洛茨基的前任女秘书有一个妹妹，名叫希尔维娅，在纽约工作，是北美托洛茨基派支部的积极成员。1938年，她在被派往巴黎参加第四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期间，认识了一位富裕的比利时男子扎克·莫尔纳，这位风度翩翩、潇洒活泼的青年立即对希尔维娅表现出异常的热情，而希尔维娅也为这位男朋友的有教养的举止和出乎的大方所吸引，两人一见钟情。 代表大会以后，希尔维娅回纽约。有一天，突然接到扎克从纽约市内给她打来的电话，原来他也来到纽约，不过此时扎克的护照上写的却是加拿大公民福连克·杰克逊的名字，扎克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比利时逃避兵役，热恋中的希尔维娅信以为真，对此毫不怀疑。 一个月以后，扎克突然对她说，他已经受聘担任一家公司代办处的常驻代表，马上要去墨西哥。他离开美国时给希尔维娅留下3 000美元作为生活费（这在当时相当一个普通职员半年的工资）。第二年1月她也去了墨西哥，并且跟她姐姐原先一样，也当了托洛茨基的秘书。在墨西哥，她与杰克逊同居了。杰克逊每天开车送她去托洛茨基住宅上班，有时傍晚也在托洛茨基家大门口接她，但从未打算走进院子里一步。托洛茨基住宅院内警卫和院外警察们逐渐与他相识，有时也很乐意与他抽一支烟聊上一会儿。有一次杰克逊还热情地用自己的车送罗兹梅尔①夫妇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使得罗兹梅尔夫妇 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好感，称他叫“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这以后，杰克逊常邀请罗兹梅尔夫妇去豪华餐馆用餐和去郊外踏青等。 ① 阿尔弗雷德·罗兹梅尔是托洛茨基多年的挚友，法国创始人之一，著名作家和记者。罗兹梅尔夫妇于1939 年10 月把托洛茨基的小孙子谢瓦从巴黎带来后，一直住在托洛茨基家。 1940年3月，希尔维娅要离开墨西哥去纽约。临行前，托洛茨基让希尔维娅把自己的男朋友带到家来做客。他觉得她每次把自己的男朋友堵在大门外不大礼貌。但是，杰克逊没有来，他托希尔维娅带来话，说她不在他暂时不来。 正在这时，发生了武装袭击托洛茨基住宅的事件。希尔维娅立即打电话给扎克，对方回答说：“我最近很忙，没到他们那儿去，详细情况不清楚。” 还说，他越是了解这位俄国革命家，就越是从内心里怀有对他的真诚的同情。 他极为鄙视干这种事的人。 武装袭击后的第三天，罗兹梅尔夫妇要去韦拉克鲁斯港，然后从那儿乘船返回法国。当杰克逊开着自己的豪华“别克”来托洛茨基住宅准备送客人上路时，人们请他进去坐坐，并同托洛茨基、他的妻子、罗兹梅尔夫妇及警卫队长等一起共进早餐。纳塔丽娅也去韦拉克鲁斯选罗兹梅尔夫妇，在回程的5个小时里，他同杰克逊进行交谈：应当同意罗兹梅尔夫妇的看法，这确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从韦拉克鲁斯回来后，杰克逊有两个星期没有到维也纳街的那幢房子里去。6月12日他又来了。在同托洛茨基在院子里兔笼旁的大约10分钟的谈话里，他告诉托洛茨基，由于老板决定关闭公司，他要到纽约了，又说在自己离开时他希望把自己的“别克”留给警卫队的伙伴们使用。 一个月以后，杰克逊带着希尔维娅一起又返回墨西哥。但他不仅没有表现过要与托洛茨基见面的意愿，而且还似乎主动回避这样的会见。杰克逊显得有些焦躁不安，消瘦了许多，并且常常失眠，大白天一连几小时躺在床上，甚至不想与希尔维娅谈话。这时纳塔丽娅邀请希尔维娅和她的未婚夫来家里喝茶。这次会见在7月29日，时间仅一个多小时。 后一次会见在8月8日。杰克逊以希尔维娅的名义带来一束鲜花和一大盒糖果。在同托洛茨基的秘书们的交谈中，他第一次谈到了发展世界托洛茨基运动问题，提到了各国的运动领导人的名字，暗示他想对这个运动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在同托洛茨基的谈话中他重复了自己的建议，表示打算创办一个托洛茨基公司，还准备同托洛茨基一起去山里旅行。 8月17日，杰克逊又来了。他告诉托洛茨基他写了篇文章批判美国支部的某些打算离开托洛茨基的成员，他想听听列夫·托洛茨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那天阳光和煦，但杰克逊却带着礼帽，手肘上搭着件雨衣。 托洛茨基请杰克逊走进自己的办公室。10分钟后，托洛茨基与杰克逊一同走出办公室来到院子里。这时人们发现托洛茨基显然有些焦躁不安。客人走后，托洛茨基对妻子道：“他给我带来一篇文章 ，实际上是一篇草稿……，尽是套话，没有实际内容。我告诉他应当怎么写。再看吧。他今天的举止有些古怪——看不出一点法国教养的痕迹。往桌沿上一坐，帽子也不脱……纳塔，我看我们以后别再跟这个人来往了。”第二天早晨托洛茨基请秘书甘森去调查有关杰克逊这个人的情况。 8月20日，这天早晨托洛茨基起得特别早，很快梳洗完以后，就到院子里去喂兔子和浇灌他培植的仙人掌。这一切对纳塔丽娅来说，意味着丈夫今天的情绪特别好，意味着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工作日。 “今天最好不要有任何人来打扰，我要一直工作到傍黑。趁现在人家给了我个 ‘缓期’，纳塔，我就得抓紧时间。我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结实， 应当认真地坐下来写那本斯大林的书了，大家都等着读它哩。”早餐以后托洛茨基对妻子说道。 托洛茨基紧张地工作了一上午（其中还接待了律师利加尔特就5.24武装袭击案的来访），午餐后稍事休息一会儿又开始口授给《平民报》的回复。 晚5点是全家喝茶的时间，喝完茶以后他又立即走到兔笼边。这时他发现杰克逊还在那儿等着他。纳塔丽娅看见希尔维娅的未婚夫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心想：“又是他，怎么又来了？”也走了过去。 “我口渴得很，能不能请您给我倒杯水？”他跟纳塔丽娅打了招呼后，请求道。 纳塔丽娅又注意到他手中的雨衣和头上的礼帽。“您看上去脸色不大好，杰克逊。今儿整天阳光灿烂，您干嘛带着雨衣和礼帽？”纳塔丽娅问道。“希尔维娅怎么样？” 他没有立即回答，好像什么地方走神了。“希尔维娅？好，很好，谢谢。” “您是要把您的文章让我看看？那好，来吧！”托洛茨基道。 他们走进办公室。托洛茨基坐进桌边的安乐椅。杰克逊站在他的左边，靠近窗子。就在托洛茨基看完第一页，并准备翻看第二页时，杰克逊向后退一步，从雨衣下抽出一把登山冰镐，以全身的力气，用平尖头向托洛茨基头部猛凿下去。 托洛茨基突然向一根胀开的弹簧，猛然站起，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接着向杰克逊猛扑过去，竭力想抓住他的手，不让他再次袭击。托洛茨基用手推开他，冲出办公室，但这时他感到两脚瘫软，再也抬不起来，只得依靠在餐厅和凉台之间的门框上。纳塔丽娅看见他满脸血污，立即奔了过来。 “杰克逊……纳塔莎，我爱你……”说着，一头栽倒在妻子的怀里。 警卫们都冲了进来。托洛茨基道：“快把谢瓦看好……我感到……我认为……他要害他……他还要砸我，但我挡住了……” 办公室里传来了喊声。秘书和警卫们在狠揍杰克逊，用枪柄对着他的脸、头、脖子和脊背一阵猛击。 “啊，不，让他们不要打死他，要他讲话！”托洛茨基在呻吟中说道。 医生来了，检查了托洛茨基的伤势，尽量压抑着不安，对大伙儿说伤势不危险。但是托洛茨基用手压住自己的心口。 “我感到这里……我不行了……这回他们胜利了……” 警方在检查现场时发现，杰克逊事先把冰镐的木柄锯短了，用一根带子把它跟自己雨衣的衬里连在一起。在雨衣的右侧衣袋里发现一把长35公分、宽3公分的匕首，另一只衣袋里有一支45口径手枪，枪膛里有一粒子弹，另有8粒子弹在子弹匣里。 “带上这么多武器！”秘密警察首脑萨拉萨尔对自己的助手道。“毫无疑问，他是打定主意，今天到这儿来务必要把托洛茨基置于死地。他只所以没有开枪，是想在完事以后能溜走，你看他的 ‘别克’车开着门，车头朝着 科约坎大街……” 墨西哥的最好的医生们给托洛茨基做了头颅手术，但无济于事，他的脑组织受到了损害。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21日19时20分逝世。 凶手坚不吐露任何真情，这给侦察工作带来困难。警方的工作是在调查杰克逊所持有的那份加拿大护照开始取得突破的。来自加拿大的消息称：那份护照是1937年3月22日由渥太华发给一个名叫托尼亚·巴比奇的南斯拉夫出生的加拿大公民的。这个人持这份护照去了西班牙，后来在战斗中阵亡。 三年以后这份护照出现在墨西哥。警方认为这是证明杰克逊是“格普乌”的人的第一种证据。侦查中，警方还请求了比利时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协助。几天以后，比利时的外交人员告诉墨西哥警方：犯人自称出生于德黑兰，父亲是比利时驻德黑兰的外交官，但比利时在德黑兰的外交使团从来没有一个姓莫尔纳的人工作过；犯人又称他曾是比利时季赫斯摩军校的学生，而且同时在布鲁塞尔大学修读，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名册中均无此人；犯人还说他母亲住在布鲁塞尔的加福尔街1号，实际上布鲁塞尔根本没有这样一条街，只有一条瓦福尔街，而且这条街的1号是城里的一家大商店，根本不是民宅…… 墨西哥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基罗斯·库亚隆对杰克逊产生了兴趣，他为了弄清犯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史亲自前往西班牙调查。谁知这次调查却大大帮助了墨西哥警方。医生在马德里警察局的档案里找到了一个名叫拉蒙·麦尔卡德的人的材料，看到了这个人的正面和侧面照片，自然这就是今日的杰克逊。 这位西班牙员在西班牙战争期间被捕入狱，一直到人民阵线获胜后才出狱，出狱以后不知去向。医生带回来的照片和指纹消除了墨西哥警方的最后疑虑。 经过漫长的调查和审讯，扎克——杰克逊——拉蒙·麦尔卡德被墨西哥法庭判以20年徒刑。但犯人的监禁生活一直受到某国大使馆的关注，在狱中享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待遇：犯人在列库别里监狱中有一套装饰豪华的牢房，里面有一张双人沙发床，有个人书库、收音机，后来还有了新玩意儿——电视机，有专用厨房……他还在狱中结了婚，那个女人每月两次来到丈夫身边…… 这个执行别人意志而自己最终受到惩罚的人在经过长期监禁以后，于1960年5月被释放，先后在莫斯科、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度过了他的残余岁月。1978年他死于古巴，时年65岁。生前，他曾多次对朋友和记者说过： “你们怎么就不理解，那完全是另一个时代！如果换到现在，我可能会是另 一个人，做的也是另一种事！” 1972年墨西哥出版了前总统拉萨洛·卡德纳斯所写的一本日记，在 1940年8月21日这一天，作者写道： 托洛茨基今天死了。他是昨天被一个名叫扎克·莫尔纳的比利时人杀死的，这个人是作为朋友来访问他的。这个人是一个为托洛茨基敌人服务的狂徒，6个月前来到墨西哥，今年28岁。墨西哥公民里韦拉曾经申请允许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居留，因为别的国家拒绝给托洛茨基提供避难……人民的思想和事业不会因其领袖的逝世而消失，相反，他们会因为为神圣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鲜血而更加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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